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燕大上了两年学后因病休学，他特殊的家庭和社会背景，以及他与司徒先生非同一般的师生关系，使他经常遭燕大教师非议，这使父亲十分苦恼。为了避嫌，身体康复后，父亲又回北大读书。1922年，父亲受司徒先生洗礼，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两年后，父亲的婚礼，也是司徒先生做的主婚人。他俩的关系已远远超过一般的师生关系，特别是当司徒雷登的母亲和妻子相继去世、唯一的儿子又回美国后，父亲成了他唯一的亲人。除了我之外，家里还有三个姐姐。大姐叫爱琳，也是司徒太太的英文名字。　　　　　　　　　　　　　从传教士到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有一个很地道的中文名字，但从血统上讲，他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他的父亲是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派到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28岁来到中国直到1913年在杭州病故，老司徒先生在中国生活了46年。司徒雷登的父母及童年夭折的一个弟弟如今都安葬在杭州。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杭州，11岁被送回美国上学，借住在亲戚家。受父母影响，司徒雷登及其两个弟弟在美国读完大学后，都先后来到中国当了传教士。司徒先生在28岁那年，带着新婚妻子重又回中国传教。几年前我回国时，有一次与当时的上海市长徐匡迪一起吃饭，他偶然提起说，小时候曾听过一位叫司徒的外国人传教，那人中文非常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并不知道这个“司徒”就是毛泽东写的那个“司徒”，我后来告诉了徐市长司徒与我们家的故事。1908年，金陵神学院成立，司徒先生被教会推荐到那里任教，他在那里生活了11年，也自此由一个纯粹的基督教传教士，转变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司徒雷登到金陵神学院担任教师的第三年，正好赶上辛亥革命爆发。美联社那时还特别聘请司徒先生担任他们的战地通讯记者，负责报道中国政局。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发表演说，宣布辞去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司徒雷登是在场的唯一外国记者，也是唯一的外国人。正因为他对中国政局以及中国社会的了解，1915年回国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还在白宫召见了他，向他了解中国及中日关系等情况。那时候，美国基督教会决定将几所教会大学合并成燕京大学，司徒雷登被推举为校长，1919年1月赴京上任。当时学校本部在城区的盔甲厂，校舍严重不足。司徒雷登亲自骑毛驴或自行车四处勘察，看中了西郊一处宽敞的地方。那个园林被陕西督军陈树藩买下，但司徒雷登亲自前往西安游说，陈树藩终于被他的诚意感动，不仅以象征性的4万银元低价出让，还捐给燕大2万银元作奖学金。为了新成立的燕京大学，父亲那时候也常陪同司徒先生到处筹款。1923年，他们一起到东北拜访张作霖，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对他们都很友好。张学良后来还跟他们讲了许多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的细节——当时日本人派出了以林权助男爵为首的代表团来吊唁，追悼会后，日本人拿出当初被张作霖拒绝的那份文件逼他签字，张学良向司徒雷登描述，他怎样紧闭双眼以示拒绝，等着对方开枪等。20世纪二三十年代，父亲陪着司徒雷登拜访过很多人:段祺瑞、孙传芳、韩复榘以及宋哲元、冯玉祥等。他们不仅使这些官僚或军阀为燕大捐了款，也与之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那时中国的政局复杂多变，到了后来，他们也多少介入到政治生活中。蒋介石在南京就职不久，曾几次请父亲去执行秘密使命，其中包括说服少帅张学良摆脱日本人控制，承认国民党南京政权。父亲后来还数次受命去美国，拜访了包括时任美国总统胡佛在内的很多政界要人。1926年，燕京大学迁入新址——燕园。美国一对夫妇在湖边（注:此湖后来被钱穆命名为“未名湖”）捐赠了一处住宅，指定为校长居住，但司徒先生并未把它当作自己的私宅，接待来宾、重要会议或者燕大青年教师的婚礼，都常在这里举行。著名的女作家冰心与吴文藻也是在这里举行的婚礼，证婚人就是司徒先生。冰心与司徒先生的关系很好，这幢房子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名字，直到1931年才由冰心取名为“临湖轩”，后由胡适撰写了匾额。燕京大学是教会办的大学，但司徒先生一直倡导一种自由、开放的教学氛围。在他努力下，在20世纪30年代初，燕京大学已经发展成能与北大、清华鼎足而立的中国著名高等学府。原来的燕京大学校址现在已经变成了北京大学。前些日子我去北京，特地去临湖轩看一看。我记得小时候，常常跟着父亲到临湖轩去玩。那时的司徒先生在我眼里，高高大大，很温和，从来没有听他生过气、发过怒。司徒先生的太太爱琳跟随他在中国生活了22年，1926年6月5日在北京去世，去世那天正好是燕京大学新校园建成搬家的日子，她的灵柩就下葬在新落成的燕京大学校园旁的燕大公墓里。司徒先生晚年的一个遗愿，便是能将骨灰埋到中国，再回燕园，也再回夫人身边。　　　　　　　　　　　　　从校长到外交家“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等许多大学已陆续南迁，但司徒雷登先生权衡再三，决定让燕大继续留在北京。为了保护学校免遭日寇骚扰，司徒雷登由原来的教务长重新担任校长，并让学校悬挂美国国旗。但“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宣布对日作战当天，日本宪兵便派兵将学校包围，在日占区坚持了4年之久的燕京大学被迫关闭。事发当天，司徒先生并不在校，他应天津校友会的邀请在一天前到达天津。1941年12月9日一早，正当他准备回校时，两个日本宪兵找到他在天津的下榻处将他逮捕，押送回北京。最初，司徒雷登与近2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记者和传教士，被关在美国领事馆。但4周后，绝大多数人被释放，只有司徒先生与协和医院院长亨利·霍顿博士及财务主管鲍恩博士仍被继续关押。司徒先生与协和医院的另外两位美国人一直被日本关押近4年之久。他后来告诉我，为了打发时间，他把自己能想起的汉语成语写出来翻译成英语，我现在还保存着那些已经发黄的纸。另一个打发时间的方式是猜字谜——这三位被关押的美国人当年也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他们获释后，《时代》周刊用这样一个标题描写他们的经历:一千五百个夜晚的字谜游戏。其实就在司徒先生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不久，作为他的助手，父亲也被软禁在家里不许出门，还要时常被日本宪兵队叫去接受讯问。1945年7月4日，已濒于溃败的日本方面终于允许父亲探望司徒先生，父亲也是被囚禁了3年多的司徒先生见到的第一个“外人”，此后，父亲一直探望司徒先生，直到1945年8月17日，被监禁了3年零8个月又10天的司徒先生重获自由。9月16日，父亲陪同司徒雷登去重庆参加抗战胜利大会，在那里，他们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告诉司徒先生，延安有许多他当年的学生。司徒先生笑着说，他了解。几天后，毛泽东和周恩来请父亲与司徒先生一起吃饭。司徒先生后来说，他当时没有想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将在马歇尔将军主持的国共和平谈判会议上经常同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周先生”打交道。也是在这一次由美国返回中国时，父亲劝司徒先生在南京停留时拜访一下他的老朋友蒋介石，司徒先生接受了这个建议，结果也改变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在蒋氏夫妇的介绍下，司徒雷登见到了作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负责调停国共两党纠纷的马歇尔。他对中国的深入了解以及与各派政治人物的熟悉程度给马歇尔留下了深刻印象。半个月后——1946年7月，经马歇尔推荐，美国政府决定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接替已于1945年11月离职的赫尔利。那时司徒雷登已近70岁，对于大使任命，他提出两点要求:一、希望两年内完成大使任务后仍回燕京大学;二、出任大使必须要有傅泾波做助手。可见父亲对他的重要性，这个请求得到了马歇尔的特批，于是父亲以“私人顾问”的身份跟随司徒先生到了南京，而母亲和我们继续在北京生活。父亲不是美国公民，美国大使让一个中国公民担任他的秘书，这在当时也是够特殊的。　　　　　　　　　　　　　不愿告别的司徒雷登很显然，美国政府希望能利用司徒雷登对中国的了解以及与各政党之间良好的人际关系，达到他们所期望的国共调停。中共代表周恩来、邓颖超和叶剑英也发表讲话，欢迎对司徒雷登的任命;当时的国内舆论对此也持乐观态度。的确，27年的燕京大学校长身份，使司徒先生无论在哪一派政治势力中，都有一群身居要职、对他怀有敬意的燕大毕业生。但是，单凭一个司徒雷登，已不可扭转当时的大局。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攻占南京。当时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使馆人员都撤到了广州，而一直被视为暗中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美国大使却一直坚持留在南京未走。之前，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派人请父亲去，让他劝司徒雷登赶快撤到广州去。但父亲与司徒雷登的想法是:一旦撤到广州，便彻底失去了与共产党接触的机会。于是，虽然使馆大部分人员都已撤往广州，但父亲与司徒先生还有几个年轻助手一起留在南京。南京解放后，被派到那里主管外事局工作的是黄华。黄华原名叫王汝梅，是比较早加入共产党的燕京毕业生。父亲代表司徒先生，1949年5月7日在黄华办公室与他见了面。后来，黄华又以私人身份到美国大使官邸拜访了司徒雷登。如今黄华先生已将这一段历史写进回忆（注:指黄华1995年所撰《司徒雷登离华真相》），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官方档案也已经解密，实际上黄华的所有举动完全是经过中共高层领导同意的。我在北京与黄华还见过面，第一次是我参加“大西洋理事会代表团”，他知道我是谁，他说“我认识你爸爸”。黄华回忆，司徒先生后来又两次派父亲与他密谈。父亲告诉黄华，在司徒雷登安排下，美国舰队已于5月21日撤离青岛，以后解放军打到哪里，美国军舰就从哪里撤走。那时候司徒雷登希望能够到北平，与周恩来等中共高层当面会谈。中共方面答复同意他以“燕京大学校长”身份北上，并可安排与中共领导人会面，父亲当时极力建议司徒先生“先斩后奏”，先到北京与中共领导人见面、打破僵局造成既成事实。但司徒雷登还是决定暂缓北上，等候国务卿艾奇逊的意见再做决定。7月2日，艾奇逊来电，要求司徒雷登须于7月25日以前直接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暂时不要去北平。直到7月20日，司徒还致电国务卿，要求允许他到北平与毛泽东、周恩来会面;但几天后，他再次接到敦促他回国的电报。1949年8月2日，父亲与司徒先生一起，乘坐使馆一架小飞机离开南京。作为一个大使，司徒雷登有他自己的苦衷——他必须对华盛顿负责，司徒先生后来经常跟我们说:I am not a policymaker（我不是政策制定者）。毛泽东发表的《别了，司徒雷登》令全中国人把他当成“美帝”代言人，而蒋介石也发表公开声明说不欢迎他去台湾。我相信，像他那样一个对中国有很深感情的人，在离开中国的最后一刻内心一定极为矛盾而痛苦。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23期。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