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么干能得多少钱？”“二十五美元”。“得在这儿呆多长时间？”“你得给他讲他想要的东西。让他知道你的感觉。”“她让我四点钟来。”听到这段对话，再回忆一下那天发生的事情，我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这次采访同人种学毫无关系——这完全是编舞设计学：一切都是他们事先设计好了的。我到那儿的时候房子是空的，每隔半小时就有新的吸毒者进来，谈上一小会儿，然后离开。有一会儿比较安静，埃路易斯还暗示说，如果我真正想了解提纯可卡因厂是怎么回事儿，我们必须在这儿过夜。不过她也暗示说，我最好天黑之前离开。我离开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带的现金都用光了。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这次采访，我意识到我只在一点上比较接近真实情况：地理位置。尽管我欺骗自己说我博学多闻，但是我还是不知道这些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历或是干什么的。真的不知道。我只不过是个往外送钱的白人傻子：是这个食物链底端的拿着支票簿子的记者。那天结束的时候，我还丢掉了250美元。然而我还是吸取了一点教训。有关毒品的报道——真正的专家（埃路易斯显然就是其中一个）所作的除外——大部分都是伪造的。同八十年代中期的那些早期的提纯可卡因记者一样，我一点也不知道真实的情况。外面的人又怎么能理解陷入这种圈套是什么感觉？我是个中产阶级的白人，带着个录音机深入到下层黑人的居住区，四处观察，努力想了解点什么。没有一点线索。我坐地铁回到朋友在纽约上东区的公寓，一头扎进街上的露天酒吧，要了一杯啤酒。我已经在屋子里呆够了。在我身后，两个穿着斜纹棉布裤和马球衫，打扮得很讲究的雅皮士对自己的生活唉声叹气。“我是说，没错，我是有五位数的工资，”雅皮A说，“可那又怎么样？怎么样呢？”雅皮B加了一句，“我上星期打了个四十一。”“是呀，”雅皮A同情地说，“这也没什么好骄傲的。”我坐在那儿，边听这两个家伙说话，边看着走过的行人，边记下有关提纯可卡因的笔记，喝下了更多的啤酒。我想知道那栋房子现在在干什么。也许玛和她的朋友还人抽提纯可卡因，花掉我付给他们的钱；也许他们在嘲笑那个来采访的白人傻子；也许他们已经把我忘掉了。我想得越多，喝得就越多，喝得越多，我背后了两个雅皮对他们的不幸念叨得就越多，我的心情也就越发沮丧。等到开始下小雨的时候，我喝醉了。就在酒吧要关门的时候，一个头发蓬乱的家伙摇摇晃晃走过来要零钱。“您能帮助我吗？”他漫无目的地问四周的人。“我没有地方去。”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我看着自己的脚。我拿起帐单，付了钱，往桌子上扔下几块钱当小费，然后摇摇晃晃回到家，吐得一塌糊涂。第三部分 帕布罗，罗伯托和死亡未婚夫 第60节 桑地诺！(1)1996年八月十八日，一家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名叫《圣荷西信使报》的美国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黑暗联盟”的专题报道的第一部分。这篇报道的作者是《信使报》的资深记者盖瑞.韦布，写的是二十年前形形色色的美国情报部门在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之战中的所作所为。这篇报道将轰动一时。根据韦布的说法，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罗纳德.里根曾经把它比作“精神上的开国之父”——曾经通过走私可卡因的方式来为反对桑地诺政权的战争提供资金。他说，这种可卡因走私活动一直得以顺利进行，是因为制止它对我们政治上不利：实际上，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故意对此不闻不问。韦布接着证明了反政府武装的可卡因最后来到了洛山矶，并在这儿通过中南部严密的销售网络进行分销，从而帮助八十年代早期的可卡因粉末市场转换成提纯可卡因市场。韦布颇有先见之明，他让《信使报》把许多文章，大量的控诉文件和其他各种各样他的文章中装不下的好东西都放在了互联网上。这一招让这篇报道的命运发生了转变。一个星期之内，《信使报》的网站每天接受500，000次点击。在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播出了这篇报道之后，点击数上升到了800，000次。突然，各个国家电视网络开始打电话过来，要求进行采访。这个网站每天的点击数很快超过了一百三十万。这篇报道似乎获得了自己的的生命。韦布创造出了一个怪兽。这就是每个记者都梦寐以求的那种新闻报道。但是，真实情况果真如此吗？尼加拉瓜五十多年来一直处于阿纳斯塔西奥.苏穆萨的家族专政统治之下，这个暴君有美国作后台，罗斯福曾经评论说，“他是个狗杂种。不过他是我们的狗杂种。”苏穆萨和他的家族把尼加拉瓜搞得筋疲力尽，在这个过程中为自己攥取了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践踏人权的情况非常严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诞生了一个反对苏穆萨的党派：桑地诺国家解放战线（以一个名叫奥格斯特.桑迪诺的民族主义战士命名的，这个人是在1933年被谋杀的——苏穆萨下的命令）。到了1979年，桑地诺组织已经把这个国家推到了内战的边缘。当时，一个美国电视记者被苏穆萨的国家卫队谋杀——正好当着他的摄影师的面，而摄影师当时正好在拍摄——美国人觉得现在是忍无可忍。总统吉米.卡特切断了对苏穆萨政权所有的援助，不难看出，美国打算让它的前盟友自生自灭。苏穆萨逃命逃到了巴拉圭，最后还是在那儿被阿根廷的准军事分子谋杀了。而他的许多党羽都逃到了美国，他们在美国同流亡的古巴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尤其同参加那次失败的猪湾行动的成员2506旅关系密切。这两个组织有许多共同点：二者都从自己的国家被踢了出来，二者都憎恨共产党，二者都肆无忌惮，二者都想复仇。许多反对桑地诺的政党纷纷冒了出来，它们最终都被统称为“反政府武装”。1981年，美国永远仁慈的情报系统决定帮助它们脱离困境，向国会申请一千九百万美元的资金在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建立秘密的反政府武装训练基地。接受训练之后，这些反政府武装会穿越边境线渗透到尼加拉瓜去，推翻桑地诺政权。准备工作做得极其隐秘：即便是对中央情报局而言，推翻一个合法的外国政府这种事情也有点太上不了台面（这可不是说他们会因此而罢手）。所以在国会面前，这一千九百万美元是作为用来禁止向萨尔瓦多——另一个看起来好像要走共产主义道路的国家——运送武器的资金。由于害怕会暴露自己，中央情报局同意自己不牵扯到里面来：由于他们仅仅利用了UCLA人员（“拉美单方控制资产”——也就是说，外国人），一切责任都可以推得一干二净。至少他们是这样打算的。1982年的十一月，《新闻周刊》刊登了封面报道“美国的秘密战争——目标：尼加拉瓜”，令这次行动不得不立即停下来。尽管里根抗议说，反政府武装就像“‘法国保卫战’里的英勇的男男女女”（根本不像），还保证说“这不是左派对右派的斗争，而是正确对错误的斗争”（同样不是），国会还是开始采取一系列行动，禁止向反政府武装军队提供资金。1984年，当人们发现中央情报局在尼加拉瓜的三个港口放置了磁性水雷，炸毁了属于六个不同国家的船只，其中包括一艘苏联油轮的时候，美国终于停止了提供资金。拼命想帮助反政府武装的里根气得发疯。然而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中央情报局只想完全摆脱这件事：他们的分析家没有一个认为反政府武装有赢得战争的希望；太费钱（后来发现，大部分的资金都神秘地消失在前往反政府武装训练基地的路上）；有可能让自己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他们设法把责任推卸到了国家安全部的身上。负责反政府武装行动的是陆军副上将奥利.诺思。诺思面对的问题是在国会不会给他一分钱的情况下如何在中美洲建立一支军队。他想出了一个“聪明的主意”，即把反政府武装的斗争同另一个秘密行动——非法向伊朗出售武器——联系起来。陶式反坦克导弹被非法运到了伊朗，所得利润则转给了南美洲的反政府武装。现在大家都有足够的钱。当然，这主意一定会出问题。1986年十月五日，桑地诺击落哥斯达黎加上空的一架C.123货机。里面装的是七十支全自动来复枪，100，000发子弹，七个手榴弹发射器，还有两个已经死了的飞行员，他们那天上午懒得戴上降落伞。与此同时，飞机外面还有个飞行员，他倒是活蹦乱跳的，因为他戴了降落伞。两天后，美国的观众惊奇地看到电视报道上出现一个被尼加拉瓜俘获的美国飞行员。“我的名字叫尤金.哈森福斯，”这个囚犯说，“我来自威斯康星州的马里内特城。我昨天在尼加拉瓜南部被俘。”桑地诺政府不仅活捉了哈森福斯，而且还在两个死去的飞行员身上找到了美国身份证。不仅如此，飞机上到处都有证据证明美国在为反政府武装的战争努力提供资金，例如地址本，飞行日记和联系人的电话号码。而在华盛顿，诺思开始销毁文件。接下来的这个月里，伊朗人也泄露了他们那方面的行动的秘密，于是一切都结束了。诺思的“聪明的主意”变成了历史上最不隐秘的秘密行动。“伊朗门”听证会开始之后，美国公众很快就习惯了奥利.诺思反复重申自己对为数众多的非法活动“记不起来”的情景。然而在举行这些听证会的过程中，其他的指控也浮出了水面。在1987年七月的一次听证会上，几个巴尔的摩人来到法庭外面举行抗议，争先恐后地往镜头前面挤。挤到前面后，他们马上举起一面旗子，上面写着：问问有关走私可卡因的事。喊了几句口号之后，他们被带离法庭。有关反政府武装和毒品有牵连的指控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两年之前，有关他们可卡因走私行为的报告就已经落到了美联社的两个记者罗伯特.派瑞和布莱恩.巴格的手中：在哥斯达黎加的活动的尼加拉瓜的叛乱分子在过去的时间里一直在走私可卡因，并把由此获得的利润用来发动推翻尼加拉瓜左派政府的战争……走私活动涉及为跑道上的飞机加油，有时还帮助把可卡因运输到哥斯达黎加的其他地点，以便进一步运往美国……美联社，1985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许是因为对反政府武装的指控太耸人听闻了，结果反而没有人对此多加注意：美国公众的当务之急是要确定总统对反政府武装行动是否知情。毒品问题是个次要问题。然而它还是吸引了一个人的注意力：参议院约翰.凯利（民主党人，马赛诸塞州人）。1986年六月，凯利成立了一个“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来调查此项指控。他任命一个名叫杰克.布拉姆的华盛顿律师作特别律师。布拉姆是个经验丰富的调查员，在参议院委员会已经工作了十多年。他和他的小组开始了追踪和采访贩毒分子以及反政府武装领导人的艰苦任务，努力确定这二者之间是否真的存在任何联系。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中央情报局在召集人马为反政府武装提供供给方面并不是非常谨慎。布拉姆告诉我说：我们调查了解到的一些事情真是令人惊愕。比如说，有这样一个飞行员，他既运送毒品，也给禁药取缔机构作卧底，同时还为海关作卧底，为反政府武装运送武器，而且还为自己走私毒品。你知道吗，这给人的感觉是“什么？！”似乎没有人对其他那些行动有任何了解。简直太令人震惊了。后来发现，这个家伙并不是唯一一个不合适为政府工作的人。美国中央情报局用来为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的反政府武装运输援助物资的好几家公司原来都是毒贩子的公司。凯利的报告集中谈的是他们觉得行动最可疑的四家公司：1．斯达黎加的一家公司“潘塔雷斯冷冻厂”，由帕可.查恩斯和路易斯.罗德里格斯经营——这两个人都是出了名的可卡因走私犯。街头巷尾的消息说他们每个星期都往美国运送一吨的可卡因。1984年，国税局明确地告诉联邦调查局说，该冷冻厂是一家流通可卡因现金的幌子公司，但是联邦调查局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尽管存在所有这些事实，从1986年的一月到五月，这家冷冻厂还是接受了231，587美元的美国“援助”来关照反政府武装。2．迪亚克撒公司——迈阿密的一家航空公司——由一个猪湾老兵阿尔弗雷德.卡巴里罗经营。卡巴里罗和他的同伴弗洛伊德.卡尔顿因试图把410公斤的可卡因走私入境而在美国被起诉。尽管如此，该公司还是接受了提供给反政府武装的41，000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3．旋涡航空公司，由迈克.帕马经营，美国联邦调查局当时正在调查它在三个不同管辖权限下的违法行为。帕马被指控在1982年走私136，000公斤的大麻到美国。该公司赢得了美国政府超过317，000美元的资金。4．赛特可航空公司，属于一个叫胡安.拉蒙.马特.巴勒斯特罗的人——禁药取缔机构追捕的一级罪犯。为1978年洪都拉斯的可卡因政变提供资金，接着又命令军队协助他们的可卡因走私活动的，就是马特.巴勒斯特罗和一个墨西哥走私犯安玑.菲利克斯.盖勒多。这两个人都是基地设在瓜达拉哈拉的墨西哥最重要的贩毒集团的头目。马特的职业不是什么大秘密：《新闻周刊》在1985年就宣布说到达美国的所有可卡因的三分之一应由他负责。从1983年到1985年，赛特可公司有偿运送了超过一百万发的弹药和食物，补给和军装给反政府武装，直到1986年的时候，它还接受了185，924美元作为运输该年度补给品的费用。也许真实情况是，这些公司通过某种可怕的官僚主义手段赢得了美国政府的这些合同。然而事实上，这些被美国国务院雇用，为反政府武装运送枪支的公司中至少有四家——他们私下里拿走了政府百万资金里的绝大部分——是由毒贩子经营的。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凯利的一个主要线人是个名叫乔治.莫拉莱斯的家伙。莫拉莱斯是迈阿密的一个有钱的花花公子，曾经创造了从纽约到迈阿密的汽艇航行的世界记录，是个一流的可卡因走私贩子。1984年的时候，他在法庭上宣誓作证说他曾在1984年被指控犯有走私毒品罪，然而当时有几个自称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人接近了他。莫拉莱斯被告知，如果他同意每三个月向反政府武装支付250，000美元，他就仍然可以作他的自由人。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开始付钱，禁毒官员就不再来骚扰他。到反政府武装行动结束的时候，他说他个人已经向反政府武装事业捐献了三百万美元。为了证实莫拉莱斯的话是否属实，凯利的调查员同反政府武装的一个主要领导人伊登.帕司特罗取得了联系，对方承认他的确从莫拉莱斯那里接受了大量的现金——还有一架C.47飞机和两架直升机。莫拉莱斯手下运输毒品的飞行员之中，盖瑞.本扎内（1984年惹麻烦的那两个水雷就是他运到拉丁美洲去的）和法比奥.欧内斯特.卡拉索两个人承认他们把枪支运送到南美洲的反政府武装，并将可卡因运回到美国。本扎内估计反政府武装从毒品交易中的获利可能有四千万美元的样子。第三部分 帕布罗，罗伯托和死亡未婚夫 第61节 桑地诺！(2)诋毁凯利的人（有许多这样的人）指责莫拉莱斯和本扎内在撒谎，说他们是在孤注一掷，试图获得减刑，然而事实上，他们进一步认罪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好处。其实这两个人哪一个都没有获得减刑——直到警方发现他们一直在帮助凯利的调查人员，才突然提出同他们两个作交易，要给他们减刑，条件是要他们停止合作。对凯利的人而言，这些对莫拉莱斯和本扎内的诋毁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由于在询问过程中可能会发现比较麻烦的事实，为了以防万一，政府对每一个证人的证词都加以曲解——理由是他们都重罪在身，因而不值得相信。布拉姆的看法是：他们说，“这些证人都是罪犯，对不对？”我对此的反应是，“要是可卡因交易中正在交货的时候我能抓住个领头的，我会让他当证人。但是同时，我也会利用在场的其他人。要知道，抓到个交货的时候在场的头头的机会可是太少了。”布拉姆很快发现了更多令人不快的事实。向反政府武装提供供给物资的人员名单看起来就像是某某就是某某的惟利是图的两面派名单。例如，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一个主要组织者是古巴人，名叫拉菲尔.昆多，他曾经参与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暗杀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阴谋，不过这次行动没有成功。另一个主要的参与者是路易斯.帕萨德.卡瑞罗斯——有关方面一直怀疑是他在1976年炸毁了一架古巴客机，致使73个平民丧生，其中包括古巴国家击剑队。还有一个是弗兰克.费奥里尼，他就是水门事件里的夜贼之一，只不过当时他用的是另一个名字。看起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匆忙之下找人来协助反政府武装事业的时候，召集到的是一群极其臭名昭著的人物。然而中央情报局的所有这些宝贵资产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弗里克斯.罗德里格斯。罗德里格斯在越南的时候在奥利.诺思手下当兵，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行动就是他弄砸的，不过他在玻利维亚要幸运得多，玻利维亚处决切.瓦格拉的时候他在场（在他整个反政府武装行动中，他都戴着切的手表）。罗德里格斯当然也走得不远：他不但负责反政府武装在萨尔瓦多的伊罗旁戈空军基地的二次供给行动，他还是尤金.哈森福斯在哥斯达黎加上空被击落之后指定的联系人。他还涉足其他许多事情：在反政府武装的一次行动中，他生意上的伙伴被逮捕，警方指控他走私价值一千零三十万美元的可卡因，用以资助洪都拉斯的另一次政变。有一次，布拉姆被告知，罗德里格斯把十二吨的可卡因直接运到了佛罗里达的家园空军基地。美国中央情报局怎么能雇用这样的人呢？布拉姆对这一点的原因知道得很清楚：典型的官僚主义式的愚蠢。你的工作就是找个人把东西空投到中美洲的反政府武装那儿，或是干X干Y。你的职业是特务，你必须保守秘密。你找到一个人，告诉他们要做什么——你不会跑出去调查他，看看他是不是个好人，因为从定义上看，你要他们干的活也是犯罪，他是个罪犯，所以他才会干你要他干的活。你不会想到自己第二天一早醒来，发现自己是在同一个大毒贩子合作，因为你——作为特务——很蠢。你懒得看报纸，你也没有什么政治头脑。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阴谋的色彩更浓了。布拉姆的一个主要线人是哥伦比亚的一个名叫拉蒙.米利安.罗德里格斯的会计师，他因为替麦德林集团一年洗钱两亿美元而被判入狱35年，外加近六百五十万美元的罚款——这是当时美国历史对个人处以的最高罚金。米利安.罗德里格斯告诉凯利说，麦德林集团曾向反政府武装捐资一千万美元——他们以为这样一来，美国人就不会死抓着他们不放了。问他是否能提供证据证明这一点，米利安.罗德里格斯指出，他不仅仅是个洗钱者，还是个优秀的洗钱者：在哪儿都找不到任何记录。卡洛斯.莱德后来也宣誓说，这笔钱里也有他个人拿出的一部分，尽管这话永远无法证实。然而凯利的调查小组在拿下巴里.西尔的案子时却非常被动。西尔也许是他这一代人中最好的飞行员，一个为了钱，可以把任何东西用飞机送到任何地方的人。他是个天生的飞行员，曾经在越南的特种部队当飞行员，退伍后转行干其他更有利可图的行当，先是运送枪支，然后是大麻，最后是可卡因。他傲慢得令人瞠目：据传，一次他发现一个禁毒警察跟踪他，非但没有躲起来，反而走上前去自我介绍说：“你这个呆头呆脑的杂种，你永远也抓不住我！”西尔就是干这行最棒的。因为他太优秀了，所以麦德林集团雇他来为他们运送可卡因。据估计，他为集团运送了超过三十吨的可卡因。西尔最终因线人出卖而被捕。1983年春，他同意充当警方的线人。由于他是唯一一个同集团头目真正具有良好关系的美国人，禁药取缔机构马上抓住这个机会不放。西尔跑到了哥伦比亚展开诱捕行动。他一到那儿，帕布罗.埃斯科巴就通知他说，麦德林集团同桑地诺政权建立的联系，下一批货要从尼加拉瓜走。他被引荐给一个名叫费德瑞克.沃恩的政府官员，这个人带他到了尼加拉瓜，领他去看一条起名为“巴西”的军用飞机跑道，他可以在这条跑道上降落。西尔接着飞回美国，买了一架大点的飞机，并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禁药取缔机构控制他的人。他们指示他继续运送毒品。他买了一架比较大的飞机，一架宽敞的C.123运输机，给它起了个外号叫“胖夫人”，禁药取缔机构也从美国中央情报局那里得到了点小小的帮助，在飞机里面到处都装上照相机。他们要西尔把任何出现在“巴西”跑道的每一个人都拍下来。1984年六月，西尔开着他的新飞机降落在“巴西”跑道上，把埃斯科巴和沃恩往飞机后面一趟趟搬运二十五公斤一袋的可卡因的情景全都拍了下来。接着他飞到了美国，禁药取缔机构查获了他的飞机。当秘密胶卷冲出来后，他的控制人欣喜若狂：这里面拍的是真正的贩毒集团正在活动的片子。禁药取缔机构内部已经计划好要布下天罗地网，要把麦德林赛义德集团一网打尽。在西尔的帮助下，他们为下一次规模巨大的诱捕行动做好了安排。然而没有下一次了。这些照片泄露给了媒体，西尔的身份暴露了。他的这些照片最后被罗纳德.里根拿着在电视上炫耀，里根拖着长腔说：“尼加拉瓜的高级官员深陷毒品走私之中，我知道每一个关心毒品问题的父母听到这个消息都会怒不可遏”。美国关心毒品问题的父母也许会对这些照片怒不可遏，然而他们的愤怒可比不上西尔。他的身份暴露了，并于1986年被暗杀。是谁把这些照片泄露出去的？除禁药取缔机构成员之外，知道存在这些照片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这其中就有奥利.诺思，他一直在密切关注着调查活动。事实上，在讨论西尔行动的会议上，当发现西尔带着一百五十万美元的麦德林集团的现金的时候，诺思还专门问能不能把这些钱交给反政府武装。他被告知，那样缉毒可不行——警方不能就那么把缴获的财物据为己有。大失所望之下，他似乎想出了另外一个弄钱的方案。布拉姆是这么对我说的：整件事臭气熏天。我们认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牺牲巴里.西尔，这样奥利.诺思就可以获得国会支持反政府武装的总票数。他把巴里.西尔参与其中的消息透露了出去，故意泄露他秘密线人的身份，好让形形色色的国会成员相信自己应该在给反政府武装提供资金的事情上对政府投赞成票。这简直太可恶了，就是因为泄露了这些消息，杀手才找到了西尔藏身之处杀了他。这就是奥利.诺思如何单枪匹马击沉了历史上最有希望的缉毒行动——把它变成了一次宣传表演。他泄露的照片不仅破坏了整个调查活动，而且直接导致巴里.西尔的死亡。（诺思在2000年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前线”栏目的采访，承认是他把这次行动的细节泄露出去的，但是也提到是有人下命要他这么做的：“我从来没有对国会里的任何人透露过只言片语；除非有人给我下命令，否则我也决不会对记者提及此事。”）我告诉布拉姆说对此感到非常吃惊，但是他一点都不觉得奇怪：这家伙[奥利.诺思]的脑子就一根筋。他是个水兵。有人说，“进攻大山”——他就进攻大山。他就是没有能力分辨他是不是真的应该去进攻大山。没有什么好吃惊的，因为这家伙一门心思想要完成任务：“总统要我挽救反政府武装！无论如何，我都要挽救反政府武装！其他所有事情都可以不管不顾。”在我看来，这似乎是对反政府武装行动本身的一个非常准确的总结：这是一次不走运的，考虑不周的，不合道义的违法行动，其目标如此缺乏远见，不允许其他任何东西——道德规范，资金，道义或是毒品——挡住它的去路。总统想要进攻大山，大山就会适时地遭到进攻。这一特定的进攻行动的所有枝枝蔓蔓只有到后来才会为人所知——这时候美国公众才会意识到，实际上，无论是其目的还是其手段都是不正当的。（值得指出的是，桑地诺的故事可能完全是捏造出来的：有人查出，沃恩的电话号码装在马纳瓜的一栋属于美国大使馆的房子里，而诺思的日记无数次提到他的名字）。凯利委员会的报告终于在1989年四月出版，里面包括内容广泛的索引，列出了联系人，被采访者和消息来源。里面还有一个长长的附录，列出了形形色色的政府部门为了干扰调查而采取的所有的步骤。其结论对它们非常不利：有大量证据表明，反政府武装分子，反政府武装供应者，反政府武装的飞行员，同反政府武装合作的雇佣军以及整个这个地区的反政府武装支持者都曾通过战区走私毒品……在中美洲的美国官员没有全力处理这一毒品问题，害怕因此而危及反对尼加拉瓜的战争努力……对于毒品利润可以完美地解决反政府武装资金问题这一观点，美国高层的政策制订者并非不受其影响。委员会的结论是：打着帮助反政府武装的旗号，我们放弃了政府保护我们的公民的安全和健康不受所有威胁的责任……当局决定对与国际毒品交易相联系的国内外的腐败现象熟视无睹，致使政府机构的威信受到了极大的危害。此刻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并不是韦布在《圣荷西信使报》的报道中的内容。这也不是哪个记者或是抨击中央情报局的人的指控。这是美国政府调查的结论，所有证人都在有美国参议员在场的情况下宣誓后才接受讯问（并录相）的。尽管如此，还是没有人关注这一调查。今天，布拉姆解释了原因：我们开始从国家档案里翻出了这东西，当然，政府的人干脆往我们身上泼脏水。他们说我们疯了，错了，他们攻击凯利，他们攻击我，他们攻击这次调查。他们说我们的证人不好。他们联合起来对我们发起进攻……尼克松时代的时候我也受到过攻击——然而与这一次几乎毫无共同之处。这是一次竭尽全力的攻击。真的是来势汹汹。由于政府的刻意歪曲（《新闻周刊》有一篇令人难忘的文章，其中谈到参议员约翰.凯利本人被称为是“好色的阴谋家”），也许还因为公众很大程度上厌烦了对伊朗反政府武装的报道，媒体没有报道凯利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对美国公众而言，对反政府武装贩卖可卡因的指控一直是未经证实的谣言而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盖瑞.韦布登场。第三部分 帕布罗，罗伯托和死亡未婚夫 第62节 桑地诺！(3)我安排在三番市同韦布见面。我当时正在城里采访其他几个人，他和他女朋友吕贝卡想在城里溜达溜达，所以他们提出从萨克拉门托开上一个半小时的车到城里来。我们决定星期日午餐的时候碰头。后来发现这是个策略上的错误：我们安排好要见面的那个周末原来是“同性恋光荣”周末大游行，星期天的午餐时间正好是庆祝活动的关键时刻——庞大的彩车游行队伍和服饰鲜艳的游行乐队要穿城而行。我们在后街上挣扎了二十分钟才找到一个坐的地方，这时，打扮得奇形怪状花枝招展的男扮女装者和看起来一模一样的尖叫着的“农夫”蹦蹦跳跳地从我们身边经过，走到了游行队伍中去。我们最终找到一家开门的餐馆，坐在窗户旁边，点了些喝的。几个腰上缠着块布，挥舞着聚苯乙烯棒子的健美先生围着一条巨大的雷龙缓缓从窗边驶过，后面还跟着另一条雷龙，上面站着几个穿着剪短了的热裤，挥舞着木棍的神气活现的女王。旗子上写着“全美同性恋垒球联邦”。原来如此。我们看看窗外，彼此对视了一下，然后又看了看菜单。这个场面可真有点古怪。不过，要讲的本来就是个古怪的故事。饮料上来之后，韦布给我从头讲起。韦布说，1995年七月的一天，一个女人找他，说自己有个热门故事。她的男朋友是个名叫拉菲尔.考聂杰的尼加拉瓜人，他现在正在监狱里待审。他同可卡因的联系非常密切——对他不利的主要证人是一名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这个人为反政府武装贩卖可卡因。韦布不太感兴趣：他认为，中央情报局的故事是阴谋理论家和偏执狂的领域。他通常报道的是国内大事，资产罚没，法官违法乱纪之类的事情。此外，不是有这个或那个调查证明没有这回事儿吗？当这个女人拿出了联邦大陪审团听证会上的审讯记录的抄本，上面说明可卡因同反政府武装之间存在明确联系的时候，韦布的兴趣提了起来。他跑到图书馆查阅有关可卡因和反政府武装方面的资料。没用多长时间，他就发现了一份凯利委员会的报告：我目瞪口呆。我每天都坐在那儿看这份报告，心里在琢磨，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东西？我的意思是，这里面说的都是曼纽埃尔.诺列加，国际信贷商业银行丑闻——所有这些好新闻，时间却早在这些事公布于众之前。我读完听证会记录之后，给杰克.布拉姆打了个电话，问他为什么一直没有这方面的报道，他对此表示非常吃惊：华盛顿新闻界居然把这些新闻视为耸人听闻的疯狂推测丢到一边，从未对此有过任何报道。韦布同鲍勃.派瑞取得了联系。派瑞在1985年在美联社作了最早的有关可卡因和反政府武装之间关系的报道。派瑞让他清楚地认识到，这个报道是记者职业的杀手。和他一起写作的伙伴布莱恩.巴格被指控是共产党，他的房子受到了监视。这两个人都被指控毒死了奥利.诺思家的狗（后来两个人都洗脱了这个可恶的罪名；这条狗其实是自然死亡）。在哈森福斯的飞机在哥斯达黎加上空被击落的五个月之前，他们开始对整个伊朗叛军事件进行调查，结果他们的上司命令他们停止有关反政府武装战争的报道，因为“这已经超出了新闻报道的范畴”。派瑞建议韦布千万不要碰有关可卡因的指控。韦布没有听他的。韦布的调查思路同布拉姆的刚好相反：布拉姆从南美洲所有的大毒枭开始，而韦布的报道则从大街开始，折回到大毒枭那儿去。他没有调查出了名的洗钱高手和运送毒品的飞行员：凯利已经做过这个工作。他想要了解他们带到美国来的所有这些可卡因最后都上哪儿去了。他的报道围绕着早期的几个反政府武装支持者——诺文.孟尼西斯和达尼洛.布兰东，这两个都是被流放的尼加拉瓜人——的活动展开。这两个人之中，孟尼西斯更重要些。在国内就以“毒品之王”著称的他下定决心要通过在美国大陆上销售可卡因的途径来为反政府武装筹集资金。他把布南东招到了门下。孟尼西斯占据东海岸，而布南东向西进军。令孟尼西斯高兴的是，布南东很快勾搭上洛山矶的一个黑人可卡因贩子，这个人似乎有能力无限量地销售可卡因。这两个人开始把越来越多的可卡因运到美国来以满足洛山矶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需求量。那是1981年的事。那个能卖掉这么多可卡因的黑人毒贩子又是谁呢？“高速公路”里奇.罗斯。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反政府武装的战争发生的时刻也正是提纯可卡因开始在美国蔓延的时刻。布南东和孟尼西斯为罗斯运来了数量越来越多的可卡因，而罗斯则对这个新兴产业捷足先登，泡制出了提纯可卡因，将之作为“方便岩石”卖出去。正如我们从罗斯的采访中已经看到的那样，他对洛山矶的可卡因泛滥的局面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到他结束贩毒生涯的时候，他一个月要卖掉越700公斤的提纯可卡因。因此，韦布的论点是，反政府武装为战争所作的努力就是美国的提纯可卡因激增的根源。他是这么给我说的：这是一种碰撞。提纯可卡因刚刚出现，正好撞上了反政府武装成飞机成飞机运过来的可卡因，这样就有了可卡因激增，提纯可卡因的激增。我的新闻故事基本上讲的就是这个。讲的就是各个事件之间的这种碰撞。韦布的报道于1986年八月十八，十九，二十日连续刊出。有一段时间，它就那么悬在那儿，任其他的美国媒体围着它嗡嗡叫，竭力想弄清楚该怎么办。一开始的反应还是比较赞成的。接着，刷地一下子，它们的反应变了。或早或晚就在此时，所有的人都开始对韦布的故事发起侧面进攻。这也许是出于同行之间的忌妒，或是因为某个似乎能够否认这些指控的机构内部有人给他们提了建议。然而有人认为他们真正的动机是因为难堪。这些媒体中的大多数都曾在凯利的报告出台之后，对可卡因和反政府武装之间的联系表示过否认：他们错过了这个新闻。如果他们不进一步否认这一报道，似乎就说明他们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布拉姆认为：所有这些报纸都在报道这件事，他们所关心的是挽救自己的名誉，因为他们以前没有注意到我们的报道，所以他们全力以赴要往韦布身上泼脏水，而不是问一问：“他的报道里有没有什么很正确的，我们上次忽略了的东西？”答案是有许多这样的东西，但是他们还是不愿花心思去作报道。他们所做的，就是往《圣荷西信使报》的韦布身上泼脏水。许多指控都是为了贬低韦布的报道：据说布南东和孟尼西斯根本没有走私那么多的可卡因——当然也就不足以发起一场提纯可卡因大流行了；接着是说他们没有为反政府武装赚到那么多钱；或是说他们没有把钱交给反政府武装，而是留给了自己用。还有人声称，韦布采访的每一个人都在说谎，理由是他们都是罪犯，雇佣军和毒贩子。然而当美国的国家级报纸不辞辛苦找人来否定韦布的指控时，它们自己也不得不接受其他的罪犯，雇佣军和毒贩子的证词。其他各种各样对他的报道表示否定的文章到处都是：说尼加拉瓜人不是重要的可卡因贩子，因为尼加拉瓜不是主要的走私中转站；说他们走私的时间要么太早，要么太晚，不可能对洛山矶的提纯可卡因泛滥的局面造成什么影响。这些报纸中有许多都这样写：他们知道韦布的报道不正确，因为中央情报局的联系人是这么告诉他们的。然而奇怪的是，这些联系人都不愿意站出来公开表示否认。的确有一位中央情报局成员有勇气公开表示否认，这个名叫文森特.卡尼斯特洛的高级间谍说，凭他“个人的了解”，中央情报局对布南东和孟尼西斯一无所知。要是他没有在1995年四月的俄克拉荷马爆炸案之后马上在国家电视台上露面，向观众保证说，这个炸弹是一个阿拉伯恐怖组织制造的（实际上它出自纽约北部的一个白人提姆斯．梅克费之手，当时也根本没有什么“圣战组织”）的话，他的这番话本来可以产生更重要的影响的。根本没有哪家国内的报纸把卡尼斯特洛看作是可信的证人——这也许没有什么好吃惊的：既然他本人一直负责早期为反政府武装提供补给的行动，那么他否认所有这些指控就是为了保证自己强大的既得利益。在所有试图诋毁这篇报道的报纸之中，最恶毒的也许莫过于《洛山矶时报》了。这件事毕竟发生在他们的地盘上：为什么他们错过了这个故事，而一家偏远地区的报纸却发现了它？韦布让他们很难堪。看起来他们想要报复：据《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上的一篇文章说，专门负责可卡因.反政府武装报道的一组记者自称是“捉拿盖瑞.韦布小分队”，他们洋洋得意地认为他们打算阻止韦布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在诋毁韦布的报道这方面，《洛山矶时报》超常发挥，声称韦布的报道一无是处，因为他所写的这个毒贩子里奇.罗斯是个无名小卒，没什么了不起的，他原本就没有贩卖多少可卡因。八十年代的价格低廉的可以抽的可卡因的激增是一种独特的平等主义的现象，它更多的屈从于小型组织的控制，而不是什么政府许可的阴谋的魔爪……从某个层面上看，这场大流行达到极至的方式同罗斯没有任何联系。洛山矶时报，1996年十月二十日，引自《冰天雪地》，考克博恩和圣.克莱尔这话不无道理：罗斯不是当时唯一的提纯可卡因商人，要把提纯可卡因的泛滥完全归咎于他是不准确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等到罗斯开始贩毒的时候，提纯可卡因已经袭击了巴哈马，有他没他提纯可卡因都迟早会出现在美国。然而要说中南部的提纯可卡因激增同他毫无关系，这就有点矫枉过正了。罗斯后来作证时说，在他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他每天要卖掉价值一两百万美元的提纯可卡因。这个影响绝不可能只是无关紧要可以忽略不记。要是考虑到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那个名叫杰斯.卡兹的记者的话，那么这篇文章给您的印象可能就会更加深刻了。这个杰斯.卡兹恐怕就是两年前写文章说罗斯是“二十年来提纯可卡因统治背后的罪魁祸首”的那个杰斯.卡兹吧？可能吧。只是有可能而已。然而制止这个报道的最成功的手段不是诋毁它，而是巧妙地利用它。1996年十月开始有报道否认中央情报局故意把可卡因带入美国，否认存在中央情报局“阴谋”。韦布的报道被这些报纸描绘成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央情报局故意把提纯可卡因带到内陆城市，目的是破坏黑人人口。它们着重否定了这一点。没有什么好吃惊的：事实本来就不是这样。韦布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他从来没有说过是有人故意把可卡因带到了美国，当然更没有暗示说提纯可卡因是旨在颠覆少数民族的阴谋。这话是别人说的。他边吃午饭边给我回忆起这一段：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关于中央情报局，我们所说的是这些家伙在干这干那的同时还和中央情报局成员见面，还说有证据表明中央情报局了解他们的活动，因为给他们下任务的人同中央情报局一起工作。就动机而言——我们从来没有深入探讨过动机问题……问题是，《华盛顿邮报》刊登第一篇文章的时候就指责我们说过这话。《华盛顿邮报》说什么，人们就相信什么。因而，是《华盛顿邮报》最先暗示说我们说中央情报局这么做是要针对美国黑人。我的报道从来没有这么说过。第三部分 帕布罗，罗伯托和死亡未婚夫 第63节 桑地诺！(4)这个故事一旦被转移到阴谋的领域，要淡化它就很容易了。与此同时，事实真相丝毫未被触及就悄悄地从人们眼皮低下溜走了。人们很快把可卡因同反政府武装之间的联系与诸如设计艾滋病病毒是为了对付同性恋，在软饮料里下毒是为了让黑人无法生育之类的阴谋直接联系起来。这个报道沦落到它原来所来之处——因特网上，与之结伴而行的是肯尼迪暗杀事件，第五十一区，猫王还活蹦乱跳地活着，就住在雷诺市郊的一栋活动房屋里。若论对韦布真正所写的内容进行否定，这个办法完全失败。然而如果作为将韦布的文章赶得远远得的一种手段，它非常成功。韦布的故事非常复杂：里面有大量古怪的人物，许多人都用的是化名，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复杂的带双姓的名字。读者想看的是一个简单的引述，解释清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发生就行了。因而没有人注意到报纸和政府的人都忙着否认文章中根本不存在的说法。正如杰克.布鲁斯告诉我的那样：如果你问的是，“中央情报局卖提纯可卡因了吗？”答案绝对是“没有”。但是，如果你问美国政府是不是为了避免难堪并犒赏我们在反政府武装战争中的盟友，因而忽略了毒品问题并损害了法律的实施，那么答案就是“是”。1997年五月，这种攻击给韦布带来了伤害。在极其强大的压力下，《信使报》的编辑杰瑞.塞博斯发表了一篇社论，其中谈到，尽管他同意这篇报道中主要的观点，然而他还是认为其中存在一定的问题：没有给中央情报局机会来对这些指控作出反应；没有估算出通过反政府武装的供给线运到美国的可卡因数量有多少；对提纯可卡因泛滥的起因看法过于简单。韦布勃然大怒：他们说，“对你的许多批评都是不公正的，但是它们都摆在那儿，必须解决它们，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刊登这篇文章。”我说，“这种作法太愚蠢。处理的方式应该是接着作后续报道，而不是退缩。”这家报纸厌透了一直遭受攻击，如果说有什么政治上的权宜之计的话，最容易的办法就是去说，“我们的记者搞错了，对不起”。尽管塞博斯保证说他目的是澄清事实而不是道歉，这篇社论还是被视为他们是在收回前面的整个报道。《纽约时代周刊》是这么说的：“报方说，对提纯可卡因的披露有问题”。《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专栏文章赞扬塞博斯，并引用了他的话，大意是说这篇文章“写得很糟糕”（塞博斯从来没有在社论里用过“写得很糟糕”这句话。）接着，这次报道被中断了。尽管还有许多新材料，完全有理由写出更多的文章来，然而却再也没有发表的机会了。到夏季的时候，韦布被调离这个专题，遣送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区新闻社。此后不久，他就满怀厌恶地辞了职。人们认为他离开《信使报》更加证明他犯了错：后来有一位纽约记者问我，“要是他没犯错，那为什么丢了工作呢？”然而，韦布的报道还是惹得公众勃然大怒，致使中央情报局同意其总督察费德列.赫兹对此事进行内部调查。新闻消息称，这将是“有史以来最全面的一次”调查。也许是这样吧。然而它也并非完全不耍秘密手段。一开始的时候，在应该发布报告的那个日期的前一天夜晚，消息很轻易地“泄露了”。1997年十二月，《洛山矶时报》声称，“中央情报局在提纯可卡因调查中洗清了罪名”。其他报纸纷纷效尤。然而在这一时期，报告根本就没有公布出来。接着，其公布时间便神秘地延期，理由是它可能会对正在进行的调查造成伤害。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央情报局无需公布其内部调查的任何情况，就得到了所有“中央情报局是清白的”这样的宣传。此外，由于人们倾向于看大标题而不是专栏，大家普遍的印象就是中央情报局真的已经洗清了罪名。在操纵媒体方面，这是个胜利。在这份报告最终于1998年初公布于众的时候，他们又故伎重施。杰克.布拉姆笑着说：嗨！他们真是选了个好时候来公布这份报告！你知道这份报告是什么时候公布的吗？就在弹劾威廉.杰弗逊.克林顿的那个星期五的晚上八点钟。因而媒体对中央情报局自己的总督察所做的报告几乎没有作什么报道，因为大家都在忙着报道其他的事情。你不得不佩服中央情报局：如果他们不想让任何人了解这份报告的内容，那他们的安排的确妙得很。然而这种欺骗还没有结束。急着要拜读一下这著名的赫兹报告，我拨通了中央情报局的电话，想问问能从哪儿找到。接电话的是一个名叫谭雅的迷人的年轻姑娘，她告诉我说在互联网上就能看到。我简短地询问了一下有关这份报告的情况，她告诉我说其实最近进行了第三次调查，结果表明前两次的调查所作的“中央情报局不是同谋”的评定恰到好处。真有意思：以我的理解，其他所有人都认为赫兹报告对中央情报局极为不利，而且证明一直遭到诋毁的凯利报告，以及韦布的“黑暗联盟”系列报道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正确的。那么这儿就有个挑战，我的读者。上网登陆m吧。拉到网页底端，找到“DCIandCIAReports”（“中央情报局局长和中央情报局的报告”）的标题，点击，然后进入“OverviewofReportofInvestigation”（“调查报告回顾”）。这有两卷“赫兹有关可卡因和反政府武装的报告”的解密后的摘要：第一卷，“加利福尼亚的真相”，和第二卷，“反政府武装的真相”。您可以好好看看，自己作决定：中央情报局是有罪还是清白无辜？别忘了获得电话线主人的许可，因为这可要花上很长的时间。对非专业人士（也就是一般人）而言，赫兹的报告太深奥了。报告里面点缀着尼加拉瓜雇佣军，中央情报局联系人，代理人，飞行员，贩毒分子，走私贩子和警察的名字，到处都是两种语言。和威廉.格尔登.莫尔提默ＭＤ的《印加人的“神圣植物”古柯的秘鲁史》一书一样，你扫上一眼，马上就会感觉很不舒服。报告里哪儿都找不到现成的结论，说“是的，是我们干的”，或是“不，这事儿我们没干”：这样读起来可就太容易了。然而赫兹的报告到底是承认还是否认？要是你们中有人没有电脑或是不打算花上两个星期粘在屏幕前解码首字母缩写词和其他缩写词，倒是可以来看看下面的要点。A,凯利委员会曝光的那些公司真的是毒贩子经营的公司吗？是的。这些公司的的确确因为参与了反政府武装的战争努力而拿到了美国国务院的资金。表示承认的范例：引言，第19段：中央情报局收到过有关与为反政府武装计划提供支持的公司有联系的十四个飞行员和另外两个人走私毒品的论断或消息。中央情报局还了解到有关从1984年开始，至少到1988年结束这一期间被用来支持反政府武装活动的三个公司走私毒品的论断或信息。B．凯利报告里谈到的诸如乔治.莫拉莱斯这样的人真的为反政府武装提供了资金？是的。表示承认的范例：赫兹报告卷1，第195段：帕司特罗承认说，在他领导“南方阵线力量”期间，接受过资金，使用过一架C.47货机，另外还有一架小型飞机，这些都是由毒贩子乔治.默拉雷斯捐献的。C．反政府武装组织里有人贩毒吗？是的。有证据表明南部和北部反政府武装战线都与活跃的可卡因贩子有联系。表示承认的范例：引言，第16段：除了五个与“民主革命联盟”有联系的人外，中央情报局还收到了有关另外16个支持基地设在哥斯达黎加的反政府武装南线组织的人贩毒的论断或消息。D．这些贩毒分子赚来的钱有没有用在资助反政府武装战争上？是的。表示承认的范例：引言，第13段：中央情报局收到消息说与反政府武装有关的组织——ADREN（“九月十五日”集团）——出于筹集资金的目的参与了毒品走私活动。E．中央情报局参与了这种走私活动吗？没有。不过尽管没有信息表明中央情报局直接参与毒品走私活动本身，但在许多情况下，中央情报局成员知道反政府武装在进行贩卖可卡因的活动，却没有对他们采取任何措施。表示承认的范例：引言，第35段：尽管中央情报局知道有关表明组织和个人参与贩毒活动的论断或消息，这一点却并没有妨碍中央情报局雇用他们。另外一些情况下，即便中央情报局有机会证实有关毒品走私的断言或消息是否属实，中央情报局也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中央情报局认为这些论断或消息未经证实，或是不足为信。F．盖瑞.韦布的指控又是怎么回事儿？是真的吗？有些属实。尽管对里奇.罗斯，孟尼西斯和布南东之间的关系——他们赚了多少钱，走私了多少可卡因，在什么时候，等等——存在无休无止的不同意见，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布南东和孟尼西斯从销售可卡因中得来的一部分钱的确到了反政府武装手中。此外，伊登.帕司特罗（哥斯达黎加的反政府武装南线的领导人）承认布南东在1984年到1987年间曾经把自己在洪都拉斯的房子借给他住，没有收租金。表示承认的范例：赫兹报告卷1，第179段：博尔穆德兹告诉[布南东和孟尼西斯]说，FDN（尼加拉瓜民主力量）在筹集资金和获取武器方面遇到了困难，要他和孟尼西斯帮忙，并且说“只要目的正确，采取什么手段都不过分。”赫兹卷1，第183段：[布南东]估计……从1982到1983年间，孟尼西斯可能从贩毒利润中拿出高达40，000美元的资金给[加利福尼亚反政府武装]这个组织。尽管这些话直言不讳且令人触目惊心地承认对中央情报局的指控，然而表达这种承认的句子却看起来似乎又能把所有已承认的事实推个一干二净：就反政府武装接受可卡因毒贩子的捐赠而言，报告清楚地说明，贩毒分子从来没有明确告知反政府武装这些钱是贩毒得来的。而反政府武装也从来没有问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尽管如此，博尔穆德兹的那句“只要目的正确，采取什么手段都不过分”清楚地表明他知道这些钱来自非法途径。但是，由于这一点双方从来都没有明说，赫兹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博尔穆德兹从来不知道布南东在贩毒。同样，尽管很明显，有人要求这些毒贩子中的一些人为这一事业筹集资金，然而从来没有人明确地告诉他们要通过贩毒的手段。因而就有了布南东的“帕司特罗从来没有要我通过贩毒来筹集资金”（赫兹报告卷1，第188段），因而给人们造成错觉，认为帕司特罗不知道钱的来源。这种“你别问，我也不撒谎”的态度保证了报告中的这些部分最终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中央情报局表现出大吃一惊，怒不可遏（这些该死的可卡因贩子！——谁能料到他们竟然这么干？）和一脸的无辜。然而，如果设想某个地方的某个人也许会认识到已经被定罪的贩毒分子在有人要求他筹钱的情况下会通过贩毒的方法来凑集资金，这种设想难道有悖情理吗？再来看看被雇来为反政府武装提供供给的那些行为不端的公司吧。雇用它们的可不是中央情报局，而是NHAO（尼加拉瓜人道主义救援组织——管他是什么）。那么这也怪不着中央情报局啦。同样，简单概括一下，轻而易举就可以认定中央情报局没有故意参与麻醉品走私活动（谁也没有这么指控它参与了呀），认定它同罗斯，孟尼西斯或布南东没有任何联系（谁也没有这么指控它有联系），认定罗斯从来没有把他从提纯可卡因交易中获得了利润交给反政府武装（从来没有人指控他这么做过），认定中央情报局从来没有命令任何反政府武装的支持者通过贩毒来筹集资金（这一点也从来没有人指控过）。所有这些否认的结果便是这么一份读起来像是本模仿情景喜剧“是的，先生”的糟糕透顶的剧本：所有的肯定都被浓墨重彩地掩盖成否认。也许这也没有什么太令人吃惊的：不管怎么说，说谎和“节约事实”之间还是有着千差万别的。对你我这样的人而言，这种差别就叫作“政治”。赫兹的报告中最令人担心的一个部分就是对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弗仑奇.史密斯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J.凯西在1982年达成的“理解备忘录”的披露，双方在这份备忘录一致同意，对有关“被情报系统内部的某个部门雇用，被选派到情报系统内部的某个部门，或是为情报系统的某个部门执行公务的”人走私毒品的指控无需向上报告。这就是说，即便贩毒活动在反政府武装的供给线上泛滥成灾，谁都没有责任对此说些什么。由于这个协议直接违反了早些时候的一个规定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报告其雇员中的此类行为的法令，这份备忘录为了刻意绕开这个法令，便重新定义了“雇员”一词：根据弗仑奇.史密斯和凯西的说法，“雇员”仅指“全天候的职业雇员”。由于反政府武装军队极其供应者大多不是中央情报局的职业雇员，而是暂时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合同工，这一规定几乎豁免了所有的人。这项协议因而也就保证了谁都不会报告反政府武装贩毒的事实。问到这一点的时候，赫兹承认他的确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根据这项新协议对犯罪活动视而不见而不是向上报告。国会议员，华盛顿的诺曼.迪克问他：“这些指控是否涉及美国的贩毒活动？”赫兹的回答很简洁：“是的”。这份“秘密协议”目前正是加利福尼亚的法律诉讼的主题，因为洛山矶的公民想要中央情报局道歉并作出赔偿，因为中央情报局——本来应该对贩毒活动进行报告，从而提醒联邦当局制止提纯可卡因流入洛山矶——故意对此视而不见。因而报告的要点是：韦布是正确的。当然，不是所有的都正确，但是很多地方都正确。然而即便是在今天，在赫兹的报告公布两年之后，“阴谋理论”的氛围还是在韦布的报道周围驱之不散。我问过许多禁药取缔机构成员有关可卡因和反政府武装的情况，他们所有的人都拒不承认这二者之间存在联系的传言有任何根据。仑.西格尔教授——抽可卡因起源方面的专家——告诉我说，尽管他曾多次采访过韦布，但还是认为他的书和这个说法之间相去甚远。布鲁斯.波特，乔治.容格的传记《毒枭》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哥伦比亚新闻研究生院的副教授——同样对我说，这种传言毫无根据。BBC驻华盛顿记者格文.埃斯勒在他的《愤怒的美国》一书中认为这种事情没有发生过，说它是“耸人听闻的，无法证实的阴谋”。为什么所有这些见多识广的聪明人都否认韦布看法的真实性呢？怎么会仍然会有人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坐在对面的韦布激动起来：究竟什么没有发生？我不理解的就是这一点：到底没有发生过什么？他们说整件事不是中央情报局策划的一个有组织的阴谋——然而首先根本就没有谁这样指责过他们。所以，我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说，“没有这样的事”。什么样的事？我的意思是，他们是说这些人根本就不存在？还是说他们没有把可卡因走私到美国来？抑或是说反政府武装没有从中受益？到底是没有什么样的事情？你明白吗，根本就没有人说过这种话。这已经是故伎重施了：一旦一个报道遭到“质疑”，谁都不会再去注意细节，因为“它已经遭到了质疑”……这种宣传成功地给整个报道上方投下了这样一团疑云，结果就连中央情报局出面承认之后，还是没有人愿意相信它。我买了单，韦布，吕贝卡和我又回到了大街上。狂欢活动依然进行得如火如荼。我们大家握了握手，我谢谢他们抽时间来见我，然后大家便各走各的路了。我一路挣扎着穿过人群向落脚的旅馆挤去，路上遇到一个大个子，穿着件体恤衫，上面赫然印着“肥胖多毛的同性恋荡妇”。我走过他身边的时候，他正同一个六英尺四高，穿着微型迷你裙和网眼连裤袜的男扮女装的家伙相互击掌。一群中国女人走了过去，她们裸着胸，端着星巴克的杯子一边喝着热乎乎的牛奶咖啡，一边尖叫着：“开派对啦！”美国拉美男性同性恋和双性恋协会摊子上的生意似乎作得热火朝天，我正琢磨着所有这些人都是从哪儿来的，一个只套着皮护膝，戴着顶高顶阔边帽，裹着条护裆的牛仔给我来了个拥抱。“爱你，伙计”，他说着话，迈着坚定的步伐大步走进了人群。他们就是这样，这些喜欢寻欢作乐的美国大众骄傲地坚持自己的权力，享受着绝妙的美国式的自由，所有的人都故意对这样一个事实视而不见：他们的政府正忙着把一个事实真相玩弄于股掌之间，因为这件事实在太令人不快，所以政府不得不把它淡化，好让民众能够勉强接受。第三部分 帕布罗，罗伯托和死亡未婚夫 第64节 《可卡因骑士》(1)就在美国的反政府武装丑闻让公众一片哗然的时候，哥伦比亚——可卡因问题的发动机——的情况也急转直下。贝汤科总统在罗德瑞格.拉瑞被暗杀后再次实行引渡法，从那一刻起，一切都开始土崩瓦解。对贩毒分子而言，引渡所代表着比死亡还要糟糕的命运。“我们宁可躺在哥伦比亚的坟墓中，也不愿呆在美国的牢房里”，他们说。为了扭转到美国接受生不如死的终身监禁的命运，他们采取了越来越绝望的措施：他们以为，如果暴力事件发生得足够多的话，政府最终会意识到不值得为引渡问题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然而，就在他们的暴力报复行为给他们赢得了一定的影响力，足同引渡法抗衡的同时，这种作法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他们失去了公众的同情，而且令政府更加急于把他们驱逐出境。发现自己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后，麦德林组织从一群走私贩子演变成了恐怖组织，其势力足以危及整个国家的民主和和平。这两大集团——一边是毒贩子，一边是哥伦比亚政府（处于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一起进入了一场消耗战，玩起了一场令人胆战心惊的比试胆量的游戏，来看看谁先吃不消。最终，人人都输掉了。在随后出现的爆炸和杀戮的旋涡之中，贩毒集团时不时向政府投出橄榄枝，提出他们愿意作出让步，停止暴力，条件是不引渡他们到国外。在政府考虑这些提议的期间，暴力活动会平息下来。接着，提议遭到拒绝，或是集团试图通过更进一步的暴行来强迫政府作出决定，从而迫使当局奋起反抗。接着杀戮再起。拉瑞.博尼利亚的葬礼过后的几个星期里，贝汤科总统的“绝不手软的战争”使得哥伦比亚成为对可卡因贩子而言的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方。成千上万的毒贩子遭到围捕，被关了起来。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同司法部长的死没有任何联系。暗杀过后，埃斯科巴和他的同伙嗅到公众的情绪不对，便夹着尾巴逃出了哥伦比亚，最后跑到巴拿马，置身于巴拿马的大权在握者诺列加的保护之下。他们在巴拿马城落下脚，很清楚地意识到必须对拉瑞的情况采取措施。集团派人捎信给哥伦比亚政府，说该是休战的时候了，并安排与1984年五月四日在玛瑞特饭店同贝汤科政府的两名代表，前总统洛佩斯.麦可森和总检察长卡洛斯.吉米内兹.吉米内兹见面。会议刚一开始，埃斯科巴就宣布说，尽管他对拉瑞.博尼利亚的死感到非常遗憾，然而这件事同他没有关系。这句话假中有真。麦德林集团当然对暗杀事件感到遗憾；特别是奥科阿家族，他们虽然仍然拒不承认参与了暗杀行动，然而的确对埃斯科巴杀害像司法部长这样的知名度非常高的人感到大为光火。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认识到，这样做会惹出大麻烦。不过，毫无疑问，该对此负责的是埃斯科巴。最近的PBS的一次采访中，卡洛斯.莱德的私人飞行员费尔南多.阿芮纳斯透露说，藏在巴拿马的不仅仅只有麦德林集团的领导人——对拉瑞的死负责的其他组织的许多成员也都藏在那儿。表明自己对拉瑞暗杀事件的立场之后，麦德林集团便开始摊牌。他们开出的条件——后来写成了长达六页的备忘录，以便让贝汤科总统亲阅——是，埃斯科巴和他们的人马解散他们的贩毒网络，从而摧毁哥伦比亚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贩毒能力，并将他们存在世界各地的国际银行里的钱转移到哥伦比亚来，这样每年就可以为哥伦比亚的经济注入约二十亿美元的资金。事实上，这个提议算得上是一份丰厚的贿赂。然而如果它能结束可卡因产业，那也大可以值得一试。不管怎么说，“暴力之战”这种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的漫长的内战状态终于以休战和大赦全国而告终。布鲁斯.拜格雷是研究南美贩毒方面的专家，他后来以后见之明这样写道，尽管接受他们的条件从道义上讲可能有些不光彩，然而如果这样做能够“使国家免受接踵而至的大肆泛滥的恐怖，腐败和谋杀之苦”，那也值得。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发展。秘密会面的消息被泄露给了新闻界。哥伦比亚大众（还有美国人——后来有人声称操纵这次泄密的正是他们）暴跳如雷：政府怎么能想到和那些就在两个月前杀害了司法部长的毒贩子作交易呢？政府马上否认了对媒体对这次会面所作的报道（“政府和签署这份备忘录的人之间从来没有，现在没有，以后也绝不会有任何形式的谅解”，贝汤科总统如是说），于是双方都撤回了人马，计划下一步的攻势。政府这方面要围捕贩毒分子并尽快将之送往美国。集团另有计划。如果政府不打算对合情合理的提议作出回应，那就必须采取其他方法来说服它。接下来的大肆杀戮主要针对的目标是美国驻波哥大的大使馆。要不是美国人多管闲事，哥伦比亚的贩毒分子是不会落到现在这步田地的。他们很快确定了一批美国人为袭击对象：大使馆的官员，他们妻子和家人，商人和外国记者便合情合理地成了他们的目标。为了除掉禁药取缔机构的头弗朗西丝.穆伦，他们同杀手签订了价值350，000美元的暗杀合同。1984年十一月，一个汽车炸弹在美国大使馆外面引爆，六个行人受伤，一名女性旁观者被炸死。美国人马上加强了保安措施：大使刘易斯.谭博斯无论到哪儿，后面都跟着武装到牙齿的五辆车组成的护卫队。最后还给他找了个替身，好让企图暗杀的人真假难辨。人人出门都带着保镖，坐防弹车。由于认为大使馆的官员的家人比他们本人更容易成为被袭击的目标，因而对他们的保护尤为小心。所有工作人员家里都安排了全副武装的保卫；不允许他们的配偶单独出门购物，要买东西必须给大使馆的车队打电话，由他们安排装甲护卫车去接她们，这样他们才可以安全地去购物；他们还排出了时间表，好让不同的家庭能一起出去购物，让所有人都处于一群手里端着机关枪的保镖警惕的目光之下。迈克.弗莱德瑞克当时就驻扎在波哥大，他回忆起自己突然意识到这一切并不是闹着玩的那一刻：那天，我四岁的儿子放学回来的时候，我突然明白过来。我正在街上等他，他坐的是一辆改装成校车的小货车——车子装了甲板。车上装了厚厚的装甲玻璃和其他这类的东西，后面还跟着一辆车，上面坐着三个手拿机关枪和猎枪的家伙，这辆车在我们楼前停了下来。他从货车上下来，才四岁大的他说，“爸爸，我知道校车上为什么要装上厚玻璃。因为有坏人要杀死我们。”一个四岁大的孩子口中说出这样的话，足以让人警醒。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这一切很滑稽。到1984年底的时候，情况糟糕到外交官和禁药取缔机构官员接到命令，送家人回国。近三分之一的大使馆工作人员集体离开。麦德林的暴力活动严重到禁药取缔机构关闭了设在那儿的办公机构。卡利办公室紧接着也关闭了。留在哥伦比亚的人员被告知要不断变换自己的工作时间和上班路线，以便挫败杀手的暗杀企图。有那么多的汽车炸弹在大使馆外面引爆，结果他们对这条街进行了改造，到处都立起了填满混凝土的铁柱子，这样就没法把车开到离建筑物比较近的地方了。这样也没能阻止贩毒分子的活动——有一次他们竟然把反坦克火箭射进了大使馆的围墙内。安全起见，谭博斯大使最后撤离哥伦比亚去了哥斯达黎加。与此同时，哥伦比亚的法官开始收到一群自称“该引渡者”的人的死亡威胁。他们用其他的手段来劝说那些拒绝支持集团的人：一个法官接到这样的承诺，说他们不会送他“木头做的吸烟服”，相反，该引渡者会寄给他家人的尸体，剖尸裂肢后的尸体。其他人遇到神秘的生意人的来访，这些人拿出相册，给他们看自己家人的照片：亲戚，朋友，在学校上学的孩子。还有孩子的朋友。如果自己的孩子受到威胁，正常情况下能经受得住人身威胁的法官往往也会屈服。1985年春，负责调查拉瑞.博尼利亚暗杀案件的法官，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朱里奥.曼纽埃尔.卡斯特罗.吉尔透露说，埃斯科巴是这次袭击背后的“产权作者”。卡斯特罗法官拒绝了要求他颠倒调查结果的“无限度”的贿赂，没有畏缩不前：当年七月，五个杀手走到他的车边——他当时被困在阻塞的车流中动弹不得——透过挡风玻璃对他开了枪。他当场死亡。贝汤科当局没有被吓倒，第一批被引渡的人就从为麦德林洗钱的埃尔南.巴特勒开始。贩毒分子和非贩毒分子一起惊恐万状地看着巴特勒到达美国，戴着手铐脚链出现在电视镜头前。他判了三十年。到十一月份的时候，又有十二个毒贩子被送到美国。情况再清楚不过了：如果仅仅是因为洗钱就判三十年，那罪行严重的贩毒分子可就有大麻烦了。他们必须绕开这项法令。现在被视为奥科阿家族的领头人乔治.奥科阿带着妻子和女儿匆忙撤退到西班牙。到那儿之后，这家人遇到了一对委内瑞拉夫妻，格莱蒂.冈扎雷.琳纳瑞和她丈夫吉尔伯托，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吉尔伯托.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正在崛起的卡利集团的首领。西班牙警方不知从哪儿接到线报，知道了这两个家庭的真实身份（这个消息实际上来源于双重身份的飞行员巴里.西尔）。他们在十一月被逮捕。美国立即要求引渡他们。反应敏捷的哥伦比亚律师随即递上了相同的文件，要求引渡他们回哥伦比亚。这并不是说他们回国后，哥伦比亚的法律制度就有能力对付他们了。拉瑞被暗杀之后，究竟是谁授意暗杀司法部长的，哥伦比亚追查起来是困难重重。第一个接替拉瑞的是安瑞克.帕瑞洛.冈扎雷，他一开始的时候干得不错，向公众解释了为什么引渡是对付贩毒分子的唯一办法，并且签署了第一批的驱逐令。他很快被视为处境危险，被调离该职位，派往国外担任哥伦比亚驻匈牙利大使。他安全地在布达佩斯的大使馆安顿下来，隐藏在了铁幕后面，人们以为他这样就安全了。他并不安全。1987年一月的一个晚上，帕瑞洛打开住处的门，发现面前站着一个陌生的哥伦比亚青年。这个人拔出枪，对着他的面部开了三枪。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帕瑞洛居然活了下来。最终，一个由三个杀手组成的小分队被抓住并送回到哥伦比亚，然而，谁都无法解释的是，他们居然全部被释放。与此同时，帕瑞洛的继任继续遭到追杀；司法部长的职位似乎更等同与死刑判决。哥伦比亚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换了八个司法部长，所有的人都在就任几个月后由于害怕丧命而辞职。莫尼卡.德格瑞弗是最后一位继任者，她是因为受够了麦德林的首脑罗德里格斯.“墨西哥人”.卡恰不断往她的保密线上打来的电话才辞职的，卡恰还直言不讳地告诉她说，她不断变换电话号码毫无意义，因为他比她还早知道新号码。1985年十一月六日星期三，一辆电信卡车停在了座落在波利瓦广场边的波哥大的最高法院大楼。四十二个全副武装的M.19游击队员跳了出来，冲进了大楼。不到十五分钟，最高法院大楼以及里面所有的人员，包括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阿方索.雷耶斯.埃坎迪亚和全国的二十四个副法官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挟为人质。这次恐怖主义活动的头领让雷耶斯通过电话同政府谈判的时候，当地的广播电台播出了雷耶斯的电话，并对整个过程作了现场直播。只是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谈判的过程：贝汤科总统根本不想谈判。就在哥伦比亚军队冲进大楼（在试图用一辆坦克冲破前门之后）的时候，整个保卫行动通过广播传播了整个首都。等到枪战结束的时候，只有一个恐怖分子被打死，而哥伦比亚士兵和警察死了十一个，而大楼里有近一百个人员丧生，其中包括二十四个副法官中的十一位。首席大法官雷耶斯同时遇害。在军方冲进来之前，M.19的要求之一是废除引渡法。由于当时没有人威胁说要引渡M.19的游击队员，所以很快就有流言说M.19是在麦德林集团的授意下袭击了最高法院大楼。哥伦比亚所有引渡记录都放在这栋大楼里，在包围的过程中统统都被烧掉了。然而麦德林人是不是这次行动的幕后主使？美国坚信非他们莫属。就打击毒品威胁的观点看来，哥伦比亚的贩毒分子同左翼的恐怖组织联盟的概念极其诱人：秘鲁和哥伦比亚两国在禁毒方面似乎都行动不力，因为他们都在忙于打击游击队的叛乱活动。但是如果游击队同贩毒分子合二为一，那他们可能就会多花点精力在这上面。刘易斯.谭博斯大使杜撰了一个词来形容这种合作：“毒品恐怖主义”。这个词很快被接受。很快，对贩毒分子的指控不仅仅是说他们同马克思主义者做生意，而是说他们是按照尼加拉瓜人的要求贩毒。在美国人看来，所有这一切都合情合理：在司法部残骸上找到几支尼加拉瓜产的枪支，所有的引渡记录都不见了，就在这个关头，巴里.西尔又拿出了埃斯科巴在尼加拉瓜的“古巴”跑道上往他的C.123型的飞机上装毒品的照片。既然大家都知道尼加拉瓜的共产党同古巴的卡斯特罗政权结成了同盟，这一切此刻便似乎变成了源于苏联的一场规模宏大的阴谋。里根宣布说，“这一对孪生的恶魔——毒品走私和恐怖主义——代表了现在对西半球隐患最大，最危险的威胁。”至今还没有人能够证明毒品贩子同最高法院事件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尽管左翼的游击队组织同毒品贩子之间显然时不时有联系，在这一时期的哥伦比亚，这种联系证明是偶一为之，而并非经常如此。真正属于这种情况的似乎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秘鲁。在秘鲁，“光辉道路”游击队通过对其控制范围内的古柯生产征税，毫无疑问赚了相当多的钱。事实上，这两个国家里的毒贩子都信赖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就是要赚尽可能多的钱——而游击队想要推翻的是整个的资本主义制度。卡洛斯.莱德——以及他威胁说可卡因是革命的手段——也许是唯一一个证明贩毒分子同游击队之间存在意识形态方面联系的代表，然而就连他也常常出尔反尔。事实上，尽管毒贩子同游击队之间的关系听起来理应属实，事实情况却远远没有那么简单。这两个集团之间的联系常常是自相矛盾。有时候他们在一起合作，有时候他们并不合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多数时间里，这两个集团常常不合。正如埃斯科巴本人所说的那样，“你可以指责我是个毒品贩子，可要说我同游击队是同盟，这可真的伤害了我的自尊。”就在毒贩子们同政府作战的期间，他们也在全力以赴地对付共产党。自MAS（“处死绑架者”组织）事件之后，毒贩子们对游击队就再也无法产生什么好感。随着时间了流逝，处死绑架者组织渐渐演变成了几支右翼敢死队，通常由毒贩子提供资金，目的是杀死游击队员及其支持者。其主要目标是哥伦比亚爱国主义联合党（PUP）——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这一恐怖主义组织在公众面前的形象——的成员。到1987年的时候，约有三百名左翼激进主义分子丧生。即便把标准放低，许多的数据也更加令人震惊：从1988年初到1989年末，哥伦比亚的右翼敢死队——通常在这个或是那个毒贩子支持下——要对大约四万哥伦比亚人：同性恋，妓女，乞丐，流落街头的儿童和联合党的激进分子的死亡负责。尽管对最高法院大楼的袭击没能让任何人的事业有所推进，然而全国大多数强硬派法官的消失却起到了这个作用。围攻事件过后，大多数幸存下来的法官拒绝回去工作，抗议贝汤科对当时情况处理不当。其他人举行了罢工。所有人都联合起来，抵制为那些在M.19许多中丧生的人举行的纪念活动，理由是贝汤科将在活动上致悼词。这并不是哥伦比亚第一次看到法官集体辞职：1980年，麦德林全部的180多家地方法院的审判人员集体辞职，抗议政府没有能力保证他们的安全。委派来接替他们的更年轻些的新法官更容易被拉下水，而那些拒绝接受贿赂的人则干脆利落地被解决掉。费尔南德斯.乌里贝.瑞斯特博接任雷耶斯担任最高法院主席之后，不断接到死亡威胁，就任仅仅五个月后就辞职了。他的继任也干了不到一年，其间又有两个资深法官被暗杀，另有一个死于极其可疑的情况之下。第三部分 帕布罗，罗伯托和死亡未婚夫 第65节 《可卡因骑士》(2)对司法界的暴力复仇行为很快为毒贩子结出累累硕果。在一系列的让人难以忘记的案子中，一个法官对吉尔伯托.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和何赛.圣塔.克鲁斯.伦多诺（即“卡利”），埃瓦瑞斯特.普拉斯（据说他曾经向拉瑞.博尼利亚行贿）和乔治.奥科阿提出指控。就在M.19袭击的六个月后，这名为政府修订同美国的引渡条约的法官，埃尔南多.包达法官被暗杀。同月，乔治.奥科阿的律师最终打赢了他的引渡战，使得他可以离开西班牙回到哥伦比亚。他在哥伦比亚的法律制度面前举行了一次听证会。然而到了该上法庭的时候，却没有人愿意为他定罪。临时安排来判决他的案子的法官只有三十一岁。奥科阿安然无恙。现在法官们对引渡的事情不再吭声，接下来就该是让记者闭嘴的时候。《观察家》的通讯员路易斯.罗伯特.卡曼科在写了一系列有关古柯膏交易的专栏文章之后被暗杀。五个月后，另一名记者埃克瓦瑞.巴瑞恩拖斯，同时也是《西方日报》的出版商，同样被暗杀，被杀害的还有《观察家》的编辑吉耶尔莫.卡诺——哥伦比亚最受人尊敬的人之一。他犯了什么罪？他刊登了埃斯科巴1976年被逮捕事件的细节（调查卡诺暗杀案的法官本人后来也被暗杀了）。第二天，哥伦比亚的记者举行了罢工，抗议政府在维护法律和秩序方面的无能。由于害怕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一小群哥伦比亚记者中的精英任务组成了一个集团，专门写文章揭露有关贩毒分子的真相。这个国家的最优秀的记者中的七个举行了秘密会面，讨论有关事件，撰写有关毒品交易的文章。这些人在全国范围内联合了起来，好让人无法分辨究竟是谁写了这些文章：揭露真相实在是太危险了。所有这些身处险境的记者中，也许法比奥.卡斯迪洛——就是那个在拉瑞.博尼利亚被暗杀后试图给他打电话的人——的麻烦最大。在拉瑞死后，拉瑞有几份有关哥伦比亚的毒贩子的机密文件交到了他手上，于是他决定把他们编成一本书发表出来。不用说，哥伦比亚的毒贩子对此很不高兴。卡斯迪洛为《观察家》工作，他呆在几个朋友的家中写这本书，因为在自己家中不安全。他把印出来的第一本书送给其中一个朋友。这个朋友非常友好地把书寄给了奥科阿家族：第二天，我收到了第一次死亡威胁：“你要么停止出版这本书，要么准备去死吧！”然而这本书已经印出来了。我再也没能回到《观察家》去……一次，三个家伙戴着机关枪来到了市中心的办公室，冲了进来，拿枪指着接待员，问她我在哪儿。我当晚就飞到了奎托。那是我的第一站。从那儿再到迈阿密……接着，为了挣脱杀手的追踪，我坐汽车到纽约。我又用假名字从纽约乘飞机到马德里。我在马德里住了三个星期，住在一家养老院里，接着便收到一个给我的信封——然而上面写的是我的真名而不是我的新名字。养老院院长告诉我说，“有人来找一个名叫法比奥.卡斯迪洛的哥伦比亚人，我说，‘没错，我们是有个哥伦比亚人，不过他的名字不叫法比奥。’他们就说，‘把这个交给他。’”信封里面装着一颗子弹。我当天就飞到了巴黎，呆在巴黎的时候我在想，“上帝啊！我该怎么办？”我意识到自己将有很长时间无法回到哥伦比亚的家中。最后我等了七年。也许等这么久还是值得的。卡斯迪洛的书到书报亭后，马上变成了哥伦比亚历史上最畅销的记实性书籍。书的题目叫《可卡因骑士》，主要谈的是奥科阿家族的故事，禁药取缔机构很快把它翻译成英语，还专门印了一版给在哥伦比亚工作的人员，而这些人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详尽地描述可卡因交易内幕的书。1987年，一家美国杂志把埃斯科巴列为世界上第十四个最富有的人，第二年，乔治.奥科阿和罗德里格斯.卡恰都跻身于125位非北美籍的十亿万富翁之列。自此便有人估计说，麦德林集团每年要赚上五十到六十亿美元，并在这二十年末的时候在南美之外的地方拥有价值一百亿美元的固定资产。由于不公开声明就把硬通货存入哥伦比亚的银行是违法的，所以集团便通过中央银行的VentanillaSiniestra（“罪恶之窗”）来支付现金，因为现金在这里畅通无阻。哥伦比亚市场上流动着的美元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二十时间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哥伦比亚成为仅有的几个黑市上出售的美元低于其实际价格的国家之一。有好几家哥伦比亚银行破产便是因为毒贩子大驾光临，提出要提走他们所有的存款。到1985年的时候，可卡因被视为“财富500里”的第六大私营产业，其总利润超过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波音公司和保洁公司。这种财力可以为集团买来许多军事装备。1990年在波哥大的一处房子里发现了一堆法国生产的地对空导弹，同年四月，又侥幸制止了集团购买120枚毒刺导弹。尽管人们对埃斯科巴雇用的大批杀手的数量的估计不尽相同，然而其数量大约在三千人左右这一点却是大多数人都同意的。这种暴力活动带来的巨大影响力不仅会把政府从引渡条约身边拉开，而且会对接下来许多年可卡因走私活动产生影响。卡利集团对如此庞大的死亡数量是如此的厌恶，以至于他们在九十年代同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需要采取暴力行动——只要威胁要采取暴力行动就足以把政府逼回到谈判桌前。那一年所有的暗杀行动中，没有哪一桩像暗杀哥伦比亚的前缉毒行动的总指挥哈米.拉米雷兹上将那样完全不出人们的意料。拉米雷兹就是一直负责袭击“平静荒原”行动的警官，麦德林集团的人一直都手痒痒地想要动他。他在“平静荒原”行动过后也一直没有住手。据估计，单是在拉米雷兹亲自监督下就没收了三十吨的可卡因，八条船和超过一百架的飞机，他还逮捕了近一万名贩毒分子。拉米雷兹知道早就有人签下了暗杀合同，要取他的命，但他似乎压力越大，就干得越起劲，并利用线人网络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然而，当他缉毒行动负责人的职务被解除之后，他的线人就突然变成了别人的线人。他被踢出了圈子，同大街上的情况失去了联系，当有人告诉他说已无大碍的时候，他信以为真，以为这时露面应该是安全的。1986年十一月十七日，就当着他的妻子和孩子的面，他被打死在自己的车轮旁。针对司法界的暴力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十二月份的时候，“该引渡者”发出了一封致最高法院成员的信：我们对你们宣战。我们对你们的家庭成员宣战。你们可以相信，我们知道他们的确切所在——我们会除掉你们的整个家族。我们不会有丝毫怜悯——我们什么都能干得出来，无论什么。观察家，1988年三月三日，引自《白色迷宫》，李随着暴力活动逐渐升级，人们开始明白过来：不值得为引渡条例付出这么大的代价。1986年，哥伦比亚的成年男子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谋杀”。麦德林制造了如此多的枪击事件，在当年的前六个月就超过了一千宗。到年底的时候，这个人口只有两百多万的城市发生的谋杀案总计达到3，500宗——每天近十起。与此同时，被送往美国的一小撮毒贩子中没有一个是大玩家。禁毒行动丝毫不见成效。哥伦比亚听从了美国的建议，反而在越来越严重的暴力冲突中越陷越深。拉米雷兹被暗杀的一个月之后，毒贩子的律师在引渡法中找到一条微弱的缝隙：引渡法不是由总统本人亲笔签署的，而是由一个代表签署的。麦德林的律师辩论说，现在单单重新签署这条法令并不符合宪法精神：要么再次对此进行辩论，要么把它推倒重来。现在的哥伦比亚司法界和媒体也已经受够了这一切。人们决定对此进行投票。二十四个法官参加投票，打了个十二对十二的平手，于是裁决要再找个独立仲裁人来投这决定性的一票。三个不同的法官设法找到借口不参加这次辩论，这个责任最后洛在了一个找不到什么好的理由来逃避这项工作的人身上。这个法官是阿方索.苏阿瑞兹.德卡斯特罗，他知道如果决定支持引渡法，就等于签署自己的死刑令。他决定反对引渡法。毒贩子们取得了胜利。暂时的胜利。由于引渡威胁消失了，哥伦比亚的大毒贩子身边日积月累起来的为数众多的指控突然开始蒸发得无影无踪。法官们摩肩接踵地替埃斯科巴开脱他各种各样的罪行。拉瑞.博尼利亚曾经指控他非法进口动物。这些指控现在都不复存在。卡斯特罗.吉尔法官曾称他要为拉瑞.博尼利亚的死负责。现在的调查结果刚好相反。1984年，埃斯科巴接到五项逮捕令。所有这些现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看起来他就要赢得这场战争，他决定让杀戮暂时停止一段时间。哥伦比亚获得了片刻的安宁。然而安宁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987年二月，哥伦比亚警方最终发动了袭击，卡洛斯.莱德在内格罗河附近的一家农场被捕。事实上这次胜利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因为莱德的行为越来越古怪，越来越残暴（他喜欢对记者宣称可卡因是拉美的“原子弹”，还说他计划把它投在美国领土上），因而同他麦德林同行之间发生了冲突，他们便把他作为祭品交给了警方，希望能引开一些集中在自己身上的火力。尽管当时并未实施引渡法，然而莱德的引渡文件却是早已签署好了的。一切都安排得有条不紊：四十八小时之内，他就到了美国人的手中。他十一月份在美国受审的时候，美国的新闻界欣喜若狂：他的关押所在地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城被视为面临毒品恐怖主义的袭击的威胁，当地大大增强了保安措施。警方要求乔治.容格——自从遭到他前朋友的粗暴对待之后他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前来作证。据容格说，他通过埃斯科巴的妻子给埃斯科巴送了个信儿，征求他的许可。乔治问的是——“我能提供对莱德不利的证词吗？”——很快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去他妈的！”埃斯科巴说。在奥蒂斯维尔，乔治回忆起自己同检察官罗伯特.莫科尔的会面：他在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我不知道我们能否帮助你【获得减刑】”。我说，“嗨，我不想要什么他妈的的帮助。我到这儿来只有一个理由：复仇。我想要的，就是逮住那个混蛋毁了他。也许毁了他可能最终也会毁了我自己，不过没关系。”他只是说，“我真他妈的喜欢你”。法庭上的整个过程令莱德瞠目结舌。乔治回忆说：卡洛斯当时就一败涂地。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在他身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以为自己能打赢这场官司。我是第一证人，整个法庭挤得满满的。莫科尔说，“你今天为什么会来到这儿？”我看着卡洛斯说，“来讲述卡洛斯.莱德和我自己之间的友谊——还有他对这种友谊的背叛——的故事来的。”容格花了三天时间来讲述他同卡洛斯之间的友谊的故事。莱德之所以被描述成要对可卡因——在提纯可卡因最引人注目的时候——大量流入美国负责的人，部分原因就建立在他的证词的基础之上。莫科尔总结了他在毒品交易中所起的作用，得出的结论是“他对可卡因的意义，就像亨利.福特对汽车的意义一样”。与此同时，莱德的律师并不打算替他开脱这些指控——而是收了他两百万美元中的绝大部分，为他做了一番总结，大意是说尽管他是个罪大恶极的可卡因贩子，对他判过长的刑期对制止美国的可卡因大灾难也无济于事。这番努力没有多大成效：1987年五月19日，卡洛斯.莱德的十一项罪名成立，被判处终身监禁，不许假释，外加135年徒刑。第三部分 帕布罗，罗伯托和死亡未婚夫 第66节 《可卡因骑士》(3)就在此刻，一场会议正在哥伦比亚进行，它即将改变可卡因产业的面貌，从而最终导致麦德林集团的倒台。根据法比奥.卡斯迪洛的说法，埃斯科巴在1987年的晚些时候召集哥伦比亚的大毒贩子在他座落在考卡山谷的农场上开了个会。他在会议上建议把两大集团——处于支配地位的麦德林组织和新兴的卡利帮——合并起来。这样他们就可以提高行动的效率，携手同引渡法作战。埃斯科巴已经意识到，就在他忙着同政府斗争的时候，卡利集团悄悄地偷走了他所有的生意。他想要在他们变得过于强大之前制止这种行为。然而这个时候的卡利已经强大到足以把他踢开，拒绝合并。这两大集团之间的裂痕也许就从此时开始——这次的翻脸如果没搭上数以千计的人命，至少也让数以百计的人丧生，并最终让埃斯科巴搭上了自己的性命。有些什么事情正在暗地里进行着。最早的迹象，便是乔治.奥科阿在去参加这次会议的路上被逮捕。1987年十一月，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他在一处路障旁被拦下来，被警方逮捕。这次逮捕行动引起了两场战争：一场是两大贩毒集团之间的战争（据推测，是卡利集团向警方出卖了奥科阿），另一场是毒贩子同政府之间的战争。就在奥科阿被逮捕的那天，新闻界收到这样一则信息：为了避免公民乔治.路易斯.奥科阿被引渡到美国，我们宣布对这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展开不折不挠的全面战争。我们将立即处决主要的领导人……引自《可卡因之王》，古格里奥塔和里恩这封信的署名是“该引渡者”。现在又开始了另一场有关引渡奥科阿的战争。美国派出顾问来协助引渡事宜。然而到十二月份的时候，政府打输了。奥科阿被释放。事情为什么会这样？负责调查这件事的责任落到了最高检察官卡洛斯.摩路.奥耶斯的头上。他解雇了两名法官和五名政府官员，并且重申了他在引渡问题上的立场。一个月后，他开着车在前往麦德林飞机场的路上遭到了伏击，面部中了十一枪。“该引渡者”在其新闻发布会宣称，他是“因为背叛了自己的祖国而被处决”，“战争仍将继续”。当然，现在的麦德林不仅仅同政府作战，还同卡利组织作战。同月，一个六十公斤重的汽车炸弹在埃斯科巴在麦德林的住处所在的摩纳哥街区爆炸。两个无辜的雇员被炸死，埃斯科巴却不在家中。不过他的女儿曼纽埃尔的听力受到了永久性的伤害。埃斯科巴发起了一系列野蛮的报复活动。现在他坚信，卡利家族的主要后裔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兄弟同警方达成交易，既然他们很大一部分钱是通过哥伦比亚头号零售商场“多格斯.拉瑞巴”加来清洗的，所以他下令炸毁这家连锁店的所有分店。与此同时，可能参与这次阴谋的人都被处决。在十个月的时间里，有超过八十个毒贩子丧生，六十个是卡利的人。尽管他显然渐渐陷入报复心理的偏执状态，后来证明他对卡利同哥伦比亚国家警察局之间的关系的判断是正确的。事实上，这二者之间保持着一种热诚的的秘密关系，卡利提供有关麦德林的情报，换取警方对他们的贩毒活动手下留情：就在埃斯科巴，奥科阿兄弟和卡恰忙着同引渡法作战的时候，卡利的人马悄无声息地被人们遗忘了。1988年，警方发出了新的逮捕令，要逮捕埃斯科巴，卡恰和奥科阿兄弟，而对于卡利的首领，却一份逮捕令也没有签发。这两大集团之间的愈演愈烈的暴力关系最终导致世界上最大的可卡因供应线发生转变。1988年八月，巴克总统要求同哥伦比亚的游击队组织进行“和谈”。麦德林集团认为他指的是自己，于是便回来进行接触。他们这次开出的条件就没有那么大方了：尽管他们提出要停止贩毒交易，却没有提出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回国。政府磨磨蹭蹭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还是没有拿定主意该怎么来对待这些可卡因人马。埃斯科巴不耐烦了。他认为这次和谈只不过是政府的缓兵之计。“那个人[总统的秘书，杰曼.蒙托亚，负责处理政府方面的谈判]在愚弄我们”，据说他是这么对自己的律师说的。为了报复他眼中的蒙托亚的两面派行为，他炸毁了他的办公室，绑架了他的儿子，最后还杀害了他的女儿。与此同时，死亡人数再次开始上升：1989年三月，哥伦比亚爱国主义联合党的书记被人开枪打死在波哥大飞机场的候机大厅；七月，安提奥基亚州州长被汽车炸弹炸死；八月，安提奥基亚的警察局长，沃尔德曼.富兰克林.昆特洛——他犯的致命的错误是没收了埃斯科巴四吨的可卡因——被谋杀。接着，就在八月十八日，哥伦比亚1990年的总统大选最有希望的参选人路易斯.卡洛斯.盖兰当着一大群支持者的面被人开枪打死。这标志着和谈努力的结束。二十四小时之内，巴克总统再次实行引渡法，开始大规模取缔毒贩子。政府还对购买摩托车采取了限制措施（以挫败摩托车暗杀活动），并实行了新的证人保护制度。接下来的四个月里将要引渡二十个毒贩子到国外，没收价值超过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的资产——包括总数接近五百架的飞机。“该引渡者”立即对此作出反应：我们现在对政府，对这个工业和政治寡头政权，对曾经攻击污辱过我们的记者，对把自己出卖给政府的法官，对执行引渡法的地方法官，对所以那些曾经迫害攻击过我们的人宣战，打一场不折不扣的全面战争。对那些不尊重我们的家庭的人，我们不会尊重他们的家庭。我们会焚烧破坏这个寡头政权所拥有的工厂，房产和官邸。引自《粉饰》，斯特朗“该引渡者”现在开始摧毁所能看到的一切——首当其冲的就是用一颗巨大的卡车炸弹摧毁《观察家》的办公大楼。到年底的时候，全国共引爆了两百颗炸弹。他们暗杀记者，法官——暗杀所有的人。法官们再次罢工。新闻界罢工。哥伦比亚公众要求冻结引渡法。要求没有起作用。作为报复，埃斯科巴炸毁了一架哥伦比亚国家航空公司的商用客机。炸弹显然是针对赛萨尔.加维里亚的，他是继盖兰之后有可能担当哥伦比亚未来的总统职务的政治家。加维里亚没在飞机上，然而上面有109位无辜的乘客。他们无一生还。接下来的这个月，他差点成功地杀害公共安全部的局长，马萨.马克萨将军：他在他的车上放的炸弹大得荒谬，结果炸死了八十个平民，外加七百人受伤。然而埃斯科巴只不过刚刚做完热身运动而已。他对没能炸死马萨怒不可遏，于是悬赏一百三十万美元买他的头，接着，任何一个哥伦比亚警察的头他都出赏金一千美元。与此同时，他雇了一个恐怖主义组织ETA（即“巴斯克自由祖国组织”）的代表，为他制造一颗五千公斤重的卡车炸弹，并在十二月份的时候在公共安全部的总部外面引爆。接着，他伙同另一个首脑人物罗德里格斯.卡恰（“墨西哥人”）计划暗杀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这次暗杀将在即将到来的卡塔赫纳缉毒会议期间进行，计划在布什前往会议中心的路上安置一颗巨大的汽车炸弹，这颗炸弹显然可以让他们如愿以偿。这次计划没能实施，因为一件无法预见的事情发生了：卡恰本人被杀。卡恰不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他是麦德林集团中仅次于埃斯科巴本人的最具暴力色彩的成员，一开始在绿宝石生意圈成名，由于同合作者发生冲突，杀死了绿宝石巨头吉尔伯托.摩里纳，当时还杀死了另外十八名无辜的旁观者。在绿宝石走私贩子，哥伦比亚国家警察局和军方的追杀之下，再加上卡利组织内部有神秘的消息来源，不断向当局提供有关他的藏身之处的情报，他发现自己无处可藏。他在苏克雷省的一块香蕉地里被开枪打死，一同被打死的还有他儿子弗瑞德。后来发现，卡利并不是唯一一个隐身在背后参与这次行动的同谋：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声称，欧洲特种部队也参加了这次行动：“官方的说法是哥伦比亚人采取的这次行动，”他说，“不过实际上是我们干的。”埃斯科巴本人也身处险境。1988年，一批前英国皇家特种航空部队的雇佣军受雇去取他的性命（飞机失事导致行动失败）。但是埃斯科巴的情报网络效率非常高，一般说来，警察还没有离开警方辖区，他就已经得到了有关袭击的消息。他的藏身之处有两圈的警卫把守——外圈的警卫离内圈有半个小时的路程。这意味着即便外圈的防御被突破，他仍然有时间在任何人到达之前从容撤退。很多次他都是在最后一分钟逃之夭夭，结果，始终无法理解他怎么能够这么多次都能逃脱的警方只好杜撰了一个“内裤理论”：他总是能够在非常侥幸地逃脱，侥幸到他甚至没有时间穿上条裤子。他的傲慢令人印象深刻：1988年一次袭击中，他当着警察的面大摇大摆走出屋子，向一个警官打保票说自己是警方的卧底。其实他每次都能在最后一分钟逃脱还有个更平常的原因：他藏身的许多房子里都有暗室。有好多次，警方和军方的人员正在四处搜查他的房子，讨论他们的疑犯跑到哪儿去了，而他实际上就在离他们几英寸远的地方，就藏在夹墙里。尽管埃斯科巴显然是在逃亡，他残酷的暴力战最终还是结出了果实。1989年十二月，他挟持了二十个不同寻常的人质——记者，编辑和政客们的家人，一月中旬，政府宣布愿意就人质的释放问题与他达成交易。“该引渡者”再次提出愿意交出他们的实验室和飞机跑道，以换取政府免于对他们实行引渡。他们释放了几名人质，同时还交出了一车的炸药和三个可卡因实验室。看起来这个寻求和平的提议是认真的。巴克总统推迟了目前在押的许多毒贩子的引渡时间，以便为自己留出时间思考。然而他思考的时间太长了：埃斯科巴在三月暗杀了联合党的总统候选人伯纳多.加拉尼罗。引渡再次匆忙开始，杀戮再次开始。三月二十五日，埃斯科巴同时在卡利，麦德林和波哥大制造爆炸案，二十六人丧生，近两百多人受伤。接着，他把每杀死一个哥伦比亚警察的赏金提高到四千美金，杀死特种部队的任一成员再外加八千美金。三个月内有一百八十名警察丧生。尽管如此，这个数字同麦德林平民人口的死亡总数比起来算不得什么，后者在最厉害的时候达到每年七千人多人。当然，埃斯科巴不仅仅只是生政府的气——他对卡利集团大为恼火，不惜一切代价杀死他们的头面人物。当年晚些时候，他的一群杀手出现在足球比赛中，拿着机关枪对着人群开火。他们的目标是卡利组织的重要人物，赫尔默.巴宙.赫雷拉。他们没能找到他，不过打死了当时碰巧站在他身边的十九个人。作为报复，卡利杀死了埃斯科巴的堂兄兼最好的朋友，古斯塔沃.加维里亚。埃斯科巴再次将暴力活动升级，八月份的时候又挟持了另外八名有影响的人质，其中包括前总统胡里奥.赛萨尔.图尔瓦伊的女儿。当政府放松了对毒贩子的限制，似乎对引渡法有所松动的时候，埃斯科巴作出的反应是再次挟持两名人质——总统秘书的妹妹玛丽娜.蒙托亚和《时代报》的编辑弗朗西丝克.桑托斯（这些绑架事件的故事可以参阅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绑架新闻》）。两名人质蒙托亚和图尔瓦伊最后都没能活下来，一个被杀死，一个在绑架者同政府军的交火的时候意外从藏身之处跑了出来，中弹身亡。1990年九月，政府被所有这些杀戮拖得筋疲力尽，终于同他达成了交易：2047号法令提出不对他们实行引渡，并且提出对所有那些自首的人减刑，条件是他们必须告发自己的同伙。麦德林的人马反驳说，他们可以投降，却绝不会告密。这个结果已经很不错了。1990年十二月十七日，法比奥.奥科阿，奥科阿三兄弟中最小的弟弟向警方自首。“我在走进监狱的时候的体会到了别人离开监狱时的那种快乐”，据报道他是这么说的。“我的生活已经变成了一场恶梦，我只想结束这场恶梦”。两个月后，他的两个哥哥加入了他的行列。埃斯科巴想要政府作出严格的保证，同样不会把他驱逐出境。1991年六月十九日正午，宪法大会正式否决了引渡条约，他因而得到了想要的保证。当天下午，他向“正义”投案自首。“恐怖赢了”，《观察家》这样报道。第三部分 帕布罗，罗伯托和死亡未婚夫 第67节 墨西哥(1)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非法交易由来已久。枪支，货币，电器，香烟，应有尽有：只要这种商品在美国属于非法的或者要上重税，就会有人在墨西哥某个地方走私。这一非法交易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禁酒令实行后开始大行其道。很多由酒贩子们开发出各种渠道和技术，直到现在仍在被人使用。对此，墨西哥人专门有一句土话，称为：门道。当然，眼下经营的最重要商品已不再是酒，而是毒品了。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早期，绝大多数大麻交易转到哥伦比亚进行，但仍有一部分交易留在墨西哥。除此之外，在墨西哥西那罗阿山区还种植罂粟，其粗制衍生物焦油状海洛因也成为该国的一项极佳副业。美国清除毒品的活动在这里收效不大。六十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向墨西哥这个南方邻国施加压力，责令其停止种植鸦片。毒品交易因此转到了土耳其进行。后来土耳其政府也受到了同样的压力，毒品交易又转到了东南亚地区（也就是所谓的“金三角地区”），最后，又向墨西哥逐渐渗透。80年代初，美国与墨西哥进行了代号为“飞鹰行动”的联合行动，美国政府向墨西哥警方提供除草剂，用来喷施消灭大麻及鸦片作物，但这一行动终告失败，其原因据称是所有的除草剂全都被运到沙漠中倒掉了。美国特工人员到场监督喷药过程的时候，确实会有飞机在这些毒品作物上喷药，但后来才发现飞机喷的是化肥而非除草剂。作为“飞鹰计划”的组成部分，美国为墨西哥政府提供了禁毒品活动的经费和设备（共计七十六架飞机和一亿五千万美元），绝大多数资金和设备都被蚕食，落入了那些腐败官员的手中。只有一些小毒品贩子会不时落网，而那些真正的大卖家则照卖不误，数量不减。美国的执法者搞不懂为什么他们总是屡战屡败。他们并没有真的了解墨西哥毒品交易的实情。他们认为毒品交易主要掌握在没受到什么教育的“土匪”帮会手中，而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墨西哥麻醉品产业决定性因素都在于国家的腐败。这种腐败根深蒂固，甚至有一个专业的说法：“市场”。在西班牙语中，“市场”实际上是“广场”或者“领域”的意思，而在墨西哥，这个词还有另一个邪恶的意思。几十年来，负责管理不同市场的警察们向罪犯出售权利，使他们贩毒不受打扰。因此，如果有人问“这个市场是谁的？”，这个问题会有两个答案，一是拥有管理权限的警察，或者说是“警长”的名字，另一个是花钱收买警察获得保护的罪犯的名字。这两种人都凌驾于法律之上，并受到法律的保护。自从人们记事起，这种对市场进行买卖的活动就已然存在，而到了六十年代，随着毒品销售在美国市场机遇的到来，这种活动变得更为有利可图。由于警察们靠出售市场可以赚到的钱数不断上涨，因此，毒品交易活跃的地区（例如边境小镇）的工作就便成了肥缺。墨西哥的警察于是开始向上司行贿，以便保住自己良好的市场。直到今天，毒品交易情况最好的地区会为墨西哥联邦司法警察局带来很多脏钱，因为新任警察会从那里的毒品贩子手中获得好处。前任禁药取缔机构警员阿隆.格拉汉姆是墨西哥毒品问题的专家，他告诉我说，我曾经迫使一个警长向我说了实话，他告诉我他花了一大笔钱才搞到了瓜达拉哈拉地区市场。为了得到这个市场，他给了司法部长一百二十万美元。他之所以花这么多钱，其原因可想而知，他知道通过向毒品贩子收保护费，他也可以得到同样的回报。更有趣的是他告诉我说他花了六百万美元去买提华纳的市场，最终买到了手……有些地区在墨西哥是非常最重要的：瓜达拉哈拉的重要之处在于很多大毒贩住在那里，还有些地区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是原料产区，而边境城镇重要在于它们是原料进入美国之前的存放处。这些市场都有很高的价值。美国曾努力阻止毒品通过加勒比地区传播，而当代墨西哥的可卡因交易正起源于此。1981年，美国联邦特遣部队进驻迈阿密地区，对于哥伦比亚当地缉毒警察来说，局面变得有些危险，于是他们开始寻觅新路线。他们把代表派到墨西哥毒品走私神经中枢地区——瓜达拉哈拉市，和当地各类毒贩交朋友，以便了解他们需要的地区掌握在谁的手中。他们接触的第一号重要人物名叫帕布罗.阿科斯塔，他主要掌控得克萨斯州边境附近的奥金纳加地区，当时阿科斯塔正忙于通过向美国运送大麻发财，大麻在美国历来拥有无穷无尽的市场。但可卡因高利润，易藏匿，易压缩的优势他也绝不会无动于衷。到了1984年或者1985年的时候，开始有哥伦比亚的飞机出现在奥金纳加市外的偏僻的跑道上了。绝大多数情况下，毒品先被藏在沙漠中的地井中，然后进行拆分运输，转运到边境处的各个地点，再渗透进入美国。由于奥金纳加的市场由阿科斯塔掌握，毒贩不必担心会被逮捕。实际上，当运送的可卡因数量极大时，墨西哥军队会为他们提供保护。作为回报，阿科斯塔每运送一公斤（约合2.2磅）可卡因可以赚1000至1500美元。对于象阿科斯塔这样掌握边境市场的人，这样的钱赚来毫不费力。到1986年时，据估计每个月经过奥金纳加地区的可卡因数量达5吨之多。替哥伦比亚人运送可卡因的墨西哥人不止阿科斯塔一个。美国与墨西哥边境长约3200公里（合2000英里），涉及到四个美国独立的州。哥伦比亚人决定全面出击，先从大麻主运送点提华纳下手。提华纳边境交通十分繁忙，作为走私毒品地万无一失。今天，经墨西哥走私可卡因的主要组织名为提华纳集团，由两兄弟经营，分别名叫本杰明和拉蒙.阿莱亚诺.弗里克斯。虽然阿莱亚诺兄弟眼下正在藏匿之中（两人现在都上了联邦调查局十大要犯的名单，墨西哥政府悬赏一百万美元买他们的人头），但他们仍旧掌握着提华纳市场，可卡因也仍在流通。由圣迭哥向南，只需要半小时就可到达一个脏乎乎的小地方，这个地方叫圣西德罗，绝大多数可卡因就是由这里进入美国的。圣西德罗要算世界上最繁忙的边境地区了。每年都会有一千五百万辆汽车载着将近三千五百万人从这里经过。同时，每天还会有两万人步行经过这里。加在一起，去年一年间就有四千一百万人通过这个边境哨卡由墨西哥去往加利福尼亚。如此大规模的过境人流使走私机会显得无比诱人：让每个过境游客停下来接受检查不仅不可能，而是显而易见地不可能。虽然过境人数众多，但美国海关去年一年间还是从这里查获了近三吨可卡因，这一点证明提华纳，特别是圣西德罗是走私的热点地区。这段边境如此繁忙，警察在此值勤简直就是一场噩梦。七月的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我来到了圣西德罗。一位名叫文斯.邦德的美国海关新闻官员陪我走过了海关。海关的工作情况给我令我惊叹，不过除此之外也别无他法：等待进入美国的人流排成了二十四条长龙，曲曲折折排在这边的墨西哥境内。看来一切似乎杂乱无章，而实际上都是精心设计：汽车只要一进到美国境内（车停在岗亭前二十米或者二十二码处，这块地方称为初检前区），就会被用栅栏锁住，这样毒贩就不能预先选择某一条特定通道或者强行冲关，当然也不能掉头回家了。这样，在他们撞上岗亭之前，他们已经进入了美国境内，可以在任何时候对其进行抓捕。虽然旅客们觉得他们是在等待检查，实际上检查已经开始了。缉毒犬任意跑来跑去，随时捕捉着可疑的新气味。汽车逐渐靠近移民检查处的同时，数字照相机会拍下每一辆车的牌照号码——每天都要拍摄四万个以上，同时将牌照数据经美国联邦政府报失及嫌疑车辆登记数据库进行检验。任何可疑情况都会使得坐在玻璃亭子里的警察警觉起来。这些人来到岗亭时，就会面对一系列看似不经意的问题的连番攻击。通常会用“这是不是你自己的车？”这类问题来开头（你要是回答“这是我表亲的车”就有可能要让你停车检查，要是回答“我向朋友借的车”则几乎肯定要停车检查。）“这辆车是在哪里注册的？”“你在哪里买的车？”没有人在乎你怎么回答这些问题：要是支支吾吾就会露出马脚。有一个警官和我聊天，他说他曾经让一个司机把车的前盖打开，就是想考考他知不知道放松手柄在哪，结果他不知道。他现在被关在监狱里了。（当然不是因为不知道放松手柄在哪，果真如此，即使在美国也太严格了。）文斯告诉我，有一个罪犯的错误非常特别，令他记忆犹新，这个人开过初检站时显得非常自然，所有问题对答如流，于是准予通过。他犯了什么错误呢？他刚刚通过岗亭就大笑起来。一个刚刚下班的检查员从此经过，恰巧看到了他，就问他什么这么好笑。他说不清楚。于是他现在也呆在监狱里了。被初检站扣下的车被押送到二级检查站，警犬会再次出现，确定毒品的位置，再把汽车拆开找出毒品。起初我对此有些怀疑：书里边说毒品可以用热缩塑料进行包装，或者包在象咖啡或者海鲜那样气味浓烈的材料当中。警犬怎么能辨别出那样隐藏的包裹呢？文斯纠正了我的观点：“我见过有些毒品先进行真空包装，然后包在油脂，油料或者洗涤剂中，然后再包装以后沉到油箱底部，但还是被狗发现了，狗没有什么高科技，但它们的确有效。”很明显，这些狗是非常敏锐的。有些吸食大麻的人身上并没有藏毒，但前一天晚上吸毒的时候在牛仔裤上擦了擦手，即使这样还是引起了它们的警觉。坦率地说，眼前的情况让我心惊肉跳：我最后一次拜访魔术师埃迪时身上穿的是不是这条牛仔裤呢？我尽力回忆，可就是想不起来了。要是在对美国海关进行禁毒问题专访时，却让一条警犬给抓住了，那可真是大大地不妙。我决定远远地绕开那些警犬。缉毒犬不仅有效，而且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不会受贿。在圣西德罗，和其它边防哨卡一样，腐败是种显而易见的风险。毒品买卖产生的金钱数量极大，这就意味着毒贩拥有极大数量的现金来买通那些愿意当同谋的人。在一个边境地区的著名案例中，一个警察受贿就达到一千二百万美元。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局面，警察常常轮岗值勤，而且这种轮岗常常是没有规律的。谁也不知道自己下星期会到哪里工作，甚至明天，或者一个半小时之后在哪工作都不得而知。警犬们没有固定路线，而是根据驯犬员的判断进行巡逻。美国海关和美国移民局的官员的轮换也没有任何特殊规定可循。九十年代初，墨西哥人发明了一种新手段来逃避检查，称为“冲关”。司机会慢慢地从边上靠到岗亭处，一发现苗头不对，就猛踩油门一溜烟地冲进美国境内。最初几个人取得了成功，于是这种手段流行起来。到了1994年，有三百五十人冲关成功。如今，所有的车辆都被导入一种慢行系统当中。路的两边设有混凝土制泽西式路障，将汽车全程控制住，这样汽车就无法相互超车了。同时，当冲关者猛踩油门时，岗亭警卫就会按下警铃，警铃会启动岗亭前50米（或者55码）处的碎胎机。最初的冲关者并没有注意到这种变化，他们对于警铃和停止灯置之不理，照旧冲向沙漠，结果他们的轮圈在背后磨出了一大片火星。他们跑不了多远。此后，冲关现象急剧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