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著名人文学者钱理群先生与大学生们进行心灵的对话与交流的产物和记录，收录了钱先生近几年来在全国各地的十六篇演讲以及与青年人交流的五十通书信，他饱含着生命的激情，孜孜探寻社会的出路，苦苦求索生命的真谛，为广大青年朋友开启广阔的精神空间。他从自己的切身经历出发，告诉青年朋友怎么才能避免“外在的黑暗转化成内心的黑暗”，怎么才能面对黑暗，却唤醒内心的光明，永远活出生命的诗意与尊严。生命中有许多顺应我们生命本性的东西，能让我们深深体会到生命的无穷乐趣，当你“以婴儿的眼睛去发现”这个世界，拥有“黎明的感觉”时，学习探索的乐趣可以使人进入一种忘怀的境界，甚至可以超越生命。我们需要开创一个大的生命境界。第1节：漫说大学之大　　上编 演讲词十六篇　　1. 漫说大学之大*　　今天看到同学们，我很自然地想起了四十八年前的事。四十八年前我十七岁，考取了北大中文系，也是非常的兴奋，同时也有点惶惑。我想，这是跟诸位上大学的心情是一样的。上大学对人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情，有许多问题需要认真思考。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我当年思考的，我想也是今天在座的诸位同学所要思考的，就是"如何度过大学四年--这人生最宝贵的时光"。　　一、 大学时代：人生的盛夏　　为什么说这是人生最宝贵的时光呢？根据我的经验，十六岁到二十六岁是人生的黄金岁月。十六岁以前什么都懵懵懂懂的，完全依赖于父母和老师；十六岁以后就开始独立了；二十六岁以后就开始考虑结婚啊、生孩子啊这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时间就不多了。而这十六岁到二十六岁十年之间，大学四年又是最独立、最自由的。当然如果你想延长的话，你还可以考研究生，将这四年再延长一下。如何不虚度人生中这最自由的、最没有负担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四年时间，是摆在每一个大学生面前的问题。　　大学之不同于中学，最根本的转变在于：中学时你是未成年人，对你的要求很简单，你只要听老师的、听父母的，按照他们的安排去生活就行了；到了大学你就是公民了，可以享受公民的权利，但又不到尽公民义务的时候。中学生和大学生最大的区别是：大学生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中学生是被动地受教育，而大学生是主动地受教育。当然在大学，你还要听从老师的安排、听从课程的安排，那是国家教育对你们的要求。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自由地设计和发展自己。有同学给我写信说我考上大学了，满怀希望进大学，结果一上课就觉得老师的课不怎么样，对老师不满意。我觉得其实每个大学都有一些不太好的老师，北大也一样！不可能所有课都是好的。中学老师不太好的话，会影响你的高考。但是在大学里，关键在你自己，时间是属于你的，空间是属于你的，你自己来掌握自己，自己来学习。不必像中学那样仅仅依赖老师，需要自己独立自主、自我设计。　　那么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大学是干什么的？你到大学来是为了完成什么任务？我想起了周作人一个很基本的观点：一个人的成长，一切都顺其自然。他说人的生命就像自然的四季：小学和中学是人生的春天；大学是人生的夏天，即盛夏季节；毕业后到中年是人生的秋天；到了老年就是人生的冬天。人生的季节跟自然的季节是一样的，春天该做春天的事，夏天该做夏天的事。自然季节不能颠倒，人生季节同样不能颠倒。而现在的问题恰好是人生的季节颠倒了。我在北京老看见那些老大妈在那里扭秧歌，扭得非常起劲。按说这时候不应该再扭秧歌，是因为她们在年青的时候没有好好扭过秧歌，所以到老了就要扭秧歌，而且扭得非常投入、非常狂。我有时候就在想，"老夫聊发少年狂"是可以的，如果"老夫"没完没了地在那里"狂"就不对了，到处都在跳就不大正常了。现在是老年人狂，相反，少年却是少年老成。这就出了大问题。所以我经常对北大的学生讲："你此时不狂更待何时？"这人生的季节是不能颠倒的。按照我的观点，儿童就是玩，没别的事，如果让儿童去救国，那有点荒唐。首先在大人方面是失职，没有把国家治理好，让儿童来救国；而对儿童来说是越权，因为这不是他的权利，不是他的事。但现在的中国经常发生这种人生季节颠倒的事。　　作为青年人的大学生主要该干什么？这又让我想起还是四十八年前，我刚进北大一年级的时候，中文系给我们开了一个迎新晚会，当时的学生会主席、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温小钰师姐说过一句话："祝贺你们进入大学，进入大学就要三样东西：知识、友谊和爱情。"爱情这东西可遇不可求，你不要为爱情而爱情，拼命求也不行。现在好多年青人赶时髦，为时髦而求爱情是不行的。但遇到了千万不要放掉，这是我们过来人的教训。我在大学，其实是在中学就遇到了非常喜欢的女孩子，但是不敢，另外当时我是书呆子，就知道一门心思读书，懵懵懂懂不知道这就是爱情。所以大学里如果遇到了真正纯真的爱情就不要放弃。知识、友谊和爱情这是人生最美好的三样东西，知识是美的！友谊是美的！爱情是美的！大学期间同学的友谊是最可珍贵的，因为这种友谊是超功利的、纯真的友谊，同学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说实在话，进入社会之后，那种朋友关系就多多少少有些变味了，多少有利益的考虑。你们可能体会不到，我们都是过来人，现在我们大学同学喜欢聚会，就是回忆当年那种纯洁的、天真无邪的友谊。一生能够有这样的友谊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所以我说大学是人生最美好的季节，因为你追求的是人生最美好的三样东西：知识、友谊和爱情。记得作家谌容有篇小说叫《减去十年》，如果我可以减去十年或二十年，如果现在是当时的话，我会和同学们一起全身心地投入，理直气壮地、大张旗鼓地去追求知识、友谊和爱情。因为这是我们年青人的权利！第2节：如何读书？读什么书？(1)　　二、 如何读书？读什么书？　　这里侧重谈一谈该怎么求知识、怎么读书的问题。关于读书，周氏兄弟有两个出人意料却意味深长的比喻。鲁迅说："读书如赌博。"就像今天爱打麻将的人，天天打、夜夜打、连续地打，有时候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还继续打。打麻将的妙处在于一张一张的牌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而读书也一样，每一页都有深厚的趣味。真正会打牌的人打牌不计输赢，如果为赢钱去打牌在赌徒中被称为"下品"，赌徒中的高手是为打牌而打牌，专去追求打牌中的趣味的。读书也一样，要为读书而读书，要超功利，就是为了好玩，去追求读书的无穷趣味。周作人也有一个比方，他说："读书就像烟鬼抽烟。"爱抽烟的人是手嘴闲空就觉得无聊，而且真正的烟鬼不在于抽，而是在于进入那种烟雾飘渺的境界。读书也是这样，就在于那种读书的境界--它是其乐无穷的。我们的教育，特别是中学教育的最大失败就在于，把这如此有趣、如此让人神往的读书变得如此功利、如此的累，让学生害怕读书。我想同学们在中学里都是深有体会的：一见到书就头痛，其实要是我一见到书就高兴，就兴奋。中学教育把最有趣味的读书变成最乏味的读书，这是我们教育的最大失败。现在同学们进入大学后就应从中学那种压抑的、苦不堪言的读书中解放出来，真正为趣味而读书，起码不要再为考试去读书。这里涉及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读书是为什么？读书就是为了好玩！著名的逻辑学家金岳霖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上课，有一次正讲得得意洋洋、满头大汗，一位女同学站起来发问（这位女同学也很著名，就是后来巴金先生的夫人萧珊女士）："金先生，你的逻辑学有什么用呢？你为什么搞逻辑学？""为了好玩！"金先生答道，在座的同学们都觉得非常新鲜。其实"好玩"两个字，是道出了一切读书、一切研究的真谛的。　　还有一个问题：读什么书？读书的范围，这对同学们来说可能是更现实的、更具体的问题。鲁迅先生在这方面有非常精辟的见解：年青人大可看本分以外的书，也就是课外的书。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人的研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对于别人、别的事情可以有更深切的理解。周作人也自称是杂家，他主张大家要开拓自己的阅读范围，要读点专业之外的书。　　这里我想着重地谈一谈理工科学生的知识结构问题。恩格斯曾经高度评价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知识分子说："这是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所谓巨人都是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人。那时候的巨人像达·芬奇这些人，不仅是会四五种外语，而且在几个专业上都同时发出灿烂的光辉。恩格斯说："他们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这使他们的性格得到完整、全面的发展。在"五四"时期也是这样，"五四"开创的新文化的重要传统就是文理交融。我们中国的第一代、第二代甚至第三代自然科学家，他们都是在两个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可以随便举几个例子。著名人类学者裴文中写的小说，曾受到鲁迅的赞扬，还选入了他所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卷。植物学家蔡希陶当年就是一边在云南采集植物标本，一面写有浓郁的边地风情的小说。还有一位北大物理系教授丁西林，他的一生，在物理学和戏剧创作两个领域都取得杰出的成就。老一辈的自然科学家、医生、工程师，都有很高的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和西方古典音乐的修养，他们有的在业余时间写的诗词、散文，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如竺可桢、梁思成、华罗庚等等，就是他们写的学术论文、报告，文笔都是很优美的。一个真正的大学者，一个健全发展的现代知识分子，一方面，他要受到社会和知识分工的制约，同时也在努力突破分工所造成的限制，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知识结构，以求得自身学识、思维能力与性格的相对全面的发展。　　问题是到了1949年以后，由于这种文、理、工、医、农合校大学体制的改变，专业划分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化，使得学生知识越来越单一。这就提出了一个专业知识和专业之外的知识的关系问题。作为一个理工科的学生，当然首先要学好专业知识，专业本身就会把你带入一个你所不熟悉的新的世界，也是其乐无穷的。但是，如果眼光完全局限在专业范围内，发展到极端，就会把专业的、技术的世界，看作是世界的全部，只知专业而不知其他，这就把自我的天地压缩在极小的空间，知识面越狭窄，兴趣越来越单调，生活越来越枯燥，最终导致精神的平庸化与冷漠化。这种情况也容易产生"靠技术吃饭"的观念，把专业知识和技术功利化了，实际上也是将自己工具化了。这就意味着人最终成了科学技术、专业知识的奴隶，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现代科学技术病"。看到了这样的可能出现的危险，同学们在初进大学，设定自己的目标时，就应该给自己提出双重任务：既要进入专业，学好专业知识，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并且以做本专业的第一流专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另一方面，又要走出来，看到专业之外的广大世界，博览群书，获得人文精神的熏陶，开拓更加广大、自由的精神空间，确立更高层面的目标：做一个健全发展的自由的"人"。这就是我今天要对在座的理工科大学生说的话：要"进入专业"，又要"走出专业"。　　三、 沉潜十年：最诚恳的希望　　我还要讲一个问题，读书、学习是要有献身精神的。这些年大家都不谈献身了，但是根据我的体会你真正想读好书，想搞好研究，必须要有献身精神。我至今还记得王瑶先生在我刚刚入学作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对我说："钱理群，一进校你先给我算一个数学题：时间是个衡量，对于任何人，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要牢牢地记住这个常识--你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这二十四小时就看你如何支配，这方面花得多了，另一方面就有所损失。要有所得，必须有所失，不能求全。"讲通俗点，天下好事不能一个人占了。现在的年青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想把好事占全，样样都不肯损失。你要取得学习上的成功、研究上的成功，必须有大量的付出，时间、精力、体力、脑力，必须有所牺牲，少玩点甚至是少睡点觉，更没有时间来打扮自己。你打扮自己的时间多了，读书的时间就少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怎么安排时间，我没有一个价值判断。你打扮自己、你整天玩，那也是一种人生追求，不能说读书一定就比玩好。不过你要想清楚，这边花得多那边就有损失，你打扮的时间、玩的时间多了，那就会影响读书。想多读书就不要过分想去玩、去打扮自己。这背后有一个如何处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既要物质的充分满足又要精神的充分满足，那是一种理论的说法，是一种理想状态的说法，或者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合理角度说的，落实到个人是比较难实现的。我认为落实到个人，物质首先是第一的，所以鲁迅先生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他说得很清楚，生存、温饱是物质方面的，发展是精神方面的。在物质生活没有基本保证之前是谈不上精神的发展的。过去我们有一种说法就是要安贫乐道，这是一种骗人的东西，千万不要上当。要你安贫乐道的人自己在那里挥霍，我们不能安贫，我们基本的物质要求要满足，要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物质利益。第3节：如何读书？读什么书？(2)　　但是你基本的物质权利得到保证了，比如你已经有助学金了，你已经基本吃饱了，你有教室，有宿舍让你住下来了，基本的生活条件已经有了，那各位同学就应该考虑如何设计、安排自己今后的一生，并为此做好准备。如果你一门心思去追求物质也可以，但你就不要想精神方面要怎么样，不要喊"我痛苦啦！我痛苦啦！"有人在全心赚钱，同时又在想"我空虚"--你不要空虚，你就是要追求享乐，那就这样做好了，不必要求全。将物质要求作为人生的主要追求，那你精神方面一定有损失，这是肯定的。我对自己也有设计：第一，我的物资生活水平要在中等，最好要在中上水平。比方我需要有宽敞的书房，这不仅是一间书房的问题，这是一个精神空间的问题。我就希望有比较大一点的房子，这就与我的精神自由性联系在一起。但具备了这样一些基本的生存条件以后，就不能有过高的物质要求，因为我要求我的精神生活是第一流的。我不能同时要求精神是一流的，物质也是一流的，我不能跟大款比，那我心理永远不平衡。所以我觉得同学们应该考虑好，如果你决心偏重于精神追求，在物质上就必须有牺牲，当然前提是基本物质要求要有保证。在基本物质得到保证的基础上，你就不能拼命去追求那些东西了，这一方面你得看淡一点。有所得必有所失，这不是阿Q精神。面对大款我并不羡慕他们，但我也不鄙弃他们，他们有他们的价值，有他们的追求。只要你是诚实劳动得到你应该得到的东西，我尊敬你，但是我和你不一样，我追求的是精神。我讲的献身精神不是像过去讲的那样，什么物质也不要只是去献身，我不是这个意思。现在年青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贪得无厌，什么都想得全，恨不得什么都是第一流的，稍有一点不满就牢骚满腹，我见过很多同学都有这种问题，这是不行的。这是你做的选择，有所得就有所失，有所失反过来才又会有所得。　　另外在学习上，必须要潜下来，我一再跟学生说："要沉潜下来。"我有一个对我的研究生的讲话，这个讲话后来整理成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沉潜十年》。"沉"就是沉静下来，"潜"就是潜入进去，潜到最深处，潜入生命的最深处、历史的最深处、学术的最深处。要沉潜，而且要十年，就是说要从长远的发展着眼，不要被一时一地的东西诱惑。我觉得很多大学生，包括北大的学生都面临很多诱惑。北大学生最大的问题就是诱惑太多，因为有北大的优势，要赚钱非常容易。我想烟台（江西）诱惑少一点，这是你们的优势。还有就是很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很多北大学生刚入学的时候非常兴奋，充满种种幻想。一年级的时候混混沌沌的，到了二三年级就觉得自己失去目标了，没意思了。看看周围同学不断有人去经商，去赚钱，羡慕得不得了。再看到有人玩得非常痛快，也羡慕得不得了，所以受环境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懒惰。现在大学生的致命弱点就是懒惰--北大有所谓"九三学社"的说法：早上九点起床，下午三点起床，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一门心思想赚钱，一门心思想这样那样。有的人非常热心地做社会工作，我不反对做社会工作，但有的人目的性极强，过早地把精力分散了，就无法沉下来，缺少长远的眼光，追求一时一地的成功。同学们要记住你现在是人生的准备阶段，还不是参与现实，还不是赚钱的时候。当然你做勤工俭学是必要的，也是应该提倡的，但是你不能在大学期间只忙于赚钱，要不然以后你会后悔的。因为你一生之中只有这四年是独立自由的，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的，赚钱以后有的时间赚，从政以后有的时间搞。这四年你不抓紧时间，不好好读书，受种种诱惑，图一时之利，放弃了长远的追求，底子打不好，以后是要吃大亏的，会悔之莫及。　　我跟我的学生谈得非常坦率，我说，我们讲功利的话，不讲大道理。在我们中国这个社会有三种人混得好。第一种人，家里有背景，他可以不好好读书。但他也有危险，当背景出了问题，就不行了，最后一切还得靠自己。第二种人，就是没有道德原则的人，为达到目的，无论红道、黑道还是黄道，他都干。但对于受过教育的人，毫无道德原则的什么事都干，应该是于心不甘的吧。第三种能站住的人就是有真本领的人，社会需要，公司需要，学校也需要。所以既没好爸爸，又有良心、有自己道德底线的人，只有一条路--就是有真本事。真本事不是靠一时一地的混一混，而是要把自己的基础打扎实。今后的社会是一个竞争极其激烈的社会，是一个发展极其迅速的社会。在这种发展迅速、变化极快、知识更新极快的社会，你要不断地变动自己的工作，这就靠你们的真本事。大家要从自己一生发展的长远考虑，就是讲功利也要讲长远的功利，不能从短时的功利考虑。我们不必回避功利，人活着自然会有功利的问题。大家应该抓好自己的这四年时间，把自己的底子打好。这样，你才会适应这个迅疾万变的社会。"沉潜十年"就是这个意思。现在不要急着去表现自己，急忙去参与各种事。沉下来，十年后你再听我说话，这才是好汉！因此，你必须有定力，不管周围怎么样，不管同寝室的人怎么样，人各有志，不管别人怎么做生意，不管别人在干什么，你自己心里有数--我就是要扎扎实实地把底子打好。要着眼于自己的长远发展，着眼于自己的、也是国际、民族的长远利益，扎扎实实，不为周围环境所动，埋头读书，思考人生、中国以及世界的根本问题，就这样沉潜十年。从整个国家来说，也需要这样一代人。我把希望寄托在十年后发表自己意见的那一批人身上，我关注他们，或许他们才真正决定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希望在这一批人身上，而不在现在表演得很起劲的一些人，那是昙花一现！沉潜十年，这是我对大家最大、最诚恳的希望。　　在沉潜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读书特别是读经典著作的时候，会面临两个难关：第一，面对经典你进不进得去。你读《庄子》、《论语》、《楚辞》、《诗经》，甚至读鲁迅，都有这个问题。所谓进不进得去是讲两个障碍，第一就是文字关。现在中文系许多学生古文都读不通了，标点都不会点了，那你还谈什么进去，这就是文字关。还有更难的，中国的文化是讲感悟、讲缘分的。你读得滚瓜烂熟却不一定悟得到，找不到它的底蕴，体会不到它的神韵，也就无缘。有的人就是把《论语》、《孟子》都背下来了，但你听他讲起来还是隔的，所以很难进去。进去以后更难的就是出来的问题，因为东西方传统文化都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博大精深。在你没读懂的时候你可以对它指指点点，你读得越懂就越佩服它，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样，你就被他俘虏了，跳不出来了；这样，你就失去了自我，还不如不进去的好。　　我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有人问我："钱先生，您和鲁迅是什么关系？"我说了三句话：第一，我敢说我进去了。进去很不简单啊，这是很高的自我评价；第二，我部分地跳出来了；第三，没有根本地跳出来。所以有人说"钱理群走在鲁迅的阴影下"。不是我不想跳，我当然想能跳出来超越鲁迅，能成为鲁迅的对手--那是什么境界啊！所有的学者都向往这样一个境界。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学力量，没有足够的思想力量，没有足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是跳不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你失去了自我，所以这是更难的一点。记得当年闻一多先生去世的时候，郭沫若对他的一个评价："闻先生终于进去了！但是闻先生刚刚出来的时候就被国民党杀害了。这是'千古文章未尽才'。"第4节：读书之乐：以婴儿的眼睛去发现(1)　　四、 读书之乐：以婴儿的眼睛去发现　　话又说回来，读书是不是就只是苦呢？如果只是一件非常苦的事情，那我在这里号召大家吃苦我就不讲道德了。世上真正的学术，特别是具有创造性的学术研究是非常愉快的。现在我讲学术的另外一个方面。这话要从我读中学时说起。我读中学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很受老师宠爱，品学兼优。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语文老师劝我学文学，数学老师劝我学数学，当然后来我学了文学。高考时用今天的话说"非常牛"，所以我报考了取分最高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学校让我向全校的学生介绍学习经验，讲一讲为什么学习成绩这么好。我是南师大附中的学生，我的经验现在在南师大附中还很有影响，我们学校的同学老师到现在还记得我的经验，我也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说："学习好的关键原因是要有兴趣，要把每一课当作精神享受，当作精神探险。我每次上课之前都怀着很大期待感、好奇心：这一堂课老师会带着我们去发现一个什么样的新大陆？我上课之前都作预习，比如今天讲语文我会先看一遍，然后带着问题去听课，怀着一种好奇心去学习。"这一点其实说到了学习的本质。学习的动力就是一种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当时只是一个中学生朦胧的直感，后来才体会到这背后有很深的哲理。作为人的我和周围的世界是一种认知的关系。世界是无限丰富的，我已经掌握的知识是有限的，还有无数的未知世界在等着我去了解。而我自己认识世界的能力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基于这样一种生命个体和你周围世界的认知关系，就产生了对未知世界的期待和好奇，只有这种期待和好奇才能产生学习探险的热忱和冲动。这种好奇心是一切创造性的学习研究的原动力。带着好奇心去读书、去探索未知世界，你就会有自己的发现。读一本书、一篇小说，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发现。同样一篇小说十年前读，我有发现，到十年后读我仍然会有发现，这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为什么你能有这样的发现，别人做不了？显然是你内心所有的东西被激发了以后你才能有所发现。因此你在发现对象的同时也发现自己，这是一种双重发现--既是对未知世界的发现，更是一种对自我的发现。我们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当你读一篇好的小说的时候，你自己内在的美和作品的美都一起被发掘出来了，于是，你发现自己变得更加美好了，这就是学习的最终目的。因为这样，对外在世界和对你内在世界的不断发现便给你带来难以言说的愉悦、满足感和充实感，所以就形成一个概念--"学习和研究是一种快乐的劳动"。金岳霖先生说读书研究是为了好玩，就是说的这个意思。从本质上说，学习和研究是游戏，一种特殊游戏，它所带来的快乐是无穷无尽的。　　读书是常读常新的。我读鲁迅的书有无数次了，但是每一次阅读，每一次研究都有新的发现，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这就有一个问题，你如何始终如一地保持这种学习、探讨、发现的状态，从而获得永恒的快乐？很多同学是一个时期读书读得很快乐，有发现，但读得多了就没有新鲜感了，好像就这么回事。你得永远保持新鲜感和好奇心才能保持永远的快乐--这是会读书与不会读书，真读书与假读书的一个考验。这里的关键，就是我的老师林庚先生说的："要像婴儿一样，睁大好奇的眼睛来看世界，发现世界新的美。"所谓婴儿的眼光就是第一次看世界的眼光和心态，这样才能不断产生新奇感。你读鲁迅的作品，打开《狂人日记》，不管你研究多少回了，都要用第一次读《狂人日记》的心态，以婴儿的好奇心去看，这样才能看出新意。我想起美国作家梭罗在他的《瓦尔登湖》里提出的一个很深刻的概念:黎明的感觉。每天一夜醒来，一切都成为过去，然后有一个新的开始，用黎明的感觉来重新感觉这个世界，重看周围的世界都是新的。黎明的感觉，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一天都是新的，这时你就会不断地有新的发现，新的感觉，有新的生命诞生的感觉。我想向同学们提一个建议：你们每天早晨，从宿舍到教室看够了学校的一切。明天早晨起来，你试试用第一次看周围世界的眼光，骑自行车走过学校的林荫大道，再看看周围的人、周围的树，你就会有新的发现。重新观察一切，重新感受一切，重新发现一切，使你自己进入生命的新生状态，一种婴儿状态，长期保持下去，就有一颗赤子之心。人类一切具有创造性的大科学家，其实都是赤子。第5节：读书之乐：以婴儿的眼睛去发现(2)　　今天讲大学之大，大在哪里？就在于它有一批大学者。大学者大在哪里？就在于他们有一颗赤子之心，因而具有无穷的创造力。刚才讲的金岳霖先生他天真无邪、充满了对自己所做事业的情感，而且是真性情，保持小孩子的纯真无邪、好奇和新鲜感，这样才能够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这就是沈从文说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他们有星斗般的文章，又有赤子之心。　　说到真性情，我想稍微做一点点发挥。一个真正的学者、知识分子，他都有真性情，古往今来皆如此。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孔子、庄子、屈原、陶渊明、苏轼，哪一个不是有真性情的人，鲁迅也有真性情。而今天保留真性情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们必须面对这个现实。鲁迅说过："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中国多是些做戏的虚无党。"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今天的中国年青一代，也可能包括大学生，连我自己在内都在做游戏，游戏人生。而且这戏必须做下去，如果谁破坏了游戏规则就会受到谴责，为社会所不容。所以我经常感觉到，现在我们面临全民族的大表演。我进而想起鲁迅的一句格言："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敢"其实是和"真"联系在一起，在"敢"之外还应真说、真笑、真哭、真怒、真骂、真打。可怕的是"假说"、"假笑"、"假哭"，甚至"骂"和"打"也是"假骂"、"假打"，仅仅是一种骗人喝彩的表演。我们现在缺少的是真实的深刻的痛苦，真实的深刻的欢乐。所有这些归根到底还是怎么做个真性情的人的问题。大学之所以大，就在于它聚集了一些真性情的人。本来年青的时候就是真性情的时代，人到老了，总要世故的。最真实的时候就是青年时代，就是在座的各位，如果这时你还没有真性情，那就完了。我现在发现，年青人比我世故得多，我成了"老天真"了。人家经常说："钱老师，你真天真！"这是季节的颠倒！你们才是该天真，我应该世故！　　五、 两层理想：永远活出生命的诗意与尊严　　要保持赤子之心很难，怎么能够一辈子保持赤子之心？这是人生最大的难题。在这方面我想谈谈我个人的经验，因为在座的还有一些将要毕业的同学，我想讲点当年我大学毕业后的遭遇，以及我是如何面对的，这可能对在座的即将毕业的同学有点意义。大家一步入社会就会发现社会比学校复杂千百万倍，大学期间是一个做梦的季节，而社会非常现实。人生道路绝对是坎坷的，会遇到很多外在的黑暗，更可怕的是这些外在的黑暗都会转化为内在的黑暗、内心的黑暗。外在压力大了以后，你就会觉得绝望，觉得人生无意义，这就是内在的黑暗。所以你要不断面对并战胜这两方面的黑暗，就必须唤醒你内心的光明。我为什么前面强调打好底子？如果你在大学期间没有打好光明的底子，当你遇到外在黑暗和内在黑暗的时候，你心里的光明唤不出来，那你就会被黑暗压垮，或者和它同流合污，很多人都走这个路子。你要做到不被压垮，不同流合污，在大学里要打好光明的底子，无论是知识底子还是精神底子，内心要有一个光明的底子。我自己每当遇到外在压力的时候，总是为自己设计一些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在这一过程中抵御外在和内在的黑暗。压力越大，书读得越多，写东西越多，我每一次的精神危机都是这样度过的。　　2. 寻找失去的"大学精神"*　　一、 又一次民间纪念　　今天我们是几代的北大人在这儿聚会，我是"30后"的一代，今天到会的老校友蔡恒平他们是"60后"的一代，还有"70后"的一代，在座的大都是"80后"的一代，这么几代人这样聚在这里，来纪念北大的110周年。这是一个民间的纪念，所以我很自然地想起十年前北大的百周年校庆，那是非常热闹、非常轰动的。当时实际上也有两种纪念，一种就是官方的纪念，可谓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另外还有一种民间的纪念，我们当时专门演出了一出话剧叫作《蔡元培》，并围绕演出，开展了很多活动，其中心就是要寻找老校长，寻找失落的北大精神、大学精神、民族精神。刚才主持人讲到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说的是在北大二十四周年校庆的时候的纪念，胡适是当时的北大教务长，他在纪念会上提出，我们应该反省，其实我们北大是徒有其名。我看了很震撼：老一辈人把校庆日当成一个反省的日子，北大的百周年校庆却是一片颂扬之声，而且排斥不同的声音。因此，我写这篇《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提出要反省北大，寻找北大的真声音。我想十年前的这个民间纪念，它是会留存在北大的校史上的。今天我们又在这里进行十年后的110周年的一个民间纪念。今年北大110周年的校庆在奥运会之前，校方准备低调处理，我也同意这样的做法，不一定每一次都搞得那么热闹。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在一个小范围内举行民间纪念，就有一种特殊意义。为准备这次纪念，如主持人所说，我们编辑出版了一本《寻找北大--温习一些故事和一种精神》，大家推我作主编，其实我什么事都没有做，就写了一篇序言。　　刚才老汉说这本书是遗老遗少的书，那么我就是属于遗老，所以对于北大历史大概是有一点发言权的。但是北大的现实我确实没有发言权，因为我在2002年8月从北大退休以后，基本上就和北大隔绝了。我记得在一篇文章里，就有这样一段话："在我的感觉中，北大已经变得十分的遥远，更准确地说，现实的北大对于我是越来越陌生了。因此我需要将心中的北大推到远处，成为一个永恒的记忆，一个永远给我带来温馨的梦的地方。尽管明知其虚妄，却如鲁迅之于他的故乡的记忆，愿意被它哄骗一生，并时时反顾。"大概因为有了这点"时时反顾"，就欣然同意担任《寻找北大》的主编，并且今天在这里讲北大。第6节：今天的中国不能没有梦(1)　　二、 今天的中国不能没有梦　　讲到北大，我想还是从老汉刚才演唱的这首歌说起。以前我看了歌词就很激动，今天听了他自己演唱之后，就更受震撼，我真的想建议，把这首歌作为我们的校歌。这首歌，最能表现北大精神，最让我们感动的，自然是那句反复的吟唱："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我的梦，就在这里。"我在序言里说，北大是每一个北大人、所有的中国人精神的梦乡。顺便在这里做一个广告，我马上要出一本书，把我所有关于北大的文章都汇集起来，我拟的题目就是《精神的梦乡》，副题是《我之北大观》，这本书出来以后，我会送给一些同学的。我就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不能没有梦，一个无梦的人生是很难想象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特别是民族的年青人，如果没有一片可以做梦的精神的净土、精神的圣地，那可能是更加可悲的。前几年，我几乎每年都要收到大量的外地中学生写给我的信，他们都表现出对北大的无限向往之情。我每次看到这些信，心里的感情都很复杂，因为我在北大，我知道，这些青年梦中的那个北大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我每次写信都给他们泼冷水，我说我欢迎你们来北大，但是你们先别做梦，你们做好准备，来了北大以后你们会大大地失望的。但我老这么回信，就转而一想，这不对，你老向别人泼冷水也不行，年青人总要做梦，总要找一个地方，作为精神的寄托，一个精神的圣地，让他做梦。如果这个地方都没有了，那这个国家就成问题了，这个民族就成问题了。所以哪怕这个梦多少带有点虚幻性，可能也得让它保留着，必须有一个精神的梦乡，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这样。我想，这就是所有的北大人感到骄傲的地方：我们生活在一个精神的梦乡里。　　我今天要说的是，尤其在当下的中国，不能没有梦。这个话好像说得有点不大对，有点太脱离现实，不合时宜，因为今天的中国实在是一个无梦的国家。但是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今天的中国尤其需要做梦。什么意思呢？所谓梦就是对现实的超越，梦本质上就是超越于物质之上的一种精神的追求。这种追求为什么对今天的中国特别重要呢？这就需要对中国这三十年的历史作一个回顾。今年正好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回顾这三十年，我们可以说，我们国家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提高，这大概就是最基本的主要的收获，是来之不易的。中国终于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基本上进入了一个小康社会，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进步。当然，今天的中国还有很多的贫困地区，还有很多的贫困人群，还有很多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就大多数人来说，或者就大多数地区来说，我们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基本上解决温饱问题以后，这个社会应该向哪里走，这个国家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就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或者说今天的中国正走在一个十字的路口。　　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提出一个我的想法，当然可能是梦，又是一个新的梦，我这人就是不断地做各种各样的梦。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四大重建。一个是制度重建，一个是文化重建，一个是价值重建（这是文化重建的核心），还有一个是生活重建，就是说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让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比较合理的、比较健全的社会制度、文化、价值和生活。这样四大重建，无论是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还是生活重建，其实都是一个精神问题，都提出一种超越于物质的精神追求，而这样的追求它是需要用理想之光（也就是梦想之光）来照耀的。我常常想，一个人最合理的生存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我想用两句话来形容，就是应该"脚踏大地，仰望星空"。我们现在就要解决这两个问题。作为人来说，或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或者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说，要使我们获得健全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这两条：一个是如何脚踏大地，如何和我们生存的这块土地、土地上的人民、土地上的文化保持密切联系；另一个就是如何仰望星空，有一种超越于物质现实生活的精神追求，我想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特别需要这样梦的精神的我的理由。　　三、 今天大学的精神危机　　那么，在这样一个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和生活重建中，中国的大学，或者说中国的北京大学，它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有什么使命，应该发扬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二个层面的问题。　　按我的理解，或者我的大学的理想，我认为大学之为大学，就是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保守性的功能，就是思想文化、学术精神传统的传递和坚守。因此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这样一所大学，它应该成为民族精神的一个堡垒、一个圣地。另外，大学还有革命性的功能，应该有一种批判和创造的精神，应该对社会发展的既定形态，对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以及人类自身，作不断的反省、质疑和批判，并且进行新的创造，这样，它就能够成为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学术的发源地。简单说就是两句话：一个是坚守，坚守民族精神，坚守思想文化传统；一个是批判创造，创造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学术。我们现在一直在说要创办一流大学，什么叫一流大学，我觉得一流大学就是要有两个标准：一是应该成为民族的精神堡垒，二应该是民族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发源地。第7节：今天的中国不能没有梦(2)　　这就要说到北大的历史。我们通常说，北大的历史上有两次辉煌：第一次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蔡元培先生所领导的那个北大，成为当时中国的五四新文化、现代新文化的发源地；第二次是西南联大时期，把北大、清华、南开的传统发扬光大，在一个民族危难的时刻，成为民族精神的堡垒，同时它也成为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发源地，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非常出色的科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都是西南联大所培育出来的。当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即使北大，也不是任何时候都有这样的辉煌。但是，其中的某些基本精神，却是具有普遍性的。　　要做到"坚守"和"批判创造"，大学就必须关怀现实，同时和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今天我在这里主要谈距离。在我看来，大学应该保持两个距离：一是要和时尚、和世风流俗保持距离，大学有时候需要保守，不能那么"时髦"、"摩登"；大学还必须和现状保持距离，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的现状、既成的形态，这样才能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势。　　而要保持这两个距离，就应该有一些相应的精神。在我看来，大学特别需要三种精神：沉静，清洁，定力，也就是"沉"、"清"、"定"三个字。当整个社会陷入喧闹的时候，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应该沉静；当整个社会的风气被腐败所污染的时候，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应该清洁；当整个社会陷入浮躁的时候，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应该有定力。也就是应该"洁身自守"，保持自我精神的清洁和纯正，同时要守住一些基本的规范、学术的规范、做人的规范，它是不受外界影响的，不受任何压力和诱惑左右的，也是决不放弃、决不让步、决不妥协的，要守住一些基本的东西。　　当然今天说这些话是有些近于痴人说梦，因为现实的中国，现实的大学，也包括现实的北大，完全反其道而行之：社会喧闹，大学更喧闹；社会腐败，大学更腐败；社会浮躁，大学更没有定力。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现实。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大学弥漫着两种可怕的思潮：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思潮。所谓实用主义就是完全被个人利益所驱使，有用就干，无用不干。因此必然也走向虚无主义，就是除了时尚和利益之外一切都不可信，一切都不可靠，一切都可以放弃抛弃。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就导致了大学的两个结果：一个是知识的实用化，一切与实用无关的知识都被大学所拒绝，既被大学里的老师所拒绝，也被大学里的学生所拒绝；二是精神的无操守，拒绝一切精神的追求和坚守。我觉得这样的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两大思潮所导致的知识的实用化和精神的无操守，是现在大学里的两个基本弊病。同学们身在其中，必须有所警惕，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洁身自守"。　　另一方面是大学的批判功能、创造功能的削弱，以至丧失。在我看来，大学里的老师学者，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大学里的学生也应该努力培养自己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代表的是公共利益，所坚守的是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中的普世性的价值和理想，以及生命个体的思想与学术追求。大学肩负着为国家培养人才的任务，但绝不能代表某一个利益集团的意志，更要防止自己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样大学才能真正保持自己精神的独立和思想学术行为特立独行。我觉得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一个基本的品格，基本的风格就是独立，精神独立和学术、思想、行为的特立独行，这样才可能有出于公心的批判和创造，才可能真正创造出能够成为社会"公器"的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　　而我这样的理想同样是远离现实的，因为今天的社会正要求大学里的老师、学者、学生，成为现状的维护者和辩护士。我曾经用鲁迅的话来形容今天对教授，特别是文科教授，可能也包括大学生的要求，也是八个字：赞成（拥护），解释（用你的学术解释这个理论何等伟大正确，赋予合理性、合法性），宣传，演戏。这就是今天对于大学教师与学生的要求，而这是得到制度的支持的。今天大学这种评职称、博士点的种种制度，在我看来是新的科举制度。请君入瓮，你只要服从、同意、解释、宣传、做戏，那你一切都有，有房子，有职称，有地位，就成为重点学科，就能评奖；如果你拒绝同意、解释、宣传、做戏，一切都没有。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诱惑下，应该说相当多的教授、学者都被收编，开始有点扭扭捏捏，后来越来越舒服，慢慢地就习惯了，最后就舒舒服服地被收编。当然坦白地，我今天来敢说这个话，原因在于我已经退休了，如果我现在还在当教授，可能我还没有勇气说这番话。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制度造成，不单是个人的品德的问题。是教育体制使大学失去应有的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这就是我们正在上演的，还会继续上演的大学失精神、失灵魂的悲剧，而且很多的悲剧今天都很难说是悲剧了，因为悲剧还能给你悲壮感，现在都成滑稽戏了，现在大学里上演的滑稽戏太多了。同学们身在其中，自然有比我更多的体会。我在同学们面前常有羞愧之感，因为大学老师不能为人师表，不能坚守住最基本的东西，是会影响学生的。这些年我们前面所说的实用主义、虚无主义的思潮，在大学生中很有市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家目睹学校里校长、老师中的种种腐败现象，是很容易产生看透一切、调侃一切，进而自己也"玩世不恭"、放弃一切的情绪的。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大学失精神，提出要寻找失去了的大学精神、北大精神，并不是和大学生无关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着在座的每一个同学的精神成长的。我们必须明辨是非，追求大学所应该有的独立坚守的精神，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这样才能有效地抵制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把自己培养成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现代公民。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北大110周年校庆，寻找北大精神、大学精神的意义所在。第8节：四川汶川大地震中的思考(1)　　3. 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　　--四川汶川大地震中的思考　　一、将灾难转化为育人、治国的精神资源　　"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是学堂主持人逄飞给我出的题目，而"震灾中的思考"是我主动要讲的。原因也很简单：自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以来，这些日子，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一样，整个心都扑在"震灾"上了，我们所有的言说、所有的思考、都集中在这一点上了。这是此刻我们唯一愿意、甚至渴望彼此交流的话题。而且，正是震灾使我们对什么是"当今之中国"，什么是"当今之中国青年"，什么是当今的"时代精神"，以及"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应该建立起什么样的关系、承担什么责任，都有了新的认识。正像震灾中的幸存者，北川中学的高一学生贾国伟在他的日记里所说："世界变了，原来的一切都变了。"（见2008年5月20日《北京青年报》）我们也都是幸存者，我们都有这样的"一切都变了"的感觉：世界变了，中国变了，我们彼此的关系变了，我们自己也变了，都要刮目相看了。在此之前，我们对世界、中国、中国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自己，都有过许多悲观的、甚至绝望的看法；现在，因为灾难，我们原来看不到的、忽略了的世界、中国，以及我们自己，人性中最美好的方面，突然呈现出来，我们开始目瞪口呆，继而被深深地感动了。　　我们应该感谢的，首先是灾区里的受难者，是他们承受了这一切生命的苦难，正是他们在危难中表现出来的坚韧的生命力量、对生活的渴望、友爱与互助、奉献与牺牲，才激发了、点燃了全民族、全人类，以及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同样具有的爱与力量。一位网友说得好：真正的"英雄"是这些承受、"经历了磨难的人"，"他们绝不是等待别人怜悯的难民"，最终解救者是他们自己，而且也是他们拯救了我们这些早已麻木的、沉沦了的灵魂。一切"感恩和歌颂"只能归于这些受难者和"抗震救灾"的真正承担者。（何帆：《每一共同经历了磨难的人都是英雄》）　　我自己在整个抗震过程中一直处于焦虑不安之中，我感到了自己的无力，甚至因此有愧疚之感。在这许许多多的人都投入救灾行动中时，我特别感到了思想的无力；但我又不能放弃思想，这可能是我唯一能够做的，而且是应该做的。而因为思考，又带来了新的焦虑。昨天，我在报上看到了一篇《北京志愿者说》，说他"好害怕一件事情发生"：当"灾难过去"，"大家都恢复正常作息"，会不会就忘记了这些受难的孩子呢？"我害怕他们已经被抛弃过一次了，他们不能承受再被忽略抛弃一次的二度伤害！"（2008年5月21日《北京青年报》）　　我也有这样的恐惧，即灾难过去"以后"的恐惧。灾难毕竟是一个非常态的状况，人们最终还要回到常态之中；我的忧虑正在于，回到原来固有的生活里，我们会不会故态复萌，又恢复了那个自私的、颓废的自我，那种冷漠的、互不信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样一种僵硬的、官僚化的权力运作？--我相信这绝不是杞人忧天，因为我们体制的弊端依然存在，我们国民性的弱点依然存在。　　这里，我想特别谈谈国民性的问题。是的，这一次抗灾，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国民性极其可贵的一面。这个民族有着一种难得的生命的坚韧力量。平时，看起来惰性很强，但凡有一条退路，就绝不思变革和前进，宁愿妥协、迁就、得过且过；但一旦到了危难时刻，就能突然爆发出一种自救的力量，即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或者叫"绝路逢生"。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经历了一次次民族危亡，而又始终不亡不倒，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基本原因。这一次抗灾就是这样的民族精神的大爆发，是一次民族自救。但起之也速，退之也快，这一次抗灾，并不能自然地将我们的民族惰性消除，而这样的惰性发作起来，又会将我们国家，以及我们自己置于一个不死不活的状态。我常说，中国人可以共患难，却难以同富贵；别看现在全民同心同德，日子太平了，又会是窝里斗。然后再等待下一次危难中的爆发，再来团结自救。正是这样的循环，使我们这个民族，既不会垮，总在前进，但又极其缓慢，令人心焦，我们也就永远在"绝望与希望"的交织之中煎熬。　　现在，我要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打破这样的循环，能不能把这次灾难的"非常态"中爆发出来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美，变成一种稳固的社会与精神的"常态"？我以为，这需要作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是要作理念的提升，即把在抗灾中从人的生命本能中爆发出来的人性美、人情美，提升为一种新的价值观，新的伦理观，同时对我们原有的价值观、伦理观进行反思。但仅有理念还不行，必须要有制度的保证。也就是说，我们还需要将抗灾中所展现的政府和人民的新关系，提升为一种新的治国理念，并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同时也必须正视这次救灾所暴露的制度缺陷，为我们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四大改革提供新的推动力。这就是这十多天来，我一直在紧张地思考，并且想在今天和年青的朋友们一起讨论的问题--如何将灾难转化为育人、治国的精神资源？　　这首先是我们这些幸存者的责任。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这里所说的抗灾中所爆发出的所有的美好东西，都是以数万人的死亡和数十万人的受伤为代价的，这是浸透了死难者的鲜血的。如果我们不珍惜，不把它转化为精神资源，将其遗忘，甚至成为自我炫耀的资本，那就是犯罪。第9节：四川汶川大地震中的思考(2)　　我还想强调的是，这样的讨论，也是我们"当今之中国"所急需的。记得我今年4月27日在北大110周年民间纪念会上，就讨论过这样的"当今之中国最需要什么"的问题。我提出了一个分析：当今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进入小康社会，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巨大成绩；但也就同时面临着这样一个摆脱了贫困、开始富裕了的中国，将向何处发展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之中国，正走在十字路口。我认为，在这样的转折关头，需要提出"四大重建"，即"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它是文化重建的核心）、"生活重建"。当时，我提出这个问题，许多同学都觉得过于宏观，并不能引起共鸣。但是现在，经过这次地震的洗礼，我们再回过头来讨论这四大重建，就有了血肉的内容：在我看来，我们要将灾难转化为育人、治国的精神资源，其核心就是一个"价值重建"与"制度重建"的问题。　　下面，我就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展开我的讨论。这是名副其实的抛砖引玉：我十分真诚和迫切地希望和年青的朋友一起来思考和讨论。我以为，这是最初的激动过去以后，我们最应该做的工作。而且我所提出的一己之见，是不成熟的，有些问题我自己也没有完全想清楚，没有把握，需要讨论，欢迎质疑，我所期待的是一个集体的智慧，共同来思考和解决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讨论。　　二、敬畏生命，一切为了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健全发展　　这次抗灾，最为响亮、最激动人心，也最具有凝聚力的口号，大概就是"人的生命重于一切"。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生命至上"的理念，强调的是人的生命价值的至高性与普适性。　　所谓"至高性"，就是认定人的生命的价值具有绝对性，它高于一切价值，它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一切与之相违背的价值，都应该受到置疑。而我们这里，长期以来，却奉行着"为了某个崇高的目的，可以无条件地牺牲人的生命"的理念，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当然，人可以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次抗灾中就有这样的牺牲，献身者应该为我们所崇敬。但是，这必须是发自内心的自主选择，其内在动因正是自我精神发展和完善的需要。这和外力的强制侵害与剥夺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而且即使是这样，也是应该尽量地减少，不能轻言，更不能鼓励牺牲。所谓"为了崇高的目的"的"牺牲论"之所以不能接受，还因为这样的"牺牲论"的背后，常常隐含着巨大的欺骗，因为所谓"崇高的目的"的解释者、宣扬者是那些自命"真理的掌握者、垄断者"的政客或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表；所谓"为崇高目的"而"牺牲"，其实是为这些政客、代表卖命。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年青人对那些动不动就鼓动你们去牺牲的蛊惑，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人的生命至上，同时是一个"普适性"的观念。我们知道，人是分为群体的，不同地位、出身、经历，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不同信仰，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利益的人的群体，共在同一块土地、同一个地球，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冲突，是必然的；而要真正和谐相处，就必须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取得公认共通的价值。这次震灾中的全国、全世界的同一条心，启示我们：这样的普世价值，就是人的生命至上性。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体会和体验：救助每一个遇难者的生命，在这一目标面前，原来存在的所有的分歧、论争、利害冲突，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因此，通过这次救灾，我们应该毫不含糊地将"敬畏和尊重生命"（也包括大自然的生命）作为一个基本的价值。普适性的价值确立下来，如一位作者所说，它应该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浙江会计师舒圣祥：《活下去，是有种信念》，载2008年5月17日《中国青年报》），并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生命是美丽的，活着真好"，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年青人的基本的、稳定的、不可怀疑、不能动摇的信念：前一段时间曾经出现的年青人厌世、轻生的悲剧，再也不能发生了。　　"生命至上"，这是一个总概念。它其实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需要作更深入的讨论和分析。根据在这次救灾中的观察、体验和思考，我觉得它至少有八个层面的意思。　　首先，我们讲的"生命"，是有明确的指向的，就是具体的、一个一个的"生命个体"。到我写作本文时为止，我们从废墟里救出的六千条生命，是一个一个地救出的；我们说："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指的也是一个一个的具体的生命；我们说"为人的生命负责"，其含义也是明确的，就是为"每一个个体生命负责"。这在救灾中好像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常识，但却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因为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是很少强调"个体的人"的，我们更重视的是家庭的人、社会的人、国家的人，这当然自有它的意义和价值，但它也容易造成对个体生命的意义、价值和权利的忽视和压抑。因此，鲁迅等先驱者在上一世纪初提出"个"的概念，在五四时期提出个性解放的观念，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权利，从此得到了确认。但在以后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却不断发生用抽象的群体价值、利益否认个体价值、利益的观念和行为的偏差。比如，"为人民服务"，至今也是我们的基本治国理念，这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对它的理解，在一些人那里，"人民"成了一个抽象的群体概念，就出现了"我是为人民服务，又不是为你服务"这样的误解。问题更在于这样的抽象的"为人民服务"，就很可能变成为自称"人民代表公仆"的官员服务，那就变质了。而这一次，在救灾中，"为人民服务"，就成了实实在在地为每一个具体的生命个体，为他们的生存、温饱、发展负责，这正是"为人民服务"的治国理念的正本清源。所谓"敬畏生命，关爱和尊重生命"，就是"敬畏个体生命"，它是必须落实为对每一个个体生命、每一个公民的尊重、关爱，具体服务的。不仅治国如此，我们每一个人对人的爱也必须落实为对一个个具体的人的具体帮助。第10节：四川汶川大地震中的思考(3)　　第二，关爱每一个生命，同时就意味着承认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这一次救灾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完全打破了原来的等级观念，即所谓"在灾难面前人人平等"。不分贵贱贫富，不分职务高低，不分官员平民，我们一起受难，互助互救，共度艰难，共同承担生命的艰险，也共享生命的意义和欢乐。如论者所说："生命的宝贵不因包含身份、地位在内的一切差异而区分，所有的生命都同等宝贵。"（舒圣祥：《活下去，是一种信念》）这样的"生命平等"的意识也应该成为一个基本价值理念，并成为我们追求社会公正与平等的基本依据。　　第三，给最危急、最困难的，也就是最需要帮助的人以最及时的救助，这是这次救灾不言而喻的基本原则，它其实也是有着普遍意义的，就是我们关爱生命，首先是关爱弱者的生命，这也是五四时期的先驱者所提出的"弱者、幼者本位"的观念。有朋友提出"生命至上的理念首先要充分体现在孩子身上"（江苏市民尹卫国：《把教室建成庇护生命的坚固屏障》，载2008年5月18日《北京青年报》），这大概已经成为经历救灾以后的中国人的一个共识。因为孩子们在救灾中的表现，深深感动了每一个成年人。更因为这次灾难以血的事实昭示我们：社会体制的每一个弊端，我们成年人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会以孩子的生命为代价。这是这次灾难给我们带来的"永远的痛"：震灾中，中、小学校舍房屋倒塌最多，孩子的牺牲最为惨重。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这些成年人，应该为此感到难堪和羞愧。人们有理由追问，并要求依法追查：这背后有没有腐败？人们也因此对这次震灾中的奇迹感到兴趣："刘汉希望小学"的教学楼居然屹立不垮，一查原因，就因为投资与建筑者十年前就确立并实行了这样的原则："亏什么不能亏教育，一定要把好质量关，要是楼修不好出事了，就走人。"问题是，能不能把"亏什么不能亏教育"作为治国的基本理念，把"谁在教育上出了问题，就罢官，走人"成为一个制度，真正把教育置于今后中国整个国家、社会发展首要的、绝对"不能亏"的地位，不仅在理念上，更在制度上得到保证，这是我们在救灾以后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在座的诸位义工、志愿者也需要重新来认识我们已经做、还要继续做的支教工作的意义。在我看来，"关爱孩子的生命"应该成为义工、志愿者的一个基本理念。　　第四，在救灾中人们关心和考虑的，不仅是孩子现实的生命存亡和温饱问题，还有他们今后一生的长远发展。这也有普遍的意义。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生命"不只是生理意义上的肉体生命，更是一种精神生命。这次救灾，不仅医治伤病，也注重心理的治疗，就表现了这样的对人的生命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关怀。这背后的理念，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是人的生命的健全的发展，即鲁迅所说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我们所说的人权，生存权、温饱权和发展权，是缺一不可的。这次震灾所突现的，就是这三大人权。　　作为人的精神发展的需要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有公民民主权利的保障问题。这次救灾至少就涉及到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这次抗灾的一个重要进步，就是知情权的扩大、透明度的增强，尽管在这方面，人们还是可以提出许多批评，但无论如何毕竟前进了一步，人们自然也就期待将非常态的知情权扩大为常态时期的知情权的充分保障。随着民间捐款的日益增多，捐款人如何监督捐款的使用问题也提了出来。有关部门很快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这都可以视为一个历史的进步。　　我想着重谈的是公民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会管理的权利的问题。曾经有过一个说法，每个人只要做好本职工作，管好自己的事，而把公共事物的管理放心地交给"公仆"去做。这就在实际上把公民置于公共领域之外，这是变相的对公民参与权的剥夺，同时造成了对人的生命发展空间的挤压。这些年许多人，也包括年青人，变得越来越物质化与个人化，是和这样的公共空间，政治、精神空间的相对狭窄，只能局限于个人、物质空间的发展的状况是直接相联系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年不断成长的民间志愿者组织、慈善组织的发展，正是对年青一代生命发展空间的一个扩展。尽管民间社会组织、志愿者组织、慈善组织的发展，已经得到国家的承认，有了法律的依据，但有的政府部门依然对民间组织心存疑虑，多有限制。正是在这次救灾中，这样的状况有了很大的突破。这都是救灾中最引人注目的新闻：地震发生数小时以后，一支由江苏某民营企业组织的、由一百二十人和六十台挖掘机等大型机械组成的民间抢险突击队，从江苏、安徽集结出发，四十八小时之内已经赶到绵阳参与救灾；曾经于今年春天赶赴湖南灾区，参加抗击冰雪灾害的十三名唐山农民组织的"爱心志愿小分队"，也赶赴抗震第一线。在受灾地区更是出现了大批本地与外地的志愿者。许多平时依据不同兴趣形成的网络社群，也集结为网下的志愿者团队，参与到各地的救灾行动。《北京青年报》为此发表了专门的评论：《全民总动员见证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2008年5月21日），对救灾中所表现出的自觉的公民意识、有序有效的公民行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很多志愿者也感到救灾是最好的公民教育的课堂。而这一次救灾，民间组织所显示的力量，是一个重要的启示："敬畏、尊重生命"的观念，应该包含"尊重和保障人的公民权利"的内容，我们所要建立的是这样的公民社会。在这里，"公民意识落实为公民的普遍自觉，公民的权利得到法律的保障"，"每一个公民都有充分的自由和有效的途径，主动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会管理"。希望这次救灾能够成为构建公民社会的新的开端：我们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第11节：四川汶川大地震中的思考(4)　　第五，这也是《北京青年报》的一篇文章：《灾难告诉我们，人与人是这样相互依存的》（作者：广西市民范大中，2008年5月17日）。在这次救灾中，许多受难者都谈到，是"一定会有人来救我"的信念支撑自己战胜了死亡。文章的作者却问道：这样的"别人会来救我"的信念的"理由"是什么？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分析：理由就在相信"你的生命与别人是有关的"，"灾难是平等的，不到它发生的那一刻，谁都不清楚谁是拯救者，谁是被拯救者。所以我们必须彼此守望、互为依存，这是个约定。你必须信守约定，以良知发誓让每一个遇难者得到救助，然后，当你某天遇到艰险时，才有理由在黑暗与恐惧中坚信别人一定会来救你"。作者说，"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相互依存的。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是整个人类，都是以这种默认的契约依存的"，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敬畏、关爱生命"的观念，它还包含着一个"生命相互依存"的"约定"。作者说："或许，只有在汶川大地震这样的灾难面前，我们才有机会看清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相互关系。那就是，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群体之中、同一片天空之下，每一个人都同时是别人生命的一部分，你的伤就是别人的痛。在这个群体之中，任何一条生命的逝去，都会让所有活着的人悲痛，感到生命的减损。"--这大概是所有的人在这次救灾中的共同感受，由此形成了"生命共同体"的概念，其背后是一个普世价值观念："每一个人的不幸都与我们有关，每一个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对我们的羞辱，每次对别人苦难的冷漠都是我们为命运自挖的墓地。"　　我要补充的是，这样的普世价值观念，也同时存在于中国的传统观念之中。正如一位作者所引述，孟子早就说过："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这就是古语中所说的"人溺己溺，人饥己饥"。张载也说："凡天下之疲癃残疾、茕独孤寡者，皆吾兄弟之颠连无告者也，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讲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大仁即大勇"（胡晓明：《大地是病，大地是药》，2008年5月20日《文汇报》）。这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传统。这也是我多次谈到的，鲁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感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他说，一个真正的诗人是能够感受到天堂的欢乐和地狱的痛苦的。因此，鲁迅的生命有一个大境界，包含一种博爱精神，一种佛教所说的大慈悲情怀，既是独立的，又自由出入于物我之间、人我之间。这是一种大境界中的自由状态。　　过去我在课堂里讲这些，同学们听起来总觉得有些隔膜，好像很难和自己联系起来；而现在，经历了这次大救灾，同学们大概就能领悟了。前不久，我和清华大学的同学有一次对话。大家都觉得，这些天，自己的精神境界仿佛经历了一次蜕变。在此之前，眼睛里只有周围的那个小世界，考虑的只是个人的发展、前途，所感觉的范围非常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鲁迅语）。就像大家自嘲中所说，沉湎于"小资情调"之中，自怜而自恋。这回地震，就一下子震出了一个"大世界"，突然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原来是和别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有无数的和自己一样年青的生命需要自己去救助，自己的生命也只有在和更广大的生命相互依存中才获得意义。也就是说，当你眼里只有自己时，这世界很小很小；当你眼里有了别人，你自己的生命境界就很大很大了--同学们应该珍惜这由数万人的生命换来的生命体验，将"生命相互依存"的观念化为自己的信念，并转化为更加自觉的义工、志愿者行动。所谓"义工"，就是将从事公益活动视为自己的义务；所谓"志愿者"就是以帮助别人为自己生命发展的内在需要，其内在的理念就是生命的相互依存，"人溺己溺，人饥己饥"，"救人即救己，助人即助己"。　　第六，我们说生命视野、境界的扩大，也包括看到了中国之外的世界，而且也是那样充满了仁爱。如一位作者所说，我们突然发现，"这里的'地'，已不只是中华大地，而是全球各地；'人'也不只是中华儿女，而是包括了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全球民众"（顾顺中：《大难兴邦，震情唤醒公民意识》，载2008年5月17日《新民晚报》）。于是，有人想起了胡适六十年前留下的名言："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徐迅雷：《地球可以颤抖，精神不可颤抖》，载2008年5月17日《新民晚报》）。日本参议院议长说得好，这次中国四川的震灾，可谓"全球之痛"（新华社5月20日电）。在这全球化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之间，既有差异，有利益的冲突；更有利益的相关，以及生命的相通。有朋友说得好，通过这次救灾，我们不仅要"感恩"中华儿女，更要"感恩世界"，人以仁爱之心对我，我更应以仁爱之心对人。　　这里，我想讲一件今天回想起来让我们颇为尴尬的事情--我本来有点犹豫，不知道在此刻谈这些是否合适；但我还是决定讲出来，因为经历了这次地震的洗礼，我们已经更加成熟，应该更能正视自己的问题。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今年龙卷风袭击美国时，中国的个别网民的反应。一位网民这样评论："活该！苍天为什么不把更大的灾难降到美国呢？这种虚伪的自以为是的国家原该受到诅咒！"我尤其注意到一位四川成都网民的反应："美国怎么只死22个呀，为什么不死22万呀？"我已经说过，这只是几个人，并不代表大多数中国网民和公民；但它所反映的人性的扭曲，却很值得警惕。这将自己不喜欢的国家视为敌人、"你死我活"的"斗争逻辑"、狭隘心态，这完全漠视他国人的生命、幸灾乐祸的杀戮情结，这样的心灵的毒化，是何以造成的：这不能不让人悚然而思。　　第七，人性的扭曲之外，更有人性的美好。这次救灾所展示的人性的光辉，让我们所有的人为之感动而震撼，也是举世瞩目的。我们说人的生命之所以值得尊重，就因为它蕴涵着这样美好的人性。　　但是，不能否认，人性中也有恶的方面。"人性善"还是"人性恶"，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争论，这里暂不讨论。我只说说自己的人性观。在我看来，人性是"善恶并举"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既有善的种子，也有恶的种子。问题是，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社会，对人性中的善和恶，采取什么态度：是"扬善抑恶"，还是"扬恶抑善"？应该说，这一次救灾，就是一次"扬善抑恶"的壮举：每个人的内在的所有的人性的善良、美好，都得到淋漓尽致的爆发、放大，而且相互影响，形成"人心向上、向善"的环境、气氛，人性恶的方面，就得到了极大的遏止。我以为这提供了人和社会的改造的一个很好范例。　　问题是，我们如何将这样的"扬善抑恶"成为一种价值理念，变成更自觉的行动？我以为，应该有三个层面的努力。首先是，我们自己要努力"扬善抑恶"，自觉地发掘、发扬自己内心最美好的东西，中国传统讲"修身养性"，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扬善抑恶"。　　还有在和他人相处中，能不能做到"扬善抑恶"。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自己要以最大的善意对待他人；二是在相处中要最大限度地释放对方的善意。这也是我经常说的，对方的弱点、毛病，以至恶的方面，心里要有数；但更看重他的优点、善处，以善相处；而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却常常相反。我最近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看得我心惊肉跳。他说，我们中国的社会里，有太多的违背人性的东西，我们却习惯于此，并且努力去适应它，从而形成一种"自我糟践"，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弄得非常阴暗，并且以敌意看周围的人，甚至以"恶意假设"彼此对待，人与人之间就失去了基本的信任，自己释放敌意、恶意，又彼此交换敌意、恶意，就极大地毒化了社会环境。这样，就弄得自己活得累、活得烦、活得不快活；同时也弄得周围的人都累、烦、不快活。我想，在座的同学对这样的"扬恶抑善"的人与人的关系和社会环境，都会有自己的体验，它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许多中国人的生存常态了，以至我们的社会里充溢着怨毒之气，这是我们所说的民族精神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之感到心惊肉跳，就是为此。而这一次救灾正是一扫这样的怨毒之气，给我们提供了人与人关系的另一种方式，另一种可能性：以最大的善意对自己，不要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同时以"善意假设"看人，把自己的关爱和友善给予别人，又从别人那里收获关爱和友善。这样，热情友善地对人，成为日常生活，成为人与人相处的一般行为方式，至少我们可以活得轻松点、快活点。在我看来，这是并不难做到的，起码我们的义工组织、志愿者组织，就可以以"扬善抑恶"作为自己的基本理念，努力培育友善的气氛和环境，使我们在这个群体中生活得快活而有意义。　　当然，还得有制度的保证。我说过，一个健全的社会，总是"扬善抑恶"的；一旦出现"扬恶抑善"，这个社会就出问题了。如何建立"扬善抑恶"的机制，应该是我们所说的"社会改革"的重要任务。　　最后要说的是，我们还应该把我们这里讨论的"生命至上"的观念，变成一种治国理念。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问题是，实现现代化的目的是什么？很长时期，我们奉行的是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现代化路线。这固然是为了满足国家独立与富强的要求，自然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对于人民利益的忽视，以及"见物不见人"的弊病是明显的，其后果也是严重的。这些年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应该说，这是治国理念上的一个进步；通过这一次救灾，我们对"以人为本"的理念的认识，可以有一个深化，应该更明确地指出，"以人为本"就是"一切为了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健全发展"，这里的关键词是"每一个"、"个体生命"与"健全"，其内涵前已论述，不再重复。这次救灾，还有力地证明，只有实实在在地为每一个个体生命负责，为他们的生存、温饱和发展尽职，政府的权力才真正获得公信力和合法性。这都是需要另作专门讨论的，这里只能点到为止。第12节： 如何看待"80后"这一代？(1)　　4. 如何看待"80后"这一代？*　　感谢这次征文的组织者让我参加评奖工作，给了我一个了解"生于八十年代"的当代中国大学生的机会。　　我在北大教了二十多年的书，比较熟悉的，是"知青"那一代（生于四、五十年代）和"八九"那一代（生于六、七十年代），现在，他们都是你们的父母、老师辈了。我在北大最后一批学生，是八十年代上半期，也即1980-1983年出生的，我已经不太了解了。而诸位大都是我2002年退休以后入学的，我们之间自然就相当陌生了。而这次征文却使我们相遇，以至今天我能走到你们中间，这也可以算是我晚年生活中的一件幸事吧。　　第一次让我注意并思考"生于八十年代"这一代人，是前不久我看到了《中国青年报》发表的"青年调查"。其中有两点，引起了我的很大兴趣。　　首先是一个数字："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从1980年至1989年的十年中，中国约有2．04亿人出生。即使排除中途'夭折'的，'80后'也有2亿人左右，其中多数生长在农村。"2亿人，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这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青年群体，何况他们将要或已经开始接班，他们中间的代表，像姚明、郎朗、刘翔，甚至已经成为中国形象的象征了。这自然要引人关注。第13节： 如何看待"80后"这一代？(2)　　但这同时又引起了争论，主要是对这一代人的看法与评价。这份"青年调查"提供了一组数字，显示出"'80前'看他们"与"'80后'看自己"之间的同与不同，这是很有意思的。我注意到，有两点比较一致：一是"重视外表，讲究穿着"，"80前"有73．2%，"80后"有59．3%都这么看；二是"生活离不开网络，QQ、网游是最爱"，"80前"有78．3%，"80后"有48．2%，都认同这样的描述。但一进入评价，就显出极大的差异。比如，"80前"人普遍认为这一代人"永远以自己为中心"，"道德观念、是非观念、责任感普遍不强"，"总是高估自己的能力"，持这样观点的分别为61．4%、61．4%、64．2%；而"80后"认同这样的评价的比例分别为28．7%、29．9%、28．1%，可以说大多数是不能接受这样的批评。于是，就有了"请别误读这2亿青年"的呼吁。　　对这样的争论，我有几点看法。　　首先我们要注意，尽管由于人的成长，总是和时代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同时代人就会显示出某些共同或相近的特点，我们也因此可以作出这样那样的概括，但一定不可忽视个体的差异，更要警惕，不要以"代"的特征而掩盖了每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个体的特殊存在、特殊问题与特殊魅力。正是在这一点上，显出了这次征文的一个特点：大多数文章都是相当个人化的叙述，谈的是个人的真实经历、个人真切的生命体验，真诚地吐露个人的精神困惑，我们或许可以从中感受、把握"一代人"的精神风貌，但其个人的特殊性却更有吸引力。　　而在对"代"的特征作概括时也要小心。切忌以点代面，以偏代全，仅根据一部分人的特点或问题，就做出整体性的概括。比如说我在一些场合、一些文章中曾表示了对当代青年，大概也包括"生于八十年代"人中某些人的利己主义倾向、调侃人生的态度，提出我的担忧，但是否据此作出"利己主义的一代"或"调侃的一代"这样的概括，则一定要谨慎。　　另外，强调"代际差异"时，也要防止过分夸大，因为无论时代的发展，还是人的生命成长，也有连续性；年青人总是在上代人，甚至上几代人的影响、熏陶下成长的，也就必然有生理与精神的遗传基因，从而显示出代际相承、相融的另一面，这也是不可忽视的。如我在前面的点评中已经提到，好几位同学的文章里都出现了长辈形象，深情地写到了自己成长过程中的精神传递，这都不是偶然的。　　其次，在我看来，作为一代人，他人的看法固然重要，但更主要的还是自己如何看。鲁迅就谈到中国长期以来，总是处于"被描写"的地位，而别人（例如外国人）的描写，就难免有误读、偏见，以至曲解；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来描写自己。这大概就是这次"生于八十年代"征文比赛的主要意义所在：这是一次自觉的自我描写、自我呈现，它有助于人们更真切，因而也更正确地看待这一代人，克服有意无意的偏见；它更是一次自觉的自我审视、自我反省，是一次契机：同代人一起来回顾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检讨自己所存在的问题，共同面对自己所面临的挑战。　　最后我要说的是，前述"青年调查"中所显示出的前代人对后代人的指责、批评，以及后代人对这样的批评的不满与反击，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也可以说是一代传一代的。我曾写过一篇《我看九十年代北大学生》的文章，就提到："我在研究近百年历史时，早就发现，几乎每一代人都不满意于下一代，而且批评的言辞都差不多。比如手头这篇《老实说了吧》，就是刘半农（"五四"那一代）批评上世纪三十年代青年的，说他们不认真读书、又喜欢乱骂人等等。如今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还有四五十年代的）青年已经成了婆婆和爷爷，他们对后辈（也包括九十年代青年）的批评，仿佛也是不读书、好骂人之类：这历史的循环是耐人寻味的。"我又说了一段话："然而历史照样前进--每一代人都被他的上代人所不满，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以至有资格来批评下一代人。"现在，一些九十年代的青年，即"生于七十年代"的人，不也在批评你们这些"生于八十年代"的人了吗？　　我由此而得出一个结论："为下一代人，尤其是年青人担忧，实在是杞人之忧。每代人会有他自己的问题，但既不能看得太重，最终也要靠他们自己来解决问题。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时间：这大概也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吧。"　　这篇文章写于1997年，距离现在已经有九年了。但我今天面对新世纪的北大学生，"生于八十年代"的一代人，也还是坚持这两大信念，所要说的还是这句话：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走自己的路。　　5. 我们为何读书？如何读书？*　　看到诸位，我就想起自己的年青时代，自然有说不出的亲切感。我同时感到陌生，因为据说诸位都是"80后"的一代人，我已经很不熟悉了。但我仍然关心着你们的成长，今天想和你们讨论的问题是：到大学来读书，不仅是为了求知识，还得思考"我为什么活着？我要追求什么？我的社会理想，人生目标是什么？"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想清楚，不能确立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会影响你一生的发展。　　当然，这些问题，是要靠自己来解决的，理想、信念、信仰，都是要出自内心，成为自己的血肉的。而且，其形成也是要有一个过程的，甚至要经历长期的、痛苦的探索。一般说来，在大学期间，甚至在研究生阶段，都只能打一个基础，需要在离开学校以后，在社会实践中逐渐建立起来。第14节： 如何看待"80后"这一代？(3)　　这正是问题所在：作为一个在读的大学生、研究生，如何为自己的世界观的形成打基础？　　我想从学生生活的特点说起。人其实有两种生活的：首先是现实的物质生活，它是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同学们有时会觉得每天过着"从宿舍到教室、图书馆到食堂"的三点一线的生活非常枯燥，就是感受到这样的时、空的限制。但你们还有另一种生活，即当你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坐在图书馆里，翻读一本又一本的书，你就打破了时间、空间的界限，和千年之远，万里之遥的古人、外国人，进行精神的交流：这就是你的精神生活。学生生活的最大特点，就是他生活的现实空间是相对狭窄的，而他的精神生活的空间却是无限广阔的。其主要途径就是读书。而读书，如我们这里所说，就是和古今中外的没有见过面的朋友进行心灵的对话，精神的交流。而最神妙之处，就在于这些书上的朋友，是你可以自由挑选的，而且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如何"择友"，即读什么书的问题。我们提倡阅读经典，就是因为这样你就可以和真正的思想、文化、科学、文学的大师对话，从他们那里直接吸取人类文明的精华，使自己在人生起点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占据了精神的制高点。这样，你就为自己的理想、信仰的建立，吸收广泛的精神资源，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理想、信念、信仰，不能产生于个人的苦思冥想中，而必须建立在深厚的知识学养，和人类文明的精神继承的基础上。　　这里，还要说到大学生的另一个特点。我在很多场合，都谈到"大学是最美好的人生阶段"，因为你既享有公民的权利，又基本上没有公民的义务。这是什么意思呢？在中学阶段，你还不是公民，是"未成年人"，你基本上没有独立自主权，你的一切基本上都是家长、老师决定的，你的读书更是受到高考的制约；而现在，你成了公民，又没有高考的压力，你就可以独立地设计自己未来的发展道路，自主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但另一方面，你又还处在人生的准备阶段，社会并不要求你服务，基本上没有什么义务，这样你就处在一个相对的可以自由、自主地支配自己的时间，集中自己精力的人生阶段。这是十分难得，因而必须珍惜。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自由读书的大好时机，大学、研究生期间，应该把精力集中在读书上，特别在阅读经典原著上好好下工夫。而阅读又应该广泛的：不仅读古代经典，也读现代经典；不仅读中国经典，也读外国经典；不仅读自己专业的经典，也读专业以外的经典；不仅读经典，也读其他著作，这就是所谓"开卷有益"。为什么要强调广泛，不主张过早地把读书的范围集中在一、两个经典作家、经典著作上？那会限制了你的视野，缺乏必要的比较、选择，是不利于自己的独立世界观的形成与发展的。我们要有这样的气魄与胸襟：将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尽收眼底，将尽可能广泛的精神资源吸纳于心，有了丰厚深广的精神底气，你才可能有真正独立的选择和创造，从而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人生理想，建立起自己的信仰。　　这就是说，我们提倡与强调在大学、研究生阶段要自由、自主的广泛读书，不仅是为了增长知识，获得谋生的手段（当然我们也不必回避这方面的目的），更是为了自身的精神成长，是为了解决自己的人生观问题，建立自己的终生信仰打基础而读书，是为了"立人"而读书。我们读书、学习、作研究，都要问一个问题：和自己的生命成长有什么关系？和自己的生命无关的读书，那是死读书；和自己生命无关的研究，那是毫无活力的研究。　　这里，我想讲一点个人的，也是我们这一代的一段经历和经验。那是在"文革"后期，客观现实的种种，都使我们感到绝对的失望，我们自己也陷入了极度的迷茫：这种情况颇有些接近今天的某些敏感的大学生。怎么办呢？于是，一群朋友悄悄集合起来组织读书小组。我们读书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就是要通过读书，解决"自己向何处去"的问题。但我们又都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理想主义者，因此，在我们看来，"自己向何处去"是和"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这样一些更广阔的、更根本的问题连接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我们是把自我生命的成长和祖国、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读书动力：为寻求国家、民族，以至世界发展道路而读书，为寻求自己精神发展之路而读书，一句话，为寻求真理而读书。　　但另一方面，我们当时的读书环境，条件又是极其恶劣的，是今天你们所难以想象的。首先是没有书可读。"文化大革命"中把许多书都烧毁了，或者封存了，而我们又地处贵州这样的边远地区，就更找不到书读。我们就只有偷书，这里不妨向大家坦白：我也和学生一起将学校图书馆封存的书偷出来读，当时我们都拿鲁迅小说里的孔乙己的话自嘲："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但即使这样，能够读到的书也很有限，我们当时读的主要就是鲁迅的书、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书。我们读得很认真，一字一句地读原著，一起讨论，热烈地争辩。而这些讨论、争辩，都只能秘密地进行。因为在"文革"中，古今中外的著作，都被称为"封（封建的）、资（资本主义的）、修（修正主义的）"，阅读、讨论这些著作就会横加"放毒、散毒"的罪名。即使是读鲁迅著作、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也会被看作是对毛泽东思想著作的不尊，更何况我们读鲁迅、马列，是以此作为批判现实的理论武器，那就更是大逆不道。在当时，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形式不同的读书小组，后来被称之为"民间思想村落"，据我所知，就有不少读书小组被当作"反革命小集团"而遭到残酷的镇压。而这样的危险性，我们都是意识到的，也就是说，当时我们是冒着风险，顶着巨大的压力来读书的。我们那个读书小组，大部分成员都是小学毕业生、中学生，只有我一个人是大学毕业生，都称我为"钱师"。这些年青朋友都向我提出一个要求：希望我给他们讲讲西方文学经典，因为他们很少接触过。一个偶然的机缘，得到一本法国喜剧大家莫里哀的《铿吝人》。但又不敢公开地讲，只能选择一处偏僻的深院，大家一个一个地溜进去，然后拉上窗帘，在昏暗的灯光下，轻轻地讲：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次讲课。第15节：我们"中的"我"，"我"中的"我们"(1)　　6. "我们"中的"我"，"我"中的"我们"*　　"我们"社成立十年了！这是很让人兴奋的，一个大学里的学生社团，能够这样坚持下来，而且队伍越来越壮大，很不容易。这是我首先应该向大家表示祝贺的。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顾问，我也有很多的感慨。因为在座的同学，我都不认识了。我是2002年8月退休的，而同学们大部分都是在此之后入学的。见到你们，我真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不过我们之间好像还能够进行对话，这又是我感到欣慰的。　　今天，我主要想和同学们讨论一个问题。十年前，"我们"社刚成立时，我有一个题词，讲的是我对"我们社"命名的理解，一共十个字："我们中的我，我中的我们。"当时，我没有作任何解释，这十年来，也没有机会讲，今天，就来作一个迟到的说明吧。　　我之所以十年不变地关注，今天又要来特意谈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和"我们"的关系，是一个现、当代文学里的大问题，也是一个人生的大问题。这个问题在当下的中国，或许还有一种现实的意义和迫切性。　　这也是最近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多数人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在座的同学，大部分已经做到了"衣食无虞"，不愁吃，不愁穿，也有地方住--其实，都是你们的家长、国家给包了。这时候，你就应该考虑，如何有尊严、有意义地活着，追求怎样一种合理的、更健康的生活方式、生命存在方式，这就是"价值重建"、"生活重建"的问题。具体地说，你就必须思考：要追求怎样的更健全的人性发展？如何更新、建立更健全的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如何更新、建立更健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个人和国家、社会、世界的关系，个人和自然、宇宙的关系？等等，以此重新确立自己的生命个体在群体、社会、世界的位置，建立属于自己的健全的人性秩序，为自己的生命给出一个意义。　　在这样的视野下，同学们大概已经明白我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问题的意义了。"我"和"我们"的关系，也就是"个体"和"群体"的关系，应该是我所说的"价值重建"、"生活重建"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所涉及的问题也很多，今天无法全面展开。我想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讨论，看看二十世纪里我们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过怎样的思考，曾经走过怎样的路：这也是我经常提到的"二十世纪中国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比较强调"我们"的，它对人的理解和想象是：人是家庭中的人，社会中的人，国家中的人，而比较少地考虑个体的人。鲁迅他们那一代，以后"五四"那一代，所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鲁迅在五四时期所写的杂文里，就十分感慨：中国人只有"父亲的儿子"、"母亲的媳妇"的概念，而没有"人之子"的概念，不承认子女是"独立的人"，有"与成人截然不同"的独立的"孩子的世界"。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子女对父母的依附关系，"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因此，鲁迅这一代先驱者就提出了要"解放自己的子女"的呼吁，其关键就是承认他们的生命个体独立地位、权利和价值（参看《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文）。于是，就有了鲁迅《伤逝》女主人公子君的那一声呐喊："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里的中心词，显然是"我"，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几乎可以看作是五四那个时代的最强音。这样，"个性解放"就成为五四思想与文学的基本主题。五四文学之所以那样风靡一时，就是因为塑造了有着鲜明的个性、独立的意志、努力掌握自己命运的男女主人公的形象，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人"，传达了那个时代的年青一代的心声--这些，都是中文系的同学所熟悉的，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五四时期之前，在二十世纪初期，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还对"类"的观念，即仅把人归为某一"类"，而不是某一"个"，提出质疑。比如把人仅仅看作是"国民"，而忽视其"个人"的存在，这是一种民族主义的人的观念，发展到极端，就成了国家主义，即强调为了国家的利益，应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利益、个人权利和自由。当时孙中山就竭力推行这样的国家主义，这也引起了启蒙主义的先驱者的极大警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就专门写文章批判国家主义，提醒要提防掌握国家权力的利益集团，以"国家代表"的身份，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要求人民无条件地牺牲，放弃对个人幸福、权利、自由的追求。并且他指出，片面强调"国家至上"的"爱国主义"，容易陷入非理性，容易被利用。--这样的提醒，在今天仍不失其意义。　　鲁迅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个"的概念。我在《与鲁迅相遇》的讲课里，有过这样的解释和发挥："鲁迅讲的'个'有两个意思：一是真实的、具体的人，而不是普遍的、观念的人；一个是个别的、个体的人，而不是群体的人。我们常讲'人民'、'群众'、'为人民服务'、'为群众服务'。'群众'、'人民'这是一个概念的人，不是具体的人，是群体的人，不是个体的人。这是很容易被'调包'的：口头上讲的是抽象的、群体的'人民'、'群众'，真正一落实下来，就变成为'人民'、'群众'的'代表'（那倒是具体的、个体的某某官员）服务了。而鲁迅他要强调的是'每一个'具体生命'个体'的意义和价值，他把人还原到人的个体生命之中，真正的人道主义是要关怀具体的、真实的人，是强调每一个具体的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因此，鲁迅强调，人的思想行为必须"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以己为"造物主"。也就是说，他赋予"个"、"己"的概念以终极性的价值，人自己就是自己存在的根据和原因，不需要到别处去寻找根据和原因。此话非同小可，也就是说不要"上帝"，也不要上帝的"代言人"，不要"众意"，而要自己作主，自己裁判，自立标准，自己执行，同时自己负责。所以鲁迅讲的个性，个体意义不是放纵的，是很有责任感的，自己选择的同时是自己负责，自身到自己那里寻找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样，鲁迅就把"我"的意义，提高到了一个存在论的高度。鲁迅讲"立人"，追求的就是"人的个体精神自由"，这几乎是鲁迅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第16节：我们"中的"我"，"我"中的"我们"(2)　　鲁迅的另一个提醒，也很值得注意。他指出，不能将"个人"、"个"、"己"、"我"的概念，混同于"害人利己之义"。这里提出的要划清"己"和"害人利己主义"的界限，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在强调"个人"（"己"、"我"）的独立价值和权利，强调发展人的个性的同时，也还存在另一个层面的问题：这是怎样的"个人"、"个性"，怎样的"我"和"己"？　　是具有广阔的、现实的、历史的、人类的、生命的、关怀的、博大的"我"和"己"，还是自我中心的、狭窄的"我"和"己"？于是，就有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所提出的警告：如果"所感觉的范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过于珍惜有限的'哀愁'"，就会变成"顾影自恋"（《〈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个体生命的萎缩和扭曲。　　鲁迅在上一世纪三十年代提出这样的警告，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而处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统治下的知识分子，在陷入了苦闷与孤独中时，就感到了"自我"的渺小与无力，而渴望融入到一个大的"群体"中，在集体的反抗里，获得个体生命的力量和意义。于是，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中，就出现了由知识分子自我走向工、农大众的转变。后来成为"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诗人殷夫在《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这首诗里，对自己在参与革命群众运动时的内心感受，有过这样的描述--　　我突入人群，高呼　　"我们--我们--我们"　　呵，响应，响应，　　满街上是我们的呼声！　　我融入一个声音的洪流，　　我们是伟大的一个心灵。　　满街都是工人，同志，我们　　满街都是粗暴的呼声。　　一个巡捕拿住我的衣领，　　但我还狂叫，狂叫，狂叫，　　我已不是我，　　我的心合着大群燃烧！　　同学们自然会注意到，这里的中心词已经是"我们"了：这大概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代最强音，而且几乎延续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殷夫当时还有一首诗，题目就叫《我们》："我们的意志如烟囱般高挺，?筑我们的团结如皮带般坚韧，?筑我们转动着地球，?筑我们抚育着人类的运命！?筑我们是谁？?筑我们是十二万五千万的工人农民！"应该说，诗人所表达的知识分子个体在工人、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集体中找到自己归宿时，所感到的生命的充实、喜悦和自豪，是真实与真诚的：这样的"我们"可以称得上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新人"形象。这也就说明，"我们"意识、情感的出现，它对人的群体性的强调，依靠组织起来的集体的力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人生道路，社会变革道路的选择，是具有合理性和历史意义的；但这也预伏着危险："我已不是我"，可能导致"我们"中的"我"的感情和个性的淹没，以至消失。而以后的历史发展，正是这样一个合理性逐渐失去，负面作用逐渐显现的过程。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提出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新的伦理观。在五四时期鲁迅等先驱者曾经提出过一个"自他两利"的伦理观："人类总有一种理想，一种希望。虽然高下不同，必须有个意义，自他两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我之节烈观》）强调的显然是"自"（我）与"他"（我们）之间的统一，"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统一，而又以"有益本身"为底线，即所谓"个人本位"。而现在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新伦理观，正是对五四伦理观的否定："毫不利己"就是对我们前面谈到的鲁迅所提出的"己"的观念、"个"的观念，对人的个体性的全面颠覆，对个人欲望、利益、权利的全盘否定；而"专门利人"里的"人"，所指就是"我们"，即群体的、抽象的、观念的人，提倡的是一种以牺牲个人为前提的"集体主义"精神，而这样的"集体主义"和五四所说的"自他两利"中的"利他主义"（那里的"他"和"自"一样，都是具体的个体生命）是有着质的区别的：所要求为之牺牲的"集体"利益，其实是"集体利益代表"的利益。　　问题是，这样的彻底否认"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完全把"我"消融于"我们"的伦理观，建国以来，成了国家意识形态，体现为一种权力意志，"我们"开始上升为一种和权力结合在一起的秩序、体制。在所谓"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兴无灭资"的口号下，一切个人情感、欲望，以至兴趣、爱好，一切对个人利益和权利的追求、维护，都视为"资产阶级思想"，罪恶的渊薮，而加以彻底扫荡。其目的就是要求每一个人都以自称代表"我们"的意志的组织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组织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无条件服从和奉献，用当时最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做"驯服工具"。这就推到了极端：不仅完全否定了"我"，人的个体性存在；"我们"，人的群体性的意义也被扭曲和"换包"了，人变成了一个纯精神化与集体化的政治动物。　　7. "我们"是谁？*　　一、主题发言　　我们是第二次举办这样的"志愿者论坛"了。这说明了志愿者队伍的扩大，而且看来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这是一件大好事，而且来之不易。有人告诉我，据民政部门统计，现在全国各种类型的公益性组织，已达三十余万--我估计还要多，因为有许多是没有注册登记的。我算了一下，如果每一个组织参加者有三十人，就有近一千万人；如果每个组织的活动受益者也是三十人（当然这是大大保守的估算），那么，也有一千万。朋友们可以想一想：这两个"一千万"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就是说，在全国将有两千万人在这里尝试着、感受着一种新的生活，尝试着、感受着一种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尝试着、感受着一种新的人生价值理想。而且持续下去，坚持三年、五年、十年、十数年，那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样的精神效应的不断扩大，是会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面对这样的发展与前景，我们是应该受到鼓舞的。第17节：我们是志愿者　　但在欢欣鼓舞之后，我们还要冷静下来。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在一项事业草创时期，提出自己的目标本身就会受到巨大的压力；而当事业得到承认与发展，这时候要坚持自己的目标也不容易，因为会有许多的因素介入，模糊甚至歪曲你的目标。因此，从事这样的事业的人，就必须有明确、自觉、强烈的目标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守自己的目标，不断地思考、诘问自己："我们是谁？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追求什么？我们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我们能干什么？我们的限度又在哪里？"--这就是我今天要和朋友们讨论的问题。　　我想从五个方面来展开我的思考。　　（一）我们是志愿者　　我们是自愿地选择了志愿者公益事业的。所谓"自愿"，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内发性"，它是出自自我生命的内在需要，而不是出于外在的功利的诱惑；二是"自发性"，是自己的主动、自主的选择，而非外在的强制所致。　　于是，又有这样的追问：我们为什么要自愿选择公益事业？是出于什么样的自我生命的内动力？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今天的青年志愿者，其主力是在校的大学生、研究生，和大学毕业不久的各行各业的青年，他们大都是"80后"这一代。这一代人是自有其特点，以及我所说的"特殊的魅力"的；但他们也有自己的问题。我和许多当代大学生作过讨论，发现"生活缺乏目标，缺乏责任感"是一个最根本的、让许多年青人最感困惑的问题。在讨论中，我反复强调一点：问题要靠这一代人自己来解决，而且相信这一代人一定能够自己解决；而解决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自由读书，最广泛地吸收民族和人类文明的精神资源；另一就是适当参加社会实践，主要是到社会的底层，到西部农村去，给那里的弱势群体以力所能及的帮助。更重要的是，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了解中国的国情和中国这块土地，土地上的文化和乡亲，建立血肉联系：这就会为确立自己的世界观、人生目标，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一位最早参加西部阳光行动的大学生的日记，说自己在城市里长大，"心中的西部是一种田园诗般的印象"，但真的踏上了这块土地，"用双脚去丈量现实"，看到了"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在此条件下挣扎努力的农民"，面对"因为辍学而哭泣的孩子"，"那一张张温暖稚嫩的笑脸，渴求知识的眼神"，就觉得一切都变了，一切都需要重新思考--而新的人生也许就开始在这重新思考中。　　因此，我们可以说，青年志愿者运动，实际上是一个当代大学生自己联合起来，在参与社会变革的实践中，寻求新的价值理想，确立新的人生目标的自我教育运动。　　这首先是出于我们自己生命成长的需要。　　（二）我们是民间参与者　　"民间性"，这是志愿者运动的第二个本质特征。　　这是出于这样一个信念：中国改革和建设事业必须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自下而上的民间参与、监督的相互促进与制约。这是改革和建设事业能否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　　我们，普通的中国公民，中国的年青一代，是中国改革和建设的主人。"参与"既是我们的责任，更是我们的权利。　　我们既是"非政府性"的组织，同时，又是"非营利性"的组织，是人们所说的"第三部门"。它对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形成必要补充和制约，是所谓"第三种力量"。如论者所说，有效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是离不开社会领域里的发达的第三部门的支持的，而且它将在"社会改革与建设"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参看徐永光：《中国第三部门的现实处境及我们的任务》）。这是可以肯定和期待的。　　（三）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为社会弱势群体服务　　如前所说，我们联合起来，首先是"自助"，但我们更要"助人"，在"助人"中"自助"；而我们"助人"的主要对象，是社会弱势群体，为他们谋利益。　　这同样是出于我们的信念。我们追求社会的公正、平等、社会正义。我们认同这样的生命观：全社会的每一个具体的生命的价值与幸福，是最重要的；只要还有一个生命不自由、不幸福，我们就是不自由、不幸福的。因此，我们是永远站在社会弱势群体这一边的，为他们呼吁，为他们服务，是我们自觉的使命。　　我们因此特别关注"西部"，关注"乡村建设"，关注"农村教育"，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却又是最为薄弱的环节。我们为当今中国西部、中国农民、中国农村教育的恶劣的生存状态而焦虑，也就是为中国的未来焦虑。作为中国未来的建设者，我们中国的年青一代从现在起，就要开始担负起我们的责任。　　（四）我们的"先锋"和"桥梁"作用　　和政府部门相比，我们没有权力；和企业相比，我们没有经济实力；和知识界相比，我们的知识力量显然不足。这三点，构成了我们的限度。一位青年志愿者在下乡以后这样写道："我们在没有来这里以前，可能满腔热情，踌躇满志，一心想为村民干些什么。而真正到了这里之后，我们才发现我们的力量原来是如此的微不足道，我们对这一切是那样的无能为力。""我们究竟来干什么的？我们究竟能做些什么？"在丢弃了不切实际的自我期待以后，反而有了一种生命的实在感："踏在这片西部热土上，起初的激情，年青的冲动，都化作愈加沉重的脚步和更为踏实的工作。""我们知道自己能力有限，唯有全心尽力地工作，才能或多或少弥补自己内心的沉重。""在生活中，还没有这样的时刻，让我觉得如此重要，又如此渺小。"第18节：书信五十通(1)　　应该说，这样的感受，非常真切，这样的自我认识，非常真实：我们是"渺小"的，因此，在中国的农村建设、社会改造中，我们不是主力军，我们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我们更是"重要"的，我们有自己的特殊优势，我们有自己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们有年青人的敏感与热情，因此，我们是首先觉醒者，我们意识到中国西部农村问题的重要与迫切，首先行动起来，就能够在学校和社会营造"关心农村教育和建设"的氛围，起到"先锋"的作用。　　我们更充满生命的活力，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活动，促进"政府"（他们是乡村建设主导者）、"农民"（他们是乡村建设的主体）和各种"社会力量"（他们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又具有支持乡村建设的巨大热情，却处于分散的状态）之间的结合与互动，我们的任务是为他们搭建平台，建立关系网络，用尚立富先生的话说，就是起一个"绳子"的串联与"双面胶"的胶合作用，也就是发挥"桥梁"作用。　　下编 书信五十通　　一　　2000年在我遭到大批判、大围剿时，一位吉林的大学生来信说："我愿像朋友一样说，尽量别给自己太大压力，方法有许多，有用的未必有，但目的是使自己的心仍在跳动。""支持你，你是一种自由。代表我，我不能代表任何人。"　　 ××：　　谢谢你的来信。　　谢谢你对我的理解。　　谢谢你对我的宝贵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