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里根政府控诉政府职员莫理森涉及间谍案，因为莫理森将机密照片交给了《詹氏防卫周刊》出版。（在此之前间谍的定义是将情报透露给他国。）而中情局长凯西要求严防新闻界对机密的获取，甚至要求警察对新闻编辑室加以突击搜查，这是违反1980年法律对新闻自由的保障，幸而被白宫拒绝了。　　里根政府采取一系列的行动来压制政府公务员泄露信息。　　1983年3月里根签署了ASDD-84命令，要求20万名政府公务员任何出版及演讲的稿子都要事先得到批准，也要求数万名公务员接受测谎器的测验。不过此案在国会激烈反对下，暂停执行命令。但是白宫还是以其他的方式来代替：强迫政府官员签署4193号表格，同意公开出版前愿意接受检查，并以此为阅读机密文件的先决条件。1983年24万名公务员“志愿”接受这个限制。此外1985年元月，国防部宣布，它将对数千位非情报单位的职员，进行首次的测谎器测验。测验并非针对国家安全，而是更为广泛的调查，以决定他们的“可信任、爱国情操及真诚”。　　在华府的记者感到了压力，克朗凯说他非常担心里根政府对这些的限制。《纽约时报》的前华府新闻主编科瓦齐说，里根政府对政府信息的限制远超过尼克松及福特政府时代的管制。而自由新闻记者协会执行主任蓝道也说里根政府对政府信息的限制，是二次大战新闻人员自动审查以来最严格的做法。前总统卡特有更尖锐的批评，他说里根的限制“是德拉古式的（编注：德拉古为古雅典立法者，其所制定的法典中，罪无论轻重一律处死），其苛刻而压抑，远超过美国历史中的任何时期”。　　由于在80年代中期，政府出现了一些间谍案，所以里根及其政府机构首长对于泄密都有戒心是可理解的。但是他们往往只是对抗政府性的消息外泄。泄密很快地就惹毛了里根。在1981年里根就职后15天，就有人将里根要削减援外预算的事泄漏给新闻界，因此在该年内，他签署了多项防止泄密的行政命令，一年后里根公开表示，他受够了泄密的行为。　　事实上走漏消息已经是华府权力游戏中的常事。约翰逊总统曾抱怨：“华府泄秘就像破鞋一样的漏水。”泄密是民主政治中的常态，几乎无法避免。在美国政治上，从开国总统华盛顿时代就有泄密发生的纪录：一位财政部长的助理，将财政部长汉弥尔顿的计划透露给杰弗逊，说汉弥尔顿有意使美国屈居英国之下，这个构想在外泄之后受到各方注意而中止。在任何一个团体中，有关人及政策上的闲话，是难以避免的，除非彼此间有紧密的关系，不然很少会不透露给外人知道。而美国联邦政府不像通用汽车公司、天主教会、哈佛大学、华尔街日报一样，有着长期的职业利益及人际关系，以孕育出对组织的忠诚。在政府高阶层人事中，各种立场派系的人马突然聚在一起，形成短暂的联盟，在个人野心驱使下，他们很快就发现如何以泄密方式来达到其政治的目的。　　更进一步者如里根总统的助理达曼。他是一位公共政策的专家，在哈佛大学政府研究所教书。他就曾经说过，在民主社会中，泄密不但是无法避免的，也是一个有建设性的行为。达曼说：“假如政府中对政策有一致的看法，你很可能是错误的，即使是正确的，在短暂时期后，你将会缺乏新观念。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人嘛，都会有不同的看法。无论如何，这是可喜的，在经过辩论之后的决策，必定有胜利者及失败者，胜利者可以以他的胜利为荣，失败者可以想办法去改变政策，泄露政策有助于这种竞争。”　　政治科学家谢茨奈德指出，政策上的斗争是政治竞技场上的地盘之争，而这当然导致泄密。在行政部门的占上风的官僚们说是希望能控制政策的执行，因此希望知道的人越少阻力越小，尤其是政策不受大众欢迎，会遭到抵制时，因此官僚们把泄密当做诅咒，他们的主要做法是防范秘密外泄，像里根政府和伊朗进行军火交易就是一例。不过若行政部门中，有一批官员的意见受到压制，他们就可能泄密给报纸，希望藉公众的意见，形成他们反击的力量，这是标准的政治权力游戏伎俩。　　政策上的异议分子只展现了一种泄密的动机，而泄密却是政府各级单位中普遍运用的政治艺术。泄密者的动机，有时很是明显，有时则不明确，但是很少像那些愤怒的总统们指控般的恶毒。　　在“政府与新闻界关系”中，布鲁金斯研究所的赫斯，就将泄密分类为：　　善意的泄密：将一些无害的消息透露给记者以换得人情，企图藉此建立一些良好的关系。　　自大的泄密：特别是一些助理们，不过有时重要官员也干过，希望透过机密外泄，而制造出自己身为圈内决策人士的形象。　　怀恨的泄密：是官僚体系中的内斗产物，主要目的是要打击对手的影响力，或者是有意让对手的前途受到伤害，而将各种不利对手的消息，予以披露。　　试探风向的泄密：主要是由决策者的助手，在重大政策研拟之前，先将一些消息透露出来，观察各方的反应，以减少上司所冒的政治决策风险。　　不平的泄密：一些政府文职及军事的职员，因为不满体制内部的混乱、浪费，或是丑闻，而将消息外泄，引起社会公论的纠正。　　政策的泄密：政府部门为了争取政策上更有利的支持，而将政策外泄，以形成声势，来推展自己的政策主张。　　除了赫斯的分类外，我有一些补充：　　吹嘘的泄密：为表示自己或上司的能干，有办法，而将决策过程公布，以表现自己或上司的表现出众。　　预防性泄密：为了担心政策骤然宣布，会引起大众强烈的反应，因此，事先透露一些消息，慢慢让大家能够接受，而产生预防性效用。　　捷径式泄密：在政府官僚体系下，循正常管道往往无法引起决策者的及时重视及反应，但泄密后，新闻加以报导，很快就会使决策者加以重视，而优先处理。　　先制性泄密：将一些有争论性的政策，先向外透露，以得到舆论的重视及支援，而有助于在内部的政策争取。　　像园游会一样，各种方式的泄密，通常是每天报纸的头版新闻来源，也是白宫新闻官员最头痛的事情。一个主要原因是在政府中，根本无法管制新闻的背景消息。从小罗斯福总统起，各级政府官员都向新闻界提供各种不透露姓名的背景消息，为的是可以不负直接责任。依消息来源者的身分，这些背景消息在新闻上都冠以“高级政府官员”、“白宫官员”或“国防部官员”的名义。举例而言，白宫新闻秘书史毕克斯在正式记者会时以“不予置评”回答后，往往会立刻改为非常详尽的背景说明。此时，他会对一些新闻给予较为深入的说明及评论，也会介绍政府其他官员出场，请他对新闻背景再多做一些说明。此刻，台上、台下的人都未变，改变的是新闻报导的规则。通常这些背景说明并不是泄漏机密，但是却促使政府官员进一步地向新闻界泄密。　　大多数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官员及记者间谈话，都是以背景方式处理；由于这类接触来往频繁，有时会让记者难以分辨这些官方授意的背景消息是有计划的设计，还是泄密。由于内部不同的看法及争议，使得机密很快地外泄。国防政策副部长伊克雷便将泄密分为强力泄密和软性泄密，前者严重地危害国家安全，后者则造成政治上令人难堪的场面，但无关国家安全。这个界线相当的模糊，缺乏客观的标准，特别是一些仍受到争议的政策，很显然的，有些消息外泄，的确会对国家安全造成伤害，但是这类情形远少于政府官员所称之数。通常，高级官员的政策受损时，就大声抗议；但当他们的对手被重创时，他们并不认为这种作法有问题。　　最令总统及主张保密人士感到愤怒的是泄密者的不忠，而非泄密。在国防部决定使用测谎器来检查究竟是什么人将有关军事预算外泄时，国防部发言人卡托向记者承认，国防部的将领们对此一件事的愤怒，不是因为预算机密被俄国人知道了，而是因为会议。　　结束才两小时，机密就已经传到记者手中。卡托表示：“有关军事预算的分配机密外泄，自然不会真的对国家安全有所危害。但是我们反对的是泄密的背景：利用机密外泄来传送少数人的政策主张。我们认为政策应该是大家都支持的。”简言之，国防部所关心的不是国家安全，而是如何维持官方看法。对机密的坚持　　对泄密的着魔及保密的坚持是里根总统形象塑造中的致命伤。想压制泄密行为是必然的，任何一个政府都希望所有不同的意见，只止于内部的作业，而对外则保持意见的一致性。但是这与坚持一个重大政策都只有一小群忠实信徒在暗中作业是很不同的。滴水不漏的黑箱作业是独裁者控制政策的工具，而当政府要冒险却未先征得多数人民同意时，黑箱作法更将成为导致玉石俱焚的那把火。　　除了里根任内的表现外，对里根形象最大的打击，是1986年伊朗秘密交易的机密曝光。由于里根一直信誓旦旦的指责伊朗是支持恐怖主义的政府，他绝不会和恐怖主义分子接触，但是在伊朗案中，里根政府却为了在黎巴嫩的人质而以武器交给伊朗，以赎回这些人质。跟着里根的声望更受到援助尼加拉瓜游击队的非法行动的打击，1987年，国会举行听证会，一次次的揭发里根政府的违背法令，秘密援助尼国游击队的内幕。　　事实上，这是里根政府一连串政治的冲击的高峰。1983年里根政府扩张军事干预黎巴嫩、1984年在尼加拉瓜港口秘密布雷、1986年以假情报来造谣，说利比亚领袖卡扎菲将采取恐怖行动。　　在这几个事件中，里根政府都逾越了美国国会及人民所能接受的范围，都显出行政部门的独断以及以黑箱作业来防止异议。　　这些防止泄密行动的泄密，造成了国会及新闻界的强烈反弹，也在里根政府内部造成很大的对立及紧张，高层政府官员陷入派系斗争之中，他们都有被出卖的感觉。　　其中一次重要的内斗，发生于1983年9月，美军陆战队在黎巴嫩贝鲁特机场，受到亲伊朗及叙利亚的巴解及回教民兵炮击之后。这两支武力有意推翻亲美国的黎巴嫩总统贾梅耶政府，他们占据在俯视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的山头，而美国的中东特使麦克法兰正式试图安排停火，因为麦克法兰、国务卿舒尔茨及国家安全顾问克拉克都担心黎巴嫩政府会垮台。原先美国陆战队到贝鲁特只是负责维持和平的监督任务，但是在此刻麦克法兰及舒尔茨希望陆战队能够介入黎巴嫩政争，保护岌岌可危的黎巴嫩政府，但是国会的民主党成员及国防部高级将领却担心美军将陷入黎巴嫩，又演成另一次的越南战争的情况。在一个周末，里根总统秘密和其核心人士会晤，成员包括布什、舒尔茨、克拉克、温伯格、凯西，J.贝克及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维塞将军。　　但在9月12日星期一晚上，NBC电视的记者华莱士就透露，麦克法兰和一些高级官员建议，使用航空母舰上的飞机空袭在黎巴嫩的叙利亚军据点，以教训叙利亚停止在黎巴嫩制造事端。第二天我也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里根总统已经下令扩大军事介入黎巴嫩，白宫下达“自卫性攻击”的命令。一位白宫高级官员告诉我，在黎巴嫩的陆战队可以要求海军飞机及炮舰攻击叙利亚军，以威胁叙利亚停止支持其黎巴嫩游击队对美国人员的攻击。《华盛顿邮报》记者卡侬报导，白宫批准这项攻击，是警告叙利亚美国将升高在黎巴嫩的军事干预。很明显地，高级官员将白宫的决定透露给新闻界，是为了让叙利亚了解美国希望叙利亚减少在黎巴嫩的活动，但如此也提高了美国和叙利亚冲突的危险，同时也测试了国会对此忍受的程度。事实上，这些报导已经激起国会要求美军自黎巴嫩撤退的压力。　　但是国家安全顾问克拉克对这个泄密事件，感到非常的不悦，他一向痛恨泄密的事情，这次，更让他气得跳脚。因此克拉克、米西、凯西一起见里根总统，指责这样泄密会危及麦克法兰的生命安全（麦克法兰事后却加以否认），克拉克要求联邦调查局迫查泄密的祸首。很显然地，克拉克认为这是打击J.贝克人马的机会，因为他怀疑是J.贝克的人马将消息外泄的。克拉克瞒着布什、舒尔茨及J.贝克等人，得到里根签署的命令，要求司法部长史密斯下令联邦调查局以测谎器来调查所有参加周末会议的人员，同时若有人拒绝接受测谎器的测验，那么就必须辞职。这是一个很令人震惊的命令，然而总统、克拉克、米西及史密斯，竟然忽略了这个命令是违宪的，因为这个命令甚至也授权司法部长，让他可要求副总统接受测谎试验，否则连副总统也得辞职。　　J.贝克意外地获得这个情报。9月14日中午，狄佛意外地闯入正在促请里根签属该信的秘密会议，一个小时之内，狄佛前往麦迪逊旅馆的途中告诉了J.贝克。J.贝克在了解事情的发展后立刻掉头返回白宫，闯进里根和布什及舒尔茨的餐会中，J.贝克有些不悦的告诉总统，这种命令事实上已经令里根的核心助手包括副总统在内，接受测谎器测试。J.贝克告诉里根在18个月前，里根签署了一个命令，授权贝克在什么时候决定高级官员要接受测谎，J.贝克是刻意取得该执行权力，以防止测谎的滥用，但是J.贝克表示，此刻克拉克并未知会他。贝克的说词使里根吓了一跳！　　这时候舒尔茨立即有了强烈反应，他以辞职来威胁，拒绝接受测谎的要求。贝克也表达了同样的立场，布什乘机批评要求测谎的决定。　　里根在反对声浪下有些困窘，冲口而出：“他不该这样做。”他立刻拿起电话通知司法部长史密斯：“我要收回我的命令，而且我要你在下午来与大伙讨论这个事。”在当天下午，里根和史密斯、克拉克、米西、J.贝克、狄佛及白宫顾问费尔丁举行白宫圆桌会议，气氛相当紧张。克拉克及米西仍然希望里根能下令执行原有计划，J.贝克则极力的反对，他认为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总统对其高级官员实施测谎试验，是总统对其官员的极度不信任的表现。贝克认为在场的高级官员应该不会将机密外泄，一定是他们向其助理转述会议决定后，由助理们外泄的。J.贝克认为可以进行泄密调查，但不要整得人人自危。舒尔茨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是舒尔茨的反应也让里根有所考虑，因此里根决定取消测谎的命令。而克拉克受到严重的挫折，气得满脸的通红，当场离开。　　这场争议战在政府内部内沸腾着，直到12月11日，《洛杉矶时报》首先泄露了有关里根签署NSDD·196号密令的新闻。10天之后，正在外国访问的国务卿舒尔茨，对记者发表了十分情绪化的言论，他公开宣布：“我不被政府信任的那一天，就是辞职的日子。”因为这涉及到对他人格不信任的做法。　　第二天舒尔茨回国，晋见里根总统，力陈反对意见，里根又做了让步，白宫宣布，测谎器只针对有间谍嫌疑者使用。　　这项宣布，改善了里根的错误，但是却伤害了他的形象。而里根多次倾向使用测谎器的意愿，引起了许多的有关保障人权疑虑及不满。同时也怀疑政府可能利用间谍的问题来扼制信息自由的权利，以及企图隐瞒国会。（事实上，那时伊朗——尼游案已在进行了。）而里根对于行政命令一再更改，也显示他对命令的内容不甚了解也不注意。在受到反对之后，又加以撤回，更显得当初未经考虑便乱下决定及只听一人之意见便依计行事的弱点，舒尔茨必须借着公开反对，才能改变总统的决定，更预示了未来的险象。推销员之死　　在里根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行政部门成功地操纵了新闻媒体,1984年的竞选获胜，更使里根的幕僚过度的自信，而加速了里根政府的瓦解。凯西不断地在处理尼加拉瓜事件中出纰漏，全靠受国会信任的国务卿舒尔茨以及里根来解救他。但是在里根的第二个任期中由黎根、麦克法兰、波音戴克斯特所组成的核心幕僚中，白宫便显出更为任性的、秘密的权力运用倾向，而导致了政治上的风暴。　　1986年10月的新闻泄密，是一个明显的警讯。秘闻的内容说，里根总统批准了幕僚的建议，以假情报以及欺骗来对付卡扎菲。《华盛顿邮报》记者伍华德报导，1986年8月14日，波音戴克斯特给里根的备忘录中，建议美国以假情报来诱使卡扎菲误信在利比亚内部，有反对他的秘密组织。同时让卡扎菲猜疑他的高级幕僚对他不忠，以及美国准备以军事行动来推翻他的政权。这个计划的最终目的是推翻卡扎菲。消息传出后，令大众非常的反感，尤其以“假情报”来利用媒体传话的伎俩。　　1986年，11月中旬的一场白宫记者会，里根承认波音戴克斯特的备忘录，但表示那是为了让卡扎菲不安。波音戴克斯特坚持：“我们绝对没有计划要误导美国新闻界。”美国新闻界已感到被欺骗及被利用，他们认为他们已被误导，而将白宫编造的利比亚内部有了危机的假情报传出。　　由国务院高级官员透露给我的消息是波音戴克斯特的国家安全会助理们，将“假情报”传出的，因为他们以为里根会表赞同。于是，以《华尔街日报》在8月25日报导，说卡扎菲“正计划进行新的恐怖攻击行动，而美国和利比亚有可能会再发生冲突”。史毕克斯对新闻界的探询，以“不予置评”来做答，但却暗示这个事件有相当的权威性。简而言之，白宫在这个假情报上顺水推舟，但却躲在幕后。等到这桩欺骗事件被揭穿后，终于引起了新闻界的愤怒。　　不过比利亚的假情报计划只是一个环城的公路内的小风暴，真正对里根政府造成严重打击的，是里根的与伊朗秘密交易行动。　　这和水门丑闻有着类似之处，包括了滥用行政权力、政府有意遮盖责任、销毁公文及总统亲自加入欺骗的行为。这使里根辛苦经营的政治形象，几乎完全的被摧毁了，他的政治魔力消溶了。　　在1986年9月，伊朗丑闻被揭露后一个月，根据纽约时报CBS的民意测验显示，里根的声望大跌，人民对里根的支持从67%降到46%。大部分的受测者表示，里根声称他不知道和伊朗军售交易所得的几百万价款转给尼加拉瓜的游击队，是无法令人相信的。　　黎根告诉《纽约时报》驻白宫记者：“我们之中的一些人，就像是游行队伍之后的收拾残局清洁小组。我们使毫无成就的冰岛高峰会议看似充满了契机；在假情报事件后，是谁扭转危局的？在参议院选举共和党挫败之后，又是谁想办法避免看起来受到打击的？我不愿意说我们可以连着四次都成功，但是我们已接受面对新的考验。”　　但是三个月后，负责收拾残局的黎根被扫出了白宫大门。　　问题的根本所在是里根本人导致了自己的挫败。因为他违反了塑造形象中最基本的信条：不可以做出违反自己形象的行动。他成了自己强力推销下的牺牲者。里根把自己塑造为一位坚强，绝对无情的反对与恐怖主义交易的总统，但却被逮个正着；里根的立场是，对伊朗绝对没有双重标准的交易行为；他抨击卡特对于美国在伊朗大使馆人质的处理失策，结果里根竟然和伊朗进行秘密接触。　　在“推销员之死”一剧中，亚瑟·米勒借着剧中主角罗曼说：“对于推销员而言，生命中没有谷底，他不会将螺钉放入螺帽之中，他不会告诉你法律或者给你开药方，他是在阳光下一个脸带微笑，穿着发亮皮鞋的人，当他不再微笑时，那就出了大问题了。”　　在1987年底，里根仍然在莫斯科和苏联谈判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有所表现，但是伊朗的丑闻，已使他失去人民的信任；他为了一个不确定的政策而冒着失去他最珍贵政治资产的危险。长久以来，里根的尼加拉瓜政策是蒙骗国会，他表示他的目标只是希望迫使桑地政权能够和谈，事实上他想令桑地政权倒向美国，同时放弃权力。而在国会禁止军援尼国反抗军的命令下，他仍然想办法将武器交给反抗军。但是，里根的最大错误在公开地批评伊朗，却同时在私下与其进行交易。里根的做法违反了塑造形象的原则：形象应与事实吻合，至少要接近事实。从伊朗事件之后，里根已无法再像过去一样的推展政策，剩下来的只有他的个人魅力——他的微笑和闪闪发光的鞋。　　从长远的观点看来，里根的伊朗秘密交易政策、哈特的婚外情及拜登的政治抄袭行为，这些假面具的被揭露，令人民对于政治人物的光鲜的形象和圆滑公关产生怀疑。1989年选举的趋势开始走向另一端，强调政治人物的诚信人格及政治能力，而将里根时代开始的象征政治抛在脑后。第十三章　结盟游戏第十三章　结盟游戏　　当1981年里根宣誓成为美国第40任总统时，参议员贝克（HowardBaker）坐在一旁，正暗自度忖如何扮演他身为参院的多数党共和党领袖的角色。H.贝克心中，里根并非总统人选的第一选择，在1976年，贝克支持福特对抗里根；1980年，当他连任第三任参议员时，他甚至成为里根的竞选对手，并曾以“赌船”来形容里根极富野心的减税政策。　　1980年当H.贝克在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争取选票时，他便声称，也许里根在做了8年的加州州长之后，相当了解加州的首府，但对华府却完全缺乏经验。并且，H.贝克身为共和党主流人物，是里根曾严厉公开抨击的华府政治圈内人之一。如今，H.贝克所想要的总统宝座被里根夺去，身为参院多数党共和党新领袖，他有两种选择：一是运用职位的权力向里根保守主义挑战，抑或是成为总统忠诚的部属。　　H.贝克待人热诚，态度温和，但这种温和是误导的，因为他意志相当坚定。因为想成为总统的野心仍盘据心头，他衡量着50年代后期，约翰逊曾以多数党领袖的职位为跳板而成为白宫主人。　　H.贝克凝望着寒冷的天空，目光越过参加就职典礼的群众停在华盛顿纪念碑的尖顶上，兀自想着另一个参院共和党领袖，也是H.贝克的岳父——已故的德克森。他甚至在民主党入主白宫时仍然相当尊敬总统。H.贝克私下承认对里根的敬重，因为里根击败众多党内对手夺下总统宝座，但他仍在为要采取什么立场与里根相处而拿不定主意。　　H.贝克日后回忆就职典礼当时的情景说；“我不得不承认，里根的演说，的确颇像我所听过的其他总统的就职演说，他也做了许多承诺，但对我来说，有一点不同的是，他许诺要做根本的政策变革，主张削减政府部门机关的成长率、减税、提升武器水准……等等，这些也是他在竞选时的政见，而我呢？我则坐在那儿考虑是否该采取不同的立场。　　“自1966年，我进入参院之后，这次就职演说有一个显著的不同点，就是26年以来，我们共和党头一次拥有过半数席次，成为参院多数党，而我正是多数党的领袖。而里根正在向我承诺，那时，我下意识地做了决定，亦即追随里根。但这并不意谓我将忍耐他所做的任何事情。我认为50年代参院领袖诺兰的例子是前车之鉴，他很想当总统，所以总是想支配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常有摩擦，但最后不得志回到加州去了。他是个不快乐也不肯合作的人，对艾森豪威尔的计划从不表同情。扮演参院多数党领袖的角色有两个选项：其一是总统的助手，其二则是以独立的权力与总统抗衡。我选择前者而毫不后悔。”　　由于H.贝克是数十年来最有影响力的参院领袖之一，因此他在就职典礼当天所做的决定相当具有重要性。他的决定是共和党人1980年选举的胜利后的症状之一。贝克的心态乘上参众两院中共和党的53与192个席次，使得里根能以有力的政治结盟于1981年在国会达成预算及赋税政策的成功。此举震惊了民主党人，因为在此前，民主党已控制国会达四分之一个世纪之久。　　结盟游戏是美国政府体系运用的重心所在，也就是如何结盟，并如何使其产生作用。虽然在美国人竞选活动的热情中，结盟游戏常被忽视，但只有成功地运用结盟才能当上总统。短时间之内，也许总统可以独立行动；例如，尼克松美元贬值的政策、里根派遣美国海军到黎巴嫩以及对伊朗秘密军售。但是最后，总统仍要在国会前为他的计划寻求财源、使条约得到批准、争取战争费用，或者使秘密外交获得认可。如果得不到国会支持，也不能组成具支配力的联盟，那么他的计划终将会失败、条约被搁置、海军必须被召回、外交政策也将停止进行。因此运用结盟是维持政策运用的动力。　　成功运用结盟的人并不多见。例如，罗斯福的新政之初期、60年代中期的约翰逊总统，以及80年代的里根。其他如尼克松、卡特、肯尼迪和福特，虽然使某些法案通过，条约获得批准，但是他们没能使主要政策获得通过。这是由于不能成功运用联合政府，国会团结一致的多数党不支持他们。　　里根在刚上任的第一年，选择和党内核心分子建立联盟，而非艾森豪威尔的两党协商模式。的确，1981年里根是曾说服部分保守的南方民主党议员，投票支持里根政策，但共和党团结仍是里根的重点，也是美国政治初步的课题。结盟游戏规则第一条：固守原有的政治基础。　　但是共和党的团结并非必然的，也不持久。1980年里根向华府进军，当时他是一个向体制挑战的草根性候选人，是一个向共和党主流挑战的激进西部党员，是一个向圈内政治游戏讪笑的圈外人。现在他自己站到了权力的中心，轮到他需要政治同盟了。　　历史上，美国总统都会结合他们的政党成为支持的力量。但60、70年代的国会改革和新议员向老议员的挑战，已减弱了美国政党体系的凝聚力。国会内部因派系、地域、利益不同而四分五裂，国会领袖笼络党人的资本大不如前，许多人士几乎是独立行动。　　更有甚者，共和党在国会两院长久处于劣势，一直是少数党，因此发展出一种“少数心态”。他们没有控制支配的经验和心理准备，反而发展出一种永远的反对党的习性，他们熟悉“否定政治”的艺术，精通阻碍议案通过的各种手段。一位相当崇敬里根的年轻菁英金格里治沮丧地说：“众院共和党有一种失败主义的心理，他们不是无所事事，便是坚决反对，而并没有建立起一贯的战略。”　　当犹他州坚强保守派赫区继马萨诸塞州自由派小肯尼迪之后，成为劳动及人力资源委员会主席时，他的助理必须帮助他熟悉委员会内的立法情况。一位资深共和党助理说：“他所想到的就是反对肯尼迪。突然之间有一大堆里根的计划要他来推动，使他不知如何是好。”其他共和党议员则习惯于和民主党员从事个人交易，但对法案的成立与否却无所适从。一些参院新进议员，例如纽约州的达马托、威斯康星州的凯斯顿、佛罗里达州的赫金丝，甚至在没有一点经验情形下，就成为小组委员会的主席。　　稍后H.贝克告诉我：“我所关心的是，是否能将他们转变成真的名副其实的多数党，而不是只有数字上的意义而已。以前没有一个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主席是共和党员，如今的情况则截然不同。我们将在参院内重新塑造一个多数党的角色，目前要想的是有此心理准备，并且团结一致。我认为我有责任使真正的多数党运作步上轨道。如果我们有两个少数党，参院将陷入一片混乱。”　　这即是结盟游戏规则第二条：培养支配大局的心态。它相当模糊而且难以解释，只有习于大权在握的状态，才能成就事情，否则将变成党派冲突、派系倾轧、个人私利胜过大众利益的局面。　　幸好，政治像运动一样，有个转变团体心态的微妙时机。一个政党就如同一个队伍一般，即使曾经胆怯，一旦受到鼓舞，便士气大振恢复信心，在卓越的领导者带领之下，勇往直前，不断地从胜利中产生动力。　　1981年初期的国会，对共和党来说是个重要的时刻。由于共和党总统入主白宫，整党因而勇气百倍信心十足。自1952年至1984年为止，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尼克松、里根共赢得5任的总统大选（而民主党仅3任而已）。如今在参院增加12席、众院增加33席，使党内掀起一股欢乐的浪潮。　　有些共和党员，意识到美国正面临着政治重整的临界点，他们认为民主党霸权已结束，共和党多数领导的新时代将迈向下一世纪。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虽入主白宫，但国会仍在反对党手中。如今一切都控制在共和党手上，在1978及1980年选出的一批共和党年轻的里根信仰者正蓄势待发。国会山之王　　巩固势力除了需要那股狂热之外，还要有其他条件配合，在国会山庄称王的游戏中，游戏规则第三条：在掌权之初，迅速地给予对方致命的一击。对于建立一股成功的气势有相当帮助，约翰逊操纵国会的哲学是——不攻则败。　　政治上的战术，是要迅速地将共和党因选举胜利所抱有的乐观主义，转换成立法权和多数统治的实质力量，不然，机会稍纵即逝。　　但是就卡特的经验来看，一个新上任的总统并不会自动获得立法的胜利。卡特第一仗就打输在几项水利计划上；而里根早在庆祝胜利之前，也曾为应付第一场阵仗而烦扰不堪。　　在参议院H.贝克面临共和党反叛的威胁，由于共和党只以53票对47票领先民主党，因此任何的倒戈行为都可能影响大局。　　而第一次立法战争的试验又相当重要，因为里根必须用参院作为他政治结盟的基础。如果他不能掌握共和党在参院的多数，那和众院民主党保守派结盟的希望亦随之破灭；如果里根在参院失势，那他怎么有资本去说服众院民主党员反抗自身的政党，而支持共和党的里根呢？　　迫使里根采取行动的压力是要在2月6日之前，提高9850亿元国债的法定最高限制，以使得政府能有足够的财源来平衡赤字，让政府部门顺利运作。民主党人向来都支持提高限制，因为他们对政府的计划有信心，而共和党保守派则适得其反。共和党反对提高国债的最高限制，因为他们不支持政府的计划，且原则上，他们反对赤字的增加。里根也一向认为如此，但他现在须对政府的运作负责，这表示他须使愈来愈保守的共和党放弃他们的理想而帮他治国。在众议院里，民主党人及共和党员合力通过了国债最高限制的法案。　　但在参议院里，民主党议员比较强悍，最初，多数反对这个议案，以强迫多数派的共和党为此负责。迅速地，国债最高限制案的投票，变成测验里根及H.贝克是否有能力掌握党的势力的关键。　　13位共和党新进议员都反对此议案。他们告诉H.贝克：“我们对选民承诺，永不投票支持增加预算限制。”他们的反叛，令贝克无法表决通过这个法案。　　科罗拉多州的阿姆斯特朗是一个在经济问题上相当专精且精力充沛的参议院保守派。1981年他誓言，除非债务法案附上一个使总统能片面削减支出的修正案，否则他将投反对票。阿姆斯特朗希望以外债法案立法期限的压力来为里根及未来总统重建在1974年被国会所夺去的权力，亦即“取消”——总统有权通知国会他不支出某项开销；而根据1991年的立法，总统此项权力需经国会同意，也就是得到两院多数的支持。然而，在阿姆斯特朗的修正案里，除非国会在45天内否决，否则总统可自由削减财务支出，此修正案将否决的重担交与国会。　　在债务法案投票的前一天，副总统布什和H.贝克请阿姆斯特朗到贝克的办公室。H.贝克担心受到民主党议员故意阻挠法案通过，所以他希望此法案不附加任何修正案，以帮助里根获得迅速的胜利。　　“新总统刚上任，此时此刻，不应该反对他。”H.贝克宣布。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阿姆斯特朗反对：“只在预算上做些微的改变，而不打算做制度上的改革，将是个很大的错误。”他也向布什游说：“总统与国会的蜜月期有限，想想总统目前有的权力，这将是扩大权力的大好机会。”　　“我的想法并不重要，总统想要一个干脆的债务法案，所以请你高抬贵手。”布什说。　　阿姆斯特朗觉得，一个参议员强迫总统接受他不想要的权力，似乎是很可笑的一件事，因此他的态度也就软化了。　　但是在持反对态度的新进议员间的问题还没解决。不顾参院保守派，例如亚利桑那的高华德、得州的陶华的反对，H.贝克还是请总统将他们个别召唤到白宫劝说，此举软化他们，但并未令其改变初衷。　　H.贝克手中最后的王牌是共和党资深参议员佘蒙德，他是个厉害的角色，曾在南卡罗来纳州长任内支持分离主义，反对联邦主义，1948年受到南部诸州支持，被推选为总统候选人。1951年他曾以24小时又18分钟冗长演说来阻挠人民权力法案的通过。他初是民主党员，继而改转入共和党，在27年参院资历中，一向投反对票给债务提高最高限制法案。　　 H.贝克前往参院会晤佘蒙德，获得他出面帮忙的首肯，便迅速召集了所有共和党新进议员。　　H.贝克稍后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我令他们坐在会议桌，将佘蒙德带进来。佘蒙德以南卡州慎重缓慢的口音慢慢地说了话，然后停下来：‘我了解你们之中的某些人已经对选民承诺，不支持提高债务上限，你们也知道，我过去也从不支持它。但是过去我没遇上里根总统。所以我这次会投赞成票，你们也会。’接着众人默默不语，佘蒙德起身离开后，有些议员抱怨几声，大家一一离去。”　　民主党人向来被里根指控为挥霍成性，于是他们故意要让共和党人难过。民主党议员纷纷投反对票迫使共和党人吞回他的主张和竞选诺言，来表示他们拥护里根；而共和党议员一个个投赞成票。最后，除了阿姆斯特朗、马丁利以及来自北卡州的伊斯顿之外的共和党议员都支持里根，当H.贝克知道掌握了50张票时才松了口气。接着，有许多民主党议员改变阵营支持里根，而以最后73票对18票通过该法案。　　因为，如果在早期就因党内不团结而遭受失败，里根的计划将付之东流；如果在里根就职17天后，共和党阵营就垮台的话，里根亦将失去推行政策的原动力。H.贝克认为显示控制力和使共和党人牺牲己见而团结在里根旗帜之下是相当重要的，他说：“除了我以外，也许只有佘蒙德了解，表现得像个真正的多数党是很重要。”　　单单是债务法案的通过，其本身是微不足道的，但它成就了三件事：它促成了共和党的团结，令共和党人具备统治支配的心理状态，以及建立了致胜的原动力。教人又爱又怕的总统　　结盟的成功大半要靠总统对于国会议员个人的影响力。良好的政治手腕，便能使总统轻易地扭转颓势。政治箴言说，一个贤能的领袖、市长、统治者，尤其是总统，必需使人民又敬又怕。总统因此能获得人民支持的力量以抵抗敌人的攻击，课题很重要，但人和也一样不可缺。一名总统必须明白的显示支持他的好处或反对他的后果。　　约翰逊是最懂得个中道理的人，他擅长洞悉其他政客的弱点和需要。但约翰逊的行为太马其维利式却反而阻碍了他自己，他使得其他人难以维持自己的尊严和独立。卡特则有相反的问题，强迫他人及从事政治交易实非他所长，每当他想采取强硬的态度，总是显得凶恶、固执己见，因为夸大的权势，实在与他的性格不符。　　基本上，卡特似乎对权力感到很不安，也不知道要如何与其他政客相处。事实上，他将自己埋在深度问题中，不屑与国会打交道。许多参议员或众议员告诉我，卡特在要求他们的投票支持时显得相当地笨拙和迟疑。他只能从痛苦的教训中，领悟到对其他政客施点小惠的价值。他所受的教育及工程师的训练，使他在为立法添加润滑剂——也就是使政客们感到受重视——显得缺乏耐心。　　在私下的场合包括白宫小型晚宴或是在他佐治亚老家的个人会晤里，我发现卡特相当亲切有趣，但是许多国会议员却认为他难以亲近。在他的早餐聚会，由于忙于阅读，所以他常常迟到，然后他会谈到目前正在推行的政策。卡特曾向一位《洛杉矶时报》的华盛顿特派员抱怨说，一些国会议员根本在浪费他的时间，因为他们对于议案没有充分的准备，而卡特认为他的时间相当宝贵。　　卡特并未察觉到其他人所认定的会议重点。一位曾于卡特时代在国务院任职的律师观察道：“问题在于那些国会议员并不是到白宫去听取总统的意见，他们从助理那儿便可取得这些资料了。这些人老远跑到白宫，主要是可以回来向其他人夸耀：‘总统告诉我如何如何，我又告诉他什么什么’，而卡特却不了解这种心态。”　　在他任内第三年，我听到他对一位南方议员的聚会中嘲笑自己的愚蠢，他说，他总是问别人要如何与国会打交道：“有人告诉我，就像对佐治亚议会一样就好了。我试了，但是没有用。”　　卡特是个圈外人，他不知道华盛顿的权力游戏，也不清楚整个权力网。从他在总统大选时的作风，就可看出他的缺乏洞悉力是不可避免的。因为1976年他就是以向华府挑战和与党领袖划清界限为号召，而获得民主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大选后，卡特在佐治亚州背负着使命的亲信到达华府，他们与人保持冷淡的距离。最初，卡特夫妇刻意不与乔治城政治圈和华府政客交际。卡特尽量不去使用至尊的总统职权，甚至和华府的既有势力也保持距离。例如，当他提出能源法案时，他就没有和民主党的国会领袖奥尼尔及参议员勃德先行咨商。在卡特当选后数月，奥尼尔连与他的重要亲信都没见过面。　　里根总统第一年的结盟运作上，即因打出和卡特完全不同的主张而获利良多。他那完全不需预演的爱尔兰式的亲切及爱开玩笑的作风，凸显了他和卡特的不同，也为他赢得支持。在其他政客以及人民的眼中，里根极为称职。　　而事实上，里根一点也不完美，我曾经听到共和党议员派克伍德、多米尼西、鲁德曼等人在会议之后怒骂里根，因为他必须靠提示卡演说，并且对重要问题没有说到重点。但是，里根上任的头一年，仍是他的颠峰状态。他证明了结盟游戏第四条规则：对华盛顿权力结构予以相当关注。对民主党人礼遇，使他们受宠若惊，共和党人则常乐于重复里根说过的故事，或获得总统赠予袖扣或肯尼迪中心总统包厢的入场券而喜形于色。　　卡特以向华盛顿挑战为号召来竞选总统，里根却是180度大转变，改以迎合的态度。他的竞选方式替卡内基模式（如何赢得友谊和影响群众）立下了新标准。他搁置了竞选的言论，里根扮演一个渴望获得华府接受的局外人。　　在特色上，除了充满预言式的论调，在意识形态上里根并不是枯燥的极右派总统，他随时准备低头与共和党主流人士讨价还价。1980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里根试图提名前总统福特为副总统人选，此举震惊了共和党人。最后他选择竞选对手布什，而不是他在政治上最亲近的盟友赖克绍特参议员。当党内右翼力陈以赖克绍特取代H.贝克为参院共和党领袖时，里根也在赖克绍特鼓励之下拒绝此提议。就这样里根超越了加州帮的格局，而将前总统福特、尼克松的顾问全都收编为白宫幕僚。　　里根当选后第一天，他在城内F街俱乐部邀宴50名地方父老。许多被卡特冷落的名流很惊讶并欣然接受邀约，如休斯（马里兰民主党州长）；巴瑞（敢言的民主党自由派华盛顿市长，他在竞选时曾以犀利的言辞攻击里根）；奇克（华府黑人大学霍华大学的校长）；以及著名民主党籍律师威礼斯。里根对《华盛顿邮报》的布米勒解释：“一旦到了华府，一个公职人员倾向于表现得像个客观的公仆。所以我决定利用这个场合宣布，我们都是华府的居民。”　　里根在当了8年全国最大州州长（加州）和州议会多数党民主党周旋后，使他知道如何对付敌人。接下来数个晚上，他先和共和党人庆祝，接着在一场名政论家乔治威尔特别为他举办的晚宴上，和华府政治圈人物，例如葛莱姆（《华盛顿邮报》发行人）、格林费（《邮报》社论主笔）、斯特劳斯（卡特前任竞选策划人）打交道。稍后，里根也和一些政治上的对手如参议员小肯尼迪及众院议长奥尼尔会面。奥尼尔说：“我喜欢他，因为他相当有风度。”奥尼尔也喜欢里根的幕僚。他说：“和这些人相处比卡特的幕僚要容易多了。”　　里根很成功地安抚华府自大的政客，整个华府已准备好从佐治亚乡下到加州上流社会的改朝换代了，朝臣们受到总统礼遇而觉得受宠若惊。总之，里根的个人魅力的糖衣和顺从，使他在开始这场政治战争之前，已巩固权力的基础。他不只显示总统职位正在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掌握中，也安抚了其他政客因竞选活动所唤起的动物本能。他的魅力已经完全解除了怀疑论者的武装，这些人曾抨击他为好战者和他激进的意识形态。环境亦给予里根很大的助益，在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卡特总统任内施政的失败后，国家亟需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若再有总统失败，政客们都将认为总统的权势遭到越战和水门事件影响之故。一般人觉得总会有位总统成功的。这种气氛对里根有利。而里根软性的诉求也使人们愿意帮助他。1981年共和党内部的温和派和自由派是一股很重要的势力，他们虽然不相信里根的哲学，但却支持他的诉求。一位支持布什而思虑缜密的爱荷华州议员李奇，曾指出里根和卡特之间强烈的对比对他的影响有多大。　　他说：“我永远记得第一次见到卡特的情形，他进来，做二点指示：‘第一点，你必须了解你的选民也是我的选民；第二点，也许这点做起来很艰苦，但是我希望你尽力为国效劳，而不是为私人营取利益，这也是我们来到全国政治中心——华府——的原因。’他第一次说的时候，令我印象深刻：当我第九次听到相同的话，我想要反击。我认为卡特的表现令人想反抗，而里根却使共和党人，甚至与他意见不同的，都愿意服从他的领导，特别是在1981年和1982年，总统施政面临危机时。而且，一位总统以局外的身分来到华盛顿，一个善良而不了解内部的权力游戏的人，由于他的亲切，人们真心愿意协助他。”　　一些事件的发生也有利于里根。在他就职典礼当天，伊朗释放52名作为人质的美国外交人员。这个事件，卡特应是功臣，因为这是他任内所努力的成果，但里根却捡了便宜。　　第二个事件是1981年3月30日里根遇刺事件。在此枪伤事件之前，民意测验显示，里根个人的声望在下降中。任何危机都能使全国上下团结在统治者领导之下，更何况是枪伤总统的事件，里根个人勇敢的行为引起大众同情，弥漫崇拜英雄的气息。　　个人声望对里根政治结盟相当有利，特别是对态度犹疑的共和党籍议员以及南方民主党之国会议员。由于里根在1980年大选时，曾席卷南方州60%到70%的选票，因此可以直接向南方选民诉求。坚强及情绪化的支持，给了里根作为领袖的第三个利器——人民的爱和怕。有24位众议员和6位参议员是靠里根的声势及帮助才得以进入国会，这些共和党议员自不会背叛里根。至于南方的民主党人则怕里根。里根向其保证，若他们在1981年支持他的计划，他便不会在1982年的竞选活动与他们唱反调。这些民主党人害怕与里根为敌，使得里根得以在1981年获得胜利。压路机效果　　在制造多数联盟时，新总统在把他第一个重要立法计划，作为对他个人信任的测试上，占了很大的优势。这个策略的关键亦即游戏规则第五条：使总统个人和他的计划，成为焦点议题。它能立即使国会的反对力量陷于守势，因为在这个时候投票反对新总统，好像他们拒绝接受刚结束的选举结果一样，而许多政客并不愿意这样做。　　里根藉着选举胜利和枪伤事件后，群众对他的沸腾同情，更加倍地武装了他的战略。吉尔根机灵地建议里根，不妨借此机会在4月28日两院联合会议上，做一个相当于就职演说的演讲。这是很有力的一步棋子。我仍记得那晚，里根充满活力自信地大步走进国会，在热烈的掌声中，愉快地频频答礼。民主党议员和共和党议员一样高兴他的康复；里根的幽默，也使他们备觉温馨。全国对他一致拥护，使接下来的一百天里，对里根施政的投票都很顺利。　　事实上，身为立法领袖的H.贝克，才是个深谋远虑的下棋高手。参院一位幕僚说：“H.贝克极端理性与固执。大胆是他的标志，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1981年是他一手左右里根的预算。”　　早在1981年，贝克就已对参院失去耐心，各种拖延战术阻挠议案通过，更使他倍感挫折。他对我说，参议员们不仅在议案上发表冗长演说来阻挠议事进行，并且在提出辩论的动议、各种修正案，甚至在理论上应该结束讨论的投票之后仍阻挠议案通过。更过分的是，大部分立法时所提出的修正案漫无限制，且通常与原案无关，等于法案常被永无止境的修正案绑死。　　以H.贝克南方的俗语来说，任何人都能将一根棍子插入辐条卡住轮子。他埋怨道：“使参院正常运作，如同推一根湿面条般。”　　 H.贝克安抚其他政客时，表现得很得人心，亦颇有耐心；因此许多人忽视他将以激烈的手法通过里根的经济计划，他承认，他在立法时采取的手段是一种高压且残酷的方法。　　贝克建立他的联盟的方法，是使所有的投票的关键成为一项对总统忠诚的测试。这在推动里根野心的预算削减计划很重要，因为预算不是抽象数字，而是有血有肉的计划。所谓预算是一张国家用度的优先顺序表，理论上，国会议员主要任务是帮人民看紧荷包，希望削减预算和赤字；但实际上，所有的人都拒绝删减对他的州或地区有利益的计划。H.贝克正想打破这种政治上不成文的习惯。　　在预算委员会主席多米尼西和他幕僚主任贝尔的纵恿下，H·贝克决定采取一种严密的立法程序，他称之为“和解”。而也多靠“和解”，里根1981年预算案才能获得戏剧性的胜利。当时里根在众院以四票之差险胜，而那次投票的议题则是是否要从严界定“和解”。所以“和解”已经成为里根立法战略的中心。　　“和解”的程序在1974年已被列入预算法案中，但并非H.贝克原欲使用的方式。对H.贝克来说，“和解”吸引人之处在于，正常状态下，两院预算委员会草拟的预算决议案，将作为税务编制委员会增加财源和其他委员会的行动准则。但是一般预算决议案缺乏法律力量，而且其他委员会为保护自己的计划，并不愿受到这个指标的约束。各委员会预算总额必定超过预算委员会的目标。因此产生了第二个预算决议案，如果国会愿意的话，还有第三个。到第三次时，“和解”有强制的法律力量，它可以要求各委员会删减预算以达成目标。　　正常情形下，参院中的辩论是没有限制的，“和解”则把辩论限制在50小时之内。本来联邦总预算的辩论过程往往要进行数周，“和解”则使冗长的演说受到限制。它禁止任何对预算不恰当修正案的提出，例如能使参院瘫痪的“堕胎”、“校园祈祷”等其他议案。　　它也规定任何支出的增加，都必须附带一项增税法案或减少开支。　　 H.贝克用这种“压路机”式的手段，在里根第一个预算决议案上以节省数月周旋的时间。　　里根的战略专家拥抱此战术，因为对里根本身及对加入他的联盟事上，这种战术都像一项极重大的信任投票。民主党人则高声抗议，这种战术使得预算局长斯托克曼成为一个立法暴君，而国会被夺去制度所赋予的权力，只是个橡皮图章而已。　　时任众院多数党领袖的莱特曾怒吼道：“我们并没有将斯托克曼加冕为王。”私底下，包括众院共和党领袖麦科的一些共和党人担心自己成为里根的傀儡，一位好战的明尼苏达州自由派民主党人嘲笑共和党员：“当斯托克曼总司令要你们跳时，你不该问为什么，也不问是否有利于自己的选区，只问要跳多高和跳几次！”　　一旦这种“压路机”驶入参院后，一切就不可能停止了。一板一眼的预算委员会主席多米尼西反对鲁莽地追求胜利，而在预算的实质上失败，他不相信里根所绘，在1981年大量削减赋税，并在1984年以前平衡预算的美丽远景。　　但是数周之后，在白宫一项战略会议上，H.贝克推翻多米尼西的决定，这是1981年中最具争议性的决定之一。身为忠诚的里根派，贝克接受斯托克曼削减440亿预算的承诺，并建议在预算文件上删减的部分注上星号，表示1984年里根在平衡预算的成果，使参院共和党员都乐于接受，多米尼西虽在良心上过不去，仍然接受了这项建议。　　当我问及多米尼西，为何要违背自己显然是较佳的判断？他的反应正显示了共和党人一窝蜂的心理。“如今我们拥有新总统、新工作伙伴，新的一套理论，以及新的委员会主席的组合。”他解释道：“我们只好说：‘我们曾试着与总统一起工作，让我们给总统和他的班底一个机会。’我们曾以为不久后将有机会修改第一个决议案，但是机会却不曾降临。不久之后，我们就知道赤字问题会使我们发疯。”　　 H.贝克把多米尼西拉入了他的阵营，事实上，将里根的成功，归功于H.贝克个人对参院共和党的影响，或J.贝克在白宫的关系是一点也不为过。　　规则第六条：建立一个具支配性的联合枢钮，把总统的高级战略专家和其党内的国会领袖紧密地联结在一起。里根第一任期间，拥有优秀主管立法联络的领导人，一是曾在福特总统时任职白宫的圆滑外交官佛莱德夫；一是曾任职于白宫，辩才无碍的说客都伯斯坦。里根和H.贝克个人关系相当良好，但是真正重要的工作同盟是两位贝克——H.贝克和J.贝克——在工作上的合作关系。　　J.贝克和H.贝克（两人并无亲戚关系）都是共和党主流派人物，也都晓得怎么妥协和怎么让立法体系运作；也相当了解，在政治上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对外，他们一致奉行里根的指示，但私下会与他争辩，企图于失败之中挽救他。他们务实的态度，使他们自然成为盟友，也是天生的联盟运用者。他们两人皆不是血统纯正的里根信徒，1976年他们都曾为福特工作对抗里根，1980年初亦反对里根。他们与其他共和党员的关系，却正好扩展了支持里根的势力，里根第一个法案若只有靠里根派的核心人物，例如米西、克拉克、诺夫锡格和布坎南等人的协助，可能早已遭到挫败。意识形态上的僵化亦能使同一政党议员的联盟失败，两位贝克皆擅长在意识形态的边缘上折腰，以帮助里根获得决定胜算的票源。　　水门事件的听证会期间，H.贝克成为共和党诚信的象征，并因此获致全国好评。但是，他缺乏那些“媒体政客”的能言善道及个人魅力。他擅长于立法政治；三任的参议员使他成为道地的国会人，并成为其中之大师。1981年，他联合一些思想上极不相容的共和党人，如北卡州保守派主流赫姆斯和康涅狄格州率直的自由派议员魏克，他说服赫姆斯长期搁置反堕胎和校园祈祷法案，以使里根的经济政策能第一个出场，吸引大家的注意。当共和党委员会主席们正为谁来掌管里根的政策而展开一场激斗时，H.贝克以他个人魅力和耐心来安抚这些自以为是的议员。即使民主党议员也喜欢H.贝克作议长。　　H.贝克的一位助理米勒补充说：“他在一整天的时间都用电话安抚别人，他知道即使你打击了某人，哪一天你可能还会需要他的帮忙。所以他知道在打击你之后，要在适当的时机安抚你。在参议院时，H.贝克叫赫姆斯终止讨论，而叫他坐下休息，而事后又会安抚他。”　　科罗拉多州议员阿姆斯特朗说：“里根的成功是60%的里根，再加上40%的H.贝克。看他们头两年的组合，你必须赞赏H.贝克一再使共和党团结的能力。他领导是无私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支持总统而不会假公济私，H.贝克是一个受人爱戴的领袖，H.贝克总是得人相助，人们会因为他们喜欢他，而投票支持他。当然，当他们认为H.贝克绝对是错的时候还是会反对他，不过只要他们认为政策上仍有余地，事实上经常也是有，他们就会支持H.贝克。”强硬手腕：局内政治与局外政治　　参议院是里根1981年同盟的基础，真正的挑战则来自于众议院，因为众议院中民主党的人数以243比129压倒共和党，里根如何在众议院中创造一个多数派，是每一个想要结盟的人所必须要学的。除了“和解”的压路机战术外，里根帮在这里加上了另外一个技巧：草根游说战。结盟游戏第七条规则：运用总统全国性的草根支持进行游说，来影响议员的投票行为。里根在1981年的赋税法案上就是运用这种游说方式的典型个案。　　因为民主党在国会中享有优势，所以里根只有两个选择，他可以和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在预算删减上达成协议，或者是掌握所有的共和党员，再争取至少26位民主党员的支持，以达到218位的多数。虽然众议院民主党领袖赞成他部分的预算删减，但这样并不能使里根满意，他不同意议长奥尼尔的看法，他要一个完全属于共和党的胜利，所以里根决定采取同党联盟，在国会中用强硬手段打垮奥尼尔。这个策略需要建立一个保守同盟——结合民主共和两党，即共和党及保守派南方的民主党人。　　在众议院中，里根的胜负关键在两个集团。里根在众议院中的说客都伯斯坦解释说：“你经常可以得到许多‘整批’的选票，比如田纳西州的民主党人或俄克拉何马州的共和党，或石油州、棉花俱乐部州、烟草州、纺织州、木材州或东北部到中西部共和党集团的选票。所以你可以了解，不论总统是以个人或小集团方式进行协商，在众议院中进行的是批发，但在参议院中则是一对一的推销。”　　最主要的集团是“棉花象鼻虫”，由大约50名保守派民主党议员组成，其背景涵盖了从弗吉尼亚州到得州这一块地区。这些人多年以来为了国防经费及预算赤字和党领袖发生冲突。他们以棉花象鼻虫自居，因为他们是从民主党内部往外穿透，就像象鼻虫从棉花荚壳的内部开始蛀蚀一样。他们之中有许多人都靠反民主党及反奥尼尔而当选，而且大部分来自里根重挫卡特的地区。这些民主党人都是以前艾森豪威尔及尼克松的阵线的继承人，但有一个不同点，在从前共和党白宫人士视他们为“男爵”——保守的南方委员会主席，但在1981年，大部分众院委员会高级职务都是民主党主流派所包办，而南方各州被贬到后排，这使得他们更具叛逆性，只待里根派前来拉拢。　　第二个集团是“秋迁蛾”——由大约15到20名从东北部到中西部的自由派共和党员组成，他们的名称与棉花象鼻虫一样，都是有讽刺性的——他们是靠吃共和党这棵树的树叶长大的。他们经常反叛共和党而和核心派或自由派民主党人结盟。在1981年，属“秋迁蛾”集团的曼哈顿自由派议员葛伦、爱荷华州激进派李奇及透克，在施政观念上都与里根不和。他们支持增加政府效率，但却不主张大幅删减预算。因此里根的同盟需要一个“秋迁蛾”的支持。　　在1981年保守联盟在里根当选总统前举行一个测验，发现共和党——“棉花象鼻虫”联盟一共掌握了70张票。其中30张来自民主党员。这些票都支持里根式的削减预算，及供给学派、注重成长的减税。由于里根的胜利，有机会让他们增加势力，“棉花象鼻虫”乃正式结合成保守民主党论坛。　　里根的基本政策走向鼓舞了“象鼻虫”的发言人斯坦荷姆：“总统回应了你经常提到的删减案吗？”斯坦荷姆说：“总统做得不错，但是我认为他是小气鬼，在预算上他还能再多删减100亿到150亿的。”　　可是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是不会甘心不战就放弃“象鼻虫”的。　　预算委员会主席俄克拉何马州的琼斯准备了一个保守民主党预算案，其涵盖了里根预算删减案的80%。（只是它只主张减税一年，里根则主张三年。）　　在1981年里根同盟策略的危机，一些“象鼻虫”认为有可能的话他们还是会支持自己的党。他们并且觉得琼斯的预算案深具吸引力。在5月初，“象鼻虫”举行摊牌会议，在会议中他们不断的赞赏琼斯的预算案，且认为与里根的目标一致，但是争议发生了。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得州保守派议员葛拉姆说：“琼斯的预算案‘当掉’了‘象鼻虫’自己订的标准，即赤字比里根少，福利计划上的盈余比里根的多，及国防经费不比里根的少。”　　葛拉姆说：“现在是说出事实的时候，即使是我一人，也要反对这项法案，就像阿拉模一样。（编注：1836年美国得州军队阿拉模教堂保卫战，在墨西哥军队的攻击下，全军覆没。）　　随后有人起而批评，海图尔便提醒葛拉姆这段得州历史战役：“记得在阿拉模的人们发生的事吗？所有越过线的都被杀了。”　　第三个得州佬李斯则责问海图尔：“其他没有越过线的也被杀了。”李斯冷冷地说：“只是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我将站在葛拉姆这一边。”　　“象鼻虫”的反叛于是开始，但情势尚未明朗，不知里根是否能得到足够反叛者的支持。　　在游说政治中白宫是丝毫不敢冒险。他们同时玩外在政治和内在政治的游戏，以电视演讲争取民众的支持。他强调经济危机、注意高通货膨胀及经济停滞的统计数字，并且在4月28日提醒国会说他当选总统已6个月，人民需要行动来解决问题。　　“美国人民是不易动怒的，可是一旦生气就好像火山爆发一样。”里根引用老罗斯福总统的话说：“当然，也许那种愤怒是值得的。”里根警告说如果国会“采用老式且轻松的方式……在这里减一点在那里加一点”，那人民的愤怒就会发生。他的演讲使国会收到雪片般来信。　　为了达到最大势力，里根发动大量政治压力对抗“象鼻虫”，这使他必须走向草根，从民间进行游说。这是做一个现代总统最有效的游说方式，也是未来总统必须学习的。　　J.贝克及诺夫锡格知道旧的国会权力结构早已严重瓦解，要和民主党谈判不能只找几个党领袖，因为现在的国会中早就没有那些“公爵”们可以指挥南方民主党议员如何投票。葛拉姆和李斯投向共和党阵营，也不能保证其他“象鼻虫”会群起仿效。他们必须感觉到来自选区的热度的时候才可能改变态度。而里根要做的，就是在这些议员的背后烧起这把火，从地方选区着手给这些议员压力。　　里根的政治运作由满脸黑胡须的诺夫锡格和年轻的南卡罗来纳州人安华德主持。诺夫锡格和安华德全面进攻54个摇摆不定的国会选区，其中45个在南方。他们说服那些政治捐献者去威胁国会议员如果他们反对总统，在1982年的选举中，他们将不再支持他们。　　安华德在这个活动中告诉我：“这个活动的前提是政治改革及媒体的冲击，使得议员在国会中的行为，受到他自己选区的压力影响远比在受到华盛顿游说的影响来得大。”他接着说：“我们的方法是在48小时内让议员感到来自他自己选区的压力。一时之间，你会发现副总统布什及参议员坎普出现在你们的选区内；10名你最重要的赞助者，同时打电话给你；当地美国医药协会、房地产团体、当地政府官员及民众一起打电话给你。你一下子收到20封信，并在28小时内你会接到电话及看到报上的广告要求你支持总统。”　　这是一种旧式黑脸白脸的游戏。里根做软性的诉求，而其幕僚做硬性的推销。在5月7日众议院预算案投票的前10天，里根亲自接见了12个共和党及60位民主党议员。而在这同时，里根的草根游说小组则在这些议员的选区内施加压力。当时一个典型的目标是民主党南卡罗来纳州议员迪瑞克。　　迪瑞克告诉《华盛顿邮报》记者：“从1974年我进众议院以来，我从未看到有人像里根政府一样如此处理预算案。总统邀请我及另外5名议员到白宫，我们谈得很愉快，气氛很融洽，完全没有任何压力，他只是发表他自己的看法而已。”　　迪瑞克说：“很显然的，他们从我的赞助者的资料找出了一些主要保守派，这些人是多年以来支持我的重要力量，而且可能也支持了一些共和党候选人。里根的人马和这些人开始接触。这在商业圈来说是很有效果的。有60%到70%的大企业团体与我接触，同时亦有一些小的商业团体与我接触，我从来没有尝过这么强烈游说活动的经验。”　　里根帮的人也给国会中的墙头草猛力一击。来自亚拉巴马州的傅立波受到亲里根的民主党州长的电话劝诱，另外一个民主党议员米卡则受到他前任竞选总统干事的压迫。他另外还表示：“我也接到一个地方市长的电话，他是个在民主党内非常活跃的人，他要求我支持总统，我很惊讶他们能说服他。”　　同样的方法亦运用在拉拢自由派“秋迁蛾”集团。曼哈顿选出的葛伦告诉我：“我接到基辛格的电话，而当我开始争辩时，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案子的内容，我只知道在我们失去世界领导地位四年后，重要的是现在有人能够领导我们国家，从国际的观点来看，总统赢得第一次投票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强力的游说，再加上里根的诉求，使得他能以253对176票得到压倒性的胜利，每一个共和党员都支持他，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大胜利。交换式的政治交易　　同盟的形成只是第一步，而维持同盟使其保有立法胜利的成果又更加困难。在美国制度之中，胜利并不代表结束，它只是代表下一次战争的开始。而这一次，不是里根的魅力或民间支持挽救了里根，而是传统约翰逊式的交换政治所促成：给予选民恩惠利益以换取选票。这是所谓：“开卖汤的店——一人一勺”。联盟规则第八条：在周边的问题上让步，并尽可能用好言好语收买人心，不要坚持意识形态的纯化。政治交换是你得到最后胜利的方法。　　里根与国会的纷争还没有结束，因为国会委员会欲以复杂又秘密的策略抵消这第一宗预算案的效果。由于预算案的实行必须透过各个委员会，此时他们可以有极佳的机会在法案文字上作文章，且依他们自己的方式加以修改。令白宫感到震惊的是，保守的共和党和“象鼻虫”与自由派的民主党员共同参与对法案的抗争，而这些人全都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有利的支出项目。许多的删减事实上只是空洞的数字，其减少的支出也只在理论中。　　“阴谋破坏！”斯托克曼气愤地说。虽然他自己也会为了符合自己利益而捏造预算数字及玩弄数字游戏，并且技巧不错。在1981年6月，他指责委员会在记帐的时候并不确实，而故意算错并做假的削减。拥护里根的共和党人士及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在1984年国会委员会删减了550亿预算，但斯托克曼认为他们只删减了250亿。　　但是现在已是盛夏，而里根的联盟已经开始逐渐解体。道德的诉求不再能维持联盟的团结，白宫已得不到以往的支持，“秋迁蛾”集团扬言，如果一些有利于城市化的东部及中西部支出方案没有得到恢复通过的话，他们就要退党。纽约州葛伦希望得到5000多万的经费以支持国家艺术基金，提高穷人的医疗补助，及提供更多的学生贷款；爱达荷州的李奇希望在家庭计划上得到1亿的补助；密歇根的帕西尔要求得到3000万以支持护士训练，其他人要求得到1亿多以支持美国铁路公司，还有4亿元提供给穷人的能源补助，以及振兴经济发展的承诺等等。白宫为了得到这些人的支持，使预算案能得到最后通过，就必须付出代价。　　“象鼻虫”集团也同样要求得到甜头。佐治亚的民主党获得免费使用州立棉花仓库，密西西比的退伍军人团体也得到了原先被删掉的4亿的经费，路易斯安那的布劳要求恢复糖的进口限额，以实现保护他自己州内糖业的诺言。　　布劳事后蛮横地承认：“我要得到最好的条件。”他表示他并没有被收买，但是他承认：“我被租了”。　　最重要的投票关键在于程序上，而不是在实质问题上。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企图以一次投票决定通过或不通过的投票方式来打倒里根，他们知道如果把里根的预算分裂为五个部分来表决，则里根的预算案将很难通过，因为这将逼得“秋迁蛾”和“象鼻虫”两个集团公开表态，而有些法案在他们各自的选区又是极不受欢迎的。为了分裂里根的同盟，民主党领袖们作成一个程序规则以分裂预算成为五个个案。　　这个方法是非常聪明的，但却适得其反。因为议员们不想受到来自他们选区的炮轰。他们的选民大都告诉他们：削减预算，但留下对我们有利的支出。而在分批投票公开表态之下，这些议员怎么做都会受到选民的攻击。最后的一个重要投票解决了众议院议员左右为难的困境，而且在政治上比较容易交代。（结盟游戏规则第九条：务必使各种投票在政治上不致左右为难。）议员们提出了一个整批交易的法案，削减一批支出。由于这个削减方案是固定的，因此议员们不可能删减预算又能顾及地方利益。他们只有一个选择：赞成或否决。当预算的删减受到普遍支持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使他们接受自己原本不赞成的删减案合理化。由于民主党的安排会暴露议员于删减及维护本地利益的双重压力之下，于是激怒了议员。结果，“秋迁蛾”支持里根，再加上一些“象鼻虫”反叛民主党，表决结果以217对210的惊险差距打败了民主党所提程序议题，只差4票就有可能打败里根而完全改变政局。　　民主党程序议案的挫败，使里根的联盟更加巩固，且粉碎了民主党控制众议院的优势，这也为里根开路。次日，里根在一个类似的预算案上，以同样的些微差距，赢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预算删减案。　　这个方式与里根在1981年大量减税法案上的联盟模式是相同的——除了上次联盟比较容易。减税本来就比删减预算来得受欢迎，因为在删减预算时，可能有些对选民有利的计划会遭到删除，同时里根在预算案的胜利已经使他有无敌的形象，所以在减税案的主要议题并不是通过与否，而是减多少的问题。里根曾经提出在三年内降低个人所得税30%，后来又掉到25%，商业团体及保守的共和党党员坚持用转投资的方式抵税，“象鼻虫”主张降低房地产及赠与税。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俄克拉何马州的议员则主张保有石油枯竭的宽减额。　　民主党领袖们认为三年的降低税率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样会产生庞大的赤字——许多共和党人士事后承认这点。众院筹款委员会主席罗斯坦考斯基想趁此击败里根，并把“象鼻虫”整合回来。他告诉里根他决不可能同意降低个人税率超过二年以上，但在其他方面，他并不坚持。由于里根在这次税率中给予人民许多优惠，一个来自威斯康星民主党自由派议员欧贝开玩笑地说：“如果我们给予全国人民三个愿望，可能比里根在税务上的让步要省钱。”　　斯托克曼稍后表示，减税可能会使政府在十年内的税收减少2兆。但是在争取胜利的混乱中，原始目的被遗忘了。大家注意的唯一数据是选票数。斯托克曼悲叹地说：“税率政策及财政问题很快就被遗忘了，当最后摊牌的时候，只是一场政治权力及国会控制权的幼稚斗争而已——而国家的税收只是意外的牺牲品。”　　里根再赢得一场漂亮的胜利，留下一个如何塑成一个多数同盟的政治模式。任何一个同盟必须有一个被大众广泛接受的中心议题，而里根对一个较少干预的政府以及较低税率的坚持提供了共和党团结的力量。里根集合全国人民及巧妙地迎合国会的小团体，他的部属以和解及民间压力作为说服的工具，再加上里根坚定的语气，在最后关头显现他的智慧及技巧的政治交易，使同盟更加团结。　　奥尼尔以不平的语气赞赏里根说：“每一次与里根协商，他总可以得到他所要的80%。”里根反驳说：“每一次我得到80%，但我会在下一回合，取回剩下的20%。”　　在党员的联系松散了一段时间之后，里根所领导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再度团结一致。在192个众议员中只有一位议员曾投票反对他，参议院共和党议员已有好几次全面支持他。民主党人对此都表示敬畏。奥尼尔的高级助理海梅尔告诉里根的议会联络人都伯斯坦说：“我钦佩的还不是你们争取到的民主党票，而是在每一个重大决议上，你们都能得到共和党的多数支持，这几乎是很少有的情形。”这是事实，即使是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福特也无法让党纪发挥到如此极致。除了1910年堪侬任共和党议长时沙皇式无懈可击的表现外，共和党在投票上不曾团结一致过，即使是里根后来也不曾再使共和党如此团结。　　1981年8月是里根主义最盛的时期，在8个月之内，里根使国会通过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案及超乎想象的删减案。由日后日渐庞大的赤字来看，这场胜利的代价过高，但在8月时，华盛顿当局并未注意经济的发展，他们都沉溺在里根联盟建立的兴奋之中，里根的表演可以媲美第一次战后的威尔逊总统、刚开始推行新政时的罗斯福总统及1965年时的约翰逊总统。　　在布鲁金斯研究所的总统学者桑魁斯特说：“整个体系只有在得到压倒性的选举胜利时才运作良好。”他接着说：“在我们的历史上只有一段极短的时间总统的个人声望达到这样的高潮。”1985年：失败的联盟　　有时候个人声望达到最高点也会遇到重大的反抗，1985年在圣诞节的前9天，里根总统必须前往国会山庄朝圣。共和党的众议员对于里根企图再就赋税改革组成同盟，已经产生叛变之意——这原本是里根第二任国内政策的重头戏。就在5天以后，他们成功地阻挠税制改革法案，使其无法列入院会辩论议程，已使里根相当震惊。里根的这项策略破裂了，现在，里根必须借着个人的请求及以卑躬屈膝的态度，来挽救这项法案，以防止在他压倒性连任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成为一个跛鸭总统。　　里根第二任任期的蜜月大多花在与共和党人士抗争之上。　　1985年的夏天在预算问题上与共和党参议员起冲突，稍后又在赋税改革上遭到共和党众议员的围攻。幽默作家罗杰斯讽刺地说：“共和党在选举刚刚结束后就分裂，而民主党则刚好在选举之前分裂。”　　其他的总统一样，对付同党的时间比对付反对党的时间来得多，例如约翰逊在1964及1965年期间，在国内事务上汇集了大多数的民主党支持他，但在几年之后的越战间题上，来自民主党的抨击比共和党更厉害。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傅尔布莱特便无情地批评这场战争。我记得在1967年一个戏剧性的关键时刻，当时还是纽约州参议员的肯尼迪公开地与约翰逊参与越战的政策绝裂，此举更加深了民主党的失和。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麦克西侮辱约翰逊的政策，几乎使得约翰逊在1968年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中落败。　　共和党人士在1985年对里根的批评，不如民主党人对约翰逊的批评来得激烈、强硬，而且敌意也不够。但即使是在49州中得到压倒性的胜利，里根仍在组成统治同盟中再失败，这是令人费解的事。里根在1984年的压倒性胜利之后，人们多期待他的第二任可以与他的第一任一样在立法案上旗开得胜。但是三年以来里根却都只有招架的分，1982、1983、1984年，他不得不接受增加赋税，坐视他的预算被国会忽视，并且在社会福利上不断妥协。1984年军援尼加拉瓜游击队反抗军亦遭否决。再度竞选的全面性胜利原是里根在政治上翻本的机会，但是他的同盟已经消失不见了。　　里根的第二任期说明了许多经验：即使是得到全面性的胜利，总统的第二任任期仍是相当困难的。当年威尔逊总统在他第一任期内意气风发，但也无法在其第二任期内得到参议院同意使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罗斯福在第一任内也是野心勃勃，但在第二任时却也无法掌握最高法院，而坐视“新政”受到迟延。杜鲁门在1948年连任成功之后，在韩战问题上却陷入困境。20年以后美国被越战搞得乌烟瘴气，使得约翰逊的政治生涯结束，不敢再寻求连任；尼克松在他的第一任内开启与中国来往之大门且与苏联达成协议，但因为水门事件丑闻案被迫下台。似乎，只有艾森豪威尔逃过这个痛苦周期。　　里根个人的魅力也不足以让他逃过这个悲惨的模式，他像卡特一样在个别议题上获胜，但在1981年所组成的胜利同盟，一直要到1985年年底由于赋税改革问题上才再度出现，但即使是那次，整个同盟也是勉强成形的。　　与1981年时不同，里根不再热中于和国会打交道，而且忽略了当初他自己建立同盟的规律：一个政府必须有一个中心思想来号召群众，可是在1985年时里根却没有。他连任的胜利完全是个人的，以至于在国会中缺乏支持。他也不像在1981年一样恳切地说服其他政治人物的支持，反倒花费很多时间去攻击国会。　　里根在第二任开始时的失败，和他第一任时在华盛顿的权力游戏的胜利一样，都透露出华府权力游戏的本质。　　第一，里根还是极端的受欢迎，可是他与其他政治人物的关系却下降了——他以总统的力量让别人对他又爱又恨的能力衰退了。1981年，共和党势力的高张（里根的连任，共和党掌握了参议院，且在众议院中得到33席），在华盛顿创造了一个高峰。里根的魅力，一部分来自人们相信共和党可以依靠里根的魅力在选举中获胜，而这就像“乘数原理”的X因素，把共和党议员的“人数”用乘法给扩大了——共和党人正沉浸在一个建立更大的政治同盟的梦想之中。但在1982年及1984年的选举中，里根却不能使其个人魅力转变成为共和党在国会中的优势。在1985年,X因素远离里根，共和党再同盟的梦想已经逐渐幻灭，共和党在众议院的人数退回到1981年的水准。当里根在1984年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的同时，选民投票行为的分裂也达到高潮。这使得里根无法确实掌握国会。　　一些国会共和党议员责怪总统及其幕僚，不能使共和党在1984年的国会选举中得到更多的议席。共和党在1982年的期中选举中已经失去了26席众议院席位，他们希望里根能帮助他们收回这26席，甚至能得到更多的议席，为的是能在国会中奠定一个新的保守同盟基础。但是共和党只得到14席，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科指责里根只注意他们自己的压倒性胜利，却忽略了国会选举。　　麦科在大选过后的第二天早晨抱怨说：“依我的看法，里根从未认真考虑过帮助共和党进入国会的问题。”麦科对于在民意调查显示里根已大幅领先蒙代尔之后，总统的策士却未运用更多的时间来帮助共和党人赢得众议院议席而感到苦恼。里根的助理辩护说里根的出现已经帮助了共和党，麦科反驳说，如果里根真地认为众院选举为第一优先，那他在竞选时所发表演讲的各个地点就会不一样。例如：他怒气冲冲地说，里根的幕僚是如此地想席卷50州，以至于里根花费最后的竞选时间在蒙代尔的家乡明尼苏达州作旅行演说，却不愿在其他地方援助共和党国会议员。　　这个结果不但困扰共和党员，同时更使民主党有不怕里根的理由。回想1981年，某些里根同盟之所以得以建立，主要是民主党那些“象鼻虫”对里根的恐惧，他们认为如果不和里根合作，里根就会发动选民对抗他们，但在1984年，民主党在众议院的议员席位上只失去少数议席，而且192位民主党议员在支持里根的选区中，居然还能获得连任，这远远超过预期。简言之，民主党已度过里根的旋风期，1985年，里根所造成的游说威胁比四年前来得小。　　里根在1985年组成同盟的第二个麻烦完全是他自己的错：在获得压倒性胜利以后，他浪费了政治蜜月期。本来，就算共和党没有得到全面性胜利，里根仍可以运用广大选民支持他的力量作为动力——如果他能立刻坚定提出施政优先顺序的话。但是他却慢慢地提出议程，并且缓慢地进行白宫幕僚的重组。在看天底的时候，在他声望还在最高点时，里根错失了向国会施加压力的绝佳机会。他到了1985年2月送出他1986年的预算案，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宣布说这个法案“在一到国会的时候已死了”。在众议院435席中只得到坎普一票。　　第三，里根的信用和声望是全国性的，可是在华府的那些政客却并不服他，因为他的节奏与那些议员不合，意见也和两党议员大相径庭。国会与总统在议程和政策的优先顺序上有所不同。当他在竞选时，里根含糊的承诺和过去大抵相同。但是到了最后在国会中，几乎所有的派系，除了众院共和党的新生代议员以外，都对里根的预算案感到逐渐失望。里根在立法案上所得到的支持已逐渐下降，从1981年的82%下降到1984年的66%，甚至下降更多，到了1985年可能不到60%。　　这种情形也部分反映了时间的变迁。在选民看到这些政策的冲击及对政策结果发出不满声音之前，一个总统在他第一任时是比较容易得到充分支持的。在第二任期内，国会议员知道民众的反应，而不愿意触怒更多的选民。以里根为例，1981年的减税及1985年增加军费使赤字达到2220亿，且赤字居高不下，同时没有提出受欢迎的解决方式。在1981年里根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吹笛手，在1985年许多国会议员却发现他吹出来的调子已不再迷人。　　第四个问题是——这里根自己要负大部分责任——白宫和共和党国会领袖的联系不断削弱，而这在1981年的同盟曾扮演重大角色。1985年的新联系较不可靠、不专业。两位贝克都离开了：J.贝克已经成为财政部长，H.贝克退休了。H.贝克的继任人是杜尔，他是一个独立思考、直言无讳的多数党领袖，且自己也具有当总统的领袖企图心。　　在1984年11月24日杜尔当选的日子，他声明他不受白宫节制。他的第一要务是领导参院，而不是替里根摇旗呐喊。他以堪萨斯腔发表的谈话，比当初诺兰对艾森豪威尔的谈话表现得较为合作，但已不似H.贝克对待里根那样忠诚。杜尔有他自己的政治直觉，且要当自己的主人。　　杜尔在国会山庄告诉记者：“我们将在1986年继续保持共和党的优势，这是我们的目标，同时尽可能地支持总统的法案，我们是参议院议员，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组织。”　　同时在白宫中也有类似的趋势，里根对于杜尔并不像当初对H.贝克一样热络。他们很少见面，除了在国会领袖会议以外，甚至很少有电话来往。在1986年多尔告诉我：“我们曾有过一二次私人聚会，依我的看法我们都是成熟的大人，而且各自有自己的工作及职责，我不应该拿我的问题来烦总统，同时他们也不能拿他们的问题来烦我。”　　更令人吃惊的是，里根让J.贝克离开了建立同盟权力中枢的白宫幕僚长的位置，里根似乎不知道他这样做会影响他与国会之间的关系，显然地他也没有看出新白宫幕僚长黎根与国会的关系很冷淡，以及黎根的政治经验可能会在重要的时刻对他的总统权的行使可能造成伤害。黎根比J.贝克更强硬，他比较不懂得如何与国会相处，同时他也不知道什么可能会给里根带来麻烦。　　当黎根就职时，他没有适当的衡量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主流派势力，也没察觉到在重要议题上有必要结成两党同盟。他也不懂如何把共和党内敌对势力组成同盟，结果黎根和总统像摇摇乐一样在共和党派系之间打转，这些派系原来是里根的同盟，但这些同盟已经对里根产生疑惑及反感。　　在1985及1986年之间挽救里根的是他自己的声望及坚持的精神。事实上，他的国内问题的最高决策——赋税改革——是交付给财政部长J.贝克完成的。J.贝克和里根不一样，他知道1984年选举以后总统如想在重要立法案得到通过，就必须与民主党的主流达成两党同盟，J.贝克建议里根采用这种策略，并费力地让里根支持，使里根在1985年的赋税法案得到胜利。共和党内部失和　　里根在第二任内同盟的建立中最严重的障碍，是共和党内不和的公开化，这种现象已打击了1981年共和党建立起来的同盟基础。总统与任何政党一样，像一把伞，能容纳党内各种不同的派系。里根在1981年所造成的神奇形象，是一个受人民欢迎领袖的典型。那时他可以把党内各种纷争及不同派系，收在同一帐幕之下。但是他在1981年的成功只是昙花一现，在1982年时，当里根同意以大量增税以制止不断升高的赤字时，众议院共和党分裂了，与民主党联盟的共和党员得到胜利，但是共和党之间的失和也公开化了。　　里根连任成功之后，共和党内部的失和更难遏止。共和党都把希望放在未来，也就是里根下台以后的政局。对于里根的继任人选的争夺已经开始，这种情形造成对里根的同盟肆意破坏。　　国会共和党的内斗，以杜尔和坎普两人为两个核心，他们二人之间的派系竞争在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突然公开化，坎普和其他共和党的少壮菁英得到胜利，派系的斗争在1984年的选举期间暂时停止，一旦选战结束就再继续。　　杜尔和坎普二人天生不和，二人都有意于1988年总统提名，他们的竞争充满了各种不同的个人争执，多年以来他们互相攻击对方，谈到共和党对赋税改革的意见时，杜尔对坎普经常特意吹了头发上电视一事说：“坎普是想为他的吹风机寻求免税宽减额。”坎普在最近的一次还击中，也对杜尔作反应，他说杜尔的书房被火烧了，两本帐都被烧掉了，而且其中一本杜尔还没来得及窜改呢。　　毫无疑问地，他们彼此厌恶，但主要源自于他们在政治上、经济哲学、长期策略及对共和党的政治优先顺序的基本不同观点，而非他们之间的个人冲突。他们分别代表不同的哲学观念、不同的利益团体、不同的宗教思想。　　他们的政治风格亦不同。坎普是年轻的一辈，杜尔是年长的代表，坎普是权力圈外的政治人物，杜尔则是圈内人，在共和党内，坎普代表新右派而杜尔代表守旧派，他们代表的是两个不同的时代，但年龄并不是关键所在——杜尔六十多岁，坎普则是五十出头——真正不同的在于他们二人所关注的事务上想法不同。　　杜尔与坎普主要不同点在于意识形态，而这影响到里根的联盟。杜尔是传统派，主张共和党应平衡预算，打击赤字。坎普是供给面经济学的热心教徒，且嘲笑传统派的简朴，他把减税及经济成长列为最优先考虑。　　杜尔自委员会系统中爬起，在担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时，他是个极有天才的“内在政治”高手。从外表上来看，杜尔形象端正，富有机智，同样也为电视媒体所喜爱（电视媒体是那些局外政治人物的主要传播媒介），但他致力于各种法案的推动，这使他赢得民主及共和两党议员的尊敬。当他在财政委员会主席任内处理赋税法案时，曾被坎普一伙的另一个新进议员金格里治嘲笑，说他是“福利国家的收税员”。杜尔在抗辩中嘲笑坎普的派系打的是富豪游击战，只晓得空谈理想，但却完全不顾治理国家的责任。1986年杜尔在密歇根举行的未来共和党候选人大会中更批评坎普说：“有的人只会高谈阔论，有的人则晓得如何去寻找选票。而选票比高谈阔论有用得多。”　　杜尔来自传统大农业地带的堪萨斯，对于赤字有深切的体认，且觉得只有严厉的反赤字政策才是实际且负责任的。他也保护他选区内的农民利益，但他却有毅力与勇气提出不受欢迎的法案，例如进口石油税及冻结养老金，并勇于面对反对意见。1985年在堪萨斯农业区的政治活动中，我听说他支持一项备受争议的冻结一年社会生活保障修正案，这是大多数其他议员不敢直接面对的。　　坎普与杜尔正好相反，杜尔在赤字问题上采取实际主义，坎普则批评杜尔的主义是冷淡的悲观论，他不断坚持说守旧派是“看到问题错误的一边”，而企图使共和党生活刻板及意志消沉。坎普指出赤字是牙根政治——痛苦的政治牙医业，这样会失去选民且使共和党永远成为少数党。　　当坎普于1970年在水牛城赢得他第一任的国会议员时，他还是一个传统派的共和党员。但是生活在一个蓝领阶级、工业化社会及大部分是民主党的区域内，他觉得他必须改变才能生存。在飞往宾州进行竞选活动的飞机上他告诉我：“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在下次竞选中，以不计代价方式来平衡预算的共和党员身分获得连任。由老一辈所领导的共和党在大众的心理是与乡村俱乐部与大企业结合的政党，这种方式在水牛城是行不通的。为了生存，我必须改变，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我必须更加重视就业取向，因为我的选区内的人民对于就业问题有兴趣。”　　自从坎普的政治态度转变为“成长取向”且提倡自由企业经济，他便延伸了共和党的触角。他开始以一种新的形象出现，他不符合政治意识形态，他自命是这个以大企业为主的政党里面的民主党员，是一个与民主党员共事的共和党员，是争取黑人和蓝领阶级的共和党员。　　在国会的18年中，坎普已成为众议院共和党会议的领袖之一，他排名第四，但是他却不是政治权力的掮客，也无法掌握其他议员。舆论批评他是一个作秀马，而不是一只工作马。事实上，近年来坎普亦参与立法案的草拟，并且在国会中发展他的同盟关系。但在内心深处，坎普和里根一样是一个政治的推销员，一个理想与理论兼顾的行销人员，利用传播媒体及人民将他的影响反弹入国会。坎普是激烈而狂热的信徒，有关成长、爱国主义及理想主义，自他口中如瀑布般地涌出。在1981年时，他对里根在大规模的减税政策上有重大的影响。　　在1985年，坎普对付赤字的方法是在赤字下设法成长，以打击赤字。这表示把赋税改革置于删减预算之前，对于受欢迎的计划也不压迫得太厉害，他说：“赋税改革是潜在性的重新整合。”他认为赋税改革可以吸引蓝领阶级及其他人倾向共和党。他激励共和党员“强调经济的成长比稳定来得重要，对政治抱持希望比守成来得好”。这使得坎普与杜尔二人不和，而使得白宫的同盟力量陷入他们二人的交叉战火之中。寻找新领袖来建立同盟　　里根总统在处理1985年的预算上的态度引起各界广泛的注意，而里根却躲避这个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预算联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分裂的原因。里根做一个雄辩的总统比当一个主动的领导者来得好，他那不变的主题即是打击赤字问题，但当国会以不切实际为由，将里根的预算搁置时，里根却责怪国会的程序缺乏进展。他对于预算案遭困境所采取的因应之道，是利用宪法修正案以平衡预算赤字，及利用总统可以在预算案的逐条审议的否决权来否决个别的预算。但是问题不在制度上，而在政治上。对预算及赤字做有效的出击必须靠两党联席才能达成，里根不能使民主及共和党领袖同意他遏阻赤字的方法，同时他也不同意他们所提出来的方法。　　刚开始时，里根把预算及赤字问题丢给杜尔去处理，这置参议院共和党于极大的政治风险中。里根希望杜尔能办到，但当杜尔提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反赤字计划时，里根却不利用此作为与奥尼尔议长达成协议的手段，却反而破坏它。　　杜尔填补了里根空出的领导权，因为杜尔知道共和党如果采用里根的经济计划将会遭受政治危机。他了解在1985年时人民信任里根并将经济复苏归功于共和党。但是，如果经济转坏，共和党须负起赤字膨胀的责任、那将会使共和党控制参议院的前途遭到悲惨的结果，杜尔做为政治赌徒、一个见机行事的玩家，在1986年的预算上，大胆地以自己的未来作赌注，主张大幅删减预算，希望挽救经济萧条危机。　　杜尔的策略相当大胆危险，首先，他所要压制的赤字是相当庞大的，他计划先删减500亿预算，这比1981年里根所获得的还多。其次是渐渐让里根接受限制国防经费及增税的可能性，这两方面都是里根所反对的。第三，杜尔必须冒着被数以百万选民抛弃的危险，因为他认为遏制赤字只有冻结一年的COLAs（即生活消费调整案,cost-of-livingadjustments）、社会安全及各种不同退休中产阶级的福利津贴。在黎根的帮助下，杜尔使得里根吞下他的提案，甚至包括了五角大楼的预算及社会福利问题。　　杜尔在参议院的表现堪称是联盟建立的绝技。任何联盟都必须有一个具推动的中心理想才能巩固，而在参议院共和党议员对赤字都相当狂热，基于此，杜尔建立了约翰逊的同盟模式：与各团体交换条件，最后甚至与议员打交道，一票换一票。保守派对于紧缩国防经费感到畏缩，但是他们喜欢杜尔的冻结计划。杜尔以在国防经费上删减大量费用，交换其他项目的经费，再以教育、研究和对弱势团体的计划来换取中庸派及农业州参议员的支持。他在农业贷款、农产品出口及郊区电力使用投入少量的经费，便可争取农业州的共和党议员。　　杜尔高难度的表演在5月10日达到最高点，他得到48张共和党的选票，加上民主党索林斯基的一票，而穿着医院的睡衣及褐色的浴袍，坐着轮椅穿过参议院的大门的威尔森也投下赞成票。同时布什打破均势，在早上1时40分，预算案以50比49票通过，包括了冻结国防经费及社会安全法。　　参议院共和党员乐透了，他们联手删减了56亿预算赤字，里根从欧州回来以后说这是一个“限制开销及不增税的胜利”。有人可能会攻击参议院计划中的一些条款，但里根强调说：“这个计划的重要性，不只是对世界，同时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企业界及财经界发出一个信号，表示我们决定面对赤字问题。”　　但是，突然间，共和党联盟核心出现了问题：总统和黎根。白宫必须花更大的力量使预算案在众议院通过，而在众议院中民主党及共和党都不喜欢杜尔严苛的预算案，白宫不但没有主动出击与奥尼尔达成广泛的协议，里根反而在此时成为一个被动领袖，依照黎根的建议，采取迁回的态度，放弃了与杜尔的联盟。　　杜尔和黎根本来就不是很合得来，在杜尔第一任时，黎根是财政部长，杜尔是财政委员会主席，他们曾一起处理赋税法案，他们互相欣赏对方的能力和才智，但是在同一时期他们好像水和油一样不能融合，他们都有强烈的企图心和坦率的个性。杜尔在16年的参议员任内，对团队合作的认识及政治的素养比黎根来得强，但是他们二人都不甘居幕后。　　一位位居要职的共和党员告诉我：“我认为造成杜尔和黎根之间不信任的基本原因，是两人不搭调，J.贝克和H.贝克关系的维持是他们二个人可以坐下来，想出一个妥协及如何达到目标的方法；而杜尔及黎根两个人都很固执，没有一个人肯屈服，所以他们常起正面冲突。”　　当预算案在众议院陷入困境时，坎普趁机使白宫疏远与杜尔的关系，坎普及他的派系对于参议院的大幅删减预算并不热衷，尤其是杜尔的删减预算案获得通过，而坎普的赋税案却陷入困境之中。于是，坎普攻击杜尔预算案中最受人争议的一项：冻结社会生活保障法案。　　坎普和共和党众议院党鞭洛特秘密地在6月27日与黎根会谈，以破坏杜尔的计划。他们的目的是要黎根劝总统不要支持冻结一年的社会安全法及其他方案，没有这些法案，杜尔的计划等于零，被删减的预算又恢复了一年。坎普及洛特告诉黎根众议院的民主党员不会接受冻结社会安全案，而共和党议员则害怕在1986年选举时民主党议员会以此攻击他们，而不愿支持此案。很明显地，黎根在讨论支持参议院的这项计划之前就该料到这点，但现在黎根阵前变节同意了坎普和洛特的做法，而且没有通知杜尔。里根也同样采取迂回的方法，秘密地放弃了杜尔的计划及参议院的协议。　　里根仍然有机会与奥尼尔议长达成协议组成两党联盟以取代杜尔已经失去的联合。这个议题在7月9日，一个闷热潮湿的下午表面化，里根与两院的两党领袖在白宫南草坪的橡树下见面。他们穿着轻便地坐在草地上的扶手椅中，白宫的侍者忙着倒冰茶及可乐，奥尼尔坐在里根的旁边，杜尔离里根有两个座位，他们的谈话经常被降落在国际机场的飞机所打断。　　里根说：“我告诉蒙代尔，当他说我们国家需要的是一个赋税法案时，我说：‘只要我当美国总统一天就不会有增税案。’”　　他转向奥尼尔：“你认为我会增税吗？决不会！你认为我会让蒙代尔说：‘你瞧！被我说中了吧！’决不会！”　　在社会安全法上，大家的解释有些混乱，因为正好有一架飞机在此关键时刻呼啸而过。里根说他不愿意触及此问题，杜尔认为他听到里根加了一句：“如果”众议院民主党能够在预算的其他地方抵销收支的话，但是坐在里根旁边的奥尼尔告诉我说他没有听到任何类似的“限定句”，他同时高兴地告诉记者说总统已经“把社会安全法剔除考虑之中了”。　　总统已在大量减少赤字的机会，给予参院共和党联盟一个重大打击，虽然里根和奥尼尔都公开赞成适度删减预算。共和党的参议员对被出卖感到愤怒，鲁德曼抗议地说他们冒着“闪躲敌方驾驶员的危险，却被自己的领袖射下来”。杜尔愤怒地说：“你知道吗，我们会被遗弃在这里，我们翻过山岭，越过峡谷，来到悬崖边，然后他们把我们推下了崖。”　　尽管如此，但由于许多议员对快速上升的赤字感到忧心，他们给里根另一个组成两党联盟的机会；为了使他在赋税及社会安全法上比较不会受到党内的责难，三位民主党及三名共和党议员针对主要问题设计了一个新的计划，在三年内减少3000亿的赤字，这项计划包括了删减社会安全计划，冻结一年的国防及社会安全制度及增加5900亿的新税收——延后1981年减税的赋税指数计划而不增加税率，以符合里根的不增税计划。但是当他们在7月底将这项计划送给里根时，总统气得将他的眼镜用力地摔在桌上。　　杜尔及预算委员会主席米尼西试图做最后努力——每一桶石油的进口税订为5元——他认为算不上的增税。杜尔、多米尼西和赖克绍特正要离开办公室前去与奥尼尔讨论，以达成参、众两院的协议时，电话铃响了，里根反对进口税。杜尔还是去见奥尼尔，以为里根无法抵挡两党联盟，他没料到白宫方面对他的压制到底有多大。　　正当杜尔、多米尼西和赖克绍特和奥尼尔晤谈时，白宫发言人史毕克斯于早上9时28分在电视上发表谈话，说出里根在电话中告诉杜尔的话，发言人强调里根“不可能支持以石油进口税的方式增税……改变社会安全法……或改变赋税指数。”史毕克斯的新闻助理马修斯拿一份公报给奥尼尔议长，奥尼尔看完以后，把它交给杜尔。　　奥尼尔告诉记者说：“我惊呆了，嘴都合不拢。”共和党参议员骚然激动，里根使所有可能减少赤字的希望落空，杜尔终于放弃。三天后，1986年的预算案在里根的支持下通过了，除了国防经费外，其他法案都通过了。里根宣称得到了大胜利，但共和党参议员却嘲笑说这是懦弱的行为。（依照白宫人士的说法，这项法案可以使1986年的赤字比1985年减少40亿。但事实上，赤字却增加了80亿且创下2200亿的新纪录。）　　早在1985年的1月，杜尔已看到共和党风暴的讯号，他说：“如果赤字膨胀了，我们的麻烦可大了。”他接着告诉我：“如果我们只提出一些无力的小计划，我们就输了这场比赛。”简言之，一个胆怯的赤字法案可能会削弱国家经济，并不利于1986年共和党的选举。杜尔的警告不幸成真，1986年经济衰退，共和党失去参议院的领导权，经济因素正是最主要的因素。里根的政党为他无法形成一个有效的预算联盟付出了政治代价。两党联盟的陷阱　　1982年及1983年正值经济界不景气，里根被迫采取守势时，他便曾利用过两党联盟。他在国会两党的压力下答应在三年内增加980亿的税，以筹措建造MX导弹经费的方案，他运用两党协调以改善社会安全法的财务基础。现在，在赋税改革上，现实迫使里根再一次与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士进行协商，因为民主党在众议院有100多票的绝对优势，而宪法规定赋税法案必须由众狄院草拟，这表示须由筹款委员会来决定，这个委员会中民主党比共和党多了一倍，且比众议院其他民主党员更倾向自由主义。　　这种联盟是很冒险的，因为它会使里根的共和党基础陷入危险之中。众议院民主党的筹款委员会主席罗斯坦考斯基与共和党议员之间有摩擦，共和党的新生代好战分子视罗氏为共和党宿敌。问题不只是两党间的嫌隙，而且国会的共和党议员对赋税改革缺乏兴趣。在1981年共和党员都能全力支持里根的赋税案，但现在与以前有很大不同；1981年的赋税案是个苹果派，所有的项目都减税，每一个人及利益团体都得到好处，但是1985年的赋税案却有人是赢家、有人是输家！地方、企业界及一些人须付出更多的税以弥补其他项目的减税。里根希望新的赋税进度能保持“利益中立”（也就是说，财政部的收入不会减少）。1985年的同盟魅力在于降低大多数美国人的个人所得税率，里根不断地丢出这个饵，但他现在却面临一个难题，人民愈来愈怀疑他的政策的可行性，在缺乏普遍的支持及热情的拥戴更令国会难以信服。　　赋税改革成功的其它决定性因素，包括了罗斯坦考斯基技巧的交易换取了大多数民主党的支持；J.贝克及财政部副部长达曼安抚国会及维持白宫的团结；最后是议长奥尼尔的支持。1986年里根的法案，是由来自俄勒冈州的参议院财务委员会主席派克伍德以巧妙的技巧挽救回来的。派克伍德甚至组织一个更货真价实的两党同盟。在众议院方面，里根以甜言蜜语引诱共和党投他的票，罗斯坦考斯基以协调方式取得民主党的支持，但在参议院派克伍德取得了两党的支持。　　里根是主导这场游戏，且在1985年12月的关键时刻使游戏继续之人，他的目标是降低税率。在1981年他已经将税率由70%降至50%，而现在又试图把税率降至35%，或者更低，但这将使富人获利最大，但J.贝克和达曼都很精明地草拟一份以大众为诉求重点的法案。给予600万的穷人免税待遇，降低大多数人的税，而征收更多的企业税，这使得里根的法案被视为“民主党可能签署的人民法案”。　　里根到处旅行演说，视这个法案为减税法案（虽然有些人必须付更多的税），他的诉求重点在于对现存的税则加以抨击，作为推动赋税改革的动力。对其他政客而言，痛宰赋税改革案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封杀此改革案已与保护被人轻视的法规划上等号。根据民意调查，大多数人不相信减税的承诺，但是他们能认同里根对现存不公平的赋税制度的攻击，视它为复杂、不公平、混乱及漏洞百出的制度，设计给有权有钱雇得起律师、会计师的人的。　　里根的宣传对于民主党人比共和党员来得动心，“改革”一向是民主党传统诉求的口号，而此改革案最主要的诉求，是将对企业征收更多的税及杜绝逃漏税的法律漏洞。事实上，里根的这项计划是民主党的布莱德利和盖甫哈特1982年所提出的。奥尼尔曾鼓励蒙代尔在1984年将此计划纳入竞选当中，但蒙代尔很愚蠢地拒绝了。但是布莱德利一盖甫哈特法案，为两党联盟及里根与罗斯坦考斯基之间的伙伴关系铺了路。罗氏要里根承诺不干涉他的委员会，及在事情未完成以前不能在公开场合批评。　　简单地说，白宫和财政部门搭了罗斯坦考斯基的便车，虽然罗斯坦考斯基修改里根赋税案的大纲，以合乎民主党的口味来争取民主党的支持，使白宫及财政部门感到局促不安。罗斯坦考斯基将公司税从33%提高至36%，强化工业界低落的规范，再增加了第四级38%的个人所得税（里根的最高个人所得税率是35%），并提高获利所得税2%，同时强化了个人及公司最低税率，以防他们利用1981年里根所订的税则以逃漏税。　　这些改变严重地刺痛了共和党员，他们不喜欢里根的原始计划，更不喜欢罗斯坦考斯基修改过的计划。并且，共和党觉得被遗弃了，被隔绝于草拟赋税法案之外，因为里根仰赖罗斯坦考斯基及民主党人的支持。这种做法对里根的联盟造成伤害，白宫有两度几乎想放弃了。　　10月24日，财政部门得知罗斯坦考斯基以650亿的税收交换纽约州及其他大州的民主党选票，以建立委员会内的多数。（罗斯坦考斯基以减少州及个人所得税，来挽救即将死亡的改革案。）J.贝克以为罗斯坦考斯基只作了部分妥协，因为J.贝克需要这些钱来减轻对企业工商业的包袱，并迎合温和派共和党的标准。由于罗斯坦考斯基的秘密操作，J.贝克打电话表示抗议，他追到正在北卡罗莱纳州旅游的罗斯坦考斯基，两人发生严重争执。使得联盟体系濒临危险。　　隔一天下午，里根的智囊团——J.贝克、达曼、黎根及他的助理汤玛斯和奥吉斯比，这些白宫官员聚集在安德鲁空军基地决定是否继续支持两党联盟策略。　　虽然他们对罗斯坦考斯基不满，可是J.贝克及达曼仍支持他。但是他们警告其他人这是一个转捩点，“如果我们一定要拉开这个栓子，就必须在短时间之内完成。”即现在脱身，则可将罪过推给罗斯坦考斯基，再拖下去，如果共和党叛变，则总统就必须对赋税法案的解体负起责任。在一番深谈讨论以后，智囊团一致同意并咬牙接受罗斯坦考斯基的计划，黎根说：“他们即将持续支持这个计划，我们不打算拉开这个栓子。”　　为了表示大家的不满，J.贝克及达曼抵制了罗斯坦考斯基的委员会。即使如此，行政当局仍持续向这个计划低头，因为在里根将赋税问题列为其第二任期间国内间题的中心后，他承担不起放弃赋税改革的代价。贝克强调里根在1985年预算、MX导弹案、南非的制裁案和贸易法案失败后，需要一个大胜利。J.贝克的策略是让罗斯坦考斯基的法案在众议院通过，接着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中大事修正。J.贝克的理由是罗斯坦考斯基的法案较国会所能忍受的更放任，所以最后一定会被修正。犹豫的代价　　长久以来，众议院共和党员被视为少数党，且对本身的无力感到挫败，所以他们对于被视为次要角色特别敏感。他们不但对罗斯坦考斯基的法案内容不满，同时也对于被自己的共和党行政当局忽略而感到愤怒。他们开始写信给里根总统，警告他说赋税改革案已经走偏了方向，虽然罗斯坦考斯基的计划最后在11月11日晚上通过，但是共和党党鞭洛特和其他的人强烈要求白宫不要支持该案。　　下午稍早时，里根已同意这个法案，但他再一次的对黎根及汤玛斯采取敷衍的态度，并且拒绝公开的支持。　　里根再度因为延迟支持同盟伙伴而付出极高的代价。在1981年时里根是个大胆、明确且有一贯性的领袖。但在1985年他因为不愿在预算上与参议院合作而使参院瘫痪。现在他在赋税改革问题上又悬置多天而未决。（他正忙着躲避罗斯坦考斯基打电话给他。）在白宫，黎根及汤玛斯企图以模棱两可的言论来抚慰不满的共和党人。　　总统的犹豫不决更刺激了共和党的反叛及逐渐损害同盟的基础。少壮派共和党员拿了一份总统经济咨询委员会的报告，报告中指出以长期来看赋税改革是有效的，但以短期来说这个法案可能加速经济不景气。这份报告又透露给保守派专栏作家伊文斯和诺瓦，更是为叛变提供了更多的弹药。　　全面的叛变发生于12月4日一个由坎普担任主席的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中，这个叛乱团体远比里根政府来得有效力且团结。这一天，12位共和党众议员共同投票表示反对赋税改革案，所有共和党领袖，包括麦科、洛特、谢尼及坎普都反对这个议案，谢尼指控政府是“将自己人卖给罗斯坦考斯基”。　　稍后，里根总统终于接受J.贝克的忠告，要求共和党员支持赋税改革案的程序问题，但是这个声明来得太晚，且不痛不痒，显然是冲突意见及里根个人的犹豫下的产物。　　同盟游戏的金科玉律是在艰难时期，领袖必须坚强，不能畏缩。闪躲使得里根的诉求打了折扣，也失去了组成同盟的机会。他的请求并没有消弭共和党员的叛变，第二天晚上，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科告诉我：“反对我的总统对我个人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但是我就是不能同意这个法案。”这个法案对他的选区伊利诺伊州的工业损伤极大，作为一个国会的领袖而反对他的总统的法案是总统的一个致命伤。　　叛变领导人洛特告诉里根说：“我已经告诉你，总统先生，如果你要与狗为伍，免不了弄得满身跳蚤。”这就是里根与民主党合作的成果。1985年12月11日众议院投票的前两天，里根私下打电话告诉洛特及谢尼，要求他们不要带头反对这个法案，即使他们投反对票但不要带头起作用，但是他们为了竞争麦科的继承权而要为这次叛变作先锋，两人都拒绝了里根的要求。　　洛特及谢尼都是非常聪明的策士，他们看到这个法案的弱点，他们不直接攻击赋税法案，他们攻击将法案交付会院讨论的规章。在众议院中，每一个法案必须有一规章设定辩论时间；没有规章，就没有、也不能进行对议案的投票，这个法案就会被撤销。白宫并未料到会在程序上栽斤斗。　　洛特将白宫说客排除于共和党党鞭会议之外，令白宫如坠五里雾中，以程序规章为攻击点，令他们得到额外的一些选票，因为有些议员喜欢玩两面牌，一方而他们反对此程序规章，以在反对此法案的人眼中显得他们已经尽力阻止这个法案（但是他们又希望其他议员赞成通过这个法案），然后这些议员又会支持该法案，以争取支持这个法案的选民。洛特及谢尼很技巧性的运用这个策略，在程序规章上以223票对202票大胜。　　众议院164位众议员投票反对里根造成很大的冲击，只有14张票支持他。该法案就程序而言，已经被否决了，除非里根能使其起死回生。　　议长奥尼尔说，如果里根不能在程序规章上得到至少50个共和党员的支持使法案进行投票，他将成为一个跋鸭总统。　　J.贝克及达曼想出一个屡试不爽的权力游戏计划，以诱使一些叛变者回头。洛特及谢尼都不愿妥协，但麦科与其他的议员都不愿让里根丢脸，而愿意帮助他；坎普也是一样，他需要使赋税案成立以成为其竞选总统的筹码。不过麦科及坎普都需要一个掩饰共和党转回里根阵营的理由，J.贝克及达曼曾经在其他事务上成功地运用此计划。在坎普的协助下，他们以里根的名义写了一封充满许诺的信藉以抚慰众议院共和党人，答应如果他们能让罗斯坦考斯基的议案通过，里根誓言将促使参议院拟制更好的方案；他答应否决一切征收个人所得税率超过35%以上的税则，及缺乏减免个人所得不到2000美金的税赋的法案（此为坎普的提议），在保护资本密集工业上他也做了许多动听但空洞的承诺。以国会的行话来说，这些条件为议员们的改变提供了“保障”。　　但是使赋税改革复活的最主要因素是改变议题，将重点从赋税法案改为挽救总统。这不仅因为里根受到共和党员的非常爱戴，而且他们尚须依赖里根在1986年的选举中帮他们竞选，现在伤害里根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不明智的事情，而白宫也大大地利用这一点。　　里根本身就是一张王牌，在经过一个星期的游说以后，最后的一步棋就是里根到国会山请求支持，这是一个大赌注，如果不能如奥尼尔所说得到50票支持就会使里根下不了台，但是他没有选择的余地。　　茵朋办公大楼59分钟的会议气氛紧张地迸得出火花，里根很少说话，他也没有演讲，为的是避免留下训话的印象。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聆听众议院议员对他的不满，他答应“在未来的时间内改善过去的关系”：他承认不喜欢罗斯坦考斯基法案中的部分条文，但是他指出如果否决了这个议案便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如果参议院不寻求改进，他将否决该法案。　　当场，坎普就脱离了叛变团体，宣布他将投票赞成这个议案以使程序进行。在会议之后，六天前这个法案被否决了，但现在却以256对171票极大的差距通过，这清除了赋税改革案的程序障碍。法案是在全体共和党陷入混乱的时刻中以声音投票决定，在没有发生任何争议的情况下通过的。　　接下来的儿天，坎普的少壮派战友韦伯和金格理治指责他背叛，认为他对当总统的野心比当众议院的领袖来得大。他们还指控他违反共和党会议的决定，即全体的领袖以他们的力量反对赋税法案，坎普逃避责任地说他在否决第一次程序规章时就已经尽到责任了。　　坎普反驳共和党员对他的批评：“我们必须决定是要成为一个企业的政党或是人民的政党，是要成为为企业减税的政党或是以全体人民为福祉的政党。”后来他告诉我：“这是我们政党历史上的最重要的时刻，赋税改革案从来不曾受到共和党的欢迎，而我视它是一个大提案，一个重新整合的议题。”　　事实上，里根在众议院中以七拼八凑的票数获得险胜，已令赋税案不再是再整合的元素，共和党的叛变和里根明显信赖民主党、罗斯坦考斯基和奥尼尔的支持，已经无法使中产阶级相信赋税改革是共和党的产物。　　同盟建立的长期教训是必须维持最基本的两党联盟。早就知道要冒失去赞成工商业的强硬派及供给学派的共和党员的危险，里根集团应该在游戏开始之前安抚共和党温和派及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是罗斯坦考斯基使得这个工作做起来相当辛苦，因为他坚持里根不能干涉他的事务。另外，罗斯坦考斯基的同盟计划造成了两个分裂的集团：他属于民主党集团而里根属于共和党集团。最麻烦的是罗斯坦考斯基争取民主党员的方式，与白宫及财政部说服共和党的方法相冲突。罗氏没有提供更崇高的理想来激励两方的人，他只有在一些事件上让共和党员参与，他设计的条文是为了得到民主党的支持，这些都令共和党员很难认同。货真价实的同盟核心　　事实显示，有才能整合一个货真价实的两党联盟是参议员派克伍德；他是个不守规范的中间派共和党员，在1984年底任财务委员会主席。在1986年赋税改革中，派克伍德提出一个在个人税率的大胆改革，这项改革比里根及罗斯坦考斯基的改革案还要大胆。他选择了一个中心议题来压制利益团体、激励人民的支持，这项大胆的策略正是一个同盟的必要条件，任何成功的同盟都必须有一个明确、公平简易的中心思想以吸引各种不同派系的支持。　　他提议将最高个人税率从50%降至25%，超过里根提出的35%，他的平衡方法是藉在五年内杜绝富人的逃税的漏洞，以增加500亿的税收，同时停止特殊资本所得税率就可以再增加150亿元——另一项给予富有投资人的恩惠。这个同盟基础包含的范围相当广，因为他诉求的对象囊括了两个极端，其基本构想是如此的惊人以至于吸引了右派的保守党、自由派及中间派。自由派长久以来就希望杜绝逃漏税，保守派人士则希望税率降至25%。虽然有些人嘲笑派克伍德的计划是抄袭先前民主党布莱德利-盖甫哈特的法案，但他的法案仍如磁石般地吸引了国会。　　在组织同盟方面，派克伍德以民主党、中间派共和党及右派保守人士为两党同盟的核心团体。最后赋税计划不得不提高最高个人税率至28%（后来再加上隐藏中的33%的税率）才能平衡。每一项税率的提高都引起一些争执，但是意外地将个人最高税率降至30%以下的承诺，已经获得普遍的欢迎，也使得该案在参议院中所向无敌的力量（同样的情形在1981年时里根的联盟中收到同样效果）。派克伍德运用广施惠泽的方式，施舍一些利益以争取更多的支持者，一个个地拉票，如此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他的法案得到财务委员会一致的通过，同时亦毫无阻碍地通过参议院的审核，在众议院方面，在经过漫长的讨价还价之后，派克伍德的计划做了一些修正，才得到国会的同意。　　在这1986年的最后一个立法案中，里根总统并未居于领导地位，当然也不是联盟的领袖，在整个事件中他都站边线上看：一方面激励派克伍德，一方面在事件快结束时确定共和党众议员不会刻意捣蛋。实际上，一个中间温和派的共和党员如派克伍德成为领袖做得比里根来得好，是一点也不意外的事。联盟政治以温和中间派的共和党员如派克伍德为核心较以杜尔及保守理想派的里根为中心来得更自然。中间派的派克伍德运用妥协、向两边靠拢方式生存的。而此次，派克伍德则是将两侧向中间拉拢。里根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的策士不知道如何挽救赋税案，派克伍德不但使其复活，而且挽救里根对众议院所做的承诺。　　派克伍德所运用的方法与里根在1981年在预算案及赋税法案一样，都是以一个简单的观念（在这次事件中是戏剧性的降低个人税率）来拉拢人心，这个观念足够压倒特殊利益团体的反对。为了使联盟能够运作，必须采取一些步骤，如一些强而有力的委员会内的讨价还价，加上J.贝克及达曼在两党联盟运作上的坚决及柔韧性及里根的坚强意志，不论是遇到任何法案，未来的任何一个总统都必须运用这些相同的方式，透过政党运作来推动、结合管理行政同盟——这是我们的政治系统所必需的方法。第十四章　反对游戏第十四章　反对游戏　　在20世纪美国诸多民主党政治人物中，众议院议长芮朋可作为代表，他在1941年帮助罗斯福总统扩大战前的征兵并制定许多战时措施。他在1955年帮助艾森豪威尔总统，让台湾决议案得以通过，使美国对国民党政权的保护正式化。他在1961年给予肯尼迪总统决定性的支持，压制了众议院法规委员会的气焰，该委员会是保守分子的大本营，专阻挠法案的通过。芮朋自1913年进入众议院，其49年的国会议员生涯象征着权威及统合。他来自得州旗泉镇，是一位南军骑兵之子，长得虎背熊腰又有炯炯双眼，单是相貌就够吓人，他又以脾气大知名，在训斥或惩戒年轻一辈议员时，俨然一副老师威严。对民主党议员而言，芮朋坚毅而富权势，威仪堂堂而不可亲近。　　但是上述有关芮朋生平的传言有些误导，因为他在与总统及其他权力核心人物过往中，表现得随和多了。几年间，众院若干委员会资深主席有时会违逆芮朋，法规委员会封杀了他或者罗斯福所中意的法案，他也避免发生正面冲突而保持缄默，不管哪个党当家，芮朋都和白宫合作共事。　　在艾森豪威尔当政时代，身为众院议长的芮朋和参议院多数党（民主党）领袖约翰逊（后来担任总统），都以和共和党执政当局合作而著名。　　芮朋和约翰逊都实行两党合作政治——但仍有明显党派色彩。他们不像英国的反对党，在国会中占少数，反而是在美国参众两院中占多数。他们知道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需要他们在国会的配合，他们经常每隔几周就亲往总统在白宫的住处，用约翰逊的话说是“和总统浅尝威士忌并喝喝茶水”。艾森豪威尔会把他所希望的告诉他们，他们也会告诉总统他最多能从国会得到什么，而敲定一些基本想法。芮朋和约翰逊回到国会就以艾森豪威尔的主意取代民主党的替代法案；其策略是让白宫提出法案，使之带有共和党的标志，但也作若干修正而加上一点民主党的味道，这就是他们俩玩的反对党游戏：合作与修正。从充满党派之争的80年代而观之，当时确是两党太平无争的时期。　　每当某党输掉白宫宝座，但却掌握国会两院或一院多数席位时，其国会领袖就有选择玩此种反对党游戏的机会，他们可以像芮朋及约翰逊一样和白宫合作，或者和总统正面冲突。尼克松在1966年当选总统之后，众议院民主党议员就是在议长麦考梅的领导下，就内政开支问题和尼克松打硬仗。尼克松认为他没有必要将国会拨予社会计划之金额全数用尽，他违逆众院使得麦考梅一伙别无选择，只得为维护国会大权而奋战。双方剧烈对峙，后来国会终于制定1974年的预算与搁置款项法，强迫以后的总统一定要按国会拨款而度支。众院议长角色的变化　　里根在1981年接掌白宫，众院议长奥尼尔选择对抗里根的策略，其决定对民主党而言，比艾森豪威尔时代的芮朋还来得重要。艾森豪威尔时国会两院都在民主党掌握中，但是1981年时，共和党在参院占多数，奥尼尔是民主党唯一的全国性高级领袖，其统治权仅次于副总统之下。　　除了1984年中四个月由蒙代尔在大选中向里根挑战之外，奥尼尔被迫在六年期间为民主党献策并扮演反对党代言人的角色，他这位老式幕后议事谋者并不习惯于这种高曝光率的角色，但是环境要求他做改变，他也改变了，他还改变了议长的角色，将之现代化以配合这个媒体时代。这位爱尔兰裔政界人物长久以来面对摄影机都会害羞的，却变成一位常常曝光的全国性领袖，平民大众对他的熟知程度大于芮朋及其他议长。曝光度渐增，加上名望日升，使他在玩反对党游戏时更有筹码。起初奥尼尔远不及里根，但在他于1987年退休之时，他表现出奇地好，已可媲美里根。　　奥尼尔在1981年对如何玩反对游戏，有一种喜恶参半的情绪，他天生强烈的党性、民主党只控有一院的劣势及他对总统职位的尊敬，都夹杂在一起。他喜欢咆哮说：“我是反对人士。”但他又是芮朋所调教出来的，而芮朋对总统此一全国最高公职存有敬重，奥尼尔也感染了这种习性。我曾多次听到奥尼尔不仅是说“总统”二字，而是说“美国总统”此一全衔。　　对总统之尊重并非只是口头上而已，身为众院议长，奥尼尔认为让政府得以运作是其责任，尽管有自由派民主党的人找碴，他在1981年时决定让里根所提方案有一可成可败的公平机会，而非利用议事扰阻手段而予以破坏。他一开始就向里根保证，众院在1981年8月休会前一定会就白宫所提重大经济方案作出表决，他告诉里根：“我会给你应有的权力，”但他也附带一句带有党性的话说：“但是你千万别催我。”　　里根声望之高及美国全国有经济危机感的情况下，奥尼尔想阻拦白宫方案是在冒险，如果民主党一开始就阻挠里根，则1982年的不景气就会怪罪到他们身上。具有新政时代观念的民主党人奥尼尔，反对里根方案中的许多要点，但身为众院议长，他又觉得给总统一个公平起点乃是国会应有的责任。　　里根第二任期间，奥尼尔的策略就较狡猾了，他让共和党的参议员和里根就预算案斗法，在外贸及南非问题上，民主党在国会则取得胜利。　　一般说来，奥尼尔的玩法和芮朋不同，前者是以和里根对抗而有名，他在尼加拉瓜问题、预算、国防支出、税收、外贸及南非间题上，都和里根交锋过，他不管是在先天本性或后天训练上都是党派之见特强之人。奥尼尔出身麻州州议会，这正是一个党争剧烈的地方，他在众院诸委员会中，也使委员成员比例大大有利于民主党，他认为反对党的主要功能，就是要做一些根本性的反对。　　再说，里根让奥尼尔几无选择余地，芮朋和约翰逊能和艾森豪威尔合作顺利，是因为艾森豪威尔本身无强烈意识形态及党性，但是里根可不是这种人，他1981年一上任就表现出尖锐的个人主见与党性，挑起奥尼尔以党派之见为出发点的反弹，有赖他们共同努力，才有时稍使党争稍息。有六年之久，权力游戏大多是由他们两人激起的，一个是白宫主人，一个是国会领袖，各自雄霸着华府宾夕法尼亚大道两端的政府建筑，各有南辕北辙的思想。　　他们两人都经过30年代的大萧条、二次大战及经济复苏，但是他们从类似的经验中却得到不同的结论。他们都出身寒微，里根一开始时还是个民主党人。对里根而言，罗斯福的新政是民主党走错路的开始，让美国开始赤字连连。对奥尼尔来说，新政救济下层人士，让美国走出经济大恐慌。里根认为政府担负太多责任是美国现代问题之根源，政府扰民、编制膨胀、浪费公帑而且阻碍个人创见；奥尼尔则认为政府规模大可以展现美国的社会力，可救济有需求者，并让想望上进者有一垫脚石可踏。　　他们有着极端不同的想法，不过他们都是同样由寒微出身而有今天的辉煌。里根来自中西部一个小镇，奥尼尔则出自波士顿郊区工人杂居群集之处，两个都70来岁，都有坚强意志，对其自身信念感到自负而且固执己见，还都决心在政坛上摇撼对方，他们交锋时也都耀武扬威。　　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人物，奥尼尔自称乃“罗斯福一脉之自由派民主党人”，其白发、大身躯、肥鼻、叼胖雪茄，一副退休的重量级拳王貌，而且是核心政治人物活生生的代表。里根身躯没那么大，带有好莱坞的光采，看来年轻多些，他来自政圈之外要向官僚体制挑战，他反对政府做太多事。把两人一齐跻身国家领袖似乎是一种错误搭配：默默深耕的国会议员碰上一位冲刺向前的银幕英雄——龟与兔；他们各代表着一半的美国梦，里根让大家知道任何人在美国都充满机会，奥尼尔则向大家传述对社会心存悲悯的职责。　　而比较他们两人共通之处，则是都无法深入事件本身，而必须大量仰赖幕僚人员协助，他们身为政治领袖，都易被他人轻估。里根和奥尼尔都是有毅力勇气之人，他们有自信，在治事方面都得到稳定进展，而这常是其他一些较差领袖办不到的。他们也都是具有高度回弹能力者，能在惨被击倒之后虚心接受失败，但是马上就又重新起身出发，永远精力充沛而不懈怠。他们都是仅把握主旨的领袖人物，而非聪慧的策士谋臣之流，他们直接叫阵起战鼓，而非在帷幄中绞脑汁。　　奥尼尔像里根一样好斗，尽管他被讥为已走下坡者，他很快就适应了新的政治游戏。奥尼尔有政治传承，是马州剑桥市议员之子，他在1953年当选众议员之后，就向芮朋、麦考梅及艾伯特等议长学习如何进行内部运作。里根借银幕诉诸人民的方式，迫使奥尼尔必须调适自己去采用足够新颖的现代媒体和他抗争。奥尼尔还促使民主党国会议员及全国总部筹募新款及进行媒体工作，和已富足、现代化而运作良好的共和党作战。奥尼尔从一幕后指导者变成了公众人物，他让议长职责与功能扩大，也为反对党领袖所能玩的政治游戏带来新的动力。奥尼尔反对战的困境　　里根时代一开始，奥尼尔简直像里根练拳用的拳袋，处处挨打。民主党在众院中是多数，以243：192超出共和党51席，此一数字难免误导大家，事实上民主党士气很低落。民主党在1990年选举中的溃败颇惊人，白宫宝座败给里根，国会选举中也目睹共和党新人把几位著名的自由派民主党参议员打下马。奥尼尔的谋士欧唐诺回忆说：“对民主党简直是一大震撼。”巴那菲德在《国家评论》中写道：“民主党就像被卡车辗过的无助受害者一样，知道1990年11月受到什么打击，但却不知受伤的程度及多久会复原，也不晓得走出加护病房后样子变得如何？”　　民主党人50年来头一次觉得失败的不只是一些落选的党人，而是整个党输了，罗斯福新政带给民主党的优势已寿终正寝。　　反之，共和党则趾高气昂，还认为多数选民终于转向共和党阵营。里根的民意专家握斯林在1981年5月中就发出惊人报道说，选民有39%自称共和党人,40%民主党人，21%为独立人士；两党已平分秋色，此乃民主党独霸优势的转变。共和党国会领袖也预测若干民主党议员会叛党倒向共和党，亚利桑那州的史丹普及宾州的艾钦森果真在1981年变节，后来投向共和党的还有得州的葛拉姆。　　民主党早已大量出血多年，失去在乡间选民的支持，1980年大选只是明显揭露此一惨状而已。50年代以来，南方各州白人选民都一再叛党投票支持艾森豪威尔、尼克松、里根，即使他们选出民主党籍国会议员，但这些议员的政治脾性却和共和党接近，反而和民主党背离。诚如《华盛顿邮报》所言，民主党“支解、挫败而惶惶不安”。　　在国会中，权力结构不变使奥尼尔身为反对党领袖所面临问题更形复杂。奥尼尔羡忌芮朋时代议长所有的大权。奥尼尔喜欢坐在摇椅上说芮朋往事，说他在表决时会把资深民主党议员集合，一律听候其令才投票；有些议员因自己选区特殊政情而必须投下与芮朋指示不同的票，但是却因欠芮朋人情而无法违逆，听奥尼尔谈起，好似芮朋都把这些议员抓在手中任他摆布。后来成为众院规则委员会主席，也是芮朋羽翼人物的众议员波林说，奥尼尔夸大了芮朋的权力。　　然而，奥尼尔时代的众院，论资历深浅的制度已受浸蚀，委员会主席权力已受削减，委员会下的小组增多了，而日渐盛行的新而独立的问政态度，也使得议员们不服管束。但以对法规委员会的控制而言，奥尼尔权力大于芮朋，因为该委员会经常违逆芮朋的意思；奥尼尔即使在委员会中的议程安排也比芮朋有更大的控制力，在委员派任方面也有较大发言分量。　　不过芮朋时代权力动向较易预测，因为权力核心人物不过数人，交涉是那一小撮人进行而设定的，资浅议员在芮朋的恩威并济之下乖乖领教。相对之下，奥尼尔旗下却有各自伸展的派系圈，较难以统领。　　70年代盛行的独立问政模式，不仅腐蚀了党纪也使议长权威受损。再加上地域及意识型态上的分裂，民主党有明显的代沟。1974年初当选的新生代议员，根本无惧于长者权威，他们把自己的重要性视为理所当然，因为他们在竞选期间是自己筹款、奔波及自费打广告，不觉得欠党或者议长什么情债。在以往芝加哥市长这种民主党地方大老，都可下令出自该区的众议员支持议长，但是那种老式党机器的运作已失效了，不能靠这种方式让众院民主党人团结。越战之后，政治上也以反权威为时尚。　　针对议题而言，新生代议员就和老一代有不同看法。对三四十岁的年轻议员而言，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仅是印象模糊的历史，他们所怕的是通货膨胀、经济停滞及高利率，他们多谈赤字、预算过高及浪费问题，而少谈失业问题。老一辈民主党领袖如奥尼尔、波林、罗斯坦考斯基，称呼这一批新人为“弱性民主党人”，这些人只打上民主党的标识，即对党无深厚忠诚感。奥尼尔就抱怨说：“他们对党没有爱，对领袖没有爱，对任何人都没有爱。”　　奥尼尔也没有芮朋的一项有力支柱，芮朋时代连参院都在民主党控制之下。两院都是民主党居多数的时候，共和党的总统一定要买国会领袖的帐，否则的话就必须承担法案惨遭封杀的后果。反对党控有两院表示他们可以排定议程并重拟白宫所提法案；这种情况下，国会与白宫是在同一立足点上。但是民主党在1981年时却在参院中成为少数党，而其领袖勃德却又和奥尼尔不和，所以奥尼尔是独力对抗里根。1981年：忍耐政治　　奥尼尔由于缺乏政治筹码只有走向忍耐一途；他起初的策略是让民主党撤守、整编，先止痛疗伤，设法纠集散裂的民主党各股力量，此一时间就让里根自己把握机会。奥尼尔列为最优先处理的事，是要维护民主党在众院中的多数，避免全国发生政治重整而使共和党得到多数人民的支持。奥尼尔先采取了守势，也遵守了政治戒律中的首要条文：先求生存。　　这表示奥尼尔必须和棉花“象鼻虫”——即心仪里根的南方民主党人——打打招呼。众院民主党领袖长久以来都忽视了这些南方叛徒，这些南方议员有许多在1980年竞选中还以“反奥尼尔”为政见诉求。奥尼尔亡羊补牢，和众院多数党领袖莱特在1981年想把“象鼻虫”葛拉姆弄上预算委员会，把得州保守的民主党人汉斯送上负责赋税案的筹款委员会。他们想让“象鼻虫”帮助起草立法而把他们拴在民主党阵营中，但是一切为时已晚，这两位议员都叛投到共和党，还成为里根法案的共同发起人。奥尼尔觉得受到出卖，他坚称葛拉姆曾答应说要支持民主党的法案，他悻悻然表示：“毫无疑间，葛拉姆食言而肥。”“象鼻虫”的倒戈正是奥尼尔1981年败阵的原因。　　再说，奥尼尔也低估了里根，他不认为1980年大选代表人民一面倒向共和党执政当局实行保守主义，他认为那不过是表示对卡特的不满而已。但他未料到里根的口才竟好到把选举结果说成是人民的托付，而且里根还成功地把这种说法推销给新闻界及全国。奥尼尔在此事上犯了一个基本错误：他未就里根的说法展开激辩。他根本是挂上了免战牌，让里根的说词未受到挑战。　　奥尼尔也低估了里根在国会中的影响力，他有能力软硬兼施，既吸引又协迫议员依其意思而行。奥尼尔一开始把里根当作卡特一样，是来自乡下的业余生手，认为他们在华府还有得学。里根当选后礼貌性拜访奥尼尔时，议长还颇自负地告诉总统当选人说：“你以前当加州州长时算是小联盟，现在可是大联盟，事情恐怕不如你所愿的进展快速。”　　里根就职总统大典结束后曾在众院议长室稍事逗留，他指着第22任总统克里夫兰的名牌笑着说：“我在电影里面演过他。”奥尼尔却立刻纠正里根说：“不！你演的是克里夫兰·亚历山大，一位棒球投手。”里根承认奥尼尔说的对。　　许久之后，奥尼尔议长告诉我说，里根一开始并未给他深刻印象，也许议长认为他可以承担起让里根经济方案通过的后果，他有自信那个方案付诸实行一定会失败。根据罗斯坦考斯基的说词，议长和总统初次会晤时就向里根保证，“他会给总统所需的所有绳索，可以用以拴住国会或者让里根上吊。”我认为议长很可能是在说反话，因为他似乎已因里根太有人望而受震摄，再看看民主党闹分裂，他没有阻止里根的有效方法，务实一点就该先撤守以避免总统锋芒。　　奥尼尔在1981年前几个月都未和里根对阵，众院中各委员会主席乃民主党资深议员，他们敦促议长阻扰白宫所提法案，自由派民主党人则要求议长反击。但是议长认为这么做既错误又白费力气，他害怕一旦强硬对付里根，则南方民主党议员很可能叛投共和党而永不回头。他说：“这将是民主党的大分裂。”　　议长告诉记者说：“我看得出国会将随民意而行，而民意目前是在总统那一边的……我在政界多年，知道什么时候该对抗白宫，什么时候不可。”　　奥尼尔这么说是一次坦诚而准确的预测，当时若和里根对阵则必败，但是有些民主党人即认为议长灭自家志气而长他人威风，因而心生不满。里根果然在5月7日国会表决预算法案时得到压倒性胜利，叛党而支持里根的民主党议员多达63位。众院中的民主党忠贞人士群集怒责奥尼尔，好像打输球的美式足球队员责怪教练指导无方一般。奥尼尔转向　　教训很明白：对反对党而言，采取被动是致命的，不但造成损失，而且使低迷的士气更加不振。政治就像美式足球。勇于向前冲的队伍才能突破对方防守线而前进数码，或甚至于达阵；畏缩不前的队伍一定失分而且一蹶不振。罗斯福在1938年鼓舞芮朋时说：“宁可奋战而败，也不可不战而降。”就包含了此一教训。　　议长被党内议员责怪之后，就急速改变游戏玩法，他向助理及朋友承认，民主党在国会初次和里根对阵惨败，他自己严重受创，但他现在不要当一位被动且静默的议长了，他将成为对抗里根的主帅人物。波林回想说：“议长表态了，罗斯坦考斯基没有表态，莱特在1981年时则怕里根怕得半死，众院委员会各民主党籍主席，除了黑人议员之外，当时都不支持奥尼尔。”　　民主党初次反攻得以进展是拜里根犯错之赐；过于自信的里根将预算局长斯托克曼所作金额削减的社会安全预算，送交由共和党控制的参院，但竟以96:0票的表决数被打了回票。步伐尚不稳的民主党，此番站稳脚步，由奥尼尔发动了直接对抗的战术。“我必须强硬”，议长说：“我必须如他们所说的，充满了党派之见。”民主党的民意专家何特献策叫奥尼尔不要再一直为穷人说话，而是要开始攻击里根，说从总统方案中受益最多的是富有的人士，这一招果然令里根本人都感到恼怒。　　在此之前，议长几乎不曾出现在电视台的周日新闻座谈节目上，但1981年6月初，当里根就预算案即将面临最后摊牌之际，奥尼尔在周日上电视抨击里根。议长从何特那里得到灵感，他不只斥责里根的减税方案旨在为富人掠取横财，还对里根施以人身攻击，说总统不了解劳工朋友是因为他被一群有钱且自私的顾问所环绕，总统可能不认识任何一个收入在两万美元以下的人。　　身为议长而如此攻击总统是少见的，奥尼尔此番出击确让里根受创，总统为此焦虑了十几天。里根在6月6日白宫记者会结束离开讲桌时，美国广播电视网纪者唐纳林大声提醒总统议长的恶评。里根转身又回到讲桌，他回顾自己在伊利诺伊州谭比哥镇的微寒出身：“我们住在铁道附近，可听到大声呼啸的火车，我对劳工朋友知之甚详，我在穷困中成长，自己努力完成教育。有人故意把我的经济方案说成不是为多数民众着想，这实在是恶毒谣言，美国政府因过度膨胀、征税过多而使人民负担过重，我减税是为了大家。”　　奥尼尔当天晚上就在200位民主党要人参加的晚宴上反击里根。他希望记者好好比较一下，里根总统是和影剧圈名流富绅一起，而议长才是真正未忘记寒微出身，和穷苦大众站在一起之人。　　“我今天仍住在我年幼时的同一地区。”议长强调争执所在不是里根的出身，而是其政策“完全是有利于富人”。针对里根指控他造谣一事，他说：“我对总统竟对议长如此说话感到惊讶，我相信他以后会对议长头衔更加尊敬才是。”奥尼尔以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立刻将自己的地位提升至几乎教宗般地崇高。议长告诉记者说：“府会之间的蜜月期已过了。”　　这是议长和总统首度硬碰过招，里根并未反击，反而是打电话告诉议长说他不是要攻击他个人。奥尼尔回话说：“政治归政治，我们白天意见可能不一，但是傍晚6点一到，我们又是朋友了。”　　尽管电话结束时尚算和气，但一场战斗却正上场。在里根白宫记者会召开与打第二通电话间的48小时内，总统与议长相互以言语刺痛对方并作对阵姿态，表现出两相对抗之局。他们得自爱尔兰祖先的脾气与口气都派上用场，有时相互恭维一番，又同时有实际冲突，他们的好斗及权力欲都展现出来。　　奥尼尔这次想赢，民主党控制的预算委员会设法弄出可拉拢南方民主党议员回到阵营的法案。这个法案所删减的内政开支比里根的少；增加了国防的经费，但没有里根的那么多；也有减税，但是只减一年而非里根想要的三年。这个预算案旨在迎合南方民主党叛党议员，而非在打击里根。里根在6月以77票的差距在法案中获胜的风光不再，在6月就预算案二度交锋时，里根的优势已缩小到只有7票的优势。　　里根积极部署，议长这边也是，在1981年就减税案作最终对决时，里根又再次痛击奥尼尔。罗斯坦考斯基的警告是正确的，他说3年减税会使预算赤字加大，但是里根已从早先几次胜利中营造出“无敌”之形象，6月29日表决时，奥尼尔遭逢1981年中第三度大败，众院以238：195表决通过总统的减税案，这次叛党支持里根的民主党议员有48人。　　奥尼尔坦诚对我说：“当然，这是我最糟的一刻，里根得到想要的票数，他在舐我的血……我情绪极端低落。”　　议长难过时通常会回家，让太太分担他的痛苦。“每当我回家心情沮丧时，密丽总会对我说：‘你认为你是对的吗？’我总是说：‘当然！我是对的。我的良心知道我是对的，我在理念上是对的，我的心智也告诉我说我是对的，我知道对美国而言我是对的。’”　　“密丽通常会说：‘那你就换上干净新衫，打上新领带，把西装烫烫，然后出去走走，不要让他们知道你心情沉重，就是这样。’”　　“我照她的话做，我采取了这种态度，然后继续奋战下去。”教老家伙新把戏　　奥尼尔从与里根对阵中学到新的权力游戏规则。大家都知道议长是个老式人物，喜欢跟别人在幕后打交道，他喜欢在大学俱乐部中与好友玩纸牌。他太太密丽对华盛顿政圈不感兴趣，一直都待在波士顿边的剑桥镇。奥尼尔与众院另一位自由派众议员博南同享单身生活，他们两人是奇怪的一对；博南衣着光鲜，不爱说话；奥尼尔则体躯庞大，说话时发出宏亮声音，又不时节食设法把体重控制在250磅之下。每逢周末，奥尼尔会驾车回波士顿，在他家附近打打高尔夫，其成绩约是一百杆。他喜欢到理发厅及工厂看看，或者在街上和上年纪的女士小谈一番。他最喜欢的政治格言是“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上的”。这正代表着众院的特色，因为议员来自全国各地方，此一格言也说明了奥尼尔是老一辈的政治人物。　　但是奥尼尔适应能力之强令人惊讶，他成为更改众院议事方式的一位现代政治家，他在1979年让电视实况转播议场中的大辩论，使众院进入了媒体时代，他为了和里根角力，也发展出自己的公关策略。他聘用民意专家，为民主党籍国会议员设计全国竞选策略。他看到新生代温和派及新自由派（比老自由派务实）力量的崛起，把他们拉入党的领袖阶层。他强力的自由派观点使他成为飘摆不定之民主党的锚，但他也同时作调适，一切作为都为了要保护民主党在众院中的地位。　　在华盛顿圈以外，只有少数人知道，奥尼尔退休前几年对年龄仅有他一半的政界人物有多开阔的心胸。这和他本身的记录是相合的，他在70年代早期就是要求改变众院资深制度的主要推动者，他主张开放议事过程并设立众院伦理规范，他也是就越战问题和约翰逊总统闹翻天的少数来自大城市的民主党议员之一，他在水门事件爆发时，也是坚持弹劾尼克松的人。　　身为议长，他乐于起用有才华新生代的表现，民主党在1980年选举大败后，他让才开始第二任期的、加州众议员顾埃留接掌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他没有看错人，顾埃留在募款及更新党务机构上表现卓著，因而在6年间一跃而成为民主党第三号人物，荣任党鞭要职。在经济事务上，议长会设立特别小组，让老主席及年轻新自由派议员共事，以使党内机构活泼化。由于对新观念持开放态度，奥尼尔很快就支持盖甫哈特及新泽西州参议员布莱德利联合在1982年提出的税务改革法案，此一法案成为里根1985年税法的蓝本，奥尼尔曾敦促蒙代尔在1984年采纳税务改革案，但蒙代尔却拒绝了。　　奥尼尔仿效行政部门作法，设立了议长发言人办公室，他把大部分职权都授予年轻干练的幕僚：魏斯是正统派犹太人，个性严肃，专精立法事务及众院政情；欧唐诺是波士顿市长怀特跟前爱尔兰裔要人，他充当议长策士；马修斯则聪敏精于言词，反应灵敏且有新闻感，勇于和共和党相搏。奥尼尔是有点敬畏魏斯，魏斯3年就完成大学学业，议长视他为己出，并认为他是个“单人智库”。议长在诸多事务判断及外交政策上倚重欧唐诺，马修斯则教议长用媒体反击政敌的现代技巧。这儿位不到40的青年才俊，使奥尼尔迈入新时代。　　奥尼尔最大的转变就是媒体的应用上，他是第一位媒体议长，他在1981年和里根交锋惨败后，就聘用顾埃留的媒体顾问马修斯。马修斯回忆道：“议长卷起袖子露出他巨大双臂坐着，把我当陌生人，一个新时代的人一样，仔细端详，他看了我的眼睛说：‘告诉我，我那里做错，那里做对，我们谈谈吧！’他主要还是在听我说。但是他说：‘你知道老狗也可学会新把戏的。’这真是一场奇妙的会晤。”　　由于奥尼尔向来怯于出现于摄影机前，想打媒体仗不容易。议长自己承认：“他们常常说，奥尼尔又粗、又胖、又超重，头发灰白、大鼻子、招风耳——他怕上电视。”　　奥尼尔往常大多推掉周日上谈话节目的机会，他对暴露在镜头前半小时之久感到不安；记者们喜欢他，但也知道他说话时语句结构破碎，奥尼尔曾在紧张之下，把里根所提的“志愿性社会安全计划”，说成“社会安全志愿工作者”，尼加拉瓜反抗军应是西班牙文代表“反对”的Contas，但在奥尼尔口中却不时说成“唐塔多拉集团”（Contadoras），这是一个调停中美洲地区纷争的国际组织。奥尼尔很少直接就里根全国性电视演说提出民主党的对应见解，而让他人从中转述。　　但是马修斯为奥尼尔出点子后，议长的百日记者会就成为批评里根的场所，奥尼尔吸引了许多记者。电视台人员在议长一早抵达国会大厦时就紧盯着他采访，他讥讽里根的预算案为“比佛利山预算案”，还批评“里根经济学所产生的柠檬果”，议长这些批评话语都变成了政治话题。根据统计，他一年中出现在夜间新闻节目120次，是前任议长艾伯特及麦考梅的三至四倍。　　随着媒体曝光率大大增加，奥尼尔变成一位更难以令人忽视的大人物，他借职权及公众形象影响众院。当时担任民主党党鞭的佛利是来自华盛顿州史波肯地区的议员，他喜欢说：“芮朋很可能会走在史波肯的街道上而没有任何人认识他，但是奥尼尔可就不同了。”在1981年时，认得出奥尼尔议长的美国人民人数，由年初的45%直升到秋季的80%。虽然这尚不能使他和里根平等并列，但却提供他一种可为民主党人所用、全国性的声势。　　奥尼尔也从里根学到，在媒体上散发单一主题的讯息是很有力的。通常国会中的反对党只能像野猫叫春一般漫无目标乱叫一番，但奥尼尔在1981年底前，就里根方案所可能造成的社会经济冲击构建民主党反击攻势，他把这些议题设定为1982年国会选战的话题，用以保护民主党在众院中的多数，使共和党内重整的计划受挫。　　1981年8月里根主义正值高潮时期，奥尼尔部众正准备把在国会中的挫败转成选战中的优势，这是反对党玩游戏的一个典型策略：让白宫的胜利带来恶果，教白宫付出代价。欧唐诺在8月4日给议长的一张便条上就预言了选战策略：“经济问题不再是我们的包袱，现在是共和党的经济，经济方案完全是里根的，是共和党的。里根决定不和众院中民主党人妥协，就已承担起经济复苏的完全责任。”欧唐诺引述国家广播电视网的民意测验说，美国选民已对里根方案有了不同看法,5月时支持里根的占58%，但是7月时已跌至38%。欧唐诺力促由民主党领衔的诸委员会在全国各地召开听证会，让新闻多加报道里根削减住宅及教育经费所引发的不良后果。这是个新的竞赛：善用媒体的总统制造出媒体导向的反对党。　　在民意专家的建议之下，奥尼尔开始攻击总统，说里根是“带着微笑的胡佛总统”，而胡佛正是1929年经济大萧条时的白宫主人。奥尼尔的策士认为，美国中产阶级比较担心经济萧条而非删减预算，因此民主党改变了对付里根的策略。1981年底时，奥尼尔斥指里根所采税务政策正和胡佛及柯立芝当年相同，而且会把经济复苏变成对数千万劳工而言的一次大灾难。奥尼尔强化他对里根的“阶级”攻击，斥责其减税方案是为了富人设计，而削减预算则是在剥夺穷人福利。他说：“里根的个性热情、坦诚且吸引人，但对美国人而言，他的政策却一点也不温馨与真诚，他的政策伤害百姓。”由于当时已可预见经济衰退，议长就指控里根故意用衰退来抵抗通货膨胀。　　奥尼尔也致力缝合民主党内的裂痕。在仲夏时，主流派民主党人不断要求惩戒叛党的南方民主党人，在秋天时，有50位忠心党员联名向领导阶层陈情，要求以党纪处理南方50位变节者。不过奥尼尔和华特并未惩戒这些人，反而予以政治特赦。虽然后来两位和白宫暗通款曲的得州民主党众议员被除去院中委员会职务，大体而言，叛徒都获邀请重返民主党阵营：“我们欢迎罪人悔改。”1982年：对立游戏　　奥尼尔寻求他在反对游戏中的第二项目标，第一个目标是维护民主党的基础，第二是要取得足够的筹码向里根施压，迫使他和民主党进行协商或者干脆撤回其政策，以使里根“所向无敌”的形象受损。奥尼尔渐渐挽回声势，他每一步走得小心，而且狡黯设计，使里根落入圈套中——先让白宫提案，民主党再提替代案，团结民主党人后，他再在媒体上频频出现正面迎战里根。奥尼尔把经济衰退及华尔街股市信心不振都归咎里根，里根最后不得不承认他需要和奥尼尔协商，奥尼尔的长期抗争终于奏效。　　1982年初，里根同意白宫、参院共和党领袖及众院民主党领袖间的三边协商，寻求具两党共识的预算，抑制预算赤字并使股市恢复信心。诸幕僚从1981年1月协商到4月，里根及奥尼尔都藏身幕后，双方协商重点在社会福利、税收及国防支出等问题。　　谈判陷于僵局时，里根及奥尼尔终于出面。　　里根和奥尼尔间的沟通一开始就没有奠下好基础，里根就任总统后，和议长私下会晤的次数屈指可数，总统夫妇在1981年曾私下请议长夫妇共进晚餐，第二次私人会晤则是当年年底2月9日奥尼尔69岁生日那天，里根找他共进午餐，作陪的有白宫三位幕僚：J.贝克、狄佛及都伯斯坦。饭桌上未提及政治或政策，只是两位爱尔兰人（译注：里根祖父来自爱尔兰）闲聊瞎扯。　　但是他们两人1982年2月27日在国会山总统厅碰面时，这种温馨早已不再。当时气氛很糟，原先安排总统和议长的座位相邻，但是奥尼尔坚持行政立法两权平等，把他的座位挪到桌子另一边，变成王见王的对峙位置。接着两人就为哪些助理可以出席会场引起争执。　　双方领袖都想另一方让步，里根希望奥尼尔愿意缩减社会福利支出，奥尼尔则希望里根撤回一些1981年的减税案，并打消增加国防预算的念头。幕僚们告诉我，他们两人根本无意与会，他们勉强出现，是为了避免被公众认为顽固死硬不妥协，但他们的对立很明白的显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