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最后，还有目前尚无利用可能，但可假定未来将有此可能的潜力，故称之为假想权力（hypothetical power）。此种潜力能否发展，需要多久时间，谁都难以预料，但又并非渺茫的幻想。原子弹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因为在 1945年之前，原子弹还只是一种假想，谁都不敢断言何时能好梦成真。 [ 注：Stephen B．Jones，“The Power Inventory and National Strategy”，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ed．by James N．Rosenau（Free Press，1969），Revised Edition，p．257． ]　　以上的分析又可用下述公式来作综合表示：　　 X ﹦ P ＋ （m ＋ c ＋ d ＋ h）　　P为立即可用的力量（force–in–being）。　　　m、c、d、h分别代表：动员、转换、发展、假想四阶段，均必须有时间始能由潜力变成实力。　　　X代表国家权力之总和。　　环境分析　　国际舞台上的演员，也就是国际事务中的决定作为者，但任何决定又不可能在真空中作成，而必然是某种环境中的产品。简言之，战略必须适应其所面对的环境，否则也就会与现实脱节。因此，环境分析遂构成战略研究学域中的第三个研究单元。战略家所应注意的环境，也可称之为战略环境（strategic environment），使用此一名词的目的，不过只是强调环境所具有的战略意义而已。　　概括言之，环境即为时空架构，也可称为情况，是一种非常复杂而富有弹性的观念。其包括的因素有时代、地理、社会、政治、经济等等，种类之多几乎是难以列举。过去所谓环境者仅限于二度空间，也就是地球表面，到20世纪初叶，环境已把三度空间包括在内，即陆、海、空都应列入考虑之中。现在又早已把四度空间（即时间）也纳入环境分析之中。　　传统战略家早已知道环境对于决策的重要，足以作为代表者当然又非孙子莫属。他曾明确指出：　　知彼知己，战乃不殆；　　　知天知地，胜乃不全。　　　所谓“彼”、“己”、“天”、“地”等因素，总而言之，即为战略环境。　　过去的战略家虽知环境的重要，但其思考往往又只是相当粗浅而并不深入。其原因有二：一方面，过去的战略家毋需考虑那样多的因素；另一方面，他们也缺乏深入分析的能力和工具。到今天，不仅所需要考虑的环境因素已经变得远较众多而复杂，而且也已有许多新的方法和工具，使深入的分析变为可能。所以，在当前的世界中，环境分析也就变得日益重要，而且也日益困难。尤其是国际舞台上有许多演员互相竞争，假使甲方重视环境分析，而乙方却不重视，则乙方必然会居于相对的劣势，　　环境分析早已成为一门具有高度专精性的学问，其内容非常广博而微妙。就空间而言，可以分为三大层次，即：（1）全球（global），（2）区域（regional），（3）局部（local）。就时间而言，也可分为三大层次，即：（1）过去，（2）现在，（3）未来。这两种区分互相组合，又可构成九种不同的层次区分。仅以这样的一个时空架构而言，就已令人感觉到其问题的复杂了。　　从空间方面来看，全球、区域、局部三个层面不仅是重叠的，而且彼此之间又有非常复杂的互动因素。今天的世界的确是一个天涯若比邻的世界，不仅大家都生活在同一地球上，而这个地球就时空意识而言，也的确日益缩小。任何某一层面上所发生的事情，必然很快就会影响到其他层面，换言之，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已无孤立之可能。　　再从时间方面来看，过去、现在、未来构成一个不可分的连续体。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研究战略的学者不仅要了解现在，还要了解过去，而尤其必须试图预知未来。也许未来是最重要的，战略家是为明天（for tomorrow）而思考，一切战略计划都是为明天而设计。所以，战略家既不可沉醉在过去的历史中，也不可仅以了解现状为满足，战略家必须能够知道过去的背景、现在的情况和未来的趋势。　　假使说温故即可以知新，则尚未探测未来之前应先检讨过去。过去的世界虽也复杂多变，但就其全体而言，还是可以归纳出下述五点特征：　　 1．世界体系是由欧洲大国、美国、日本所支配。　　 2．国家权力的最高表现为军事权力。　　 3．各国有认定的假想敌国之存在。　　 4．战争形态有不变的趋势。　　 5．技术的进步只是程度上的增加。　　时至今日可以说一切都改变了。假使仍依照上述的顺序来分析，则对于当前的战略环境似乎可以分别简述如下：　　 1．世界体系。冷战时期的世界的确是两极化的，所有国际事务无不深受美、苏对抗的影响。今天世界权力结构已经变得远为复杂。那是一种四层的立体架构：最上层是军事层面，只有一个极（unipolar），即为美国，只有它能作全球性的军事权力投射。第二层是经济层面，目前是三极（tripolar），即美国、欧盟、日本，一共占了全球经济的三分之二。有人认为由于中国经济快速成长，到世纪交替时可能变成四极（quadripolar）。第三层是政治层面，世界上已有大小国家一百八十三个，所以在政治上确已成多极（元）（multipolar）世界。最低的基层由各种超国家（transnational）活动所组成，不受主权国家之控制，包括国际经济交流、恐怖活动、毒品交易、环境破坏等在内，无极（nopole）可言。 [ 注：Thomas H．Eteold，“The Strategic Environment of the 21st Century”，Strategic Review（Spring，1990），pp．23–32． ]　　 2．国家权力。过去最重要的权力即为武力，现在不仅已有多种不同的权力，而且其间关系也变得非常复杂。美国《外交季刊》前主编海兰（William C．Hyland）在1990年曾预言：“今后十年间，思想和军事问题可能减少，经济将居于支配地位，而其他因素的重要性也会有所改变。” [ 注：William G．Hyland，“America's New Course”，Foreign Affairs（Spring，1990），pp．1–12． ] 若再向未来看，则技术也许会变成最重要的因素，军事、经济、政治、心理都将受其影响。　　 3．假想敌国。过去几乎任何国家都有其假想敌，此种认知的基础或为思想的歧异，或为实力的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之于德国，美国之于日本，冷战时期，美国之于苏联，都代表此同一典型。但今天此种传统观念开始受到新的考验。某些国家在军事方面已无假想敌之存在，但其他方面的利益仍然会受到各种不同的威胁。譬如说在经贸方面，日本已成美国的劲敌，尽管他们在军事方面还是同盟国。敌乎友乎？的确已成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严重矛盾。此外，眼前太平无事并不保证未来永久和平。纳粹党在十年之内使和平的德国发动战争，我们又如何敢于断言二十年后不会再有一位希特勒出现？　　 4．战争形态。从古到今，人类社会之间不知道已经发生过多少次的流血冲突，但严格说来，战争形态并无太多改变。就本质而言，战争不过是人类之间的集体械斗而已。所以，大家对于未来战争形态有其固定的想象。换言之，即认为下一次战争与上一次战争最多只有程度上的差异，而并无种类上的差异。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此种印象即开始有所改变。战略家正面对着一种双重矛盾：一方面核武器能对大战产生吓阻作用；另一方面在核阴影之下仍继续需要进行小战。今天冷战虽已结束，民主国家不打民主国家也已成共同理想，但战火仍继续在地球上蔓延，而且愈是星星之火，愈不易扑灭，并随时都可能形成燎原之祸。 [ 注：Martin van Creveld，The Transformation of War（Free Press，1991）pp．1–13． ]　　 5．技术冲击。战争经常受到技术的冲击，此为人尽皆知之事实。军事革命往往是随着技术革命而来。19世纪中叶，电信、电力、铁路等技术创新改造了西方社会，也改造了战争。所谓20世纪的战争足以1861年的美国内战为真正的起点。新技术的冲击所可能产生的效果非常难于预测，民用技术与军用技术的交流更能产生协力作用。卡恩早在1960年代曾指出，现代技术发展神速，遂使技术突破更难于控制。所以，一切的战争准备和计划必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 注：Herman Kahn，On Thermonuclear War（Princeton，1960），p．316． ]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断言未来世界的变化将很难捉摸，所以对于未来不可存有过分乐观的想法，尤其不可假定所有的改变都是善良或有利的。至少应有下述五点基本认识：　　 1．改变还只是刚刚开始。苏联解体只是为世局巨变揭开序幕而已，后冷战时期的来临会带来许多过去意想不到的新变化。世界已由稳定的静态转变为不安的动态。比之冷战时期，后冷战世界也许既不安全，也不快乐。　　 2．谁都不能控制世局的变化。尽管战略家希望能引导历史潮流，并以此为最高理想，但世界太大也太复杂，不可能完全随着任何国家的政策走，所以，谁都不可能控制世局的变化。　　 3．任何思想制度都会受到挑战。历史并未走到终点，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也非尽善尽美，也不代表大同世界的最高典型。事实上，西方社会也是外强中干，要比崇洋之士所想象的远为脆弱，许多新兴势力都可能会以它为攻击对象。　　 4．新威胁可能无形。竞争形式会有不同的组合，各种权力要素都可能被使用。新的意识形态也许比旧有的纳粹主义更难应付，新威胁甚至于是无形的，远超出传统观念之外。　　 5．挑战者将无所顾忌。新的挑战者将不受传统的束缚，不以维持现状为满足。他们贪得无厌，得寸进尺。他们也是投机分子，不放弃任何机会。所以，采取守势的方面将会备感力量分散之苦。 [ 注：Michael Vlahos，“The Next Competition”，Strategic Review（Winter，1993），pp．81–84． ]　　面对着如此复杂多变的未来，实在没有足够理由来对世界前途表示过分乐观，前途虽不一定更为坎坷，但还是有不少的障碍。要想思考明天的战略问题，必须重视未来战略环境的评估。　运作分析　　现在好戏终于开锣了。以上所谈的只是演员、舞台和道具，而并非戏剧本身。演员必须在舞台上有所行动，然后观众才有戏看。在战略研究领域中，所用的名词即为运作（operation），这本来也是军事术语，在传统战略中译为作战，而我国古代则称为用兵。运作分析构成战略研究的第四单元，而且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单元。严格地说，运作是战略的本体（strategy the proper），没有运作也就没有战略。　　运作分析的内容即为研究如何运用权力。最原始的意义即为用兵，也就是如何使用军事权力，其具体代表又为武装部队。武力的使用又可概分为两种模式：（1）实际使用（physical use），（2）和平使用（peaceful use）。前者为对敌方直接使用武力，后者只把武力当作威胁。依照使用目的来分类，军事权力可以用来达成下述五种任务：　　 1．攻击（offense）　　 2．防御（defense）　　 3．吓阻（deterrence）　　 4．胁迫（compliance）　　 5．展示（demonstration）　　现在再分别讨论如下：　　 1．攻击具有侵略动机并以征服为目的。但在今天的文明世界中，明目张胆的侵略至少会受到道义的谴责，所以即令是侵略者，也都会寻找合理的借口。以攻击为目的又与以攻击为手段有所不同。以攻击为目的固然一定会以攻击为手段，但以防御为目的，也还是可以用攻击为手段。军人的古训“攻击为最好的防御”（the best defense is offense），即代表此种观念，攻击具有积极目的，而防御则只具有消极目的。所以，二者之区别在于目的而非在于手段。　　 2．防御在形式上又有两种选择：（1）坐以待敌，（2）制敌机先。弱小国家也许只能作第一种选择，那可称为纯粹或绝对防御。但强大国家则还可作第二种选择，那又可称为攻势防御。坐以待敌是让敌方先动手打击然后再还击，所以也称为“第二击”（second strike），又可分为两个步骤：抵抗（resistance）和反攻（counteroffense）。制敌机先即先动手打击，故可称“第一击”（first strike），又可分两种方式：（1）如果相信敌方即将发动攻击，而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是谓制先（pre–emptive）打击；（2）如果相信敌方的攻击无可幸免（虽非立即来临，但终将来临），于是选择有利时机先行发动攻击，是谓预防（preventive）打击。所以，防御比攻击远为复杂，可以综合图示如下：　　　 3．吓阻属于和平模式，仅凭威胁来达到目的。所产生的是心理效果，即对方并未采取我方所想要吓阻的行动。换言之，只要敌方并未行动，我方的吓阻就算是已经成功，但敌方究竟为何不行动，甚或根本无意行动，则不在考虑之列。在先核时代，吓阻是用防御来达成的，万里长城能使胡人不敢南下牧马即为一例。核武器出现后，吓阻观念不仅获得新的重要性，而且完全以报复威胁为基础，并构成核战略的主流。　　 4．胁迫也是用威胁为手段，但目的却与吓阻不同。吓阻只具有消极目的，而胁迫则具有积极目的，即企图迫使对方放弃其所已采取的行动，或采取我方所欲的行动。吓阻的成功毋需证明，胁迫是否成功则必须有事实为证。所以，要想达到胁迫目的是远较困难。　　 5．在国际事务中对于军事权力还另有一种和平使用，即所谓“耀武扬威”，也就是采取各种不同手段以展示武力，例如军事演习、庆典阅兵、军舰访问，武器展览等等。当然又非为展示而展示，国家之所以采取这种手段，是想要间接地达到吓阻、胁迫，或其他政治性目的。　　综合言之，军事权力的使用可以有攻击、防御、吓阻、胁迫、展示五种模式。攻击为实际使用，吓阻、胁迫、展示均为和平使用，而防御则两种使用兼而有之。 [ 注：Robert J．Art，“To What Ends Military Power”，International Security（Spring，1980），pp．3–35． ]　　时至今日，战略早已提升其层次，扩大其范畴，而所谓国家权力也已包括非军事因素在内。因此，对于国家权力的使用又必须作更具有宏观性的分类。这也许可分为三大类：　　 1．强制（coercion）。其意义即为强迫对方遵从我方的意志，换言之，强制具有积极目的。强制虽然也可用威胁方式来达成，但有时还是必须实际使用权力，而最常用者即为武力，至少过去经常是如此。不过也非尽然，譬如说经济制裁就是一种常用的强制手段。　　 2．劝诱（persuasion）。这是一种较复杂的运作，可以是对抗也可以是合作，其对象可以是敌国，也可以是友邦。其所用手段可概分为威胁与利诱两种模式。而两者又最好配合使用，以收协力之效。劝诱的目的有时为积极的，即说服对方采取某种行动；有时为消极的，即说服对方不要采取某种行动。在当前的世界中，用劝诱为手段的机会要比用强制为手段的机会较大，而成功的几率也较大。　　 3，挥发（emanation）。所谓权力的挥发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心理影响，但在历史中却又是常见现象，尽管其运作很难解释。历史中的伟大文明常发挥此种奇妙影响，而那与其所能使用的实质权力几乎不成比例。在西方历史中最显著的例证即罗马和平（Pax Romana）。诚如吉本（Edward Gibbon）在其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e Empire）中所描述的，罗马人是“使用一切光荣的手段，以争取异族的友谊，并努力使人们认清罗马的权力超越了征服的诱惑，而以对秩序和正义的爱好为其动机” [ 注：Edward Gibbo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e Empire（The Modern Library，n．d．），vol．Ⅰ，p．8． ] 。又诚如拿破仑所云：“权力是以意见为基础。”有利的国际意见可以扩大某一国家的权力，使强制手段变得几乎不需要。此种间接的和广泛的影响作用，也就是我国传统思想中所谓的“王道”，能够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实为权力运作的上乘工夫。 [ 注：Alan K．Henrikson，“The Emanation of Power”，International Security（Summer，1951），pp．152–164． ]　　大战略领域中，国家权力的运作又非仅以使用为限，而还有两种运作是同样重要但往往为人所忽视。其一是分配（allocation or distribution），其二为发展（development）。　　对于战略的任务而言，权力分配本应列为首要项目，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有的战略定义中几乎都未将其列入，也许只有李德哈特为惟一例外，不过他所分析的主题又仅限于军事战略。为何分配的观念非常重要？因为任何国家的权力基础（power base）都是有限的，但在国际事务中国家对于权力的需求又几乎是无限的。以有限的供应来配合无限的需求，必然会经常感到力不从心，而必须有所取舍。所以对于国家权力（资源）如何作适当的分配，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问题。　　战略家对于权力问题进行思考时，首先要问的不是“我现在已有什么？”而是“我现在需要什么？”简言之，是“量出为入”而非“量入为出”。假使现有权力不足以适应需要，就必须进一步考虑发展的问题。此处所谓发展应采取广义的解释，即设法把潜力转变成为能力，以增补现有能力之不足。　　发展与分配之间又有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发展也非漫无限制，而应有所选择，尤其是对于“优先”（priority）的排列更是非常重要的决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没有给予原子弹的发展以高度优先，遂坐失创造历史的机会。此外，也还有成本问题。当然，成本是愈低愈好，但又不可因节省成本而影响发展的效果，尤其是应知时间比金钱更重要。　　总结言之，权力的使用，尤其武力的使用，仅为运作分析中最原始的一个部分。而此种分析的全部范围则远较广大，也需要较深入的研究。　结语　　现代战略研究的确是一门非常博大而又精深的学域，此种学域可以分为四个分析单元，即上述的演员、权力、环境、运作四大项目。当然，每一个单元本身又都已有足够巨大的范围，值得深入研究，甚至于穷毕生之力，也许都还不能达到精通的程度。由此可知现代战略研究已经不可能采取传统模式。　　不过，尽管战略研究已经走向多元化、集体化的途径，但作为一个战略家对于整个学域还是必须具有若干共同思想基础。所以，对于每一分析单元都必须有充分的了解，否则也就很难分工合作，发挥协力之效。　　　资料均来自互联网不存在版权问题特别感谢云中孤雁制作的免费模版本书由大笨熊免费制作供朋友阅读更多精彩E书请登陆WWW.RBOOK.NET大笨熊谨以此书奉献给全世界反对战争爱好和平的人们! The greatly stupid bear offers sincerely by this book for the world opposed the war peace-loving people!　　　　第七章　战略与情报　　引言何谓情报情报分析情报的研究判断结语　　引言　　我国的历史小说中最具有影响力的莫过于《三国演义》。当我们还在童年的时候，就已知道孔明的神机妙算，甚至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还以为孔明是姓孔。但很不幸，这部著名的小说却把历史中的一位大战略家描绘成为江湖术士。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诸葛亮之所以能预知未来，主要的是因为他会“夜观天文”和“袖占一课”。究竟诸葛亮是否真正具有如此的神通对于我们而言，并非重要的问题，而且也不值得加以考证。　　不过，从中外历史的记载中却可以发现，有许多国家领袖（国王或将帅）每当要作重大决定时，往往会先找一位算命先生（英文称为“fortune tellers”）来预卜休咎。此种事例不胜枚举。我国古书，例如《左传》，就有很多的记载，而西方古代的希腊神签（oracle）更是非常著名，甚至连一代枭雄希特勒也都相信这一类的神话。　　因此，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对于我国“兵圣”孙子表示十分敬佩。孙子在神权尚具有相当支配势力的时代（春秋），就断然否定了此种求神问卜的观念。他在“用间”篇中作了非常明确的表示：　　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孙子虽强调“先知”，但他却又认为先知并无任何神秘，不过只是依赖知道敌情的人而已。孙子把这种提供敌情的人总称为“间”。我们读古书时，对于古人的用语必须作较有弹性的解释。所以，不应把这个“间”字视为狭义的间谍，而应解释为广义的情报组织。　　孙子不仅非常重视情报，而且在他的书中更明确地把情报纳入战略思想的体系之中。《孙子》全书在逻辑上有其连贯性，在结构上构成完整的体系：以计划为起点，以情报为终点。首先说明战略的实质内容即为计划，而最后则指出计划又必须以情报为基础。简言之，若无“先知”则也无“庙算”，于是全部理论遂不免沦为空谈。由此观之，可以认清孙子的思想不仅重视现实，而且也具有明显的未来导向。他深知战略家所要考虑的不是现在，而是未来。所以，必须先知，亦即所谓先见之明。　　《孙子》全书不过六千余字，是一本篇幅很小的书，而第十三篇（“用间”）则一共只有四百七十一字。虽然是如此简短，但却言简意赅，对于情报的要点都有非常精辟的见解，甚至于到今天仍然不丧失其价值。　　孙子把情报提升到战略层面，就这一点而言，诚可谓古今一人。不仅如此，其在“用间”篇中还有若干观念也非常值得重视，并且对于现代情报工作者也不失为最佳的忠告：　　 1．孙子明确指出“明君贤将”必须先知，足以显示孙子知道情报不仅限于军事层次，而更延伸到国家层次。所以，孙子可能是第一位了解所谓国家情报（national intelligence）观念的战略思想家。　　 2．如何能先知？孙子首先提出“三不可”的原则：　　（1）不可取于鬼神——这样彻底破除迷信的人，在我国古代的确很少见，充分显示出孙子思想中的科学精神。　　（2）不可象于事——即不可依赖历史的类比，因为由于时代和环境的不同，以史为例可能产生误导作用。　　（3）不可验于度——“度”就是数量，不可仅凭计算方法来推测未来。即令今天已有电脑，但电脑仍不能代替人脑，也不能先知。　　 3．孙子明确指出先知必须靠情报，别无其他途径。他说：“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他用了一个“必”字，足以显示他对于这一点的坚持。　　 4．孙子敢于用伊尹、吕牙为例，以解释“以上智为间”的道理。他确认情报组织必须用第一流的人才，而且必须如此，始能成大功。换言之，情报必须有极佳的品质，不好的情报甚至于比没有情报更坏。　　 5．孙子又严厉地警告：做情报要舍得花钱，绝对不可以打小算盘。他说：“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由于舍不得花小钱而误大事，这种人可谓“麻木不仁”，所以应严厉谴责。　　孙子在战略思想史中的地位早已受到全世界的景仰。李德哈特认为过去所有一切的其他战略思想家都不足以与其比拟，甚至于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也都比他陈旧。 [ 注：B．H．Liddell–Hart，“Foreword”，of Sun Tzu，The Art of War（Oxford，1963），pp．ⅵ–ⅶ． ]　　克劳塞维茨的思想是否真比孙子陈旧呢？至少就情报的观念而言，似乎的确如是。与孙子成强烈对比，克劳塞维茨对于情报的价值采取轻视和否定的态度。他在《战争论》中说：　　在战争中许多情报都是矛盾的，甚至于有更多的是虚假的，而大多数则是不确实的。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p．117． ] 指挥官所能充分知道的只有他自己的情况，至于敌方的情况则只能来自不可靠的情报。 [ 注：同上书，p．140。 ]　　孙子要求知彼知己，克劳塞维茨则似乎仅以知己为满足，而认为知彼是一种奢望。尽管如此，他并非完全否定情报的需要，或武断地认为情报毫无意义。不过，至少在克劳塞维茨的书中是找不到一个良好情报足以导致胜利的例证。因此，若认为他不曾给予情报问题以适当的重视和分析，则确为事实。　　克劳塞维茨之所以不重视情报，其主因是他确认情报不可信赖，这又与当时的技术情况有密切关系。概括地说，在他那个时代，侦察技术还非常原始，要想在战场上获致可以信赖的战术情报都很勉强，至于较远距离的战略情报，则更是无异于捕风捉影。此外，通信的迟缓，即令能获可靠的情报，也还是很难适时地加以利用。　　从19世纪前期到20世纪后期，整个世界在此一百五十年之内，早已变得面目全非，尤其是科技的进步更为惊人。在当前所谓信息时代中，情报的收集、传送、处理、利用等方面都呈现出古人所难以想象的高效率。因此，情报对于国家安全（生存）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　　尽管技术已有莫大的进步，但孙子的基本观念仍然继续有效。情报的价值还是在于替战略服务，也就是对于战略计划作为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要想使此种服务能尽善尽美，则不仅情报工作必须有高度效率，而更重要者则为在战略与情报之间必须有密切的思想沟通。双方都需要充分了解对方的工作，然后始能合作无间。　　概括言之，情报工作是高度专业化的，而战略领域则比较宽广。所以，情报人员是专家，而战略家则为通才。专家不一定要完全了解通才的工作范围，而还是照样能替他服务。反而言之，通才对于专家的能力限度必须有较深入的了解，否则不但不能让他尽其所长，而且还不能够对他的工作提出合理的要求，或作必要的指导。因此，战略家（也就是决策者）必须明了情报工作的性质和限制，并且还应研究改进情报工作的途径。在此还必须说明，本章所讨论的主题为高级的战略情报，还可称之为国家情报。不过就原则而言，对于较低阶层的战术情报，大致也仍可适用。　何谓情报　　情报是国家事务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其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所以对于其含义也就很难加以明确地界定。美国情报界的老前辈肯特教授（Prof．Sherman Kent）曾概括地指出：情报是一种知识（knowledge）、一种组织（organization）、一种活动（activity）。若把这三个观念连贯起来，也就可以说：情报是某种组织为追求特定的知识而采取的行动。 [ 注：Sherman Kent，Strategic Intelligence for American World Policy（Princeton，1949），Preface，pp．xii–xi． ]　　情报的惟一目的即为求知，然则其所追求的又是什么知识？肯特说那是对国家生存具有必要性的知识，换言之，无论在平时或战时，任何国家的政府在对其国家政策（战略）作重大决定时，都必须以此种知识为基础。曾任美国副国务卿的鲍伊（Robert R．Bowie）曾建议把情报界定为“设计用来协助行动的知识和分析” [ 注：Emet R．Mag，Knowing One's Enemies（Princeton，1984），p．3． ] 。古今中外的政治或军事领袖经常会面对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在不确实的条件之下勉强作出其决定。尽管还是有人求神问卜，但在战略的领域中，孙子的遗训大概已经获得全世界的认同。　　战略家在作决定或计划时需要先知，而此种知识则由知敌之情者负责提供。在当前的环境中，此种知识非常广博而精深，即令是伊尹、太公再世，仅凭个人的才智还是不能一手包办。简言之，现代情报工作是多元化、集体化的工作，必须要有一种组织来负其总责，然后始能收分工合作之效。　　如何始能获致有用的情报以供决策者作为思考的基础？情报组织又必须进行下述三种不同的活动：（1）信息的获致（acquisition），（2）信息的分析（analysis），（3）情报的采用（acceptance）。因为三个名词在英文中都是以“A”为首，所以，也可以称之为情报的“3A”。在此又必须作少许澄清，严格地说，信息（information）与情报（intelligence）是有所区别的。前者是原料，后者是原料经过处理之后所产生的成品。不过，一般使用时，又很少有人如此斤斤计较而常统称之为情报。获致是学术界最近流行的新名词，比较通用的名词为搜集（collection）。 [ 注：Michael I．Handel，“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Orbis（Winter，1983），p．817． ]　　在三种活动中，信息的获致（也就是情报的搜集）一直都是最为人所注意的部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电影中的“007”即为情报活动的典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出版的许多有关情报的著作也几乎都是以此为主题。这些著作似乎都是假定某些高度机密的信息一经获致之后，马上就会为军政领袖所采纳和利用，于是即能在政策或战略层面上产生重大的后果。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信息的获致只是情报活动的起点，而所搜集到手的信息还要经过相当复杂的过程始能变成有用的情报，而且也还不一定会被采用。 [ 注：我国军事术语将“信息”（information）译为“情报资料”。 ]　　就传统而言，情报（信息）的搜集都是凭借人力，也就是孙子所说的“用间”。不过，最近三十年来，由于技术的进步，开始出现许多新奇的情报搜集工具，例如高空侦察摄影、人造卫星，以及其他电子装置等。这些工具固然具有重大的价值，但也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　　 1．由于过分依赖技术，遂使大家相对地忽视人的重要性。实际上，有许多工作还是不能用机器来代替人力。　　 2．此种自动化的搜集方式足以产生信息泛滥的现象，增加情报分析的负荷，甚至于还会降低分析的品质。　　从战略家的观点来看，对于获致信息的方法和技术似乎没有给予太多注意之必要，甚至于可以假定，在一般的情况中，通常都是能够获致适当的信息。原始的信息又必须经严密的分析处理，始能转变为情报，那才是决策者及其幕僚所真正需要的知识。诚如肯特所云，情报是一种知识，而这种知识不仅非常浩繁，而且也十分艰深。概括言之，又可以分为三大类：（1）基本叙述（basic description），（2）现况报道（current report），（3）推测研究判断（speculative evaluation）。　　第一部分提供有关目标国家的一切静态（static）知识，其内容应该像百科全书一样地详细。概括地说，大致都是过去已有的记录，足以代表目标国家的已有状况（status）。　　第二部分提供有关目标国家的一切动态（dynamic）知识，因为国家的状况不是静止的，而经常处于改变之中。所以，对于目标国家的若干重要改变必须经常加以监视。必须如此始能知道目标国家的现有能力（capability）。　　第三部分提供有关目标国家的一切可能潜在（potential）趋势的知识。换言之，也就是以推测未来为目的，而尤其是必须设法了解对方的意图（intention）。　　现在再把上述的全部观念综合图解如下：　　　第一部分几乎全是已知的，第二部分之中有已知也有未知，而第三部分则全为未知的领域。就工作而言，第一部分是繁而不难，只要能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时间，这一部分的工作一定可以完成。第二部分的工作则远较困难，而第三部分的工作更是难上加难。　　在此，又有两个名词必须加以辨别：其一是机密（secret），其二是神秘（mystery）。机密为某种具体的事物，可以用间谍去窃取，或用技术工具去探测。例如某一国家有多少核弹头，其弹道导弹有多远射程等。这一类的信息都是属于机密的范围。神秘则为某种抽象的疑问（abstract puzzle），无人能够提供确切的答案。任何国家对于机密都会采取保密措施，但即令在高度保密之下，机密还是有泄漏的可能。神秘则是抽象的观念，它可能只存在于想象之中，因为它是无形的，所以也就是任何技术或方法所都不能获致的。简言之，能力是一种机密，而意图则为一种神秘。 [ 注：Joseph S．Nye，Jr．，“Peering into the Future”，Foreign Affairs（July／ August，1994），p．88． ]　　非常明显，即令只有一个目标国家，要想获致上述的一切必要知识，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今天世界上大小国家已有一百八十多个，而且还有许多非国家性组织之存在。由此可知现代情报工作是如何繁难，而需要庞大的组织也实乃理所当然。　情报分析　　情报组织很庞大，人员也很众多，工作更是非常复杂。在未作进一步分析之前，又首先要说明两点：　　 1．并非所有在情报组织中工作的人都是情报专家。情报组织也像其他的组织一样，有许多办事人员，此外还有各种不同的专业技术人员，只负责一部分特殊工作，例如电子、通信、摄影、电脑等等。所以，真正的情报专家并不太多。　　 2．所谓情报工作，包括信息搜集在内，几乎90％都是公开的，并无任何神秘之可言。当然，情报工作中确有其高度机密或敏感的部分，但在全部组织中所占的比例却非常有限。　　概括言之，情报组织的主体，也就是负责情报分析的部分，由一群专家学者所组成，他们不仅学有专长，而且对于工作有强烈的奉献精神。从某种意识上来看，情报组织与学术研究机构并无太多差异。在情报组织中工作的学者，也都像大学教授一样，享有充分的学术（研究）自由。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情报组织官僚化，则必然会影响到其工作的质量。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情报组织又很像报社。情报人员的工作就是监视（watch）、报告（report）、综合（summarize）和分析（analyze）。所以，和新闻从业人员的确很相似。他们也是分为内勤和外勤两部分：前者负责分析（编辑），后者负责搜集（采访）。就工作态度而言，他们有时还是不能够像大学教授那样心平气和，而必须像新闻记者一样地赶时间。　　最后，情报组织又必须具有良好的企业精神。做情报也像做生意一样，不仅要讲求效率，而且其产品必须货真价实，能符合一定的标准。这一点又与情报是否会被采用有其直接关系。情报像商品一样，招牌非常重要，所以，情报工作人员必须兢兢业业，然后才能确保“商誉”，使他们的意见得到消费者（决策当局）的信赖。 [ 注：Sherman Kent，Strategic Intelligence for American World Policy（Princeton，1949），p．76． ]　　尽管情报工作者与纯粹学者、新闻记者、企业家，都有其类似之处，但他们的工作又有其特殊的性质。所以，他们另成一格，而与任何其他行业的专家都不相同。现在就分述如下：　　 1．在大学中或报社中工作的专业人员，就基本素质而言，并不会比在情报组织中工作的同行有所逊色。但后者在工作上却享有一种特殊的便利，是前者所不能分享的：他们能够接触和利用机密资料。那些资料可能要比公开资料精确可靠，因此，对于同一问题的研究，情报组织中的专家要比其他的专家占优势。　　 2．情报分析的另一主要特点（也可以说是优点）为它是一种集体性（collective）和综合性（comprehensive）的努力。情报组织中有各种不同的专家，他们的学识和经验可以互相交换而产生协力效果，这是一般研究机构所不及的。尤其是在研究判断某国政府的决策或行为时，所牵涉的范围必然非常广泛，也就更需要整合的研究。假使所采取的为个别的或分散的研究方式，则不仅进度将远较迟缓，而且也可能会遗漏重要的问题。　　 3．情报分析者有一种特殊而沉重的责任，那是一般专家学者或新闻记者所难以想象的。教授做研究工作，做错了可以再做一次，对于失败也没有太多责任。记者若报道错误虽需负责，但他可以透过一定的程序（更正）来补救，而其所造成的后果也还不至于太严重。情报分析者对于他所作成的研究判断必须负起远较巨大的责任。假使他的推测和判断发生错误，则可能导致的后果也许将不堪设想。他既不能再做一次，也无法更正。因此，情报分析必须非常慎重，而不可掉以轻心。这也就会导致悲观心态，报忧不报喜，对于危险（威胁），宁可高估而不低估。 [ 注：Shlono Cazit，“Estimates and Fortune–Telling in Intelligence Work”，International Security（Spring，1980），p．38． ]　　情报工作欲求有效，则情报组织本身必须具有高度的工作效率。如何提高效率，就原则而言，必须注意下述三点：　　 1．国家的政府组织中，虽然可以有若干单位分别负责不同性质（或范围）的情报工作，例如美国的国务院、国防部，甚至于每一军种，都有其个别的情报单位。但更重要的还是在国家阶层必须有一个最高的综合情报组织，这样始能对最高决策当局提出一份统一的国家情报评估（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简称NIE）。假使没有这样的高级综合组织，则结果就会像瞎子摸象一样，每一部门都有其自己的看法，但对于总体性的问题则并不能作成综合的结论。　　 2．情报是一种高水准的工作，组织固然重要，人才也许还更重要。若无第一流的人才，则即令有极佳的组织，也仍然只是一个空架子而已。情报领域中充满了不确定性（uncertainty），所以工作者必须保有高度弹性化的心灵。他们必须能够敏锐地发现改变的征候，并且立即了解新发展所可能带来的重要意义，头脑硬化、固执己见，应该是情报专家所必须戒掉的毛病。反而言之，由于责任重大，他们又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对于任何蛛丝马迹都不可轻易放过。同时对于所作成的报告必须一再核对，以防疏忽或错误。最后，情报工作者还必须有敢于表示异议的精神勇气。因为只要有组织，即难于绝对避免官僚化，于是也就会逐渐形成集团思想（group–thinking）。在集团思想影响之下，工作人员的特殊个性也就会难以发挥。其流弊即为人云亦云，毫无创见。所以，要想维持工作的品质，必须要求人员具有独立精神，不盲目附和权威意见。　　 3．情报搜集与情报分析两个层面之间必须有非常密切的合作。搜集为分析的源头，假使没有适当的信息输入，则分析者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由于技术的进步，遂使在搜集方面所面临的困难不是信息太少，而是太多。现代搜集体系虽能获致大量的信息，但却不能辨别何者有价值，何者不重要，甚至于也不能辨别何者是“信号”（signals），何者是“噪音”（noise）。所以对于大量流入的信息应如何过滤整理也就成为分析者的沉重负荷。因此，欲求提高效率和品质，则分析与搜集之间必须保持高度的协调，尤其前者应指导后者如何工作。这样始能使搜集部门不至于把努力浪费在不必要的信息之上。　情报的研究判断　　情报的结晶就是研究判断，根据所已获致的信息，经过审慎分析之后，情报组织即应能作成综合的研究判断以供决策者的采用。概括地说，所谓研究判断者，就性质而言，可以分为四大类：　　 1．预报潜在的冲突。　　 2．比较能力并推测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　　 3．监视当前的情况，并对发展中的危机保持警觉。　　 4．对即将发生的危险适时发出警告。　　除第一类的研究判断构成远期战略计划的必要基础以外，其他三类都具有紧急性，尤其以第四类在时间上最为迫切。情报组织对于即将发生的危险未能适时发出警告，而使国家因此蒙受重大损失，实为一种不可原谅的过错 [ 注：Thomas G．Belden，“Indications，Warning，and Crisis Opera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March，1979），p．131． ] 。　　任何研究判断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作成两种不同的分类：（1）概括性（general）与特定性（specific），（2）推测性（speculative）与实证性（substantiated）。若依照这两种分类来分析上述的四大类，则又可以综合分类如下：　　（1）第一类：概括性 ＋ 推测性；（2）第二类：特定性 ＋ 推测性；（3）第三类：概括性 ＋ 实证性；（4）第四类：特定性 ＋ 实证性。　　因此，也就可以明了第四类的可信度最高，并要求立即采取应变行动。第一类的可信度最低，只能作为计划作为的参考。其他两类的可信度则介乎二者之间，其价值也较有弹性。 [ 注：Shlono Gezint，“Estimates and Fortune–Telling in Intelligent Work”，International Security（Spring，1980），pp．46–47． ]　　从另一角度来看，情报的研究判断可能要同时应付三种不同的要求，而每一种要求又各有其特点。简言之，情报分析者随时都负有下述三种责任：　　 1．对于他国（对方）所已作成的决定，能迅速提供正确的研究判断（评估）。　　 2．对于某种情况，应能列举对方所可能采取的各种不同反应，并指出其中哪一种几率最高。　　 3．应能指出对方的某种步骤已经开始，并密切监视其发展，并尽可能及早发现其决定的时刻（the moment of decision）。 [ 注：Washington Platt，Strategic Intelligence Production（Praeger，1957），p．95． ]　　概括言之，情报研究判断的主要任务即为认清威胁之所在，并即时向决策当局提出警告，提醒他应注意已有何种威胁出现或正在酝酿之中。此种警告固然是愈早愈好，但又不可过分紧张而造成虚惊。正像牧羊儿一样，“狼来了”的呼声若是太早，则有一天狼真来时，反而会无人理会。　　情报研究判断领域中有两个问题时常引起争论，值得加以较深入的探讨：　　 1．对方的能力和意图哪一方面比较重要？这两方面的分析孰难孰易？　　 2．对于威胁不是高估就是低估，二者之间的利害得失应如何评定？　　从表面上来看，当然是意图比能力较为重要。其理由至少可以分为两点：（1）有关能力的知识似乎是比较易于获致；（2）能力的改变需要相当的时间，而意图则可以迅速改变。这些理由大致都是正确的，不过又自有其适用的限度。　　诚然，有关能力的知识比较具体化，也比较易于获致，但又并不意味着任何情报组织对于敌方的能力都一定能够作成精确的评估。要想评估某一国家的国力是一种高度复杂性的工作，而绝非仅限于列举若干数字而已。首先必须指出在能力的领域中，有太多的因素都无法加以定量的分析。其次，有人说数字是不会骗人的，这是外行话，实际上，数字早已经常被用来作为欺人的工具。　　时常有人说，能力不易改变，而意图则可以在一夜之间完全改变。事实上，这也未免言过其实。意图也不是那样可以随便改变。尤其是任何国家的意图与其能力之间存在着一种必要的关系。如果没有必要的能力，则空有某种意图也只能算是妄想。固然也可能先有意图，然后再去发展能力，不过，在能力尚未发展成熟之前，意图还是不能发生任何实质效力。基于以上的分析，即可以显示对于能力和意图的研究判断必须采取总体的观点，二者之间实无所谓轻重难易的差异。　　就理论而言，对于威胁的评估是既不应失之过高，也不应失之过低。但事实上，则往往不是过高就是过低。因此，完全正确只能说是一种理想。　　由于情报研究判断若发生错误则后果也许非常严重，所以情报组织必然非常慎重，遇事常作最坏的设想。此种心态于情于理都是可以谅解，因此，概括地说，高估比低估远较容易而且安全。尤其是当人们探索未来的问题时经常会向历史求教，但非常不幸，历史往往只会告诉你在低估威胁时所曾经导致的不利后果，而对于高估时所曾经导致的后果则常无记录。为什么会如此？因为只要情报组织已经提出警告，则无论后果成败如何，历史学家通常都会认为情报组织已经尽职，所以也就不再加以苛责。 [ 注：Klaus Knorr，“Strategic Intelligence：Problems and Remedies”，Strategic Thought in the Nuclear Age（John Hopkins，1979），p．84． ]　　高估威胁固然比低估较为安全，但高估也自有其弊害，不可不注意：（1）对于威胁作过高的估计，将使国家为了预防莫须有的威胁而浪费不少的国力；（2）在国际环境中造成一种不必要的紧张局势，甚至产生先动手打击的意念，在核时代这更是一种极大的危险。　　情报研究判断的确是一种非常困难的工作，其根本原因是出于人性，因为人本身有很多弱点，他的思考也必然会受到影响：　　 1．人有感情，他的判断不可能完全理智化，必然会受到感情的影响。　　 2．强烈的意识形态会导致错误的认知。　　 3．官僚组织、官僚行为、官僚政治，都足以妨碍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4．人都有一种一厢情愿（wishfulness）的心态，对于未来的推测往往是以希望为基础。　　 5．人往往以为他人的想法是和他自己一样，此即所镜影（mirror–image）现象 [ 注：Klaus Knorr，“Failure in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World Politics（spring，1964），p．45． ] 。　　人性的弱点不仅影响情报研究判断的素质和正确程度，而且与某种研究判断是否会被接受也常有密切微妙的关系。从历史例证上来看，某些国家（政府）之所以受到奇袭，并非由于情报组织事先不曾发出警告，而是由于警告不曾获得应有的重视。　　一般说来，每当决策者在内心里本已有某种观念存在时，假使情报研究判断的结论与其看法一致，则此种结论也就非常容易被接受，因为它恰好增强了决策者的信心。反而言之，如果情报研究判断与决策者已有的看法不一致，则必然会减低其被采纳的机会，尤其是对于权威颇大的领袖而言，则更是如此。1941年的斯大林始终不相信德军会向苏联发动攻击，即为典型的史例。 [ 注：Ernest R．May，Knowing One's Enemies（Princeton，1984），p．375． ]　　从另一角度来看，情报单位的信誉若一向良好，则决策者基于过去的记录，对其意见也一定会比较尊重。在 1944年诺曼底登陆的前夕，艾森豪威尔对于气象专家史塔格博士（Dr．Stagg）的天气预报深具信心，所以才毅然决定以6月6日为D日，因为他根据过去的经验，发现史塔格的预报相当准确可靠。 [ 注：Chester Wilmot，The Struggle for Europe（Faber，1952），p．631． ]　　不过，过去的信誉虽能增强情报单位的发言地位，但又不一定就能保证其研究判断万无一失。1973年中东战争之前，以色列情报单位曾向其政府保证，在任何阿拉伯国家发动攻击之前，一定都能事先提供警告，而以色列政府对此种保证也深信不疑，但非常不幸，这一次的保证却失败了。 [ 注：Trevor N．Dupuy，Elusive Victory（Harper，1978），p．439． ]　　最后，情报分析人员无论其素质是如何优秀，但仍然只能推测未来，并不能预知未来。未来事件的发生，有时固然是由于事先的计划，但有时也可能完全是一种意外（accident）。对于意外的发生任何人都无法先知，所以良好的情报虽能把未来的不确定性减到最低限度，但仍然不能将其完全消除。　结语　　情报是决策和计划的基础，情报在国家大事中的重要性尽人皆知，实可不必再强调。尽管如此，任何国家的情报工作又都非尽善尽美，常有很多缺失。因此，如何改进情报的素质和效率，实为当务之急，而在战略研究领域中也应为一项重要课题。概括言之，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作结语如下：　　 1．情报工作必须有良好组织，但更重要的是必须有优秀的人才。情报组织很像学术研究机构。一所大学若无第一流的教授，则即令有极佳的组织和设备，还是不能成为第一流的大学。此种道理对于情报机构也完全适用。　　 2．当前世界上危机四伏，情报组织的最重要任务即为能适时发出警告，使国家免受奇袭。但警告发出之后，政府必然会采取戒备措施，如果事后发现只是虚惊一场，则情报单位将会深感羞愧。于是也就会使它不敢轻易发出警告，而这样又会增加国家遭受奇袭的可能性。这的确是两难问题。不过，为国家安全着想，仍应鼓励情报单位提高警觉，而不可由于其警告不灵验，即予以谴责。　　 3．情报的功能即为对决策和计划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但今天所谓国家战略的内涵已比过去的传统军事战略远较扩大，所以，其需要的知识基础也自然远较宽广。因此，情报所应包括的项目也已经变得非常繁多。不过，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1）孙子说“知彼知己”，但流行的趋势却是只重知彼而忽视了知己；（2）研究判断是以认知为基础，对方的认知不一定与我方相同，所以，必须学会从对方的观点来看问题。　　 4．情报虽为集体性的努力，但工作者必须保持高度的独立性。情报组织之内固应尽量提供思想沟通、意见交换的机会，但不可官僚化和教条化，以免妨碍创造性思考的发展。　　 5．信息时代的来临对于情报的研究判断带来了新的问题。诚然，新的信息处理技术是非常重要，但又不可过分依赖电脑。在高度复杂微妙的工作领域中，个人的经验、智慧和直觉仍然能发挥重大的作用。于是又回到孙子的原始观念：“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史例），不可验于度（电脑），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简言之，要有第一流的情报，必须先有第一流的人才。　　　资料均来自互联网不存在版权问题特别感谢云中孤雁制作的免费模版本书由大笨熊免费制作供朋友阅读更多精彩E书请登陆WWW.RBOOK.NET大笨熊谨以此书奉献给全世界反对战争爱好和平的人们! The greatly stupid bear offers sincerely by this book for the world opposed the war peace-loving people!　　　　第八章　战略计划作为　　引言长期计划作为方法学简介　 一、历史趋势的认定　 二、正确问题的提出　 三、预报与警告　 四、认知的重要人才与组织结语　　引言　　概括地说，战略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也代表三种不同的境界。战略是一种思想、一种计划、一种行动。我们可以合称之为“战略三部曲”或“战略三重奏”。不过，思想、计划、行动，虽然是三种不同的功能，代表三种不同的层次，但事实上又是三位一体，综合起来构成完整的战略体。　　战略的主旨在于行动，因为必须有行动始能达到目的，但行动又必须以思想为基础。思想是概括的、抽象的、理论的，而行动则为特定的、具体的、实际的，所以，二者之间显然有差距之存在。要想把思想变为行动，则必须克服此一差距。换言之，也就是必须在二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座桥梁即为计划。　　计划是如何作成的？那必然要有一套程序（process）和步骤（steps）。此种过程的总称即所谓计划作为（planning）。要想拟定一项计划并非易事，尤其是在战略领域中更是十分艰难。所以，此种工作必须由经过精密选择和严格教育的专家来负责。此种专家可以称之为计划者（planner）。简言之，计划是计划者的计划作为成果。此种关系可以图解如下：　　　　 〇　———→　〇　———→　〇　　　　（计划者）　（计划作为）　（计划）　　计划作为的起点是计划者所保持的战略思想，经过计划作为的过程，所作成的产品即为战略计划。而此种计划又对尔后的战略行动提供全面指导。因此，思想、计划、行动遂构成一个总体系统，而以计划为其核心。　　计划一方面是思想的实质表达，把脑海中的观念转变成为纸上文章；另一方面又是行动的综合指导，也就是行动的蓝图。从较广泛的意识来说，计划即为战略。所以，美国陆军部所颁发的野战教范（Field Manual 100–5）对于国家战略所下的定义有如下述：　　国家战略是国家使用其实力以求达到其目标的长期计划。 [ 注：“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Strategy”，Survival（July／August，1962），p．174． ]　　　克罗嫩伯格（Philip S．Kronenberg）在《美国安全计划作为》（Planning U．S．Security）一书中也指出：　　战略是一种广义的计划，其内容为界定和协调追求国家目标时所需要的一切工具……在任何有关国家安全计划作为的讨论中，战略所扮演的角色都必然居于中心的地位。 [ 注：Philip S．Kronenborg，“Dimens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Planning”，Planning U．S．Security（Pergamon Press，1982），p．147． ]　　　战略不仅是一种思想，而且也是一种思想方法，所以，战略计划作为就是战略思想方法的实际应用。若缺乏一套完整的战略思想，则对于计划作为也就不能提供必要的基础。　　计划作为，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只是一种具有固定规格的模式或公式。计划者只要学会了如何使用它们，也就自然能作成适当的计划。事实上，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在传统的军事战略领域中，计划作为多少是有一点制式化的趋势，所以，其作成的计划也就好像官样文章，有其一定的格式。但今天升高到国家战略的层面之后，此种格式也早已变成不重要的考虑。事实上，以目前的情况为例，此种高级的战略计划不仅没有固定的格式，甚至连名称也都不统一。但这都无关大局，而且也不影响计划在国家战略领域中的价值和地位。　　事实上，计划作为的真意是要把较多的理性送入国家安全事务中，也就是想使目标与手段之间能有较佳的配合。但在现实世界中，计划作为者又并非万能的电脑，他不可能算无遗策，尤其是他也没有万无一失的程式。所以，计划作为是一种艺术，而不是科学。尽管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可以利用很多的科学方法和工具，但就整个作业而言，又还是一种艺术作品。计划会深受计划者个性的影响，正好像艺术作品深受艺术家本人的影响一样。所以在传统军事领域中，用计划者的大名来作为其计划的命名，例如希里芬计划（Schlieffen Plan），也未尝没有理由。　　时至现代，计划已经不再只是某一位战略家的个人产品，而变成了非常复杂的集体创作。计划者在工作上也常受到工具、材料、工作环境等等组织因素的限制。于是计划作为又不仅为艺术，而还必须是一种管理（management），若缺乏良好的组织管理，则计划作为也就很难发挥其理想的功效。　　概括地说，计划作为的要旨即为发展完整的观念意识和形成正确的观念方向。简言之，真正值得重视的不是文件（paper），而是思想，所以，必须把计划作为看成一种思想方法，而不是公式或八股。计划绝对不是例行公事，而是一种观念性的指导（conceptual direction）。 [ 注：Philip S．Kronenberg，“Dimens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Planning”，Planning U．S．Security（Pergamon Press，1982），p．170． ]　长期计划作为　　计划作为通常都是根据时间架构来分类，简言之，即概括分为短期（short–range）、中期（medium–range）、长期（long–range）三大类。但精确的时间限度又并无一致的认定。大体言之，通常所采取的标准有如下述：　　短期：一到五年　　中期：五到十年　　长期：十到十五年　　因为国家（大）战略实际上即为长期计划，所以本章所讨论的计划作为是以长期为主，也就是以十年到十五年为其时间架构。为什么要选择此一主题。其理由有三：因为在所有一切的战略计划作为之中，以长期者最为重要，最为困难，但也最为人所忽视。　　现在首先分析第一点：为什么长期计划作为最为重要？　　举一粗浅的实例来作为初步的解释：当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时，眼睛必须看得很远，因为行车的速度非常高，转眼之间远就会变成近。假使你没有准备，即可能发生车祸。这也正是老夫子所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道理。不要以为未来的威胁还很遥远，事实上，时间过得极快，几十年的光阴是很容易消磨的。　　做任何事都需要时间，诚如西方古谚所云：“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这也就导致所谓“先导（前置）时间”（lead–time）的观念。任何工作从开始到完成，中间都必然有一段时差。工作愈艰巨，则先导时间亦必愈长。所以，古人才会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以目前的情况而论，培养人才和发展武器大约都需要三十年的先导时间。而若欲建立一种制度或创造一种思想，则也许一百年都不一定能成功。　　于是就会形成一种相当矛盾但又非常重要的现象。现在所作成的决定，或所采取的行动，对于眼前现状几乎毫无影响作用。因为那是过去的决定和行动所造成的结果。反而言之，现在的决定和行动虽不能立即改变现状，但却可以改变未来。但问题是那些改变又可能是无意的、不利的，或至少是不可预测的。 [ 注：Herman Kahn and Anthony J．Wiener，The Year 2000：A Framework for Speculation on the Next Thirty–Three Years（Macmillan Co．，1967），p．2． ]　　博弗尔将军是作者所最佩服的现代战略思想家，他所说的话也许要比作者所说的更为精辟有力，而且也一定更能赢得读者的信服。所以，在此似乎无妨作较多的引述，即令有一点重复也不要紧。博弗尔说：　　在一连串事态发展的某一阶段中，人也就会变成命运的俘虏。一列火车不可能在十米以内停下来，一辆汽车也不可能在两米之内停下来。你从窗口跳出，则一定会落在地面上。这些粗浅的比喻在战略领域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例证。 [ 注：André Beaufre，Strategy of Action，p．45． ]　　　要想改变演进的过程，则必须尽量趁早下手，所以必须向前看，而绝不可采取传统而错误的“观望”（wait and see）政策，人们必须发挥其智勇以争取其自由。 [ 注：同前注。 ]　　　当历史的风吹起时，虽能压倒人类的意志，但预知风暴的来临，设法加以驾驭，并且终于使其为人服务，这又是在人力范围之内的事情。战略研究的意义即在于此。 [ 注：André Beaufre，1940：The Fall of France（Cassell，1967），Foreword，p．ⅹⅳ． ]　　　因此，概括言之，战略家必须具有前瞻（未来）取向。战略的目的是想要改变历史的趋势。计划作为并非一种机械化的程序或步骤，其主旨是一个选择的问题（a problem of choice）。无论是决定目标或分配资源，都是如此。简言之，人固然不能预测未来，但在某种限度之内，又还是能够选择未来。 [ 注：Herman Kahn and Anthony J．Wiener，The Year 2000：A Framework for Speculation on the Next Thirty–Three Years，Introduction，p．ⅹⅹⅳ． ]　　卡恩在其最早的一本名著《论热核战争》（On Thermonuclear War）一书中，曾提出计划作为（战略研究）的三项目标。分别言之，即为能够化解（anticipating）、避免（avoiding）、缓和（alleviating）危机。事实上，这三个目标代表连续的三个阶段。这也正像我国古代谋士所常说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在危机尚未形成之前即已能预知，并采取适当对策将其化解于无形。这也正是司马相如所云：“明者远见于未萌，而知者避危于无形。”中策是虽不能阻止危机的形成，但尚能设法避免受到它的损害或不利影响。下策是既不能阻止危机的形成，又不能避免危机的影响，但仍能设法使所受损害减轻到最低程度。 [ 注：Herman Kahn，On Thermonuclear War（Princeton，1960），p．ⅹ． ]　　当然，上策最合理想，中策次之，下策又次之。但想要达到此种理想，又谈何容易？其惟一的关键就是“先知”和“远虑”。换言之，看得愈远，想得愈远，则前途也就可能愈安全。所以，总结言之，为国家的前途着想，长期计划作为非常重要，长期计划作为也就是深谋远虑，必须如此，始能引导历史的演变趋势，选择未来的途径。　　第二，长期计划作为为什么最为困难？　　就其全体而言，战略本是一门艰深的学问。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既然是国之大事，当然是严重的问题，而此种问题的解答当然也不易求得。所以长期计划作为绝非纸上谈兵，必须经过非常精密的思考，严密的步骤，而绝对不可掉以轻心。　　在传统军事战略领域中，此种观念早已为人所共知。从19世纪后期开始，由普鲁士首开风气之先，所谓“参谋本部”的制度也就逐渐为所有的近代国家采用。战略计划作为已经变成一门专精化的学问，并且由曾受相当长期教育的专业人员负责。因此在20世纪初期，英国史学家韦尔斯（H．G．Wells）曾经这样地指出：　　过去的战争是一种以日为期和英雄主义的事情，会战和战役掌握在伟大指挥官的手中……未来的战争将是准备、长年的远见和合理的想象所共同构成的问题。 [ 注：原文见H．G．Wells，Anticipations，由 The Year 2000 引述，p．ⅹⅹⅡ。 ]　　　尽管职业军人的眼界不免狭隘，其工作方法也不免刻板，但其认真工作的态度不仅毫无错误，而且也值得欣赏。但很不幸，在现代的国家战略领域中，反而缺乏与此类似的制度和精神。　　罗德斯（John J．Rhodes）是一位美国的资深众议员，曾在国会中服务三十年之久，他曾经撰文指出：　　不像东方领袖们，有替其社会计划到五十年或一百年的趋势。在我们这个国家之中，似乎一直都是一年又一年，一个危机又一个危机，往下混。我们对于目标，以及如何达到目标的路线，从无全面计划之可言。 [ 注：John J．Rhodes，“The Far Side of the Hill”，Foreign Affairs（Winter，1982／1983），p．366． ]　　　计划作为是一种非常艰难的工作，而且更是吃力不讨好，愈是长期的，则愈是如此。因为计划者所需要考虑的变数极多，所需要了解的信息极繁，对于所面对的新问题，很少有经验与其直接有关，而一切传统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都可能毫无用处。新的科学方法和新的技术工具固然有其价值，但也并非万能。　　所以，计划作为是艺术性远多于科学性，愈长期者则艺术气质也就愈重。长期计划作为不可能依照固定的、客观的、演绎的方法来进行，而必须以假设为起点，并且透过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思考来寻求答案。因此，传统的思考习惯必须改变。应重视者是未来而不是现在，是总体而不是细节。计划者不仅需要丰富的学识、高度的智慧，而更需要远大的眼光和敏锐的心灵。　　现代科技的加速发展，更给长期计划作为带来额外的困难。因为在科技领域中的突破（breakthrough）几乎是难以控制。卡恩曾指出平均每五年即可能有一次“技术革命”（technological revolution），而长期计划作为必须要考虑到两次到四次技术革命之后的情况，所以，一切的准备和发展也就都必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而且必须同时保持几个系统，以便作必要的选择。简言之，长期计划必须具有充分的弹性，而且随时都可作适当的调整。　　现在再谈到第三个问题：为什么长期计划作为经常最易为人所忽视？　　试以美国为例，尽管其政府要员时常高谈长期计划，但事实上，在华盛顿的大衙门中，很少有认真的长期计划作为，即令有，通常也不受大官的重视。甚至有效的中期计划也都是很少见的。作为世界第一巨强的美国尚且如此，至于其他国家则更无论矣。 [ 注：Nazli Choucri and Thomas W．Robinson，Forecast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H．Froeman and Co．，1978），Chap．23，p．337． ]　　此种现象的形成并不难解释。在当前的世界上，所有各国的政府都在忙于应付眼前的日常事务，这也正是前人所遗留下来的包袱。因为眼前的事务已经把他们忙得头昏脑胀，自然也就更无余力来考虑未来的问题。于是最后只好不了了之，而把那些本来应该要作的考虑留给其后人。这样一代又一代，遂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事实上，许多政府和当政者并非不知道长期计划作为的重要，但还是陷入一种不能自拔的困境，而无力振作。试再以美国的往事为例。当尼克松接任总统时，在其就职文告中曾强调需要一种新的计划作为方法和比较严格、有系统的步骤。他所聘请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对于国家安全会议幕僚组织所拟定的改革方案，也反映此种重视长期计划的理想。结果是没过多久，尼克松的理想和基辛格的方案都无疾而终。白宫还是像过去一样，并无任何真正的长期战略计划。 [ 注：Nazli Choucri and Thomas W．Robinson，Forecast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H．Freeman and Co．，1978），Chap．23，p．343． ]　　严格说来，要想改善这种情况并非那样困难。因为长期计划作为是一种重质不重量的工作，至少，所需要的金钱成本并不会太大。其所需要的设备是软件重于硬件，在国家预算中所占的百分比非常有限，任何国家都能负担而不会感到有困难。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不为而非不能，真正的障碍不是物质的而是心理的。简言之，即为无知与惰性（ignorance ＆ inertia）。　方法学简介　　战略长期计划作为虽然没有固定的格式或公式，但又并非没有其特殊的方法学（methodology）。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必须首先对于方法学有适当的了解，否则也就自然不能够参加此种工作，甚至于也无法认清此种工作的性质。从事于此种工作的人，在心态上多具有内向的趋势，所以，对于传播（沟通）的事务都不会有兴趣，而且也可能无暇及此。从另一角度来看，长期计划作为又的确是一种高度的艺术，在方法学的领域中也就自然有若干技巧或奥妙，虽然并非不传之秘，但多少有不足为外人道的意味。所以，对于想要从事计划作为工作的人，仅凭一般社会科学所用的研究方法，似乎还不够，但要想对于计划作为的方法获得较深入的了解，则又似乎很难找到门径。在此所能介绍的仅为几种最重要的基本观念。　一、历史趋势的认定　　战略家的最高理想，即为能够趁早采取有效的行动以改变历史的走向。换言之，即为企图控制历史的演变或发展。但若欲实现此种理想，则又谈何容易。尽管如此，从事战略研究的人在内心里又必须有如太史公所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 注：司马迁：（史记?孔世家赞）。 ]　　也许可作卑之无甚高论，即令不能控制，也应尽量设法适应历史的潮流，又或等而下之，至少，应设法缓和历史洪流的冲击，并使不利影响减到最低限度。但如何能达到控制或适应的目的，其先决条件即为必须首先认清历史演变的趋势。　　因此，在长期计划作为的领域中，第一件最重要的工作即为发现并认定历史主流的趋势。这是一种十分严肃而艰巨的任务，对于计划者的学识和心智均为极大的考验。　　主持长期计划作为的战略家必须具有适当的历史知识，否则即无法胜任此种工作。过去，几乎没有一位战略家不精通历史，克劳塞维茨、李德哈特，都是现成的例子。但时至今日，此种优良传统的确已经受到严重破坏。诚如勒特韦克所指出，要想了解战争，则历史实为惟一的信息基础（database）。但美国军官中虽然博士、硕土多如过江之鲫，却很少有人了解或重视历史，无怪乎他要大声疾呼地警告说：“美国的战略已经破产。” [ 注：Edward N．Luttwak，“On the Need to Reform American Strategy”，Planning U．S．Security，ed．by Philip S．Kronenberg（Pergamon，1982），p．23． ]　　要想避免战略破产，要想做好长期计划，则首要的先决条件即为重视历史研究，如此始能发现历史的趋势并设法加以控制。博弗尔在其《行动战略》中曾举一实例，似乎可以在这一方面提供一种具有启发性的间接模式。　　博弗尔所谓的政治诊断（political diagnosis），实际上即为长期计划作为的基础。他用举例的方式，提出四个基本问题，也代表四个阶段。他的目的是想要替西方（尤其是法国）设计未来的战略。这四个问题有如下述：　　 1．20世纪的欧洲为何（why）和如何（how）崩溃？　　 2．对于现在的情况应如何认定？　　 3．什么（what）是应该避免的未来危险？　　 4．我们应该努力促成的是何种未来（what sort of future）？　　把这些问题加以抽象化的精简之后，又可以表列如下：问题目的（1）解释过去（2）解释现在（3）选择未来（消极）（4）选择未来（积极）　　博弗尔说：“我们必须能够解释过去和现在，然后始能避免未来的危险，并能选择我们想要形成的那种未来。”　　博弗尔又指出：“我知道一定有人认为这样的表解太天真（naive），但我相信如果认为可以不尝试了解这些问题而即能行动，则也许是更天真。”他最后又警告说，不可希望有“奇迹”出现。 [ 注：André Beaufre，Strategy of Action，p．38． ]　　以上所作的简略讨论似乎已可说明历史研究对于长期计划作为的重要。简言之，必须先向历史中去寻找根源，然后始能认定历史的未来演变趋势。　二、正确问题的提出　　战略计划作为是一种非常繁重的工作，所牵涉的因素极多，如果不能执简驭繁，则将会沉溺在数字之海中而永远达不到彼岸。所以，第二个最重要的观念即为计划者必须有超人的见识（insight），能够提出正确问题（right question）。事实上，这种要求又非仅限于战略领域，所有一切学术研究莫不如此。　　汤因比（Arnold Toynbee）曾经说过：　　提出正确问题，甚至于比获致正确答案还更重要。对于正确问题所提供的答案即令不够完善，但仍然不无价值。一个错误问题的正确答案却毫无意义。 [ 注：Peter Calvocoressi，“Arnold Toynbee–A Memorial Lecture”，international Affairs（Spring，1976），p．2． ]　　　霍华德（Michael Howard）的意见也许更为切合实际，他指出：　　所有一切的思想制度都一定只会随着时间的前进而逐渐落伍。尤其是在国际政治中所建立的权力平衡大致都只能维持四十年。维也纳会议（1815）是如此，俾斯麦在1870年代所作成的安排亦复如此。社会演进的动力和新一代的认知，必然会产生改变。所以我们不仅要考虑答案对于问题是否适当，而更要考虑问题本身有无改变。今天所建立的制度，所养成的心态，到半个世纪之后，是否仍能保持其原有价值不变，实大有疑问。 [ 注：Michael Howard，“Reassurance and Deterrence：Western Defense in the 1980s”，Foreign Affairs（Winter，1982／1983），p．308． ]　　　卡恩也同样强调问题重于答案。他说：“假使你不知道有某种问题的存在，当然也就自然不会对其感到有兴趣。尤其是居上位者对于其部下认为不重要的问题，根本上就不可能知道。” [ 注：Herman Kahn，On Thermonuclear War，p．411． ] 他又说：“一个人或少数人有一条妙计，而又能直达天听，则虽有90％的人反对，也还是照样可能被采用。”卡恩引用了曼施泰因（Von Manstein）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1940）的往事作为例证。 [ 注：同上书，p．407。 ]　　卡恩对于“问题”的问题，更提出他的精密分析。他一共提出四个问题，又分成四个阶段：　　1．问题是什么？　　　2．我们如何获致答案？　　　3．我们是否相信答案？　　　4．我们是否需要注意？　　　卡恩认为最具有关键性的问题还是第四点。（Do we care？）于是他又进一步分析“为什么我们不注意？”（Why don't we care？）的理由。这又可以归纳为四点：　　1．答案与官方正统思想不合。　　　2．受到国内政治因素的干扰。　　　3．不同的观点。　　　4．无人愿意负责。 [ 注：Herman Kahn，On Thermonuclear War，pp．326–332． ]　　　卡恩的分析可以提醒我们应该认清计划作为并非一个孤立的园地，它与最高层的政策决定以及国内政治都有其微妙关系。这一方面的问题留待下文中再讨论，此处所要强调的观念还是正确问题的提出。　三、预报与警告　　基于以上的讨论，即足以说明计划作为在时间上所经历的是一个全过程，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但最重要者还是最后一段里程，因为就本质而言，战略家所要考虑的对象永远都是未来的问题。计划者又如何能够知道未来，尤其是较远的未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微妙的问题。　　首先要指出计划者并非三头六臂，他也不可能唱独脚戏。长期计划作为注定是一种集体性的努力。在“先知”的方面，计划者必须要有其他的专家予以协助。此种专家可以称之为预报者（forecaster）。打一个粗浅的比喻来说，计划者好像是外科医师，预报者好像是麻醉师，他们必须密切合作，然后始能顺利地完成一项成功的手术。　　什么是预报？为什么需要预报？预报和预测又有何差异？这些问题通常都很少有人作详细的讨论，所以在此必须略作澄清的解释。　　现实世界总是经常在改变，所以对于未来的研究必须保持动态的观点而不可保持静态的观点。未来的世界也就是未知的境界，预报（forecast）的工作就是要设法把未知（unknown）变成已知（known），换言之，也就是以“先知”（foresee）为最高理想。不过，事实上又不可能完全先知，所以，预报只是一种有范围和有规则的推测（bounded and disciplined speculation）。它是一种推理（reasoning）的步骤，其目的就是想要把不确定性（uncertainty）减到最低限度。 [ 注：Nazli Choucri and Thomas W．Robinson，Forecast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hap．1，p．3． ]　　在日常用语中，比较惯用的名词是预测（predication）而不是预报，似乎只有气象才用预报。同时，大家也都模模糊糊地把这两个名词视为同义词，而不求甚解。事实上，在学术领域中，这两个名词具有不同的意义而不可混为一谈。预测通常毋需（或不用）几率性（probabilistic）的解释，而预报则经常是在某种几率范围（probability range）之内来设想。预测大致都是以个别事件为目标，预报则要考虑到多种不同的变化（alternatives）。预测是以一种结果（outcome）为焦点，所以有严格的正误之分；预报可能包括几种变局（contingencies），所以只有相对的几率差异。就长期的观点而言，预测是远较困难，甚至于不可能。 [ 注：同上书，Chap．20，p．290。 ]　　但在长期计划作为的范畴中，所需要的是预报而不是预测，因为真正重要的是概括的趋势，而不是个别的事件。预报可以说完全是科学，至少也有百分之九十是科学，必须由真正的专家来负责。其所使用的方法种类繁多，而且对于不同的问题又必须用不同的方法。简言之，那是一种高度复杂性的技术，一般人只需利用其结果，而不必要了解其实际工作过程。　　预报虽然极为重要，但它又只是一种手段而并非目的。仅由于它能对计划作为提供最佳的服务，始有值得重视的价值。预报又是以计划者所提出的问题为起点，换言之，必须前者提出正确的问题，然后后者始能供应正确的答案。预报者会同时提出几种对未来的想象，以供计划者加以选择。　　预报构成国家战略计划作为的基础，必须首先了解世界战略环境的未来发展趋势，然后始能开始计划的作为。从大战略的观点来看，至少有下述五项问题是应列为预报的对象：　　 1．国家权力的消长。每个国家都具有各种不同的权力，它们的分量彼此不同，向未来看，其消长也会有不同的趋势。某些权力因素可能改变得很慢，例如地理，但多数因素都改变得很快，而此种改变之间又常有互动关系存在，所以也就会形成非常复杂的趋势。预报者应能指出何种趋势的几率有多大。此外，预报的范围又非仅限于当前国际关系中具有重要性的国家。某些国家今天也许不太重要，但却可能变成明日之星。　　 2．权力的相对重要性。权力本身的消长是一件事，权力的相对重要性是另一件事，二者不可混为一谈。过去，军事权力的相对重要性最大，所谓强权（大国）也就是以军事权力为准。到今天，军事权力的重要性相对降低，而经济权力的重要性则相对升高。若再向未来看，则科技也许会变成最重要的权力因素。各种权力的涨跌极不固定，也许比证券市场还更热闹。　　 3．国际权力结构的改变。国际权力结构从过去到现在已有许多改变，而向未来看，则也一定会有新的改变出现。在冷战时期陪伴着我们达五十年之久的两极架构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远较复杂的权力体系，而不是所谓多元（multipolar）就能够形容的。再向未来看，我们的确更难想象世界会变成何种模式。　　 4．各国的未来国际地位。今天大大小小一百八十多个国家都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他们的国际地位实在是很难评定，而向未来看，其发展趋势则更难预料。譬如说，经济大国可能并非军事强国，有些国家尽管军事权力强大，但经济可能很脆弱。经济强国虽无足够的军事权力，但也仍能发挥巨大的政治影响。此外，某国今天的决策也能改变其明天的国际地位。假使日本决定再武装，则不出十年即可能变成军事强国，并至少会使亚太区域权力平衡受到重大冲击。　　 5．超国家的问题。至少到目前为止，国家仍为一切国际关系的主体，但世界上已经有许多超国家（transnational）组织和问题出现。这些组织又并非仅限于政府之间（intergovernmental），而更广及各种民间活动。譬如说，所谓跨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势力之大真可说是富可敌国。今天世界上已有许多问题都不是任何国家所能独立解决。向未来看，这种问题将更会层出不穷。大而言之，有全球环保、海洋开发；小而言之，有恐怖活动、国际贩毒。所谓互赖（interdependence）已经不仅限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领域，因为更值得忧虑的是全体人类和地球本身（the globe itself）的前途。所以，战略研究的范围早已不再仅限于国家安全，而更应重视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 [ 注：Joseph S．Nye，Jr．，“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American Defense Annual（1989），p．23． ]　　预报又只能以可以预见的未来（foreseeable future）为限，为了配合计划作为又必须有较明确的时间架构。因此，也是分为三阶段：　　 1．长期预报（十～十五年）　　 2．中期预报（五～十年）　　 3．短期预报（一～五年）　　长期预报也像长期战略计划一样，最多不能超过十五年，若是太长则可能缺乏现实感。举例来说，卡恩在 1967年出版的《2000年》，其内容为推估三十三年后的趋势。但现在来看那本书，就会发现其结论有些未免差得太远。此种预报虽能刺激研究者的想象力，扩展思考的范围，但只可供参考，并无实用价值，尤其不能作为战略计划的基础。　　短期预报的最大贡献为对于不久即可能发生的变化提出警告（warning）。预报者有责任提醒决策者对于突发的危机早作应变的准备。他应该勇于发言，切忌报喜不报忧的毛病。国犹人也，病急而讳医实乃天下之至愚。反而言之，若能提早获得警告，并立即采取预防或治疗的措施，则往往会有死里逃生、有惊无险的机会。这也正是确保健康、延年益寿的不二法门。　　不过，人又常有其心理弱点，对于不利的警告往往不愿接受，甚至希望最好不要知道。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常人尚不可如此，负国之重任者尤其不可如此。国家领袖应有宏大的气度，不仅要有“君子问祸不问福”的雅量，更要有面对现实的勇气。有人也许会认为此种警告可能对民心士气产生不利影响，那实乃过虑。因为此种机密信息只限于极少数人知道，只要有严密的保密措施，应无泄密之虞 [ 注：André Beaufre，Strategy of Action，pp．94–95． ] 。　　在短期与长期之间即为中期，事实上，中期的后段与长期的前段几乎是重叠的。换言之，十年是一个最适当的标准。太短的战略计划几乎不可能生效，因为任何工作都必须要有一段时间始能完成。反而言之，太长的战略计划也无太多的价值，因为世界环境的改变，尤其是武器技术的进步，都已相当迅速，严格说来，十五年以后的事情着实已经很难想象。　四、认知的重要　　战略计划作为虽无固定的模式，但多少还是有合理的程序。大致说来，可以分两个阶段，而其中又包括七个因素，这七个因素之间又存在着非常微妙的关系，可以用附图来表示。又因为这七个因素的英文名词第一字母都是“P”，所以，可以称之为长期计划作为的“七个P”（seven P's of the long range planning）。这也是作者所首创的观念。　　　现在照附图上所标记的数字顺序，逐项解释如下：　　 1．一切计划作为都是以计划者（planner）为起点，为中心，记之以P1。没有计划者，当然也就没有计划作为。不过，这里所谓计划者应作广义的解释，即所有参加工作的人员都包括在内，例如上述的预报者。　　 2．计划者从事其工作时，又必须有适当的知识基础。其中包括战略思想、基本学识，以及个人背景、社会结构、所产生的价值意识等等都在内。总结言之，即凡足以影响计划者心智的一切因素在此都统称之为原则（principle），记之以P2。原则不仅决定计划者的思考方向，而且也影响其工作品质。如何能使人员都保持适当的共同原则，就人才的教育和选拔而言，实乃重大的挑战。　　 3．计划者的第一重要工作即为研究未来。在此用远景（perspective）这个名词来表示未来，记之以P3。事实上，未来也的确是一种远景，好像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形容的：“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未来的远景是可望而不可及，而且更是不具有实体，而只能付之于玄想（imagination）。　　 4．当计划者遥望远景时，他所见的只是一种影像（image），而当他研究未来时，所用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模型。换言之，人永远不可能知道未来的真相，他所能获得的只是他对于未来的认知（Perception），记之以P4。人对于任何事物的认知又都受到其所持原则的影响和限制。所以，也可以说，原则与远景在计划者的心灵中汇合，即能形成认知。　　 5．当计划者对于未来（远景）已经获得其适当的认知时，计划作为的第一阶段也就可以宣告完成。换言之，他已经选择了未来。此后所要进一步考虑的即为目的与手段的配合。所以第五个因素就是（purpose），记之以P5。目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目标（national objective）。　　 6．目的与手段必须配合，这也是战略的主旨。所有一切被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可以总称之为权力（power），记之以P6。在较短的时间架构内，计划者所考虑的只能以现成的权力为限，即所谓“存在的力量”（force–in–being）。但对于长期计划作为而言，则所重视者应为潜力（potential）的发展。　　 7．计划者根据其对于未来的认知，来选择目的和手段，并使其间能有最佳的配合。其所获的结果，再用书面表达出来，即为计划（plan），记之以P7。这也是最后的成果，到此全部计划作为过程也就圆满完成。现在再综述如下：　　第一阶段　　P1 ＋ P2 ＋ P3 ﹦ P4　　第二阶段　　P4 ＋ P5 ＋ P6 ﹦ P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