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龙的战役基本上彻底摧毁了叛军，孔有德和耿仲明逃上岸的时候，已经是光杆司令了。山东叛乱就此结束。这次叛乱历时半年，破坏很大，而最关键的是，叛乱造成了两个极为重要的结果——足以影响历史的结果。第一个是坏结果：鉴于生意赔得太大，既没钱，也没人了，回本都回不了。孔有德、耿仲明经过短时间思想斗争，决定去当汉奸，投靠皇太极。其实这两个人投降，倒也没什么，关键在于他们曾在孙元化手下混过，对火炮技术比较了解，且由于一贯打劫，却在海上被人给劫了，很是气愤，不顾知识产权，无私地把技术转让给了皇太极。从此火炮部队成为了后金的固定组成部分，虽说孔有德、耿仲明文化不高，学得不地道，造出来的大炮准头也差点，但好歹是弄出来了。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辛苦折腾半年，弄回来的本钱，连同家属，都被明军赶进海里喂鱼，亏了老本，所以全心全意给后金打工，向明朝复仇。一年后，他们找到了复仇的机会。除锦州、宁远外，明朝在关外的重要据点，大都是海岛，这些海岛有重兵驻守，时不时出来打个游击，是后金的心腹大患，其中实力最强的守岛人，叫做尚可喜。之前我说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是山东老乡，且全都是挖矿的，现在孔有德决定改行挖人，劝降尚可喜。一边是国家利益，民族大义，一边是老乡、老同事，尚可喜毫不为难地做出了抉择——当汉奸。当英雄很累，当汉奸很轻松。第二个是好结果，经过这件事，崇祯清楚地认识到，关内的军队，是很废的，关外的军队，是很强的，所以有什么麻烦事，可以找关外军队解决（比如打农民军）。偶然的偶然山东的叛乱是个麻烦事，但要看跟谁比，要跟西北比，就不算个事。据说朱元璋当年建都的时候，曾经找人算过一卦，大致内容跟现在做生意的差不多，比如这笔生意能做多少年，有什么忌讳等等。据说那位算卦的半仙想了很久，说了八个字：始于东南，终于西北。朱元璋建都南京，就是东南，按照这句话的指示，最后收拾他的人，是从西北过来的。这句话看起来很玄，实际上倒未必。这位半仙懂不懂算卦我不知道，但他肯定是懂历史的，自古以来，中原政权完蛋，自己把自己折腾死的除外，大多数外来的什么匈奴、蒙古，都在西北一带。但就崇祯而言，肯定是不信的。因为对明朝威胁最大的，是后金。而后金的位置是东北，就算是被灭了，也是始于东南，终于东北。但事实告诉我们，算卦这种事，有时是很准的。西北很早就有人闹事了，但原先并不大，最多就是几十个人，抢个商铺，拿几把菜刀，闹完后上山当匪，杀掉的最高官员，也就是个知县，如果混得好，没准将来还能招安，当正规军。到崇祯元年，事情闹大了。整个陕西、甘肃一带，民变四起，杀掉知县，只能算起步了。个别地方还干掉了巡抚，而且杀完抢完且不散伙，经常到处流窜，到哪抢哪。这种团伙，史书上称之为流贼。流贼的特点是，四处跑，抢完就走，打一枪换个地方。组织性不强。昨天抢完，今天就走，可以，昨天被抢，今天加入抢别人，也可以。成员流动性很大，但都有固定领导团队。当时的西北，类似这种团队有很多，优秀的团队管理者也很多。但久而久之，问题出现了，由于成员流动性太大，且没有固定办公场所，团伙成员文化又低，天天跟着混，时间长了，很难分清谁是谁。为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团队首领们想出了一个绝招——取外号。所以在崇祯元年，陕西巡抚呈交皇帝的报告上，有如下称呼：飞天虎、飞山虎、混天王、王和尚、黑杀神、大红狼、小红狼、一丈青、上天龙、过天星。全是外号。取这样的外号，是很符合实际需要的。毕竟团队成员文化比较低，你要取个左将军、右都督之类的称号，他也不知道是啥意思，而且这种外号，大都是神魔鬼怪，叫起来相当威风。至于这上面提到的诸位神魔到底是谁，别问我，我也不知道。鉴于该行当风险很大，且从业者很多，要是运气不好，刚入行，把外号取好就被干掉，也很正常。而且许多外号由于过于响亮，使用率很高，经常是几个人共用一个外号，要搞清楚谁是谁，实在很难。无论叫什么，姓甚名谁，其实都无所谓，你只需要知道，当时的西北，已经不可收拾。按一般史书的说法，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明朝末年，朝廷腐败，经济萧条，贪官污吏，苛捐杂税数不胜数，民不聊生，于是铤而走险。这种说法，就是传说中的套话，虽说不是废话，也差不多。因为事实并非如此。很多人并不知道，明朝末年的民间经济并没有萧条，比如东南沿海，经济实在太好，开生意做买卖，相当红火，大家齐心协力，正在搞资本主义萌芽，萧什么条？赋税也没多少，以往两百多年，官田的赋税，只有百分之十，民间地主的赋税，最多也就收百分之二十。后来开征三饷也才到百分之四十。当然，个把地主恶霸除外。西北之所以涌出这么多英雄好汉，只是因为崇祯运气不好，遇到了一件东西。中庸有云：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其实遇到妖孽，倒也没什么，毕竟还有实体，实在不行，找人灭了它。崇祯遇上的，叫做灾荒。翻开史书，你会不禁感叹，崇祯同志的运气实在太差：崇祯元年，陕西旱灾。崇祯二年，陕西旱灾，崇祯三年，陕西旱灾，崇祯四年，陕西旱灾……灾荒之后，没有粮食吃，就是饥荒。没有粮食吃，就吃人。对受灾的人而言，吃人，并非童话。据说当时西北各地的小孩，是不能四处乱跑的，如果没看住，跑了出去，基本就算没了。注意，不是失踪，是没了。失踪的意思，是被拐卖了，没了的意思，是被吃了。据说，当时还有人肉市场，具体干什么买卖，看名字就知道。说这么多，只是想说，这并不是童话，也不是神话，而是真话。既然有灾荒，朝廷为什么不赈灾呢？答案很简单，没钱。此前有个经济学家对我说，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没钱。我表示同意，财政赤字太多，挣得没有花的多，最后垮台。但他看了看我，说：我说的没钱，不是没有收入，是没钱。有什么区别吗？然后，他讲了一个小时，再然后，我翻了一个月的经济学，明白了区别。我很想从头到尾，把我明白的事情告诉你们。但如果这样做，我会很累，你们也会很累，所以我决定，用几句话，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明朝灭亡，并非是简单的政治问题，事实上，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案例。所谓没钱，是没有白银。明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到崇祯接班的时候，商品经济已经十分发达，而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标志，就是货币。明朝的货币，是白银。简单地说，没钱的意思，就是没有白银，没有白银，无论你有多少经济计划，有多少财政报表，都是胡扯淡。举个例子，陕西受灾，朝廷估算，要赈灾，必须一百万两白银，但是就算你把皇帝的圣旨拿到陕西，也换不来一两银子，因为没有白银，所以无法赈灾。好了，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白银。先纠正一下，不是没有白银，而是白银不够。为什么白银不够？这是个很复杂的经济学问题，我不太想讲，估计人也不太想听。但不讲似乎也不行，简单说两句。用大家都能明白的话说，就是白银有限，朝廷用掉了一两白银，未必能挣回来一两，加上我国人民，素来以勤俭节约闻名，许多人拿到真金白银，不喜欢花，要么存在家里，要么溶掉，做几个香炉、人像之类的，还能美化环境，所以市场的白银越来越少。更重要的是，明朝的商品经济实在太过发达，经济越发达，需要的白银就越多，可是白银就那么多，所以到最后，白银就不够用了。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有一个通称——通货紧缩。我知道，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用纸币？很好，如果你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很聪明。但我要告诉你，在你之前的六百多年，有人问过这个问题。这个人的名字，叫朱元璋。六百多年前，他就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开始发行纸币。在经济学中，有这样一句谚语：棍棒打不垮经济理论。这句话的通俗意思是，无论你多牛，都要照规矩来。朱元璋就是牛人，也要按规矩来。虽然他发行了纸币，一千、一万都印过，可惜的是，几百年来，大家还是认白银，就不认纸币，再牛都没用。这个问题到此为止，多余的话就不说了，你只要知道，崇祯同志是想赈灾的，之所以赈灾不成，是因为没有钱，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没有白银，之所以没有白银……当然，之所以西北先闹起来，除去天灾、银祸外，还有点地方特色。西北一带，向来比较缺水，比较穷困，比较没人理，外加地方官比较扯淡，所以这个地方的人，过得比较苦。生活艰苦，饭都没处吃，自然没条件读书。没条件读书，自然考不上功名，考不上功名，自然没官做。没官做，也得找事做。而西北一带人，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当兵。生活艰苦，民风自然彪悍，当兵是最合适的工作。除了当兵之外，还有一份更为合适的工作——驿站。驿站虽说比较小，但好歹是官办的，也算是吃皇粮的，而且各省都有拨款，搞点潜规则，多少能捞点油水，养活自己，是不成问题的。据统计，光是甘肃陕西，就有几万人指着驿站过日子。崇祯二年（1629），驿站没了。之前我说过，被裁掉了，裁掉它的，是一个叫做刘懋的好人。崇祯同志的运气实在太差，灾荒、钱荒、又夺了人家的饭碗，如果不闹，就不正常了。他不是故意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偶然。偶然的灾荒，偶然裁掉驿站，偶然的地点。如果其中任意一个偶然没有发生，也许就不会有最后的灭亡。可惜，全都偶然了。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因此我认定，在这些偶然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必然，一个真正的，决定性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我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这个最终的原因，四个字——气数已尽。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大致都是有期限的。一个人能红两年，很可能是偶然的，能红十年，就是有道行的，能红二十年，那是刘德华。公司也一样，能开两年，很正常，能开二十年，不太正常，能开两百年的，自己去数。封建王朝跟公司差不多，只开个几年就卷铺盖的，也不少。最多也不过三百年，明朝开了二百多年，够意思了。抚战当然，崇祯是不会这样想的，无论如何，他都要撑下去，否则将来到地下，没脸见开铺的朱元璋。所以他派出了杨鹤。杨鹤，湖广武陵人（湖南常德），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经朝廷一致推荐，杨鹤被任命为兵部侍郎，三边总督，接替之前总督武之望的职务。工作交接十分简单。应该说，基本不用交接，因为杨鹤到任的时候，武之望已经死了。不是他杀，是自杀。武总督是个很有责任感的人，鉴于西北民变太多，估计回去也没什么好果子吃，索性自杀。而杨鹤之所以接替这个职务，是因为一次偶然的谈话。杨鹤是一个进步比较慢的人，在朝廷里混三十多年，才当上佥都御史，混成这样，全靠他那张嘴。皇帝喜欢魏忠贤，他骂魏忠贤；皇帝讨厌熊廷弼，他为熊廷弼辩护。想什么说什么，几起几落，该怎么来还怎么来。崇祯元年，他被重新委任为御史，当时民变四起，大家都在商议对策。有一次，几个人聚到一起，聊天。聊的就是这个，杨鹤就在其中。杨鹤是都察院的，这事跟他本无关系，他之所以掺和进来，还是两个字——嘴欠。反正是吹牛，不用动真格的，就瞎聊。这个说要打，那么说要杀，如此热闹，杨鹤终于忍不住了，他说，不能打，也不能杀。然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元气说。在他看来，造反的人，说到底，也还是老百姓。如果杀人太多，就是损伤元气，国家现在比较困难，应该培养元气，不能乱杀。几句话，就把大家彻底说懵了，对于他的观点，大家有着相同的评价——胡说八道。不杀人，怎么平乱？这是一个不为绝大多数人接受的理论，不要紧，有一个人接受就行。不久之后，崇祯知道了这个理论，十分高兴，召见了杨鹤。好事一件接着一件。很快吏部主动提出，鉴于杨鹤同志的理论很有实用价值，正好前任三边总督武之望死了，正式提名杨鹤同志升任该职务。杨鹤不想去。原因很简单，本来就是吹吹牛的，压根不会打仗，去了干啥？被人打？但是牛都吹了，外加吏部支持，皇帝支持，如此重任在肩，咬咬牙就去了。可是杨同志不知道，吏部之所以支持他，是因为讨厌。皇帝之所以支持他，是因为省事。和杨鹤不同，吏部的同志们都是见过世面的，知道平乱是要砍人的，砍人是要死人的，死人是要流血的。杨鹤这套把戏，也只能忽悠人，为达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效果，让后来的无数白痴书呆子明白，乱讲话要倒霉，才着力推荐他去。死在那边最好，就算不死，也能脱层人皮。相比而言，崇祯的用心是比较善良的。他之所以喜欢杨鹤，是因为杨鹤提出了很好的理论——省钱的理论。不花钱，不杀人，不用军饷，不用调兵，就能平息叛乱，太省了。就算是忽悠人的，最多把杨鹤拉回来砍了，很省成本，如此生意，不做白不做。就这样，一脑袋浆糊的杨鹤去陕西上任，至少在当时，他的自我感觉很好。杨鹤理论之中，最核心的一条，叫做和气。用他自己的话说，杀人是伤和气的。所以能救活一个，就是一个，毕竟参加民变的，原先就是民。这个理论，一年前，应该是对的。杨鹤同志到任后，就发现不对了。有一次，农民军进攻县城，被击退，抓住了几个俘虏，由杨鹤审问。但还没问，杨鹤就发现一件极为诡异的事——他似乎见过这几个人。确实见过，阅兵的时候见过。没错，这几个人曾经站在阅兵的队伍里，曾经是他的部下。强，弱，之间农民军的战斗力很强吗？对于这个疑问，最好的答案，应该是个反问——农民军的战斗力怎么会强呢？在中国历史上，造反这类活，从来都是被动式。闲着没事干，但凡有口饭吃，是不会有人造反的，成本高，门槛也高。但遗憾的是，造反这份工作，除了成本、门槛高外，技术含量还高。要知道，明朝参加这项活动的，主要是农民。农民的基本工作，是种地，基本工具，是锄头。而阻止他们参与这项活动的，是明军士兵。士兵的基本工作，是杀人，基本工具，是刀剑。所以在明末大多数情况下，几百个农民军跟几百个明军对战，是不太可能发生的。据史料记载，大部分情况，是几万农民军，战胜了几百明军，或是几百农民军，搞定十几个看衙门的捕快。而更大多数情况，是几千明军追着几万、甚至十几万农民军跑。没办法，毕竟打仗是个技术活。圣贤曾经说过，把武器交给没有受过训练的民众，让他们去打仗，就是让他们送死。没有训练，没有武器，没有兵法，没有指挥，就没有胜利。但杨鹤先生惊奇地发现，他面对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西北的民军里，除了业余造反的以外，还有很多专业造反的人士——明军，而且数量很多。他们精通战术，作战狡猾，懂得明军的弱点，非常难以对付，且数量是越来越多，民变越来越大。出现此类情况，归根结底，原因就两个字——没钱。之前我说过，朝廷没有钱。没有钱的结果，除了没钱赈灾外，还没钱发军饷。据统计，当时全国的部队，大致有上百万人，而能够按时领军饷的，只有辽东军区的十余万人。而且就连辽东军，也不能保证按时发工资，拖几个月，也是经常的事。袁崇焕同志就曾经处理过相关事务。辽东是前线，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别提了。西北一带，既然不是前线，自然没钱。有的人几年都没拿到工资，穷得叮当响，据说连武器都卖了，只求换顿饭吃。没钱赈灾，老百姓吃苦，也没辙，没钱发饷，当兵的吃苦，就有辙了。兜里没钱，手里有刀，怎么办？凉拌，抢！情况就是如此，官兵越来越少，民军越来越多，局势越来越撑不住。杨鹤面对的形势大致如此，大家都明白，就他不明白，等他明白了，跑也跑不掉了。如果换个会打仗的，能用兵的，多少还能撑几天，但杨鹤同志的主要特长，是招抚理论，这就比较麻烦了。据说当时朝廷里，有些人开玩笑，说杨鹤如果能撑一年，就倒着爬出去。就当时的情况看，这位仁兄爬出去的可能性，大致是零。杨鹤同志的下岗日期，指日可待。一年后，杨鹤向崇祯呈交了名单，在这份名单上，有这样十几个名字：神一魁、王左桂、王嘉胤、红狼、小红狼、点灯子、过天星、独头虎……（以下略去XX字）以上人等，全部归降。这些人是干嘛地，看名字就能猜到，但这些人有什么分量，估计你就不知道了。在当时的起义军中，最能打的，就是神一魁。此人具体情况不详，但应该受过军事训练，作战十分强悍，属于带头大哥级人物。王左桂、王嘉胤，如果你不知道，那不怪你。对这二位兄弟，只提几句话就够了：当时，在王左桂的手下，有个小头目，叫做李自成。王嘉胤营门口站岗的，叫做张献忠。至于后面那几位，就不说了，说了也没人知道，你只要明白，他们都是当时一等一的牛人，随便一个摆出来，都能搅得天翻地覆。都投降了。除这些人之外，当时陕西、甘肃境内几乎所有的农民军，都投降了。他们投降的对象，就是那个一脑袋浆糊，啥也不懂，不会打仗的杨鹤。奇迹就这样发生了，发生在所有人的眼前。杨鹤不懂兵法，不熟军事，但他有一样别人没有的武器——诚意。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杨先生很有诚意地寻找叛军，很有诚意地进行谈判，很有诚意地劝说投降，最后，他的诚意得到了回报。事实证明，农民军之所以造反，并不是吃饱了撑的，只是因为吃不饱。现在既然朝廷肯原谅他们，给他们饭吃，自然愿意投降，毕竟造反这事，要经常出差，东跑西跑风险太大。而对于杨总督，他们也是很客气的，很有点宋江喜迎招安的意思。比如神一魁投降，约好地点，杨鹤打开城门，派出群众代表，热烈欢迎。众多民军头目大部到场，在杨总督的率领下，前往关帝庙，在关老爷面前，宣誓投降（关老爷靠得住）。虽然此前双方素未谋面（可能在往城下射箭时看过几眼），但双方都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特别是杨总督，获得了民军的一致推崇，他们赶走了杨鹤的轿夫，坚持一定要亲自把他抬到总督府，并以此为荣。一时间，西北喜讯接连，朝廷奔走相告，杨鹤跟各民军领袖的关系也相当好，逢年过节，还互相送礼，致以节日的问候。局面大好，大好。有效期，半年。杨鹤同志读过很多书，干过许多工作，明白很多道理，但是他并不知道，从招抚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已经失败了。因为有一个问题，他始终没弄明白。正是这个问题，注定了他的悲惨结局。这个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造反？答案是：为了活下去。怎样才能活下去呢？有钱，有粮食。要说明这个问题，可以用一个三段论：造反，是因为没钱、没粮食；投降，是因为有钱，有粮食。杨鹤有钱，有粮食吗？没有。所以停止投降，继续造反。在招降之前，杨鹤曾经认为，只要民军肯投降，事情就结束了，可是投降之后，他才明白，事情才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