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时35分，响起了第一次警报，10分钟后随即响起了第二次警报。天空几乎看不见一丝云。太阳火辣辣地如同夏日般照射下来。我们看到城市上空很高处有一批日本飞机，飞得很高，高得常常看不到它们。四面八方的防空高射炮都开了火。但我们感觉到射击的命中率远不如先前了。对呀，我们都不是专家，可是我们都会批评，总觉得他们不是射击得太高就是太低了。不管怎么说，没有击中。(连一个商人也可以判断出这一点！)坦率地说，如果我们不是批评，而是走到“英雄地下室”去，走到妇女们和孩子们那里去，那就明智得多了。因为天空中出现许多榴霰弹云，各种碎片四下飞落，行人不得不严加小心。10时45分，危险过去了，一直平静到中午。　　午餐后，我想小睡一刻钟，却被街上很大的喧闹声吵醒。我看见有一辆卡车载着击落的日本轰炸机停在我的门前。汽车似乎发生了小故障，但很快就被排除了。这时，每个过路的中国人都想从被击落的飞机上剥下一小块残骸作为战利品。　　16时40分又响起了警报！天空起了云。出现了几架日本飞机，它们受到了高射炮的猛烈射击，但没有击中。它们随即就向西面溜走了。北面浦口方向也在射击，东面中央广播电台附近也是如此。17时30分，警报解除了。只要不是在我们附近进行空战和乱扔炸弹，我们就会很高兴。　　今天夜里，将近午夜12时，我收到妻子10月13日从天津发来的电报，是答复我10月12日关于我身体很好的电报消息。妻子很节省，只有我用电报询问她时她才拍电报给我。与天津的信件往返变得越来越慢了。妻子已20天没有收到我的信，虽说至今我已发了3封。　　所有报纸全是报道日本空袭南京的消息。　　　　　　　　　　　　　　　　10月15日　　下雨天。上午很安静。14时响起警报，一直持续到16时，不断听到飞机马达的轰鸣声，但从我们的院子里看不见飞机。留在家里的韩(湘琳)先生打来电话说，在他那里(鼓楼前面)听到浦口方向有炸弹落下的声音。　　今天清早，我去了纳可可公司，它的办公室就在我附近(美国大使馆的对面)。人们以为在美国大使馆附近会得到特别保护，虽然自来水厂的水池距离它并不远，水厂肯定迟早又会受到袭击。尽管如此，他们对此毫不担心，因为他们已建造了一个防空洞。在我的生活中，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防空洞，就是说，他们朝小山里挖了一个坑道(他们住在小山前面一所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十足的矿工式建筑，甚至在门口还铺上了砖头，装上了坚固的门。但我还可以给他们出个好主意，就是要筑沙袋路障，保护洞门不被气浪损坏。我认为，如果还要干的话，应该具有真正的保护性能。头顶上有了10米厚的泥土，人们会感到更安全些。　　　　　　　　　　　　　　　　 10月16日　　晴空万里。令人奇怪的是好长时间很安静，因而我得以去访问铁道部、交通部和中国银行。午饭后，14时30分，响起了警报。我看到高空有3架日本飞机，受到了高射炮的射击，后来就在天空中消失了。在南面，密集的炸弹像下雨，无法看见飞机。15时30分解除了警报，16时30分警报再起。天气好极了，天空见不到一丝云，也没有飞机。日落时，从北面飞来两架中国飞机，在南面降落。18时30分警报解除。　　刚才，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上个星期我们受到了日本人多少次空袭。根据我的计算，我们只受到12次轰炸，由此整整损失了14个工作小时，大约相当于2个工作日。　　我刚才从德国大使馆那里收到了妻子10月2日从天津的来信。她很想到这里来。我该怎样答复她呢？据说特劳特曼夫人在劳膝施拉格尔博士的陪同下来南京，现正在途中，对此我感到惊讶。夫人们当然可住在“库特沃”号轮船上，但我认为这也不是妥善的办法。一旦响起警报，轮船就要起锚溯江而行驶向安全的地方，轮船上的夫人们知道自己的丈夫和亲人留在城里，就会焦躁不安，最终还得忍受一切痛苦，为此必须要有健康的心脏。夫人们要是像我妻子那样长期位在城外，她们就会承受不了。为什么要来经受这种危险呢？我们大家为我们的妻子都在安全的地方而感到很高兴！　　　　　　　　　　　　　　　　　 10月17日　　星期日，多么美好的天气，天空万里无云，也没有空袭！里贝先生还没有看过中山陵，我就和他开车前去。哦，会有这等事！中山陵的牌坊和墓道上的建筑物和墓室都搭起了竹脚手架，外面还都包上了油布。这是不是为了防止炸弹碎片？谭延j]墓那里也是如此，拱门、大理石柱、石狮和长寿龟全都用松树枝遮盖了起来。就连古老的明孝陵也不再让人进去。整个陵园地区停满了军用卡车(都是空车)，随时准备待命出发，因为每辆车里都有一名中国驾驶员，打着磕睡。就是说，最高统帅就住在灵谷塔附近的某个地方。　　位于小红山的主席官邸(译注：今称美龄宫)还从没有人住过，它从下到上刷成了黑色，看上去真可怜！　　我们不再伤脑筋去思考今天为什么日本人没有来空袭。也许他们认为天气太好了！确实不应该去扰乱秋天里的一个如此美好的阳光灿烂的星期天！我们对此表示同意！　　刚才听我们的佣人说，施罗德博士先生今天从汉口回来了。　　许多人都在谈论日本人使用毒气的事。日本人则声称，已经查明中国人使用过毒气。这肯定仅是一个借口，他们想以此先发制人，并逃避人们的谴责。据这里一份报纸的文章证明，这里的医院已证实接收过毒气中毒的中国士兵。今天到达这里的一期德文上海报刊有一篇文章，标题是《对国际新闻界表演毒气袭击》。文章报道说，日本人竭力要把使用毒气的罪名加到中国人头上，但他们迄今也找不出证据！　　我们大家怀着极大的担心等待着毒气袭击的时刻，因为南京的平民百姓并未备有防毒面具。虽然已发布了通告，告诉人们可以使用在醋或其他液体中浸过的口罩保护自己，以免受毒气伤害等简单方法，但这些应急的用品数量也不够，况且在紧急情况下根本不顶用，因为它一点也起不了真正的保护作用。至今我只在中央党部遇到几个士兵、警察和官员，他们带着长形的金属套筒，据说是防毒面具。私人即中国老百姓几乎不知道在哪里能够买到这东西。坦率地说，我自己也不知道。　　据报纸报道，在日本人最近的一次空袭中，广西有700名平民被炸死或炸伤。　　　　　　　　　　　　　　　　10月17日　　7时，阿曼先生来了。他是一家美国石油公司的德国代表，经常为了商务事宜驾着自己的汽车穿梭往返于上海和南京之间。今天他亲自经历了对嘉定火车站的轰炸，当时日本飞行员也注意到了他，向下俯冲到50米高度，想从近处看看他。他把挂在自己汽车上的卐字旗角拉起来，并站到了汽车旁边，向上撅着嘴，使飞行员能够确信他是个欧洲人。这样做必须要有一点勇气才行。假如日本人判断错误的话，就会用机枪进行扫射。英国大使克纳茨伯尔—休盖森先生，还有英国大使馆的一名秘书，不久前就受到过对他们和他们的汽车雨点般的子弹扫射。阿曼先生留下来直到用晚餐。我想听一点新闻，他很会讲。再说，他还从里贝夫人那里带来了一个黑面包和火腿卷，还要给普罗布斯特博士带一只柜式大行李箱到上海去。对这个箱子他很有意见。他说箱子太大了，汽车门放不进去。再说，即使是新的，在上海也只值40元。我不得不再对他(当然是对阿曼)说一些甜言蜜语。　　编辑胡尔德曼先生在1937年10月6日的来信中任命我为“名誉职工”，我给他回了信，他只将信的最后部分登在德文《远东新闻报》上。从他的引言中清楚地看出他是多么为难。他，可怜的人，删去了一个多么好的开头部分。也许他是对的。这个胡尔德曼先生，他的确不能把我所写的东西全都刊登出来，因为作为编辑的他不能去触别人的痛处。但是为什么偏偏删去我那封信的开头而只留下后面部分呢？下面就是那封信的开头部分：尊敬的胡尔德曼先生：　　感谢您10月6日的亲切来信。任命我为贵报“名誉职工”是您的一番美意。我深信，我的没有头衔的名片上在名字后面有了“《远东新闻报》(名誉)职工”这几个字一定会十分好看，何况我的英国朋友们十分重视字母多的名片，他们一定会羡慕死的。但是，尊敬的胡尔德曼先生，我担心，您这是自找麻烦。您一点也不了解我！并且，我担心您也有点低估了您的读者。他们自称对此“极端认真”，而我对此却毫不介意。我正是有这个可怕的“才能”，多半能在不恰当的时候，以我的所谓幽默让我周围可爱的人高兴一下。　　我想在此以我们家人之间的通信方式为例，我的男孩子，20岁，目前正在德国参加青年义务劳动，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亲爱的父亲！要是你能听到这里收音机里对中国都说些什么(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就好了。报纸的报道还要糟糕，我根本不愿瞟上一眼。此外，我深信你的身体肯定非常好，我决不怀疑！向你致以亲切的问候……”我不会去说什么现在的局势不严峻，目前的局势的确非常严峻，如果有人不承认这一点，那么他的头脑肯定是太简单了。局势不仅严峻，而且会变得更加严峻。那么怎样才能对付目前这种严峻的局势呢？我认为，应当拿出自己的最后一份幽默，对着自己的命运说上一句：“对不起，我就留在这里不走了！”天如果整个塌下来，那么大家都知道，所有的麻雀都会死去；如果是一枚炸弹掉下来，而且正巧掉在一只乌鸦的头上，那么死的则只有乌鸦一个，它再也不会去“呱呱”叫了。但是真要到那个时候，我想，扬子江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尽情流淌。现在我每日的晨祷和晚祷的祈祷词是这样的：“亲爱的上帝，请你保佑我的家人和我的幽默，剩下来的小事情就由我自己去保佑了。”　　现在你们一定想知道我们到这里来是干什么的，目前我们的生活怎么样以及我们是怎样甘于忍受这些轰炸的。　　是这样的，我个人是9月初在北戴河休假后，从水路绕道回到这里的，因为我：　　1．作为一个德国商行的代表，要在这里代表它的利益。　　2．我在这里还有许多放心不下的破旧东西。(尽管有个柏林女士恳切地劝告我：别胡闹！你不该为那些不值50芬尼的破东西操心！)　　3．那好吧，我们问心无愧地承认，我想永远做一个负责的人，不忍心在这样的时刻对洋行的职工、佣人及其家属弃之不顾，而是想要全力帮助他们——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　　对第1点还必须指出，我们十分尊敬的中国客户还想不断向我们订货、签订合同，但必须按照下述条件：　　支付条件：(1)签订合同时预付5％。　　(2)我们取得战争胜利后4周再支付95％。　　供货时间：2个月以内运抵南京，送货上门。　　保战争险：没有必要。但如果你们愿意投保，我们同意！　　这当然不行，我得苦口婆心说服客户！　　对第2点还必须说明，那位柏林女士说的是对的。　　对第3点来说，首先还要有一个十分安全的防空洞，显然我们并没有。我在这里所见过的防空洞，没有一个是很安全的，但它们看上去全都是防空洞，而这就足够了！　　接下去就是已经刊登出来的内容：　　一声长“呜”，三声短“呜”　　南京来鸿　　我们曾请求一位我们在南京的读者，给我们写一下在南京发生空袭时的情况，作为“一个局外人”的态度如何，德国人在偶然陷入困境后做什么和究竟做了什么。我们随即收到一封长信，现发表如下：　　人们是怎样建筑防空洞的？如果他有许多钱，就委托一位中国的防空洞建筑师承办一切(自然，他一窍不通)，付给他500元～3000元，建筑师分别按照付款的多少，运来大方木料、厚木板、沙袋、铁轨、陶土水泥管，以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大堆大堆东西，事情就完了。我是自己操办这事的，就是说，我雇用了10名苦力，吩咐他们挖一个深坑(矩形的)，一直挖到双脚浸水为止，坑深1．5米时就出现了水。于是，我们在坑底铺一些墙砖和圆木头，然后再铺上地板。地板上必须留一个洞，以便我们能够取到地下水。你们一定听说过怎样降低地下水位？真是简单极了！只要每天放一只桶或是空的食品罐头下去。我们还在墙边竖了几根柱子，支撑住上面的横梁，再把方形厚木板放在上面，然后覆盖泥土，要许多许多泥土和沙，堆成一个约1.5米高的土丘，再把妻子的花盆放在上面，我们称这花盆是伪装，日本飞机就不会识别出下面藏着什么。更使日本人不易察觉的是我们把这个巧妙的地下坑洞建筑在一棵树的底下，树根这时可能就长在它的上面。我们给四周的墙壁蒙上干净的草垫子，开了两个门，一个门供人们进出，一个门专供运送货物。后来还在这两个门外垒了沙袋路障，保护不受炸弹爆炸产生的气浪破坏。　　人们都跑到我这个防空洞里来占位子！为什么？我不知道！它有这样的名声：特别牢固。　　我在建筑这个“英雄地下室”时，估计最多可坐12个人。但在建筑好以后发现我大大地估计错了。我们共有30个人，坐在那里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般。所有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呢？十分简单！我的每个勤杂工都有妻子，有孩子，有父亲、母亲、祖父和祖母，如果他没有孩子，就收养一个！(顺便说一下，多么兴旺的业务！)此外，我还得接纳一个邻居和他的家人。他是一个鞋匠，战前我曾对他发过火，因为他把20％的扣头计算在制鞋价格之中。后来突然发现他是我佣人的一个亲戚，我能怎么办呢？我让他们都进来了。我不能让自己丢脸呀！我在这个地下室里给自己放了一张办公室的椅子，其他人都蹲坐在低矮的小凳子上。我自己理所当然地也得进入这个防空洞，至少在轰炸离得很近而且很厉害的时候是如此。并且，我坐在里面时，孩子们和女人们会由于看见我也可怜巴巴地坐在里面而感到放心。这时我发觉，我在北戴河下决心尽快地赶回来是做得对的。　　假如现在我这么写，说我一点也不害怕，那我一定是在撒谎。在防空洞开始剧烈震动时，也有一种感觉悄悄爬上我的心头，类似“哎呀，我们要再见了！”在我的防空洞里有一只家用药箱、手提灯、铲子、十字镐和样凿，但是，坦率地说，当我想到，我们大家有可能都会被埋在这个老鼠洞里时，那些东西并没有给我提供多大的安全感。说真的，是害怕了。可是，为了消除害怕，说几句快活的话，或编造一个笑话，大家跟着笑一笑，炸弹的威力就大大减小了！老实说，只要炸弹没有刚好落到自己的头上，人们逐渐地也习惯了狂轰滥炸。每次轰炸的间隔时，孩子们都迅速地跑出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你无法想象得出，这时会发生什么事。　　夜间轰炸既有弊也有利。第一次警报信号响过几分钟后，电厂拉断了电。领带可以不要，但在这几分钟内我至少必须穿好裤子和皮靴。然后，当我把所有要保护的伙伴安全地藏进地下室后，才可以悄悄地在暗处坐下。继而我经常会摸索着回到我的起居室里去，悄悄地找一张最舒适的椅子，转眼问便睡着了。这是我在孩提时代练就的功夫，那时，只要下雷阵雨，我就常常这么做。　　可是(我们的室内生活写得太多了)只要危险一过去，防空洞里的客人们和我之间的家庭式关系自然也就中止了。必须是这样。除去工资以外，必须有一个区别，不至于会失去纪律。　　现在再写一点有关这个城市和警报信号的情况：　　谁要是在战前即两个月前，熟悉这个重新繁荣起来的南京城的，谁要是在当时，特别是中午时分，观察过市中心繁忙的交通情况的，如果他听说过大约100万～120万居民中至少已有80万人离开了这个城市，那他对现在城里到处是死一般的寂静和几乎空荡荡的街道和广场就不再会感到惊讶了。所有红色的砖瓦屋顶都刷成了黑色，就连整个红砖瓦的住宅区也都刷成了黑颜色。每隔50米～100米就有供行人躲避用的防空洞，有些只是上面堆些土的洞，刚好够一个人爬进去。　　所有的电影院、大部分旅馆、绝大部分商店和药房都已关闭。有些小手工业者还在半开着的大门和百叶窗后面悄无声息地干活。　　一排排的房子之间，可以看到一些缺口，面积大约有6所～12所房子那么大，这是轰炸造成的破坏。但是事情过后呢，人死了(虽然不是很多，但也够多了)，现场清理干净了，于是便几乎不再有人注意这些缺口，事情也就忘记了。　　同样也漆成了黑色的公共汽车还在行驶，在中央各部等单位下班时车里挤得满满的，因为政府官员都照样工作，星期天也如此！街上的秩序是无可指摘的。军人、警察和平民纠察队谦和而正确地履行着他们的义务。在两枚炸弹炸开了中山路主干道的碎石路面半个小时后，就已填补了那些坑洞，修复好了路面。修路时交通一点也没有中断。　　没有一个外国人(这里的外国人已经不多，德国人约有12名妇女和60名男子)受到过干扰。相反，人们都怀着惊讶的好感注视着我们这些还坚持留在这里的外国人！　　警报突然会响起。以前我们用作报时信号的电器汽笛响起了拉长的“呜——”声，这是第一次信号：警告信号。就是说敌机已经起飞，正在飞往南京途中的某个地方。所有的人都赶快奔跑回家，或者奔向附近的防空洞。住得比较远的人就坐人力车赶到安全的地方去。有幸坐在汽车里的人突然发觉、他们的老式小汽车在和平时期时速还跑不到10里、现在却一下子达到十六七里的速度。当我喜形于色地祝贺我的司机取得这个出色的成绩时，他露出一种调皮而尴尬的脸色。看来是我击中了他的唯一致命弱点。　　回到家以后，我就派人在大门两边守着，以检查拥进来的人们。邮局和电报局的公务员受到每个人的欢迎，随时都得安置他们。除此之外，凡是与我的家庭没有关系的人，都拒绝入内：“真对不起，没有地方。请您别见怪，我们没有多余的位子了。”　　抱着婴儿的妇女们受到优先照顾，允许她们坐在防空洞的中问，然后才轮到带着较大孩子的妇女，最后是男人。这是我始终顽固坚持的顺序，它使男人们感到无比惊奇。　　几个大胆的男人——管家、佣人、司机(他穿着西式服装，必须有相应的举止)以及其他人，还有本人只能暂时留在外面。　　第二次信号！一再重复的一长三短的“呜”声，表示敌人正在南京上空。现在全城空荡荡的、一片死寂，无丝毫动静。街道上不时有步行或开着车的哨兵在巡逻，也有城市民众应急队队员。　　我们数着敌机的架数，同时为正在追赶它们的中国歼击机感到高兴。在高射炮(防空火炮)开始射击时，肯定有纷纷落下的炮弹碎片，我们便慢慢走近防空洞的入口。轰炸机向下俯冲时，发出巨大的呼啸声，紧接着是100公斤～500公斤炸弹猛烈的爆炸声。当炸弹接连不断地落在不远处时，大家都张大着嘴，一声不吭地坐在防空洞里。我们给孩子们和妇女们在耳朵里塞了棉花团。只要稍一平静，就有“英雄”一个接一个地从地下室里走到外面去，想看看周围的情况。每当有一架敌人的轰炸机被高射炮击中后燃烧着摇摇摆摆地栽下来时，中国人就高兴得热烈鼓掌。只有这个滑稽的、让人琢磨不透的“主人”的表现又一次令人不可思议，他一声不吭地抓抓帽子，喃喃地说：“别吵，死了3个人！”鞋匠嘀咕道：“怎么啦，他们可是想要你的命呀！”　　在云层后面，撤退的日机和追击的中国飞机还隆隆地响了好长时间。然后响起了缓和的“呜——”声，警报解除了，危险过去了！大家平静地却是大声地谈论着重去干活。　　这段时间确实很有意思！没有谁埋怨无聊。现在已是晚上10时了，警方的戒严时间开始了，街上一切交通都已停止！　　德国学校已不再存在(它已关闭)，解聘了教学人员，退掉了校舍。孩子们均已乘飞机离去，去了安全的地方。这是过去的事了！但是不要担心，我们一定会再办起来的！　　老鸹　　“老鸹”是已故领事海因里希·科德斯给我起的一个中国外号，意思是“老拉贝”，并无其他含义。　　　　　　　　　　　　　　　　　 10月18日　　仍然是阳光灿烂的天气，天空没有一丝云。8时45分，刚用完早餐，晌起了第一次和第二次警报，但是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到。9时45分又取消了警报。“假的。”中国人说。它相当于“骗子”、“伪装”或诸如此类的含义，照意思翻译是“虚惊”或“虚传的警报”。　　中午以前很平静，我和韩(湘琳)去中国银行和铁道部作了商务拜访。午餐后，14时30分，又响起了警报。这次我们听到了飞机飞来的声音，但它们仍在比较远的地方，受到了高射炮的射击。它们在南面某个地方(似乎是在城墙外面)扔了许多炸弹，没有向下俯冲。16时解除了警报。又损失了一个半小时。谢天谢地，我们仍然很健康。这时我们想要安静。　　里贝先生整个时间都站在电厂里他的涡轮机旁。这个漫不经心的傻瓜！他今天刚把修理好的机器重新开动了起来，所以不想让电厂立刻再停下来。“假如日机真的成群密集飞来，”他说，“当然我也会躲起来的。”是的，亲爱的，但愿你还有时间去躲起来！　　　　　　　　　　　　　　　　　10月19日　　哼，今天日本人对我们可真照顾！　　午夜2时，响起了警报，我正在穿第二只靴子时炸弹已经落了下来，震得整个房子都抖动起来。只有里贝没有动弹，仍然安静地在睡觉，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家伙什么都不当回事！正当我朝他叫喊“喂，里贝，第二次警报”的时候，响起了几枚炸弹的猛烈爆炸声。我的朋友里贝却平静地回答说：“是是是，我听到了！”今天夜里，我们又看见了我们西门子舒克尔待厂制造的探照灯在照射。我走进防空洞里，不得不再维持一下秩序，因为有个远洋公司的报务员，他身材肥胖、大腹便便，总是会挤占妇女们和孩子们中间的好位子。我略微调整了一下位子，因为太激动。掉进了地下水的洞里，把我臀部也弄湿了。今天凌晨，防空洞人口处出现一张用德文、中文和英文写成的醒目的大海报：　　致我的客人们和本洋行成员的通知　　几经常使用我的耐轰炸的防空洞者，必须遵守下述规定，即应该让孩子们和妇女们(无论是谁)占用最安全的位子，也就是防空洞中间的位子。男人们只可使用两边的坐位或站位。　　有违反本规定者，今后不得再使用本防空洞。　　约翰·拉贝　　1937年10月19日于南京　　胖子报务员把这事放在心上了！凌晨4时，危险终于过去了。我们大家对此也没有多大的兴趣了。　　刚上床又响起了警报，时为凌晨4时30分。这次得保持冷静。我疲乏地又穿起衣服。当我终于穿着完毕，站在那里时，警报又解除了，时为4时50分。这是一次虚传的警报。人们把巡逻返航的中国歼击机误认为是敌机了。警报取消很长时间以后，我正躺到床上时，高射炮中队突然又射击起来。想必那些人是完全搞糊涂了，但愿他们没有击中自己的同胞。后来我想把失去的睡眠再补回来，但在凌晨时刻很难睡得着。那么，我就洗澡去吧！　　月光皎洁的夜晚又变成了一个阳光灿烂的白天。在8时55分，来了第一次警报。如果再这样下去。今天我们大概做不成多少事了。里贝把不让他工作的日本人大骂了一通。9时55分取消了警报。我们没有见到敌机：又是一次虚传的警报，或者说，日本人从南京边上飞过去了。　　中午12时15分响起了今天的第四次警报。警报拉响后，我们已不再那么匆忙了，到第二次信号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可是，这次几分钟后就狠狠地干起来了，猛烈的轰炸声就在很近的地方。我们大家都快步朝防空洞奔去。天空阳光灿烂，几乎无法认出敌人的飞机。防空中队开炮了，但是没有击中。由于很有可能会被纷纷落下的碎片击中，我便命令大家都进防空洞去。我们等了约10分钟，城北和城南都有可怕的炸弹落地声，南面升起一个很大的烟柱，在天边慢侵地散开，没有火光，只有爆炸产生的烟尘。13时10分，危险过去了。里贝先生吃饭来迟了，他说，今天他也不得不进了防空洞。日本人在电厂总机房不远处投下了一批炸弹，但电厂末受损害。里贝又一次交了好运！　　　　　　　　　　　　　　　　10月20日　　上午8时，出了太阳，天边有一些云。日本人今天一定会来访。　　昨天浦口的轰炸一定很严重。我听说，津浦铁路局的办公大楼和附近的煤场被炸了。据说炸死了9人，伤10人。现在日机已不再向下俯冲，而是直接从高空扔下一连串炸弹。因为它们向下俯冲受到了很大损失，有许多飞机是在重新抬升时被击落的。　　里贝先生在修复电厂中做了很好的工作。2号涡轮机已全速运转(5000千瓦)，此刻正在修复3号涡轮机。中国人是否也承认这样的成绩呢？但愿如此！还有一个值得提出的事实：此刻只有我们那台老的博尔齐希锅炉在运转，它是我们6年前供的货。从那时以来它一直都在运转，根本就没有再让有名的美国锅炉生火。德国的产品质量再次证明是过硬的，但仍有人在挑我们的毛病。　　12时30分，响起警报！飞机出现在北面和南面的高空，在南面授下了许多炸弹，可能又是落在飞机场上。南面的方向出现了巨大的尘雾，这是炸弹的成果。有3架大型轰炸机从我们的上方飞过，高炮中队的射击又是劳而无功。为了提防炮弹碎片，我们(里贝和我)回到防空洞，待了几分钟，那里早已挤满了中国人。当我们又从防空洞走出来时，轰炸机正在北面(浦口方向)轰炸。我们也听到了那里有许多炸弹落地的声音，间或还有机枪的扫射声。想必也发生了空战。13时30分，一切又都过去了。　　日本人还是很配合的：让我们安静地吃了午饭，我甚至还能小睡20分钟的午觉。　　14时30分又响起了警报。我照样平静地工作，等待着第二次警报。15时40分，发出了拉长的“呜——”声，警报解除了。这是一次虚传的警报。　　桂林来了消息，著名的弹道学家、枢密顾问克兰茨博士教授在那里去世了。愿死者安息！他是一位可亲的老先生，今年82岁。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正值初夏，他想要到青岛去，但后来大概还是选择去了桂林。他顺便提到，这大概是他在地球上的最后一次暑期旅行。我想要劝阻他时，他却亲切地挥手拒绝了。想必他对此更清楚，而且被验证了。　　德国大使馆的霍特先生躺在鼓楼医院里。一次在长江上作舢板射击比赛时，他后面的人一颗铅弹打中了他的小腿肚。他在一艘英国军舰上作了急救包扎。(在战争中人们什么事都会碰上！)偏偏是打中了小腿肚！要是再高一些也许会更消受些。不过，我还是不批评为好。我自己在非洲时不也是这么做的，只是那时没有打仗。我要去请教一下，我是否应该为他受伤的小腿肚授予他一枚“抗射击嘉德勋章”(译注：1350年爱德华三世颁发的系在膝下方的英国最高级勋章)。我相信，我应该这么做！　　有家报纸报道说，上海的德国领事馆就日本人轰炸在上海的德国领地提出了抗议。中方和日本都否认了这期间出现的有关和平的谣言。　　《大陆报》(南京版)的一个编辑说，南京人已经习惯了日机的空袭。这说法显得有些夸张。他还说空袭警报信号已经成了每天的家常便饭。不过这个情况倒是确确实实的！第一次警报时，人们根本不走出办公室，最多是机械地整理好办公桌上的东西。第二次警报时，我才吩咐勤杂工把装有最重要药品(胰岛素)和包扎用的材料等东西的手提包拿到防空洞里去，再打开房子里的所有门，使之不被可能有的气浪摧毁。同时指示办公室勤杂工站到外面去观察天空，等敌人的轰炸机飞近了再通知我。当天空响起发动机的轰鸣声时，当然就意味着得赶紧了。大家随即从房子里跳出来，朝四周看看，假如出现了危险，碎片满天飞，就赶快奔进防空洞里去。可是，一旦敌人的大型轰炸机飞到一定距离时，人们又会出来张望。这种行为并不总是明智和安全的。但蹲在防空洞里也并不是一种快乐，何况，有30个人一同蹲在里面。如果响起了警报解除信号，危险过去了，大家就又平静地去做各自的工作，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当然，有时还会热烈地讨论一下轰炸的程度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失，但是不久就会平静下来。大家都在忙着工作，要想一些别的事情。　　　　　　　　　　　　　　　　10月21日　　今天夜里3点钟收到一份电报，说沃尔特马德先生今天下午乘汽车抵达。但愿他运气好，我们希望他一路平安，那段路几天来一直受到日本人的猛烈扫射。　　上午8时，天空万里无云，一个极好的航空天候。　　9时15分响起警报；9时55分又解除了。我们没有见到飞机，它们也许是在南京前面就改变了航向。最近，如果日机的飞行目标位于浦口的北面，它们就会绕过南京。　　我在去下关电厂的途中，拜访了施罗德博士。他的夫人还在汉口，很想到这里来，但不许她来。施罗德博士考虑是否可以让她佐到“库特沃”号船上去。我劝阻了他！施罗德博士不大相信克兰茨教授去世的消息。据他所知，克兰茨和夫人几个月前就已在回国途中。看来是他们对溯江而上的情况不甚清楚。施罗德博士还不知道施特雷齐乌斯的夫人已在不久前去世。我在施罗德的住房里发现了里尔茨先生丢失的最后一只箱子，我要把它带回去，把他的全部行李都放在一起。我正想到电厂去时，12时30分响起了警报。我刚好还来得及坐汽车赶回家。大家在那里很是激动。躲到我防空洞里来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会讲德语的职员们说，他们从上海和南京之间各个支行得到的电话消息称，日本飞机在飞往南京的途中投了毒气弹。我们没有防毒面具，只有简单的用浸过六胺或醋的漂白薄纱布做的口罩。我检查全体躲在我这里的人是否都有这种口罩，我的手提箱里一直都放着这种口罩。女人们都只有一条手帕或小毛巾。我让人把我余下的最后一些口罩分给她们，这些口罩我原本是要剪开作绷带用的。正在关门的一瞬间，院子里又来了3个寻找防空洞的穷孩子。他们瞥见我时撒腿就跑，但我又把他们喊了进来，安排在防空洞中间的位子上。我的目的是使我的客人们以此为榜样，懂得在危急关头每个人都是同样重要的，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　　日机飞来了，但却是在蓝天里，非常高，几乎辨认不出来。四面八方的高炮中队开火了，天空中弥漫着薄薄的榴霰弹云。我命令所有的人躲进防空洞，我也在里面待了几分钟。在南面(可能又是城外的飞机场，日本人干方百计地想要摧毁它)，炸弹一个接一个地落下去。再次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我听到敌机同时在北面及南面轰炸，一定是投下了大批炸弹。我们耐心地等待着恶魔离开，我们无法确定他们是否投了毒气弹。谢天谢地，我们的健康没有受到损害。下午2时(一个半小时以后)，危险过去了。我派人用汽车去接里贝回来吃饭，这段时间他躲避在扬子江饭店。午饭烧焦了的厨师在骂娘。看来，每个人都有点自己的烦恼。　　各家报纸报道说，日本人在上海附近突破了中国防线，在苏州附近又有两辆载有外国人的汽车遭到了日机的袭击。　　　　　　　　　　　　　　　　 10月22日　　早上8时，沃尔特马德来了。他是今天夜里1时到达南京的，但为了不打扰我，他住到了首都饭店。从上海到南京用了18个小时。他曾相信中华特别快车公司会在8个小时内将他送到这里，但是，这家公司所谓的德国司机实际上是一些失业的犹太人，他们对开汽车并不太在行，不过是为了挣钱。车费是每人75元。这些犹太司机中有一个人的行为令人讨厌，大使馆想要没收他的德国卐字旗，认为他作为犹太人没有资格拥有这种旗子。　　虽然阳光灿烂，但上午是平静的。我和“电量计先生”(译注：“电量计”在德语中和沃尔特马德先生的名字谐音)①去拜访了哈普罗公司，15时20分响起了警报。在城南(大校场)投下了一批炸弹。尽管沃尔特马德先生给我从上海带来了极好的蔡司望远镜，但我们仍没有见到飞机。16时15分警报解除。　　　　　　　　　　　　　　　　10月23日　　美丽的秋日天气，阳光灿烂。　　8时45分有警报，10时15分警报解除。我们没有见到飞机。　　11时再次响起警报。飞机飞得很高，我甚至用了望远镜也没有发现。12时警报解除。我们正要去用午餐，12时20分又响起了警报信号。这一次榴霰弹云密布天空。根据猛烈的高炮火力判断，一定是在无法看见的远处出现了日本飞机，我用望远镜发现了正在飞行的3架日本轰炸机在我们房子上方很高的地方，它们的上方还有一架日本飞机在交叉飞过去，看上去正燃烧着，后来钻进一阵烟雾中消失了。情况看来挺危险，最好还是进“英雄地下室”。城南和城北遭到了持续的狂轰滥炸，估计投下了将近30枚炸弹。弥漫的尘雾冲天而起。13时15分，一切过去了。我多次试图开车出去，到铁道部去，到中国银行去，但均被街上的军人和警察赶了回来。直到下午才平静下来。这是星期六下午，现在我可以去做被延误的工作了。傍晚时分，我正在写信，电灯熄了，我点亮蜡烛继续写。我和沃尔特马德先生、里贝和阿曼3位客人共同进餐。然后我们度过了一个平静而舒适的晚上，消灭了最后的3瓶啤酒，那是佣人在某个地方没收来的。现在只有味苦的杜松子酒和威士忌，苏打水也喝完了，算了！我们就喝茶吧，茶叶有的是。　　明天是星期天，中国人说：日本人在星期天从不进攻，至今只有两次例外。哦，你不会搞错吧！！　　晚上收到了从上海来的第二副望远镜——一副18倍望远镜，是德伦克哈思先生给我弄到的。现在我配备了望远镜，真像一个参谋长。只要住在对面的蔬菜商有黄油卖，我用这副望远镜甚至能把他的最新的黄油价格看得清清楚楚！太不可思议了！奥托，这副望远镜将来一定要送给你，你可以在巴伐利亚山区派上用场，当然我多么希望将来能和你一块儿上山，但是有这个可能吗？　　　　　　　　　　　　　　　　10月24日　　星期日，一碧如洗的天空。韩(湘琳)先生和他的朋友们真的搞错了，10时30分响起了警报。在城南和城北，炸弹和榴霰弹再一次雨点般地密集落下。事后据顾问们告诉我，我们经历了一种形式的周年纪念日：昨天在南京投下了第700枚炸弹。绝大多数炸弹落在城南的飞机场。11时55分，危险过去了，余下的时间是平静的。我和沃尔特马德散了一会儿步。我们发现，在中国老板开的所谓的德国肉店的橱窗里放有爱福牌啤酒，我们赶紧把库存的9瓶全买了下来。埃利卡·布瑟幸福的未婚夫克勒格尔来探望我们，我们一同喝了咖啡，一起度过了愉快的几个小时。司机刘每当遇上警报时，为了赶快回家去，就会开“惊慌快车”。汽车减震弹簧终于在开“惊慌快车”时断绰了，汽车不得不再送去修理。我们还听说，永利錏厂在上次轰炸时受到了严重破坏，已不再需要用电厂的电了，因为该厂已不得不停产。看来他们也想使还没有恢复的电厂再次停工。　　晚上，收音机里传来不幸消息，说日本人已攻下了上海前线太仓城。假如这个消息确切(而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可能不久就会和上海完全切断联系。　　　　　　　　　　　　　　　　　 10月25日　　美丽的秋日天气，十分平静。　　我相信，日本人知道今天我要庆祝28周年结婚纪念日，所以特别照顾。妻子发过上次的电报后可能已到北京去了(就是说，日本人把“北平”的名称重又改为了“北京”，现在就只差他们把现在的“南京”改称为“南平”即“南方和平”了——它与狂轰滥炸真是多么相称！)。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给在天津的老地址拍了电报，着实出了不少汗，因为用英文写东西不是那么轻松的。不信你试试看！在节前的快活气氛中，受伤的霍特先生获得了“抗射击嘉德勋章”，就是说，是一个系在白色袜带上并写有“霍尼(译注：霍特的呢称)也许是想错了”字样的勋章(取自我的勋章箱子)，图案为两枝交叉的火枪，包装是一只蓝绸面子和白绸衬里的雪茄烟匣子。效果相当不错！霍特几乎笑得伤口也痊愈了，并且完全没有预料，全世界都在说：这只能是拉贝做的好事！　　妻子请韩(湘琳)先生给我送来了4大盆紫莞花(读作：菊花)，除此之外，我还收到了她的两首诗(一首是她自己写的，另一首只可能是出自察恩之手)，同时她还在里面附了一张奥托的照片，就是孩子在以前送给我的那张照片，后来被她从我这里偷走了，这件事她也许早已忘记了。多多多……谢了，妻子！！我真是高兴！！此外，我又收到了妻子的两封来信(10月15日和16日的)，其中一封是通过德国大使馆转交的，一定是由目前在上海的特劳特曼夫人带来的，大使到她那里去过。　　中国人全都垂头丧气的。上海传来的坏消息看来已得到了证实。现在情况怎样了，我们还不知道。　　乌拉，刚才又收到了奥托从萨勒姆寄来的一封信，落款日期是9月26日。快活而又无忧无虑的奥托正在参加摘梅子和拾苹果的劳动。我为奥托·拉贝不久就要成为一名士兵而高兴。祝我的孩子幸福！　　下面是我收到的礼物。　　察恩的诗：　　你的儿子　　现在你成了一个大人，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显示出你的才干吧！　　愿你朝气蓬勃，迈入生活！　　愿你大胆勇敢，万事成功！　　你是我树干上长出的分枝，　　如今已变成一棵独立的大树。　　给它泥土吧，而不是沼泽和泥泞。　　扩大空间让它根枝蔓生。　　让清新的风，　　摇曳和摆动枝枝叶叶；　　让绿色枝叶的花环，　　高高竖起向着太阳！　　让鸟儿在树枝间歌唱，　　世界多么美丽如春天！　　天际会怒吼，会呼啸，　　要迎着风暴，　　挺直站立，绝不屈服。　　现在你是一个大人，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是人材之林中的一根栋梁，　　尽管有石头，有洼地，　　你健康快活而自豪地耸立着！　　妻子的诗：　　纪念1937年10月25日　　朦胧的预测已经变得明晰，　　命运从不是偶然幸运的产物。　　人生的道路如同行星的轨迹，　　唯有大智之道在宇宙中运筹，　　才能决定是合是分。　　多拉　　1937年10月9日于天津　　　　　　　　　　　　　　　　10月26日　　航空天候！但上午仍很平静，我们可以安心地去做我们的工作。14时30分有警报，15时15分又解除了。我们没有见到飞机，但是据说在飞往南京的途中发生过激烈的空战和轰炸。16时又响起了警报。我用18倍的新望远镜，第一次在我的头顶上方看到有7架轰炸机，我随即迅速地向后退了几步。我一放下望远镜，就几乎看不见飞机了。由于望远镜放大的倍数很高，我把敌机的距离搞错了。我必须先习惯这一点。日机在城南方向又投下了一批炸弹，16时15分，危险过去了。　　里贝先生完成了在电厂的工作，他可以到长沙去了，上海却发来了电报：“等待信示。不要急于结束工作！”我在西门子洋行工作了27年，还没有收到过这么好的电报，我真想也成为一名涡轮机装配师。为此我在下午买了一只中国钢盔，一方面为了留作纪念，另一方面是防止上海总部电讯部来电话揍我的脑袋，因为我收取炮兵学校过去的外欠债务进度太慢。各家报纸报道说，太仓仍然在中国人的手里。但从这里人们的脸上看得出情况有些不真实，肯定已经被攻占了。无论如何，我们德国人在扬子江上还有“库特沃’号轮船作为最后一个避难处，这确实令人宽慰。我看到过这里的政府已经溜过一次。这种事还会再次重复。以后城里是否还能保持秩序是个大问题。　　有家报纸说：在从1937年8月15日至10月15日对南京的65次空袭中，已有200人丧生、300人受伤。此外，日本人承认，他们在上海至今已被打死1万人。　　　　　　　　　　　　　　　10月27日　　日本人攻占太仓的消息现在已得到中国人的证实，后者现在已撤到了他们所谓的“兴登堡防线”。上海的邮件、电报之类还收得到。据说，甚至还可以坐火车到达上海西站。上海是一片混乱！战斗想必十分激烈。在国际租界的边界处的战斗中，欧洲人也受到了日机的扫射。有两名德国人受伤，一名英国士兵被打死。接着，英国士兵得到了守卫这一段国际租界的命令，射击任何一架飞越国际租界边界的日本飞机。　　今天，南京这里十分平静，尽管是很好的航空天候，但完全没有空袭或警报。我不断听到关于日本人在使用毒气弹的传说。据说已有200箱带红十字标记的日本弹药运到了上海。施爸爸(译注：指后文的施佩林先生)家庭生活的下述经历，说明目前上海局势不是“完全没有”问题，在此，要感谢我，我把它重复一遍。如有不妥，我保留意见，不承担责任。在施先生住房的附近落下了几枚很大的炸弹，把许多房屋炸得稀巴烂，甚至后来还在报纸上作了报道。施爸爸随即打电话要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到他的办公室里来，他认为那里要安全些。当一家人终于到他那里时，他正等得相当不耐烦。他开口就对他们说：“你们在哪个地方待了那么长时间？”“我们没有能很快找到妈妈。”小女儿回答说。“哦，哦，她躲到哪里去了呢？她不可能在家里走失的。”最小的孩子(用格蕾特尔·加尔博的语气)接口说：“她躲在衣橱里！爸爸，你能猜得到吗？？”　　　　　　　　　　　　　　　 10月28日　　天空有些云，尽管如此，9时10分还是有警报。但只是一场虚惊，9时40分就取消了。除此以外，这一天很平静，是工作忙碌的一天。晚上出了一点小事，据说调皮的厨师蔡为晚餐准备了奶酪，但吃饭时却没奶酪。我发了火，骂了他，并说要在下月1日就解雇他。他斗不过我，转身就走开了。走就走吧，就我而言，我不会让步，我要我的奶酪1　　　　　　　　　　　　　　　　10月29日　　下雨天，估计日机不会来。我不得不惭愧地承认，厨师和奶酪都成了完全次要的事情。上海防线的战斗对我们大家的情绪都产生了影响，在这场战斗中，除去双方都有巨大损失以外，其他一切肯定也都超过了至今有过的程度。这样，日本人在上海实际上也许已经或接近达到了他们的目的。我们不相信他们会向中国的“兴登堡防线”发起冲锋，虽然谁也不知道他们现在究竟还有什么打算。中国人不是没有进行过英勇的防守，我们现在看到的已足以证明，他们维护了中国军队的声誉。我们在这里作过许多估计和讨论，日本人是否能够突破扬子江上的水雷封锁区，并攻占扬子江的防御工事。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南京就会面对日本的舰队，那将会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结局，不过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也有些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沃尔特马德昨天继续旅行到汉口去了。里贝还在这里，他在结束了电厂的2号涡轮机和3号涡轮机的修理工作以后，就打算要离开，何况电厂最近已将涡轮机停机，因为永利錏厂这个用电大户仍然没有投产。现在却突然来了指示(可能是蒋介石统帅的)，要求全部机器应该立刻开机。中国各家报纸报道说，日本人已将带有黄十字标记的350箱毒气弹药运到了上海。(他们是否想用来对扬子江的防御工事施放毒气？)皮尔纳少校带来一个坏消息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已岌岌可危，由于上海爆发战争使它损失惨重。据说提供这个银行资金的一些较大的康采恩已被日本人摧毁。我至今还未能证实这个消息。施彭勒告诉我，他听到皮尔纳的消息后，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提出了他的存款，铁道部不想以英镑签发期票。我感到真滑稽！难道欧洲的形势尖锐了？今天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阴云密布”，也不适合安抚情绪。偏偏又来了这桩倒霉事！　　据说蒋介石夫人乘车去上海途中，汽车驶进了一条沟里，她从汽车里被抛了出来，折断了几根肋骨。据说在太白岩(译注：即采石矾)附近(在去芜湖的路上)一艘装有300万元弹药的中国炮舰，被日本轰炸机炸得粉身碎骨。皮尔纳声称见到了这一情况，并说也知道这是间谍活动造成的？！劳膝施拉格尔从北戴河经过上海回到了这里，给我带来了妻子在天津为我购买的胰岛素。这东西我现在有了3个月的储备。　　我收到了西门子电气总公司寄来的100份1938年的德国记事日历，作为送给客户的圣诞礼物。辛施兄弟公司从汉堡寄来了每年都要提出的请求，要求寄送圣诞包裹。辛施公司的人还附上了一张十分精美的汉堡冬季风景明信片，使我们的“心肠完全变软了”！天呀，圣诞节——我们还一点也没有想到！今年我们会在哪里过圣诞节呢？？——喂，你别哭，拉贝。过去你可不是这样的！！　　下面这些诗句是我趁脑子清醒的时候写下来的：　　和人人都相干　　我一再有把握地说：　　哎呀，要理智，　　蹲在防空洞前，　　这可是缺乏理智！　　首先，因为轰炸机的炸弹　　大都是从上面落下的，　　高空也会掉下碎片，　　击中谁，痛得要命，　　如果劈啪爆炸，不及时走开，　　你肯定会说：啊——我想，　　还有足够时间躲开，　　我只想看一下……　　别说废话了——快些吧，　　走进你的“英雄地下室”去！　　你的理智在命令你！　　　　　　　　　　　　　　　 10月30日　　下雨天，多么美好的雨天。“库特沃”号已决定驶往芜湖，去装运刚刚挖出的煤。女士们全都离开了船，在这段时间内留在“危险的”南京。　　收到了妻子10月17日和20日的邮件。乌拉！妻子在天津的《华德报》上读到了我关于在南京庆祝收获感恩节的文章，重新获得了勇气。这就对了。妻子！这文章首先是为你写的。你立即就理解了，使我很高兴。　　　　　　　　　　　　　　　　10月31日　　雨还在静静地下，好极了。我们根本就不想有比这更好的天气。　　上海的战斗在紧邻外国租界区的地方继续进行。战斗中又有一批人员被打死，其中有3名英国士兵。另外有一批过路人受了伤。所有外国人，当然还有全体中国居民，交口称赞500名或800名中国人，他们在被切断联系的情况下，仍然在一个仓库里(译注：指上海四行仓库)英勇地抗击日本人，表现得视死如归。我在报纸上读到了第一批和平序曲，不过也只是看上去像是那么回事！没有橄榄枝的和平鸽，一点用处没有。亦凡书库扫校拉贝日记--37年十一月日记37年十一月日记　　"37年十一月日记　　"37年十一月日记　　　　　　　　　　　　　　　　11月1日　　天空稍有云层覆盖，但是没有空袭。我们可以安静地做我们的事。　　　　　　　　　　　　　　　　11月2日　　雨大滴大滴地下着，看不见山，一切都淹没在云层中。尽管如此，9时15分响起了警报，我们不得不中断我们例行的商务访问。9时30分，一架中国飞机在离我们房子仅200米的高处一掠而过，警报就又解除了。我听说，如果有中国轰炸机升空，现在也发警报。人们想以此防止暴露中国人隐蔽自己飞机的地方。L. A. 施密特先生从上海发来电报说：“请电告需要的食品。”背后肯定包含有妻子的极大担心。她想在天津给我寄一箱松脆面包，但未办成，现在要由施密特先生来做了。我答复说：“非常感谢。目前我有足够的食品。”因为我确实还有我需要的一切东西，松脆面包片没有的话，黑面包也行。我刚从医生处回来，血糖正常，只是有时心悸得厉害，凌晨3时更为严重。这是神经性的现象，也许是可以医治好的，我想试试看，也许是我用的胰岛素太多了。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敢死营”的尚存者撤出了仓库。蒋介石做得对！仓库里已有将近100名士兵丧生，最后的人员撤出时还会有损失，然后这个插曲也就此结束。但它也提供了这样的证明：如果有必要，中国士兵也会死得其所。　　　　　　　　　　　　　　　 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