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朴同志虽然来自京城，见惯大场面，但西北的场面，实在是没有见过，而在这群头领面前，他也实在比较单纯。他知道，打仗有两种结果，投降就投降，不投降就打死，却不知道还有第三种——假投降。他也不知道，在这个包围圈里的诸位头领，都有投降的经历，且人均好几次，某些层次高点的，如张献忠，那都是投降的专业人士。再加上无知单纯的王总兵，也有点不单纯，还是收了头领们的钱，他还算比较地道，收钱就办事。崇祯六年（1634）十一月十八日，首领们派了代表，去找王朴（钱已经送过了），表示自己的投降诚意，希望大家从此放下屠刀（当然，主要是你们），立地成佛。王朴非常高兴，他的打算是完美的，受降，自己发点财，还能立功受奖，善莫大焉。他随即下令，接受投降，并催促众首领早日集结队伍，交出武器。当然他并没有撤除包围，那种蠢事他还是干不出来的。但既然投降了，就是内部矛盾了，没必要兴师动众，可以原地休息，要相信同志。你要说王朴没有丝毫提防，那也不对，他限令头头们十日之内，必须全部缴械投降。不用十天，四天就够了。二十四日，十余万民军突破王朴的防线，冲出了包围圈。大祸就此酿成。鉴于所有的军队都在搞包围，河南基本是没什么兵，所以诸位头领打得相当顺手，很是逍遥了几天。也就几天。十二月三日，左良玉就追来了。包围圈被破后，崇祯极为恼火，据说连桌子都踹了，当即下令处罚王朴，并严令各部追击。左良玉跑得最快。之所以最快，倒不是他责任心有多强，只是按照行政划分，河南是他的防区，如果闹起来，他是要背黑锅的。摆在面前的局势，是非常麻烦的，十几万民军涌入河南，遍地开花，压根没法收拾。左良玉收拾了，他收拾了河南境内的所有民军——只用了二十天。实践证明，左总兵是不世出的卓越猛人，他率领几千士兵，连续出击，在信阳、叶县等地先后击溃大量民军，肃清了所有民军，从头至尾，二十天。左良玉同志工作成绩如此突出，除了黑锅的压力，以及他本人的努力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他所肃清的，只是河南境内的民军，那些头领的主力，已经跑了。跑到湖广了，具体地点，是湖广的郧阳（今湖北郧阳）。我认为，他们跑到这个地方，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跟河南接壤的几个省份，陕西是不能去的，洪承畴在那里蹲着，而且这人专杀投降的，去了也没前途。山西也不能去，虽说曹文诏调走了，但几年来，广大头领们基本被打出了恐曹症，到了山西地界，就开始发怵，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要去。那就去湖广吧。最早进去的是高迎祥和李自成，且去的时候，随身带着几万人。郧阳巡抚当时就晕菜了，因为郧阳属于山区，平时都没什么人跑来，也没什么兵，这回大发了，一来，就来几万人，且都是闹事的。各州各县接连失陷，完全没办法，只好连夜给皇帝写信，说敌人太多，我反正是没办法了，伸长脖子，等着您给一刀。这段日子，对高迎祥和李自成而言，是比较滋润的，没有洪承畴，没有曹文诏，没有左良玉，在他们看来，郧阳是山区，估摸着也没什么猛人，自然放心大胆。这个看法是错误的。事实上，这里是有猛人的，第四个猛人。说起来这位猛人所以出山，还要拜高迎祥同志所赐，他要不闹，估计这人还出不来。但值得庆幸的是，在此人正式露面之前，高迎祥和李自成就跑了。具体跑到哪里，就不知道了，反正是几个省乱转悠，看准了就打一把，其余头领也差不离，搞得中原各省翻天覆地，连四川也未能幸免。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只能用狠招了。崇祯七年，崇祯正式下令，设置一个新职务。明代有史以来最大的地方官，就此登场。在此之前，明代最大的地方官，就是袁崇焕，他当蓟辽督师时，能管五个地区。光荣的记录被打破了，因为这个新职位，能管五个省。这个职务，在历史中的称谓，叫做五省总督。包括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权力极大，也没什么管辖范围，反正只要是流贼出没的地方，都归他管。职位有了，还要有人来当，按照当时的将领资历，能当这个职务的，只有两个选择：A：洪承畴，B：曹文诏。答案是C，两者皆不是。任职者，叫做陈奇瑜。陈奇瑜，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任都察院御史、给事中，后外放陕西任职。在陕西，他的职务是右参政，而左参政，是我们的老朋友洪承畴。但为什么要选他干这份工作，实在是个让人费解的事。就资历而言，他跟洪承畴差不多，而且进步也慢点，崇祯四年的时候，洪承畴已经是三边总督了，他直到一年后，才干到延绥巡抚，给洪承畴打工。就战绩而言，他跟曹文诏也没法比。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他，但无论如何，偏就是他了。所以对于这个任命，许多人都有异议，认定陈奇瑜有背景，走了后门。但事实上，陈奇瑜并非等闲之辈。崇祯五年的时候，由于民军进入山西，主力部队都去了山西，陕西基本是没人管，兵力极少。兵力虽少，民变却不少，据统计，陕西的民军，至少有三万多人。这三万多人，大都在陈奇瑜的防区，而他的手下，只有两千多人。一年后，这三万多人都没了——全打光了。因为陈奇瑜，是一个近似猛人的猛人。作为大刀都扛不起来的文官，陈奇瑜同志有一种独特的本领——统筹。他是一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善于谋划、组织，而当时的民军，只能到处流窜，基本无组织，有组织打无组织，一打一个准。凭借着突出的工作成绩，陈奇瑜获得了崇祯的赏识，从给洪总督打工，变成洪总督给他打工。对于领导的提拔，陈奇瑜是很感动的，也很卖力，准备收拾烂摊子。这是一个涉及五个省，几十万人的烂摊子，基本上，已经算是烂到底了，没法收拾。陈奇瑜到任后，第一个命令，是开会。各省的总督、总兵，反正是头衔上带个总字的，都叫来了。然后就是分配任务，你去哪里，打谁，他去哪里，打谁，打好了，如何如何，打不好，如何如何，一五一十都讲明白，完事了，散会。散会后，就开打。崇祯七年（1634）二月，陈奇瑜上任，干了四个月，打了二十三仗。全部获胜。陈奇瑜以无与伦比组织和策划能力告诉我们，所谓胜利，是可以算出来的。〖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孙子兵法〗陈总督最让人惊讶的地方，倒不是他打了多少胜仗，而在于，他打这些胜仗的目的。打多少仗，杀多少人，都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再打一仗，把所有人都杀光。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他必须把所有的首领和民军，都赶到一个地方，并在那里，把他们全都送进地府。他选中的这个地方，叫做车厢峡。车厢峡位于陕西南部，长几十里，据说原先曾被当作栈道，地势极为险要。所谓险要，不是易守难攻，而是易攻难守。此地被群山环绕，通道极其狭窄，据说站在两边的悬崖上，往下扔石头，一扔一个准。更要命的是，车厢峡的构造比较简单，只有一个进口，一个出口，没有其他小路，从出口走到进口，要好几天。这就意味着，如果你进了里面，要么回头，要么一条路走到黑，没有中场休息。几万民军，就进了这条路。这几万民军，是民军的主力，据说里面还有李自成和张献忠。为什么走这条路，没有解释，反正进去之后，苦头就大了去了。陈奇瑜的部队堵住了后路，还站在两边的悬崖上，往下射箭、扔石头，没事还放把火玩，玩了十几天，彻底玩残了。想跑是跑不掉的，想打也打不着，众头领毫无办法，全军覆没就在眼前，实在熬不住了。使用杀手锏的时候到了。我说过，他们的杀手锏，就是投降，准确地说，是诈降。〖没条件，谁投降啊？——春节晚会某小品〗很有道理，很现实，但在这里，应该加上两个字：没条件，谁让你投降啊？所以在投降之前，必须先送钱，就如同上次送给王朴那样。于是头领们凑了点钱，送给了陈奇瑜。然而陈奇瑜没有收。崇祯没看错人，陈奇瑜同志确实是靠得住的，他没有收钱。麻烦了，不收钱，我们怎么安心投降，不，是诈降呢？但事实证明，头领们的智商是很高的，他们随即使出了从古至今，百试不爽的绝招——买通左右。陈奇瑜觉悟很高，可是扛不住手下人的觉悟不高，收了钱后，就开始猛劝，说敌人愿意投降，就让他们投降，何乐不为？陈奇瑜没有同意。陈奇瑜并不是王朴，事实上，他对这帮头领，那是相当了解，原先当延绥巡抚时，都是老朋友，知道他们狡猾狡猾地，所以没怎么信。我之前曾经说过，陈奇瑜是一个近似猛人的猛人。所谓近似猛人的猛人，就是非猛人。他跟真正的猛人相比，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拿破仑输掉滑铁卢战役后，有人曾说，他之所以输，是因为缺少一个人——贝尔蒂埃。贝尔蒂埃是拿破仑的参谋长，原先是测绘员，此人极善策划，参谋能力极强，但凡打仗，只要他在，基本都打赢了，当时，他不在滑铁卢。但最后，有人补充了一句：如果只有他（贝尔蒂埃）在，但凡打仗，基本都是要输的。陈奇瑜的弱点，就是参谋。和贝尔蒂埃一样，陈总督是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他很会参谋，很能参谋，然而参来参去，把自己弄残了。军队之中，可以没有参谋，不能没有司令，因为在战场上，最关键的素质，不是参谋，而是决断。陈奇瑜同志只会参谋，不会决断。面对手下的劝说和胜利的诱惑，他妥协了。陈奇瑜接受了投降，在他的安排下，近五万民军走出了车厢峡。其实陈奇瑜也很为难，既要他们投降，又不能让他们诈降，要找人看着，但如果人太多，会引起对方疑虑。为了两全其美，他动脑筋，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每一百降军，找一个人看着，监督行动。注意，是一个人，看守一百个人。想出这个法子，只能说他的脑袋坏掉了。跟上次不同，这次张献忠毫不拖拖拉拉，很有工作效率，走出车厢峡，到了开阔地，连安抚金都没拿，反了。我很同情那些看守一百个人的人。事情到这里，就算是彻底扯淡了，崇祯极为愤怒，朝廷极为震惊，陈奇瑜极为内疚，最终罢官了事。了事？那是没可能的。各路头领纷纷焕发生机，四处出战，河南、陕西、宁夏、甘肃、山西，烽烟四起。估计是历经考验，外加焕发第二次生命的激动，民军的战斗力越来越强，原本是被追着跑，现在个把能打的，都敢追着官兵跑。比如陕西著名悍将贺人龙，原本是去打李自成，结果被李自成打得落花流水，还围了起来，足足四十多天，断其粮食劝他投降，搞得贺总兵差点去啃树皮，差点没撑过来。到崇祯八年（1635），中原和西北，基本是全乱了，这么下去，不用等清兵入关，大明可以直接关门。好在崇祯同志脑子转得快，随即派出了王牌——洪承畴。在当时，能干这活的，也就洪承畴了，这个人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手狠且心黑，对于当前时局，他的指导思想只有一字——杀。杀光了，就没事了。就任五省总督之后，他开始组织围剿，卓有成效，短短几个月，民军主力又被他赶到了河南，各地民变纷纷平息。接下来的程序，应该是类似的，民军被逼到某个地方，被包围，然后被逼无奈，被迫诈降。所谓事不过三，玩了朝廷两把，就够意思了，再玩第三把，是不可能的。洪承畴已经磨好刀，等待投降的诸位头领，这一次，他不会让历史重演。是的，历史是不会重演的。这次被逼进河南的民军，算是空前规模，光是大大小小的首领，就有上百人，张献忠、李自成、高迎祥、罗汝才、刘国能等大腕级人物，都在其中。民军的总人数，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三十万。为了把这群人一网打尽，崇祯也下了血本，他调集了近十万大军，包括左良玉的昌平兵，曹文诏的关宁铁骑、洪承畴的洪兵，总而言之，全国的特种部队，基本全部到齐。但凡某个朝代，到了最后时刻，战斗力都相当之差，但明朝似乎是个例外。几十年前，几万人就能把十几万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几十年后，虽说差点，但还算凑合。和以往一样，面对官军的追击，民军节节败退，到崇祯八年（1635），他们被压缩到洛阳附近，即将陷入重围，历史即将重演。但终究没有重演。因为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们开了个会。开会的地点，在河南荥阳，故史称“荥阳大会”。这是一次极为关键的会议，一次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会议。参与会议者，包括所有你曾经听说过，或者你从未听说过，或者从未存在过的著名头领。用史书上的说法，是“十三家”和“七十二营”。家和营都是数量单位，但具体有多少人，实在不好讲。某些家，如高迎祥，有六七万人，某些营，兴许是皮包公司，只有几个人，都很难讲，但加起来，不会少于二十五万人。当然，开会的人也多，十三加上七十二，就算每户只出个把代表，也有近百人。简而言之，这是一次空前的大会，人多的大会。根据史料留下的会议记录，会议是这样开始的，曹汝才先说话，讲述当前形势。形势就别讲了，虽说诸位头领文化都低，还是比较明白事情的，敌人都快打上来了，还讲个屁？有人随即插话，提出意见，一个字——逃。此人认为，敌人来势很猛，最好是快跑，早跑，跑到山区，保命。在场的人，大都赞成这个意见。然后，一人大喝而起：“怯懦诸辈！”说话的人，是张献忠。张献忠，陕西延安府人，万历三十四年出生。历史上，张献忠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夸他的人实在不多，骂他的人实在不少。反映在他的个人简历上，非常明显。但凡这种大人物，建功立业之后，总会有人来整理其少年时期的材料，而张献忠先生比较特殊，他少年时期的材料，似乎太多了点。就成分而言，有人说，他家世代务农；有人说，他家是从商的；也有人说，他是世家后代；还有人说，他是读书出身；最后有人说，他给政府打工，当过捕快。鉴于说法很多，传说很多，我就不多说了，简单讲下，这几种说法的最后结果：务农说：务农不成，歉收，去从军了。从商说：从商不成，亏本，去从军了。世家说：世家破落，没钱，去从军了。读书说：读书没谱，落第，去当兵了。打工说：没有前途，气愤，去当兵了。史料太多，说法太多，但所有的史料都说，他是一个不成功的人。无论是务农、读书、从商、世家、打工，就算假设全都干过，可以确定的是，都没干好。为什么没干好，没人知道，估计是运气差了点，最后只能去从军。从军在当时，并非什么优秀职业，武将都没地位，何况苦大兵。当兵，无非是拿饷。可是当年当兵，基本没有饷拿，经常拖欠工资，拖上好几个月，日子过得比较艰苦。但奇怪的是，张献忠不太艰苦。据史料记载，他的小日子过得比较红火，有吃有喝，相当滋润，家里还很有点积蓄。这是个奇怪的现象，而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有计划外收入。而更奇怪的是，他还经常被人讹，特别是邻居，经常到他家借钱，借了还不还，他很气愤，去找人要，人家不给，他没辙。这是更为奇怪的一幕，作为手上有武器的人，还被人讹，只能说明，这些计划外收入，都是合法外收入。据说，张献忠先生除了当兵之外，还顺便干点零活，打点散工，具体包括强盗、打劫等等。这种兼职行为，应该是比较危险的，常在河边走，毕竟要湿鞋。张献忠同志终于被揭发了，他被关进监狱，经过审判，可能是平时兼职干得太多，判了个死刑。关键时刻，一位总兵偶尔遇见了他，觉得他是个人才，就求了个情，把他给放了。应该说这位总兵的感觉，还是比较准的，张献忠确实是个人才，造反的人才。据说平时在军队里，张献忠先生打仗、兼职之余，经常还发些议论，说几句名人名言，比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侯将相ｗωｗ奇Qisuu書com网，宁有种乎”等等。而他最终走上造反道路，是在崇祯三年（1630），那时，王嘉胤造反，路过他家乡，张献忠就带了一帮人，加入了队伍。张献忠起义的过程，是比较平和的，没人逼他去修长城，他似乎也没掉队，至于爹妈死光，毫无生路等情况，跟他都没关系，而且在此之前，他还是吃皇粮的，实在没法诉苦。所以这个人造反的动机，是比较值得怀疑的。参加起义军后，张献忠的表现还凑合，跟着王嘉胤到处跑，打仗比较勇猛，打了一年，投降了。因为杨鹤来了，大把大把给钱，投降是个潮流，张献忠紧跟时代潮流，也投了降。当然，后来他花完钱后，顺应潮流，又反了。此后的事情，只要是大事，他基本有份。三十六营开会、打进山西、打进河南、被人包围、向王朴诈降、又被人包围、向陈奇瑜诈降，反正能数得出来的事，他都干过。但在这帮头领里，他依然是个小人物，总跟着别人混，直至这次会议。他驳斥了许多人想逃走的想法，是很有种的，但除了有种外，就啥都没有了。因为敌人就在眼前，你要说不逃，也得想个辙。然而张献忠没辙。于是，另一个人说话了，一个有辙的人：“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李自成如是说。李自成，陕西米脂人，万历三十四年生人。比较凑巧的是，李自成跟张献忠，是同一年生的。而且这两人的身世，都比较搞不清楚，但李自成相对而言，比较简单。根据史料的说法，他家世代都是养马的。在明代，养马是个固定职业，还能赚点钱，起码混口饭吃，生活水准，大致是个小康。所以李自成是读过书的，他从小就进了私塾，但据说成绩不好，很不受老师重视，觉得这孩子没啥出息。直到有一天。这天，老师请大家吃饭，吃螃蟹。当然，老师的饭没那么容易吃，吃螃蟹前，让大家先根据螃蟹写首诗，才能开吃。李自成想了想，写了出来。老师看过大家的诗，看一首，评一首，看到他写的诗，没有说话。因为在这首诗里，有这样一句话：一身甲胄任横行。这位老师是何许人也，实在没处找，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人物，因为在短暂犹豫之后，他说出了一个准确的预言：你将来必成大器，但始终是乱臣贼子，不得善终！但李自成同学的大器之路，似乎并不顺利，吃过饭不久，他就退学了，因为他的父亲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