庖约熬撇蛔砣巳俗宰淼某磷?及不得志的失意混合在一起，其复杂之情跃然纸上。而写海棠的诗则是：“看花南陌复东阡，晓露初干日正研。走马碧鸡坊里去，市人唤作海棠颠。”(《花时遍游诸家园》)“市人唤作海棠颠”可与“曾为梅花醉似泥”一样，堪称千古名句，对梅花与海棠的挚爱，非比寻常。 对于各种时令鲜花，既有文人的努力倡导，又有民众的喜爱，更有杜甫曾写过的一位黄四娘这样的农妇之爱花、养花——“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江畔独步寻花》)——同时进行鲜花的买卖交易，以适应市场，因而成都花市的繁荣便不是空中楼阁。花市成为季节性专业市场，应是宋代的事。1019年，官员赵稹开放彼时成都花开得最为繁盛、园林规模最大的“西园楼亭榭”，“俾士庶游观。自是每岁寒食开园张乐，酒垆、花市、茶房、食肆，过于蚕市”(《岁华纪丽谱》)。比赵稹晚几十年知成都的赵卞在作《成都古今记》时记载的花市为二月，寒食开放西园观花游乐的习俗，只保存了几十年的观景便被废黜。因为旧日以农历二月十二日或十五日作为百花的生日，又称花朝，成都人脒在花期开花会，相沿成习。由于成习，很多本地人对此已无敏感，倒是一位随唐僖宗逃亡到成都的外乡人萧遘，对彼时成都的花市比较敏感：“月晓已闻花市合，平江偏见竹多，好教载取芳菲树，剩照岷天瑟瑟波。”(《成都》)此花市虽然不能确定交易的准确地点，但必是从水路运来进行交易则是无疑的。而且这个花市是从早上开始进行的，或者是个花卉的二级批发市场亦未可知，因为真正的个体消费者不可能那么早起来进行个体的单独消费，要么不全是或者大部分不是个体消费者。花市由唐代单一的交易，到宋代变成遨游节目的一部分，再到近现代成都青羊宫的花会，既是一个商业交易的机会，更是一个赏花游乐的好去处。 生老病死对于人来说是不用测算的，也无法回避，因为上天不可能给任何人这样的豁免权。但人之所以与动物不同，就在于要与不可回避的人生之一态——“疾病”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争斗，药的诞生可以预见就是如此抗争的结果。成都的药市见于《岁华纪丽谱》记载的有三次，全在观街(观街系玉局观之省称，在得与子城西南得贤门同处一地，有论者说或系今日柳荫街一带)举行(一为二月八日、二为三月九日、三为九月九日)，大抵观街药市也纳入正月元日至四月十九日遨游必行之项目，因此这两次药市频繁地在春季举行，实为春季药市；另一次则为九月九日的秋季药市。九月九日作为秋季药市的时间，并非是随意而定，而是从较早开始，人们就有在九九重插茱萸避邪的习俗。宋人京镗曾有词云：“玉局祠前，铜壶阁畔，锦城药市争奇。正紫茱萸缀席，黄菊浮卮，巷陌连镳普辔，楼台吹竹弹丝。登高望远，一年好景，九日佳期。”(《雨中花·重阳》)而词人张仲殊以咏蚕市的同调《望江南》又描绘了成都药市的盛况：“成都好，药市宴游闲。步出五门鸣剑佩，别登三岛看神仙。缥缈结灵烟。云影里，歌吹暖霜天。何用菊花浮玉醴，愿求朱草化金丹，一粒定长年。”(转引自陈元靓《岁时广记·吸药气》)京镗和张仲殊都写出了九月九日成都药市的盛况，九月的药市或许是成都一年的药市中交易最为火爆的时候，人们纷纷前去乘兴游玩、求医问药，这对深受潮湿气候之苦而又解方不多——“西南岁多厉，卑湿连春夏”(宋祁《九月药市作》)——的成都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但在如织的人流中，除求医问药想将病治好的人以外，自然还有不少如张仲殊所说的“愿求朱草化金丹，一粒定长年”的人，想在药市上寻求长生不老之方。对于此，有的文献记载更为详尽：“成都九月九日为药市。诘旦，尽一川所出药草异物与道人毕集，帅守置酒行市以乐之，别设酒以犒道人。是日早，士人尽入市中。相传以吸药气愈疾，令人康宁。是日雨，云有仙人在其中。”(转引自《岁时广记·吸药气》)如上记载之史料，再一次证明，古往今来，想长生不死的人，绝非细民百姓。因为他们果腹尚难，苦海无边，谈何长生不老?只有那些不为生活所困的人，才可能兴起此等邪门之妄念。读书人入药市的目的，既是为“吸药气愈疾”，更是为“一粒定长年”，像这样违反基本生活常识的举动，竟然受到士人们的普遍认同。读书人应算是社会的有识阶层，尚且如此，中国社会的不堪，便不难想象。自然这其中有官员对长生不老的道教的号召，引起并无独立能力(经济上和思想上)的读书人的跟随附和。好在并不是一点批评的声音都没有，正是曾执掌成都权柄的宋祁对士人阶层在药市里寻长生不老之方的可笑做法，在《九日药市作》诗里提出了批评。而且他还在诗中表达了一些经商赚钱的经验，“乘时物无贱，投乏利能射”；药市中鱼龙混杂，药物质量没有保证，故尔“曹植谨赝令，韩康无二价”，应该提倡严格打假。宋祁毕竟算有见识的读书人，在彼时已经提出了对药市的管理措施。 要言之，诗词里所表现出来的成都市场，所言的大多是现象及其热闹的表面，作为正规史料文献的佐证物来讲，它更多的具备一些民俗风物的价值，而与经济如何发展，市场如何繁盛关涉不大。因为古代的读书人虽然也很爱钱贪利，但在诗词中他们总是习惯于侈言高论，一旦著书立说，注重的也是所谓的修身养性等大言玄玄的道理，而于致用之处缺乏应有的观照，像宋祁在诗中所表达的观点都相当的稀少。但是从诗词切入市场这个角度是我们所迷恋的。 一个名叫大慈寺的地方 　　 中国是个等级森严之社会，因此汉语中对于某人到某地，其称呼自然是很不相同的。如平民百姓，无非是“到达”，成都的方言口语则更为轻描淡写——“走拢了”，一旦稍有级别的人到了某地便是“抵达”，更有级别者则是“驾临”，而军队之列阵到某地者则为“开进”，至于案犯嘛，就对不起了，属于“窜至”。公元756年6月，成都来了一位特殊的人物，这个人到成都的称呼很特别——幸蜀。其实这位“幸蜀”的人物才是真真切切的属于怆惶“窜至”成都，以求保命。但人们对他的逃至成都，却不能据实以陈，因为他是大唐的皇帝李隆基。皇帝之驾临成都，便成了“走拢了”的最高级别“幸蜀”。他之“幸蜀”可称是成都民众的大不幸，因为他的到来只能加重民众们业已繁重的负担。　　但总有人得了一点唐明皇“幸蜀”之幸，佛教徒们便是其中的幸运者。唐明皇逃到成都时，那时的难民蜂涌入川，当时的彭州刺史高适说：“关中比饥，士人流入蜀者道路相系”(《新唐书·高适传》)，以躲避“安史之乱”带来的灾祸。有点地位的人逃入四川多至“道路相系”，那么平民百姓之悲惨逃命就更是难以数计。沙门英干——可惜的是，台湾比丘明复编的载五千多人的《中国佛学人名辞典》失载，因为大慈寺的饬建他居功至伟，尽管名为饬建，花的也还是纳税人的银子——正在施粥济贫的时候，被幸蜀的唐玄宗看到，仰佛力正在救济本该他所领导的国家拯救的灾民，或许感到愧疚，或许感到佛教之仁善，于是饬建大圣慈寺，并亲书“大圣慈寺”的扁额(这一扁额躲过了会昌武宗毁佛的劫难，却躲不过大慈寺被战火焚烧的命运)，以示崇扬。于是在经济繁荣到将要发展到城市东南部的，出现一片庞大的寺院建筑群，“凡九十六院，八千五百区”，二万多间房屋，接纳僧众几千人(有的甚至说是一万多两万人)。其占地面积之大，令今日尚存之大慈寺望尘莫及。相传成都鼓楼街就是大慈寺钟鼓所在地，北门红石柱街就是以大慈寺庙门两根红石柱而得名，虽然这只是传说，亦可想见其广大。但就是据实而言，寺极盛时，其占地面积亦属不小：西抵今锦江街、江南馆街金玉街、棉花街；北至天涯石北街、四圣祠、庆云庵街；东抵城垣一线；南至东大街。寺院之宏阔壮丽，千拱万栋，名画纷呈，佛家胜景，一应俱全，不可缕数。　　但我对大慈寺的兴趣却不在其中的佛家胜景，纷呈的名画，虽然遥想起来亦不免动情，尤其是痛伤那些价值连城的名画的毁损亡失——文同《彭州张氏画记》、黄休复《蜀中名画记》和范成大《成都古寺名笔记》都曾记其盛况。但我更在于它“与夫市廛百货珍异杂陈，如蚕市、扇市、药市、七宝市、夜市莫不麇集焉”，与其它寺庙不同的世俗烟火情景。当然佛事胜景、名画众多，是吸引皇帝王公、官吏文人经常于此游览宴饮的一个原因；但它的另一方面亦即世俗烟火气，吸引的却是大量的商贾市民，各色人等聚集蜂涌大慈寺，因为此处有作为消费购物的场所，还有不错的商机，还不时有随之而来的民俗表演。概而言之，大慈寺之所以在唐宋两朝如此繁盛，与当时经济发展、文化兴盛的大环境有相当的关联，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它的功能的多样化，除了上述所言受达官贵人、平民百共同喜欢，但是各取所需的功能外，而且接受众多僧人的剃度受戒，是它作为大寺院的份内事；同时也是在战乱以及其它天灾人祸时期，接济难民给他们施粥的地方，因为正是沙门英干这一点使得唐玄宗饬建大慈寺。据称诗人杜甫到成都的第一站就是随难民到大慈寺接受施粥，以便留下时间到西郊浣花溪以及去拜访有点权势的旧交。而像杜甫这样逃难的人肯定不是少数，因此作为每此逃难经过大慈寺的人来说，大慈寺成了他们歇脚的场所，给自己补充一点微不足道但却十分重要的能量，然后再投奔下一个站或者另外的目的地，使他们不至于在尚未到达目的地或下一个救营地之前，成为饿殍，填尸沟壑，大慈寺于民众尤其是难民之重要，于斯可见。　　唐宋两代执掌成都权柄的人包括割据政据的皇帝，未必去了成都所有的地方，但有一个地方，似乎所有的人都去过，那就是大慈寺。唐宋两朝由于成都经济的发展，使得游乐渐成见，后来更成习俗，加之又有地方行政行官的倡导，因此大慈寺作为成都东南部新兴的商业区及游玩场所，必然引起人们的兴趣。现在我们就《岁华纪丽谱》一书里所记载的大慈寺作为市场和游乐场所的情况，辅之以其它文献，以作必要的参证，来对大慈寺市场、宴饮、娱乐诸方面作一个案考察。让我们根据《岁华纪丽谱》一书，先排出一个在一年里，依照时间(按农历)顺序，成都游乐宴饮、市场及游乐内容、领导者(为方便计，通称太守)及参与人数诸方面的大致情形的表格：　　唐宋两代成都游乐及市场情况的略表———————————————————————————————月日领导者或参与者 大致内容 地点(含宴请地)———————————————————————————————1月1日 太守设宴、僧徒、 持彩旗祛邪求福，塔上燃灯，安福寺民众 僧人做法事。登塔眺望。———————————————————————————————1月2日 太约系太守领群僚 宴毕，妓女以度新词送茶 早宴移忠寺此俗为宋祁始，后人因之晚宴大慈寺———————————————————————————————1月5日 太守设宴、民众 蚕市 五门———————————————————————————————1月15日民众、官方 上元节放灯，连续三夜———————————————————————————————1月14—16日 太守皆早宴 初更时分，到结采的牌 皆早宴大慈寺民众楼或戏棚看变灯 晚登五门楼———————————————————————————————1月23日 太守就宴、民众 蚕市，奠献李冰。 早宴祥符寺晚宴信相院———————————————————————————————1月28日太守就宴、民众 奠拜保寿侯、杜丞相 晚宴大智院———————————————————————————————2月2日 太守设宴、民众 踏青，万里桥小游江 晚宴宝历寺——————————————————————————————2月8日太守设宴、民众 观街药市 早宴大慈寺晚宴金绳院——————————————————————————————3月3日 太守设宴、民众 学射山射弓，巫人卖符于道，宴学射山游人佩上祛邪。夜泛舟池中 晚宴万岁池亭 ——————————————————————————————3月9日 太守设宴、民众 观街药市 早宴大慈寺晚宴金绳院——————————————————————————————3月21日太守设宴、民众 海云市摸石求子 晚宴大慈寺——————————————————————————————3月27日 太守设宴、民众 大西门睿圣夫庙蚕市， 宴于净众寺太守前往祭庙。晚宴大智院——————————————————————————————4月3—4日 太守设宴、民众 祭无依死鬼， 早宴移忠院观西园楼亭之胜。 晚宴大慈寺———————————————————————————————4月19日太守设宴、民众 至梵安寺谒浣花夫人祠，官舫 宴于梵安寺民船同乐，溯流至百花潭———————————————————————————————5月5日 太守设宴、民众医人鬻艾、道人卖符， 宴于大慈寺众人祛邪，纪念屈原。——————————————————————————————6月三伏日 太守皆设宴 避暑江渎池 早晚皆宴于江渎庙——————————————————————————————7月7日太守设宴、民众 观夜市，七夕乞巧会 晚宴大慈寺——————————————————————————————7月18日 太守设宴、民众 做佛事，解脱饿鬼倒悬之苦宴于大慈寺———————————————————————————————8月15日 太守张宴、民众 赏月 宴于大慈寺———————————————————————————————9月9日太守设宴 观街药市 晚饮五门几三日 ———————————————————————————————冬至前一日 太守张宴 至驷马桥，祭祀祖先 晚宴于天长观——————————————————————————————冬至日太守张宴 宴于大慈寺——————————————————————————————冬至后一日 太守张宴 早宴金绳寺晚宴大慈寺——————————————————————————————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将冬至前后三日的游乐活动分成三次，而把6月三伏天的游乐活动当作一次，把寒食无论是在4月3日还是在4月4日都当作一次，并且将1月14—16日包括15日的活动当作二次，那么整个游乐活动，包括专业且季节性很强的市场活动，算在一起，那么成都的游乐包括市场总共24次。24次中只有2次太守没张宴或者就宴，那么说明，成都的整个游乐和市场活动，只有8·3%的活动是没有行政长官亲自宴饮的。也就是说，只有一次是没有太守亲自率领或参与的，而且从深处说，与民同乐始终只是个悬拟在那里的标准，因为从太守的设宴来看，没有一次是有民众参加的。由此观之，整个成都的游乐活动是一种官方行为，从经济的角度看，是扩大内需的迫切愿望；从市场的角度看，是繁荣市场，有无互换的得力措施；从人文的角度看，是倡导人文气习，加固民俗习惯，顺应民意的需要。成都整个一年的游玩中，其中有关民俗的游玩活动有17种之多，占全部游乐活动的70%，这就说明民俗风情活动，仍是主宰游玩活动的主项。而关涉到市场或者市场与民俗相结合的游乐活动只占成都一年整个活动的30%。换言之，整个活动仍是以游乐为主，而市场之设立与发展，乃至满足民众的需求方面仍旧只放在一个相对次要的位置。也就进一步表明，农业社会对商业发展的箝制，因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只有这样的结局。　　使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大慈寺在有关成都的游玩活动中，占据了一个非常显要的位置。从最为枯燥的统计数据来看，在有案可稽的34次宴饮中，在大慈寺的宴饮有14次，占总数的40%。如次众多的宴饮，在背后必然有着更深刻的原因。其一是大慈寺是个很大的市场，举凡蚕市、香市、七宝市、扇市以及小规模的药市均在这里举行。这些市场活动中都或多或少含有一些民俗意味，需要官方的号召与参与。复次，公元785年，韦皋任西川节度使时，自西北引内江水入城，凿解玉溪，经城中斜向东南至大慈寺前，于东郭附近仍入于内江。如此一来，使得大慈寺更成为游览胜地，而且有河流经过，遂成避暑之地，公元934年6月后蜀主孟知祥到大慈寺避暑。另外，大慈寺的壁画及佛家胜景，是雄冠当时，据说唐僖宗及其群臣百多的画像及众多的佛像在大慈寺上(《益州名画录》)，这就证明“成都，西南之都会也，佛事最胜”(苏轼《大圣慈寺大悲阁记》)，不特如此，大慈寺“左压华阳之胜，中据雄都之盛，岷江灌其前趾，玉垒秀其西偏，足以彰会昌之福地，宏一方之善诱，安得不大其栋宇，规正神居哉!”(韦皋《再修成都府大圣慈寺金像普贤菩萨记》)，加以市场游览之胜，因此四方之士，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都前来参观拜访。这样就使得官家在大慈寺的宴请变成常事，自然就有专门的“设厅”来宴请同僚，以及官方要员及其他来访者。设厅是唐宋两代郡署之厅事，唐代诸州郡每十天宴犒将吏一次，为之询设，因而后来亦称宴请官吏的官署厅事为设厅。这就说明，官方在大慈寺有专门的宴集之处。此等常设之宴请，固然可添盛况，但糜费甚多是避免不了，而且也是吏制腐败的表征。　　大慈寺之繁盛可作为唐宋两代成都繁荣的一个标本，那么它在此之后的逐渐衰败，也是成都在近现代以前一蹶不振的缩影，可以说，大慈寺对于成都来讲是个活的观察点。大慈寺在极盛时占地千亩，至宋末衰败。而1435年，寺院发生大火，损毁殆尽，到1481年才修复，但占地大为削减。而清初整个成都全毁，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清初成都的建设较为缓慢，自然大慈寺只有简陋殿宇一二栋及铜佛一尊。1867年曾真鉴发愿从修大慈寺，经过十一年的时间才修完毕，但占地只有四十亩，可能只有极盛之时占地之零头。我有很多年就生活在古大慈寺的占地之内，走过这些街道，想起古今往事，竟不胜沧桑之感。前几年我住在旧名福寿街通过的一个院落中，那里是清末妓女成堆的地方，又名新花街(后更名兴化街)，讹呼为“心花街”；现今我借住在清末名为杀猪巷，后改名为玉成街的地方。都被所括在古大慈寺范围之内，虽然大慈寺已今非昔比，但现今仍不失为人们休闲的好场所。 第三章 左冲右突的道路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李白 拿破仑的行军速度与尤利乌斯·凯撒同样缓慢。 ——保尔·瓦勒里 　 几千年来的突围 成都平原虽然有沃野千里，水旱从人，物产丰饶的优势，但这只是从它小范围内的情形来讲。徜若成都平原一旦延展到其边缘地带，虽有丘陵过渡，但最终要受到北有秦岭，西有青藏高原，南有云贵高原，东有长江三峡之险的封闭。如此一来，成为四塞之地，就是它必然的宿命，而此等状况，对成都的发展必然有相当深长久远的负面影响。就是于今看来，这样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存于成都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形成一种相当内闭的自以为是的观念；另一方面，又确实存在于成都周边远程的交通状况，始终不可能像江南那些大城市一样，做到真正远程意义上的四通八达。其僻处西南一隅，无论是文明进步观念播种的欠缺，还是真正现代化意义上的工业化、商业化程度的不够，而这一切都是交通对成都进行大发展限制的必然结果。 诚然，四川人包括成都人都不甘心于这样封闭自然地理环境，对于他们生存与发展的束缚，为了打破此种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几千年来他们进行了不懈的突围。而倾注在交通上巨大的心力，不停的修桥补路，扩大自己的交往空间，便是此种不懈突围最具体的显例。而在开辟成都通往各地的道路的劳作中，民众出力甚巨，自然不可能是一家一族之力所能完成。但有的家族在其中成就了相当的功业，这是为扩大与外间的经济和文化交往，为消除几千来的空间阻隔的四川人理当永记，铭感五内的。 公元前130年，中郎将唐蒙奉汉武帝之命打通夜郎、 中通道，由于开道工程艰巨，凿石开阁，加之征调民众过急，进展甚微。在此等进退危难之际，唐蒙拿出强硬手段，强起军制，诛杀在其看来拖延工程的巴蜀土著首领，一时民众惊恐骚动。由于彼时西汉政权正与匈奴交战，兵力及军资耗费甚大，若同时参加，势必不能兼顾，于是汉武帝果断派遣成都人司马相如以特使身份，紧急回川救难，解决开发西南夷道的诸问题。这位成都人，由于遭遇了在后人看来是千古绝唱的、有滋有味的爱情“历险”，其寒微的身份及家境令其岳家卓氏大家族特别鄙视，且有文君新寡与其私奔的不合时宜，自然他颇感压抑。于是在前往长安任职过成都升仙桥送客观时，便于桥柱题写了“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之类“自绝后路”的表决心的话。自断后路，果然有成，这不，成都的百官们似乎都知道他的心意，就立于升仙桥旁迎接“钦差”司马相如的高车驷马，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以先驱，实在荣备之至。这盛大的迎接的场面，前呼后拥的阵势，想必我们现代人不缺乏这个想象力。虽然司马相如过份夸张了些，不免有点收不住的得意洋洋，但从他对巴蜀的长久深远的贡献，这点过火也是可以被理解的。因为他这次衣锦还乡，的确解决了唐蒙无法解决的开发西南夷的重大问题。 我们的文学史，总是爱说司马相如是才压两汉之人，但坦率地讲，我对他写的汉大赋没有多少兴趣，文章中铺张扬厉，谀词竞作，没有多少特别使人心动的地方。相反倒是汉武帝派他来处理通西夷、西南夷的棘手问题，显示了他给巴蜀人民乃至西南人民所带来的好处。而事实上，我们的历史评价经常提到的是他的文学成就，而对他经世致用这方面的成就却鲜有深入的评说。我个人认为，他的历史贡献，主要在打通西夷及西南夷方面，破除巴蜀人民一些固有的陈旧观念上，从而压倒了他文学方面的功绩。固然，在汉开西南夷，通西夷之前，民间贸易的商道早已沿着民族迁徙的故道辗转相通，但自从汉开西南夷之后，中央王朝才越滇蜀之交界地，继续向西发展以至通达永昌(保山)、滇越(腾冲)等地，进而开辟了由蜀到缅甸、身毒(印度)的官道，成为西南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之一。而西南丝绸之路主要路段的连接及其官道的开通，司马迁居功至伟，其功劳应不在出使西域的张骞之下。公元前130年，司马相如拜为中郎将，主办邛笮等部落归附及招抚数以百计的“君长”的任务，率众新设边关，打通灵关(今四川峨边县以南)道，架桥于孙水(今四川安宁河)之上，筑成通往邛部(今四川西昌)的道路。在此之后，在即将开通西南夷尤其是夜郎之前，司马相如代汉武帝作了一篇《喻巴蜀檄》的文章，以晓巴蜀父老，由太守转布各县道，阐明朝廷以文化统一方针开发西南夷的重大意义，希望大家深明大义，理解并支持。 更为难得的是，当开西南夷道历久未成，引得蜀中父老怨恨，加之中央也有不少反对意见时，司马相如历排众议，又作一篇名重一时，意义深远的《难蜀父老书》。其内容是以蜀中耆老大夫缙绅为代表的27名蜀中父老，向司马相如言说开辟西南夷劳民伤财，对于蜀中人民以及西南诸夷民众，都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更为要命的是，蜀中父老的这种观点，获得了朝中一些大臣的支持。而司马相如站在社会变迁，文明进步的大立场来谈论这个问题，虽然开西南夷的确用的是民众的血汗之财，弄得不好，也确会使“百姓力屈”、“士卒劳倦”，但从长远来看，却对蜀中父老、西南人民有相当多的好处。司马相如于是以高屋建瓴的气势，不可辩驳的口吻说道：“世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因为他认为“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而且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你们说开西南夷道将是得不偿失的话，那么，倘若“蜀不变服”、“巴不化俗”，那么巴蜀的发展与进步从何而来?司马相如这种观念正可以拿来对当今四川人包括成都人的自足封闭观念作一针砭，因为四川人的这种观念实在根深蒂固——最主要的问题在于预设了现存秩序不可置疑合理性——成了四川人不易根治之病症，影响了四川乃至成都的快速发展。 在司马相如指导各路人马开通西夷、西南夷的道路之前，这些道在秦代已然有所开通，即秦所开五尺道，但现在路线已很难详考。汉初由于新得国鼎，尚无暇顾及边地远邑，因而汉初已废。经司马相如的经营且写《难巴蜀父老书》一文，终于在公元前129年，开通了从宜宾溯南广河而南，经大关或叙永或镇雄到毕节的。而对于通西南的临邛道，是以临邛为首的，而那里正是司马相如岳丈家卓氏大家族的大本营，而卓氏大家族是赵国豪门，秦并六国后强迁入蜀。“至临邛，即山鼓铸，富至僮千人”(《史记·货殖列传》)，现在云南丽江、昭通等地均发生有“蜀郡”字样的汉代铁器，即可证明卓氏与程郑大家族通过以临邛道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与西南诸夷进行商业往来。为后来中央王朝勘验、修建官道打下了坚实的道路基础，以至于最终远通印度。这就说明整个与司马相如有关的家族，都对开发整个巴蜀尤其是成都通往西南地区的道路(商道、官道)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卓氏大家族的功劳在于从自己经商的利益出发，与西南诸夷做生意，使以前尚有的商道不废，客观上加强了与诸西南夷之往来，可以说这是对西南丝绸之路保持一定通畅的自发性维持。而司马相如则不同，他是站在中央王朝的战略观点及整体利益出发，还有巴蜀应接受先进观念并努力变革的前提条件下，坚决接受中央王朝的指派来指导开辟西夷道及西南夷道的。像他这样对开发西蜀有功的人，我们不应因其文学成就——对他的文学成就，我再重伸一遍，我评价不高——而使其功劳湮没不彰。 揆诸一般情理，城市之建设，多选择在水源充足的地方，有的甚至本身就是水码头。但张仪建成都城的时候，成都周围并没有什么河道，但是成都水源之充足并不因此而受到影响，成都一带古称陆海，而在张仪筑城时，尚有许多沼泽湖泊，这是可以推想的。而且史传张仪筑城时屡筑未成，最后依龟迹而成，固有后世论家所认为的成都土质松软之故，但不容视的是沼泽湖泊乃至地下水过多，而造成的筑成都城屡筑屡坍的事实。后来李冰引都江堰之水，穿二江以便于在成都行舟，接上岷江水道，以至于三国孔明送费出使吴国便在南门大桥登舟，殷殷期许“万里之行，始于此矣”，而汉晋时成都便有“泛舟顺流，舶舻千里”之称。到了唐宋两代，繁忙的成都水码头有“水向金陵”之称，韦皋镇蜀时还在成都东南二江合流处建了合江亭，以后便成了成都作为水码头的起点，所谓“门泊东吴万里船”，“江平偏见竹筏多”便是对合江亭水码头繁荣景象的描述。而且成都与长江沿路各城市之间进行商贸往来必不可少的通道，“浪里争迎三蜀货”(卢纶)，“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而且如果船只不往来，便会造成“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的囤积阻滞，这便是水道往来及商业繁荣的明证，尤其是成都陆路到重庆及出夔门的运输通道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候，就更是如此。 成都水道出夔门出川一般称之为“峡路”，而峡路是出川最为天然的道路，当然由于古代帝都大多建于北方地区，因而川陕路虽然艰险，却是四川地方政府沟通中央王朝的必由之道。因而从政治意义上讲，峡路不如川陕路重要。自然也有例外的时候，像王朝的乱世和末世绝对除外，比如唐玄宗、唐僖宗奔蜀，以及宋末之抗蒙古，就靠的是峡路的运输作用，及其对经济发展的维系。不过，从商业价值来看，峡路丝毫不逊色于川陕路，而从军事意义上讲，它们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尤其是清朝以前。因而在唐宋两代，从成都开始到宜昌的峡路和川陕路设陆驿一样设水驿(码头)，到元代在此水路段有49个水驿，而清代增至62个(见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单从此点，亦表明清代水运的繁荣及发展程度超过了元代。在宋代以后的峡路用途是极广泛的，比输漕运，粮草，布帛——单是983年就从西川取峡路水运布匹66万匹，经荆南入开封，可见其运力之强大——甚至运军马，只是有王十朋等人力主废除船只载马匹(《夔州论马纲状》)，后才作罢。宋代诗人范成大便是从成都登舟，到嘉州换大船而至长江出川的，按当时之算讲，成都到宜昌总共23天左右，这说明其快捷。但水路有个天生的弱点，便是其上行能力与下行能力的不均衡，若完全取水路上行，从万县开始到达成都便要100天，而舍水路登陆则只需要二十天，这无论是对传递信件或者运输货物在时间的要求上，还是在运输成本的低廉方面，与水路相比，都是相当有竞争力的。 但峡路的重要性使得峡路并不是任何时候都畅通无阻的。譬如诗人岑参——峡路水道往来的商贾自不必说，就是文人有案可稽者亦有李白、杜甫、张祜、陈子昂、张说、孟郊、白居易、刘禹锡、杨炯等人——在公元768年罢官东取江路归南阳时，因戎州群盗断江路，被迫“淹泊戎州”(《阻泸戎群盗》)。自然，在战事纷起、群雄割据的时代就更是如此。因此打通成都从陆路通达重庆出夔门的道路，不仅有利于射利之商贾之往来，而且有着极强的政治和军事上的意义。因为宋绍兴年间，经常将川西眉山、乐山、泸州等地的粮食就是从外江(指长江水道)通过内江(嘉陵江水道)运入抵阆中、广元(宋《垫江志》)，当然这都是官家的“转般”——这样的迂回“转搬”，从商人射利的角度看，可能不划算，但因为官家惯于注重稳定军心及边务的重要性，有时不顾成本——但也表明这两条水道在宋代的重要。同时与更省力省费省时间的成都抵达重庆的北道联合起来，对四川中部偏北一带经济的发展、军事的重要性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成都通往重庆的道路，从传统意义讲，有南道与北道之分。北道经过飞鸟县(中江县大华乡)、遂宁、合州(合川)而至重庆，约900里。而南道则经过龙泉、简阳、资中、资阳、大足邮亭铺至重庆，约950里。后来随着经济发展的南移，北道的位置逐渐被南道所代替，而且南道亦称东路驿程便越来越频密，而且对于成都来说，终至陆路完全代替水路局面。 就成都向远程发展的道路，进而出川而言，固然有现今我们所说的川滇线、川藏线、川甘线(甚至包括川青线)、川黔县等，但就传统意义而言，川人在川鄂线(陆路、峡路)、川陕线上所花的心血要更多大一些，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是如此。但是千年来的突围，所产生的效果并不是太明显，换言之，不是质的变化，譬如川陕道就是如此。一位宋人曾不无得意地说：“蜀号天险，秦以十月取之，后唐以七十五日取之，本朝以六十六日取之”(《邵氏闻见录》)。首先这表明所谓的天险在民心向背面前，其实无险可恃；复次在去掉每朝所取蜀时的各种因素并不完全相同的情况下，道路正在变得好走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但远没有达到实质性的改变，这就正如保尔·瓦勒里所言：“拿破仑的行军速度与尤利乌斯·凯撒的行军速度同样缓慢”。而这一切，只有到了飞机与火车兼用的今天，才在出川时间的过多稽延上有实质性的改观。在蜀道上狭路相逢 出蜀及入川之路都是并不宽敞的，因而按今日标准都只能算是狭路，也正是因为这狭路的现实格局限制了四川包括成都获得大的发展。倘若对古代成都的道路只作近距离的探寻，那么无疑就近的路除了少量的，如翻越龙泉山以外，都应该算是较为好走的，虽然远远说不上成都周边的交通网就已四通八达。如同作家李人先生所说：“秦朝时代最为考究的能走四匹马并排拉车的‘驰道’”(《成都历史沿革》，《成都文物》1991年2期)按今日成都所管辖的范围，来粗略地看看古代在它周边的驿道——无论是陆路的还是水码头的——对我们非常地道的理解古代成都交通并不是毫无益处的。 先看水道。按唐代峡路里程表计算，成都至眉山有200里，元代有水驿4处(含治外一处)，分别为成都东南南河口的本府水站、广都水站(双流中兴场)、平安水站(双流永安)、龙山水站(彭山县)；明、清也基本上是这4处，只是地点稍有小的变动。这说明在成都辖制范围内的水上交通并不繁荣而频密，虽然成都作为峡路之起点对成都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作为四川盆地内的交通干线(此处只谈成都今日治内的古代驿站，以观成都近距离的交通状况)，往西有成都本府陆站，木马陆站(双流牧马山)；明代往东(按南北这是南道)有龙泉驿、阳安驿(简阳)，清代有底塘铺(亦名锦官驿)、华阳转城铺、沙河铺、红门铺、大面铺、界牌铺、龙泉驿(并铺)、山泉铺、柳构铺、石盘铺、赤水铺、九曲铺、简阳阳安驿(并铺)。而北道便是从成都到中江、潼川、金华、遂宁、南充、合川然后至重庆。在唐宋时，北道盛于南道，因为北道相邻的经济发展得比南道好，譬如遂宁就是当时的西南的糖业中心。虽然在驿制建设上，明清并无不同，但在增加的铺上，清代却更加细致，显示出清代对驿站管理更趋细化，同时表明成都至重庆的东道，日益受到重视。这也是后来除了由于乱砍森林而导致水源干涸之外，水路日益废弃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即陆道的崛起，运量的猛增，时间的缩短，行走之快捷(尤其是上水)，成本的降低，都对水路诸方面原先看似优越的条件形成致命的打击。 出川之路几乎无一平坦者，这是由于成都与外界之联系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因而其所经之路尤其是一些官道，比如川陕路、峡路、川滇路等，在承平日久，商业发达，或者战事频仍的时候，其繁忙拥挤自然不难想见。但频繁出使在驿道的人，除了在外的商人、征夫，大抵就应算文人墨客、迁客流人、思乡游子、上任及卸任的官吏等居多，间或亦有王公贵人。而这些人在驿道、递铺、邮亭的故事，是十分有趣且有很多可资谈助的东西，更可以作为对古代交通发展文献史料上的一点相应佐证。而在出蜀及入川的道路中，应该说最重要最繁忙的应算官道川陕大道，而自古以来，这条入蜀及出川的道路都被人们视为险道畏途，因为沿途多行走在崇山峻岭，山间峡谷之中，时常只有一鸟道相系相通，且坡陡路滑，涉足艰难，使人望之生畏葸之心。但许多人的出蜀及出川都经过川陕路线，在这里留下不少旅痕足迹——兵旅征伐、商贾转输、公文传递、皇帝下诏、官吏往返等多取此道——间有诗酒流连，题壁吟诗，颇有几分兴味意趣。 川陕线原称金牛道，因传说秦灭蜀王开明，便是开明贪图秦王的给他的牛能屙金子，蜀王便开道迎接金牛，道甫凿成，秦便乘虚而入，发起进攻，一举而克古蜀国。自然这只是嘲笑蜀王愚蠢的一个传说而已。秦时金牛道的路线，现今只能作些可能的考证，据研究四川交通史的学者蓝勇考察——其考察与推断的理论是古今交通路线选择都有择易而行和近捷而行的特点——金牛道应与后来的剑阁驿道路线基本吻合。倘若如此，这条路线应遵循如下的道路走向：汉中(古南郑)、烈金坝(金牛驿)、五丁峡(金牛峡)、七盘关、龙门阁、明月峡的古栈道、广元昭化(古葭萌)、剑门关、柳池驿、武连驿、梓潼关险亭、五妇岭、石牛铺而入成都。在这条大路确有一些间道，另有通过三台、盐亭、阆中而再达苍溪而进入广元，再到烈金坝的路，明代的四川北路就走的这条路。但这条虽躲过了剑阁天险，但迂回甚多，行程及时间都并经济，在清代的四川北路就还是走原剑阁大道。而像这样一条重要的道路，共间发生的征战取用事迹甚多，如战国至魏晋南北朝所发生在剑阁道的共15起，唐五代金牛道重要事迹征用共12桩(见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相对任何入蜀出川的道路来说，都是极其频繁的。而过往行人之多，除五代战乱(那时人迹稀少，已到野兽出没，猛虎成群，时伤行人的地步)外，大抵也可能只有出川(而非入蜀)之水道堪与其相比。其原因不外乎是，川陕路线不只是商业交通必经之地，是军事重地，更是朝廷连结地方的重要乃至唯一(倘若峡路或东通重庆的陆道被人阻截)通道，且曾是抗金御蒙的重要防线，为国家在危难时刻作做之贡献，实不可低估。 现在我们来看那些曾经在古蜀道川陕路上来来往往的人，路很多的，但失考者必不少。因为任何逝去的东西，要想完全复原是办不到且无必要的，而保留下来的也只是那些尚存于各种史籍中的古道过客，仅就《蜀中名胜记》卷26《剑州》所录，由川陕线取剑阁道(因为川陕线可以从三台到盐亭，再到阆中，避开剑阁天险，而复与川陕主线重叠)出入四川者，其中有名的人便有张载、柳宗元、王勃、卢照邻、岑参、唐玄宗、杜甫、王维、李白、唐僖宗、李德裕、戎显、李商隐等24人之多。而我们能做的，便是将那些曾经在古道上勾留过，而又喜欢在邮亭驿舍题壁留诗的人，作一点简略的叙述，以便看他们出入成都至陕西这条狭窄的古道时的心态，同时从侧面观察成都到出外地(自然是远程)的交通状况，也就可明了成都之所以为成都的必然性之一斑。在如此观察之前，有一点必须事先言明，即川陕线上的驿站设置各代均有大同小异之处，有立有废，而我们的观察与言说是将其安排在历史层面上来看待的，而不管每个朝代的废置，只要是它是川陕道上的驿站，均是我们观察的对象。换言之，我们的立论起点是，各个时期的人物，都被打破了历史时间而在这一条古道的狭窄空间上“相逢”。 明代文学家薛 在川陕线的起始站锦江(官)驿，吃到驿吏送的鲜美的樱桃后，其赞叹之情溢于言表：“时果已知西蜀美，古诗谁见少陵豪”(《锦江驿官送樱桃》)，鲜美的时果与杜甫豪迈沉郁的诗是他看好的双璧，“时果”樱桃自然成了他窥看西蜀物产丰饶的一个例证。前蜀王王衍时常与二徐妃——即他的母亲与姨妈四处出游宴饮，公元925年9月，王衍带其母与姨妈前往设醮祈福，10月便带万多人前往去“幸秦州”，路过天回驿时，其母徐太妃写道：“翠驿红亭近玉京，梦魂犹是在青城。比来出看江山景，却被江山看出行。”(《题天回驿》)。“却被江山看出行”一句，既暗示了出行之盛大豪华，奢糜无度，以至于“江山”也没有见过此等铺张豪奢的“出行”；另一方面它却不幸成了谶语，因为正是此次巡行最终被后唐打败而亡国。可见“幸成都”的唐玄宗路过的地方“天回”，实在不可能给前蜀王朝带来好运。 新都驿南可接锦官驿，亦能接天回驿，北可至汉州驿(广汉)。诗人陆游可能多次路过新都驿《暑行憩新都驿》和《早发新都驿》之类的诗篇，后一诗中有“爱凉趣上马，未晓阅两堠”，为了赶路，必须天未亮即上马，躲过暑天太阳的爆晒。而他路过新都弥牟镇驿时，在清雅幽静之中便生出了一点欢喜之心，“自许白云终醉死”(《弥牟镇驿舍小酌》)一句，很得长途跋涉时暂歇小酌之乐趣。到了罗江(德阳东北罗江镇)驿后，执掌过成都权柄的宋祁的形容是“山从剑北呈天险，树遍巴西送客愁”(《题罗江驿翠望亭兼简西游诸子》)，心情不好。张问陶到金山驿(德阳金山镇)时抒发的是一点淡淡的怀古情绪，“箫管遗音悲帝子，青山何处越王楼”(《金山驿》)。而身陷苦境的杜甫到了巴西(四川绵阳东)驿，其心情更是加倍的难过，因为彼时他正在四川四处逃难，希求一些当官的旧雨新知帮助，愤懑之情溢于言表，“霄汉愁高鸟，泥沙困老龙”(《巴西驿亭观江涨呈窦使君》)，不知出路何在。而当杜甫在奉济驿(绵阳市)送别对他关心甚多的严武时，不胜依依惜别之情，“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几时杯重把，昨夜月同行”，而严武一去，杜甫便感到无人可依靠，于是“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奉济驿重送严公》)。而沉香驿又勾起了诗人张问陶的感慨——他写的有关邮亭驿站的诗非常多，仅比陆游的少，表明其出游甚多——“熟路年年到眼前，栈云知结几生缘”(《沉香驿》)，而魏城(绵阳市魏城镇)驿好像引起了过客们的豪性游情，一是数度路过魏城的清人胡薇元写道，“重来燕子新巢觅，也共春光到益州”(《魏城驿》)，显然他是由北而南向着成都行进的，或许成都正是其新的施展抱负之地，或者是会聚朋友之所；而陆游则是“老夫乘兴忽西游，远跨秦吴万里秋。”(《绵州魏城县驿》)或许这是陆游不能抗金后无奈的旷达。 公元756年，唐玄宗急急从剑门关奔来，经武连驿，直抵梓潼县东北的上亭驿，相传他“至此闻铃声。左右云，似言三郎琅当，又名琅当驿”，因此宋人黄钧曾感叹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悲剧，“水远山遥疑剑断，风愁雨恨只知铃”(《上亭驿》)，唐代诗人罗隐就更是由此想到自己悲惨的命运，“贵为天子犹魂断，穷着荷衣好泪零”(《上亭驿》)，两相对照，作者对自我的悲叹更见深沉。遂宁诗人张问安到了剑阁地界的武连驿，禁不住思念起自己也时常奔波在外的弟弟张问陶来，“人间何限销魂地，触拨离愁此独难。谁到亭驿寻旧约，上山风色太高寒。”(《秋日宿武连驿怀船山》)至于柳池驿则被宋人石介用行踪与驿程并写、主观与客观交织的写法，进行全盘的抒写：“二十二余程鸟道，一千一百里江声。江声听尽行未尽，西去出山犹七程。”(《柳池驿中作》)去年重阳节奔走在外的宇文虚中，今年的重阳节又在梁山铺(亦即凉山铺，剑阁县界)度过，这等时节最易生起“独插茱萸少一人”的缺憾，因而“两年重九皆羁旅，万水千山厌远游”(《已丑重阳在剑门梁山铺》)。而且更为不幸的是，宇文虚中像这样羁旅之愁的“享受”都不会有了，因为在此之后，他因使金请归还徽钦二帝，滞留金国，寻机密谋劫返二帝归宋，不成而死。还是那位在锦官驿受到驿卒樱桃款待的薛，从褒斜南路入川后，到了水陆两用的朝天驿(广元东北朝天镇)便依嘉陵江乘舟南下，“征骖行尽褒南路，又上朝天驿畔舟”(《朝天驿》)，他可能是由此舟抵阆中，而经盐亭、三台、中江而后德阳而至成都，看前而推后，这种可能性最大。当然也不排除他由阆中继续乘舟抵重庆。 如果继续北上，下面便到了水陆双栖之神宣驿(亦名筹笔驿，广元市东北)，这一带山势越来越险峻。清代有位名陈作珍的人，“昔年入蜀时，我曾此间行。始知履险者，不如旁观清”，因为他这次是“买舟神宣驿，直趋利州城。翘首一瞻望，众峰相送迎。去天不盈咫，虎豹踞狰狞。……人马旋磨蚁，十幅屏幛横……野航小于叶，常恐叵石倾。每见颠危处，目骇神为惊。”(《自神宣驿泛舟至广元县》)，此处险要明代著名地理学家王士性《入蜀彷》里亦有记载，但他还是从陆路到广元后，才乘船到阆中的。筹笔驿或许由于地处川陕交通要冲——从汉中到成都至此分两路，一路南经阆中、三台、中江，德阳抵成都，一路要往剑阁、绵阳、德阳以达成都——引得众多文人墨客吟咏它，如李商隐、陆游、肖逢、薛能、罗隐等，而诗人杜牧至此则发出“邮亭寄人世，人世寄邮亭”的哲理性慨叹。虽然汉阴驿并不在汉中到成都的驿道上，但唐代的窦巩相遇宇文十时所写的诗，确表达一了种普遍的情怀，“吴蜀何年别，相逢汉水头。望乡心共醉，握手泪先流。……离情方浩荡，莫说去刀州。”(《汉阴驿与宇文十相遇》)以当时交通之不发达，相见一次不易，以至于“握手泪先流”，决不是什么夸大之辞。而他们谈着谈着，终有一别，本来就还沉浸在离别的痛苦之中，宇文十自己又要到成都去(刀州为益州之别称)了，惹得窦巩更加伤情。这样的感情像元稹与白居易这样的知交就更是如此，他们每到一些重要的、朋友也有可能看到的驿站，便题壁邮亭之上，使得对方知晓自己的情况，以作交流之用，这是典型的在驿道上“相逢”。有一次在川陕线的终点汉川驿，元稹做梦梦见了白居易等人同游曲江，兼入慈恩寺诸院，一会儿便梦醒，此时邮吏已经在给大家报告说：天亮了，这就是“亭吏呼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梁州”(《宿汉川驿》)。 假如我们是古人，而且如今正在艰难的蜀道上行走着，突然在一个邮亭驿站看到自己的朋友题写的想念自己的诗句，胸中涌动的怀念与感动之情，实在难以言宣。所以，我们也不必为古人在艰难的蜀道行走而担忧，他们朋友之间出乎意外的在某个邮亭驿站“相遇”这等美事，于我们来说，是永远无法体会的，成了难以追怀的绝响。就这种“相逢”的经验的独特性来说，即那种农业社会中浓郁的情感，田园风光之怡然陶人，是完全可以“自傲”于我们这些现代人的。生活要我们跑多快 古时的中国社会自不必说，是农业社会，生活节奏缓慢，使得常人对交通的需求程度远不如现在这样紧迫。因为在现代社会，时间的长短成为解决一项事情中，不可缺少的变量，因为我们本身就生活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以至于很快就能生出些今是昨非之感。只要随便观察各种古典典籍，我们便不难发现，在邮亭、驿站那样的地方，古人们诗兴大发，离愁别绪甚浓，因此邮亭诗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写作题材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但他们之所以诗兴大发，主要是交通的不发达，行路难所带来的辛苦，以及时间上的平缓，使得他们对生活之苦辛有更多闲暇的时间去体会去咀嚼，从而将其发而为诗。我们只要想一想，倘若从川陕道的陕西起点汉中出发到成都，要将近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么在路上行走的一个月，行人除了喝酒吃饭休息外，他还做些什么呢?哪怕有可心的旅伴，也不可能天天谈心无间，因此写诗作文成了消遣光阴、打发寂寞的一种普遍做法。以至于像陆游这位高产诗人，由于频繁往还各地，加以诗情勃郁，在九千三百多首诗中，直接写邮驿的诗有近七十篇之多，成为运用邮驿写诗的高手。 由于古代交通的不便，山川横阻，作为四川包括成都这种四塞之区，要与外界(此处多指跨省交往)交通联系，其所费的时间、人力、物力，其交通的总成本之昂贵，在今天的人看来，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宋代沿嘉陵江水道从广元经长江水道到达湖北宜昌，需要28天左右，其中广元到阆中约3—4天，阆中到南充需3—4天，南充到合川约3—4天，合川到重庆需1—2天，重庆到宜昌大约需16天。诗人范成大做官离开成都时，从成都出发到乐山换大船，再沿江而下，到涪陵共花了12天时间，从涪陵到忠县为1—2天，忠县到万县为1—2天，万县至奉节为1—2天，加上奉节到宜昌需6天，总共从成都出川需要23天左右。倘使逆水而上入蜀，从万县到成都，行水路而需要100天；但从万县弃船登岸，就陆路，则只需要不到20天的时间(见范成大《吴船录》)。这条“黄金水道”之繁忙是自不必说的，平日过往的多商旅船只，以及政府不急之物，比如常规的物资转输亦即漕运。而那些急需的物资则是通过陆道，间或东道达荆楚，再抵京师，但过迂回，故尔最高当局急需的物资多是从川陕道陆运到京师的。这表明了峡路与川陕道在某种意义上的分工。“贡输商旅之往来蜀者，陆辇秦凤，水道岷江，不绝于万里之外……凡蜀之可以充内府出京师而侈用乎诸州者，皆陆出；而其羡余不急之物乃下于江。”(《峡州至喜亭记》，转引自《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 这里蕴藏着一个简单的道理。因为从商人的角度看，如果不是做的时令性生意，对货物的时间性(如保鲜、或者应时上市等等)不要那么强，那么通地峡路而至外地做生意，其成本相对陆路则要低廉一些，而时间在其整个经营成本所占比例又小，则选择峡路是理所当然的。但最高当局尤其是内府所急需的物资则不同，因为这些物资不以赢利为目的，因而不计成本不管代价，取悦内府，供其淫乐享受便成了物资运输的终极目的，因此哪怕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也是在所不惜的。比如川陕东线的荔枝道，就是典型的供内府需要的东西，说准确点，就是唐朝的杨贵妃喜欢吃枝，唐玄宗为讨得她的欢心，专门修的一条运输荔枝的贡道。这条道是从涪陵荔枝驿北上至罗温县地，沿龙溪河谷至梁山驿(梁平县)、高都驿，经通州(达县)循下蒲江翻大巴山，再取洋水至西乡县，经子午道至长安。这条线是涪陵至长安最短的路线大抵有二千里左右，一般史书载荔枝3天即可运到，一方面这符合荔枝保鲜要求，另一方面也与唐朝急递日行五百里的速度相去未远。这样快速的运输，就是典型的不计成本，不顾民情，不顾马匹及人员之死活的，正所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同时也就反过来证明，倘若这种运输荔枝的方法，成了商人们普遍的运输方式，就表明有一个强大购卖和消费荔枝的市场存在，人们普遍的购卖力是强劲的。利益促使商人不顾这种高投入，因为这种高投入会有高的利润，但是这里面也有很高的风险。商人之间为抢夺市场而进行的争斗自不必说加大了风险的强度，但同时也使市场可以免于垄断而使购卖者获得更多的实际利益。但在古代社会，这种“高消费”——我们假设从市场的角度看，有足够的维持这种杨贵妃式的荔枝高消费的市场——可能会受到想独享骄奢淫逸之类的高消费的统治阶层的制约，而这种制约既来自政制体对有钱群体的排斥，也来自虚伪的道德对统治者的帮助。而这种风险使得商人们不可能放开手脚，去运输“杨贵妃们”喜欢的荔枝，这也是古代商品经济不发达，即人们对利益的本能获得，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来实现，从而导致市场萎缩的一个内在原因。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冰释一个长久盘据于心的疑问：为什么峡路成为商业运输及官方常规运输的繁忙通道，而往陕西的北路通道——北路通道运输成本过于昂贵，使得彼时的铁币自身的运输成本过昂，从而降低了做远程生意时，相同甚至高于当地品质的货物仍然缺乏竞争力，因而人们思谋着“发明”纸币交子——多半成了官方救急以及运输那些不计成本的货物的通道。从而也就变向表明，人们对时间的所谓珍惜与否，并不是亘古不变的，因为时间在古代商品经济(其产品只有自己消耗，要外运就成本甚昂，没有竞争力，扩大再生产的规模望愿无法得到刺激和实现)不够发达的地区，它反而成了人们常见的可供浪费的资源，这也就是容易吃饱的成都人——成都在唐宋时期相对于其它地区较为发达的，也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已——比较容易享受悠闲时光的物质基础及传统习惯。换言之，与其说是生活要我们跑多快，在时间上紧迫起来的问题，不如说是人的欲望得不到有效的刺激和保证，导致消费的萎缩。再加上交通的不发达，在小范围内的资源相对过甚，无法大规模的运输外地，扩大消费层面，形成资源和市场的重新有效配置。以至有的地区过甚的物品，在其它地区则是难得一见的紧俏物品，但运输成本的昂贵又阻止了人们购买能力，就使得物品相对过甚的地区如成都，其民众只能过着放佚贪玩的生活。古代社会的生活似乎不需要人们像今天这样跑得风快，交通的不便反过来也加深了人们对时间物理化精确化的漠视，从而使人们对缓慢的生活节奏安之若素。 由于川陕道不仅是军事、政府下达公文及商业的要道，因此过往客商、文人、官僚等非常之多。一般说来，四川咨陕西公文多由剑阁道而至陕西，而且1775年，云南到陕西的公文也改由此道到达抵陕西。因此清代取此道及附线东川道入蜀的人就有王士正、方象英、陶澍、高延第、张邦伸、吴焘等，他们分别著有《蜀道驿程记》、《使蜀日记》、《蜀游日记》、《北游日记》、《云栈日记》等书。说明川陕道中取剑阁道或东川道入蜀所费时间，行踪情况，已引起了清朝官宦人员的较为普遍的注意。其实此前的也有不少人注意及此，比如大地理学家王士性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请允许我节外生枝，谈一点在众多的入蜀路程及沿途景象之记载中，我之所以选择地理学家王士性的原因。首先王士性入蜀前遍览有关蜀中典籍，自然也包括左思的《蜀都赋》、范成大的《吴船录》、陆游的《入蜀记》。复次，王士性是比徐霞客早几十年降生的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其成就不在徐霞客之下，而且其思想直接影响大学者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日知录》等，开启整个有清一代地理学中重实证、重思想的路子。他认为自然环境对人的行为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他认为经济重心不仅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而且还将有继续转到岭南和西南的可能，这是相当高明的见解，前者已被证实，后者也会在不远的将来得到证实。而且诚如杨体元所说，王士性所到之处“志险易要害、漕河海运、天官地理、五方风俗、九徼情形，以及草木鸟兽、药饵方物、饮食制度、早晚燥湿、高卑远近，各因时地异宜，悉如指掌。”(《刻广志绎序》)这样的思想就是放在今日来看，也是经得起的检验的见解和体察山川风物的方式。 现在我们来与王士性一起经历古川陕道的行程。王士性对古川陕道陕西一路的起点，他认为应该从宝鸡开始，因为宝鸡系古陈仓县。7月4日出陈仓县南门，午饭稽留铺，十里登山而至大散关，晚宿东河，“虎豺昼夜伏道旁”，说明在川陕道上并不只是明末清初那段战乱阻隔商道，而致偶有路过遭虎豹噬吃，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已然出现此等情况，也可反映出明末商业萎缩之一斑。7月5日，饭东新店，进入真栈道，宿草凉驿。7月6日过百岁村，至凤县。7月7日，上凤岭，晚宿三坌。所谓三坌，是指一路去凤县，一路通褒道，一路去眉道，孔明出斜谷处在此。7月8日，从三坌出发，午抵陈仓口，路险仅容一人通过。7月9日，行十里上柴关，至紫柏署。7月10日，发留坝，饭武关，随黑龙江南行，至七盘之鸡头关，宿褒城。7月11日，饭黄沙，溯汉水而行，至沔。7月12日，发沔，饭沮水，宿青阳，从沔到青阳，缘江乱石无路。7月13日受大雨之阻，再宿于青阳。7月14日，抵金牛。7月15日，至五丁峡，此传说中石牛粪金处，过柏林驿，抵宁羌州，宿宁羌。7月16日，至黄坝。7月17日，走十余里过一溪水，此溪水在其南北分立二棹楔，是陕西、四川的分界处。7月18日，见嘉陵江，见峭壁为明月峡，其上则为朝天岭，宿沙河。7月19日，从千佛崖下到广元。7月20日，从广元乘舟至昭化。7月21日，从昭化至虎跳。7月22日，从虎跳至苍溪。7月23日从苍溪到阆中。7月24日，从阆中出发。值得注意的是，从阆中到广汉全是石块铺就的大道。7月23日，宿柳边。7月24日，宿盐亭。7月25日，宿潼川。7月26日，宿建宁。7月27日，宿古店。从阆中而来，吃饭、睡觉、马匹和轿子的供给全是出自军队。7月28日至8月2日(共5日)，下古店，过新都，至弥牟镇，到抵成都驷马桥。 王士性川陕古道行程，共费时29天，去掉1天受阻于雨，实算为28天。可能7月28日至8月2日这5天内，从古店过后开始的行程，王士性与其同伴刘元承，边走边看风景，多费了时日。倘使这段行程大约3天可到的话，那么实际所费时间就应为26日。在这实用的29天之中，川陕道陕西段虽然所占的里数可能只有川陕道长度的三分之一，但所占的时间却多达14天，是所用总时间长度的一半，可见川陕线的行程难度多在陕西(当然王士性未剑阁道)。而川陕线四川段，由于王士性采取了迂回到阆中，然后经盐亭、三台等地，再到成都的路线，虽然比走剑阁道要平坦一些，但所费时间可能比走剑阁道要稍多一些。王士性无急务在身，没有采取抄虽是近道但却是险段的走法，大抵是为了行程的舒缓，有利于身心健康，保持一个在相对长的行程中，不致于中途生病。马可·波罗也曾写道：“向西骑行山中，经二十日程，抵一平原，地属一州，名成都府。”因为不能确定马可·波罗从什么地方抵成都费了二十程，据有人考证，每程应为40—50公里，那么就是近一千公里。另一种译法将马可·波罗的二十日程，翻译为“走过二十过驿站路程”(陈开俊等，福建科技版)，而每个驿站的路程又并不均等，那么是否是一千公里就还有疑问。但可大致推断的是，马可·波罗从秦岭一带过来，与王士性所花费的时间相去不远，可能王士性的起程要比马氏要远一些。但不管是马可·波罗还是王士性所费时日，都不少。王士性近一个月的时间，才能从宝鸡抵达成都，这在我们现代人看来，简直不可想象，但对古人来说，这已经算顺利抵达，没有意外，应该庆贺了。王士性在川陕线所走的这一个月，现代的人可以用来简单地周游世界各同而有余，单从此点来看，古人的生活质量确实不能与现代人相比，因为他们如果要到各地去直接交流——经商、旅游、做官等等——在路上所耗费的时日非常多，这一点在新修公路以前，不管相去多远，所费时日相差不大。除非像给杨贵妃送荔枝那样的“急制速度”，同时我们也就理解二百多年后，俞平伯的父亲俞陛云，在清末科举尚未废除以前，从北京到四川监考，在川陕段所费时间几乎与王士性差不多的原因(见其所著《蜀酋纪游》)。 生活要我们跑多快，对成都人来说，历来是个问题。 第四章 先人们生活中的水 人把它创造出来与日月同辉， 从这里流出来的是水，也是信念。 ——梅·萨顿 上善若水。 ——老子 真正的世界奇迹 80年代末，《纽约时报书评》对一本书兴奋地评价道：“本书读来妙趣横生……使人觉得学历史就像吃冰淇淋那样痛快。”以我们的阅读习惯，来猜度这是一本什样的书，肯定是困难的。因为在我们的阅读和学习过程中，学历史绝对是件枯燥得要命的事，而非“像吃冰淇淋那样痛快”，更何况这是一本反映一项美国水利工程的书——《胡佛水坝》。作者约瑟夫·E·史蒂文斯漂亮的文笔加上他科学的理性精神，使我叹服，多年以后，我仍能记住他所描述过的许多精彩细节。以我的孤陋，还不曾看到过中国人将水利工程写得如此科学而有趣，让门外汉也读得眉飞色舞。这让我想起几千年来寂寞的流淌着，不舍昼夜，灌溉了无数农田，给民众带来无尽福祉的都江堰。 但奇怪的是，我们却将荣誉毫无保留地献给了那早已“死去”——事实上，长城从诞生那天起，就没有有效地起到阻止“胡人牧马而南下”的作用，后来历次的外族凌侵中，其所起的军事作用也并不大——而且积淀像孟姜女这样千古民怨的长城，而冷落了真正给民众代来绵长之福祉，至今仍泽润天府的都江堰，真是使人匪夷所思。从表面上看，都江堰只泽惠了成都地区民众的生活，但其实它所起的作用之巨大，是无论怎样估算都是并不过份的。从历史上的非常时期来看，凡是国家动荡，处于生死危亡之秋，四川包括成都始终就处于整个国家非常重要的地位，如南宋末年抗击蒙古的入侵，本世纪抗击日本的凌侵均是如此，那么整个川西平原得都江堰之溉，水旱从人，使粮食在非常时期也能得以丰产，有抗击侵略者的物质资本，这正是余秋雨在《五城记》里所说的，在祖国大西南的版土藏着一个成都，实在我们的福气的深层原因。亦如明末陈演在《大修都江堰碑记》时，赞赏当时主政四川的刘之勃大修都江堰，而彼时刚好兵荒马乱，四川愈加重要，都江堰的正常运转与否就更加重要，因为它关乎整个成都平原粮食是丰收还是减产的大问题。可以说，川西平原要有长期而稳定的发展，都江堰确是居功至伟。 都江堰对川西平原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防洪、漂木、提供生活用水等自不必说，尤其是它灌溉良田的功用，实在发挥着二千三百多年来最伟大的效益。在都江堰修成之初，都江堰所发挥的作用都是综合的，因为古来灌溉用水取之于外江，而内江之水则多用于航运，而且同时可用来漂木。发展到后来，便是内江以发展灌溉为主，而外江则专事排洪。当然所谓的综合利用，并不是指这些发展是齐头并进的，尤其是灌溉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因为有时灌溉要让位于航运事业，因为越是古代，四川或者成都的陆运发达的程度低于水运，而且成本也较低，因为水运是必须保证的要务。《史记·河渠书》中对此有非常明白的表达：“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浸溉”。范成大在1177年6月28日从成都到郫县，在途中看到了等雨插秧的景象，“前两旬大旱，种几不入土。临行连日得雨，道见翁欣然曰：今年又熟矣!”迨至郫县才见“家家有流水修竹”(《吴船录》)。由此不难证明，航运仍是最重要的事，而且据史书记载，直到元初，都江堰水系的航运都还较为发达。至于说，由成都到乐山再到宜宾的水道，单说公元前377年，蜀军由成都出发，循岷江入长江，游水而下，进逼楚地兹方，可以想见水源之丰沛，造船术之精湛，航行技术之发达，都是不难想见的。直到清代中后期，这条由成都出川的黄金水道，才逐渐萎缩的，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森林遭破坏，水土流失严重，造成河床因泥沙堆积而抬高，另一方面是水量逐渐减少，或者由于灌溉面积的增加，对用水量的需求增大，而导致了成都丧失了它作为水码头的航行基础。也就使得成都对外的交流，完全要依靠不是很通畅的陆上交通，加上对外运输及交流的成本。 至于说到都江堰的防洪功能，当然它所起的作用是保证成都不受或少受水灾的影响，或者减少水灾对成都的损失。但它对成都下游的城市如彭山、眉山等地，就不存在多少保护作用，当然这是它的影响范围所致，也是保护和发展中心城市成都，而惯于采取的“丢卒保车”的一招。杜甫逃难到成都的时候，成都人不无得意的告诉他成都的水旱从人，“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溢不近张仪楼”，这样确凿的例证，虽不是史不绝载，也非绝无仅有。公元910年8月5日，岷江洪水将都江堰渠首枢纽向下游冲移近一公里，但宝瓶口死死地捍御了过量的洪水，保住了成都不受侵害，而新津、眉山等地水灾严重(杜光庭《录异记》)；公元972年8月，成都大雨，岷江暴涨，但洪水全由外江排泄，府河没有进入更多的水量，成都保住了，但眉山、乐山却遭受了严重的水灾(《黄休复《茅亭客话·蜀无大水》)。根据科学实验，每年4—5月岷江水流量在每秒500—800立方米，那么内江分水55—57%，换言之，灌溉及民用就占了水量的大半以上，也就表明可以全部或大部分引进宝瓶口。而当洪水流量达每秒4800立方米时，内江分流则减少到50%，外江分流比就大于内江，而当岷江百年一遇的洪水流量每秒7700立方米时，宝瓶口则只有每秒740立方米，仅占洪水总流量的10%还不到(徐慕菊《从科技史角度看都江堰的科学性》)。尽管从西汉到民国年间成都发生25次大水灾(郭涛《四川城市水灾史》)，但都没有对成都构成“灭顶之灾”，一方面，由此不难想见都江堰的防洪能力对于确保成都的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成都城址千年不变，就与此有深刻的关联。 更为关键的是，都江堰创建之初，即发挥了巨大的灌溉功效，使得无数土地成为水旱从人的良田，河水所到之处，无不显出其蓬勃生机，一派葱茏景象。汉代文翁曾开湔即开挖都江堰的干渠蒲阳河，以灌溉即今彭县天彭镇的田约1700百顷，而汉代的1顷约合今之70亩，也就是说，都江堰的一个干渠的灌溉面积即是11万9千亩，由此我们不难想象都江堰在彼时灌溉总面积之惊人(郦道元《水经·江水注》)，而事实上东汉应劭《风俗通》中已说，都江堰灌田万顷，那就相当于灌溉70万亩的面积。迨至宋代，都江堰的灌区面积又有极为惊人的发展，它甚至包括永康军、成都府、蜀州、彭州、汉州、眉州、嘉州等处，而成都府路共辖1府、12州、2军、1监，因此宋代曾执掌成都权柄的赵卞说都江堰“灌溉川西南十数州稻田”(《古今集记》)包括其灌溉良田的面积，在1949年后的30年内，从历史上最高的300万亩(有人估计在道咸时期灌区面积已达近300万亩，见谭徐明《近代都江堰工程管理的兴衰》)，发展到近600万亩；随后再从南、北、中三个方向穿越龙泉山，将都江堰的水引向丘陵山区，建库蓄水，使灌溉面积达到850万亩，进而扩大至1500万亩。二千多年的事实证明，只有都江堰才真正体现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精义，也正是其实用价值表明了五行水为首，八行食为首的古老文化哲学底蕴。“ 都江堰除了由于其各个工程互相协调，共同发挥着防洪、灌溉、航运及社会用水的综合作用，还在于存在着一系列的岁修原则如“深淘滩，低作堰”等，更在于李冰在创建这一工程的时候，提出了水文观测的方法及原则，为后世修理都江堰，提供了可供比较的观测方位，尽管这一观测法是如此的粗疏。以三石人(神)为水则的，又多次作石犀以镇水神，既反映了蜀人的宗教意识，也体现了李冰对水文观测的重视，更是见于记载的最早的水尺。石人一方面既可以观测水位，又可以测定进入灌区的流量，“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有人因岷江枯水期水位变幅约5米，推测出石人的高度约6米(《四川历代水利名著汇释》)，但1974年3月于外江里掘出一个石人，高2·9米，肩宽96厘米，是东汉末年所作。这两个并不相同的数字，是否表明岷江水位之变化，还是后者“石人”并不是作为水尺来用的呢?这是一个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至少表明当时已意识到堰上游某处的水位和堰的过流量之间存在着特定的关系，是古代堰流理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