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坐在那里，看上去昏昏欲睡，其实头脑里正转着圈，暗自盘算呢。他知道毛泽东讲这些，无非是打骡子惊马，是让其他人总结教训呢。他眯缝着的眼睛像燃烧着的炭火，恨不得乘此机会把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彻底打下去，他感到失望的是毛泽东批评他们时调子很低，万一他们东山再起，情况就很糟了。然而现在，他已经有了一个很显赫的位置，但不能躺倒睡觉。看着他们，就会产生巨大的负担和压力，这促使自己始终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否则就会再使他们之间的位置再翻个个儿……　　“１９３５年的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比较集中，１９３８年六中全会以后，项英、彭德怀搞独立王国，好多事都不打招呼，导致了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和彭德怀的百团大战。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中央分两路：我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在华北，那时还比较集中。进城以后就分散了，各搞一套。特别是分一、二线后就更分散了。１９５３年财经会议以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互相通气，向地方通气。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这与彭真不同。过去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罗章龙、李立三都是搞公开的，这下要紧。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派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上了我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都没有好下场……”　　周恩来感觉到了毛洋东的这些话的分量，它不同于其他一般的批评，那是对有些人的警告。他对这些太敏感了，他立刻联想到最近的许多事，待别是陶铸的一些活动。这种联想几乎不需要大脑的特殊指挥，就好象习惯性的反应。　　一个政治家若要战胜对手，首先要懂得保全自己，不被别人打倒。这是首要条件。　　他不得不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支持他考虑一切问题，他对这个人太了解了。这个人是个天才的战略家。党内的任何人都远远个是他的对手，他只要稍加暗示，那个人立刻就会垮台。　　　　　　　　　　　　　　 三十　　自从看到刘格平的揭发材料以后，关锋就一直想见见这位他曾崇敬过的老前辈。他在自己家乡的那些革命斗争传闻，至今还在他的脑海里留俘着记忆。他担心，乘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机，刘少奇、彭真、薄一波等在山西的黑爪牙会不会杀人灭口，伤害刘格平？于是，他曾经派人到山西，秘密通知刘格平注意安全。这一次，他来到北京，关锋决定立刻见他，并把这个想法报告了康生，约他一同接见。等康生同意后，他马上派人去接刘格平。　　刘格平虽然很疲劳，但毫不犹豫地上了车，汽车直驶钓鱼台。　　不用指教，他就很清楚地理解了中央文革这两位要员接见自己的用意。他深深感觉到，他们的矛头正在指向刘少奇及薄一波、安子文，看来是非要置他们于死地不可了，没有半点犹豫的余地。他暗暗高兴，这一招用对了。过去想揭开此事不敢说，现在通过中央文革的手来报复他多年的宿敌要比自己出面顺当得多。　　“我真没想到当叛徒可以升官，而且是升大官。”刘格平说，“我早就想向党揭发这件事，但他们一直不让我讲。他们借故迫害我，把我贬放在山西，目的就是为了封住我的口。我现在可以讲话了，我要……”　　“格平同志，你不要激动，慢慢讲，讲细一些，而且尽可能地要准确。”　　刘格平一抬头，看见对面的康生面容憔悴，一副老态龙钟、疲惫不堪的样子，那度数很深的眼镜后面，一灰眼睛射出警惕的光芒。他明白了，此刻说话要有根有据，不然很难说服这位经验丰富的审干专家。光靠自己不行，必须找到他的老战友韩培义及其他证明人，而他们在哪里呢？　　关锋说：“你不要激动，就从你被捕讲起好吗？”　　“好，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是否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凡是被捕的很少有人能保持自己的贞节而不作半点对不起党的事。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我应该向党揭发一点关于我所知道的薄一波、安子文等人鲜为人知的历史。我在１９３４年，曾被国民党关押过。那时我已２０多岁。在北平反省院，也叫草岚子监狱，在那里受尽了非人的折踌。我说的你们如不信，可以问韩培义同志，他知道这没有一点假话。”　　虽然刘格平说话罗哩罗嗦，但他的话还是使康生暗暗吃了一惊。他听说过刘格平曾经被俘，但不知道他竟与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等人同关一处，根据他的经验，凡是同一牢狱出来的难友都具有某种深刻的特征－－不是同生共死的患难兄弟，便是视为寇仇的切齿冤家。于是，他表现出了很大的耐心，一再嘱咐他说得详细一些。　　“１９３６年１月，”刘格平喝了一口茶水，咂咂嘴唇说：“我被送到北平反省院。当时里面有六七十人，分为南监、北监。前面有办公楼，后面可以放风散步。南北监之间有岗楼，不叫两面的人见面，每边最多装５０人，房子面积很小，人挤得都不能翻身，平时每五六个人一间房。国民党狱头有一种敲诈勒索的欺骗天性，为了达到卑鄙的目的，他们什么手段都拿得出来。”说到这里，他看见康生和关锋皱了一下眉头，他们关心的不是这些。　　他便转了话题说：“和我一起去的共３０人，大部分在北监，也有几个在南监。那时国民党军法处经常给做工作。方法很多，有的用钱收买，有的封官，有的把母亲、老婆、儿子等亲人叫去，设法叫你叛变。开始只有少数人叛变。”　　“你把他们如何叛变的情况说一下。”关锋说，“他们写反共启事相互之间酝酿了吗？”　　刘格平闭上眼睛思索了一会说：“敌人的反省政策是从１９３２年、１９３３年开始的。以前抓住就杀，后来采用了‘反省’政策，登报反共。我原来在外工作时，凡是登报的都是叛变，就不是党员了。在狱中有的想出去，我们就不和他接触，不理他们，想法孤立他们。”他又喝了一口茶杯里的水，凑过身来，发红的眼睛盯着他俩。“１９３６年秋天，南监有人可能是殷铿，要登报出去，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不出去。’他说：‘可以不写反共启事’。开始他就对我说了声明的前几句‘因年幼无知交际不慎’等等，看来他们和薄一波早已酝酿，那时狱中争论虽也很厉害，但跟我联系不多。南监的支部书记殷铿在苏联住过，后到德国医院看病，被发现是党员，后来被处死了。薄一波派人找我联系说外面组织已批准，让我们出去。我坚决反对。开始大多数人是抵抗的，逐渐薄一波、安子文他们便把我叫作顽固的钉子，我反而受孤立了。第一批出去以后，他们就来信号召说什么外面很需要人，进行反共宣传。这样出去的人就多了，原来抵抗的就不抵抗了。到七七芦沟桥事变时差不多就都出去了，留下的也不过３０来人。我反正不写反共启事，那时在狱中不反共时刻都有被处死的可能，而出去的人又闹得很厉害，写信动员。而我的态度很明确，一坐到底，决不怕死。”　　关锋对康生说：“格平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芦沟桥事变后，他们在监狱展开斗争，要求按释放政治犯的条件释放他们，敌人说要对他保护，实际上又把他送到第一监狱重新坐监，减刑为１０年，１９４４年期满出狱，实际坐牢１０年零３天。”　　康生说：“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名节，虽然受了点苦，但换来了今天的甜，对不对？”　　“对！”刘格平对这个赞赏高兴得满脸放光，“当初我正是为这一点才信心百倍地坚持下来的。我出来以后，到了解放区，才知道凡写反共启事的大部分都改名了，在狱中高仰云叫小高儿，安子文叫徐子文，薄一波叫张云璞，其他人也不叫他们坐监时的名字了，有的还担任了重要工作。我以为他们是什么特殊情况，组织批准了，又经过多次整风、审干等运动，没想到他们有反共启事，更想不到他们把这个事竟隐瞒起来了。当时，凡是正常释放的同志，是党员要和组织联系的必须有介绍信。北监出来的人由我开介绍信，介绍信也是暗语代号，一般是：某某兄弟出去了，到你处去，请你好好照顾，他身体不好等等。底下留款也是代号，上级狱外组织一看就知道了，凡是写了反共启示的我是不开介绍信的。”　　康生微微笑道：“你可不知道他们早已写了反共启事而且登了报，这些人出去以后仗着刘少奇的支持，他们当然不需要你介绍喽。”　　关锋说：“你只管得了不叛变或小人物叛变，管不了他们那帮大人物喽。”　　“看来，很多人都服从了他们的叛变指令，只有少数人抵制住了。”康生说。　　刘格平马上点头：“不错，是这样的。在狱中，开始我们坚持斗争时是一致的，但在出狱这个问题上就产生分歧了。最后多数人不同意那样出来，后来由于出去的来信动员，多数人就动摇了，陆续有人出去，我们从多数变成了少数，他们把我看作是顽固分产。直到解放后，他们还对我实行打击迫害，把我视为异己，弄到山西实际上等于流放。”　　“你的这些情况我们部清楚。”关锋说，“中央文革很重视这些问题，马上派人进行了调查，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会很快拿出结论来的，至于你的工作问题，中央文革的态度是，你回去以后和广大造反派们站在一起，积极投入到批判资产阶级运动路线的洪流中来，这是革命领导干部面临的唯一出路。你觉得怎样？”　　刘格平悦：“我听中央文革的，坚决按照毛个席的战略部署，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和山西的革命左派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送上刘格平后，康生开始了长时间的思考。他很熟悉那个时代的历史，知道薄一波的这些活动是刘少奇支持或决定的。而且是在党的七大和八大的审干中，他就接触过这些材料，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他秘密派人查到了１９３６年北平的报纸，找出了这年８月３０日刊登在《华北日报》上的反共启事。看了材料，就对傅一波他们产生了一种憎恶的感情，并研究了他得到的一切情况，尽管少得可怜。根据推测，干这种事的人至少有６１个，也许还要多，可是，天哪，千万别再多啦，把这几个定为叛徒把他们彻屁打倒已足够艰难的啦，要是再多几十个的话，那就可以说有无穷无尽的麻烦了。甚至会牵连到许多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不错的人，他们中的一些绝对忠诚可靠的人就会呆不住了，如果这样，中国共产党会变成什么样的党呢？　　就在９月１６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究竟他请示的是谁？是哪个中央？应该彻底查清。最近我找人翻阅了１９３６年８、９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随信附上有关报纸影印件，请主席定夺。”　　足足有一个月，毛泽东没有任何表态。　　康生沉不住气了，把信的底稿让江青看，江青伸手点点他的信说：“你呀，真糊涂。你用‘怀疑’二字怎么能让主席表态呢？主席要的是确凿的事实。据我看，刘少奇干这事肯定请示了张闻天，可以派人向他调查嘛。”　　康生恍然大悟，对江青的提议大加赞赏，立即派人以中央专案组的名义进行调查。　　很快，调查人员回来了。　　康生迫不及待地听取汇报，亲自阅读张闻天写的情况说明：　　“……刘少奇初去北方局，大约１９３６年春的样子，他给我写了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信的全部内容，我现在记不清楚了。约略记得是，北方白区工作干部极缺，抗日形势迅速开展，急需解决干部问题。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不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他信中提议即办此事。他信中特别表示急迫，因为他说如下早办此事，日本人占领平津后，就不能办了……”　　康生看到这里，抬起头问那两名调查人员：“当时张闻天在哪里？”　　“在延安，当时他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康生哼了一声：“那他也代表不了中央，他们这样做，完全是背着毛主席干的。你们难道没问他，他请示毛主席了吗？”　　“问了，他说没有。”　　“这不就得了，我就断定他没有请示。”康生说完，低下头继续看那封材料：　　“……刘少奇要我赶快答复并要交通员等着把复信带回去。此外他还附带寄来了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觉得不要什么代价一下就可以解决当时确实缺乏的工作干部问题，岂不很好，所以我就没有经过多少考虑，就复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至于监狱中的干部到底是谁，有多少人，表现到底如何，‘简单手续’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一直是不知道的。刘少奇的信，我以后交给什么人看了，我现在也记不清楚了。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以后在中央什么会议上或同中央什么人谈过没有，现在也记不起来了。至于刘少奇以后如何隐体处理此案，如何分配出狱干部，出狱干部做了什么工作。我都没有过问。他们的名字和职务，我一直知道的很少。后来在‘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上和中央整风审干运动中，又如何审查了这批干部，特别对他们的‘假自首书’的内容。是否审查过了。刘少奇当时对此做了什么解释，我现在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参加这方面的工作，也没有在中央做过干部分配和审查的工作。”　　张闻天当然在他的材料上签了名。　　康生对这份材料很满意，他本想在上面批几句话，后来终于停住了。他觉得现在需要进一步获取证明材料．揭开其中的奥秘和盖子。只要条件成熟，将这些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必然会同意他们的作法。　　想到这里，康生对那两个人说：“情况都己明白，我们要扩大战果，将以刘少奇、彭真、薄一波为首的叛徒网彻底剔开，砸烂，你们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将所有叛徒网的人都隔离审查，依靠那里的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把他们的问题彻底查清。一定要保证这个专案的彻底胜利。”　　那两个人接受指示后，行动去了。　　康生冷笑一声。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毛译东正在第六次接见红卫兵和外地师生。　　广场的喇叭里清晰地传出林彪那拖腔拖调的声音：“……毛主席是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总是同群众在一起，充分地信任群众，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全心全意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毛主席给全党同志，给青年一代，树立了最光辉的榜样……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水火不相容的。只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这条路线的影响，才能正确地、完全地、彻底地执行毛主席的路线……”　　天安门城楼上，身穿草绿色军装的毛泽东，凝目观望着广场上数十万密密麻麻蠕动的青少年，还有东西长安街大道两端排列着两行的近百万红卫兵，心头浮起各种复杂的心情，自豪？激动？还是忧虑？遐想？他不时地挥起手，向根本看不见面孔的那些人群频频招手。　　城楼上的领导人门部站在已经标定的位置上，观看着这种万众欢呼的热烈景象。其中就有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他们竭力显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和城楼上的其他熟人打着招呼，但身居高位或熟悉内情的人试图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刚一走过来，立即闭上了嘴，同时像躲避瘟疫一样为他们让路。倒是许多由高干子女组织的红卫兵们涌上去，争着和他们握手。身穿军装的刘少奇从热情的小将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响，禁不注滚出激动的泪珠。　　江青发现了这种现象，探着身于招呼张春桥，厌恶地朝着刘少奇撇了撇嘴，又去招呼其他人。　　“你看刘少奇多么个不自觉，犯了错误也不靠边站，竭力想扩大自己的影响，继续同我们相对抗。”　　“我已经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休息室早聚集着部分走资派，我总觉得他们在搞秘密串连。”　　“你看陶铸多么下贱，见了邓小平就像见了他的老祖宗，亲热得不得了，他们的关系很不正常。”江青说，“要注意取得他们破坏运动的证据。”　　张春桥说：“１０月２５日，中央组织部的一些左派组织起来，要到中南海向毛主席和党中央送决心书，表示要坚决揭发斗争刘少奇和邓小平。陶铸闻讯急忙坐小车赶到组织部，大谈刘、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党中央反对对他们采取过火行动等等，阻止左派们的行动。”　　王力凑过来说：“陶铸这话说得多呢，几乎见人就说，在中宣部多次宣传这些观点。”　　张春桥哼了一声：“他对这些最感兴趣。”　　江青变了脸：“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报告毛主席？毛主席根本不知道这些情况，《快报）组失职呀。这是严重的失职！”　　哦，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进来了。　　谢富治在前头维持着秩序，招呼城楼休息室上的人给他们让开座，毛泽东迎着休息室里的各部委领导人们投来的各种各样的眼光，径直走到他们中间，和熟悉的人们握着手，偶尔说几句打趣的话：　　“祝你们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可别弯着腰再混过去哟。”　　“瞧你吃胖了．无所事事，怕见群众，这一段躲到哪里去了？群众到处揪你哟。”　　“别怕，怕什么？共产党人还怕见群众？”　　毛泽东正和一些人交谈，听见红卫兵有规则地齐声唤呼：“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一阵欢乐的歌曲响起，伴随着这种激烈的、火热的口号声，陶铸兴高采烈地进来，走到毛泽东身边：“主席，红卫兵们见不到您，停留在广场中央不行进了，你得出去一下，不然会挤死人的。”　　毛泽东瞟了他一眼：“你们那么多人，完全可以取代我嘛。有刘少奇、邓小平在外面还不行么？”　　“不行！不行！中国这艘巨轮离不开您啊！”陶铸毕恭毕敬地走到桌前，将毛泽东小心翼翼地搀扶起来，不知是出自什么原因，毛泽东却使劲推开了他，然后自己大步走出休息室，重新回到观礼台的中央。康生不失时机地靠在林彪身边，似乎在向林彪说什么，但旁边的毛泽东完全能听清：　　“看来，彭真、薄一波叛变的问题彻底清楚了。”康生的嗓门很高：“薄一波早在１９３０年在天津第一次被捕时，阎锡山便看中了他，仅６个月就释放了。１９３１年薄一波在北平第二次被捕，经第二监狱转到伪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到１９３６年，阎锡山看到时机成熟，便派遣其亲信郭钜才，大特务头子梁化之携带巨款和亲笔信，到北平进行上层活动，郭、梁找了大军阀宋哲元，一起保释薄一波。所以，我看这个人的行迹十分可疑，应该彻底审查！”　　谢富治凑过来，也说：“南方的叛徒比北方那些人更甚。在苏州反省院里，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国务院二办主任徐迈进、高教部的卢正义等大小叛徒，也完全接受了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和陈立夫的《唯生论》，公然声称：‘共产主义不适宜中国的国情。’他们在伪院方主办的《反省》半月刊上，还发表了大量反共文章，宣扬叛徒哲学，污蔑阶级斗争。卢正义所写的反动诗《转变》就是一个铁证。在浙江反省院，有一个叛徒竟把我们的党组织包括周恩来同志的代号全部出卖了。”　　毛泽东转过身来问：“他们全是根据少奇同志的那个指示吗？”　　“那还不是！”康生拍着口袋里的材料说，“我们已取得了相当多的证据了。足以说明一切问题。在所有的敌人中，叛徒这种敌人是最可怕的！”　　“哦，叛徒！叛徒！”　　陈伯达对这些谈话并不感兴趣，尽管他并不在谢富治安排的保密圈之外。他的眼睛，不断地在观礼台上那群漂亮的红卫兵身上转悠。他很欣赏这些思想单纯、天真烂漫、幼稚且可爱的青年人，这些极平凡、极普通、极随便和极幸福的人。他们无忧无虑，不考虑别人会揪他们的辫子和把柄，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呼喊他们要喊的口号。　　谁也没有看到，陶铸一个人来到观礼台的东侧，在人群中找到了惊魄未定的薄一波，把他拉到了一边，悄声说：“有人正在想方设法地整理你的材料，要置你于死地！”　　“我猜得不错。”　　“这是一次很难预防的行动，我看你还是到广州躲躲去吧，那里目前还安全。”　　“我也是这么想的。”　　陶铸叹了口气：“周扬同志患癌症在天津开刀才不久，这次又要被左派请回来接受批判，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我让汪东兴给他找一个比较安静点的住处，比如王明住过的房子让周扬住几天都遭到了拒绝。唉，我的日子也难过哪。那个女人一天到晚找岔子！”　　“到了现在很不好办呢！”　　“主席让我和谭震林去中南及华东地区视查，还不知是什么意思呢。”他又叹一口气。　　　　　　　　　　　　　　 三十一　　谢富治是毛泽东亲自点名兼任公安部部长的。如果仔细打量一下这位将领，他各方面都给人一种金属感，魁梧的身架，略长的脸膛，一头刷子般直楞楞向后倒的头发，浇铸般的脸腮上很少有笑容、浓黑的卧蚕眉下，嵌着一对明亮的、炯炯有神的眼睛。　　在天安门西南边，穿过长安街，有一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院落，这里便是公安部所在地，这里聚集着经验丰富、有着十分精彩的传奇经历的反问谍专家，而且等级也很分明。但是，中央最高层的人几乎都知道，这里并不算涉及安全事务的真正决策地，而且谢富治每天也并不到这里上班。　　此刻，他正在大会堂临时性的办公室里，谨慎地审阅着一起又一起令他格外棘手的案子。他称得上是一位整肃国内敌对势力的专家，他从一封封用红字印着的“绝密”大字的文件里，看到了当前浓云紧罩着的复杂风云。　　“１２月１日，林学院关启在辩论会上公开散布：‘中央文革产生不符合《十六条》。同日，学院出现《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公开信》，恶毒攻击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第二天，关启又到解放军报社接待站反映意见，认为中央文革小组多数成员都犯了挑动群众斗群众和包办代替的方向性错误。他声称，已联合了５０多所学校，要求中央解散中央文革小组。与此同时，这个学院又贴出《看中央文革小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闹革命》的大字报，他们还在天安门前两侧观礼台上贴上大标语：‘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标语。　　“１２月４日，清华大学贴出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的路线性错误必须批判》，还出现‘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第２天，北京２３个学校的４５名学生又在那里集会，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员、京工附中学生邹建平等人爬上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报纸刷下了一条大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他们还多次冲到北大、清华，预谋围攻聂元淬、蒯大富等革命左派。　　“１２月９日，清华园贴出《给毛主席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叫嚷‘１０月３日之后，北京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同日，‘捍卫团’在红星影院集会，会上有人呼喊‘刘少奇万岁’的口号。与此同时，北大出现了一张署名为‘虎山行’的大字报《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内容极其反动。它说：‘文化大革命的运动阴暗面很大，许多人厌战情绪上升，群众中对立情绪日趋严重，又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的严重事件；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的关键。’这张大字报还气势汹汹地质问：‘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就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头！’……”　　谢富治是个标准的政治家，他跟党内的大多数人一样，不允许任何人给他的国家和领袖“抹黑”。他知道，对这些真正攻击中央文革的极右分子，是绝不能给予任何同情和纵容的，必须坚决打击：但这种打击的具体办法是什么呢？是抓？是逮捕？是判刑？还是一般批判？他有点拿不准了。　　他把这些被称之为“敌情动态”的东西，叫人打印了五份，直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江青，他自己留了一份。发出去几天后，没有丝毫动静。他猜测，可能永远不会有反应，但中央肯定会有措施。如果采取措施，中央肯定会命令他操办的。　　一个月亮的银辉洒满大地的夜晚，江青给谢富治打来了电话。她那和蔼可亲的声音一反常态：“富治同志，那些材料你还记得吗？对了，毛主席、林总很重视当前的动向，把它定为有组织、有预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你的分析很有道理，很可能是刘邓那些人在背后支持或者他们的人策划的。哦，我看我们应该公开予以反击。别忘了咱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啊！是么，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