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出色的下雨天。14时45分有警报，但15分钟后又取消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发警报！也许只是想干扰我的午睡，他们连一丁点儿快活也不想让人享受。这里的一张报纸上最近有一则简讯说：当局即将对城内的全部防空洞进行检查，检查它们是否顶用，就是说，它们建造得是否牢固，是否具有足够的保护作用。我当时并未重视这则简讯。现在有人偷偷地告诉我，这是我在上海德文报纸《远东新闻报》上那篇署名“老鸹”的恢谐文章的后果。尽管不是这么回事，但他杜撰得很好！这正合我意。也许并没有检查出多少问题，虽然在那则报纸的简讯中提到过，对那些不完善的防空洞必要时将予以重建或修理。遗憾的是，只有十分富有的人才会建造得起一个真正的抗轰炸的防空洞。为此需要有很粗的树木或是铁轨，相当多的黄沙和更多的钢筋混凝土！这些东西可惜我们都没有！统统没有！　　　　　　　　　　　　　 11月4日、11月5日　　天空云层密布，不时下雨，没有日机到我们这里来。糟糕的是，我患了重感冒。头痛，低烧，咽喉痛，嗓子沙哑，咳嗽，脉搏每分钟95次，心悸，使我整夜都没有睡觉。医生说：“并不严重！！”好吧，我想我是病了！不过，一定是我有什么事搞颠倒了。因为，今天夜里有过“警报”，我肯定是没有听见，因此我还是“傻乎乎的”！不能再这样下去！医生随即给我(估计是治“傻病”)开了药特灵、洋地黄、丫啶黄、阿达林和溴剂。另外，我还主动服用了阿司匹林。我看到账单(今天这里的药价是原先的3倍)时，我的病已好了一半，但愿另一半会便宜一些！只是不要让妻子知道，否则她会毫不顾及日本人，沿着津浦铁路的路轨从天津步行跑到南京来。此外我还在考虑，在特劳特曼夫人(德国大使的太大)到达这里后，我是否也让妻子来。大使能做的事，我们也可以做嘛！！尽管我认为这确实是不明智的！　　　　　　　　　　　　　　　11月6日　　如果一个汉堡人和一个柏林人走到一起，通常都会产生意见分歧。这肯定是出于古代他们好争论的原因，就是说，他们每个人都自称有最伟大的”快舌”，也即最伟大的辩才。我当然站在汉堡人一边。汉堡人说话也许会夸张，他们的话也许要打些折扣；但柏林人纯粹是“吹牛皮”，这就更差劲了！例如柏林人说：“傻瓜就是傻瓜，是无药可救的，即使阿司匹林也不顶用！”这不对！阿司匹林对我就起了作用，今天我感到已有起色。3天的虾蟆肿病之后，今天又动笔写日记了。谢天谢地！　　日本人对我的病(我患了重感冒)照顾得令人肃然起敬。前3天几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至少在南京是如此。总的战局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因此我的身体已经复原了。　　中国人对目前正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九国会议寄予很大希望。他们总是认为，您应该看到，美国一定会帮助我们！哎，但愿是这样。但我并不相信这一点。在英国已经出现了公开的抱怨声，说英国与日本的贸易减少了，因为英国在日本遭到了憎恶。一旦事关“镑”或“美元”，那就不是闹着玩的了，英国或美国都是如此。第一是做生意，中国人民以及诸如此类的事还远远轮不上呢。有人说，现在英国需要大力保护在中国，尤其是在扬子江沿岸的贸易利益。干吗要和日本打仗呢？不，还是不要打！！况且在日本也投了资，而且为数不少。英国是这样，美国也是如此。由此可见，对整个会议又能寄予多少希望呢？他们一定会竭力促成一个折衷的和平。但是中国不想要这种和平。中国要求九国予以保证，它目前正在捍卫的是不可侵犯性。也许通过发布实施制裁会有帮助，可是即使这一点也是成问题的，因为日本已经发出了这样的威胁：一旦用制裁措施给我们制造麻烦(石油禁运等等)，我们就加强对中国海岸线的封锁，就是说，欧洲国家和美国至今还享受的一切特权就要中止。然后日本就对中国宣战！在此以前还只是一种“友好的争论”！可怜的中国呀！　　我们读到中国军队在上海抗击纪律严格的日本部队的有关报道时，确实是惊讶的，而且那还是一支征募制军队(虽然南京政府规定了普遍义务兵役制，但并没有得到实施)。虽说是向上海派出了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的(据说这些顾问三分之二已经阵亡)南京最好的部队，可是如果得不到足够的装备，即使是最好的部队又能有什么办法？在装备方面实在差得太远了！日本的现代化军队装备有重型火炮、无数的坦克和轰炸机等等，力量远远超过了中国军队。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问题。日本当然最明白为什么他们的进攻不可等得太久。再过四五年之后，它面对的就是一支中国的人民军队，这支人民军队有很大的可能会战胜它。这个风险日本人是不愿意冒的！　　　　　　　　　　　　　　　　11月7日　　还是倾盆大雨的天气，完全像我们所希望的！　　最近的伙食不太好，但我还没有弄清楚是“战争问题”还是“佣人问题”。我们的管家请了3天假，在他不在期间，他叫来了一个替工，令人无比高兴的是他会讲一口地道的无可否认的上海洋泾浜英语。今天早餐时我们之间有过如下的交谈：　　主人：你过来！火腿和煎鸡蛋吃起来有鱼昧，这是怎么一回事？　　佣人：鸡也没有办法，主人，现在已没有真正吃的东西了，只有吃鱼了。　　主人：可是黄油也是这个昧道，难道你认为奶牛也只有吃鱼吗？　　佣人：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主人，我要去问问它。　　现在我真的想知道，奶牛将会回答什么！如果他把煎锅清洗一次，也许就会把鲸油的味道洗去。我将对此提出建议，因为很有可能我的那些防空洞的客人都是用的这只煎锅——就是说，我的煎锅！　　除此以外没有什么新闻！　　　　　　　　　　　　　　　 11月8日　　今天是一段时间雨天后的第一个晴天，天空一碧如洗，而且没有轰炸！值得尊敬的日本老爷们不是忘记了我们，就是在上海忙得不可开交。下面防空洞那里看上去漆黑一团！　　今天我们在这里搞“大扫除”。城里到处都在排干防空洞的积水，一些地方有军人和消防人员在帮忙。我这里不需要帮助。我们的“英雄地下室”里虽然已有2英尺深的地下水，可是我们自己把它抽干了，就是说，用的是水桶和食品罐。　　我外出作例行的商务访问时，听到了相当多的坏消息。看来在中国人中间正在逐渐蔓延一种“准赤化情绪”。里贝先生不久前已经告诉过我，电厂的工人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染上了“红色”。有人直接问过他，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是不是更好些？俄国人似乎在这里暗暗地作了大力宣传。今天有个商务方面的朋友(一个在美国上过大学的人，我不想说出他的姓名)私下里对我说，全体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认为，如果美国人和欧洲人在布鲁塞尔的九国会议上抛弃了中国，他们都会投向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憎恨如此强烈，以致他们宁愿受俄国的控制而不是日本。多么周到的考虑！！谢谢！！究竟还会把中国引到哪里去呢？据说与上海的公路联系从昨天起就中断了。第一次没有收到上海的英文报纸(即11月7日的报纸)。　　　　　　　　　　　　　　　　11月9日　　美丽的航空天候，但没有空袭。　　这很可能与上海的战事有关系。上海的报纸今天也没有到。上海的电台广播说，上海陷落了，就是说，上海地区内不再有一个中国士兵了。这样，南京和上海的联系完全被切断了，只要陆路不通，就不能恢复联系，至少暂时是如此。至于水路能否通行，需要过几天再看。类似情况在1932年初这里已经发生过一次。如果除了上海邮件一时到不了，再没有其他什么问题的话，我也就算了。但是，很有可能会随之产生与此相关的这个或那个问题，例如缺乏食品等。那时会变得怎样，暂时谁都不知道，我更是一点不知道。　　韩(湘琳)先生说，中国人即使必须退到西藏，也不会讲和。但韩(湘琳)先生一个人的话是算不了数的。在上海的日本将军松井10天前曾预言在11月9日将中国军队赶出上海。他言中了。他同时还声称，随着上海的陷落，战事也就告结束。如果他在这件事上也言中的话，我不会反对。中国人确确实实英勇地进行了保卫！连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中国人之所以不能赢得战争，是因为他们缺少日本人的现代化技术装备。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太原今天也陷落了。这样，就如同我们说过的，我们在这里暂时就无计可施了。假如说布鲁塞尔九国会议真的没有作出中国同意的而又不丢面子的决议(目前看上去很有可能)，我认为，日本人将会采取的下一个步骤是，全力把中国政府即蒋介石统帅赶出南京。我可以设想这事也不会太难。据我的判断，日本军队要从陆路上推进无疑是不容易的，需要突破类似“兴登堡防线”的战线，会有重大的人员伤亡。要征服水路也不是那么容易，至少得清除扬子江上的水雷封锁，要摧毁江阴附近的要塞。就我听说的，日本军队只有用大规模的毒气进攻才能实现，我相信日本人实际上也会这样做的。　　不过还有一个另外的途径，也即以前已经宣布过的，加强对南京的空袭。据别人告诉我，日本人目前在上海拥有将近600架飞机。据说前几次大规模战斗时，在大批歼击机和护航机的掩护下，有60架～100架轰炸机同时投掷了炸弹。如果这样的一支空军部队进攻南京，毫无疑问，他们定会达到自己的目的。我希望(上帝保佑)不会到这一步。万一真的到了这一步，到那个时候我宁愿待在“库特沃”号轮船上。不过，别说不吉利的话了！你这个呆瓜！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我们还是别去管那种预言了。冥思苦想得越多，一个人的情绪就越糟。一场现代化战争就是地球上的一座阎王殿，我们在中国正经历着这场灾难，若与欧洲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相比，也许它意味着只是一场儿戏。但愿善良的命运保佑我们免受此难！！　　多么有趣，刚才收到了北方来的邮件：妻子10月31日从北平来的信，奥托10月6日从萨勒姆来的信，格蕾特尔10月9日从哈尔特恩来的信，并附有维利10月8日从柏林给她的信，连乌尔西(译注：拉贝对其外孙女乌尔苏拉的呢称。1996年12月，乌尔苏拉·赖因哈特夫人在纽约将《拉贝日记》公之于世。)也附了一张自己画的画。这是我在一天内收到的全家的好消息。奥托告诉我，他在去慕尼黑入伍之前，想于10月25日去探望格蕾特尔四五天。格蕾特尔得到柏林来的消息说，维利又要到中国来了(但愿这是真的！)。其实维利是孤身一人住在柏林。　　　　　　　　　　　　　　　　11月10日　　阴天，云层很低。尽管如此，13时15分响起了警报。约有9架飞机在城市上空交叉飞行，高射炮对它们进行了猛烈的射击但毫无成效。前前后后一片爆炸声。当高射炮弹的碎片开始在周围屋顶上劈里啪啦作响时，我立即命令大家躲进防空洞。只有里贝除外，他正站在学校走廊里用我18倍的蔡司望远镜观察天空。每次，当我们躲过了这样的“暴雨”安然无差地走出来时，我总是很高兴。可是，现在督促人们及时躲进防空洞却越来越难了。因为老天保佑，至今还没有出过事，他们也就变得麻痹大意起来。要是我在当时不偶尔狠狠地发一通火，他们就不肯相信会有危险。我们的防空洞被水泡得很软，我们辛辛苦苦地把地下水弄出去。我们不得不连续几个小时地排水。什么都又湿又滑，今天我就从台阶上笔直地滑了下来，把我的裤子搞得很脏，还丢了脸。为了不再发生这种事，现在一定要砌一个砖石台阶。14时45分，危险过去了。我注意到没有中国的防空飞机升空。难道已经没有防空飞机了？也许这不足为奇！　　今天，我们的办公室勤杂工和佣人被征召去当兵了。他俩约为30岁出头至35岁左右，他们可能只是早上受训几个小时，因而白天的其余时间是有空的。　　现在我们这里只有《远洋电讯服务》的消息来源了，它是《大陆报》(南京版)的一张对开四版的小报，通常只是“远洋电讯”的翻版，它试图以令人感动的方式在简短的“编者说明”中掩饰中国人遭受的巨大损失。只要我们能听到上海电台，我们当然就会知道发生的事情及其严重性。我们已不抱太大的希望，目前的形势“很难说”。对此我们也不得不听天由命！从上海前线回来的军事顾问们报告说，前线的后方有一批轻伤士兵在四处流浪，不守纪律。人们在夜间只有手里拿着毛瑟手枪才能出门！　　11月8日一篇发自东京的“远洋电讯”很有意思，它报道如下：　　六国清楚地知道，为什么他们不能指责日本人违反了“华盛顿协定”。因为这样日本就更有理由可以向英国和美国提出这样的指责。例如1923年3月23日，美国和英国炮舰轰击了南京，而且这种行为当时是得到美国同意的。他们似乎要我们日本人相信，1927年英国炮舰和1930年美国炮舰对中国敌意的进攻也只是自卫措施。这样，理所当然地他们也必须同意日本拥有同样的权利！　　一着高明的外交妙棋！那时，其他国家都在反对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或者说他们是在保护自己不受布尔什维克的侵犯。今天，日本这样做，大家却叫嚷起来！如果戴上一副日本眼镜(欧洲就有一批人戴着这样的眼镜到处游说)，世界看上去就是另一个样子！　　　　　　　　　　　　　　　11月11日　　哈哈，云层密布，而且是厚厚的云层。我的防空洞里的水“几乎”已经排干了，砌了好几级挺漂亮的砖石台阶。我们已准备就绪！上午的情况还好，一切都很平静。可是到了下午1时15分，里贝和我坐在那里用午餐。佣人说，警报响过了，我们应该稍微吃快一点。我们没有听到第一次警报信号，因为上海电台的音乐太动听了。尽管在打仗，那里可还在庆祝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我们刚刚咽下最后一口食物，就响起了爆炸声。我们数了一下，有9架飞机，其中的重型轰炸机正慢慢地朝我们的房子飞来。后来有一架向下低飞时，我已进人防空洞，我的中国客人们都一个不缺地躲在里面。只有里贝还在外面，他认为有以前学校校舍大门作掩护就够了。在北面和南面，炸弹雨点般地落下来，各个角落伴有熟悉的高炮和机枪的“音乐”。外面突然响起欢呼声：高炮击中了一架轰炸机。转眼间防空洞里的人都跑光了，大家都想去看看。飞机断裂成两半，冒着大火和浓烟栽到地上。我们看见约5名一7名机组人员中有两人在大火和浓烟中跳了下来(没有降落伞)。傲慢的轰炸机在20秒钟后除了留下一些碎片和尸体外，什么也没有了。14时15分，一切危险都过去了。　　城内又一次传开了最惊人的谣言。据说某个政府机构发出了警告，大家必须预先烧好3天的饭菜，因为将有一次大轰炸，这样就不会有时间烧饭了。这就是说，要在下过8天雨后到处还在滴水的防空洞里蹲上3天。多么“美好”的前景！但愿不要像预言的那样严重。另一些谣言说已在暗地里开始和平谈判。对别人讲给我听的事我都点点头，表示我知道了，当然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听说的并不比他们知道的多。不过，我是一只聪明的“老鸹”，为我的声誉必须这么做！　　今天又收到奥托10月11日从萨勒姆寄来的一封信。他还是在摘苹果，但不会太久了，只有12天了。　　妻子今天收到了我的一份例行电报：“7时，一切都好。Hguk，约翰尼”“Hguk”的意思是“衷心地问候你，吻你”。打电报我也得节约呀！　　　　　　　　　　　　　　　　11月12日　　雨大滴大滴地落下来，真是幸运。否则，也许有日本人来访。在证实了昨天这里不是击落一架，而是两架轰炸机以后(对敌人来说，不仅意味着人员伤亡，而且同时还损失了大约50万元)，日本人肯定会很快派他们的飞机前来报复。　　今天一开始就很反常。办公室杂工蔡(子良)来报告说：“警方要您升中国国旗。”我当然断然拒绝。身为德国人，我不会升起另一面旗帜来取代卐字旗。杂工蔡(子良)走了，却把佣人张(国珍)打发来了。他说：“蔡(子良)弄错了，是请您下半旗(我这里日夜飘扬着两面德国国旗)。今天是官方哀悼日。”那就下半旗吧！刚刚下了半旗，我一眼瞥见了日历，发现今天是已故孙中山博士的诞辰纪念日。这时，我忍耐不住了，把蔡(子良)和张(国珍)责备了一通。两面国旗再一次升起。原来，警方只不过是提出请求：今天是纪念日，请大家无论如何要升旗。那个退了位的萨克森国王怎么说的？“我看你们都是心怀嫉妒的共和党人！”这话我也说给我的下属们听了，但是用的是汉语，并加重了语气！为了和我言归于好，在购买用来遮盖防空洞的29张草席时，他们只花了5元钱，这是因为他们主动放弃了扣头，否则要花14元。如果防空洞不用草席遮盖，那么下起雨来就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类似钟乳石洞的洞穴。如果一天的开头是这样，那么通常会发生一连串这种事情。　　刚才有一位我连她名字都没听说过的德国妇女打电话给我：“啊呀，请您马上派您的工程师来，我的缝纫机坏了！”“太太，”我答道，“我们是‘西门子’，不是‘辛格’！”‘我知道，，，她说，“辛格’那儿我已经去过了，那人太蠢。我现在到您这儿试一试，因为是一台电动缝纫机！”“我该怎么办呢？我明天就让我们的电话安装工宋先生去一趟，今天他抽不出身，他在修理黑姆佩尔饭店的电冰柜。”看来生意又要兴隆啦！　　我们收到了一份从香港来的电报，简略得太过分。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弄清楚，是叫我们去拜见某某长官(某省的司令)。此人据说是西门子洋行的挚友。考虑到今后的生意，我们必须与他保持最友好的关系。香港方面主动提出支付我们接待这位途经此地的长官所需的全部费用。于是，我们查遍所有的旅馆，找到了他的落脚点。即刻前往，恭敬地寒喧一番，说了半个小时的甜言蜜语(当然是生意方面的)之后，我们才发觉这位“司令”根本不是我们要我的那位，而是他的什么第一侍从或诸如此类的人。于是，我板起了面孔，结果那位真正的司令这才露面。事情这样才算是对了头。唉——，如此等等，今天就写到这里。这类叫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我现在和里贝一起去黑姆佩尔那儿喝上一杯！　　要修缝纫机的那位太大又打来一次电话：“我想要工程师先生下午就来。”“非常乐意，夫人。”(你可以在月光下见到我！)　　　　　　　　　　　　　　　　11月13日　　我们又一次错误地估计了日本人！虽然是很好的航空天候，但是到现在为止，意料中的报复性空袭并没有发生。我们当然不是为此而夸奖我们的敌人，尤其是刚才从一个上海运输公司驻本地代表那儿传来消息说，里贝先生的皮箱和一个木箱全被炸毁了。皮箱里装着他和他同事埃默尔的冬季用品，木箱里装着安装涡轮机的专用工具。这些箱子装在一辆卡车上，于11月3日驶离上海。箱子在上海到这里的途中，停在松江时遭到轰炸，给我的一箱食品很可能当时也被炸毁了。从这里派出去接应卡车的小汽车空车返回，全部货物丧失殆尽。　　中国邮局毫不屈服！11月5日的信件和 l1月6日～8日的报纸刚刚从上海运到这里。和往常一样，上面又刊登着宣传与苏维埃俄国友谊的新闻报道。为了庆祝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20周年，11月7日的《大陆报》(南京版)出了一份特刊，上面登有许多优秀的摄影作品和文章，自然是大力颂扬苏维埃的。人们可能以为，苏俄是人间天堂，斯大林是和平天使。可怜的中国——它受骗了！　　　　　　　　　　　　　　　 11月14日　　星期天，天气晴朗，也没有轰炸。韩先生说：“日本人不喜欢星期天来。”原因何在，他也不知道。“也许他们要休息吧。”这使我想起了我们以前在天津的买办雍先生。这个人懒得很，只在写每天的日记时，写上他拜访了哪些客户，参与了哪些买卖。每个星期天，他都以一贯的尖刻写道：“今天是星期天，休假。整整一天无生意可做！”　　中国人目前都很悲观，人人都撇着嘴，踱来踱去。这当然可以理解。形势简直糟糕透了。上海的电台报道说，日本人清除了南市附近的水栅(即江上用来阻止船只通行的障碍物)，正开着战舰逆流而上。他们对付了第一个水栅，可能也会用同样的办法对付第二个、第三个水栅。我心里早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妻子把这称作下意识)：日本人有一天会开着他们的战舰出现在下关的。对于舰上的大炮，我这个汉堡人心里充满了敬畏。　　里贝本来想今天早上去汉口，却没有走成。除了怡和洋行船上的“甲板间”以外，再没有其他位子了。本来也想买船票的哈普罗公司是这么说的。一位哈普罗公司的人打算同日搭乘这艘船，而他认为“甲板间”不够体面。我要是他，就接受“甲板间”，然后坐进一等舱，等着船长或大副来妥善安排我。英国人对待欧洲人总是彬彬有礼的。　　　　　　　　　　　　　　　11月15日　　秋天的天气，晴朗宜人，仿佛天空里在酝酿着什么，今天我们一定有客来访。中午时分，天空布满薄云，是理想的航空天候。然而一切仍旧静悄悄的，直到下午2时警报响起。10分钟以后，发出第二次警报。2时30分，出现了6架日本飞机。它们遭到了高射炮的猛烈轰击，但是没有被击中。城南肯定还有其他的轰炸机在轰炸，因为听见那边传来机关枪开火的声音，以及大约15枚炸弹落地的声音。3时15分，警报解除了。大使馆参赞菲舍尔来访。他想买一部“库特沃”号船上用的无线短波电台，却买不到。德国德律风根公司可以提供，但是要等3个星期。他请我问一下交通部，能否出让给他们一部这种类型的电台。这种做法毫无希望，不过我答应尽力办。我立刻被拒绝了。　　在交通部里，我确信政府正在准备撤离南京。交通部的走廊上、办公室里放满了皮箱和木箱。人们打算迁到扬子江上游的长沙去。我去了铁道部，那儿的一个杂工偷偷告诉我说，铁道部明天也要装箱打包。为什么？因为日本人已经到了昆山附近，离苏州大约30里路。有几个人断定日本人已经越过了苏州。但是，这不是真的。上海电台播音员证实了有关昆山的消息。我拜访了德国大使特劳特曼和夫人，一起喝了茶。在那儿遇见了从太原来的施佩曼将军。“库特沃”号可能会先把妇女和其他一些贵重物品送到汉口，再回到这里接大使馆剩下的人员。“中国政府一逃走，大使馆就得撤离。”他们这么告诉我说。否则，就留在敌占区了。正当我考虑自己留在哪儿的时候，施罗德博士夫人和她丈夫来了。我大吃一惊。偏偏在这种危急时刻，施罗德夫人从汉口回到了这里。她说，她要接她丈夫走。还说要带我走！天哪，求求你了！！　　　　　　　　　　　　　　　　11月16日　　雨天，没有空中来客。但是我心情不好，南京很沉闷，跟暴风雨来临前一样。佣人们挨了骂，因为下雨的时候，他们没有把防空洞遮盖好。要是我自己不事事操心，就没有人动弹。他们都像做了催眠术，也像蛇笼里的老鼠。远洋公司也挨了骂，因为他们拆掉了房子里的一根水管，拆坏了一个洗手盆，弄丢或偷走了一个门闩。后来，我的心情渐渐地好多了！我和默勒(里贝感冒了，躺在床上)开车从哈普罗公司去太古洋行，给他和里贝预订11月20日从这里开往汉口的“武陵”(音译)号船票。所有的客舱都预订满了，结果我们只能预订散席票。不太好，可是路上说几句好话，也许他们还能在船舱里找到铺位。最重要的是，他们能离开南京了。　　如同我在大使馆里听说的一样，“库特沃”不打算把妇女们先送到汉口了。人们已经估计到了几天以后局势的变化，即南京失陷。所以要妇女们11月18日带着行李上船，然后在下关附近的船上等候消息，看看中国人是否封锁去汉口的水路。如果封锁，运送德国人的轮船就不开往汉口，而开往上海。整整一天，我都下定决心在这里坚持到底。这时候却听说，溃退的中国军队在苏州大肆抢劫。这使我产生了顾虑。再说，人们认为，即使日本战舰从江面上用大炮轰击这座城市，南京也是会抗击日益逼近的日本人的。那可太可怕了！话又说回来，这么多依靠着我的中国人怎么办呢？？韩先生又预支了工资。他原来想快点儿把妻子和孩子经过济南送到青岛，他在那儿有朋友。现在他听说这条路不通了。济南前方的一座铁路桥(在泺口？)被中国人炸毁了，为的是给日本人前进制造困难。我早看到了这一步，可是没有人愿意相信我。照此下去，日本人会到达离黄河不远的地方或者黄河岸边。那时韩先生也许不得不把他的家人也送往汉口。他现在还在等一家关系亲密的朋友，让他们陪着他的家人同行。但愿他不要犹豫得太久。　　从上海来了一大堆邮件，注明的日期是11月6日～10日，还有11月10日～12日的报纸。　　礼和洋行的费舍尔先生坐船途经运河等河道从上海回来了。他说瓦茨尔先生这几天去欧洲出差，却把他的妻子和孩子留在这里。还真有胆大的人。不是胆大又是什么呢？　　刚才我的朋友王先生和他妻子来了。他是军事通讯学校的工程师，妻子是奥地利人。他俩想上“库特沃”。我请示了大使，遭到拒绝。妻子可以上船，但丈夫，跟每个中国人一样，不允许上船。而妻子不愿意丢下她丈夫不管。我劝他们立即(尽可能当天晚上)去汉口。他俩伤心地走了。“库特沃”号只有50个卧铺，但却要用来安置112名可能上船的德国人。　　　　　　　　　　　　　　　　 11月17日　　还是雨天，我们很欢迎。我们现在真的不需要炸弹了，这里已乱成了一团。整个夜间大街上熙熙攘攘，汽车一辆接一辆，卡车甚至还有坦克一起缓慢而又沉重地、隆隆地向前开。政府的大迁移开始了。听说中国国民政府的主席林森先生已经走了。我为韩先生一家担心。他们必须离开，而且要尽快。从上海来了很多迟到的信件，也有钢铁联合公司的电报，都是五六天以前的。现在关注任何一个项目都毫无意义。找不到一个人谈生意，所有的人都在收拾行装，最后连我也不例外！我自己编写的书已经包装完毕。现在轮到衣服了，然后是银器(多好听啊)，剩下的几件很快装箱，然后在箱子上贴上我的地址。我从银行取了钱，因为有人劝我带现金。反正银行也要关门了。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收到了德国救援委员会的通知(1937年11月16日第一号)，其中第五条写道：每家只准带一个佣人上“库特沃”。我读到这一条时，决定把韩先生当作我的佣人偷偷带上去。王工程师又来了，他想向我借钱，遭到婉言谢绝。几个月前，他送他的岳母和小姨子回家时，才从我们这儿借了钱，这笔钱还没有归还。我把救援委员会的通知拿给他看，劝他以他妻子“佣人”的身份登上“库特沃”。他马上明白了这个暗示，满意地走了。这样，他既省了钱，又和他妻子一起同时得到了妥善安置。　　他刚走，埃拉·高太太(高将军的妻子，德国籍)和她女儿(将军第一个妻子所生，中国籍)来了。两位女士前不久刚从北平来，以为这里一切很安全。幻想！不过两个人看起来已经了解了情况，她们表示必要(？)时要上“库特沃”，好像以为别人肯定不会拒绝她们，我看可能也不会拒绝。她们来是请我帮助她们看管这里房子的，万一日本人来了的话，我当然一口答应。可怜的拉贝还能派什么用场呢？！特劳特曼夫人像往常一样无比客气、亲切，一千次地请求原谅她的打扰，她问我们这座城市是不是真的有220伏交流电。“是的，阁下，我们有！”是什么使可怜的大使夫人感到那么烦恼，大使馆总不可能去买一台涡轮机吧。原来她担心的只是一台无线电收音机，特劳特曼博士阁下不敢给它接电源。我在这里公开泄露此事有些不大恭敬。不过，大使馆里出现了一台蓝点牌收音机，而我们的装配工人不会接电源！据说是因为他看不懂标签上的文字。这可能是骗人，这个懒虫只会接通他的(德律风根牌)收音机！　　我刚从下关回来，目睹了妇女们和行李上船的情景。中山码头十分拥挤，不过一切显得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王太太带着“佣人”已经到了那里，施罗德太太和她丈夫也在，还有一大群十分熟悉的人。我现在恐怕也得考虑把我的几个皮箱送上船去。佣人张(国珍)已经积极地打好了行李。韩先生准备怎样把他的家人送走，我还不清楚。通往下关的路上，行进着成百上千辆装满了行李的人力车，以及跟车的中国人，他们都想乘坐那几条即将驶往上游的轮船到安全的地方去。新征召来的士兵队伍让人触目惊心：所有的人都穿着有些破烂的平民衣服，背着行李卷儿，臂上挎着一枝生了锈的火枪。如果连这些人都得不到训练和军服的话，可见处境已经十分困难。但愿这不会带来什么恶果！我现在也听说日本人为什么最近能如此迅速推进的原因了。张学良(北方军)的大约5000名士兵在苏州拒绝执行命令。听说蒋介石亲自去了苏州，动用了一个团的精锐部队，解除了这帮反叛者的武装。这位统帅可不轻松，真佩服他的干劲！在最高统帅亲自干预以后，据说苏州的中方阵地稳住了。由于日本人的迂回攻势，“兴登堡防线”也就成了无用之物，随之而来的是封·法尔肯豪森将军制定的美好防御计划恐怕也要完蛋了。如此出乎意料的事，人们可是没有想到！　　　　　　　　　　　　　　　　11月18日　　雨天！今天连《大陆报》(南京版)也没有送来。印刷工人可能逃跑了。满载行李的人力车、手推车、小汽车和卡车还在日夜不停地开出城去，大都开往江边，因为多数人想去扬子江上游，逃往汉口或汉口以远的地方。与此同时，从北方来了许多新兵团，开进城里。人们看来要坚守这座城市。很多士兵看上去十分狼狈。整个队伍到达时，没有一个人穿鞋袜，也可能是因为正下着雨。所有的人默默走来，没有歌声，也没有说话声。一支望不到尽头、一言不发、精疲力竭的队伍。　　昨天我的感觉跟妻子不久前在北平时的一样，那时让她把格蕾特尔和维利房子里的东西打包装箱。我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走过来，挑选自己要装入箱子、送上“库特沃”的东西。这时，我才发觉自己多么舍不得这些旧东西。我叫来佣人张(国珍)：“你挑一些你太大喜欢的东西吧！”他听后径直走向卧室里的写字台，取出了集邮册。我尴尬地笑起来，随后我把奥托的照片放了上去，我俩达成了默契。这个小小的插曲却使我兴奋起来。凡是放在地上、靠着皮箱的东西必须拿到楼下去。接着我们装箱，一直忙到半夜。今天上午10时，打点好了第一批6件行李，可以送到码头了。用两辆马车，每辆车费5元。办公室杂工佟(柏青)接受了运输任务。11时，汽艇应该从中山码头驶向“库特沃”。在这段时间里，继续抓紧打包装箱。下午，孔斯特一阿尔贝斯公司的西格尔先生开着一辆卡车来了，取走了另外3个皮箱和里尔茨老师的5个皮箱。因为里尔茨调到了施巴拉托，我就把他的箱子放在了我这儿。晚上7时，杂工佟(柏青)还没有回来，这时候我坐车去了下关，正好赶上汽艇到港。汽艇本来应当上午11时到。　　装运行李的时候出现了可怕的混乱，每一个佣人都想先把自己主人的行李安放好。为了防止行李和佣人落入水中，我出面制止，大声喊叫“别忙”，就冲了过去，结果和一个佣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顶撞说：“闪开！这儿你说了不算！我扛的是德国大使阁下的地毯，他第一个！”我一声大喊，封住了他的嘴。他不再吭声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让他搬运大使的地毯。晚上8时，堆积在栈桥上的600件行李绝大部分都顺利地送上了汽艇。20分钟后，当我们冒着倾盆大雨、摸黑儿把一些妇女和她们的孩子以及行李分别送上船以后，发现里尔茨的一个皮箱不见了，不过后来又找到了。我们全都破口大骂起来。晚上9时，我湿淋淋地、精疲力竭地回到了家。然后我们继续不停地打包装箱，一直干到午夜，直到后来箱子装得不能再装。　　在“库特沃”船上还发生了一件事：王太太在行李舱里找到了我，告诉我说，她丈夫(我让他作为她的佣人偷偷上了船)在佣人中间受不了了(他可能没有交够佣金)，他自己也没带吃的。总而言之，他们又想下船去，试图坐火车去汉口。请便，随便，随您的意，只当我没有想过这些事一样。拉贝，你活该，这都是那乐于助人的好心肠造成的！　　　　　　　　　　　　　　　　　11月19日　　雨还在不停地下，行李还在不停地包扎。所有的箱子都装满了以后，我们又按最高价买来了蹩脚的樟木箱子。木工给箱子钉上了木板封条，这些封条几乎跟樟木箱子一样贵。一辆马车现在要价6元，而汽车又租不到。第二批行李已经装上了两辆车，又得卸下来，因为我们从电话里得到消息说，汽艇因暴风雨天气不能航行。　　我想努力结算好我的往来账目，可是我忙得无法工作。韩先生收进一笔不小的款子。我把本行的绝大部分钱和我个人的2000元汇划到了汉口。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领到了他们11月份的工资，好让他们在最后一批商店关闭以前能够买些食物等东西。一罐煤油的价钱从4.7元涨到了7元。一吨煤现在28元，而不再是20元。我还能储备一吨煤和4罐煤油，眼下不可能得到更多的东西了。　　韩先生还是买不到去汉口的船票，始终无法把他的家人送到安全的地方去。佣人们睁着惊恐的大眼睛走来走去，因为大家以为我也要乘“库特沃”离去。我明确地告诉他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留在南京。这时候，他们又高兴起来。　　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主要由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和在金陵大学任教授的传教士组成)。委员会试图建立一个难民区，即位于城内或城外的一个中立区。一旦城市遭到炮击，非战斗人员可以躲避到那里去。有人问我(我要留在这里的消息已传出)是否愿意参加这个委员会，我表示愿意。晚上在斯迈思教授家吃饭的时候，我结识了很多美国籍的委员。　　德国大使馆暂时留下3位先生：许尔特尔、罗森博士和沙尔芬贝格。我不明白为什么把罗森博士留在这里。据我所知，他并没有主动提出留下。所以我请特劳待曼夫人在大使面前说情(大使正好外出不在)，请他撤销这个命令。特劳特曼夫人答应尽力试一试。一个不能把全部心思扑在工作上的人，我们要他留在这儿有何用。罗森博士当然对我的干预一无所知，也无需让他知道。礼和洋行的梅尔基奥尔试图说服我改变留在这里的决定，他提醒我注意自己所冒的巨大风险，我谢绝了，我并非盲目参与这一事件，我决心已定。(亲爱的多拉，请不要为此生我的气，我别无选择！另外，希尔施贝格大夫全家和封·舒克曼太太以及德士古石油公司的主管汉森先生也都留在这里。可见我不是唯一不顾生命危险的人。韩(湘琳)先生决心与我同甘共苦。这也是我对他唯一的期望。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11月20日　　尽管气压大大升高了，雨仍旧下个不停，防空洞又被水淹了，而我们没有时间舀干里面的水。我们必须包扎行李，不停地包扎。第二批行李中午运走，由办公室杂工顺利地装上了“库特沃”。韩先生的一个皮箱不幸裂开了，没有时间去修理，只好敞着送上旅途碰运气了。前线的消息越来越糟糕，听说日本人在常熟突破了防线。如果消息属实，苏州将很快失守。还听说日本人已经在清除扬子江上的障碍物了，和我预料的完全一样。我今天可以结算好账目，然后交给里贝带走，他今天晚上去汉口。他订的是“武陵”号的船票。这艘船今天早上已满员，经过南京时没有靠岸就开走了。不过又专门调来了另外一艘名叫“武昌”号的船。一路平安，里贝先生！他实在帮了我很多忙，的确是一个好同事。　　刚才我收到了妻子11月9日的来信，附有一封格蕾特尔10月20日从哈尔特恩寄来的信。谢谢，妻子，现在的一封信意味着什么，多么美好的语言都无法表达。何况不可能总是遣词造句，特别是在饭前，两只脚冰冷，就更难了！所以我们还是算了吧！　　下午6时，一家中国报纸出了一期专刊，宣布中国政府要迁移到重庆。南京中央广播电台证实了这个消息，同时宣布要为保卫南京战斗到最后一滴血。11月27日，星期日　　雨水夹着冰雹——我们不可能指望比这更好的天气了。因为一旦日军司令部得知中国政府离开了这里，外国大使馆也已离开，那么可能会有更加猛烈的空袭，至少这是我们的估计。刚才我又把4个装着书籍和瓷器的木箱送上了“库特沃”，但愿装船顺利。还没有得到汽艇是否开往“库特沃”的消息。听说昨天中国士兵持枪没收了汽艇。为了重新得到和使用这条船，德国大使必须首先出面干预。他为此求助于中国外交部。　　我的防空洞中的水涨得越来越高，让我发愁。我担心这几天不能使用它，因为我们暂时还没有时间把它里面的水舀干。我正在寻找一个好一些的防空洞。听说现在城里确实有几个经得起轰炸的防空洞，如果我能碰巧给我和我保护的人找到这样的地方，那可好极了！　　电厂厂长白先生请求位在我的房子里。同意！现在总工程师陆法曾先生也来了，想带他妻子以及佣人们住在这儿。由于远洋公司搬上了“库特沃”，校舍空出来了，可以提供给他们使用。　　下午1时30分，我坐车去了中山码头，想搭乘定于2时开船的汽艇去“库特沃”查看我的行李。码头上又是前几天那番景象。来来去去的士兵们挤成一团。尽管如此，栈桥的一部分还是被封锁了，因为冯玉祥要启程。正当人群挤得水泄不通的时候，他的卫兵出现了，拔出手枪为他开出一条路。这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卫兵用他的毛瑟手枪友善地抵住我的肋骨，示意我必须向后退。(毛瑟手枪的保险已经打开，子弹处于待发状态，能让人相信这是真的吗？)下午4时，汽艇终于来了。在“库特沃”上我只有10分钟时间去行李舱里走了一圈，我找到了今天早上运到的最后一批木箱，感到很满意。我向那些安静地坐着打扑克、喝啤酒的旅客们作简短告别以后，坐上已经急得大声鸣笛的汽艇驶回下关。这最后一座通往外界的活动桥梁随之被拆除了。回到家以后，我见到了高将军先生，他请我在紧急情况下接纳他和他的佣人，我答应了。但是把这些人都安排在哪儿，我一时还真的不知道。　　我拜访了贝伦施普龙博士先生(他是封·拉梅灿男爵的继任者，目前主管警察局)，我想要一个汽车特别通行证，以便在第二次警报拉响后和晚上10时以后也能不受阻拦地开着我的汽车出去(为安全起见，我也应当请人提供这样一个通行证)。贝伦施普龙也是明天去汉口，他刚刚获得了最高统帅颁发的勋章。他让我明天带着他的名片去找警察厅厅长王固磐将军(如果王将军还没有离开的话)。我对王将军很熟悉，从在北平时一直到现在。这件事我本来不必麻烦贝伦施普龙先生，可是，哪怕能帮上一点小忙也行啊！　　上海电台播音员宣布外交部部长王先生将暂时留守南京。人们估计，这样一来外国大使馆就不会撤离，因而也就有可能使南京免遭炮击。我不相信这种哄骗，外交部的各个机构早就撤走了，部长总不会一个人留在这里。我在下关遇见了封·法尔肯豪森将军，他也得到了相同的消息。　　　　　　　　　　　　　　　　11月22日　　天气晴朗，非常好。我的“气压表”又预报对了。7时30分，我还躺在浴缸里的时候，警报响了，不过只是一场虚惊。8时又取消了。我的那个鞋匠邻居真该滚开！只要警报一响，他就跑来了，带着老婆、孩子、爷爷、奶奶以及天知道多少其他的亲戚。可是，现在防空洞里的水有75厘米深，却看不到他来参加排水。唉——你听，这时，上海电台播音员正在播放一首优美的歌曲《献给你邻人一片爱》。要是这家伙不来排水的话，也没有办法！！苦力葛(文海)认为，舀干防空洞里的水太难了，就是说，时间要很长。现在我们给消防队打了电话，请他们带一个合适的水泵来帮助我们，他们暂时答应了。不过，消防队来不来，还得等着瞧。　　罗森博士先生打来电话，要求我们几个留下来的德国人10时到腾空了的大使馆里商量将来怎么办。我非得有一个汽车特别通行证不可，否则我就无法走出这座院子！　　厨师曹(保林)生病了，请来了一个中国医生。可是我看不懂诊断书：“内热表寒，不日即愈！”　　消防队出洋相了。他们没有给我送来水泵，而是送来了一部中国水车，一个所谓的绞盘。我不会用它。在这段时间里，我把所有能支配的人全都召集起来舀防空洞里的水。应该原谅鞋匠，忘记他原先的一切所作所为。他、他妻子和他的3个孩子，还有他六七个亲戚舀水时很卖力。我们终于把地洞里的水排干了，却遗憾地发现防空洞的一部分即西墙倒塌了，非常讨厌的事。原来帮我钉封条的那个木匠要是还在的话，他就要倒霉了，但是这人已经走掉了。这段时间，这里的警报一个接一个：10时～10时45分的警报是一场虚惊；下午l时～2时40分则发生了一场空中混战。东面一架飞机勇敢地自卫以后，起火坠落。后来又有一架飞机坠毁在南面，看上去好像是飞行员被打死了。可惜我用了望远镜也不能确定被击落的飞行员是哪个国家的。不过，后来听说被打死的飞行员中至少有一个是中国人。高射炮没怎么开火，即便开火了，也都没有击中目标！南面落下一连串的炸弹。停了5分钟以后，警报又重新响起，从下午2时45分到3时20分，这又是一场虚惊。　　刘工程师带着罗先生从中央广播电台来了，请我把该台的一部分设备送到“库特沃”船上安全的地方。为此，他许诺给我一部大使曾经提出的功率为100瓦的电台。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开车去大使那儿。可惜来晚了，特劳特曼博士先生正准备上船。真遗憾，两位先生早几天来就好了。　　在两次警报的间隔时间里，我和罗森博士在德国大使馆里交谈。罗森博士还是留在了这里。我的游说毫无作用。　　下午5时，国际委员会开会讨论成立一个南京平民中立区。大家选举我当“主席”，我推辞不掉，为了做件好事，我让步了。但愿我能够胜任这个也许会变得十分重要的职务。德国大使在上船前不久通过我的介绍认识了斯迈思博士(委员会秘书)。大使同意委员会草拟的有关建立安全区的建议，该建议将通过美国大使馆(有一个电台)电发给上海美国总领事再转交给日本大使。我们已经获得了英国大使和美国大使的同意。我们在委员会会议上决定：在上海日本大使收到电报以前，不准公开发表电报内容。我们十分希望我们向日本人发出的呼吁不是枉费唇舌。因为这里没有法国人、意大利人，所以委员会里没有法国代表及意大利代表。从英文翻译过来的电文如下：　　考虑到可能在南京或南京附近爆发敌对行动这一情况，由丹麦、德国、英国和美国公民组成的国际委员会特此建议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为逃难的平民建立一个安全区。　　国际委员会有责任取得中国政府的特别保证：撤除拟建的安全区内所有军事设施和包括军事交通指挥机构在内的军事机构；安全区内不准驻扎武装人员，携带手枪的平民警察除外。禁止所有士兵与军事团体进入安全区，无论这些军事团体具有什么性质，无论其军官军衔为何种级别。国际委员会将努力使上述保证得到尊重和令人满意的执行。　　以下具体标明的地区，国际委员会认为适合用来保护逃难的平民。这个区域位于城区的西部，迄今为止，日本空军在空袭时始终注意使其免遭破坏。　　所建议的安全区界定如下：　　东面：以中山路为界，从新街口至山西路交叉路口；　　北面：从山西路交叉路口向西划线(即新住宅区的西边界)，至西康路；　　西面：从上面提到的北界线向南至汉口路中段(呈拱形)(即新住宅区的西南角)，再往东南划直线，直至上海路与汉中路交叉路口；　　南面：从汉中路与上海路交叉路口起，至新街口起点止。　　国际委员会将负责用白色旗帜或其他有待确定的标志清楚地标出这些边界，并将其公布于众。委员会建议从收到双方政府表示完全同意的通知之日起，视安全区为正式建立。　　国际委员会特别希望日本政府从人道主义出发，保证安全区的民用性质得到尊重。委员会认为，为平民采取这种人道主义的预防措施，将会给双方负有责任的政府带来荣誉。委员会恳请日本政府迅即回复，以便能够尽快结束与中国政府进行的必要谈判，为保护难民做必要的准备。　　国际委员会满怀信心地希望此建议能够得到友善考虑。　　顺致崇高的敬意　　J．M．汉森　　G．舒尔彻·潘丁　　P．H．芒罗·福勒　　约翰·马吉 ×　　P．R．希尔兹　　艾弗·麦凯　　约翰 H．D．拉贝 ×　　J．F．皮克林　　M．S．贝茨 ×　　爱德华·施佩林 ×　　W．P．米尔斯 ×　　C． S．特里默 ×　　D．J．利恩　　查尔斯 H．里格斯 ×　　刘易斯 S．C．斯迈思 ×　　(作者注：姓名后有×的先生们在被占领期间留在了南京。)　　　　　　　　　　　　　　　 11月22日　　开完委员会会议回到家，佣人张(国珍)求我给他妻子请一个医生。希尔施贝格大夫来做了检查，确诊张的妻子大约半个星期以前小产了。她必须立即去鼓楼医院。厨师得了动脉硬化症，照医生的看法，他静养几天以后就会复原，并可以工作。这些病来得不是时候，可是又怎么办呢？据我所知，佣人张是唯一能马马虎虎代替厨师的人。可是现在他妻子病了，拖累着他。我很想知道谁能来接受做饭的工作。我不能雇佣一个新人。必须找一个解决办法。　　韩先生最近考虑干脆不送走他的家人了，请我给他出个主意，他应该怎么办。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无法预言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乌拉，做饭的问题解决了。苦力葛(文海)和办公室的杂工蔡(子良)愿意一起做饭。　　晚上10时，现在再听一下新闻广播。然后什么也不干，上床睡觉！　　　　　　　　　　　　　　　　11月23日　　今天是我55岁生日。衷心祝贺你，拉贝！首先，我今天得到了阴沉沉的天气，我们现在正好用得着！从妻子那儿我得到一份电报和一条很漂亮的围巾——谢谢妻子！不过，围巾还没有收到。她是请特劳特曼夫人把围巾捎过来的。这个小小的包裹本当11月23日能到，可是根据特劳特曼夫人的解释，她好像又从邮局寄出了，而邮局又没准时送到，对此我感到不可理解。无可奈何！这一次，我也不得不放弃插着一圈蜡烛的蛋糕，因为厨师病倒了。办公室杂工蔡说，他不能用蜡烛做出蛋糕来。这个笨家伙总是把事情理解颠倒了！但是我有办法补救，收音机还能用嘛。中国总是有人在过生日，常常让人从上海电台用电波向自己表示祝贺。因此播音员总是备有一张特别的唱片“视君长命百岁”。我索性听这张唱片，想象着这是为我播放的！　　早上5时，骑兵上尉洛伦茨打电话把我从床上叫起来。他刚从前线来，也想上“库待沃”。别做梦了，骑兵上尉先生，“库特沃”昨天晚上就开走了。6时30分，电话铃又响了，可是我躺在浴缸里，不想被人打扰。清洁高于友谊！7时，胡尔德曼先生(《远东新闻报》的编辑)和沃尔夫·申克按响了门铃。他俩好不容易从上海来，要与大使面谈。两个人要坐许尔特尔的汽车去芜湖，希望在那儿还能赶上“库特沃”。如果他们成功的话，胡尔德曼和申克想搭乘“库特沃”继续前往汉口。送他俩去芜湖的许尔特尔则返回这里(他说，他得看守大使馆里的椅子腿，不让它们逃走)。　　8时，我把张(国珍)的太太送进了鼓楼医院。这个可怜的女人痛苦万分。跟平时一样，我们在医院里等了好大一会儿工夫，才在特里默大夫的帮助下就诊。厨师曹(保林)走路还有点儿摇晃，不过也许很快就会恢复健康。　　斯迈思博士打来电话说，路透社在发电报时已经无意中把我们关于建立安全区的秘密泄露出去了。我们让人正式发电报致歉，以免激怒上海的日本当局。　　不断有伤员到达下关火车站。斯迈思博士派医科实习生去火车站照顾这些伤员，我得把我的汽车借给他们用。韩先生带来一个好消息：他的一个中国朋友要送给我两辆卡车，上面装有100罐汽油和200袋面粉。这是一件生日礼物，我满心欢喜。用这些东西能办些事情，尤其是我们急需食品和汽车给委员会。现在可以安排定期送大学生去火车站了。当然我必须把这些汽车开到我的房子里保护起来，不过我们很乐意这样做。要是这个消息确实——？？这消息好得让人不敢相信！　　胡尔德曼和申克来告别了——一路平安！要快，孩子们，不然你们就赶不上了！　　下午5时，在张群先生(前外交部部长，现任外交部政治司秘书长)(译注：此处拉贝有误。张群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那儿参加茶会。到场的除了大约50个美国人和欧洲人以外，还有负责保卫首都的唐将军、警察厅厅长王固磐将军、市长马先生以及其他各界著名人士。好几个人致了辞，全由霍林通·童翻译。这个茶会的意图是要我们这些留下来的欧洲人和美国人每天晚上8时～9时之间在国际俱乐部碰头，在那儿我们可以和中国领导人士或他们的代表保持接触。这个主意不错。类似这种“圆桌会议”的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在北京也有过，只是现在扮演的角色不同了。　　今天有两次警报：上午11时10分～11时20分；下午2时25分～2时45分。不过两次都是虚惊。　　我那美好的生日礼物，即带有司机、汽油和面粉的两辆卡车，只剩下了一辆既无司机又无货物的空车。据说其余的东西在关闭了的和平门外面某个地方。明天将全体行动，把东西送交给我。我想完完全全地拥有我的生日礼物。另外，我还从韩先生那儿得到了4棵非常漂亮的圣诞树。这一定又是妻子暗中送的。多谢了，妻子！现在我的桌子看上去整整齐齐，像过节一样。　　　　　　　　　　　　　　　　11月24日　　前面提到，路透社提前发出了关于国际委员会计划的电报。斯迈思博士立即对此表了态，即对这条消息做了如下更正：为平民百姓建立一个中立区的倡议不是美国大使馆，而是一个私人性质的委员会发起的。罗森博士昨天中午就从广播里听到，东京已经根据路透社电报的消息提出了抗议。东京方面问道，已经离开了南京的美国大使馆与这些计划究竟有什么关系。罗森博士随即在美国海军的帮助下，向上海德国总领事馆发去了下面的电报：　　由德国西门子的代表拉贝领导，其成员为英国、美国、丹麦和德国人的本市国际私人委员会，基于某些城区在以往的空袭中免遭破坏这一事实，请求中国人和日本人针对南京可能直接卷入军事行动这一情况，建立一个平民保护区。美国大使将此项建议通过总领事馆转交给了上海日本大使和东京。新的保护区在特别情况下只向非战斗人员提供安全庇护。与此同时当然仍旧希望以往受保护的城区今后也完好无损。　　鉴于主席职务由德国人担任，恳请对这一人道主义的建议予以非正式的、然而同样热情的支持。　　我这里只有记录手册。请转发东京。你们及东京大使馆的答复尽可能通过美国海军发到这里。　　罗森　　防空洞里的水又满了，但是没有上一次那么糟糕，我们还能赶在第一次警报(从10时到10时30分的预备警报)发出之前及时把水舀干。今天天气好极了。11时20分又有一场虚惊。11时45分，解除了警报。下午2时20分，第三次警报响了。我没有听到第二次警报，这时四面突然响起了枪炮声。在我们的南面，但又好像是在城墙里边落下了许多炸弹。我看见两架轰炸机从大约2000米的高空往下投炸弹，便一头钻进还很潮湿的防空洞，里面挤满了中国人。接着一片寂静。3时40分，一切危险都过去了。韩先生整个上午都在跑来跑去，打算领取那辆装着汽油和面粉的卡车，可惜他一无所获。一个司机逃跑了。第二辆卡车以及汽油和面粉已经被第八十八师看管起来了。这个师占用了存放着上述物品的院子。要不是我那些很有影响力的中国朋友(杭立武博士)帮助我的话，我可就吃亏了。那就太遗憾了，我本来可以用这两辆车好好帮助伤兵的。　　伤兵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中央医院院长 J．亨利·刘博士走了，他留下的两个主管医生也全跑了。要不是美国的教会医生坚持到底的话，我不知道那么多伤兵会变成什么样子。在这段时间里，我动用了别人送给我的那辆卡车。只要我不需要司机刘(汉臣)给我开车，就由他驾驶那辆车。他开车时打着德国国旗，以免汽车被征用。中国士兵现在碰到卡车就征用。我听礼和洋行的克勒格尔说，已经发布了一道命令，让全体南京市民撤离这座城市(这个消息还有待核实)。　　　　　　　　　　　　　　　 11月25日　　秋天的天气好极了，阳光灿烂。医生的问题使我们忧心忡忡。我们给香港、上海和汉口的红十字会拍了电报，请求派遣医生和寄送药品。跟所有其他大使馆一样，美国大使馆也在敦促他们的同胞离开南京。由于电报是由美国大使馆发出的，我们无法找到外国医生。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还要我帮助抢救中国皇家古老的奇珍异宝，然而事情竟发展到了这一步。我过生日时怡和通砖瓦厂送给我的两辆卡车中的一辆有一段时间曾用来运送大学生去照料伤员，现在归杭立武博士先生使用。他调集了一个车队，要把1.5万箱(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千真万确)珍宝送到码头，政府要把它们带到汉口去。人们担心，万一这些珍宝落人日本人手中，它们就会被送到北平(本来它们就属于那里！)。　　昨天，收音机里报道了上海的情况。日军司令部对我们努力在本地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的反应是友好的。正式答复还没有到。　　收到了妻子11月11日的来信(路上走了14天)。现在我担心可能不会再有信来了，因为陆路也许很快就会被封锁。多谢了，妻子！乌尔西的纸娃娃我保存起来了，当作护身符。　　到现在为止，已有两次虚惊：9时5分～9时30分，11时40分～12时30分。　　韩先生的防空洞现在也坍塌了，他只好再挖一个。另外，他正在学校里准备一个房间，让他的家人搬进来。埃拉·高太太送来一些木箱和皮箱托我保管，里面有两个挂钟，用纸包着，上面贴着“小心，钟表”的标签。所有物品都送进了车库，否则我真不知道把它们放到哪儿。　　马市长来电话邀请我参加下午6时在国际俱乐部举行的茶会。好的，我们去，正好调剂一下生活！　　礼和洋行的丁先生征求我的意见，他能否把自己的旅馆托付给施佩林先生管理。他当然能。一个施佩林总不会扛走一个旅馆！　　我的邻居鞋匠(这个令人讨厌的鞋匠)现在成了我的朋友，我们同心同德。他和他的家人整天都在舀防空洞里的水。他还给我(花10元钱)做了一双漂亮的棕色靴子。我自愿多给他1元钱，让友谊粘得更紧。他说要再帮我做一双靴子，来配我的国社党制服。一个人是会变的，这个希望永远不能放弃。还有，你要把爱心送给你的邻居！据上海电台播音员报道，昨天有40人在城市遭轰炸时身亡。有几枚炸弹落在所谓市立剧院的附近，当时我们正在里面参观画展。　　除此之外，电台还报道说，日本人对于建立平民中立区一事至今还没有给予“最终”答复。我决定通过上海德国总领事馆和上海国社党中国分部负责人拉曼给希特勒和克里伯尔发电报。今天发了下面的电报：上海德国总领事馆转国社党中国分部负责人拉曼：　　我恳请您代为转发以下电报。第一封，致元首：　　国社党南京地区小组组长、本市国际委员会主席请求元首阁下劝说日本政府同意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即将爆发的南京争夺战会危及20多万人的生命。　　谨致德意志的问候　　拉贝　　西门子驻南京代表第二封，致总领事克里伯尔：　　恳请您支持我今天请求元首劝说日本政府同意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即将在南京爆发的战斗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可怕的血腥屠杀。　　希特勒万岁！　　拉贝　　西门子代表　　南京国际委员会主席　　如有必要，我将支付电报费。请西门子洋行(中国上海)从我账上预支。　　拉贝　　由于我不能肯定拉曼先生会不会被高额电报费吓退，所以请他让人从西门子洋行(中国上海)预支这笔费用，记在我的账上。　　下午1时30分～3时30分空袭：轰炸城南。　　英国海军上将霍尔特请我去别墅俱乐部参加告别酒会。看来我必须参加，尽管我从来也适应不了鸡尾酒会。英国海军似乎也要撤离。这并不怎么令人高兴！　　今天公共汽车停运。据说所有的公共汽车都开到汉口去了。现在大街上或许会变得安静一些，虽然据说这里还有20多万中国人(平民百姓)。我多么希望(上帝作证)希特勒会帮助我们，让我们终于能够建立起中立区。　　怡和通砖瓦厂的孙先生，是韩先生给我带来的一个新朋友。他愿意给我们修筑一个新的防空洞，原因是老的防空洞里总是充满了地下水。如果这个“伟大的想法”能够变成现实的话，我会很高兴的。因为泡在有水的防空洞里可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在国际俱乐部马市长举行的茶会上约定，请我们留下来的外国人每天晚上6时～7时在北平路69号英国文化协会里与中国人见面。除此以外，没有商谈任何重要的事情。英国上将霍尔特在别墅俱乐部举行的告别酒会也进行得平淡无奇。我借此机会把我给希特勒和克里伯尔的电报托付给美国大使馆官员艾奇逊先生，他答应帮我设法发到上海。　　我从收音机里听到，汉口方面对建立中立区表示担忧，因为事先没有征求中国政府的意见。电台还报道说(《上海晚报》通讯社提供)：江阴要塞不久就要投降。如果情况属实，那么南京痛苦的结局就要来到了。因为这意味着日本战舰将从扬子江开过来，从江面上轰击这座城市：这是我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根本无法想象怎样保卫南京。不过我觉得这条消息报道得早了一点儿。也许上海电台的播音员根本得不到中方的新闻，而只有日本的。　　　　　　　　　　　　　　　11月26日　　天晴，阳光灿烂，可能会有高朋来访。　　有个中国人来找我，想请我在首都饭店(南京最大的旅馆之一，据说是他亲戚的)升一面德国国旗。我们可没有那么傻，断然拒绝了！再说，亲属关系也不对，因为我对店主了解得很清楚。　　此时此地，我们生活在一个“谣言”时代。四周充满了最惊险离奇的传闻，当然，要把它们写下来是不值得的。刚刚传来的一条消息说，最高统帅决定将防守部队的前沿阵地确定在城外50里处。这个消息受到了欢迎，因为大家都愿意相信它。一旦防线被敌人突破，人们将撤离这座城市。我无法判断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或者说从军事角度看是否可信。但是对于外行人来说，它毕竟听起来不错！　　许尔特尔先生把胡尔德曼和沃尔夫·申克送到了芜湖他们要去的地方，带来了关于“库特沃”号的最后趣闻。听说我的朋友(通讯学校的工程师王先生和他妻子)果真又下了船，好像是坐火车去汉口了。还听说“库特沃”号船上成立了一支类似警察的纠察队，由布伦德尔少校领导。这很有必要。因为已经查明，在德国人上船的时候，原来给德国乘客准备的二等舱已被中国人占用。这些中国乘客是由船上的中国船员(所谓茶房)偷偷带上船的(当然要收取高额酬金！)。　　杭立武博士刚才在回答我的询问时告诉我说，我们不必为中国政府是否同意建立中立区一事担心，最高统帅本人已经表示赞同。我们现在也为委员会找到了一名外国人作总干事，即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菲奇先生。现在我们只等日本人同意了。　　德国大使馆收到了上海总部给我的一份电报，内容是：转西门子洋行　　本西门子洋行通知：请您本人决定是否离开南京。为了避免人身危险，建议迁至汉口。望回电告知您的打算。　　我请人通过大使馆答复如下：转上海西门子洋行　　11月25日来电敬悉，谨表谢忱。我已决定留在南京主持国际委员会工作，以建立中立区保护20多万平民。　　拉贝　　韩先生成功地从怡和通砖瓦厂取出100罐汽油，还有20袋面粉。院子里正在修筑新的防空洞，我还得另外找一个地方存放汽油。100罐汽油放在院子里，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有点儿太危险。　　斯迈思博士打来电话说，据电台报道，一家东京报纸认为南京中立区将给占领这座城市带来很多困难，会拖延时间，不能把南京和南市相提并论。虽然这只是一篇报刊报道，但总还是一种值得注意的表态。如果计划不能实现，我们该怎么办呢？困难确实很大！我寄希望于希特勒！我的收音机今天中午报道说，中国人承认江阴要塞那里情况危急，但是中国人正在全力自卫，仅仅是逐步后撤。关于这里的防御计划还听不到任何新消息。　　晚上6时，在英国文化协会开会。王固磐致辞。没有发布任何新闻，比如战场情况等。我们只是听说明天中午12时可以在中央银行兑换小额纸币(1元的和更小的)。这我肯定用得着，因为零钱已经相当短缺。罗森博士请我吃饭。在去他那儿的路上，汽车抛锚，我只好步行。司机把车停在马路上，车门也没有锁，就优哉游哉地找汽油去了。马路上漆黑一团，可是卡车仍在忙着运送木箱和行李。必须十分留神，不要在黑暗中被车压伤。在罗森那儿，我还见到了沙尔芬贝格、许尔特尔和克勒格尔。克勒格尔没有买到船票，所以只好留在这里。　　等了很久，骑兵上尉洛伦茨也来了。他当天晚上必须启程。我们闲聊着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罗森博士称赞洛伦茨是最后一个离开这里的德国顾问。城市可能遭到炮击，罗森很担心，不知我们大家能否在这之前及时乘怡和洋行的三桅帆船离开。希尔施贝格一家也想在万不得已时坐这条船逃离。毫无疑问，这一切都考虑得非常合乎情理。可是，如果始终只想着逃跑或者听别人谈论此事，颇让人感到沮丧。我周围的中国人那么镇静、沉着。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主人不逃跑，其他一切问题都会逐步解决。我越来越觉得，我无论如何必须在这里坚持到底。只是我承认，一个比我自己的住宅更安全一点的地方，我还是想要的。或许我能得到另外一套住宅。张群部长的房子已提供给罗森博士使用，这座房子有一个很棒的防空洞。我得去一趟，看看这座堡垒。接着一个大问题就来了：搬不搬家？在这段时间里，很多人聚集到了我身边，我不可能把他们都带走，但是我也不可能同时佐在两所房子里，这终究要看我目前拮据到什么程度。必须找到一个巧妙的解决办法！　　　　　　　　　　　　　　　　11月27日　　天空有云，又一个航空天候。昨天我们一整天没有受到骚扰。今天我们从9时40分到9时45分有预备警报。此刻，我正在写这篇日记的时候(下午1时45分)，警报又重新响起，不过只是第一次信号。使它匍匐在地，他自信的步履敲击着地面震怒的双臂直指苍穹。他似乎千万恶魔攫住身体攥紧可怖的拳头狂奔不停。科本称他的朋友是“一个真正的思想的宝库，一个真正的思想的工厂”，认为布鲁诺-鲍威尔的《我们时代的基督教状况》——青年黑格尔派第一篇直接谈论政治的文章——大部分借助了马克思的思想。同时马克思一直保持着的博士俱乐部故意玩世不恭的生活作风，使得他越来越疏远他的家庭。当他的母亲只是劝劝他适度地消费酒、咖啡和胡椒粉时，他1837年11月的长篇“告白”引来了父亲异常辛辣的回信：圣明的上帝！！！杂乱无章，漫无头绪地踯躅于知识的各个领域，在昏暗的油灯下胡思乱想，蓬头乱发，虽不在啤酒中消磨放任，却穿着学者的睡衣放荡不羁；离群索居、不拘礼节甚至对父亲也不尊重。与外界交往的艺术仅限于一间肮脏的房间，在那里，也许在异常混乱的情况下，燕妮的情书和父亲的可能是噙着眼泪写的、善意的告诫……难道在这么一个荒唐的、漫无目的的知识作坊里，你和你所爱的人神志清爽的果实能成熟吗？……我们可敬的儿子不顾一切协议、不顾一切惯例一年花了七百塔勒，好像我们是阔佬，可是，就是最富有的人花的钱也不超过五百。事实上，有关马克思大学生活的最后一份资料宣称他曾“几次求债”，并表明他在校的5年中至少改了10次地址。1838年5月由于父亲的去世，马克思与家庭的联系更少了。尽管马克思与父亲意见不同，但他却一直保持着对父亲的热爱：“他从来都是不知疲倦地谈论他”，爱琳娜写道，“他一直带着他父亲一张上了年纪的、用古老照相术所拍的照片。他从来不把照片让陌生人看，他说是因为它已经很不像原来的样子了”。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把这张照片放在了他的灵柩里。亨利希-马克思的去世自然使马克思家庭的收入大大减少。这也导致了冯-威斯特华伦家困难的增加，他们家的一些人似乎一直完全冷落亨利希-马克思。当时马克思的兴趣开始明确地从法律转向哲学。在1837年11月他写给父亲的信中提到了他正成为助理法官的可能性，而越来越多地考虑要放弃在大学正式任职这一问题。甘斯1839年去世。在柏林的最后三年里，马克思仅参加听过两门课：一门是布鲁诺-鲍威尔讲的关于《以赛亚书》；另一门是关于欧里庇得斯的戏剧。马克思已经完全放弃了诗歌写作，当时（1839年）希望赠给燕妮更多的诗歌，他就极明智地从新近出的两本诗集中摘抄了几首。随着来自家庭的援助日益减少，马克思选择职业变得极为紧迫，学术界似乎能够提供一个立刻行之有效的前景。布鲁诺-鲍威尔在信中给他写道：“如果你献身于具体性的职业，那将是愚蠢的。当前，理论是最富有实践性的职业，我们根本不能预料它将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实际有用的”。1839年初，马克思出于取得大学哲学讲师职位的考虑，决定着手写作博士论文。他倾向于在波恩写作，鲍威尔由于他激进的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出于教育部的压力已被迫转到波恩。整个1839年和1840年初，马克思一直忙于为博士论文而阅读和作摘录。他给这些笔记起的总的标题是《伊壁鸠鲁哲学》，同时，还阅读了黑格尔、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休谟和康德，这些准备笔记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的问题有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葛主义之间的关系、希腊哲学智者的观念、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有关宗教的观点以及后黑格尔哲学的前景。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二 学生时代(5)马克思博士论文的选题受到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鲍威尔和科本）对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哲学共同兴趣的影响。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这一兴趣：首先，在黑格尔的“总体哲学”之后，青年黑格尔派感到他们处在与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相同的情形；其次，他们认为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包含现代思想的本质要素：它们奠定了罗马帝国的哲学基础，深刻影响了早期基督教道德，同时还含有18世纪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显著特征。同样对马克思而言，斯多葛派、怀疑派和伊壁鸠鲁派哲学是“罗马精神的原型，即希腊迁移到罗马去的那种形态”。它们是“充满了特殊性格的、强有力的、永恒的本质，以致现代世界也应该承认它们的充分的精神上的公民权”。马克思在论文序言部分继续写道：“在就体系的广博程度来说已接近完成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之后，出现了一些新哲学体系，它们不以这两种丰富的精神形态为依据，而是远远往上追溯到最简单的学派：在物理学方面转向自然哲学家，在伦理学方面转向苏格拉底学派，难道这不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吗？”总而言之，马克思选择这一题目是想通过考察希腊哲学历史上相似的时期来阐明当代的后黑格尔哲学境况。马克思的论文准备笔记很晦涩，部分原因是这只是私人化的笔记，部分原因是这些笔记常常使用青年黑格尔派所具有的生动比喻性语言，青年黑格尔派认为他们生活在充满危机、灾难日益迫近的整体氛围中。例如，布鲁诺-鲍威尔（马克思在写论文期间与他保持着经常的通信联系）1840年写道：“我们的时代变得越来越可怕、越来越美丽”。又说：“灾难将是可怕的，而且一定是巨大的。我几乎要说它将比被预言的基督教在地球图景中的出现这一事件更大、更可怕。”马克思笔记中最有意义的段落是他论述的黑格尔的世界哲学之后的哲学氛围。他宣称，当前哲学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像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开始在地上盖屋安家那样，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现在黑格尔哲学正是这样。”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哲学正是由于它的完整性和普遍性，从而具有非现实性，并且反对着这个继续被分裂的世界。因此，哲学本身分裂了：“这个哲学的能动性也表现得支离破碎，自相矛盾；哲学的客观普遍性变成个别意识的主观形式，而哲学的生命就存在于这些主观形式之中。但是不应对这场继伟大的世界哲学之后出现的风暴，感到惊慌失措。普通竖琴在任何人手中都会响；而风神琴只有当暴风雨敲打琴弦时才会响。”马克思继续写道：“撇开这种必然性就不可能理解，为什么在亚里士多德之后还能够出现芝诺……”需要的是一种彻底的方向性转变：在这样的时代，模棱两可的智者们的观点同全体统帅们的观点是对立的。统帅们认为，裁减战斗部队，分散战斗力量并签订符合现实需要的和约，可以挽回损失，而泰米斯托克利斯在雅典城遭到毁灭的威胁时，却劝说雅典人完全抛弃这个城市，而在海上，即在另一个原素上建立新的雅典。接着，马克思认为在这样的时期会出现两个可供选择的替代：要么无力地模仿以前的东西；要么进行真正的彻底的变革：我们还不应该忘记，在这些大灾难之后的时代是铁器时代——如果这个时代以伟大斗争为标志，那它是幸运的；如果这个时代像艺术史上跟在伟大的时代之后跛行的那些世纪那样，那它是可悲的，因为这些世纪只会从事仿造：用蜡、石膏和铜来仿造那些用卡拉拉大理石雕刻出来的东西，就像帕拉斯-雅典娜是从诸神之父宙斯的头颅中出来的一样。但是继在自身中完成的哲学及其发展的主观形式之后到来的那些时代具有宏伟的特点，因为形成这些时代的统一性的分裂是巨大的。于是继斯多葛派、怀疑派和伊壁鸠鲁派哲学之后来到的就是罗马时代。这些时代是不幸的铁器时代，因为它们的诸神死去了，而新的女神还命运莫测，不知是一派光明，还是一片黑暗。在这篇论文的序言中，马克思简明地叙述了以前对伊壁鸠鲁哲学的错误解读，并指出了黑格尔论述这一时代时存在的不足。接着马克思补充了一段话，赞美了哲学对于一切其他学科，尤其对于神学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马克思引用了休谟的话：“对哲学来说，这当然是一种侮辱：当它的最高权威本应到处被承认时，人们却迫使它在每一场合为自己的结论作辩护，并在被它触犯的艺术和科学面前替自己申辨。这就令人想起一个被控犯了背叛自己臣民的叛国罪的国王。”因此马克思从他自己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立场出发批评了大师对哲学和宗教的调和。他继续写道：哲学，只要它还有一滴血在它那个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着，它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同意众人关于众神的意见的人。”哲学并不隐瞒这一点。普罗米修斯承认道：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这是哲学的自白，它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它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这种“自我意识”是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布鲁诺-鲍威尔，阐述的哲学的核心概念。对他们而言，人类自我意识不断发展，认识到它原本认为从它自身分离出去的力量（例如宗教），其实是它自身的创造物。因此，自我意识的任务和它的首要武器，哲学批判，就是揭示出来与人类的这种自我意识的自由发展相对立的一切力量和观念。对自我意识哲学的这种热情反映在论文的主体中，在这里，马克思通过与伊壁鸠鲁自由伦理的对比，批判了德谟克利特的机械决定论。德谟克利特，色雷斯的阿布德拉人，在公元前5世纪末以他的原子和虚空理论，对之前200年的希腊物理学进行了思考总结。伊壁鸠鲁教育了以后一个多世纪的雅典城（当时雅典的显著特点是后亚历山大时代普遍的社会混乱），被认为提供了个人行为准则。马克思用一种看似矛盾的态度开始了对这两位哲学家关系的叙述：伊壁鸠鲁认为所有表象都是客观真实的，但同时由于他希望保留意志自由，从而否认了世界受永恒规律的支配，这样实际上似乎是拒绝了自然的客观真实性。另一方面，德谟克利特非常怀疑表象的真实性，但仍然认为世界受必然性支配。以此，马克思正确地得出结论说，伊壁鸠鲁的物理学实际上仅仅是他伦理学的一个部分。伊壁鸠鲁不是就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只不过照抄了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而是把自主性观念引入了原子运动。伊壁鸠鲁把一个人类意志起作用的富有生气的自然界加到了德谟克利特的受机械规律支配着的单调沉闷的自然界上。因此马克思倾向伊壁鸠鲁的观点有两个原因：首先，他强调了人类精神的绝对自主性，它把人从一切超验对象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其次，对“自由个体的自我意识”的强调，为人们指出了一条超越“总体哲学”体系的道路。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二 学生时代(6)马克思赞美的正是伊壁鸠鲁思想的这种最重要的自由因素。在几年之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称伊壁鸠鲁为“古代真正的启蒙思想家”，并且在以后的著述中经常用类似的语句提到他。对伊壁鸠鲁的这种热爱也可以在论文的附录中看到，附录攻击了普鲁塔克，特别是《论信从伊壁鸠鲁哲学不可能有幸福的生活》的文章；通过对普鲁塔克论点的独立论述，马克思证明了之后的相反结论。虽然当时这要作极为枯燥的阅读，并且常常用一种不适当的微妙的黑格尔立场来解释古人的思想，但是马克思的论文仍然是一部深刻的创造性的著作。对论文的质量有很多极高的评价，其中一个写道：“看到他考虑了当时可以得到的如此多的材料几乎令人震惊”。在这几年中，马克思不仅仅忙于写论文。他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同样反映了青年黑格尔派氛围和博士俱乐部的多次讨论焦点。他曾打算编辑文学评论，并受到极大鼓舞：“因为通过大学讲师鲍威尔（他在黑格尔学派著名美学家中起重大作用）和我的同伴鲁滕堡博士的帮助，所有黑格尔学派著名美学家答应撰稿”。但马克思为文学评论努力的唯一结果是1841年柏林的《雅典神殿》刊登了两首短诗：这两首诗是他首次发表的作品。1840年早期，马克思与布鲁诺-鲍威尔合作编辑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并考虑亲自写一本类似的书。他还打算在波恩办讲座课程，反对天主教神学家海尔梅斯，后者曾竭力调和宗教和康德哲学；像他那时所有的计划一样，他与布鲁诺-鲍威尔详细讨论了这件事情。至1840年夏天，马克思已经完成了关于这个题目的著作，把手稿寄给了鲍威尔，并给出版商附了一封信。但实际上，书并没有出版，鲍威尔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谈到了那封附信：“你或许可以把这些话写给你的洗衣妇，但却不能写给你正寻求帮助的出版商”。同时他还想写一个滑稽剧，题目是《费希尔-瓦普兰斯》，以此作为手段反击K.P.费希尔试图用哲学证明有神论合理性。此外，马克思还非常关心逻辑问题，想全力写一本辩证法的著作：他广泛地做了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笔记，并在信中与鲍威尔探讨了这一问题；他建议写对当代哲学家特伦德兰伯格的批评，证明亚里士多德是辩证的，而特伦德兰伯格是只讲求形式的。这期间，鲍威尔为马克思如何结束他那“愚蠢的考试”并到波恩与他一起工作积极提供了有益的建议。1840年他写信给马克思：“你可以对加布勒（柏林的哲学教授）说出你的兴趣，当他得知又有一位黑格尔派哲学家正要得到一个教职，他会充满热情并极为高兴”。一年后，他写道:“无论如何应该期望拉登堡（柏林大学校长）为你铺平道路。请让他在这里为你写封信，事先处理一下可能存在的各种问题。也应该想到你胜不过艾希霍恩（文化大臣）的情况。”马克思受到鼓舞，1841年4月他及时提交了论文，但不是给柏林大学：相反，寄给了耶拿大学，这是一所规模较小的大学，在那里“非常容易获得博士头衔”。事实上，耶拿大学的哲学博士论文档案中有这一记录。整个事情得力于那里的文学教授沃尔弗成功的努力，他是亨利希-海涅的朋友，与马克思相熟。他极有可能把耶拿大学的这个系的内部情况告诉了马克思。马克思即刻在1841年4月15日缺席的情况下被授予了学位。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三 新闻出版(1)马克思的论文一被接受，他就开始了极不平静的一年，这种状况1842年选择的新闻出版工作中达到了顶峰。为了寻找一种可靠的谋生手段，他在特利尔、波恩和科伦之间辗转，从来没有较长时间地停留在任何一个地方。他开始制定了很多计划，但是没一个完成（这确实是他早先的生活作风）。马克思在特利尔父母家中停留6个星期后，就到波恩在鲍威尔的帮助下寻求学术职业。要获得教职，大学法令规定除了博士学位论文之外还要有一长篇论文，于是马克思开始修改论文以便发表，而且要把它扩展为“一篇更长的论文，在文章中我将联系整个希腊思想，详细阐述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哲学”。他还在论文中附了两个扩充了的笔记。1841年底，马克思为论文附加的第一个内容充实的笔记主要是直接反对谢林的。当时为了“根除黑格尔哲学的龙种”，谢林刚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召回柏林。谢林在题为《启示哲学》的演讲中明确区分了消极的纯粹理性哲学与积极的哲学，其现实内容是神性在历史中的发展，正像它在人类的各种神话集和各种宗教中被记录下来的一样。谢林演讲逐渐展开，开始就引起了普遍瞩目：恩格斯、克尔恺郭尔和巴枯宁都参加听了他开始时的演说。黑格尔派反响强烈，马克思的反应丝毫不少：他这时的方法是把谢林当时的言论与其先前的著作进行对比，指出谢林教条式的柏林演讲与他先前相信思考自由之间的不同。马克思接着宣称黑格尔已经颠覆了上帝存在的传统证明并因此驳斥了它们。对马克思来说，要么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是空洞的同义反复，要么这些证明“不外是对人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存在的证明，对自我意识存在的逻辑说明”。马克思用一种后黑格尔派哲学和启蒙运动单纯的理性主义的奇怪混合物，通过从谢林早期论述中摘录两段多的话结束了他的笔记：“假如你们假定一个客观的神的观念，你们怎么能够谈理性从自身中产生出来的规律呢？因为只有绝对自由的东西才能有自主。”“把可以普遍传授的基本原则加以隐瞒，这是一种对人类的犯罪行为”。为论文附加的第二个笔记继续论述了在原来的准备笔记中已经涉及关于黑格尔总体体系之后的哲学未来的问题，第一次（虽然还是以一种很唯心主义的方式）阐述了哲学消灭的观念以及将成为他后来思想核心的实践的观念。在用这些相当理论化的讨论扩充论文的同时，马克思投入了更为直接、更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大部分是与布鲁诺-鲍威尔合作的，而后者与政府当局之间的不断增加的麻烦似乎危及到了他们两人预期的大学教职，因为后者致力于写《复类福音书批判》，这部著作不承认耶稣的历史性，把福音书描述为神话编撰故事。从1841年3月起，他们两人就曾计划创办题为《无神论卷宗》的评论，它将以鲍威尔的福音批判为基础。当然，马克思的无神论带有一种极端战斗无神论的味道。卢格给他的一位朋友写信道：“布鲁诺-鲍威尔、卡尔-马克思、克利斯提安森和费尔巴哈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蒙太涅’，正使无神论成为他们的格言。上帝、宗教、永恒被从它们的王座上推下来，人类被宣告为上帝。”格奥尔格-荣克，一位成功的科伦青年律师、激进运动的支持者，写信给卢格：“如果马克思、布鲁诺-鲍威尔和费尔巴哈走到一起创办一个神学——哲学评论杂志，上帝最好让他所有的天使围护着，耽于自怜，因为他们三个人毫无疑问地将把上帝赶出他的天国……无论如何，对马克思来说，基督教是最不道德的现存宗教之一。”但是计划并未实现。相反，1841年11月鲍威尔匿名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声称是一个极虔诚保守的信徒对黑格尔的攻击，题目是《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者的末日宣告》。在攻击黑格尔的幌子下，小册子意欲表明他是一位真正的无神论革命者。马克思很可能本打算与鲍威尔合作写这本书，的确，有些人认为这就是他们的共同作品。无论如何，毫无疑问他们确实计划共同出版一个东西，即《黑格尔对宗教和基督教艺术的憎恨以及他对全部国家法律的破坏》。因此，马克思开始阅读一系列有关艺术和宗教的书籍。鲍威尔在1841年12月完成了他承担的部分，但是不得不在合作者没有撰稿的情况下出版：1841年12月，马克思被迫回到特利尔，因为冯-威斯特华伦男爵已患重病了。直到他的岳父1842年3月3日去世，马克思一直待在威斯特华伦家里，正如鲍威尔所说，他要为这位临近死亡的人“点亮日子”。对马克思来说3月是令人难过的：不但是失去了威斯特华伦家里他最亲密的朋友和支持者，而且由于鲍威尔因为他的非正统学说而被剥夺了教职，马克思谋取大学教职的希望因此就破灭了。当时马克思在特利尔已经写了一篇文章，他把它寄给了《德意志年鉴》的编辑阿尔诺德-卢格。卢格是马克思随后两年的亲密伙伴，也是一名流放的大学教师；他被拒绝教书是因为他的非正统观点，他被大学辞退后，全身心地投身于新闻出版事业。由于这一点，他被恰当地赞美道：他是一个有着独立能力的人，虽然没有特别创新的头脑，但是他成文迅速又出色，并且交往面非常广泛。1838年他创办《哈雷年鉴》，该杂志很快便成为青年黑格尔派最重要的期刊。虽然早些年为《哈雷年鉴》撰写的稿件一般都要涉及开明的普鲁士国家，但是到1840年为止，公开的政治性文章开始使宗教性的文章让位了——一种逻辑隐含于“基督教国家”的观念中。因此《哈雷年鉴》1841年6月在普鲁士被禁了，从而转移到了德勒斯顿，在那里以《德意志年鉴》的名字出现。1840年间，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已经开始为它撰稿了，到1841年中期，鲍威尔已经成为它的定期撰稿人。马克思已经被他的柏林朋友科本（他本人就是该杂志的经常撰稿人）介绍给卢格。马克思1842年2月寄给卢格一篇文章（一起寄去的还有一封进行书评的信，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德意志年鉴》上），阐述了1841年12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颁布的新书报检查令。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一年之前继承了普鲁士王位，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曾希望自由宽大随之而来。新国王当然同资产阶级一样，憎恨限制性的官僚作风：他的理想是家长式的政体。他同意资产阶级的在议会和新闻中提出要表达自己观点的要求。他甚至在书报检查令中强调“坦率而忠诚的宣传的价值和必要性”。然而由于资产阶级想要争取的并不是一个幻想中的家长制社会，于是冲突便不可避免了。在题为《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的文章中，马克思揭露了被认为是放宽了现行条例的新检查令条例的矛盾之处。由于新条例禁止攻击基督教，并惩罚违背“礼仪、习尚和外表礼貌”的行为，所以他认为“书报检查应该排斥像康德、费希特和斯宾诺莎这样一些道德领域内的思想巨人，因为他们不信仰宗教，并且要侮辱礼仪、习尚和外表礼貌。所有这些道德家都是从道德和宗教之间的根本矛盾出发的，因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而且，鉴于新的法令与行动同样地顺从了“倾向”和“意图”，那么它们与好的法律是对立的。对马克思来说，这将产生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单一的国家政权机构认为它自己是理性和道德的唯一所有者，因为“即使一种道德政权的成员反对其中的一个机构或者反对政府本身，但这种道德政权还是反映着它的成员的观点”。这样，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中开始得出自由民主的结论。这是一篇杰出的论战性文章，马克思展示了他用博尔纳风格写作时事小册子的巨大天分，而且他整个一生都展现着这份天赋。他的青年黑格尔派时期的所有文章，以及在较小程度上，他后来的很多著述都是用一种极为生动活泼的风格写成的：他激进而不妥协的立场、极端的爱以及使用归谬法对付对手的手法，这一切都使他的文章有着鲜明的爱憎立场。格言、递进、重复、对仗、对比以及交错排列（尤其是后两种）等表现手法都被他一一使用——有时是过度使用。因此，权威们不会通过他这篇特别的文章（它最后刊登在1843年2月瑞士的《轶文集》中，《轶文集》收集了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禁止的文章，由卢格以书的形式发行）。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三 新闻出版(2)因为“同波恩的教授们离得太近我实在受不了”，1842年4月马克思抱着至少写点或许找到途径可以发表的东西的想法移居到科伦。在波恩期间，他曾到科伦参观过几次，在那里从香槟酒和关于黑格尔的谈论中找到了极大的乐趣。燕妮写信给他：“小野猪！我是多么幸福啊，因为你快乐，因为我的信鼓舞了你，因为你想念我，因为你住在裱着壁纸的房间，因为你在科伦喝了香槟酒，因为那里有黑格尔派俱乐部，因为你幻想过——总之，因为你是我的亲爱的，我的小野猪。”但是科伦的这种上流社会生活逐渐令他难以忍受，因为“那里的生活太喧闹：好友的众多，并不导致哲学的完美”。因此，马克思回到波恩，在那里和鲍威尔在一起放松了一下。他的朋友写道：“马克思已经回到这里了，最近我们一起出去到广阔的乡村，再一次享受了所有美丽的景色。这次旅行太精彩了，我们与往常一样兴高采烈。在哥特斯堡租了两头驴，骑着驴子，我们疯一样地绕过小山，穿过村庄。波恩的社会名流像往常一样惊愕地望着我们，我们欢呼，驴子高鸣。”但是很快他们便永远地分道扬镳了，当时鲍威尔到柏林努力使他的免职得以撤销。而马克思则继续从事新闻出版工作，4月底，已经写了四篇文章打算给卢格。他到科伦不仅仅是香槟酒的原因：他正逐渐卷入这个城市的自由主义的反对运动中，这种对于实际政治的卷入最终导致了他与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们决裂并开始编辑《莱茵报》。尽管燕妮劝告他不要“卷到”政治里去（她把这一活动描写为“这是最危险的”），但是这对一个具有进步观点的年轻的莱茵地区知识分子来说几乎是无法避免的。莱茵地区的政治氛围与柏林大不相同：莱茵威斯特伐利亚1795年至1814年归入法国，曾受益于经济、管理和政治方面的改革。那里以前有108个小政权，后来改划为四个地区；废除了封建主义、取消了各种不规范的管理现象（有关政治、法律和金融体制方面）；清除了一些贸易团体和关税壁垒，很多商品得以出口法国，生产者受到保护，以避免来自英国的竞争。以纺织业为龙头的工业增长速度非常快，以至于1810年鲁尔的市政长官似乎要宣布它是欧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了。德国大部分进步人士都来自莱茵地区：有自由主义反对运动的领导人，1848年革命运动的很多未来的活动家，以及一些像海涅、博尔纳这样的诗人。这一政治运动的焦点之一是“科伦社团”（莱茵地区与博士俱乐部一样更具有现实性的团体），马克思在波恩一立下脚跟就加入了这个社团。科伦社团多方面的核心人物是格奥尔格-荣克，他也曾是柏林博士俱乐部成员。在科伦社团中，他很快成为马克思最为亲密的朋友。团体中的其他一些成员还有金融家康普豪森和汉塞曼，他们两人都是普鲁士未来的内阁总理，还有实业家梅维森和马林克罗特（Malinckrodt）以及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例如莫泽斯-赫斯（可能最有资格说是他把共产主义思想带进德国）。很自然，科伦团体很欢迎能有一份报纸来宣传自己的主张。1840年时已经有了一份名为《莱茵总汇报》的报纸，创建这个报纸的团体认为《科伦日报》不足以维护他们的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当这份报纸很显然快要破产时，格奥尔格-荣克和莫泽斯-赫斯劝说莱茵地区一些最有影响的富有自由主义者，包括康普豪森、梅维森和奥本海姆，创建一个团体，买通《莱茵总汇报》（避免因为条件而进行的迫不得已的再次谈判），并从1842年1月1日让它以《莱茵报》的名称重新出版刊行。这份报纸的副标题是“政治、商业和工业”，公开宣称的目标是为了维护莱茵地区大量中产阶级的利益。这些中产阶级的目标是保卫拿破仑法典和法律面前一切公民一律平等这一基本原则，其最终目标是达到整个德国政治和经济的统一，这一热望必然使他们起来反对普鲁士宗教政策和半封建的专制主义。支持《莱茵报》的这个团体是不缺钱的，它开始时的共同资产超过30000塔勒。但是，他们起初在对编辑的选择上很不幸。莫泽斯-赫斯在创建报纸时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很自然地希望被指定为编辑；但是金融支持者并不愿意让一个革命者担任主编。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争取实施一些有利于扩大工业和商业的措施，例如扩展关税同盟、加速铁路建设、减少邮政收费。因此，股东把编辑职位首先交给了保护贸易论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当他因健康问题被迫退下来时）接着给了李斯特的追随者、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主编赫夫铿。赫斯压制住了自己的骄傲，接受了副主编的位子，做有关法国的专门栏目。雷纳、奥本海姆和荣克任董事。由于奥本海姆，特别是荣克曾被赫斯说服而转向了青年黑格尔派激进主义，因此他们与赫夫铿之间的矛盾很快增加了。赫夫铿因拒绝接受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文章，1842年1月18日被迫辞职，宣布自己“不擅长新黑格尔主义”。赫夫铿的位子被鲁滕堡（布鲁诺-鲍威尔夫人的兄弟）取代了。马克思支持他，并且他从1841年9月份以来就一直参加有关该报组建的讨论。新的任命给该报带来的转变倾向令当局者忧虑，以至于中央政府提议进行压制；但是莱茵省总督恐怕这会引起民众闹事，只答应更进一步地进行监视。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在科伦社团中拥有极大威望。荣克谈起他，说：“虽然马克思博士是一位革命魔鬼，但他是我所认识的拥有最为敏锐思想的人之一”。慷慨热情的莫泽斯-赫斯，这样向他的朋友奥埃尔巴赫介绍了马克思：……你将会看到最伟大，也许是当今活着的唯一的真正的哲学家，这位哲学家很快就会……把德国的眼光吸引到自己身上。……马克思博士……他将给予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彻底的打击！他具有最深刻的哲学头脑，又具有罕见的智慧；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合在一起（我说的是结合，不是凑合），那么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鲍威尔1月份曾问马克思为什么没有给《莱茵报》撰稿；3月，在荣克的催促下，马克思开始把主要精力从卢格的杂志转到《莱茵报》。他写的第一批文章中的一篇，是对法的历史学派的批判，但直到8月才发表。这篇文章写于1842年4月，起因于卡尔-冯-萨维尼被任命为司法大臣，他被期望着能够把新国王充满幻想和反对进步的思想引入法律体制。因此，这篇文章也就间接抨击了普鲁士的“基督教国家”制度。法的历史学派不久前刚发表了一篇宣言，以纪念其奠基者古斯达夫-胡果（1764—1844），胡果认为历史存在是法律合理性的最重要的证明。马克思的主要观点是，这种立场迫使胡果采取了绝对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使他失掉了判断的标准。马克思运用建立在斯宾诺莎和康德基础之上的理性主义反驳这种立场，他们两人都拒绝把实证的东西与理性的东西等同起来：“胡果亵渎对正义的、道德的和政治的人来说是神圣的一切，可是，他破坏这些神圣的事物，只是为了用历史的圣徒遗物应得的荣誉去报答它们，他从理性的观点指摘它们，以便后来可以从历史的观点去颂扬它们，同时借此去颂扬历史学派的观点。”总之，法的历史学派只有一条基本原则——“专横和暴力的法”。马克思撰文反对胡果的同时，决定致力于写莱茵地区议会辩论的系列文章，1841年中期议会已经在杜塞尔多夫举行过一次长会。他创造性地写了五篇有关辩论的系列文章，第一篇在4月初写成，题目是《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其他四篇论述了科伦事件，林木盗窃法，偷窃和“真正的世俗问题，本质讲来，即土地分配”。但是刊登出来的只有关于出版自由和关于林木盗窃的文章。在议会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中，马克思发现了“每一阶层特有的立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这些辩论中一样如此明显地表现出来”。辩论人并不把自由看作一切理性的人的自然权利；对他们来说，自由是“特定人群、特定阶级的个体特征”。这样的立场是不能够起草任何管理新闻的法律的。马克思接着特别地批判了普鲁士政体的封建浪漫主义，从而提出了有关逃避和投射（evasionandprojection）的思想，这些思想后来发展成为完整的意识形态理论：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三 新闻出版(3)由于这些老爷们在现代国家中的现实地位远不符合于他们想像中的地位，由于他们生活在现实世界的彼岸的世界里，由于他们用想像力来代替智慧和心灵，他们就不满意实践，所以他们就必须乞灵于理论，不过这是彼岸世界的理论即宗教。然而，他们这种宗教具有浸透着政治倾向的论战性的毒素，并且或多或少是有意识地在为十足世俗而又极其荒诞的贪欲披上圣洁的外衣。这样，我们看到这位辩论人用想像的神秘宗教理论来反对实践要求……他用超人的圣灵来反对人能理解的东西……马克思通过概述法律在国家中应起的作用结束了这一部分：“出版法是真正的法律，因为它反映自由的肯定存在。它认为自由是出版物的正常状态……”接着，马克思总结了法的普遍本质：“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手段一样……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在这种情况下，谈具有预防性的法律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真正的法律并不阻止人类的活动，真正的法律是“人的行为本身必备的规律，是人的生活的自觉反映”。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得到了朋友们的热情欢迎：荣克写信对他说：“你的关于出版自由的文章是一流的”，卢格怀着同样的心情写道：“你在报上关于出版自由的评论妙极了。它毫无疑问是有关这一主题的最好的文章”。马克思1842年6月底与母亲发生了激烈争吵，从而被取消了一切来自家庭的经济援助，于是极为渴望能以从事新闻出版工作来谋生。他写道：“由于最近的丧事，我不得不在特利尔待了六个星期，而余下的时间都被极不愉快的家庭纠纷分散和浪费了。我的家庭给我设下了重重障碍，使我目前陷入极为窘迫的境地，尽管我的家庭经济情况不坏。”这次争吵非常激烈，以至马克思离开了锡朱恩施特拉斯的家，寄宿在附近的一所客店里。他一直在特利尔待到他姐姐索菲娅举行了婚礼，7月中旬便离开前往波恩，在那里他完全投身到了新闻出版工作上。尽管特利尔（家庭）气氛紧张，马克思在那里还是挤出时间为《莱茵报》又撰写了一篇重要文章。到1842年6月为止，这份报纸激进的调子激怒了它的强大对手——《科伦日报》，后者开展了一场对它的攻击，说它“用报纸散播哲学和宗教思想”，并发表重头文章，声称宗教的堕落引起了政治的堕落。马克思认为真理倒是它的反面：古代国家的宗教随着古代国家的灭亡而消亡，这用不着特别的说明，因为古代国家的“真正宗教”就是崇拜它们自己的“民族”，它们的“国家”。不是古代宗教的毁灭引起古代国家的毁灭，相反地，正是古代国家的毁灭才引起了古代宗教的毁灭。接着马克思捍卫了哲学的权利——“时代精神的精华”——即可以自由地评论一切问题，并根据现代哲学即黑格尔及其以后的哲学描绘了理想的国家，从而结束了这篇文章：从前的国家法的哲学家是根据本能，例如功名心、善交际，或者甚至是根据理性，但并不是公共的而是个人的理性来看国家的。最新哲学持有更加理想和更加深刻的观点，它是根据整体的思想而构成自己对国家的看法。它认为国家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在这个机构里，必须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同时，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自己本身理性的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Sapientisat［对聪明人来说已经很够了］。最后，马克思赞成党派分裂的思想，这是最受青年黑格尔派喜爱的另一个论题：“没有党派就没有发展，没有区分便没有进步”。1842年7月马克思一回到波恩，就开始越来越多地被拉进《莱茵报》机构，这大概是由于嗜酒的鲁滕堡的无力胜任，马克思说，这使他非常难堪，因为为这项工作他曾举荐过鲁滕堡。与此同时，随着更多地卷入这份报纸，他与以前柏林伙伴们不一致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后者曾组成一个“自由人”的团体，这个团体是以前博士俱乐部的继续。这是一个青年作家团体，憎恶柏林人态度上的奴性，他们的生活目标是在很多方面仅仅震惊资产阶级（epaterlesbourgeois）。他们很多时间在咖啡馆里度过，甚至在缺钱的时候上街乞讨。他们不妥协地反对既成的教条，尤其是宗教，从而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其成员包括麦克斯-施蒂纳，他曾在《莱茵报》上发表过一些无神论的文章，这些文章为他后来发表极端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拉开了序幕；还有埃德加尔-鲍威尔（布鲁诺-鲍威尔的弟弟），他激烈抨击巴枯宁所作的任何形式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妥协；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在其中，他写了几篇反对谢林和自由主义的论战性文章。然而，马克思反对这些有关解放的公开宣言，在他看来，这些做法似乎只是一种风头主义。考虑到青年黑格尔派与《莱茵报》联手，马克思还担心来自柏林的文章会给他的对手海尔梅斯编辑以更多把柄对该报进行攻击。马克思正在给工业相对发展的莱茵地区的一份商业报纸写文章，而柏林的“自由人”团体正变得哲学化，那里几乎没有工业，为政府官僚主义氛围所控制。因此，他支持了资产阶级争取自由主义革新的斗争，反对不加区别地进行批判。确实，正是由于他的建议，《莱茵报》的出版人雷纳答应莱茵省总督，报纸的态度将变得平缓——尤其是在关于宗教问题上。“自由人”团体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莱茵报》的编辑基本原则应该是什么。对此，马克思8月底写了封信给奥本海姆（他的意见对于编辑方针的制定与实施具有决定作用），实际上表达了自己对报纸的想法，提出应该把编辑的职务委托给自己。他写道：如果您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同我一致，就请您把《论中庸》一文也寄给我，以便批判。这个问题必须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首先，关于国家制度的完全是一般理论性的论述，与其说适用于报纸，无宁说适用于纯学术性的刊物。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这种明显地反对目前国家制度基础的示威，会引起书报检查制度的加强，甚至会使报纸遭到查封……无论如何，我们这样做就会使许多甚至大多数具有自由思想的实际活动家起来反对我们；这些人承担了在宪法范围内逐步争取自由的吃力角色，而我们却坐在抽象概念的安乐椅上指出他们的矛盾。诚然，《论中庸》一文的作者号召进行批判；但是，一，我们大家都知道，政府怎样来回答这样的挑战；二，光是某个人屈服于批判……是不够的；问题在于，他是否选择了适当的场所。只有当问题成了现实国家的问题，成了实际问题的时候，报纸才开始成为这类问题的合适场所。我认为必须做到的是，不要让撰稿人领导《莱茵报》，而是相反，让《莱茵报》领导撰稿人。上述那一类文章，提供了一个给撰稿人指出明确行动计划的极好机会。单单一个作者是无法像报纸那样掌握全盘的。结果，马克思对该报进行几个月卓有成效的管理之后，10月中旬被任命为主编。在马克思的负责下，报纸前几个月的发行量就多了一倍多。他的个性极具支配性，以至于书报检查官把该报组织称为纯粹“马克思一人的专政”。1842年的最后几个月《莱茵报》开始声播全国。结果，罗伯特-普鲁茨，该报的一位撰稿人，后来成为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家，这样描写了该报：普鲁士和德意志拥有的一切年轻的、有新鲜自由思想的或者（作为政府抱怨的联盟者的）革命思想的天才都到这里避难来了。他们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进行斗争，庄重、嘲弄、博学、通俗，今天用散文，明天用诗歌，为着共同的目标而结合一起，书报检查官和警察与他们的争斗是徒劳的……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三 新闻出版(4)这位编辑给人的深刻印象并不比报纸少。梅维森留下了对当时的马克思的生动描写：来自特利尔的卡尔-马克思，24岁，充满力量，浓密的毛发生动地长在他的脸颊、胳膊、鼻子和耳朵处。他专横、冲动、热情、有着无限的自信，但同时又非常严谨、博学，是一个不知疲倦的辩论家。他用强烈的犹太人的深刻敏锐性把青年黑格尔派的每一个学说命题都推到底；通过对经济学的集中研究，他当时已经准备转向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的带领下，这份年轻的报纸很快开始了丝毫不计后果地发表言论……但是，马克思在完成作为编辑的第一件任务时，表现得非常谨慎：他面临着奥格斯堡《总汇报》对《莱茵报》的共产主义的指控。这可能是受了赫夫铿的激励。赫夫铿曾在一段时期里做过《莱茵报》的编辑，3月份他就因为该报刊登了一篇布鲁诺-鲍威尔的文章而攻击该报。指控的基本出发点是9月份该报发表了两篇关于住宅问题和几种共产主义政体形式的评论文章；还有10月份它报道了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一次会议，会上傅立叶的追随者提出了他们的思想。所有这些都是赫斯写的。马克思作了回应，批判了奥格斯堡报纸竭力避免重要问题，驳斥了《莱茵报》同情共产主义：“莱茵报”甚至在理论上都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性，因此，就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都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莱茵报”彻底批判了这种思想。然而对于像勒鲁、孔西得朗的著作，特别是对于蒲鲁东的智慧的作品，则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像去批判，只有在不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关于这一点，如果奥格斯堡长舌妇希望得到比沙龙空话更多的东西，如果她比沙龙空话能有更多的才能的话，那她也会承认的。但是必须慎重地对待这些观念，因为思想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我们对于类似的理论著作所以要更加慎重，还因为我们不同意奥格斯堡报的做法……我们坚信，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论证；要知道，如果实际试验会成为普遍性的，那末，只要它一成为危险的东西，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至于掌握着我们的意识、支配着我们的信仰的那种思想（理性把我们的良心牢附在它的身上），则是一种不撕裂自己的心就不能从其中挣脱出来的枷锁；同时也是一种魔鬼，人们只有先服从它才能战胜它。这种回应反映了《莱茵报》的总体立场，即认为贫穷必然地是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政治问题；但是此时文章并没有把无产阶级看作一个崭新的社会阶级，而是仅仅看作不良经济组织的无辜受害者。社会主义思想可能最初并不是根源于德国工人阶级。德国当时才刚刚开始变为工业国，工业工人远没有成为人口的大多数。他们还没有充分的组织，而且大多数还是旧手工业者，怀恋过去，不愿革命。社会主义思想是由一个知识分子的精英团体传播开来的，他们把无产阶级群众看作社会革新的潜在工具。19世纪30年代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开始在德国产生影响。在特利尔这个地方（马克思的出生地），路德维希-伽尔传播傅立叶主义思想；而在柏林，海涅的诗歌和甘斯的讲座都有着广泛的读者和听众。德国本民族共产主义的第一本书是莫泽斯-赫斯写的《人类的神圣历史》，他是在科伦从父亲的工厂里逃往巴黎之后，了解共产主义思想的。这本书具有神秘性，是漫谈式的，但却十分明显地包含着阶级两极分化和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到来的思想。接着，赫斯使恩格斯转向了共产主义，并在《莱茵报》上刊登了很多暗中宣传共产主义内容的文章。一年以后，一个裁缝，威廉-魏特林，活跃在移居到巴黎和瑞士的德国工人团体中，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这是一本弥赛亚式的救世著作，它反对造成一切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的人间富人掌权者，主张一切人有通过社会平等和公正的途径获得教育和幸福的权利。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知识传播的是罗伦茨-冯-施泰因的调查著作《当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正是由于施泰因的这部著作，1842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术语在当时的德国常常互换使用）开始引起了关注。受普鲁士政府的委托，施泰因曾做过一个对法国社会主义在移居巴黎的德国工人中传播情况的调查研究；虽然调查人远不是那么同情社会主义者，但是发行的报告却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知识的传播，甚至激起了社会主义者对他们事业的热忱。科伦的思想氛围特别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莱茵地区的自由主义者（与曼彻斯特的自由主义者不同）具有很强的社会意识，认为国家对社会有着巨大的责任。例如，梅维森参观英国时，由于工资降低的情况而深为震撼；于是在巴黎停留的一段时间里，转信了圣西门主义。在《莱茵报》办公室举行的颇有效力的《莱茵报》编辑委员会团体会议上（该团体由莫泽斯-赫斯创建），经常讨论社会问题。其成员还包括荣克、未来的共产主义者卡尔-德斯特尔和安内克。他们每月聚会一次，先读报，接着讨论，这些人政治观并不一定相同，但都对社会问题感兴趣。马克思1842年10月移居科伦后，便加入了这个团体。通过对莱茵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马克思受这些讨论的启发，对社会问题的兴趣增加了。他在作为编辑的第一篇重要文章（即关于莱茵省议会辩论五篇撰稿计划中的第四篇）中，讨论了新近提议的有关颁布更为严格的盗窃林木法。拾捡枯枝烂叶在传统上历来是不受限制的，但是19世纪20年代的农业危机带来的匮乏和工业需求的增加导致了法律的干涉。局势变得难以把持:在普鲁士的所有起诉案件中，5/6涉及林木，这个比例在莱茵地区还要高得多。因此，当时提议林木监护人应该成为指控犯法行为的唯一裁决者，并且可以独自评估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