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谁勾搭谁，什么时候勾搭上的，基本算是无从考证，但史料上说，是因为高杰长得很帅，而邢氏是管账的，高杰经常跑去报销，加上邢氏的立场又不太坚定，一来二去，就勾搭上了。关于这件事情的严重性，高杰同志是有体会的，在回顾了和李自成十几年的交情、几年的战斗友谊，以及偷人老婆的内疚后，他决定，投奔官军。当然，他是比较够意思的，临走时，把邢氏也带走了。对李自成而言，这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老婆跑了，除面子问题外，更为严重的是，他的很多秘密，老婆都知道（估计包括私房钱的位置）。除了老婆损失外，还有人才损失。在当时李自成的部下里，最能打仗的，就是高杰，此人极具天赋，投奔了官军后，就一直打，打到老主顾李自成都歇菜了，他还在继续战斗。高杰投降的对象，是洪承畴，洪总督突然接到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自然高兴异常，立刻派兵出击，连续击败李自成，斩杀万人。总而言之，对各位头领而言，崇祯九年算是个流年，老婆跑了，手下跑了，跑来跑去，就剩下自己了。对高迎祥而言，更是如此。老婆跑了，再找一个就是，十几万大军都跑光了，就只能钻山沟了。所以高闯王毅然决定，跑进郧阳山区。两年前，就是在那里，被打得只剩半条命的高迎祥捡了条命，东山再起。卢象升闻讯，立刻找到祖宽和祖大乐，吩咐他们，立即率军出发，追击高迎祥。祖宽回答：不干。卢象升无语。之所以无语，因为他们从来就没干过。关宁铁骑很久以前，我以为所谓战争，大都是你死我活，上了战场，管你七大姑八大姨，都往死里打，特别是明末，但凡开打，就当不共戴天，不共戴地，不共戴地球，打死了算。后研读历史多年，方才知道，以上皆为忽悠是也。按史料的说法，当时的作战场景大致如下：比如一支官军跟民军相遇，先不动手，喊话，喊来喊去，就开始聊天，聊得差不多，民军就开始丢东西，比如牲口，粮食等等，然后就退，等退得差不多了，官军就上前，捡东西，捡得差不多，就回家睡觉，然后打个报告给朝廷，说歼敌多少多少，请求赏赐云云。应该肯定的是，在当时，有这种行为的官军，是占绝大多数，认认真真打仗的，只占极少数，所谓“抛生口，弃辎重，即纵之去”。现象也好理解，当时闹事的，大都是西北一带人，而当兵的，也大都是关中人。双方语言相通，说起来都是老乡，反正给政府干活，政府也不发工资（欠饷），即使发了工资，都没必要玩命，这么打仗，非但能领工资，还能捞点外快，最后回去了还能领赏，非常有利于创收。在史料中，这种战斗方式有个专用名词：打活仗。因为活仗好打，且经济效益丰富，所以大家都喜欢打，打来打去，敌人越打越多，局势越来越恶化，直到关宁铁骑的到来。其实关宁铁骑的人数没多少，我算了一下，入关作战的加起来，也就五千来人，卢象升、洪承畴手下最能打的，基本就是这些人，最厉害的几位头领，都是被他们打下去的。之所以能打，有两个原因，首先，这帮人在辽东作战，战斗经验丰富，而且装备很好，每人均配有三眼火铳，且擅长使用突袭战术，冲入敌阵，势不可挡。而第二个原因，相当地搞笑，却又相当地真实。我说过，每次打仗时，民军都要喊话，所谓喊话，无非就是谈条件，我给你多少钱，你就放我走，谈妥了就撤，谈不妥再打。但每次遇到关宁铁骑，喊话都是没用的，经常是话没喊完，就冲过来了，完全不受收买，忠于职守。我此前曾以为，如此尽忠职守，是因为他们很有职业道德，后来看的书多了才明白，这是个误会。套用史料上的话，是“边军无通言语，逢贼即杀”，意思是，辽东军听不懂西北方言，喊话也听不懂，所以见了就砍。所以我一直认为，多学点语言，是会用得着的。高迎祥就是吃了语言的亏，估计是屡次喊话没成，也没机会表达自己的诚意，所以被人穷追猛打了几个月，也没接上头。在众多的民军中，高迎祥的部队，算是战斗力最强的，手下骑兵，每人两匹马，身穿重甲，也算是山寨版的关宁铁骑。虽说战斗力还是差点，但山寨版有山寨版的优势，比如……钻山沟。高迎祥钻了郧阳山区，祖宽是不钻的，因为他的部队，大部都是骑兵，且待遇优厚，工资高，要让他们爬山，实在太过困难，卢象升协调了一个多月，也没办法。照这个搞法，估计过几个月，闯王同志带着山寨铁骑出来闹腾，也就是个时间问题。在这最为危急的时刻，更危急的事情发生了。崇祯九年（1636）四月，当卢象升同志正在费尽口水劝人进山时，辽东的皇太极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建国。皇太极建都于沈阳，定国号为清，定年号为崇德。这一举动表明，皇太极同志正式单飞，另立分店，准备单干。通常来讲，新店开张，隔壁左右都要送点花圈花篮之类的贺礼，很明显，明朝没有这个打算，也没这个预算。不要紧，不送，就自己去抢。崇祯九年（1636）六月，清军发起进攻。这次进攻的规模很大，人数有十万人，统兵将领是当时清军第一猛将阿济格，此人擅长骑兵突击，非常勇猛。难得的是，他不但勇猛，脑子也很好用，关宁防线他是不去碰的，此次进关，他选择的路线，是喜峰口。此后的战斗没有悬念，明朝的主力部队，要么在关宁防线，要么在关内，所以阿济格的抢掠之旅相当顺利，连续突破明军防线，只用了半个月，就打到了顺义（今北京市顺义区）。我认为，阿济格是个很能吃苦的人，具体表现为不怕跑路，不怕麻烦，到了北京城下，没敢进去，就开始围着北京跑圈，从顺义跑到了怀柔（今北京怀柔区），又从怀柔跑到了密云（今北京密云区），据说还去了趟西山（今北京西山），圆满完成了画圈任务。当然，他也没白跑。据统计，此次率军入侵，共攻克城池十二座，抢掠人口数十万，金银不计其数。鉴于明朝主力无法赶到，只能坚壁清野，所以阿济格在北京呆了很长时间，而且，他还是个很有点幽默感的人，据说他抢完走人时，还立了块牌子，上写四个字——各官免送！我始终认为，王朝也好，帝国也罢，说穿了，就是个银行，这边收钱，那边付钱，总而言之，拆东墙，补西墙。不补不行，几百年里，跑来拆墙的人实在太多，国家治不好，老百姓闹事，国防搞不好，强盗来闹事，折腾了这边，再去折腾那边，边拆边补，边补边拆。但国家也好，银行也罢，都怕一件事——银行术语，叫做挤兑，政治术语，叫内忧外患，街头大妈术语，叫东墙西墙一起拆。明朝大致就是这么个状况，客观地看，如果只有李自成、张献忠闹事，是能搞定的，如果只有清军入侵，也是能搞定的，偏偏这两边都闹，就搞不定了。于是一个月后，卢象升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被调离前线，等待他的新岗位，是宣大总督。对于这个任命，无数后人为之捶腿、顿足、吐唾沫，说什么眼看内患即将消停，卢象升却走了，以至于局势失去控制，崇祯昏庸等等等等。在我看来，这个任命，无非是挖了东墙的砖，往西墙上补，不补不行，如此而已。卢象升走了，两年后，他将在新的岗位上，完成人生最壮烈的一幕。接班听说卢象升离开的消息后，高迎祥非常高兴，因为他很清楚，像卢阎王这样的猛人，不是量产货，他擦亮眼睛，等待着下一个对手的出现。他等来的接班人，叫做王家桢。王家桢，直隶人，时任兵部侍郎，此人口才极佳，善读兵法，出谋划策，滔滔不绝。行了，直说吧，这是个废柴。他之所以被派来干这活，实在是因为嘴太贱，太喜欢谈兵法，太引人注目，最终得到了这份光荣的工作。但王总督对自己的实力还是很明白的，刚到不久就上书皇帝，说自己身体比较弱，当五省总督太过勉为其难，干巡抚就成。崇祯还是很体贴的，让他改行当了河南巡抚。但王巡抚刚上任没几天，就遇上了一件千载难逢的倒霉事。这件倒霉事，叫做兵变，兵变并不少见，之所以说是千载难逢，是因为参与兵变的，是王巡抚的家丁。连家丁都兵变，实在难能可贵，连崇祯同志都哭笑不得，直接把他赶回家卖红薯。有这样的好同志来当总督，高迎祥的好日子就此开张，没过多久，他就出了山区，先到河南，拉起了几万人的队伍，连战连胜，此后又转战陕西，气势逼人，洪承畴拿他都没办法。四大猛人里，曹文诏死了，洪承畴没辙，左良玉固守，高迎祥最怕的卢象升，又去了辽东，现在而今眼目下，高闯王可谓天下无敌。然后，第五位猛人出场了。在这人出场前，高先生跟四大猛人打了近七年，越打越多，越打越风光，从几千打到几万、几十万，基本是没治了。当时朝廷上下一致认为，隔几天跟他打一仗，能让他消停会，就不错了。至于消灭他，大致是个梦想。在这人出场后，梦想变成了现实。他没有用七年，连七个月都没用。事实上，直到崇祯九年（1636）三月，他才出山，只用了四个月，就搞定了高迎祥。在历代史料里，每到某王朝即将歇业的时候，经常看到这样一句话，XX死而X亡矣。前面的XX，一般是指某猛人的名字，后面的X，是朝代的名字，这句话的意思是，某猛人，是某王朝最后的希望，某猛人死了，某王朝也就消停了。在明代完形填空里，这句话全文如下：传庭死，而明亡矣。传庭者，孙传庭也。孙传庭孙传庭是个相当奇怪的人，因为在杀死高迎祥之前，他从未带过兵，从未打过仗，过去三十多年里，他从事的主要工作，是人事干部。孙传庭，字伯雅，山西代县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在崇祯九年之前，历任永城、商丘知县，吏部主事。其实他的运气不错。我查了查，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到天启初年，竟然就当上了吏部郎中，人事部正厅级干部，专管表彰奖励。六部之中，吏部最大，而按照惯例，吏部尚书，一般都是从吏部郎中里挑选的。孙传庭万历二十一年（1593）出生，照这个算法，他当郎中的时候，还不到三十岁，年轻就是资本，照这个状态，就算从此不干，光是熬，都能熬到尚书。然而没过两年，孙传庭退休了，提前三十年退休。他丢弃了所有的前途和官位，毅然回到了家乡，因为他看不顺眼一个人——魏忠贤。看不顺眼的人，很多，愿意辞官的，不多。崇祯元年，魏忠贤被办挺了，无论在朝还是在野，包括当年给魏大人鞠躬、提鞋的人，都跳出来对准尸体踩几脚，骂几句，图个前程。但孙传庭依然毫无动静，没有人来找他，他也不去找人，只是平静地在老家呆着，生活十分平静。八年后，他打破了平静，主动前往京城，请求复职。出发之前，他说出了自己复出的动机：“待天下平定之日，即当返乡归隐。”朝廷很够意思，这人没打招呼就跑了，也没点组织原则，十年之后又跑回来，依然让他官复原职，考虑到他原先老干人事工作，就让他回了吏部，接着搞人事考核。对他而言，这份工作的意思，大致就是混吃等死，但他没有提出异议，平静地接受，然后，平静地等待。一年后，机会出现了，在陕西。当时的陕西巡抚，是个非常仁义的人，具体表现为每次在城墙上观战，都不睁眼。据他自己说，是不忍心看，但大多数人认为，他是不敢，这号人在和平时期，估计还能混混，这年头，就只能下岗。巡抚这个职务，是个肥缺，平时想上任是要走后门的，但陕西巡抚，算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混饭吃的，没准哪天就被张某某、高某某剁了，躲都没处躲，孙传庭就此光荣上任，因为主动申请的人，只有他一个。孙传庭出发之前，皇帝召见了他。对于孙巡抚的勇敢，崇祯非常欣赏，于是给了孙传庭六万两白银，作为军费。除此之外，一无所有。按崇祯的说法，国家比较困难，经费比较紧张，也就这么多了，你揣着走吧，省着点用。当年杨鹤拿了崇祯十万两私房钱，招抚民军，也就用了几个月，孙传庭拿着六万两，也就打个水漂。但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自古以来，要人办事，就得给钱，如果没钱，也行，给政策。孙传庭很干脆，他不要钱，只要政策，自己筹饷，自己干活，朝廷别管，反正干好了是你的，干不好我也跑不掉。就这样，孙传庭拿着六万两白银，来到了陕西。当时陕西本地的军队，战斗力很差，按照当时物价，六万两白银，大致只够一万人半年的军饷，最能打的将领，如曹变蛟（曹文诏的侄子）、左光先、祖宽，要么在洪承畴手下，要么跟着卢象升。总之，孙传庭算是个三无人员：无钱、无兵、无将。但凡这种情况，若想咸鱼翻身，大都要经过卧薪尝胆、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等过程，至少也得个两三年，才闪亮登场，大破敌军。孙传庭上任的准确时间，是崇祯九年（1636）三月，他全歼高迎祥的时间，是崇祯九年（1636）七月。从开始，到结束，从一无所有，到所向披靡，我说过，四个月。他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到今天，也没想明白。子午谷此时的高迎祥，已经来到陕西。他之所以来陕西，是因为此时的陕西比较好混。虽说洪承畴一直都在陕西，而他手下的洪兵也相当厉害，但他最近正在陕北对付另一位老冤家李自成。不知是李自成让他来帮忙，还是听说陕西巡抚比较软，高迎祥义无反顾地来了，单程。自古以来，从下至上，要想进入陕西，必先经过汉中，所以当年刘备占据四川，要攻击曹操的长安，必占据汉中，此后诸葛亮六次北伐，都经过汉中出祁山作战。高迎祥也不例外，但在进军汉中的路上，有一支队伍挡住了他。率领这支队伍的，是孙传庭。对于孙传庭，高迎祥并不熟悉，也不在乎，而且这支队伍只有万把人，似乎也不难打，他随即率领军队发起攻击，打了几次，损失上千人，没打动。兵力占据优势，但多年的战斗经验告诉高迎祥，这是一支比较邪门的军队，不能再打了，他决定绕道。他的直觉非常正确，那支镇守汉中，只有万把人的部队，在历史上，却有一个专门的称呼——秦军。之前我说过，明末的军队，战斗力最强的，是关宁铁骑，排第三的，是天雄军，排在第二的，是秦军。关宁铁骑强悍，因为机动，天雄军善战，因为团结，而秦兵的战斗力，因为个性。我曾查阅明代兵部资料，惊奇地发现，秦兵的主力，大都来自同一个地方——陕西榆林。榆林，是个非常奇特的地方，据说每次打仗的时候，压根不用动员，只要喊两嗓子，无论男女老幼，抄起家伙就上，而且说砍就砍，绝无废话。因为这里只有士兵，没有平民。榆林，明朝九边之一，自打朱元璋时起，就不怎么种地，传统职业就是当兵。平时街坊四邻聊天，说的也不是今年种了多少地，收了多少粮食，大都是打了哪些地方，砍了多少人头（按人头收费）。几百年下来，形成独特个性，具体表现为，进攻时，就算只有一个，都敢冲锋，撤退时，就算只剩一个，都不投降。而且这里的人跟民军相当有缘分。听说民军来了，就算只是路过，都极其兴奋，冲出去就打，男女老幼齐上阵，估计是当兵的人多，什么张大叔李大伯，上次就死在民军手里，喊一嗓子，能动员一群亲戚，后来李自成攻打榆林，全城百姓包括大妈大爷在内，都没一个投降，就凭这个县，足足跟李自成死磕了八天，实在太过强悍。孙传庭的兵，大致就是这些人。所以高迎祥没办法，是很正常的。但高迎祥同志是要面子的，来都来了，还让我空手回去？无论如何，都要闯进去。人有的时候，不能太执着。执着的高迎祥经过深刻思考，多方查找，终于想到了一个方法。他找到了一条隐蔽的小路，从这条小路，可以绕开汉中，直逼西安，只要计划成功，他就能一举攻克西安，占领陕西，大功告成。一千多年前，有两个人在几乎相同的地方，陷入了相同的困局，他们都发现了这条路。一个人说，由此地进攻，必可大获全胜；另一个人说，若设伏于此，必定全军覆没！没错，这两个人，一个叫诸葛亮，一个叫魏延，而他们发现的这条小路，叫做子午谷。至于结局，地球人（看过《三国演义》〈演义上说的，别当真，看看就行〉的地球人）都知道，魏延想打，诸葛亮不让打，最后司马懿跳出来说，就知道你不敢打。对于这个故事，许多人都说，诸葛亮过于谨慎，要按照魏延的搞法，早就打到长安了（魏延自己也这么说）。而在高迎祥的故事里，只有魏延，没有诸葛亮。所以一千年后，他在同样的地方，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出兵子午谷。崇祯九年（1636）七月，高迎祥率领全部主力，冲入了子午谷，从这里，他将迅速到达西安。但他不知道，这条路还通往另一个地点——地狱。子午谷之所以是小路，是因为很小，对高迎祥而言，这句话绝对不是废话。由于道路狭窄，而且天降大雨，他的几万大军，走了好几天，才走了一半，人困马乏，物资损失严重。但高迎祥毫不沮丧，因为他相信，这个出乎许多人意料的举动，几天之后，必将震惊天下。许多人确实没料到，但许多人里，并不包括孙传庭。七月十六日，经过艰苦行军，高迎祥终于到达黑水峪，只要通过这里，前方就是坦途。然后，满怀憧憬的高迎祥，看见了满怀愤怒的孙传庭。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已经在这里，等了十五天。孙传庭的军事嗅觉极为敏锐，从高迎祥停止进攻的那一刻，他就意识到，这兄弟要玩花样了。而他唯一可能的选择，只有子午谷。所以在撤离汉中，在子午谷的黑水峪耐心等待，因为他知道，艰苦跋涉之后，出现在他面前的高迎祥，是十分脆弱的。总攻随即开始，就人数对比而言，高迎祥的手下，大约在五万人以上，孙传庭兵力无法考证，估计在两万人左右，狭路相逢。无论是高迎祥，还是孙传庭，都很清楚，玩命的时刻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高迎祥展现了他令人生畏的战斗力，虽然极为疲劳，但他依然率军发动多次突击，三次击破孙传庭的包围圈。但他终归没能跑掉，原因很简单，这是一条小路。在小路里打仗，就好比在胡同里打架，就算拿着青龙偃月刀，都没有板砖好使，而且道路太窄，没法跑开，所以他每次冲出去，没过多久，又被围住。孙传庭的部队也着实厉害，抗击打能力极强，每次被冲垮，没过多久就又聚拢，充分发挥榆林的优良传统，作战到底，毫不退让。以死相拼，死不后退，激战四天。孙传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崇祯九年（1636）七月二十日，负伤的高迎祥在山洞中被俘，与他一同被俘的，还有他的心腹将领刘哲、黄龙，他的几万大军，已在此前彻底崩溃。纵横世间七年的闯王高迎祥，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在过去的七年中，他曾驰骋西北，扫荡中原，但终究未能成功。毫无疑问，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然而终究到此为止。科学点的说法，是运气不好，迷信点的说法，这就是命。高迎祥被捕的消息传到京城时，崇祯皇帝没信，不是不信，是不敢信，等人到了面前，才信。处死高迎祥的那一刻，崇祯开始相信，自己能力挽狂澜。最后的帅才高迎祥被杀了，对崇祯而言，是利好消息，而对某些头领而言，似乎也不利空。高迎祥死后，许多头领纷纷投降，比如蝎子块、冲破天等等，原先跟着高闯王干，闯王都没闯过去，自己也就消停了。但有某些人，是比较高兴的，比如张献忠。张献忠跟高迎祥似乎有点矛盾，原先曾跟着打凤阳，但后来分出去单干，也不在一个地界混，算是竞争关系，高迎祥死后，论兵力，他就是老大。还有一个人，虽然很悲伤，却很实惠。一直以来，李自成都跟着高迎祥干，高迎祥的外号，叫做闯王，而李自成，是闯将。据某些史料上说，李自成是高迎祥的外甥，这话估计不怎么靠谱，但关系很铁，那是肯定的。高迎祥的死，给了李自成两样东西。第一样是头衔，从此，闯王这个名字，只属于李自成。第二样是兵力，高迎祥的残部，由他的部将率领，投奔了李自成。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乱世，离去者，是上天抛弃的，留存者，是上天眷顾的。对张献忠和李自成而言，他们的天下之路，才刚迈出第一步。第一步，是个坑。我说过，对民军头领而言，崇祯九年（1636）是个流年，卢象升来了，打得乱七八糟，好不容易跑进山区，人都调走了，又来了个孙传庭，还干掉了高迎祥。按说坏事都到头了，可是事实告诉我们，所谓流年，是一流到底，绝不半流而废。一个比孙传庭更可怕的对手，即将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与之前的洪承畴、曹文诏、卢象升不同，他并非一个能够上阵杀敌的将领。他是统帅。崇祯九年（1636），阿济格率领大军打进来时，崇祯非常紧张，但最紧张的人并不是他，而是张凤翼。张凤翼，时任兵部尚书，他之所以紧张，是因为按惯例，如果京城（包括郊区）被袭，皇帝会不高兴，皇帝不高兴，就要拿人撒气，具体地说，就是他。更要命的是，崇祯老板撒气的途径，是追究责任，具体地说，是杀人，比如七年前，皇太极打到京城，兵部尚书王洽就被干掉了，按照这个传统，他是跑不掉的。但张部长还算识相，眼看局面没法收拾，就打了个报告，说清军入侵，是我的责任，我想戴罪立功，到前方去，希望批准。崇祯当即同意，打发他去了前线。但张尚书到前线后，似乎也没去拼命，每天只干一件事——吃药。他吃的，是毒药。这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毒药，吃了不会马上死，必须坚持吃，每天吃，饭前饭后吃，锲而不舍地吃，才能吃死。对于张尚书的举动，我曾十分疑惑，想死解腰带就行了，实在不行操把菜刀，费那么大劲干甚？过了好几年，才想明白，高，水平真高。如果自杀，按当时的状况，算是畏罪，死了没准抚恤金都没有，但要上阵杀敌，似乎又没那个胆，索性慢性自杀，就当自然死亡了，还算是牺牲在工作岗位上，该享受的待遇，一点不少，老狐狸。这兄弟不但死得慢，算得也准，清军九月初退兵，他九月初就死，连一天都没耽误。他死了，也就拉倒了，可是崇祯同志不能拉倒，必须继续招工。但榜样在前面，岗位风险太高，说了半天，也没人肯干。左右为难之际，崇祯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很孝顺，曾三次上书，请求让自己代替父亲受罚，那是在他决心处罚杨鹤的时候。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个人的名字——杨嗣昌。杨嗣昌，字文弱，湖广武陵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崇祯见到杨嗣昌时，很忧虑。局势实在太差，民军闹得太凶，清军打得太狠，两头夹攻，东一榔头西一棒，实在难于应付，如此下去，亡国是迟早的事，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