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样的邪恶的魔力，竟然让这么多的姑娘和女人落入了中国人的掌握之中——？正是利用里面放了毒品的烟斗的引诱，许许多多的姑娘才被引诱进入了中国城黑暗的屋子里，变成了那些带来了他们东方罪恶的天外来客的玩物，有时候连他们的妻子都不是。《裁判员》，1916年八月六日人们一窝蜂地给毒品问题找替罪羊，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英国人都花在了向中国人兜售“东方罪恶”的事实则被很方便地忘掉了。中国人贩毒贩卖白人作奴隶的形象刺激产生了无数二流小说和电影，最出名的就是萨克斯·儒默的系列小说《魔鬼博士傅满州》。儒默最后写出了一本有关滥用可卡因的小说《麻醉剂》，讲的就是这样一个狡猾的阴谋。1922年的一部电影《可卡因》就用一幅中国女人的图片来作广告，尽管里面一个中国演员也没有。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在下一个轰动一时的可卡因案子里——1922年舞女芙瑞达.埃普顿吸毒致死——就准保会有人发现，问题的根子出在中国人那里。这个倒霉蛋在瑞锦大街上开了一家餐馆，新闻界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名人张”（“一个难以捉摸的，狡猾的中国人——是非法毒品交易后面隐藏的最具破坏性的人物，东方罪恶的头头”）。在法庭上，名人张否认了一切指控，但是没有用：他是中国人，他有钱，他有个听起来很邪恶的名字。他的餐馆和其他每一个中国人在英国经营的生意一样，是进行肮脏的贩卖毒品和白人奴隶生意的幌子。张被判入狱十四个月，然后被驱逐出境。也许当时最重要的毒贩子最后在1923年被抓捕归案受审。这一次依然是个外国人。埃德加.曼宁是来自牙买加的一个“穿得很漂亮的黑人”，1919年发现他显然是在通过首都转移大量可卡因和吗啡，于是受到伦敦CID（英国中央情报部）的注意。据当时的报纸认为，最终杀死比莉.卡利顿的毒品就来自于曼宁。尽管他的同伙，意大利人卡罗.伊瓦尔多立即遭到逮捕，搜出了十三包可卡因（“足以‘毒倒’半个伦敦”，《世界新闻》说），曼宁还是“给警方造成了极大的麻烦”，他一次还给警察局长写信，指责英国中央情报部骚扰他。“事实上，”曼宁写道，“我本性是个正拜[原文如此]的黑人，这使得我所遭受的迫害更加令人难以忍受，现在简直令我的神经都要完全崩溃了”。这封信没起到多大作用，《世界消息》在1923年兴高采烈地宣布他被捕了：邪恶的黑鬼抓住了伦敦毒品交易头子，臭名昭著的西印第安人，熟悉各种高级地方和低级去处的家伙最后被刑事拘留。他这个星期在老贝利刑事法院被判刑三年——他的伏法为伦敦西区的夜生活除掉了苏格兰场有史以来所记录的最危险最声名狼藉的人之一。这个黑人是个财迷，他靠牺牲白种女人和白人姑娘的灵魂来赚钱。《世界新闻》，1923年七月二十二日与此同时，英国警方展开了一系列大胆的诱捕行动，在索霍区，便衣警察接近看起来有可能贩毒的人，试图向他们购买可卡因。他们发现这些可卡因大多数来自于私下里接受贿赂的合法的药剂师。然而，随着被捕的药剂师日益增多，可卡因供应开始减少，有胆量的走私分子开始利用新方法把可卡因带到英国来。塞西尔.德.莱诺本人就亲眼目睹了一次可卡因走私活动：小船在隐蔽的埃塞克斯河口把药卸下，装进小汽车里，然后直接运送到伦敦。他说，麻醉剂来自荷兰，巧妙地伪装成雪茄货物运输。如果运麻醉剂的是条大船，药便封入防水容器里，在船开进码头前扔到船外，夜晚的时候再用小渔船打捞上来。还有更复杂，那就是把带有防水包装的货系在一大块海盐上，货就会下沉，盐完全溶解后才会再次浮上来，这时海关和警方早就走了。尽管英国警方一开始的时候打击可卡因很有效，清除了大街上的可卡因，但是这样一来，可卡因的价格就会提高，从而使得毒品走私更具诱惑力。有人问1922年逮捕的一个德国毒贩子为什么要走私毒品，他指出他在德国买的三十英镑的可卡因到了伦敦价值就超过三千英镑。随着警方的警惕性越来越高，毒贩子也设计出了新方法来绕过海关。1922年《晚间新闻》上刊登的一篇题为“可卡因走私者的惊人伎俩”的文章报道说，在最近的抓捕活动中发现，可卡因藏在鲜花，蔬菜，德国泡菜，墨水瓶，甚至是猎犬标本里（要不是涉案的女人在快要通过海关前打开了标本取出一些可卡因来给自己增强体力，她本来是可以逃之夭夭的）。与此同时，养鸟的人也在利用信鸽从欧洲中部地区走私可卡因：把可卡因系在鸽子腿上，然后放它们回英国。《晚间新闻》报道了一起把可卡因藏在木头的纪念碑模型里面的走私案子——这个计谋毫无品味，“只有德国人的脑瓜子”才能想得出来。英国人愤怒了。国会里有人在大声呼吁：一位议会成员认为，贩卖可卡因的人应该遭受鞭笞，因为“这些外国人除了这什么都不怕”。法庭对他们也同样毫不同情：一个塞浦路斯人同一年走私了“6，000剂”的可卡因到英国，他犯了个大错误，竟然试图把药卖给一个药剂师——英国仅有的几个自己可以买到可卡因的人之一。“愚蠢”似乎不是个能减轻犯罪情节的合适的理由：“我真希望我们能枪毙你，你这个流氓，”地方法官咆哮着说，接着判了他尽可能长的入狱时间。就在英国围捕伦敦的中国移民的时候，可卡因灾难横扫欧洲。塞西尔.德.莱诺1922年来到巴黎，他发现那里的“可卡因比我所到过的其他任何地方使用得都广泛”。十年前的医学杂志报道说，巴黎超过百分之五十妓女都使用可卡因。受打击最严重的地区是蒙特马特区以及巴黎周围的夜生活区：豪尔区，拉丁区和香榭丽舍上的几个非常时尚的场所。从巴黎警方1920年的记录可以看出，他们在巴黎没收了70公斤的纯可卡因，但是直到1924年，全国禁毒小分队只有八个人。西班牙也遭受了打击，警方报告说，巴塞罗那和马德里出现了专门的“可卡因瘾俱乐部”。比利时也同样，当地的医生报告说可卡因服用者清楚地分为四类人：知识分子，身体有病的人，精神不稳定的人，和那些从事卖淫行业的人。在意大利，情况还要严重，一家主要精神病院的主管在1920年提醒人们提高警惕，因为由于可卡因造成的偏执妄想症，导致了入院人数大幅增长。这也许并不令人吃惊：正如他指出的那样，这时的意大利人认为，一天用上五克可卡因才算时髦。德国人也有了麻烦。因为无法保证一直可以获得充足的古柯供应，整个一战期间德国都在囤积可卡因。现在的德国筋疲力尽，负债累累，还要支付数额巨大的战争赔偿金。德国国内的黑市火爆；金融上的萧条和精神上的压抑使得人们必然会寻找某种能让他们轻松点的东西来调剂一下。囤积的可卡因开始神秘地消失——结果只是出现在大街上。从一条记录上可以看出，直到1920年非法的可卡因还可以在药店买到，不需要任何处方，量大到一次卖出一公斤。毒贩子买上大量的可卡因，掺入大量的杂质，然后按照其实际零售价值的七倍或是八倍的价格在大街上出售。精神病诊所一直在加班加点，因为有很多看起来很健康的德国青年由于可卡因引起的偏执妄想症而入院治疗，究竟有多少人，至今无人知道。一家德国机构从1916年到1921年因可卡因中毒而接纳的入院人数猛增了近百分之一千。就连瑞士也出现了问题。自从1916年军队开始撤退回国，后面就很快跟上了依附者——巴黎的妓女，她们还把吸毒的习惯带到了瑞士。瑞士精神病学家汉斯.梅尔在他1926年出版的经典之作《可卡因上瘾》中研究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瑞士可卡因上瘾的程度，描写了一百多个严重的上瘾病例（他曾经亲眼目睹了他的一个病人一个夜晚竟然服用了十九克的可卡因！）他注意到，今天的可卡因瘾君子所遭受的所有常见的症状，包括鼻炎，鼻孔之间的隔膜穿孔（最早的记载出现在1904年；“用鼻子吸”可卡因的方法可能在二十世纪之交开始于穷人当中，因为穷人买不起上层社会极其迷恋的注射器），以及心脏不适。他饶有兴趣地发现，正如多年以前的印第安人早就说过的，以及曼泰加扎在1859年提到的那样，可卡因的的确确对提高肌肉的能力和耐力具有耸人听闻的效果：在可卡因的作用下，个体能够具有相当的平衡和杂技本领，而这种本领需要他们的肌肉具有正常状态下他们无法达到的紧张度和灵巧性。我的一个病人完全处于幻觉中时候，能够像只猫那样灵巧地爬上一栋多层楼房的前墙。《可卡因上瘾》汉斯.梅尔，1926第二部分 专利药，蛇油与性 第29节 黑人，中国人, 苦力和英国人(5)梅尔对一种特殊的可卡因副作用特别感兴趣：幻觉。弗洛伊德的朋友，阿恩斯坦.冯.弗莱舍尔马克索夫是第一个体验到奇怪的幻觉的人——他感觉到有蛇或是昆虫在他的皮肤下面爬。产生幻觉的不只是他一个人。人们很快清楚这是可卡因中毒常见的一个显著特点，人们给它起名字叫马葛南综合症——这是以曾经在1889年研究过这种病的一个法国医生的名字命名的——不过人们更熟悉的是它在街头巷尾的名字：“可卡因虫”。一个德国医生路易斯.莱文报道了使用可卡因的人在妄想之中会怎样试图消除这些触觉上的幻觉：外围神经的不正常感觉会导致病人相信自己的皮肤下面有动物。这样导致的结果往往是病人为了清除身体里的异物，会造成自我伤害，而且在虚假的主观印象影响之下，还会伤害他自己的家庭成员。一个女人为了杀死“可卡因虫”，用针刺伤了自己。一个男人忍受着胳膊和双脚产生阵痛和疼痛感，以为自己正在遭受电刑。他认为自己可以看见连在自己身体上的电线。《梦想国》，莱文，1924马葛南本人也报道了许多自我伤害的病例，其中包括一个商人，他遭受着：视觉幻觉（病人身边所有的物体似乎都在动），听觉幻觉（他每天夜晚都会听到可怕的敲门声），和触觉幻觉（他感觉自己的舌头上爬满了黑色的虫子）——他会看见跳到的黑影，感觉一群蜜蜂围着他，还有一只海龟给他打手势。在他看来。所有这些物体，包括马和狗在内，看起来都比实际生活中的小。他声称自己不得不呼吸一种闻起来很污秽的气体。不时有人拍他的肩膀，陌生的躯体还会爬上他的皮肤——他把针，钥匙和刀子插入自己的肛门，为的是——像他说的那样——呼吸一下，因为他的身体里充满了气体。——马葛南，1889，引自《可卡因上瘾》梅尔，1926在上瘾程度不那么严重的人身上，可卡因产生的妄想没有那么严重：梅尔发现他的比较有技术头脑的病人吸了毒精神恍惚之际，一般会把时间花在发明不同寻常的机械机器和小机械上。他的一个病人设计了一个复杂的机器，可以在战场上把他的敌人一扫而光。其他许多病人一次又一次解决了永恒运动的问题，等到药劲儿过去了，发现他们只不过是在纸上涂下大堆的胡言乱语罢了。“一战期间”，梅尔指出，“法国战争部收到了可卡因瘾君子们幻觉之中研究出的大量方案。”可卡因甚至还对苏联造成了伤害。一战之前，这个国家一直是个可卡因消费大国——一位俄国科学家瓦西里.冯.安瑞普是可卡因作为局部麻醉剂的未被承认的发现者，另一位科学家瑟格.科洛米尼因为用药过量造成了第一起可卡因死亡事件。但是可卡因并不仅仅只作专业用途。一份佚名手稿“可卡因的小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出现在一份巴黎流亡者的杂志《数字》上，它证实了莫斯科中层阶级曾经大量把可卡因用作娱乐用途（后来有人宣称这份手稿不是真的）。与此同时，莫斯科刑事机构在十月革命过后不久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这些机构里充斥着染上毒瘾的人，其中大多数是妓女。出于某种原因（也许是因为革命期间的营养不良，或是物资奇缺，导致可卡因的“裁切”率越来越高），这些人鼻粘膜穿孔的比率比西方要高得多。据报道，这种情况在俄国军队中尤其常见。但是没过多久，苏联社会的毒品上瘾水平迅速下降。可卡因在苏联消失的原因很简单：暴力手腕，政治阴谋和镇压一起发生作用，保护新生的苏联免受可卡因之灾。正如西方二十年后发现的那样，毒品上瘾——同失业，无政府状态和宗教冷漠一样——只有通过天翻地覆的社会剧变才能得到真正有效的治疗。自从现代意义上的非法毒品中毒到来之后，滥用非法毒品真正的达到最低潮是在二战期间。在那之前，服用可卡因是整个欧洲以及远至澳大利亚和埃及都十分熟悉的消遣方式。然而如此巨大的可卡因世界市场需要与与之相应的巨大的可卡因供应。这些可卡因来自何处呢？这个罪魁祸首就是德国，至少一开始是。俄国的可卡因产业由大约十个公司组成，全都座落在法兰克福八十公里的范围之内。这些公司里最出名当然是默克公司了。早在1910年，它每年就大约产生5，3000公斤的纯可卡因——百分之七十五用于出口。在战后的不安情绪与毒品上瘾增多的影响下，你可能会以为德国人会放慢其可卡因生产的步伐。事实上恰好相反。可卡因在世界市场上是价值极高的一种产品，也是少数几种能够赚取硬通货的产品之一。德国人大大提高了可卡因的生产。在一次又一次的非法毒品没收中都在装有可卡因和海洛因的容器上发现了标有德国制药生产商的商标和标志。1925年的前四个月，光是德国一个国家就向瑞士出口了超过1，500公斤的吗啡，554公斤的海洛因和516公斤的可卡因。但是这些麻醉剂要到达的最终市场显然比瑞士远得多：这么多的海洛因足够供应瑞士合法的医疗需要再用上一百五十年。德国这一招很聪明。尽管所有的国家都不得不认可海牙协议，仍有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慢一点。瑞士就还没来得及认可它——所以通过瑞士运输麻醉剂并不违法。到瑞士后这些药再前往何处，那就谁爱管谁管了——反正德国已经赚到了钱。当瑞士不得不遵守新的国际禁毒法的时候，这个漏洞便堵上了。不过没过多久，又出现了其他的漏洞。从1921年开始，国际社会引进了一种新的系统来监控危险药物的国际运输。这个系统要求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具有进口和出口证明。出口可卡因之前，买方需要向卖方提交一份证明，说明你出口危险药物已经获得了法律许可。卖方国家要证实这份证明是否真实，然后提供这批药物所附的他们本国的出口证明。交易双方都必须的他们的药物交易进行精确的记录。人们希望，这样一来，只需要查阅这些记录，就可以追踪到世界上一国与另一国之间的国际毒品运输而不至让这些药不知所终。不幸的是，这个系统实际上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从一开始，禁毒协定就只规定了一定数目的化学物质为非法药物。聪明的毒贩子意识到，只要把毒品转化成其化学变种，就根本不需要什么国际证明。可卡因和海洛因被伪造成不违反法律的形态，公开运输到世界各地，等到达了目的地，再转换成海洛因和可卡因。一家著名的瑞士药物公司的一桩生意轰动一时。它交易的是一种显然无害的叫作乙酰基丙酰吗啡的化学物质，直到1928年才有人指出，这种物质很容易就可以转化成吗啡。瑞士方面知道这种化合物并不违法，干脆把它邮寄到市场国。另一种绕开国际规定的方法是把可卡因从制造商那儿直接运送到该制造商在购买国设立的跨国子公司那里，而不是运送到购买者那儿。这样一来，可卡因尽管到了国外，可是仍然——从技术上讲——属于制造国的财产。这样就不需要任何进出口许可证。可卡因一旦到了国外，当然就进了当地的黑市。对这种走私行为的量刑很宽松：1925年在汉堡逮捕的一个贩毒集团承认他们在过去的两年里把“成百上千”公斤的可卡因转移到了世界各地。这个集团里只有一个成员被判监禁：入狱一个月。渐渐地，随着国际立法和警方执法日益严格起来，此类的漏洞都被堵上了。不过最大的一个漏洞还是运行了近十年。1928年在鹿特丹城对一艘货柜式货船进行突袭搜查中查获了六十公斤的可卡因，这是第一次有迹象表明实际存在着一个会制造各种各样麻烦的庞大的国际走私组织。在调查过程中暴露了一个情况：形形色色的国际制药工厂都发现荷兰尚未认可有关麻醉剂进进出口证明的国际协定。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只要通过荷兰，危险药品交易合法起来。这六十公斤的可卡因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据披露，一家特殊的荷兰公司，即鹿特丹附近的波苏姆的那顿化工公司，在仅仅十八个月的时间内运送了850公斤吗啡，3，000公斤海洛因和90公斤可卡因——直接进入黑市。1927年，一家瑞士药物公司罗斯勒.费尔斯公司通过那顿化工公司运输了4，349公斤的海洛因。该年度全世界海洛因的合法市场也不过是1，700公斤。毒品运输的数量令人震惊：国家联盟秘书处总结说，从1924年到1929年的四年间，光是通过那顿公司直接进入黑市的可卡因就超过六吨。那顿化工公司大多数的非法交易的路线都通过日本且经过中国。档案研究表明，从那顿公司运往日本的可卡因——据推测是为了供应国际上不同的分销商——被邮寄到中国上海连续编号的邮局信箱里，然后再进一步转寄。所有这些邮箱都用的是同一个地址，属于同一家公司所有。这些荷兰人一直都很狡猾。这个“世界毒品交易中心”完全用繁琐的官僚作风把自己包裹了起来，如果有案子上了法庭，也能设法证明那顿化工公司没有违反任何荷兰法律。只是在国际社会的沉重压力之下，荷兰最终从停止了毒品交易。这个时候，就连荷兰人也意识到可卡因是坏消息：有证据证明荷兰人在尝试自己的产品，全国到处涌现出了可卡因瘾君子，荷兰政府惊恐万状地读到，医学杂志报道说——震惊，恐惧！——可卡因竟然导致男人发生双性恋。国际立法上的最后一个漏洞也堵上了。然而最大的毒品贩子只不过才刚刚开始采取行动。日本，尽管它参加了所有的反对可卡因的大大小小的会议，签署了所有的协定，还是要实施它自己的计划。日本一开始是从德国和英国获得可卡因，但是一战爆发后，政府担心日本帝国的这种珍贵的药可能不够用。为了保护可卡因的供应线，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古柯种植园和精炼厂。日本开始在台湾种植古柯，还一直观望是否有机会购买荷兰人在爪哇的种植园。在国际社会进行禁毒立法后，这些种植园很快失去了价值：因为反对古柯的立法已经产生，可卡因的合法市场太小，不足以维持这些种植园。爪哇的古柯庄园主开始出现了亏损。他们便把种植园卖给了日本人。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年可以生产超过1，500吨的古柯——足以制造出15吨的纯可卡因。日本人开足马力增加生产。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南美洲购买土地（他们单是在秘鲁的种植园就最终达到大约3，000平方公里），在冲绳和琉璜岛播种新的种植园。然而，美国制药巨头派德公司的名字再一次出现：日本在古柯种植和可卡因提炼方面的专家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科学家，名叫高峰吉丈，他在1901年成为第一个分离出了荷尔蒙肾上腺素的人。此后他在派德公司——世界第二大可卡因制造商——工作，掌握了可卡因产业化生产的所有各种秘密。他带着所有这些知识回到日本，为一家名叫“三共株式会社”的日本制药公司充当顾问——这家公司碰巧一下子变成了日本最大的可卡因制造者之一。毫不令人吃惊的是，继日本对可卡因贸易的大量投资之后，这家公司很快成为国际可卡因生产名单上的头号厂家。国际权威很快清楚地认识到，日本正在进口——而且还在生产——多得它根本就用不完的可卡因。日本1929年对外宣布的可卡因产量为320公斤。而他们实际生产的可卡因超过100吨。这些可卡因都到哪儿去了？正如英国人许多年以前发现的那样，日本人发现，中国大陆构成了一个近乎无限的上瘾药市场。因为英国最终减少了同中国的鸦片贸易量，日本便插进来把鸦片生意接了过来。他们还开始向中国人兜售另一种他们不太熟悉的麻醉剂：可卡因。也有人指出，最先把可卡因引进中国的是传教士，因为他们听到有谣言说可卡因可以用来戒掉鸦片瘾。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的可卡因消费倒是可以归咎于美国的制药公司派德药厂，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它最先在《治疗学学报》上泡制出了这个神话。不管把可卡因引进中国的什么人，中国很快就加入了世界其他国家的行列，成为了可卡因消费国，而日本则乐不可支地成为供应者。这一贸易背后的许多公司都属于国有公司。三井公司和三菱公司便是其中最大的两家公司。他们直到今天仍然跻身世界最大公司之列。非法向中国贩卖可卡因和鸦片赚来的钱可不仅仅是额外的红利。日本在1931年侵占了中国一大块广阔的土地，占领了东三省，建立了日本领地满洲国。中国此刻正在经历一场残酷的内战，而日本的财产必须得到保护，所以大量的士兵驻扎在了那里。在这样的一个外国国家维持一支军队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世界股票市场1929年已经崩溃，外汇大量短缺——这样一来，毒品交易似乎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理想办法。第二部分 专利药，蛇油与性 第30节 黑人，中国人, 苦力和英国人(6)很快，日本在中国领地上的收入的唯一真正来源便是毒品。根据日本二战以后的说法（当时他们在纽伦堡接受审判），中国的毒品贸易非常普遍，以至于等到他们到达的时候，他们想躲都躲不开。当然，中国的许多军阀本身都是靠向自己的军队出售麻醉剂发了财，包括蒋介石本人——国民党头子，后来的台湾总统。由于日本国内的政府在二战前的酝酿时期逐渐被军方夺去了权力，所以军方获得了掌握海外驻军的控制权，向中国人出售毒品便成为军方的头等大事。日本在的这种非法可卡因交易活动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弄清楚。尽管如此，他们的交易量足以大到令太平洋西南战区的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大感震惊，以至于要求美国的联邦麻醉剂专员哈瑞.安斯林格在对日作战取得胜利之后派出一队人马前往中国处理相关事宜。安斯林格的人马队这次行动的规模之大非常吃惊，而非法的麻醉剂交易也是日本在纽伦堡受审时要面对的指控之一。不难看出，日本政府支持这种贸易，可卡因经常（有时甚至用战船）从生产中心运往中国。他们最后干脆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麻醉剂生产工厂，以便节约成本和毒品的运输时间。一开始的时候，美国和欧洲的麻醉剂立法者还在对日本显然过于庞大的可卡因和鸦片消费量感到迷惑不解。然而很快，没收的走私可卡因揭露了事情的真相。这些毒品开始出现在亚洲地区，包装在上面印有日本制药公司名字的日本制造的盒子里。再没有什么地方比在大英帝国的珍宝——印度——发现这些盒子更能制造恐慌的了。印度从1883年起一直在尼尔吉里山区种植古柯，每年从马德拉斯向英国出口约1，800公斤的古柯叶子进行加工。然而印度的可卡因不是印度古柯的产物——先是从德国，接着是从日本走私进来的。有传说认为，滥用可卡因的现象最初于1886年出现在丙戈尔省的巴噶尔博尔，当时富有的地主开了些可卡因治牙疼，发现这种药具有让人愉悦兴奋的作用。服用可卡因的习惯很快沿着广阔的铁路网络蔓延到整个大陆，最后出现孟买，加尔各答和德里的贫民窟。印度可卡因消费的主题与伴随着世界其他地方可卡因消费的主题完全相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同一出版物摘录下来的简短的报道就可以看出。先是性：在印度，人们发现大多数的受害者都错误地认为可卡因能够大大提高性交的快感——接着便是犯罪：要是说绝大部分的侵占他人财物的犯罪都是那些习惯性沉湎于可卡因而不可自拔的人犯下的，这并不是夸张——还是同英国一样，可卡因常常是女人服用的东西：在撒哈兰普，有些女人们常常到曼达尔（寺庙）去进香。她们内衣里有个秘密的小口袋，里面放着装有八分之一打兰可卡因的小瓶，到寺庙出售————《可卡因及其败坏道德的作用》，AP巴尔嘎瓦，1916到1902年的时候，据当地的一名医生凯拉丝.羌德.鲍斯的说法，可卡因夺去了大批加尔各答人的生命。鲍斯非常担心——有那么多的人染上了可卡因瘾，他说，很快政府就不得不给他们修建酒鬼收容所。他举了几个自己收治的不幸病人的例子：——H，29岁，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说话没有头绪。他极其害怕遭到警察追捕，这种恐惧让他发狂。在大街上漫无目的闲逛的时候，如果他看见任何白色粉末，便会小心地拾起来放在舌头上咽下去，然后说这不是他想要的东西。他现在完全靠别人的施舍生活。——《英国医学杂志》，1902年六月二十八日《英国医学杂志》刊登了这个悲剧性的报道。“如果这种邪恶要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理的话”，它认为，需要采取“制约措施”。这个问题特别难以控制，因为它太普遍了：所有的印度社会阶层都服用可卡因，富有的上层世袭阶级出于一时兴趣服用它，处于社会下层的最底层的穷人从街上买来信封装着的称为“里发发斯”的毒品，靠服用它来解除饥饿感。也许可卡因蔓延得这么快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人们总是把它同槟榔——全国上下都喜欢嚼的一种常见的轻微的兴奋剂——放在一起嚼。加一点点的可卡因会使得槟榔嚼起来的效果格外好——还令服药的过程不至于让人们感觉太陌生。可卡因常常作为槟榔卖给富人家——家里人发现这东西让他们感觉这么好，马上就会订购更多槟榔。据估计，大城市里每一千个居民中就有五到十个人染上了可卡因瘾，而德里城的这个数字高达每千人二十个瘾君子。然而问题比任何人认识到的都要普遍。印度并不是唯一一个感受到可卡因灾难的国家：缅甸也受到了严重影响。缅甸国产税署的一位负责人解释了为什么这些可怜的人会服用可卡因：这些不幸的可怜人有了几个铜板，知道这点钱不够他吃上一顿像样的饭，于是买上一小包看上去毫无害处的可卡因，混上一点点人们同槟榔一起嚼的石灰膏，把混合好的东西涂抹在牙龈上，慢慢地咽下唾液。对食物的渴望不翼而飞；一种很舒服的温暖的感觉弥漫在他虚弱的身体中；他感觉自己现在什么都能干——可卡因比鸦片或是吗啡的力量都要大；药劲儿过后的痛苦的感觉也更加尖锐；当了可卡因的奴隶，便成了真正的奴隶。它所带来的伤害之大，以及它会夺去人的生命的必然性，都的的确确令人胆寒。《印度和缅甸的毒品走私》，安德森，1922英国当局对东方的可卡因消费极其担忧。种族主义再一次起了作用：如果英国或美国受过良好教育的西方白人都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毒品消费，那这些不识字的土著又能怎么样呢？《英国医学杂志》认为“东方种族特别容易对神经镇定剂上瘾”。《泰晤士报》同意它的说法，还警告说可卡因只要三个月就能夺去一般印度人的生命。英国当局开始积极追捕拉加帕特的可卡因贩子，并详细统计整个大陆突击搜查情况。他们的一份原始报告今天还保存在大英图书馆的东方和印度官方收藏部里。1912年到1913年的记录表明，单是孟买就没收了大约67.5公斤的可卡因。丙戈尔省查出了多达169感觉可卡因——光是加尔各答就占了154公斤。缅甸紧跟其后，查出了78公斤可卡因。直到1930年，印度当局估计他们查出的可卡因还不到非法进入印度的可卡因总量的百分之二点五。如果这个数字准确的话，我们可以推测出加尔各答一年大约要消耗掉近6，000公斤的可卡因——如此大的数目，使得可卡因在印度大肆流行，成为上个世纪没有宣布的大灾难之一。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时候，据估计有二十五万到五十万印度人定期服用可卡因。然而单凭统计数字揭示的东西还是很有限。即便是在今天，毒品专家们还在费尽心机想要估算出每年实际上使用了多少可卡因。不过新闻报道中的脚注还是揭示了当局的担忧：我很遗憾地报告大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非法可卡因交易有所减少——毫无疑问，我们的许多大城市存在严重的可卡因上瘾现象；只要瘾君子还有需要，就会找到现成的代理人心甘情愿地满足他们的需要，并通过非法交易牟取暴利。在我看来，除非文明世界施加公众舆论的压力，迫使国际社会对这种危险药物的生产和销售进行控制，否则的话，这种交易是永远无法彻底根除的。人人都知道，从可卡因的主要生产中心达姆斯丹[默克公司的老巢]到法国，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存在大规模的广泛的毒品走私。——《联合省份报道》，1921到1922年，从文件中的一个注释可以看出，查封的可卡因产地不再主要是德国，而是变成了日本，不断出现的脚注还证实了当时可卡因急遽膨胀的价格：合法可卡因的售价是一盎司30卢比，它在黑市上的价格高达150.200卢比。尽管查获的可卡因数量从1912年的322公斤下降到1936年的59公斤，这仍然只代表了毫发无损地进入黑市的可卡因的实际数量的极小的一部分。日本对印度的可卡因贸易达到了如此猖獗的程度，以至于英国内务部在1930年派J斯莱特里先生，勋爵，到远东区调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的秘密报告现在还放在英国皇家植物园的国家档案局里。斯莱特里发现，走私分子转移的大量可卡因上都标有富士鹤，佛或是大象的商标，但是这里面没有一个是得到承认的生产商。有两次没收的可卡因上还贴有已知的诸如“保灵曼”之类的德国制药厂家的商标，但是这些都是很容易辨认的假货，因为上面的单词都拼错了。这些给斯莱特里明显的印象是，这些可卡因都源于日本，但是他从日本当局那里却无法获得任何帮助。当我提出这次到日本访问的问题，并表示自己的调查不会超出询问的范围——日本政府——表现得一点也不热情——每一个案子得到的回答都是，关于这件事，我们没有任何发现，你们提供的细节不充分，不足以作为调查的起点。《J斯莱特里先生的报告》，国家税务总局，1931即便把特定的非法毒品交易活动的详细情况递交给日方，他们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1926年在香港的一次查获毒品的行动逮捕了一个这个毒贩子，从他的小屋里搜出了一系列的电报，都是发给神户的一个叫伟基的家伙，或是从他那里发来的。所有这些电报都同可卡因交易有关。可是伟基的详细资料交给日本政府后，他们竟然奇怪地找不到他。可笑的是——他的电报还在不断地发过来。其他调查线索也同样被斩断：斯莱特里把一份印有富士鹤的可卡因包装纸拿去让人分析一下纸是谁制造的。他得到消息说这是日本的富士公司制造的，打包的线也是日本产的，这个情况后来确认是准确的。他把这个情况提交给日本当局，对方竭力告诉他说富士鹤公司和日本没有任何关系，包装纸可能来自任何地方。当听说印度大街上出售的可卡因掺假掺得非常厉害时，他们很认真地告诉他说那不可能是日本货，因为日本只生产百分之一百的纯可卡因。还有其他日本进行可卡因交易的证据，例如一个日本产的橡胶包里装满了可卡因，上面还有三共株式会社的封条，日本方面都宣布说是“假的”。接下来日方领着他去参观一家可卡因工厂。后来发现那不过是几间肮脏的屋子和一个上了锁的仓库。这个地方的大小似乎只能证明它只能生产少量的可卡因。斯莱特里对此并不惊奇：“我不相信他们领我看的工厂同可卡因生产有任何联系”，他写道。在一家新闻单位披露了日本在大连查获的一起价值470，000英镑的毒品案后，他要求得到更多的信息。大连的警察局长告诉他说这个案子其实是在大阪查获的，但是当他赶到那儿去调查时，根本没有任何人听说过这个案子——他们说，其实这个案子是在神户查获的。不出所料，当他赶到神户时，也没有任何人了解任何情况。最后，他被这个国家无休无止的官僚主义弄得筋疲力尽，只好放弃调查回家去。目前为止，我从日本内务部的朋友那里几乎没有得到什么信息；但是我在那儿的受欢迎程度已经渐渐消耗殆尽。他们借口工作压力大，问我打算什么时候离开日本；我最后一次会面的时候，他们还叫走了译员，因为有人说别的地方需要他——就主动提供信息或是其他形式的合作而言，我对东京，神户和大阪警察局的采访证明完全是在浪费时间——《J斯莱特里先生的报告》，国家税务总局，1931再回到印度来。尽管英国中央情报部在印度建立了专门处理可卡因问题的分支机构，印度当局逮捕这种秘密交易背后的罪犯还是有困难：很少能抓到罪行贩毒重犯，因为他们的毒品交易总是隐藏在其他——合法的——生意背后。同今天的情况一样，被逮捕的参与可卡因交易的一般都是低层次的走卒和中间人。真正的参与者很少暴露身份，他们会保证自己的双手干干净净。缅甸的国产税署发现，贿赂和腐败的手段大大便利了大宗的可卡因运输，许多的可卡因没收案件都是毒贩子自己安排的——少量的“缴获物”使得情况看起来好像是人们在反对可卡因的战斗一直在取得胜利——这样执法机关就不会加大打击的力度。但是可卡因走私进入的国家不仅仅只有印度。隐藏在外国与政治部1922年的秘密报告里的一份档案里提到一个案例，讲的是警方抓住一个名叫西特兰姆.桑巴特.劳.吉克沃的印度公民把近一公斤的药用可卡因走私到英国来。吉克沃以200英镑的价格在维多利亚车站向一名便衣警察兜售可卡因，从而成为苏格兰场较为成功的可卡因诱捕行动的一名受骗者。外国和政治部对这个案子感兴趣，不仅仅因为它牵扯到一名印度公民，还因为这个人是个VIP（重要人物）。文件里的第一项包括路透社报道这个案子的一则新闻剪报，后面还跟着一个手写的问题：“这个人真的是巴鲁达的吉克沃的亲戚吗？”有人在下面草草写到，吉克沃其实不是“巴鲁达的吉克沃”的亲戚（他们指的是巴鲁达王公）。二十个签名证明事实如此。下一页上有一则新消息。同王公讨论之后，发现吉克沃其实是王公的侄子，是个“交了坏朋友”的高级律师。又有二十个签名证明事实如此。无疑，吉克沃的皇室背景可以解释他被捕时彬彬有礼——当时的一家报纸报道说，当清楚意识到自己成为警方诱捕行动的受骗者时，他出语不凡：“噢，你是警察。可真不走运。没关系，我能理解。”判他入狱六个月。第二部分 专利药，蛇油与性 第31节 步入低谷------但并未销声匿迹(1)除了中国和印度，国际社会在禁止非法可卡因贸易方面所作的努力还是相当的成功，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时候，服用可卡因作为社会消遣方式的现象已经很大程度上消失了。报纸仍然定期吹嘘又一次的可卡因突击搜查行动，或是报道又一个麻醉剂狂死亡了，然而这些文章大多是警方的公关努力——查获毒品的消息会令他们竖立良好的形象。这不是说警方的活干得不好：到1928年的时候，美国所有的联邦监狱里的犯人有三分之一是因为违反了哈里森法案入狱的。吸毒者进了监狱，这一劳永逸地证明毒品会驱使人们犯罪。不管怎么说，如果这些人不是罪犯，那他们呆在监狱里干什么？这是个事实上存在的观点，它证明了犯罪行为和吸毒之间所有更深层的联系都是正确的。没有入狱的吸毒者也被监禁在为瘾君子们新建的机构里。这种地方与其说是戒毒中心，不如说是军方的新兵训练营。自然没有谁非常渴望到那儿去。但是可卡因从大街上消失，并不仅仅是因为警方的干预。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出现了安非他明——这是一种价格便宜，合法，显然还很安全的兴奋剂，实际上具有和可卡因一模一样的功效。安非他明插了进来，取代了可卡因，而且既然使用它不违法，那警察就给自己找点别的事干干。在美国，大麻成了他们的新目标。到三十年代的时候，纽约市长委员会总结说“可卡因作为上瘾药已经不再成为一个问题”。这个委员会说得对：可卡因上瘾的问题的的确确很大程度上消失了——在大西洋两岸都消失了。在英国，据报道，吸毒的问题到1924年的时候就“逐渐减弱”，从记录上看，1921年到1925年间宣判了230宗与可卡因有关的案子，接下来的四年里这个数字下降到只有27宗。在如此严厉的刑罚之下，极少量的吸食可卡因的行为都非常隐秘，以至于七十年后，我们唯一能找到的有关吸食可卡因的资料，只有当时的流行文化提及的只言片语。当时的流行歌曲记录下了公众对可卡因的态度：孟菲斯陶瓶乐队1930年的一首歌“可卡因瘾蓝调”里唱到“——可卡因瘾非常坏——我所有瘾中它最最坏”。利德贝利曾录了一首“热舞之歌”，最初的歌词是这样的：可卡因是给马用不是给人用的；医生说它会要了你的命，就是不说什么时候要；唱吧甜蜜宝贝，甜蜜宝贝，芳心归我好不好吗？让我吸一点吧。另一首传统歌曲“可卡因莉尔”记录下了同名女主人公的命运：一个冰冷的夜晚她去参加白雪聚会路上她吸了一点儿马上就容光焕发。嘻嘻哈哈的麦吉和醉醺醺的斯里姆还有坎纳克.里兹和颜西.吉姆。早上三点半的时候大家全都像棵圣诞树似的精神焕发，于是莉尔回家躺到了床上；她又吸了一点，这下可要了她的命。他们给她穿上可卡因衣裳抬了出去：她戴着顶雪鸟的帽子插着朵鲜红的玫瑰；在她的墓碑上你会看到反反复复的这一句：“她虽死犹生——一直都在吸可卡因”。加里.戴维斯的“可卡因”是这么唱的：“你们所有人都应该学我——喝点冰凉的威士忌，别搭理可卡因”。（这一段合唱部分的另一段歌词提到的是另一种人人皆知的现象：“可卡因：我的粘膜已经成为回忆”）。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不光记录可卡因的危险性的歌，而且还找到了说它日益稀少的歌：“大步流星到纽曼先生那里，看到门上有块牌子说‘不再出售麻醉剂’”，“孟菲斯陶瓶乐队”这样唱道。其他许多艺术家都录制了这个曲子，或是其他类似的歌，有的歌名里干脆用上了“可卡因”和“搬家工”的字眼。一首歌是这么唱的：我大声喊我的康拉，嗨.嗨，她抽搐着鼻子出来，鼻子疼极了——医生发誓说再也不卖可卡因给她了。科尔.波特的“你给了我快乐”（1934）里面最初有这么一句“有的人从可卡因里得到快乐”，很快就改成了“有的人从西班牙买到了香水”。还有些歌是拿吸毒者开玩笑的：1938年那首经典的“乞丐米妮”刻画的就是歌名里提到的米妮“爱上了一个名叫烟鬼的一文不名的家伙/尽管他吸可卡因她还是爱他”。到这个时候，吸食可卡因显然已经被视为同伴身上不太受欢迎的特点了。流行文学中也出现了对可卡因负面形象的描写：普鲁斯特在1928年的作品里描绘了几个堕落的人在同性恋妓院使用可卡因的故事，其中一个人物维克提斯.德.圣菲阿西因为可卡因而毁了容；让.考克多写到有人试图用可卡因来自杀。纳博科夫在他的短篇小说里清楚地描写了吸毒行为，并指出，这篇小说曾遭到编辑的拒绝，因为“我们不出版有关吸食可卡因者的故事”。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她的惊险小说里也不时提到吸食可卡因的人：一般是讲有钱的老太太为了毒品抛弃了一切。桃乐丝.赛尔丝描写了一宗有关可卡因的国际阴谋，最后导致悲剧和死亡。雷塔.伯克在《亲爱的毒品》里继续了这个潮流，描写女主人公克莱尔哀求男朋友罗伊说“给我点毒品吧，亲爱的！给我点可卡因吧！”，后来每个人都染上毒瘾死去。这些描写加深了公众对可卡因的负面认识。在美国，“毒品”这个词以前指的不过是任何类型的麻醉剂，现在有了新的含义。很快，“吸毒者”成为人们经常使用的词语，最终“毒品”这个词本身变成了“傻瓜”的同义词——因此《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里才会有个叫“糊涂蛋”的。然而，可卡因危险的一面再加上它越来越罕见的事实，更为它增添了某种有悖情理的神秘色彩。可卡因——罕见，危险，却又惟我独尊——总是能够吸引社会上的某些人：不但吸引严重依赖毒品的瘾君子，还吸引附庸风雅放荡不羁的那类人，以及心怀不满的见识不及金钱多的上层社会的人。欧洲就是如此。我们在柏林或巴黎的大街上很少听说跟无家可归的堕落者有关的事，却听到大量跟颓废的贵族进行狂欢和欧洲皇室稀奇古怪的性癖——包括他们对可卡因的使用。也许这些谣言有点道理，不过它们也许只不过是今天仍然非常常见的《嗨！》杂志综合症的一部分：总是认为富有又漂亮的人钱多得不知道怎么花，就一定琢磨着干些肮脏的勾当。真正琢磨着干些肮脏勾当的一群富人是纳粹党。过去的三十年里一直又报道声称德国纳粹的高级将领特别偏爱可卡因。据说赫曼.戈林是个专职瘾君子，也有谣言说鲁道夫.赫斯1941年飞到英国的时候吸食了可卡因。有人推测，德国统治结构从上到下各个阶层都存在吸毒现象。这种说法有多大真实性？有几分吧。没有证据表明戈林吸食可卡因。但是他是个吗啡瘾君子，他的吗啡瘾非常严重，以至于他在纽伦堡受审的时候，一天需要服用一百片的二氢可待因。虽然指控他使用可卡因的说法不成立，他似乎还是很有可能在周期性的突击节食期间使用兴奋剂（他体重严重超标）。比如说，他在1939年初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内减了十八公斤，这很可能是使用安非他明或是可卡因。不可否认的是，他也可能是通过体育锻炼或是节食减的肥，但你要是对他的性格略有所知的话，就知道这不太可能。这一点我们永远也不会清楚。赫斯的情况同样不可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1941年的那个夜晚降落在苏格兰的时候吸食了可卡因。这么说，这些证明纳粹吸毒的证据似乎都有误了。只有一点除外。我在浏览有关第三帝国的各种各样的书籍，试图证实有关戈林和赫斯的谣言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本题为《阿道夫.希特勒的医疗记录薄》的书。这里的证据证明的不是纳粹统治的高层使用可卡因，而是它的最高层——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对可卡因颇为青睐。希特勒毫无疑问是使用安非他明的。据他的贴身男仆海因茨.林格（二战后接受了审问）说，希特勒的私人医生，提奥.默拉雷斯医生每天早上都会给他打一针“维生素”。打针之前希特勒睡意正浓；打针后他非常警觉，充满活力，急着要起床。显然这实际上不是维他命针剂，而是“兴奋剂”。随着战争的继续，元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赢不了，便越来越频繁地找来医生给他打针。亨瑞契.希莱姆发现这些针在希特勒身上几乎具有神奇的作用，他打完针就变得极其精力充沛，他的另一个内阁成员也谈到他打完针变得“高兴起来，话很多，还能一直熬到深夜不犯困”。到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希特勒一天要打上两到五针。他间或还服用一些特殊的兴奋药片，分析后发现是“博维丁”——一种牌子的甲基安非他明。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希特勒服用的甲基安非他明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他夜晚睡不着觉，不得不靠镇定剂来帮助他入睡。用这些药的结果是，早上要喊醒他极其困难（联军在诺曼底登陆那天德军反应迟钝，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唤不醒希特勒）。但是这些药还有其他的副作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希特勒可是出现安非他明中毒的迹象：发抖，易怒，失去理性。希特勒非常有可能在服用安非他明期间穿插服用可卡因——一种几乎具有相同的作用的麻醉剂。要是考虑到1944年后他的医生曾不择手段的帮他戒掉安非他明这一情况的话，这种猜测就更可信了；因为戒掉安非他明的一种方法就是用可卡因来替换安非他明。不过，证明希特勒使用可卡因的真正证据来自希特勒的另一位医生，厄文.吉埃森医生。他曾在1944年七月克劳斯·冯·施道芬堡的暗杀行动失败后给希特勒处理伤口。吉埃森是个耳鼻喉科专家，希特勒抱怨说嗓子疼的时候给他用了百分之十的可卡因溶液。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只除了一点：吉埃森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希特勒非常喜欢可卡因疗法，即便在他喉部的问题消除了之后还要求继续使用它。事实上，希特勒要求使用可卡因的次数非常频繁，以至于吉埃森不得不专门警告他不要再使用可卡因，以免上瘾。吉埃森最后干脆拒绝给希特勒增加使用可卡因的次数。好吧，希特勒说，还按原来的用药次数。那就把可卡因溶液的浓度提高一点好吗？除了第三帝国，还有一个地方仍然有可卡因，至少是暂时有，那就是好莱坞。当然，这里一度有大量的可卡因：艾利斯特.克劳里1916年到那儿进行巡回竞选的时候，不由大为震惊，说当地人是“挤满了为可卡因痴狂、沉迷于性事的电影狂”。（克劳里是许多同代人眼中的反基督教分子，要让他震惊可不太容易）。真实情况是，好莱坞有那么多的钱，还有那么多为了寻欢作乐什么都愿干的人，可卡因要是不在那儿流行，那才叫人吃惊呢。早期的电影提到可卡因的地方也不在少数。道格拉斯—范朋克主演了一部名为《跳鱼之谜》的电影（1912年），是一部模仿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侦探片，范朋克演的是那个脑瓜子醉乎乎的侦探可卡因.埃尼德（明白了吧？）同年的另一部电影《为了儿子》显然是可口可乐故事的翻版，讲述的是一个制药大亨发明了一种软饮料，里面含有一种神秘的让人上瘾的兴奋剂。他给这种饮料起名字叫多普可可，接着便靠它发了大财——包袱抖得很糟糕：他自己的儿子很快对这种饮料上了瘾，最后死了。再后来的一部电影《可卡因狂》（很像是大麻版的经典之作《大麻烟卷狂》）把可卡因上瘾讲述得如此荒谬，以至于评论家暗示说这是部拙劣的模仿秀，只有可卡因狂热爱好者才会欣赏它。到三十年代的时候，人们甚至认为可卡因作滑稽片的题材很合适：查理.卓别林在《摩登时代》（1936）里扮演了一个倒霉的流浪汉，他从一个标着“鼻烟粉”的盒子里挖出了点粉末吸了几次之后，马上就变成了个超人。另一部无声电影《夺命之速》的内容简介是这样的：“几只雪鸟衔来了‘可怜粉末’或是‘快乐粉末’。然而奸诈的小贩则称它为‘娃娃陷阱’，因为它是儿童服用的一种毒品，促使他们以夺命之速开始步入万丈深渊！”第二部分 专利药，蛇油与性 第32节 步入低谷------但并未销声匿迹(2)不过二十年代可是的时候发生了一系列丑闻，涉及好莱坞著名人士的行为不检，从而导致警方取缔了可卡因。例如1920年的“胖子”阿巴寇事件致使一名年轻女演员死亡。同年的另一起谋杀指控将楔石公司的喜剧女主演之一梅布尔.诺曼德同吸毒扯在了一起：据说她一个月要用掉价值2，000美金的可卡因。流言蜚语毁掉了她的事业。有人称，道格拉斯.范朋克在《三个火枪手》里的合作主演巴巴拉.拉.玛尔在她的大钢琴里藏有可卡因，靠它才能让自己每天只睡两个小时——一直到她开始过量服用海洛因。到1923年的时候，《纽约时代周刊》报道是好莱坞的吸毒现象十分普遍，认为这一现象证明禁酒令和吸毒之间具有因果联系。《时代周刊》说得没错。吸毒现象的确在二十年代禁酒令实施后有所上升。正如爱德华.H.威廉姆斯十一年前在《纽约时代周刊》上发表的关于服了可卡因的黑人会防弹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黑人给出的吸食可卡因的理由就是“因为我找不到其他东西，老板”（当时不允许南方的黑人获得酒精饮料）。毒品有吸引力，就是因为找不到其他东西。更糟糕的是，走私贩子混进了市场提供非法酒精饮料。这一行的利润非常大，很快就导致产生了暴力行为，还产生了有组织的犯罪集团，这些集团的后代至今还在活动。主要的犯罪集团，比较出名的有艾尔.卡邦，“幸运的卢恰诺”，阿诺德.罗斯鼎，这些黑手党集团一开始都避开麻醉剂交易，因为这方面的刑罚极其严厉，而是进入走私酒，赌博和开妓院的行当。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就意识到这才是真正赚钱的地方，马上就改换了门庭。当局对好莱坞进行了严厉打击，成功地清除了一度十分猖獗的吸毒现象，在一开始轰轰烈烈的逮捕行动过后，一切都平静下来。不但可卡因越来越难找到，而且还出现了第一轮的杂志“新闻调查/小道消息”高潮，使劲儿往富人名人身上泼脏水。卖可卡因给电影明星简直就是可以上封面的那类出轨行为：即便是在好莱坞，也不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只有一些顽固派还在继续吸毒。电影演员塔卢拉.巴克海德就是其中一个——她在传记里谈到一次在纽约参加宴会的经历。她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两个小玻璃瓶，吃完了饭，她拿起眼药水，往眼皮里滴了几滴，然后悄悄对旁边的人耳语说：“我滴错了眼药水。”同伴大吃一惊，建议她看医生，她一听就大叫起来，“我把可卡因滴到眼睛里去了，我可不会告诉医生或是别的什么人！”然后突然离开。据估计，那句人们常常提起的经典名言“可卡因不会让人上瘾。我再清楚不过了——我都用了好多年的了！”也是出自巴克海德之口。她并不是唯一的可卡因狂。哈瑞.安斯林格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一个“持强凌弱”的明星，一眼就能看出指的就是埃罗尔.弗林。不断有人向警方报告说他试图从整个欧洲的医生那里获取可卡因——来治疗想像出的从“自卑情节”（！）到“无法治愈的痔疮”在内的各种症状。安斯林格把他带到警察局进行审讯，他拒绝承认自己有毒瘾，后来承认自己获取可卡因的真正动机是为了性（埃罗尔.弗林需要毒品还能有什么理由？）。不过这种情况毕竟少之又少。可卡因渐渐步入低谷，新生的一代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种麻醉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更加速了可卡因衰落的进程。不但供应和走私古柯的通道被切断，更重要的是，美国和欧洲忙于打仗，几乎抽不出时间来照顾非法毒品。整个欧洲百分之一百的就业率很好地解决了当地的毒品问题（英国从1940年到1943年也只有三起与可卡因有关的逮捕行动。）然而也是这场大战使得人们明白非法毒品交易有多赚钱，从而出现了第一个真正的麻醉剂集团。这个集团的出现要归咎于“幸运的卢恰诺”。他自1942年起一直同美国海军情报部合作为战争出力，运用他广泛的黑社会关系来追踪布鲁克林造船业里的“间谍”，还帮助把意大利四分五裂的犯罪组织——黑手党家族——联合起来协助联军在1943年入侵西西里。作为回报，卢恰诺三十到五十年的服刑期可以很方便地被忘记，条件是他得回到意大利，永远不许回到美国来。1946年一月三日对他进行减刑，他回到了意大利，很快利用自己同意大利和美国的犯罪集团的关系，让战后的海洛因交易重获生机——五十年代，海洛因交易通过所谓的“法国贩毒网”在马赛达到了顶峰。接下来二十年的世界海洛因交易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由这个组织完成的。到1952年的时候，美国染上海洛因瘾的人比战前高了百分之三百。尽管可卡因还没有列上菜单，但全球麻醉剂市场已经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利润，从而为可卡因指出了前进的道路。可卡因虽然步入低谷，但远远没有销声匿迹。二战结束的时候，可卡因的确非常罕见：“到1948年的时候”，哈瑞.安斯林格报告说，“我们在这个国家进行的所有没收行动中几乎没有发现可卡因”。他所能找到的仅有的案例都是给马服用毒品：他在1961年的《谋杀者》一书中讲述了一个马主给他的马注射了一剂被称之为“霰弹枪”的药物：十四粒可卡因，三粒海洛因和其他各种兴奋剂的混合物。马打完针后变得非常激动，要五个人才能拉住它。尽管这匹马最后遥遥领先赢得了比赛，但它太疯狂了，以至于在前十个马身距离的时候就把骑手掀了下来。安斯林格的人发现马主决定要拿木质的球棍打它一顿，好好教训教训这匹顽劣的马的时候，他们插手了。但他们还是迟了一步。马主第一棍还没来得及打到马身上，就被他犯了偏执狂的马给踩死了。（这时脑海里不由出现“赏罚分明”这个词——）尽管如此，吸食可卡因的苗头还是不时会复苏。显然，可卡因在四五十年代一直少量地埋伏在玩世不恭的黑社会：同安妮塔.欧黛在她的自传里提到自己吸毒一样，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一起演奏的爵士乐手米尔顿.梅西罗也在自传里就谈到自己曾经吸食可卡因。马克西姆X在自传里写道，他在四十年代的时候染上了可卡因瘾（可卡因几乎给他惹了大麻烦，那是他在一次狂欢后看到了自己的白人女友，便大逞酒后之勇，摇摇晃晃走过去给她打招呼——就当着她丈夫的最好的朋友的面）。同样，1949年似乎也出现了一次可卡因复兴。《时代》杂志的一篇独家报道“白色女神”称警方查获近一公斤的可卡因，就悄悄藏在外交官拉菲尔.文森特——古巴驻秘鲁领事——的皮包里。这不过是一个小打小闹而已。纽约警方报告说在仅仅四个月的时间里就在城里查获了400盎司（15公斤）的可卡因，而一旦来源被证实，问题就蒸发了。其实，禁止可卡因的命令执行得非常好，看起来似乎可以劝说秘鲁和玻利维亚也一起来禁止古柯生产。最初成为两个国家的骄傲和经济上的巨大希望的古柯产业，现在也开始衰落。从一开始，秘鲁在市场上的主要作用就迅速被荷兰人和印度尼西亚的日本人抢了过去。与此同时，人工合成的麻醉剂也诞生了，可卡因禁令开始发挥威力，可卡因的市场越来越小。就在此时，古柯还遭受着一系列被误导的“改革家”的猛烈抨击。站在反对古柯总队前列的是教会，这也许在人们的意料之中。自从1552年基督教权威们没有获得国王的许可禁止古柯以来，他们一直对古柯恼羞成怒。现在他们终于等到了机会。由于秘鲁在十九世纪晚期的时候逐步对外开放，因此传教士们越来越深入地穿透到秘鲁内陆地区，走到哪儿就把哪儿的当地居民转变成基督教徒。领头的便是耶稣第七日复临论者，他们要求自己的新教徒保持完全清醒，劝告任何愿意听的人说该是对古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虽然耶稣第七日复临论者永远也无法对一项存在了4，500年的产业造成太大的威胁，不过有影响的大人物很快就行动起来。到二十世纪头几年的时候，秘鲁成立了一支强硬的自由派别，他们一致认为改善一贫如洗的印第安人的命运的时候到了。他们的看法很正确，大多数人的用意也是良好的，但是他们行动的方式却是错误的。为了试图搞清楚究竟是什么令这些人如此贫困，他们建立了一系列的智囊团，所有这些智囊团都断定，如果要消除贫困，首先必须处理古柯。然而，要劝说政府采取行动，真正需要的还是严肃的证据。于是他们便开始着手找证据。正如此前此后的一切禁毒战一样，他们是不允许真实情况来干预他们的计划的。要是你要寻找它背后误导性的动机，伪科学和彻头彻尾的谎言就是。因为这些证据一望而知根本就是错误的。自由战士要通过根除古柯开改善印第安人的命运，就好像迈克尔.杰克逊要靠自己的努力来治愈世界一样。二三十年代在秘鲁到处都突然冒出了大堆的科学调查者，对古柯上瘾的可能性进行实验。这些人物中有许多都成了名，还在政治上获得了影响。所有这些人的教父就是卡洛斯.里基斯。里基斯具有某种重要的影响力：他不仅是合格的医学博士，事实上他还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学习过。他对古柯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古柯是一种非常糟糕的东西，还召集了尽可能多的医学界的同事来对此表示赞同。他建议政府对古柯生产进行垄断，以此作为控制古柯的生产的手段。这一建议很快被采纳。反对古柯的浪潮开始了。1936年利马大学的另一位科学家，卡洛斯.古德雷斯.诺列加为了证明古柯是坏消息，开始了新一轮的实验。很快得出了无可辩驳的实验结果。不管怎么说，对他而言是无可辩驳的。为了支持他预先形成的结论，古德雷斯.诺列加继续对每一片古柯叶子里的可卡因平均含量进行计算，还使用了一些具有高度欺骗性的数学运算，从而得出结论说秘鲁的嚼古柯者每年要消耗38，500公斤的可卡因。他为了证明古柯对国家造成了威胁简直费尽心机，还引用了早期诋毁古柯的资料——例如普皮格的文章——却对所有正面报道熟视无睹，最终总结说，长期使用古柯会导致精神失常。他的论点听起来很有说服力，但他的推理却高度可疑。来看看下面这段话：最近发现在古柯消耗量大的地区存在比率相当高的违法犯罪行为。我们还发现，文盲人口的比率同古柯叶子的年消耗量之间存在着联系——80％染上古柯瘾的人，他们的智商都低于正常水平。《经济植物学》5（2）145.52，1951好吧，这么说嚼古柯的人大多不识字。可是，这难道就意味着他们不识字就是因为古柯？难道该责怪的不是他们受教育太少的事实吗？古德雷斯.诺列加的狗屁逻辑在他谈论智商问题的时候就更荒谬了：要是这些印第安人不识字，那他是怎么测试他们的智商的？根据他自己的描述，他运用的“比纳智力测验”——一种书面测试方法——告诉他印第安人的“智力系数非常低”。这也许并不令人吃惊：正如他说的那样，他们不识字：他们读不懂这些问题。作这种测试，要是他们的智力系数（不管到底是什么）不是零而是其他任何数目，那才是怪事呢。古德雷斯.诺列加在报告的末尾还发出了惊人的致命一击：一般说来，嚼客表现出感情迟钝或冷漠，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缺少意志力，注意力低下。他们非常多疑，害羞，不爱交际，遇事犹豫不决。进一步发展下去，他们中的许多人会变成流浪汉。《经济植物学》，5（2）145.52，1951最后，又是老调重弹，与犯罪联系起来：古柯等于犯罪。诺列加在这里没有揭示的是——尽管他后来在别的地方承认——他的研究对象事实上全部来自利马中心监狱。他百分之一百的研究对象都是从一家监狱里提取的，这样就保证所有的人都是“流浪汉”（后来有人透露说他的可卡因嚼食者“精神失常”的例子来自于利马中心精神病院）。按照这个标准，他甚至能在喝水的人和犯罪行为之间建立起因果联系来。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认真地对待他的文章。毕竟研究古柯的专家少之又少，而这种植物又即将登上世界舞台。第二部分 专利药，蛇油与性 第33节 步入低谷------但并未销声匿迹(3)1946年，在刚刚成立的联合国的一次会议上，苏联指责几家在秘鲁运营的美国采矿公司通过用古柯而不是用钱来支付报酬的方法剥削印第安人。美国的代表感到非常尴尬，因为他们发现苏联人说的是实话：许多公司，包括巴思科铜矿公司在内，的确是用古柯来支付印第安人的工资。当然，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印加时代甚至更早——古柯是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物质，可以用来同其他产品进行物物交换，而且与现金相比，印第安人还是更喜欢古柯。俄国人对美国人的解释不感兴趣，毫不客气地拿他们在秘鲁的采矿贸易同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进行类比：他们说，这两种情况都是先进的国家通过向落后的国家输入麻醉品来对之进行控制。这种行为必须停止。它当然停止了下来，但是已经造成了伤害：不但所有的新闻都在讲古柯，就连秘鲁也被迫严肃地回顾自己的历史。联合国大会同古德雷斯.诺列加之流的信仰宣传活动结合起来，很快便取得了成果。秘鲁驻联合国代表在四月二十二日向麻醉剂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提议，建议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来研究秘鲁的古柯问题。联合国很快成立了一个“联合国古柯叶子调查委员会”，这时玻利维亚意识到秘鲁将要得到专业帮助，便同样邀请这个委员会去检查玻利维亚的情况。你也许会希望联合国的委员会至少能够稍微做到不偏不倚。那你可要失望了。事实上，这个新成立的委员会的主席霍华德.B.方德（当时制药业的巨头保威公司的副总裁，哈瑞.安斯林格的私人密友）到达利马时对这一点并没有明确表示。方德走过停机坪时，《商务报》的一名记者上前同他搭话。记者想知道，主席先生是否有时间回答几个有关他新任务的问题？当然有时间。《商务报》想了解什么？接下来便是这样的：问：您认为嚼古柯的习惯对秘鲁山脉的居民有害吗？答：绝对有害。《商务报》，1949年九月十二日，引自“好古柯，坏可卡因”，R罗曼洛，《社会科学在欧洲上演的滑稽剧》，XXI，64，1983要想知道联合国委员会是否公正并不困难，因为它的主席对自己的研究项目毫不掩饰地表示了极大的偏见，还没有踏上初步的寻找事实的之旅，他便迫不及待地向新闻界透露此次调查的结论。由此看来，这个委员会最终在1950年拿出了一份对古柯表示反对的报告毫不令人吃惊。这份报告称，秘鲁超过一半农村人口——秘鲁和玻利维亚所有居民的四分之一——都是瘾君子。联合国古柯叶子调查委员会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强调说，要改善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就“必须限制古柯生产”。它还总结说，为了改善他们的经济地位，就必须对印第安人征收古柯税，如果他们不交，就必须制订法令来对付他们。就在这份报告出版的二十七年以前，即1923年，国家联盟就曾经命令安第斯山脉的各个民族立即停止非医学用途的古柯生产。当时秘鲁根本不理会国家联盟的命令，玻利维亚还明确要求他们从什么地方离开。这一次它们可是无路可逃了。有几个人勇敢地探出头来，反对这个委员会的错误结论。其中最出名的两个科学家是卡洛斯.曼格（安第斯山脉生物学院的创始人）和秘鲁神经学之父，费尔南多.卡比西斯。他们在抗议过程中组织召开了一个后续的古柯大会，“秘鲁委员会”，目的是再次调查古柯叶子的情况。这第二个委员会的结论比较折衷，考虑得也非常周详，同第一个委员会的结论刚好相反，认为嚼古柯是一项没有害处——有时候甚至还大有裨益——的消遣。这也没有什么用。联合国委员会有其国际上的影响力。这样一来，就连秘鲁都不得不表示服从，尽管此前它一直拒绝在要求其摧毁古柯贸易的国际法令上签字。1962年，秘鲁和玻利维亚都签署了“日内瓦禁毒单方公约”，要求两国自己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完成彻底清除古柯的任务。这个任务毫无意义，也不可能，执行起来还要花掉好几百万美元，而且要是真这么干的话，会有200，000秘鲁人失业。拉丁美洲对此大为震惊。哥伦比亚种植的古柯数量要少得多，在1947年就同意销毁这种作物，但直到这时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秘鲁和玻利维亚效仿哥伦比亚的作法。尽管大家普遍对根除古柯的法令置之不理，但各国签署了这一法令本身就会产生重要的后果。这些错误地试图扫荡古柯贸易的努力，利用了人们长期把古柯叶子和可卡因本身混为一谈的事实。就在1906年美国通过“纯粹食物与药品法”的时候，当局就已经把这二者混淆了起来，因此起草出了禁止古柯酒和其他含有古柯叶子成分的药剂的法令，他们显然忘记这个事实：无需处方就可以在美国任何一个药剂师那里买到可卡因。当时专利药品行业之外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一点：人们对可卡因上瘾和“可卡因狂”是如此恐惧，以至于从来没有一个人会停下来对麻醉品立法者的这些激进的断言表示置疑。就连路易斯.莱文——麻醉剂研究领域伟大的先行者之一——这样的专家都落入这样的圈套，对嚼古柯者进行严厉的批评：他们从身体上和精神上都表现得类似同吸食鸦片的人。他们会出现一种标志性的状态，身体极其虚弱，伴随有行为举止的逐渐改变。他们还没成人就变成了老人。他们对什么都无动于衷，对所有的更加严肃的生命目标而言他们都毫无用处，沉湎于幻觉之中，完全受对毒品的热切的渴望支配，除了毒品之外，生命中的其他任何事情都没有多高的价值。《梦想国》，莱文，1924秘鲁国内对古柯进行迫害的真正根源在德国人身上，因为德国的一个重要的精神病学家埃米尔.科瑞普林曾写过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书，他在书中——在不具有任何古柯经验的情况下——下结论说古柯同可卡因是一回事。1913年一个名叫赫米诺.沃里迪赛的秘鲁青年医生在意大利休假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这本书。多亏了科瑞普林，沃里迪赛回国时坚定了古柯就等于可卡因的信念，一到了秘鲁，就马上开始建立秘鲁精神病学院——那里的学生死记硬背地记住古柯很危险的概念。卡洛斯.里基斯和古德雷斯.诺列加都是他的学生。事实上，到四十年代的时候，“古柯”已经变成了“可卡因”的同义词。就连阿尔道斯.赫胥黎——凭借仙人掌毒碱和《众妙之门》而出名——这样的头脑开明的思想家也轻易相信了这一点。1958年，他在给LSD（麦角酰二乙基酸胺——一种迷幻药）的发明者阿尔伯特.霍夫曼的一封信中祝贺他最近分离出了二甲4羥色胺磷酸（迷幻药，又名“幻菇”），同时还对古柯的使用表示哀叹：我现在是从秘鲁给你写信，这是令人最不满意也是最危险的能改变人的大脑的药物——古柯——的国度，印第安人仍然在消耗着大量的古柯——《解脱——迷幻药论文集》，赫胥黎，1977这种混淆——古柯＝可卡因——似乎可以理解，似乎最终也不会带来什么可怕的严重后果。我看到所有这些论点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感觉。其实，哪一种断言都不对。首先，美国的某些人故意模糊古柯和可卡因之间的区别，别有居心地想要对二者都发起攻击；其次，这种毫无必要地丑化古柯的作法后来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麻烦。巧的是，推动这场反对古柯的辩论力量大多来自美国，包括给诸如古德雷斯.诺列加和里基斯之流的“科学家”提供研究基金。美国人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对停止古柯贸易尤其热心，因为他们并没有插手世界古柯交易，所以削减古柯贸易不会对他们造成任何损失。而且，四五十年代的时候，麻醉剂方面的立法似乎非常成功，看起来好像真的可以永远停止这种贸易。再愤世嫉俗点，你就会说有人强行要人们接受这一观点，是为了获得政治资本：坦率地说，这样一来，安斯林格之流就能有事点干。这是一种耻辱，因为这种作法不仅完全没有必要（当时美国境内几乎没有什么可卡因），更重要的是，美国立法者试图取消古柯贸易，也就是在为一种危险性大大超过古柯贸易的交易打下基础——就像他们在禁酒令实施期间他们对待烈酒的效果一样。只是他们自己现在还不明白罢了。但是古柯立法界还有比这更阴险的力量在起作用，这是我在华盛顿特区终于找到美国历史学家保罗.古丁博格之后才发现的。我很长时间以来一直盼望能见见古丁博格。他1999年编辑了一本有关古柯历史的论文集《全球历史》，这是几百年来第一本开辟新天地的书。我高兴得要命地找到了它，马上给他打了个电话，问他还有没有更多这类资料，或是认识在这个领域工作的其他人。两个问题得到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是”。古丁博格似乎是目前世界上研究可卡因的少数几个严肃的历史学家之一。我马上把他当作了我的主要目标。我们利用电子邮件同了几个月的信，讨论我能拿什么来交换他的一些最新的尚未发表的研究资料。我们还漫不经心地交换了一些新的想法，大多绕着歌手麦克.殴菲德的《管钟》的二手带子转，还语焉不详地安排我到华盛顿后怎么同他见面。然而，只有在他发现我到华盛顿的原因是要去采访禁毒沙皇巴里.麦克卡弗里将军的时候（这次采访最终没能进行），才真正产生了兴趣。《纽约人》杂志最近出版了西莫.赫许的声明，说麦卡弗里在海湾战争结束的时候曾下令处决100，000名十几岁的伊拉克士兵。古丁博格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说我见到麦卡弗里的时候会问问他。“天哪——不行”，他急切地说，“他也许会把你也杀了”。我对克林顿的禁毒沙皇是否会就这样杀害一个英国记者表示怀疑。“我不知道”，古丁博格说，“他以前就杀过”。从那时起，我们的谈话就围绕着麦卡弗里和他作为禁毒沙皇和所谓的大规模屠杀的凶手的相关的优点，以及我要是问他伊拉克问题，会让他多恼怒。每当我同古丁博格谈话，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总是：“巴里怎么样了？”我很快从我们不断的有关麦卡弗里的谈话清楚地认识到，古丁博格没有时间谈论传统的禁毒政策或其支持者，他的观点是，美国根本解决不了毒品问题，因为绝大部分的毒品问题首先就是美国胡乱干预禁毒领域而造成的。我后来了解到，他这话不无道理。我们最后终于在他威尔逊中心的办公室见面了。中心离宾夕法尼亚大道不远，就在里根政府学校后面。“巴里怎么样了？你问过他有关伊拉克的问题了吗？”他问我。他的办公室里到处都是大堆的影印文件——有西班牙语的，有法语的，有英语的：有警方的报告，政府的统计数字，智囊团的见解，报纸上的文章——所有的东西都同可卡因和五六十年代可卡因交易的起源有关。他花了六年时间从全世界的公共档案机构收集来这些东西，很多资料都是他本人请求美国政府解密的。一般情况下，你见到专家，希望他们能发表一些新的见解，但是他们谈到的大多数东西都是你已经知道的。古丁博格不一样：他的所有见解是新的。第二部分 专利药，蛇油与性 第34节 步入低谷------但并未销声匿迹(4)很自然，古丁博格非常警惕，想知道我打算拿他的研究资料怎么办。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这些尚未发表的论文交给我？我这本书到底写的是什么？我给他解释了一下基本的想法，他点了点头。“我明白了”，他说，“你是想报道自己亲身经历吧”。我否认了他的说法，但这种指责还是让我很难受。他接着问我，他给我这些还没有发表的研究资料能得到什么好处。这可有点把我难住了。“我的意思是，你打算赞扬我一番，对吧？”当然。他想要什么样的荣誉呢？他最后琢磨出一句合适的话来：“说我是个大无畏的虚张声势的研究者，戳穿了DEA[禁药取缔机构]的重重谎言”，他说。“你能办到吗？”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可以的。假使我是个报道自己亲身体验的记者，那也许我就可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那么，要是这样的话，“——你能说我看起来像达斯汀.霍夫曼吗？”即便是作为一个报道亲身经历的记者，我也有点按捺不住了，然而我需要他的信息——他的确看起来像达斯丁.霍夫曼。有点像。就这一点达成共识后，我们直奔最近的酒吧，要了两杯啤酒，正经八百谈起可卡因来。或者说，他正经八百谈起可卡因来。我只是竭力跟上他的思路而已。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古丁博格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新颖的令人兴奋的关于可卡因的信息。他事无巨细地研究过一切有关的东西，几乎同所有重要的人都谈过话。他最后送我两份尚未发表的论文，两篇论文都把我听说的一切有关早期可卡因贸易的信息都掀了个底朝天。最吸引人的那篇论文谈的是秘鲁的反对古柯的立法同可口可乐公司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同可口可乐公司的一个子公司，斯蒂芬化学公司之间的关系。斯蒂芬公司座落在芝加哥（现在还在运营之中），是美国工业的无名英雄之一——因为在他们新泽西的梅伍德工厂的二号楼的中心，在荷枪实弹的警卫的保护和美国联邦当局的监控之下进行着一项工作，这项工作刺激产生了世界上利润最高的一种生意：斯蒂芬公司负责在制造可口可乐之前，除去古柯叶子里的可卡因的工作。据估计，斯蒂芬公司最近一年要进口了大约175，000公斤的图克西里古柯，委婉地称之为“第五号商品”（这么多数量的古柯叶子可以制造出大约1.75吨的可卡因，价值约两亿美元）。然而由于可卡因的形象不佳，斯蒂芬公司便竭力保持低调。事实上，像它这么幽居避世，我敢说它从来没有给任何一个试图窥探可口可乐故事的记者或是历史学家提供过帮助或是接受过采访。可口可乐一直对自己同古柯的联系非常敏感——有时完全否认其配方中使用过古柯，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甚至干脆把取消了古柯（不含古柯的可乐最后变成了销售灾难，可口可乐公司——震惊之下终于恢复了理智——很快推出了“经典可乐”，使用的还是老配方，里面当然含有“第五号商品”了）。没有哪个想写写可卡因的人能够获得可口可乐或是斯蒂芬公司的合作。就连古丁博格给他们写信都受到冷遇。不过这一点也没有打消他的积极性。通过对大堆刚刚解密的公共档案进行研究，他拼出了一幅迷人的图画，勾勒出了可口可乐，全球古柯贸易和二十世纪的反对麻醉剂的立法之间的关系。不过要理解这种关系，就必须得稍微往回追溯一下，回到本世纪之交的时候。美国二十世纪头十年的反对可卡因的立法确保可卡因的生产受到限制，允许制造可卡因的公司的数目也大大减少。美国的可卡因生产商迅速下降，到1930年的时候只剩下两家：默克制药公司的分厂，位于新泽西州的拉维市，和另一家新泽西的公司，名叫梅伍德化学制药厂（六十年代的时候被美国制药业的巨头斯蒂芬公司收购）。可口可乐1903年同这家初出茅庐的梅伍德公司（当时还是斯凯弗生物碱工厂）作了一笔生意，要它去掉可口可乐公司的古柯里的可卡因，于是这两家公司开始了实际上的合并。梅伍德替可口可乐公司把可能会令人难堪的可卡因挡得远远的，可口可乐公司则以家族形象制造并销售这种饮料。从麻醉剂立法的观点来看，只剩下两家可卡因制造商的事实使得生活简单得多。联邦当局无需监管成千上万家拙劣的小制药公司，现在只需要同两家打交道就行了。其他所有要求进口古柯或是制造可卡因的请求都被遭到拒绝。同样，这样的安排对梅伍德公司和默克公司都很方便：既然竞争实际上已经没有了竞争，他们便可以垄断美国市场——因为有联邦麻醉品局（在哈瑞.安斯林格的领导下）保护它们免遭任何潜在竞争的威胁。实际证明，梅伍德公司和安斯林格之间存在尤其互惠互利的关系。在安斯林格看来，梅伍德和可口可乐公司在南美洲进行的反对古柯生产之战中是他宝贵的同盟军：因为他们在那儿有种植园，知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同意向他提供新的进展情况，源源不断地给他提供各种他非常恐惧的有关古柯贸易的情报。此外，他们凭借自己强大的购买力，在秘鲁具有相当的势力，因而每当政府不愿意在麻醉品执法方面进行合作时，他们还处于合适的位置，可以去游说秘鲁政府。作为对这种支持的报答，安斯林格保证可口可乐不会遭遇不测，还确保无论国际麻醉剂立法方面签订什么新条约，里面都一定会包括几个条款，赋予可口可乐进口古柯叶子的权力。然而安斯林格对可口可乐的保护不仅限于此。他还阻挡其他潜在的古柯进口商（也就是说，潜在的竞争者）涉足这一行业。他还阻拦秘鲁政府对古柯产业实行国有化——因为这个计划将会提供可口可乐购买古柯的价格（他的办法是含沙射影地威胁秘鲁驻华盛顿大使：大致是这样说的，“古柯要是国有化，可口可乐就把所有的生意都从秘鲁搬到玻利维亚去”。古柯最终还是实行了国有化，但价格可是从来没有涨过）。与此同时，安斯林格和可口可乐都密切地关注着里基斯，古德雷斯.诺列加和曼格在秘鲁对古柯进行的科学研究。不希望宣布古柯“无害”，安斯林格拥有尤为充分的理由：如果古柯不存在“危险”，那他要禁止古柯生产，就会遇上各种各样的麻烦。同时可乐公司也很有可能损失惨重，因为如果证明古柯完全无害，那就没有理由禁止人们把它进口到美国来，大堆可口可乐的冒牌货就会再一次充斥美国——实际上就会破坏他们对市场的垄断。不过还有个限制：要人们认识到古柯不受欢迎，这一点固然重要，但至关紧要的是还不能把古柯表现得太危险——要是古柯太危险，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在软饮料里放上古柯呢？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点点负面的媒体报道，和大量的混淆是非。凭他们同联邦麻醉品局的关系，这一点他们可以办得恰到好处。正因如此，他们在支持安斯林格的同时，还灵活地缓和他的观点，以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可口可乐同哈瑞.安斯林格之间的关系，古丁博格认为是“亲密无间，根深蒂固，无处不在”。这种关系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可口可乐和梅伍德公司能在这一敏感领域给美国政府提供很多东西，反之亦然。”毫无疑问，联邦麻醉品局同可口可乐之间的这种“相互挠挠背”式的互利关系很长时间以来使得双方都非常愉快。事实上，他们的相互信赖达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在六十年代古柯看起来似乎要被彻底根除的时候，联邦麻醉品局允许可口可乐在夏威夷建立一个古柯实验庄园，以便他们能够试着培育出可卡因含量比较少的古柯新品种来（不难看出，对可口可乐而言，完全毁灭古柯产业也是个极其糟糕的坏消息。）这个代号为“阿拉克项目”的实验与1962年至1966年间在夏威夷的农业实验研究站进行。这个项目非常隐秘，甚至还让夏威夷州长签署了一份保证不透漏消息的合同。尽管阿拉克项目没能产生不含可卡因的古柯树来，还是有证据表明这个项目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直到研究站的收成神秘地遭到一种名叫“镰孢菌”的致命毒菌的袭击——后面会详细地谈到这一点。古丁博格欣然承认，要准确地说明可口可乐同联邦麻醉品局之间的合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禁毒政策是不可能的。然而，的确确是联邦麻醉品局和可口可乐所采取的那些阻碍秘鲁发展古柯产业的行动，才最终导致非法的可卡因交易的产生，从而造成六十年代可卡因的使用缓慢地稳步上升。这样说的理由很简单。美国关闭了美国境内所有的可卡因生产厂家之后，秘鲁的古柯种植者发现自己的产品没有地方卖了。这个一度看起来会令秘鲁富裕起来的美妙的产业崩溃了。更重要的是，反对古柯的院外活动集团——联邦麻醉品局，联合国，可口可乐公司——开始显示出其威力，禁止古柯的压力让人无法忍受。秘鲁上下，粗加工可卡因的生产者开始孤注一掷地寻找用古柯赚钱的新方法。到四十年代晚期，联合国古柯叶子调查委员会开始采取行动时，情况简直令人绝望。秘鲁是南美洲可卡因的唯一来源，人人都很清楚地认识到秘鲁的这一行业不得不关门大吉了。1949年，秘鲁最后一个可卡因制造商，名叫安德斯.阿维里诺.索伯伦的秘鲁药剂师最终宣布停产。联合国出台了对古柯叶子的报告，古柯马上被列为罪犯。安斯林格得意洋洋——不过也高兴不了多久。这是因为，对秘鲁的可卡因产业的铲除固然标志着半个世纪之前开始的反对可卡因之战的合情合理的胜利，它同时也标志着可卡因转入地下的起点。正如古丁博格所写的那样，没有了合法的选择，或者说政治上的选择，野心勃勃的可卡因制造者在整个五六十年代加入了绝望的农民的行列，最终同拉丁美洲的新的跨国毒品贩子会合起来。六十年代浸透着煤油的丛林“基础膏”[非法的粗加工的古柯膏，同今天丛林里生产的古柯膏一样]看起来特别像秘鲁古老的“粗制可卡因”[秘鲁古柯产业被列为非法产业之前出口到欧洲的产品]农民千百年来掌握传统知识证明了其来源。《古柯与可卡因之间》，古丁博格，2000秘鲁合法的可卡因制造商被国际的禁毒立法逼得破了产，从此转入地下，从而诞生了一项新的可卡因产业。没过多久，非法可卡因开始从秘鲁的丛林里向外渗透。警方逮捕了许多“巴勒若左帮”分子（对1949年纽约出现的可卡因死灰复燃负责），后来发现他们原来是以前受人尊敬的可卡因药剂师，因为最近的禁毒令失了业才干了这一行。索伯伦本人也一度成为美国当局的眼中钉，因为他把专家和配方送到玻利维亚去，教当地人如何制造可卡因，把大块大块的非法产品隐藏在全国各地，伺机便运输到美国去。这种新的非法可卡因产业的危害要远远超过老的合法的可卡因贸易。既然可卡因工厂和古柯种植者不再光明正大地工作，联邦麻醉品局便无法知道可卡因从哪儿来，谁生产的。非法的可卡因交易开始了，尽管这一时期它发展得非常缓慢，但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加速。因此，安斯林格在1953年报告说“非法市场上的可卡因非常罕见”的时候，他说的并不完全正确。事实上，正如古丁博格所说的那样，这一阶段的毒品正经历着“悄无声息的恐慌”。可卡因正在卷土重来。正因如此，我们那天夜里在华盛顿喝完了啤酒，古丁博格才会对我说，“整个五六十年代，秘鲁的可卡因生产一直在上升。是美国自己制造了可卡因问题。”到读完他的论文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不得不同意他的看法。第二部分 专利药，蛇油与性 第36节 卷土重来(1)没过多久，这种隐秘的交易开始把触角伸到其他国家。五六十年代美国的那一点点可卡因都来自于一个国家，而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这个国家无论如何都一直成为美国可卡因产业的枢纽。如果你相信有些历史学家的话，这个国家还是二十五年后本可以让美国政府垮台的一系列事件的根源。它就是古巴。理解古巴在世界可卡因交易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关键是它的位置——坐飞机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美国大陆。由于拉丁美洲呈曲线型围绕着加勒比盆地的南部边缘，墨西哥，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哥伦比亚沿着半圆弧形伸展开来——都很容易到达。事实上，如果你想为从拉丁美洲到美国的可卡因运输路线设计一个中途停靠点，要想找到一个比古巴更合适的地方简直是勉为其难。然而五十年代的古巴走私毒品的优势不仅仅在于它良好的地理位置。1952年，巴蒂斯塔夺取了古巴政权后，立即同美国的许多主要的黑帮人物做生意，其中最出名的便是本杰明.巴格斯.西格尔和梅尔.兰斯基。这个岛屿自二十年代以来便成为禁酒令时期的逃税者和纸牌高手的避难所，现在更是非法的寻欢作乐的天堂，是富人，有魅力的人的游乐场，这里酒吧和夜总通宵营业，赌博也合法。如果你很有钱，又是美国人——想要度过狂欢之夜——古巴就是你要去的地方。古巴的旅馆和赌场的首脑，也就是旅游活动的核心，便是西格尔和兰斯基。但是西格尔和兰斯基都是狡猾的生意人，他们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例如兰斯基当时把粗加工的鸦片从土耳其经由黎巴嫩运到西西里，由他的人在西西里加工成海洛因：他同“幸运的卢恰诺”一起成为法国贩毒网背后的主脑。而且由于他同巴蒂斯塔政权的关系非同一般，前往美国的海洛因都经过古巴，因为古巴政府的官员保证不会多管闲事。海洛因在古巴永远都不会非常流行。当地人认为吸食鸦片既肮脏又昂贵。相反，可卡因更能激起他们的兴趣。大部分的古巴人认为可卡因是一种放纵的享受，而不是一种威胁。与此同时，想找乐子的有钱的美国人对可卡因的了解却又仅限于好莱坞电影上的古老而又迷人形象。它不需要脏兮兮的注射器和针头，价钱又贵得出奇，更使它显得唯我独尊，因此也就更受欢迎。它还能给人带来许多快乐。可卡因市场开始发展起来，而对兰斯基的组织而言——他们可以精炼出海洛因，并且能绕过半个地球运过来——要想出些路子来弄到些这东西不算太困难。制造可卡因很容易，它的主要成分在许多拉美国家长得到处都是，而从古巴到这些国家又非常容易。他所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原产国。一开始他选中了智利——据说这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生产可卡因的师傅。一旦可卡因离开智利，便用飞机运输，或是经由秘鲁和玻利维亚或是哥伦比亚走陆路，而只要花点代价，哥伦比亚的官员非常乐意睁只眼闭只眼。智利政府也是心甘情愿另辟蹊径：智利的军队有一次甚至还担负了为美国的黑帮把可卡因运到古巴的任务。就在安斯林格忙着宣布可卡因已经消失了的时候，可卡因网络正在整个安第斯山脉国家蔓延开来。到六十年代早期的时候，这个岛屿消费掉了世界上所有非法可卡因的百分之九十，因为古巴已经找到了新的供应者。1959年警方的一次诱捕行动追查出了古巴可卡因的来源，就在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麦德林——城外的一家非法的黑手党控制的实验室。麦德林城具有悠久而著名的走私史，它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可卡因大流行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为了寻找新的可卡因来源，以古巴为基地的黑手党还偶然发现了另一个在现代可卡因产业最终起主要作用的国家：墨西哥。到1960年，墨西哥已经开始在当地的匪帮乔治.阿萨法.巴拉——“墨西哥的艾尔卡邦”——的密切关注下运输可卡因。同今天的墨西哥集团组织一样，巴拉的集团对走私海洛因更感兴趣，但显然这里有钱可赚，而可卡因在这方面也不比其他任何毒品差。巴拉最初是从秘鲁购买可卡因，然而1960年对墨西哥一家可卡因实验室的突袭检查证明他自己也很擅长提炼可卡因。这次让警方查获了14公斤可卡因和古柯膏的突袭，是古巴一个线人密报的结果。当年晚些时候又在克沃纳瓦卡发现了另一个秘密的实验室，这次是因为可卡因师傅计算错误，导致整个大楼发生了爆炸：正如亨利.鲁兹比八十年前就已经发现的那样，对那些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人而言，制造可卡因可是个威胁的消遣活动。警方发现这个工厂背后有六个古巴人，而墨西哥人只有一个。但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卡斯特罗1959年夺取古巴政权，把巴蒂斯塔轰了出去——一起轰出去的还有他的朋友西格尔和兰斯基。这些正派的生意人意识到，新成立的共产党政权可能不是最好的赚大钱的地方，于是便夹着尾巴匆匆撤回美国。同他们一起的还有古巴难民潮，这些难民很快在佛罗里达建立了流亡者组织，发誓要对卡斯特罗实施报复。正如哥伦布把第一世界的传染病带到了第三世界一样，这些旅行家返回的时候也给第一世界带了一件礼物：可卡因。很长时间以来，美国的头号毒品一直是海洛因。整个美国以致整个世界，毒品上瘾率一直在上升——这个前景让麻醉品立法者惊愕不已。然而真正让他们震惊的，还是新吸毒者同老吸毒者完全不一样。三四十年代的瘾君子都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无法适应社会的中年人。新瘾君子都很年轻，受过很好的教育，在社会上也游刃有余。新一代的麻醉剂使用者正在出现。五十年代中期出现了吸食海洛因的巨浪，这毫无疑问是因为人们越来越容易得到毒品，而毒品的充足供应则又要归功于法国贩毒网现在那精确无误的机制。但这也是另一个社会因素造成的结果：吸毒现象正在卷土重来。正当可卡因在颓废的古巴高层社会翩翩而过的时候，美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变化使得这种毒品到达之后马上就找到了稳固的立足点。五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新的一代刚刚成年，年轻人发现自己置身于独特的地位：他们拥有足够的知识，足够的教育和足够的空闲时间，可以来质问他们的父母从来没有机会怀疑的这个社会体制。这一代人似乎很喜欢打破一切规则。在音乐，文学和诗歌方面，他们抛弃传统，青睐混乱的东西，创造出无法预见的，磕磕巴巴的作品来，让年轻一代着迷，让老一代怒不可遏。他们消化吸收的是新生的流行音乐和垮掉派作家快节奏的不被打断的作品，因而他们抵制从前为父母所接受的约束和限制，开始过自己的快速的不被打断的生活。媒体很快捕捉了这个潮流，没过多久，屏幕上的英雄就开始反映思想自由的新一代的生活态度。流行的英雄形象开始从局内人的形象——地方长官，警察，或是政客——转变成局外人的形象，即反抗地方长官，警察或是政客的人。1955年，詹姆斯.迪恩在《无因的背叛》里展示了该如何真正进行反叛。也许是因为人们认为反叛思想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所以吸毒者的形象也开始改变。世纪之交的时候的瘾君子被视为是虚弱，没有勇气的个体，而五十年代的吸毒者则表现出一种不同的形象：反叛者的形象。他们违反联邦法律而不受惩罚，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写出自己的经历。同詹姆斯.迪恩一样，新一代的瘾君子成为美国青年对社会，对同伴，对父母，对权威，对自己的生活不满的象征。这个形象威力更大，因为巴罗斯和他的随从都很聪明，受过教育，而且见多识广。他们无法参与到社会中去：社会无法同化他们。这种不妥协的立场非常流行，没过多久，其他人就开始效仿他们的冒险行为，自己也开始吸毒。然而直到此时，听说过可卡因的人还很少。就连无论到哪儿一切都准备得好好的的巴罗斯要弄到点可卡因也不容易，他写道，一个朋友最后从墨西哥给他弄到一点，这令他欣喜不已，因为“我以前还从来没有用过什么好可卡因”。对他而言，可卡因只有作为”速度球”——直接注射到血液里的海洛因（或是任何合适的药劲大的麻醉剂）和安非他明（或是任何合适的药劲大的兴奋剂）的混合物——的一部分才有意思。兴奋剂让你飞起来，而麻醉剂让你慢下来。尽管弗洛伊德的朋友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在1885年就发明了这种方法，但由于它需要静脉注射海洛因，这意味着它的吸引力还是受到严重的限制。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美国，可卡因几乎只供染上海洛因瘾的人享用。巴罗斯讲述了1956年的真实情况：可卡因使用者的标准作法是，一整夜不睡觉，隔一分钟注射一次可卡因，间或在针剂里混入海洛因，形成“速度球”（我认识的可卡因瘾君子没有一个没染上吗啡瘾的）。《一封头号瘾君子的来信》，1956对巴罗斯而言，速度球最让人担心的不是会要了你的命，而是注射频率常常越来越频繁，形成一种螺旋式上升趋势，最后很容易出现典型的可卡因或安非他明过量的症状：偏执症。巴罗斯对偏执狂非常了解：你一天早上醒来，打上一针”速度球”，感觉皮肤下面有虫子在动。1890个长着黑八字胡的警察堵在门口，从窗户探进身来，饰有粗大浮雕图案的蓝色帽徽下面的嘴唇在狰狞地蠕动着。瘾君子们大步走进屋子里来，唱着穆斯林的葬礼之歌，抬着比尔.根斯的尸体，他身上针孔的伤疤闪耀着柔和的蓝光。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别有用心的侦探对着你的夜壶嗅来嗅去。这就是可卡因的恐怖之处——休息一下，冷静下来，再注射大量的GIM[吗啡]。——《赤裸的午餐》，1959到六十年代初的时候，五十年代末的反叛潮流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增长。婴儿潮出生的人来到了，空前多的富有的年轻人进入了世界各地的大学，为毒品泛滥提供了完美的孳生之地。与此同时，大众航空旅行时代的到来使得大陆之间麻醉剂的运输更加方便，人们从而也越来越容易买到非法毒品。新一代的十几岁的年轻人现在距二十世纪头几年的可卡因上瘾大泛滥已经隔了两代，所以没有什么第一手的资料来警告他们提防娱乐用途的麻醉剂的危险性。尽管父母告诫他们要远离麻醉品，六十年代的一代还是一齐选择对这类建议置之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