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最顽强”的还是184师。 “难兵集中营”天津，近6万难兵有近1/10为滇籍，清一色为守锦州的原60军184师和93军官兵，辽沈战役被俘释放后，陆续涌来天津的。 对这些像乞丐，又像土匪，更像瘟疫、瘟弹的难兵，陈长捷实在头痛、讨厌，不想管，又不能不管，就把5千多滇籍难兵编为冀东保安第3总队。名为部队，却不发一枪一弹，一天三顿饭只能吃个半饱，实际就是画地为牢，集中关禁闭，免得扰民滋事，也不能再到各处兵营乱窜，到处讲林彪大军多么厉害，给共产党当义务宣传员。 滇籍官兵怨声载道：打仗卖命就要，不打仗就不要我们，当俘虏有饭吃，逃回来受饥寒。 内战还未开打，蒋介石先收拾了“云南王”龙云，又把滇军60军、93军从四季如春的云南，运到冰天雪地的东北，欲借共产党之手铲除异己。鞍海战役中，60军184师火线起义，这是重要原因之一。打内战不惜血本，又是空运，又是海运，把他们弄来这做梦都未想到过的地方，如今成了散俘、难兵，谁还搭理他们？他们又不同于那些操着冀鲁豫湘赣蜀口音的难兵，从东北到滇池，几近中国的一条对角线，关山重重，一双脚板，饥寒交迫，什么时候能到家？还能回到家吗？滇军像其他地方军队一样，素有抱团传统，这也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之一。当了难兵，到了天津，也迅速聚拢起来，像雪球样越滚越大。 把这样一群难兵组成一支军队，其中不乏一种乡情和义气，让弟兄们有个名分，有个着落，安顿下来。也有国民党的死硬分子，要和共产党继续干下去，像杨朝伦等人。二者兼而有之的，也不在少数。 原184师师长杨朝伦，与刘国举直接电呈蒋介石，请求恢复184师番号，发给武器装备。经蒋介石同意后，将这些难兵编成一个建制师，辖550、551、552三个步兵团，并有直属特务、工兵、辎重、炮兵各一营，还有一个通信连，领取步枪300支，子弹3万发，在天津南郊灰堆整训，杨朝伦、刘国举分别任师长、副师长。 鞍海战役时，杨朝伦是184师550团团长，551团在鞍山被歼，师长潘朔端在海城率师部和552团起义，杨朝伦在大石桥假意谈判起义，结果一个团只他带几十人逃脱。一年后在梅河口，重建的184师又被3纵第二次打掉，辽沈战役中又在锦州第三次被歼。算上天津这次已是第四次了，这次可是彻底玩完了。 到12月中旬，由于散俘不断到来，滇籍难兵集中营的184师，已经“发展壮大”到6千多人，形势也越来越吃紧了。陈长捷这才恩准，先后拨给步枪3千余支，轻重机枪150余挺，迫击炮、小炮50余门，各种弹药40余万发，并补充兵员1500余人，成为一个7千余人的半装备师，将其摆放在南开大学、中央医院一带。 陈长捷心头明镜儿似的，把它摆在那里，也就是摆摆样子而已。 天津城大兵少，别说那些警备旅、护路旅和保安团了，就是由其改编的所谓正规师也不堪重用，他们缺乏大战经验，甚至缺乏一般战斗经验，可你讲“大天津堡垒化”、“天津城固若金汤”，或多或少也能稀里糊涂信上几分。这个全是老兵的184师，军事技术、战斗经验没说的，却任是什么也蒙骗不了，他们的战斗经验同投降经验一样丰富，太明白什么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了。 天津攻坚战开始后，184师阵地刚受到侧击，一、二线守军就放下武器。只有杨朝伦精心挑选的预备队，为掩护师指挥所抵抗了一下子，就和他们的师长、副师长一道熟练地举起了双手。 由城南向北打的9纵、12纵，听说攻击地域上有个184师，知道底细的人就说，这个184师有几条命呀，死死活活都多少次了，怎么总也打不死呀？ 大家都笑，这个184师“真顽强”呀？第六章 （九）“一切为傅负责”“武器是军人第二生命，放下武器乃军人之耻！” 按说，在扔下这句“气壮山河”的军人誓言后，陈长捷那颗七上八下的心应该踏实些了，结果却仍是坐立不安，寝食难安。 不过，也不能说一点底也没有，那就是认定“平津一体”，唇亡齿寒，傅作义不会白白地把天津丢给共军——就像郭景云坚信老军长不会扔下35军不管一样。 陈长捷将天津分为三个防守区，西北区以林伟俦指挥62军防守，东北区以刘云翰指挥86军防守，南部地区由94军43师负责，他自己兼任指挥。如此配置兵力，是因为他判断共军将会在城北发起大规模攻势。“博士将军”杜建时的判断，与共产党军队几乎不谋而合，陈长捷自以为是，听不进去。14日凌晨，184师偶然得到准确情报并迅速上报时，调整部署已经来不及了。部署在北面的主力中的主力151师，没有什么作为就缴械投降了。 为了实践那句“气壮山河”的军人誓言，陈长捷又颁布了6条战时军纪： 一、全班士兵未奉命令擅自退却者，准由班长将该士兵就地枪决； 二、班长未奉命令擅自退却者，准由排长将班长就地枪决； 三、排长未奉命令擅自退却者，准由连长将排长就地枪决； 四、连长未奉命令擅自退却者，准由营长将连长就地枪决； 五、营长未奉命令擅自退却者，准由团长将营长就地枪决； 六、团长未奉命令擅自退却者，准由师长将团长就地枪决。 6个“就地枪决”，营长杀连长，团长杀营长，师长杀团长……就这么一路杀将下去，那陈长捷由谁来杀呢？ 1月4日，陈长捷发给各军一个命令：“如果我战死，由兼防守副司令林伟俦继承。”并规定“各级主官如果战死，也要预先指定继承人”。 比之后来的行动，与其说是一种强打精神的死硬，倒不如说是例行公事的装腔作势。更准确地说，则是与那6个“就地枪决”异曲同工地要部下为他和傅作义卖命。 12月18日，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李及兰、总统府参军罗泽闿、联勤总部参谋长吴光朝来津，交给杜建时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要杜建时与3位大员商量，将天津守军撤往塘沽，从海上南退，加强华中力量。杜建时即邀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翰到自己家，两位军长暗示愿意立即行动，陈长捷不同意：如果防守天津部队撤走，将置北平于死地。 当天晚上，唯傅作义马首是瞻的陈长捷几次请示傅作义，傅作义以“待考虑考虑”作答。 陈长捷表示：“一切应对傅负责。” 又拉杜建时到另一室内，情绪激动地说：“如你们把部队带走，我只有自杀！” 又一个“忠肝义胆”。 而当城防突破，巷战快要打到身边时，陈长捷致电北平，回答仍是“再坚持两天就有办法”，他也骂起来：“让我们牺牲，做他们讨价还价的资本！” 杜建时认为，一旦平津间铁路截断，平津就成两座孤城，死守平津是步死棋。唯一的生路是依靠塘沽这个出海口，进可从海上支援，退可从海上撤走。 无论是对共产党军队主攻方向的判断，还是劝傅作义及早收缩兵力，退守平津唐，这位“博士将军”的目光都比陈长捷、傅作义强多了。 还因为派系出身、立场不同，他是蒋介石的人，当然不会想着西去绥远。 自辽沈战役后，国民党大势已去，许多人纷纷出走。杜建时这位中国的第一位“博士将军”，在美国有那么多社会关系，为什么要留在天津束手待擒呢？ 我是蒋介石培植的青年将军，38岁就当了天津市长，对蒋介石是有着较深的感情的。加上我存在着封建的忠孝意识，感到蒋介石对我有知遇之恩，因此应当士为知己者死。 还因为像陈长捷一样存在幻想，想等着北平傅作义的“办法”。 我想假如傅投降，我们也随着投降的话，我就做个老百姓，既不愿在共产党做事，也不愿回国民党做事，就到国外教书去。因为我认为国民党没有前途。我曾在美国留学，我想回到母校去教书，从此离开军界、政界。 12月29日，飞来一架专供杜建时“必要时使用”的小型客机，并要他“严格保密”。 因市内机场跑道又短又窄，飞机着陆时摔到跑道外边去了。一星期后，又飞来一架除飞行员外，仅能容纳一人的小飞机。这当然都是老蒋的意思，老蒋也真够意思。 飞行员每天都问杜建时：走不走？不走就没时间了。 1月11日，即天津攻坚战前3天，杜建时对飞行员说：你走吧，我不走了。 我已经对天津市属各机关下达了指示：不要离开岗位。不让别人走而自己先走，情理不容。 又一副“忠肝义胆”。 12月20日深夜，察哈尔省保安副司令兼张家口市警备司令靳书科，105军参谋长成于念，251师师长韩天春，259师师长郭跻堂，察哈尔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焦达成，在靳书科的办公室召开秘密会议，都认为北平被围，张家口被围，新保安突不出去，彼此支援不上，最终必遭各个击破。 成于念和焦达成说，八年抗战没战死，如今死于内战，太不值得。主张以靳书科代表察省人民，同共产党谈判起义。 韩天春不同意：傅总司令守涿州时，我任见习排长，随傅到现在，当了师长。守涿州那么艰苦都没投降奉军，今天决不能叛傅投共，一切都应以傅总司令的决定来决定我们的行动。 郭跻堂的态度比韩天春还坚定，坚决跟定傅总司令。 靳书科总结：不战洽和是一条生路。但我等随傅总司令转战沙场，傅总司令对我们多年培养教育才有今天，我们怎么能叛傅投共去做他的叛徒呢？ 一口一个“不能叛傅”。 5人都是上党同乡，多年要好朋友，所以不必像陈长捷与两位军长、一位市长那样，都盼着别人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可陈长捷那句“一切为傅负责”，道出的不也是同样的“傅家军”主题吗？ 9月中旬，李宗仁和孙科竞选副总统。蒋介石为拉选票，密令全国国民党员重新登记，限期上报，重发党证，逾期不报，取消党籍。蒋介石任命军官，必须是国民党党员，这是个硬指标，察绥军的军官都是国民党党员。这回傅作义却根本没把这党票当回事儿，故意拖延时间，结果察绥军中的国民党党员均自行脱党。“党国”、“党国”，“党”没有了，可那“国”呢？ 身为地方军政要员、国家命官，理应时时处处为国家社稷着想，可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傅作义——“一切为傅负责”。 八年抗战，他们都曾为国家、为民族冲锋陷阵。忻口战役，陈长捷还身负重伤。毫无疑问，那时候他们是爱国者，可现在他们爱的是什么呢？ 《三国演义》中，刘备不顾诸葛亮和赵云等文武官员百般劝阻，心中只有哥们义气，以倾国之兵讨伐东吴，为关羽报仇，结果被火烧连营七百里，蜀国从此一蹶不振。 陈长捷们的“一切为傅负责”呢？ 宜兴埠大火，被战火摧毁的天津和新保安民房，在战火中死伤的百姓，还有几十万伤亡被俘的官兵。比之血城四平、死城长春，这些好像微不足道，可这能证明他们不是战犯吗？ 陈长捷没有与傅作义“桃园三结义”，可他们与刘关张之间的那种关系，以及他们的行为准则，又有几多不同？ 什么样的土壤，生长什么样的庄稼。这种“一切为傅负责”的“忠肝义胆”文化，或者称之为“哥们义气”文化，不但在民间大行其道，甚至是被某些主流社会认同的。 35军副军长王雷震，曾悔恨没在抗战胜利后解甲归田。可就像杜建时想去美国母校教书一样，你不知恩图报，反倒叛离主子，那还能混得下去吗？在这一点上，陈长捷是身不由己，傅作义是无法选择。 而从更广阔的宏观上讲，他们都是蒋介石发动的这场祸国殃民内战的牺牲品。 林彪战前致电刘亚楼和攻津各纵首长，要求活捉的“三匪首”，一个没跑。 林彪电报中没提到的杜建时，被俘后，结结实实，也是踏踏实实地酣睡了一夜。 当了3年直属南京行政院领导的特别市市长，特别是实施“大天津堡垒化”后，食不甘味，寝难安席，日夜操劳，他再年轻，精力充沛，那人也不是铁打的呀！ 1纵几名官兵，冲进陈长捷设在地下室的指挥部后，一声“不准动”，又一声“都把枪交出来”，再一声“排队，都出去”，10多名军官就都举着双手，开步往地下室外走。 陈长捷端坐不动，一派视死如归的大义凛然，让人想起那句“气壮山河”的军人誓言。 那话泄露出来的，却是一副无与伦比的滑稽相：要你们的长官来谈判。第六章 （十）共产党没有海军天津血战正酣，津塘防守区副司令陈长捷，向在塘沽的津塘防守区司令侯镜如求援，要塘沽守军向天津靠拢，从东和东南方向向攻津共军施加压力，以减轻天津负担。 这工夫侯镜如在哪里呢？已经跑到了海上，万无一失地躲在重庆号巡洋舰上。 17兵团部，87军军部，4个正规师，还有护路旅、保安团什么的，再加上一些后方留守机关，弹丸之地的塘沽，几乎所有的民房都成了兵营。那“太太集中地”和“难兵集中地”更胜天津一筹。一些远见卓识的军政官员，早已看出北平、天津不是久留之地，携妻带子直奔塘沽这个出海口。在陆地上无论如何也跑不过共产党的铁脚板和飞毛腿，只有这烟波浩渺的蔚蓝色的大海，才是他们的庇护所和大救星。 乱糟糟的塘沽，乱糟糟的军心。 先是祈祷共军别攻塘沽，攻了一阵子果真转去天津了，谢天谢地。那人又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上至兵团司令，下至士兵，当然还包括那些太太，都恨不能一脚就踏到船上，立马开到共军大炮射程之外。 87军军长段沄带着3个师长，来见侯镜如。这个说塘沽已成死岛，我们不能束手待擒。那个说我们代表官兵意志，请司令官下令撤退。侯镜如说：我们的任务是防守，不是后撤。我是司令官，我对委座和傅长官负责，你们就得听我的命令。 这么说着，再一想早晚也是个跑，一旦阵地被突破，兵败如山倒，大家争先抢船，那还怎么跑哇？不如将船只先分给各部，分好各自上船路线，再将笨重物资先搬上船，非战斗人员也移驻船上，必要时可先撤到海面上。这么一安排，大家觉得逃命有方，才稍稍安定些。 1月16日，即天津城破第二天，得到撤退命令后，军人们就像终获特赦的死囚般争先恐后往船上狂奔。 从塘沽到张家口，傅作义的一字长蛇阵，只出海口这端的5万人得以逃脱。 在国民党的陆海空三军中，最幸运的就是海军了。 就是今天，一提起解放军，人们就会想到身着国防绿的陆军，而难得想到蓝天、大海般色彩的空军、海军。而那时，从大刀、长矛和小米加步枪成长壮大的解放军，只有单一的军种陆军。国民党的飞机可以到处飞，别说解放军如今有了高射炮，那之前用步枪、机枪就击落不少。而军舰只能在海上游弋，共产党没有海军，就有点拿它没辙。 所以，平津战役一结束，14兵团司令刘亚楼就奉命组建空军。接着，四野的另一员大将，12兵团司令肖劲光，又成为解放军的第一任海军司令员。第三篇 北平和平北京，春秋战国时的燕国国都，隋为涿郡治所，唐称幽州，辽称燕京，金称中都，元称大都，明清称京师北京，1926年改称北平。 朝代更迭，名称变换，一成不变的是这座华北第一大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地位。 而当个“平”字重新变成“京”字，中华民族的一个新纪元就开始了。第七章 能战方能和辽沈战役，锦州城破，国民党在黑土地上的一坨坨敌人，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块块倾倒了。 平津战役，则创造了“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第七章 （一）“基本方针是彻底解除他们的武装”纷纷扬扬的大雪，覆盖了华北平原。 毛泽东在西柏坡遥望平津。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唯余莽莽； 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 …… 此刻，置身于同样景色的北中国，毛泽东会不会想到13年前的这首《沁园春•雪》？而无论想没想到，在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成吉思汗评点一番后，豪情万丈的毛泽东，还会在乎你个什么华北“剿总”总司令吗？ 11月26日，毛泽东致电“林罗刘”： 在尚未解决蒋系之前，假如傅真愿谈判，我们应当和他谈判，以便分化傅、蒋，首先解决蒋系，但不给傅以任何政治上的借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计划。同时我们也准备第二个计划，即在有某种确定需要时，真正允许傅作义反正，但现时不作此项实际的决定。 而谈也好，打也罢，归根结底，都是12月19日中央军委给聂荣臻的电报中的那句话：“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彻底解除他们的武装。” 没有谁比经历了“四•一二”大屠杀的共产党人，更清楚自己是怎样从那血泊中走到今天的。 此前的11月7日，傅作义曾秘密致电毛泽东，表示已认识到追随蒋介石“戡乱”的错误，决计将军队交毛泽东指挥，以达救国救民之目的，并要求中共方面派员到北平商谈。14日，又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进行和谈。毛泽东均未理睬。还未开打，就要交出军队，傅作义的花花肠子，也未免太露骨了些。 35军玩完了，张家口拿下了，西去绥远的路堵死了，天津与塘沽间被截断了，傅作义还在谈判桌上耍把戏，推三阻四，讨价还价。 那就帮他下定决心，让他看清楚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价码。 1月16日，即攻克天津第二天，关于攻取北平，毛泽东又致电“林罗聂”： 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确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必使各纵首长明了，并确守这一点。让敌人去占据这些文化机关，但是我们不要攻击它，我们将其他广大城区占领之后，对于占据这些文化机关的敌人再用谈判及瓦解的方法使其缴械。即使占领北平延长许多时间，也要耐心地这样做。为此，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做一项纪律去执行。 既要保护古迹，又要减少伤亡，毛泽东什么都要。 而在此前的5日，林彪、谭政致电军委： 据亚楼同志电称，前方有少数人提到敌人据守在外国人房子内，是否一样进攻。同时据说天津外国人均在自己房子门口插有外国旗，我想对这类问题应该提出几条。下列三条的提法，是否妥当，请速示：1.敌人已加以设防并据以顽抗的街道房屋，不管它是否过去租界，不管这个房屋是中国人的，或是外国人的，不管它插有哪个国家的旗子，都一律同样加以进攻。2.不能因为怕炮弹偶然落到外国人房屋里去，不敢向顽抗的敌人打炮。3.敌人未加设防和未加以抵抗的、挂有外国旗子的房屋，则不必进入。但有必要时，可派人在适当位置进行监视。我们同意以上规定。中央有何意见，请示。 毛泽东当即复电： 刘亚楼所提三条是正确的。 朝气蓬勃的共产党人。 平津战役，和与战，谈与打，林彪与毛泽东毫无二致。 对这种嘴巴子官司，林彪并不陌生。1942年国共关系恶化，毛泽东就让他出现在谈判桌旁，让蒋介石好一番感慨：怎么优秀的人才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其实，对于林彪来说，坐到那谈判桌旁打嘴仗，原本就是驾轻就熟的。更何况对强者来说，又是那么简单，除了把自己的观点讲述一遍外，剩下的几乎就是摇头，或者点头了。 第一次是刘亚楼出面与傅方代表谈的，第二次是林彪、聂荣臻与之谈的，第三次是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一齐出马，态度就是和平让出平津，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区一律解放区化。 我军的战斗夺取北平是有绝对把握的，对北平一切应准备攻城歼灭敌人，这种攻城应经过充分准备后才可进行，但攻城既有把握，则又不宜过分把攻城时间推迟，以求尽可能减少城内发生大批饿死人的现象。 这是12月30日，林彪致电军委电报中的一段文字，满怀自信中，他想到了黑土地上的那座死城长春。 在黑土地上打过仗的人，谁能忘得了长春和四平，特别是那个长春呀！人世间的记忆，还有什么能比那样一座饿殍之城，更令人刻骨铭心的呀！而长春只有50万人左右，这北平可是200万呀。 十二、十三兵团三、四、十、十一纵首长： 我三纵四纵六纵十纵十一纵均须准备各以一个师的兵力担任攻北平的对城墙突破，研究如何接近城门，实行连续爆破，将两道城门连续炸开，和研究击毁和炸毁城墙，用梯子爬城等办法和通过外壕的办法，其余各三个师则着重演习纵深战斗和扫清外围。担任城墙突破的部队须事先指定，和实行准备，所采取的战术技术办法应进行演习，但同时注意勿泄露秘密，每个师准备担任两个城门的爆破和一处城墙的爆炸和登城。 林 八日二十一时 肖钟苏邱匡：① 北平城有三丈高，城墙甚厚，能平行两辆汽车，因此，对北平的炮兵攻击，须作充分准备，此次仍应设法将二四榴运来参加作战，其他攻城炮弹，亦须大量准备，并望研究能否以坦克送大量炸药，进行对城门的爆破。 林 十日二十一时半 城内守军25万人，围城部队6个纵队（还有5纵）加特种兵为35万人，林彪已称夺取北平“有绝对把握”。还有从新保安和张家口赶来的华北6个纵队，再加上打下天津后赶来的那些一身硝烟的“东北虎”呢。 杨罗耿杨李吴莫胡欧李：① 为了打击北平守敌的战斗信心，盼你们各释放一部老弱俘虏，经宣传后放到北平城内去，使敌知道你们的部队也由张家口新保安赶到了北平附近。 林 卅日十三时 兵战未开，心战打响，让这些散俘、难兵进到北平城里，再进到敌人心里，把那军心士气愈发打得没了脾气。 兵战，心战，枪杆子，嘴巴子，林彪信手拈来般把一切摆弄得井井有条，丝丝入扣。 但关键还是枪杆子，是拿下敌人的枪杆子。有强大的枪杆子，准备得又充分，仗打得好，就能达成孙子兵法中所说的战争的最高意境——不战而屈人之兵。 从江西到陕北，红军一路跑出两万五千里，跑了一年又两个月，30万人跑剩3万人，跑得筋疲力尽，跑得上气不接下气。那时节，你转过头，对追兵说，来，坐下，咱们谈谈，别打了。世界上有这等事儿吗？想都不用想。 翟文清老人说： 打北平，我们3纵担任主攻，从东南方向攻击。3纵在马驹桥、通县、南苑一带，我们7师在南苑、旧宫、营海庄、鹿圈布防，就是练兵，针对北平练兵。爬城墙，爬梯子，送炸药，打巷战，那兵练得劲头足呀。北平是文化古都，华北最大城市，打北平光荣呀。打四平，打义县，打锦州，我们3纵攻城多，有经验。3纵是主力，7师是主力的主力，打北平得抢头功、露大脸才行。 正练着，上级说傅作义起义了，北平和平解放了。不打了，当然是好事，可人家1纵、2纵在天津打上了，就觉得来北平吃亏了。上级说，把劲都攒着，南下打白崇禧去。 上边谈判，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谈妥了才传达下来——提前知道了容易松劲。 郑需凡老人说： 我们侦察科和侦察队的任务，就是为首长提供各种情报。 北平城南有许多小砖窑，天未亮前到那儿，天亮后用望远镜观察，把城墙上那砖头从上往下一块块数下来，计算出高度。还得实地去看，看高度，看厚度。那城砖有好几种，尺寸都不一样，都搞清楚，报告解方副军长，如何炸开城墙，打开突破口，他就有数了。那人那脑袋，可不是一般的脑袋，精灵呀，不然能当志愿军参谋长吗？ 天津粮多，北平弹药多，城里又不像农村，一年存粮都放在家里。听信国民党反动宣传，许多有钱人都往北平跑，这一点和长春一样，但还没到饿死人的地步。菜比粮还缺。敌人先是一律不准出城，后来跟长春一样，许出不许进，我们进城却挺方便。扛两捆大葱，装成卖菜的，见哨兵给两根，见当官的多给几根，比通行证还管用。我哥哥在北平当医生，进城去找他，城里他熟悉，帮我不少忙。 从突破口到攻击顶点，沿途街道、胡同、敌人工事、设防情况，有多少可用来阻击我们的高大坚固建筑物，都得吃在心里，标定出来。这个容易，一看就懂。但光看地图不行，得去现地，腿到眼到。城市变化，与地图不大一样，有的甚至大不一样。 最难标定的是文物。我一个土八路，只念几年书，过去连“文物”两个字都没听说过，一下子让我进城去鉴定文物，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那也得努力完成任务呀。上级三令五申，凡是文物，必须标定清楚，不能有一发炮弹打错地方。反正看到那种古色古香的，特别是有绿色、黄色琉璃瓦的建筑，就算一个，宁肯多点，不能漏掉。 最可恨的是许多重要文物建筑成了兵营，甚至弹药库。像景山公园，国民党在那里部署一个野炮团，成了炮阵地，还有个挺大的弹药库。那要是爆炸了，故宫还有个好吗？敌人就是冲着那文物来的，你怕什么，他偏来什么，让你投鼠忌器。 颐和园不在我们纵队攻击区域，万寿山上挖了战壕，昆明湖边架起大炮，成了敌人的重要据点。 我们一边侦察，一边在心里骂：傅作义这小子坏透了，抓住他绝不能轻饶了！ 别看北平没打上，那劲头和心思可费大了。第七章 （二）最痛苦的人是谁？中南海居仁堂，傅作义双手插在背后棉裤腰里，两眼无光，神情呆滞，脑子里一会儿像灌满了铅，一会儿又一片空白。 被战争打掉了乌纱帽的杜建时，无官一身“轻”地终于可以倒头酣睡了。还在履行华北“剿总”总司令职责的傅作义，还在熬着没有睡意、没有食欲的焦头烂额的度日如年的日子。 自35军被围新保安后，平津地区最痛苦、也最矛盾的人，就非他莫属了。 11月7日，傅作义秘密致电毛泽东，说了许多言不由衷的话，并请中共派员来北平会商，绝非兴之所至，心血来潮——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辽沈战役，烽烟已息，国共两党已经失衡。问题不在于双方兵力多少这种简单的数量对比，而在于一个急剧地没落下去，一个正如日东升，而上升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既然这天下迟早都是共产党的，那他何不及早主动示好，为日后留一手呢？反正也不用掏什么本钱，嘴巴子功夫，轻车熟路的。 这可不是他独来独往，在平津另搞一套，而是有着南京的大气候、大背景。 到了12月，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以及河南、湖南等省参议会，先后致电蒋介石，要求停战求和，并暗示非蒋下野不能谈和。蒋总统下野，那不就是李宗仁副总统主持了吗？就算老蒋不下野，与共产党和谈也是大势所趋了。 12月19日第一次谈判，傅作义要求解放军停止一切攻击行动，两军后撤，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平津张塘问题，他在适当时机通电全国；建立华北联合政府，他参加联合政府，其军队交由联合政府指挥；谈判期间，将被围在新保安的35军放回北平，解放军放弃对南苑机场的控制。 对这些以及后来那些同样煞费苦心的要求、条件，共产党干脆利落得只有一个字：不！ 其实，傅作义早就该明白了：能战方能和，谈判桌从来就是强者的舞台。 而当天津城破后，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只需应个“是”就行了。 讨价还价，得有本钱才行。 傅作义是想和共产党一搏的。 辽沈战役期间，他把妻子、孩子送去重庆，应是证明。 无论与国民党有多少矛盾，他都是国民党的三星上将，与蒋介石大方向一致。 一切都建立在林彪进关的时间上，那就是明年春暖花开的那个季节。半年时间，或战或和，或守或走，或西或南，都可从容应付。 但这并不意味着不着急，慢慢来。调兵遣将，整军备战，他必须全力以赴，打好明春这场大战。和也是为了战，能战方能和。不能战而言和，那就是降了。 在天津城破之前，即便战是为了和，为讨价还价，和得体面，他又何曾这样想过呀？ 而1947年夺占张家口后，他通电全国，说了什么？——如共产党能胜利，他甘愿为其执鞭。 35军被歼，让他五雷轰顶，五内俱焚。女儿傅冬菊问他：你还想像当年守涿州那样守北平？他不耐烦地道：提涿州干什么？ 提什么他都烦，这世界就没有不让他不烦的事，可那心里服吗？ 从一个穷孩子，到三星上将、“剿总”总司令、“华北王”，在那种风云诡谲、纷乱动荡的年代，他什么阵势没见过，什么风浪没闯过？当年守涿州，有谁不认定他是完蛋了，没指望了？大悲大喜，大难大福，他若是个轻易认输的人，还会有今天吗？ 而今，天津完蛋了，他还有什么指望？ 之前，他曾问过安春山：你说说，我们为什么而战？ 五原会战前，他召集35军团以上军官会议，问大家这一仗能不能打。 大都说不能打。有的说35军是最早参加抗战的部队，7年间伤亡过半，一些连已经打光了，有的营就剩下6个人，再打咱35军就打绝根了。有的说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国家，打日本应该大家来打，后方许多部队至今没打过仗，轮班也该轮到他们了。 93团团长安春山、副长官部参谋靳书科和新31师参谋主任宋海朝，是最坚决的主战派。他们说我们要打，因为我们是军人，守土有责；我们能打，因为土地、政权、人民是我们的，老百姓拥护我们，有天时地利人和。 自长城抗战始，群众给带路、送饭、抬伤员，所到之处受到支援、拥戴。伤员换上便衣留在老乡家养伤，敌人来了，大娘说这是我儿子，大嫂说这是我男人。百灵庙大捷后，举国振奋，万众欢腾，各地祝贺、慰问电如雪片飞来。上海、天津、北平、西安、武汉、南京、成都等地人民代表和青年学生，携带慰问品和捐款的，来做战地服务的，相继于途。 而今，人民都哪里去了？ 军事失败，可以重整旗鼓再来。政治腐败，那就是从根上烂了。 居仁堂“剿总”办公室，傅作义在地上来回踱步，插在背后裤腰里的双手，一会儿拔出来，一会儿又插进去。 他停住脚步，望着“剿总”参谋长李世杰：和谈是不是投降？不讲道德还能做人吗？咱们过去的历史就完了吗？ 李世杰自然是有问必答的：和谈是革命，不等于投降。我们应当讲革命道德，不应当讲封建道德，汤伐桀，武王伐纣，自古称道，不伤道德。历史有应当保留的，也有不应当保留的，不应保留的，用不着可惜。 这回答无疑应得100分，傅作义却好像总是不满意，一个问题三番五次地提出来，有时问完李世杰，还要问别人。 和谈不是投降，是革命，那不就是临阵倒戈，为共产党“执鞭”了吗？那忠义、气节呢？这“华北王”毕竟是蒋介石给的，他对得起蒋介石吗？当年守涿州，96天后弹尽粮绝，军民饿毙无数，剩下的也没几天活头了，他毅然举起白旗出城了。他战败了，投降了，可他才是涿州之战的强者，令对手胆寒的英雄。而今呢？ 还有这“华北王”的荣华富贵呢？他在黄河边上出生，靠父亲背人过河维持生计，把他养大。以这等贫寒子弟，能有今天，他容易吗？一旦失去，能甘心吗？ 还有，察绥军会唯命是从，中央军能听他的吗？会不会在城里反起来？蒋介石会不会轰炸北平？会不会派特务暗杀他？远在重庆的妻子、孩子，又会怎样？ 心头没底，脑子里一团乱麻。 12月25日，当他从延安广播电台公布的“国人皆曰可杀者”的战犯中，听到“傅作义”3个字时，无论那脑袋是不是轰的一声炸了，这都是使他长时间举棋不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在“杀不杀”、“关不关”渐趋明朗后，脑子里翻腾得最多的，也最让他抓心挠肝的，就是“信不信”、“用不用”了。共产党会信守谈判协定吗？现在是战争时期，他还是“华北王”，起义也好，投降也罢，都有利用价值。将来呢？江山在手，大权在握，会不会一脚把他踢开，甚至算起旧账，一个个收拾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