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的时候，左良玉对熊总督还比较客气（没摸清底细），过了几天，发现熊总督黔“熊”技穷，除了天天开会，啥本事都没有，索性就消失了。没办法，像熊总督这种熊人，左总兵是看不上的。熊总督也急了，他本不想来，来了，将领又不听使唤，自己手下的兵力，加起来还不到一万人，又要完成业绩，无奈之下，只好使出老招数——招抚。当时在他的辖区里，最大的两股民军，分别是张献忠和刘国能。其中张献忠有九万人，刘国能有五万。熊文灿决定招抚这两个人。虽然在朝廷混得还行，但论江湖经验，跟张献忠、刘国能比，熊总督还是很傻很天真，他不知道这二位的投降史，也不了解黑道的规矩，更何况，他的兵还不到人家的十分之一，要想招降，是很困难的。但熊总督最头疼的问题，还不是上面这些，他首先要解决的，是另一个问题——发通知。因为张献忠和刘国能从事特殊行业，平时也没住在村里，以熊总督的情报系统，要找到这两个人，似乎很难，情急之下，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熊总督派了几百个人，以今日张贴医治性病广告之决心，在村头乡尾四处贴告示，以告知朝廷招安之诚意。对此，左良玉嗤之以鼻，连杨嗣昌听说后，也只能苦笑。总之，在当时，熊总督在大家的眼里，大约是个笑话，笑完了，就该滚蛋了。然而这个笑话，却以一种无人可以预料的方式，继续了下去。过了不久，熊总督就得到消息，民军的同志们找来了。先找上门的是张献忠，他表示，自己虽然兵强马壮，但是很想投降，很想为国效力，但鉴于投降程序很麻烦，所以需要准备几天。这是鬼话。类似这种话，张献忠说的次数，估计他自己都数不清，这也是张头领看熊总督是生人，专程忽悠一把，要换了洪承畴、卢象升等一干熟人，拉出去就剁了。但张献忠派人上门，除了逗人玩，还有客观原因。自打崇祯九年围剿风暴以来，经济形势是一天不如一天，高迎祥垮台了，众多头领环境都不好，随时可能破产裁员，包括李自成在内。高迎祥死后，孙传庭就放出了话，只要搞定了李自成，他就退休回家。李自成在陕北对付洪承畴，已经很吃力了，又来了这么个冤家，两下夹攻，连吃败仗，没办法，陕西没法呆了，只好掉头进了四川。偏偏年景太差，又赶上杨嗣昌开始搞十面埋伏工程，只能接着往前跑，前有追兵，后有堵截，实在没办法，只能以掩耳盗铃之势窝在原地，动弹不得。环境如此，张献忠混得也差，留个后路是必要的，所以找到了熊总督，当然，投降是不会的，先谈条件，过几年实在不行了，再投降。但他万没想到，过几天，他就会乖乖投降。因为几天后，一个消息传来，刘国能投降了。刘国能，外号闯塌天，在当时的诸位头领中，他大概能排到前五名，是个相当棘手的人物。他得知熊总督招降的消息后，也找上门来，表示自己虽兵强马壮，但是很想投降，鉴于投降程序很麻烦，需要准备几天。其实刘国能同志的台词，跟张献忠的差不多，不同之处在于，他准备了几天，就真的投降了。崇祯十年（1637）十一月，刘国能率五六万大军，向仅有一万人的熊文灿投降，服从改编。小时候，我读《水浒传》的时候，曾经相当厌恶宋江，觉得他替天行道，开始造反，很是英雄，最后却又接受招安，去征讨方腊，很是狗熊，同样的一个人，怎么前后差别那么大呢？后来我才明白，造反的宋江，和招安的宋江，始终是同一个人。为什么要造反？造反，就是为了招安。当年的宋江，原本是给政府干活，而且还有职务，根据水浒的说法，日子过得很不错，除了拿工资，还勾结黑社会（如晁盖等人），吃点外快，还经常结交江湖兄弟，给钱从不小气（宋江：你当及时雨的名号是白给的？），只是一时手快，在被检举之前，干掉了自己的小妾，所以才被迫流落造反。刘国能的情况比较类似，跟张献忠不一样，他原本是读过书的，据说还有个秀才的功名，但后来不知是一时冲动，还是懵懂无知，竟然造了反，好在运气不错，这么多年没被干掉，还混得不错。但造反这活，混得不错是不够的，毕竟工作不太稳定，危险性大，刘国能又是个比较孝顺的人，希望在家孝敬父母，所以趁此机会，准备投降，换个工作。刘国能这一投降，就把张献忠吓懵了：投降，还有抢生意的？眼看问题严重，他立即派出使者，去找熊文灿，表示近期就投降了。但是熊总督也硬气了，没有盛情挽留，反而表示，关于投降的问题，还要研究研究，才确定是否接受。原本投降是供不应求，现在成了供大于求，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麻烦了。但张献忠不愧是在朝廷里混过的，非常机灵，立刻转变思路，决定，送礼。而且张献忠明智地意识到，熊总督的道行很深（两广总督是个肥差），单是送钱估计没戏，所以他专程找了几件古董玉器（反正是抢来的），派人送了过去，只求一件事，让我投降。捞钱之余还有政绩，如此好事，对熊总督而言，不干就不是人。他马上接受了投降，并且命令张献忠等人就地安置。张献忠投降的时候，手下有七八万人，而他的驻地，在谷城（今湖北谷城）。消息传来，崇祯极为高兴，认定熊总督是旷世奇才，大加赞赏。杨嗣昌也很高兴，高兴之余，他提出了一个想法。客观地讲，这是个比较阴险的想法，以致于后来很多人认为，如果照这个想法办了，天下就消停了。这个想法的具体内容，是让张献忠在投降之前，办一件事——打李自成。这就好比黑帮团伙，每逢拉人入伙的时候，都要让新人干点缺德事，比如砍人放火之类，专用术语，叫沾点血，今后才好一起干。但崇祯同志实在很讲道义，他表示人家刚来投降，就让人干这种事，似乎有点过分，所以也就这么算了。对崇祯的信任，谷城的张献忠先生如果毫无感动，那也是很正常的。作为投降专业户，他所要考虑的，是什么时候再造反，以及造反之后，什么时候再投降。实际情况，似乎也是如此，崇祯十一年（1638）十月，张献忠同志已经难能可贵地投降了十个月，很明显，他也不打算打破自己以往的投降记录，开始私下联系，蠢蠢欲动。而以熊总督的觉悟，估计只有张先生的砍刀砍到他的枕头上，才能反应过来。然而，就在以往场景即将重播之际，一个消息，彻底地打乱了张献忠的计划。三个月前，陕西的李自成呆不下去，跑到了四川，刚到四川时，李自成过得还可以，后来洪承畴调集重兵围剿，他就退往山区，双方僵持不下，李自成瞅了个空，又跑回了陕西。以往每次李自成跑路的时候，洪承畴都礼送出境，送出去就行，确保他别回来，并不多送，但这次李自成发现，洪承畴开始讲礼貌了。李自成从四川出来的时候，屁股后面跟着一群送行的人，比如关宁军的主要将领祖大弼、左光先以及曹文诏的侄子曹变蛟等等。而且这帮人很有诚意，一直跟在后面，且玩命地打，比如曹变蛟，带着三千骑兵，跟了二十多天，连衣服都没换（未卸甲），连续击败李自成，直接把人赶出了陕西。洪承畴之所以如此卖力，是因为挨了骂。按照防区划定，陕西归孙传庭管，四川归洪承畴管，照孙传庭的想法，李自成进了四川，就别让他再出去了，可是洪承畴不知怎么回事，竟然又让李自成跑了。孙传庭自然不干，认定是洪承畴玩花样，让自己背黑锅，气得不行，就告了一状。这一状相当狠，崇祯极为愤怒，马上就批了个处分，那意思是，你想干就好好干，不想干我就干你，搞得洪承畴连觉都没法睡，连夜开会，准备跟李自成玩真的。对方突然下猛招，李自成没有思想准备，连陕西都没呆住，只能往外跑了。一路往西北跑，跑了几天几夜，到了甘肃，终于没人追了。但过了几天，李自成才明白，不追是有理由的。在明代，西北是比较荒凉的，陕西的情况还凑合，再往外跑，基本就没人了，所以压根没必要追，让他自己饿死就行。洪承畴的想法大致如此，事情也正如他所料，李自成混得实在太惨，没人、没粮，一个多月，损失竟然过半，已经穷途末路。然而出乎洪承畴意料的是，没过几天，李自成竟然穿越严密封锁，又回来了——从他的眼皮底下。据说这件事情吓得洪大人几天没睡着觉，毕竟刚刚作过检查，还出这么大的事，随即写信，向崇祯请罪。但崇祯的领导水平实在是高，一句话都没说，只是让他戴罪立功。感动得眼泪汪汪的洪大人决心，用行动来报答领导的信任，马上找到孙传庭，要跟他通力合作，彻底解决李自成。孙传庭很够意思，啥也不说了，立即调兵，发动了总攻。在一个月里，跟李自成打了四仗。四仗之后，李自成只剩一千人。只剩一千人的李自成，躲进了汉中的深山老林。原本几万精锐手下，被打得只剩一个零头，甚至连他最可靠的亲信祁总管，也带着人当了叛徒，在山沟里受冻的李自成，感到了刺骨的寒意。如果是张献忠，到这个时候，估计早就投降洗了睡了，但李自成依然不投降，他依然坚定。但再坚定，都要解决问题，李自成明白，老呆在山里，终究是不行的，必须走出去。经过分析，他正确地认识到，四川是不能去了，陕西也不能去了，要想有所成就，唯一的目的地，是河南。河南有人口，有灾荒，加上还有几个从前的老战友，所以，这是李自成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而从汉中到河南，必须经过南原。南原，位于潼关附近，是此去必经之路，为了交通安全，李自成在出发前，进行了长期侦查，摸清地形，为了麻痹敌人，他在山区蹲了一个多月，直到所有官军撤走，才正式上路。一路上，李自成相当机灵，数次避过官军，但终究有惊无险地到了南原。南原是他的最后一站，只要通过这里，他的命运就将彻底改变。一个月前，当李自成只剩一千余人，躲进山里的时候，孙传庭认为，这是歼灭李自成的最好时机，必须立刻进山围剿，至少也要围困。然而洪承畴反对，他认为既不要围剿，也不用围困。孙传庭很愤怒，他判定，李自成必定会再次出山，而且他的进攻方向，一定是河南。这一次，洪承畴没有反对，他说，确实如此。既然确实如此，为什么不全力围剿呢？因为最好的围剿地点，是潼关南原，无论他从何处出发，那里是他的必经之路。所以当李自成全军进入南原之后，他才发现，自己落入了陷阱。据史料记载，为了伏击李自成，孙传庭集结了三万以上的兵力，每隔数十里，就埋伏一群人，山沟、丛林，只要能塞人的地方，都塞满。如此架势，别说突围，就算是挤，估计都挤不出去。所以从战斗一开始，就毫无悬念，蜂拥而上的明军开始猛攻，挨了闷棍后，李自成开始突围，往附近的山里跑，然而跑进去才发现，明军比他进来得还早，于是又往外跑，跑了一天，没能跑出去。李自成部余下的一千多人，是他的精锐亲军，九年来，南征北战，无论是四川、陕西、钻山沟，绕树林，都坚定不移地跟着走。到了南原，就再也走不动了。虽然经过拼死厮杀，终究没能突围出去，从白天打到晚上，一千个人，只剩下了十八个。李自成也是十八个人之一，他趁着夜色，率领部将刘宗敏，逃出了包围圈，他的手下全军覆没，老婆孩子全部被俘。在一片黑暗中，孤独的李自成逃入了商洛山，在那里，他将开始艰难的等待。至此，西北民变基本平息，几位著名头领，基本都被按平，要么灭了，要么投降，没灭也没降的，似乎也很悲哀，毕竟连被没灭的价值都没有，是很郁闷的。张献忠老实了，现在经济形势这么差，工作不好找，如果再去造反，吃饭都成问题，所以他收回了自己的再就业计划，开始踏踏实实当个地主。（谷城基本归他管）消停了。民变基本平息，朝廷基本安定，要走的走了，要杀的杀了，要招安的也招安了，经过长达十年的混乱，大明终于等来了曙光。对目前的情况，崇祯很高兴，他忙活了十年，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他曾对大臣说，再用十年，必将社稷兴盛，天下太平。十年？一年都没有。看到光明的崇祯并不知道，他看到的，并不是曙光，而是回光，回光返照。其实问题很简单几乎就在李自成全军覆没的同时，一件事情的发生，再次改变了大明帝国的命运。崇祯十一年（1638），皇太极决定，进攻明朝，清军兵分两路，多尔衮率左翼军，岳托率右翼军，越过长城，发动猛攻。应该说，为了这次进攻，皇太极是很费心思的，他不去打关宁防线（也是实在打不过来），居然绕了个大圈，跑到了密云。密云的守军很少，但几乎没人认为，清军会从这里进攻，因为这里山多，且险，要从这里过来，要爬很多山，而且很难爬，要爬很久。从这里打进来，那是绝无可能。据说经常卖假古董的人，最喜欢听到的话，就是某位很懂行的顾客，很自信地表示，古董的某某特征，是绝对仿不出来的。皇太极有没有卖过古董，那是无从考证，但他选择的地方，就是这里，他的战术非常简单，就是爬山。清军到这里后，开始爬山，确实很多山，很难爬，足足爬了三天。但终究是爬过来了。清军爬过来的时候，蓟辽总督吴阿衡正在喝酒，且喝大了，脑袋比较晕，清军都到密云了，他才明白过来。人喝醉之后，有两个后果，一、头疼，二、胆子大。这两个后果，吴总督都有，最终后果是，头疼的吴总督，胆大无比，带着几千人，就奔着清军去了。喝醉的人，要是一打一，仗着抗击打能力，还有点胜算，但要是群殴，也就只能被殴，没过多长时间，吴总督就被殴死了，清军突破长城防线，全线入侵，形势万分危急。密云距离北京，今天坐车，如果没堵车，大致是两个钟头，当年骑马，如果没堵马，估计也就一两天。离京城一两天，也就是离崇祯一两天，所以消息传到京城，大家都很恐慌，只有几个人不慌，其中之一，就是崇祯。崇祯之所以不慌，是因为六个月前，他就知道清军会入侵，而且连入侵的时间，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六个月前，有一个人将攻击的时间，方式都告诉了他，这个人并非间谍，也不是卧底，他的名字，叫皇太极。半年前的一天，杨嗣昌曾在私下场合对崇祯说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比较长，所以千言万语化为一句话：在东汉，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跟匈奴议和了。这个故事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让崇祯去跟清朝和谈。客观地讲，这是唯一的方法。就军事实力而言，当时的清朝虽然军队人数不多（最大兵力二十万），但战斗力相当强（某些西方军事学家跟着凑热闹，说是十七世纪最强的骑兵），明朝的军队人数，大致在六十万到八十万左右，但能打仗的（辽东系、洪兵、秦兵），也就是二十多万，要真拉开了打，估计也不太行。好在地形靠谱，守着几个山口，清军也打不过来，所以按照常理，是能够维持的。但要命的是后院起火，出了李自成等一干猛人，只能整天拆东墙补西墙，所以杨嗣昌建议，跟清朝和谈，先解决内部矛盾。其实杨嗣昌的故事，还有下半段：刘秀跟匈奴和谈，搞定内部后，没过多少年，就派汉军出塞，把匈奴打得落荒而逃。所谓秋后算账，虽然杨嗣昌没讲，但崇祯明白，所以他决定，先忍一口气，跟清朝和谈，搞定国内问题先。当时知道这件事情的，只有三个人，包括崇祯、杨嗣昌、太监高起潜。为保证万无一失，和谈使者是不能派的，杨嗣昌不知去哪里寻摸来个算命的，跑到皇太极那边，说要谈判。皇太极的态度相当好，说愿意和谈，而且表示，如果和谈成功，就马上率军撤回原地。当然，这位老兄一向不白给，末了还说了一句，如果和谈不成功，我就打过去，具体时间，是在今年的秋天。崇祯愿意和谈，因为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过了几个月，在他的暗中指使下，杨嗣昌正式提出，建议与清朝和谈。此后的事情，打死他都想不到。建议提出后，按史料的说法，赞成的人很少，反对的人很多，事实上，是只有人反对，没有人赞成。最先蹦出来的，是六部的几个官员，骂了杨嗣昌，然后是一拨言官，说杨嗣昌卖国，应该拉出去千刀万剐，全家死光光。但把这件事最终搅黄的，是最后出场的人，一个人——黄道周。黄道周同志的简历，我就不多说了，这位仁兄后来有个外号，叫“黄圣人”，后来跟清军死战到底，堪称名副其实。黄圣人当着皇帝的面，直接跟杨嗣昌搞辩论，一通天理人欲，先把杨嗣昌说晕，然后发挥特长（他的专业是理学），从理论角度证明，杨嗣昌主张议和，是天理难容，违背人伦等等。说了半天，杨嗣昌基本没有还手之力，崇祯虽然气不过，但黄先生理论基础太扎实，也没办法，等辩论完了，也不宣布结果，当场就下了令，黄道周连降六级，到外地去搞地方建设。皇帝大人虽然出了气，但和谈是绝不可能了，杨嗣昌再也没提，大家都能等，皇太极例外，他在关外等了几个月，眼看没了消息，认定是被忽悠，就又打了进来。对当时的崇祯而言，和谈是最好的出路，其实问题很简单，当年汉高祖如此英雄，还得往匈奴送人和亲，皇太极从来没要过人，无非是要点钱，弄点干货，也就完事了。但如此简单的问题，之所以搞得这么复杂，如此多人反对，其实只是因为一件东西——心态。天朝上邦我曾研习过交通史（中外交往），惊奇地发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人其实差不多，穷了，就瞧不起你，打你，富了，就给你面子，听话。比如美国，说谁是流氓谁就是流氓，说打谁就打谁，盟友遍布天下，时不时还搞个会盟，弄个盟军，朋友遍天下，全世界人民都羡慕。但这事你要真信了，那就傻了，要知道，那都是拿钱砸出来的，听话，就是友好邻邦，就给美元，给援助，很人道，不听话，就是流氓国家，给导弹，很暴力。而且山姆大叔是真有钱，导弹那是贵，一百万美元一个，照扔，一扔就几十个，心眼太实在，我估摸着，要全换成手榴弹，从飞机上往下扔，也能扔个把月。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实力。谁有实力，谁就是大爷，没实力，就是孙子，美国有实力，其实也就一百多年，趁着英国老大爷跟德国老大爷干仗，奋发图强，终成超级大爷。相比而言，中国当大爷的时间，实在是比较长，自打汉朝起，基本就是世界先进国家，虽然中途闹腾过，后来唐朝时又起来了，也是全世界人民羡慕，往死了派留学生，相对而言，欧洲除了罗马帝国挺得比较久，大部分时间，都是一帮封建社会的职业文盲砍来砍去，直到明朝中期，都是世界领先。鉴于时间太久，心态难免有点问题，比如后来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当大爷了，就派使者到中国，见到乾隆。本意大致是要跟中国通商。然后，乾隆同志对他们说，回去给你们乔治（当时的英国国王）带个信，就说你的孝心我知道了，你的贡品我收到了（战舰模型），我天朝应有尽有，你就不要再费心了，给我送这些东西，是比较耽误事的，你们那里是蛮荒之地，生活很困难，好好种地，我这里东西很多，赏点给你，回家好好用吧。几十年后，在蛮荒之地种地的英国农民们，驾驶着战舰打了进来。这种毛病由来已久，毕竟牛了太多年，近的朝鲜、越南、日本且不说，最远的，能打到中亚、西伯利亚，自古以来，就是天朝上邦，四方来拜，外国使臣来访，表面上好吃好喝招待着，临走还捎堆东西，说天朝物产丰富，什么都有，只管拿，背地里说人家是蛮夷，没文化，落后，看你可怜，给你几个赏钱。牛的时候，怎么干都行，等到不牛了，还想怎么干都行，那就不行了。明朝官员的思维，大致就是如此，就军事实力而言，谈判是最好的选择，然而没有人选择。这种行为，说得好听点，叫坚持原则，说得不好听，叫不识时务，明朝最后妥协的机会，就这样被一群不识时务的人拒绝了。十年前，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曾经很讨厌黄道周，讨厌这个固执、不识时务的人，我始终认为，他的决策是完全错误的。直到我知道了黄道周的结局。七年后，当清军入关时，在家赋闲的黄道周再次出山，辅佐唐王。唐王的地盘，大致在福建一带，他是个比较有追求的人，很想打回老家，可惜他有个不太有追求的下属——郑芝龙。郑芝龙的打算，是混，无论清朝明朝，自己混好就行，唐王打算北伐，郑芝龙说你想去就去，反正我不去。唐王所有的兵力，都在郑芝龙的手里，所以说了一年多，只打雷没下雨。这时黄道周站出来，他说，战亦亡，不战亦亡，与其坐而待毙，何如出关迎敌。唐王很高兴，说你去北伐吧，然后他说，我没有兵给你。黄道周说，不用，我自己招兵。然后他回到了家，找到了老乡、同学、学生，招来了一千多人，大部分人都是百姓。隆武元年（唐王年号，1645），黄道周出师北伐，他的军队没有经验，从未上过战场，甚至没有武器，他们拥有的最大杀伤力武器，叫做锄头、扁担。所以这支军队在历史上的名字，叫做“扁担军”。黄道周的妻子随同出征，她召集了许多妇女，一同前往作战，这支部队连扁担都没有，史称“夫人军”。就算是最白痴的白痴，也能明白，这是自寻死路。然而黄道周坚定地向前进发，明知必死无疑。正如当年他拒绝和谈，绝不妥协。三个月后，他在江西婺源遭遇清军，打了这支队伍的第一仗，也是最后一仗。结果毫无悬念，武器的批判没能代替批判的武器，黄道周全军覆没。黄道周被俘，被送到了南京，无数人轮番出面劝他投降，他严辞拒绝。三个月后，他在南京就义，死后衣中留有血书，内容共十六字：〖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落款：〖大明孤臣黄道周〗正如当年的他，不识时务，绝不妥协。有人曾对我说，文明的灭绝是正常的，因为麻烦太多，天灾人祸、内斗外斗，所以四大文明灭了三个，只有中国文明流传至今，实在太不容易。我想想，似乎确实如此，往近了说，从鸦片战争起，全世界强国（连不强的都来凑热闹）欺负我们，连打带抢带烧带杀，还摊上个“量中华之物力”配合人家乱搞的慈禧，打是打不过，搞发展搞不了（洋务），同化也同不了（人家也有文明），软不行，硬也不行，识时务的看法，是亡定了。然而我们终究没有亡，挺过英法联军，挺过甲午战争，挺过八国联军，挺过抗日，终究没有亡。因为总有那么一群不识时务的人，无论时局形势如何，无论敌人有多强大，无论希望多么渺茫，坚持，绝不妥协。所以我想说的是，当年的这场辩论，或许决定了大明的未来，或许黄道周并不明智，或许妥协能够挽回危局，但不妥协的人，应该得到尊重。面对冷酷的世间、无奈的场景，遇事妥协，不坚持到底，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时间的选择，因为妥协，退让很现实，很有好处。但我认为，在人的一生中，至少有那么一两件事，应该不妥协，至少一两件。因为不妥协、坚持虽然不现实，很没好处，却是正确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至少有一点。卢象升的选择明朝的道路就此确定，不妥协，不退让。相应的结果也很确定，皇太极带着兵，再次攻入关内，开始抢掠。这次入关的，可谓豪华阵容，清朝最能打的几个，包括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岳托，全都来了，只用三天，就打到密云，京城再度戒严。要对付猛人，只能靠猛人，崇祯随即调祖大寿进京，同时，他还命令陕西的孙传庭、山东的刘泽清进京拉兄弟一把，总之，最能打仗的人，他基本都调来了。但问题在于，祖大寿、孙传庭这类人，虽然能力很强，但有个问题——不大服管。特别是祖大寿，自从袁崇焕死后，他基本上就算是脱离了组织，谁当总督，都不敢管他，当然，他也不服管。对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崇祯很愤怒，后果不严重，毕竟能打的就这几个，你要把他办了，自己提着长矛上阵？但不管终究是不行的，崇祯决定，找一个人，当前敌总指挥。这个人必须有能力强，战功多，威望高，威到祖大寿等猛人服气，且就在京城附近，说用就能用。满足以上条件的唯一答案，是卢象升。崇祯十一年（1638），卢象升到京城赴任。他赶到京城，本来想马上找皇帝报到，然而同僚打量他后，问：你想干嘛？之所以有此一问，是因为这位仁兄来的时候，父亲刚刚去世，尚在奔丧，所以没穿制服，披麻戴孝，还穿着草鞋。如果这身行头进宫，皇帝坐正中间，他跪下磕头，旁边站一堆人，实在太像灵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