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节：1863-1881：可将洋话当方言(12)　　经过四年的高峰创作，老先生似乎心劳意顿，到了嘉庆三年（1798）才写了《滦阳续录》，算是告别了长达十年的写"闲篇儿"的历程。到嘉庆三年，老先生已经七十五岁，七年后，老先生撒手人寰。　　他为官家留下了《四库全书》，他为自己留下了《阅微草堂笔记》。　　在纪晓岚的"鬼话"写作中，经常借鬼怪之事讽刺程朱理学，即如其诗中所表达的轻渺"洛闽门弟子"观点。在阅微笔记第一辑《滦阳消夏录》中，他写了一则讽刺大讲"天理"的资深学者的故事，名为《借妖讥程朱》。　　《借妖讥程朱》的故事来自一个叫姓李的孝廉的讲述，他说（今译）：　　"保定府的蠡县有一座凶宅，一位资深儒学学者与几位客人留宿其中。夜里，忽听窗外有挪动东西的声音，老学者厉声斥责说：'邪不干正，妖不胜德。我讲程朱理学已有三十年资历，还怕你吗？'窗外有一个似乎是妇女的声音回话：'我早知道你讲程朱理学的资历。我虽然是异类，但读儒学之书并不算少。《大学》一书的经典之论在于诚意二字，而诚意的根本是内心世界的纯真。你的一言一行必称遵循古礼，是为提高自己的德行吗？大概是为争名声吧！你常常有心得写出，每每要与其他儒学者辩个究竟，是为了弄明白学理吗？大概是为争强好胜吧！提高德行与辩明学理，是天理；争名好胜，是个人的私欲。连私欲都克服不了，怎么还敢讲学呢？你讲的又是哪家的学问？关于这个事，我就不跟你犯口角了，请深夜扪心自问，而后你就知道邪是否可干正、妖是否可胜德。何必又色俱厉地呵斥我呢！'老学者听了这一段理论，汗如雨下，竟然无法答对。过了一会儿，窗外的女声微笑又传了进来：'老先生您不敢答对，还算不欺本心。我就暂且让你睡个安稳觉儿吧。'又是一声挪东西的响动，那妖物飞过屋檐，远去了。"　　随着纪晓岚的自由自在的写作，他融佛道于一体的观点，就愈加清晰，如在第三辑《槐西杂志》中有《佛戒意恶》一则，其中贞妇之梦游状为经典的道家神鬼之说，而故事中佛对人的要求放低，也显出纪晓岚体认佛之宽容的偏好。其云（今译）：　　"交河县有一个贞节寡妇，蒙官府表彰，要建牌坊。此日，亲戚朋友都来祝贺。他有一个表姐妹，从小就爱和她开玩笑，笑着问她：'今天你白首成贞，不知不觉间，熬过了四十多年。在这四十多年中，每逢花好月圆之际，你就没动过心？'节妇说：'人非草木，怎么会没情欲？但是私念一动，就有礼不可逾、义不能负的观念来约束自己，就能自制，不行非分之事。'后来，逢上清明节，她为先夫扫墓，忽然眩昏，似梦游之状，并说了一大通旁人搞不清的胡话。晚辈们扶她回家，到了半夜才恢复正常，她对守在身旁的儿子说：'刚才我恍惚间看见你爹了，说不久要接我走，他还好言好语安慰了我一番。说世上人的所作所为，鬼神都知道。幸好我平生没失节，否则一旦你爹接我去了，黄泉之下有何面目见你爹呀！'过了半年，老太太果然死了。这是王梅序孝廉所讲的故事，梅序论道：'佛家主张提防意念所起之恶，要从根本上铲除恶念之源。这样的境界，不是品德上流的人物，是做不到的。平常人的生活中，人际关系繁杂，怎么不会生出非分的欲望呢？有所欲而不敢为，也就是贤人了。老太太的儿孙，对其坦率之言颇有讳避。因此，我也就不能实在地指名道姓了。但老太太的言论光明磊落，如白日青天一样，正是纯洁而不欺，我又何必忌讳事情的本身呢！'"　　到纪晓岚刊刻第四辑《姑妄听之》时，坦然回顾治儒学搞考证的繁琐，认为"鬼话"还要坚持写下去，只要"大旨期于不乖于风教"就算守住了底线。忙碌的写作中，恬然又加上了老庄之道的悠闲，全然不以往昔儒学为意，他说："今老矣，无复当年之意兴，惟时拈纸墨，追录旧闻，姑以消遣岁月而已。"　　原来所借用的合法性外壳也没多大意义了：当初不是说为立道德之论吗？怎么到了现在，自己守住道德底线就算了呢？第57节：1863-1881：可将洋话当方言(13)　　中国的神道之学，表面看来是李耳道德之学的一个变种，实际上它也由鼎盛于东汉的神学经学（亦可称为经学神学）来补充的。神学经学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谶纬之说影响到个人生活乃至国家政治，其对东汉以后各代的影响亦不可低估。纪晓岚一向喜欢神怪之说，当然对谶纬之说会加留心。　　他的亲戚卢见曾的贪污案涉及他，使他正在得志之时而铩羽。有此经历，他更转向了对支配命运中的神秘力量的拜伏，或者说促使他晚年由佛而入道。　　卢见曾是位出色的文人，但又是位不廉洁的官员。乾隆二年（1736），他曾因贪污被罢两淮都盐运使之职；乾隆十九年，再度出任该职，一干就是十年，最后卸任还乡。在他回乡闲居之后，乾隆皇帝南巡曾赐给他一块匾，上书"德水耆英"四字。但是，事不凑巧，两淮盐运衙门又爆发贪污旧案，一下子将卢见曾又卷入其中。但是，就在皇帝决心彻查卢见曾之时，纪晓岚却私下派人向其送信，泄露了重大机密。　　卢见曾的长房孙子卢荫文是纪晓岚的女婿。时任从四品翰林院侍讲学士的纪晓岚就派人送给女婿一个信封，里面有一把茶叶和一把盐。其含义很明显，皇帝要"严查"你家了。卢家立刻作了应对，迅速转移资产，抄家时仅有钱数十贯（一贯千文），也没有金银首饰，就是连像样的衣物都很少。　　乾隆皇帝大为恼怒，下诏对卢氏祖孙、父子用刑，卢家终于吐出了纪晓岚送信的实情。　　纪晓岚因此被革职，发配到新疆去充军。在发配前，他在监狱里求问一位会测字的董姓军官（与后面提及的董文恪不是一人），他就写了一个"董"字，让董姓军官给测。董姓军官说："当是千里万里之外。"纪晓岚又写了一个"名"，董姓军官说："名这个字吗，下面是'口'，上面的'夕'字为'外'字偏旁，你发配的地方应当在口外。太阳在西面为'夕'，估计你得往西域去了。"　　接着董姓军官又帮他测算能在什么时候结束服刑，回到京城，董姓军官说："名这个字吗，其形状像'君'也像'召'，应当是皇帝有用着你的时候，发诏赐你回京。"二人又算到服刑年头，董姓军官说："名这个字吗，下边为'口'，与'四'相比，中间缺两笔，估计你服刑不会超过四年，四年内准能回京。"事实证明，董姓军官测得非常之准。于是，纪晓岚在《如是我闻》中有《信服测字》一则写道："盖精神所动，鬼神通文；气机所萌，形象兆之。与揲蓍灼龟，似神异而非神异也。"　　不唯如此，他当年走入仕途之前，也找人测过字，结果也出奇地准。这样，在后来经历了发配之辱后，他更信神道，因为一荣一辱，所测结果丝毫不差。当初他应完殿试（结果尚待公布），在董文恪家闲坐。当时有一位浙江的术士在场，说能测字。纪晓岚兴头正浓，写了一个"墨"字，求测考试结果。浙江术士说："看来考第一名，你已没有可能了。'墨'字上面是个'里'字。可解为'二甲'，'里'在'墨'中，下面又有四个点，应该是考到二甲第四名。四个点又是'庶'字的脚；'土'字呢，又是'吉'字的头。这样，你就获庶吉士之荣衔，必入翰林院了。"后来果然应验。　　在纪晓岚生活的时代甚至一直将此追溯到东汉，儒学经典只是上层社会或力欲进入上层社会的那些读书人的"表面意识形态"，究之实际生活历程，神道才是最本质的世界观。纪晓岚对形学（或称堪舆之学，今所谓看风水）也多有肯定，并从中找到了心理安慰。在《槐西杂志》中有一则《形术当精》，记述了他家祖坟与现世生活的关系（今译）：　　"在景城之北，有一段叫横岗的土坡地块，风水专家说这是我们纪氏的龙脉即兴盛的象征。但这块地不是纪氏家族的，乃属姜姓家族所有。姜家自然听说过此地为纪家的龙脉，并且嫉妒纪家的兴盛状况，就在横岗上建了一座道教的真武大帝祠，意在破坏纪家的风水。崇祯末年，发生兵乱，我们纪家的人丁就不那么兴旺，但也未致全亡，乃如一丝线牵之状。后来，真武大帝祠没多少人烧香了，我们纪家又慢慢恢复起来。到该祠全然废弃，我们纪家就又大为兴盛了。这块地后来由我的叔伯侄子（从侄）纪信夫买过来。信夫购得此地时，村里的老人们已大多谢世，也不知道往日的故事，又在上面建了一座土神祠，由此，纪氏家族又开始不安定了。当我得知信夫建祠之事后，急忙写信给信夫，让他把土神祠迁走。这样，纪家又恢复了往日的安定。第58节：1863-1881：可将洋话当方言(14)　　通过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堪舆的学问可能真的存在，也可能没有。追溯历史文献，从西汉末刘向整理皇宫秘籍以来，堪舆之术才成为一家之学。如此，就不能说这门学问全是假的。但是，风水师所学未必能达到精确的程度，有的又借此骗钱，所说的尤其不足以采信，就不可以一下子全信他。相反，如果其说得到确凿的验证，就不能一概否定。"　　这段案例分析式的研究可谓说理透彻、立论严谨，对于风水之学不可轻信又不能不信，之于现实人生态度已经是相当实用的了。在另一方面，这段文字也反映了纪晓岚对底层社会所存丑态的深度厌恶，如指风水师或缘以奸利"骗钱"的行为。　　正如纪晓岚所身处的大清王朝一样，他本人对大清王朝及中国历史之外的事物了解甚少。可以说，他对除了朝鲜、琉球、日本有皮毛性的了解外，整个世界对于他来说比堪舆学更虚无缥缈，即便试图了解也得有所验证之后再说。这个验证又来源于朝鲜与琉球的贡使，对方说："东洋自日本以外，大小国土凡数十，大小岛屿不知几千百，中朝（即大清国）所必不能至者，每帆樯万里，商舶往来，均不闻是说。"　　在本质上，这几乎不能怪纪晓岚孤陋寡闻，因为东西方在当时的世界上基本上就是互为孤岛的状态，尽管早有西方冒险家来中国探险。　　那个年代里，中国是个孤岛，纪晓岚的博学也恰是一个学问的孤岛。关于"海中三岛十洲"的说法以及西方远陆"五城十二楼"的说法，大多还是东方朔的闲侃《十洲记》与《汉书》祭祀之礼那里发挥出来的想象。真正结束东西方互为孤岛的状态，是纪晓岚死了六十多年以后的两件事：一是苏伊士运河的开通，由此大大缩短了欧洲来中国的路途，从伦敦到广州缩短了四千八百四十英里，从马赛到广州缩短了五千九百四十英里。苏伊士运河开通之时，是1869年11月，此时纪晓岚已经辞世六十四年了。二是1871年6月3日伦敦、纽约与上海互通电报，中国与西方靠电波联在了一起，这一年，纪晓岚已经死了六十六年。　　纪晓岚深睡他的坟墓里，安享着这个世界最后的孤岛之梦。他有幸没经历鸦片战争，也更不用提洋务运动，所以他的同乡张之洞夹在"体用"之间的思想煎熬，他不曾尝到过。纪晓岚时代的大清王朝全然不用理会西方世界已经发生了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而当纪晓岚本人开始悠闲地写阅微笔记时，几乎与他同时代的法国人狄德罗已经组织撰稿并出版了十七卷本的《百科全书》整整十七年。也就是说，当纪晓岚津津乐道地以鬼怪故事讽劝世人并做自我消遣的智力体操时，狄德罗已经不遗余力地向法国和整个西方世界推广科学知识了。　　比纪晓岚早出生一年的自由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也早在纪晓岚开笔写阅微笔记第一辑《滦阳消夏录》的十三年前，完成了影响至今的《国富论》。亚当·斯密也是启蒙思想家，不过他在西方历史上的地位至今仍然是"最具实用倾向的经济学家"。　　启蒙运动成为西方后来者居上的最强大文化因素，然而在狄德罗完成《百科全书》的编辑，不到一百年（九十九年）之后，电报作为那个时代最先进的东西却又把上海与西方世界的中心伦敦联系起来，还有，勃勃兴起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经济中心纽约也与上海通过电波联系在了一起。　　那个时代，真是一个奇妙的时代！　　她的奇妙之处还在于：是中国文化思想的精粹部分为启蒙运动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我们不用费更多的笔墨再复述启蒙大家伏尔泰是怎样赞美孔子与倾心中国文化的，只看一下不太有名的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的主张就知道了。　　霍尔巴赫与亚当·斯密同年出生（比纪晓岚长一岁），德国人，1749加入法国国籍，之后成为《百科全书》的条目撰写人之一。霍尔巴赫推崇孔丘以德治国的观念，甚至用法文新造了一个"德治"单词，他的论文《德治或以道德为基础的政府》极力主张欧洲学习中国，称：欧洲要建立理性的政治制度，"非学中国不可"，甚至他主张用儒教去代替基督教，使之成为西方世界的宗教基础。霍尔巴赫还最早提出了中国同化异族能力的论断，他说"能使中国屈服的征服者，往往被中国（从文化上）反征服"。第59节：1863-1881：可将洋话当方言(15)　　可是，如果我们回避那些涉及宗教观念相冲突的东西，把它们留给更以后的学问家来研究，我们仍需要认识启蒙运动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前奏"，即科学革命。　　在西方的文明史学术观念里，科学革命的著名代表一般被确定为牛顿（1642-1727），而开普勒、伽利略、培根、笛卡尔被认为是先导人物，但是与牛顿同时代的莱布尼兹（1646-1716）也是功不可没的。他与牛顿同为微积分的创始人，又是数理逻辑的先驱者。　　也就是纪晓岚所说的那种风水学问的基础即《易经》学问，却为莱布尼兹提供了新思维，据后来的英国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的研究，表明："（宋朝）邵雍对《易经》六十四卦所做排列对莱布尼兹的二进位制的发明具有启迪作用。"　　我们的文化对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都作出了相应的贡献，吊诡的是：与西方巨大的科技与思想收获不同，我们却收获了纪晓岚的"一车鬼话"。　　这，是个问题！　　放下这个沉重的话题，让我们用另外一个人的笔记故事来结束本章吧！　　在纪晓岚死了至少八十年之后，他的老乡张之洞身边的学者辜鸿铭在一本纪实而不是说"鬼话"的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写了一则叫《不解》的故事，说是：　　陈兰彬侍郎出使美国时，带有一个姓徐的随员。徐某一点英文也不懂。有一天，在大使馆里，徐某拿着一张英文报纸，入神地看着。大使馆的译员见状，大为惊讶："徐先生您何时通晓英文了？"　　徐某说："我本来就不懂英文嘛？！"　　译员更加纳闷："先生您既然不懂英文，看这报纸干什么？"　　徐某振振有词："我看英文报纸，当然看不懂，但看他们翻译成华文的资料，也是一个看不懂。一样地看不懂，就不如看英文好一些。"　　此事成为一个历久不衰的笑话。　　1869年，同治八年，福建船厂造出了大清帝国最大的巡洋舰。该舰长约七十九米，宽约九米，时速八十华里，号曰"万年青"。它是二十七年海军建设的里程碑。　　1884年，光绪十年八月份，中法在福建马尾港展开海战。起初，由海军主将奉行不抵抗政策，致使被迫交战时，战斗力大损。南洋海军共有十一艘各种舰只被击沉，仅有"伏波"与"艺新"二舰幸存。这场海战成了十年后甲午海战的一个预言。第60节：1869-1884：被剥夺的帝国尊严(1)　　第六章　　1869-1884：　　被剥夺的帝国尊严　　七拼八揍，组建海军　　大清帝国的近代海军建设先于洋务运动，这也算是第一次挨打的一个教训性成果吧！道光二十二年（1842），在大臣文丰的建议下，大清帝国从吕宋国（今菲律宾吕宋岛）买回了一只新式兵船，并下诏"由水师旗营操练"，并明谕鼓励民间商人买新式轮船。　　到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在安庆设船政局时，大清帝国连租带买，二十年间已有一些小型舰只。比方说咸丰十一年（1861）租美国两艘轮船，至于为何种舰型，史无详载，估计为运输舰兼有训练功能。名字呢，也是音译过来的，不伦不类，一艘叫"土只坡"，另一艘叫"可敷本"。这后者好像说是租着用，够合算、够本钱。　　洋务运动的主要干员几乎无一例外地投入到造船、买船的活动中去，曾国藩在安庆设立船政局，容闳出洋采购机器。看来拼装也是个不错的办法。与买机器拼装相关，枪炮自己还是可以造的，曾国藩与丁日昌在上海建了造枪炮的铁厂。日后因从俄国人手中夺回新疆伊犁而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上奏朝廷，希望在福建搞系统工程，所谓"择地设厂，购机器，募洋匠，自造火轮兵船"。这次计划不仅包括主体工厂，而且连工匠住屋即宿舍、岸上基地工程、学堂设施，一应俱全。　　左宗棠说，五年内干完这项工程，需三百万两银子。中央很快批准，并按转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之建议专任洋务派干将沈葆桢任船政大臣，以壮声威。在实际业务负责方面，则由金融空手道大师胡光墉具体操办。　　沈葆桢肯定有积极性，不仅他在剿灭太平军时立了大功且敢与曾国藩相抗衡，而且他按亲戚关系跟林则徐叫"姑丈"，即林则徐是沈葆桢的叔伯姑父。有林则徐先胜后败的教训在，他肯定能全力以赴。他的第一件政绩就是设立马尾军港。当时（同治六年，1867），他写给朝廷的信件说（今译）：　　"福州的马尾山是福建省地势曲折即形成了天然外围防护的天险区域，应设造船基地于马尾小海湾的中段，这一段有四百五十多丈。安放铁船槽，长三十丈、宽十五丈，可承担搁五百吨位的船只修造任务。在基地内，临江的地段承建铁厂、轮厂、木质库房。基地的东北部建一处船政大臣的办公场所，并附建船厂管理人员办公处所及外国专家的工作厂房。基地左侧建立英文、法文学堂及学生宿舍。沿着马江的江岸地带，可设立煤厂；山脚下，为中国工人的厂房，山的左面驻扎一营的楚军，负责保卫；山的右面为外国专家的宿舍。紧靠江边的地方，建立官方市场，促进贸易发展。"　　到同治八年（1869），福建船政局（也称福建船厂）造出了大清第一舰。该舰为当时较先进的巡洋舰，长约七十九米，宽约九米，时速八十华里。船名暂定为"万年青"。该舰之后，同年，又有同型舰"湄云"号造成。沈葆桢呈报朝廷，称两舰"出洋"即到海路上检验后，驶往天津，由皇上（或是两宫太后）给题正式名号。　　此后，造船费用激增，引起了保守派的不满。还好，恰在此时，上海的造船厂又造出了一艘巨轮，长约一百米，锅炉在吃水线以下（在当时是攻关项目），又有二十六门大炮的火力，非常厉害。　　为了节省开支，李鸿章也在向中央说明这艘外国人称为"中国最巨之船"的军舰时，提了一条建议："请饬沿海各省，不得自向外洋购船。如有所需，向闽沪二厂商拔订制，以节度支。"　　至于是哪些外国人说的"中国最巨之船"，史无可考，这个说法似乎是李鸿章一贯的手法，以爱国主义乃至虚荣心来实现高调表达而已。据不完全统计，到光绪十年（1884）发生中法马尾海战时，大清帝国已经拥有至少六十七艘的各种舰只，有巡洋舰、训练船、运输船及炮艇等。虽然军舰有自造的，有购自英、法、美等国的，总的来说也算拼凑起了近代海军的架子。（详见附录四《马尾海战前海军建设非精确统计》）　　有趣的是，当时炮艇叫"蚊子船"，大概是音译流转而来。这种船吨位不大，一船小于两百吨，又有炮大船小的特点。最大的特点就是要在打击目标一侧停下来，才能开炮，好比蚊子落在人身上，站稳了脚才能咬人一样。　　沈葆桢为大清海军建设可谓鞠躬尽瘁。在造船暨建设海军方面，他同李鸿章一样，不断面临责难。但依他的性格，他绝对不会屈服更不谈"变通"之言。因为就在当年剿灭太平军的战争中，他就与曾经保举他的曾国藩发生过争执。时任江西巡抚的沈葆桢以江西本省粮食不足为由，拒绝给湘军提供源源不断的军粮。结果朝廷怕两大员发生误会，下诏予以调解。在面对朝臣宋晋等人的指责时，沈葆桢上疏反击，称曰："自强之道，与好大喜功不同，不可以浮言动摇。且洋员合同不能废，机厂经营不可弃。不特不能即时裁撤，五年期满，亦不可停！"　　不同，不可动摇，不能废，不能撤裁，不可能，短短的上疏中连用五次否定词，在大清后期的名臣中也算独树一帜了！在坚挺着海军事业并日渐有成之时，沈葆桢筋疲力尽。他多次向中央申请退休养病，均未获批准。光绪五年（1879），他奉诏北上首都，觐见皇帝及两宫太后，慈禧太后对他好言劝慰，要他"共济时艰，毋萌退志"。作为一位正直的学者兼巨宦，他无法再说退休养病了。该年十一月份，终于累死在了船政大臣的职位上，时年六十岁。　　沈葆桢死后，大清帝国海军的权力核心也由福建转到了直隶，李鸿章继承沈葆桢的未竟事业，在天津设立海军营务处，以直隶总督的身份兼管海军事务。李鸿章坚持海防固国战略，但早些时候，大清王朝就发生了"海防"与"塞防"之争。第61节：1869-1884：被剥夺的帝国尊严(2)　　所谓海防，就是发展海军，巩固国防，以对抗来自海洋的入侵。主要假想敌是英、法两国。所谓塞防，就是加强在西北地区即陕、甘二省及新疆（含西藏）的军事投放，巩固西北地区（特别是新疆），如此，也可以与海防互为奥援。主要假想敌是沙俄。　　主张海防的重要人物除李鸿章之外，还有洋务派中央权力人物文祥，他主张"停不急之费用，谋至急之海防"。因为日本在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对台湾的入侵大大震惊了大清帝国。虽然说日本终因理亏并乏力而撤出台湾，但足见南海防之空虚。正是在东南空虚的情况下，西北地区也渐被沙俄势力染指。原来大清属国的帕米尔地区小国浩罕的军官阿古柏在沙俄和英国的支持下，占领新疆南疆，建起了"七城之国"并自称"最幸运之主（汗）"。起初，他谎称为大清讨伐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叛乱，不与政府军冲突。但当他将军事工事兴建一毕时，大清王朝才如梦方醒："哎呀，阿古柏声称归顺我大清的说法，全是扯淡哇！不但阿古柏在玩花活，连俄国人也在下狠手，一下子占领了伊犁。"中央指令地方大员与沙俄交涉，沙俄玩起了当年广州城里叶名琛那一套：不见面，不谈判。　　面对东南与西北两边吃紧的局面，大清朝财政也出现了危机：此前剿灭太平天国与捻军，耗费颇巨，再加上两次鸦片战争的赔款要分年支付，可谓捉襟见肘。　　李鸿章与主张强海防的总理衙门的要员文祥意见一致，于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上书，表示要"暂弃新疆"，他认为：国家历代边防重点在西北，而今日大变，东南海疆万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是为心腹之患；而新疆只不过是肢体，即便无战事，每年也要开支军费三百万两以上，并且新疆南靠英属印度、北邻俄罗斯，而又与伊斯兰势力相通，所以，守之无益；目前，西北与东南无法兼顾，只能让西征新疆的各路军队占住现有过界，就算不吃大亏。　　湖南巡抚王文韶不同意海防为重的战略，坚持认为：迅速收复新疆，将沙俄势力赶出西北，西方各国就不敢在东南轻起事端。王文韶的论点为也主张洋务但在实力上能与李鸿章抗衡的楚军领袖左宗棠进一步发挥，在王文韶提出巩固（收复）西北建议的四个月后，光绪元年（1875）三月十五日，左宗棠写就长篇上疏。他说：当前局势，必先消除俄国人的企图，把新疆的民乱平下去，使沙俄不能浑水摸鱼；要收复伊犁，就得先夺回乌鲁木齐。不如此，陕、甘会有危机，山西直隶乃至内外蒙古也会生变；所以，西北与东南不可偏废，只要相机行事，两者可最后兼得。　　由于观点大相径庭，李鸿章曾对左宗棠大加指责，说他不顾国家安危，一意孤行。为了回答这个责难，左宗棠在长篇上疏的最后说：我今年已经六十五岁了，本不该挑起反击沙俄的重任，以求贪天之功；但是，俄国人占稳了伊犁之后，再借阿古柏占住喀什噶尔的掎角之势，势必产生日侵百里的后果。我不会计较个人身后名声，所以冒死一拼。　　争执到最后，由于原来力主海防为上的总理衙门要员文祥转而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之策遂定。一年半后，左宗棠将阿古柏驱逐出新疆，收到阶段性的成果。又经过长达三年多的武力施压与艰苦谈判，中俄双方在俄国的彼得堡签订了《伊犁条约》，时为光绪七年（1881）正月二十六日。　　到光绪十年（1884）十月，新疆正式被设为行省。大清帝国以牺牲海军的阶段性发展，换来了帝国的最后一次荣光：新疆从此永入中华版图，世界无议。　　左宗棠可以说是大清帝国覆亡前的最后一个奇才。他不像沈葆桢那样，有进士出身的硬文凭，只不过在他二十一岁时即道光十二年（1832）拿到了举人文凭。而后，三次从湖南湘阴老家到北京参加进士考试都没考上。于是，他不再希望走当官的道路，转而专心地理与兵法，还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再加上他爱吐豪言壮语，也就在名人间有了风闻。但是，到年近四十岁时，仍没谋求到一展身手的机会。太平天国的反叛活动及大清帝国后期的衰落给了他机会，在帮助曾国藩的过程中他得到了无可比拟的机会，借曾氏势力，他组建起了日后赫赫有名的"楚军"。此地方部队堪与曾氏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相提并论。靠着这个半私人半官方的军队，他积累了强大的政治资本。第62节：1869-1884：被剥夺的帝国尊严(3)　　太平天国被剿灭后，左宗棠获封一等恪靖伯，与李鸿章获封的一等勇毅伯同为一时显爵。因此，他驳论李鸿章的话语是有分量的。左宗棠是负才自傲的人，他也以"多智略"而著称，但前者似乎为主。曾国藩是提拔（保荐）他的恩人，虽然如此，他还是与曾国藩"时合时不合"。只是到了最后，曾国藩死了，他给予的中肯评语，让世人大为叹服，又可见其智略。他说："与曾国藩的谋国之忠、知人之明，我自愧不如。"　　在左宗棠稳住新疆（1877）到收回伊犁（1881）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海军虽然因经费问题受到严重挤压，如光绪六年（1880）上海厂停止造轮船而只造枪炮，但是造船方向也出现了调整。同在此年，福建厂放弃造木质军舰的工程而专造快船（炮艇）与铁甲舰（小型战列舰）。　　西北边疆无大事之后，李鸿章又行扩军之策：在大沽设立水雷营与水雷学堂，在旅顺设立水雷鱼雷营并添置挖泥船，在威海也设立鱼雷机构，称之为"鱼雷局"，并开建一个机器厂和供应军舰燃煤的"屯煤所"。　　这一年，大清海军算是真正有了近代海军的样子，制出了海军专用的舰只国旗，史称"定兵舰国旗质地章色之制"。　　不幸的是，这一切努力好像是专门为挨打准备的。不久，大清帝国与法国在越南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引发了马尾海战。　　国力不济，背辱琉球　　海军发展放慢了脚步，换来了新疆正式划入版图的荣光，但是，由于海军没能及时发展出海作战的能力，大清帝国痛失二百三十年之藩属，从而使日本有了进攻中国的"先期经验"。　　光绪五年（1879）三月，日本灭掉了琉球国，把它改为日本的一个省。日本的省设置叫"县"，琉球群岛也就成了日本的冲绳县了。　　闻知此事，大清国当然要交涉，但是到光绪七年（1881）二月，大清帝国终于以"缓议"之名放弃了琉球。令北京权力中心感到并未亏本的是，几天前，左宗棠终于从沙俄手中夺回了伊犁。正所谓"失之东隅，得之桑榆"吧！　　一个老帝国，已经气喘吁吁；而一个个新帝国恰如乳虎出穴正伺机而动。　　琉球国在日本列岛和中国台湾岛之间，其国辖地即为琉球群岛。自明朝起，就与它西面的中华帝国保持朝贡即藩属关系。如果仅从经济利益上算，中华帝国无论朱明还是清朝，都是在做"亏本的生意"，返回的礼物总比送来的贡品要多。但是朝贡体系是帝国地位的证明即中国之所以"居世界中心"的标志。然而再强大的帝国也有它的衰败时期，到明朝万历年间的后期，明朝的影响力大大下降，琉球的尚氏王朝被迫给日渐强大的日本进贡。日本先是他们的贸易伙伴，而后变成政治盟主之一。也就是说，琉球王国与中华帝国及日本的关系是"一仆二主"。难哪！正如《清史稿·属国一·琉球传》所记："琉球国小而贫，逼近日本，惟持中国为声援。又贡舟许鬻贩各货，免征关税，举国恃以为生，其赀（资）本多贷诸日本。国中行使皆日本宽永钱；所贩各货，运日本者十常八九。其数数贡中国，非惟恭顺，亦其国势然。"　　没有中国，它没处去进货；没有日本，它没处去销货。仅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讲，作为一个非生产性的中转国，它必然要在强国之间保持平衡。在强国力量对此发生变化时，它自然要依附强者。　　中华帝国以大清面目出现后，此前因明末之乱滞留在福建的琉球国使者有了新的投托希望。顺治三年（1646），使者经南京而北上北京，要求新帝国的皇帝给他们的琉球国一个合法身即册封其统治者为王。大清帝国考究旧礼，认为琉球国还存有朱明王朝的封书与大印没有缴回，不便册封。事情又拖了八年，大清帝国才正式册封琉球尚氏家族。诏书写得牛气冲天（今译）：　　"帝王讲究大德、追求大治，协调上下关系。大清帝王的权威及上天所赐，所以偏远海国努力开通海道，都来献上他们顺服的情意，愿为帝国的海外藩屏。大清帝国皇帝，我本人，继承中华法统，全面统治华夏大地，声教成功，所愿圣教传达所至无论远近，虽然是荒凉、酷热之地，也不愿抛弃不管。你们琉球国，在我帝国海外南部，原国王尚贤的儿子尚质明了天下大势，要奉我大清为宗主国，且派老国舅马宗毅贡献地方特产，声明奉行大清纪年，进表写得诚实，又缴回了明朝的旧诏书及大印。我，大清皇帝，十分赞赏你们的举动，所以派遣兵科副理官张学礼为正使、行人司行人王垓为副使，带着我天朝上国的诏书及新制给你们的新王印，前去册封，封尚质为琉球国中山王。你们国家的官僚及老百姓要协力辅佐，服从国王，以使王国永远流传下去。在此诏示，使国人全都听闻。第63节：1869-1884：被剥夺的帝国尊严(4)　　赐给一枚王印、普通缎三十匹、妃缎二十匹。你们到我天朝上国来进贡的体例是两年一次，进贡组团人数不能超过一百五十名。允许正副使两人、随从人员十五人到北京来，其他人到福建后，等待命令。"　　这次牛气的册封虽因福建一带海域仍有战事未得实行，但是在十六年后，即康熙元年（1662）终于"仍旧依照世祖章皇帝（顺治帝）前旨奉行"，张学礼到琉球完成了重大使命，史称"成礼而还"。　　在正式的诏书之外，大清帝国的皇帝们更愿向琉球国王显示自己的汉化水平，时不时就给"粤在南徼"的小国国王题个匾：康熙皇帝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赐御书'中山世土'额"，意思是说尚氏王朝世世代代拥有琉球国土；雍正皇帝于雍正二年（1724），"御书'辑瑞球阳'额赐王"，意思是说琉球归藩大清帝国乃是一种瑞祥；乾隆皇帝于乾隆三年（1738），"御书'永祚瀛壖'额赐王"，意思是说祝愿琉球国国运永久不衰；乾隆二十九年（1764），又书"海邦济美"匾赐琉球国王尚穆，意思是说你们海中之国也有了美好的礼仪；嘉庆皇帝于嘉庆四年（1799），"赐御书'海表恭藩'额"，意思是说琉球国一直以藩属的身份恭敬大清；咸丰皇帝于咸丰三年（1853），"赐琉球御书'同文式化'额"，意思是说你们的文化与我们一样了，已经被我们同化。咸丰皇帝说得不错，因为直到琉球被日本灭掉之时，他们整个王国都使用汉文汉字，如同美国的唐人街的样子。　　琉球与大清的朝贡关系使两国人民得到了实惠。乾隆二年（1737）六月，琉球国的两艘载有粟米和棉花的商船，遭遇飓风，被吹到浙江象山，浙闽总督嵇曾筠送给船民衣服和粮食，资助他们返航琉球。乾隆皇帝对此大为高兴，谕令规定以此例为制度案例，称曰："嗣后被风漂泊之船，令督抚等加意抚恤。动用存公银两，资给衣粮，修舟楫，查还货物，遣归本国。著为令。"琉球国同样以此种办法礼遇中国船民。乾隆六年（1741）五月，大清江南商民徐淮华等五十三人的船只被飓风吹到琉球国的叶壁山，琉球国王尚敬拨专款帮助大清难民，并派外交官员阮为标带船护送徐淮华一行回国。　　有些大清遭遇海难的船民甚至逗留在琉球长达一年或两年的时间。《清史稿·属国一·琉球传》另记：乾隆十五年（1750），有吴永盛等九十二人共四条船以及林士兴一百三十人共六条船，在琉球待了一年得到琉球国资助，返回福建；十六年（1751），福建闽县船户蒋长兴、江苏常熟商人瞿长顺等三十九人遭海难后，在琉球待了两年（称为"留养"），随贡使船返回祖国。　　从历史记载上看，大清帝国被琉球国救助的船民及商人，远远多于琉球被大清救助的人数。这应该是中国船民的航海技能落后于海洋国家船民的缘故。　　有清一代，琉球与大清交往有五十次，其中，来贡或派留学生共计四十一次，大清使者到达琉球进行"现场册封"有九次。两国来往最频繁的期间是康熙时代，琉球来使十八次，大清专使到琉球册封四次。（详见附录五《琉球与大清朝贡关系简表》）　　按大清王朝各代的长度论，当以道光时代两国关系较为疏远。30年间，琉球来使五次，大清册封一次。道光皇帝也不像此前的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帝那样有兴致于与琉球的交往了，连个字匾都没给提。还不如此后的咸丰皇帝，还"练了一刷子"，给写了个"同文式化"的大匾。道光皇帝兴趣的寡淡，正说明大清的衰落，到道光二十一年（1841）琉球再派留学生时，大清已尝到西洋人坚船利炮的滋味。　　双方最后一次来往是光绪元年（1875）。这一年来朝贡的特使蔡呈祚行完使命后返国，走到山东境内死了。大清中央核心给了使团不少的葬费，把蔡特使就地埋在大清的国土上。　　这似乎是个不祥的预兆。　　雄心勃勃的日本早就想借琉球问题跟大清"说事儿"了。同治十年（1871）十一月，琉球的一艘渔船遭遇飓风，漂到台湾海岸边。船上五十四人被台湾高山族人给杀了，其余的人被清政府解救并安全送归本国。第二年，同样事件又发生了一次，台湾高山族人劫杀了日本小田县（省）的难民四人，日本国内舆论大哗。此年，日本强迫琉球接受他们给予的册封，琉球表示愿意臣服。于是，同治十二年（1873），日本将两事合为一事，声称大清帝国杀害了日本人民。大清总理衙门干脆来个"拣着重点的说"，提也不提日本四个人被杀的事儿，只说琉球是大清属国，与日本无关，日本无权交涉。第64节：1869-1884：被剥夺的帝国尊严(5)　　日本得此回报，大为恼火。经过一番准备，如成立"台湾事务局"并设"台湾事务都督"之官，要把台湾拿下。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三千人的队伍登陆台湾南端西侧的恒春，报复高山族人。日军虽然来势凶猛，终是不战地利，高山族人据险反击，不久耗掉了日本五百兵员。日本人一横心，就在恒春附近的龟山驻扎下来，运来农具、花木，打算在此"屯田"。　　大清政府也没了办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半年后（九月）就与日本签订了《台事专条》，以扶恤难民、收购"屯田"房屋的名义给了日本人五十万两银子。这一条约已表明大清帝国实质上放弃了自己对琉球的宗主身份。　　日本人得此法理优势，在光绪五年（1879）三月灭了琉球国，把国王及世子（相当于太子）逮捕，送到日本本土去。大清帝国总理衙门还想找个面子，质问日本人为何灭掉大清藩属，日本人拒绝承认琉球是中国的藩属。大清中央指派驻在天津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全权交涉，但李鸿章看到没什么希望，就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以"暂议缓允"的形式放弃琉球。　　光绪六年（1880），李鸿章给中央长信说（今译）：　　"琉球原有三十六个岛屿，北部九岛、中部十一岛、南部十六岛，而周长不过三百里。北部中有八个岛早已实质上让日本吞并，仅有一小岛了。去年，日本灭了琉球，中国多次交涉，美国前总统格兰德也从中调解，这样，就有了日本与中国分割琉球的说法。但是，当时中国并不知道南岛如此贫瘠。今年，日本人竹添进一到天津与我会谈，表达日本政府意见：拟以北岛、中岛归日本，南岛归中国。又要修改《台事专条》。　　现在，我国在西北边疆与俄国冲突正在热点时期，肯定是无法两头全顾。并且，日本人要求很多，答应分割琉球，我国威信就大受损害；拒绝他们，就等于明确树敌，所以，采取缓议的办法较为适当。　　为了弄清琉球物产，我函询了琉球在北京的官员尚德宏，才知道中岛物产较多，南岛贫瘠，以致无以自立。日本方面又很强硬，不肯释放琉球的国王及世子。　　不久前，我又接到驻日本大使何如璋的来信，他说，曾询问被日本关押的琉球国王，国王说：'如果在宫古、八重山小岛另立他的三个儿子，不仅尚家王室不接受，就是全国人民也决不服从。南岛一向归顺中岛的尚氏王室，而政令则由土著人自行其是。今天要以南岛为新琉球国，琉球人反而不敢接受，作为国王我也没什么好办法了。'　　我认为，中国历史上与琉球交往，并不是贪图他们的土地及从他们那里获取经济利益，只是为了保全他们国家统治体系而已。今天要拿到琉球的南岛，再重封琉球国王，而琉球王室不接受，我们就不得不派员去管理。如此，就背上以重义始、以谋利终的恶名，况且我们兵饷也紧张，再分出一部分去守不毛之地，实在大不合情理了！但是，我们要惧怕穷苦，弃之不守，就中了日本人的奸计。并且，西洋人来了，经营开荒，等于扼住了我国进太平洋的咽喉，大大不利。　　就是不与日本讨论修改《台事专条》，而仅分给我国南岛，我们都要陷入进退两难之地，也留下了后悔的因由。现在，讨论修改前约，谋求日本能释放琉球国王，使他能从中岛与南岛成立一国，对于中国算是利害相抵，也可以勉强答应日本改约条件。如果做不到恢复琉球王室的地步，那么只有中国受害而日本得利，并牵连到中国国内利益，应当不再谈判。　　我认为，鉴于目前情况，对于日本提议的讨论琉球问题，中国采取拖延不议的态度办好。"　　作为洋务派的领军人物、大清顶尖级权臣，李鸿章实在等于说了"废话一筐"。要保住琉球，除非大清有财力、有技术支持一支远洋舰队不可，但是，大清七拼八凑的海军连近海防卫任务都承担不起，还谈什么"保卫琉球"？！　　日本人攻台湾得银两、灭琉球得群岛，一路走来，终会与大清帝国在东亚一决雌雄。第65节：1869-1884：被剥夺的帝国尊严(6)　　灭掉琉球的六年后，1885年，时值大清光绪十年，日本制订了一个为期十年扩军计划。在这个计划出台后两年（1887），他们又制定出了一个国家战略目标，称为"征讨清国策"。这项战略表明：要与大清帝国开展一场国运赌博，以期把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与舟山群岛、台湾和澎湖列岛纳入日本版图。　　匪祸连越南，庸才毁马尾　　让大清帝国承接古老帝国政治尊荣的朝贡关系，更多的情况下，也是帝国的负担。对于安南（今越南），大清帝国也时有匾赐，如康熙皇帝的"忠孝守邦"、雍正皇帝的"日南世祚"、乾隆皇帝的"交南屏藩"，但麻烦的问题是：作为宗主国，不得不被"屏藩"的内政黏住。　　那时没有"干涉内政"这一说，恰恰相反，你不干预，它也得套住你。　　早在明朝正德十一年（1516），越南发生了一起政变：一位叫陈暠的高级官员（称为"社堂烧香官"，大约相当明朝的太常寺正卿）杀了国王莫晭，自方为王；莫晭的另一位大臣（武将，称为"都力士"）莫登庸讨伐陈暠，杀了他，另立莫晭的侄子莫为王。　　正如中华帝国混乱王朝的不休政变一样，这场政变并没就此而止。六年后，嘉靖元年（1522），莫登庸把莫赶下去，自立为王。莫的儿子黎平（已改姓）占据清华一带，另立一国。经过漫长的对立，莫登庸家系的势力逐渐衰落，只占有高平一郡之地。　　与莫登庸后人的衰落相比，黎平的子孙们日益兴旺。中华帝国纪年到了大清康熙二年（1663），黎维禧向大清帝国进贡，对过来的册封表示感谢。得了中华帝国的册封，次年（1664），康熙派出内院侍读（正部长级顾问）李仙根、兵部主事（副部长级干员）杨兆杰，册封黎维禧为王，并在诏书中告诉黎氏政权要给莫氏割据者莫元清一个活路，将高平郡的土地与人民全都划归莫氏，并指令一个国家内的两个政权："各守其土，尽而藩职。"　　经过权衡，黎氏政权遵从了大清帝国的调解意向，在六年的时间里，陆续将约四个县的土地和人民均划给了莫氏政权。专职礼臣李仙根似乎认为这样还不算公平，希望康熙皇帝下诏，让黎氏将保乐、七源二州及昆仑、金马等十二总社（相当于中国的县）划给莫氏。大清帝国中央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愿过深卷入越南内政，没同意李仙根的建议。　　黎维禧划给莫元清土地，本心上是不情愿的，到了他死后，其弟维定继位，信中多带埋怨情绪，委婉指责宗主偏袒莫元清。在信中，黎维定提到了一个细节："至莫元清懼臣讨罪，潜入内地投城，康熙八年，奉命还高平，臣维禧钦奉君命，敢不懔遵。"　　为了实现国家统一，黎维定一改其兄允许两个政权并存的国策，决心请得宗主同意，武力征服莫元清集团。为了证明莫氏不服大清宗主，黎氏集团还搜集了一些莫氏反清的证据。大清中央对此还是十分谨慎的，经过几个部的联合调查与研究，结果认为黎维定提供的证据可疑，事情以"具题再议"的名义悬了起来。　　此事发生在康熙十三年（1674）。　　但是，等到吴三桂反对撤藩的叛乱事件发生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先是，康熙皇帝以康熙十六年（1677）专门发谕给已继承王位的黎维定之弟维正，要求越南方面与大清中央保持一致，防止吴三桂势力进入越南。其曰："尔国壤地相属，素暗形势，王其遴选将士，协力歼除，懋赏荣褒，朝有令典。钦哉，无负朕命。"可以肯定地说，黎维正的兵力根本不足以对付吴三桂的任何一支进击力量，但是吴三桂志在中原，他根本就没向越南开辟退路的战略选择。所以，黎维正战战兢兢地经过两年的防守，得知大清政府军转入全面反攻得手后，兴奋地给宗主皇帝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也全然没有了原来的抱怨。　　在信中，黎维正又"捎带"上了他的政治仇敌莫元清，当然了，从写作技巧上得从批判吴三桂入手："逆贼吴三桂，变乱数年，阻臣贡路，且再三诱胁，迫令服从，区区愚患，未敢逆节。乃有逆臣莫元清与三桂密相缔结，潜入高平，图为掩袭。今愿仗天威，追擒逆党，明正其罪，以固屏藩。"第66节：1869-1884：被剥夺的帝国尊严(7)　　此信写于康熙十七年（1678）十一月，大清对吴三桂的战争，转入了反攻态势。时在战争期间，康熙皇帝无法搞清莫元清是否与吴三桂有勾结，只好以保黎氏集团不与大清帝国决裂为上策，便对黎氏征讨莫氏的要求予以认可。　　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黎维正见大清政府军胜局已定，送贺表祝贺政府军收复福建与广东，又按进贡的惯例献上土特产。康熙皇帝借机做了顺水人情，免除了一批进贡物品，如白绢、降真香、中黑线香等。第二年（1683），康熙皇帝派出专使两人，正式册封黎维正为"安南国王"，并亲写"忠孝守邦"匾额赐给黎维正。康熙皇帝笼络黎维正的另一个外交手腕，比送块匾更厉害，让专使去祭奠黎维正的两位国王亡兄，使黎维正大为感激。时当黎氏集团与宗主关系迅速升温之际，莫元清病故，继位者其弟莫敬光又让黎氏的军队逼得没地方跑，干脆投奔大清帝国。帝国不再如往日仁慈，把"率众来奔"的莫敬光及所部给遣送回安南。其结果可想而知。至于其中细节如何，自不必烦叙《清史稿·属国二·越南传》的一句"莫氏遂亡"，就足够了！　　黎氏借助宗主帝国权威维持的统治在一百多年后，被新兴势力阮氏代替。乾隆五十四年（1789），大清帝国承认了反叛者阮氏，派出专使，册封阮惠为"安南国王"。　　帝国的历史本来就隐含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逻辑。正如日后的琉球渐为日本势力染指一样，安南几乎就在阮氏集团成为事实统治者之际，也为法兰西帝国所染指。法王路易十六，就是日后被法国大革命处于绞刑的那位国王，决心占领越南并借此进入中国，建立一个全新的"东方帝国"。并且，这计划并没因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而中止，在大清帝国开启同治时代之前，法国已占领了越南南部六个省份。据《清史稿》记载："同治元年，法国拿破仑第三以海军大举伐越南，夺茶麟港，约割下交趾边和、嘉定、定祥三省，开通商三口，赔偿二千万佛朗，许和。"　　作为"藩屏"的属国与宗主国遇上了同样的麻烦。这一年（同治元年，1862），"约割"的"约"是决定越南近代命运的《西贡条约》，它与1860年的《北京条约》可谓异曲同工了！　　在两国同遭外患之际，中国内忧也传到了越南。同治六年（1867），广西太平与镇安两府的辖地内土匪蜂起，政府军大力清剿，大部土匪败溃，进入越南。次年（1868），越南国王给中国广西的巡抚苏凤文写信，要求代向北京上奏，请中国出兵帮助剿匪。后来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鼎鼎大名的冯子材老将军出场了：他时任广西提督，接诏后经一段时间整训，率十三营的兵力开进越南。　　冯老将军显然战绩不俗，先是打败了土匪头子吴鲲所部。吴鲲被火药枪打伤，自见无救，喝孔雀血自杀了。其余的各股大多选择了投降，其中有后来与冯子材齐名的刘永福。虽然说这刘永福在后来一段时间里又反了一阵子，但在对法作战中还是表现出色而致青史留名。　　在中国军队在越南剿匪之际，法国也没停止对越南的占领。同治八年（1869），割占了安江、河仙、永隆三省；十二年（1873），法国军舰溯流而上，开到河内省。法国军舰尚未开到之际，大清军队正准备撤回。法国军舰一来，越南国王没了主意，他问大清总兵官陈得贵该怎么办，陈得贵说："派一队军兵监督他们，放进来算了，看他们有什么打算。"　　法国军舰开到了河内省府治地，大清中央闻讯，震怒，下令革职处分陈总兵并由军中将领审讯其罪。法国人可不在乎大清哪位将军被革职，他们更愿意利用中越边境的大清土匪帮他们在越南闹事。一时间，土匪们得洋人资助，大为炽盛，打得越南好多地方官员都献城投降了。倒是越南太原省的省长比较精明，他采取以华制华的办法，招降再叛大清的刘永福，对抗大清在越匪帮。　　刘永福不但把匪帮打散了，而且还俘虏了法国海军将领安邺，并砍了安邺的头。法国人大为胆怯，越南国王阮福时也怕三方混战不可开交，敢紧与法国人议和。法国人也就名正言顺地以保护侨民及使（领）馆的名义，进驻兵越南的河内与海防等地了。第67节：1869-1884：被剥夺的帝国尊严(8)　　看来，中法正面交锋已经在所难免了。其间，刘永福也由大清土匪变成了越南官员，被越南国王任命为三省提督，真可谓"时势如浑水，英雄摸大鱼"。刘大英雄直到民国六年（1917），才以八十一岁高龄辞世。清王朝完蛋时，他策动过广西独立；袁世凯称帝时，他欲率军讨袁，只是年事已高，不幸辞世。这些都是书外闲话，不提。　　到光绪七年（1881），法国借越南窥伺大清云南与广东的意图明显，曾举报陈得贵丧权辱国的广西巡抚刘长佑，已经升为云贵总督，他写长信给中央权力核心，要求国家关注越、法现状及变化，特别是将对大清宗主地位产生的影响。他写道（今译，有节略）：　　"边境诸省份是中国的门户，外藩诸国是中国边境的安全篱笆。如果安全篱笆被人拆除，中国的门户就陷入危险的境地，门户陷危也必会波及中国中心地区。越南，是云南与广东的唇齿。西洋各国自从在印度、新加坡与槟榔屿设商埠以来，法国对越南垂涎已经很久。自从《西贡条约》签订以来，法国人就占据越南的各个要塞，并与中国窜逃到越南的悍匪黄崇勾结，谋夺越南的东京市及其他如谅山等地，又打算占据越南与广西边境六百里长的地带，驻扎军队。多亏已故穆宗皇帝信任我，得以抗击法军，已成今天对峙局面。　　现在，我每每询问驻守边防的将领，他们都通过情报研判：法国人志在夺取越南全境，以便打开中国云南与广东的边境通道，进而向中国的湖南与四川西路挺进。他们狡猾的战略图谋，确实是中国的切肤之祸呀！又闻：法国打算增拨在越南的海军经费，下议院正在筹借二百五十万法郎，用来专门经营在越南东京湾的法国海军。另外，法国人已经把柬埔寨人收买了，法国正打算修西贡到柬埔寨的铁路，以缩短走海运的路线。　　中国云南南部已经完全暴露在法国势力的窥伺之下，自同治以后，我国虽平定了绝大部分的云南叛乱，但是土匪余部的中坚分子或是潜逃到越南山谷，或是投靠了法国人，在商埠谋生。这样，中国军队的虚实情况、边境的地理形势，全都无机密可言了。目前，又不时有法国人潜入云南，观察地形。这是危险的征兆。如果法国占领越南全境，流窜到越南的中国匪帮必然引导法国军队入侵中国边疆省份，以宣泄他们对政府的仇恨。　　我职任边疆大臣，与外敌的距离很近，不敢不将所有情况报及中央。"　　中央闻报，因各种事务堆积，特别正集中处理与沙俄的交涉，难以一时理出头绪，没理睬刘长佑的汇报，史称："奏入，不报。"　　"越南亡，中国危"的预见不唯刘长佑看到了，曾纪泽亦早在两年前提醒过国内士大夫。光绪五年（1879），法国海军攻占越南首都顺化，双方订立《顺化条约》，越南等于全部纳入法国势力范围。曾纪泽便写《中国先睡后醒论》，称："后有侵夺该藩属土地或干预内政者，中国必视此国为欲与我弃玉帛而事干戈矣。"　　在提醒国内知识界并向外国示警的同时，曾纪泽也向大清帝国的权力核心建言："法国想吞并越南的打算由来已久，绝对不是外交辞令与谈判所能解决的事情。我国海军已有起色，如果调遣几艘军舰往越南去，敌人会有所顾忌，这样也能避免给我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大清王朝内部有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主张抗击法国在侵势力，以保全西南边疆，但北洋大臣李鸿章却明智地看到：越南人实际上已经看不起大清帝国，早倒向了法国一边；大清军队再替越南阮氏王朝出征，与法国开战，也会导致中法直接对抗，结果是"扰乱各国通商全局，似为不值"。法国方面在全力经营越南之时，也考虑到大清帝国的面子问题，就在刘长佑上奏防法策之后，法国外长指示驻华公使宝海要慎重对待清廷的反应，称："小心谨慎地行事，以避免北京朝廷产生不满，反对我们。"　　该年（1881），李鸿章与宝海会谈，达成谅解备忘录：法国保证不侵占越南土地，只以通商贸易为务，中国与法国在越南的北圻分界而治；中国军队撤回本国，越南开放保胜（今老街，与云南河口瑶族自治县紧邻）为商埠。就这个备忘录总体来看，是大清帝国主动妥协的结果。因为中国西北边境稍安，东南海防仍未强大，兼之海军无作远洋作战能力，不得不委曲求全。结果呢，北圻一带之北仍有中法在越南势力的缓冲区，法国也终于得到中国西南门户外的一个贸易据点保胜。第68节：1869-1884：被剥夺的帝国尊严(9)　　妥协换来的弱势和平局面没得保持多久，法国政府内阁更迭，转而采取强硬政策，大清一方也只好再派重兵挺进越南。光绪十年（1884），法军集结一万二千人进攻越南境内清军驻地北宁（今北宁，在河内之东北，相距很近），两万清军被击溃。　　北宁之役，一败涂地，使大清王朝认同了李鸿章所论保护越南乃得不偿失之事，正所谓"越不知感，法又为仇，兵连祸结，殊非万全之策"。而法国方面虽然大溃清军，但刘永福的黑旗军仍在河内地区，长期战争，必遭此部游击。年内，两国订立了《中法简明条约》，条约承认法国作为越南的新宗主国，大清军队撤回本国，法国不向中国索赔军费，保全中国的面子。当然，法国力量也得以进入中国西南省份，即可在那里进行贸易。　　但是，在大清军队撤军的具体时间方面，双方发生了争执。为尽快将清军赶走，法军一部八百人向越南谅山（在今友谊关南面）清军驻地发动突袭。由于该地紧靠中国云南边境，清军部队较为精干，再加上北京有令"不准稍退示弱"，清军反击战一举而胜。法国海军中将孤拔受此大挫，转率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并迅速封锁了福建马尾海军基地。孤拔要求大清帝国赔偿军费损失两万五千万两银子，并先将福建船厂作抵押。法国驻华代理公使谢满禄则以外交途径正式向大清帝国提出相关条件，限七天答复，否则将占领中国一两个港口做抵押品。　　无论是北京的外交交涉，还是福建马尾军港的对峙状态，都没往好的方向发展，孤拔下令开炮，先击毁福建船厂，同时分军向台湾的基隆及越南的东京港（今北部湾内）进攻。紧接着，又对马尾港内的福建海军舰队实施封锁。　　由于临时负责海疆事宜的朝廷派员张佩纶和福建水师的最高指官、国家船政大臣何如璋怕担破坏和谈的责任，没有进行有效的反击，事前更没有充分的应战准备。倒是中央派来的三品大员张佩纶搞了一个有如《三国演义》上曹操按徐庶建议搞成的战船链条，不过，张佩纶所搞"舰链"不是用来进攻，只是为了保护他这位中央大员的。十一位被链接的舰长（时称"管带"）共同向他请愿，认为这不是办法。张大人急了："怎么不是个办法？我就这么办！北洋大臣李鸿章大人不正在请各国出面干涉吗？破坏和谈的大局是你我等人担不起的嘛！"　　法国海军在开炮轰击船厂之前，还是按交战程序给下了一道战书的。张大人见了战书，仍不以为意，认为对方是虚张声势。十一位舰长再一次请愿，他再一次将他们给轰了出去。　　有人报告，法国军舰已经升火、调整炮位。这下子，张大人晕了。稍作镇静之后，他派随行的学生魏翰乘小船到法国军舰去回应战书，声称：缓一缓，让我考虑一下。小船未到，大炮响了。在法军密集的炮击中，岸上的五营大清军队一哄而散。但是，在炮火中又能逃到哪里去。有三营的军兵还未来得及还击一枪一弹，就被全歼了。　　"跑吧！"张大人没了往日的威严，也顾不上十一位舰长了。舰长见三品大员飞奔而去，又不见何如璋司令的命令，组织起来，作自卫反击。这一切都太晚了，没多大工夫，被击沉了六艘；又过了一会儿，被击沉了三艘。被打沉的九艘舰只"英名"如下：　　扬武、振威、济安、福星、飞云，五艘巡洋舰；　　未知详名的炮艇，两艘；　　琛航、永葆运输舰（兼商用），两艘。　　换言之，十一艘被张佩纶大人链接起来的大清军舰，只剩了伏波号与艺新号两艘巡洋舰。　　海军官兵们的抵抗固然值得敬佩，但后世称之为"马尾海战"确实不妥。那只能叫"马尾挨打"而已。既然历史已经约定成俗，不妨继续沿用好了。只可惜，李鸿章与沈葆桢等洋务运动主将经营的海军成果，在半天的时间内就遭遇了如此惨重的损失！　　张佩纶跑了，何如璋也得跑。何大臣比张大人还讲究一点，在十一舰反击之时，他说："看来战事没好结果啦，我得把国家军费给转移走。人民的血汗钱呐，不能留给法国人！"于是，他以押转军饷及造船费用为借口，溜了。第69节：1869-1884：被剥夺的帝国尊严(10)　　在中央首长张佩纶当时主张链接舰只，等待北京谈判结果之际，作为军方单兵种的司令官，何如璋坚决维护中央领导的权威。他要帮张佩纶做好那十一位舰长的思想工作。《清史稿·何如璋传》寥寥数语，不到两百字，但其中有一句还是十分经典地描写出何大臣的政治肖像，"敌至，犹严谕各舰毋妄动"。　　张佩纶跑到一个山脚下，想找个民宅歇下脚。老百姓一见他的狼狈相，又知军港那边已打了起来，就知道他是个临阵脱逃的将军，拒绝让他进门。他也有点急，端起官架子："我是中央派来的会办大臣！""你是中央派来的会办大臣，不在战场指挥作战，跑我们这儿来串门聊天来啦？不让进！"百姓如是回敬他。　　老百姓就以这种心态，再次把他挡在门外。第二天，他跑到了一个彭田乡的小地方，坐下来给中央写汇报信。至于信中内容为何，今不可考。估计是"把损失说得最小，把成绩说得最大"，也不排除写上"本大臣亲临舰上，与夷殊死一战"那样的话。为什么这样推断呢？因为中央发来的公文，不仅要给马尾海军大量的犒赏，而且让他张佩纶兼职船政大臣。　　这"命兼船政"更不可理喻了！就不用说因为北京的和谈导致了他的判断失误，单说九艘战舰的沉没就是个问题了。让中央把坏事当好事办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在汇报中把责任推给了何如璋。　　何如璋是寻着张大人的脚印来的，他也跑到了彭田乡。但是，张大人却不想让这个何大臣待在自己身边。一是怕追兵寻迹而来，二是他写汇报的稿子不能让何大臣看见。《清史稿·何如璋传》说："佩纶虑敌踪迹及之，绐如璋出。"　　关键的关键是个"绐"字。"绐"字音"带"，意思是欺骗、哄骗的意思。至于使用的什么骗伎，史无说载。但是，根本问题就是：不把何大臣支走，马尾挨打的"地方因素"（而不是中央决策之故）的说辞就扣不到何大臣头上了。　　张大人是同治十年（1871）进士，何大臣是同治七年（1868）进士，比较起来，张佩纶还真是后起之秀。然而，张大人想得太好，不久真相大白，中央下令夺去他的"三品卿衔"，仍以在籍官身，听候处理。　　这个处分显然有蒙混过关的倾向，此皆因李鸿章认为马尾挨打的惨局也有中央决策失误的责任。没想到，福建籍的在京官员不乐意了，继续搜集证据，弹劾张大人，当然还有何大臣。事情越弄越大，丑闻越扩散越广，中央决定加重处分，改为"论戍"即罚他到边疆去"保家卫国"。作为同案犯，何大臣也一同被发往边疆了。　　吊诡的是，在张大人没出丑闻之前，他可是一位反腐败英雄。他与一时名人陈宝琛、宝廷、邓廷修等人因言论直亢而被称为"清流党"，被弹劾去职有侍郎贺寿慈、尚书万青藜、董恂等人，尤以弹劾兼户尚书的大学士（副宰相）王文韶而名震一时，其他低级职务就不能细论了。而李鸿章之所以器重他完全是因为他在国家战略方面是坚定的海防派。他曾上书给道光皇帝（实际上是慈禧太后），称："亡琉球则朝鲜可危，亡越南则缅甸必失。"并建议设立南北海防及水师四镇。　　北洋大臣李鸿章用人从不求全责备，也善用利益驱使人。张佩纶服刑期满后，李鸿章请他来当幕僚即私人高级参谋，并把小女儿菊藕嫁给张佩纶，以示恩信。此年为光绪十四年（1888），张佩纶四十一岁。　　张佩纶是否有前妻以及有妻是否病故，史无所载，但可以肯定地说，李鸿章的爱女嫁给他时的地位，肯定是正妻，绝不是妾。四十一岁结婚也当是再婚，那时可没晚婚晚育的概念。张佩纶除给大清帝国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耻辱外，还有一个不太令世人注意的光荣之处，这个光荣是著名作家张爱玲带给他的。当然啦，他当初也不会想到自己的一个孙女张爱玲能成就一番文章事业。因为张爱玲出生（1920）前十七年，张佩纶就死了。　　话题扯远，拉回正题。　　中法之战并没因马尾之战而结束，而后双方又在台湾及台湾外岛澎湖发生激战，中越边境也发生了激战。在中越边境的镇南关，老将军冯子材终于为大清帝国挽回了丢在马尾的脸面：夺回三座炮台，猛轰法军，击毙一千多人。清廷为之喜不胜收，称此小胜为"镇南关大捷"。实际上，比之于马尾被打烂了、打没了五营清兵，这次胜利实在不算什么。第70节：1869-1884：被剥夺的帝国尊严(11)　　冯子材是位讲究廉耻的军人，要比张大人与何大臣那种文职军官强多了，他初备镇南关时，曾对部下说："法军再入此关，何颜见粤民？必死拒之。"更兼老将军常以廉洁服人，士卒乐为所用，《清史稿·冯子材传》称他："生平不解作欺人语，发饷躬自监视，偶稍短，即罪司军饷者。"清廉之外，冯将军还颇多智谋。在越南境内作战之时，他有意识地利用越南民众武装，让他们组团，帮助大清军队反击法军。此谋简而有奇效，很快再取谅山，将法军向南打退两百余里。这样的战绩不唯1840年以来的四十多年少有，相对而言，法国在与大清交手中，这也是第一次惨败。　　大清帝国称之为"谅山大捷"的战役，导致了法国政府茹费理内阁的倒台。同时，这也是大清帝国交涉的重要谈判筹码，即如李鸿章所言："当借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妄求。"　　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中法签订《巴黎停战协定》，重新肯定三年的《中法简明条约》有效。　　作为职业军人，冯子材在"谅山大捷"之后，接到朝廷停战命令，深为不满，史称："而罢战诏下，子材愤，请战，不报，乃挈军还。"想想《说岳全传》上描写的岳飞在朱仙镇接到十二道金牌的样子，就知道冯将军的心情了。好在，老将军比岳飞幸运，得以善终。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八十六岁高龄辞世。　　他比那个丢人现眼的张佩纶早死了一年。仅按年纪"绝对值"论，他比张佩纶多活了整整三十年。冯子材的道德品质也许是他长寿的原因之一：当年一力提拔他的张国樑，曾抚着他的背说："子勇，余愧弗如。"名将的夸奖使他声名鹊起；在张国樑战死之后，每每言及张将军，他都会泪流满面。　　相对于战功卓著的冯子材而言，李鸿章也绝对不是稀泥软蛋，更谈不上是"汉奸、卖国贼"，因为他要将帝国的力量从越南收缩回来，以便保全台湾。因为当时法国人已经占据了中国台湾的外岛澎湖以及本岛的基隆港。李鸿章向死认"越南为国封贡之国二百余年"条规的皇帝（及太后）建议，以和平的方式拿回澎湖，告诫说："澎湖既失，台湾必不可保。"　　一下子，皇帝（及太后）也转过弯子来了，面对张之洞的"屡电力争"，则坚决地说："津约（1884年在天津签订的《中法简明条约》）断难失信。"并严格要求各相关大员按和议的方案处理相关事宜，所谓"严谕尊办"是也。　　大清王朝总算作出一项难能可贵的选择；法国人也明白了大清还是有鱼死网破的狠劲的，也就把所占基隆与澎湖退给了中国。　　1872年，大清帝国的中光名臣曾国藩去世。也就在这一年，民间金融家胡光墉已拥有九家钱庄、二十三处当铺，总资产超过了两千万两白银。他是借助与曾国藩齐名的左宗棠而发迹的。　　1885年，阜康体系构建的金融帝国已经崩溃了两年，无限惆怅的胡光墉在杭州去世。他临死前，让伺候过他的女人们分三批离开，头两批都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财产，第三批则一无所有。第71节：1872-1885：奢华末世的金融空手道(1)　　第七章　　1872-1885：　　奢华末世的金融空手道　　鸡蛋里有天堂，小店员赌人生　　奢华是晚清时代里苏杭文化的一个特色。此时，虽然国家多难，苏浙士民对此漠不关心，没人愿意因谈国事而耽误了快乐的生活。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天堂如果没有了繁华，只能叫做广寒宫了。并且，作为特色文化的组成部分，奢华也由来已久。如此，它的末世色调倒成了非主流因素。早在乾隆年间，江苏吴江县的一位不知名的学者袁栋，对此就作了详尽描写。在笔记体的《书隐丛说》一书中，他写道：　　"苏州风气奢靡，日甚一日。衣裳冠履，未敝而屡易；饮食宴会，已美而求精。衣则忽长忽短，袖则忽大忽小，冠则忽低忽昂，履则忽锐忽广。造作者以新式诱人，游荡者以巧冶成习。富室贵官，自堆箧盈箱，不惜纨扇之弃置矣；而贩夫贱隶，负贩稍毕，即鲜衣美服饮茶听唱以为乐。其宴会不常，往往至虎阜大船内，罗列珍馐以为荣。春秋不待言矣；盛夏之会者，味非山珍海错者，不用也。鸡有但用皮者，鸭有但用舌者，且有恐黄鱼之将贱，无钱则宁质蚊帐以货之者。此其衣食之侈靡也。赌博之风，十室而九，白昼长夜，终无休息。处处有赌场，人人有赌具，真所谓十步一楼，五步一阁者矣。秋冬则斗蟋蟀，又斗鹌鹑、黄头，举国若狂，所费不赀。甚而闺阁之中，不娴中馈女红，惟日慕浮荡之习；暗有尼姑、牙婆等为之通声气：今日至某处博弈饮酒，明日至某处呼卢宴会。此风何可长耶！古有营妓，今无其籍；有无耻而射利者，倚门迎客，献笑争妍，有为之荒其本业者，有为之罄其家资者，有为之乖其家室者，有为之殒其身命者，触处网罗，惟智者能避之也。人之最丧品而丧家者有四，曰：嫖赌吃著而已。"　　如果我们再放宽观察的尺度，也不难发现：追求奢华，也是所有帝国的文化性特征，只不过苏杭文化表现了奢华的平民化而已，而帝国的上层集团几乎每天在消费着奢华所带来的满足感。不是吗？安徽巡抚英翰觉得公务之余无可消遣，就发明了抛撒碎银子看奴婢以金钱为食物的"人猪"的抢食现象。当然，"人猪"的概念不是他英翰所创造的，甚至说，他根本没用过此语。但是，他抛撒碎银子找乐呵的原理却验证了拿破仑的一句名言："人类，就是能用金钱喂饱的猪猡。"　　这，很残酷，但也很现实。　　英翰的仆人以女性为多，并且相貌风姿都居上等。作为高官的英翰，很愿意和她们打成一片。为了让他身边的女人能得到实惠，他自己也收获快乐，他就命人将大锭的银子给铰成一至二钱的小碎块，而后他就像喂鸽子一样，一把一把地撒向地面。婢子和女仆人就"争攫之以为己有，有扑蝶戏"。　　她们是"人猪"，是鸽子，或是美丽的蝴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英翰而乐之，几日以为常"。更重要的是，英翰是在同治五年（1866）因战功升任安徽巡抚的，当时安徽的捻乱仍处于高峰。　　难得这位勇将在危局中休闲自娱，至于他在同治十三年（1874）升任两广总督之后是否还有这个闲心，无论正史还是文人笑谈都没记录。　　统治阶层的极度奢侈无疑会推动腐败的普遍化，因为他们的银子花不出去，本身就是个问题。而要花出去呢，就得由下人们给"想法子"。英翰的手下人即那个把大锭银子铰成碎块的男仆是否悄悄揣起了一小部分，即有了小的腐败行为，仍无可考。但是，光绪皇帝与老太后所吃的鸡蛋，一枚达到了三两银子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有一天早晨，光绪皇帝问老师翁同龢，每天早点吃些什么，翁老师说一般吃"三个果子"即三个荷包蛋。皇帝大惊："这样说来，师傅每天的早点要花九两银子啦！"　　翁老师否认，说也就几文钱的样子。可是小皇帝理解不了，因为御膳房报销采购清单时，上面明明写着"鸡蛋每枚银三两"嘛！　　御膳房的日常开支，慈禧太后是要过问的，她老人家是怎么容忍鸡蛋上千倍的差价的存在，也成了一个谜。或许她老人家知道，宫廷里的任何节俭措施都可能成为笑柄，除非节俭宣传的政治收益超过落笑柄的损失。　　她的老公公道光皇帝就闹出过类似的笑话儿。道光皇帝十分讲究节俭，有一回他的一条湖绉质料的裤子膝盖上磨出了一个洞，交给内务府补一下，没想到经办人员却开了三千两银子的工价。一下子把道光皇帝给气晕了，他说："纯粹胡说，三千两银子还不得买一车这样的裤子呀？！"　　内务府的裁缝负责人说了："亲爱的皇上呀，您可别生气！小人有一百颗脑袋也担不起。您想哇，您老人家的裤子质料是花湖绉，我们从几百匹布中挑选，也没找出几匹花色与品种大体接近的。已经挑过去的那几百匹布就得作为成本，摊在您老人家这裤子上。"　　皇上是金口玉言，说出的话不能改，况且这不是什么军国大事。要是在这样的细节上说话不算数，就会让下人们瞧不起。道光皇帝那个后悔劲呀："你说，我补这条裤子干什么？就为落个节俭的好名，让他们敲我竹杠？"　　唉！敲就敲吧，上当何止一回。　　到他儿媳妇掌权的时代，也就没再犯这个傻，问什么裤子、鸡蛋的价钱啦！当然，鸡蛋这个东西从里到外都标示着天堂的品位。　　皇宫里的鸡蛋，三两银子一个，而富商家的呢，也掉不下一两银子来。　　两淮盐商（属江苏）有一个叫黄至筠的，字号为均太，人们就叫他黄均太，以至于日后人们要为他的名字与商号大加考证。他死在了道光年代中期，在世时为两淮八大盐商之首。他的生活很奢侈，但也很挑剔。他肯花五十两银子吃一碗炒米饭，但每粒米的大小以及炒成后的色泽必须整齐划一。其要求程度远超过了孔夫子"食不压精，脍不厌细"的名言要求。但是，他的面子却栽在了一枚鸡蛋上。第72节：1872-1885：奢华末世的金融空手道(2)　　他每天早晨要吃燕窝饼，喝人参汤，而后吃两枚鸡蛋。有一天，闲来无事，他到厨间看账，发现一枚鸡蛋的价格竟下账为"纹银一两"。再富的人，他也不愿别人敲他竹杠，就自言自语地说："鸡蛋再贵，也不至于一两银子一枚呀！"而后，他忍不住要责备厨师，说人家冒领。没想到，厨师却说："每天所给您用的鸡蛋，是市场上鸡蛋所没法比的品种，每枚一两银子，价钱不算贵。主人您要不相信，请换一个厨师，尝尝他的手艺。"没等黄均太缓过腔来，人家走了。　　没办法，黄均太就另找了一个厨师，新厨师做的燕窝饼、人参汤与已走的厨师所做的，没什么差别，但这鸡蛋煮出来，就是没味道。黄均太有钱，再三请高价厨师，还是弄不出原来的味道。于是，只有放下架子，又请人家回来。再煮鸡蛋，味道如初。　　黄均太没辙了，问人家实底儿。人家说："我家呀，有一百只母鸡，喂鸡用的核心饲料都是人参与红枣之类的上好药材。我把特殊原料研磨成沫儿，与其他主料混在一起，所以鸡蛋味就与别人家的不同啦！"黄均太怕他忽悠，专门派人去厨师家里的鸡棚查看，得验实情。他服了！　　黄均太"一两银子一枚鸡蛋"的故事，还不是发生在标准的"人间天堂"苏、杭二州，而是发生在扬州。　　扬州只能算在广义的"人间天堂圈子"里，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把苏杭文化放大为苏浙文化，那个抛银子找乐呵的安徽巡抚英翰先生才能有与"人间天堂"接近的可能。　　人间天堂固然充满了消费的欲望，但是作为人间天堂不可或缺的杭州却生产银子以及虚拟的巨额财富。这个"虚拟"，不是幻想的东西，而金融空手道创造的财富奇迹。　　读过大仲马《基度山伯爵》的人完全可以把杭州金融专家胡光墉（字雪岩），与基度山伯爵那类财富无边、充满神秘并让别人产生幻想的人物放在一起。　　与胡光墉相比，无论道光时代的黄均太，还是同治时代的英翰，绝对成了"小儿科"。最初，胡光墉只是一个小小店员，祖上也没人给他留下任何可资交际用度的财产。唯其如此，前两位才没什么重要价值：黄均太的父亲是位中级官员，父亲一死，他拿一封信到北京托关系去了，关系人二话没说，给他搞了个为官方办盐的肥差；英翰呢，满洲正红旗人，姓萨尔图，还中过举人。　　黄均太有个好爹，英翰有个好祖宗，外加尚能过得眼的文凭。胡光墉什么都没有，他只有一颗敢冒险的心。　　他在一家钱庄当伙计，脑子灵活，干活麻利。有了他的工资收入，家人还不至于挨冻受饿。可是，人间天堂是个刺激人欲望的地方，要让雄心勃勃的胡光墉到五六十的年纪才挣上一份不错的家业，那不合他的性格。像苏州那"贱贩负隶"们下了班，马上换上好衣服去喝茶听歌，乃至于食心有皮之鸡、有舌之鸭，他肯定也想。还有，在"十室九赌"的社会里，他看一眼，手也会发痒。问题是，胡光墉是个有理性的穷人，他一定一而再、再而三地掂量，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干一把"一荐儿搂足"的机会。　　王有龄，一个买了官但上不了任的前官员后代，给了他这么一个机会。从此，他改写了自己的命运，也在晚清经济史乃至中国金融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王有龄的父亲在杭州做过道员，但没捞到多少钱，就死了。再加上王有龄已经花钱捐官，以至于连发送父亲的棺材原籍（福建侯官县）都成了问题。所以呢，在他父亲在世时，他叫"官居"杭州；现在呢，只能叫"流寓"杭州。他捐的盐课司大使（正八品）的职务，也因"续不上钱"即继续花钱落实，也遥遥无期。一天起来，他只有看看书、听听官场消息或者找故旧借点过日子的钱，再有就是到茶馆喝上一壶最便宜的茶水。可巧，有一天他喝闲茶时碰了钱庄伙计胡光墉，两人稍作交谈，便互有好感。　　胡光墉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给他出钱做官，他做了官后再给我在商场上开路子。　　没钱，不要紧，就动用自己代钱庄收上来的银子。反正老板十分信任自己，一时半会儿露不了馅儿。第73节：1872-1885：奢华末世的金融空手道(3)　　一不做、二不休，扳不倒葫芦、洒不了油。稍后，他把五百两白银交给王有龄让他北上北京。王有龄一惊一喜，惊的是这个伙计有如此大的胆量，给了他现在来说不啻天文数字的巨款；喜的是他命中遇上了贵人，使他化危为机。王有龄下定决心，一定要谋求到飞黄腾达的机会，至少不能让胡光墉挪用的五百两银子化为乌有。　　在即将达到北京之前，王有龄按南方人北上的惯例，在天津稍事休息。在天津，他会见了旧友何桂清。何桂清中了进士之后，累官至兵部侍郎，此时正为一件公务南下，也在天津稍事休息。由于何桂清与现任浙江巡抚有交情，就写了一封推荐信，交给王有龄，让他回杭州后去试一下门路。王有龄有了这颗定心丸，又进了京，加捐了知县级衔，算是办妥入仕、升官事宜。　　回到浙江，他很快被任命为省府的粮台总办。粮台总办职务不高，相当于知县，但是身居此有经济实力的地位。王有龄忘不了胡光墉，让他辞去钱庄伙计的职务，开办一家专门为省政府办理粮饷款项收入、解付、划拨业务的银号。　　此号名曰阜康银号。有阜康银号在，归还那五百两挪用的收回贷款，也不在话下。阜康号资金充足，开办放贷业务，也应付裕如，有官方背景，老百姓也信任，阜康号存款业务也就迅速发展起来。　　王有龄也因有了在金融方面操作娴熟的助手，公务越办越顺，职务一路子飞升：咸丰五年（1855），得任杭州知府，次年，代盐运使、按察使；咸丰十年（1860），正式任浙江巡抚，成为从二品大员。　　在王有龄成为巡抚之后，立即命令胡光墉全面接管浙江省粮台，全面负责筹款、运粮、购械事务。为了让胡光墉有体面的身份去办理相应事务，王有龄就给他申报候补道员的官职及"加盐运使衔"，享受从三品政治待遇。　　在这个过程中，胡光墉的钱庄也由原来的阜康一号，发展为九号即有八个分行，重点地点涉及北京、汉口、福州；此外以苏浙为基本业务范围，又伸触湖南、湖北，设有二十三家典库即兼有典当行兼支行级功能的银号。　　二人的官商、商官互动，成为人间天堂的一个新典故。但是，太平军对杭州的进攻，打断了合作进程。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先后攻占了浙江的常山、金华等地，王有龄遭受革职留任处分。该年秋天，太平军围住杭州城。杭州城虽然城墙坚固，但是城市没有足够的储粮，也缺乏对付太平军长期围困的弹药。王有龄托付胡光墉出城采购，购得两百万斤粮食，胡光墉很快从海道将粮食运进钱塘江，停泊在三郎庙附近。王有龄几次组织敢死队接运粮食，但都被太平军给打了回去。　　胡光墉挥泪离开粮船，而王有龄则在太平军破城之后，上吊身亡。　　如果说胡光墉对王有龄没有深厚感情，则远离事实，然而，毕竟胡光墉是拿王有龄的仕途乃至王本人当一项买卖来做的。所以，在王有龄死后，他要寻找新的出路。　　投靠左宗棠，加入洋务帮　　王有龄殉国，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他对胡光墉的官商两跨的做派早有耳闻，准备在适当时机严加查处。此时已转任江西候补道员的胡光墉，借左宗棠入浙之前尚在江西军营的机会，前去拜见。左宗棠是个有见识的人物，通过与胡光墉长谈，发现他的优点多于缺点，不但放弃了查处的打算，反过来还奏报中央，要求任命胡光墉出任"办理粮台"一职。　　胡光墉的命运又出现了奇迹般的转机，甚至说比王有龄的命运转折更具戏剧性。同治二年（1863），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更以夺回杭州为战略转折点，胡光墉就有了大用处。围城的时候，胡光墉供应军粮不断，那是分内的事情，可是，左宗棠的楚军攻下杭州以后，问题就来了。到同治三年（1864）二月，楚军正式占领杭州城，杭州城已经有半年没进粮食了。不待左总督明言，胡光墉已运来一百万斤大米。　　虽然说这一百万斤大米比当年为王有龄采购的两百万斤少一倍，但总是送到了朋友兼顶头上司手中。左宗棠也是个讲究义气的人物，八个月后，就为胡光墉奏请下来重要官职，称为"改发福建道补同，并赏加按察使衔"。简单地说，官方组织关系由江西调到福建，正式归左总督管辖了。第74节：1872-1885：奢华末世的金融空手道(4)　　左总督对胡光墉大加任用，一如王有龄一样，全权委托他筹军饷、买粮食、购军械。到同治五年（1866），左总督已经给他申请下"赏加布政使衔"的政治待遇，胡光墉可以用从二品的身份对外说话了。他的功劳与他用空手道手法组建起来的金融网络有关系。比方说在湖北买枪、收粮，他不用武装押一车又一车的银子，由汉口的分行先垫上，而后当浙江的药材西送湖北时，也不用现银办理，将来原来的垫数一冲就是了。这只是一个比方，等到三边交易或多边交易发生时，胡光墉金融体系周转之灵便，根本就动不着现银了。　　春天里升的布政使衔，到夏天里他便被左宗棠给调到筹建福建船政局的重要岗位上。因为左宗棠奉命西征陕、甘二省回民暴动，又不想放弃对船政的遥控，那么只有请胡光墉出来主持局务。丁宝桢出面任船政大臣，具体的采购、施工则由胡光墉一手办理。其间的滚滚暴利，外界人士几乎无法知晓。但有一点可以侧面证明官商复合体的胡氏金融帝国有多大实力：至同治十一年（1872），胡光墉的九大银号及二十三处当铺，总计资产已经超过两千万两，接近了整个大清帝国一年的农业税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全部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四十。　　胡光墉的无形资产即他的赫赫威名转化成了社会公众对他的实力的想象，有一位和尚要将他们寺庙里化缘、卖香攒起来的五百两银子存进阜康号钱庄。阜康的会计嫌钱少，不愿办理，就说僧人的名字不好记，往外推。和尚还盼着在他阜康号里挣点利息，干脆坐下来，在阜康号门外，不停地敲木鱼，三天三夜不停，比拜佛祖还下工夫。胡光墉正好在第四天头晌见了此情景，颇为感动，立即责令会计马上办好手续。　　胡光墉以商场手腕从政，总有出纰漏的时候，他编造的理由哪怕如黄均太的厨房鸡蛋乃至御膳房鸡蛋那样的理由，也没法向左宗棠交差。同治十三年（1874），他代左宗棠采购一批德国水雷，他把一颗报价为六两银子的水雷给提升到三百两以上，经左宗棠亲自压价后，报到二百四十两，仍是厂家报价的四十倍。胡光墉不仅要吃差价，而且还要吃厂方给的回扣。左宗棠觉得太离谱了，就在成交之前，向有关国外厂商询了价。碍于官场底线，左宗棠决定取消这笔订单。　　当时大清帝国上层有关于"海防"与"塞防"的争议，左宗棠虽然主张两防相协调，但本质上是倾向"塞防"即巩固西北；对于"海防"即保卫东南，他也不能不有所表示，所以才有订购水雷之举。　　胡光墉没边的报价，也等于帮了左宗棠的大忙，因为左宗棠可以用价格谈不拢的借口搪塞外界。同时，西北用兵的国家当头要务，也用得着胡光墉，所以左宗棠也就没有追究。更何况，此前胡光墉确实完成了一千二百五十杆步枪及二十四门大炮的一批采购，质量好、价格低。　　君子用人如用器，用人所长而不用人之短。左总督久历官场并屡建异勋，更是深悟此道，他要用好、用足、用活胡光墉的金融才能。两人合作的最拿手的一招就是把各省与各海关的"协饷"（按朝廷分派任务额，支持楚军在西北的军费开支），给它变成在外国银行的借款。　　名省与各海关由于本身的财政支出较大，尤其那些时遭战事的省份，就没法按中央分摊给的额度协饷给楚军。从同治五年（1866）到九年（1870），楚军共被欠拖欠协饷一千三百万两银子。胡光墉深知向各省与各海关追讨拖欠要耗费大量精力，且效果并不一定好，他就以自己的银号为借款人向外国商人借款，还款的保证就是各省及各海关的协饷。　　由此，楚军经费有了保证，左总督经营新疆的伟大理想才得以实现。从同治六年（1867）与光绪七年（1881），胡光墉代左宗棠向外商借款共六次，总额一千五百九十五万两，年利率从一分五厘六到九厘五不等。胡光墉作为经办人同样是实行"两吃法"：一边吃外商的回扣，一边吃利差。他吃了多少回扣，已经没法确知，只看光绪三年（1877）的一次借款就看出他的金融空手道有多厉害。第75节：1872-1885：奢华末世的金融空手道(5)　　此笔借款为五百万两银子，期限为七年，放贷方为英国汇丰银行；汇丰银行在伦敦发行债券，年利率百分之八；左宗棠向大清中央上报的备案是年利率百分之十五，两项差额为百分之七，也就是说，七年间此笔借款的中方经办人的毛利润为两百四十五万两。除去一些杂项开支，保守估计净吃两百万两中间费没问题。　　有账不怕算。按这两百万两的赚头来推算一千五百九十五万两总借款的中间费，应该在六百万两左右。折合到每年，约合年收入八十五万两，再折合到每日进账上，约合每天进两千两。有每天两千两的进账，胡光墉还在乎一个"一两银子一枚鸡蛋"的消费吗？胡光墉没吃鸡蛋的那种嗜好，但可以肯定地说，那种消费对他来说，是"毛毛雨啦"。　　这些中间暴利不可能全为胡光墉一人独吞，左总督必然能间接受益。比方说办完那笔五百万两的借款后，转过年开春儿，胡光墉就给左总督送上一件艺术品和两根上好大人参。　　人参这项暂不用提了，看一下礼物就知道该消费多少了。礼物叫"金座珊瑚顶"。珊瑚顶价值不菲，花上十万两白银，也是可能的事儿。光那"金座"，也能值上三五万两银子吧！　　究竟这"金座珊瑚顶"值多少钱，仍如黄均太与光绪皇帝的鸡蛋一样，谁也算不准。但是，卖主要低了价线，胡光墉会不高兴的。比方说，有一次一个人卖给他一件铜鼎，开价八百两，对方还说："这是不赚钱的价儿。就冲他胡大人爱收藏古董的劲头，我得把这件文物送到您府上，让它找个懂行的落脚处。"胡光墉对此大为反感，"哎呀，你这个人真不会做生意，来我家不赚钱，还到哪去赚啊？以后，你就别来啦。我不跟不会赚钱的人打交道。去吧，去吧！"　　对于胡光墉送上的"金座珊瑚顶"，还有两根大人参，左总督马上回信，感谢之情溢于言表（今译）："承蒙您从远方送来这么珍贵的礼品，我很感谢。金座珊瑚顶，真是顶尖级的奇宝，两根大人参更是山海之异味。在边疆地区能吃上上好人参，真是感到你盛情关怀呀！"　　等到收复新疆大功告成（1878）之后，左宗棠专为胡光墉向朝廷求赏，希望赏以黄马褂，因为"此次底实新疆，考核胡光墉的功绩，与前敌将领一样，不可忽视"。　　黄马褂穿上了。这是在同治十年（1871）左总督给他拿到"正一品封典"的七年后，又一巨大荣誉。　　七年，是个巧合还是个宿命的谶言？那笔金额五百万、中间可赚两百万的洋款合同也是七年期限呀！　　对于胡光墉的金融空手道有人斥责，有人嫉妒。如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针对那笔五百万两借款专写日记，予以批判："胡雪岩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报一分五厘。奸商谋利，病民蠹国，虽籍没其资财，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　　一向以反对与洋人打交道的李慈铭（曾弹劾郭嵩焘）则是妒心大作，他说（今译）："胡光墉算个什么东西？不过小商贩出身的贱民。竟然也能混到候补道员的职务，还加了布政使头衔，更得头品顶戴，还得穿黄马褂，让人想不通！"　　想不通，那是你脑子（思维）陈旧了。慢慢想吧！反正，在李慈铭想不通的时候，胡光墉正享受着没有帝王名号的帝王生活。　　永巷浮华梦，万事转头空　　有了钱，也有了政治地位，胡光墉自然不会在乎官僚们说什么。对于曾纪泽来说，那叫"老鸹落黑猪身上，光看别人黑"，他叔叔曾国荃攻破金陵（南京）时，还不是把大部分珍宝、钱物归了自己吗？或可托个充实军费的理由，但到底哪一部分是军费，哪一部分入了私府，谁敢过问。　　至于那个李慈铭，他也是"摸不着铲子干着急"。换句文话说，那叫"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正如孔夫子一样，生逢讲鬼神的时代而不讲鬼神，那叫"傻差儿"；而生在晚清这样一个大腐败的时代，你不搞腐败，乃"大大的傻差儿"。　　左总督收下"金座珊瑚顶"，还立下了不世之功，那才叫绝活。正如他信中原文所说"关陲得此，尤感隆情"。也就是说，你可以技术性地说话，对小礼物大加感谢，而对贵重礼物一笔带过。即便是那些力讲廉洁的高官，也难免破例收礼。尤其是晚清时代，名公巨宦大多爱好古董。张之洞花重金买过纸胎的假古缸（大巨瓮），帝师翁同龢也有此遭遇。自号廉洁的陕西巡抚毕沅还差点上了某个县令的当。第76节：1872-1885：奢华末世的金融空手道(6)　　毕沅任陕西总督时，正好年届六十，为了避免下级借祝寿之名给自己送礼，他提前声明：寿宴请客是肯定的，但是，任何下级不管关系多么亲近，一律不准送礼。但是，有一个县令却颇有心计，送来古砖二十块。每一块上都有制造年代，根据所标年代，可以断定全为秦汉时古砖。　　毕沅大喜。对被派来送砖的县令仆人说："寿礼，我还是一概不收。但是你主人送的古砖，深合我意，我收下，待有空时欣赏。"　　县令仆人得知毕巡抚已经收下礼物，大为喜悦，因为自己总算为县令完成了送礼的重任。跪下回话："我的主人因逢您老人家六十华诞，就召集县内的工匠，在县衙里制造此等宝物。我的主人还亲自监工，把其中的极品排出来，呈遂您老人家。"　　毕沅听罢，极其难堪，只好勉强一笑，不再说什么。　　胡光墉是否遇到过毕沅的尴尬，史无所载，但是，胡光墉在生活中是十分讲究细节的。比如他在杭州的住宅，就是用有花纹的石头砌成的，用云南产的精铜当灰口；上海的住宅虽不比杭州气派，但也是气派非凡：外墙上涂的是碗砂捣细的细沙，用手一摸，摩擦感较强，人称"百年不朽"。　　平日里，胡光墉还要干一些善事，以维护自己的社会形象。比如大办救济即慈善事业，就成了他一生唯一可得正面评价的一方面。从他生意刚见利好顺势当初的咸丰十年（1860），即王有龄任浙江巡抚而托他全面掌管浙省粮政之时，到光绪三年（1877），其间十七年，捐给包括天津府在内的省份共六个省，涉及米、银、衣物、制式钱等项，约计二十万两。如捐山东灾区两万两、河南灾区一万五千两、陕西灾区五万两。　　这种在外人看来慷慨无比而对他来说不过九牛一毛的捐献，改变了不少人对他的负面看法。从前曾骂他"确系坏种"的李鸿章，现在要为他请功即拿他当模范人物学习，希望朝廷赐给胡光墉一块匾，以便以此劝说天下的富人行"好善乐施"之义。　　胡光墉是大清帝国金融界的第一大腕，是毫无疑问的，但毕竟他只是凭借小聪明发家并附骥于军方强人得以大赚暴利，因而他丝毫没有风险意识。　　这，对一个金融家来说是致命的硬伤。　　光绪九年（1883），法国在越南问题上与大清交恶，他们的海军舰队在中国东南沿海摆出与中国开战的架势，甚至将兵舰开往吴淞口。打了吴淞口，上海就不保了。上海地处人间天堂的核心位置，即与西北面的苏州、西南面的杭州构成了一经济金三角（后来人称"长三角地区"），而上海又在金三角最东面的临海位置。对于大清帝国来说，洋务运动的一大硕果是江南制造总局坐落在上海。法舰进抵吴淞口，炮轰制造总局是易如反掌之事。上海市民恐慌不已，纷纷到银号提兑现款。而此时的胡光墉金融帝国已经少有现银储备，他自信地把大部现银用在了囤积蚕丝上，存货额高达两千万两。虽然大量囤积生丝的表面原因是为自己开办的丝厂储备原料，但本质却是试图垄断丝业贸易的冒险行为。　　他的冒险行为不仅激怒外国丝商，导致了他们联合拒收华丝，而且还给了商业与政治上的老对手盛宣怀以机会。盛宣怀一方面暗中派人以低价收购生丝，卖给胡光墉的大宗供应商，套取现银；另一方面，他又利用李鸿章与他的亲密关系（如同胡光墉与左宗棠的关系一样），压制上海道台邵友濂，推迟向胡光墉拨款。　　上海道台按约定每年向胡光墉的阜康银号拨一定数目的款项，用于分期偿还外借的本息。发生金融恐慌之时，胡光墉已经如期还了八十万的外商贷款。邵友濂按盛宣怀的意思拖欠二十天拔款，无疑制造了可怕的市场信息即阜康体系没钱应对存户拨款。　　为了应付挤兑压力，胡光墉不得不降价出卖上海丝厂的原料，结果，一下赔进了一千万两银子。　　浙江本省官员为保住胡光墉，由布政使德馨从省府的财政库存中挤出两万两，归还尚欠阜康体系的应收协饷款。德馨亲赴上海把现银交给坐镇上海阜康号的胡光墉，并以浙江省大员的身份宣布"凡存款额不足一千两的存户，优先支付"。然而，这一切不过是杯水车薪。第77节：1872-1885：奢华末世的金融空手道(7)　　光绪九年（1883）十一月，上海阜康号倒闭。胡光墉得知是老对手从中推波助澜、暗施毒计后，气得当场吐血。随着上海阜康号的崩溃，胡光墉的整个金融帝国产生了连锁反应。原来声势显赫、不可一世的阜康体系，就这样完蛋了。　　在户部尚书严敬铭的弹劾下，胡光墉被革去了所有职务，听候处理。他的二十三处当铺及上海丝厂余下的价值几百万两银子的生丝，在中央的指令下，全被转到浙省政府名下。第二年（1884）夏天，大清中央政府再下命令，责成胡光墉退赔十七万六千一百八十四两侵占款项。其实呢，这是胡光墉从支援左宗棠西征的借款中抽取的合法手续费及补贴。　　大清中央别看对外国人硬不起来，要找他胡光墉"秋后算账"，还是办得蛮麻利的。这不，不用等秋后，夏天就开始了。左宗棠与曾国荃分别专门上奏折，希望中央能考虑大力支持楚军西征、收复新疆的功绩，免于追究。可是，中央也有难处，因为这次金融危机涉及的面太广，社会影响太大，没法不了了之。　　至于对平常百姓的具体影响就不用说了，单说那个几年前敲三天三夜木鱼的和尚，这回又来了，他要取存款，也说出实情，说那是自己养老的钱而不是庙里的什么化缘与卖香的收入。阜康号的会计不管那么多，还嘲笑老和尚："敲呀，你这回再敲三天三夜也取不走钱啦！给你堆女人的衣裤，卖了去，顶你的银子吧！"　　老和尚顿时泪如雨下："我一个老和尚带着一堆女人衣裤，让人看见，以为我不干好事，还不打死我呀！"　　更有趣的事，胡光墉金融帝国的崩溃还牵出了一些不大不小的经济案件，国家因此也拿到一部分罚没收入。　　第一个栽跟头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文煜，他在杭州阜康号存有七十万两银子，见胡光墉要完蛋，赶紧托那位曾施手援救胡光墉的德馨代为追讨。不料事有不密，让给事中邓承修给揭发出来。朝廷下令，全面清查他的经济收入，收支结果驴唇不对马嘴。念及文煜已往尚算相对清廉，国家敲了他一笔竹杠，"令其捐银十万两"，了事。　　另一个耍心眼儿的高官、前驻藏大臣帮办锡缜却无此幸运，他自愿把存在阜康的一万两银子归公，放弃债权。不期，朝廷认为他这一万两银子来历不明，现在又来投机取巧，决定对他处以"降四级调用"的处分，并扣除他从先人那里继承来的世职俸禄的一半，执行期限为九年。　　朝廷的事，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胡光墉在彻底被清盘之前，分三批把心爱的女人遣散：　　第一批，将自己室中的物品全拿走，基本上有"不亚于中人之产"的收获；　　第二批，把自己的首饰全部拿走，出去也能过上小康生活；　　第三批吗，别怪不客气，什么也没有，因为到这时，胡光墉自己也得租间小房子过活了。　　光绪十一年（1885）十一月，胡光墉惨然辞世。据当地人说，他死时的状况是"一豆青灯，七尺铜棺"。七尺铜棺，不管包铜皮的木棺，还是整个铸成的纯铜棺材，总比一般百姓强多了！　　1880年，奉旨觐见皇帝的淮军重要将领刘铭传，向光绪皇帝（及两宫太后）建议，称天下大事"在于急造铁路"。由此引发大讨论，反对派认为修铁路必将导致"资敌、扰民、失业"三大害处。因而，刘铭传的建议被搁置，但修铁路的争议也成了大清帝国的一个持久的政治热点。　　1888年，李鸿章在一片热议下，悄然完成了天津到大沽段的铁路修建工作，并将此段与唐芦铁路连接起来。唐芦铁路本身就是1881年悄然而修的唐山到丰南胥各庄一段的延伸，即它的接续段是胥各庄到芦台附近的阎庄那么一小段。次年，大清中央终于同意将修铁路作为国策来推行。第78节：1880-1888：皇上亲爹修铁路(1)　　第八章　　1880-1888：　　皇上亲爹修铁路　　刘铭传建言，守旧派阻击　　中国大地上的第一段铁路是外国人修的，由上海县城外到吴淞口。修造者以英国人的怡和洋行为首共动员二十六家洋行参加，这二十七个外国股东未经大清政府批准就开了工。事在同治十三年（1874）。到光绪元年（1875）秋天，农历九月份，经过中英双方外交谈判，达成协议，由大清政府出钱二十八万五千两银子买下来。　　英国人起初修这东西似乎是为了把他们国家首创的东西搬到中国来炫耀的，经济价值并不大。所以，谈判协议上有一条：铁路归中国所有之后，中国人或运行或停止，都由中国人自己决定。大清帝国的大多数官员们对这英国人的"玩意"比较害怕："这家伙，也没犍牛骏马拉着，铁皮车竟然飞也似的跑！"再加上资深的民间易学研究专家一说"这东西是会破坏风水的啦"，官方决定：拆除了这段铁路。　　在二十八万五千两子之外，政府又投入了相当一部分拆迁费用。　　与"修铁路，坏风水"的说法对立，主导洋务运动的军方强人则力主把修建铁路当做一项基本国策来推行。光绪六年（1880）初，中俄双方为交还新疆伊犁的谈判发生波折，原谈判官员崇厚所签条约被中央废除，被以卖国罪判刑。俄国驻华代办凯阳德闯进大清总理衙门，扬言武力解决问题。俄国国内也确有相应举动：一方面从东起黑龙江、西至喀什噶尔的万里边境内调动陆军；另一方面，俄国舰队也由黑海长途跋涉往中国沿海驶来。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忙召在剿灭捻军及平定陕西回民反叛立下战功也即有丰富经验的刘铭传进京觐见，讨教对策。刘铭传除了提出近期政策即支持左宗棠兵进新疆之外，还专门提出国防的远期规划，即修铁路运兵。他以建议信的形式提出一套完整的政策设计方案。他写道（今译）：　　"中国自古以来遇到的外患，也没有当今之故这么多、这么强。一个敌国与中国发生冲突，其他各敌国便从冲突中寻求谋利的机会。俄国之地理，横亘东西，往北又延伸很远，与我国的边界交错接壤，最是国家该担忧的心腹之患。　　俄国从它的欧洲部分起，开建铁路，逐渐延伸到我们的中亚属国浩罕边境。他们又计划从海参崴建立东线铁路，抵达中国的珲春。在东北亚地区，俄国有力量而未向我们发难的原因，就在于这条铁路尚未修成。我估计，不出十年，这个地区就会生出不测之祸。　　日本不过一个弹丸小国，但他们学习西方技术，凭借国内铁路发达，也敢处处欺负我们。因此，中国不造铁路，就没法实现自强的目的。自强之道。训练新军队与制造新武器，固然可以按顺序办理。但是，所有的事务之关键，就在于造铁路。　　铁路有利于运粮、赈灾、商业、开矿、税收、旅行，好处不可尽数，其中以调遣军队不误战机，最为有利于国家。　　中国幅员辽阔，北部边疆有万里之长与俄国相接；通商的各个港口，又与有关国家共有。如果我们采取被动的守势，则防不胜防；调遣军队四面应付，也是鞭长莫及。唯有办铁路可解决这个困难：有了铁路，东西南北四面相通，观察敌人动向，我们则采取相应派兵数量和选调地点，虽然有一万里的路途，几天就将军队运到；调集上百万的兵员，一招呼就集中起来了。并且，兵合则强，分则弱。我们中国有十八个行省，兵非不多，饷非不足，但是军队各守不同方面和不同地段的海防与边疆，将军们又各怀心思，遇见战事，自顾不暇，征饷调兵，无力应承。　　假如有铁路呢？则各处互相联络，如血脉一样互通。从而可裁汰兵员，节省军饷开支。精简后的军队合并成劲旅，边防与海防形成一体，转运枪炮，朝发夕至。如此，驻防军队就变成机动的游击部队，十八省合成一气，一个战士可顶原来十几个用。由此，也可形成兵权在中央的新格局，中央不再被边疆大臣所牵制。　　现在，国家财力难以支撑边防费用，老百姓也被高额税收所压迫。各国与我们通商，争夺市场利益，我国拿不到多少收入，日后的祸患还深着呢！假如我们建了铁路，收费足以养兵，老百姓的税赋负担也就大大减少了。裕国便民，再也没办铁路为便当的了！　　有了办铁路的政策，要快速推行，就得借外国贷款做投资。中国的交通干道有两条：南线，又分为两支，一由清江经山东到北京，一由汉口经河南到北京；北路又可分为东西两支，一由北京到盛京，一由北京到甘肃。如果国家财力及借款有限而不能同开工的话，可以先修清江到北京这一路。这条线可以与本年内准备架设同路电报线相配合。"第79节：1880-1888：皇上亲爹修铁路(2)　　刘铭传所提建议，深深触动了慈禧太后及主张办洋务的大臣。再加上刘铭传是淮系第一将领，慈禧太后决定将他的建议本子分抄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让他们提意见。　　刘铭传在当时是位传奇式人物。原来安徽合肥的地方豪强，遇上太平天国之乱，他就在家乡筑军寨自卫村庄。此间他父亲刘惠世被另一个自卫军寨的豪强羞辱了一番。十八岁的刘铭传，一口气追了好几里路，把对方给杀了。时值乱世，杀了人，官府也没空追究。也正是由于这一杀人举动，使他在当地名声大振，成了当地各自卫军寨的天然领袖。后来，他把这支松散的地方自卫军交给了淮军领袖李鸿章。全体迁至上海，改编为淮军主力，号曰"铭字营"。刘铭传敢打死仗、打硬仗，在荡平任柱、赖文光东捻的战斗中战绩卓著，被曾国藩与李鸿章二人共保为头功，朝廷给予"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袭职衔。而后，他又抱病出任督陕西军务一职（相当于陕西方面的总政委），平定北山地区的回民反叛活动。直到病得实在无法坚持工作，才再次告病请假。　　未等他病好，中俄在新疆问题上关系紧张化。中央急召，他不得不带病从合肥进北京。也正是他病休几年的闲工夫，才使他沉下心来研究国际形势。对比中俄、中日，他得出"然其括机，则在于急造铁路"的总体战略。　　李鸿章对刘铭传的建议持相对稳健的态度，他一方面指出铁路于国计民生有利，但行业赢利是极为微薄的；另一方面，借外债修铁路，存在被洋人把持的风险，称此者"不可不防"。言外之意，铁路可修。这是老谋深算的李鸿章一贯的做法。　　刘坤一则认为，修铁路会影响民生，对国家的税收也有影响，因铁路一设，林林总总的收税卡子就不起作用了，但他并没明确否定修铁路作为一项国策的推行。　　大学士张家骧则完全持反对态度，认为铁路一建，三弊同生，即"恐洋人深入内地，借端生事；恐民不乐从，徒滋纷扰；恐虚糜帑项，赔累无穷"。后来，三弊同生归结起来就是"资敌、扰民、失业"。当然，其中的"失业"与现在讲的工人没班可上的含义大为不同，而是指这个事业（项目）带不来什么好处、反有损失之意，即失去最初靠此业赚钱的本意。　　张家骧的意见也被转抄到李鸿章那里。本来，李鸿章想采用惯技把铁路事业推开，没想到张家骧反对态度如此坚决。他一改原来的保守态度，力挺刘铭传。《清史稿·交通志·铁路》中有云："复下其（指张家骧）疏于鸿章，鸿章力主铭传言。"但是中央各位言官及部门要员大都倾向张家骧，而反对李鸿章。侍讲张楷称建铁路有"九不利"，御史洪良品则称有"五害"。至于"九不利"与"五害"所确指为何，史无详载，但是，由于这些反对官员"语尤激切"，慈禧太后不得不做出"诏罢其议"的决定。　　修铁路问题，以不再争议而搁置，难呐！后世都认为慈禧太后是"大坏蛋"，可是这个"大坏蛋"也有她的难处。一方面，她实质上无实力来制约李鸿章、刘坤一、刘铭传这些汉族大将，毕竟他们立下了赫赫战功。如果不是这些人"灭洪剿捻"，大清朝早已不存在了。另一方面，不办洋务，不造新枪新炮，外国人欺负大清帝国的劲头会更厉害。　　一切争论都不如实际行动。李鸿章在第二年（1881）就在没向中央作任何申请的情况下，开建了唐山到（丰南县）胥各庄的铁路。此段铁路全长只有可怜的十公里（有人说准确为九点七公里），声称是为开平煤矿的煤外运而干的。　　关于这段铁路修建的时间，仍有不同的说法。当现在的史家有的（如著名近代史专家雷颐）认为是1880年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就开工的，也有说是1881年开干的，而更早的资料如《清史稿》则记为："三年，有商人筑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八十里，是为中国筑铁路之始。"　　所说的"三年"是光绪三年（1877），但说到"八十里"肯定是夸大事实；至于"有商人"，恐怕是李鸿章私下找商人出面干的，他在背后出钱、出"土政策"，支持而成。第80节：1880-1888：皇上亲爹修铁路(3)　　被称为唐胥铁路的这一小段铁路，其政治示范价值远远超过了其经济价值，甚至可以说是晚清洋务运动以及铁路事业的一个风向标。在有了这一段试验田式的铁路后，洋务派又死死挺了五年，到光绪十二年（1886），李鸿章又主持建完了胥各庄到芦台附近的阎庄的一段，全段改称为"唐芦铁路。"　　紧接着，在光绪十四年（1888），李鸿章决定由天津往北京的通州修铁路。忍无可忍的保守派全面反击，大学士恩承和尚书徐桐领衔唱反调，数十名京官纷纷上书。原来的三弊中"资敌"一项提不响了，倒是新加了一项"伤地脉"的说法。其实，这个说法也不过十三年前拆毁上海到吴淞铁路之借口的翻版。对于这个翻版，有的说得态度激烈，但所指隐讳，如说修铁路一事为"祖宗所未创，无事生事"。比较直白的，就说："轮车所过之处，声闻数十里，雷轰电骇，震厉殊常，于地脉不无损伤。"　　不管保守势力如何引经据典地批判，洋务派是铁了心搞铁路的。因为正如刘铭传所论，没有铁路相连贯，海防与塞防就会两分，各不相顾。大清帝国得于伊犁而遭马尾挨打之难，是为教训。在决定修天津到通州铁路之前的三年，修铁路的事业就得到主张先固塞防而兼海防的左宗棠的支持，这无疑是决定性的一票。光绪十一年（1885）时，在西北战场上奋力拼杀的左宗棠给光绪皇帝（也即慈禧太后）写信，指出国家七大要务，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建议朝廷痛下决心办铁路。左宗棠在奏折中说："外国以经商为本，因商造路，因路治兵，转运灵通，无往不利。其未建以前，阻挠固甚，一经告成，民因而富，国因而强，人物因而倍盛，有利无害，固有明征。电报、轮船，中国所无，一旦有之，则为不可少之物。倘铁路造成，其利尤薄。清江至通州宜先设铁路，以通南北之枢，一便于转漕，而商务必有起色；一便于征调，而额兵即可多载。且为费仅数百万，由官招商股试办，即可举行，且与地方民生并无妨碍。迨办有成效，再添设分支。至推广西北一路，尤为日后必然之举。"　　左宗棠的建议被慈禧太后批转给皇室重要成员"王大臣"即有王爵的朝廷重臣，估计是时任军机大臣的礼亲王世铎与海军衙门总理大臣、醇亲王奕 。此二人是"虽善其言而不能用也"。不过，既然有"善其言"的前提，日后大规模兴办铁路，仍大有希望；至于"不能用"，也是鉴于形势的临时措施。　　反驳三弊论，遂兴七利说　　光绪十年（1884）的马尾海战，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灭。这对力主发展海军的洋务派是个沉重的打击，但他们并没就此而止，尽管十年后海军成果在甲午海战中让日本给打烂了。曾国荃在光绪十一年（1885）向中央建议："于福建、广东、浙江三省增设铁舰、快舰、雷艇。嗣后，操练巡洋，不得载勇拖船。"　　他的建议的主要方向是把作战训练与运输彻底分割开来。未等这一建议有回音，他又与北洋大臣李鸿章合奏，要求派出第二批海军留学生出洋学习。而已代替奕?的礼亲王、现任军机大臣世铎，说得更干脆：建个专业部门，主抓海军业务。　　在实力人物的一力推动下，大清帝国成立了一个专司海军事务，负责统一调度的部门，叫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简称"海军衙门"。按现在叫法，应叫海军部。这个部门的首长称为"总理"，也就是海军部长。部长是奕 ，即光绪皇帝的生身父亲。　　海军衙门不仅领导是个实权人物，而且帮奕 部长办事的人，都很厉害，《清史稿·请王·奕 传》记曰："命王总理，节制沿海水师，以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总督李鸿章、都统善庆、侍郎曾纪泽为佐。"从这个班底来看，海军衙门显然规格高于传统的吏兵户诸部，更像是一个部际委员会。　　时当大清帝国与法国因越南问题的战争及外交纠纷，告一段落，检讨战争中的失利，王公大臣们一致认为："以运输不便，军事几败。"于是，铁路关乎战争胜败成了一个新共识。奕 取代奕?的实际权力，并不意味着他要否定后者办洋务的思路。相反，他开始以海军首长的身份鼓吹办铁路的好处。光绪十三年（1887）春天，奕 向慈禧太后进言（今译）：第81节：1880-1888：皇上亲爹修铁路(4)　　"关于建铁路的争议，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毁誉纷纭，莫衷一是。经历中法战事，执政大臣们才知道局外空谈与局中的实际情况，实在是相反的两件事。我作为海军大臣，对此有深刻的体会。曾纪泽有八年的出使经历，亲身体会到西洋各国有火车与铁路的好处。现在，协调国内各方与各种公务，调运军队与武器，贵在便捷。所以，修铁路之事，当选择要紧的线路，马上铺开。　　据天津的道员及兵营将领汇报称，直隶省海岸线绵长，防守不易，运输军粮与器械也十分艰难。请将开平（今为唐山市开平区，在市中心稍北）到阎庄的铁路往南接到大沽北岸，这段约八十里；先造此段，而后再办由大沽到天津的那一百余里。一旦津沽铁路告成，就开工办开平到山海关。如此，直隶提督周盛波所部一万人，靠铁路在山海关、大沽、天津一线驰骋应援，相当于数万之兵。对这项海防工程，以商办形式从民间集资不太好办，只有国家出钱，由军队负责施工，才能从速完成。如蒙批准，海军衙门立刻派人成立开平铁路公司经营此事。"　　弈正见亲重，慈禧太后马上批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洋务派一口气建成津沽铁路。而等到讨论天津到通州铁路时，保守派就开火了，也就是上节所提到的"资敌、扰民、失业"以及损伤地脉之论。就当时情况来看，首倡修津通（京）铁路的人士倒不是官方洋务派，而是民间试图借唐津铁路之气势谋利的商人。广东商人陈承德愿以商业资本介入，并打算拿到唐津与津通两线的经营权。代价是，他用投资及经营赢利，给国家抵回此前海军衙门垫支的修路经费。　　毕竟，海军的钱是用于造船的，垫于修铁路乃为权宜之计。　　李鸿章有北洋大臣与直隶总督之重位，又成了海军衙门这个部际委员会的成员，也不像以往那么谨慎了。他先是答应陈承德的请求，而后才奏报慈禧太后。虽然说津通铁路尚未开工就遭遇保守派的一片反对声，但其间也出了"抹稀泥"的建议者徐会沣。他这么一"抹"，说明修铁路已经成为实际国策。　　那项"抹稀泥"的建议说：济宁到德州这一段的运河淤泥太多，河道无法使用，在这一段修铁路可以解决运河梗阻困境。　　慈禧太后又把各种争议的抄本交给海军衙门。　　如此看来，海军要想抽回原来垫在津沽铁路上的本钱，短时间内几无可能，并还要继续把修铁路的事情办下去。海军修铁路，实乃大清帝国政治的一大特色。细细斟酌，又没什么奇怪的：一来是当今皇上的亲爹、海军大臣总结中法海战失败原因，认为没有铁路乃为一大因素，即办海军与修铁路实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来呢，"力主铭传言"的李鸿章又参与到海军的领导班子当中，等于说主张修铁路的洋务派在领导着海军。这还没算一直宣传西洋之盛得益于铁路的曾纪泽，他可是有八年出使经验的。　　就是按投票来说，海军五大领导中就有三人主张修铁路，至于庆亲王奕劻与都统善庆还不至于晕到反对顶头上司的份儿上。顶头上司不只是一位部长，更重要的是部长是当今皇上的亲爹。海军衙门针对各种反对意见，进行了详细讨论，而后写成专文，系统地反驳"资敌、扰民、失业"三种观点。他们还坚持说："津通之路，非为富国，非为利商，外助海军相辅之需，内备征兵入为之用。"一句话，还是把铁路的军事作用放在首位。　　并且，这帮人还十分坚决地说："不仅修津通之路，而志期应援全局。"即利用铁路构建新的国防体系。这样的"大铁路"概念形成后，保守派没有了再闹的理由，况且皇上的亲爹领衔出面回击保守派反对修铁路的言论是"道听途说，凭空杜撰"呢？比皇上的亲爹更积极的是两广总督张之洞，作为政治巨星与地方实力派，他要与海军衙门一争修路风头，他给中央写信，要求缓建津通铁路，主建卢沟桥到汉口的主干线。称为卢汉铁路。　　这是个大手笔！这条铁路是日后积极影响中国现代化命运的京广铁路的前身。第82节：1880-1888：皇上亲爹修铁路(5)　　张之洞没有李鸿章那么油滑，直截了当地说，修卢汉铁路就是为了让中国的土货出口，以弥补中国越来越大的外贸逆差。他在上奏中说："进口外贸，岁逾二千万两。其所耗漏，以后万不可支，惟设法多出土货、多销土货以济之。"张之洞的这一主张当是"要想富，先修路"的20世纪口号的祖宗，两者相差异的是，前者讲修铁路而后者说修公路。　　张之洞的修路规划比以往的所有同类建议都详细，甚至涉及到具体路段的地质条件的讨论。不唯如此，张之洞还提出了"七利说"以全面清算"三弊论"，他说：　　"（卢汉线）内外腹地，不近海口，无引敌之虑，利一。南北三千里，原野广漠，编户散处，不似近郊之稠密，一屋一坟易于勘避，利二。干路袤远，厂盛站多，经路生理既繁，纬路支流必旺。执鞭之徒，列市之贾，生计甚宽，舍旧谋新，决无失所，利三。以一路控八九省之冲，人会辐辏，贸易必旺。将来汴洛、荆襄、济东、淮泗，经纬纵横，各省旁通，四达不悖。岂惟有养路之资费，实可裕无穷之饷源，利四。近畿有事，三楚旧部，两淮精兵，电檄一传，不崇朝而云集都下。或内地偶有土寇发，发兵征讨，旬日立可荡平。征兵之道，莫此为便，利五。中国矿藏，惟煤矿最好把握。太行以北，煤铁最旺而最精，而重路最艰。既有铁路，则辇机器以开采，用西法以煎镕，矿产日多。大开三晋之利源，永塞中华之漏卮，利六。海上用兵，首滤梗漕。东南漕米百余万石，由镇江轮船溯江而上，三日抵江口，又二日达京城。由卢沟桥运赴京仓，道里与通县相等，足以备河海之不虞，开飞輓之坦道，而又省挑河剥运之浮靡。较之东道王家营一路碍于黄河下游者，办理转有把握，利七。"　　慈禧太后仍命将建议抄送海军衙门。海军衙门虽对张之洞所论缓办津通线大为不满，但还是同意了卢汉线总的规划。为显示海军衙门的特殊权威，把张之洞的"北京至正定为首段"的计划，给改为"卢汉必以汉口至信阳为首段，层递而北，并改为卢沟与汉口分投试办"。慈禧太后很快批准了海军衙门的意见。　　不管从北而南还是从南而北，乃至于"分投试办"以及叫卢汉线或汉卢线，都不重要了，关键的是可以招商股、投官本，借洋款来开工了，聪明的李鸿章也在权力核心批准卢汉铁路开工之际给张之洞写信，说是："局外议论纷歧，宜速开办，免生枝节。"张之洞当然同意李鸿章的意见。　　这一年是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五十三岁，他是下了决心的，要把卢汉铁路搞下去。中央既然认可他的计划，就让他由两江总督转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到任之后，不但要修铁路，还开发了一系列"资路用"的工业，如开湖北大冶铁矿、开江西萍乡煤矿，在汉阳又设了炼铁厂，还办起了枪炮厂。在"资路用"的总战略下，又在荆州襄阳一带办起纺织与皮革"诸局"，大兴产业。《清史稿·张之洞传》称："由是湖北财富称饶，土木工作亦日兴矣。"　　由海军主导的修铁路事业，逐渐转到地方大员手上。这也算大清帝国铁路专业的又一大特色吧！　　张之洞似乎预料到地方大员修铁路的波折，要比中央的强势部门海军衙门多一些，于是，他提出自己的"四宜"方略：储材宜急，勘路宜缓，兴工宜迟，竣工宜速。也就是说，把准备工作做好、做细，一旦正式修路，绝不让工程进度等材料或受到复杂地质会阻滞。　　此公果然又高李鸿章一筹。　　清漪改颐和，海军出费用　　海军修铁路殊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奇观，然而，就在海军垫支费用修建沽津铁路的上一年，即光绪十二年（1886），海军费用就被用来讨取国家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的欢心了。这时候，慈安（东太后）已经死了五年，慈禧的权威更加强化。甚至可以说，没有给她修园子的孝敬，海军衙门根本不可能成立，就别说什么修津沽铁路了。　　中国人爱讲"马后课"：按"马后课"一算，修园子的钱即便不用于买或造军舰，而是用于修铁路，别说干完天津到通州这一小段，就是修建汉口到信阳乃至加上卢沟桥到正定这二段，钱都够用的！第83节：1880-1888：皇上亲爹修铁路(6)　　"马后课"不如"没事儿闲送礼"的提前量有用。当然，似乎还有一种潜意识在发挥作用：办了那么长时间的海军，费了那么多银子，结果不是让法国人一顿炮轰，给打了个一佛升天二佛出世吗？把钱花在修园子上，还落个实在的物件；花在军舰上，说不定哪天又挨一通猛揍，全沉海底了。　　原来叫清漪园的颐和园，是大清帝国全盛时期的乾隆十五年（1750）开建的，建在万寿山，花了十五年的工夫才得完成。到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清漪园与圆明园之前，此二园与香山的静宜园、玉泉山的静明园，以及畅春园，称为北京的"三山五园"。　　三山五园，是大清帝国繁荣的象征。看了这些建筑，使人很快就忘了流民问题、漕运问题，还有黄河不断决口之类的烦心事儿。　　园子，是帝国繁荣的象征，更是帝王的心病。就在同治十二年（1873），同治皇帝刚刚亲政不久，就动议要重修圆明园。多亏御史沈淮出来反对，才没大兴土木。隔了十三年，迎来了光绪时代的"十二年"（1886），尚未亲政的皇帝认为太后政务负担太重，需要颐养，就下令将被烧光残存的清漪园进行整修。　　这项国家级工程以万寿山上的大报恩延寿寺为中心，开启第一期工程。两年后完成，正式除去清漪园的旧名，改称颐和园，作为生日礼物献给慈禧太后。　　在以后的九年时间里，二期工程紧忙地进行，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才得以完工。按原计划是要庆祝一下子的，不过，头年（光绪二十年，1894），大清海军又遭到了马尾海战之后最沉重的打击。史称"甲午海战"的中日黄海海军大战，北洋舰队全军覆灭。　　要知道如此，何不用更多的海军经费修铁路呢？不修铁路，再修（建）园子嘛！但不幸的是，黄海挨打的惨状烈于马尾港不啻十倍，所以拿海军的造舰钱修园子就显得理短了。　　不光竣工庆典没法搞，而且当年（1894）的太后六十大寿的庆典也无奈地取消。由于黄海的惨败，慈禧太后下令在取消六十大庆的同时，又拨给了海军三百万两银子。　　拨三百万两银子，多少有点贪污犯退赔的含义。虽然说贪得多、退得少，但也总算个态度问题吧。　　定在十月初十的六十大庆不办了，北京的花木商以及彩绸店可倒了大霉。念经的和尚也受到了"市场不景气"的冲击，因为原计划是在颐和园举办六十大庆，光绪皇帝要率全体大臣从皇宫到颐和园去祝寿。整个路上，要点缀景物，或搞些花木或将原来的树上扎上彩带；还有，路上要隔不远设个经坛，每坛有一班和尚、尼姑念经、祷告。　　都怨小日本，不但打沉了我们的北洋舰队，还影响到了和尚、尼姑的生意！　　可怜颐和园，不但没有给慈禧太后办成六十大寿的庆典，五年后还让八国联军给砸了一回。所幸，这次的破坏程度远小于它的前身清漪园在四十年前所遭的破坏。大清帝国是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王朝，或者说这个王朝到晚期就变成"记吃不记打"的傻狗。第二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就将园子修复了。　　就是为了这个园子，一位名叫吴兆泰的正直学者和监察官，还丢了官。　　吴兆泰是湖北麻城人。光绪二年（1876）考上进士，经历了十年的克勤恪守的工作，被提拔为御史。在他看来，国家防务废弛，海军尤其弱小，再挪海军经费去修园子太不合适了。他就上了一道奏章，大略说："畿辅奇灾，嗷鸿遍野，僵仆载途，此正朝廷减膳撤乐之时，非土木兴做之日，乞罢园工，以慰民望，以光继列祖列宗俭德。"　　慈禧太后见奏大怒，"让他给我滚回老家去！"一声令下，吴御史被罢了官，开回原籍了事。再后来，吴兆泰被张之洞请入幕府，在经心书院作主讲，学术贡献不小。　　吴兆泰的正直中或许也夹杂着心机，毕竟他是了解慈禧太后政治主张的人。因为就在同治时代，两太后垂帘听政的时候，她们就采纳了自己的前辈同行钟佩贤的主张，称为"崇节俭，重名器"。第84节：1880-1888：皇上亲爹修铁路(7)　　不是吗？同治十三年（1874），同治皇帝死后，两太后还下达谕令说："至敦节俭，去浮华，宜始自宫中。耳目好玩，浮丽纷华，一切不得上进。"　　吴兆泰错了，真的错了。那些，不都是太后权力还没稳固的时候说的，现在不能再按那个调子爬了。这叫"此一时，彼一时"。　　搞不清这点，不仅意味着会犯方向性错误，而且还涉嫌揭至尊者老底的危险。不免官，那就怪了。不杀头，就已经便宜你吴兆泰了。　　叩头谢恩吧！　　按规矩叩头谢恩，那是肯定的了。问题的另一端是，能够名义上制约慈禧太后权力的慈安太后到吴兆泰上书这一年时，已经死了六年。名义上的制约者死了，名义上的皇帝还没有亲政，大清天下不就是她老人家的权力盛宴吗？　　旧日的节俭戒令不过是她对别人的拙劣的模仿而已，或者说她在同治十三年（1874）的训词不过是对人们尚没忘记的两年前一段优美政治典故的重复而已。　　同治十一年（1872），朝廷就生出了重建国家头号园林圆明园的议论，或可说为慈禧的修园冲动隐隐地传导给了朝臣。身任侍读学士的李文田挺身而出，提了反对意见。此时的李文田正要辞职回家，老母亲七十七岁，他要为老人家养老送终。李文田的考虑也是周密的，反正我建议节约没错，并且我也不打算借此升任，一个即将辞职回家的官员总不至于背上什么处分吧！他说（今译）：　　"巴夏礼等人烧了圆明园，这些放火的人还活着。过去来烧我们的园子，他们不害怕担什么后果，我们怎么能禁止他们以后不再来烧园子？平常的人家偶然被偷或抢，还要加固大门与墙头、注意保管钥匙，没听说过反而又挥金夸富于盗贼之前的。　　这几天，彗星又出现了，表示老天爷警告我大清王朝要谨慎处理政务。现在在天谴的异象下，还有人敢议论修园子，必然是内府大臣们及皇上身边的小人诱导皇上消耗民力的原因。如果国家穷困之际消耗民力而生不出祸患，则大唐帝国能一直存在到元代，大明帝国也能生存到今天，怎么会有大清帝国的出现呢？皇上哪还有什么理由来再修园子呢？　　高宗乾隆皇帝的时代，在西北开拓了好几千里地的疆土，东西诸国都怕我们天朝的威势。因此，也就有了府库充盈、物力丰盛的国家财政状况。那时修园子，工人工资全是皇宫内库里直接开支的，老百姓并不知情，所以，他们对园子的建成都很高兴。现在呢，不行了，得从老百姓身上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