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的高级人员7月24日和25日也在会商该国所应作的选择。非常荒谬，在知道塞尔维亚是如何回答以及奥匈帝国是如何反应之前，他们即已作成其决定。经过沙皇批准后，俄国政府即开始采取一系列的动员准备措施(ple－mobilization measures)，例如军校学生提前毕业、沿着边界加强防御工事、驻东方的军队奉命准备向西方调动，等等。从7月25日到30日，塞尔维亚驻俄武官每天都把俄国军事措施的详情向本国提出报告，并直称之为局部动员。简言之，俄国比任何其他大国都更早采取一系列的军事措施，而奥匈帝国的局部动员反而迟一步。　　这些措施实际上即相当于局部动员，并对危机的升高产生加速作用。过去史学家都认为俄国是在7月29日始下达局部动员令的，实际上并非如此。奥德两国都认定俄国在危机时的行为经常是老成持重，这一次却让他们跌破了眼镜。于是两国的预定时间表都受到扰乱，而有手忙脚乱之感。这当然也使他们感到心理上和时间上的压力，在决策时难以作较周详的考虑。　最后阶段　　奥匈帝国于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并于同日夜间对贝尔格莱德城作漫无目标的零星炮击。此后数日内更无进一步的敌对行动，但双方从未表示有进行谈判的意愿，或考虑折中的措施。虽有人主张奥匈帝国应以“到贝尔格莱德为止”(Haltin Belgrad)为军事目标，但遭到康拉德的反对，他要求和塞尔维亚结一次总账。过去反对行动的蒂萨现在却强烈要求应迅速行动，因为他们害怕若旷日持久，则罗马尼亚将乘机向匈牙利的领土发动攻击。不管怎样，奥匈帝国既已对塞尔维亚交战，迟早要面临战争扩大的危险。　　当“七月危机”发展到这个阶段时，外交活动突然从东欧转向西欧，现在该轮到德英两国来共同努力阻止战争的升级了。威廉二世还是像往常一样地轻浮，他从北海度假归来，看到塞尔维亚对奥匈帝国最后通牒的答复不禁赞不绝口，并且认为只要大国出面调解，两国之间的纠纷还是很容易解决的。的确，德国曾一度向奥匈帝国施加压力，要求其适可而止，但德国还是不能舍弃其惟一的忠实盟友，并宣布收回其支持奥匈帝国一切行动的诺言，所以对于奥匈帝国也就不能产生威慑作用。　　英国外相格雷(Edward Grey)也同样帮不上忙。是否英国若能采取较明确的政策，则对于危机的控制即能产生决定性影响，长久以来一直是许多史学家深感兴趣的问题。也许可以说危机的发展实在太快，以至于外交家的努力赶不上变化，尤其是当时的通信工具还相当原始化，一封电报的传送往往需要几个小时。不过事后回顾，格雷在整个危机处理过程中还是犯了一项严重错误，那就是未曾认清想要战争的是维也纳而非柏林。英国人一向视奥匈帝国为德国的附庸，并相信德国能够控制奥匈帝国。但事实上，奥匈帝国是欧洲大陆上的第三大国，人口超过5000万，有其古老的光荣传统，有其独立的国家政策。格雷对于东欧的情况似乎并不太了解，尤其不曾认清此次危机与过去的危机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差异。这种认知上的错误，严重地减弱了英国调处争端并达成和平解决的能力。事实上，自8月1日之后，英国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似乎只具有防御性，而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因此，其被迫陷于被动而不能突破困境，正像俄国的行动使德国不得不投入战争，而德国的入侵比利时也同样使英国不得不投入战争一样。　　在7月将近终了之时，俄国的总动员终使危机的控制变为不可能。史学家无不重视俄国在7月30日所下达的总动员令，并认为这是问题的一个关键。于是有人不禁要问：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时，俄国只下局部动员令，为什么这次不一样呢？根据上文所述的事实，俄国政府在7月25日所采取的措施，完全属于局部动员，所以不可能再下局部动员令。现在剩下来的就只有最后一步，那就是总动员。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Ⅱ)在7月29日本已同意采取这一步骤，但由于他收到德皇威廉二世的一封来函，临时收回成命。最后，俄国外长萨宗诺夫(Sazonov)和参谋总长雅鲁希克维区(Yanushkevich)一再请求，到7月30日终于获得沙皇同意正式发出总动员令。据说参谋本部在下达命令后立即切断电话线以免再生枝节。当俄国总动员之后，德国立即被迫面对两面作战的两难问题。德皇威廉二世及其文武大臣此时不可能作任何其他的选择，而只好如法炮制发动其自身的动员机器。于是“动员的意义即为战争”(mobilization means war)之语也就不幸而言中。　　几乎所有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在战争计划方面都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德国的计划上，即所谓施利芬计划，而对奥匈帝国的计划则无人问津。康拉德的计划是以攻击塞尔维亚为主题，在北面沿着俄国的边界上，他计划只留下极少量的防御兵力，尽管已有充分的证据足以确定俄国决不会坐视，但他仍然坚持其观念，不愿做任何改变。虽然两个月前，他曾与小毛奇会商德奥两国之间的战略协调问题，并明知德国的战略是东守西攻，不可能给予奥匈帝国以太多的支援，而当时来自圣彼得堡的情报更已明白显示俄国正在准备动员，但康拉德似乎冥顽不灵，依然坚持其原有的南攻北守计划。这种心态好像很难解释，但也并非不可解释。康拉德自1908年发生波士尼亚问题以来，就一直主张武力解决争端，他对于战争的确是盼望已久，而且相信，最直截了当的方法就是挥军南下，速战速决；等到后来发现俄军已经深入奥地利境内时，遂又不得不把已经南下的兵力调回北线，来阻挡俄军的攻势。毫不足怪，当这些奥军在加里西亚(Galicia)面对俄军时都已疲惫不堪。　　康拉德如此的求战心切使他在“七月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变得与众不同。其他的人都心存戒惧，而他则一心盼望危机的升级。这位奥匈帝国的参谋总长在决策过程中实处举足轻重的地位，只要他向奥皇或外长说“No”，则战争可能不会爆发，而危机也会获得和平的解决。康拉德的反常心态又可能与女人有关，这也不足怪，因为古今中外的战争与女人有关的例证实在太多了。他正在热恋着一位名为吉纳(Gina von Reininghaus)的女人但却不能与她结婚，因为她已婚并且是6个孩子的母亲。从1907年到1915年，他写了几千封情书给她，其中的要点经常为“假使战争发生，我成为英雄，我就可以和你结婚”。但他必须先有一个战争。1914年他终于如愿以偿。　　当康拉德仍在迷恋着他的南进计划和他的吉纳时，德国人正忙于应付俄国的总动员，于是“七月危机”也就将近尾声。面对着两面战争的威胁，德国终于要求俄法两国停止他们对战争的准备，但两国都不曾接受其要求。此时德国参谋本部指出，已有确实的证据，足以显示俄国正在对其兵力进行全面的调动和部署，要求依照既定计划开始行动。8月1日，德国才正式下达动员令并向俄国宣战。8月2日，在距离萨拉热窝非常遥远的西欧，德军进入卢森堡，次日又进入比利时。当德国破坏比利时的中立之后，英国也就不得不投入战争。于是诚如格雷所云，“欧洲明灯已经熄灭”，第三次巴尔干战争终于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　结论　　从历史记录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长远原因与短程决定二者联合造成的结果。虽然危机处理在不同的国家有其不同的过程，但为什么那些政策作为者都感到力不从心，认真分析还是可以解释的。同盟关系的束缚，官僚体系的压力，认知的差异，个人的动机，都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而这许多复杂因素的交相为用，遂使和平的机会在1914年的7月底到8月初这一阶段中变得日益渺茫。　　就战争的起因和预防的理论而言，“七月危机”又能提供何种概括性的结论呢？至少有几点值得强调，尽管那的确是老生常谈。第一，民族主义和种族意识的力量绝对不容低估。第二，国家威望和生存的考虑，经常构成沉重的压力，使决策者难以保持其应有的理性。第三，军事计划本身非常复杂，且具有高度的隐秘性，所以政治家不仅对军事缺乏了解，而且也难以否定军人的要求。第四，攻势崇拜的战略思想已经成为公认的教条，这使政治领袖不但不敢对其表示疑惑，而且根本没有时间来作任何其他的再考虑。　　同盟与协约两大权力集团的对立，于各国的行动曾产生重大的影响。诚然，同盟的目的本是要保护缔约国的安全，而结果却可能适得其反。某国可能因有同盟的支持遂敢于冒险，奥匈帝国是也；某国又可能因受同盟的拖累而被卷入危机，德国是也。概括地说，同盟关系愈强固、愈密切，则对和平的威胁也就愈大。反而言之，比较宽松模糊的同盟关系将使同盟国在采取行动之前必须先行协商，因而对危机足以产生冷却作用。　　我们从对危机的处理中也可以获得两点教训。第一，政治家在决策过程中往往由于心理和时间的压力，只能作反应性的决定(reactive decisions)，而不能作冷静的深思熟虑，以寻求最佳的选择(best option)。所谓“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只是一种理论，在危机中很难应用。第二，情况的研究判断深受认知(perception)的影响，而认知又是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的。政治家和将军经常由于他们对未来感到忧惧而做出孤注一掷的决定。　　对于前途最缺乏信心者莫过于奥匈帝国当局，巴尔干战争、塞尔维亚的扩张、斐迪南的遇刺，都在心理上对他们构成重大打击。他们迫切地想要控制未来，而不愿受到世局的控制。内忧外患迫使他们铤而走险，于是在其认知中战争也就成为合理的选择。　　当奥匈帝国为挽救其垂危的国运而不惜诉诸武力时，欧洲各国便立即产生反应。1914年的战争开始还只是一个局部冲突，不过它却具有国际性的联系，而这种联系遂又终于将其变成一场浩劫。因此，“七月危机”一个最深远的教训即为：局部冲突并非经常仅为局部问题。此即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切武装冲突都必须避免，因为只要和平的界线一经突破，想用外交手段来恢复和平或阻止战争的炉火都会非常困难。要想维持和平必须对外交不丧失信心，永远不关闭谈判之门。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认为战争能够带来真正的和平，实属荒谬的幻想。80年后再来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最大的感想就是即令到今天，仍有许多人还不曾吸取它的教训。　第十五章　从施利芬计划说到马恩河会战　　引言克劳塞维茨的遗产坎尼模式攻势崇拜计划的真相小毛奇的接棒计划的修改马恩河会战结论　　引言　　谈到施利芬计划(Schlieffen Plan)和马恩河会战(The Battle of the Marne)，我想读者一定不会感到陌生，甚至也许有人会认为像这样人所共知的故事已经没有什么好讲的了。事实并非如此，尽管是古老的历史，但其中仍然蕴藏着许多宝贵的资料，假使能作比较深入的研究，则不仅可以解破若干疑问，更能增加治学者的智慧。所以诚如克劳塞维茨所指出的，历史虽不是一本模范书，但能扩大学者的视野，增强其精密判断力。　　关于施利芬计划，笔者过去曾写过两篇论文，但仍意犹未尽。现在所要分析的是其在思想方面的渊源，以及它与马恩河会战的真正关系，同时也想指出若干过去不曾为论者所注意的因素，并提有若干意见的确是前人所未言者。　　施利芬(Alfred von Schlieffen)为德意志帝国时代的第三任陆军参谋总长，生于1833年，死于1913年。他的前任为老毛奇和瓦德西，他从1883年起到1906年退休为止，24年不曾离开参谋本部，首先任高级幕僚，1891年始接替瓦德西出任总长。　　施利芬是一位内向的人，其作为学者的成分高于军人。他一生不曾实际指导过战争，而只是专心致力于战争的研究。假使若无“施利芬计划”的存在，则今天可能已经无人知道他的大名。事实上，除了他在总长任内留下来的那些“备忘录”(memorandum)以外，施利芬还有若干战争史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坎尼研究》(Cannae Studies)。假使我们想了解他的思想，则必须从他的著作中去寻找线索。这种工作固然很困难但也很有趣味。　　由于资料浩繁，而篇幅有限，所以本文的分析只能选择几个问题为焦点：(1)施利芬与克劳塞维茨在思想上的渊源；(2)“坎尼”模式；(3)攻势崇拜；(4)计划的真相。现分别检讨如下(附施利芬计划要图)：施利芬计划要图　克劳塞维茨的遗产　　克劳塞维茨死于1831年，他的遗著(以《战争论》为主)次年由其夫人出版。但最初这本书并不畅销，而对于德国以及全欧洲的军事思想影响也很小。直到他的弟子老毛奇三战三胜之后，世人始对这一著作作新的再评价。毛奇对他的老师推崇备至，他指出，《战争论》与《荷马史诗》和《圣经》同为铸造其思想的真正不朽名著。自此之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才被世人视为经典。　　施利芬最多只能算是克劳塞维茨的再传弟子，但他对克劳塞维茨的推崇绝不逊于老毛奇。当1905年《战争论》第五版问世时，他以参谋总长身份为之作序。他说：“其思想之深入和完美可谓前无古人。其思想中的许多原则都已纳入我们的教范。今天任何人若欲教战，则必须以其思想为源头。”　　以上所云并非官样文章，从《战争论》中的确可以找到克劳塞维茨和施利芬的思想渊源，这是一种十分有意义和有趣味的发现。《战争论》第八篇第九章是全书最后一章也是最长的一章，其章名也很冗长——“设计导致敌军完全失败的战争计划”。克劳塞维茨一向不赞成用任何“原则”来作为行动的指导，但在此章中却一反常态，一开始就提出两项原则：(1)在行动时对于目标和兵力都必须尽量保持集中；(2)在行动时必须采取最大速度。　　只要略加思考，即可发现施利芬计划是以此原则来做其观念架构的基础。克劳塞维茨又说：“当同时要打两个不同的战争时，必须视其中某一方面为主作战，给予其大部分资源……最好只在主战区采取攻势，而在其他方面采取守势。”很明显，这正是施利芬计划中分配兵力的原则。　　最有意义的是下面一段话：“法国的重心在于其武装部队和巴黎，所以联军的目的必须是在一次或多次大规模会战中击败法军，攻占巴黎，把敌军残部赶过卢瓦尔(Loire)河。法国最易毁地区在巴黎与布鲁塞尔之间，那里的国界距离其首都仅为240公里。”　　即令是心灵最不敏感的人，看了这几段话也一定会恍然大悟，原来施利芬简直是在照抄其太老师的杰作。尽管如此，施利芬对于克劳塞维茨著作的研究并不深入，他似乎只是断章取义，而未能真正了解其思想的精髓。至少有三点他几乎与他很崇拜的太老师背道而驰。　　克劳塞维茨确认战争乃政治现象，战争为政治目的而进行，并具有政治后果。这种政治与战争之间的微妙关系为他毕生所重视。他曾明白指出：“战争并非独立现象而是政策使用不同手段的延续。所以，任何大规模战略计划的主要路线都是政治性的……基于这种观点，不可能对一重大战略问题作纯军事研究判断，也不可能用纯军事计划去求解。”　　施利芬是一个标准职业军人，代表19世纪后期专业主义的精神，他的思想局限在纯军事领域中。他不仅不懂政治，甚至厌恶政治。老毛奇虽也不参与政治，但他却了解政治并尝试使其战略适应政策。施利芬一生考虑的仅为军事问题，所以，他的伟大计划是在政治真空中作成的。有一点特别值得提出，那就是侵犯比利时中立的问题。当克劳塞维茨写《战争论》时，他所假定的情况是当普鲁士进攻法国时，英国和荷兰、比利时都是同盟国，俄国则守中立。但等到施利芬拟计划时，法俄已结同盟，荷比已成中立国，而英国的态度与比利时中立是否受到破坏有密切关系。在这样的新形势之下，施利芬照抄克劳塞维茨的老文章，真令人有啼笑皆非之感。　　其次，克劳塞维茨对于攻守两种战争形式有其独到的看法。他一方面一再强调防御是战争的较强形式，另一方面又指出防御只能达到消极目的(保持)，要想达到积极目的则必须采取攻势。所以，他的思想是客观的，平衡的，对于攻守的利弊得失并无任何偏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克劳塞维茨深切了解近代国家的防御潜力，他说：“政府必须永远不假定国家的命运、整体的生存寄托在单独一次会战的结果上，姑无论那是如何具有决定性。即令在一次失败之后，经常还会有时来运转的可能，或由于新的内力来源，或由于一次攻势，或由于外来援助。……不管一个国家与其敌人比较是如何弱小，它仍不应放弃最后的努力，否则就应认为其灵魂早已死亡。”　　这些话对于后世既可以算是忠告，也可以算是预言。但施利芬对于太老师的遗训似乎不曾了解，至少未予重视，他还是继续崇拜攻势，并且把国运孤注一掷地寄托在一次“大”会战上。　　最后，克劳塞维茨对于战争的研究有一重大发现，那就是他指出在现实战争中有所谓“摩擦”(friction)之存在。他说：“战争中一切事情都很简单，但最简单的事情也就是最困难的事情。这些困难累积起来最终产生摩擦。除非已有战争经验，否则那是难以想像的。”“摩擦是区别真实战争与纸上战争的惟一观念。”“军事机构……每一部分都由个人所组成，而每个人都保留其潜在的摩擦。”“在战争中行动好像是在有抵抗的物质(例如水)中运动一样。”“摩擦是一种理论永远不能完全确定的力量。”　　很具讽刺意味，施利芬正像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是一位没有战争经验的人，所以他在计划中几乎从未考虑到摩擦因素的存在。施利芬的确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情，他对于未来的战役拟定了一套完整的计划。老毛奇曾说：“只有外行才相信能事先对战役全部过程作详细规划，并能把最初的观念推进到底而不作任何改变。”施利芬似乎真是如此外行，至少他是把事情看得过分容易，他几乎不承认敌人有“独立意志”的存在，而一心相信他的计划可以贯彻到底。　坎尼模式　　许多人都注意到施利芬计划与坎尼会战之间的关系，但其间的真正关系究竟怎样，则不免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而且似乎很难定论。首先必须确定的是时间的先后。施利芬于接任参谋总长之后，即不断地从事于计划作为的工作，而其最后一个方案是在1905年提出的。至于他何时开始从事对坎尼会战的研究虽已不可考，但其“坎尼研究”的著作却是在退休之后才发表的，所以至少不能肯定地说，施利芬计划是根据坎尼模式来拟定的。　　美国学者贺布恩(Hajo Holbom)认为，施利芬并非一位历史学家，其对坎尼的研究是以德尔布吕克所著的《战争艺术史》为根据的。这部书的第一卷出版于1900年，施利芬所用的模式也就是采自该书。严格说来，施利芬并非一位纯正的学者，他对历史的研究并不深入，而且有一种简化史实的倾向。他从近代战争研究中所获得的战略观念也就很自然地被投入到过去的历史中，甚至可以说其目的为利用历史来证明其固有观念的合理。因此，有时不惜扭曲史实。尤其令人奇怪的是，他对战术和战略之间的区别也时常混淆不清。　　施利芬认为，历史中一切伟大的指挥官都是以坎尼为模式：腓特烈虽无足够兵力来完成歼灭性打击，但其重要胜利仍为不完全的“坎尼”；拿破仑在其全盛时期曾显示汉尼拔的风格，而其失败也是坎尼战略的结果。对于老毛奇的萨多瓦和色当两次会战，施利芬也一律归之于坎尼模式，而尤其认为后者是一个真正的“坎尼”。　　施利芬深信，包围会战，尤其是最好能对敌军两翼同时发动攻击，实为战略领域中的最高成就。至于其他的方法则仅能获“一般”的胜利而已。对于施利芬而言，侧面攻击已成一种“教条”，他说：“侧面攻击为全部战争史的精华。”“大包围为万无一失的手段。”施利芬常以克劳塞维茨和老毛奇的传人自居，像这样武断的说法，那两位已故大师若地下有知，真不知会作何种感想。　　不过，必须指出，这些理论都是施利芬的晚年产品，也就是在其大计划已经交卷之后。事实上，计划本身并未采取真正的坎尼模式，尽管它仍强调侧面攻击的重要。标准的“坎尼”为两翼包围的形式，而施利芬计划则仅采取一翼包围的形式。所以，英国富勒将军认为那是腓特烈鲁腾会战(1757年)的放大。不过，照施利芬的解释，鲁腾应该算是不完全的“坎尼”，腓特烈当年是因为兵力不足始采取所谓“斜行序列”。尽管如此，他还是以3.5万人击败奥军7万人，足以证明侧面攻击观念之正确。　　基于此种分析，可以看出施利芬对于坎尼模式只是师其意而已，并未加以刻板的模仿。他之所以采取一翼包围的形式，主要的原因是他也自认为兵力不够，他曾亲口说过：“对于这样伟大的事业我们的兵力是太弱了。”至于富勒，他认为小毛奇把施利芬的鲁腾式改变为坎尼模式，因为前者把兵力平均分配在两翼上，而不像施利芬那样集中在右翼上。这种种看法实似是而非，因为小毛奇心中根本没有一个完整一贯的战略观念，更谈不上坎尼模式。　　法国博弗尔将军曾认为，施利芬计划是一个完全没有战争经验的人的思想产品。他说：“施利芬梦想他可以作一个大迂回运动，足以与坎尼会战中的汉尼拔比美，但他并未认清在运动距离上的差异(坎尼会战时只有几百米，而在施利芬计划中则长达330公里)。”此种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不过，这并非说施利芬已经完全缺乏现实感，沉醉在他的坎尼梦想之中。施利芬在其《坎尼研究》的结论中曾这样指出：“一个完全的坎尼会战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要完成这样的会战，一方面需要一个汉尼拔，另一方面还需要一个法罗。双方合作始能达到这个伟大目的。……历史中的其他将领都只能具有汉尼拔所具有素质中的少许部分。尽管在所有的历史时代中都不乏法罗的存在。”　攻势崇拜　　诚如克劳塞维茨所云，防御虽是较强的战争形式但却不能达到积极目标，所以攻击具有必要性。尤其是一般职业军人所受的教育几乎都是强调攻击精神，所以对于攻击有所偏好也是事理之常，甚至头脑非常冷静的克劳塞维茨在其巨著中对于有关攻击的讨论有时也不免使用激情的文字。　　对于这种攻势思想的趋向至少可以提出下列两点解释：(1)在国际无政府状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会认为其邻国具有敌意，所以先下手为强的意念也就相当强烈。同时，也认为必须彻底击败对方始有安全的保障；(2)从计划作为的观点来看，攻击计划要比守势计划易于拟定。诚如波兹南所云：“采取攻势，发挥主动，为构造会战的一种方法。”反而言之，守势是被动的，不易确定，所以也较难计划。简言之，攻势计划至少可以提供一种确实性(certainty)的幻觉。　　不过，军人崇尚攻势固无可厚非，但发展成为一种“攻势崇拜”(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则未免走火入魔。这固然是20世纪初叶的一种共同趋势，但在施利芬计划中却有超正常的表现。　　施利芬常说，“攻势是最佳的防御”，“攻势为保证胜利的惟一方法”，其整个计划都是受到这种思想的引导。他所想像的是一种诚如日本人所形容的“乾坤一掷”的壮举，在一击之下把敌人赶尽杀绝，并迅速地结束战争。这也正是当时各欧洲强国的军事教范和战略著作中所提倡的观念，施利芬只不过是将其数量化并纳入其计划作为之中而已。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不仅克劳塞维茨曾明白地指出防御为较强战争形式，并对近代国家抵抗力不可低估提出警告，施利芬本人也曾指导兵棋演习来证明敌人利用铁路运输之便可以击败他的计划。尽管如此，他对于其计划的胜算仍然坚信不移。尤其是到了晚年，他的头脑似乎更僵化，于是坎尼模式和攻势崇拜的结合遂使施利芬计划升入了神话的境界。　计划的真相　　所谓“施利芬计划”是一个意义相当含混的名词。施利芬任参谋总长达14年之久，其主要工作即为计划作为。他所拟的计划不只一个，其性质和内容也常有不同。所有这些计划似乎都可称之为施利芬计划，然则所谓“施利芬计划”究竟又是指何者而言，这是一个必须澄清的问题。　　世人所称的“施利芬计划”是指这位老元帅在退休之前所提出的最后一个“备忘录”而言，这可以算是他的“遗嘱”，它完成于1905年12月到1906年1月之间，并于1906年2月间，由他本人郑重地交给他的后任小毛奇。　　不过，这只是指官方文书而言。事实上，施利芬的思想和计划有其长时间的演变过程，所以，必须从头说起。此外，施利芬退休之后，并未放弃其研究，他还在继续宣扬他的思想和补充其计划。他死于1913年，其退休后的最后一个备忘录是在1912年12月28日提出的，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施利芬在1891年4月提出其就任参谋总长之后的第一件备忘录，这可以算是施利芬计划的起点。他开始对老毛奇的传统表示怀疑，并且考虑到应如何改变的问题，尽管他自己的思想尚未定型。他对于两面战争的威胁感到忧虑，他怀疑“是否法国边境要塞足以构成重大障碍而使西线的攻势变为不可能”。最后他认为，“面对如此巨大兵力(指德军而言)，法国的要塞(因为可以从比利时绕过)将不能构成足够使攻势变为不可能的巨大障碍”。由此可知他完全是从军事观点来考虑战略问题的，对于破坏比利时中立的政治问题却从未予以重视。　　 1892年，施利芬又提出第二个备忘录，确认较大的威胁为法国，并主张应在西线寻求速决。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做出最后决定，而继续企图寻求折中的解决。直到1894年再提出新的备忘录时，始确定东守西攻的基本观念。他此时假定在战争爆发时法国人会立即发动攻势，所以必须先发制人。他说：“欲战胜敌人则必须在冲击点上居于优势。惟一的希望在于能选择我方的作战原则，而不可消极坐待敌人来替我们做选择。”这句话也正代表了德国参谋本部的基本战略思想。　　概括言之，施利芬计划的要点大致都已包括在1894年的备忘录中。不过，施利芬并未停止他的研究工作，虽然基本观念已不再改变，但是在兵力分配上，进攻路线上，仍然曾用兵棋演习的方式做继续不断的推敲。所以，其伟大计划是逐步完成的，而非一朝一夕之功，甚至可以说永远不曾完成，因为，施利芬是一位学者而不是军人，他有一种追求真理，精益求精的性格，所以他对自己的成就永远不会满足。　　从文献上看，在1905年以前施利芬似乎还不曾决定孤注一掷，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越过比利时的大包围作战之上。反而言之，他还提醒其部下应该慎重。但到1905年，他的态度却变得空前坚定，在兵力的分配上也使东西之间达到1：8的悬殊比例，其原因安在似乎值得研究。也许这是受到俄京圣彼得堡在1905年1月发生革命的刺激。所以，施利芬认为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俄国可以不算一个对手，于是也就可以把德军的极大部分用在西线上。　　以最后文件为依据，施利芬计划的要点就是通过比利时中部做一大迂回运动，其兵力的右端将在里尔(Lille)附近进入法国。施利芬曾对其部下说：“当你们进入法国时，让右翼最后一人的袖子擦过英吉利海峡。”这样就可迫使法军向东南撤退，德军则可打击其侧背而将其歼灭，并且可攻占巴黎，这也正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两个重心。施利芬想像的作战进程像火车时间表一样准确，他估计从动员后第17天开始行动，到第36天至40天之间即应结束全部战役。　　在兵力分配上，东西两线兵力之比为1：8(已见前述)，施利芬解释说：“腓特烈认为宁可牺牲一省，而不可分裂必须用来求胜的兵力。”至于在西线南北两翼之间的兵力分配也是同样悬殊。大致说来，右翼占总兵力的7／8，而只留1／8的兵力在左翼方面去抵挡法军可能发动的攻势。李德哈特认为这是一种可与拿破仑媲美的勇敢观念，并且指出这是一种像旋转门一样的运作，当法军在左翼方面愈深入时，则德军从右翼方面回旋过来的兵力打击在其背上的力量也就愈大。　　施利芬的计划要求在执行时必须有极高度的准确性，这是他与老毛奇在思想上的最大差异。毛奇认为，战略是一种随机应变的系统，所以他的战争指导充满了弹性。施利芬却认为当德军通过比利时前进时应该像“教练营”一样整齐，所以他特别强调思想的统一。他说：“各军团司令都必须完全了解最高指挥官的计划，只应有一个思想贯彻于全军之中。”　　因此，他特别重视参谋军官团的教育，这也正是他在参谋总长任期内的主要工作。就这一方面来说，他几乎像大学教授指导学生写论文一样诲人不倦。严格说来，若无一个完整的参谋网，则如此复杂的作战计划将根本无法执行。但非常具有讽刺意味，他的计划经过变质之后，1914年终于毁在一位参谋军官的手中。　　老毛奇认为，敌人有其独立意志，所以对于战争的发展不可能事先预测。他很幽默地说：“你认为敌人可能有三种选择，但他却选择了第四种。”施利芬却相信从一开始起就应迫使敌人陷于挨打的地位，这样他就没有选择的自由。基于这种想像，他对当时的技术发展寄以厚望。他相信利用现代技术工具可以控制整个战场和整个战役的进行。他近似幻想地说：“现代亚历山大从地图上俯瞰全部战场，用电话发出命令，并接受军团司令及气球飞艇的报告。”　　总而言之，施利芬的思想和计划的确有其过人之处，任何人都能欣赏其观念的雄伟和精神的勇敢。但整个计划只是一种纯理论的研究，对于许多现实因素都缺乏考虑。也许施利芬已有自知之明，因为有一次他说那计划是“纯学术”(purely academic)的。　小毛奇的接棒　　当1905年施利芬达到73岁高龄时，德皇威廉二世决定请他退休，对于继任人选德皇不曾征询任何元老重臣的意见，因为他心里早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他青年时期的好友，他称之为“裘里亚斯”(Julius)，这个人就是小毛奇，全名是Helmuth Von Moltke，他是老毛奇的侄子。　　小毛奇虽是将门之子，但性格和体力都不适宜做军人。他心地善良，体弱多病，爱好文学，年轻时每当参加军事演习他都带着一本《浮士德》(Faust)。他从未接受参谋本部军官的严格训练，大部分时间都是充任威廉二世的侍卫官。在正常情况下，派他当个旅长都很勉强。　　当德皇决定派他接任参谋总长时，小毛奇却不乏自知之明，立即向德皇说他的性格和健康状况都不适合，但后者回答说他的能力在平时足可胜任，至于到战时德皇将自己接管指挥权。要是一位有个性的人，会坚决拒绝，小毛奇自然不是这种人。　　当时，瓦德西还健在，他在日记上这样写着：“皇上想自兼参谋总长，盼上帝佑吾祖国！”施利芬在被免职之后也说：“一位统帅已经被放在陆军的头上。作这个指派的君主相信他所指派的是一位战略家，他将完全失望。因为战略家不是可以指派的，他是天生和命定的。”　　诚然，小毛奇绝非战略家，但这个人不乏聪明的头脑。从若干记录上发现他很有一些特殊的见解，甚至可以说他要比施利芬以及其他的德国军人都有较大的现实感。他在战前说过的话，事后看来都像是预言一样。1905年当德皇决定派他接替施利芬时，小毛奇报告威廉二世说：“我们已经过了30年太平日子，我相信我们的思想都已变成了平时的观念。对于我们正在建立的庞大陆军，是否可能用统一指挥来加以控制，以及应该如何做法，无人能事先知道。”　　他的伯父在1890年曾预言下一次战争可能要打7年(甚或30年)，因为现代国家的资源太巨大，仅一次会战失败并不能迫使它放弃战争。小毛奇在1906年说得更彻底：“那是一种民族战争，不是一次决定性会战所能完成的，必须经过长期苦战把全部国力都耗尽，否则一个国家不会屈服，而在这样的战争中，即令获得胜利也还是得不偿失。”　　但是非常可惜，小毛奇虽不乏智慧，但却完全没有魄力。他既然不能根据自己的理想来重新拟定一套战略，而对于前任所移交下来的计划也感到无可奈何。他内心里对施利芬的思想不敢苟同，甚至对它缺乏信心，但他对于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元帅有一种自卑感，在表面上不敢明白地表示反对，尤其是那无异于向整个参谋本部挑战。　　甚至施利芬本人也有力不从心之感，他知道自己的伟大计划并非一种必胜的公式，那实在是一种极端冒险的赌博。他常说，对于这样的伟业我们是太弱(too weak)了。他做了15年参谋总长，并未能把德国陆军扩大到实现其计划时所需要的数量。他曾想至少应拼凑编成8个“暂编军”(Ersatz Corps)，这个理想也未能达到。假使连施利芬都办不到的事情，而希望小毛奇能够办到，那实在未免太过奢望。　　真正的原因安在？从1905到1914整整10年中，德国在表面上是强盛繁荣，实际上则外强中干。威廉二世好大喜功，一方面与英国之间进行海军造舰竞赛，另一方面对于国力也未作合理的分配与动员。所以到1914年开战时，法国征集了其全部适龄壮丁的80％，而德国仅仅征集了50％。法国全部军事人力仅为德国的60％，但法国能动员62个师，而德国也不过87个师。这个责任当然是威廉二世和其政府所应负的，不过小毛奇(甚至施利芬)也未尝没有责任。　　小毛奇在这10年内可以说是生活在一种矛盾之中，他明知世界情况正在改变，施利芬计划即令毫无缺点，也不可能完全适应10年后的情况；另一方面他又没有能力来做彻底的改变，同时他对于威廉二世的政策也没有任何影响力。所以，他只好得过且过，苟延岁月。在战争前夕，他已经66岁，并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体力早已不支。他听从医师的忠告正拟向德皇乞骸骨告老还乡，哪知道造化弄人，战争就在此时爆发，于是遂决定了他要扮演这个悲剧角色。　计划的修改　　首先要指出的是，后任对于前任所移交的计划绝对有权加以修改，尤其是10年是一段很长久的时间，即令施利芬本人仍任参谋总长，他也可能会修改自己的计划，所以小毛奇的错不在于修改计划与否而是怎样修改。　　严格说来，小毛奇对于施利芬的基本思想几乎是完全接受，未加任何修改，这可以分条列举如下：(1)在未来战争中德国必须两面作战；(2)采取东守西攻的原则；(3)在西线的攻势主力指向右翼；(4)德军必须假道比利时，即必须破坏该国中立。以上4点在1914年完全没有任何改变，所以小毛奇实际上是在执行10年前由施利芬所拟定的计划。　　然则小毛奇对施利芬计划又作了何种修改呢？只有一点，也可以说是致命的一点，那就是兵力的分配。施利芬计划的最大特点就是其兵力的分配非常不平均：东西线兵力之比为1：8；在西线上，其右翼又占总兵力的7／8，只留下1／8的兵力部署在左翼。计划中的西线总兵力共72个师：53个在旋转的右翼上，10个师面对凡尔登(Verdun)，构成整个部署的枢轴，而沿着洛林省的要塞线上(左翼)则只有9个师。　　照李德哈特分析，这是很精明的计算，把左翼兵力减弱到最低限度以使右翼达到空前的强度。即令法军攻入洛林，压迫德军左翼后退，也仍不能阻止德军右翼的攻势，而且愈深入则愈危险。这好像一扇旋转门一样。若法军向前推这一面，则后面的一面就会倒转过来打在其背上。压迫得愈重则反击也愈加重。　　富勒也指出施利芬计划的要点是：(1)右翼在对攻势有利的地区中作战，其兵力足够包围安特卫普、那慕尔和巴黎。(2)左翼在对守势有利的地区中作战，其兵力的强度仅以能诱敌深入为限度。　　这种兵力分配实为施利芬计划成败之关键。若不这样分配则施利芬计划就不可能作有效的执行。小毛奇一方面改变兵力分配比例，另一方面又照原案进行，其结果当然是两面不讨好。平心而论，小毛奇改变兵力分配并非没有道理，但要改变则计划也会随之改变，总而言之，二者不可两全。　　到1914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所受的创伤早已恢复，其兵力的数量和动员的速度都已超过施利芬当年的估计。此时德国由于人口的增加，可用的兵力也随之略有增加，小毛奇都用来增强东线，结果西线的兵力反而相对减少，照原计划西线兵力约180万，现在反而减到140万。也许有人会替小毛奇辩护，认为若非他增强东线兵力，则不仅坦能堡(Tannenberg)的胜利将不可能，甚至普鲁士王室发祥之地(东普鲁士)也可能不保。但这显然与施利芬的原意相违，因为他曾引述腓特烈大帝的名言作为解释：“宁可牺牲一省，但在寻求胜利时决不可分散兵力。”　　增强东线虽情有可原，但改变西线兵力分配则实无异于直接破坏施利芬计划。小毛奇对于西线兵力的分配大致为：左翼30万，中枢40万，右翼70万(共140万)。原计划左右之比为1：7，现在大约变成1：3。当然，这些数字的计算不一定精确，但右翼不曾照施利芬遗训所要求予以增强，反而相对减弱则为无可否认之事实。　　小毛奇为什么这样分配兵力，对此也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均为事后之论，所以在此也毋庸细述。有人指出，即令右翼兵力不减弱，施利芬计划也未必能生效(在下文中将再详论)，但这是另外一回事，与小毛奇的功过无关。严格地说，小毛奇的最大错误也许还不是减弱右翼而是增强左翼。施利芬计划是右攻左守，并尽量引诱法军向左深入，这样就可以间接帮助右翼的成功。小毛奇不仅增强左翼兵力而且更容许左翼发动攻势，结果遂把法军从左向右赶，反而增强了他们对抗德军右翼的能力。　马恩河会战　　马恩河会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次大会战，在历史中也算是真正的决定性会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该战例被列入世界各国陆军大学的标准教材。关于这次会战的文献更是汗牛充栋，所以要想对这样的重大会战作一种简明扼要的述评，其困难可以想见，但我还是要勉为其难，希望读者指教。　　首先要说明开战时(8月4日)德法两军的战斗序列。准备集中在法比边界上的德军分为7个军团，从右到左一字排开，其中第一、二、三军团为右翼，第四、五军团为中央，第六、七军团为左翼。法军分为5个军团，从右到左，其第一、二两军团，面对德军左翼，准备攻入洛林省；其第三、四、五3个军团则集中在凡尔登左面，准备向德军中央(第五军团)突入，至于对德军右翼的强大攻势则暂置不理。　　战争开始后，德军右翼照计划通过比利时前进，大致相当顺利。法军也照计划(即所谓第十七号计划)发动攻势，但不久即发生顿挫。到8月25日，法军即已累次败退，损失惨重，所以，在最初阶段的战略态势，德军远占优势。8月18日，小毛奇批准左翼兵力发动反攻，于是德军变成左右并进的态势，这是其第一个错误决定。　　诚如富勒所云：“这既非坎尼也非鲁腾。无论把它称为二者中的哪一种，都会使汉尼拔或腓特烈在地下为之叹息。”事实上，施利芬之所以不采取两面包围，而决定把攻势重点放在右翼上，主要是他完全知道左翼方面的地理情况利于守而不利于攻。结果德军不仅把已经自投罗网的法军赶出去，而且自己也被陷在法国的要塞地区中，并迫使小毛奇不得不再对左翼增援。　　在德军左翼发动攻击的前两天，右翼3个军团也开始向比利时境内挺进，比军残部退向安特卫普。在最右端的第一军团奉命派一个军去监视该城，于是也就减去了3．5万人的兵力。等到德军到达那慕尔时，第二和第三两军团又奉命各派一个军去围攻该城(到8月25日始攻下)。所以，当21日，德国第二军团与法国第五军团接触时，遂感兵力薄弱，于是司令贝洛(Von Below)遂命令由其控制的克卢克(Von Kluck)第一军团改向西南靠拢，而不再向西延伸。这也是施利芬计划的第一次缩水，其原因是由于前线兵力已经不够，而并非出于小毛奇的命令，甚至他可能还不知道。　　在西战场上对命运影响最大的一天就是8月25日。小毛奇受到其作战处长塔本(Tappen)的影响，决定再派两个军和一个骑兵师往东线增援，尽管第八军团参谋长鲁登道夫说无此必要。前前后后，所有抽调的兵力都是出自右翼。3个军团原有兵力为34个师，现在已减到25个师，再加上死伤数字，实力已减少1／3以上。　　同一天，法国方面也作了一个重要决定，霞飞元帅决定从洛林地区抽调兵力组成一个第六军团用来对抗德军的右翼，同时请老将加列尼(Gallieni)出任巴黎卫戍司令。德法双方在同一天所作的决定都产生了重大后果。　　此时，法军的目的是争取时间，并重组战线。德军的目的则应该是加速前进，不让法军有喘息的机会。德军一路战斗，到8月底已疲惫不堪，其第一军团14天走了400公里，创出徒步行军的空前记录；同时后勤系统也无法配合，所以当他们进到马恩河上时，已成强弩之末。　　小毛奇此时尚留在科布伦茨(Coblenz)，距离战场在320公里以外，对于前线的真实情况几乎毫无所知。他在8月28日下达下述命令：　　第一军团经瓦兹河(Oise)向西进到下塞纳河(lower Seine)。　　第二军团直向巴黎前进。　　第三军团进向蒂耶里堡(Chateau Thierry)(马恩河北岸上)。　　第四军团进向埃佩尔奈(Epernay)(马恩河南岸上)。　　第五军团进向凡尔登并围攻该要塞。　　第六七两军团阻止法军向亚洛二省前进。　　最后又加上一个“尾巴”说：　　 “假使敌军在恩河(Aisne)上，或以后在马恩河上作强烈抵抗，则可能有放弃向西南前进而改向南旋转之必要。”　　这一命令具有极大重要性。从表面看来，仍然保持施利芬的构想，其第一军团准备从巴黎的西面通过，整个右翼仍采取西南走向，不过却已留下“向南旋转”的尾巴。　　事实上，由于兵力之不足，前线部队的位置早已使这个命令无法执行，尤其是第一和第二两军团早已为了彼此靠拢，自动向内(南)旋转，而这一命令也就恰好做了他们的护身符，结果是所有军团都未趋向命令中所指定的目标而偏向东面前进。(参看附图1)附图1 德军在西线的前进图示　　当德军在巴黎以东南下，达到马恩河时，其右翼(第一军团)侧面也就自然受到巴黎方面法军(第六军团)的威胁。尽管已有这样的机会出现，但法军统帅霞飞并不以为意，他一心只想退到塞纳河再决一死战。仅由于加列尼的坚持，几经争论之后，霞飞始被说服同意在马恩河上决战，并由第六军团首先发动攻击。　　所谓马恩河会战，概括地说，是始于9月5日，终于9月9日。9月5日，德国第一军团已经渡河并向南前进，获知法军已从巴黎方面发动攻势威胁其侧背时，克卢克遂撤回其南下兵力改向西增援，于是在第一与第二两军团之间遂产生了一个宽达48公里的缺口。而英国远征军(共3个军)遂小心翼翼地爬进这个缺口，这样就创造了所谓“马恩奇迹”(The Miracle of the Marne)。　　尽管9月5日法军已经停止撤退，但英军仍继续撤退，这对联军的胜利却产生了意外的效果。由于英军的撤退，克卢克才敢不顾留在两个军团之间的缺口，而把兵力都向西调动。于是到9月6日英军开始前进时，便如入无人之境。英军前进速度极慢，3天只走了40公里，但到9月8日已经达到德国两个军团之间的空当。霞飞遂决定次日发动全线反攻，但此时德国方面又发生了变化。(参看附图2)附图2 马恩河会战　　留在卢森堡的小毛奇对于局面已经完全丧失控制，他的通信系统也完全失灵。假使是一位正常的指挥官，一定会亲自赶往前线，就近指挥。但他根本不配做指挥官，只是一位伟大的指挥官的侄子而已。他此时所采取的措施真是非常奇怪，他派了一位青年军官，其情报处长韩迟(Lt. Col. Hentsch)中校前往前线视察。他到底对韩迟作了何种授权，已成千古疑案，尽管韩迟说：“参谋总长曾授权，必要时可命令5个军团撤退。”像这样重大的事情而无书面的命令，真是不可理解。　　韩迟于9月8日上午离开卢森堡，首先顺次访问第五、四、三3个军团，下午7时始到达第二军团的司令部。他发现贝洛非常忧虑，对克卢克全军西移极表不满。贝洛认为第一军团必须撤退，否则将在联军前后夹击之下被歼灭，而他自己也已决定命其第二军团退却。韩迟同意他的看法。　　 9月9日，韩迟前往第一军团司令部，由于克卢克在前线，他只与其参谋长进行了会晤。后者告诉他有好消息，法国第六军团已在败退中。韩迟大感意外，但仍坚持第一军团必须撤退。双方发生争执，韩迟就凭参谋总长的“授权”而命令第一军团撤退。韩迟始终未和克卢克见面，而且也不征得其同意。后者对于这个命令只能无条件接受，这足以反映参谋本部军官的权力实在太大，已经侵越指挥官的权力。非常具有讽刺意味，这个恶例又是施利芬所首创。当他任参谋总长时，时常指派非常年轻的参谋军官去指挥大兵团的演习。当然，他做梦也想不到他的伟大计划会这样毁在一位徒孙的手中。　　由于德军不战而退，联军遂轻松地赢得了马恩河会战。对于会战的胜负并无任何争执，但这次会战还是引发了许多问题值得研究，现在准备提出两大问题来加以分析，并且以此作为本文的结论。　结论　　第一个问题是理论性的，即施利芬计划的原案如在正常情况之下，是否有成功的希望。对于这个问题，有许多名家曾提出他们的看法。现在择要简述如下：　　李德哈特认为，施利芬的观念像拿破仑的一样果敢，但施利芬却不曾注意他自己的时代与拿破仑的时代有巨大差异，那就是铁路的出现。德军部队必须徒步在弓背上运动，而法国人则可以在弓弦上利用铁路调动兵力。尤其是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铁路和桥梁一定会被破坏，所以德军在后勤方面也一定会遭遇严重困难。施利芬计划在拿破仑时代有成功的可能，在下一个时代也有可能，因为制空权可以瘫痪敌方的兵力调动，而机械化部队的发展又可以加速包围运动的速度。但在施利芬拟定其计划时，获得决定性成功的机会不会太大。　　博弗尔的看法也大致相同，他认为那是一个没有战争经验的人的幻想。施利芬必须花几个星期的时间去迂回一个机动性不比他差的敌人，而且只要敌人不是笨蛋，他也一定可以摆脱撤退，而不会陷入陷阱。　　斯塔强(Hew Strachan)认为施利芬计划有其内在的弱点，他根本不曾考虑所谓“摩擦”(friction)问题，克劳塞维茨是根据自身的战争经验，体会到摩擦的重要，而施利芬完全缺乏这种经验，所以他的计划实无异纸上谈兵。　　艾维拉(Stephen Van Evera)认为施利芬计划若欲成功则必须有法军的合作。假使法军不向亚洛二省进攻，而在法国北部严阵以待，则德军在边界上即可能发生顿挫，而使其计划半途而废。施利芬几乎不了解克劳塞维茨所云“防御是较强战争形式”的理论，他也低估了现代火力对于防御的增强效力。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断言，施利芬计划只是一种赌博，要想赢必须靠运气。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对于它实不应给予过高的评价，尤其是它明知兵力不够，仍不曾采取任何补救措施，更令人难以谅解。施利芬当时只有两条路线可走：(1)要求政府对资源作合理分配，停止浪费的造舰竞赛，而增加陆军的兵力。(2)也许更重要的是应该向德皇提出警告，说明德国国力有限，不宜冒战争的危险，而应面对现实调整其外交政策。但是在他长达15年的任期中，对于这些问题几乎都毫无考虑，所以严格地说，施利芬不能算是一位“大”战略家(“Grand” Strategist)。　　现在再来谈第二个问题：以当时的情况而言，德军假使不自动撤退，则胜负之数又将如何。博弗尔认为，假使德军是由霞飞指挥，法军是由小毛奇指挥，则德国可能已经赢得1914年的战争，而历史也将改写。　　我个人则有不同的看法：(1)即令德军不退，两军会战，胜负仍为未知数。因为在决定性的右翼上，德军共有13个师，而联军则有27个师。诚然，德军素质较佳，但已疲惫不堪。(2)即令德军能在右翼上险胜，其兵力也已经太弱，不足以照施利芬计划席卷全部法军将其一网打尽。所以即令能赢得会战，也还是不能赢得战争。　　富勒将军也有其独特的想法：假使德国只与法俄两国为敌，而施利芬计划的执行又完全符合理想，则在开战后6星期内，法国可能已被彻底击败，于是接着俄国也可能获致谈判的和平。但是在1914年8月，实际情形并非如此，英国也已投入战争。虽然英国陆军可能在欧陆上与法军同其命运，但是英国本身仍然屹立无恙。所以若要问马恩河会战的胜负能否结束战争，历史的答案是“否”(No！)正像拿破仑时代一样，英国人还是会继续打下去，于是战争就不会迅速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能提供同样的证明。)　　在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之后，也就使我们联想到克列孟梭(George Clemenceau)的那句名言：“战争是一件太严重的事情(Too serious a business)。”19世纪后期的专业主义养成了狭隘的战略思想，终于导致1914年的悲剧。因此，到了战后，弱冠从戎的李德哈特在痛定思痛之后说：“想获得和平必须了解战争。”　第十六章　兴登堡与坦能堡会战　　引言兴登堡的生平兴登堡临危受命从会战的经过看兴登堡的将道综合评述结语　　引言　　研究战争史的人往往喜新厌旧，对于古老的记录比较不愿意作深入的分析，因其不仅距离现在较远，战争史记录不够完全，而且时代背景亦有差异，对于现在和未来所能产生的启示作用也可能较小。因此，克劳塞维茨曾主张引用史例必须从近代军事史中去抽取，因为从那里可以获得对现在及未来战争更允当的了解和评估。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到今天已经有80多年，照史学家所订的标准它固然仍属近代的范围，但距离现在的确已相当遥远，尤其是由于科技的进步，战争的形态已有很多改变，80多年前的经验对当前的战争研究是否还能提供有价值的贡献呢？　　就战术和技术的层面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能提供的启示也许真是有限，但从战略和将道的层面上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争史还是有许多部分值得作较深入研究。首先应指出，战争的本体是人而不是物。尽管武器和技术可以有很多改变，但是战争基本原则(尤其是作战的指挥)的改变通常较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出现不少名将，同时也打过很多重要的会战，这些记录到今天仍然相当完整，若能对其作精密分析，则不仅有益而且也很有趣。　　很可惜，我们研究西方战争史的人并不多，而且研究对象也多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似已为人所遗忘。所以，本文的目的有二：一方面提醒大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争史的注意，另一方面则为从这个时代中提出一个个案，来作为研究将道和战略的参考。这一个案包括一位名将和一场决定性会战，那就是兴登堡(Paul von Benechenhorff Hindenburg)元帅和坦能堡会战(The Battle of Tannenberg)。　兴登堡的生平　　兴登堡生于1847年，死于1934年，活到87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中将升到元帅，战后在1925年当选德国魏玛共和国的总统，一直连任到逝世为止。他可以算是标准的福将，同时也是德国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他出身于一个低级贵族(Junker)家庭，从军是其世业。他曾参加普奥战争(1866年)和普法战争(1870－1871年)，那时他还是尉官，但颇有战功。所以，当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加冕为德意志皇帝时，他曾受邀参加观礼。此后，他的事业就一帆风顺。施利芬任总长时他曾在参谋本部中服务，施利芬很赏识他，曾经说：“我认为他有能力指挥作战。”这也是施利芬对其部下所给予的最高评语。　　兴登堡最后升至军区司令，并且预定在战时出任军团司令(当时德国计划在战时编成8个军团)。但到1910年，他已达法定退役年龄，遂以中将退役，并迁居汉诺威(Hanover)。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曾奉命准备随时接管1个军团，但事实上，8个军团司令都已内定，不是比他资深的将领，就是皇亲国戚。因此，他依然赋闲。据说他当时曾致书正出任副参谋总长的老友斯坦因(Von Stein)说：“假使情况发展，任何地方需要指挥官人选时，不要忘记我。”同时他又说他的身体还很强健。这封信开启了他后半生的伟大事业。　　由于东线情况危急，德国统帅部决定阵前换将，斯坦因立即推荐兴登堡接任第八军团司令(详情见下文)。此时他将满68岁，坦能堡会战后他威名大振，不久即升任东线总司令，最后又调升参谋总长直到战争结束时为止。　　兴登堡与鲁登道夫的合作，已成战争史中的千秋佳话。鲁登道夫出身于中产阶级，含有瑞典人的血统。他在德国军中能够出头，完全是由于他有超人的能力。他这个人头脑敏捷，精力充沛，是一流的组织家，而且勇于负责。但他只有在兴登堡领导之下，才识始能充分发挥。从他充任兴登堡第八军团参谋长的那天起，后者对于他就一直是言听计从。以后兴登堡曾获得“你怎样说元帅”的雅号，因为他已经养成习惯，无论什么问题都会问鲁登道夫：“你怎样说？”　　但事实上，兴登堡并非傀儡，而是大智若愚。一切构想固然是出自鲁登道夫，但权威还是属于兴登堡。在整个德国军事组织中，鲁登道夫只是令人佩服，而兴登堡却受到敬重。尤其状况到了最后关头，鲁登道夫以及其他的人在精神上都已感到无法再支持下去的时候，兴登堡却仍然能够镇定如常，而且从不规避其所应负的责任。其最让部下感到不可及的地方，就是他的定力。无论情况如何危急，他总是在10点钟准时上床睡觉，而且真正睡着，这种高枕无忧的福气也正是其部下最羡慕的。　　兴登堡的确有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他非常慈祥而富幽默感。每当星期六获得胜利时，他会延到星期天再公布，好让学童在星期日有一天假。有一位雕塑家表示非常羡慕他的“头”，愿意把它当做模型，他含笑回答说：在坦能堡会战之前从来没有人注意它。日后有人问他究竟是谁赢得坦能堡会战，他说他真的不知道，不过假使那场会战输掉了，他却知道是谁输掉的。　兴登堡临危受命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8月揭开序幕时，德国依照施利芬计划的战略构想，兵力集中在西线上，而在东线则只留下一个第八军团，共有5个军，1个骑兵师，8个国民兵旅，以及若干要塞守备部队，总数约为20万人，其任务为暂时阻止俄军的进攻，并希望在西线彻底击败法军之后，再转移兵力，一举歼灭入侵的东方俄军。　　俄国早已向法国承诺尽量提早发动攻势以牵制德军的西进。俄军分为两个集团军：西北集团军，下辖两个军团，目标为东普鲁士；西南集团军，下辖四个军团，目标为奥匈帝国。西北集团军的总司令为吉林斯基(Gen. Jilinski)，其所辖第一和第二两个军团的司令分别为伦能可夫(Gen. Rennen Kampf)和萨姆索诺夫(Gen. Samsonov) [ cdhyy注：钮译为“沙门索诺夫”，按惯例改为“萨姆索诺夫”，后同。 ] 。前者准备展开在维纳(Vilna)河上，后者则在纳流(Nareu)河上，前者兵力约20万人，后者约25万人，总兵力为45万人，所以就数量而言，实比德军远占优势，但素质则远较低劣。　　俄军计划用第一军团在东普鲁士东端吸引德军，第二军团则从南面到达德军后方，截断其补给线。就战略而言，并无不妥，但问题是如何执行。俄军将领缺乏指挥能力，其参谋军官水准更差，而指挥工具更是只有罗盘而无地图。俄军各个单位之间缺乏合作，尤其是两个军团几乎是各自为战。据德国资料，这两位俄军军团司令彼此感情极差，以至不能互相支援。尽管这一点并无确证，但他们缺乏合作则为事实。尤其不可解者是从一切记录上看，其所谓集团军总司令，对于这次会战几乎完全置身事外。　　尽管俄军有如此之多的弱点(在下文中还要详述)，但俄军最初还是能照计划行动。8月12日拂晓，由第一军团的1个骑兵师和1个步兵师组成的前卫部队，开始进入东普鲁士，于是到处都传出“哥萨克来了！”的呼声，引起一片惊慌。8月17日，伦能可夫亲统大军，在斯塔鲁普仑(Stallulpoonen)逐退德军的前卫，又在贡比涅(Gumbinnen)击退德国第八军团的左翼。俄军虽付出重大代价，但却已深入东普鲁士80公里，迫使位置在马苏里亚恩湖(Masurian Lakes)与波罗的海海岸之间的德军全面撤退(参阅附图1)。不过，到8月20日，俄军的补给支援即感不济，进展开始缓慢。附图1 1914年8月17日东普鲁士战略情势　　萨姆索诺夫的第二军团集中较慢，到20日才进入东普鲁士。部队前进时非常混乱而迟缓，因为只有一条较好的前进路线。随着该军团前进的英国武官诺克斯(Major Knox)少校曾在其回忆录中记载：“甚至尚未达到纳流河，行军纪律即已坏到极点……高级指挥官对于敌情几乎毫无所知，各军长所知的情报最多只限于邻近目标。对于第一军团的任务，他们一点都不了解。”　　德军在弓宾能的挫败虽只是战术性事件，但却产生下述的战略后果：　　 1．伦能可夫因胜而骄，遂徘徊不进，未能及时行战略追击。　　 2．萨姆索诺夫以为德军已全被击溃，遂盲目地向德意志－埃劳(Deutsch Eylails)推进，一心只想截断德军补给线。　　 3．德军军团司令普里特维兹(Von Prittwitz)中将大感震惊，遂命令全军向维斯图拉河(Vistula)后方退却。　　在此必须对普里特维兹略作介绍。他绰号“胖子”(Der Dick)，懦弱无能，因为会讲笑话，深获德皇宠信，所以才荣任军团司令，连小毛奇(参谋总长)对他也奈何不得。　　普里特维兹的参谋长为瓦德西(Von Waldersee)，是前参谋总长的侄子，也是一位庸才。当前线败讯传来时，普里特维兹立即决定撤退，而他也表同意。但副参谋长格流尼特(Gen. Gruinert)少将和作战处长霍夫曼(Lt. Col. Hoffmann)中校都力表反对，普里特维兹不为所动，但他们终于说服瓦德西同意采取较勇敢的措施，那就是应向俄军第二军团的左(西)侧发动攻击，利用铁路从弓宾能地区迅速运回三个师，增强第二十军(那是惟一面对俄国第二军团的德军)，至于其他兵力则利用道路向西撤退。这也就构成尔后坦能堡会战的兵力部署基础。　　最后，普里特维兹同意接受此项建议，不再谈向维斯图拉河后方撤退，而使战局得以稳定。但到了8月22日，普里特维兹和瓦德西却都奉令免职，遗缺由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继任。当时所有的幕僚都感到莫名其妙，后来才发现其真正原因。原来在8月20日，普里特维兹曾与小毛奇通电话，小毛奇问他是否还能守得住维斯图拉河之线，他回答说：“以我现在所有的少数兵力，如何能够防守一条随处都可以徒涉的河川？”于是参谋本部遂决定换人，等到他接受幕僚建议，决定不继续后退时，却又不曾把这个决定告诉参谋本部，所以，最终还是被免职。　　由于东线军情紧急，鲁登道夫遂被派扮演救火队的角色，他早被认定为一流人才。在德国的军事制度中，军团参谋长的地位非常重要，甚至比司令还重要。所以，德国统帅都是先决定参谋长的人选，然后再去找一位司令和他配合。鲁登道夫于8月22日接到命令，下午6时到达设在科布伦茨的统帅部，在略事了解东线情况之后，即于下午9时乘专车赶往东普鲁士，并预定在途中和新任司令会合。启程之前，他曾利用统帅部通信系统向格流尼特和霍夫曼下达若干有关紧急措施的命令。似乎非常巧合，这些命令与霍夫曼已采取的措施大致不谋而合。这也可以证明德国参谋教育的成功，因为受过同样战略教育的精英分子，的确能做到“思想一致”。　从会战的经过看兴登堡的将道　　当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还在前往东普鲁士的途中时，第八军团的北面兵力(第一预备军，第十七军，第一军，第三预备军和第一骑兵师)都在向柯尼斯堡(Konipberg)的外围防线撤退，伦能可夫并未尾随追击，因为他在绪战中损失很大，而补给也已感困难。萨姆索诺夫的先头部队正在与德国第二十军激战，后者在艾仑斯坦(Allenstein)以南约32公里处据守良好的防御阵地。在第二十军与第八军团主力之间为马苏里亚恩湖，构成东普鲁士天然防线的一部分。　　就全盘战略态势看来，德军的战略态势虽极为不利，但这却是当年拿破仑最喜欢的战略状况：两支享有全面数量优势的敌方部队，彼此之间不但距离较远，而且被一个战略性天然障碍物所隔离，无法相互支援。在德国参谋本部中受过严格战略教育的指挥参谋人员，当然不可能忽视俄军这项弱点，他们会利用其中央位置及有利的交通网，各个击灭俄军。　　事实上，俄军的弱点尚不止于此，其西北集团军总部设在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缺乏适当的电报通信系统，根本不能协调其所辖两个军团的行动。同时，俄军军团部惯于使用明码无线电报向其所属单位发布命令，这些命令均为德军所窃听获悉，所以俄军的战略部署和意图，德军均了如指掌。　　当兴、鲁二人在8月23日到达马林堡(Marienburg)与其司令部人员会合时，他们才知道“情况已经变化，退向维斯图拉河后方的决定已经改变”。他们同时也知道第二十军左翼上的第三十七师正受到猛烈攻击并在退却中。萨姆索诺夫的追击命令，亦因用明码无线电发送，已被截获。此外更重要的是俄军整个作战计划也在一名被俘的俄国军官身上搜获。兴登堡在回忆录中说：“它告诉我们伦能可夫的军团将通过马苏里亚恩湖的北面向因斯特堡－安格堡(Insterburg－Angerburg)之线前进，准备攻击被假定留在安格拉普(Angerap)河后面的德军，而纳流河军团(即第二军团)将越过赖登－普特斯堡(Lootzen－Prtelsburg)之线攻击德军的侧面。”　　但直到8月24日夜间，也就是兴、鲁二人已经接管第八军团24小时之后，他们尚未决定是否应命令麦根森(Von Mackensen)的第十七军和贝洛的第一预备军兼程南下以对抗萨姆索诺夫的右翼。至于第一军和第三预备军则早已由铁路运送来以增援第二十军。霍夫曼在其回忆录中曾指出那是整个会战中最艰难的一夜。　　当时，俄国第二军团正以大约96公里宽的正面缓缓向西前进，而其与第一军团之间的空隙则逐渐增大。鲁登道夫的慧眼立即注意到这一空隙，他遂决定只留下一点薄弱兵力来作为对伦能可夫的拘束，而集中全力去打击萨姆索诺夫。于是第十七军和第一预备军奉命向南加速前进。鲁登道夫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着：“在8月24日到26日之间，会战计划逐渐形成。最大的问题还是能否把第一预备军和第十七军从其面对伦能可夫的位置上抽出，然后与第八军团其余兵力会合用来对纳流河军团发动攻击。这完全取决于伦能可夫本人，因为假使他知道如何利用弓宾能的成功并迅速前进，则我的计划也就不可想像……”　　鲁登道夫的计划非常果敢，同时是以周密的判断为基础。他只留下一个骑兵师去监视伦能可夫，于是遂可以集中5个军(共约15万人)来包围萨姆索诺夫的5个军(共约20万人)。而在整个会战过程中，与俄军伦能可夫军团的距离大致只有一天的行程。其计划是先用第一军牵制俄军的左翼，再用第二十军在中央挡着俄军的进攻，最后，第十七军和第一预备军通过俄方两个军团之间的空隙，迂回第二军团的右翼而达到其后方，这样就能造成合围之势而获得一个真正的“坎尼”式的决定性胜利。全部计划固然是由鲁登道夫拟定，但最终仍要经过兴登堡的批准。当兴登堡把计划内容向参谋本部提出报告时，他特别说明：“士气高昂，虽然失败的可能并非没有。”由此可知他并非盲目地听从部下的意见而不知道危险的存在。反而言之，这种态度正表示其勇于负责的精神。　　所有一切命令都已在8月25日午夜之前下达，但到次日上午，由于侦察机报告伦能可夫的兵力已在移动，鲁登道夫遂不免神经紧张，此时兴登堡的安详态度开始产生镇静作用。他认为既已作决定，即无犹豫之必要。但是鲁登道夫还是放心不下，他在回忆录中对自己当时的心情曾作生动描述：“当会战在8月27日激烈展开后，伦能可夫的强大兵力始终像一片即将来临的雷雨浓云悬挂在东北的天边。他只要向我们逼近，我们就会被击败。”　　甚至有一段时间，伦能可夫的前卫骑兵已经进到与德军距离仅50多公里远的地方，鲁登道夫彻夜徘徊，不能入睡，而兴登堡则依然准时就寝，鼾声如雷。鲁登道夫几次曾因状况紧急沉不住气，考虑与敌军摆脱接触，而兴登堡却毅然决定冒险到底，决不中途改变决心与计划。　　这场以“坦能堡”命名的大会战从8月26日正式展开，到8月31日结束，前后共达6天之久。最初，由于知道伦能可夫的兵力尾追在德军的后面，所以鲁登道夫急于迅速解决萨姆索诺夫军团。因此，他决定会战的第一阶段必须在8月25日开始，由法兰西斯(Von Francis)将军指挥的第一军首先向乌斯道(Usdau)进攻，以包围萨姆索诺夫的左翼。　　法兰西斯一向桀骜不驯，不太服从指挥，他对鲁登道夫的命令拒绝接受，其理由为他的重炮兵和一部分步兵尚未到达，这使鲁登道夫也无可奈何。事实上，直到8月26日，德军才完成一切准备行动，于是到8月27日上午4时，德军全面发动攻击：第一军、第二十军、第三预备军从西面进攻，第十七军和第一预备军从北面进攻；此外，还有一个国民兵(Landwehr)旅夹在这两支兵力之间向正南方攻击，另有一个国民兵旅则支援第一军的右翼。在德军围攻地区内则为萨姆索诺夫的5个军(第一、第二十三、第十五、第十三和第六军)。　　在27日这一天，德军第二十军和第三预备军对俄军第十五军和第二十三军的攻击几乎毫无进展。但萨姆索诺夫的注意力却全部放在这个区域(中央)的战斗上，因为他本人恰好位于第十五军军部中。他与其军团的其他部队完全丧失接触，甚至不知道德军第一军已经在其左翼上击败俄军第一军。　　在等到其炮兵到齐之后，法兰西斯终于发动攻击。8月27日黎明之前(凌晨4时)，他的重炮兵像狂风暴雨一样向俄军第一军在乌斯道的阵地猛轰，立即产生重大的冲击。到上午11时，素以悍勇闻名的俄国第一军已经放弃阵地逃走，这场战斗完全靠炮兵取胜，很有讽刺意味，假使法兰西斯服从鲁登道夫的命令，过早发动不成熟的攻击，则他可能会失败。　　在右翼方面，德军第十七军也同样击败了俄军第六军，后者的一个师完全被德军炮火所击溃。在左右两翼都已崩溃之后，萨姆索诺夫的其余3个军(第二十三、第十五、第十三军)就开始陷于包围圈内，情况岌岌可危。　　 8月28日，左右两翼上的德军继续向已被围困的俄军后方前进。当包围圈逐渐缩紧时，德军的炮兵开始发挥惊人的威力，在包围圈内的俄军被打得无路可逃，死伤枕藉。8月29日，德军已经完全合围。在圈外的俄军第一军曾从南面发动攻击，以图援救被围的部队，但未成功。8月30日，被围的俄军企图向南面突围，也未成功。于是到30日黄昏，战斗结束，被围的俄军遂向德军投降(参阅附图2)。　　 8月30日是兴登堡所谓的“收获之日”，他向德皇发出下述捷报，“臣诚惶诚恐报告陛下：昨天对俄军大部分均已完成合围。敌方第十三、第十五、第十八(实应为第二十三)3个军均已被歼灭。已收容战俘6万人以上，包括两名军长在内。战利品极多尚无法清理。敌军残部正向南溃逃……”　　事实上，俄军第二军团已经不存在。据德国方面发表的数字，在此次会战中，俄军死亡和被俘人数共为17万人，而德军方面的损失则为1.5万人。萨姆索诺夫战败后羞愧自杀。　　会战之前，兴登堡将其司令部设在“第一次坦能堡会战”纪念碑附近的地方，坦能堡是一个小村，位置在乌斯道的北面。1410年维托弗特(Vitovt)率领的波兰人曾在此击败条顿骑士团(Toutonic Knights)，东普鲁士被斯拉夫人征服，此即所谓第一次坦能堡会战。500年后，条顿骑士团的后裔终于在同一地方赢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所以，鲁登道夫遂把此次会战定名为“坦能堡会战”，这也具有复“九世之仇”的含义。附图2 1914年8月27～30日坦能堡会战要图　　坦能堡会战后曾引起很多神话，最好笑的莫过于有关湖沼的故事。流行的传说是兴登堡过去在东普鲁士任职时(或是退休之后)，经常一个人在沼泽地中徘徊，设计捕捉俄军的陷阱，并且亲自测量水深，结果战争爆发遂使其梦想得以实现。流传最广的故事是俄军被赶入那些沼泽地，然后被坑陷和淹死在那里。事实上，这完全是虚构。鲁登道夫曾指出，在坦能堡战场附近根本没有沼泽的存在。　　德军在歼灭俄国第二军团之后，遂又移师北上去攻击伦能可夫的第一军团，并将其逐出东普鲁士。因为那不属于坦能堡会战的范围，所以不拟细述。　综合评述　　坦能堡胜利的功劳当然首推鲁登道夫，他自己也感到很骄傲。他在回忆录中曾这样说：“将军要能负重，要有坚强精神。文人们往往以为战争好像数学问题，不过是由已知求未知而已，实际上完全不对。在战争中物质和心理力量交织在一起，双方搏斗而数量劣势的方面尤为困难。战争包括着许多人，其个性和观点都不一致，其中惟一已知常数即为将军的意志。”　　富勒对他的这段话非常欣赏，在其所著《西洋世界军事史》中曾赞曰：“这些话都是真话并且代表伟大的真理，那就是在其最高形式中，将道是意志和理想的结合，而不仅是一种计算的问题。”　　不过，鲁登道夫虽自命意志坚强，但事实上，在会战期间他有几次几乎支持不住，若非兴登堡的志凝神定，临危不乱，坚定贯彻决心，其后果不堪设想。至于说到事前的计划和兵力的部署，则霍夫曼的功劳也似乎不在鲁登道夫之下，而且还应该包括副参谋长格流尼特在内，8月20日，若非他们力阻普里特维兹向维斯图拉河后方撤退，并主动地把兵力开始向南调动，则根本不可能有坦能堡会战。　　霍夫曼当时虽然只是一位中校，却是德国参谋本部中公认的一流俄国通，在日俄战争时，他曾前往观战，颇有心得，他也被称为具有一流的战略头脑，所以他的意见常为上级所尊重。到战争后期，霍夫曼已升任东线总司令部参谋长，他常带人去参观坦能堡旧战场，总是刻薄地向人说：“这里是元帅会战前睡觉的地方，这里是元帅会战中睡觉的地方，这里是元帅会战后睡觉的地方。”好像兴登堡对于这次会战的惟一贡献就是“睡觉”。此虽为戏谑之言，却更能彰显兴登堡不平凡的哲学修养，当时假使兴登堡不能安然入睡，坦能堡会战很可能会半途而废，甚至会带来一场惨败。所以真正意志坚强的人不是鲁登道夫而应是兴登堡。鲁登道夫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不善与人相处，若非兴登堡大度包容，则德军指挥系统中就会丧失“人和”，那对于会战结果也会产生严重的影响。　　战争永远是一个相对的问题，诚如施利芬所云，想完成一个‘坎尼’，则一方面需要一个汉尼拔，另一方面还需要一个法罗。”因此，要了解兴登堡致胜的原因，亦可从其对手之战略修养与作为分析而得。　　首先应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伦能可夫为什么对萨姆索诺夫的败亡坐视不救呢？过去的解释大都是说他们二人有宿怨。实际上，霍夫曼就是坚持此种观念的人，其观念是否正确姑置不论，但这的确能够帮助鲁登道夫坚定信心。事后看来，主要原因似乎是俄方西北集团军总部对于两个军团的行动根本不曾作有效的协调，而其指挥系统之间的通信条件又极为恶劣，再加上伦能可夫在绪战时已受相当损失而其后勤补给又接济不上。所以，应该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个人的恩怨最多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此外还有兵力数量、兵力运用、地形特性，以及情报作为等因素。　　就兵力数量而言，俄军似乎确实享有巨大数量之优势，但实际上，由于兵力分散和消耗，其第一军团最后只有5个半步兵师(并非如鲁登道夫在回忆录中所说的24个师)。第二军团原有13个步兵师，以后由于掩护侧面，又减到9个师。因此，在会战时双方步兵数量相差极为有限，且由于德军火力较为优越，更使得两个德军师可以抵得上俄军3个师的战斗力。　　就兵力运用而言，俄国当局对其优势骑兵一向充满信心，在他们的想像中，俄国骑兵可以横扫东普鲁士。因此，第一军团有6个半骑兵师，第二军团也有3个，而德国第八军团则仅有1个骑兵师。假使在俄国境内作战，骑兵也许能够发挥其威力，因其缺乏铁路和公路，所以步兵在机动上居于劣势。但在东普鲁士情况就不一样，骑兵的动员、运输和补给也远较困难，这形成俄军的一种沉重负荷，1个骑兵师只有12门炮，4000枝枪，而一个步兵师则有44门炮，1.6万枝枪，由此可知俄军的失败亦非偶然。　　就地形而言，东普鲁士的运输情况远比俄国所占有的波兰西部为佳。俄国人因为害怕德军入侵，在其边疆上采取坚壁清野政策，使那个地带几乎像沙漠一样，现在自己要前进时同样感到极大的不便。尤其是俄国的铁路使用宽轨，其车厢不能用在德国的铁路上。因此，德军可以利用铁路调动，俄军则必须徒步行军。　　最后，诚如霍夫曼所云：“我们有一个同盟者，那就是敌人自身，我们知道敌人的一切计划。”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俄国人始终用明码的无线电通信而完全不考虑有被窃听的可能。　结语　　兴登堡赢得了坦能堡会战的辉煌胜利，只是俄国东线未造成全面崩溃，致其在坦能堡失败后，仍能继续苦战达三年之久。但如果德军输掉这场会战，则对其战争的前途却可能完全改观。因为几乎是同时(但略后)，德军在马恩河上进攻受挫，如果德军在东西两线同时挫败，则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可能迅速结束。所以坦能堡的胜利，不但冲淡了马恩河失败的心理阴影，鼓舞了德国人继续再战的精神，而且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变成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消耗战，德国失败延后三年之久，兴登堡也被尊为东普鲁士的救星、德意志的民族英雄，并能完成其尔后的辉煌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