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51年2月1日，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竟然通过了“中国是侵略者”的决议案，正如周恩来所说的，这一决议案的通过露骨地证明“美国政府及其帮凶是要战争不要和平，而且堵塞了和平解决的途径”。此时的杜鲁门，不仅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大门关上了。而且操纵联合国又连续通过了对中国实施禁运等议案，这使中国方面打消了一切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念头，开始做长期战争的准备。规模空前的第五次战役结束了，双方投入的兵力都已超过了百万。战线终于在三八线上稳定下来的时候，内外交困的杜鲁门想坐下来谈判了。可这时杜鲁门才发现由他自己关死的门再想打开实在是太难了，正如国务卿文奇逊所说的那样：“于是我们就像猪拘一样到处寻找能和中国方面取得信息交流的线索。”艾奇逊首先指示在巴黎玫瑰宫的查尔斯。波伦向苏联驻德国的管制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西蒙诺夫进行试探，而对方好像就是无法领会一样地没有反应。美国驻联合国使团的欧内斯特。格罗斯和托马斯。科里，在联合国大厦内努力向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们表示亲近，但是，试探似乎刚有点眉目的时候，《纽约时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搜集了一些“美国要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和谈”的零星迹象发表了，美国国内顿时谣传四起，令正受到麦卡锡主义困扰的美国政府赶快出面“辟谣”，原来刚刚略有所悟的苏联人也躲开了。伤透脑筋的艾奇逊决定直接寻找中国方面的线索。他通过美国——瑞典——莫斯科的渠道极其秘密地试探了一下，还是没有效果。于是，他派人到香港去，采用的是中央情报局惯用的某些手段，千方百计地力求找到一条通往北京的“外交”之路，而美国准备在香港进行接触的人的名单正是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是四个“可能的中间人”。第125节艾奇逊想通过“中间人”向中国方面传达的“信息”令人回味，这些“信息”后来在历史的发展中竟然部分地被印证了——美国方面力图使中国方面相信这样的道理：中、美两国应该和解。因为“苏联才是两国的共同敌人”。举的例子就是美国在中国内战期间没有“袒护”国民党一方，特别是美国在蒋介石逃到台湾后，最初是拒绝为逃亡的蒋介石政权提供保护的。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是个有着在中国工作经历的“中国通”，他认为，新中国在建国初期，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存在一种“寻找一个外部敌人的心理需要”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个角色不幸落在了美国人的头上。其实中国人不应该在反对美国的问题上“与苏联人站在一起”，朝鲜战争肯定会令中、美两国都感到痛苦。如果双方建立一种“一定距离的关系”，那么，“苏联肯定会成为中国的外部敌人”，那样，美国和中国公开改善关系就是“合乎逻辑的事了”。20年之后，当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中国北京的首都机场与周恩来总理握手的时候，中国和苏联刚刚在中苏边境一个叫做珍宝岛的地方激战过。但是，艾奇逊在香港的行动同样没有取得效果，原因是中央情报局所提供的“可能的中间人”的身份“值得怀疑”，美国政府感到让他们去传达信息“太没把握”。最后，艾奇逊派出的人仅仅把一些信息拐弯抹角地向“毛泽东的一个远亲”传达了，拿马歇尔的话说，这些努力好像是“把一封信塞进瓶子里放到旧金山附近的大海里去”，指望这样做中国方面就能够得到信息，简直是太渺茫的事了。最后，艾奇迹终于选择到了一个人，他就是乔治。凯南。艾奇逊认为凯南是个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乔治。凯南是美国国务院的苏联问题顾问，当时他正在休长假，在普林斯顿大学写着一本关于美苏关系的著作，因此他不算是美国外交界的正式现职成员。况且凯南和苏联人的关系很不错，至少苏联人不认为凯南是那种满嘴谎话的外交人士。艾奇逊让凯南立即到华盛顿来，当面给他交代任务，让他和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雅可夫。马立克取得联系。艾奇逊对凯南说的话与他对去香港寻找线索的情报人员说的话完全相反：告诉苏联人，美苏两国好像正在走向对抗，美国认为两国都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两国不要被中国人牵着鼻子走，根据目前朝鲜战场的战线位置，现在正是停火的好时候。凯南立即给马立克写了一封信，信上询问是否能够“以私人的身份近期去拜访他”。有点出乎凯南的预料，几个小时之后马立克就打来电话，要求凯南去长岛的别墅与他“共进午餐”。于是，凯南和马立克，两个敌对大国的高级外交官员见面了。凯南流利的俄语令他们的交谈不需要翻译，而且交谈是在一种“朋友式”的气氛下进行的。经过寒暄之后，凯南说：“我们两国在朝鲜问题上似乎正走向一场很危险的冲突，这肯定不是美国在朝鲜行动的目的，我们也很难相信这是苏联的希望。”老练的马立克立即明白他的这位“老朋友”干什么来了。他反问：“既然你们认识到这种危险，难道不能改变一下你们的政策吗？”凯南说：“是中国人的行为导致了这种危险。”马立克毫不含糊，立即反驳。他再次重申，是美军逼近鸭绿江才迫使中国军队出兵朝鲜的，并且历数了朝鲜战争爆发以来中国方面多次提出和平解决问题的诚意和美国方面无理拒绝的事实，他认为美国军队对台湾的干涉和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是美国人犯的最大的错误。凯南对马立克的话一概不反驳，他牢牢记着他此行的目的。当他提出制止危险蔓延的惟一办法恐怕是战争双方指挥官坐下来谈判时，马立克眯着狡猾的眼睛说，苏联不是战争的任何一方。凯南认为与这样一个典型的外交家不说实话怕是要永远这样绕下去了，于是他决定干脆说出来算了：“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用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马立克立即逼上去：“那么，必须讨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中国台湾地位和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凯南表示，这些问题不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会面就这样结束了。令凯南又一次预料不到的是，几天以后，马立克主动邀请他，并且表示，苏联愿意看到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显然，马立克是请示了苏联政府才表这个态的。几天以后，金日成走进北京毛泽东的书房。这是经由苏联人传达过来的信息所引起的具体的反应。毛泽东、金日成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毛泽东表示，如能再多歼灭美军的一些部队再谈比现在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如果能在谈判中涉及“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等问题，美国的谈判意图不宜拒绝。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和平的代价”广播节目中发表了著名的“马立克演说”。联合国自开创以来，就成立了一个用于公共事务方面的广播节目，每个成员国都可以使用这个节目，但是，以前苏联人从没有使用过。当马立克要求给他安排演说时间时，联合国人员都感到将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美国人注意到马立克的演说使用的不是“苏联政府认为”，而是“苏联人民认为”这样的措辞方式：全世界人们都认识到，和平对人类具有巨大的价值。自从牺牲了千百万人类生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到现在还不满六年，而这样高的代价得来的和平又受到威胁。美国和依赖美国的其他国家对朝鲜的武装干涉就是这样政策的最生动的表现。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一再提出和平解决朝鲜冲突的建议。朝鲜战争之所以仍在朝鲜进行，完全是因为美国始终阻挠接受这些和平建议。目前最尖锐的问题，朝鲜的武装冲突问题是能够解决的。而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各方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愿。苏联人民认为，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我认为，为了确保朝鲜的和平，这个代价不算太高。马立克的演说令美国人又喜又忧。喜的是事情终于有了眉目，忧的是不知道马立克所说的“苏联人民”是不是代表“苏联政府”。美国人这时突然发现。如果谈判时苏联人插进来，情况将不是很妙。有一点美国人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苏联人又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共党宣传”，“克里姆林宫的人是搞宣传的大师，宣传是他们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工具”。马立克演说两天之后，北京的《人民日报》在头版的显著位置刊登了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发表演说的新闻和题为《朝鲜战争的一年》的社论。社论的内容表明，这表面上是中国政府对马立克的演说内容的表态，实际上是对美国的谈判信息的正式回应。社论说：木月二十三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发表广播演说，再一次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我们中国人民完全赞同这个建议。这是给予美国的又一次考验，看它是否接受以往的教训，是否愿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的反侵略战争，其目的就在于求得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所以即在此后，中国人民仍然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并曾不止一次地表示支持其他国家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合理建议。美国却依然幻想依靠它的武力来征服全部朝鲜，进而威胁我国东北，因此，使所有这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努力归于失败。毫无疑问，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个步骤，马立克的提议是公平而又合理的。同日，正在田纳西州参加一个航空研究中心落成典礼的杜鲁门在其演说中也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表达了正式的态度。他除了表示美国政府“愿意参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之外，针对美国国内的反对势力，杜鲁门对美国政府的立场进行了辩护：抱有党派成见的人，力图把我们的外交政策说成是“姑息主义”，还给它加上“恐惧”或“胆怯”的按语。他们只指向一个目标，要使我们“单枪匹马地去干”，走上通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道路。把世界上的自由国家团结在维护和平的伟大、统一的运动中，这难道是恐惧政策吗？在朝鲜打击武装侵略，并把它击退，这难道是姑息政策吗？请看看这些批评家提出的另外的办法吧。他们是这样说的：冒一下风险吧，把冲突扩大到亚洲大陆去！冒一下风险吧，最多不过丧失我们在欧洲的盟国！冒一下风险吧，说不定苏联不愿意在远东作战！冒一下风险吧，也许他们不致挑起世界大战。他们希望我们拿着顶上子弹的手枪，用美国的外交政策同俄国玩轮盘赌。6月2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经过杜鲁门总统的批准，向美国远东最高司令官李奇微发出指示。并要求他一字不差地执行：奉总统指示，你应在三十日，星期六，东京时间上午八时，经广播电台将下述文件向朝鲜共军司令发出，同时向新闻界发布：我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通知贵军如下：我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一次会议，以讨论以后停止在朝鲜的故对行为及一切武装行动的停战协议，并愿适当保证此停战协议的实施。我在贵方对本通知答复以后，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一个会议的日期，以便与贵方代表会晤。我提议此会议可在元山港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中将李奇微（签字）7月1日，彭德怀、金日成发出复电：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你在六月三十日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收到了。我们授权向你声明，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与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至十五日与你的代表会晤。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中国方面之所以不同意把谈判的地点放在丹麦的伤兵船上，是因为中国方面认为那只船是属于敌方的。至于地点定在开城，美方认为这对他们不利，但是为了不至于把刚有点眉目的事搞砸了，也就同意了。双方经过多次电报的来往讨论，最后达成如下协议：一、谈判地点：选定在三八线上的开城。二、正式谈判日期：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开始。三、为安排双方代表第一天会议细节，双方各派联络官三人，翻译二人，于七月八日上午九时在开城举行预备会议。四、应联合国军方面的要求，中国军队一方负责保证对方联络官及随行人员进入其控制区后的行动安全。五、双方代表团的车队前往开城赴会时，每辆车上均覆盖白旗一面，以便识别。朝鲜问题的谈判渠道就这样最终打开了。第126节朝鲜战争交战双方在经过几番较量之后终于坐在了谈判桌边。7月，朝鲜战场交战双方的兵力是：中朝方面，总兵力为111万，其中中国军队77余万，北朝鲜军队34余万。联合国军总兵力为69万。双方兵力对比为1.6：l，中朝方面占绝对优势。技术装备上，联合国军拥有各种火炮3560余门，坦克1130余辆，飞机1670架，舰艇270艘。中朝方面只有少量的坦克和飞机，火炮武力数量与质量均与联合国军相差甚远。联合国军在武器装备上占绝对优势。双方战线的现状是，西线联合国军似乎有意放弃了临津江流域的沼泽地区，认为这块难以通行的土地没有什么军事上的价值，而在“铁三角”地区，联合国军却深深地向北插进来，与中国军队一直对峙在铁原。这条线基本上是从汉城以北，沿着一条向东北方向的斜线延伸，对于三八线来说，双方都有“越界”的地区，但从纯军事的角度上看，中朝一方似乎有点“吃亏”。就李奇徽来说，他属于“不愿意谈判”的那一派。至今为止，他在朝鲜战场上已经度过六个多月的时间，他认为是他重新为第八集团军“树立了信心”，并且是他把战线向北推进到三八线以北，他不愿意就这样把他的战功拱手让出。即使他已经得到国内关于谈判的指示之后，他依旧给参谋长联席会议打电报表示他的看法，他认为“停火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他“拒绝停火，除非是受命而为”。李奇微说他有“确凿证据”来证明，对面的中国人“正在调兵遣将，准备决战”。与此同时，毛泽东多次打电报给彭德怀，始终严肃地重复一个警告：特别警惕敌人可能发动的进攻！特别警惕美军可能发动的登陆作战！无论怎样谈判，都改变不了毛泽东的一个著名的论点：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作为精明的军事家，毛泽东还明白，军事上的优势永远是谈判桌上的最好筹码。战后的许多资料表明，在彭德怀的桌子上，已经放有发动“第六次战役”的具体设想和计划了。就在谈判正式开始以后的8月，这个新战役已经准备完毕，彭德怀已经签发了发动战役的预备命令，政治动员令也同时签发了，战役开始时间是9月初。至于这次战役最终没有实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当然是与谈判有关，其次还有美军坚固的防御阵地的形成。为保持军事优势，美军以最大的努力增强了对中国军队后方供应线的轰炸，以至于其轰炸的密集程度超过二战中的任何一个时间段。同时。持续不断的局部的战斗即使在双方已经达成开始谈判的协议时依旧在发生。战斗基本上是以争夺三八线以北铁原附近的有利地形而进行的，短暂而激烈，达到“寸土必争”的程度——对这个敏感地区的每一个小山头的占领，都将会使谈判出现新的局面——战争与政治联系得如此紧密，在朝鲜战争开始谈判以后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其实，朝鲜战争还有一方，就是南朝鲜政府。战争交战双方开始谈判的协议签订以后，这个几乎被遗忘的政府立即认为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李承晚多次表示他“誓死不与共产党谈判”，南朝鲜政府多次组织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喊出的口号是：“打到北方去！”没人理会这个政府。战争在这个政府的土地上进行着，这个政府此时却在战争中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就在彭德怀答复李奇微关于谈判建议声明的第二天，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日。志愿军政治部请彭德怀在纪念大会上作报告。彭德怀说：“我们党多灾多难，从什么地方说起呢？”彭德怀在他的报告中，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路线斗争的曲折和革命历史的艰难。所有参加那个纪念会的人都记住了彭德怀的两个重要的观点：一、中国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就不会胜利；二、朱德是我们党内最没有私心的人。从来不曾有人知道，也从来不曾有人理解到，彭德怀为什么在朝鲜战争进行到这样的时刻如此详尽地讲述出他心中的中国革命的历史。开城市区西北约两公里的高丽里广文洞，有个叫来凤在的地方，被选定为朝鲜战争谈判的地点。这是一座富有的家庭的宅院，房前有花坛，院中有古松。大门过去是三间正厅，除去屏风后可以成为一个面积不小的谈判室。宅院西面的平房，是中国代表团的住所，北朝鲜代表团住在南边的一所学校里。不远处，有一座白色的教堂，可以作为对方代表休息的地方。地点选定之后，开始打扫卫生，准备桌椅，整理道路，布置警卫，全场扫雷，粉刷墙壁，总之，彻夜忙乱。检查准备情况的时候，突然发现，听说按照国际惯例，双方见面要交换证明代表资格的“全权证书”，中国方面根本没有准备，于是连夜派人去平壤让金日成签字，至于让彭德怀签字，已经没有时间了，好在联合国军一方后来并没在意。1951年7月8日，朝鲜战争交战双方联络官第一次会晤开始。联合国军方面的联络官是美国空军上校安德鲁。肯尼、美国陆军上校詹姆斯。穆来、南朝鲜中校李树荣、朝文翻译思德伍德、中文翻译凯瑟。吴。中朝方面的联络官是张春山、柴成文、金一波、毕季龙、都宥浩。双方联络官向这里聚集的方式不大一样。联合国军方面的代表是乘直升机来的，开城附近为他们飞机的到来专门布置了一番，地面上摆上了醒目的“WELCOME”的字样。中朝方面的代表是乘坐汽车来的，先是分乘三辆吉普车，半路上一辆坏了，于是就挤上另外的一辆，没有走多远这辆又坏了。这次临时拦了一辆运粮食的卡车，代表们坐在粮食口袋上到达时已是满脸的灰尘。经过双方联络官们的会晤安排，1951年7月10日，正式谈判开始。联合国军方面的正式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伊中将，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克雷奇少将，美国第八集团军副参访年霍治少将，美国巡洋舰分队司令勃克少将和南朝鲜的白善烨少将。中朝方面的正式代表是：北朝鲜人民军第二军团军团长南日将军，北朝鲜人民军前方司令部参谋长李相朝将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将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将军，北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参谋长张平山将军。正式谈判的时候，一开始联合国军方面的代表们就感到了这将是一场极其艰难的谈判，原因是中国人实在是一群充满东方智慧的人。先是桌子上的小旗子，你摆上了一面，他们就立即摆上一面比你高大得多的，旗帜的大小和旗杆的高低的比赛持续了好一阵子。然后就是椅子，共产党方面给联合国军代表准备的椅子至少比他们自己的矮一半，联合国军代表一坐，就好像陷入了地下找不到了。再有就是协议上规定的“为了安全在车上覆盖白旗”，殊不知悬挂白旗，在东方人的眼里是来投降的意思，等联合国军知道了，白旗已经挂了好几天了，而且他们盖着白旗的照片早就登在所有共产党国家的报纸上了。来风庄，一个美丽的名字。虽然这座庭院里正在进行着关于战争的谈判，但是可以想见这座庭院原来的主人一定懂得人间何为最美的人。因为在中国人古老的情感世界里，欢迎最尊贵的客人，被称为有凤来仪不亦乐乎。来凤庄，这个美丽的名字注定要载入世界史册。后记彩蝶纷飞的幻觉朝鲜战争停战谈判进行的时候，躺在汶山附近军用帐篷中闲得发慌的西方记者们开始以赌博解闷，他们赌博的内容之一是：停战谈判需要多长时间？有人说弄不好就得一个月，立即有人愿意出重金赌另一个结果：谈判时间不会超过两周。朝鲜战争停战谈判整整进行了两年。在这两年中，没有发生大规模、大兵团的运动战。在这两年中，在双方的防御线上，密集地部署着200多万人的大军，构筑了世界战争史上最漫长的、最复杂的、最坚固的防御工事。联合国军的防线由部署严密的火炮阵地、坦克群以及步兵组成，数层阵地使其纵深达300公里，每一层防线都构筑了永久性的工事和堑壕，每一层防线都制定了周密的空军支援预案，形成了一个火力强大的立体防御网络，这条防线被称做“一道不可逾越的死亡深渊”。中国军队的防线上，数十万官兵开始建设世界上最浩大的地下防御工程，其土石方总量能开凿数条苏伊士运河、沿着对峙线自西向东，数百公里的防线上，深理在地下的永久式坑道和交通壕蛛网般四通八达，前沿的数十万中国官兵设施齐全地生活在地下，他们所布置的火力陷阱能令任何进攻的敌人立即遭到毁灭性打击，这些在地下枕戈待旦的中国官兵被称之为“闭居洞中的龙”。在这两年中，在双方的接触线上，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阵地对攻战。绝大多数战斗的起因仅仅是一个很小的山头的占有权或者是一条弯曲的小路的通行权。这是比“磨擦战”要严酷得多的战斗，一个高不过数米的山包，往往持续战斗数周，投入兵力数团，阵地易手数十次，伤亡官兵无数。其中一次最典型的阵地对攻战战斗发生在一个叫做上甘岭的小村庄附近的几个山包上，双方投入兵力的密集、弹药消耗的数量之大、以及官兵伤亡的数字之巨，都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两年中，朝鲜北部的空中，每日飞机做战斗飞行的频繁程度也堪称历史之最。联合国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对朝鲜北方昼夜不停地进行了毁灭性的轰炸，美方称之为“空中绞杀战”。中国军队同时进行了规模空前的防空战斗，运输部队在最严酷的空中威胁中强行进行物资补充，其动员的人力规模可以与世界史上任何一次伟大工程的修建相比。在这两年中，交战双方在停战谈判的会场上，上演了世界战争史上最漫长、最艰难、最富戏剧性、最明争暗斗的心理较量。第127节停战协议每一条款的达成、甚至每一个字眼的争论，都会带来整个世界瞬时的绝望和希望。繁如星河的谈判笔录和层出不穷的谈判花絮，连篇累牍地占据着世界报刊的新闻版面。战俘的抗争，反战的游行，政治的微妙变化，战事的突然进展……有一天传来消息：停战协议的签字就要举行。突然，战线中部规模很大的战事又起。李承晚说不要联合国军了，他要“单干”。结果中国军队发动了金城战役，专打要“单干”的南朝鲜军队。南朝鲜军队不但伤亡惨重，而且丢失了大片土地。新上任的联合国军司令官克拉克将军说：“让中国人教训一下韩国人吧！”战争到底是什么？真的到了停战协议签字的那天了。战后，在记录朝鲜战争的浩瀚文字中，曾有过几行字不经意地写到了停战的那一天发生在前线的一件小事，因为在规模巨大的战争中这件事太小，所以连主人公的姓名也没能留下。前线，一名中国军队的小战士奉命往前沿阵地送一个命令。这张写着命令的字条被折好揣在他的上衣里。通往前沿的炮火不知为什么在今天变得异样的猛烈，小战上奔跑着，躲避着，不时地从这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敌人射来的炮弹追着他，掀起的泥土几次把他埋起来。他不想死，尽管这条路上有那么多的中国士兵死去了，他只想尽快完成任务。他几次去摸他的前胸，那张命令还在。就要接近阵地的时候，小战士被炸倒了，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一只脚齐着脚腕断了，断脚就在不远的地方，还穿着胶鞋。脸色苍白的他躺了一会儿，开始往阵地上爬，他一只手用力，另一只手抱着自己的那只断脚，他想等爬到了自己的阵地脚就能接上了。小战上爬上阵地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他看见天边有一个很红很红的夕阳。昏迷前他把那张命令从胸前掏了出来。命令：今晚22时正式停战。届时不准射出一枪一炮。指挥员拿着命令看了看表：20时整。离朝鲜战争正式停战仅仅还有两个小时。指挥员把小战士抱起来，大声喊：“来三个人把他背下去！不准让他死了！拿着他的这只脚！”一位获得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勋章的老文工团员在战斗结束后出版的一本名为《盛开的金达莱》的书中，回忆了这样一位小姑娘。文工团员晓燕是北京人，16岁，脖子上总爱系一条红色的薄围巾。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刚上初中的她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参加志愿军的时候，全校师生都羡慕她，隆重地欢送了她。晓燕是个漂亮的女孩子，眼睛大，很亮，歌唱得好，为了让她保护嗓子，上级专门发给她一条很厚的毛线图脖，可她一直舍不得围。她唱的那些歌唱英雄的歌都是她自己写的，在坑道里一支二胡的吱呀呀的伴奏下，她一唱起来，官兵们就一脸温存地静静地听，忘了鼓掌，直到她唱完了，不知所措地看着大家时，这才掌声雷动。她唱的那首《歌唱英雄刘光子》，大家都说写得好唱得更好，就是刘先于一个人站起来说：“好什么好？不好！”于是晓燕就找到刘光子同志征求修改意见，那些意见都记在她的日记本上。她的日记本像她本人一样很精致，封面上有几个烫金的字：共青团手册。战斗的时候，她也很勇敢，和其他文工团员一起趴在前沿向敌人用英语喊话，劝美国兵过来投降。她的声音细细的，不知道美国兵们听到过没有。后来，她在一个朝鲜村庄里看见一位丈夫上前线就要临产的朝鲜大嫂，于是就去照顾她。她把自己那条舍不得围的厚围巾拆了，给大嫂织了一件毛衣。朝鲜乡亲很喜欢这个中国小姑娘，她就给朝鲜老乡们唱歌，唱的是朝鲜语的《春之歌》。这天，她正唱歌的时候，美军的飞机来了。朝鲜乡亲们慌乱地跑，她一个人喊：“别乱跑！进防空洞！“她一边喊，一边奔向开阔地，一边把她那条红色的薄围巾高高地举起来。美军的飞机开始向这团红色追击俯冲，机枪子弹和炸弹在她的身边爆炸，晓燕负伤了，她的身后是一条长长的血痕，最后，她被一颗炸弹炸倒了，红色的薄围巾在爆炸的气浪中飞舞起来。志愿军文工团员晓燕死的那天，是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字的前一天。朝鲜战争停战协议正式签字的时间是：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签署的文件是《朝鲜停战协定》和《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联合国军方面签字的是美国人哈里逊中将，中朝军队方面签字的是北朝鲜人南日大将。因为每份文件分别有中、朝、英三种文本，每种文本一式三份，所以签字的人要签名18次。根据停战协定中“签字以后十二小时正式生效”的条款，在签字后的12小时内，整个几百公里的战线上，空前猛烈的枪炮声撼天动地。曳光弹、照明弹、信号弹把整个朝鲜半岛的天空打得通红，宛如这里又开始了一场新的大规模的战役。战争的双方都要在最后的12小时内显示自己火力的强大，证明自己斗志的不屈。另外，得把弹药消耗完以省得往回搬运。27日晚上22时，战线突然沉寂下来，这是一种奇特的“突然”。寂静了一下之后，前沿上双方官兵从战壕中探出头来，然后一起欢呼。美军陆战一师士兵马丁。拉斯这时看见了夜空中悬挂的一轮明月，“它好像是一只中国灯笼”，他说。几个中国士兵溜达到美军的阵地上，拿出几粒糖果和一块手绢要送给美军士兵做礼物，美军士兵说他们不要糖果和手绢。美国人说，整个朝鲜战争他们损失了14.2091万人，其中3.3629人死亡，10.3284万人负伤，5178人被俘或失踪。彭德怀走上了还冒着硝烟的前沿阵地。几个小时前这里还在战斗。一队担架抬着中国士兵的遗体走下来，彭德怀掀开每一个担架上覆盖着的白布，渐渐地，他的眼睛里充满泪花。他哽咽地说：“就差几个小时，他们这么年轻……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掩埋好，立上个牌子……”走下阵地的时候，彭德怀突然命令吉普车停下来。他下车之后，在路边的泥土中，拣出一只满是弹洞的白色搪瓷水杯，水杯上红色的字是：献给最可爱的人。彭德怀捧着这只水杯久久地不说话。他不知道这只水杯的主人叫什么名字，但他一定是一名志愿军战士。很久以后，彭德怀喃喃地仿佛在问自己：“这个兵，牺牲了？还是负伤了？”这时，北朝鲜所有的城市和集镇，都在反复广播着：朝鲜人民军全体同志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同志们：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了三年抵抗侵略、保卫和平的英勇战争，坚持了两年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停战谈判，现在已经获得了朝鲜停战的光荣胜利，与联合国军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停战协定的签订是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因而是有利于远东及世界和平的。它获得了朝中两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使全世界爱护和平的人民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在停战协定开始生效之际，为了保证朝鲜停战的实现和不遭破坏并有利于政治会议的召开，以便进一步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起见，我们发布命令如下：当晚，开城举行了庆祝晚会。晚会上演的是两部中国古典爱情剧目：《西厢记》和《梁山伯与祝英台》。有人说在前线演出这样的剧目不好，但是还是演出了，官兵们看了还想看。当台上的祝英台因为心上人的死而也要死时，台下的官兵们齐声喊：“不要死！不要死！参军去！参军去！”又有人不同意演梁山伯为祝英台“哭灵”那一场，说总是哭，气氛太悲伤。彭德怀说：“人死了，为什么不让哭？”舞台上的祝英台最后没有参军而是选择了殉情。在现实永远也无法企及的幻觉里，相爱的人化成了蝴蝶双双飞舞。志愿军官兵看到这里既感动又惊异。不知道在以后漫年的岁月里，那些流着鲜血倒在朝鲜土地上的年轻士兵的身影，是否会如斑斓的彩蝶留在不再经历战争的人们的记忆里。有人邀请彭德怀跳舞，彭德怀说他不会，从来不会。再来邀请彭德怀的是一位年龄很小的小姑娘，和晓燕一样有一双很大很亮的眼睛。彭德怀说：“孩子，我拉着你，咱们走一圈吧！”于是，一位憔悴的老将军拉着一位花一样的小姑娘的手，他们走了起来，他们走得很慢，从不曾如此动听的音乐缓缓流淌在他们安然的脚步中，小姑娘扬起头去看彭德怀，彭德怀的脸上是令人敬畏的沧桑。所有的人都哭了。回顾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说：“在经过三年的激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大工业强国的第一流军队被限制在他们原来发动侵略的地方，不仅没有越雷池一步，而且陷入日益不利的困境。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教训。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1997年6月一1999年11月广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