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用微红的眼睛看着这个不苟言笑的总理，说：“你打算怎么个开法呢？会议上发什么样的文件，怎样才能使大家统一认识？”　　周恩来显然已经胸有成竹了，他说：“我建议过了国庆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都是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各部委党组的负责人，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批判刘邓的错误路线。以便肃清他们的影响。建议把林彪同志在８月１３日中央会议上的讲话，国家计委党组《今年１至９月份经济情况》等文件作为会议的文件发下去，以便在此基础上统一认识，促进全党的团结。”　　“还应该把记录红卫兵丰功伟绩的《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筹文件也发下去，让我们的同志都看看，正是革命小将们在运动中挖出了一批潜藏根深的反革命分子，没收黄金１００多万两，这样的成绩有些人是不愿看到呀。”毛泽东慢悠悠地说。　　“可以，就按照主席的指示办。”　　“你召集陶铸、伯达、康生开一个碰头会，把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事先研究一下。会不会发生争论，我看也难说。”毛泽东放下面杯，微笑着说，“因为相当一批人思想还没通，不通就可以吵嘛。”　　“那倒不会，不过意见很可能要提。”周恩来说，“还有个问题需要请示，国庆节的时候，少奇同志的位置怎么安排？”　　“你是和事佬，这件事交给你去办，问题肯定错不了。”毛泽东打趣地说。　　是的，１９周年的国庆节，是在不寻常的政治气氛中度过的，经过周恩来多次协商，并报毛泽东批准，中央领导人的排列顺序是：毛泽东在观礼台中央就站，他左边是林彪，右边是刘少奇，依次把宋庆龄、董必武排在刘少奇旁边，以便突出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副主席。这天。当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周恩来迎上前去，告知他所站的位置，刘少奇迟疑了一下说，“既然我被定为犯了错误的人，还是靠边站些好，我还是挨着你吧。”　　周恩来说：“今天不行，你是国家主席，应该突出一下，不然对国际舆论不利。”　　刘少奇不再推辞了。他等庆典活动开始时，神态自若地站到了毛泽东旁边，轻声说了句：“请主席保重身体。”　　毛泽东只是报之一笑，并没多理睬他。　　等林彪讲完话后，毛泽东便离开他的位置，在天安门城楼的各个方向向被检阅的人民群众招手、致意。这样，他便甩开了刘少奇。因为在这样的场合下，紧跟他的，只能是林彪和周恩来。　　“看来，主席的气还没有消下去。”邓小平到了刘少奇旁边，对着他的耳朵悄声说，“看来，我们的确需要好好检查一番了。”　　刘少奇的嘴巴哆嗦了一下，说：“你可以自己决定一切事，不必和我商量。有责任述是推在我身上好，能解脱一个就解脱一个。”　　“你的想法不错。”　　“你们都可以说成是执行者。”　　“关于这件事，不是你希望我怎么说就能怎么说的。”邓小平叹了口气，“我看出来了，主席和我们之间绝不是意气之争，而是具体方向和路线上的分歧。他不允许我们搞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试验，不允许我们离开他的基本思想。”　　“那就一切按照他说的办吧。”　　“只能有这么一条选择。”邓小平说，“此外的选择没有，对我们来说。如果有的话，那只能是死亡。”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９日下午，酝酿很久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幕了。　　这里常常是召开重要决策会议的地方，会议厅并不是很宽敞的。里面没有更多的铺设，但一排长桌横摆在主席台上，桌面上铺着绿色的台面呢。　　一直到林彪坐在主席台中央时，陈毅才知道今天毛泽东并不来参加会议。他左边照常是周恩来，右边则是陶铸，陈毅眯缝着眼睛盯了一会主席台，才隐约感觉到林彪这个接班人并非是简单的摆设，而的确要掌握很大程度上的实权了。他听到周恩来在问林彪，“主席怎么不来参加会议了？”林彪说：“这两天主席受了点凉，今天不能到会，让我来主持会议。”　　陈毅心里一沉，这小子果然要掌大权了。他早已有一种不安的预兆，预料到这个看上去一阵风就会吹倒的稻草人会红得发紫，但他前头有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周恩来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他不会蹿得太快，没想到这小子竟乘刘、邓犯错误之机一跃而起，成了全国的第二号人物。是福？是祸？人们拭目以待。　　林彪向站在会议厅门口的一位军官打了个手势，让他把黑色文件包给他打开，取出一叠讲稿；这时，会议便开始了。　　“同志们，八届十一中全会开过两个多月了，现在需要我们认真总结一下这一个时期的经验，研究怎么样继续有力地贯彻十一中全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希望同志们联系自己本地区本部门运动的实际情况，切实拿出具体措施来。”林彪那双黑溜溜的眼睛扫视着会场，最后盯住了李井泉，李井泉深知林彪的为人，不禁有点战战兢兢，双手握着被汗水浸湿了的讲稿，朝着林彪笑了笑。“你们西南局的文化革命总是前进不了，需要推动一下哟。主席亲自点名要你作报告，请讲吧，李井泉同志。”　　李井泉马上回答：“我的报告还没有准备好，还是让其他同志先讲吧，我们稍后点讲。”　　看得出来，所有的与会者谁都不想打头炮，谁都想观望一段后再看看风头。　　林彪讲话后，会场一片寂静。　　除了他说过的那些，其他人没有更多的话可说。只有陶铸尽力解释了十六条中的几个有关的政策性问题，一是建议不要再提“保皇派”的口号，二是乱批乱斗会造成失误，强调报纸上点名批判要经过相应党委的批准。他强调各地出现的一些打死人的现象并非是中央提倡的，建议有关领导予以制止。大厅里的气氛很沉闷，没有多少人愿意站起来发言。　　康生发言了。　　“我们开了那么多会议，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冷场过！我看，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应该首先表态，有你们在场，许多人的情绪都受到了压抑。”　　“那么，是否我该退场呢？”刘少奇冷若冰霜地反问。　　周恩来马上回答，“你不能走！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你应该很好地听取一下各部门的同志的意见！”　　可是，又停了很长一段时间，井没有多少人讲话。偶尔发表意见的，也是泛泛而谈，避开错误路线的提法而来个王顾左右而言他。　　“我来说几句吧。”叶剑英站了起来，他看了看林彪和周恩来一眼，以郑重的口吻说，“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一大喜事是确立了林彪同志的副统帅地位，这是一件大好事，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感到了幸福。但既然这样，毛主席为什么还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我看，第一是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为了战备。毛主席说，‘这次运动暂定搞到明年１月，还有４个月。十一中全会后搞了两个月的运动，所以要很好地总结经验。现在备战的任务很重，时间很紧。毛主席和我们几位老帅谈话时，估计可能要在１９６８年前后发生战争。主席说，三线不建起来，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好，而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最好的战备动员，这一点连日本人、美国人都看出来了、打仗就召靠青年，把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就什么都不怕了，你们说对不对啊？”　　大厅最后面，张春桥和江青在小声地议论：　　“这个叶老头子，讲了一大堆活，尽是隔靴搔痒！”江青说，“那些东西、触动不了刘少奇、邓小平半根毫毛。”　　“而且越讲离会议的主题越远，竟扯到战备上去了，其实和战备是风马牛不相及。”张春桥撇了撇嘴巴。　　江青叹口气：“有什么办法呢？都是老丘八，水平就是那么高了，又不喜欢学习，几乎是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只好靠老资本混日子吧。”　　“不能把他们换下来吗？”　　“慢慢来，他们那个层次的人，都是那么一个水平，是一伙子人呢。”　　张春桥考虑了一下，心目中的那些开国元勋们，一下子变得分文不值了。他只觉得自己的地位在迅速地提高，其他人则在拼命地下降着。这种感觉早就有了。中央上层原来也不过如此。　　不仅是他，几乎中央文革小组的要员们都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接连几天，都是这样。　　报名发言的人寥寥无几。原定７天的会议不得不延长了。　　曹获秋在谈到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的时候，重点讲上海市委的功绩。他很少提到张春桥，甚至绝口不谈中央文革，这自然引起了张春桥和姚文元对他的不满。　　吴德汇报北京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时，代表市委检讨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也提到了群众对市委的冲击。他的讲话既没有对运动的抵触，也没有表现出对文化大革命的热烈拥护，仅仅是就事论事，同样使中央文革小组的要员感到不悦。　　新华社负责人熊复的发言，立刻使人感到了一种冲天的怨气，他说：“新华社现有５００多名记者，２８个分社，竟然不能担负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真实情况的任务，还要靠中央文革小组从部队中抽调１００多名军事记者到全国各地了解情况。我很难解释，中央究竟信任不信任新华社？如果不信任，还要这个机构干什么？”　　这一连串的问题，都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虽然不参加会议，但各小组的讨论情况他都要一一问到，甚至连会议的细节都不放过。他清楚，现在的与会者，大多受到了当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猛烈冲击，让他们转变立场，真正和红卫兵站在一起，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他只有凭着自己的威望和权力，来扭转这种局面。也只有如此。　　１０月１４日晚上，毛泽东把政治局常委，各大区的书记和会议各组组长召集到他的住处，商量怎样把会议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　　“看来，原定会议的时间不够了。”毛泽东说，“会议既然开起来了，就只有开下去，开好。既然有些人不那么主动，不愿意自觉，那么我们就在他们的背后狠狠击一猛掌，推他一把嘛。”　　林彪说：“现在有的人连什么是革命路线，什么是反对革命的路线还分不清。”　　“是吗？”毛泽东显得很惊讶。　　周恩来说：“也可能从理论上能说清，但一到实际问题中就划不清了，连我也说不清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那好！”毛泽东将烟头掐到烟灰缸里，那张古铜色的面孔抬起来，很有信心地说，“让陈伯达同志给与会者作一个报告，专门讲一讲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依我看，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跟着谁走的问题。”　　陶铸说：“犯了路线错误的人并不是敌我矛盾，还要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　　“那要看他们改不改。”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之间并没有绝对不变的界限，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历来犯路线错误的人，为首的都难改，当然，我们不希望少奇、小平同志滑下去，所以要帮助他们，这次会议就是帮。依我看，这样的机会不是太多的了。”　　陶铸听得出来，这是毛泽东再给他们施加压力。　　而林彪、陈伯达、康生则从这几句话里仿佛得到了某种暗示，他们可以放开手来，干他们想要干的一切事了。　　　　　　　　　　　　　　 二十七　　１０月１６日下午，对陈伯达来说，是他政治生活中最辉煌的时刻。　　全体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都集中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听取他的重要报告。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你的报告是对两个多月来的运动的总结，集中到一点，就是告诉与会者，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他心跳得很厉害。但是他竭力装出若无其事、沉着老练的样子。很快，他发现他的两个靶子来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几乎是一前一后同时到达的，他俩并不知道陈伯达讲话的内容。这更使这位秀才政治家兴奋，以便出其不易地发起一场进攻，他认为他一定会获得成功。　　陈伯达有了足够的理由证明他的判断将完全正确。　　时间到了。　　当林彪宣布他讲话后，他头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很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宣告失败。”　　他很想领略一下他的讲话所引起的反应，但他很难看得出来。会场里静悄悄的，没有任何人轻易走动，也没有任何人大声说话或发表意见，就连掌声都没有。他只好照本宣科了：　　“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十六条，纠正了前一个阶段的错误路线，即资产阶级的路线。但是，错误的路线，还可以用另外一些形式出现。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的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斗争一直围绕在群众的问题上……”　　刘少奇不动声色地听着，不时地作着笔记。　　邓小平环抱双臂，微闭着眼睛躺在沙发靠背上，好像睡着了，其实脑子还在飞快地盘算着各种对策。　　“……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可是，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他们却是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们在这个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把国民党的‘训政’搬来了。他们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这条错误路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引到相反的道路，变成不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陈伯达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咕咱了一番工作组的错误后，又提出了当前所谓路线斗争的新动向。“工作组虽然撤走了，但是，那些不赞成毛主席路线的人，仍然可以利用职权，用其他形式来代替。例如，在一些学校、机关中，有那样的人，他们完全违背党中央指示的巴黎公社原则，预先指定，暗中操纵，成立所谓‘文革筹委会’、‘文革小组’、‘文革会’，或者是别的什么组织，甚至当各地大量的革命师生来到首都见毛主席的情况下，也有的地方组织一批人跟着前来，宣传自己反对中央十六条的决定，企图打击那些来京的革命师生……”　　一连串的问号在刘少奇脑海里旋转着，他听得出来，陈伯达是指他在清华大学的活动。叶林撤出工作组后，清华大学的师生选举自己的女儿刘涛作为校文革筹委会的主任，他们的许多活动显然又记在了他的名下。把它作为错误路线的新罪行，这能联系得上吗？　　突然，陈伯达全文宣读起毛泽东８月５日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了。而在前不久，即陈伯达８月２４日在北大讲话，周恩来９月１０日在首都红卫兵座谈会上讲话，都说要禁止传抄这张大字报。怎么现在陈伯达又突然在大会上公开这篇东西了呢？　　刘少奇显然又吃了一惊。　　陈伯达话锋一转，沉下脸来大声指责说：“毛主席批评的，就是指刘少奇，邓小平两人。但是，他们至今仍然顽固不化，对毛主席的批评，置之不理，而是你搞你的，我搞我的。这不是资产阶级的本能在他们的头脑和行动中起作用，又是什么呢？”　　要在往常，刘少奇是肯定要站出来说话的，起码要反驳他几句。现在，他忍住了，他知道陈伯达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其实他也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究竟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革命路线的内容，他自己未必就能真上懂得。那声声慷慨激昂的语句把他拉回现实，他从一闪即逝的回忆中又清醒地意以到自己所处的地位，看来，自己一定要面临一场面对面的交锋了。　　刘少奇非常清楚不这样做的后果。那样一来，自己马上要付出可怕的代价，甚至要流血。　　陈伯达很会在大众场合下塑造自己的形象，他不需要那副威风凛凛、冲气非凡的外表，但满篇讲话中却透漏出不容迟疑和逼人的内容。刘少奇和邓小平几乎同时摸到了他讲话中真正值得思考的地方：　　“不久以前，有一位同志给我与信，尖锐地提出问题：‘十六条以前是否全国凡属派了工作组的地方都犯了路线错误？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部在对待大串连、多数少数关系等问题上，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是否都要承认是继续执行了‘反动的错误路线’。”陈伯达下意识地把目光对准刘少奇，含着嘲讽的意味笑了笑，颇有一副权威的风度说，‘我想，这位同志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对错误路线的认识和估计问题，对待消除错误路线影响的问题。我不妨在这里就这些问题，发表一些我的看法。”　　陈伯达仲出指头，在舌头舔了舔，翻开另一页讲稿，很庄重、很严肃，那神态不亚于法庭上的法官给被告人宣读判决书。　　“第一，路线问题，要分开看。一种是提出的，一种是执行的。提出错误路线的，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即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人他们要负主要责任。”陈伯达说，“第二，党内路线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　　刘少奇感到屈辱。　　他下想辩白，他曾经用同样的语言批评过党内一些人，使他们不得不承认了他的批评是正确的，那是种纪律。现在，这些话又被人几乎原封不动地端了过来，扣在了他的头上，他却说不出话来，也许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吧。自己同毛泽东毕竟有过近３０年的战斗友谊，毕竟是相互了解的，他难道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吗？　　“第三，派出大量工作组去镇压乍命的学生，这就是犯了路线错误，没有派多少工作组的地方，或者没有派工作组的地方，如果那里镇压革命的学生，同样是犯了路线错误。当然，其中有自觉执行的，这是少数。或音不自觉执行的，这是多数，这些错误当然有轻重之分。有及时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之分……”　　许多人都很关心这个政策，都注意记下了这些，特别是那些被定为犯了“路线错误”的人，交头接耳，悄声议论起来。　　“第四，区别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是否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认真平反，并且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陈伯达加重语气，两手比划着说，“第五，如果不肯彻底批判错误路线、就不可能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即毛主席的路线。于是，第六点出来了，有些地方，有些同志，在十一中全会之后，还用各种形式，在许多问题上，继续犯路线错误。例如，对待大串连，对待所谓少数多数，对待所谓工农群众、机关干部同学生冲突等等，归根结底，他们都有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的问题。”　　邓小平暗暗觉得可笑，这本来是运动中出现的正常矛盾，怎么把它和错误路线挂在一起呢？而且又怎么能记在自己头上呢？他注视着这一切，倒希望干脆把一切责任都堆到自己头上，越违犯了科学的界限，越能使人们看到了报告人的语无伦次和观点的荒谬……　　陈伯达还在继续滔滔不绝地演说：“第七，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这不是说，执行这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洋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只要自己能够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立场上来，执行党的正确路线，那就不仅可能是二、二类干部，也还可能发展成为一类干部。必须说明，即使原来的一类干部，犯了这种性质的错误，也必须承认犯了错误……”　　对于刘少奇来说，他深知这是毛泽东分化瓦解敌对势力的贯用策略。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威慑面前，即使自己并没有认识到错误，也会违心地低下头了，眼下他们不在乎自己看上去像个什么，而只企盼着能够顺顺当当地过关。对大多数人来说，只要看到中央的这种格局，旋即便作出了自己聪明的选择：先检讨错误，求得和中央保持一致，然后再考虑其他的事情。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最严峻的考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受这场考验。现在还在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今后还将长期考验着我们每个人……”　　不管你承认下承认，陈伯达的这些话都像重锤敲击着大钟，震动着尽一个人的心。　　大厅里，２００多位党的高级干部沉闷地听着这篇高论，没有人讲话，谁也不像过去那样敢小声议论，整整３个小时，他们默默地坐着。　　对于邓小平来说，不管怎样，第二夭终会到来，然后一切又跟头天一模一样；想办法应付过关，听汇报、接受批判、想法子玩玩牌娱乐一下、睡觉。这就是他目前的生活。　　一阵掌声响起，刘少奇抬起头来，又把眼睛抬高了一些，看到了那张轮廓分明、严肃的面孔，最后叹了一口气：陈伯达呀陈伯达，你难道将来就没有翻船的一天么？将来等人们用这种尖刻的语言回敬你的时候，你是什么滋味？　　刘少奇这么想。　　当然，他不会想到究竟在几年后，能够证实他的这种感觉。当然这是政治家的感觉。也只有政治家，才会有这种感觉。　　　　　　　　　　　　　　 二十八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向您报告一个十万人急的重要情况：今天上午，　　我们突然接到所谓中央宣传部的通知，把１０月１６日发　　出的毛主席将于１０月１８日第五次接见红卫兵时的标语　　口号宣布作废，另行发了一个《标语口号》。这个《标语　　口号》里把原先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　　线胜利万岁’一句中砍掉了‘以毛主穿为代表的’八个　　大字，并删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太阳毛主席万　　岁’等四条标语，我们认为，这肯定是有人精心策划，精　　心制造的反革命事件。我们强烈要求党中央把搞鬼的人　　揪出来。我们强烈要求在明天的托调中增加一条崭新的　　标语：“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我们希望党中中　　接受我们的要求。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７日　　毛译东看到这封信时，是１０月１８凌晨３点。再有７个多小时，他将登上天安门城楼，再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小将。他认为，每次接见１５０万人，这是有史以来领袖接触人民的最大创举。　　但是，此刻他愤怒了。　　他让秘书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立即通知在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在５点来到他的住处，召开紧急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