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斯顿本人骑着自己的马“走火入魔”，带领部下对果园作最后一次冲锋。联邦防线垮了，兴高采烈的强斯顿回到自己的阵中；他的军装上有几处弹洞，靴子的后跟被子弹打成两截。他告诉随从：“他们这次没有碰着我。”，但是，另一颗联邦的子弹打断了他膝盖后面的大动脉，他的靴子里全是血。在战斗中，因为他全神贯注，对此并不知晓，直到他突然歪倒在马鞍上。他的随从将他轻轻从马上放下来。一个军官俯下身来，问他是否能认出他。他没有回答。他于下午二时半死去。他的随从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尽了全力。“向前又走了一小段，”山姆·瓦金斯回忆道，“我们看到在许多副官和田纳西州州长哈里斯（Harris）围在艾尔伯特·悉尼·强斯顿将军周围，我们看见那些人中有些骚动，但我们不知道他当时已经死了。他们对部队实行了消息封锁。”　　这一损失让杰弗逊·戴维斯痛心疾首。“我不想贬低活着的人，”他对他的民众说，“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断言，我们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在我国旗帜下云集的群英之中，没有谁能比我和你们一同追悼的这位杰出人物具备更纯洁的灵魂、更英勇的胆略。”　　谢楼战场的指挥权移交给了贝鲁加。　　仍据守在“马蜂窝”的联邦部队的指挥官是一个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政客，本杰明·普兰特斯将军。他把格兰特下的“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的命令奉成圣旨。他负责的防线向后退了一些，但未被突破。邦联叛军此时已从三面包围了上来。叛军调来了六十二门炮，专门用来对付那段低洼路。这是在当时美国战争史上最大的火炮群。开炮的命令一下，一时弹如雨下，树木、岩石和人被炸得粉碎，一个来自爱荷华的中尉记忆中的情景“就像一股威力无比的飓风，横扫面前的一切。”　　终于，下午五时半，普兰特斯和他手下军团里的二千二百名幸存者缴械投降。他们将南军进攻的中段堵截了近六小时。　　此时，天色渐黑。邦联部队已经连续运动了十二个小时，将北军击退两英里。贝鲁加电告戴维斯，他已“大获全胜”。他后来回忆：“我已将格兰特将军逼到我的网中，明天一早就可将其一网打尽。”　　“现在，那些北方佬算是尝到了苦头，着实地尝到了苦头，”山姆·瓦金斯说，“按照一般打仗的规矩，他们本应该后撤。但他们没有退却。”　　联邦的炮舰一整夜都在炮轰邦联的营帐，受伤的人躺得到处都是；当时，双方都还没有建立战地收集救护伤员的程序。“有些人嚷着要水喝，”多年后，一个联邦老兵回忆道，“还有叫别人救助他们的，我现在都能听到那些可怜的伙计们嚷着要水喝的叫喊……上帝听到了，天开了一条缝，下起大雨。”数十个受伤的人在桃园附近一个土坑里喝水时倒下死去，他们的血染红了坑中之水，所以有人给此处起名为“血坑”。　　闪电之间，人们可以看到野猪在噬食未被抬走的死人。　　那天晚上，两次受伤、失去三匹坐骑的舍曼来到正在一棵大树下躲雨的联邦部队统帅跟前，格兰特打算就睡在那里，而不想在总部里听那些伤员的喊叫。　　“嗨，格兰特，”舍曼说，“我们打了一天的恶仗，不是吗？”　　“嗯，”格兰特答道：“不错，明天再好好收拾他们。”　　终于，彪尔的俄亥俄军团开始到达，那是二万五千名精力充沛的联邦士兵。列兵斯第维尔写道：“……星期天晚上……彪尔的先头部队驻扎在匹兹码头的峭壁上。我从来没有看到比增援部队更受欢迎的景象了。”第一支援军是在“南方热土”的音乐声中下的船。　　第二天破晓时分，人数增加到五万人之众的联邦军队向贝鲁加手下的三万疲惫之师发起了进攻，南军后退、反冲锋，再次后退，且战且走。下午过半后，贝鲁加决定向科林兹撤退。　　对邦联骑兵所作的安排是担任后卫，掩护大部队撤退，骑兵首领为拜福德·福莱斯特，当舍曼探到福莱斯特人马的行踪之后，立即遣派人马追击，他们一直追到一片被砍倒的林子里。福莱斯特下令作最后一次冲锋，他手舞马刀，向联邦部队直冲过来，居然没有发现他的部下中没有一人和他一起冲锋。当他单枪匹马，陷于一片蓝色的阵中，左冲右砍，劈杀试图阻挡他的人。他的背部中了一弹。尽管又惊又痛，他居然设法揪起一个北军士兵，将其横放在鞍后，以作挡箭牌，纵马向自家阵营跑去。等到了枪打不到的地方，他将被吓得半死的“挡箭牌”往地上一扔，径直向科林兹飞马而去。　　战场上尸横遍野，格兰特记得有些地方死尸之多，“以至于从任何一个方向上踩着尸体穿过一片空地，脚可以不沾地。”一个联邦的上尉发现一个叛军伤兵，“浑身都是干涸的血，头枕在一个死去的战友的身上。他问我的第一句话是：‘哦，上帝呀！你们干吗要到南边来和我们打仗？我们永远不会到北边去打你们。”’掩埋尸体的工作在匆忙中开始了。“等沟挖好了，”一个埋尸队的人回忆道，“我们将尸体放在沟内，一个位子摞两个人。这些勇士的墓碑只是一块木板，我用随身带的小刀在上面刻上‘125个叛军士兵’。我们将我们联邦的弟兄们埋在另一条沟里，在另一块木板上刻上‘35名联邦战士’。”　　参加谢楼战役的人数达十万人，差不多每四人中就有一人伤亡。三千四百七十七人阵亡，超过在整个独立战争、1812年战争和墨西哥战争中阵亡的美国人的总数。　　此时被人责骂为“屠夫”的格兰特，深知这些损失的严重性。　　谢楼战役之前，我和成千上万的公民一样，相信反抗政府的叛乱会突然垮掉，我们很快就能在与叛军作战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战役之后〕，我除了用彻底征服的办法拯救联邦之外，别的全不去想了。　　结果，这场用高昂的代价赢得的胜利让格兰特丢了指挥权。他早先在丹诺生堡战役中取得的胜利已经让他的上司豪莱克将军产生了嫉恨之心，他在外面散布格兰特酗酒的谣言。此时，他将格兰特调任他处，由自己行使战地指挥权，向离谢楼仅二十二英里的科林兹进发。他用了整整一个月，才走完了这段路——每天早早地停止前进，筑起巨大的工事以防叛军的进攻，结果叛军一次都没出现。等到他们终于爬到该城，贝鲁加和他的部下早就不见踪影。“科林兹不是被我们攻占的，”瓦兰斯写道，“是敌军遗弃给我们的。5月30日凌晨，我们进入该城被遗弃的工事里，一无所获——没有一个伤俘、一把生了锈的刺刀、一条猪肋肉——除了一座空城和几门‘和平炮’之外，什么都没有。”　　这场糊涂胜仗之后，豪莱克被任命为联邦军队总统帅。格兰特愤怒至极，打算告退还乡。舍曼将他劝了回来。“大军一启动，”他说，“你这人在家里就连一个星期的安生日子都过不了。”格兰特和舍曼互相信赖，两人都来自俄亥俄州，都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都爱抽雪茄，都对表面粉饰和政治权术深恶痛绝。格兰特喜欢舍曼的机智敏捷，为能有此人执行每一道命令感到放心。舍曼则祟拜他的战友的冷静沉着、处乱不惊的性情，他将此称为格兰特的“必胜的信心”。☆新奥尔良　　格兰特坚信的那种成功，只有在北方控制密西西比河，将邦联区域当头劈作两片才有可能。1862年春，联邦舰队从北到南，向沿岸的邦联重要据点发起攻击。　　4月7日，谢楼战役的第二天，联邦炮舰以及由约翰·帕普率领的二万陆军，攻占了邦联在密苏里州新马德里附近的第十号岛屿上的堡垒，开通了从北一直到曼菲斯（Memphis）的河道。6月6日，联邦的炮舰的炮火大败邦联舰队，继而平定了曼菲斯，数千观战者在岸上观看了这一场水战。　　与此同时，另一支由六十岁的旗舰舰长戴维·G.费拉格特率领的、由二十四艘舰船组成的舰队，奉命扬帆南下，前去包围新奥尔良。新奥尔良是南方最大的城市和最繁忙的港口。费拉格特做了一辈子的水手。他在幼年被1812年战争中的海军英雄戴维·波特收养为养子。他十二岁时曾指挥一艘战舰，截获过一艘英国船。但是，由于他在战前家住弗吉尼亚，又娶了一个南方女子为妻，有人对他对联邦的忠诚曾有过疑问。这个收复新奥尔良的任务对他个人来说是一个表现自己清白的机会。“我现在已经得到了我毕生追求的东西，”他说，“一面旗帜——有了这面旗，剩下的就只有胜利了。即使我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也只是每个指挥官应该预料到的结局。”　　邦联方面竭尽全力，给他制造障碍。要到新奥尔良，费拉格特的舰队必须经过杰克逊堡和圣弗利普堡，这两座城堡城墙坚厚，跨河还有一串横跨河面的拦河铁索，用以阻止联邦舰只，将其置于南军岸炮的射程之内。一个新奥尔良人记得他曾坚信“没有任何水上漂的东西能过得了城堡”。另外，“没有任何地上走的东西能过得了我们这里的沼泽地。”　　费拉格特有个雄心勃勃的、名叫戴维·迪克·波特的寄养弟弟，他是一艘战舰的舰长，他认为自己有对策。他建议用一群小帆船，每艘载一门巨大的、能射十三英寸炮弹的榴弹炮，先抛锚于城堡之下，将城堡炸成碎片，再让大舰队通过。　　但是，经过六天的连续炮轰，第一个城堡依然完好无缺。费拉格特决定用一条更加大胆的方案：在夜幕的掩护下，偷越城堡，冲破拦河索，直取新奥尔良。　　入夜，两艘联邦的炮舰偷偷驶近城堡，切断了一些拦河索。4月24日凌晨二时，费拉格特的舰队开始过城堡。就在此时，一轮明月升起。邦联炮响。第一艘战舰身中四十二弹。波特的掩护船尽其可能作了回应。　　“过城堡的情景……”费拉格特后来回忆道，“是我曾见过的或曾预计过的最揪心的场面和事件……当时就好像所有的天雷都在人间炸响。”他的旗舰赫福德（Hartford）中弹起火，然后就在邦联大炮的眼皮底下搁了浅。“当时看上去，似乎只有奇迹发生，她才有救，”一个水手回忆道，“引擎拼尽全力开倒车，还是无法脱身，从吃水线到船头都起了火……水手们与烈火、热浪和浓烟展开了殊死搏斗。”　　最后，费拉格特手下的水手终于设法扑灭了大火，而且摆脱了搁浅的窘境，一个半小时之内，他手下的战舰除了四艘之外，悉数越过城堡控制的河道。　　当他们迫近新奥尔良时，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由八艘船组成的邦联舰队出来迎战。费拉格特当即击沉其中六艘。最后，北军不费一枪一弹，新奥尔良便签了城下之盟。　　“新奥尔良丢了——难道邦联也跟着完了吗？”玛丽·切斯那特写道，“我们难道没有被切成两段吗？假如密西西比河丢了，我们就完了。”大西洋彼岸也感觉到新奥尔良陷落的余震。亨利·亚当斯从伦敦发稿：“这里的人对星期天传来的新奥尔良陷落的消息颇感震惊。他们过了三天才开始相信这是真的。美国的分裂已经深深地吸引了这里的人们的注意力，要他们注意任何其他事情，你非得大喊大叫才行。”　　费拉格特成了北方的英雄和美国第一个海军少将。北方现在控制了密西西比河的南段，有了一个向最南方区域进攻的基地，但是，北方还没有控制整个河流。向北行四百英里，坐落在峭壁上的维克斯堡仍在邦联手中。费拉格特命令手下舰队的一部分尽可能地逼近维克斯堡，沿途攻取红杖市和那切兹（Natchez），但是，他很快意识到，这座漂亮的河上小城是无法从水上攻破的：“船……无法爬上三百英尺的山崖。”他说。攻占此城离不开陆军。　　“维克斯堡，”杰弗逊·戴维斯说，“是一枚将南方两块区域紧紧联结起来的钉子。”他自己的庄园就在从那里向北数英里的地方。　　 U. S.格兰特下一个任务就是拔掉这颗钉子。☆资金问题　　“战争的关键不在于作战英勇，而在于资金……”公牛道惨败才过十一天，来自纽约的众议员路斯科·孔科林就曾说过这样的话，“战争不受荣誉感的制约，而是受交易的制衡。我懂得在镇压专制势力向民主代表制政权造反的过程中要解决的实际问题，那就是谁能扔出最大的炮弹，谁能负担得起最多的钢铁和铅弹。”　　为了保证北方能够承受这个负担，国会首次立法，建立了征收所得税的制度，首次建立了国有银行系统，首次印制国家货币——所谓“绿钞”。国会还通过了“国税法案”据传“任何东西”都得加税。　　到了1862年底，联邦政府每天在战争上的开支达二百五十万美元。　　与此同时，国会还用国有土地来奖励拓荒者的家庭以及铺设横跨美洲铁路的投资人——林肯本人希望他离任之后，能乘火车西行，一直到加利福尼亚。摩里尔（Morrill）法案将国有土地交给各州，用来建造高等院校。　　战前，去一次邮局是大多数美国人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唯一联系；此时，美国政府正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北方的商业与政府并肩成长，政府与商界签的合同向商人们提供了最快捷的利润。菲利浦·阿摩尔放弃了淘金的行当，靠为部队包装猪肉赚了大钱。杰·寇琪做起政府的代理人，向公众出售战争国债券，为联邦筹集四亿多美元——靠赚手续费发了家。康涅狄克州的纽黑文的山谬·科特在公牛道战役后才停止向邦联出售左轮手枪，同时保持向联邦政府提供146,840多枝枪的合同。他叮嘱手下人：“给我加倍的人手，让兵工厂日夜连轴转，我宁愿让武器堆成山，也不让一分钱闲着睡大觉。”　　有些不讲信用的合同商，以高价将锈枪、漏船和见雨就化的帽子卖给战争部。当有人问一个制靴商为什么他卖的靴子穿上后走不了几步，鞋跟就会脱落，他的解释是这些靴子是为骑兵造的。“这个世界曾经经历过铁器时代、银器时代、金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纽约先锋报》称，“如今是伪劣产品的时代。”　　南方的工业以取消中央集权制为原则，在市场需求和邦联政府的推动下，也得到了发展。很快，从妇女们每天在家中织的军装布到里士满的曲德加（Tredegar）大铸铁厂里铸造的大炮，全都得靠自己管。　　南方经管工业的首领是邦联军需部部长何下·果格斯将军，他来自一个叫泵城（Running Pumps）的宾夕法尼亚小城，毕业于西点军校，他娶了一个富有的弗吉尼亚女子为妻，后来便将自己看成是妻子故乡的人。在四年漫长的战争岁月里，他在装备南军和保证军需供给方面所作的贡献无人能及。果格斯派出间谍，北上购置他们能买的军火，然后偷运回南方，另外派人乘坐那些钻联邦封锁线空子的人的走私船前往欧洲。他还帮助叛军士兵在每一个战场上收集北军的武器装备。仅1862年一年，叛军就收集了十万枝北军的步枪，《麦肯每日邮报》曾高度赞扬这项成就：　　要杆枪？去缴获！　　每个北方佬都带杆枪，　　皮带加刺刀，崭新铮亮；　　干掉一个北方佬，缴他两条枪！　　但是，果格斯心里明白，邦联要生存下去，光靠走私和战地搜刮是不够的，南方必须想办法武装自己。他监造了许多兵工厂、铸铁厂、轧钢厂，收集生铁、硫黄、硝石和其他与修建铁路和制造武器有关的原材料；鼓励创业者自制步枪和手枪。仅曲德加铸铁厂一处，就想方设法造出了两千二百门火炮。　　海外同情邦联的人们对此自然非常佩服。英国财政部长威廉·E.格莱德斯通（William E. Gladstone）说：“毫无疑问，杰弗逊·戴维斯和其他南方领袖已经组建了一支军队；看上去，还在建海军，并且他们已经成就了比这两个事业更宏大的事业——他们建立了一个国家。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预测，南方诸州能够取胜。”　　但是，当邦联的战争机器不断扩大的同时，这个战争机器正在提供装备的军队却在萎缩。1862年春，最早参军的义务士兵的服役期限到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打算回家。　　进入四月份，麦考仑的浩荡大军进占弗吉尼亚，邦联在丹诺生、谢楼和新奥尔良等地的接连受挫，加上阿肯萨豌豆坡的失利，迫使邦联实际上打消了进占密苏里的念头。面临这个困境，在杰弗逊的坚决要求下，邦联议会通过了两项法案：其中一项延长了所有现役军人的服役期，另一项要求所有体格符合要求的、年龄在十八至三十五岁的白人男子服役三年。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实行的强制性兵役制。　　“从这个时候一直到战争结束，”山姆·瓦金斯写道，“一个士兵只不过是一台机器，一个被抽来的壮丁……我们的自豪感和勇气已荡然无存，我们厌战透顶，诅咒南方邦联政府。”像瓦金斯这样的老兵怨气尤其大，因为被抽丁的富家子弟可以用钱赎买替身，而且拥有二十个黑奴以上的富人均可免服兵役。“他们搞了一个法……这次允许拥有二十个黑奴的人回家，”瓦金斯回忆道，“这让我们大家都很沮丧。我们也想拥有二十个黑奴。‘富人打仗，穷人送死’的抱怨之声日渐高涨。”　　佐治亚和北卡罗莱那的两个州长决意不睬这项新法。“征兵法，”佐治亚州长约瑟夫·E.布朗（Joseph E. Brown）说，“把各州的主权一下子全都取消了，也践踏了公民的宪法权利和人身自由，赋予总统以帝王之独裁权。”　　在一些人的眼里，南方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存，似乎正在践踏当年促使他们退出联邦的那些原则。接近半数的符合新征兵法标准的人没有在举行抽丁前报名。☆向里士满进军　　在半岛，对约克城（Yorktown）的包围又拖了近一个月，每天除了偶尔能听到狙击手的枪声，十几声邦联向联邦的侦察气球打的炮之外，没有什么大动静。根据一个北方记者的报道，有一天，“气球升到离地面一百英尺的高度时，绳索……断了，茨-约翰·波特将军一下像断了线的风筝……　　向里士满的方向飞去，比普丹米克集团军的行军速度还快。他……沉着冷静，将阀门绳索拉了下来，然后，慢慢地下降……在离军营约三英里处着陆。”　　每三天，就有两天下雨。成百的人生病。“在我们扎营的枯叶下面，有大群大群的木虱在那里过冬……”一个联邦的随军牧师写道，“〔每天早上〕，有谁不在身上发现五、六个歹毒的吸血鬼，就算颔首称幸了。”　　到了5月3日，近一百门联邦大炮终于在约克城前就位了，其中有些炮大到需要一百匹马才能将其拉到炮位。麦考仑本来计划5日开始炮击。但是，3日晚，南军的炮火突然变得猛烈起来。“从营帐的一头到另一头，炮弹雨点地倾泻而下，”一个联邦军曹回忆道，“空中划过的弧形的弹道轨迹，炮口闪出的火光，交织成一幅壮观的烟火画面。”　　次日早晨，邦联军队突然无影无踪了。将信将疑的联邦部队小心翼翼地走进被南军遗弃的营帐。“这个地方到处都是成堆的牡蛎壳，装水果和蔬菜的空瓶空罐……他们走得如此匆忙，做面包的面团还留在揉面槽里、猪肉还在火上烧，小面饼烤到一半。”　　林肯早料到这一点：麦考仑长期的“犹豫不决”造成了“摩那萨斯的旧事”重演。然而，麦考仑则宣称获胜：“我们的成功极其精彩，你可以放心，这场胜仗的效果是最重要的，我们将立刻追歼叛军。”　　约瑟夫·强斯顿在瓢泼大雨中向弗吉尼亚在殖民时代的首都威廉斯堡（Williamsburg）撤退。邦联叛军在离开那里之前打了一场坚守的恶仗；这是麦考仑新建的这支普丹米克大军所经历的第一场真正的战斗。在南军攻占了联邦的一个炮兵阵地之后，独臂将军费尔·琪米率队在泥淖中发起冲锋，收复了阵地，他纵马向敌阵冲去，一边大吼：“别慌张，孩儿们！他们在冲我开枪，不是冲你们！”　　依莱沙·罗德兹是这场战斗的幸存者之一：“战场上的情景惨不忍睹，在一块很小的地方，我就看到六十具死尸……感谢上帝，我们打了胜仗，但愿我们还能再打许多胜仗，战争就可以早些结束。”　　两支军队一路绞杀，边打边向里士满方向移动。在“白宫渡口”，联邦部队来到一座房子前，当年，华盛顿曾在这里和玛莎·科特斯（华盛顿的夫人）谈过恋爱。门上钉有一张纸条：　　尊敬华盛顿国父的北军士兵必须尊重国父最初成婚及生活之处——现归国母后裔所有的财产。　　华盛顿先生的一个孙女　　在这张纸条上签字的是玛丽·科特斯·李——罗伯特·E.李的妻子。　　结果，麦考仑没有占用这幢房子，而是在前院扎下营帐，在门口布置了岗哨，以防收集纪念品的人前来骚扰，他还允许李夫人手持白旗穿越他设的哨卡。（在麦考仑离开之后，这幢老屋被一个掉队的联邦士兵一把火烧了。）　　依莱沙·罗德兹记录了联邦军队的进展：　　5月20日，我们离里士满仅九英里。我们的进展很慢……黑奴们见到我们很高兴，但是白人见到我们的样子，就像恨不得要把我们给杀了似的。　　5月24日，从附近的一个山坡上，我们能看到里士满城中教堂的尖顶。　　南军的最后一道防线位于邦联首都以东仅五英里的地方，以防不测。一个女人记得当时城中到处可见的惊慌情绪：　　街上，堆满了皮箱、盒子和篮子的货运马车川流不息。许多住房被遗弃……但最令人不安的是那些装有政府文件的……箱子，上面标的地址是南卡罗莱那州的哥伦比亚。　　邦联议会逃跑了。凡里利娜·戴维斯也带着总统的四个孩子逃走了。邦联的黄金储备被放在一节火车车厢里，火车头的蒸汽机一直没有熄火，随时可以开动。　　但是，麦考仑又一次按兵不动。尽管他手下的部队人数与强斯顿手下的人之比为三比二，他还是坚信敌众我寡，要求欧文·麦克都维尔率领的四万人马前来增援，称直到那时，他才能发起最后的总攻。战争部长斯坦顿非常气恼。“假如他有一百万人，”他说，“他会起誓说敌军有二百万，然后往泥地里一坐，要求给他派三百万人。”　　费尔·琪米开始称自己的上司“弗吉尼亚爬虫”。☆石墙将军　　麦克都维尔的援兵来不了。他的全部人马已在蓝岭山脉以西的仙伦朵尔（Shenandoah）谷地被“石墙将军”杰克逊牵制住了，杰克逊在那里让两支联邦大军疲于招架。　　杰克逊是个笃信上帝、长着一双蓝眼睛的杀人不眨眼的人，因为星期天是献给上帝的日子，所以到了那天他就连他称为“我的小鸽子”的爱妻的来信都不太愿意读，但是此人丝毫不为战场上的生死所动。有一次，一个军官向他抗议，说如果按照他的命会行事，他手下的人会全军覆灭。“石墙”向他重申：“我总是尽力照顾伤兵，埋葬阵亡者，你已经听到我的命令——那就服从我的命令。”他曾说过，男人的“全部使命就是祈祷和拼杀”。　　“他能在你眨眼的工夫杀一个人，”山姆·瓦金斯回忆道，“他能一边眨眼，一边杀人。”他手下的人并不爱戴他。他太阴沉、太高不可攀，而且要求过于苛刻。他手下的一个老兵回忆道：“老杰克逊交给我们的只是一支毛瑟枪、一百发子弹和一条军毯，然后就把我们往死里逼。”　　有些人认为他是个疯子。他不吃胡椒，称胡椒会让他左腿疼痛；他坚信只有将一只手举在空中才能使他避免“失去平衡”；他宁可站着而不坐着，生怕坐着会影响内脏的“平衡”；他平时总喜欢吮吸一只柠檬，哪怕在激战中也不例外。还有一些人担心他的宗教狂热会影响他的判断力。杰克逊坚信，他所指挥的是“一支代表上帝意志的正义之师，同时也是祖国的军队”。　　但是，他的部下对他崇拜备至，心甘情愿地忍受他经常要部下一天走二十五英里路的行军苛求，因为他是个常胜将军。　　杰克逊有自己一套独特的作战方法。“不断迷惑、误导敌军，出其不意……”他曾说，“当你打击并击败敌军时，务必乘胜追击……作战时切勿弄险，假如……你能集中优势兵力，猛击敌于一点……弱小之师便能战胜强大之敌……常胜之师将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杰克逊在仙伦朵尔谷地的任务是骚扰联邦，阻止联邦政府向麦考仑增派援兵。数周来，约翰·查尔斯·弗里曼和芮生尼尔·班克斯率领两支总数远远超过杰克逊带领的一万七千人的队伍，在谷地里上下前后来回搜寻杰克逊。在温切斯特、前洛悠尔、克洛斯琪和共和港等五、六个其他地方，他们差点捕捉到他。杰克逊凭借一张展开后有八英尺半的详细地图，屡出奇兵，攻击敌军侧翼，然后消失得无踪无影。有一次，他居然设法将一支长达七英里的运输车队从两支追踪他的联邦部队的夹缝中带进了谷地，敌军却没有丝毫察觉。　　当他在温切斯特击败班克斯的部队之后（温切斯特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在整个战争期间易手七十二次），杰克逊乘胜追击，一直追到普丹米克河边。　　“不许逃，你们这些人！”班克斯向他手下的溃兵喊道，“你们还爱不爱你们的祖国？”其中一个逃兵答道：“向上帝起誓，我们爱国，我这不正紧赶慢赶地回祖国吗！”　　慌了神的政府官员生怕杰克逊会乘机进攻联邦首都。麦克都维尔的部队被召回阻挡叛军。　　杰克逊在谷地战役中大获全胜。在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他的部下行军近四百英里，毙伤敌军七千人，缴获大量急需的物资，将近四万联邦军队牵制在半岛之外，令北方闻风丧胆，大大鼓舞了南方的士气。　　杰克逊对一个助手说：“谁如果看不到上帝在这里起的作用，他就是个睁眼瞎，先生，睁眼瞎！”然后，他率领他那些皮肤被晒得焦黑的部下开往半岛，加入了保卫里士满的战斗。☆七天　　5月30日，星期五，弗吉尼亚，大雨滂沱，半岛的洼地被水淹没。在里士满城外的大路沿线，麦考仑的大军被切卡洪米尼（Chickahominy）暴发的洪水截成两段。　　5月31日，约瑟夫·E.强斯顿向南岸那支较小的联邦部队发起进攻。　　经过两天的战斗，双方均损失惨重，最终打了个平手。邦联方面在一个叫“七松”的十字路口附近取得最佳战果，于是将这场战役称为“七松战役”；联邦的战士则用他们打胜仗的地点将这场战役命名为“美橡战役”。　　北军损失五千人，南军折了六千。约瑟夫·强斯顿本人也受了重伤。　　但是，最后反倒是麦考仑给吓坏了。“我再也不想看到战场上的惨状，”他在家信中写道，“那些肢体残缺的尸体，痛苦不堪的伤兵。用这种代价赢来的胜利一点儿也不让我高兴。”　　里士满仍未脱险，但是，此时，一个新的将领接管了防务——罗伯特·E.李。强斯顿将军说：“那颗将我打倒的子弹是向邦联射出的最好的一发子弹，因为政府对我的能力没有任何信任，现在，一个政府信任的人接替了我的职务，他将完成我永远无法完成的使命。”　　自三月份起，李就在里士满的总统身边担任顾问。此时，他平生第一次被任命为一支大军的总指挥。麦考仑对此表示高兴：“与强斯顿相比，我更喜欢与李打交道——〔李〕在要负关键责任时，往往过于小心和软弱。　　他本人天性勇敢、精力充沛到极点，但在担负重大责任时会追求崇高的道义感，所以很可能行事谨慎而欠果断。”　　但是，麦考仑在描绘李的时候，却给自己作了一个最好的写照。事实上，李是个斗士，正憋足了劲要和胆敢侵犯他老家的联邦军队“较量”一番。他将手下的这支大军改名为“北弗吉尼亚集团军”，抓住了这个机遇，决不松手。　　邦联总统问他里士满一旦失守，南军下一个防线应该设在何处。李建议放在向南一百英里处的陶顿（Taunton）河。但他加了一句，“我们决不能放弃里士满。我们不应该放弃它。”　　为了不放弃里士满，他先派出他的骑兵首领杰伯·斯特瓦去侦探麦考仑的虚实。斯特瓦人长得其貌不扬——他在西点军校的同学送了他一个“美人”的戏称——但他用自己的魅力、勇敢和自己设计的华丽军装弥补了长相上的缺陷。他说：“我们必须用斗志来弥补数量的不足。因此，我努力在我的部下中培养猛追穷寇的精神。”　　此时，他带上一千二百名骑兵，走上了一条艰苦的、连续三天、一百五十英里的行程，绕过麦考仑的庞大军队。内战爆发时，他的岳父菲利浦·圣乔治·寇琪坚持忠于联邦的立场，并且成为联邦的将领，斯特瓦称他将来会为这个决定“后悔……而且，一旦他后悔，他会后悔终生的”。此时，麦考仑交给骑兵总指挥寇琪的任务正是抓获自己的女婿。　　“那是背水一战，不胜即亡，”斯特瓦手下的一个人说。“我们十有八九会被抓获或被消灭。”他们冲过北军的警戒线，焚烧北军营帐，锯倒电报线杆，抓获了一百七十名俘虏、骡马三百骑，只有在敬仰他们的妇女们向他们献花亲吻时才稍作停留。“一个向联邦提供军需的店铺被无情地洗劫一空，能吃的全被吃光了，”一个叛军骑兵回忆道，“一个历史学家依次吃了无花果、牛舌、酱菜、糖果、番茄酱和果酱。”　　当他们发现他们的去路被切卡洪米尼的洪水截断，便快速搭起一座桥，马蹄声声，人马过桥。待到队伍一过完，就一把火将桥烧了，气得老岳丈手下的追兵隔水大骂。　　6月26日，在李先发制人，向联邦战线右翼的麦坎尼克斯维尔（Mechanicsville）发动进攻之后，麦考仑终于作好向里士满猛轰的准备。一个居民回忆道：“在里士满，战场上的声音既刺耳又清晰……听上去战斗好像就在城边附近展开……每一声炮响，窗户都被震得乱抖。”　　安姆布普斯·P.希尔是弗吉尼亚人，他是李手下的一员骁将。他曾向爱伦·玛希求过婚，但她最后嫁给了麦考仑，当希尔手下的人马冲破北军阵线时，有人听到一个联邦军官轻声嘟哝：“老天爷呀，南尼（麦妻的爱称），你当初怎么没嫁给他呢？”　　这次进攻，李损失了一千五百人，但是他没有松劲，继续进逼，决意要将麦考仑赶出半岛。麦考仑在步步进逼的敌军面前节节后退。　　战斗又进行了整整一个星期——在金氏磨坊、萨维集车站、福雷舍农庄等处展开；7月1日，在马文岭（Malvern Hill），联邦的炮火和枪弹将从一长条开阔地向他们冲来的邦联叛军打得血肉横飞。一个联邦的上校永远不会忘记第二天拂晓时他看到的情景：　　在大雾散去之前的〔一整夜〕，我们的耳畔充满了几千伤兵痛苦的呼号，现在，我们看到地上躺着的五千死伤的人。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已经死去或正在死去，但是，许多人还活着，还在动，一眼看去，给人一种单调的爬行的感觉。　　“我们过去认为向一个炮兵阵地或者一条排满敌军的战壕发起冲锋是件了不起的举动……”一个邦联的将领在回忆“七日战斗”时说，“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对于付出鲜血的代价是非常慷慨的。”　　在那一星期里，至少有一万五千名流血的伤兵被抬进里士满。每一户人家都在接待伤兵，一个当时做志愿护士的当地妇女回忆道：　　他们躺在富丽堂皇的楼房中的门廊里、走道上和偏房里。我曾经在往返旅店的路上将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的，这样，我就可以避开那些令人糟心的场面——成群的战俘，最糟的是那些堆满死人的敞篷马车。有一次，我真的看到其中的一辆！在那上面，一只僵直的手臂高举着，在街上驶过时，还不断地抖动，就好像那个死人在向上帝讨公道似的。　　七天的所有战斗中，联邦只打了一场败仗，但是，麦考仑将它们全看成是败仗，继续从半岛撤退，7月3日，他退到杰姆斯河上哈里森渡口附近的联邦炮舰的保护之下。联邦部队的军官催促他发动反攻：当时，李已经损失了两万人。麦考仑拒绝此议。他在战斗过程中，极少亲临前线，总是在离作战地点两英里处指挥；一个军官私下里认为他的上司的这种举动说明此人“不是胆小鬼，就是卖国贼”。　　仅仅一星期，李就在心理上战胜了麦考仑，迫使他的浩荡大军退出半岛，首次显示了使他成为一个传奇人物的实力：出敌不意、大胆过人，加上一种对敌手神奇的洞察力。　　在独立节那天，一个南军的列兵写道：　　田野上有许多黑莓，我们这边的弟兄们和北佬谈妥互不开枪，然后走到地里，双方只留一个看管武器，双方一起采莓子、谈论战事、互相交换烟草和报纸，和和气气的，一点不像双方已经打过七天的……　　恶仗，互相残杀过。　　三天之后，林肯乘船前来会见他的总指挥。麦考仑坚称他没有败阵；他只不过“由于寡不敌众，所以未能取胜”。他要求五万援兵；也许需要十万。　　林肯告诉他的总指挥，政府没有这么多援兵。如果麦考仑认为他无法发动反攻，他就应该回到首都负责华盛顿的防务。同时，他率领的部队也应该撤出半岛。　　“今天，我们乘上汽船，”依莱沙·罗德兹在他9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普丹米克河上行船，驶过华盛顿……在乔治镇靠了岸……回到三月份出发的地点令人难受，里士满仍然是叛国政府的首都。”☆重返公牛道　　林肯最终起用了在西线得胜的两员将领接替了麦考仑的职务。亨利·豪莱克被任命为陆军总统帅，攻取十号岛的约翰·帕普被任命为里士满以北和以西的全部联邦部队的总指挥。　　长得人高马大，性格暴躁的帕普在他的军旅同行中的人缘并不好：其中的一个曾说他对帕普“根本不屑一顾”，帕普经常夸口说他的指挥部就在他的马鞍上，他的许多敌手喜欢戏称他的“指挥部”应该设在他的“臀部”。他那自吹自擂的积习使他在接管这支新军、带领他们上阵之前，就在他和下级之间产生了隔阂。　　让我们互相了解一下。我是从西线调到你们这儿来的，在那里，我们看到的总是逃命的敌军的背影；我那支部队，是一支生来就是寻找敌手，并且一旦找到便将其击败的部队……将一些陈词滥调从你们的心里去掉，我发现这些观念在你们中间非常盛行。我老听人说什么“占据有利地形，然后将其坚守住”啦，什么“退却线路”和“供给基地”。让我们抛弃这一类观念……让我们向前看，而不要向后看。成功和荣耀正在前方向我们召唤，而灾难和耻辱则都藏在后面向我们窥视！　　南方人因为他对待平民的强硬手段，对他恨之入骨。他鼓励部下从弗吉尼亚的农庄那里没收粮草，并且威胁那些有资助邦联嫌疑的人，他们将不经审判，便被处以绞刑。　　李认为帕普是个“多行不义的恶棍”，应当被予以“教训”。在确信麦考仑已不再对他构成威胁之后，他兵分两路北上，开始向帕普进攻。　　8月9日，“石墙将军”杰克逊在雪松岭的科派帕（Culpeper）法院附近将帕普的军队阻截住。杰伯·斯特瓦随后发动攻击，将他的指挥部洗劫一空，抢走三万五千美元、帕普的仪仗军礼服和一本标明联邦军队大致部署的笔记本。　　接着，杰克逊率领两万五千人，用了两天时间，行军五十六英里，绕过帕普的右翼，切断了帕普与华盛顿之间的铁路联系，同时，洗劫了帕普设在曼那萨斯交汇点的军需库。杰克逊手下的一个瘦削的行军战士清晰地记得那天下午的特殊战果：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都能让一个老兵流口水。我们中的一些人将蛋糕塞满口袋，另一些人塞糖果，其他的人塞蜜橘、柠檬、罐头……我看到有个人除了法国芥末酱之外，什么都不拿；结果，那是最聪明的选择，那人后来用那玩意儿和别人换面包和肉类，维持了好几天。　　然后，杰克逊好像又一次变得无踪无影。帕普花了两天的时间才找到他，他的人马正在石岭上修建坚固的工事，从那里可以俯瞰去年在他的协助下击败联邦军队的公牛道旧战场。　　帕普宣布此时他要将叛军“一网打尽”，他于8月29日发起进攻。邦联军队守住了阵地，当他们弹药将尽时，他们就向联邦人马扔石块，他们的统帅坚信他已“得到神明的帮助和保佑”。　　帕普断定遭到重创的叛军此时会逃跑，他保证次日将穷追猛打。正在此时，李的另一路人马赶到，下午二时，杰姆斯·朗斯崔特少将派出五个团冲入联邦两英里战线的侧翼。　　第二次公牛道战役，联邦方面阵亡、负伤和失踪人数达两万五千人之多，这个数字是南北双方初次在那里开战时震惊全国的伤亡人数的五倍。　　克莱拉·巴顿是护理那些肢体残缺的幸存者中的一个。“伤员从战场上被抬下来……”她写道，“成公顷的地面上全躺着伤员。”她帮忙砍开干草卷，然后为伤员铺好干草垫。“到了半夜，足有三千无助的人们躺在草垫上……我一晚上都在湿敷布和吊臂绷带——包扎和滋润伤口。我们能弄到水，就尽量给他们喂水，黑暗里我们在这些可怜、无助的废人中间走了成英里的路，还生怕有谁把蜡烛落到干草上，那样，大火会将他们全部吞没。”　　那天晚上，怒气冲天的费尔·琪米对随从说：“我没有溃不成军，你们也没有溃不成军。就说这些，向上帝起誓，就说这些。”次日，琪米本人在不小心误人敌阵后，被叛军从背后开枪打死。邦联将领A. P.希尔在战前与他就是故交，此时，他悲痛地悼念他，“可怜的琪米！他真不该就这样死。”李要求双方停火，以便将他的遗体送回到联邦一侧。　　这场战役过后，林肯将帕普派往明尼苏达以西去应付那些正在造反的苏族印第安部落。眼看着李正在向北进攻，政府里又无可用之将才，万般无奈，还是将麦考仑请了回来，重新掌握普丹米克集团军总指挥的大权。　　“我们只有起用矮子中的高个。”林肯有一次对内阁成员说。　　麦考仑对他的妻子说：“又一次，我被请出来拯救国家于危亡。”☆夏普斯堡　　北军在战场上陷入了困境，但是，不论军事的成败与否，北方似乎正在向全面解放黑奴的目标迫近。1862年3月，在密苏里以及其他边缘州的奴隶制问题尚未定局之时，国会——此时已为共和党所控制——已经立法禁止联邦部队将逃亡的黑奴交还给他们的主人。　　4月份，在麦考仑的大军还陷在半岛时，国会废除了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制。　　6月份，在西部新领地里禁止实行奴隶制，这个长期以来破坏社会安定的争议终于有了定论。　　“一年以前，只有那死硬废奴派中的死硬分子才会梦想取得今天的成果，”乔治·坦普顿·斯强写道，“约翰·布朗的精神仍然在鼓舞人心，民众紧随其后。”　　但是，林肯仍在拒绝对奴隶制本身采取行动。“我如果不是担心一半的军官会丢下手中的武器，三个州会起义反对的话，我是会这样做的。”他担心会得罪边缘州，促使它们脱离联邦，他继续支持一项用四百美元赎买一个黑奴，然后将获得自由的黑奴运到非洲或中美洲殖民地的计划。那是个老主张，受到多数白人的支持，但受到多数黑人的反对。一家纽约的黑人报纸《安格鲁-非洲人》建议将那些顽固不化的奴隶主送到殖民地去。　　“我们是美国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提醒国人，“我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沿用的同一种习俗，坚持的是同一条大原则……我们将和所有美国人一起共沉浮、同患难。”　　8月，哈莱斯·格利利向总统发了一封公开信：“我们认为你被来自边缘州的一些冥顽不化的政客的进言所迷惑……我们呼吁你不论在哪里，都将奴隶制看成是煽动叛国行为、奠定叛国基础的症结所在……在我们看来，这是一条最显而易见的真理：凡是巩固和加强奴隶制的作法……都是用来分裂联邦的离间之计。”　　林肯对此也作了同样公开的答复：“我在这场战争中的最首要的目标是维护联邦的统一，而不是挽救或摧毁奴隶制。假如我一个奴隶都不解放就能挽救联邦，我会这样做；如果为了挽救联邦，我们必须解放所有的黑奴，我也会这样做；另外，假如为了挽救联邦，我们必须解放一部分黑奴，不碰其余的，我同样会这样去做。”　　事实上，林肯已经开始秘密决定解放那些在反叛的南方州里捕获的黑奴。他相信，解放黑奴这一举措将摧毁邦联后方的经济，同时，在海外也对联邦的奋斗目标有利。但国务卿史伍德将他劝了回来，没有在麦考仑那支新近受挫的大军喘息休整期间公布这项宣言。史伍德说，这就好像是“我们退却时发出的最后的呼喊……是在失败时捞的一根稻草，而不是水到渠成的顺理成章之事。”　　林肯此时所需要的是一场胜仗，而胜仗似乎是件遥不可及的事。叛军正在两个战线上同时向联邦进犯。　　同月，一支由布莱克斯顿·布莱格（Braxton Bragg）率领的邦联叛军从田纳西进犯肯塔基，占领了列克星敦①，在那里扶植了一个持分裂主义主张的州长，让其宣誓就职，这是李开辟第二战场的一个信号。南方在春夏两季的一系列胜利，使得李和他率领的军队在国际上一举成名。他在给杰弗逊·戴维斯的信中说，再打一个成功的战役，南方就能迫使欧洲承认邦联政府。　　9月，他亲率四万余众，渡过普丹米克河，进入马里兰。“李手下的士兵是我见过的……最脏的人，”一个马里兰妇女回忆道，“他们是一群衣衫不整、瘦削、饥饿的豺狼。但他们有一种在北方军人身上找不到的骄横。”另一个站在门前观看南军的妇女写道：“这群人在行军时没有任何规范，扛枪的样子也千姿百态，一人一种衣服，军官和普通列兵简直看不出有什么区别……难道我们那些威风凛凛的雄壮之师就是被这些乌合之众一次又一次打败的？”　　邦联叛军的战地指挥官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李因摔了一跤，双臂全被包扎了起来，吊上了绷带。杰克逊的背脊受过重伤。邦联军中两员最勇敢的战将——约翰·贝尔·虎德和A. P.希尔——骑马走在部队的最后面，这是他们在和上司争吵之后所受的隔离惩处。一旦战斗打响，李必须暂停对他们的处罚。　　李原本希望通过这次进军激励马里兰人起来造联邦的反，于是传令下去，让部队一路高唱“马里兰，我的马里兰”结果，这一招未能奏效：他经过的那些小城镇里的居民大多躲在紧闭的房门后面。　　麦考仑估计李会向华盛顿或巴尔地摩进军，但是，李真正的目标是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Harrisburg）的联邦铁路枢纽。在他到达那里之前，他必须保证供给线畅通无阻。于是，他将手下的人马拨出一半，交给杰克逊，去攻占由一千二百名联邦部队守卫的哈帕斯渡口，同时，将其余的人马集中在渡口以北二十英里处的哈格斯城（Hageratown）。　　麦考仑以他惯有的谨慎小心跟在叛军后面。9月13日，在弗莱德里克（Frederick）附近的一片叛军宿营过的草地上，一个联邦的下士发现三根包在一张纸里的雪茄烟。结果，这张纸居然是李的特殊密令的复印件。　　联邦将领据此了解到李分兵作战的秘密。“这就是他的密令，”他对副官说，“有了它，如果我再无法狠狠教训那个姓李的老小儿，我将自愿解甲还乡。”他兴奋地电告总统：“我已掌握了叛军所有的作战计划，假如我手下的人马能在这一紧急情势下取胜，我就能让他们作茧自缚。向林肯先生致敬。向诸位女士问安。请静候捷报。”　　但是，尽管麦考仑手里握着如此珍贵的情报，他在关键的十六个小时里仍然按兵不动，又一次认为这一支不到他手下人马一半的敌军超过了他的人马。　　9月巧日那天，李和一万八千名邦联叛军占据了马里兰夏普斯堡以东的一个三里长的山梁，身后就是普丹米克河。前面有一条名叫安提顿（Antietam）的小溪。麦考仑和他率领的九万五千余众开始越过溪水。　　来自佐治亚州的杰姆斯·朗斯崔特少将目睹了这一情景。　　15日近午时分，安提顿东岸高地上的树丛间挤满了穿联邦蓝军装的人。人越来越多，人群越来越大，直到目力所能及的地方全被那一片蓝色的人海所掩盖，从山顶一直到溪边，聚集着麦考仑的浩荡大军。　　如果那天当天或者第二天，麦考仑率领这支大军冲向邦联叛军的话，战争也许早就结束了。但是他却按兵不动，去制定各种方案，做好一切准备，结果给了杰克逊足够的时间重新与李会师，使南军的兵力增加了一倍。　　“当时，我军只有一个优势，”那场战役过后很久，李的一个副官回忆道，“但那是一个重要的优势。”麦考仑将一支占有优势的大军带到了夏普斯堡，但是他同时把他自己也带了过来。　　9月17日的战斗实际上是三场战斗。　　第一场战斗始于上午六时。在李的左翼，联邦部队沿着哈格斯城大道向躲在两个树丛里的杰克逊的人马发起进攻，两军之间隔着一大片玉米地。北军的目的在于攻占一个山脚下有一炮兵阵地的小山头，山头坐落着由一群德国简朴的洗礼派、自称“敦客”的和平主义者建造的矮小的白木教堂，他们认为教堂上造个尖顶都属奢华之举。　　“联邦的人排成两排作战队列，都上了刺刀，常见的阵容，”一个“石墙”旅的战士回忆道，“阳光照在他们擦得锃亮的枪支和刺刀上，给人以一种雄壮之感，同时也立刻让人觉得恐怖和离奇。”　　这场战斗的联邦指挥官是约瑟夫·虎克（Joseph Hooker）少将，他是一个脏话连篇、浑身带刺、酗酒成性的马塞诸塞军人，他的部下称他为“战神约瑟”。双方的炮都在向玉米地开火。“那块地里的很大一部分里的每一株玉米都像被刀切割过一样，”虎克事后回忆道，“那些被打死的人成排成排地倒在刚才还站在作战队列里的地方。”　　依莱沙·罗德兹也记得当时的情景。“在我整个的军旅生涯中，我从未见过这般景象，”他写道，“遍地都是死伤的人。在一处，一个叛军军官和二十个叛军士兵一起死在一尊被摧毁的大炮边上。据说这是罗德岛第一炮兵团A炮阵的炮兵打的。”　　叛军开始还击。数分钟内，马塞诸塞第十二团的三百三十四名战士一下损失了二百二十四人。虎克本人的脚也被打穿，被人抬下战场。那一天，双方死伤的将领就有十八位之多，联邦九人，邦联九人。　　但是，虎克的部队正向“敦客”教堂逼近，“我们像发了疯一样装弹、射击，疯狂地呐喊和大笑，”一个来自威斯康星州的战士说，“我们前面的那片地里全是逃命的叛军，拼命往林子里逃。”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杰克逊派出了他手下的最后一支预备队，由约翰·贝尔·虎德率领的来自得克萨斯的一个团，这些人素来以作战凶狠著称。此时，他们刚要吃连日来第一顿像样的饭，就被战事耽误了，正没好气。他们打来的第一排枪“就像一把长柄大镰刀横扫过我们的队列”，一个联邦方面的幸存者回忆道，随后，邦联叛军的反攻开始了。　　北军开始溃逃，虎德的人马跟随其后，进了玉米地。在那里，他们遭到了联邦第一炮兵团和联邦的增援部队的一阵猛击。虎德虽然挫败了联邦进攻，但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带进玉米地的人中，百分之六十的人未能生还。当剩下的人最终撤出玉米地时，一个军官问虎德他的团在哪里，他答道“全死在地里了”。　　联邦部队又对邦联的左翼发动了两次密集的冲锋。奥利弗·温代尔·豪姆少尉刚把在鲍崖战役中受的伤养好，这次又再次中弹负伤，这次是颈部，子弹差一点打断他的气管和颈动脉，子弹穿出后将他军装领子上接缝处打断。　　双方在玉米地来回拉锯了十五次。至上午十时，那里躺着的死伤者就达八千之众。　　大约在同一时刻，战役的焦点转移到了李方战线的中段，一条低洼的乡村道路，战前是将两个农庄的地分开的分界线。现在成了两个旅的邦联部队的一个现成的步枪战壕。　　李传下命令，不惜任何代价死守中段。阿拉巴马第六团驻守在那里，他们的指挥官约翰·B.戈登上校向他保证：“将军，这些士兵将坚守在这里，直到日落或者战役胜利为止。”戈登看到联邦的进攻部队的方阵，四排人：“勇敢的联邦指挥官，潇洒地坐在坐骑之上，来到阵前，他的军乐队演奏着军乐为他助阵。我暗想，‘用子弹将如此威武雄壮的军队阵容给毁了可真太可惜了！”，戈登等蓝色的进攻方阵走到距他们几个界桩的地方，下令开火。联邦指挥官当即身亡，他的部下犹豫了一下，然后后退，但紧接着向邦联阵地发动了五次冲锋。　　激战中，戈登右腿两处中弹，左臂中弹，第四颗子弹打穿了肩膀。他拒绝接受任何救护，在联邦部队不断冲来的当口，瘸着腿在阵地上下稳定军心。“〔最后〕，第五颗子弹打在我脸上，将我打倒了，”他回忆道，“我向前扑倒，失去知觉，脸埋在帽子里；我原来是有可能被血闷死的……但是帽上有〔一个北方佬打的弹孔〕，血全流了出去。”　　联邦部队不断试图攻占这段低洼路，一个建制又一个建制的部队在南军的排枪面前退了回来。直到最后一些来自纽约的部队设法占握了一个制高点，从那里他们可以向下面守路的南军射击。然后，一个战士写道：“我们就像冲着一窝圈在羊圈里的羊那样向他们开枪。假如子弹没打中目标，也会弹回来，打中边上的人。”　　那段低洼路——现在人称“血路”——很快就堆满了两三层的尸体，得胜的联邦战士跪在被有人称为“可怕的高地”上，向逃窜的残敌射击。“每个人都像发了疯，”一个来自纽约的战士后来回忆道，“等不及〔装子弹〕，他们就抓过死人手里装有子弹的枪，火力惊人，推弹杆和子弹一起送上去，以双倍的火力向敌军射击。”　　邦联战线的中段开了个口子。再加一把劲，就可能将其撕开，但是，麦考仑认为继续攻击“有欠谨慎”。　　第三场战斗集中在邦联战线的右翼。安姆布鲁斯·伯恩萨德（Ambrose Burnside）将军的军团试图冲过一座横跨在安提顿溪的、被邦联严加防守的石桥。　　伯恩萨德是一个身材高大，气势夺人的汉子——他上唇留着的浓密的胡须的样式特别，于是有人用他名字取乐，给他送了个外号——鬓须①。但是，“此人真的非常谦虚，”一个和他关系不错的同僚曾说，“他不愿承担责任，”他的老朋友麦考仑将这个职位给了他。麦考仑答应在他过桥时提供支援。　　他手下带有一万二千五百人，对手是四百个佐治亚人。但是，叛军占据了俯瞰石桥的石崖，他们的指挥官是罗伯特·A.土姆斯（Robert A.Toombs）准将，此人曾想做邦联的总统，最终，耐不住担任国务卿的枯燥乏味，决定进入军界，南军将伯恩萨德阻击了三个小时，打退了他们四次浴血冲锋。最后，联邦部队设法渡过溪水，开始向邦联在夏普斯堡城外的最后一道防线压来。　　在那天下午的战斗中打头阵的是穿着华丽、由救火队员组成的纽约第九志愿团。“我仰面躺着，”一个人回忆道，“用臂肘撑着身体，眼看炮弹在我们上空爆炸，心中暗自盘算如果我把手指指向空中，需要等多久才会被炸掉……当我听到起立的命令，我转头看了一眼凯伯上校……心想他一定突然发了疯。”　　救火队员周夫斯一边喊着“Zou！Zou！Zou！”一边向面前的排枪冲去。一颗炮弹飞来，将其中八个人炸得血肉横飞。先后有七个擎旗手中弹，但是，叛军终于被击溃，掉头向夏普斯堡逃窜。“哦，我拼命地跑呀跑！”一个弗吉尼亚人回忆道，“我担心会背后中弹，所以在奔跑时还不时转过身子，以防在身上留下那种丢人的枪伤。”　　南军向普丹米克河退却的线路几乎被切断，联邦的胜利似乎已成定局。“北方佬似乎认为他们已创造了奇迹，”那个弗吉尼亚人写道，“他们不再追赶我们，将我们赶尽杀绝，而是发出常听到的那种欢呼声，就好像他们刚赢了一场棒球赛似的。”　　在山头观察战局的李，此时也显得绝望。然后，在最南面，他看到一支人马扬起的尘土。　　“那是谁的人马？”他问正用望远镜观察的副官。　　“他们打的是弗吉尼亚和邦联的旗号，长官。”　　这是刚从哈帕斯渡口赶来的邦联“轻装部队”：三千人，经过十七英里的急行军，腿脚酸痛，但已做好了战斗准备。带队的是作战时总要穿一身鲜红衬衫的A. P.希尔。他的许多部下都穿着缴获的北军蓝色制服，北军一开始不愿向看上去像是友邻部队的人开火，等到发现情况不对，再开火时为时已晚。　　此时，在新来的叛军冲击他的侧翼的当口，伯恩萨德恳求麦考仑将他原来答应留给他的预备队送来增援。麦考仑拒绝了他：“此举不够谨慎”，他还是那句老话。　　夜幕降临，伯恩萨德的人马退回到他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夺来的那座石桥。战斗慢慢停了下来。　　这一天是整个内战中最血腥的一天。联邦方面死了二千一百零八人，一万零二百九十三人负伤或失踪，是八十二年后的诺曼底登陆伤亡人数的一倍。　　李损失的人略少一些：共一万零三百十八人，但是，这是他全军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一仗真是惊心动魄，”杰姆斯·朗斯崔特回忆道：“鉴于激战一天，李的军队被分割的局面……〔联邦〕只要再派一万援兵，就可以全歼李所部。”　　“每幢楼都住满了伤兵，住不下的便住进农庄里的其他房屋，”一个农夫的太太回忆道，“他们被放在农庄的房屋里，仓房、玉米仓房、小木屋——凡是有四堵墙和一个房顶的地方全用上了。”　　一个联邦军官回忆道，在他等待外科医生来照顾自己被枪弹打碎的肩膀的那段时间里，“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个救护人员手里拎着一条胳膊、一条腿、或者一只血肉模糊的手，从我身边走过，走到一个打开的窗口前，将其扔进窗外专为掩埋残肢的坑中。”　　克莱拉·巴顿写道：“我必须把我长裙底部的血绞干才能走路，否则就太重了。”那天下午，她施行救护的地点离战场非常之近，有一次，就在她向一个伤员弯下身子的时候，一颗南军的子弹擦过她的袖口，将那个伤员打死。　　但是，尽管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联邦指挥官终于可以宣告北军获胜：李军的进犯被遏制住了。麦考仑本可以一鼓作气，结束战争。他有足够的预备队在夏普斯堡城外待命，李面临三倍于己的敌军，断定第二天一定会遭到攻击，只能在那里静静等待。林肯电告麦考仑：“愿上帝保佑你以及全军将士，如有可能，彻底消灭叛军。”但是，麦考仑没有进攻。18日，邦联叛军偷偷南渡普丹米克河。　　李的进攻被遏制住了。他的军队损失惨重。但是，他的军队没有被完全消灭。　　10月1日，林肯亲临夏普斯堡与麦考仑见面。他的目标还是督促麦考仑追歼李部。根据林肯后来回忆，他表面上似乎表示同意：“我回家时的感觉是他会立刻行动。但是，当我回到家，他开始提出异议，不肯进兵。我给他下了一道不容争议的进军命令。他等了十九天，才开始渡河，全军过河用了九天，等过了河，他又停了下来。”　　10月s日，邦联在夏天发起的第二路北犯也被击退，联邦军队在当·卡洛斯·彪尔的带领下，在肯塔基的派瑞维尔（Perryville）击败布莱克斯顿·布莱格率领的邦联叛军。　　击退了邦联的两次进攻，林肯稍稍松了口气——同时，也使他对自春夏以来一直不听命令的将领更加不耐烦。“我刚读完你有关舌僵体乏的战马的电报，”林肯在10月25日电告麦考仑，“请原谅我问一下：自从安提顿战役以来，你军中的战马都做了哪些事，都累成这样？”　　李的军队继续退却，越过蓝岭山脉。麦考仑远远跟随而来，由于距离太远，难以接近。11月5日，林肯解除了麦考仑的职务。他对一个朋友说，他已不再愿意“没完没了地和他辩论下去”。麦考仑认定自己受了冤屈。　　“他们铸下了大错，”他说，“唉，我多灾多难的祖国啊！”　　11月10日，麦考仑对他的部下作了最后一次检阅。一个军官记得，士兵们闻讯，有如“晴天霹雳”，“全军上下无不认为政府一定是发了疯”。　　泪流满面的旗手们将他们的团旗放在麦考仑的跟前。其他人默默地注视着他的坐骑走过。一个士兵记得，“就像吊唁者注视墓中的一个好友那样。”依莱沙·罗德兹也在这些吊唁者的行列之中：　　今天是普丹米克集团军全军悲哀的一天。麦考仑将军被解除了统帅的职务，已经离开了我们……这一变化引发了许多牢骚，有些人愤愤不平。麦考仑的敌手现在心满意足了，但是，军队热爱他、尊重他。我们就像忠诚的士兵，服从他的命令。　　麦考仑回到他在新泽西的老家，在那里“等候新命令”。但他从此再也没有接到任何任命。　　林肯相信，如果李的大军被赶出联邦的疆界，那就是“上帝已经做了有利于奴隶的裁决”的征候。安提顿战役为他一直在等着做的事情提供了一个机会。9月22日——战役结束五天之后——总统签署了他的“奴隶解放宣言”。“假如我能名垂青史的话，”他说，“那就一定是因为这一举动。”　　任何州、或在某州内指定区域，其民众起兵反叛合众国者，该州或区域境内之全体被迫成为奴隶者，将于吾主基督一千八百六十三年一月一日之日起，直至永远，获得自由。　　杰弗逊·戴维斯称林肯的宣言是“在所有历史罪人的记载中最令人诅咒的行为”，尽管这个宣言只保证在联邦军队尚未占领的区域里的奴隶获得自由，联邦军队可能已经使得自由成为现实。居住在马里兰、密苏里和田纳西这些边缘州里的奴隶仍然生活在奴隶制之中。“政府用解决敌方牛马的办法去解放敌方的奴隶，”伦敦的《旁观者报》说，“这种作法只是为了在今后的冲突中削弱他们的力量……这里所指的原则，并不是说任何人无权占有另一个人，而是只有一个效忠合众国的人才有权占有另一个人。”　　废奴派对此也不完全满意，但他们也没有过于失望：温代尔·菲利浦斯很有信心地说，林肯在宣言中所设定的例外，只不过是在尼加拉大瀑布的边缘处稍作的停留，暂时争取、利用一些可以利用的力量而已。最终，他和所有人一起，都将顺应历史的潮流。大多数的北方人这时都相信，奴隶制气数已尽、日薄西山。　　在华盛顿举办的一次由总统内阁成员参加的晚宴上，总统的秘书约翰·黑（John Hay）注意到“每个人都有焕然一新之感。总统的（解放奴隶）宣言解放了奴隶，也解放了他们。他们愉快地……互称废奴派，似乎很乐意用这个曾经一度没人敢碰的头衔互相戏弄”。　　有许多因素让欧洲列国置身于美国的内战之外，当时，联邦军队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军（邦联军队是第二大陆军），这固然是个不小的原因。但是，“奴隶解放宣言”在海外产生了林肯所期望的效果。英法都不愿公开反对合众国废除奴隶制的承诺。“邦联得胜将是一种邪恶势力的得手，”约翰·斯特瓦·米尔（John Stuart Mill）写道，“它将鼓舞反对进步力量的敌人，挫伤所有文明世界朋友的斗志。〔美国的内战］最终将成为人类前途命运是走向正义还是走向邪恶的一个十字路口。”　　“如果世上有什么事情，能让我冒遭受惨败的风险，去竭尽全力，争取从北方佬那里独立出来，”玛丽·切斯那特在她的日记中坦白道，“那就是林肯解放奴隶的这篇宣言……瓦特·伯雷克家的三百个黑奴全去投奔北方佬了。”☆北极光　　十一月底，乔治·麦考仑的继任者安姆布鲁斯·伯恩萨德率领他手下的那支牢骚满腹的军队，在寒雨中向南面的里士满行进，他决意要显示一下他的前任明显缺乏的那种勇于进攻的心态。按照伯恩萨德的本性，他并不善于大胆的行动。尽管他有出众的外貌和庄重的气派，但实际上是一个优柔寡断、顾虑重重的人，他由于对自己的能力信心不足，曾两度回绝全军统帅的委任。“很少……”一个来自马塞诸塞的上校写道，“有哪个像伯恩萨德这样根基浅薄的人能升到如此高的军职。”　　在弗吉尼亚的福莱德里克斯堡的城外，有一道山势平缓的山梁。伯恩萨德的计划是渡过拉帕哈诺克河，攻占该城，然后赶在李反应过来之前，率先占领山梁，并在那里修筑工事。但是，当他率领十二万之众赶到河边，战争部的无能让他大失所望；他等了十七天，才把他渡河所需的浮桥等来，这段时间足以让近在六个半英里之外的李将他的七万五千人部署在山梁上。“石墙将军”杰克逊和A. P.希尔负责叛军的右翼，杰姆斯·朗斯崔特把守左翼。　　邦联叛军督促福莱德里克斯堡城中的百姓在联邦部队攻城之前弃城而走。一下子，六千平民成了无家可归的难民。“我从未见过比眼前这行人在深雪中行进更糟心的情形……”一个弗吉尼亚的炮兵写道，“小孩子们抱着自己的布娃娃……那些苍老、虚弱的老妇，虽然没有携带任何物件，仍然举步维艰……有些人一手拿着《圣经》和牙刷，另一手拎着一只母鸡和一袋面粉。他们要到哪儿去，我不知道，我怀疑他们自己是否知道。”　　在两支大军等待之际，双方人员互相之间经常做些以物换物的交易，窄窄的小河上，临时货船来回穿梭，上面装满了北方的糖、咖啡、报纸以及换来的南方报纸和烟草。　　两军驻地相距之近，双方都能听到对方谈话的声音。一个联邦退伍老兵回忆道：“我听人说邦联叛军的人反复讲，‘你们这帮北方佬要到里士满，你们就得起个大早（Early），走上一条长街（Longstreet），翻越一堵石墙（Stonewall）的阻挡（Lee），还要跨越两道山梁（Hill）。’我自己从未听到他们说出这般有象征意义的话。”①　　“我们曾被敌军的……一个军乐队的演奏所吸引……他们的爱国音乐，”一个邦联军官回忆道，“——‘星条旗’、‘向哥伦布致敬’和其他我们曾经热爱过的曲子。他们好像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一些响应；但是，我们对此无动于衷，直到最后，〔他们〕奏起‘南方热土’，才赢得双方的喝彩和大笑。”　　终于，到了12月11日、联邦部队开始向福莱德里克斯堡开炮，城中大部分着火。然后，在炮火的掩护下，联邦人马经六座浮桥渡过河。“我们有近二百门火炮，”依莱沙·罗德兹说，“炮声震天动地。〔在我们渡河时］密集的炮弹在我们头上飞过，落在福莱德里克斯堡城中。叛军难得回击，偶尔向我们这边开个炮。”　　有些人在纳闷为什么邦联让联邦人马如此轻易地过河。“他们要诱敌深入，”一个退伍老兵说，“此时出击，既不上算也不容易。你会看到他们出击的情形的。”当他们待命向山梁运动的时候，联邦人马已将城中剩余的物资抢劫一空。　　终于，在12月13日，联邦分两路向叛军发起了进攻。威廉·富兰克林（William Franklin）将军率领的四个师团攻击联邦左侧的杰克逊部。“那一天，杰克逊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而不是平时老穿的那套皱巴巴的军装……”费诸夫·李（Fizhugh Lee）将军回忆道，“这是最引人注目的变化……　　他的部下对此并不喜欢，一些人生怕‘那个老杰克会怕把军装弄脏，变得高高在上。’”　　他们的顾虑是多余的。“我手下的这些人马，”他对一个忧忡忡忡的副官说，“有时会在进攻时失利，但是丢掉一个阵地——从未发生过！”有一段时间里，战斗来回拉锯，一支由乔治·高登·米德（ George Gordon Meade）率领的联邦部队曾一度将杰克逊的防线撕开个小口，但最后，炮兵还是将那支联邦部队赶了回去。　　与此同时，由约瑟夫·虎克率领的主攻部队的任务是攻占玛丽高地。　　这里，邦联集中了大量的炮火，将所有的进攻线路尽数覆盖。山脚下，建了一条高四英尺的石墙，石墙后的四排守军的任务是对那些逃过炮轰的进攻部队实行不间断的排枪射击。“将军，我们要是向那片开阔地开火，任何活物都插翅难逃。”　　李不敢相信敌军会愚蠢到向玛丽高地发起进攻。连联邦将领也不敢相信，他们向伯恩萨德进言，认为此举是“涂炭生灵，不合兵家之常理”。伯恩萨德不顾劝阻，一意孤行。虎克的部队集结在被破坏的小城内和周围。　　然后，一声令下，“〔联邦士兵〕……就像从一个永不枯竭的泉眼中流出的涌泉，涌向开阔地带。”一个和叛军一起隐蔽在阵地里的里士满《资讯报》的记者这样写道。整个草地上，黑压压的一大片，成千上万的人组成的方阵。我们在远处只能推测敌军人数。有些老兵认为有六万之众。　　来自新奥尔良的华盛顿炮兵团的威廉·欧文从玛丽高地上看着联邦的进攻方阵向他的炮口下走来：　　他们行进的阵式真雄壮！他们的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光，他们的队形就像一条蓝色的钢铁巨龙……我们看到我们的炮弹在他们的队列中爆炸，留下许多大缺口；但是，他们继续前进，那架势，就像他们能径自冲破我们的防线，将我们踩在脚下似的。现在，我们开始用重磅炮弹，他们稍稍怔了怔。接着又走了几步。在我们山脚下的佐治亚人站了起来，一眼看去，一整排枪向正在前进中的方阵齐射。火力太猛；进攻的方阵犹豫了，然后，转过身去，躲到土墙之下……但是，另一个队列从高坡顶上出现，英勇无畏地向前行进，我们再次向他们开火。　　进攻的队伍中包括爱尔兰旅，他们在冲锋时高呼“Erin- go-　　bragh！”①，挥舞绿色旗帜②。他们最远冲到离石墙还有二十五步的地方。那些将他们射倒的佐治亚二十四团的人也都是爱尔兰人。　　朗斯崔特将倒在他的炮火之下的联邦部队比喻成“从房角屋檐上不断滴下的水”。一个联邦军官从一个教堂尖顶楼上远眺，一个旅接一个旅向石墙冲去。他们就好像“雪花落在热土上，融化得毫无踪影”。　　等在福莱德里克斯堡的街道上的尚未投入战斗的部队，尽量不去看野战医院，此时，那里已经挤满了痛苦不堪，但已离开战场上凶险炮火的伤员。“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伤号被抬进我们队列时的喜悦心情，”里杰斯德·乔布里安德将军写道，“其中的一个人试着从担架上支起身子喊道，这下好了！老子不会像条狗那样死在土沟里了！”　　原大学教授乔斯瓦·劳伦斯·张伯伦带领的缅因第二十团是过河作战的最后一支部队。“空中充满了爆炸的炮弹，呼啸的炮弹从我们脚下那条窄窄的桥上飞过……一股股热浪向我们扑来，令人禁不住缩头躲避……”拥挤、扭曲的队列把浮桥弄得摇摇晃晃，马匹步履维艰，人也难以保持平衡。”　　一个早先冲锋，现在被敌军火力压在坡下的一个联邦战士记得他们向玛丽高地冲锋的情景。“缅因第二十团……以进攻队列走过开阔地，在行进中，我清楚地看到在枪弹和炮弹击中的地方，队列中有许多大缺口……　　这是一个壮烈的情景，这是在这样的战斗中和这样的战士中表现的铁的军纪的最好明证。”　　不久，缅因的战士们也不得不卧倒。　　向玛丽高地发起的十四次冲锋全被打退之后，伯恩萨德才罢休。九千联邦将士倒在邦联的枪炮之下。　　李从高处看到发生的一切，叹道：“幸好战争是如此惨烈可怕，否则我们真会乐此不疲的。”　　夜幕降临，战场陷入沉寂。张伯伦后来回忆道：　　但是从那一片沉寂中……我们听到一些更加疹人的声响……一种怪异的呻吟……你无法确定其位置，一种被捂住嘴时发出的哼哼……就好像上千个不同的声调汇集到一起，形成一个怪异的、不属阳界的和声主调，令人难以入耳、让人难以承受，但又近得吓人；在那些虚弱的和声中夹带着断断续续的呼救声……有些人求口水喝，有些人祈求上帝的怜悯；有些人请求战友将敌军没有做完的可怕的事作个了结；有些人用迷迷糊糊的梦呓般的声音呢喃着心爱的人的芳名，就好像心爱的人正在俯身照看他们一般；还有，自始至终，我们都能听到从那些紧闭的嘴中发出的那种因为太绝望、或者太倔强而不愿表现自身痛苦的那种低沉的呻吟。　　气温降到了冰点以下，凛冽的寒风横扫战场。此时，战场上的伤员除了流血过多、伤重死去的人之外，也开始被冻死。张伯伦试图睡觉：“好像最好将我自己夹在两个早先冲锋被打死的人中间，然后将第三个人横过来当枕头，这样，头就不用贴着被踩乱的、浸透了鲜血的草地，然后，将死人的衣服扒下来遮住脸，以避寒风。更令人心寒的是整个战场上遍地都是那些低沉的呻吟声。”　　那一整夜以及第二天的一整天，缅因的将士们全被困在那片开阔地，蜷缩在死去战友堆起的人墙后面，尽量不去理会邦联那边打到战友尸体上的子弹。　　伯恩萨德当着众人的面流了泪，宣称要亲自带队，发动一次新的进攻；最后被他的下属劝止，他决定退回拉帕哈诺克河对岸。当他骑马经过一支部队时，他的一个副官提议为将军喝彩三声，结果无一人响应。　　那天晚上，张伯伦和他的部下为死去的战友们掘出一些浅坑，埋葬他们的遗体。张伯伦回忆道，他们原本计划为他们举办一个“星光葬礼”，他们正在掘坑时，北极光在冬夜的天空上飞舞。“有谁不愿像他们那样牺牲？”他问道，“他们为自己祖国的生存而死，祖国的天空出现的异彩为他们的葬礼照亮！”　　邦联的人看到同样的天相，认定这是上苍对他们胜利的庆祝。　　这个战役，联邦方面损失一万二千六百人。“我们这些无能的将领，让部下白白上去送死，就像亥洛德（Herod）①滥杀无辜一般。”一个来自马塞诸塞的列兵写道。邦联方面损失五千三百人，其中大多数是失踪的人，实际上，那些人是回老家过圣诞节去了。　　在联邦部队将福莱德里克斯堡洗劫一空并放火焚烧之后，邦联部队慢慢回到城中。“石墙将军”杰克逊也来了，当他的一个的副手问他对于干出此等恶劣勾当的人应该如何对待时，他回答说：“杀，将他们杀个精光。”☆祖国，我可爱的家乡　　“假如有一个比地狱还糟糕的地方，”那年冬天，林肯对一个来访者说，“现在，我就在那个地方。”那年秋天，各州和国会的选举不尽如人意。激进的共和党人，出于对总统长期重用麦考仑以及对“奴隶解放宣言”的局限性的不满，没有全力以赴助选，结果，将竞选战场拱手让给了民主党。民主党人指责政府战场指挥无能以及违反宪法、在限制不同政见和对敢于畅言解放黑奴这两方面滥用职权。结果，民主党人在纽约、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印第安纳和林肯的老家伊利诺伊大获全胜。1860年时，这些州全在共和党控制之下。此外，民主党人还夺得纽约州长之位。　　当有人问他对所有战场失利的坏消息的反应，林肯说他就像一个大男孩，大脚趾踢到硬东西受了伤——个子太大不好意思哭，但又疼得笑不出来。　　福莱德里克斯堡的惨败更是雪上添霜。《哈帕斯周刊》说，合众国的民众默默地咬着牙，承受着政府的无能、背叛、失败、物质短缺、失去亲朋好友和钱财，承受着几乎所有一个勇敢的民族能够承担的艰难困苦。但是，他们无法接受像福莱德里克斯堡那样的大屠杀继续重演。　　“事实上，除非我们采取某些措施，否则我们的国家就完了……”参议员扎卡里尔·张德勒说，“总统是个软弱之人，遇事太过软弱，那些愚蠢的、叛国的将领们正在那些没有决定性意义的战斗和拖延中浪费时间，还在浪费更为宝贵的生命。”一时谣言四起，传林肯将辞职，让位给副总统汉尼柏·哈姆林（Hannibal Hamlin），麦考仑将被召回华盛顿，坐上独裁者的宝座，参议院里的激进分子在筹划强行重组内阁。　　当时，激进分子的确在怪罪国务卿史伍德，要他为联邦的军事和政治上的接连挫败负责。有人说，他是总统内阁的“一大奸雄”，太愿意与南方媾和、妥协，在对奴隶制采取大胆果断的措施时太畏缩不前。12月16日和17日，参议院里的共和党人聚首商议表决，最后，以只有一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请愿，要求林肯罢免史伍德，并以“统一目标和行动”为准绳，重组内阁。　　在这个策划中，他们暗中得到财政部长切斯的积极支持，此人希望在内阁中剪除自己的主要对手，以便在1864年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时独占鳌头。在这个关键时刻，从他自己的党内发起的对他领导地位的攻击令林肯深感不安，“我们现在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对一个助手说，“看上去老天爷在和我们作对。”　　但是，最终，他的政治才智占了上风。史伍德递交了辞呈。总统将其压住，没让任何人知晓。然后，他将一个参议员代表团带到自己的（除了史伍德之外的）全体内阁成员面前，迫使每个内阁成员——包括切斯——公开承认国务卿是行政当局中的一个宝贵成员。在这个一边倒的表决结果面前，参议员们糊里糊涂地收回了请愿。切斯然后递交了一份辞呈。至此，参议员无法只逼史伍德出阁，同时留住切斯。结果，两人继续在内阁中供职。林肯对一个助手说，“现在，我可以骑马了，我两边的马袋里一边装着一只大南瓜。”　　新年前夜，依莱沙·罗德兹回顾了一下刚过去的一年：　　12月31日。好了。1862年即将过去。回顾过去的一年，当我想起这一年来，我走过的几百英里的路，见过的数千伤亡人员……就战争而言，这一年没有取得多少进展，但是，我们希望能取得最佳的结果，我们确信联邦最终会重归一统。再见了，1862年。　　在同一个晚上，当子夜将至之际，一大群黑人和废奴派白人聚集在波士顿音乐厅里，等待废奴变成现实的那一伟大时刻。在台上，坐在威廉·劳德·加里森身边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热泪盈眶。欢呼的人群呼唤着哈丽叶特·比彻·斯托的名字，她从包厢的座位上站了起来，喜泪纵横。　　一个名叫查尔斯·巴耐特·瑞的黑人牧师唱起：“在埃及黑沉沉的海面上，快奏起响亮的手鼓，耶和华大获全胜，他的民众重获自由。”　　在华盛顿附近的一个“走私营”里，许多原来的奴隶纷纷控诉。一个人记得自己女儿被卖的往事。“现在，再也不会发生此事了，”他说，“他们再也不能将我的妻子和儿女卖掉了，上帝垂恩！”另一个原来的奴隶记得：　　那时，我还是个小女孩，大约十岁，我们……听说林肯要给〔我们〕自由。老太太说别信那话。后来，北方当兵的告诉什么人……林肯已经签了什么“解放宣言”。那是冬天，那天晚上好冷好冷，但是所有人都开始准备逃跑。才不管老太太呢——朝联邦这边跑。　　在南卡罗莱那州海岸外的海上诸岛上，联邦官员向一群群前奴隶高声宣读“解放宣言”；在萨克斯敦（Saxton）陆军基地，南卡罗莱那第一志愿团——一支由来自波士顿的废奴派托马斯·温握·赫金森率领的、全新的、全部由黑人组成的团队，组织了自己的庆祝活动。随军牧师宣读了“解放宣言”，现场“欢声雷动”。然后，赫金森展开一面全新的美国国旗，还没等他宣读他事先准备的讲稿，黑人部队便自发地唱起了歌。“听上去就像一个终于被解放的民族的哽噎之声。”赫金森写道。他们唱的那首歌是“祖国，我可爱的家乡”。________________　　［1］译者注：林肯在竞选总统时曾突出自己接近平民的劈柴拓荒者的形象。　　［2］译者注：“无条件投降”（ Unconditional Surrender）的英文缩写为U. S.与格兰特的缩写名相同。　　［3］译者注：英国历史上的一份著名的幽默杂志。　　［4］译者注：肯塔基州府所在地。　　［5］译者注：鬓须（Side Burns）是伯恩萨德名字中的两个词的顺序颠倒。　　［6］译者注：这段话中夹带了邦联军队部分重要将领的名字。　　［7］译者注：爱尔兰语，意为“爱尔兰万岁！”　　［8］译者注：爱尔兰国色为绿色。　　［9］译者注：公元前，被罗马帝国任命的一个犹太国国君，曾杀戮过许多无辜平民百姓。是谁解放了奴隶？芭芭拉·J.费尔德（Barbara J. Fields）　　1862年8月，当有些人促请亚伯拉罕·林肯宣布将解放奴隶作为内战的一个目标时，他曾直截了当地将自己的政策作了如下概述：“假如我一个奴隶都不解放，就能挽救联邦，我会这样做；如果为了挽救联邦，我们必须解放所有的黑奴，我也会这样做；另外，假如为了挽救联邦，我们必须解放一部分黑奴，不碰其余的，我同样会这样做。”尽管林肯在私下里坚信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制度，并且希望早日将其废除，他的公开政策还是忠实地体现了这样一个基本立足点：内战是自由白人民众之间、联邦派和分裂派之间、主张自由领地的北方人认为的权利和主张奴隶制的南方人心目中的权利之间的争端。在忠于联邦的各州里，那些被指定的或者自封的具有“真知灼见”的代表，都同意这个基本立足点，尽管他们对这一立足点推出的各种结论莫衷一是。有些人也许相信财产权，包括对人身的占有权决不允许违反；另一些人认为决不能让奴隶制继续蔓延，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上述两个目标与维护联邦的统一和完整这一大目标不能同日而语。不管怎么说，所有言论和行动上的资深人士都同意，在这场北方和南方之间发生的争端里，合法权利受到侵犯的群体是白人民众，于是，内战必须解决的问题的出发点应该放在怎样才能在最大限度上顾及这些民众的愿望和利益。　　但是，历史上的各种战争，尤其是各种内战，往往会使名望之族沦为世人笑柄，默默无名之士瞬间闻名天下。美国的内战做到的正是这一点。突然间，观点从未被人尊重过的人们不仅成了道德伦理，而且成了人之常情的代表：废奴派人士，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呼吁对奴隶制不仅应该加以限制，而且必须彻底铲除；获得自由的黑人民众要求获得积极参与内战的权利；而且尤其是奴隶们自己，他们坚信这条不验自明的真理：他们的自由权和所有其他人的自由权一样，是上帝赋予人类的不可剥夺的馈赠。　　一个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出生就沦为奴隶的黑人联邦士兵，轻蔑地否定了那些北方人，其中也包括亚伯拉罕·林肯提出的那种不去触动奴隶制而拯救联邦的想法：“我们那些支持联邦的朋友说，他们不是为了解放黑奴而战，而我们（黑人）则在为联邦和开通密西西比河上的航道而战。那好吧，那么就让白人为白人要的东西，我们黑人为黑人要的东西去打仗吧……自由必须是我们的首要考虑，这事就这么简单。”一个警察发现了这个不知名的战士丢在新奥尔良街头的这篇大不敬的宣言，林肯读后，不得不承认其中所说的大实话。1863年1月1日，当他签署“奴隶解放宣言”的定稿时，林肯自己承认，自由必须是我们的首要考虑，这事就这么简单。维持联邦是一个眼光过于浅薄、不值得任何人为之献身的目标。到了那个时候，不管怎么说，这个目标已不可能以这种浅薄的形式达到。　　事实上，从一开始，这个目标就不可能以这种浅薄的形式达到。一旦联邦出现了裂痕，凭借那些小心翼翼拼凑起来的、措辞委婉含糊的对奴隶主权利的宪法保护，使拥护奴隶制的人再也无法得到安全感。在敌对双方的阵营中最睿智的人们都对此看得一清二楚。著名的废奴派人士、反对任何形式人类压迫的鼓动家温代尔·菲利浦斯提醒分裂派“你们偏离宪法了，一个黑人不是五分之三个人——他是完整的一个人”。联邦军队里的一个黑人旅的指挥官丹尼尔·乌曼准将曾作过一个生动的比喻：“向桑姆特堡打响的第一炮，敲响了奴隶制的丧钟。那些开炮的人是这个国家培养出来的最伟大的废奴实践家。”也许，乌曼这话特指那个满头白发的弗吉尼亚分剪派元老艾德孟德·拉奋，此人称自己是获得向桑姆特堡开第一炮象征性殊荣的人（此人后来由于无法接受邦联战败这一事实，自杀身亡）。当然，保守的奴隶主看到了这个危险，并且警告其他奴隶主，退出联邦将引发一场革命，其结果必将是奴隶制自身的毁灭。　　开始时，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出这些睿智者看出的历史潮流，目光短浅的分裂派则希望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维持奴隶制。眼光同样短浅的联邦派则相信他们可以在奴隶的人身自由这个问题上永远妥协下去，以满足白人的利益。亚伯拉罕·林肯在拟定他的政策和公告时非常小心，不让这些联邦派看到这个潮流。1862年12月，在他宣布他有意解放反叛的邦联各州的奴隶过后三个月，林肯提出一项不容修正的宪法修正案，其内容是将最终废除奴隶制的日期推迟至1900年。　　奴隶们和林肯不一样，他们没有任何错觉，对他们来说，战胜分裂叛国的战争就是终止奴隶制的战争。他们早在林肯本人之前就知道他必须扮演一个废奴者的角色。他们当时没有任何依据可言，靠的仅仅是自己虔诚的信念。林肯刚刚当选，南卡罗莱那州尚未退出联邦的时候，美国最南部地区的奴隶们就在庆祝预期的喜庆日子。1861年4月，当联邦部队前去保卫首都的途中，经过马里兰时，一个前奴隶告诉士兵，他后悔自己已经用钱赎买了自由。“假如我知道你们这些带枪的人要过来，”他说了句大实话，“我就会留下那笔钱。”1861年5月，内战爆发之前，阿拉巴马州孟露郡的一个农民在一封写给杰弗逊·戴维斯的不安的信中提到“黑鬼们都盼着很快获得自由呢”。　　有几次，奴隶的信心不仅仅是盲目的，而且是错误的。1864年8月，马里兰的一个奴隶，清楚无误地听到了林肯的“奴隶解放宣言”，满怀信心地给林肯写信，请他帮忙迫使她的女主人给她以自由。安妮·戴维斯（AnnieDavis）误以为“奴隶解放宣言”将解放所有的奴隶。她没有意识到，在马里兰、戴勒维尔、密苏里和肯塔基和田纳西这些忠于联邦的州，以及路易斯安那和弗吉尼亚被联邦部队控制的部分地区里，奴隶主对联邦的忠诚在林肯的心目中的分量更重，其次才是保证奴隶的人身自由。　　在民众中间建立那些必然的共识也不一定是轻而易举或不付代价的事。要全国民众认识到奴隶不再是可以讨价还价做交易的财产，或是其他人协议中的付款形式，这个过程是渐进的、代价高昂的。奴隶是活生生的人：这些人的意愿和动机就像作战时的地形、补给和敌军位置这些因素一样重要；所以，这些人的观点必须得到应有的认可。在全国民众中建立这一共识的责任落到了奴隶们自己的肩上。他们对自己的信念的执着追求渐渐地使得信念变成了现实。是他们教育了整个国家——废除奴隶制必须放到国务的首要位置上。　　军官们和战士们是最早看到实际情况的人，因为他们是和逃亡奴隶最初接触的一批人。整个过程的第一步似乎很简单，逃亡的奴隶在联邦的后方寻求庇护和自由，每当联邦部队推进到奴隶们能跑到的地方，他们便开始逃亡。这样，林肯将联邦存亡的问题和奴隶制的问题分开考虑的打算就遇到了麻烦，当联邦部队首次到达那些林肯想不惜任何代价保留在联邦里的蓄奴边缘州，那里正是奴隶们能跑到的地方。在内战的第一个战役中，从忠于联邦的马里兰和反叛联邦的弗吉尼亚逃来的奴隶都来投奔联邦部队。当联邦派和分裂派公开争夺密苏里的控制权的过程中，从这两派的庄园里出逃的奴隶也都来投奔联邦部队。在肯塔基，双方的军队很快就给想持中立立场的肯州出了难题，从进犯肯州的邦联部队里逃跑的奴隶和当地庄园里逃出的奴隶会合一处，一同投奔联邦部队。　　逃亡奴隶一来到联邦营中，对这些人就必须有个解决办法。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任何决定——接收他们、将他们赶走、将他们遣送回奴隶主或佯装不知——都会惹恼某些联邦政府需要争取的对象。为逃奴提供避难所会得罪那些忠于联邦的奴隶主，这些人的支持对于林肯将蓄奴边缘州保留在联邦内，甚至将邦联叛州里的奴隶主争取过来的策略至关重要。但是，将逃奴拱手送还则会激恼废奴派。属于废奴派和有“自由土地”倾向的士兵出于原则，拒绝执行遣返逃奴的命令；就连在此问题上没有坚定立场的战士和其他人也讨厌接到命令，去干那种卑贱的勾当——在傲慢的男女奴隶主的指令下捉拿逃奴。他们怀疑这些奴隶主只是些表面忠于联邦，内心效忠邦联的两面派。佯装不知和不采取任何行动也无法解决问题：双方都会将此举解释为有利于对方的举动。另外，仅从军事意义考虑，有些逃奴是不可以遣返的：那些为邦联军队干活的和提供宝贵情报的，或者那些为联邦部队领航、领路的奴隶。　　林肯尽其所能回避这个问题，命令指挥官抢先制止逃奴越过联邦的防线。但是，命令无法阻击逃奴投奔联邦部队；命令也无法制止联邦部队出于对奴隶渴望自由产生的同情心、出于争取军事优势的实际考虑，或者出于自私的动机拉几个愿意干活的奴仆等种种原因同意接收逃奴。不论当时军事将领采取何种行动，都迫使政府在公众面前确定有关奴隶和奴隶主的政策。不管政治家怎样试图将内战和奴隶制的问题割裂开来，军人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得知两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最终，从战场上得到的感觉肯定会在政治家那里留下印象。遭受损失的奴隶主到报社、当地政府官员、当地的国会代表、战争部或者到林肯本人那里告状。心中有气的士兵和废奴派也同样行事。或早或迟，在政治体系内的某些人必须采取行动。林肯的第一任战争部长西蒙·坎墨伦行动过火。他公开提议解放叛州的奴隶，并招他们入伍，他因此离开内阁。坎墨伦的继任爱德温·M.斯坦顿知道不能把鸡蛋往石头上碰的道理。他在公告中、在回答战地指挥官有关怎样处理逃奴时，处处小心谨慎，将把无实质内容的答复交代给下级的功夫练得炉火纯青。离开了政治指导，有些指挥官烦躁失措。另一些军官则自作主张，将政府卷入公众的争议之中，向那些原想回避这个棘手问题的政治家施加压力。　　林肯手下的将领曾两度在解放奴隶的问题上公开让他难堪。1861年8月，约翰·查尔斯·弗里曼将军在密苏里宣布实行军管，并且解放所有属于分裂派的奴隶主的奴隶。弗里曼拒绝林肯要他修改成命的请求。于是，林肯自己对其作了修正，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卸了弗里曼的职，由戴维·亨特（David Hunter）将军代替。弗里曼的决定激怒了亲联邦的奴隶主，但是，鼓舞了废奴派：温代尔·菲利浦斯在各地演讲途中，每当他提到弗里曼这个神奇的名字，台下就会爆发雷鸣般的掌声，让他无法继续讲下去。1862年5月，被调任负责南方部（包括南卡罗莱那州、佐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的亨特将军本人，又一次将林肯放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这一次的影响更大，他宣布在他的整个辖区里废除奴隶制。但这次涉及的奴隶并不属于忠于联邦州里的忠于联邦的奴隶主，而是毫无疑问地属于邦联本身的叛逆奴隶主。使得林肯不得不硬着头皮取消亨特的废奴令，此举与先前取消弗里曼的废奴政策一样，在很多人看来，是很不光彩的举动。　　就在林肯还在打自己那个很精细敏感的政治算盘，想在奴隶制这个问题上给自己留些余地的时候，国会采取了决定性的措施。1861年7月，众议院在接到许多抱怨信之后，通过决议认定“合众国的士兵没有捕获和遣返逃亡奴隶的职责”。8月，国会通过决议，将蓄意让自己的奴隶为叛军服务的奴隶主所拥有的奴隶尽数没收。决议中的文字没有确定这些被没收的奴隶是否应该获得自由：联邦将领本杰明·F·巴特勒为了回避这个模棱两可的问题，拓宽了“走私货”这个概念。最终，“走私货”的概念成了联邦陆军和海军所遭遇的几乎所有奴隶的代名词。但是，尽管第一个没收奴隶法案的文字不甚明确，但它还是为从邦联军中逃苦役的奴隶开启了一道小门，在他们获得自由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同时，它为后来更清楚明了的措施提供了一个先例。　　国会在小心翼翼地迈出第一步之后不久，开始走出更加大胆的步骤。　　1862年3月，国会采纳了一项新的战争法案，其中禁止军事人员将逃亡奴隶遣返给原主，违纪者将以军法论处。那一关键的法案为逃奴提供了有用的军事协助，尤其是在1862年秋，联邦部队进入肯塔基时，大量“自由土地”中西部民众踊跃参军。在采纳新的战争法案之后不久，国会在哥伦比亚特区，然后，在所有新领地废除了奴隶制。1862年7月，国会不顾林肯的反对，通过了第二个没收奴隶法案，做了弗里曼在密苏里时曾想做的事：宣告解放所有支持反叛联邦的奴隶主拥有的奴隶。同月，国会批准“非洲族裔”入伍。这是对忠于联邦的各州内埋葬奴隶制起了最大作用的征兵制。国会在解放奴隶的方面大大领先于林肯，在签署该项法令时，“奴隶解放宣言”的最终定稿无法解放任何一个国会的法案不能解放的奴隶。　　奴隶们的主动行动迫使国会采取措施。奴隶们没有投票权、不能担任政府职位、有了冤屈无处申诉。事实上，他们根本就不是公民。但是，内战给了他们一个进入政治体系的一个通道，不管各级政府官员是否要听，来自军队的情况汇报通过这一通道，将他们要求自由的呼声一直传到政府的最高当局。通过触及政府最薄弱的环节，也就是军队为生存而战这一环节，奴隶们能把自己获得自由的渴望变成政治家必须用政治手段解决的政治问题。　　但是，自由不是写在纸上的文字所能实现的，不管是国会还是总统写的东西。在一个非常恶劣的事件中，肯塔基的官员捕获了数百个跟随联邦部队北上的从田纳西和阿拉巴马逃来的奴隶。这些根据没收奴隶法案和“奴隶解放宣言”获得自由的奴隶反被忠于联邦的肯塔基州当成奴隶监禁和出卖，因为此时肯州奴隶制仍然合法，这种情形直到内战结束八个月之后，宪法第十三修正案生效时，方告终结。　　只有少数奴隶能够通过入伍或逃亡获得自由，通常必须以离开亲朋和抛弃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家产作为代价。品行恶劣的奴隶主对逃亡奴隶，尤其是去当兵的奴隶留下的家人施行了残酷的报复。尽管第二个没收奴隶法案和“奴隶解放宣言”将在邦联境内作战的联邦军队变成了一支奴隶解放大军，但部队一过，手无寸铁的奴隶无法抵抗将他们重新捉获的奴隶主。说到底，陆军和海军的任务是打仗，不是保护奴隶的自由。　　无论是在忠于联邦的蓄奴州，还是在邦联的核心地带，奴隶们必须将他们的自由变成现实。数千奴隶通过入伍的途径为自己和家人赢得自由。　　另外一些奴隶，离开家人，被邦联政府临时征到军队去做工，回家后，在当时与世隔绝的奴隶中将有关战争的进展或者有关联邦“奴隶解放宣言”的秘密消息散布开来。当反叛的奴隶主在联邦部队逼近而仓皇出逃时，许多男女奴隶拒绝被拽着一起走。他们反而留在原处，欢迎联邦部队，占据、分割被主人遗弃的庄园，建立自己的家园和农庄。在邦联腹地，他们无法指望得到联邦部队的帮助，奴隶们便迫使留守在庄园里负责经营的女主人们作出让步。这些女主人是邦联忠实的追随者，是奴隶制的基石。但是，由于农时作业被打断，能干活的白人男子都外出打仗去了，许多女主人只好与消极怠工或答应付工钱才干活的奴隶谈判协商。　　林肯当选总统时，奴隶们断定他们即将重见天日。当林肯签署他的“奴隶解放宣言”时扩已经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这股奔向自由的洪流。奴隶自由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政府会花多大的气力保护这个自由，都是后来冷酷的历史做了回答的问题。但是，在那个关键的历史关头，奴隶们的要求与政府的要求有了共同点。政府最终发现自己无法实现原定的不通过全面解放奴隶来挽救联邦这一狭隘目标。这正是一个来自密苏里的前奴隶联邦士兵斯鲍斯伍德·赖斯在奚落他女儿的女主人时说的一句大话的含义：“整个政府都向着我，你有什么办法！”第三章　1863年，战局纵览　☆后院起火　　1863年元旦这一天，普丹米克集团军在弗吉尼亚冰封的拉帕哈诺克河北岸的福奥摩兹（Falmouth）扎营，处境艰难。士兵们已经有六个月没领军饷了。尽管华盛顿的陆军仓库里堆满了粮食，但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被送到冬季营地。“我相信我从未见过比我们普丹米克集团军中现在出现的状况更严重的问题。”联邦的医疗督查托马斯F. Perly说。　　“今天早晨，”依莱沙·罗德兹写道，“我们发现我们被夜里下的大雪盖住了。天太冷了，字写不好。我真想让那些高唱‘向里士满进军’的人和我们一起在雪地里过一过。”一个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军官将1863年的冬天称为“内战的富吉谷地［1］”。　　营区内异常脏乱，根据卫生署督查报告的记载：“到处是遗弃的废物、食物和其他垃圾，有时腐臭不堪；脏水就倒在营区内的坑里或者就地泼洒；成堆的马粪和垃圾都堆在离营区很近的地方。”　　数百人死于坏血病、痢疾、伤寒、白喉和肺炎。疾病是内战中兵员死亡的元凶。战死的士兵与死于疾病的士兵的人数之比为一比二。农村来的小伙子，和从未见过面的人挤在一起住，尤其容易感染上各种疾病；当时，麻疹、腮腺炎和其他的儿童流行病严重流行。一年里，每一千个联邦军人中就有九百九十五人患腹泻和痢疾。当时，交战双方的医疗保健条件充其量也只处于原始状态。　　“我们对每个来看病的人都问同样的问题，”一个邦联的军医回忆道，“‘你的大便怎么样？’假如通畅，我就给他一管鸦片，假如便秘，我就给他们一管蓝东西。”“这段时间里的一个奇观是‘军营咳’……”一个联邦士兵回忆道，“早晨一起来……便咳开了……在起床鼓号响起来的时候，十万人同时咳起来，那声响足以淹没鼓号声，这话一点都不夸张。”　　“思乡病也严重起来，”一个来自波士顿的战地记者那年冬天写道，“那已成了一种流行病。”开小差的人数增加到一天二百人。到了一月下旬，四分之一的人马都开了小差。　　安姆布鲁斯·伯恩萨德将军急于报一月前在福莱德里克斯堡惨败的一箭之仇，此时决定带领部队沿拉帕哈诺克河北上，试图绕过叛军的左翼。　　他声称要“给叛乱以致命的一击”。谁知部队一开拔，就开始下冰雨，而且一下就下个不停。　　“弗吉尼亚的稀泥，”一个联邦军官后来解释道，“是一种红色的黏土，黏糊糊的，似乎不吸水，也不与水混合，只是包含水分，变得越来越稀软。”　　“部队、马匹、炮兵、浮桥和马车全都陷入泥潭……”依莱沙·罗德兹在日记中写道，“马车开始翻车，真发生过骡马淹死在泥水中的事……〔河对岸］的叛军树起一块牌子，上面写道：‘伯恩萨德陷入泥潭。’我们能和叛军较量，但对泥沼却一筹莫展。”　　华盛顿的政府也陷入了政治纷争和谣言的泥潭。军事上的失利和令人震惊的伤亡数字，助长了声势越来越大的和平运动。“政党的派性重新抬头，”史伍德写道，“总统对我说现在他对‘后院起火’——指的是［民主党人〕，尤其是对西北部的民主党人与我们作对的担忧比我们的军事进展情况的担忧更甚。”　　反战运动的确正在蔓延，来自密西根、俄亥俄、爱荷华，特别是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等中部腹地的民主党人均参与其中。这些州的新上台的民主党立法机构正式提出停战协议并收回“奴隶解放宣言”。　　华盛顿这一带的民众本来就很同情南方；同时他们还惧怕自由的黑人劳工来与他们抢饭碗。各州的民主党大会向选民许愿，反对林肯“针对南方的荒唐的废奴运动”，并且“誓死抗拒任何将我们的公民征入军队的企图”。报纸公开号召士兵开小差。　　一个中西部的父亲给正在当兵的儿子的一封信中说：“我为你正在为这场非正义的、违背宪法的、残酷的战争中卖命后悔……这场战争除了解放黑鬼、奴役白人之外，没有别的目的。回家吧。如果你要开小差，我们会保护你的。”伊利诺伊128团的人马，除了三十五人之外，都因为“奴隶解放宣言”，集体开了小差，声称他们宁愿“躺在树林里，直到背上长出青苔，也不会去帮着解放奴隶”。其他的人则向当局投降并接受假释。　　行政当局暂时中止“人身保护令”的决定仍在激怒主张和平的民主党人。林肯已经“将自由女神和黑鬼作了交换”，威斯康星州乐克洛斯（Lacrosse）的一家名为《民主党人》的报纸的编辑说：“［他］是一个从腐败的偏见和狂热的垃圾中孕育出来的一颗毒菌……是自尼罗［2］以来出现的一个最无道的暴君和毫无人性的屠夫。”“那些数百个被非法拘捕，监禁了数月的人中，没有一个人被公布任何罪状，”乔治·坦普顿·斯强在他的日记中坦白，“所有这一切都糟糕透了——愚蠢、危险、不公正。”人们的不满情绪尤其集中在国务卿史伍德身上，他曾公开炫耀林肯赋予他的权力。“我只要敲一下那只小铃，”他曾对一个来访者说，“就可以把你发配到一个永远听不到狗吠的鬼地方。”　　一些取名为“金环骑士”、“美国骑士道”和“自由之子”的组织开始秘密集会，悄悄地讨论迫使政府停止内战的计划。因为他们的敌人将他们比作有毒的铜头蛇，他们中的一些人为此很自豪，于是，在他们的西装翻领上佩戴上一枚从便士铜币上切下来的自由神的头像。　　四十二岁的众议员克莱曼·弗奥兰迪汉姆是“铜头蛇”中口才最出众的发言人，他是一个俄亥俄牧师的儿子，后来与马里兰庄园主的一个女儿结婚。他梦寐以求的是“一个像四十年以前的联邦”。春天，他为持和平立场的俄亥俄民主党州长候选人竞选，号召士兵开小差，宣布南方不可战胜，警告新英格兰地区的民众，如果他们继续支持内战的话，西部诸州可能会脱离联邦，投奔南方。“你们还没有征服南方，”他说，“你们永远也不可能征服南方。为联邦而战的那场仗早就不打了；为黑奴而战的战争已经公开地开始了，而且投入了比以前更多的兵力。但取得了什么成功呢？让那些在福莱德里克斯堡死去的将士们……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根据俄亥俄部部长的命令，陆军以叛国罪逮捕并审判了弗奥兰迪汉姆，他被判定有罪，并以散布“以削弱政府〔镇压］非法叛乱权限”为目的的不忠言论的罪名处以监禁。　　整个北方的民主党人都在抗议。“〔这个逮捕行动〕是见不得人的、野蛮的和臭名昭著的，”纽约州长赫瑞修·西莫（Horatio Seymour）说，“这不仅是向大革命迈出的一步，这已经是一场大革命了……我们的自由被剥夺了。”就连一些共和党人也觉得将一个因言获罪的平民放到军事法庭上受审判刑的做法令人难以接受。　　林肯对弗奥兰迪汉姆没有多少同情。“难道我应该枪毙一个头脑简单、开小差的士兵小伙子，但对一个阴险狡诈的、鼓动他开小差的煽动者连皮毛都不能动一下？”他问道，“我认为在这宗案子里，将煽动者的嘴堵住，以拯救小伙子，不仅符合宪法原则，而且是更为仁慈的作法。”但是，他不愿将他的政敌变成一个英雄，于是为他减了刑，将他送到南方受罚。　　俄亥俄的民主党人将弗奥兰迪汉姆选为州长的缺席候选人。他最终被偷越封锁线的老手偷运到加拿大，然后从温德索的一家旅店里发表竞选声明。　☆琼斯的国度　　“假如我们失败了，”亚特兰大《南方邦联报》说，“根源肯定在于后方的民众。”这个新国家开始显现出那些人类亘古不变的弊病。　　邦联国会总是吵吵嚷嚷的，在南方民众中的声望不高。国会经常秘密开会，被北军占领区域中选举出来的代表经常无法参加，没有任何机构掌管议事时的纪律，在重大议题上，议员们通常都无法达成共识。“他们总是闭门议事，”副总统史蒂文斯说，“幸好他们这样做，否则公众就会看到人类有立法机构以来出现的一些最不体面的场面。”　　佐治亚的本杰明·H.希尔用墨水台将阿拉巴马的威廉·L.严希打得头破血流。众议院的日程记录员开枪打死了职员总管。田纳西的亨利·S.富特多次遭到同事用拳头、小刀、左轮手枪和雨伞的攻击。“对不起，”一个来自南卡罗莱那的人在给他选区的议员写的信中问道，“议会里的多数派是不是总是酩酊大醉？”　　议员们对杰弗逊·戴维斯的不满要超过他们自己之间的矛盾。“总统和国会之间的关系糟透了——坏得已不能再坏了……”佐治亚的托马斯·R. R.考伯将军说，“他是一个典型的胆小怕事、心胸狭隘的人，他用一种虚伪的手段粉饰太平。有这样一个人来领导我们，上帝怎么还会垂青于我们呢？”　　戴维斯依然处处树敌，朋友越来越少。他和军官们争吵，在细节问题上纠缠不休。“就因为他那无法控制的精力分散的性格，”海军部长麦劳利说，“内阁会议能开上四五个小时，结果，什么事都没有解决。”　　邦联总统拒绝在公众场合轻松一下气氛，或讨好新闻媒介。士兵因开小差被判定为死刑案子，凡是送到他面前的，他总是给他们减刑，他的解释是“对一个士兵的最糟糕的用法”是“把他枪毙”，但他将这付软心肠藏在心里。　　邦联行政内阁的六个办公室的主管换人就像走马灯——整个内战期间就有过三个国务卿、六个战争部长。从路易斯安那来的犹得·P.本杰明（Judah P. Benjamin）是其中最能干的内阁成员，他历任司法部长、战争部长和国务卿，但因为他是犹太人，公众中的大多数人对他不信任。　　和戴维斯结怨最深的三个政敌都是弗吉尼亚人：前将领罗伯特·土姆斯，他自己曾想当总统；弗州州长约瑟夫·布朗（Joseph Brown），他认为戴维斯是个专制暴君，正在践踏他本应恪守的各州主权；此外，还有副总统亚历山大·史蒂文斯（Alexander Stephens），他反对强迫征兵以及取消“人身保护令”，并认为戴维斯太“软弱无能、优柔寡断、胆小怯懦、骄横暴躁、任性偏执”，于是，于1862年离开里士满，后来很少再回去。　　邦联的十一个州对哪怕最细小的中央集权的举动都心存疑虑。戴维斯想在将这些州拼凑成一个国家的同时，试图赢得这场战争。南卡罗莱那州州长公开宣称他对南卡军队有时接受来自其他州的军官的指挥一事表示震惊。当戴维斯号召全国禁食一天，佐治亚州州长布朗未予理睬，然后，自己定了一个禁食日，并解释道：“我所持的立场，是和1787年那些力主州权的老前辈一样的立场。我加入这次革命，是为巩固各州州权、防止中央集权贡献力量。即使在邦联，我仍然是个叛逆……不管是谁在中央掌权。”　　为了支付战争的费用，财政部长克里斯多弗·曼明格（ChristopherMemminger）赶印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没有黄金储备作抵押的纸币；南方的印币技术极其粗劣，有时，假币因为印得比真币好得多而被人认出。国会终于搞出一套征收个人财产税的计算方法，个人财产包括金表、钢琴、马车，由于大庄园主的有效游说，奴隶未被列入征税财产类。　　政府要求农民交出收获农产品的十分之一。大地主们尽管远远要比最窘迫的小农户更能承受损失，他们还是强烈反对。北卡罗莱那州的一个贫苦农民向州长抱怨道：“奴隶主有庄园，还有帮手帮着种粮食，普通百姓都被招去为大财主家的黑奴打仗，财主呢，待在家里收足了玉米……粮价定得那么高，当兵的军饷也只能买几个蒲尔式……良心好像不知叫什么给吃了。”　　一道“强征粮草法”让军队用越来越不值钱的邦联纸币向农民换取粮草牲畜。“嘴上没毛、心中没数的小伙子，”里士满《市场报》说，“这些人连需要多少蒲尔式的麦子才能制成一桶面粉都不知道，他们被派到乡下，连需要些什么都不知道，就有权强征军需。”贫苦的农民将粮食藏了起来，将牲畜赶进树林，而不交给政府。在路易斯安那的一个郡里，一个农民告诉地方官员，“我宁愿看到北方佬，也不要看到我们自己的骑兵。”“在我的邻居中有些军属，”佛罗里达州的卡洪郡的一个居民写道，“他们最后的一头牛也被牵走，把他们扔在那里挨饿。”　　军队还有权强征男奴作劳工，每月给那些往往不情愿的奴隶主发月费。“爱国的庄园主们愿意亲自从军，”得克萨斯的参议员路易斯·T.维格福说，但是要向他们要奴隶，就好像要了他们的“心肝”。“强征法”影响了大庄园的稳定运作，常常会在奴隶中传播疾病，另外将本地的奴隶介绍给其他地方来的奴隶，会促其逃亡。“一个受了‘邪教影响’的黑奴，”南卡罗莱那州的参议员杰姆斯·汉盟德警告说，“［可能会”搞垮十来个奴隶定居点。”　　被抓获的逃亡奴隶会受到残酷的惩罚。“他们是最坏的变节者，”一个奴隶主写道，“他们还是内奸，他们可能将敌军引到你的卧室……毫无疑问，他们〔应该］以奸细论罪。”为了拴住他们的奴隶，一些庄园主将他们向内地赶，到“远离各种干扰”的僻远地带。十五万奴隶被迫步行到得克萨斯，数百人、也可能数千人死在途中。　　尽管如此，向联邦方面逃亡的奴隶的数目持续上升。“奴隶这种财产是最难管理的财产，”一个被遗弃的奴隶主说，“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破的产。”“这个郡已经逃了五十一个奴隶了，”一个佐治亚的庄园主对儿子说，“你的强大叔丢了五个。据说你的苏姗阿姨和劳拉表妹那里逃了三个；一个被逮住了，两个溜了……廉价商品、自由和按劳取酬的诱惑力挡都挡不住。”　　同时，艰难的生活开始从农村蔓延到了南方的城镇。一个邦联的职员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里士满，2月11日。我们得想办法解决城里粮食短缺的问题。今天，我最小的女儿在厨房里时，一只小耗子钻出洞，好像在乞讨一些吃的东西。她拿了点面包，小耗子就从她的手上把面包吃了。很快，又过来几只耗子，温顺得像小猫似的。也许我们应该把它们给吃了。　　里士满的鱼贩子涨了价，并且雇了一批恶棍保证没人压价出售。商人们在库房里堆满了成桶的面粉，然后一直存到粮价涨到尽可能高时再出手。　　在一场大战的前夜，投机商会将棺材和丧服抢购一空，然后以高价出售。“如果这些小人能做到的话，”里士满《观察报》说，“他们会将人人共享的空气装进瓶子，然后标上价钱出售。”　　有一些人——包括许多当地最大的富豪——还或多或少地与北方做买卖，在成捆成捆的棉花被运到北方，黄金和联邦资币流回南方的过程中，他们花钱收买双方的军队，让他们在过封锁线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密西西比的一个庄园主的妻子反对这种作法时，他对她说：“我只管赚钱。给我五年时间，我就能赚到我从来没赚过的大钱。”　　生活舒适的人们让将士们在前方卖命，自己在后方发战争财，没有什么能比这种事情更能激怒前方的将士。“事实上，”一个军官在家信中说，“……北方佬的黄金正在迅速达到北方佬的武器永远无法达到的目的——征服我们的民众。”　　一个家庭用于食品的平均开销从桑姆特堡战役前的每月6.65美元增加到1863年年中时的68美元，一块肥皂的价钱是1．1美元——一个士兵一月军饷的十分之一。整个南方地区，北方美元的价值是南方美元的四倍，北方的黄金更是抢手货——就是从经济角度上讲，南方要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也是困难重重。　　商品价格继续以每月百分之十的速度上涨。“你得用菜篮子装着钱去买菜，”一个南卡罗莱那州的法官写道，“然后只能买回衣兜就能装下的东西。”秋天，里士满的一桶面粉的价格是70美元，到了年底，已涨到250美元，一双鞋的价格在200和800之间，一套军官制服要价2000。　　一个士兵的家信中提到飞涨的酒价，“这里，现在需要大约50美元才刚刚够用。”过去街头只要五美分的要饭的乞丐，现在向人要一美元。　　在北方继续对南方实行封锁的同时，南方出现了一艘艘不显眼的、灵活的，涂着灰漆的“闯关船”——“斑鹈鸟”、“由她去”、“任她干”、“美洲豹”、“野猫”、“石墙杰弗逊”、“杰夫·戴维斯”、“戴维斯夫人”——继续偷越联邦的封锁线，将棉花运到百慕大或拿骚（Nassau），然后将宝贵的工业商品带回来，还有奢侈品——六十多万条枪。　　内战期间，联邦舰队共捕获、击沉或焚毁一千五百艘“闯关船”，但是还是有数百艘闯关成功，其中的一艘名叫“海娣”的“闯关船”成功了六十次。玛丽·切斯那特曾记录下它的到来是多么鼓舞民众的斗志：“一艘铁甲蒸汽船闯过萨瓦那的封锁线。我们聋拉的脑袋就像雨后的花朵那样全都抬了起来。”　　尽管如此，联邦的海上巡逻可能还是将数百艘“闯关船”挡在南方港口之外。需求很快超过了走私过来的商品，物资的匮乏逼得南方人只好因地制宜。妇女们将一家人的小便积攒起来，用来提炼制造火药的硝酸钾。　　“邦联针”是用山楂的针叶做的，他们用猪的胡须做漆刷，茅草做绳索，从无花果里提取红染料，酸果叶代替茶叶。咖啡的代用品包括烤焦的豌豆、玉米、菊苣、甜菜、秋葵、南瓜子和橡子磨成的粉。“事实上，只是要在水里加一点颜色而已，”麦肯《每日电讯报》说，“究竟是咖啡还是脏水，你愿意怎么想就是什么。”　　邦联政府的医学部门鼓励民众收集蛇根草、商陆、臭鼬菜和蒲公英，以作药用。就连富家的千金小姐也在学着生活从简，一个匿名诗人写道：　　我用自纺布做的衣裙是很平常，我知道。　　我的帽子也是蒲葵做的。　　但这正显示了拥护南方权利的　　南方姑娘的本色。　　我们送走了祖国最勇敢的男儿　　去与敌人战斗　　我们将伸出援助之手——　　高等院校都关了门；大学生们都出发去了前线。因为许多民众无钱支付教师或者提供邦联批准的教科书，许多农村的公立学校也关了门。“假如一个邦联士兵能杀十个北方佬，”其中的一本教科书问学生，“十个邦联士兵能杀多少个北方佬？”　　1863年4月2日，数百个被物价飞涨激怒的妇女，捣毁了里士满市中心店铺的橱窗，抢了一些食品和衣物。军人命令她们住手。杰弗逊·戴维斯本人也出来对她们讲话。“你们说你们在挨饿，没有钱，”他喊道，“这是我全部的钱。”他向愤怒的妇女扔出一把钱币，求她们将这一切归罪于北方佬，“谁是我们痛苦的根源，”答案不是他的政府，他还警告她们，军队在五分钟内将开枪镇压。四分钟漫长的分分秒秒过去了，人群没有动，戴维斯看了一下他的怀表。“我的朋友们，”他说，“你们还剩下最后一分钟。”妇女们只好踉踉跄跄地回了家。戴维斯将领头闹事的人抓了起来，在牢房里关了一阵。　　在奥格斯塔（Augusta）、哥仑布斯（Columbus）、米勒基维尔（Milledgeville）、摩比尔（Mobile）以及六个其他小城也发生了类似事件。一个北卡罗莱那州农庄里绝望的女人在给州长的信中说：“我们一群可怜的女人昨天到格林斯保罗（ Greensborough）去找点吃的，因为我们家里连一点肉和面包都没有，他们却把我们捉进牢房，在那里也不给我们吃东西……我有六个小孩，丈夫在当兵，叫我怎么办？”此事没有下文，而且，由于怕进一步影响士气，政府要求南方各报不要报道此类事件。　　阶级差别依然如故。一个家境富有的佐治亚庄园主咒骂新近招募的白人新兵“不是一个勇敢的领袖人物在激烈和英勇的战斗中可以依赖的人，〔但是〕，一叫他们用火药换粮食，他们会立刻作出响应，而且知道怎样使唤黑鬼”。一个护理伤员的南卡罗莱那的女子承认，即使在病房里也能看出不同阶层的人在本质上的差别：“那些出身好的，也就是说，那些来自富人家的、贵族家的，往往是些表现较好的病人，他们往往默默地忍受痛苦。”　　从有钱人家出来的士兵更容易得到时不时探家的许可。穷人则必须留在前线。“这个该死的将军，不到你死了十天，是不会给你休假或让你退伍的，”一个佐治亚的列兵抱怨道，“然后，你还得证明你的确已经死了十天才行。”　　很多士兵在接到家中诉苦的信之后开了小差。“我们的儿子正躺在死神的门口，”一个史称“路易莎”的女人在给她的丈夫的信中说，“看他现在的样子，大概是活不了多久。他的心神乱得要命。他呼唤爹爹的声音让我的心都要碎了。强，你能回来就赶快回来吧。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理由不让你回来。”　　“今天，我看到一件事，让我心里好难过，”一个阿拉巴马的列兵在家信中写道，“我看到一个人因为开小差给毙了，二十四条枪，把他都打碎了……他逃回家，他们把他带回来，他又逃回家，他们就把他毙了，去伤他老娘的心，我真不想看到这件事。不过，我得去做他们要我去做的事。”　　内战接近尾声时，尽管面临这样严厉的惩罚，五分之二的南军士兵还是离开了部队，其中包括获准和开小差的。　　被派到南卡罗莱那山区劝那些开小差的人归队的邦联军官们，在解释他们无功而返的原因时说：“那里的人很穷，消息也闭塞，他们对我们的奋斗目标没有什么认同感。这些人最容易开小差。”　　开小差的人有时成帮结伙，在偏远地区活动，用枪弹将前来捕捉他们的部队赶走。南方的联邦派则向他们提供食物和衣物。　　在密西西比的叶河上，有一小岛，岛上有一个人称“魔窟”的岩洞，洞里活动着一支亲联邦的游击队，队长是一个曾经做过鞋匠的牛顿·奈特。这支游击队控制了琼斯郡的大部分地区。三年来，他和手下的人赶走前来征税的官员、烧毁桥梁、伏击邦联军队。报纸将他们活动的区域称之为“琼斯的国度”。　　内战接近尾声时，除了南卡罗莱那州，其余的邦联各州里的联邦派都向联邦输送过白人军团，为北方作战。　　☆树荫下　　“泥沼行军”过后不久，林肯用约瑟夫·虎克接替了安姆布鲁斯·伯恩萨德，此人来自马萨诸塞，在半岛战役和安提顿战役中曾表现出坚韧不拔的勇气，但他的豪饮和健谈常常坏自己的大事。在福莱德里克斯堡战役后，他对报社记者悄悄坦白，要赢这场内战，必须得仰仗一个独裁者。林肯曾听过这种言论，写信告诉了他：　　将军，我已任命你为普丹米克集团军总指挥。我听人有声有色地说你最近说军队和政府需要一个独裁者。当然，我不是因为你说过这句话任命你的，而是尽管你说了这句话，我还是宣布了这个任命。只有成功的将军们才能扶植独裁者。我现在向你要的是军事胜利，我将为此冒险实行独裁……请给我们多传捷报。　　诚挚的　　 A.林肯　　虎克公开承认他对此信很感激；他说，这信就像一个慈父给在外周游不定的儿子的一封家书，他发誓要证明自己无愧于林肯的厚望。他清扫了营区，付清了拖欠的军饷，士兵们的饭也吃饱了，纪律更加严明，还为每个兵团设定了自己的徽章和肩章以提高集体意识和士气。“在虎克的领导下，”一个士兵回忆道，“我们又活泛起来。”　　“我的计划是完美无缺的，”虎克说，“但愿上帝垂怜于李将军，因为我将对他毫不留情。”他的计划是让约翰·赛吉维克将军带上他手下浩荡大军之一部，去向仍然驻扎在福莱德里克斯堡的李部正前方挑战，主力部队则沿拉帕哈诺克河北上，然后渡河，从后面攻击李部，歼灭他的部队，然后围攻里士满。　　“所有人都在嚷嚷‘李已是我们的掌中之物！”’一个联邦军官回忆说。“所有人都相信用不了两天，李将全军覆没，我们过去所有的耻辱都将被洗刷得一干二净。”林肯也对此抱有希望，但同时也有点担心。“母鸡是世间最聪明的动物，”他说，“因为她生了蛋才报信。”　　4月27日，虎克开始向福莱德里克斯堡以西十英里处的张斯勒斯维尔（ Chancellorsville）进发，张斯勒斯维尔并不是一个城镇，而是一片农田中的一幢孤零零的大房子，四周全是树林。“那幢房子，”一个来自爱荷华的列兵回忆说，是“南方式的建筑，属于当地一家望族，当时，那家的女人还住在里面。在楼上的阳台上有一群穿着好看的浅色裙式春装的女人。她们大声地咒骂和诅咒我们。但一天之后，她们就会哀求我们将她们抬到安全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