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看样子后台不小，没关系，那些为首的小反革命一抓起来，他们就会开口交待那些后台老板的，总之要抓，是学生也要抓。只要是公开反对毛主席、林总和中央文革的，就是要抓。书看不需要什么具体手续，无产阶级专政的职权是人民给的，而不是其他什么组织授与的，你大胆干就是了。哈哈，你怎么突然胆小起来了，不怕嘛。出了任何问题我来顶。我看你还是来一下才好。”　　接完电话后，谢富治叫秘书通知两个人来见他。他们把文件上的名单和标题抄了下来，然后出去调车，并换上了新的汽车牌照，和执行一项特殊命令一样。然后，他们就离开了。　　谢富治按照预约来到钓鱼台１６号楼的小会议室时，才知道不但自己来了，而且还有“首都三司”和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等学校的红卫兵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康生都在座。江青一见他就笑吟吟地站起来：　　“好，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铁腕人物到了，这就是富治同志，我们的尊神。”江青习惯于见面先给人戴“高帽子”，先吹得你晕晕乎乎再说。“富治啊，现在可是有人要火烧我、油炸我呢，我们的安全可是擦在你手心里呢。”　　“没问题，对极少数反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我已采取了措施。我在这里可以向大家宣布，就在此刻，我们已经对跳出来的极少数几个反革命分子，实行了坚决的镇压！”　　“好哇！太棒了！”　　谢富治的话音刚落，立即爆发出掌声和叫好声。　　康生站起来，以一副权威人士的口吻说：“同志们，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严厉的镇压，这就是最大的民主。凡是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就是反革命，对中央文革的态度就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比如，有一小撮右派学生拼命攻击三司和北师大井冈山、清华井冈山这些左派组织，其实矛头完全是对着中央文革的，我们同样不能允许他们那样做，同样要予以坚决镇压。”　　谭厚兰是第一次被请到钓鱼台里的学生领袖，从到会议室后，她的眼睛便一直注视着江青。她从来没有这么面对面地和她谈过话，尽管她早就和关锋、林杰这些人接上了头，并深受他们的信任。前一段，她连续收到许多匿名信，警告她：“不要跟着中央文革某些人太狂了”，“你要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军、革干子弟的行为”，“否则你决没有好下场。”　　“好哇！”江青听完谭厚兰的介绍，拍着桌子说：“他们是鸡蛋硬往石头上碰，我们倒要好好领教一下，看看究竟谁能碰过准！他们不是叫嚷要‘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吗？好，我可以告诉他们，我就是三司后台！”　　“我也是三司后台！”陈伯达气鼓鼓地站了起来，“给三司当后台光荣！”　　“我也是！”康生拍着胸脯说。　　谢富治急忙跟着嚷道：“我也愿意给三司当后台！”　　蒯大富心潮起伏。从他还没考上大学时，就一直想在中央机关找一个理想的工作，成为一名年富力强的风云人物；但他那漫无边际的梦想却从来没有实现的条件。今天，他终于感到自己有了实现这种梦想的可能。　　人总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加强或减弱着自己的梦想，蒯大富便是在那种特定的条件下膨胀了自己早先那颗心，尽管他自己也在怀疑。　　宋刚突然接到康生的命令，让他穿好便装，跟着卫兵来到等在外面的红旗轿车旁，康生已经坐到里边。一路上，他一声不吭地来到了中南海。警卫认得这辆车，在他们从门口通过时，打立正敬礼。　　在康生告诉他“我们毛主席现在接见你”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到了中南海。他走进客厅的门时，觉得喉咙非常干渴，他竭力控制自己；告诫自己一定要毕恭毕敬地、忠诚老实地回答主席的任何问话。　　康生和毛泽东握手时，非常恰当地介绍了宋刚：“他是中央专案组的活档案，对几件案子很熟悉，即使不带卷宗也能准确地说清案件的任何细节。”　　“这次给我带了些什么？”毛泽东很感兴趣地问。　　康生作为专案组的直接指挥者，向宋刚使眼色示意，他便从皮包里抽出两本卷宗。在毛泽东面前，宋刚有些紧张，在专案组的会议和讨论中，很少提到他对某一被审查对象的具体指示，因为他这个最高权威给他们提供的只是方向和要求，而结论则要他们自己提出。　　“主席，我们想向你汇报一下少奇同志历史上几次被捕的情况和疑点。”宋刚小心翼翼地开始汇报，不时地偷偷观察着毛泽东的表情，“因为很多叛徒们的材料都牵扯到他，他几乎成了所有重大叛徒集团的总根于。在这种情况下，康生发现了少奇本人在历史上也被敌人关押过，而审清他被捕期间的表现的问题，很自然地摆到了议事日程上。”　　当康生也想抬起眼皮看看毛泽东有什么反应时，他才发现，毛泽东下愧是大型政治象棋比赛中的高手，他脸上一直毫无表情。最后，宋刚终于讲完了，他们等待着。一片沉默。　　“刘少奇第一次被捕是什么时候？”毛泽东问得非常平静。　　“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１６日，他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经过审讯，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亲自批准将刘少奇斩决。”宋刚机械地、像背书那样地回答。　　毛泽东又问：“他什么时候又被释放？”　　“１９２６年１月１６日，他离开湖南前往广州，开始了他新的活动。”　　“他是怎样由一个要斩的囚犯变成只关了一个月就释放的工人领袖的？”　　宋刚觉得不大自在。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但没有任何材料佐证。宋刚只得说：“这个问题我们只是怀疑……”　　“怀疑不行！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你们不但要对党负责，也要对历史负责。”毛泽东很干脆地说：“怀疑一切是不对的！”　　康生似乎陷入了沉思，他不想打扰毛泽东的思路，闪闪发光的眼镜后面的双眼踩思了５分钟之久。他终于抬起了头。“证据暂时没有，不等于我们的怀疑不对，是不是？”　　这一反问，触动了毛泽东的神经，他睁圆了眼睛。　　康生继续说：“刘少奇的问题还多着呢，１９２７年４·１２事变后，刘少奇为适应国民党的需要，与汪精卫、陈公博进一步秘密联系，被指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特务角色，提供‘工运情报’，调走工会骨干，使‘干群脱节’，解散工人纠察队‘防止暴动’。并于同年６月２９日上午，把枪支弹药全部拱手交给了国民党管理武汉卫戍事宜的办事处。为了掩盖真面目，他与汪精卫、陈公博密谋，演出了一场‘苦肉计’。６月２８日晚，他们将刘少奇等公开逮捕，次日上午，将刘少奇一人秘密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密谈，然后‘释放’，刘少奇还按汪，陈旨意，亲自到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二次工运会议上做《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意义及经过》的报告，遭到广大工人的强烈反对！”　　毛泽东轻轻“哦”了一声，眼睛转向宋刚。　　宋刚有了勇气，继续说：“１９２９年７月１４日，比名赵之启的刘少奇到奉天任满洲省委书记。８月２１日，与省委组织部长孟用潜在奉天纱厂被军阀张学良逮捕。刘少奇被捕后，不仅立即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盂用潜是省委组织部长，还供出了省委委员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丁君羊、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出卖了满洲省委所属东满、北满、旅大、抚顺等１０多个特县委和奉天市的六七个支部。当敌人要刘少奇带着特务去抓人时，他积极献策说：省委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如果将他‘释放出狱’，他就可以‘搜集共产党的情况’，进一步进行破坏。于是，他就被释放了。”　　“真的吗？”毛泽东再一次惊讶地问。　　“我们还准备进一步取证。”　　“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康生心里格登一下子。他明白，此举的责任太重大了。毛泽东特别善于抓薄弱环节。这件事一经落实，便可把他们的对手推向死地，相反，一经证实是诬陷，整个局势将走向反面，他也可能成为一场政治赌博中的牺牲品。　　“还有吗？”毛泽东问。　　宋刚说：“暂时完了。”　　　　　　　　　　　　　　 三十二　　刘少奇跟着卫士从大门口进来，穿过了高大的游泳池的圆形大厅，又穿这一条通道，来到毛泽东往的房间。他吃了一惊，这里原来只是游泳他的一个更衣室啊，没想到毛泽东办公、吃饭、睡觉都改在这里了。这里对他来说了如指掌，但现在又变得异常陌生了。其实，房间并没有大修，只是由于房间主人的身份特殊，使得这里便增加了神秘的色彩。　　等刘少奇进来，毛泽宋才缓慢地从书架旁转过身来，不怜不热地伸出左手，作了个请坐的手势。等他坐下污，毛泽东也坐回办公桌跟前。　　“少奇同志，八届十一中全会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不知你对自己的错误考虑得怎么样了啊？”毛泽东说，“我很为你着急啊，很快就要开九大，你的事也该早作结论了！”　　刘少奇看了一下他的手表，时针指在１０点上，他十分清楚，所谓早作结论，就是要让他承认当前舆论对自己的批判。他放缓语气，慢慢地说：“主席，我也说句心里话吧，当然只是在你我之间，公开场合我始终是维护你的威信的。我至今还没认识到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更谈不上为什么要犯错误了。我看其他同志对他们所犯的错误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这不好，很不好！”毛泽东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你是作了检查的，现在你又想在原来的基础上搞倒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呢？你在检查中信誓旦旦地向中央保证，你绝不在任何人面前搞两面派。而大量的事实证明，你是搞了两面派的。”　　“主席，我想你既然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有足够的事实，我希望你能拿出足够的事实来。”　　毛泽东微微一笑：“你今天的态度难道不是一种有力的证据吗？”　　刘少奇如梦初醒，他感到一阵头晕目眩。他凝视着毛泽东，痛苦地说：“主席，我发现我们之间在一些问题上的确有距离了。我很想努力缩小这种距离，但有个问题总也解释不了，我想请教一下主席。”　　“有话直说，不要拐弯抹角！”　　“你口口声声说我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我可以为５０多天的错误负责。但你也知道，自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我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但以后的许多同志又同样在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而且在各地，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我想知道这个责任又该由准来负呢？”　　毛泽东的目光盯住刘少奇，眼睛一下子闪亮了：“你说呢？”　　“是中央文革！”刘少奇不假思索地回答，“很明白，这一段的工作和运动都是由中央文革负责的。中央决定不是说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吗？但这一段公安部却抓了一批又一批的红卫兵，这又该怎样解释呢？”　　毛泽东猛吸几口香烟，缓缓地吐出一串烟圈，说：“感谢你的坦率，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课。看来，你是相当了解情况的。连‘首都红卫兵联络总站’这个组织的情况你都一清二楚是不是？不错，这个以部分高干子女为核心的学生组织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的支持和策动下，正在炮打中央文革和林彪同志，还有我。他们很拥护你呢。这些受蒙蔽的小将们并不了解中央的内情，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冲击公安部。不过，你放心，他们很快会觉醒过来，同他们的后台老板划清界限而反戈一击的。”　　刘少奇明白了。如果社会上再有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任何活动，只会更加使自己陷入困境。现在的努力，只是徒劳的挣扎，一切都需要时间的检验、只有历史才是最公正的。　　就在数小时之前，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给毛泽东报来秘密材料说，他们业已发现一个以高干子女为核心的反动组织，叫“联合行动委员会”，该组织到处张贴《致毛主席的公斤信》等大字报和传单，公开要为刘少奇翻案，主张中央文革解散，要求陈伯达、康生、江青下台。１２月１６日，“联动”集合一批暴徒，借口公安部拘留了他们的人，冲入公安部接待室，抢走凶手，殴打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和其他公安人员，并高呼“刘少奇万岁！”等口号。目前，公安部派出特勤人员正在跟踪这个组织，越来越接近其核心成员，并且确信，依靠必要的证据，完全可以证明它是受刘少奇、邓小平等极少数人操纵的。　　毛泽东完全相信了这个报告。他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标志着刘、邓路线的大反扑。如果刘少奇、邓小平的路线成功了，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失败，于是亲自召集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开会，神情严峻地说：“种种迹象表明，刘、邓及其那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并不想投降，还想卷土重来，甚至炮打我们的司令部。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社会上反中央文革的风都是从中央刮起来的，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刘少奇要求谈话的紧急电话。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毛泽东问。　　刘少奇痛苦地想了想、义说：“据说，１１月１４日首都文艺界在工人体育馆批斗了陆定一、张闻天、李维汉、蒋南翔、杨献珍、陆平等人，还发生了武斗现象，建议中央发一个制止武斗的通知，防止事态的蔓延。还要防止一些人把文化革命变成武化革命。”　　“谢谢！”毛泽东冷冷地说。　　谈话不到一小时，不欢而散。　　当卫生将刘少奇带走后，毛泽东指示秘书再次拨通了陈伯达、康生、江青办公处的电话。大量的情报表明，文化大革命的趋势已经比他预想的要复杂得多，弄得不好，原来的红卫兵就要迅速分化而形成反中央文革的浪潮，那样，自己的信誉扫地，各种反对势力里应外合，从而导致可怕的局面。现在，除了彻底依靠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外很难再有最佳的方案可供选择。　　“红卫兵已经分化了。”康生用异常冷峻的语言说，“有一部分老红卫兵被王任重、周荣鑫等人利用，用以反对首都三司这类紧跟中央文革的造反派，成为他们挑起武斗的炮灰。东城区、西城区和海淀区的红卫兵纠察队就是王任重一手操纵的武斗组织，他们公然打人、杀人，死保刘少奇，破坏文化大革命。”　　江青接着说：“王任重不是个好东西，是执行刘邓路线的，在中南地区干了大量的坏事。但陶铸很欣赏他，很支持他。没有陶铸支持，我断定王任重没有那么大的胆子。”　　毛泽东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把刘少奇刚才和他谈话的情况讲述一遍后，很果断地说：“对学生，你们不要乱捕乱抓，只要不是杀人、放火的，都不要扣人。关键要揪出在背后操纵的那些保守组织、反动组织的走资派。像王任重，你们先掌握他的证据，有了证据就好办了！”　　“我提出一个口号，叫‘敌人下投降，就让他灭亡。’对胆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后台，不能心慈手软。我在《红旗》第１５期社论中特意写了这么一段话：‘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大败。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还在玩弄新的花招，采取新的形式来欺骗群众，继续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为广大革命群众是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就利用‘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个口号招摇撞骗，混淆视听，他们实际上是攻击革命左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因为广大革命群众是坚决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就利用‘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个口号，来反对革命群众，压制革命群众，阻挡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这个精神是高度概括了当前的形势的！”陈伯达说了这么一大段话。　　毛泽东听了，好长时间沉默不语，　　他在办公室的地毯上走来走去，思索着问题，其他几个人也就闭起了嘴巴。又过了好长时间，他才慢慢地坐回到沙发里，说：“看来，刘少奇是保不住了，这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至于陶铸，我们再看看发展。总之，我们是一定要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的，这回豁出去了！”　　陶铸砰地一声锁上浴室的门，跳到温烫的浴池里静静地躺了几分钟。他接着又把水调得凉凉的，才使自己的头脑清醒了许多。是的，他刚才太激动了，几乎和康生拍着桌子对骂起来。　　他从浴池里爬了出来，在镜子前仔细地看了看自己瘦下一圈的面孔，苦笑连声。在中央工作快半年了，真使他受益无穷。原先以为在毛泽东身边，可以好好地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和领导能力，没想到在这里几乎陷进了勾心牛角、争权夺利的漩涡里。有人千方万计地捧他、压他，目的都是为了把他当枪使，成为他们打击别人的工具。他陶铸虽然愚蠢，但还没傻到作别人傀儡的地步。参加革命几十年，决不是混过来的。他侧过身子，不错，肤色黝黑，毛发盛密，肌肉还没萎缩，还充满着阳刚之气。是的，我要堂堂正正地作人，决不给别人当奴才！他对自己说。　　铃声响了，秘书进来报告：陈伯达前来拜访。　　好家伙，这么快，自己前脚回来，他后脚就到了。在他面前，得帅点，帅得毫不含糊。于是，他穿好衣服，梳了头发，出来见他。　　在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场合下，陈伯达的嘴是很甜的，一副谦恭的面孔。他那国字型脸上，眼泡皮略显松垂，说话咕哝着，嘴里像是塞满了东西。他的话很快转入正题：　　“陶铸同志，正因为我和你是知己才来劝你，你应该悬崖勒马，赶快和刘少奇、邓小平划清界限才行，这场斗争的性质你也该清楚了。”　　陶铸相当固执：“我白先想弄清一点，你今天来是我们私人间的朋友聚会，还是奉他人之命来和我谈话？”　　陈伯达笑笑：“也许两者都有吧。”　　“那我就把我的态度彻底亮明。”陶铸侃佩而谈。“首先，少奇和小平同志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俩还是中央常委嘛，少奇还是国家主席嘛，我不能未经中央讨论和批准而像红卫兵那样喊打倒他们么，关于《长征红卫兵》的宣传，是我首先发现的，大串连是我极力支持的。不过也没什么。红卫兵那有什么了不起！到街上拿八分钱就可以买一红箍箍戴着。我认为把自己划入红卫兵，水平那就太低了，我和刘、邓无界限可划。”　　“我认为你这种态度极其有害，你知道吗？北京和中南地区已经有你的大字报了。”　　陶铸哈哈笑道：“大字报可以贴到大街上去，如果美国人愿意看，还可以贴到美国去嘛！还可以贴到华盛顿去，我觉得没多大意思，有一次我在文艺系统传达中央会议精神，进来一批红卫兵，把我当成肖望东。抢了我的话筒，夺了我的讲稿，拿了我的眼镜，我表现很顽强，毫不屈服。我说：我很高兴，如果我是赫鲁晓夫，就会被搞下台。你们这批红卫兵真行，杀！杀！不过，我对他们说，我陶铸是一贯革命的，说我陶铸不革命就要和他们辩论。我相信，我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你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应该尊重一下小组内大多数人的意见。”　　说到这里，陶铸激动了：“是我不尊重还是个别人不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王任重同志有多大问题，为什么你们能够背着他和中央常委支持反对他的群众组织？要知道他还是文革小组副组长呢，还有刘志坚，你们都不去听听人家的意见，我这个顾问更是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了，对此，我只能提出抗议。”　　陈伯达叹了口气：“既然你听不进去，我也只得如此了。”　　陶铸不由得拍了一下桌子：“有人说我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代表，我不承认，你们有批评的权力，我有不接受批评的权力。”　　陈伯达怔了一下，这时他才发觉，自己把这个问题估计得太简单了，竟想通过自己的谈话来减少常委中的反对派，达到集中力量打击刘少奇的目的。现在看来，这个愿望是多么的可笑啊。　　后来陈伯达都讲了些什么。陶铸并没在意听。在那间装有百叶窗的客厅里，他漫不经心地坐在沙发里，半闭着眼睛，承受着这位组长的关注。他心里压根儿就没打算介入或参与他们的工作。有什么必要？随他们去摆弄好了。说到底，自己还是政治局常委，排列第四位。不经过中央的正常程序，能把自己怎么样！　　直到陈伯达站起来时，他才意识到他要告辞了。陶铸拍拍自己的脑袋，大大咧咧地说：“这几天休息不好，有什么讲的不妥之处，请你不必介意，全当我没说！”　　“言为心声嘛。”陈伯达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走出房门，连头都没再回一下。　　　　　　　　　　　　　　 三十三　　陶铸一进会场，就感到气氛不对劲，所何的人都用冰冷的目光看着他，没有通常那种欢迎、热烈的场面，也没有口号和掌声，黑压压的人群中闪烁着近百双仇恨和愤怒的眼睛。他还没坐下来，后面的几位年轻人就哗啦啦地展开一面巨大的标语：首都红卫兵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　　陶铸怔了一下，转而微笑了。有位精通相术的人前两天开玩笑地对他说：“过了新年，你的日子就好过了。”他盼望着１９６６年早点过去，没想到还差两天，１９６７年元旦就要来到的时刻，又遇到这么个无法回避的难题。他想退出去已经晚了。他很纳闷儿，一位堂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呢？　　他知道，在某个地方，一定有一个手里拿着长镜头照相机的男子，随时准备拍照，而那个人，肯定不是学生。他好像在什么场合下见过他，只是一时想不起来了。　　“陶铸，我们早就要求见你，为什么一直在躲避？”　　突然响起一声质问，使陶铸吃了一惊，不由得转过身仔细地打量起领头的那位身穿旧军装、满脸孩子气的学生，想起了他的名字。他叫常虹，是三司勤务组的成员，过去对他很尊重，不知为什么一下子变得这么狠了。那人的话音刚落，周围的喊声骤起：　　“说！不要抖你那副中央首长的臭架子，你为什么害怕见群众？”　　“为什么要包庇王任重？”　　“你和王任重究竟是什么关系？”　　接着，和常虹在一起的一位头头和他咬了一阵耳朵，站在陶铸面前滔滔不绝他讲了一番王任重在湖北和中南地区所犯的罪行，要求陶铸对此表态，人们还要质问，那位头头把手一挥，制止住嘈杂的人群，对陶铸说：“好了，现在由你回答吧！”　　这时，陶铸才有了讲话的机会。他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说：“今天是１２月３０日晚９时半，你们要求我对王任重的问题表态，我可以明确地说，王任重不仅我信任，中央对他也很信任。他的本质和大节是好的，对他贴大字报是可以的，但把他当作敌人看待就错了。我建议，写大字报要集体讨论，进行理论分析，提高水平，不要像现在乱喊乱叫，这种作风很恶劣嘛！”　　“你放毒！”常虹跳起来，指着陶铸的鼻子骂道：“你这样露骨地包庇王任重，就是给革命群众头上泼冷水，你说中央信任他，你代表不了中央，你只代表刘邓！”顿时，其他学生也纷纷站起来朝前拥，七嘴八舌地对着陶铸乱骂乱喊，大声指责。　　“我抗议你们这种作法！”陶铸终于火了，把手中的笔记本往桌子上一甩，厉声喝道，“你们这种会议形式对我是不适当的，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凭什么对我是这种态度，我还没有被撤职，我向你们提出抗议！我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