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到驻地，福克斯的上级也同意他的说法，“你不能去。”他说。然后福克斯从中调停，“我可以和你一起去，”他建议道，“带上几个人。”我觉得这个主意真是糟透了。对于古柯种植者来说，再没有比看到一辆警车里钻出几个全副武装的禁毒警察更让他们生气的事情了。如果这样，就说明我对默埃塞斯缺乏信任，心存怀疑，在他告诉我村子是安全的时候，我根本不相信他。福克斯考虑了一下，“别担心，”他最后说，“我们不会那么显眼的。”第二天早晨，福克斯带着三个士兵来了，他们全都武装到了牙齿，但穿的是牛仔裤和T恤衫。他把一支手枪插在牛仔裤的后面，“瞧，我们不那么显眼吧。”他说道。等到我们集结完毕，安全分遣队全部就位的时候，一共是九个人。我们最后雇了一辆小公共汽车去往圣乔治：与其说是礼节性拜访，还不如说是入侵更合适。我倒没有马上紧张起来，我这辈子头一次有了一支自己的队伍，感觉不错。默埃塞斯到镇上来接我们，在路上他告诉我们，他已经用村里的高音喇叭通知古柯农们，有一个外国调查者来到镇上，如果大家想要诉诉苦，可以在九点钟到来。大家全都反应热烈，然后他告诉大家，我会和一帮警察一起来，这下子很多人都明确表示不愿意见我。“有一群人非常怀疑你，他们认为你是和禁药取缔机构一起来的外国佬，是来喷药杀庄稼的。我昨晚上想给他们解释，可他们不信。”他说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来，但至少会有几个，但我们到镇上时看起来他有点过于乐观了，圣乔治位于廷戈.玛利亚之外，只有半小时的路，是那种只有一条街的小镇，现在街上空无一人。默埃塞斯跳下车开始行动，他插上一个扩音器，开始向村民广播：“外国人已经来了，他来和你们谈谈古柯的事情，有谁等着和他谈的，请到合作社办公室来。”根本没有反映。面包车里面的警察们在傻笑着，他们把奉命把武器藏在看不见的地方，不出乱子不许拿出来。福克斯龇着牙笑着。很明显他觉得这整件事都是荒谬可笑的。但不久有两个老太太停下来看看我们。几个孩子在门口探头探脑，只要我朝着他们的方向一看，他们就疯笑消失在房子的拐角处。天开始下起了小雨，又有几个人出现了，合作社里的地方盛不下了。我们搬了一个长凳和一张桌子来到外面，突然间，很多人来到了这里。当默埃塞斯再次向村民广播通知时，我们已经被一百多个好奇的村民围住了，他们耐心地在雨里等待着，想看看这个外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包车里的警察收起了笑容，用手指摸着武器。这种局势有可能变得严重起来。默埃塞斯做了一个小的开场白，“我们有幸，”他说道，“能够款待这位先生，他的名字我不会念，他想知道古柯的事情。但首先他想对我们讲几句话。”这完全是撒谎。我根本不想讲话。我讨厌做演讲。我该和他们讲什么呢？但默埃塞斯向我做个手势让我站起来，人群慢慢靠拢，想听听我讲些什么。为了留传后世，默埃塞斯把我的小演讲用手提式录音机录了下来。其实他根本没有必要这么麻烦。我结结巴巴地用西班牙语向大家解释，我是英国人，我是一名记者，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古柯方面的书，以便向英国人解释发生在秘鲁的情况。然后我就没有话了。我绞尽脑汁，希望能够想起一些别的话，也许能够说服这些人，使他们相信我搞的调查是严肃的，我试图告诉他们我三十一岁，已经在英格兰地区调查可卡因问题有两年时间了。但是一是紧张，二是我的西班牙语最多也就算是初级水平，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西班牙语中“aos（年）”和“anos（肛门）”两词的意思根本不同。我选择了错误的词汇。于是圣乔治的村民们高兴地听我说道，我有三十一个肛门，现在正在为其中的两个写一本书。人群里传来了偷偷的笑声。这也许是我说出的最好的话了。很明显我没有恶意：即使禁药取缔机构也不会雇佣这样的笨蛋。我做完这个小讲演之后有几名古柯农走上前来向我讲述他们的困难。他们说他们都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第四部分 玻利维亚 第77节 秘鲁(2)虽然政府还没有被毒犯子赶下台去，但可卡因经济的爆炸性增长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与玻利维亚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的。也许这并不足为奇：两个国家都在经济上受到了打击，两个国家都拥有大片广阔的土地适合种植古柯，都有大量的失业手工业劳动者要找工作，两个国家的执法组织都非常容易腐败。但在玻利维亚清除古柯的最大障碍来自古柯种植工会，而秘鲁的问题的根源却在游击队方面。特别是山德罗.卢明诺索：即”光辉道路”。1982年，在美国的坚决主张之下，秘鲁开始积极地清除古柯，在上华拉加谷地实施的种种试图停止古柯种植的作法促使古柯农民与恐怖分子结成同盟。两方面拥有共同的敌人：国家。”光辉道路”同意保护古柯庄园，而作为回报，村民们也同意保护”光辉道路”。拥有重型武装的马克思主义者，口袋里装着满都是贩毒得来的美元，秘鲁政府无法容忍这样一群人存在。因为古柯并不代表着对于秘鲁的巨大威胁，所以政府决定先不打击古柯贸易，而是打击游击队。由于恐怖分子一旦与农民联手，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所以军队真正采取反恐行动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小心不要触及到古柯种植者的利益。政府几次试图把警察派驻到上华拉加谷地，最终因导致暴力冲突而失败，因此禁毒机构也就收手不干了。这样谷地居民就有了自由，可以想种多少古柯就种多少，再加上哥伦比亚人付高价购买，由此他们就着手干起来。1987年，秘鲁种植了120，000公顷（300，000英亩）的古柯，产出十万至十二万吨的古柯叶。一年之后，这一数字就增涨到了十九万吨。秘鲁的古柯占世界市场总量的一半，每年价值高达十亿元。1985年随着总统阿兰.加西亚上台，政府开始协同努力消灭这项活动。加西亚确信可卡因代表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掌权之后，他集结了1500名警察，派出军队到丛林中捣毁药厂。战果令他们大为惊讶：在这次为期十八个月的代号为飞鹰的行动中，他们共捣毁了一百五十条简易飞机跑道，三十六个药厂，没收了七十架飞机以及超过三十吨古柯膏。有些工厂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一个药厂有六个宿舍，每个宿舍里可以睡一百人。飞机跑道和药厂虽然被摧毁，但有证据表明在很短时间内就被修复，再次投入生产之中。而警察本身也因不尊重人权和腐败问题变得恶名昭彰。并且，毒贩子的飞机曾经入侵秘鲁机场，当调集军队进行阻止时，军队很快就被哥伦比亚人所收买，在其掩护下，故意留出缺口任毒贩逃之夭夭。1984年，整个华拉加谷地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军队进入这一地区，但却没有阻止住古柯膏的流通。1985年，一名著名的毒贩，吉耶尔墨.默斯卡罗卡（疯狂苍蝇）.卡德那斯，以一种现在已为大众熟悉的姿态，提供为国家偿付债务。这份账单的数目到达了140亿美元。同时国家的经济却垮了下来。到1988年，国家的债务高达180亿美元，到1989年，通胀率高达1000%。谁也不愿再借钱给秘鲁：他们知道那一定是有去无回的。正如在玻利维亚那样，经济崩溃助长了可卡因经济的发展，大量失业工人离开家乡去寻找新的工作，发现种植可卡因是他们能够找到的最佳工作。仅在上华拉加谷地就有十万个家庭靠古柯为生。大量金钱涌入，就好象雨水从天上落下来：托卡切小镇在廷戈.玛利亚以北，开车四小时即到，这里一条主街上有六家银行，六架传真机，一大排商店里堆满了昂贵的立体声音响，还有几家专卖时髦汽车的门市部。但托卡切没有下水管道和安全的饮用水。随着大量贩毒钱一同出现的就是暴力活动。一名国家古柯市场的代表告诉我，他在这里被袭击过两次，第二次的时候他的汽车被五百名古柯农包围，这些人先是试图将汽车掀翻，然后放火烧毁汽车。每天都会有人乘私人飞机从利马飞到这里收购美元，因为托卡切的汇率实在非常之低：谁也不知道要美元有什么用。同时，这里也成为了任何一个想要快速致富的人的必到之地。秘鲁的通俗歌手米奇.冈萨雷斯甚至为此推出了一支热门单曲“我们到托卡切去”。八十年代初人们推行替代作物计划试图解决问题。在这里试验了各种作物，从稻米，可可，棕榈树，蔗糖和咖啡。为此美国捐出了一千八百万美元，秘鲁政府也额外捐助了八百万美元。这些钱全部借给农民们，以便他们能够负担除掉一种作物改种另一种作物的费用。但这一贷款的利率高达106%，简直是在敲诈勒索。拿到钱的农民很快就发现，除了种古柯以外，再没有任何一种作物能够产生出足够的收入来还清利率这么高的贷款了。1983年，国家成立了一个特别清除古柯的机构，名为控制与削减古柯机构（CORAH），来执行古柯的替代和清除计划。该机构能够派出八十人组成的行动小组亲自动手拔除种植园中的古柯。如果他们真正能够放手工作，一天就能够清理将近50公顷（120英亩）。但这项工作非常危险，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会遭遇到愤怒的村民们。暴力事件常常发生。由于”光辉道路”游击队就在谷地某处活动，政府无法保证他们工人的安全。同时，那些同意清除古柯机构清理其古柯的农民每公顷（2.5英亩）可以得到1000美元的补偿，但很多人只是拿了钱，然后又种上了古柯：即使农民们得到了1000美元，秘鲁农民也不会不种古柯，因为这样就断了他们的生路。问题在于根本没有哪种经济力量能够代替古柯的。同时，作为支持很多清除和代替古柯活动的组织，美国国际开发署已经变得非常不受欢迎，他们捐助给秘鲁人的卡车和摩托车不得不被扔掉：因为在华拉加谷地开着一辆边上印有美国国际开发署字样的车四处转，实在是太危险了。从1983年到1987年，清除古柯机构一共清除了11600公顷（28，600英亩）的古柯，但每清除一公顷，就会有三至四公顷新古柯出现。我问及村民关于清除古柯的事情，他们大声叫嚷起来。其它作物一年只能结一次果，而在华拉加古柯每两个月就能收获一次，这种植物能长八十年。所以不难理解这些人为什么认准了古柯不放。此前一天，我采访了禁毒机构，这个组织专门负责华拉加谷地的作物替代活动。在这里，我同一名宣传官员交谈，他向我保证，在向村民发放可可，咖啡，玉米，豆类和其它各种果实种子的时候，同时也向他们传授了技术，这一切都是免费的。但他也承认村民们靠种植这些作物产生的利润与古柯所产生的利润根本无法相比，即使作物生长良好，销售顺利也是如此。实际上，其中的差价非常之大。正如我后来发现的那样，在蒙森谷地种一公顷（2.5英亩）的可可一年能卖224美元，一公顷的咖啡能卖609美元，而一公顷古柯能卖4320美元。古柯绝对是不二之选！“虽然我们没有告诉农民这种事情。”那位禁毒机构宣传官员说道。所以毫无疑问，很少有人愿意常识他们的替代政策。我对村民们，有谁参加了禁毒机构组织的作物替代计划请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没人参加。但他们为什么不把免费的种子拿回家试种呢？有一位妇女走上前来，“他们在说谎。”她说道。“种子非常贵，他们把种子卖给我们，种子不是免费的。他们什么免费的东西也没给过我们。我们买一公斤种子要花两千五百苏（七百五十美元）。而我们把收成卖给他们时一公斤只能卖六角钱。”一个男人走上前来，“如果我们种玉米，香蕉，柑桔，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地方去卖。为了收香蕉，你要照顾整一年的时间，到最后你把收成拿到市场上，他们一公斤只付四个苏，一年的工作只植四个苏。我们需要市场来把收成卖掉。”一个年轻人走上前来，插话道，“我一直把古柯卖给国家古柯市场，但上个月，有一架直升飞机落在我的地里，控制与削减古柯机构把我所有的古柯都砍掉了。他们才不在乎我把古柯卖给国家古柯市场呢。他们把一切都毁了。我当时根本不在，他们把所有的古柯都抢走了。”难怪农民们会生气：他们的生计被别人抢走了，而他们根本得不到任何补偿。但你们因为清除古柯而得到的发展基金又怎么样了呢？你们得到设备和培训了吗？默埃塞斯走上前来。“政府给我们二十一万五千美元建了一座新学校，”他说道，“但那个学校只有六个教室，其它的钱都跑到哪里去了？我一个苏也没见到！这条路本来应该是从玛金那尔一直修到镇子尽头的，但他们只修了一点就回家了。我不知道他们修这条路能得到多少钱，但一定很多。所以其它的钱都跑到哪里去了呢？他们用这些钱修自己的办公室，雇更多的秘书，买好车，增加办公费，搞宣传，再买上些啤酒。干吗不再找几个金发的漂亮妞呢？同时，这里的农民们都在挨饿。”发展基金使用不当这一看法部分是由官方政府的变化造成的。八十年代时，资金主要是用于自愿清除古柯活动，钱直接发到农民手里，任其自己支配。但不幸的是，后来证明农民们不愿意把钱花在既定目的上，而是用钱来买电器，对古柯置之不理。今天，资金是以开发合同的方式交付给村民的，由于村民们自己再也见不到现金，所以他们相信有人在中间揩油。问题在于有证据表明他们所言不虚。秘密警察头目伏加迪米诺.蒙特西诺斯于2000年十月突然消失，他手中掌握着瑞士，迈阿密和巴拿马分行的多个私人账号的详细记录，每个账号中都存满了钱，他肯定与某些秘密事件有关，同样，随着阿尔伯托.藤森在日本奇怪辞职之后，有关他的传言不胫而走。藤森辞职一个月之后，有人揭发他竞选总统是由麦德林集团和卡利集团共同资助的。帕布罗.埃斯科巴的兄弟告诉一家报纸，蒙特西诺斯曾经几次同他接触，并且要求他为藤森总统方面预付现金。从这种意义上说，秘鲁的农民不相信政府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圣乔治的农民们可能会生气，但在政府看来，事态正在好转。1992年，秘鲁空军向毒贩的飞机发动攻击，重新控制了华拉加谷地周围的领空。在美国的支持下，秘鲁空军在古柯贩运地区装备了雷达站来监视毒贩的飞机。一项更加富于进攻性的政策被采纳，即如果毒贩的飞机拒绝服从命令降落，秘鲁空军将在美国军队的帮助下将其击落。目前在秘鲁已布有九个跟踪站和两部雷达，而击落政策也似乎起到了震慑效果。其实也应该起到这种效果：这些雷达花费了这一地区近六千万美元的资金。但更重要的是，九十年代中经济开始出现好转。1993至1995年度出现了百分之二十七的惊人增长。新的就业机会又开始再次出现。然后，原本受到古柯交易保护的”光辉道路”组织最终土崩瓦解，转眼前古柯的产量也开始下降。根据禁药取缔机构估计1995年秘鲁的古柯种植面积有214，800公顷（530，000英亩），到1999年降至仅37，000公顷（93，000英亩）。这一证据似乎清楚的证明，清除工作起到了作用？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在利马我遇到了一名政府官员，他告诉我事实并非如此。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我秘鲁清除计划的数据虽然令每个人高兴，但实际上被歪曲得不可救药：古柯的产量的确是在下降，但这取决于我们和哪一年相比。不幸的是，从本国角度上说我们没有准确的数字，因为所有的测量工作都是美国人做的……为了向国会证明他们政策的正确性，他们必须要证明数字在下降。他们说现在只有三万六千公顷（89，000英亩），但谁也不相信这一点……我估计在仅在蒙森，阿普里马克和普诺三个地区，其产量就和整个的估计数字差不多。我们没有一个精确的总数，但如果我们进行统计，其结果与美国人的一定区别很大。至于我们做过之后能否将其公布出来，我不知道。有人告诉我美国支持的清除政策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从一开始直到最近，控制与削减古柯机构的清除方法就是用大砍刀把古柯砍倒。问题在于古柯砍倒在地后并不会死去。很短时间以后又会活过来，而且变得更加强壮。虽然这一点被人们广泛了解（我在英国时，在一本出版很久的书里就读到过），但对此谁也没想到过再进一步做些什么，所以九十年代末以前的清除工作几乎都成了浪费时间。今天控制与削减古柯机构终于学聪明了，他们明白砍倒古柯作用不大，开始用机器把植株连根拔起，但这样做需要时间。用人力来拔古柯于事无补。需要很多的人手才能把古柯丛一株株的拔起来。每拔一株古柯要用五分钟的时间，蒙松地区每一公顷（2.5英亩）古柯的密度为六万株，就要用三十万分钟。对一个六十人的小队来说，每个人要要拔上八十三个小时，这仅仅是一公顷而已。时间实在太长了。所以他们只拔那些最大的，长得最好的古柯，其它的全都留了下来。然后还有秘鲁的古柯生产能力问题。我的经济学家告诉我，对于每公顷古柯所能产出的古柯叶的数量，美国人估计得实在太低了。由于古柯种植技术的改善，导致种植密度加大，特别是在阿普里马克河地区，其古柯的种植密度并非象蒙松地区一样为每公顷六万株，而是在三十万株的密度之下仍能成功生长。那时，控制与削减古柯机构主要把力量集中在蒙松地区，而阿普里马克河几乎没有任何清除活动。因此“我们消灭了X或者Y面积的古柯，所以我们消灭了Z数量的潜在可卡因产量”，与这种判断相联系做出的声明是不准确的。第四部分 玻利维亚 第78节 秘鲁(3)这一点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对于可卡因产量估计过低是意料之中的事。1991年，一系列秘鲁人的研究指出古柯的产量为242，000公顷，而同年美国的估计为120，800公顷，要低一半。在玻利维亚，美国1987至1989年的估计比玻利维亚的人估计低407公顷。涉及产量时，数字同样会低。1996年，美国估计一公顷玻利维亚古柯可出产1.7吨干古柯叶。而玻利维亚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计算出一公顷产量为2.7吨，结果计算出的可卡因总数高出百分之三十八。同样，美国人计算古柯叶中可卡因的产量在秘鲁为每公斤2.5克，在玻利维亚为每公斤2.9克。而秘鲁人则将这一数值限定于3.1克，一下子他们的可卡因产量就上升了百分之二十五，而玻利维亚走得更远，他们计算为每公斤4.2克，一下子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五。正如联合国在2000年报道的那样，有人指出玻利维亚和秘鲁可卡因产量存在一些估计过低的情况，而还有人指出在哥伦比亚存在严重估计过低的情况（斜体字为作者所加）。对于可得到的数据进行研究表明，哥伦比亚每公顷可卡因产量比美国国防部估计所反映出的数据最少要高出三倍。《1995-1998年间对于全球可卡因零售业总值估计过低》2000年一月十四日但击落政策又怎么样呢？这项政策一定起到了某些作用吧？我听说秘鲁人已经击落了近一百架毒贩的飞机，这是巨大的成功。在秘鲁？那是说谎。那是九十年代初的事情。现在毒品不用飞机运了。毒贩们从蒙松地区一直走到利马北部海岸的安卡什地区。而从普诺地区他们顺流而下，来到玻利维亚。从普库尔帕附近的阿瓜提亚，他们先到伊基托斯，然后从那里到达与哥伦比亚接壤的普特马由边境区。所以很少能打到带着毒品的飞机。但是，虽然美国人的数字很可能是有缺陷的，但秘鲁的古柯产量确实有了很大的降低。如同玻利维亚一样，这很大程度上与哥伦比亚古柯产量增加有关。然而在秘鲁，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在起作用。八十年代末时，有传言出现，说一种奇怪的菌类在全国范围内破坏古柯种植园。由于没有已知的治疗方法，因此在古柯农中造成了混乱，这种菌类使植株的叶子变黄，在茎杆上形成一层厚壳，使植株干死。当地人将它称为“干干”。科学家给它另外一个名字：镰孢菌。人们对于镰孢菌忧虑重重，很难搞清从何处着手。首先，要搞清它的来源，这种菌类来自何方。实际上来自夏威夷。既然古柯并非夏威夷当地的作物，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假设这种寄生菌类只寄生在古柯上面，那么在那个没有古柯的海岛上，它是怎么演化的呢？答案当然是不能演化。七十年代某个时候，镰孢菌出现在考艾岛上的秘密古柯及可乐树庄园中。美国政府立即注意到了这种菌类杀死古柯的实际作用，于是开投资研究，到了1995年时已经花了近一千五百万美元。1999年，这种“真菌除草剂”花去了美国三百万美元。关于镰孢菌下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传播问题：这种隔绝于夏威夷的菌类是如何跑到秘鲁来的呢？当然任何一种机制都可以传播菌类或者孢子，但请注意考艾岛是一个太平洋中部的小岛，距此地8000公里（5000英里）。任何一种显而易见的传播孢子的自然方法都不可能使孢子在这两个国家之间旅行。现在就是最后一个问题，是不是美国把这种在夏威夷秘密古柯种植园中演化（或者制造）出来的菌类拿过来，并且故意投放在秘鲁的呢？他们否认了这一点。我听到了其它的说法，这也是我到圣乔治来的真正原因。我想知道村民们对镰孢菌有什么想法。事实说明，关于直升机或者固定翼飞机从古柯农头顶低空飞过，并喷洒棕色喷剂或者白色雾状剂的报道非常普遍，人们给这种喷洒活动起名叫“白雨”。所以当我们的谈话暂时平静下来时，我站起来问大家，“这里谁见过白雨？”从后排走出来一个青年男子，在他同伴的鼓励下向前几步，走到空场当中。大约两年前，我在地里干活。我看见一架“它卡它卡”（直升机）飞下来，开始喷一些白色的东西，象是水一样。这架“它卡它卡”飞得很低，就从我叔叔的古柯上面飞过去。我看见过，我看见过白雨。这并不让我吃惊。上星期在利马，和我谈话的那名政府官员告诉我一个事实，就是有人在秘鲁故意施放过镰孢菌。我问他怎么会如此肯定。我曾经与一名秘鲁空军上尉谈过此事，他是我的朋友，现在已经不在空军服役了，他告诉我说，“我们用直升机向地面上发射弹药筒，他们把弹药筒打到古柯种植园里，然后弹药筒爆炸，把孢子施放出来，我们就是这么干的。”直到1997年以前，他一直在华拉加驾驶直升机。如果我们接受这两种说法，那就会立即出现下面一个问题：镰孢菌有什么作用？它是不是仅仅对古柯起作用。这一问题会激发很多的争论。将镰孢菌作为杀虫剂使用，负责这一做法背后的大部分研究工作的科学家是蒙大拿大学的大卫.桑德斯教授。桑德斯恰巧经营着一家公司，这家公司握有镰孢菌传播方式的专利技术，如果真正使用了镰孢菌，那这家公司就会大赚一笔。最近，就在我到秘鲁之前，他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采访。他对于这种菌类充满了热情。这种菌类是我所看过的东西里面最接近于魔力药方的东西……我看见过它将田地里百分之九十九的植物消灭殆尽。我觉得简直难以置信，我认为人们应当知道这种技术确实存在。消灭田野里百分之九十九的植物。真的很惊人。但问题是如果在古柯种植园上扔一颗原子弹也可以把它们全都消灭。而问题在于，这种东西对于其它的地方有多大的破坏。作为一种魔力药方，它最重要的作用是它必须仅仅攻击一种非常特定的目标，而完全不会伤及其它。古柯属植物除古柯之外大约还有250种，镰孢菌也会攻击它们吗？这种菌类会不会演化为其它新形式，攻击秘鲁某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比如咖啡或者玉米呢？自然界有100多种镰孢菌，很多种都会攻击粮食作物。我们用什么才能保证这种镰孢菌不会变成它的近亲呢？桑德斯说这是不可能的。1999年，这种菌类被称为尖孢子镰孢菌，EN-4号品系（古柯品系），“它不会变异”。但就在几个月之前，有人建议说佛罗里达施用另一个品系的镰孢菌以消灭大麻，但这一建议遭到了排斥。美国环境学家警告说镰孢菌种有飞速变异的可能，所以即使现在它专门用来对付大麻，在投放之后也会有可能发生改变，对国家的其它作物进行攻击。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就无法遏制。因此在佛罗里达州施放镰孢菌的计划被搁置了。但对秘鲁来说已经太晚了，镰孢菌已经来到了这里。为了让我看到镰孢菌的影响，圣乔治的村民们从地里拿来了一桶水果让我验看。所有的水果都已死亡或者正在死去。他们说这都是镰孢菌感染造成的。一位老人走到桌子前面。“我从1955年就开始种古柯了，”他说道，“1970年之前这里从来没有过这种病，我还一直种水稻。但就是去年这些菌类开始找麻烦了。我的地全都染上了，我还种过其它的很多种庄稼，比如说豆类和丝兰，可这些庄稼根本长不出来，过去在一小片地上就能得到很多的收成，可现在不行了。我们不断工作，却一无所获。”另外一位农民赞同他的说法：“我种古柯也种咖啡，当他们把药喷在古柯上时，咖啡也受到了影响。现在我整个的地里都是这种病，我种了两种咖啡，但两种都病了，所有的叶子都枯萎了。这种问题已经有三年了，情况一年比一年糟。在受到菌类打击之前，我能收十二到十三英担(600公斤)咖啡，但现在在同一片地里连一英担（50公斤）都不到。我想知道，谁该对这种情况负责？因为明年我很可能会一无所获了。”圣乔治一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接着说道，“我有五公顷（12英亩）地，地里有古柯，玉米，还养了牛和猪，但这还不够。去年我种了一公顷丝兰，但现在这些庄稼都死了。在玉米上也是一样。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连我那些柑桔树也是一样，原来长势很好，现在也都快死了。”此时村民都围了上来，把自己种的长坏了的庄稼样品给我看，烂心的菠萝，长不大的丝兰和狮子玫瑰，还有一大捆死掉的古柯。一位妇女高声喊道，镰孢菌不仅影响庄稼，还影响到人：“好多人都病了。”“还有动物，”一个当地人起哄道，“瞧瞧那些狗的样子罢！”所有人都笑起来。另一位妇女走上前来，让我看她的手：“我们全家人都得了皮肤感染，瞧瞧我的指甲，你能看到里面真菌，我们以前没有这种感染的。”另一位老人要求发言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如果我们有古柯，就那么一点点，我们可以卖掉它，不管卖个什么价钱都行。然后我们可以给自己买上一点稻米。如果我们没有了古柯，他们就是要了我们的命。我们是这里的农民，我们所有的一切就是庄稼。这里没有其它的工作可干。我们希望自己的土地是干净的，我们希望能够治好土地，这样我们才能活下去。”但问题是镰孢菌一到，土地根本无药可医，因为镰孢菌是一种活的有机体，它会自行增殖，仅仅停止喷施（如果他们还在喷施的话）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镰孢菌可以在土壤中存活四十年，在此期间它会攻击古柯，根本分不出哪些是合法作物，哪些是非法的。这给那些在圣乔治靠种古柯生活的人造成了问题，在一片喧闹声中，默埃塞斯把我拉到了一边。“我们的地已经被投了毒，”他说道，“这不是自然造成的结果，我们的土地是被一种人为制造的化学疾病入侵了。不仅这里如此，到处都是一样。我们现在身处绝境，因为土地已经绝收。我希望你告诉美国总统，还有其它国家的总统，我们这里需要帮助，我以全体农民的名义，请求你回到欧洲以后，告诉大家这里发生了什么，在报纸上，电视上，书刊中尽全力宣传。你应该告诉每个人，这样他们才能了解真相。”第四部分 玻利维亚 第79节 秘鲁(4)直到今天，只要一谈到镰孢菌我就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不管它是不是故意被投到秘鲁的，很明显我们它的安全性存在很大的疑问，而这种疑问促使我们减少其在其它地区的使用。但美国现在依然试图说服哥伦比亚使用这种东西。哥伦比亚环境部长胡安.梅尔曾经在波哥大对我说过，哥政府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在其从林中发射尖孢子。而最近新闻报道指出美国已经在哥伦比亚南部边境的厄瓜多尔进行了一系列关于真菌的实验。一旦在那里施放镰孢菌，镰孢菌几年之内就很有可能“自然”进入南部哥伦比亚。根本用不着哥伦比亚政府的批准。这些报道已被否认。我们将关注事态发展。回到利马，我贸然去拜访禁毒机构替代发展科主任阿尔弗莱多.门德维尔，他非常急切地想告诉我新一代作物替代计划的情况。我告诉他圣乔治的村民对我说的话，他们对于替代活动根本没有兴趣，他承认他可以理解其中的原因：以前的计划完全都是无用之物，从价格方面说，在秘鲁没有任何一种植物能够与古柯竞争，但他认为，如果没收足够数量的古柯，将古柯的价格压下来，古柯农们就会最终自愿地改种其它作物。好的，但怎样才能把古柯的价压下来呢？不仅要清除和破坏古柯，因为那样只能把古柯的价扬上去。但如果你能把清除与查禁前体化学品及古柯叶贩运等活动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制造出极低的古柯叶价格，这样我们就能使代替作物有一些优势了。门德维尔告诉我替代作物计划依赖于警察卓有成效的行动，因为如果查禁不力，那么古柯的价格就会很高，没有人会想种其它的作物。但现在警察的查禁活动有多得力呢？我问道。“十四个月以前，”他说，“古柯叶的价格为零点六美元一公斤，现在一些地方的价格已经到了三美元一公斤，这个价格很高。”所以让我们搞清楚：去年的查禁活动，再加上替代作物运动使得古柯的价格上涨了五倍。可别忘了你的目的是要把古柯的价格砸下来，这种情况恐怕不能视为巨大的成功，对吗？“不完全成功，”他说，“但一年前的价格为一美元四十美分，一美元四十美分是个好价钱，我们可以与这个价格进行竞争……”这就谈到了古柯清除计划问题的症结所在。替代发展机构说只有执法机构停止古柯交易，他们才能使替代作物与古柯竞争。与此同时，执法机构却说，除非找到真正可供古柯农种植的替代作物，否则他们无法阻止非法交易。当两方面忙着互相指责的时候，古柯的交易却在继续。门德维尔承认，根据美国计算，去年秘鲁的古柯产量是增加而非减少了。所以到底该干点什么呢？任何人都能得出最好的结论，那就是继续向警察和禁毒机构盒子中投钱，希望他们能够联手做些什么。但正如任何一个圣乔治的村农都能告诉你的那样，古柯是贫穷造成的问题。禁毒机构可能在发展方面功绩卓著，但他们进入一个地区并为其提供自来水或者其它设备后不久，古柯农们就会迁移到更偏远的地区重头来过。在那里他们会造成更为严重的问题：环境污染。在秘鲁的亚马孙河流域，有近一千万公顷（24，700，000英亩）的高树丛林已被农场工人和农民破坏。这其中有二百万公顷（五百万英亩），大约相当于以色列的国土面积，是由于在过去二十年间种植古柯造成的。反过来，如此大规模的破坏森林导致的水土流失问题，现在已到达了严重的地步。在利马的联合国机构，一个名叫安东尼奥.布拉克的环境学家告诉我，由于这件事（水土流失），从山上冲下高度沉积物。于是河道被沉积物淤积，破坏了亚马孙流域最好的土壤，即沿河的冲积平原。这样对于其它资源也会产生影响，例如鱼类正在全部消失……数百公里范围内都可以看到这种高度沉积物的影响：森林，动物群，野生生物全都消失了。人们把使用过的化学前体全部倾倒在丛林之中，这也造成了无尽的破坏。最近，美国国防部的报告估计，每年有一千万升（220万英制加仑）硫酸，一千六百万升（350万加仑）乙醚，八百万升（170万加仑）丙酮，和四千万至七亿七千万升（880万—一亿六千九百四十万加仑）的汽油被倒在安第斯山脉地区，这些都是可卡因的副产品。这些化学品在接触到亚马孙河谷内的河流之后会有何影响，谁也不完全知道。同时，还有其它各种问题让人们担心，目前，古柯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已不再是首要问题了。古柯正在走下坡路。现在亚马孙流域高地面临的大问题是由安第斯山脉向亚马孙地区的移民问题。这一情况已持续了三十年，但最近十年间移民数量达到了最高峰……每年，成千上万的家庭来到热带雨林高地。近七年间政治家们一直在推进这一进程。七十年代发生在秘鲁的移民活动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政治因素刺激了这一集体迁移活动。安第斯地区工作很少，而丛林区有大片的土地。移民们一次分得40-50公顷（100-123英亩）土地，这些人根本不会干农活，就贸然放火烧荒，耕种土地，结果只会发现这里的土壤不适合种水果或者蔬菜。但这里的土地也许可以种其它的几种庄稼，现在这些地区没有种植古柯。但他们可以种植鸦片。如果古柯产量下降，他们会立即开始种植古柯。马上就种。因为古柯是一种收入来源。你是一分钱不赚，还是一年赚上三四千美元？这比利马的最低周薪还高。历史总会重演。六七十年代，玻利维亚和秘鲁故意将上万名无家可归的农民由城市迁移到丛林地区，以便解决人口过度拥挤问题。从林地区除去古柯种植再没有其它工作，迁移活动为这里提供了自愿劳力，使得可卡因批发出口成为可能。现在，玻利维亚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试图把每个住在古柯种植区域迁回到城市里去，但城市里依然没有工作。同时，在秘鲁，人们仍旧把移民赶到古柯种植区域，这些地区还是没有工作，如果他们开始种植古柯就打击他们。贫穷这一真正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只不过是被四处搬来搬去。同时，其它的作物开始出现。不久前鸦片在哥伦比亚盛行一时，最近也开始在秘鲁出现。我问安东尼奥，他对此是不是根本不感到沮丧。真的没有办法解决吗？不是，他说，有办法解决。接着他开始详细的给我讲了一种方法，这是我听到的对付毒品的唯一合理的方法。重新植树造林也许是替代古柯的一种方法？在基亚班巴有三十万公顷土地需要重新造林。如果你每年造林三万公顷（74,000英亩），这就需要十年的劳动。你就要雇一万名全日工人来造林并且对于这一新林业加以管理。现在，他满怀热情地种植各种能够生长和收获的树木，为了保护森林，他在不同收获期内种植不同的种类，他选择那些能在国际市场中卖得好价钱的树种：巴巴可,一个亚马孙地区的树种，可以产生天然除草剂鱼藤酮，三年即可收获，波拉尼树，其优质木材可供出口，收获期为七年；西印度轻木，仅需四年即可收获，通过有选择地种植和收获，古柯农们可以受雇去重新创建自己的丛林。这个主意很好。但是不是过分昂贵呢？表面上看不是这样：重新种植一公顷（2.5英亩）森林需要四百美元。这其中包括两三年的森林护养费。桉树只需照顾两年就可以呼地一声，快速长高。八年之后就可以收获，如果把木材不加工直接卖掉可以卖六千到八千美元。世界上没有一家银行在八年内给你这样的回报。对此我没有把握。这个办法真的有效吗？他抓起一支铅笔，开始乱划着数字和图表。我们来做个计算吧。例如，假设一个古柯农种20公顷（50英亩）（在阿普里马克地区很多人都有40到50公顷土地），每年在20公顷土地上重新植树造林，他们可以获得两公顷（5英亩）的木材，然后再重新造林，重新种植，明年再收两公顷，再重新种植，这样他们一年就有了五千美元的年收入。五千美元对农民来说是一大笔钱了，这是可能的，也是可持续的。但这其中也有一些让人警惕的东西。首先，这将是一个长期计划，和秘鲁现行的两三年发展计划不同，而是需要十年甚至是二十年的时间。其次需要允许种植者继续种古柯，并且保证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古柯（换句话说，高于国家古柯市场的价格），直到其它计划开始产生收益为止。在我看来，这个计划的确可行。但为什么没有开始实施呢？上星期我在禁毒机构开了一个会，他们正在制订2001年的战略计划，种植菠萝，一点点可可，一些咖啡，还是那些传统的东西。我提出“请各位想想，在这些地方植树造林一公顷只需要四百美元，很便宜呀！还有就业机会，妇女们可以在苗圃里种小树苗，等等。”确实存在机会，产生一些人们真正需要的东西，但这一做法从未包括在禁毒机构的计划之内。为什么？他说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在禁毒机构里有很多的军队中的将军和警官，这些都是军人……禁毒机构里不能有军方的人。他们需要的是技术人员，是那些了解土地，有点学术背景的人……有一个联合国计划，这一替代发展计划价值五千万美元：种咖啡，可可，还有什么其它的东西。但那里推广可可种植园的人本身这辈子也没有过一个可可种植园。这太糟糕了。明年来的还是这位可可专家吗？转过年来他又变成了咖啡专家！下一年又变成了菠萝专家！哦，你能得到的咨询就是这个样子的。另一个问题是在秘鲁谁也没法看得比两三年更远，因为到那时政府有可能会更替，无论建立了什么都会被忘记。谁也靠不住，所以谁也不会尝试植树造林活动。然而这一替代政策的确有可能真正弥补对于环境已造成的损失，并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以便最终代替古柯。哦，就是这样。我在秘鲁的时光似乎只明确了一个问题：官僚主义把一切都搞砸了。一边是美国专家，他们不愿意对于这一国家的古柯数量进行精确估计，怕的是把真理告诉本国政府，一方面是秘鲁的专家，他们不愿意告诉美国专家其估算有误，因为他们害怕会失去国际支持，再加上秘鲁政府仍然把大量人口赶向丛林地区，这些人乱砍乱伐，却依然难以为继，还有禁毒机构和警察，他们相互指责对方查禁古柯贸易活动不力，再加上没有人在秘鲁建立一个有价值的长期替代计划，最后还有那铤而走险的，在我看来是犯罪行为的镰孢菌的引入，原本希望能起点作用，但结果却是把其它的一切全都破坏了。最终结果如何？看上去一切好像都在起到效果，但真相是古柯的减少是由于它们移到了哥伦比亚。并且没有迹象证明它们将一去不回。这项活动已经花掉了某些人大量金钱，而且还使圣乔治人失去了谋生之道。第四部分 玻利维亚 第80节 哥伦比亚(1)应该怎样采访大毒枭呢？读到哥伦比亚发生的事件时，我知道自己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我想会见麦德林集团。由于卡洛斯.莱德拒绝给我回信，埃斯科巴和卡恰都已死去，那就只能见见奥科阿家族了。我决定和他们联系一下。每个我认识的人都告诉我这不是个好主意：凡是到哥伦比亚寻找可卡因网络的人结果全都学坏了。凯利委员会高级顾问杰克.布拉姆听说我想干的事情之后大为惊骇。上帝保佑，我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和你说话。我无论找什么理由，我都不会去哥伦比亚采访奥科阿家族，除非我上了足够的人身保险。哥伦比亚不是个好玩的地方，尤其是你要询问的是贩毒方面的问题。不管你去问谁或者什么时候去问。那里非常非常危险。我向上帝祈祷，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布拉姆是圈内人士，这话从他口中说出，我必须认真考虑。在我看来，我有三种选择：一是上足人身保险；二是放弃哥伦比亚的航班；三是问问上帝我到底要做什么。由于最后一个选择要花很多的时间，我的出版商又一直话里话外地重复着一些词“哥伦比亚”，“去”和“现在”。我决定选择第一项：上保险。但不幸的是连保险也上不了。我接触了几个负责高风险保险业务的代理商之后，我不得不承认遇到了麻烦。并不是因为保险金太高，而是不管我出什么价线，好象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愿意给我上保险。有一名绑架和赎金方面的顶尖级保险商给我的答复最为典型，“从保险业的角度上说，我觉得自己不打算参与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多米尼克的行程的确充满了危险……他以往的成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我觉得这次旅行非常寻常，非常危险。所以从保险的角度我觉得收取多少保险金都不足以承担这一风险。”但更让人担心的是，我有意隐瞒了到哥伦比亚去采访奥科阿家族的计划。我只是说我到哥伦比亚去采访某个“前毒品贩子”。没有任何保险，不管是旅行险还是其它什么险，这一行程突然间显得更加愚蠢了。所以同一个问题再次冒了出来：你应该怎么安排去采访一名大毒枭呢？要小心谨慎，非常地小心谨慎。四个月之前在纽约我遇到了一名记者，她给了我所有的答案。玛塞拉曾经在近十年时间内一直在报道关于可卡因方面的事情，她的关系比我见过的绝大多数毒犯还多。八月的一天，我们一起出去吃午饭，她交给我一个电话号码单，让我到南美洲后给这些人打电话。这一名单包括了一大串哥前总统的电话，整个奥科阿家族的电话，还有罗斯里格斯.奥里苏埃拉家族绝大多数成员的电话和帕布罗.埃斯科巴母亲的电话。这真的是一个重要而走运的突破。我一回到英格兰，就喝下两大杯酒，然后借着酒力拨通了奥科阿家的电话。电话是一个女人接的，她问我要干什么，我用我小学生般的西班牙语解释道我想和胡安.大卫说话。她把电话转到等待状态（在被转到等待状态时奥科阿家的电话会播放电子音乐，演奏的《娱乐家》中的曲子。）然后，电话接通了，接电话的就是他。胡安.大卫.奥科阿。嗯，我没想到会这样。我用最自信的记者的语调向他解释说，我想安排对他进行采访。我可以给他写一封信说明自己是谁，正在做什么。他有没有电子邮件地址呢？他回答说有。不能告诉我呢？回答是可以。然后他把地址告诉了我。我感谢他花时间和我说话，然后说了句再见。挂上电话，赶紧再多喝几杯酒。一个星期以后我收了一封来自麦德林市的邮件：嗨，多米尼克，我叫路易斯，多年以来，我一直是奥科阿家庭的好朋友。胡安.大卫给我看了你写给他的信，让我给你回信，他们愿意和你谈谈，你想知道什么他们都会告诉你，没有问题，因为他们已经把债都还清了。你什么时候来都可以，现在这个时候最好。哦，这听起来机会非常好。我和路易斯互相发了几封电子邮件，商定我到麦德林给他打电话。我到达的那天，给他打了电话。路易斯非常友好的提出转天早上七点四十五分去接我，这样我们还能赶得上吃点早餐。但我没听明白的是他所说的“吃点早餐”，是在“乔治的家里和整个奥科阿家族一起吃点早餐。”等我明白过来我们要去哪里时已是七点五十分了。此时，我已经坐在路易斯的越野车里，由于某种原因这辆车的车门重得难以想象，我们停在波布拉达区的一个巨大的金属门前。路易斯对着闭路电视的监控镜头说了几句话，大门划向一边，我们突然间就进到了里面。动作非常之快。我真的很幸运，因为只要动作稍微慢一点，我就会搞明白是怎么回事，那样我就会从车子里跳出来。你觉得大毒枭家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有坦克？穿比基尼的漂亮姑娘？面露猾黠之色的拉美人，下面顶得鼓鼓囊囊的夹克？你一定是电影看多了：根本没有这些东西。乔治的家很大，但并不是大得招摇。里面有一个池塘，池塘上有座桥通向对岸一座迪斯尼风格的游戏室(奥科阿是个大家族，乔治有两个兄弟和五个姐妹，他们共有二十八个侄子和侄女。)几只长相奇特的鸟在池塘边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我们的车停在房子前面，二楼阳台上有人探出头来，对着我们咧着嘴大笑，“路易斯，到楼上来！”阳台上的人站起身来，热情的挥着手。他就是乔治.奥科阿。我突然间想起在上学时读过的一首诗，《了解阿道夫.艾希曼的全部》。那首诗列出了他所有的体貌特征：蓝眼睛，身高正常，头发正常，牙齿正常，如此等等，直到最后一行，诗人问道，“你想看见什么，獠牙吗？”我希望乔治.奥科阿长什么样子？有獠牙吗？也许我真的这么想过。他当然一个獠牙也没有。眼前只有一个咧着嘴笑着，向我挥手的快乐的人。路易斯和我也向他挥挥手，我们坐在门廊里的柳条椅子上等着他下楼来。我注意到所有的门窗全都开着，于是向里面飞快的看了一眼，非常令我失望，很明显没有枪。乔治.奥科阿身上有一种手脚停不下来，略有些神经质的力量，这种力量通常是和那种智慧很高的人或者有多动症的孩子联系在一起的。他非常的和蔼，总是笑个不停，总是坐立不安，特别喜欢接电话（“他就象个被马蜂螫了人一样，总是嗡嗡个没完，”路易斯说，“就算我的电话响了，他也会去接的。）这种多动症状态使得对他的采访很困难，因为他总是时不时地跑没了影，有时话说到半截就走了，去干一些更加有趣的事情。整整一天他都在没礼貌地摆弄手边上的随便什么东西，主要是我小录音机上面的零件，带插销的接线板啦，加长导线啦，话筒夹啦。他总是不断传移注意力。但他虽然不是世界上最容易的受访者，但他身上确实有一种热情，使人无法不感觉到他的魅力。在采访中间，他的妻子说，她也有一个小型磁碟机，和我用来进行采访的一模一样，他说他从来没听过这种录音机放出来的说话声音。这个机器的音质怎么样？于是我们停止了录音，我递给他一副耳塞，把刚才录的对话放给他听。他立时有了反应：一听到自己的声音，他就爆发出一阵大笑，象个孩子一样快乐得满脸发光，“太棒了，”他大喊道，“简直太棒了。”然后无论谁想听，他就把耳塞递给他。但这种与生俱来的魅力并没有使得采访变得非常简单。很明显，在我们整个见面的过程中他对于谈论可卡因的事情并没有很大的兴趣。实际上，随着我们采访的进行，他本人以及全家真正有兴趣的是饲养牲畜，特别是马和牛。所以，在我们坐在门廊里开始聊天时，非常自然他就会回到自己家族的最早的买卖——养马业。乔治的高祖父阿贝拉多曾经是个商人，２０年代时曾经与哥伦比亚政府签订过合同，为国家铁路供应枕木。他靠这个赚了很多钱。他带着十四个孩子回到了欧洲，卖了一大群牲畜——山羊，驴，马，牛和猪（各个品种的），弄了一条船把所有这些牲口都运回了哥伦比亚。但有一头有望获奖的驴子在路上生了病，他不得不在纽约停留，他在纽约住了两个月，等着驴子康复，所有的其它牲口还都在船上，然后他继续航行，来到了巴兰基利亚，把牲口转上另一条船沿马格达雷那河逆流而上，他来到了一个小港口，皇家波多……一条装满牲畜和移民的船？一条神秘的热带河流？这听起来就象打开了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但故事到此就停止了。突然间一大群哥伦比亚妇女走了过来，我不得不一一认识她们。原来她们都是奥科阿的姐妹们，是专门挑选出来见我这个外国作家的。有人一一介绍她们给我认识，我几乎当时就把这些名字全忘了，只有一个名字除外：玛莎。这个玛莎有没有可能就是那个在１９８１年被绑架，后来在“处死绑架者组织”的干涉下被释放的那个呢？我没有胆量去问，但我后来得知，就是她。我和每个人都握了手，然后又坐下来，但是乔治好象要接着讲故事时，他突然间换了话题，“嗯，”他笑着说，“也许我们得来点燃料。”这暗示着要吃早餐了。我们一群人走进奥科阿家的厨房里，七个人围着一张大桌子坐下来两个厨师在桌子上堆满了哥伦比亚的传统早餐：阿尔帕斯（玉米面包），蒜味辣肠，未经加工的奶酪，鳄梨，黑香肠还有咖啡。吃饭过程中乔治不断的时而站起，时而坐下，接电话，通过对讲机与来访者说话，边吃早餐边说笑话。我竟然在与全球首要通缉犯之一共进早餐！我发现自己在怀疑自己到底在干什么，这种感觉在本书调查的过程中已经不是头一次了，我找不到合理的答案，我试着想和别人说说话，但胆怯地试了两次就闭上了嘴。这种表现真的不算很好。也许会变得更糟，我也许会吓得尿裤子。我们刚刚吃完饭，有人就宣布我们要离开。去哪里呢？“拉洛玛。”有人告诉我，那里是奥科阿的中心。我真的是要进行全程旅行了。我们走向路易斯那辆装着沉重车门的旅游车。乔治一直是个极好的主人，他坚持让我坐在前面，他自己坐在后排。他刚一关上车门，我还没来得及提醒他，他就开始接着讲起半小时以前讲了一半的故事了，从那个港口，他把所有的牲口都转运到了东南部地区。他不得不一路上修路。他引进了荷尔斯坦因种荷兰奶牛，赫尔希山羊，各种牲畜。他被授予当时的最高奖励，波亚卡十字奖章。从此以后养牛养马和放养牲畜就成了家族的一项传统。我们上学时每到假期都会到牧场上去放马。那时我十三岁，我哥哥十四岁，我们把一群小步马带到了美国，小步马是一种哥伦比亚当地的马，跑得飞快，其它的马，骑手根本觉不出自己在动。骑小步马就象是在开劳斯莱斯一样。车一边开，乔治一边接着讲故事。他在学校时怎么样？“一般，”他笑道，“只是一般。”但这关系不大。奥科阿家族是一个庄园家族，庄园才是他们该去的地方，直到七十年代初都是如此。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７４年时，我头一次知道了这种生意，大麻生意。当时经营这种生意的人来自海边和另一个叫洛斯雅诺斯的地区，那一地区是平原区延伸出来的。那里的人经营大麻。那时哥伦比亚还不存在毒品问题呢。只有几个人在这里那里吸食大麻叶，可是不常见，那时候抽大麻烟的人被叫做“大麻烟鬼”，和瘾君子一样，都是那些精神麻木的人。只有真正瘾大的人才抽可卡因。你永远看不见抽可卡因的人，因为那是高级货。乔治说，奥科阿完全是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第一次接触可卡因的。１９６５年，这一家族在麦德林市开了一家餐厅，以高祖父阿贝拉多在萨尔加的农场拉斯马格里塔斯命名。这家餐厅办得很好，不久就成了城市当中的高级场所。（拉斯马格里塔斯）是当时城里最大最棒的餐厅。我们在那里能见到各种人，从早级行政官员到早期的毒贩子。最早的毒贩子总是习惯享受佳肴美食，而且习惯骑马，骑小步马。那个时候，如果有人赚了钱，他们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出去给自己买一匹真正的好马，所有在城里混世界的人都到我们这里买最好的马……桑地亚哥.奥卡姆波就是餐厅的最佳顾客之一，他总是从我们这里买马。正是基于这两点：食物与好马，这一著名的农庄家族与哥伦比亚可卡因资金直接联在了一起。没过多长的时间，奥科阿家族的三个儿子就注意到可卡因生意当中的钱多得简直不合常理，于是他们停止了餐厅生意，转而经营更大的生意了。但就在此时，采访又一次停了下来。汽车停在了一座巨大的钢制大门门口，机关转动，大门打开，迎接我们进入，然后我们开始顺着林间陡坡向上驶去。向山上开了半英里，我们从树林中穿出，眼前出现了马厩，一个小停车场和一个铺着地砖的放马院子。一匹美丽的栗色母马以车速的三倍从面前跑过，背上的骑手一动不动。乔治咧开嘴笑起来。“小步马。”他说道。农庄坐落在一个完美的地方，非常美丽，打理得极为干净。无论往哪里看，都能看到有人驯养马匹，操练马匹，给它们喂食或者洗澡。穿着马裤，戴着宽边帽的骑手和农夫走来走去。简直象是“万宝路”香烟广告的布景一样。我们坐下来，有人拿来咖啡，然后谈话继续下去。那时候这种事（可卡因买卖）还没有被当作坏事情，因为它是一种新生事物，这个国家的每个人，甚至包括社会最高层的人，都找这些人（毒贩子），试图把东西，房子和农场卖给他们。各种聚会和其它活动都邀请他们……那时的规模不象现在这么大……我恰巧遇到了这些人。当时这种事非常赚钱，我们那时很年轻，也很有野心。我们头一次是在１９７５干的。第四部分 玻利维亚 第81节 哥伦比亚(2)这时，圣治走开了，路易斯填补上了叙述中缺少的部分，后来我发现与乔治不愿谈论可卡因问题正相反，路易斯非常愿意谈论这种事。这些事我可以告诉你。他是个拿佣金的。他曾到美国去呆过一段，就象是去旅游，他和那些经常光顾餐厅的人有交情，他在美国也有朋友，因而碰巧会遇到了一些想买货的人。所以他做的就是打几个电话，与那些常到餐厅来的人联系一下，然后从中拿一些佣金。突然间，乔治又回来了。“你在美国呆了多久？”我问他。“一年，”他答道。但路易斯插嘴说，“不对，还要长。”“就是一年。”乔治又重复了一遍。然后两个人开始短暂地讨论了几句，“我们是１９７５年去的，１９７８年回来的，是三年。”路易斯说。“三年，来来往往。”乔治顺从地重复了一遍。这样的讨论后来在这次采访中成了一个很大的特点。路易斯说得越多，乔治说得就越少，即使乔治真的回答了问题，路易斯也会反驳他，然后自己来回答这些问题。我觉得这有点奇怪，但后来听采访录音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手段，可以自然地把一些困难的问题回避过去。随着采访的进行，情况变得非常明显，尽管奥科阿家族非常好客，但他们对全面公开家族在可卡因交易中的生活情况并不是特别感兴趣。路易斯就是一个安全阀，通过他可以把一些狡猾难缠的问题过滤掉，同时又不显得无礼。有的时候，路易斯还会加上指导性意见，把运输可卡因的量和获利的数目说得少一些。当我问乔治第一次运了多少可卡因，乔治告诉我是一磅，而路易斯则解释说是“半磅，三分之一磅。”这也许并不奇怪。奥科阿家族的人吹嘘他们运输可卡因的活动得不到什么好处。所以回答运输了多少货或者赚了多少钱之类的问题时，他们的说法总是带有水分，例如“我们不管运输了多少，和现在他们运输数量无法相提并论。”或者“我们运得很少，五百件（公斤）总是最多的了，和现在不一样。”同样，所有的暴力事件也无一例外地推到集团其它成员的身上，通常推到帕布罗.埃斯科巴身上。奥科阿家族不想做任何可能引起美国政府敌意的事情，因为美国政府已经对他们有很强的敌意了。炫耀自己的财富一定会让禁药取缔机构的神经绷得更紧，这些人绝对有能力让他们的日子变得非常难过。我到此一年之前，他们曾经会见过一个美国电视摄制组，乔治和他的兄弟胡安.大卫都称赞美国（“我认为那是个伟大的国家……我非常热爱美国。”胡安.大卫这样说道。），而且他们还对自己参与可卡因贩毒活动表示了遗憾（“我只希望世界能够原谅我所做的一切”。乔治说道。）通过把自己描述为改过自新，一心忏悔的罪人，看起来这一家族正在准备重新融入社会之中。然而还有一个问题。1999年十月，他们最小的弟弟法比奥被控贩毒被逮捕，转眼之间奥科阿家族看上去显得与可卡因交易仍然有关。他们一心希望否认这一点，并且在美国插手之前使法比奥获释。道理不难理解，我曾在华盛顿见过禁药取缔机构国际情报处主任，他对我说得非常明白，美国已经准备好了囚室等着法比奥到来。同样，对于奥科阿家族两名大哥的案卷档案也一直没结案，所以可以理解，这两个人也希望自己能够有把握不得罪任何一位有权力来找他们麻烦的人。（这可能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反复否认与反政府武装有关，并且总是吹捧美国的原因了。）此外，在他们看来，所有关于他们的所作所为的著述几乎都是不准确的。所以难怪他们有一点谨小慎微。刚开始时我很失望。我本来希望能够进行一次开诚布公的会见，他们能够解释到底是如何在八十年代进行可卡因买卖的，就好象里奇.罗斯和乔治.容格介绍他们的所作所为那样。但这有点过于乐观了：奥科阿家族和里奇.罗斯和乔治.容格不一样。这些人处在不同的层次上。他们对于问题极为警惕。怎么才能让这么警惕的人敞开心扉呢？冲着他们傻笑？用对付帕克斯曼的法子?我觉得不行，于是我就继续费力地问下去。七十年代中后期可卡因卖多少钱？这架骗人机器马上又转了起来。“在这里卖两千美元一公斤，运费五千美元。”乔治说道，路易斯又插话了，“不对，大概要卖七千美元一公斤，运费五到八千美元。”我们假设路易斯的数字是准确的。七千美元一公斤，再加上五至八千美元的运费，在美国的售价是28000-30000美元，这就意味着在七十年代末奥科阿家族一公斤至少可以赚13000美元。如果一架飞机运300公斤的货（按乔治承认的数量最多可以到达500公斤），而且货物由奥科阿家族自己提供，即使在故意少说的情况之下，这样一飞机的货就能让奥科阿家族赚上3，900，000美元。如果我们假设他们能够按照乔治所说的价格两千美元买入可卡因，这一价格看起来依然很高，我们可以估计他们每飞行一次能赚超过六百万美元。乔治没有透露他们一共向美国空运了多少次可卡因（根据一名写编年史的人估计，到1984年他很可能一星期有能力运送两千公斤！）但坦率地说，在这样一种赚钱速度之下，人会不会知足呢？这可是大笔的财富啊。你可以尽全力对可卡因贩子的道德辩护，但如果你设身处地想想，在七十年代贩运可卡因就象从公共汽车上走下来一样容易，而且会赚到这么多的钱，你会不会知足呢？整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这一买卖高速发展。乔治说他进入这一行时不知道自己希望赚多少钱，但事业一旦运转起来，速度就会变得飞快。“买卖变得很大，最后到了疯狂的地步。”他如何解释自己在这一行里迅速成功的原因？这时路易斯又插嘴进来“（奥科阿）家族的买卖之所以做得很大是因为他们处事的方式，为他们总是被人利用，因为他们生性平和。人们就愿意围着这样的人转。”而乔治说的更理性一些。当时没有竞争，因为不管做什么买卖，最难的部分就是销售。在我们这里，销售是有保障的……我们一定会出名，因为由于无知我们当时非常的显眼。而且我们在社会上已经非常出名了。这就是我们出名的原因，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是最大的。我们周围有很多人，他们做得大得多，但他们不象我们一样出名。好的，有些人做得比你们还大。但暴力问题是怎么回事呢？暴力都是从哪来的呢？当然是来自埃斯科巴。令人惊奇的是，乔治看上去好象没有时间谈论这位以前的伙伴：“我们不应该和他一起做生意。我们是‘朋友’，带引号的朋友，和他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尊重而不是友谊。他一辈子都是打打杀杀的，从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打劫，抢银行，偷汽车，还干各种暴力的事情。”但他们的确是伙伴对吗？他们两个属于同一集团，难道不是吗？不，不。从来就没有过什么联合会或者集团。这仅仅是一个美国人给我们的名字，为的是让事态变得更加显眼也更复杂。根本不是那样的……过去曾经有过合作，还和一些小组织一起做生意，例如帕布罗和他的堂弟古斯塔沃。他们会纠集起一些认识的人来，这些人具备某些他们缺少的本事，在做生意的过程中用得上。某个人有关系，能把货从海地运到美国，诸如此类的。各个组织之间的唯一合作方式就是如此。你的特长是什么呢？你整个过程中的哪个部分时参与进来。“我们全程都要参与。”那天早晨遇到了玛莎，于是我很想知道关于她被绑架又被释放的事情是真是假。乔治承认是真的，她的确被人绑架过，但对于那些在足球场广为传播的，有关“处死绑架者”组织的故事他根本不屑一顾：“那些都是宣传，都是假的。事情真相是军队和警察帮我们把她救了回来。她保住了性命。而且我们最后还付了赎金。”于是，为了准确起见，我又问道，你们和‘处死绑架者组织’有什么关系吗？“没有，我们暂停一会儿好吗？”然后他又一次离开了。他回来以后我们开始谈及八十年代初美国执法部门的种种努力，也就是佛罗里达特别行动小组。他们造成什么麻烦了吗？倒是没有。“他们（美国执法特工）来到这里，只呆在一个地方，而把其它的地方全都忘掉了。这时人们都分头出击。这不过是动动脑子，开辟一道新路线之类的事情罢了。”他们真的没有取得一点成绩吗？乔治摇摇头，咯咯笑起来。他说没有，他们只取得一点成绩，“就是把价格抬了上去。他们越打击这种买卖，这种买卖就越好。所有的贸易活动，宣传和广告全都是由他们做的。售价一直保持很高。”这些话当中有很多真知灼见。据奥科阿家族自己承认，佛罗里达行动开始之后不到三个月，他们每公斤可卡因就可以赚到65，000美元，而不是30，000美元了。是不是所有的执法活动全都白费力气呢？平静荒原行动又如何呢？对此乔治承认，这一破坏行动有一阵影响到了他的运作，但他说麦德林市的人在突袭时能够提前拿到消息，把所有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全都转移了。但他们没收的8.5吨可卡因又是怎么回事呢？他说，那是在说谎。“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现”他说，“发现的只是很多化学品罢了。”我们又讨论了帕布罗.埃斯科巴和拉瑞.博尼利亚，乔治说，他们无力逃避自己死亡的命运：“（帕布罗）不听劝告。嗯，他听人劝告，但就是不重视。”乔治也同意，杀人之后产生了真正的麻烦。“因为拉瑞.博尼利亚的死，迫害活动开始了……，当时大家的反应都是一样的。‘快跑，离开这里。’”在此之后，政府又恢复了引渡条例，对此你觉得惊讶吗？“是的……”但这时路易斯又插话道。我一点也不惊讶。政府做这种事情，是对于整个国家的极大不尊重，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所以他（乔治）说他惊讶，他的意思并不是惊讶，而是吓坏了。但我觉得谁也不会惊讶。谁都知道报复行动马上就要来了，而且是以最可怕的方式。很明显，引渡条例是令人生畏的，但它代表了什么呢？乔治说得很简单，“最糟糕的情况。”这时他的妻子加入到谈话中，她对此也非常厌恶。“人应当在自己的国家受审和宣判。”奥科阿家族是不是觉得美国方面激烈的反应也许与围绕提纯可卡因出现所进行的宣传活动有关呢？“绝对如此。”乔治的妻子说。乔治也同意提纯可卡因比可卡因危险得多。“一个人用鼻子吸粉一次最多只能吸二至五克，要是人坐下来吸可卡因，一次能吸掉一公斤。”在拉瑞.博尼利亚被刺之后，哥伦比亚政府做出了暴力反应，结果导致麦德林集团的首领们逃到巴拿马，在那里他们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建议，但为什么没有起到作用呢？政府从来就没有兑现过他们订下的承诺。我们提出提议以后，刚开始他们都非常有兴趣，但最后他们就是不肯兑现。这就是他们永远无法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讲和的原因了，因为他们总是倾向于不肯兑现前任政府的承诺。和他在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一样，乔治否认自己与反政府武装之间有任何接触，他也不承认自己曾向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运输过毒品。他的确承认了埃斯科巴一定是在那里干了些什么，因为他看到过那些著名的西尔的照片。有消息称他曾付给反政府军一千万美元，使美国不再找他们的麻烦，但对此他说完全是“无稽之谈。”我们继续谈到了那些可以引渡的人，他说，那些人全都是帕布罗一手发展出来的。他真的和那些人没有关系吗？没有。那么，被人指控犯下种种暴力罪行又是什么感觉呢？很糟，非常的糟糕。我们和其它任何一个从暴力活动中活过来的哥伦比亚家庭的感觉是一样的。但事实上，那个时候每个哥伦比亚人都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成为被引渡的对象。那投降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怎么出现的呢？幸运的是，在某个时刻政府制订了一项政策。我们别无选择：要么死，要么被引渡。那时被杀比被抓住后引渡要容易得多了。所以，关于投降的法案一出台，法比奥就和另一个人就首先到司法机关去自首了。作为协议的一部分，还有一些条件。第一是你以后不得再从事可卡因买卖，其次是政府不会引渡你。但现在政府不打算兑现承诺，我弟弟在他们手中，被关在监狱里等待引渡。这非常的不公平，因为他是无罪的，却没有机会证明这一点……我们希望能够证明他是清白的，但是（如果他被送到美国），他就没有机会了。我同意他的最后一点看法。如果法比奥被送到美国，他就根本没有机会了。在美国，法比奥被视为行刺美国禁药取缔机构线人巴里.西尔的幕后指使者，美国人非常想要抓到他。如果他到了美国，就不需要再买回程机票了。我们简单地谈了谈最近签署的哥伦比亚计划，这一协议中美国捐资十三亿美元援助资金，并且向哥伦比亚派出军事援助，以便打击毒品问题。乔治对此不以为然：“这一计划将一无所获。这些钱最终都会进入政客们的银行账户。只会增加腐败而不会减少可卡因交易。”这一计划会不会引起暴力活动增加呢？“绝对会的。”我们如何才能阻止可卡因买卖呢？第四部分 玻利维亚 第82节 哥伦比亚(3)将其合法化。这是唯一的方法。教育和让其合法化。历史实例证明这才是该做的事情。如果我们总是谈可卡因的好处，这样做不好。我不吸可卡因。但这个东西就象其它对人无益的东西一样，酒精，烟草等等……历史已经向我们证明该如果阻止这一切，我想说的是：控制可卡因交易，为其立法，这样才能停止暴力。你认为这种事真的有可能吗？“当然，但这需要时间。”这时，乔治的大哥，胡安.大卫插话说道，“在禁毒方面，这种做法（控制毒品政策）不可能取得任何成绩。只要有人想要，就总会有人愿意为其提供毒品。他们能做到的只能使售价居高不下。”说到这里，乔治很明显是厌倦了。我本来也想采访胡安.大卫，但我开始提问时，路易斯说没有太大的必要：“他们的看法一样，回答也都是一样的。”还有时间，但在此之前可不可以照几张相片呢？当然可以。乔治答道，他脸上又放出光来。你让我呆在哪里。我建议他坐在马厩拱顶下面的椅子上。但他突然固执起来，“不，我不坐那里。”他说。我奇怪为什么。“那样光在后面，照出来效果不好。”他靠着一堵墙坐着，我拍了两张照片。然后把乔治和胡安.大卫请到马厩门前，拍了一张两人的合影。我拍了三张照片后，他们不让我继续拍了。“这已经足够了，”乔治说，“我觉得这些照片非常的珍贵，对吗？”然后，采访就结束了。我们握手道别，我钻进了路易斯的越野门里，我们向山下开去。回顾这一早晨与奥科阿家族的在一起的经历，我真的想不出该怎样去解释他们。在美国这些人是人民的公敌，与那些纳粹的杀婴犯们相差无几。但他们在我看来却是非常正常的人。但我的确想到过，整件事情可能全然是个骗局，只不过是一场操纵媒体的把戏，专门设计出来欺骗我们这样的傻瓜外国作者，以便为他们这个可卑的家族，写出一些稍微有点称颂味道的报道。如果是这样，那真的没有必要：我本来也没有写他们坏话的想法。我只是想要获得真相。在我看来，如果人们非常非常想把可卡因推到他们面前，他们总是有办法把这些东西卖掉，而且总会有人给他们供货。奥科阿一家是卖了可卡因。而且卖了很多。但那又怎么样呢？但暴力却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回事了。在我的书中，奥科阿家族的贩毒活动可以原谅，但如果他们参与了八十年代对哥伦比亚造成重大打击的大规模暴力活动，那么他们就是罪有应得。但他们是不是真有暴力性，还是真的象他的朋友们描述的那样，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家庭？我无法确定。然后发生了一件事，使我的判断倾向于“爱好和平”这一选择。但为了理解这件事，需要把时间向回倒转十年，回到埃斯科巴向“正义”自首的时候。对于埃斯科巴来说，监狱生活根本不算艰苦。作为投降的条件，他坚持要把自己拘押在自己的私人监狱中，这个监狱建在他的私有土地上，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亲手把这片地卖给了政府。监狱建在他的老家恩维加多，名叫天主教堂，和一般的哥伦比亚看守所完全不同。在周围的电网（实际上由他自己控制）里面有土地摩托车赛道，迪斯科舞厅，健身俱乐部，大麻种植园，地下导弹防空洞，还有两间牧人小屋，里面有女人供他个人享乐。所有的囚犯（他的手下同他一起投降）都有自己的单人囚室，里面录相机，电视和立体声音响一应俱全。埃斯科巴还装了几部电话和传真线路供他私人使用，继续行若无事地做着生意。禁药取缔机构估计他每个月从监狱指挥运送的毒品有一万公斤之多。只要在里面呆烦了，他会就离开。在他“被捕”一周年时，他请了一夜的假，跑到恩维加多的一家夜总会，在那里通宵饮酒，直到凌晨四点才回到监狱。当他想到现场去看一场足球赛时，会有警察卫队保护他到足球场去。但这种情况不可能长期持续。从他逃亡一直到进监狱这段时间，埃斯科巴一直靠向他手下的毒贩子收税来支持这场战争，这些毒贩按一定比例把自己的利润交给他，以便保证他们有权利继续进行毒品买卖。他在监狱里继续收税，在他看来，他单枪匹马地摧毁了引渡法案，使他们能够安全地卖毒品，他们欠他的人情。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看。他的两个前任同伙费尔南多.加亚阿诺和齐齐.默卡达，跳出来反对增加税收（他建议每人每月付给他一百万美元），埃斯科巴将两人折磨致死。这件事使得政府再也不能容忍了，于是政府决定把他挪到一个合适的监狱去。不幸地是，他听到了风声。1992年七月二十二日，埃斯科巴走出了天主教堂，跑到麦德林市躲了起来。作为回应，政府发动了哥伦比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搜查活动，通风报信的人可得到一百万美元。禁药取缔机构在这一数额之上又加了二百五十万美元，而费尔南多.加亚阿诺和齐齐.默卡达的家族也加上了一百五十万美元。转眼间，所有人都在寻找埃斯科巴。为了筹到更多的钱，埃斯科巴绑架的人数越来越多，又把他的战争税涨了上去，把那些拒绝交税的同伙都处决了。这种做法产生的效果出乎他的意料。正如禁药取缔机构国际行动组前组长鲍勃.尼维斯在华盛顿告诉我的那样，他把加亚阿诺的手下叫来，将他们折磨致死，因为他们拒绝缴纳战争税之类的原因。现在组织当中的其他人也都是赚钱的干将，他们会从这种做法中得到什么信息呢？“这个家伙疯了！他把自己最赚钱的干将杀了！他什么时候杀我呢？”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叛变的情况，他的手下人开始去敲罗德里格德斯兄弟和赫雷拉的家门了（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兄弟和帕乔.赫雷拉都是卡利集团的领袖人物）他们说道，“嗨，我们不是打仗来的，这个家伙是个疯子。他用不了多久就要杀我们了，你们能不能保护我们？”这些人说“可以，回到麦德林去，你们现在已经在我们的保护之下了。密切注意这个家伙，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我们会为你料理这件事情的。”卡利集团建立了一个小组，名为洛斯贝贝斯（即受帕布罗.埃斯科巴迫害人士小组），专门负责对他进行跟踪。贝贝斯悬赏五百万美元缉拿埃斯科巴，并且开始了一场残酷的计划，凡是为埃斯科巴工作的人，全部杀死。随着他的律师，杀手，同伙和家人不是被杀就是变节，埃斯科巴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孤立。对于哥伦比亚警方来说，洛斯贝贝斯简直是天赐之福，他们紧紧盯住埃斯科巴的一行一动，而且愿意采取一切警方不可能采用肮脏的手段（绑架，谋杀）把埃斯科巴赶到明处。但是由于接受了毒贩领导组织的帮助，他们也为以后的工作产生了各种更为深入的问题。乔.托夫特是禁药取缔机构驻哥伦比亚主管特工，他当然感觉到了这其中的潜在的危机所在。刚开始我没有意识到洛斯贝贝斯是卡利集团的组织。实际上我们为它击节叫好。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但逐渐我们把各种情况拼凑在一起，一切就变得很明了卡利集团在从中操纵。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成为了一个敏感事件，因为我们和哥伦比亚警方紧密合作，试图抓住埃斯科巴，而哥警方则在与洛斯贝贝斯合作。我们有时也会和贝贝斯接触，因为他们能给警方提供一些非常有用的消息。所以这件事变得非常敏感……我当然不愿意有人说禁药取缔机构正在和卡利集团达成一项协议，告诉你，我为了这件事很多个夜晚睡不着觉。另外一个为了抓住埃斯科巴而夜不能寐的人是雨果.马丁内兹，他正在指挥着警方来找到他。马丁内兹手下有一支哥伦比亚特别部队，名为精英部队。当我们在波哥大见面喝酒的时候，马丁内兹回忆起旧事，提到当埃斯科巴发现有这么一个组织正打算追捕他时，他的反应是这样的，我从电台上收到了第一次威胁，因为他知道我能听到他说话，他说要杀了我和我的全家。他说将会在一周之内消灭精英部队。那一个星期他用一枚卡车炸弹炸死了十七名警察，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一枚汽车炸弹又炸死了十四个。他想把精英部队赶出麦德林市。政府与波哥大警察局的领导们谈话，问我们能不能撤出去，换另一种方法试试。但要把精英部队撤出去，这个举动实在太显眼了，我手下的军官和我本人都不愿意这样做。我们想要坚持。我们继续追捕活动，我们需要有机会把工作坚持下去，直到结束为止。鉴于抓住这个人承受压力巨大，再加上这个人臭名昭著，一些外国政府开始为精英部队配备各类军用装备，他们希望这些装备能够有所帮助。英国派来了一群空军特别部队教官来训练士兵；法国捐助了三角测量仪用来追踪雷达发射信号；德国捐助了专门用来追踪移动电话的设备；意大利也派来了反恐专家。每个人都想要抓到帕布罗。在埃斯科巴逃亡的过程中，他以前的同伙把他落脚地的消息透露给警方，他身边的每个人都渐渐地被洛斯贝贝斯除掉了。抓到他只是个时间问题了。但是，警方首先要找到他。为了隐盖藏身之所，他总是坐在开动的汽车的后排打电话，这样即使精英部队真能追踪到他，当他们赶到时他也早就逃之夭夭了。这种做法让精英部队胡乱猜了好一阵子。但到了十二月初，他们得以有效的追踪埃斯科巴，并将其锁定在麦德林市二百平方米的区域之内。但不幸的是，这二百平方米位于人口稠密的地区的中心地带，所以无法进行包围。马丁内兹的上司命令他撤退，但他决定他监听一个电话，看看能不能离得再近一些。他将自己的三部信号监控车派到了发现埃斯科巴的那个区，让他们等在那里。说来幸运的是，一部移动设备车的指挥官就是马丁内兹的儿子，名字也叫雨果。十二月二日早晨，通过他儿子胡安.帕布罗的电话接受《周刊》杂志的采访，胡安把记者的问题转述给他，然后他使用电话进行简短的回答，他每次回答问题就更换电话，或者更换地点，所以无法对电话进行追踪。由于行动小组彻夜蹲守，所有人都很疲惫，全都在车里睡着了，老马丁内兹回忆道。那天行动小组休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睡过觉。但我当时醒着，十点钟的时候，他打了个电话。电话很短，只回答了两个问题就挂了，然后他就移到了另一个地点。我把雨果叫起来，告诉他，“追踪这个电话，他随时有可能再打一个。”他马上就冲到了街上，等着下一个电话。一个半小时以后，第二个电话打来了。雨果追踪到了这个电话。埃斯科巴给了我们机会，因为他说话超过了五分钟。他说了六分钟。埃斯科巴还犯了另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并没有躲在移动的汽车后排说话，他厌倦了，钻到了一座房子里面坐下了。这样他不打电话时间过长，而且还成了静止的目标。机会来了。“雨果包围了那座房子，他一连包围了它好几次，以便确定这个地点是正确的。”马丁内兹回忆说，“然后他给我打电话，他只说了一句，‘我看到他在窗户旁边’这样我们就都有了把握，然后他说，‘叫突击组来。’”埃斯科巴马上意识到事态不妙，“一定是出事了。”他对儿子胡安说道，“我要挂电话了。”但已经太晚了。我当时在办公室里，突击组的组长在电台上对我说，“哥伦比亚万岁。”那种感觉真的是心一下子放了下来：我们没有再次失败。我一直经历的这种强烈的感情终于结束了，就好象把一座压在头上的钢琴一下子拿走了一样。我拿起一架摄像机，把警察局的主任叫来，把这个喜讯报告给他。在发布消息之前，他叫我们去提取他（埃斯科巴）的指纹……但我们钻进汽车，打开收音机时，新闻当中已经播出了，每个人谈论的都是埃斯科巴已经死了……我们一路上听到的都是这个消息。斯蒂普(禁药取缔机构特工)，司机和我的保镖都在大叫大嚷，“万岁！”他们的快乐有点传染性的。我也开始感觉到一开始没有感觉到的东西。那就是欣喜若狂。我想赶紧回家去拥抱我的儿子。再说波哥大这边，禁药取缔机构的领导乔.托夫特坐在办公桌前面回忆说，那大约是下午三点钟的时候。警察局的二号人物，专门负责这次追踪活动的瓦加斯将军给我打电话，“乔伊，”他说，“我们打死帕布罗了。”他非常激动。我挂上电话，跑到办公室门前，大使馆的走廊里，一个劲地喊道，“帕布罗死了。”我一直跑进大使的办公室，告诉他，“我们刚才把帕布罗打死了。”消息象野火一样传遍了全国，马丁内兹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埃斯科巴的妈妈已经在那里了。她冲进花园，看到一群人正围在尸体的周围，她挤进人群凑近看上一看。那不是帕布罗，只是他的保镖阿尔瓦罗.德.耶索斯，外号“柠檬”。她笑了起来，“你们错了，这不是我儿子。”但她不知道枪战是从屋顶开始的，德.耶索斯之所以在地面上是因为他最后一刻从房顶上跳了下来。帕布罗没有跑到房檐边上。第四部分 玻利维亚 第83节 哥伦比亚(4)当消息在波哥大爆发出来，汽车都鸣笛以示庆祝。全国的报纸上都写着“国王死了！”但就在中上层阶级庆祝的同时，社会底层的人却惊得目瞪口呆。对他们来说，帕布罗是真正的英雄，他付给他们福利费，并给他们提供各种政府不能给他们的东西。他也被视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他是一个典范，有许多人如果足够努力，将来也许能变得和他一样。他是一名烈士。在他下葬的时候，有五千名麦德林市民到来，他们冲到停尸房中，想去摸一摸他的棺材。接下来出就现了骚乱，帕布罗的妻子出于安全考虑被护送离开了。哥警方不得不在他的墓前派驻一支军队，整整驻守了一年。路易斯并没有去参加葬礼。在从拉洛马送我回家的路上，在他那样装着厚重车门的神秘汽车上，他告诉我他恨埃斯科巴。埃斯科巴杀了路易斯最好的朋友，也是乔治的姐夫阿龙佐.卡德那斯，还试图绑架路易怀有身孕的妻子。这件事情打破了他心态的平衡。他毫不迟疑地把自己所了解埃斯科巴的情况一股脑全都告诉了最想知道的人们，警察。他告诉我在追踪埃斯科巴的过程中他一直连续不断地为禁药取缔机构提供有关他下落的情报，直到埃斯科巴在1993年被击毙为止。消息的来源在哪？“是奥科阿家族告诉我的。他们为我提供消息，我则将消息向传递下去。他们知道我一直在干这事，尽管我没有告诉他们我要干什么。他们知道他们告诉我的一切，我都会说出去，但他们还是及时为我提供消息。”这可真有意思。照奥科阿家族的说法，他们不是那些制造暴力活动的被引渡者的幕后主使。如果把这件事和他们本身有意识提供对埃斯科巴不利的情报放在一起来看，倒真是显得非常说得通。但这事是不是真的呢？我问路易斯他和谁联系。他告诉了我这位驻波哥大禁药取缔机构特工的名字。我回家以后，给乔.托夫特打电话，他在追捕埃斯科巴的过程中一直是哥伦比亚行动组的领导，他不仅证实确有其人，而且这个人当时就驻扎在哥伦比亚。我在电话中对他讲了这件事，他说，（此处省去五行。）情况就是如此。也许我把对奥科阿的采访搞砸了。也许我应该在与反政府武装问题或者拉瑞.博尼利亚被刺问题上再把他们逼紧一些。或者该仔细问问暴力的事。也许我太懦弱了。但我还是发挖出了一颗宝石：奥科阿家族，埃斯科巴的犯罪同伙，出卖了埃斯克巴。这也算是罪有应得。我们开车回旅馆的路上，我又问起了关于背叛帕布罗的事情：给警察提供情报，那一定非常冒险吧。你不害怕吗？你怎么保护自己。路易斯笑了。“我做的头一次事就是给自己买了这辆车。”突然间我有了一点意外的收获，我明白为什么这些车门会那么重了。我用手敲了敲客座旁的窗子，才头一次注意到车里面是多么的安静。玻璃有一英寸厚。我从路易斯的防爆汽车里走出来，走进旅馆，但我在麦德林市的采访还没有结束。离开拉洛马之前，乔治和胡安.大卫建议说，如果我真的想要了解这场在八十年代席卷城市的暴力活动，我应该到城市以北的社区去看一看。他们告诉我，在这里，极度的贫困再加上数以百万的贩卖可卡因得来的现金，共同催生了一个新的阶层，他们是受别人雇佣的人，为了钱什么都愿意干。他们说正是这种人加剧了暴力活动。我有没有兴趣去见他们呢？当然有兴趣。那天下午有一辆出租车出现在我旅馆门前，驾车的是三个奥科阿的手下人，他们是我的导游兼保镖。我跳进车里，汽车向北开去。说句实话：从感觉上社区并不危险，因为它们不是贫民窟。那里有电，有咖啡馆，还有酒吧。当然一切都有一些破败，但还没坏到什么程度。这些社区可能是属于某个地中海附近国家的国有房屋计划的一部分，也许是土耳其。不管怎么样，我一开始是这么想的。奥科阿家族的手下一边开车，一边简要地向我介绍经过的大街小巷，很快一切都变得明白无误，这是个货真价实的地方。绝大多数夜晚枪战都是家常便饭的事情。我突然间觉得有点担心，但又一想，我是和奥科阿的手下在一起的。这应该是管点用的。实际上也真的管用：每一个人见到我这个拿着笔记本的外国佬，马上都警惕起来，直到一名向导说“我是胡安.大卫的朋友”时，大家才放松下来。突然之间，我们开始遇到一些愿意和我们谈话的人。在麦德林，“奥科阿”这个名字象是开门的钥匙。麦克是个三十多岁的人，他非常愿意向我原原本本地讲述他的过去。他是被招到保安这一行中是通过他帮会的关系，他的帮会名叫拉斯马查卡斯，是一个专门“偷汽车，摩托车，杀人之类活动的，你知道也就是干掉别人”的组织，他最后成了一名保安，为一名埃斯科巴杀手团的领导工作。他干这份工作一个月能拿到五百美元，这对一个连学都没有上完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笔财富。他告诉我刺客所干的事情，“我们假设有人从帕布罗那里偷了什么东西，帕布罗就会通知我的老板，告诉他发生了什么，老板就会叫上我们，派出两三个手下去处理这件事。”工作的时候麦克会和其它十一个保镖一起分乘两辆汽车，老板到哪里，他们就到哪里。后来洛斯贝贝斯出现了，老板告诉他们自己要保持低调，于是把他们全都送回了家。有一天，老板在一个牲畜市场上遇到了两个人，这两个人一通乱枪把老板打死了。麦克除了丢了工作，还要担心一些其它的事情。老板被杀不久，他本人也被打倒在街上，有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脊椎下段，从此之后他再也不能走路了。现在他坐在轮椅里，在房子的前厅里每天靠卖利沃特利尔药片（一种镇静药——氯硝西泮）过活。他花500比索进药，然后1000比索出售。这样他一个月收入140美元养活一家三口。他告诉我在街面上大麻烟卖500比索（大约25美分）一支，而可卡因（佩利克）大约3500比索一克，不到两美元。麦克对这些东西全都不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