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的要害是什么？”　　“打击左派，保护黑帮。”张春桥咬牙切齿地说，“主席反复讲放手发动群众，目的是充分揭开被他们捂了又捂的盖子，而他们设置一条又一条的清规戒律，矛头却完全是对着左派的。你看才斗了一次黑帮，他们就心疼得肉跳，迫不及待地要整‘反革命’或‘小游鱼’这不是要转移方向，专整左派吗？这和彭真要整左派的风有何不同？”　　“不过，我看赫鲁晓夫对彭真是很恨的，五月政治局会议毛主席让他主持，小平宣布开会，我就感到了主席的决策非常高明。”　　张春桥这时精神焕发，满脸放光，他说：“这正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机谋之处。主席让他们在北京开会，自己留在南方调兵遣将，就是防止他们搞政变。康老负责印刷５１６通知时也动了脑筋，怕在中办印刷厂印会泄漏机密，让彭真一伙得到消息，故意在开会前才交到公安部印刷厂印刷。现在主席让我们起草文化大革命的文件，而且让我们绝对保密，我看就是对着中国那位赫鲁晓夫来的。”　　对于姚文元来说，再没有比今年５月４日至２６日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更为令他惊心动魄和震悸不已的事了。那是他第一次参加中央高层的会议，而且是面对面地和彭真、陆定一展开斗争的会议。在他看来，那次会议毛泽东安排得非常巧妙。整个部署是按照４月杭州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进行的。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却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充当联络员的角色。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有关人员约８０人。会场警备森严、极其机密，来往的车辆都要接受特别检查。彭真、陆定一被通知参加会议，当然坐在了被告席的地位。　　会议一开始，叫“介绍情况的座谈会”，由康生、张春桥、陈伯达讲话，清一色地揭露彭真如何对抗毛泽东关于批判《海瑞罢官》的一系列指示以及彭真、陆定一等人搞二月提纲的错误，并展开了激烈的批判。特别是当陆定一发言时表示他不了解他老婆写匿名信的问题时，林彪拍着桌子大骂：“你天天和老婆在一个炕上日吊，你能不知道？我想起来就恨不得枪毙了你！”　　三天座谈会一结束，会议转入讨论《中央通知》，会议的主持人实际上变成了林彪。提到对毛泽东的指示贯彻不力时，政治局常委都作检讨，唯独他没有。康生明确他讲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层层剥笋，一直挖出修正主义的老根。按照分工，周恩来主持对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田家英四个小组的审查、批判部署，但很多事康生直接插手。　　所以，５月１９日上午，彭真被迫站起来检查，刚讲５分钟，在说多到“至于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罪恶活动，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至于我同罗瑞卿、同陆定一有没有反党的联系，请中央审查”时，康生马上站起来吼道：“你说这话本身就是反对中央的通知，你口口声声说拥护中央这个决定，决定里有一段毛主席亲自加的揭露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的话，那就是针对你说的。这是最要害的，是通知的主要内容！林总昨天特别发挥了主席这个思想。你又怎么回答呢？你实际上是尖锐地同党、同主席、同林总对立！”　　没等彭真答话，林彪就说：“其实你彭真是做梦也没有忘掉搞政变、想杀人！”　　刘少奇也说：“彭真一贯反对我，是对我耍阴谋、搞诡计的。”　　整个会议紧张极了，连姚文元这个旁观者都出冷汗，也许，有那么一天他们也会临上这么一天，杀头、坐牢、老婆离婚、开除党籍，这难道是革命者非准备不可的吗？说不怕，怎能不怕？不过，只要言听计从地紧跟毛泽东，这些事是不会摊在自己身上的。也许，这一切果然全凭上天的旨意，他们总有一天会在自己的职业中殉职的，这也许是命中注定。不过，他感到不解的是，林彪这个人很特别，会议中他异常积极，他的发言一下子成了会议的基调。但是，政治局常委会他总是不参加。会后的活动，他也啥事不管，老给人一种云里雾里的形象，神秘得很！　　“文元，思想开小差了吧？”张春桥笑眯眯地说，“江青同志没有亏待你吧？是她亲自向毛主席保荐你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直到昨天，老夫子陈伯达还向江青嘟哝：‘姚文元讲进小组会给人留下把柄，他父亲是叛徒，一旦让反对派攻起来不大好。’江青火了，瞪了他一眼：‘你父亲是什么人？如果我们连不唯成份论的政策都把不牢，还怎么带领大家干革命？’一下子把他弄了个大红脸。”　　这下，把姚文元的思路拉回到现实中来了，他感叹地说：“知遇之恩终生难忘，我这一辈子是下定决心跟着毛主席、跟着江青走的。”　　“可是如果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们都是要吃家伙的。”　　“总不至于被逮捕吧？”姚文元忍不住嘲讽地问。　　张春桥笑了：“也难说，连江青同志都作好了杀头、坐牢、饿饭和与毛主席离婚的准备。”　　姚文元吓了一跳：“真的？”　　“这是她亲口给我讲的。”张春桥那双锐利的眼睛始终在他脸上横扫，“怎么，吃政治这碗饭不容易哪，不冒险不行，不准备走艰苦的路也不行，革命是你死我活的大搏斗，光想升官发财可是不行哟。”　　几句话说得姚文元不好意思了。　　“好了，好了，我们不说遥远的事了。”张春桥说着走过去拍了拍姚文元的肩膀，“跟着毛主席，我们一定会不断胜利的。现在，我们最要紧的是见一次毛主席，亲自谈谈我们对北大简报的看法。这会帮助毛主席作出英明的决断的。”　　恰在这时，在他们谈话的这问屋里的电话响了起来。　　张春桥奔过去抓起话筒，他听了一会，并用标准的山东腔作答。姚文元从桌子那一边半闭着眼睛看他。　　“太好了！”张春桥兴奋地放下电话，走过来握住姚文元的手，故作神秘地说：“正想见毛主席呢，谁知毛主席也想找我呢，你看巧不巧？你知道刚才是谁来的电话？”　　姚文元莫名其妙地眨巴着眼睛问：“谁？”　　“江青！”张春桥说，“江青最近也收到不少材料，说北京大专院校的学生们都闹起来了，公开反对工作组。听说６月２１日清华大学有位２０岁的学生叫蒯大富，他公开写了一张大字报，说：‘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这等于向工作组下了战书。这个学生已引起了江青同志的重视。”　　姚文元轻轻“哦”了一声，眼睛眨巴起来。　　　　　　　　　　　　　　　　六　　“清华大学是刘主席的点，我们一定要把这里的工作搞上去！”　　“王光美同志是工作组副组长，大家都要尊重她，照她的意见办，她的话就是刘主席的话。”　　当清华大学出现了势头凶猛的反工作组大字报及其他活动时。叶林用这两段话结束了他在工作组核心成员会上的报告。　　三四天以前，一辆高级加长红旗轿车开到了清华大学附近，坐在前面的一位年轻秘书模祥的男子下了车，走到轿车尾部，取出一辆小型飞鸽牌自行车，很快从轿车里又钻出一位身材修长的中年妇女，她剪发头，鹅蛋型的面孔上浮出笑容，一笑就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她接过自行车冲那位年轻男子笑了笑，将衣服往下拉了拉，骑上自行车进了清华大学的大门。　　到了工作组办公室门口，正巧碰上刚出来的叶林，这位军队干部怔了一下，立刻认出来了，急忙迎上去：“哎呀，想不到您骑自行车来了，这种精神本身就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光美同志，快进办公室吧！”　　不错，来人正是王光美。　　她跟着叶林进了办公室，随后和各系工作组的负责人见面，再接着由她传达了刘少奇对文化革命的若干指示，随后听取各工作组组长们的汇报。　　“现在，反工作组的声浪基本上得到了控制，但有几个代表人物是死硬派，其中最顽固的是蒯大富。他是化学工程系三年级学生，今年２１岁。父亲是江苏省滨海县的一个农民，祖父是新四军战士，父母都是４０年代的共产党员。对这样一位青年堕落成为右派势力，我们很难过。”　　“这不奇怪。”王光美说，“根正苗红的好人最后变成反革命的例子多得很，这样才能从实质上理解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这个叫蒯大富的学生我早就听说了。他连薄一波同志都敢顶，薄一波是国务院副总理、工交党委第一书记，他于６月１９日代表中央和蒯大富谈话，苦口婆心地劝他认识错误，他就是不听。现在公开提出要夺工作组的权，怎么办呢？我看只有斗争，发动群众批判他，把他搞臭。”　　叶林和工作组的人都大为惊诧，虽然王光美刚刚报到，但整个清华运动的形势她早已成竹在胸了。　　于是，叶林亲自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号召大家开始反击蒯大富这些人的反革命行为，他说：“李雪峰同志在市委工作会上说，一个游鱼三尺浪，现在反工作组的波浪中都有这种右派游鱼在活动。为了使文化革命能够健康地搞下去，我们必须集中一段时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抓‘游鱼’运动。在清华大学，就是开展反蒯斗争，一定要彻底地把他斗倒斗垮斗臭斗彻底！”　　工作组一声令下，许多师生员工立即闻风而动，将蒯大富等人揪出来批判又批判，斗争又斗争，其中有一名学生自感前途绝望，上吊自杀了。　　这下，整个学校内外议论纷纷，对工作组不满的情绪骤然而升。　　王光美秘密回到中南海，和刘少奇商量下一步的对策。　　刘少奇不主张对反工作组的人心慈手软。他看出全国到处都有人反工作组，绝非偶然。６月２０日，自己女儿刘萍萍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两个叫陈永康、何芳芳的学生，写了一篇《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里面写道：“工作组的老爷们，你们有什么资格代表党的领导？你们对学校情况一无所知，凭什么下车伊始，指手画脚，大发议论？我们要正告你们这些工作组的老爷们，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唯一准则，谁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后台有多大，他的魔爪有多长，他的伪装多么隐蔽，我们都要把他揪出来，砸个粉身碎骨。”他气得拍着桌子连声大骂，这明明是变看法子分裂党中央的语言嘛，如果容忍这种现象，整个运动就会转向！　　他将刘萍萍和师大一附中工作组的负责人召到自己家里的办公室内，准备接见，就在这时，王光美也回来了。他稍微了解了一下情况，决定和他们一起谈话。　　除了家里的人，工作组那几个军队干部都东张西望，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到处打量他的家庭摆设。跟喜欢雍容华贵、奢侈豪华的某些常委不一样，国家主席以艰苦朴素而出名。家具都是古色古香的白桦本，没有装饰，经济实用，除了公家发的腥红色地毯外，客厅里还挂着齐白石的几幅画。那里有两个檀木桌子，周围是几个椅子，靠墙壁摆着几个沙发，他们没得到允许，谁也不想坐下来。王光美认识他们，他们也点头打招呼。　　“敌人出洞了，北师大第一附中的这两个学生其实就是小右派，这两条蛇出洞了，你们消灭他们就容易了，要把他们贴出来的大字报作为最典型的反面教材来讨论，然后发动群众斗争他们。”刘少奇那已出现寿斑的脸上呈现激动色，手指在空中不住地点动，好像那两个学生就在他的屋中。　　王光美喜欢恰到好处地插话：“同志们应该想一想，为什么有人在这种时候目标一致地反对工作组，我怀疑有后台。”　　“是的，是有后台。”一位工作组干部说。　　“有什么线索吗？”刘少奇问。　　“还没调查清楚，他们经常外出串连，传播小道消息。特别是清华附中的一些学生，在５月２９日就秘密组织了一个组织，叫‘红卫兵’。在他们影响下，６月初，北京地质学院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北大附中、北京第２５中学等校的学生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红旗’、‘东风’一类的组织，没有后台行吗？”　　刘少奇显然大吃一惊：“这无须多加解释，明明是非法组织嘛。我们既有学生会，又有共青团，还成立什么‘红卫兵’？我看这纯粹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要不要解散他们的组织？”　　“当然要！对一些反动骨干要抓！”　　“抓？谁来抓？”　　“工作组先审查，把他们隔离，然后再由公安机关出面侦察。关键是要证据。”刘少奇说。　　一提“证据”，那几位工作组的头头像想起了什么，马上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叠材料，说：“证据大多了。他们的红卫兵除了发宣言、贴大字报外，还印了不少小报。他们公然鼓动造反，写了一篇《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鼓吹这种谬论。”　　“什么？造反精神万岁？乱弹琴！”刘少奇把桌子一拍，震得上面的东西乱跳。他接过工作组头头手里的那些材料，王光美赶紧给他递过去眼镜，他戴上眼镜把材料铺在桌子上，轻声读起来：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　　刘少奇看到这里，摘下眼镜往桌子上一扔，连声说：“完全是胡说八道！完全是胡说八道！这种极左言论是歪曲毛泽东思想的！”　　王光美接着往下念：　　“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六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　　“有些大胆的反对造反的人，今天突然变得惯促起来，絮絮叨叨，吞吞吐吐，什么大片面了呀，什么太狂妄了呀，什么太粗暴了呀，什么太过分了呀。　　“这统统是谬论！要反对就反对，何必羞羞答答的呢？　　“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情’呀，什么‘全面’呀，都滚到一边去！　　“够了！不要念了！”刘少奇的脸色涨得通红，激动地说：“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宣战，向我们整个共产党宣战，告诉他们，绝对不允许这样干！对跟着他们跑的多数青少年，是争取教育的问题，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呀！”　　“好，我们反击！”工作组的人一起说。　　王光美用高倍望远镜把１．５公里之外的批斗蒯大富会场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有两三个人骑着自行车来回给她住的楼上传递纸是，而她则通过电话不住地给叶林下达指示。会场上的师生不断地高呼：“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　　她望见有几位学生和教师朝着那位留平头、戴眼镜的小伙子吐唾沫、扔石头。她想，那小伙子肯定就是蒯大富。她记得她刚到清华大学，蒯大富所在的那个班就要开什么会，她很想见识见识这位反工作组的骨干，让工作组通知他们她将要去参加他们的会。由于临时有事。她没有如约赴会，便招来学生们的愤怒。第二天，蒯大富为首的一些人便贴出大字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公开质问：“王光美为什么出尔反尔？莫非要捉弄人一大学生？”　　“简直狂妄到了极点！”王光美气愤地说。　　“我想我们不能听凭蒯大富胡闹，”叶林说，“我们要采取斗争措施。”　　“对，少奇同志指示我们：要对蒯大富当活靶子打，只有把他批倒了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那就斗到底吧！”王光美索性公开了刘少奇的底牌。　　现在，蒯大富果然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她心里顿时产生出一种说不出的舒心解气。她知道，现在反工作组已经成了一股浪潮，不刹住这股风后果不堪设想。按照刘少奇的布置，她要像在桃园搞四清一样，也在清华大学总结一套搞文化革命的经验，以便将来推广全国，指导整个运动。　　无论是她还是刘少奇，都绝对有这个权力！　　事情也真到了令刘少奇难堪的地步。６少ｊ２０日凌晨，地质学院的一名党委常委竟组织一些干部和教师上书中共中央、国务院，用最激烈的语言指责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说工作组“起了黑帮分子们起不到的作用，我们强烈要求要夺回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这可不是普通学生，而是干部们都出来指责、攻击工作组，足够引起震动了。　　陶鲁笳、何长工亲自出马，指示工作组要“硬着头皮顶住”，并公开到地院发表讲话，批评反工作组的人是“闹事”、“围攻工作组”、是“右派翻天”。　　薄一波６月２２日致北京地院的公开信发表，他以领导人的身份说：“工作组是上级党委派来的，它是代表组织工作的。如果院党委有间题，派工作组去行使职权，这就等于夺回了党的领导权。如果有人非赶工作组不可，那势必夺工作组之权，亦即夺党的权，那准来掌权呢、工作组有缺点错误，可以改进，但不可以随便给工作组扣什么‘保皇党’之名称……”　　公开信还没念完，一些入就公开骂起来：　　“放狗屁，薄一波是什么东西，他是不是黑帮还有待考察呢！”　　“他和彭真的关系必须追查，我们不听他的，他倒是应该滚回来，听听我们的！”　　想到这一切，王光美觉得喉头堵上了一团又酸又涩的东西。那多时不曾有过的酸痛感觉，涨满了她的心胸。哦，一股泪泉也像是马上要通过她的眼眶涌流出来。一刹那间，她觉得所有那些出生入死为革命浴血奋战几十年的老革命遭到如此待遇，真是岂有此理！只觉得他们可怜，越是可怜他们，她就越恨那些右派学生，恨不得把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　　“光美同志，有几个学生昏倒了。”　　“你别信他们的表面，他们可会装呢。”　　“蒯大富的团籍怎么办？”　　“他还配当共青团员？开除悼！”王光美不容置辩地说，“对右派的任何宽容都会给革命造成极大的损失。”　　当然，王光美绝对想不到，她在清华大学的这些活动，早被人一一记录下来，密报给正在上海的江青了。　　江青对王光美早就看不惯，在她的眼里，王光美是个卖弄风骚、喜欢打扮，总在各种政治场合下出头露面，到处插手作指示、发号令的政治扒手。　　这时她再次看到土光美在清华大学蹲点的消息时，不禁想起许多人对她讲过的对王光美在１９６３年底至１９６６年春，多次跑到河北省抚宁、新城、定兴等地搞四清时的许多反映：　　“王光美二次进桃园时，在贫下中农大会上公开说：‘这次是少奇同志让我来的，少奇同志让我转达一一句话，如果有人敢于打击贫下中农，你们可以直接找我们，找少奇同志，他给你们撑腰。’有的工作队员要求贫下中农学习毛主席著作，她就气愤地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强加于人嘛，四清是搞革命哩，不是学习。’王光美在四清时搞大轰大鸣，实行武斗。在她亲自安排的定兴县万人批斗大会上，她鼓动搞体罚，有个支部书记散会后没有到家，在半路上就自杀了。”　　“王光美平时大讲要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而她自己到群众家里吃饭则自带碗筷，饭前除了碗筷必须用开水消毒外，还要用从北京带来的酒精球擦干。有时筷于没有消毒，她就把筷子插到社员家里的饭盆里消毒，实在损人利己。她下乡带着柬埔寨的枕头，缅甸的香水，印度的防晒膏，美国的指甲刀，日本的收音机。录音机，苏联的照相机，提兜里装着胭脂口红，自己不抽烟，专门还带些进口烟给人，以示显赫。她的劳动完全是摆样子，到井里打水，前护后送，一副贵夫人派头，丑态百出。在定兴检查四清非常紧张，她放下工作不管，今天当一会儿理发员，明天当一会儿售票员，后天当一会儿保育员，纯粹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弄得满城风雨。”　　“王光美搞四清，从早到晚都有几个保卫人员左右不离身，二次进桃园时，刘少奇指示河北省委派了一个排的武装警卫去保护她。后来，除了有十几个人跟随她到桃园外，在周围几个村都布置了警卫力量，随传随到。对于王光美这样的人物，搞这样大的举动，解放十几年来，在河北省是从来没有过的。”　　江青看着材料，想到人们的这些话，嘴角浮出几丝冷笑：“哼，一个资产阶级分子！”　　江青在上海的别墅四周都是翠绿的青山和高墙，北面有个小型的射击场，那是她的警卫人员练习打靶用的，偶尔她也去打几枪，但命中率很不高。她自我解嘲地笑道：“我亲自打仗不行，但指挥作战却很在行，延安打胡宗南的时候，我亲自指挥了好几个战役。”她几乎每天午休后都要在别墅旁边的游泳池里游泳，尽管技术不行，可她也有一套解释：“老娘游泳是为了锻炼身体，又不是供人欣赏，讲究什么好看不好！”　　看完材料后，江青一反常态地来到射击场，从身旁的警卫人员手里接过一支专供射击用的全自动步枪，端起来连续几个点射，把前面的靶子打得东倒西歪后她才喘了一口气。　　“江青同志今天打的是什么靶？”　　“是政治靶，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一听这熟悉的声音，江青才转过身子来回头一看、果然是张春桥来了。张春桥穿一件短袖白衬衣，背头梳得闪闪发光，那副眼镜后的黑白分明的眼睛里充满一种自信的力量。她摘下射击使用的白手套，扔到旁边的桌案上，甩了一句：“要是前面是那个对手就好了，非打他个稀烂不可。”　　“你看了北京的那些个简报了吧？”　　“全看完了，不看还不生气哪。”　　“我看用不着生气，形势是他们促成的。他们亲手镇压了左派，也将培养了他们的掘墓入。”张春桥用高昂的语气说，“事情正在起变化，毛主席会采取行动的！”　　　　　　　　　　　　　　　　 七　　王力坐在忧心忡仲的康生的办公室里，翻阅着摊在桌上的十几本大字报选，飞快地阅读着。有些内容他只是一目十行地浏览而过。　　“你读仔细点，这些内容在社论中是要体现的。”康生说。　　“康老，彭真的罪行已经很明显了，除了中央通知里的错误，群众的大字报也没揭出多少过硬的东西，大多是千篇一律地重复，我看从里面是找不出什么名堂的。”　　“那么，北京市委机关的材料里呢？”　　“里面揭发的东西有些是事实，有些还有待核实，有些则是些捕风捉影的道听途说，我一看就能明辨出来。”　　康生沉思了一会儿，从他抽屉里取出几页纸来，递给他：“根据少奇同志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发的内容和我向毛主席汇报后他的指示，我总结了几条。这几条我也和少奇、小平同志谈过，他们都同意。根据中央的决定，你就以此写一篇社论吧，以《红旗》杂志的名义发。”　　“要不要点名呢？”　　“我想想，”康生郁郁不欢地说，“目前彭真的罪行材料，全是以绝密文件印发的。有的是很尖锐的，关系到我们党内最上层的许多重要机密，捅出去会影响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