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格上老老实实地填了“家有若干汇款”，结果不容分说就被拒之宿舍大门之外。事已如此，东京的生活只好一切从打工开始。最开始的工作就是“挤牛奶”，吃住在雇主家。打工的地方就在中央线的东中野车站向西南走七、八分钟的地方。东京空袭后的残骸依然四处可见，在残留着约一块二百来坪（约六百六十多平方米）地的一角，有一间小屋，里面饲养着八只山羊，小屋旁边围着栏栅。小屋是一个简陋的板房，里面只有一间六帖大的地板屋和一间三帖大的没铺地板的房间。雇主同一个三十来岁姓K 的住在里面，再加上我这个新来的“闯入者”。因为白天要上学，所以早晚的工作特别够呛，而且没有星期天。再加上把“住宿费”一9扣，到手就分文不剩了。每天早上我四点半就起床。挤奶、消毒、装瓶。早上K 去送货的时间里，我就准备早饭。然后去上学。当时，大部分的学生是穿校服带校帽、背皮革的书包。而我是穿着已故父亲的棉衣改做的外衣，没有帽子。用包衣服的包袱皮包着书，脚上穿着木屐。下午3 点后，从学校回来，就推着拖车，到豆腐店和米店买回“豆腐渣”和“麦糠”。把从购奶的用户那儿收集来的菜头和水果皮跟这些东西搅拌在一起，拿去喂山羊。然后是洗“奶瓶”、“挤奶”，准备晚饭。晚饭后洗碗，给山羊喂好夜食，10 点后去公共澡堂。快12 点时才能睡觉，一倒下去便睡得死死的。第二天早上四点半起床。每天就这样千篇一律地渡过。母亲每个月给我寄来两三封信。月末的信里，一定要随信寄来三千日元。当时母亲的工资，由于物价的上涨，加到了每月五千日元。母亲把每月工资的一大半都给我寄来了。留在乡下的弟弟妹妹们，不知是过的怎样的日子。每每想到这些，心里都隐隐作痛。母亲寄来的信我从不在别人面前打开，而是走到外面，在月光下细读。每次读信都是泪流满面。“我为什么非来东京？是为了吃而活着，还是为了活着而吃？”破旧的学生宿舍的生活我这样不断地自问自答。半年后的10 月中旬，我下决心离开了打工的地方，偷偷地溜进了学校的学生宿舍。刚开始觉得矮人三分，但在穷伙伴们的温情感染下，慢慢地也就习惯了。外大的学生宿舍，可以说是东京最宽但也是最破的。一间十六帖到十八帖的房间里，住六个人。房子的建筑很粗糙，到了冬天寒冷的北风便从门缝里毫不客气地往里钻。大家都钻进壁橱里，把苹果箱子当桌子，用台灯来取暖看书。睡觉是睡在榻榻米上面，早上起来时，前一天晚上用来取暖的喝剩的白开水早已冻得硬棒棒了。尽管这样，但在这儿可以得到精神上的自由和充足的时间。不久，我得到正式批准住进学生宿舍。上大二的时候，我参加了学生宿舍举办的选举，当选为“委员长”。说起来也许很丢人，当“委员长”最大的好处就是因为“委员长”和“炊事委员”可以不交伙食费。从那时候开始，我这个出身乡下的单纯的学生也开始懂世故了。破旧的学生宿舍也有其快乐的时刻。那就是每周一次巡回来到的合唱练习。附近的街道工厂或中小企业里的年轻工人也可以来自由参加。除了日本、俄罗斯的民歌外，中国的民歌也学会了不少。合唱时，我一直是唱男低音的。那时学生宿舍里，经常有左派团体或党派关系组织的人来劝诱我们加入，我是什么组织也没参加。但是对于学生运动，我也有我的主张。当时，我是东京都内的学生宿舍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曾积极参加过阻止对贫穷住宿学10生的生活和权利的侵害行为的活动。其中有一次是当时的自治厅下的通知，说是要把地方籍学生的选举权转到父母家的户口所在地。其目的是想把城市里强硬的左翼政党的支持票给分散开。我们外大住宿生带头表示反对。我们到自治厅和区公所去进行陈情和抗议。每天早饭一完，就把食堂的桌子抬出去，到中野站和东中野站搞签名运动。那时候，本来对学生运动不关心的人也都来参加，我们获得的签名人数比东京都内任何一所大学学生宿舍的都多，这在其它大学也成了话题，还有不少别的学生前来我们学校取经。毕业论文研究《矛盾论》上大三后，我搬出了学生宿舍。那一年，我找到一处便宜的“住处”，一边送报纸，一边看书准备毕业论文，毕业论文的题目是——“论毛泽东《矛盾论》里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黎明前的中国，存在着繁多复杂的矛盾。毛泽东指出，在这所谓的矛盾中有两个是起支配作用的矛盾。一个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另一个是“中国内部的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的压迫沉重的时候，前者是主要矛盾。而其压迫减轻时，后者就成为主要矛盾。但是，这两个主要矛盾有着其主要的方面和次要的方面。在革命未成熟的阶段，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中华民族和人民大众的力量处于次要的方面。但随着革命的发展，次要的方面就转换为主要的方面了。使我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就“事物的性质”所论述的一段：“事物的性质是什么？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因此，主要矛盾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发生变化，事物的性质也随之变化”。这段文章以前我看过很多遍，不过是一目而过。但作毕业论文再重读这段文章时，给我的印象越来越深。自己往往容易陷入把事物的性质看作固定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里，毛泽东这段话给我了启发，使我有了新的认识。我充分利用我自身的体验和思索，完成了毕业论文。尽管是四百字一页的共35 页的小论文，但指导论文的一位历史学教授却给了很高的评价，说：“能变成自己的东西写出来，挺不错。”上大四后，我搬回到学生宿舍。尽量减少打工时间，准备就职考试。校内就职商谈时，清水元助主任教授对我说，“你当新闻记者吧。有可能的话，最好是密切注视中国及亚洲的新动向”。但田中清一郎副主任教授却对我说：“你去乡村当小学教师最合适。这是培养下一代年轻人的重要工作。”11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当记者的道路。而三十五年后，我在朝日新闻下属的“朝日中国文化学院”教上了中文和中国概况。这也好歹算是顾全了已故的两位恩师的嘱托吧。原注1)：部落问题这里所说的“部落”,就是指“受歧视部落”.在德川幕府时代政治性制定的士·农·工·商·秽多(即贱民,译注)·非人这一制度中,与“四民”(士，农，工，商)有别,被贬为“秽多,非人”議人们集中居住的地区被称为部落.据《广辞苑》和《朝日现代用语·智慧篇》(1993 年版)等登载,“秽多,非人”是指在江户时期被贬为贱民的人们,他们不从事生产性的劳动,在社会底层从事游艺、押送罪犯、掩埋尸体等工作。1871 年(明治四年)的解放令废除了秽多·非人的称呼,从而转用“特殊部落”这一蔑称。此外,还有“未解放部落”这一称呼,在1969 年开始的对受歧视部落的行政改善之后,在法律上对得到了改善的部落称为“同和地区”。据1968 年的政府调查,“同和地区”在日本全国一千一百二十七个市町村的四千六百零三个地区里约有一百一十六万人。按地区来看,包括关西地区在内的西日本占78.8%,关东地区占13.7%,中部地区占7.5%。另外,据这个问题的研究权威——解放出版社的《部落问题事典》上的记载,部落问题的现状如下所述。“现在,在法律和制度或在社会身份上,不存在部落或部落民了。而且,日本国宪法第十四条上明文规定∶‘所有的日本国民在法律下面人人平等,不因人种·信条·性别·社会门第的原因,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关系上受到歧视’，表明了尊重基本人权的理念。因此,表面上部落歧视这种非民主的对人的歧视是不可能有的。可是，就是这个不可能有的东西,客观上却依然存在,这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六千个部落,三百万人’布满了日本全国。”此外,还指出了以下真相。“在法律上、制度上对部落的身份上的歧视已经在表面上、形式上消灭了。因此，连要统计有多少个部落以及其部落的人数这个问题本身都成问题。而且,在法律上、制度上已经不存在部落了，所以要指定或判断这儿那儿是部落,这也都谁也作不到了。然而,事实上,由于错误的社会传统观念和偏见,长期以来被看做是部落的地方,而且现在也一直是那么看的地方就是真真实实的部落,在这个所谓的部落里出身,部落里成长，现在还住在部落里的人们,还有不久前流入到部落里来的人们,或是虽然居住在部落外面,不久前与部落有了血缘关系的人们,他们都被看成是部落民,这点正是当今的现状”。1第二章 主管中国采访的记者之路当上新闻记者,留学香港深造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的轨迹”。我为什么选择了新闻记者的道路，在此略写一笔。用同一视线来写在我心里有一种强烈的欲望，那就是要捕捉生活在不同社会的不同人们的模样。尽可能地一视同仁地看待，从中抓住重要的信息来进行报道。具体地说，主要是以下两点。第一点是,不管社会地位的高低和贫富，应该人人平等。当时我就这么认为，“在守节度的范围之内，对方是总理大臣也好，或是‘日薪二百四’（注）打零工的大叔大妈也好，大家都是一样的人。不管对方是谁，自己有不到之处，应屈身请教，对不合理的事情应大胆提出自己的意见，该批评的时候就应毫不客气。”第二点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实行“脱亚入欧”，近代化有了进展。在很多日本人心里，认为欧美诸国是“将校”，日本是“下士官”，而亚洲其它各国则是“兵卒”。这种看法应该要把它消除掉。“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其实，我自己也被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和国际政治的现状所愚弄，几次都差点儿脱离常轨。但回想起来，自己这个看问题的基本立足点现在也没变。进了朝日新闻社后，我先在浦和分局，后在山形分局呆了四年半多一点儿的时间,接受了新闻记者的基本训练。后来回到东京总社的社会部开始当一名无名小卒──“事件记者”。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周围有不少优秀的前辈和同仁，作为一个人，作为一名记者，跟他们一起渡过的时光是我青年时代的 “无价之宝”。在社会部，每天都是你追我赶力争上游。一年后的一天，当时的社会部部长田代喜文雄，我后来的证婚人（后升为东京总社编辑局局长，朝日电视台台长，现已故）对我说，社里准备派我作为“语言留学生特派去香港”。并希望我努力学好中文，学会中国人对事情的看法和想法。挟在大陆与台湾之间当时，以日本和美国为首，西方主要国家都承认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内战时期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中华民国）。这些国家跟1949 年10 月1 日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即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建立外交关系。国共双方都主张自己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权”，互视为“仇敌”，隔着台湾海峡对峙，局势紧张。2日中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但大部分的报道机关一直非常关注中国大陆的动向。在以美、苏为主的战后东西冷战的体制下，实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除了特殊情况以外，严格控制西方所谓“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进入中国。在国共双方强硬对立的这种情况下，朝日新闻社曾犹豫过是否把“语言进修”的留学生派到台湾去。但培养研究拥有世界最多人口，历史上、地理上都与日本相邻的中国大陆的人材，对新闻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这种情势下，把语言进修生派到挟在大陆与台湾之间的，但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也可以说是一个“苦肉计”吧。第一批派到香港的留学生是同一大学比我先毕业的伊藤齐记者（现任丽泽大学教授），第二批派出的就是我。生疏了的中文1962 年（昭和37 年）6 月，带着期待与不安，我有生第一次踏上了香港的大地。学校是香港大学东方研究院，在马蒙院长（后任中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现已故）的指导下，进修中文和中国概况。也许香港是英国殖民地的缘故，当时的东方研究院里有来自英国、印業、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联邦为主的国家,也有来自美国、法国、西德等国家的外交官、大学教授、军事专家及宗教方面的人士。从日本来的外务省和亚洲经济研究所派的年轻逸才，加上朝日新闻社派来的，一共三个人。大学毕业后的六年多里，我全身投入了新闻记者的基础训练之中，中文（一般叫北京话，在中国大陆叫“普通话”，在台湾叫“国语”）早已忘得精光。而且香港一般的日常会话用的是广东话，要学好语言可真不容易。更头疼的是，住在香港的人有很多是从中国大陆各个省市——上海、山东、四川、湖南、福建等地移迁来的，他们的“北京话”都带有“口音”。我只听得懂百分之二十。面对这种可悲的情况，最初的半年里，我上学可是拼了命。开始三个月上中级班，后来三个月上高级班。上午三个多小时，上的是用报纸或小说作为教材的中文和英语课。头脑一直处于“超负荷状态”。在香港，我住在中国人的家里，放学回家吃完午饭后，按习惯午睡一个小时左右。除了星期六和星期天以外，每天下午两点后，聘请家庭教师来辅导。我的家庭教师叫李孔兴，是一所小学的老师。毕业于中国厦门大学，专攻教育行政学。家庭辅导主要是练习简单的会话，学习短篇名著集。李老师真不愧是老师，有时过于热心到了非要我把名著背下来不可。一到傍晚，就去繁华街，到一般老百姓的“饭店”去吃晚饭。我经常叫上李老师和他的朋友，一边吃时鲜的菜，一边喝啤酒或老酒。对方全是像李老师一样几乎不会日语的人，刚开始真觉得日子过得紧张，恨不得一天就把中文学好。3体验两次“飞跃”作为一个报道外国的记者，必不可缺的就是与异国人们之间的交流。对方在说什么，自己应怎样去应对。“听”与“说”可以说是作为国际记者的绝对不可缺少的基本“技能”。我自己都觉得自己的中文学习是如坠雾海，但不可思议的是，它也有突然开窍的时候。那是一种奇妙的体验。我每天刻苦学习，可是进步很慢。但有一天却突然觉得有了“飞跃”。第一次是赴任的三个月以后。中国人说的中文，突然有一天自己连想都没想竟然一下子就听懂了。第二次是六个月以后。这次是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基本上都能用中文表达出来了。正好这个时候，香港大学高级班进行了结业笔试和口试，这真是好时机。口试的题目是当时广为话题的中印纠纷，中苏对立，英国EC 的加盟等问题，我被三个教授接连不断地提问，虽不能说答得十分全面，但全部都是用中文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成绩通知单上的“听”、“说”、“读”、“写”各栏里全都是“优（Very excellent）”。我心里不知不觉地大喊：“太棒了！”留学的期限是一年。前六个月在东方研究院进修，后半年时间，我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把主要精力放在采访香港这个社会上。但这段时间不用写报道，可以自由活动。从1962 年6 月到63 年7 月，我在香港的中国人社会中生活了一年。这一年使我认识到，在日本看过的书里，或从采访过的中国人的那儿所得到的对中国的印象，有着很大的距离。在香港，我亲眼看到了在激烈的政治变动中，坚韧不屈，顽强生存的香港的中国人的形象。这也是我自己对中国及中国人的感性认识的领域，一点点扩展开的一个过程。非二者择一的生活智慧回想起来，我在香港留学的一年（1962 年6 月——63 年7 月），正碰上中国大陆从59 年开始的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政策受挫后，实行一系列调整缓和政策的时期。尽管当时出国是严加控制的，但结果跑到香港的人还是不断增加， 一时香港被称为“难民云集处”。有吃的穿的就行在进行社会采访时，我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批判大陆的政策。刚开始时，我心里还一直想着，“你们这些人自己不参加祖国的革命和建设跑出来，有什么资格说这说那。”因为在去香港前看的书里，或从去过中国的人那儿所得到的印象和宣传是不一样的。但听了不少的证言以后我当初的想法才开始改变了。62 年12 月，一个朋友告诉我说，“我亲戚家里从大陆来了一个老太太”。我一听，马上就4去见了那位老太太。我问她生活状况，她一开口就说，“我上了年纪，不能干活，所以计划供应很少。”“一天有两顿是稀粥，即使是老年人吃了也肚子饿。副食品只有蔬菜。就是计划供应的那一点点儿油， 一放进铁锅就都蒸发掉了，质量很差。”穿衣服也成问题。“五个人一年的计划供应全加起来，只能给大人做一件上衣，或给小孩做一套衣服。”这只是一个例子。当时从大陆跑出来的人，异口同声地说：“有的吃就算了，有的穿就行了。”这种说法是意味着最低限度的生存。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有忘记这句话。批评人民公社化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多香港人对以下几点公开表示不满：①大陆同胞吃的穿的不够；②浸透在“中华民族”的生活里已有五千多年的传统和文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③上面对政治.思想管得太严，精神上的压力过重。专攻农业问题的一位T 教授说，“中国有史以来，不遭自然灾害的年份可以说没有。近代一百多年内，又是连续不断的‘兵灾’（战争引起的灾难）。中共政权建立后，国内已没‘兵灾’了，为什么苦难还是持续不断？”他批评说，农业的急速集团化，特别是取消私有地搞大规模的人民公社化，把长时间中国人已适应了的“个体经济”的那种生活方式，过于性急地给分化瓦解掉了。这大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指出：“说是自然灾害，其实人为灾害的因素很大。”接下来的一两年内，开始转向重视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的调整缓和政策。比如，分给一部分自留地；新开垦的土地归开垦者；允许养猪、养鸡等个人副业，并为这些副业买卖开辟自由市场；对人民公社组织的内容进行调整，等等。所有这些都受到了香港人的欢迎。反正是中国人有一次，碰到一次这样的一件事儿。那时我正跟要好的几位中国朋友在一家熟悉的上海酒家喝着绍兴酒。“什么政治啦，思想啦，这种事儿用不着去那么烦恼。”这句话是从背后的一张桌子那儿传来的。我若无其事地回头一看，只见是一位四十岁左右，工人模样的中年男人在讲话。坐在他前面的是一位大约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表情很呆板。一看就知道是从大陆刚来不久的。“中共来了，我们就听中共的。台湾能反攻大陆成功，我们就听台湾的。我们反正是中国人。要在这儿求生存，就得学会保护自己。”5那位中年男人，如此这般喋喋不休地开导着.那两个人走后，一位朋友给我讲了这样的事。几年前，香港的猪肉价格曾一度猛涨。对中国人来说，猪肉是必不可缺的食品。当时，台湾方面声称，“不卖猪肉给那些跟中共有生意来往的人。”大陆方面也拒绝了那些跟台湾做生意的人。香港的同业者开始感到困惑了一阵子，但不久就采取了自卫的手段。甲和乙两人联合，甲跟大陆交易，乙跟台湾交易。然后从便宜的一方那儿买进大量的猪肉，再作必要的互相通融。这样做真是看风使舵。对此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太利己，没有节操。要是日本人的话，往往是用不白就黑，不是就非，不正就邪，不善就恶这样的“二者择一”的标准来判断事物。但是，在香港的生活经历，使我也开始明白了，“这个世上，标准和尺寸真是多种多样啊。”不屈的忍耐性和民族爱另一方面，香港的中国人的不屈的忍耐性与强烈的同民族意识却令人赞叹。1963 年，香港遭受了未曾有过的严重缺水。加上白天烈日高照，蓄水池的水全都干枯了。当时从大陆供应来的水也有限。开始是隔一天供应一次水，后来变成三天才供应一次。最后，连供水时间都限制在两个小时之内。当时我住的地方在香港岛西部叫做北角的一条繁华街上。住在一位姓C 的人家里，他家在六楼。在两个小时的供水时间内大家都一齐拧开水龙头，楼上住家的用水可就够呛了。我住的那家，要装满像汽油桶那么大的两个塑料桶，都装不满。当时连我共有七口人，这两桶水要用三天，真是伤了不少脑筋。淘完米的水，用来洗菜，再用来洗头次碗。出了汗先洗脸,再用洗脸水来洗衣服，最后再用来冲马桶。还有一点使我深受感动的就是，香港人对大陆同胞的竭尽全力的援助精神。有钱人自不用说，一般老百姓也是尽量缩减自己生活的开支，给在大陆的兄弟、亲戚、朋友寄去生活必需品。为此，当时香港街头的“代寄邮包业”很兴隆。对身旁亲近的人也许谁都会这样做，但香港人的那种无私的对本民族的爱，确实是令人肃然起敬。香港社会的弹性香港所具有的“弹性”，也别具一格。香港基本上是一个“自由放任”的世界。因此，与日本不同，贫富的悬殊很大，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有趣的是，根据收入所得之差，社会阶层分得极细。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交通工具。大富豪乘坐的是带司机的劳斯莱斯。次一档的就坐奔驰或美洲豹，再次一档的就只开一般车。没车的人就坐的士。坐不起的士的人就坐公共汽车。6坐公共汽车不方便的人就坐小型面包车，这种车一招手即停，比公共汽车还便宜。一般老百姓常坐的是双层电车。在饮食和娱乐方面也是一样。从最高级到最低级的饭店，应有尽有。吃不起馆子的就去露天大排担。香港最具有代表性的娱乐设施是“夜总会”。在繁华街头，既有一晚能耗掉一般老百姓几个月工资的超高级的俱乐部，也有一般老百姓也能享受的廉价的“夜总会”。殖民地香港毕竟是一个特殊的畸形的社会。但在那儿，我学到了日本人难以想像的中国人的那种生存方式——“看问题的基准决不止一个”。香港的中国人经受了各种磨练，掌握了难得的“生活智慧”；他们有看风使舵的一面，但同时他们不分贫富，给在大陆的亲人无私的关心和热情的援助。所有这些，让人感到一种对“生存”的不倦执着的追求和宛如野草一般坚强求生的气息。63 年7 月初，结束了一年的香港留学生活，我回到了东京。我在去香港的半年前结了婚，所以还没有看到出生不久的儿子。在成田机场，当看到抱在妻子怀里的儿子那圆圆的大眼睛，我感到了一阵惊喜，同时产生了一种新的责任感。我不在时，妻子一个人生、养孩子，吃了不少苦，我非常感谢她。国际局势的转换和日中两国的接近结束香港留学回到东京总社后，我从社会部调到了国外通讯部。从1963 年夏天到66 年秋天的三年多的时间里，负责报道国际局势。有着丰富经验的同事一直跟我说，要做到在中国问题上（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能应付才行。所以密切注视“中国大陆的动向”成了我的重大使命。首遇“肯尼迪暗杀”事件当然，国外通讯部得关注世界各国。我最初经手的大事件就是“肯尼迪暗杀”。63 年11月23 日凌晨，大家还在睡梦之中，编辑局只有我一个值完深夜班后在收听“广播”。“嘀、嘀、嘀”传来的是特急电报的声音。那时是凌晨三点半过一点儿。当时南越经常发生军事政变，我心想“又搞政变了”，所以开始也没太当一回事。接着，AP 社、路透社、AFP 社等都发来了电报，无线电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心想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一看电文，一行文字闯入眼帘：“肯尼迪总统星期五遭枪击”事件是在肯尼迪离开达拉斯机场乘车在市内移动的途中发生的。外电接着报道说，坐在旁边的总统夫人嘉克琳叫了一声“天哪”。总统的生死还不明，但我立即有了一种总统遇难的7预感。当时，各报社之间还没有停版的协定。我立刻布置：①立刻停止晨报的印刷；②跟国外通讯部长和编辑长联系；③以最快速度把外电内容译成日语。正好，我看到刚洗完澡的社会部的一位“小伙子”（负责稿件的工人），就大声喊住他，让他与其他人一起分别跟整理部、政治部、经济部、社会部、摄影部的编辑取得联系。“肯尼迪遭枪击”的头版头条总算赶在最后定稿时登了出来，还算没失脸面。由于小伙子们的奋斗，早上六点前从各部匆忙赶到编辑局的记者们忙开了锅。这样，我们最早发出了号外，晚报则从头版到社会版面全部登满了有关“肯尼迪暗杀”的报道。那天晚上，一些同事对我说，“吉田，把其它报纸给压倒了嘛，这下从国外通讯部你可走不了啦。”听了这番话，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欣慰感。美苏接近，中法握手从63 到64 年，国际局势开始呈现出很大的变化。63 年7 月，中苏两党在莫斯科的会谈破裂，就国际共产总路线，中苏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同时，核武器拥有国的美、英、苏三国，签订了停止部分核实验的条约，并抑制向其它国家进行核武器扩散。稍后才拥有核武器的“戴高乐法国”对此条约表示不满。于是法国跟同样反对美、苏核霸权的“毛泽东中国”开始接近，并在第二年即64 年1 月，中法建立了外交关系。当时，美国正陷进越南战争，而且处在难以自拔的境况中。在这种进退维谷的情况下，同年10 月，曾尽力于“美苏和平”的苏联党书记赫鲁晓夫下台了。中国乘胜追击，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实验，并同时倡议召开全面禁止核武器的世界首脑会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东西冷战的体制下，一直认为自己同苏联有着“坚如磐石的团结”的中国，一方面跟对中国和越南实行包围圈的美国越来越明显地进行对峙，同时，跟苏联执行“不是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的新的领导人之间的对立，也愈日加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法国握上了手,同时又一直在关注着日本的动向。日本当时跟美国是同盟国关系，而且不希望越南战争扩大。中国开始了采取积极接近日本的政策。当时北京的国际战略是开展“中间地带论”。即，处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的中间地带的亚洲、非洲等第三世界是“第一中间地带，”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国和日本是“第二中间地带，”要争取与这些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中国要人相继来日实际上，这段时间，中国大陆负责对日关系的要人相继访问了日本。当时，日本政府追8随美国，只承认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跟中国大陆的高层人物的接触几乎没有。由于这个原因，对中国来访者的采访不是由政治部而是经常由国外通讯部和经济部担任。我当时年青又有干劲儿，编辑的意思是让我挤出内勤的时间来负责报道中国要人的动静。当时在《朝日新闻》晚报的一个专门介绍国外著名人物的叫“你好”的栏目里，多次登载了这些要人的采访报道。现在还能一下子就想起一些人来：南汉宸（当时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现已故），赵安博（当时中日友好协会秘书长），萧向前（当时中日友好协会常务理事），王冶秋（当时中国国家文物局长，现已故）。在对这些人物的采访中，不时有新的重要的消息飞出来。印象特深的是64 年2 月21 日应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的邀请来日的中日友好协会秘书长赵安博的那次采访。二次大战前，赵秘书长曾在日本旧制第一高等学校(现在的东京大学教养部的前身)留学过。战后先后作为红十字会代表，渔业问题代表，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代表多次来日。在63 年10 月成立的中日友好协会里，同该协会名誉会长郭沫若（已故），会长廖承志（已故），副会长张香山（前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中国方面首席委员）一起，为改善中日关系作出了很大贡献。“不期待日本赔偿”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不久，台湾与法国断绝了外交关系。这些给日本的对华政策一个很大的冲击。要“打开对华关系，”很多日本人感到不安的就是，北京共产党政府对日本政府没有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就这一点，我问了赵秘书长，最初的回答是，“对这些我无权发表意见。”我再追问时，他先说，“这是周恩来总理的权限，”接着说，“我们国家并没有考虑靠战争赔款来搞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中国大陆有权的高层人物，第一次暗示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款要求的重要发言。次日21 号的《朝日新闻》上，我把这次采访作为特讯登在头版头条。横标题是，“赵安博谈打开日中关系”，竖的两个大标题是“乐观看待国交正常化”，“不期待靠赔款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中间的标题是“努力实现互派记者。”在银座的“东急饭店”里，我单独采访了赵秘书长一个半小时。他谈到了中国大陆的对日基本政策及今后的具体措施。他特别强调，“互设民间常驻机构扩大贸易，互派记者加深彼此了解，这都是好事，应尽快实现。”动摇不定的日本对华政策对大陆所采取的接近日本的政策，台湾当局当然是不会视之不见。日台关系在63 年8 月9发生的日本进出口银行贷款的“维尼纶生产线”对华出口事件后，已处于低迷状态。加上中法建交（64 年1 月）后，中国大陆积极采取和平的对日攻势，使这种状态更趋微妙。在日本自民党政权内部，对华政策的对立意见也日益激烈。在这种背景下，2 月下旬，日本政界的元老、前首相吉田茂访问了台湾，受到了蒋介石总统的接见。作为答谢，长年作为蒋总统得力助手的大人物，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回访了日本。8 月12 日，张群秘书长来日。第二天，我陪同美士路昌一社长（现已故）出席了台湾方面主办的宴会。出席宴会的池田勇人首相（现已故），在满堂的来宾面前，与张群拥抱，表示热烈欢迎。就在同日夜晚，以对外文化协会副秘书长孙平化（以前是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现已故）为首席代表，扩大日中贸易的民间常驻人员五人一行，作为第一批常驻日本人员，从中国来到了日本。接着同年秋天，新闻报道界一直盼望的日中互派记者也得以实现了。在此背后，以高崎达之助、松村谦三、冈崎嘉平太,古井喜实、田川诚一这些人士为首，有许多人超越了日中两国的不同社会制度，为促进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付出了巨大心血。在国际局势大转换的情况下，日本的对华政策在动摇不定中也出现了转变的兆头。毛泽东亲自接见斯诺中苏对立、美苏接近、中法握手、日趋激化的越南战争——。在这种动荡不定的国际局势中，60 年代前半期的中国内政，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在这儿简明扼要地介绍一下由东京所看到的当时的中国。恢复农业生产开始奏效60 年代初的中国大陆，由于58 年实行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政策的受挫，59 年后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陷入了“粮食危机”的状况。加上苏联停止对华基本建设的援助，并撤回了技术人员，中国的重工业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在此情况下，党中央把重视依赖苏联的重工业的重点移到了安定民生的农业生产发展上。把以前提倡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规模，改成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三级制,权利也移到了最基层的生产小队.前面已提到过，与此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调整缓和政策.比如：分配一部分自留地、新开垦的土地归开垦者、允许养猪、养鸡养鸭等个人副业，并为这些买卖开辟自由市场，等等。这些政策促使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粮食情况在62 年和63 年明显地有了好转。64 年的粮食生产量达到了两亿吨。这可以说是在党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国家主席和邓小平总书10记的功劳。但在这种“自由化”下，出现了农民只顾搞自留地和副业生产而不积极搞公有地的倾向。而且还出现了“黑市买卖猖獗”、“小商小贩”等所谓与社会主义倒行逆施的现象。自力更生和阶级教育这些现象，当时在第一线背后掌舵的毛泽东主席很是担心，鉴于苏联发生的变化，毛泽东在62 年9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开始了强调“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在本届全会的公报中，提出了①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路线；②加强阶级斗争；③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在“全国开展阶级教育”的同时，把依赖苏联的路线转移到了“靠自力更生搞经济建设”的方向上来。第二年的63 年，开始了以农村为重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随着中苏论战日趋激化，规模向全国扩展。到了64 年，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农民、解放军开始了学大庆、学大寨、学人民解放军的运动。后来，在全国又向学毛泽东思想为人民献出了生命的解放军战士雷锋学习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运动。在工业方面，接受了依靠苏联的“沉痛”教训，在“以自力更生为主，外来援助为辅”的方针下进行建设。大型机床等由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在此基础上，再通过与西方先进诸国开展贸易来补充。从法国、英国、荷兰、意大利、日本等国引进高级技术，购进成套设备，这些做法特别是在促进中国化学重工业的发展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毛主席与斯诺的会见64 年10 月1 日是新中国迎接建国十五周年的“国庆节”，人们看到了中国在过去多年里没有过的“自信”和“安定”。国内建设调整工作初见成效，将来计划也有了一定的头绪，国际局势开始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在对外关系上，特别是在中苏论战的过程中，中国一直极力强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须同支援第三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连接起来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的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