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看着材料，想到人们的这些话，嘴角浮出几丝冷笑：“哼，一个资产阶级分子！”　　江青在上海的别墅四周都是翠绿的青山和高墙，北面有个小型的射击场，那是她的警卫人员练习打靶用的，偶尔她也去打几枪，但命中率很不高。她自我解嘲地笑道：“我亲自打仗不行，但指挥作战却很在行，延安打胡宗南的时候，我亲自指挥了好几个战役。”她几乎每天午休后都要在别墅旁边的游泳池里游泳，尽管技术不行，可她也有一套解释：“老娘游泳是为了锻炼身体，又不是供人欣赏，讲究什么好看不好！”　　看完材料后，江青一反常态地来到射击场，从身旁的警卫人员手里接过一支专供射击用的全自动步枪，端起来连续几个点射，把前面的靶子打得东倒西歪后她才喘了一口气。　　“江青同志今天打的是什么靶？”　　“是政治靶，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一听这熟悉的声音，江青才转过身子来回头一看、果然是张春桥来了。张春桥穿一件短袖白衬衣，背头梳得闪闪发光，那副眼镜后的黑白分明的眼睛里充满一种自信的力量。她摘下射击使用的白手套，扔到旁边的桌案上，甩了一句：“要是前面是那个对手就好了，非打他个稀烂不可。”　　“你看了北京的那些个简报了吧？”　　“全看完了，不看还不生气哪。”　　“我看用不着生气，形势是他们促成的。他们亲手镇压了左派，也将培养了他们的掘墓入。”张春桥用高昂的语气说，“事情正在起变化，毛主席会采取行动的！”　　　　　　　　　　　　　　　　 七　　王力坐在忧心忡仲的康生的办公室里，翻阅着摊在桌上的十几本大字报选，飞快地阅读着。有些内容他只是一目十行地浏览而过。　　“你读仔细点，这些内容在社论中是要体现的。”康生说。　　“康老，彭真的罪行已经很明显了，除了中央通知里的错误，群众的大字报也没揭出多少过硬的东西，大多是千篇一律地重复，我看从里面是找不出什么名堂的。”　　“那么，北京市委机关的材料里呢？”　　“里面揭发的东西有些是事实，有些还有待核实，有些则是些捕风捉影的道听途说，我一看就能明辨出来。”　　康生沉思了一会儿，从他抽屉里取出几页纸来，递给他：“根据少奇同志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发的内容和我向毛主席汇报后他的指示，我总结了几条。这几条我也和少奇、小平同志谈过，他们都同意。根据中央的决定，你就以此写一篇社论吧，以《红旗》杂志的名义发。”　　“要不要点名呢？”　　“我想想，”康生郁郁不欢地说，“目前彭真的罪行材料，全是以绝密文件印发的。有的是很尖锐的，关系到我们党内最上层的许多重要机密，捅出去会影响许多人。我看还是不要点名，就以‘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取代吧。”　　“好吧，”王力把他写的那几张纸收起来，装进皮包里。“那我就根据这几条写了，这实际上等于以中央的名义给彭真写判决书。”　　“不是判决，而是声讨他的檄文。”康生纠正道。　　这位老资格的肃反专家好像哪儿不舒服似的，脸色很不好，说话也是粗声粗气，全然没有了前几天的笑脸。唉，身体内部有病，自己就该说嘛，别人怎么能看出来呢？据他说，医生给他检查过，肚子里有块不大不小的肿块，只是目前还不能动手术。他说过几个月他就要求退休。这是去年初说的话，可一年多过去了，他再也不提这码事了。　　王力回到他的房内，便闭门谢客，开始写文章。他考虑再三，决定把社论的题目定为：《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　　王力站起来走到窗前。他清楚地记得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的日日夜夜，不无感慨地叹了口气，也暗暗庆幸自己运气好，没有卷入到漩涡里去。当彭真和北京市委的其他领导步步设防地对抗和消极拖延批判《海瑞罢官》的浪涛时，他一直是一个秘密参与者和得力的参谋。他很清楚，要不是关锋和康生及时地给自己透漏和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也许今天写这篇文章的将是别人而批判的对象中也可能会包含自己。　　王力在奋笔疾书着：　　“……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领导，贯串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这条黑线的主要点，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实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非常害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顽固地反对和破坏文化大革命，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正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暴露的。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中共上海市委发动了对吴晗《海瑞罢言》的批判，吹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王平权没等丈夫写完，就看到了这篇文章的草稿。她平和地笑了笑，反驳道：“我说王力，你给彭真定的这几条罪状可不准确呀，什么‘反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抛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企图和平演变’，据我所知，彭真对社教、四清最积极不过了，他强调阶级斗争比谁都积极。我听过他的报告，还是有发言权的吧？”　　王力从妻子手里夺下他的初稿，苦笑着说：“现在是要批判他呢，又不是给他评功摆好，你替他说什么话？”　　“我也不是替他说话，我是想提醒你，批判人时要实事求是，有的就说，没有的不能瞎说。”　　“去去去，这可不是我给他定的，是根据中央的决定来写的。”王力从来在老婆跟前是笑脸相迎的，即使王平权说错了，他也是慢声细语地给她解释说明，这回却很不客气了：“就这十大罪状写出去，还不知道能不能获得毛主席的通过呢。告诉你吧，主席对北京批彭上不去非常不满，连少奇同志都挨批了，这不，中央连开两三次常委会研究这件事，我能说啥？”　　“那你给彭真定十大罪状，依据又是什么呢？”王平权这个人爱咬死理，她怕王力在风云莫测的政治漩涡中翻船，经常变着法子提醒他，其实也是想摸清实底。　　“唉，我干脆向你兜底子吧。”王力不耐烦地说：“今年６月１８日，毛主席在上海严厉地批评少奇和小平没有系统地批判彭真的错误，甚至连‘北京是不是想步彭真后尘’这类词汇都用上了。少奇实在没办法啦，才于下旬召集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并决定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写文章。这次会议把彭真的错误议了一下，派康生坐飞机到上海向毛主席汇报。康生把彭真的问题归纳成为十条。汇报中毛主席又插了一些话。康生回京后向常委和书记处分别作了汇报，政治局决定根据十条和主席、常委们的话写一篇《红旗》社论。这下你清楚了吧？”　　正说着，康生又来电话了。　　王力故意拧开扩音器，使康生的声音非常清晰而响亮，就像在屋子里讲的一样：　　“王力同志，我刚才和江青同志通了话，她对文章的起草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你应该清楚，彭真已经成了一个靶子，我们现在批彭真更是为了针对着现在还当权的那样一批人。所以从第四条罪状，即彭真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后面，要写上‘他们对广大的工农兵，广大的党的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实行压制和打击，专横独断，丝毫不讲民主。他们的‘民主’，是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民主，是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民主，是一小撮地、富、反、坏、右的民主。他们是一批恶霸，是一批阎罗王。’加上这些，对以后他的罪行，比如为资本主义复辟，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作舆论准备啦，他们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教育方针，实行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啦，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啦等等，就容易接受了。”　　尽管王力住的钓鱼台大楼是一幢用钢筋混凝土和镀铬件构成的现代化建筑物，但整个装饰和布局却是一种更为古色古香的幽雅的色调。壁纸是宁静的咖啡色，室内铺的地毯是深橘黄色。办公桌以及桌子后面的直靠背椅，还有墙上挂着的字画，都显示出这里主人的一种情怀和素质。　　如果认为王力是那种人云亦云的应声虫，那就错了！他长得身材适中，眉清目秀，一副春风得意的面孔。这并不奇怪，他自１９６４年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一直深受常委们的信任，他很清楚政治风向的转变中自己应该干些什么。所以，等康生说完话后，他开了腔：　　“康老，我觉得应在彭真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对党中央实行严密封锁，以及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段上，多费些笔墨予以揭露。这些东西最隐蔽，也最容易引起人民群众的痛恨。”　　“好，你的意见很好。怪不得伯达竭力保荐你。我可以正式告诉你，你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正式成员了。尽管目前文革小组既无机构，也无制度，但以后是大有希望的，是很重要的机构。”　　“康老，这点我清楚。”　　“现在，文革小组向中央反映情况，陈伯达靠穆欣，穆欣靠光明日报的内部刊物。他们都集中在钓鱼台１４楼，穆欣还当着办公室主任。但是，我靠谁呢？我只有靠你了。”　　“康老，我真是不胜荣幸之至。我能得到你的信任是非常感激的，我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和厚爱。”王力故作虔诚地说，“现在主席还没回到北京，请问中央向他汇报的渠道一共有几条、康老，你应该明白我问这话的意思。”　　听筒里的声音停顿了十几秒钟，才传来康生的声音：“据我所知，向主席汇报情况，一是由中央正式汇报，另一个便是伯达的那个班子直接汇报。江青同志现在也在外地，她告诉我她有四个据点，即上海的张春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她通过这四个渠道掌握运动的局势，代表毛主席发指示。你应该明白，她虽与主席不在一起，但与主席的联系非常密切，主席的动向她是很清楚的。”　　“康老，谢谢您的提示，我明白了。”　　“你的文章什么时候能出来？”　　“顶多一两天。”　　“好，文章要在今年第九期《红旗》杂志上刊登，也就是７月１日出版的这一期。”　　王力放下电话，冲着王平权笑了笑。从窗户上看，太阳落入了云海，外面的人影已经变得又长又黑，黑暗从四面八方向钓鱼台涌来。截至目前，他觉得自己的仕途一帆风顺，简直漂亮极了。能够从彭真的漩涡里拔出来，而且重新进入中央文革小组，这不能不说是他一生中的特殊待遇，是该好好松弛一下自己，先回家里呆一段时间，逛逛市容，也许还能获得一些灵感。不管怎么说，这场文化大革命将是施展自己才华的最好舞台……　　一切归于沉寂。　　王力笔潮汹涌，红格子的槁纸上立刻出现下面的文字：“……党中央对前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是逐步有所察党的。但是，他们修正主义本质的彻底暴露，还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有一定的土壤和气候。毒蛇也要在一定气候条件下才会出洞的。毒蛇一出洞，就立即被毛主席和党中央把它捉住了，就立即被广大的党的干部、广大的群众打倒了。”　　这段文字，写得多么漂亮！他想。　　　　　　　　　　　　　　 八　　那辆黑色吉姆车由几辆红旗和上海轿车为前导，一路疾驶，经过韶山陈列馆、毛鉴公祠、毛震公祠，拐进韶山宾馆后，黑色吉姆车和那三辆看来不起眼的轿车直穿东茅塘，沿着山根朝斜坡上奔去。　　这时，眼前出现了一座清澈见底的巨大水库，它像一条银龙盘旋在拔地突起、直插云霄的龙头山脚，与雄伟俊秀的黄峰山翘首相望。两座葱翠明丽的山，自西向东延伸，如同峭壁屏风。百态千姿，令人叹绝。　　路已经非常狭窄了，两排陡峭的山夹着公路，好似威严的千军万马镇守在这里。车队进入狭谷后，气温骤降，清风扑面，巍然耸立的龙头山、牛形山、黄峰山雾绕云罩，青松环抱，遍地花草争相怒放，洋溢着一片山石溪水的田野气息。谁也想不到，进入狭谷后，很快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盆地，几幢并不算高大但气势非凡的现代化建筑便出现在这里。其中一栋是平房，两边修有过廊、休息室、办公室、会议室，其中的卧室也很简朴，只有几个沙发和一张床，全一色的白罩，显得庄重、静谧而整洁。房子后面接着一条地道，非常笔直，全部镶上瓷砖，散发着一些潮湿气，地道中间有几页小门，里面是几间暗室。走出地道，是半边连着屋子，半边搭着山的一座青竹翠松包围着的山洞，站在洞口抬头望，山峰连绵险峻，到处是花木草地，给人以清新的感觉，犹如置身于花园之中。　　“这里就是我给你们常说的滴水洞，我们《毛氏族谱》里说：‘一沟流水一拳山，虎踞龙盘在此间；灵秀聚锤人莫识，石桥如锁几重关。’指的就是这里。”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指着前面的山峰，对紧跟身边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汪东兴和中办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等人说，“你们看，这龙头山、牛形山、黄蜂山像不像盘着的龙呀？那虎歇坪像不像一只猛虎卧在滴水洞边哪？”　　汪东兴、张耀词还有身旁的卫士们连连点头，发出阵阵赞叹：“好地方，好地方，真是个藏龙卧虎的好地方！”　　“我小的时候常来这个地方耍，打架，放牛，割草，我去湘乡看外婆，走的就是这条山路。早就想重游这个地方，今天总算如愿以偿了。”毛泽东的思绪回到了当年的孩提岁月，感触极深地说：“再过几年我就要求退休，退休后就住在这里，你们说好不好啊？”　　汪东兴是他的老警卫，与他无话不谈，这时也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他的提问。　　过了好半天，毛泽东才又环视着这里的建筑群说：“在我的家乡修这么一座房子，还是杨尚昆的主意呢，这个人哪，好事干了不少，坏事也够多了。他现在怎么样？”　　“已经回到山西了。”　　毛泽东哼了一声，说：“通知各地和北京，对杨尚昆的去向严加保密，不准任何人、任何组织对他实行揪斗。他的生活待遇，也不准降低。他对不起我，我还要对得起他。”　　汪东兴说：“５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我回北京照料了一下办公厅的工作，对杨尚昆的家庭和他所保管的文件也相应作了处理，看来对他来说，已经没什么后顾之忧了。”　　“他的老婆李伯钊怎么样啊？”　　汪东兴说：“李伯钊倒是一位好同志，再三再四地向中央办公厅表示，要同杨尚昆划清界限。看来，她对杨尚昆的问题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叹了口气：“他说他要和我一块来这住的，没想到他没这个命。这里从１９６０年下半年动工兴建，１９６２年底一、二、三号房子建成、从韶山冲至滴水洞的公路也同时完工，我只是一直没时间来。也不知道杨尚昆来过没有？”　　汪东兴见毛泽东一再提起杨尚昆，便主动地向他讲起了李伯钊的一些情况，也讲起他到杨尚昆家执行任务的过程……　　李伯钊早就担心，杨尚昆的问题没有完。还会随着运动的深入，他的矛盾性质也会逐步升级。　　设想到，她的预感果然应了验。北京各大学校，已经出了大字报，明确点名杨尚昆是黑帮分子！李伯钊开头还东跑西颠地抄录一些大字报，后来连这点自由也没有了！　　５月２２日下午４点左右，汪东兴和中央办公厅的李质忠来到万字廊杨尚昆的家里，眼睛东张西望了一番，然后板着严肃的面孔和她谈话。汪东兴故意不先说明来意，先跟她讲起了杨尚昆在广东省的情况，说：“尽管杨尚昆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毛主席还是对他特别宽大，让他到广东工作，听说赵紫阳对他还照顾得不错，你作为他的妻子，除了从生活上帮助他外，也要积极配合组织，尽快地弄清他的问题。”　　“我对老杨的问题，一点也不清楚。工作上的事情，他回来很少跟我说什么，即使说我也不爱听。”李伯钊等他们介绍完杨尚昆在广东的情况后，这才默视着手中的那本高尔基的《母亲》，长长叹了口气。“说真的，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我这次才真想弄明白些，以便好揭发嘛，你说是不是？”　　“好，让你知道点也好。”汪东兴看了李质忠一眼说，“尚昆同志在中央工作期间犯了错误，主要有三条：第一，中央明确指示开会时不要录音，但他私自录了音，而且给毛主席录的音最多；第二，他让叶向荣抄了许多中央的秘密文件，泄露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第三，他同罗瑞卿反党分子的活动在一些事情上有牵连。基于这些情况，彭真向中央建议将他、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审查清楚，中央同意他的意见。现在，我们要求你将家里尚昆同志的全部笔记本、记录本都取出来，交给中央办公厅的同志，我们派人来清理文件和有关东西。”　　李伯钊这下明白了，原来转了半天圈，又要变相地抄家呀！在这场来势汹猛的运动中，杨尚昆的家早已被抄了，但谁要想找李伯钊的碴，啃一啃她，却也实在无处下嘴。她当场便把丈夫的办公桌打开了，乱七八糟的文件翻了个遍，让他们全拿走。　　汪东兴和李质忠随意翻了翻，拿了几本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说其他东西他们派人来清理，便走了。　　过了两天，他们派了赖奎、刘继顺等人来清整文件，整个家里被折腾得乌烟瘴气，李伯例悄悄地转过身去，两颗热乎乎的泪珠滴在了她的手背上，使她自己都吃了一惊。以往两口子再辛苦再累，自己也没哭过，这一次自己是怎么了？忍受不住委屈了？　　她想起去年１２月１０日，杨尚昆搭晚１０点的火车去广州赴任时，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乔明甫和老黎俩人去送他，杨尚昆竭力使自己的眼角眉梢都透出喜气，望着自己的脸膛不住地泛出笑容说：“伯钊，把几个孩子们都照看好，让他们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我现在肚子里空空洞洞的，实在没意思，早该下去了。这次对我实在是个学习的好机会。”　　李伯钊心里一沉，想起了孩子们。这次他出了事，难免会连累到他们，一种负疚的感觉隐隐地猛揪着她的心……　　李伯钊很早就参加了革命，蒋介石制造４·１２政变后，她来到苏联学习。那时，１８岁的小姑娘飒爽英姿，敢说敢做，对王明等人的小宗派活动很反感。“革命不能抱团团伙伙，要解放全世界受压迫人民嘛，依靠少数人还行？”这是在党团组织的生活会上，性格开朗、无畏无惧、大大方方的李伯钊，向着他们开炮。　　逆境出现了。１９２９年夏天，苏联开展清党清团运动，她的言行被上报上去，认定是反党反布尔什维克，立即被开除团籍。这一棒子打得沉重啊。李伯钊一下子仿佛明白了许多；也在留苏学生中出了名。她被送到莫斯科五金厂和红十月纺织厂劳动改造，遭受到莫大的歧视和打击。　　正在苏联的周恩来听到她的消息后，将她要出来，送到红军医院去学习医护技术。在那里，她认识了杨尚昆。看到这位２Ｏ多岁的四川小伙子身强力壮、活泼豪爽，很快产生了爱情。在周恩来的撮合下，他们结了婚。　　自此后，这对夫妇一同学习，一块劳动，免不了唇枪舌剑，但却是勺子碰锅沿，虽然叮当响，心里则如蜜蜂落在百花丛，恩爱得格外有情趣。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都过去了，她万万没想到，新中国成立的１６年后，她会因为他而再次被停止工作！　　最初，李伯钊苍良着脸，流着泪找到周恩来，请他替她说话，周恩来绷着脸听完申诉，说：“这么大的运动也可能会有暂时委曲人的时候，但这不要紧，迟早会弄清的嘛。你应该坚定不移地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决不能对革命悲观失望呵！”　　也许，周恩来只能如此安慰！　　５月用日早晨６点多，李质忠又来到家里，突然对李伯刽说：“尚昆同志因不适应广东气候，要求北调。中央同意调他到太原另行分配工作。他将于今天下午一点钟左右到达石家庄，尚昆要求你能去看望他一下，当然，去不去由你自己决定。”　　李伯钊打了个沉。这一段来北京的形势越来越紧，砸烂“四家店”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她在政治上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有人告发她至今包庇丈夫的反党勾当。工作早已停止，“晾”在了一旁；本来应该享受的待遇也取消了。她被作为清查对象，早已受到了严密的监视。　　“尚昆已经是个反党分子，我坚决和他划清界限，决不去见他，一定要和他一刀两断！”李伯钊强忍着眼泪，脸上显出勉强的笑容，“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保证听毛主席的话，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坚决揭发这伙反党黑帮们的修正主义活动。”　　李质忠听了，脸上露出既惊讶又感动的神色，搓着刮得泛青的下巴颏，问道：“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请你转告中央，我想找人谈一谈，谈谈小组会上不便讲的东西。”　　“好，我回去后就把你的要求向组织汇报，我想中央会很快答复你的。”　　李质忠又看了看家里乱七八糟的场面，孩子们都不在家里，公务员也不来了，生活上全凭李伯钊一个人自己料理。革命多年的老同志一下子陷入了四分五散的境地，而且背上了“黑帮”的包袱，确实叫人同情。他关切地问：“有什么困难吗？”　　李伯钊怔了一下，随即摇了摇头。　　“你现在一个人在哪里吃饭？”　　“只好到北京饭店去吃了。家里就我一个人，也不值得开伙。”　　李质忠叹口气，摇摇头，又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往门外伸头四望，知道没人注意，便放了十几块钱，匆匆走出门去。　　天色渐渐黑沉下来，远处的山峦影影绰绰，霞云好似吐着带灰色的红火，飘向远方；西南，青林一片，黑浪滚滚……　　汪东兴见毛泽东的神思一，直陷在往事之中，便停止了汇报，说：“有关杨尚昆和他老婆的事，经过组织上的审查，大体就是这样。”　　北京民航的双引擎喷气式飞机，在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湖面上倾下一只机翼，并降下高度，最后向长沙郊外的机场逼近。张春桥从他靠窗户的座位上热切地俯视着下面这座神秘的城市，大概是由于激动的原因吧、他反而产生出紧张不安的感觉。　　他与湖南省委的几位领导人一道前往韶山参观完毛泽东的故居展览后，在宾馆住了一天便神不知鬼不觉地乘上事先准备好的轿车，直达滴水洞。　　毛泽东刚从水库里游泳出来，听到张春桥到了马上赶回办公室，老远就向他招手：“早就约你来了，怎么才到？我还以为你又出什么大事呢？”　　张春桥小跑几步，紧紧握住了毛泽东的手：“本应该昨天到，江青同志让我去了一趟北京取材料，让主席久等了。不过，这次的收效比较大，使我们基本上摸清了北京各大专院校广大师生们的动向。”　　紧接着张春桥将毛泽东扶坐在沙发里，给他又泡上一杯茶，帮他点着烟后仔细地汇报起北京各学校反工作组的情况来。他说，自从北京的政治局常委批转了北大第九号简报后，全国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急转直下，“反干扰”、“抓游鱼”使一万多名学生被打成了“右派”，把数千名教师打成了“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