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且到京城告状的人多了去了，有几个能进宫，宫里那么大，怎么偏偏就到了太子的寝宫，您还一个劲地往里闯？对于这一点，审案的两位郎中心里自然有数，但领导意图他们更有数，这件事，只能往小了办。这两位郎中的名字，分别是胡士相、岳骏声，之所以提出他们的名字，是因为这两个人，绝非等闲之辈。于是在一番讨论之后，张差案件正式终结，犯人动机先不提，犯人结局是肯定的——死刑（也算杀人灭口）。但要杀人，也得有个罪名，这自然难不倒二位仁兄，不愧是刑部的人，很有专业修养，从大明律里，找到这么一条：宫殿射箭、放弹、投砖石伤人者，按律斩。为什么伤人不用管，伤什么人也不用管，案件到此为止，就这么结案，大家都清净了。如此结案，也算难得糊涂，事情的真相，将就此被彻底埋葬。然而这个世界上，终究还是有不糊涂，也不愿意装糊涂的人。五月十一日，刑部大牢。七天了，张差已经完全习惯了狱中的生活，目前境况，虽然和他预想的不同，但大体正常，装疯很有效，真相依然隐藏在他的心里。开饭时间到了，张差走到牢门前，等待着今天的饭菜。但他并不知道，有一双眼睛，正在黑暗中注视着他。根据规定，虽然犯人已经招供，但刑部每天要派专人提审，以防翻供。五月十一日，轮到王之寀。王之寀，字心一，时任刑部主事。主事，是刑部的低级官员，而这位王先生虽然官小，心眼却不小，他是一个坚定的阴谋论者，认定这个疯子的背后，必定隐藏着某些秘密。凑巧的是，他到牢房里的时候，正好遇上开饭，于是他没有出声，找到一个隐蔽的角落，静静地注视着那个疯子。因为在吃饭的时候，一个人是很难伪装的。之后一切都很正常，张差平静地领过饭，平静地准备吃饭。然而王之寀已然确定，这是一个有问题的人。因为他的身份是疯子，而一个疯子，是不会如此正常的。所以他立即站了出来，打断了正在吃饭的张差，并告诉看守，即刻开始审讯。张差非常意外，但随即镇定下来，在他看来，这位不速之客和之前的那些大官，没有区别。审讯开始，和以前一样，张差装疯卖傻，但他很快就惊奇地发现，眼前这人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他表演完毕后，现场又陷入了沉寂，然后，他听到了这样一句话：“老实说，就给你饭吃，不说就饿死你。”（实招与饭，不招当饿死）在我国百花齐放的刑讯逼供艺术中，这是一句相当搞笑的话，但凡审讯，一般先是民族大义、坦白从宽，之后才是什么老虎凳、辣椒水。即使要利诱，也是升官发财，金钱美女之类。而王主事的诱饵，只是一碗饭。无论如何，是太小气了。事实证明，张差确实是个相当不错的人，具体表现为头脑简单，思想朴素，在吃一碗饭和隐瞒真相、保住性命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于是他低着头，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不敢说。”不敢说的意思，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说，而是知道了不方便说。王之寀是个相当聪明的人，随即支走了所有的人，然后他手持那碗饭，听到了事实的真相：“我叫张差，是蓟州人，小名张五儿，父亲已去世。”“有一天，有两个熟人找到我，带我见了一个老公公（即太监），老公公对我说，你跟我去办件事，事成后给你几亩地，保你衣食无忧。”“于是我就跟他走，初四（即五月四日）到了京城，到了一所宅子里，遇见另一个老公公。”“他对我说，你只管往里走，见到一个就打死一个，打死了，我们能救你。”“然后他给我一根木棍，带我进了宫，我就往里走，打倒了一个公公，然后被抓住了。”王之寀惊呆了。他没有想到，外界的猜想竟然是真的，这的的确确，是一次策划已久的政治暗杀。但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起暗杀事件竟然办得如此愚蠢，眼前这位仁兄，虽说不是疯子，但说是傻子倒也没错，而且既不是武林高手，也不是职业杀手，最多最多，也就是个彪悍的农民。作案过程也极其可笑，听起来，似乎是群众推荐，太监使用，顺手就带到京城，既没给美女，也没给钱，连星级宾馆都没住，一点实惠没看到，就答应去打人，这种傻冒你上哪去找？再说凶器，一般说来，刺杀大人物，应该要用高级玩意，当年荆轲刺秦，还找来把徐夫人的匕首，据说是一碰就死，退一万步讲，就算是杀个老百姓，多少也得找把短刀，可这位兄弟进宫时，别说那些高级玩意，菜刀都没一把，拿根木棍就打，算是怎么回事。从头到尾，这事怎么看都不对劲，但毕竟情况问出来了，王之寀不敢怠慢，立即上报万历。可是奏疏送上去后，却没有丝毫回音，皇帝陛下一点反应都没有。但这早在王之寀的预料之中，他老人家早就抄好了副本，四处散发，本人也四处鼓捣，造舆论要求公开的审判。他这一闹，另一个司法界大腕，大理寺丞王士昌跳出来了，也跟着一起嚷嚷，要三法司会审。可万历依然毫无反应，这是可以理解的，要知道，人家当年可是经历过争国本的，上百号人一拥而上，那才是大世面，这种小场面算个啥。照此形势，这事很快就能平息下去，但皇帝陛下没有想到，他不出声，另一个人却跳了出来。这个人，就是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事情的起因，只是一封奏疏。就在审讯笔录公开后的几天，司正陆大受上了一封奏疏，提出了几个疑问：既然张差说有太监找他，那么这个太监是谁？他曾到京城，进过一栋房子，房子在哪里？有个太监和他说过话，这个太监又是谁？这倒也罢了，在文章的最后，他还扯了句无关痛痒的话，大意是，以前福王册封的时候，我曾上疏，希望提防奸邪之人，今天果然应验了！这话虽说有点指桑骂槐，但其实也没说什么，可是郑国泰先生偏偏就蹦了出来，写了封奏疏，为自己辩解。这就是所谓对号入座，它形象地说明，郑国泰的智商指数，和他的姐姐基本属同一水准。这还不算，在这封奏疏中，郑先生又留下了这样几句话：有什么推翻太子的阴谋？又主使过什么事？收买亡命之徒是为了什么？……这些事我想都不敢想，更不敢说，也不忍听。该举动生动地告诉我们，原来蠢字是这么写的。郑先生的脑筋实在愚昧到了相当可以的程度，这种货真价实的此地无银三百两，言官们自然不会放过，很快，工科给事中何士晋就做出了反应，相当激烈的反应：“谁说你推翻太子！谁说你主使！谁说你收买亡命之徒！你既辩解又招供，欲盖弥彰！”郑国泰哑口无言，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已经收不住了。此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事实真相即将大白于天下，除了王之寀。初审成功后，张差案得以重审，王之寀也很是得意了几天，然而不久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张差装疯非常拙劣，为碗饭就开口，为何之前的官员都没看出来呢？思前想后，他得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结论：他们是故意的。第一个值得怀疑的，就是首先审讯张差的刘廷元，张差是疯子的说法，即源自于此，经过摸底分析，王之寀发现，这位御史先生，是个不简单的角色。此人虽然只是个巡城御史，却似乎与郑国泰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此后复审的两位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骏声，跟他交往也很密切。这似乎不奇怪，虽然郑国泰比较蠢，实力还是有的，毕竟福王受宠，主动投靠的人也不少。但很快他就发觉，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几天后，刑部决定重审案件，而主审官，正是那位曾认定刘廷元结论的郎中，胡士相。胡士相，时任刑部山东司郎中，就级别而言，他是王之寀的领导，而在审案过程中，王主事惊奇地发现，胡郎中一直闪烁其辞，咬定张差是真疯，迟迟不追究事件真相。一切的一切，给了王之寀一个深刻的印象：在这所谓疯子的背后，隐藏着一股庞大的势力。而刘廷元、胡士相，只不过是这股势力的冰山一角。但让他疑惑不解的是，指使这些人的，似乎并不是郑国泰，虽然他们拼命掩盖真相，但郑先生在朝廷里人缘不好，加上本人又比较蠢，要说他是后台老板，实在是抬举了。那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王之寀的感觉是正确的，站在刘廷元、胡士相背后的那个影子，并不是郑国泰。这个影子的名字，叫做沈一贯。就沈一贯的政绩而言，在史书中也就是个普通角色，但事实上，这位仁兄的历史地位十分重要，是明朝晚期研究的重点人物。因为这位兄弟的最大成就，并不是搞政治，而是搞组织。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工作期间，除了日常政务外，他一直在干一件事——拉人。怎么拉，拉了多少，这些都无从查证，但有一点我们是确定的，那就是这个组织的招人原则——浙江人。沈一贯，是浙江四明人，在任人唯亲这点上，他和后来的同乡蒋介石异曲同工，于是在亲信的基础上，他建立了一个老乡会。这个老乡会，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浙党。这就是沈一贯的另一面，他是朝廷的首辅，也是浙党的领袖。应该说，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你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点：在万历年间，一个没有后台（皇帝），没有亲信（死党）的首辅，是绝对坐不稳的。所以沈一贯干了五年，叶向高干了七年，所以赵志皋被人践踏，朱赓无人理会。当然，搞老乡会的绝不仅仅是沈一贯，除浙党外，还有山东人为主的齐党，湖广人（今湖北湖南）为主的楚党。此即历史上著名的齐、楚、浙三党。这是三个能量极大、战斗力极强的组织，因为组织的骨干成员，就是言官。言官，包括六部给事中，以及都察院的御史，给事中可以干涉部领导的决策，和部长（尚书）平起平坐，对中央事务有很大的影响。而御史相当于特派员，不但可以上书弹劾，还经常下到各地视察，高级御史还能担任巡抚。故此，三党的成员虽说都是些六七品的小官，拉出来都不起眼，却是相当的厉害。必须说明的是，此前明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虽然拉帮结派是家常便饭，但明目张胆地搞组织，并无先例奇Qīsuu.сom书，先例即由此而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谜团。早不出来，晚不出来，为何偏偏此时出现？而更有趣的是，三党之间并不敌对，也不斗争，反而和平互助，这实在是件不符合传统的事情。存在即是合理，一件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有发生的理由。有一个理由让三党陆续成立，有一个理由让他们相安无事。是的，这个理由的名字，叫做东林党。无锡的顾宪成，只是一个平民，他所经营的，只是一个书院，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书院可以藐视当朝的首辅，说他们是木偶、婴儿，这个书院可以阻挡大臣复起，改变皇帝任命。大明天下，国家决策，都操纵在这个老百姓的手中。从古至今，如此牛的老百姓，我没有见过。无论是在野的顾宪成、高攀龙、赵南星，还是在朝的李三才，叶向高，都不是省油的灯，东林党既有社会舆论，又有朝廷重臣，要说它是纯道德组织，鬼才信，反正我不信。连我都不信了，明朝朝廷那帮老奸巨滑的家伙怎么会信，于是，在这样一个足以影响朝廷，左右天下的对手面前，他们害怕了。要克服畏惧，最有效、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找一个人来和你一起畏惧。史云：明朝亡于党争。我云：党争，起于此时。刘廷元、胡士相不是郑国泰的人，郑先生这种白痴是没有组织能力的，他们真正的身份，是浙党成员。但疑问在于，沈一贯也拥立过太子，为何要在此事上支持郑国泰呢？答案是，对人不对事。沈一贯并不喜欢郑国泰，更不喜欢东林党，因为公愤。所谓公愤，是他在当政时，顾宪成之类的人总在公事上跟他过不去，他很愤怒，故称公愤。不过，他最不喜欢的那个人，却还不是东林党——叶向高，因为私仇，三十二年的私仇。三十二年前（万历十一年1583）叶向高来到京城，参加会试。叶向高，字进卿，福建福清人，嘉靖三十八年生人。必须承认，他的运气很不好，刚刚出世，就经历了生死考验。因为在嘉靖三十八年，倭寇入侵福建，福清沦陷，确切地说，沦陷的那一天，正是叶向高的生日。据说他的母亲为了躲避倭寇，躲在了麦草堆里，倭寇躲完了，孩子也生出来了，想起来实在不容易。大难不死的叶向高，倒也没啥后福，为了躲避倭寇，一两岁就成了游击队，鬼子一进村，他就跟着母亲躲进山里，我相信，几十年后，他的左右逢源，机智狡猾，就是在这打的底。倭寇最猖獗的时候，很多人都丢弃了自己的孩子（累赘），独自逃命，也有人劝叶向高的母亲，然而她说：“要死，就一起死。”但他们终究活了下来，因为另一个伟大的明代人物——戚继光。【考试】嘉靖四十一年（1562），戚继光发动横屿战役，攻克横屿，收复福清，并最终平息了倭患。必须说明，当时的叶向高，不叫叶向高，只有一个小名，这个小名在今天看来不太文雅，就不介绍了。向高这个名字，是他父亲取的，意思是一步一步，向高处走。事实告诉我们，名字这个东西，有时候改一改，还是很有效的。隆庆六年（1572），叶向高十四岁，中秀才。万历七年（1579），叶向高二十一岁，中举人。万历十一年（1583），叶向高二十五岁，第二次参加会试。考试结束，他的感觉非常好。结果也验证了他的想法，他考中了第七十八名，成为进士。现在，在他的面前，只剩下最后一关——殿试。殿试非常顺利，翰林院的考官对叶向高十分满意，决定把他的名次排为第一，远大前程正朝着叶向高招手。然而，接下来的一切，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因为从此刻起，叶向高就与沈一贯结下了深仇大恨，虽然此前，他们从未见过。要解释清楚的是，叶向高的第七十八名，并非全国七十八名，而是南卷第七十八名。明代的进士，并不是全国统一录取，而是按照地域，分配名额，具体分为三个区域，南、北、中，录取比例各有不同。所谓南，就是淮河以南各省，比例为55％。北，就是淮河以北，比例为35％。而中，是指云贵川三省，以及凤阳，比例为10％。具体说来是这么个意思，好比朝廷今年要招一百个进士，那么分配到各地，就是南部五十五人，北部三十五人，中部十人。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是南部人，在考试中考到了南部第五十六名，哪怕你成绩再好，文章写得比北部第一名还好，你也没法录取。而如果你是中部人，哪怕你文章写得再差，在南部只能排到几百名后，但只要能考到中部卷前十名，你就能当进士。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规定，从二百多年前，朱元璋登基时，就开始执行了，起因是一件非常血腥的政治案件——南北榜案件。这个案件是笔糊涂账，大体意思是一次考试，南方的举人考得很好，好到北方没几个能录取的，于是有人不服气，说是考官舞弊，事情闹得很大，搞到老朱那里，他老人家是个实在人，也不争论啥，大笔一挥就干掉了上百人。可干完后，事情还得解决，因为实际情况是，当年的北方教学质量确实不如南方，你把人杀光了也没辙。无奈之下，只好设定南北榜，谁都别争了，就看你生在哪里，南方算你倒霉，北方算你运气。到明宣宗时期，事情又变了，因为云贵川一带算是南方，可在当年是蛮荒之地，别说读书，混碗饭吃都不容易，要和南方江浙那拨人对着考，就算是绝户。于是皇帝下令，把此地列为中部，作为特区，而凤阳，因为是朱元璋的老家，还特别穷，特事特办，也给列了进去。当然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基础不同，底子不同，在考试上，你想一夜之间人类大同，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这套理论还在用。我管这个，叫考试地理决定论。这套理论很残酷，也很真实，主要是玩机率，看你在哪投胎。比如你要是生在山东、江苏、湖北之类的地方，就真是阿弥陀佛了，这些地方经常盘踞着一群读书不要命的家伙，据我所知，有些“乡镇中学”（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学生，高二就去高考（不记成绩），大都能考六百多分（七百五十分满分），美其名曰：锻炼素质，明年上阵。每念及此，不禁胆战心惊，跟这帮人做邻居的结果是：如果想上北大，六百多分，只是个起步价。应该说，现在还是有所进步的，逼急还能玩点阴招，比如说……更改户口。不幸的是，明代的叶向高先生没法玩这招，作为南卷的佼佼者，他有很多对手，其中的一个，叫做吴龙徴。这位吴先生，也是福建人，但他比其他对手厉害得多，因为他的后台叫沈一贯。按沈一贯的想法，这个人应该是第一，然后进入朝廷，成为他的帮手，可是叶向高的出现，却打乱了沈一贯的部署。于是，沈一贯准备让叶向高落榜，至少也不能让他名列前茅。而且他认定，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就是这次考试的主考官。但是很可惜，他没有成功，因为一个更牛的人出面了。主考官固然大，可再大，也大不过首辅。叶向高虽然没有关系，却有实力。文章写得实在太好，好到其他考官不服气，把这事捅给了申时行，申大人一看，也高兴得不行，把沈一贯叫过去，说这是个人才，必定录取！这回沈大人郁闷了，大老板出面了，要不给叶向高饭碗，自己的饭碗也难保，但他终究是不服气的，于是最终结果如下：叶向高，录取，名列二甲第十二名。这是一个出乎很多人意料的结果，因为若要整人，大可把叶向高同志打发到三甲，就此了事，不给状元，却又给个过得去的名次，实在让人费解。告诉你，这里面学问大了。叶向高黄了自己的算盘，自然是要教训的。但问题是，这人是申时行保的，申首辅也是个老狐狸，如果要敷衍他，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所以这个面子不但要给，还要给足。而二甲十二名，是最恰当的安排。因为根据明代规定，一般说来，二甲十二名的成绩，可以保证入选庶吉士，进入翰林院，但这个名次离状元相当远，也不会太风光，恶心下叶向高，的确是刚刚好。但不管怎么说，叶向高还是顺顺当当地踏上了仕途。此后的一切都很顺利，直到十五年后。万历二十六年（1598），就在这一年，叶向高的命运被彻底改变，因为他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此时皇长子朱常洛已经出阁读书，按照规定，应该配备讲官，人选由礼部确定。众所周知，虽说朱常洛不受待见，但按目前形势，登基即位是迟早的事，只要拉住这个靠山，自然不愁前程。所以消息一出，大家走关系拉亲戚，只求能混到这份差事。叶向高走不走后门我不敢说，运气好是肯定的，因为决定人选的礼部侍郎郭正域，是他的老朋友。名单定了，报到了内阁，内阁压住了，因为内阁里有沈一贯。沈一贯是个比较一贯的人，十五年前那档子事，他一直记在心里，讲官这事是张位负责，但沈大人看到叶向高的名字，便心急火燎跑去高声大呼：“闽人岂可作讲官？！”这句话是有来由的，在明代，福建一向被视为不开化地带，沈一贯拿地域问题说事，相当阴险。张位却不买账，他也不管你沈一贯和叶向高有什么恩怨，这人我看上了，就要用！于是，在沈一贯的磨牙声中，叶向高正式上任。叶讲官不负众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在教书的同时，和太子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根据种种史料反映，叶先生应该是个相当灵活的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还广交了不少朋友，比如顾宪成，比如赵南星。老板有了，朋友有了，地位也有了，万事俱备，要登上拿最高的舞台，只欠一阵东风。一年后，风来了，却是暴风。万历二十七年（1601），首辅赵志皋回家了，虽然没死，也没退，但事情是不管了，张位也走了，内阁，只剩下了沈一贯。缺了人就要补，于是叶向高的机会又来了。顾宪成是他的朋友，朱常洛是他的朋友，他所欠缺的，只是一个位置。他被提名了，最终却未能入阁，因为内阁，只剩下了沈一贯。麻烦远未结束，内阁首辅沈一贯大人终于可以报当年的一箭之仇了，不久后，叶向高被调出京城，到南京担任礼部右侍郎。南京礼部主要工作，除了养老就是养老，这就是四十岁的叶向高的新岗位，在这里，他还要呆很久。很久是多久？十年。这十年之中，朝廷里很热闹，册立太子、妖书案，搞得轰轰烈烈。而叶向高这边，却是太平无事。整整十年，无人理，无人问，甚至也无人骂、无人整。叶向高过得很太平，也过得很惨，惨就惨在连整他的人都没有。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最痛苦的惩罚不是免职、不是罢官，而是遗忘。叶向高，已经被彻底遗忘了。一个前程似锦的政治家，在政治生涯的黄金时刻，被冷漠地抛弃，对叶向高而言，这十年中的每一天，全都是痛苦的挣扎。但十余年之后，他将感谢沈一贯给予他的痛苦经历，要想在这个冷酷的地方生存下去，同党是不够的，后台也是不够的，必须亲身经历残酷的考验和磨砺，才能在历史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首辅，在不久的未来，他将超越赵志皋、张位、甚至申时行、王锡爵。他的名字将比这些人更为响亮夺目。因为一个极为可怕的人，正在前方等待着他。而他，将是唯一能与之抗衡的人。这个人，叫做魏忠贤。万历三十五年（1607），沈一贯终于走了，年底，叶向高终于来了。但沈一贯的一切，都留了下来，包括他的组织，他的势力，以及他的仇恨。所以刘廷元、胡士相也好，疯子张差也罢，甚至这件事情是否真的发生过，根本就不要紧。梃击，不过是一个傻子的愚蠢举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情，能够打倒什么，得到什么。东林党的方针很明确，拥立朱常洛，并借梃击案打击对手，掌控政权。所以浙党的方针是，平息梃击案，了结此事。而王之寀，是一个找麻烦的人。这才是梃击案件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