翻译登载了我的文章。在由朝日新闻社在京都主办的题为“战火下的越南”和“文革中的中国”的国际专题讨论会上，还作为参考资料提交了上去。美国国务院的邀请不久，美国国务院负责中国问题的官员，通过编辑局长室，说是希望与我会面，说是想邀请我去美国。在美国国内可以自由参观。 在此期间，希望我能同美国的中国问题的专家及学者进行意见交换。时间是两个月。后来英国外交部也来了邀请。文革后，发生了火烧上海英国总领事馆的事件，而且谣传说要“武力解放”鸦片战争以来的英国殖民地——香港。应怎样看待“动荡的中国”？这是当时全世界最关心的事情，在日本也是议论纷纷。我很感谢美英的邀请，但我没立即回答，只说“让我再认真考虑一下。”因为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局势在不断地变化，我自己也没充分理出个头绪来。还有一点使我举棋不定的就是，当时中国一直遣责“美帝国主义是万恶之源”，特别是从美军“轰炸北越”以来，中国的态度就更坚决了。执笔《现代中国》正好在那个时候，有两三家出版社希望我能写一本简明易懂的分析文革特征的书。特别是中央公社论的编辑岩田，找了我好几次。文革以来，我分别在朝日新闻社的月刊《亚洲评论》，周刊杂志《朝日期刊》，杂志《世界》、《潮》、《中央公论》等杂志上，发表过分析中国局势的文章。但要把中国问题概括写成一本书，还没写过。我总觉得那是钻研有素的学者和研究者的事，几次都回绝了，但岩田却没罢休。——在中国，党中央高于一切，为什么还会出现“造反有理”和军队登场的怪现象？中国革命的英雄——毛泽东和刘少奇对立的本质是什么？要了解在新的社会建设途中的中国的2矛盾，分析弄清错综复杂连结在一起的、具有五十多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有着独特体制的人民解放军，和执行政策的政府这三者在组织上，人员上的特点和历史的机能，不是很有必要吗？——岩田热心地不断地这么劝说我。最后，在他的执着的坚持下，我只好让步。在自己还没很大的把握的情况下，就只好赶鸭子上架了。但另一方面，尽管是力不从心，但我也很想借这个机会就中国的局势和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作一个全面的概述。从1967 年2 月到7 月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我把日常工作外的业余时间几乎都利用了起来，尽全力执笔写书。我充分利用文革以来，像洪水一样涌现出来的红卫兵写的“大字报”及最新资料和信息。参阅欧美方面的分析和中苏关系发展的文章。还翻阅了好几本中国共产党史。报社的工作每天很忙，加上“玉石混淆”的消息满天飞，最主要是自己力不从心，写那本书真像是参加一场恶战。不过, 在遇到写不出来的地方，其它的先辈和朋友给了我不少宝贵的建议。决定去美国7 月中旬，书总算脱稿了。书名定为《现代中国——党、政、军》，八月下旬由中央公论社作为新书推出。写完书的后记，我觉得应该下决心去美国。为什么？就我自己来说，我跟中国有一种难以切断的关系。同时，日美关系对日本的安全保障又是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还有，当时一直被认为是坚如磐石的中苏关系已在极度地恶化，战后形成的“两极结构”已开始崩溃。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所要起的作用就增大了。这当然不是什么“孙子兵法”，但对我自己来说无论如何有必要了解美国的情况。我心里这么决定后，就去了一趟在东京惠比寿的中国特派员办事处。那是在去美国的三星期前。“美英两国政府发来了邀请信，我想去欧美视察两个月左右。我要去你们所说的万恶之源的‘保垒’，了解一下他们的中国观和对亚洲的政策。”我对我的中国朋友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打算。听了我的话后，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吉田，你去吧。回东京后，给我们讲讲美国和英国的感受。我们等着你呐。”更加严峻的中国局势那段时间，文革造成的局势日趋严峻。这年（1967 年）的“五一劳动节”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和陈云，没有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当时刘少奇国家主席的代名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35 月18 日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共同发表的文章里，把刘少奇的问题已看成“敌对矛盾”。 《红旗》杂志（第十一号）在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921 年7 月1 日）四十六周年的社论中，已提出了要“打倒”刘少奇了。支持毛、林体制并掌握实权的周恩来总理在1967 年当初，就文革中的党和国家的政治机构问题讲过，“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頁文革的总司令部，党中央文革小组是总参谋部，国务院是执行机关。”同年6 月26 日，周恩来在对日本参加科学仪器展览会访华代表团，第一次从理论上谈到了文革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文革有三个目的：①思想斗争；②夺权斗争；③培养革命接班人。这次革命是依靠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人民解放军和大多数干部的。只要成功地巩固这个体制，就能防止中国变质，战胜外来者的侵略。连接这三个目的的红线就是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但是，文革的舞台已开始从中央扩大到地方的夺权斗争，67 年以后，出现了新的问题。不轻易放弃即得权益的地方中层干部，后来连工厂以及农村生产队都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呈现出一种前途多难的局面。“地上本没有路……”8 月中旬，我从羽田机场出发。去美国和欧洲都是有生第一次。飞过日期变更线，在四季如春的夏威夷住了两天，养足元气后，经过旧金山，横断美国大陆飞往首都华盛顿DC。那是个大晴天。眼下是一望无际的小麦地和玉米地，每块田地之大令人咋舌。这使我想起了坐火车在中国大陆看到的那种景色。相比起来，我们日本显得多么渺小啊。一种羡慕之情油然而生。但是，尽管日本国土很小，但在这种多元化的世界中，今后要起的作用却越来越大。到了华盛顿，我马上跟国务院负责接待的官员商量了在美国逗留的日程。最后决定，两个月的日程安排路线是：华盛顿DC—威廉斯堡(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弗吉尼亚州)小石城(阿肯色州)－达拉斯(德克萨斯州)－ 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州) －苏城(艾奥瓦州)－费城(宾夕法尼亚州)－芝加哥(伊利诺伊州)－波士顿(马萨诸塞州)－纽约国务院的负责官员对我说：“你每到一个地方，当地人都会热情接待你的。各地的主要大学及研究机关的中国问题的高级专家们，都在等着你。不必顾虑，自由地去看看吧。”同时还派了一名英语讲得极好的日本研修生一直陪同我。招待得极其周到。我想，“好，这次我要无所不看，无所不问了。虚心坦怀地谈它个够。”4那时，脑子里突然冒出学生时代喜欢的中国作家鲁迅的一句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了”。现在还处于封锁状态的中美之路。夹在这两个大国之间的一名日本人，将要去走走这条路，尽管他能做到的是多么微不足道。一种临阵的紧张感涌上了心头。多元的活力美国之行，即愉快又有意思。美国面积是日本的26 倍，但人口只是日本的两倍。美国历史不长，但使其成为世界最强国的原动力，也许就是不受旧框框约束的精神。在这个“合众国”里，四十九个州都拥有极大的自主权，所以即能产生一种自由、多样性、富裕、活力的气氛，同时又能监督中央不合理的强权现象。所去的地方尽管有限，但令我高兴的是，从东部、南部、西部到中部及北部，触摸到了各个地区的特点。回想起来，两个月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在华盛顿，我去了少年时旗就非常憧憬的美国第十六代总统林肯纪念堂。在威廉斯堡，参观了再现美国建国初时情景的街区。在去有空军基地的诺福克的飞机上，跟坐在旁边的一位年轻的黑人军人的对话，给我印象很深。他一边拉拉军服的袖子，一边说，“过几天，还得去越南。真希望能早点脱下这身军装”。在南部的小石城，一位白人老太太给我作向导，使我了解到了黑人生活的一个侧面。在达拉斯，驾驭烈马的德州牛仔的竞技大会，令我好一阵兴奋。在加利福亚州的休息日里，我还跟那帮在金水桥附近的公园里，诉说和平与爱，反对越南战争的嬉皮士们进行了交谈。说是以后好作为话题，还开车跑到内华达州的里诺去玩了几次赌场.穿着工作服，帮着收玉米，修理牛棚.在纽约，参观了联合国总部，去了唐人街和黑人居住区哈莱姆。我强烈地感到，在这座美国第一的大城市里，除了白人以外，黑人和亚洲出身的人们形成了一种“多元的活力”。当然，我的美国之行主要是了解“美国的中国观”。就这一点，我想讲一下当时的情况。美国冷静的对华分析日益激烈的越南战争左右着中美关系——当时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是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他们有什么样的对策？——我在美国逗留的两个月期间，最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5苦于难以掌握真实情况“中国每一刻的动向，我们都通过全世界的情报网络，尽力做到点滴不漏地进行收集，但是，说句真话，真实情况怎么样，还无法作出一定的结论。”——国务院对中国政策立案中枢的克莱斯巴克，态度显得极其谨慎。然后，他若显无奈地接着说，“毛泽东.林彪和看起来还比较合理的周恩来（总理）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国防院负责极东战略及局势分析中心的霍兰博士也直率地承认了掌握中国情况的困难。他说，“星期一得到的情报到了星期三就变了样，遇到了星期四则被否定掉了。”在国务院内部，各种说法混杂一起，有中国要内战的说法；有毛主席的地位要下降的说法；也有在強荡中，以毛、林为主流的“新体制”会不断建立起来的说法等等。美国政府谨慎的态度也可以说是其无法做出决定性结论的一种表现。但是，官员们却一致指出，中国最高领导人决不是“昏了头”。他们而且还补充指出，中国有七亿人口（当时），丰富的地下资源，中国人有忍耐力、勤劳，现代科学水平也很高，而且有一支很强大的科研队伍。在这种谨慎的态度背后，高度的情报和冷静的分析一定在起着作用。谨慎地推察内情对中国的政治和思想有卓越研究的芝加哥大学唐作悟教授，很重视那年在华沙的美中大使级会谈。他指出，“美中双方在激烈的舌战中，都在谨慎地推察对方。值得注意的是，那次会谈后，文革变得更激烈了。”他说，特别是“对刘少奇进行公开严厉地批判，就是在华沙会谈后开始的。”在美国屈指可数的智囊团，洛杉机的兰德集团就“越南战争与中国参入的现实可能性”这个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集中探究。研究班负责中国军事战略问题的著名专家，阿丽斯·西尔女士说：“毛泽东一定判断美国不会马上就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大陆，才断然发起文革的。文革意在进一步加强国内体制，对越南战争不会直接有什么影响。美国国内在跨大其词地宣染‘中国的威胁’，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席上，一位苏联问题的专家问我，“轰炸北越要到什么程度，中国才会有反应呢？”我回答说，“一是如果轰炸北越超越了国境，炸到了中国领土内。二是胡志明政权要求中国参入，就这两种情况。”接着，我直率地指出，“不管怎么说，轰炸北越本身就是一个下策。美国只要继续轰炸北越，中苏尽管对立，双方都不会停止对越支援。日本大部分也是反对轰炸北越的。美国应当马上结束轰炸北越的行为。”分手时，西尔女士把我送到门口，小声对我说，6“我也从心里希望约翰逊总统停止轰炸北越。”这句话，我至今都没忘。注视解放军的动向负责中国问题的美国政府有关人士和专家们，特别注视人民解放军的动向，并以此作为了解文革的去向。在形成了中国研究一大中心的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和斯坦福大学，不少研究都在这点上花费了很多精力。例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查鲁玛期·约翰逊的见解是，“解放军的组织和机能，能多大程度浸透到地方各组织，是中国内部局势的关键所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一直推进这种理论的解放军，建国以来，在其指挥系统里，除了军事指挥官以外，还设置了政治委员，把最大的重点放在官兵的政治思想教育上。约翰逊教授指出，“文革开始后，解放军的组织和机能不断被应用到工业、农业、交通等各个部门。在中央组织似乎是成功了，但在地方组织是否能行得通，还是个问题。”美国的专家把分析的视点放在“党的中坚干部的去留”问题上，以此探究解放军以及文革的动向。还有很多是注重研究毛、林体制怎么对待和教育这些中坚干部的。比苏联还冷静的观察以文革为契机，中苏对立日趋激化，对此，可以说当时美国政府当局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在跟他们的交谈中，我强烈感到的一点就是，美国对中国现状的见解和苏联对中国现状的见解之间差距很大。“苏联领导人为了取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动权，给人制造一种中国不安全不可信用的印象。因此，在攻击中国的声明或文章中，宣传的因素很多。在研究苏联对中国的批判时，我感兴趣的不是其内容，而是其政治动机和时机。”在国防何霍兰特博士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一种稳健的想法，即“正确抓住中国的实情首当其冲。”远东战略的得力专家说，“对于美国来说，是该攻击毛、林派，还是该攻击刘、邓派，这本身就是个大问题。”如果攻击毛、林派，很有可能会刺激中国强烈的民族爱国心，弄不好反而会给毛泽东所奉行的跟“国内外敌人”作长期斗争从而推动革命的战略方针，提供求之不得的好材料。另一方面，假如反对派的“反扑”能成功，也许中苏对立会趋向缓和，社会主义各国统一行动支援北越和南越解放战线就会变得容易。7这种见解意味深长，它充分认识到了中国的局势将对美国的远东战略（包括越南、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的全局产生很大的影响。学习日本的研究方法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家在立足于宏观研究的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斯坦福大学的军事战略专家翰福利教授说，共同研究的最大课题是“五年后及十年后的中国和日本”。这当然是意味着要重视日本在亚洲的地位，但让人感到，研究的重点是在于美国要求日本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一点上。日本是被希望成为“封锁中国体制的一环，”还是成为“连接美中两国不可缺少的桥梁？”这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课题。翰福利教授战后曾作为军事要员在日本呆过很长时间，日本人对中国人的那“特殊感情”，他是很了解的。我访问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那天，正好哥伦比亚大学的威尔巴教授（中国近代史）来访，作有关国民党历史的讲演。到会者有三十四人，一半是美国人，另一半是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及亚洲来的研究者和学生。当时在香港很有名的友联研究所的专家也出席了讲演。他们中间有几个人说，“美国最近开始注意日本的中国研究了”，这话给我印象很深。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中既会中文又会日语的确实不少。像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权威跟日本的石川忠雄教授（前庆应义塾的校长）有着深交的哈佛大学的本杰明·希尔鲁教授就是其中之一，还有我见过的几位学者也是。当时，被认为很有前途的哈佛大学的爱滋拉·波哥鲁教授，能得心应手地使用中文和日语。无法与中国进行直接交流的美国的中国研究者们，不单单依赖“美国式的思维方法”，同时吸取在历史和文化方面跟中国关系最深的日本的“亚洲式的思维方法”，以此来排除研究中国时的不利条件。这种做法使得美国的中国研究更加充实，其结果也希望能反映到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对华政策上。夹在美中两国之间的日本，不管怎么说，总希望“美中冲突”能够避免。在香港问题上动摇不定的英国两个月的美国视察结束以后，我在10 月上旬，从纽约飞往伦敦。在空中客车朝着中心街区的维多利亚站飞去时，沿途的景色给我的感觉是，“虽说美英是‘亲戚’，但风景却绝然不同。”虽说是亲戚之国机窗外没见到过高层建筑。也许是刚从摩天楼林立的纽约飞来的缘故，伦敦的建筑物显8得特别低。但仔细一看，跟日本式的“兔子窝”不一样，每一栋房子的占地面积很大，给人一种细工雕刻昂贵舒适的豪华感。曾在世界各地拥有殖民地的“大英帝国”长年的蓄积，由此可见一般。我对坐在我身边的一位五十岁前后的绅士说，“美国和英国，真是完全不一样啊！”他回答我，“是啊”。但绅士的话音却有点发抖。“美国自夸有巨大的财富和力量，但它毕竟还年轻。他们现在在越南及世界各地干的事，跟我们从一百多年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时所干的事完全一样。用不了多久，就会有像我们现在一样的心情。”绅士是位美术商人，经常去印度亚大陆及东南亚各国。也许看到我是一个初次访欧的日本记者，才对我讲了他的经历和见识吧。我只看到建筑物和风景这些外观上的区别，他的话使我得到了一种难得的、预料之外的启发。到了古香古色的沃尔朵鲁夫饭店后，我就给朝日新闻的伦敦分社打电话。畏友白井健策特派员（后来的国外通讯部的部长，“天声人语”栏目的执笔者）把英国外交部的日程安排告诉了我。在伦敦逗留的半个月时间里，精通英语的白井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陪我去外交部，大学、研究所等会见要人或专家，还帮我当翻译。“大英帝国”的今昔在伦敦所见的中国及亚洲问题的研究者的见解，与在美国各地交谈过的专家们的见解，总觉得有不同之处。怎么说呢，就是让人感到一种历史和文化的深度吧。正如在空中客车中那位绅士所说的一样，也许是英国在一个世纪前就跟亚洲有着很深的关系的缘故吧。事实上，英国曾把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香港作为殖民地统治过。在中国大陆，从鸦片战争以来，曾享受过不少“特权”。因此，接触面就不单单限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而延伸到宗教、社会、文化等多方面。但是，昔日“大英帝国”的繁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衰退，对世界（包括亚洲）局势的影响已全部让位给了年轻的大国美国。特别是在对中国及越南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最新的研究领域里，也显示出无法敌过把产业、军事、官方和学术连成一体的美国的力量。英国很多的政策立案者或专家，也承认这一点。一位在东南亚研究方面，很有名气的伦敦大学的教授说的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们参加美国的科研小组，协助搞信息分析。”担心武力解放香港当时英国最敏感的话题是“香港会怎么样？”9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上海的英国总领事馆被烧的事件。而且还有小道消息传说“要武力解放台湾，”搞得英国政府当局神经过敏。在这儿，我简单说一下那次去英国外交部拜访的情况。一辆我身分配不上的豪华轿车，劳路斯路易斯，接我到一间宽敞的会议室里，十来个负责中国和日本的官员已在等着，都是些经验丰富的行家。“香港没事吧？中国会不会用武力解放香港？”突然有人问这样的问题。我尽力保持冷静，鼓足勇气回答说。“Wait and see。我坚信，不会发生武力解放。”“为什么？中国不是出现了中央控制不住的局面吗？”紧接着有人问。我回答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完全掌握着军权和外交权。大陆内部发生的个别例子权当别论，即使香港问题是建立在不平等条约上，但也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国际条约。用武力来解放，退一万步也不可能。”接着，我列举了“七个理由”。后来想起来，真是班门弄斧，但当时确实是凭借自己浅显的经历和分析能力所作出的见解。而且，我觉得当大家都在犹豫，担心的时候，我还是最好明确地说“Yes”，或“No”。参考当时的笔记，在这里简单地述说一下那“七个理由”。举出七个理由作出否定①中国在中苏论战的过程中，接触到香港和澳门问题时是这样叙述的。“我们对帝国主义国家要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我们一贯主张，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未解决的问题，等到条件成熟后互相对话，和平解决；在未解决前，维持现状。比如，香港和澳门问题及双方还没划定的国境问题等。”这是最高领导人的见解。②当前中国对外战略的“主要矛盾”是美国和苏联，跟英国是“次要矛盾。”过去，英国把香港作为侵略中国的据点，现在情况变了。③对中国来说，香港是向西方敞开的唯一的窗口。他们不会采取攻击而关掉一个重要窗口的下策。④香港给中国带来极大的经济收益。中国对香港贸易的黑字在不断增大。所得收益用于填补从西欧各国、日本、加拿大等国购入成套设备和国家建筑材料时的赤字。⑤中国的内与外，各种各样的重要情报都是通过香港来勾通的。其中不但有有关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而且还有有关军事科学、尖端技术方面的重要文献。⑥不可忽视中国与居住在香港的三百六十五万多(这是当时的数字，现在是六百万左右)的中国人，进而以东南亚为中心及世界各地的高达数千万的华侨，华人社会包括给“中国大10陆寄钱”的那种多方位的亲缘关系。⑦香港是一个“仇敌”也能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和平共处”的地方。这儿特务工作者的“情报活动”进行得很厉害，同时探索改善内外关系的活动的也在悄悄地进行。列出以上七个理由以后，我概括地说，“总之，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但它明里暗里给中国提供的利益却涉及到多方面。用武力解放香港的话，这些利益可以说是全部都要失掉。久经考验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不管文革多乱，应该是不会采取这种下策的。”“周总理的话”是有力的依据我的见解并不是什么高见。但英国外交部的那些行家们竟一边儿听一边儿一个劲儿地记笔记，使我诚惶诚恐，但又有一种“自我满足”感。在我的见解背后其实有一个很有力的“依据”。那就是跟中国大陆有着极深关系的我的一位香港朋友曾告诉我，“周恩来总理说过，不用武力解放香港”。在英国的所见所闻，有很多想写的，但就先讲这些吧。1967 年10 月下旬，我结束了长达两个半月的美英视察访问，在秋高气爽的秋天里回到了东京。去国外通讯部编辑那儿报告回国时，他告诉我，“中国记者打了好几次电话来了哟。”几天后，我去了一趟惠比寿的中国特派员办事处，大家都来欢迎我。我讲了一下自己的视察感想后，我说，“美国是存在如大家所说的那种‘万恶之源’的东西。但尽管与我们在思想上有差异，他们那种基于庞大的情报收集网而进行的多角度的中国研究，不愧是具有宏观蓝图，使我学到了不少东西，真得要好好儿谢谢他们。”1第五章 在东南亚看到的中国形象第一次作为特派员去东南亚话题稍微跳一下，在这儿我想简单讲一下自己第一次作为长期驻外特派员时的体验。1968 年10 月，当时的国外通讯部部长渡边敏对我说，“曼谷的分社关闭后，还要暂时关闭雅加达分社。你去新加坡开设新的分社，跑东南亚各地吧。”首访印度尼西亚跟现在不同，当时海外分社还很少。在东南亚，只有报道越南战况的西贡分社，和设在西亚印度的新德里分社。这次的“赴任”值得感谢，但这么重要的任务是否能完成，说实话，真是感到有点不安。但大家都劝我说，“人生到处是青山”，于是我就飞往了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印度尼西亚人口超出日本,是东南亚最大的国家。正值雅加达分社关闭，有必要一定要见一下印度尼西亚负责对外关系的外交部长阿达姆·玛利克，请他在今后的采访报道方面，提供协助。但要求会见的申请已递上去五天了，还没有回音。没办法，只好求当时驻印尼的八木大使帮忙，可大使说他两个星期前递上去的会见申请，现在还石沉大海呢。于是我下决心去找负责安排与玛利克外交部长会见的外交部情报总局长。他指着桌子上一堆堆积如山的会见申请说，最快至少也得十天。真是到了穷途末路了，但我还是不气馁地交涉。总局长再一次仔细地看了我的名片，问我，“吉田先生，你跟那位有名的吉田首相是什么关系？”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啊，对了，他是我的祖父”。他看着我的脸，又问是不是真的。我不避开他的视线，眼神里断言，“那还有假？”当然我跟首相并无“血缘关系”。但祖籍同是高知县，可以说有“地缘”关系吧。“请稍等。”总局长说完就离开了座位。十分钟左右以后，他返回来，笑咪咪地对我说，“明天上午10 点，请到这儿来。”从那以后，每次去雅加达时，玛利克外交部长即使是有重任在身，都与我会见，透露一些重要的情报和暗示，在各方面对采访给予了协助。2以新加坡为据点离开雅加达后，我来到新加坡。先暂住在饭店里，开始为开设成为今后采访据点的分社到处奔波。当时在新加坡只有共同社和时事社的分社，日本报社的据点一个也没有。我的重要任务也就是要找到一处即能最快收集东南亚各地的消息，又能方便地与东京总社进行联系的据点。我首先去了跟朝日新闻社关系很深的路透通信社驻东南亚的总局。当时的局长叫基米·汉，是一个韩侨，一看就是一位精悍但细心的人。经过交涉，他爽快地答应把总局的房子让一间给我们。在总局长的手下，包括编辑、采访记者、计算机打洞员一共有五十多个人。在这儿，可以及时收集到范围广泛的亚洲各地的消息，包括越南局势方面的，还有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老挝、柬埔寨、澳大利亚及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的。跟东京总社的采访联系，通过跟路透通信社签定的“特别合同”，进行得也很顺利。下一步的工作是，要做到在东南亚的范围内如果发生了什么大的事件，能说走就走。当时，每次离开新加坡去其它国家时，都要申请回新加坡的“再入国签证”。申请那个签证一般都要花一天时间，因此我觉得有必要申请新加坡政府给我们签发能多次自由出入国的签证。在管理严格的新加坡办这手续真不容易，但幸运的是考虑到是新闻局，一个月以内就批下来了。华侨与华人的不同之处对我来说，在新加坡还有一点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国家虽说是一个中国藉、马来籍、印度籍的“复合民族国家”，将近有百分之七十五是中国籍，中文（华语）可以通。从福建、广东等省来的“华侨”（借住海外的中国人）很多。刚开始，我认为他们肯定会说自己是中国人。但他们却异口同声地说自己是“新加坡的华人”。在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其他东南亚诸国也是同样的说法。真正理解他们的心理我还真花了一段时间，不过只要重新回顾一下第二次大战后在中国大陆及东南亚出现的历史大变迁和相互的磨擦，也不难理解这些人的心情。关于这一点，后面有机会再叙述。在这儿要说的是，与“华侨”区别开来使用的“华人”，是指离开中国在国外定居，并取得居住国国籍的中国人。速飞巴基斯坦分社开设后，住的地方也定了下来，工作也慢慢走上了轨道。转眼到了69 年3 月下旬，家人也从东京来了。但就在分别了三个半月再会的那天傍晚，东京总社来电报了。“巴基斯坦形势不妙，可能要发生政变，速飞卡拉其”3新德里的特派员不巧去阿富汗出差了。这可是大事。把刚到的妻子和岳父托人照顾，拿起有关巴基斯坦问题的资料文件，我就坐上了当晚的飞机。第二天早上，从在卡拉其住的地方给总社打了电报，然后去日本领事馆和大商社收集情报。原来是就收拾国内的混乱局面，阿由布·甘总统和布托外交部长间发生了激烈的政治争论，但没有要发生政变的紧急事态的动向。刚想把这个情况跟东京联系，回到饭店一看，东京又来了电报。“情况紧急。马上与布托氏会见。”——这是不容分说的命令。东京和现场之间在感觉上的不同使我感到困惑，但我还是开车马上来到了布托邸。布托氏身材魁梧，皮肤黝黑。听到来意后，他爽快地把我让进了会客室。他刚一开始批评他的政敌阿由布·甘总统，他的大儿子就抱着收音机进来了。听了用旁遮普语广播的新闻后，他突然说，“发生政变了。军部掌握了政权。阿由布·甘恨我，把政权转让给军部了。我什么发言权也没有了。这次会见就当没有发生。”我一时目瞪口呆，只说了一句“政权转让军部的消息是从您这里得知的，这一点希望能让我们写出来。”就跑了出去。直飞悉尼用日语写的罗马字把政变的第一消息打好后，就拿到电信局去发，但那儿已开始了严格的检查。负责发报的人说“意思一点儿也不懂，”要我翻成英文。简直是花费两道工夫，浪费了一个小时。接着，打电话接通了东京，一些烦锁的地方刚用日语一说，就听到被监听的电话那头有声音，好不容易才接通的电话“咔嚓”一声就给切断了。这下可糟了。下一步能用的手段就只能是依赖一家大综合商社的专用电传了。幸运的是那儿没人知道，所以没有被检查。从第三条报道开始就顺利了，而且可以用日语发稿，真是帮了大忙。由于只有朝日新闻社是在政变前就飞到了现场，所以遥遥领先了事发后才蜂拥而来的其它报社发出的消息。当时，巴基斯坦分成东西两部分。我从西巴基斯坦的卡拉其，伊斯兰堡飞到东巴基斯坦（现在的孟加拉国）的达卡，进行了连续不断的采访。根据自己的判断，在雅非阿·甘地将军就任大总统的军事政权下，巴基斯坦的局势已开始走向稳定。于是我把总结的稿子发出去后，就准备回到采访据点新加坡去。这时，从东京又来了电报。“辛苦了。采访很好。”可接下去是“亚洲开发银行总会后天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召开。日本的大藏大臣福田赳夫也要出席，东京就不派随行记者了。你直飞悉尼，采访总会情况。会议结束后与福田大藏大臣坐同一班机，在机仓内进行采访。”4我这东南亚新任特派员的生活，就是这样开始的。“人种骚动”的冲击和教训在新加坡开设采访据点后，作为东南亚的移动特派员，我最初碰到的冲击性的事件是发生在马来西亚的由于大选引起的“人种骚动”。马来西亚大选在复合民族国家马来西亚,构成两大种族的马来籍（占百分之四十三）和中国籍（即华人，占百分之三十三）之间由于对立造成了死伤者达五百人的“流血惨案”。这次事件给拥有华侨及华人社会的其他东南亚国家很大的冲击。对负责中国问题同时又负责范围广泛的亚洲问题的我本人来说，也是一次极富有教训的事件。1969 年5 月10 日，以马来西亚全国（西马来西亚、紐巴 , 萨拉瓦克）举行的十二年以来的第一次大选中，被称为“建国之父”的拉曼首相领导的执政党联盟党，取得了胜利。这个联盟党是由马来人组织的统一马来亚国民组织（UMNO）马来亚中国人协会（MCA）马来亚、印度人会议（MIC）等组织构成的。产生新的矛盾的主要因素是，以中国籍市民（华人）为主体的在野党，民主行动党（DAP）及马来西亚人民运动党（MPM）取得了大量的议会席位。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各人种的绝对平等性”。对执政党联盟党口头上说“复合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繁荣”，但在规定的各个方面却采取“马来人优先的政策”的做法一直是提出抗议。民主行动党（DAP）从一个席位一下跃到占有十三个席位，马来西亚人民运动党（MPM）第一次参加选举就获得八个席位。这也反映了华人的长年不满。结果，执政党联盟党成员之一的马来亚中国人协会（MCA）却惨遭败北。MCA 会长兼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