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在一九三三年，李宗仁和白崇禧两位将军和广东的陈济棠将军联合起来反对国民政府。【114】陈和他的那个团伙是彻底腐败的，他想独立于南京政权，因为那样会给他更多贪污的机会。李和白则相反，都是高尚、爱国的，只是担心蒋介石会绥靖、对日本让步。在那个时候，我和李将军做过两次长谈。我说：“如果你能够相信蒋不会攻打你，会抗日，你是否愿意支持他？”“我愿意。”我继续说：“我相信他会这样。白会怎么样？”“他比较难对付，但是能够把他争取过来。”我最后说：“很好。我来想办法拿到使你们相信、毫不怀疑的证据。”回上海后，我和几个国民政府的官员谈了这个事情。有一个官员说，“我们已经派去了使者，而且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没有什么下文。”我说：“好吧。可是一定要这么办。宋子文怎么样？我相信，如果去一位大人物，就会打破那个联盟，会得到李和白的忠诚支持。”宋子文极其繁忙，所以我就问他，蒋委员长能不能去。宋马上回答说：“那可太危险了。”然而，蒋最后真去了，让他们来处置他。在那以后，蒋和白和李都成了好朋友，在抗日中他们合作。在一九四八年国民代表大会选举蒋介石做共和国总统时，李宗仁被选为副总统。汪精卫是很不同的另一种类型。他善于演讲和写作，和蔼，但是缺少基本的道德原则。他从来也没有超越过他那革命机会主义者的态度。在重庆显赫的国民党官员中，他是唯一和国民政府决裂，跑去寻求单独和日本媾和的人。他在离开重庆后，做出了悲剧性的错误，去了日本，【115】没有任何真正的中国爱国者的支持，同意担任了南京的日本傀儡政府的首脑。也许他自认为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和平运动中的英雄。作为我对他的认识，他似乎也是被其他三个因素推动的：和国家的领袖们在许多问题上有真正的意见分歧；对蒋介石的极度妒忌；和对战争的变态的恐惧。他在战争结束前死在东京，中国人民看不起他，也不哀悼他。9一九二七年，在蒋介石领导下建立了国民政府不久以后，我为了认识这位新领袖而去到南京。通过孔祥熙博士，我第一次和他会面，他那有权威、善于指挥人的个性和迷人的魔力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也见到了大多数新政府的重要成员。他们都热烈希望实现孙中山的理想，这是让人鼓舞的。这使我看到了一九一一年革命时同样的精神。在同一年之初，蒋介石大元帅做出了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的那个最重要的决定。在孙中山看到他的共和国在军阀纠纷争执中崩溃的时候，这时他决定从广州到北京进行一次惩罚性的进军，来恢复和平与统一。他恳求各个国家（包括我们的国家，美国）援助他，但是除了苏联以外，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苏联派去了两个非常能干的人鮑罗廷和加伦（Galen）带领的顾问们和其他援助。从一九二零年开始，他们就以苏联的方针组建国民党。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后，这个改组仍在继续。他们策划了“北伐”。他们编在从广州到汉口铁路的那个支队，在汉口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在那次进军中，伴随着许多毫无约束的放火和对“布尔乔亚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惨杀。【116】蒋委员长带领着另一支队，沿着海岸进军。不知为何，在前进中决定和苏联的顾问决裂，决定开始采取独立的策略。在这样做的时候，得到了上海富有的企业界的支持。共产党自然就有了谴责他的现成把柄，说他被资本家收买了。第一个后果就是瓦解了积极活动而且发布消息的武汉政府，以及那些苏联人和一些追随他们的中国人艰难跋涉的归回；其中包括了孙中山夫人和忠于她的一个秘书，那是燕京大学的一个男生。她在莫斯科短期逗留后，认准了苏联的共产主义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尽管有许多相反的说法），带着她的人员去了柏林，一年左右之后我在那里看到过他们。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在委员长即将、但还没有背叛之前，强烈亲共产党的武汉领袖，为了使蒋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陷入困境，派了一队士兵，去谋杀在南京所有的外国人。那些外国人多数是传教士，那些士兵发现他们都很友好，觉得自己还有中国人固有的体面，不能让自己残酷地射杀这些无辜。我弟弟瓦润（Warren）接替了我在神学院教书。我妻子和其他的妇女都被送到了锚在河里的一艘美国战舰上，但是所有的男人都还留在自己的职务上。瓦润（Warren）在自己家的大门外和一些士兵交谈，说服他们不要有粗暴的行为，这时，远处的另一个士兵向他开了枪，子弹打裂了他身后的木头。在这当头，有一个衣着褴褛的人从围观的人里出来，劝他离开。瓦润（Warren)就随着那人离开了。那人是一个洋车夫，在他有病的时候瓦润（Warren)曾善待过他。那人把瓦润（Warren)带到他那贫穷、不干净的窝棚，要其他窝棚的邻居不要声张，拿了瓦润（Warren)值钱的东西，把他藏到他褴褛的铺里，【117】尽自己家中所有让瓦润（Warren)吃。一天以后，他对瓦润（Warren)说，南京大学的学生正在到处找外国人，为了更安全，要他们转移到大学去；他把瓦润（Warren）的值钱的东西还给他，护送他到学生那里。南京大学副校长约翰?威廉姆斯（John E Williams）是我亲密的朋友，他和另外五个人（共属四个国家）都被杀害了，还有几个人受了重伤。最轰动的一件事是美国领事约翰?戴维斯（John K Davis）（我父亲传教同事的儿子）带着一群人逃离的情景。他们从一个小山（Socony Hill）爬上了城墙。其中有一位是著名作家爱丽思?提斯戴尔?候巴特（Alice Teasdale Hobart）的丈夫，他从城墙已经下来了，放开绳子时，伤了踝部。这整个的阳谋是一个野蛮、毫无人性的举动，是想困扰委员长（委员长的变心使得中国的苏维埃化推迟了二十多年）。有一个很巧合的事，当时担任北京公使的约翰?麦克莫里（John V McMurray）先生几天前曾经要我再到城里来的时候，去看看他。我很快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的下午去看了他。他问我，在长江谷地火药桶发生一些局部事件，是否会在全中国点燃起反对所有外国人的情绪。我想那不会。那天晚上，我们的一个中国教师在他家中展览他收藏的字画，希望我参加。快到钟点的时候，一位美国同事从城里带给我无线电的新闻，说所有的外国人都在南京的大屠杀中牺牲了；他并不知道我有个弟弟在南京。我尽管悲伤，但是还是决定去看看展览。第二天早上，从麦克莫里（McMurray）先生那里才得知瓦润（Warren)并没有受到伤害。回来再谈委员长。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118】在反对将苏联共产主义作为中国的政治哲学或计划中，他一直没有动摇过。在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年的十年里，尽管有日本人的侵略和共产党的战争，但是国家统一的进展、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成就都是有目共睹的。一九三六年圣诞节那天，他从在西安莫名其妙的被幽禁下释放，我对委员长和他那能干的夫人有了忠诚的敬意，并且和中国的人民一道，感到欢欣鼓舞。当日本人发动对华侵略时，我对委员长的估计可以从以下的段落里很好地看出来；这些段落摘自我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为北京《民主》杂志的一篇文章。我写道：“就我所知，报刊里对蒋将军十年前的生活态度、方式和对政治敌人的迅速、总的对待的报道可能都是真实的。如果是如此，那么就应该给他更大的荣誉，因为从那以后，他变得更好了。在一九二六到二七年，他突出成了全国重要人物的那时，作为对中国的命运十分关切、同时也对在军阀到处存在的特点很熟悉的我，一直在观察他的行为。这些军阀在过去二十年里都为自己互相争权，而毫不顾及民主的原则和人民的权力；他们承袭了满清官吏的道理，做官就是为了私利，既无需皇上的准许，也没有约束自己贪婪和胡乱统治的古时文人的传统。国民党的新领袖，在孙博士的三民主义理想下，是否会再次重复古已有之的中国官僚的罪恶行径？他们之中许多人是这样，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也很明显，借机多少谋自己的利益是被更多的人所厌恶的。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看蒋将军的人品。【119】（在中国）对他很多的批评无疑是将对他的某些指控信以为真：他们说他独裁，成了独裁者；说他聚敛了大量钱财，为了保险，大部分换成了美国的股票债劵；说他和日本达成了一个秘密协定，或者至少是为了掌权而危害了抵抗日本的侵略；以及说他头脑落后、顽固，不可救药。“经常传播的这些无味的指责，还带有更多具体的指控。也有些是真正的担心、怀疑和就是不信任。这些并不使人奇怪。让人奇怪的是他继续越来越受人爱戴。他继续留在国民政府的一个或两个最高执行机构里，就说明他在政治上的机敏、精明。“但是对他的尊敬主要是基于精神和道德。 由于中国人受到留心注意他们的统治者道德水平的训练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多，也没有在这方面发生更为精于此道的幻灭，所以这个现象更能说明问题。上个十月末是蒋介石五十岁生辰，在全中国自发了她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庆祝。更使人信服的是在他被扣留在西安的时候，几乎普遍都在焦虑，以及当他被释放的消息来到的时候，强烈洋溢着的放心和欢乐。“原因并不是由于个人吸引人的魔力和社交的斯文优雅。即便是和同事、部下在一起，他也是沉默寡言，全神贯注在事情上，而不善于“闲谈”。他天生有中国士大夫那和蔼可亲的美德，同时也十分公事公办，能够符合美国人的要求；有时还可能极其坦率、唐突、失礼。总起来看，他越来越得到公众的尊敬必然是由于其他的原因。对付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的卓越技巧，高度的智慧，迅速精明决策的能力，【120】不知疲倦的精力，坚强、勇敢，这些都属于使他成为伟大的军人和远见卓识的领导的品质，并使他在他的党内讨论中自然杰出起来。但是对于掌握着高位，并有效地执行职务的人，他的人民只是有尊敬的态度并不够。由于逐渐认识到他真正的爱国目的和对国家福祉的坚定献身，对他挑挑剔剔的不信任和必然会有的怀疑也就消散了。但是，怀疑他的动机和反对他的权威或讨厌他，常常积累成了依然大量存在的记恨、仇恨，这是由于他的爱国心和人品缺少说服力的缘故。“假定蒋将军是值得他的绝大部分国民和许多有能力的国外观察家给予他的崇敬，那么，是什么影响了他品质的形成？最早可能是孙中山博士的政治理想，以及孙和他的这位天赋很高的年轻追随者之间建立的亲密关系。蒋接受他的领袖的革命哲学和服从它的要求，似乎是真诚的。他现任妻子的圣人般的母亲在相当程度上照料了他，从结婚起，他妻子本人就一直在他开扩视野和加深、加强道德上都是个重要的因素。他让人吃惊的工作的量和困惑的程度，加上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和种类的纷纭，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使他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注意到国家危机时刻的紧迫，也可能更加强了这些。任何为了改善中国进行工作的人，都衷心感到要改变现有的情况，对于他的努力的回应必然会刺激他，使他扩展他的作为。【121】“蒋将军成为基督徒已经十年。他对这个信仰的原理和准则领悟得越来越清楚，并遵循它们谨慎快乐地生活。开始时，他对基督教义的理解并不很多，但是在烦劳的工作和折磨的焦虑忧虑中，他找出时间来培养他个人宗教文明的习惯，达到了一种境地，让祂成为自觉的指引、感召、和道德力量的源泉。本文作者也是基督徒，无法不相信这个信仰的教导和依靠祂的精神源泉不能对人品没有转化的作用。由于蒋将军对他在西安的经历做的公开说明中，将自己现在的态度和行为大部归于他对耶稣基督的教导和榜样的学习，那就相当有理由看到原因和效果在他身上起到的作用。“作为结束，请允许本文作者说一点他和蒋将军个人的接触使得他也同样有蒋将军的国人所描述的那些阶段性的见解：对他的爱国目的的真诚透明和他个人生活的极度纯正，达到、终结成了毫无疑问、相信的程度，是一种逐渐更带有感情色彩的钦佩，一种明确的信念：认为在中国新生、重建的关键时刻，她的确万幸有他这样品格和能力的人，积极地领导着这个国家。”10读者一定早已发现我在多处谈到了傅泾波，现在要更多地谈谈。只要谈我在中国的生活，特别是我和中国官场的联系，如果没有一些关于他的段落，那就是不完全的。大约在一九一九年我们搬去北京的时候，一位离职的基督教男青年会的秘书作为一种传家宝那样，留给了我一个十七岁【122】的男孩子。他说在他查经班（基督教的读圣经的班）中，那个孩子是最有前途的。但是，这却并不是我们第一次的接触。一年前的样子，那个孩子曾经参加在天津召开的基督教男青年会的全国大会。在遥远的过去，那个场合里大多数发言讲话的都是外国人，而不是中国人。也让我发了言。那个孩子说尽管他听不太懂我的南方口音，但是似乎我的某种性格带着一种光环被装进了他想象的世界里，以无从说明的原因在我们日后的密切关系中，它从来也没有失去光辉。他在燕京大学读二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妻子和我想更多地了解他、更关怀他，就在这时，他不得不休学一年半去帮助他父亲的不够成功的经营。在他复学的时候，他不仅身体软弱，而且对家庭的事务厌烦、沮丧。他是满洲王公的后裔，在满清被推翻之后，这个家庭失去了大部财产。他的父亲对这些事情没有经验，做过多种商业的冒险，但是都经营不好。这孩子对我们在他精神的恢复中起到的作用有夸大的见解，而且也有相应的感激之情。在泾波六岁的时候，他承继着爵位的祖父带着他朝见了慈禧太后，太后赐他“永清”的名字，意思是永远清澈，也可以理解为“永远忠于大清”。在家里和亲人间，他就用这个名字。他更多地称作泾波，那是指他祖父任巡抚的甘肃省的主要河流的名字。他似乎从多少代做大官的祖先那里继承了一种政治本领。在他的血液里流着用官场意识处事的天性，我很受益于它。他曾经想加入基督教布道，但是我劝他不要，我的意思是【123】以他那特殊的才能，他可以将基督教的原则带入政府的服务工作，从而起到更大的作用。他的这种才能很快就被一些官员发现了，他们让他帮助做各种事情。蒋介石在南京就任之后不久，就给了他几次秘密使命。其中最微妙的一次是去争取少帅张学良远离日本人的欺骗，而让他把满洲归入国民党的中国。当泾波去沈阳的时候，日本的特务尾随着他，把他弄到一个便所里，扒光他，查找文件并且不停地询问他。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少帅公布了自己的决定：在他的司令部挂起了国民党旗帜。泾波也被差遣去了美国，似乎立刻就得到了他有机会见到的美国显要的欢心。那时在华盛顿的中国大使安排他拜访胡佛总统，纯属礼节性，胡佛总统留他谈话，大大长于预定的时间。在他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我问他是否意识到这是个很特殊的待遇时，他似乎很吃惊。在他最初做这些旅行时，我凑巧也在美国，他问我他该怎么对待他当时拼写成Fu的名字。他说旅馆的登记人员和电话接线生总是问他的名字怎么拼写：“Fu”后面是什么？我建议他在Fu后面加上两个多余的辅音字母gh，自此以后就没有再遇到麻烦，他的拼音名字也就变成了Fugh。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我主持了他和他父母挑选的新娘的婚礼。为此，包下了一个大的饭店，举行的婚礼华丽多彩，混合着经心制作的装饰和古老中国长时间的欢庆和那个简单、庄严的基督教结婚仪式。在燕京大学已经相对发展了的时候，【124】我就开始努力使它能够独立于西方的条约和美国的保护，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赢得欢迎、被人认可。在中国最大的保障是依靠个人的关系。我不只心中记得这个益处，而且还记得要和许多中国的支持赞助者交朋友。泾波不久发现了我的希望，并提出帮助我。他不时地设法脱离开他无论在做的是什么。这样，使得我们在全中国，从东北满洲到香港，开始了一个结交朋友的行动，在珍珠港事件前的日本占领时期，还去了重庆和自由中国的其他地方。开始有了捐赠的基金，但是对我们的认可和支持比那些钱款更使人愉快。先是担心日本人入侵，后是它成为了现实，使得所有的努力都停顿了下来。但是，对燕京大学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价值，则是难以计数、无可衡量的。我们每到一处，都有一群燕京大学的校友，总给予某种的接待。对我们心中打算的未来的活动，他们一向是核心。大学里我的同事很自然怀疑泾波对我感兴趣的虔诚性。这里一定有某些荫蔽的动机。他们设法找他想做官的野心，利用我来结识达官，从而巩固自己甘美的地位。他们常常告诫我要小心。这些担心是很自然的。但是我知道实情却正正相反。泾波可以很容易获得很好的职位，而无需我的任何帮助。他除了忠诚于我以外，他也十分喜欢一般美国人以及美国。对他来说，促进这两个国家的良好关系似乎就是他为之而工作的爱国理想。到目前，这仍然是他第一位的热心所在。他在政治上的敏锐和他那透明的正直，给了他一个一个的机会。但是，他总是保持自己政治上的独立性。【125】傅泾波在我从日本人的释放中、以及在战后年月里我的工作中起的作用，在后面的章节里面再谈。11我还想到一个人，那能够生动说明我在中国的早期和晚期之间关系的改变。记得一次我在杭州街上走（那时，有社会地位的人在街上走就是不体面的事情），那时省巡抚过来了。他乘坐华丽的八抬大轿，有许多威武的随从前呼后拥。我惊奇、敬畏地注视着从来也想不到会走到离得那么近的官员；而他无意地、轻蔑地瞥见站在一旁让他过去的那个孤独的野蛮人，则是容易想象到的。这位官员的妻子凑巧是著名的儒将曾国藩都督的女儿，多年来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在她八十三岁的时候来北京，并作为我的客人来到了燕京大学，以她优雅的魅力会见了教师和学生，由于她的家世、她自己的造诣和她在高龄并精神烁烁而受到了师生们最大的尊敬。她回到城里以后，送给我一个优美书法的卷轴，那是用她在她父亲家里学到的书法写的，上面说着她早就想看看这个著名的大学，因为她有十七个孙子孙女曾在那里读书，日后，更多的还会来。第七章：日本的占领和自由的孤岛中国的日历都用数字，好几个重要的事件都发生在“双数”里。十月十号是国庆日，称为双十节。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人在北京附近伪造了另一个事件，它就称为被人痛恨的七七事变。日本人可能是发现了委员长在统一中国上很成功，所以他们就不再等待，而必须进攻。他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占领了北京，那天早上天亮后不久，日本人把炸弹扔到离我们不远的兵营里，惊醒了我。那是我第一次经历轰炸，也是很可怕的一次。在校园里造成了惊恐，最为怪诞的流言蜚语也有人相信。对我来说，紧急的问题是：或者和其他大学一样，立即迁到自由中国的某个地方去，或者留在原地接受那个后果。谁也无法预料日本人会做些什么。我咨询了所有的各种朋友，他们对这个问题都看得很清楚，但是都没有确切的意见。最后，我决定留下来。恢复了停掉的入学考试。我们第一次在相当高的旗杆上悬挂了美国的国旗。过去，我们只挂中国的国旗，或者挂三角的大学校旗。几乎每天都出事，。一般都是些小事，但是，特别是由于双方在语言上的限制，以及占领军在敌对的领土上自然会有的怀疑，小事都可能变得严重起来。不久，我请我们的一个毕业生来帮助，他幼年时的家庭情况，【127】和他后来在日本的学习，使他能够像日本人一样流利地讲日文。在我们不断和日本军官和其他人打交道的时候，他的作用是巨大的。关于他的地位，这里有个东方人的面子问题。必须给他一种地位，让他高得足以使他能够和日本人尊严地打交道，但又必须不高得伤害比他老的和有更高学术地位的教师的情感。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十分强烈，；当教师和学生见到他和那些侵略者友善地亲切交谈时，那种愤恨也把他包括在内了。每当他提出来，我就招待日本的官员或军官，作为在如此微妙的情况下改善关系的一部分代价。日本最高当局不时安排他们的国人代表团来访问华北，以便加强他们对文化的控制，或者让“回到家”的那些人感受到自己的胜利。他们总是将燕京大学包括在行程之内，我也就需要让我的西方同事帮助我招待那些来访者。偶尔也请几个中国人参加，佐证超出民族自豪的善良意愿。代表团有商业的，教育的，有一次甚至是一组基督教牧师。这个牧师代表团吸引了我们比较活跃的中国教徒的兴趣；看到基督教的理想战胜了种族的感情和相互的困境，是使人喜悦的。除非在特殊的安排下，由我的秘书或另一个人的陪同，否则就不允许日本人进入大门。我很快就发现和他们打交道的秘诀是将和善和坚定混在一起。他们的武力和他们使用那些武力使得中国人在他们目面前怯懦退缩。在另一方面，他们所面对的就不过是被迫的驯服。尽管他们狂暴，但是他们对自己并没有很大的信心，弄不清美国的态度，对它还有一定的敬畏。在这种情况下【128】，他们最愿意的就是受到礼貌的对待。一方面对他们的武力不惧怕，同时在态度上热忱，这使得我在许多微妙的交往中，能够对付他们的粗野，或打破他们那神经紧张的缄默。学生们在美国人拥有的校园里面受到保护时，他们也理解不能利用这个处境来进行反对日本人的活动。不只一次，我提醒某些爱国分子，他们或者离开校园去做他们所想做的，或者完全停止活动，这样就能避免危害到他们的同伴和他们自己。日本人一直在监察着地下的斗争；他们有一批秘密警察和密探，这些人的报告导致了很多逮捕和刑讯。我们的学生受到了特殊的怀疑。一般的做法是从周末去城里的校车里把他们拖出去。我的那个足智多谋的秘书十分幸运，能够不太久也不太费力地使他们得到释放。但是有一个男生被很恐怖地虐待，以至于他最后被放出来几个月之后，甚至还害怕他自己的母亲。在允许我到他家看望他的时候，他仍然处于那种病态的恐怖之中。在这之后几年，我最后见到他的时候，他还不能恢复正常的活动。他的情况使我害怕在占领区继续大学的工作。另一个男生带有明显的羞愧向我坦白，在秘密警察恐怖的审讯时，让他在受刑和同意在燕京校园里做密探之间作选择。他只好选择了做密探。要他一星期向他们报告一次情况。我告诉他，我不谴责他什么，也不阻止他把在校园里面看到的报告给他们，但是要他不时地告诉我他们的反应如何。没有多久，他告诉我，他们不让他干了，因为他们对他的报告不感兴趣。【129】2由于爱国和其他原因，学生不断地通过一些途径悄悄逃到自由中国去。我和某些原来是我们的学生的年轻教师，找到几个合适的途径。一条是从京汉（北京到汉口）铁路再走内地，一条是经过上海，另一条更远一些，但是对女生更好些，是经过香港、曼谷和缅甸的道路。沿途我让朋友给他们资助和其他帮助。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我受到监禁的初期，日本人曾四次把我带到宪兵司令部，冗长、严加审问了我。其中的一点，就是他们最热切想知道的那个秘密通道；他们的效率很高的密探对那个通道所了解到的，只不过是知道有那些通道，所以他们要知道详情。我设法使他们解除戒心，率直地告诉他们我觉得我就像是学生的家长，所以有义务帮助他们到其他地方去，但是他们为什么去，则不是我所要知道的。他们很难反驳这一点，但是他们想方设法要套出哪些中国人帮助了我。我知道如果告诉他们，那些人的命运会是如何，所以我拒绝告诉他们，理由是：那些人信任我，如果我对那些人不忠诚，即便是那些询问者必然也看不起我。我还说，我已经老朽，多活几年或少活几年对我意义也不大了。对关于我自己的问题，我都回答；他们愿意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但是我不会做任何危及我的忠诚的同事生命的任何事情。他们问我的另一个问题是燕京大学的性质和目的。我知道这个问题长时间以来就使日本军方迷惑不解，他们就是不能理解这样一种规模的大学会是出于宗教和慈善博爱的意图，完全是由私人创办的。【130】在我们还开办着的时候，他们的一个高级官员要来看我，说有件重要的事情。这使得我极为惊恐，生怕我或者我们之中的什么人做了什么错事。但是到来之后，他只是想知道鉴于我们的经济需要，我们是否愿意接受以当地中国傀儡政府的名义，给予相当数量的补助。我对他解释说，我们完全依靠自愿的私人赠款，美国政府从来也没有给过一元钱，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其他政治方面的款项。说到这里，他大为惊奇，惊奇得把他固有的日本礼貌都忘了，没有习惯性的礼仪告别，就离开了房间。询问我的人也是这样怀疑，他们实际上对这个奇特的现象变得如此感兴趣，以至于不再探询美国政府渗透的证据，而只是为了好奇而进一步问些问题。3第三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我和蒋介石的关系。在七七事变后，我和傅泾波每年春天到香港参加中国文化教育基金会（美国庚子赔款）的会议，因为我长时间以来就是那个会的理事。过去，都是在上海和北京开会。 我每年借这个机会从香港飞到战时的首都，第一年那是汉口，后来是重庆。这是从北京到这两个城市的最短的、实际上是唯一的途径，尽管那意味着穿越整个的中国，从北京坐火车到上海，从上海坐船到香港，然后尽管冒着日本飞机追踪的危险，而乘飞机西行。我每年这样走，主要有两个目的。那是对所有关心燕京大学的人表示，【131】它虽然在日本人占领下继续开办着，但是它还是一如既往地忠诚于中国的事业。我也想知道那个事业正在如何进展着。我们知道的新闻都是日本人控制的。可靠、真实的消息，特别是使人打消疑虑的消息（基本上常常是如此），会振奋我们校园里面的士气。我给教育部带去燕京大学和处于类似情况的那些大学的常规报告。这些走动极有意义。委员长和其他各种政府官员都和我见面、交谈；还和传教士、燕京校友聚会；如果时间允许，也和尽量多的其他团体聚会。在我第一次到重庆的时候，在一个下午近傍晚的时候，我第一次经历了那里的轰炸，那时我正在等车接我去赴蒋委员长和夫人的晚宴。我看到了二十七个轰炸机排成完整的“V”字形，从山那边下来。随后的那个夜晚是可怖的，第二天早上我走了四五里地，一路上都是炸后狼藉，到处可见烧焦尸体的残迹。在我第一次做这种旅行回来之后，我对我的老朋友王克敏谈了我的印象；他是华北有名无实的政府的首脑。他曾经长时间地犹豫，是否接受在日本太上皇下面这个明显的卖国职位。我向他说，在委员长激励人的领导下，各阶层的人民都决心坚持抗日。他听了之后，问我是否愿意让他安排，把这个情况通告给日本军方。 日本军方当然知道我的行止，但是他们无法阻止一个中立国公民的旅行。这个提议很让人为难。但是最后我同意了，让傅泾波像往常一样，同去做我的勇敢的译员。后来我旅行时，我就事先大胆地告诉日本当局，并且问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询问我的人特别想知道的是在这些旅行中都透露了些什么。【132】我讲，委员长是位坚强的爱国者，保卫对他国家的入侵，并且告诉他们，日本应该比其他民族更以自己强烈的爱国热情去理解他。我继续说，我个人十分渴望这两个国家能够以友好的条件和友善的意愿，进行经济和文化的交往。我也知道，至少绝大多数我的美国同胞也是这样。不幸，日本的决策者采取了相反的道路。无论如何，我和委员长和其他中国人的关系预示着可能有一种比较愉快的发展。我完全知道，他和其他的那些人都不反对日本，只是反对暴力、侵略和占领。他们辩解说无法采取其他的立场态度，但是他们说他们的意愿是被大大地误解了。4第四个问题是说我和日本的和平运动有联系。在日本，一向有人反对那个“中国事件”（他们愿意给它起这样的名字），在日本军队陷在中国这个宽广的泥塘沼里面、战事无限期地在拖延着的时候，日本很多有影响的民间人士，甚至军队的领袖，都急切要把战争以最好的办法结束掉。有些这样的人曾经和我接触，我的秘书（主要是他自己提议，当然得到了我的同意）去了东京两次。我用无害的概括说法来回答，而拒绝谈细节，也不提出人名，只是说让他们去找我过去的秘书，我知道我的那个秘书很能够照料好他自己。但是实际上，在我后几次旅行时，那个和平团体的一个成员曾经让我带信息给委员长，问他要什么条件来结束战争，并且带回了他的（当然是非正式的）答复。【133】他的条件在那时是非常通情达理的。在那四次审问时，主持的人都很谨慎、礼貌，没有我多次听说过的那种威胁和恫吓。每次都让我自己坐在那里，等一两个小时，然后带入审讯室。在第一次以后，我发现那是为了使我紧张不安的伎俩；我就强制自己从容一些。那个桌子上高高地堆着写着日文的我的档案，他们不停地参看这个或那个文件。最后那天我离开时在座的那个官员说话和好，告诉我，他终于尊重了我的观点。在开始占领后不久，一再有日本人督促我聘任一位日本教师，由他们的政府任命，由他们的政府出资支付。有时，提出来是说为了更好地了解文化，有时则暗藏着威胁。那是非常麻烦的一种局势，但是我拿定了主意：停办也比丧失自主性为好。最后我相信他们会同意一个决定：我和我的同事商量，由我们主动邀请一位因为声望而不会怀疑到有政治意味的日本学者。大家，特别是中国人，同意这是真诚基督教、胸襟宽阔的行动，以此来对付日本人的批评。 我们在三四个有国际声望的学者中选择了鸟居龙藏博士（R Toni）他的社会学和后来的考古学研究主要都是在中国进行的，他的著作在中国也受到很高的推崇。那时他已经七十岁，但仍然精力充沛，在日本过着平静的生活，对他的政府的军事冒险完全不表同情。我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了日本大使馆的一位参赞；在他扬言我们无法请到像他那样的一位学者的时候，我们告诉他，【134】鸟居（Toni）博士已经接受了我们的邀请。鸟居博士只提出了一个条件：保护他不受他自己军方的压力。我们向他保证，只要他不离开校园，那就很容易做到。他有夫人和两个可爱的女儿，一个是他的英文助理，另一个是法文助理；这三个人都和他一同做研究。他的独子被应征入了伍。他们不顾所有的那些反对日本人的偏见，在我们小小的社团里奋勇前进，;看到这些，不由得不使人心满意足。他们是最有教养的日本人，有真正的国际观点。他们本能地加入我们的社交生活，但是同时又避免开让人为难的议题。作为特殊的优待，我们允许高年的学生陪同鸟居博士和他的家人短期去现场工作，以便更好地学习他们的精神。有一个这样的学生后来和他的一个女儿结了婚。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他们生活在城里，几乎处于清贫之中，由两个女儿维持生活。他拒绝了所有日本方面所提出要给予他的意图，就像他所说的那样生活：“一入燕大，终生为燕大人”。在恢复了和平后，我们回到了校园，我特别高兴在其他的车子（他的儿子在里面）开路下，在我车里带他去他以前的住所。时光的流逝以及战争的压力都在如此感觉敏锐的他的身上显示了印记。我们决心以他自己的意愿终生对待他。5一次，周以德（Walter Judd）博士来看我。他是位从医的传教士；在山西他一直看到日本军人残酷地侵占那个地区，那时，他再也看不下去了。他觉得只是在精神上和他所服侍的整个社会和中国的基督徒一同悲伤是不够的。那些人既无自卫能力，又无从表达自己的心思，而这时，他却很知道日本人依靠着美国卖给日本的基本作战物资；【135】而他可以说话。无法说这是不合道理的。他必须告诉美国人民那邪恶的买卖，是它使得我们也参与了那个掠夺。这意味着在日本人还统治的时候，就一直离开中国，辞去传教的工作，在没有收入，、毫无保证不知道美国的公众是否会听他的意见，、甚至是否能够有最低的交通费用的时候，就开始了一次圣战、远征。他所有的本钱就是他在做学生的时候，曾经在公共演讲上取得过成就，以及他必须要献身于极为折磨他灵魂的信念。这使人想起希伯来先知们的作为，那是信仰的宏伟的惊险活动。在他对我说到日本人的暴行，和如果不去阻止它们会给中国造成什么后果的时候，他变得十分激动。他征求我的意见，我只能恳请他不用对像我这样的人浪费口舌，而把他那灼热的雄辩口才用在国内的人上。他完成得十分成功，他后来成了国会卓越的成员，使他开创了继续对中国有用的途径。在他回去的时候，为了他心目中的这个目的，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那个委员会正在物色一位发言人；这对所有有关的人都很幸运。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维持了一个小小的自由绿洲，反对着日本人的压迫，并且加强了我们希望显示的原则：我们反对在精神上任何形式的强迫和统治。不论是在当时激情感受到的事情里，或是在和它有关系的更为广阔的范围里，我们的作为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扬。在正常时期，我们的学生都是来自中国的各个省份和国外。但是在这段时期，学生几乎只是来自京津（北京－天津）地区。【136】但是急切想避开日本人对文化的控制的人是那么多，所以我们就不顾对卫生和其他的考虑，而使他们过于拥挤地住进了我们的宿舍。这是艰巨、但使人愉快的四年。第八章：监禁和释放【137】在偷袭珍珠港几个星期前，我们焦虑地在等着可能会发生打破我们幻想的平静的情况。我们只能预料可能会是些什么。北方的气候正在转入宜人的凉爽无风的秋季，但是在我们宁静的校园里面却似乎有些不安的迹象。天津校友会曾经请我去访问；由于恐怕会“爆发”什么事态，我一再推迟而没有成行。最后我决定在十二月七号那个周末做一次短暂旅行，觉得那时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当星期一清早，我正在悄然打算回去的时候，显然日本人已经不知为了什么突然紧控了起来。我很快就明白了，两个日本宪兵把我带回了北京。他俩很有礼貌，但是显然接受了严格的命令，一时也不能让我逃脱他们的视线。在火车上，我一路上不安地推测到底发生了什么。也许我会很快面对一个行刑队，或者更糟。北京火车站就在著名的雄威前门外面，美国领事馆也在附近。他们让我步行了这段不远的距离（这使我多少有点放心），带着我穿过了领事馆里面海军陆战队的营房大门。在领事馆的主楼里，拘留了大约二百多海军陆战队队员。他们把我带上了三楼，一些老朋友在那里欢迎了我，这更让我放了心。【138】那是一个大房间，房间有个隔断，房门开着，大约有五十多个英国人和美国人分在两边。那是一群各式各样的人。很快我就看到了亨利·霍顿（Henry S. Houghton）博士，斯拿珀尔（I. Snapper）博士和特里维尔·博文（Trevor Bowen），他们都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也是后来在长期监禁中我的难友；靠着先知般的直觉，我挑选了一个在他们旁边的床铺。在那些美国人中，有一两个记者，一个孤独的传教士，几个参与罪恶贩毒（常常本人也吸毒）的海军陆战队退伍的队员，不明身份的一些何许人，我们都是日本人讨厌的人。开始时，当然有些不愉快的情况，譬如被褥和必需用品的不足。我们和海军陆战队队员一同进餐，最初，我们以为至少在这方面我们还算运气。但是，不久日本人接手管起来，吃的东西在量上和质上都越来越差，这时，我第一次体会到在真正缺乏的时候，美国成人的行为会是多么坏。2在我们之间，关于战争爆发，散布着各种荒诞的传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相信关于珍珠港的惨剧、在马来牙沿岸两条英国军舰的沉没、以及后来迅速接二连三的其它灾难。开始我觉得有些困惑不安，但是过后，对日本人偷袭我们的海军，我就开始感到一种不太高尚的满足。多年来，我对我们的燕京托事部发去过许多绝密的报告，说明日本人的威胁，并且建议在为时不晚的时候，我们要有所举动去阻止他们。这些报告在一些被仔细挑选的领袖人物之间传阅过。看到这些警告未被重视，实在让人灰心。这使我觉得为唤起我们人民来行动，需要有这样的灾难。一旦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我对最终的后果就不十分担心。日本人很可悲，他们对美国人的秉性缺乏了解。在整个的历史中，它可能是代价最大的一次胜利，正像中国的俗语所说，机关算尽，误了卿卿，聪明反被聪明误。【139】一个月过去了，监禁得还比较不那么严厉。我们各个人都做自己的事情。有些难友造成了些麻烦。消息还是些坏消息。但是在圣诞节那天，有几个人给我们打来电话，还收到了不少让人高兴的纪念品。头四个礼拜过得很快。这时，突然，其他人被允许离开，而我和上面提到的那三个人，则听着一个穿戴整齐的军官对他们临行前的讲话，同时，大家心里伤感地疑虑为什么要留下我们，并担心着我们的命运。当天，我们被转移到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霍顿（Houghton）博士的家里。那是一个美好古老的满洲王府样的住宅，有近代方便的设施，还有几个训练有素的仆人。在这个即便不是镀金也是华丽的笼子里面，我们度过了四个月。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卧室和洗澡间，享受着暖气，吃通常的饭菜；有个大院子，而且偶尔从大门的缝隙里能看到朋友们。在霍顿（Houghton）博士生日的那天，甚至允许几个人来造访。那是高雅的监禁。此外，千篇一律的坏消息并没有弄垮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希望是事情会有个好转变，我们不久会被遣送回国。3突然，卫兵通知我们，要把我们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在争论了很多之后，他们允许我们去看看不远的一个新的房子，是一个英国商人住宅完全空空荡荡的后院。他们允许我们带去霍顿（Houghton）博士私人的家具。有7个卫兵占住在住宅的前院，也占用了唯一的一个厕所洗手间。我们住在后面狭窄的几个屋子里，当中是个约六米见方、铺着已经破碎水泥的院子。它就是后来三年零八个月我们的天地。【140】斯拿珀尔（Snapper）博士是位极其著名的荷兰医生，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做访问教授。当我们住在霍顿（Houghton）博士家的时候，允许他的夫人随时去看望他，但是搬到这个新监狱后，就让斯拿珀尔（Snapper）博士决定或者让太太一同住进来，或者就不要见面，。他当然选择了前者。这使得我们的居住和活动范围变得更小，但使得我们的社交生活更加愉快。我们从地下途径得知，我们最后会被邮轮 格丽斯泊斯赫姆（SS Gripsholm）号接送回国；连接格丽斯泊斯赫姆邮轮（SS Gripsholm）的康特韦德邮轮（SS ConteVerde）在几经耽搁之后，六月里从上海开来。因为对这个期待有信心，我们在忍受隔离中还不太难受。但是，当船到来并驶走的时候，没有让我们上船。后来在九月，斯拿珀尔（Snapper）一家上了英国交换侨民的船。剩下的我们三人受到秘密消息的安慰，说一年以后Gripshol邮轮下一次航行时，一定会带上我们。当时，我们对那严厉的监禁已经十分厌烦了。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的朋友们还有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燕京托事会，一直全力为我们奔波，国务院已经把我们列在名单的首位，并且声明如果不把我们列入，那就不再交换侨民。据说，最后在东京达成了协议。但是不知是什么缘故，北京的日本军方拒不遵守，我们知道我们要“在此期间”呆在那里了。可怜的博文（Bowen）比我们另外的两个人软弱，在我们被释放之前，他真的是一天天地挨着，度日如年。他以为最后我们甚至会在船离岸之前，乘飞机过去。我们和他说，道理全在他一边，但是所有的迹象却指向相反的方向。我们怕他理解了我们的命运的时候，他的精神会崩溃。但是，一天早上，他平静地说，他要学习中文了，而以前他对中文【141】一向全然不感兴趣。这位纽约金融区典型的会计师从那时起，直到我们被释放的那天，他一直不间断地学习中文。教他中文，多少转移了我的心情。但是这件事很不幸让我们多少忘记了如果我们之中有人精神失了常态，那会是多么悲惨。在我们这三个与世人隔绝、强制被拢在一起的人中，如果有人有了任何怪僻或恼人的行为，那就真让人无法忍受了。谢天谢地，这三个人一开始就成了好朋友，更要感恩的是，我们自始至终都是好朋友。偷袭珍珠港那天清早拘禁我们，一定是早有预谋的。在中国北部的其他敌对国家的侨民都还比较自由，一年之后才被投入集中营。为什么特别对待了这三个老人？一直没有找到答案。看管我们的宪兵关注我们的健康，也还算关注我们的舒适。但是他们似乎受到严格的训令，不让我们得到任何消息。对于这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他们采取了所有可能的防范措施。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我们想到的唯一可能的理由，是日本军方就是不能理解：私人的慈善和宗教热心能够创建像北京协和医学院和燕京大学这样的机构。它们一定是美国政府的工具，用来赢得中国青年的心灵，从而瓦解日本帝国主义的意图。他们意想，把这些机构的管理者隔离起来，不让他们有任何接触，就可以消除这些学院和大学的影响。如果他们把我们悄悄地遣送回国，我们和我们的学校可能会被人忘掉。如果把我们送入集中营，我们会消失在人群之中。但是蹊跷地隔离我们，引起了好奇和同情。我们几乎成了传奇的人物。我们和我们的警卫吃同样的饭食。对于【142】吃惯了西方食物的人，那种饭食十分不合口味，霍顿（Houghton）博士简直不能靠它生活。瑞士的上海领事馆在北京设立了分机构，处理像我们的这些事情。它的两位主管恰好分别曾经是我们两个学校的教授，还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们除了做了许多其他善事之外，还说服了日本宪兵，让他们来提供我们的食物。有个中国的银行家出了钱。困在城里的一位年轻挪威（被认为是在轴心国一边）传教士，被准许去买东西并送到我们的大门口。她一个星期买送两三次，真是慈悲的天使。她偶尔也给我们写信，送来纪念品, 每个星期六晚上还做一顿美味的挪威大餐。我们像是些孩子，眼巴巴地等着它的到来。我们被释放后，开头的愉快的见面，就包括和这位未曾见过面的女传道人。当我们从霍顿（Houghton）家迁移出来的时候，他的厨师和另一位佣人答应说，无论会出什么事，都要陪我们到底。那个厨师后来不得不离开了，但是另一位则遵守住了诺言。允许他每两个礼拜回家住一夜，极其偶然地，他绕远取道去傅泾波家。傅本人几乎也是被囚禁着，但是他藏有一个无线电收音机。能得到第一手的新闻，这是巨大的乐趣。但是对于所有涉及这件事情的人都极其危险。当我们知道了优势已经转到了同盟国一方的时候，我们采取了足够的自我克制力，停止了这件事。只要天气好，Bowen和我每天都在狭窄的院子里打羽毛球，或做点其他的活动。霍顿（Houghton）不得不放弃即便是这种不剧烈的运动，只是每天极其细心地打扫他屋子的卫生；我认为这比运动更使人厌烦。霍顿（Houghton）和我每天晚上都玩字谜游戏，斯拿珀尔（Snapper）一家没走之前也都参加进来。我们被释放后，【143】时代周刊杂志报道了我们全部的经历，大标题是：一千五百个晚间的字谜游戏。4拘禁之初，曾经允许我在监视下回燕京去取需要的物品。我走进了我的办公室，那时它已经是占领我们校园的军队司令部，里面尽是日本军官。我尽量装做没事、显得自然些，找到了在前面段落里提到的我给我们托事会的那个通气的文件。我把它交给了我的同事噶尔特（Galt）博士，让他去处理。他在一找到机会的时候，就把那些东西烧掉了。似乎没有一个日本人注意到。如果日本人知道里面的内容，他们很可能会枪毙我。管我的那个小军官违反了命令，甚至让我留在那里吃了午饭，还让我和一小群职工自由谈论起来，而他则坐在能监视得看到、但听不到说话的地方。只要美国的和其他外国朋友还在外面、仍然自由，我们就还能高兴地收到信件、花束以及生日和其他日子的礼物。不少是中国人送来的；如果他们直接送其他东西给我们，他们会遇到麻烦。我们最喜欢的是书。在其他人被关到集中营之后，我们的瑞士恩人还在城里四处收集，继续送来书籍。不知是什么缘故，日本宪兵队让他们的那个译员将每一本书的摘要翻译给他们。那个译员的英文知识并不太强，他常常不得不把书先带给我们看看，然后去写摘要；也许会过多少个礼拜之后，书才能到我们手里。宪兵队为什么担心我们看什么书，在我们的特殊待遇中，这是另一个令人不解之处。如果他们觉得有我们脑子会被什么污染的危险，我们也不会再去污染其他人。我们的艰苦比孤独、单调和对未来的恐惧还要重的多。【144】但是和我们可能会遭受的、以及后来我知道其他很多人确实遭受的来比，我们已经是万分幸运了。在冬天，我们并不总是暖和。我们是在个冰冷的过道吃饭，我们坐在桌子那里的时候，我们杯子里面的水常常都结了冰。而夏天，我们这个拥挤的住处则很热。天冷的时候，我们在多层衣服之外再罩上大棉袍，热了，再一层层地脱。只有一件事是准没有错的，那就是我们没有来访的客人，还有，就是每一天总是和另外一天一个样。即便如此，也还是有例外。譬如，有一次是由“北京人”引起的。她（我确信是她，而不是他）那出名的骨头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在那之前曾经做了几个复制品，做得极其惟妙惟肖，只有专家才能够认得出和真的原件不同。显然，日本的有些科学家认为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和在北京的）新地位，使他们有权拥有这个史前的珍贵物品。不管怎么说，有一天，宪兵队的军官为这事来审问霍顿（Houghton）和博文（Bowen）。他俩真实地回答说他们不知道那些骨头是在什么地方。实际上，为安全起见，那个宝贵的箱子被送去了秦皇岛；在偷袭珍珠港的那些日子，要有一艘美国运输舰到那里去载回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小队。那些骨头到底是送到了运输舰，还是散失在沙滩上了，还是遭到了其他命运，我的那两位同伴的确是毫无所知。争执了很久，那些军官显然不信他们所说的，离去了。几天之后，博文（Bowen）被带到了宪兵队司令部；五天以后才回来，身上带着惨痛经历的痕迹。一到宪兵队，就把他身上一切可以用于自杀的东西都拿走了，强迫他从一个小洞口用手脚爬进一个小笼子，笼子的四个边都短得不能躺下。【145】白天，他即便想躺卧一下，那个狡诘的卫兵也不准他躺卧。在显眼的地方，悬挂着一条皮鞭。他难受得连每天两次送来的饭都不碰，只喝送来的那几小杯水。五天之后，他们觉得博文（Bowen）已经丧尽了胆，什么都会招认了，在让他回来之前，他们再一次就那些古物审问了他。好多天，还有另一件加重了博文（Bowen）的极度不安；尽管后来看来，它似乎有些可笑。在他被带走的时候，他匆忙地带上了两张二百元的钞票。住在中国的人一般都认为，身上有钱总会派上用场。但是他一到那里钞票就被搜走了。他回来的时候，他们问他，他怎么会弄到那些新近印的钞票。在我们的监禁拖长、我们积攒的那有限的钱在减少的时候，奇迹般地有位美国朋友给了我们另外的钱。博文（Bowen）的两张钞票就是从那里来的。如果他们再进一步询问，我们就一致用想出来的一个最为合理的解释来说。我们还把我们的那个听差训练了一番。但是，他们的兴趣似乎只是一过性的，日本人当时如果知道，多日来，博文（Bowen）在一听到什么声响、以为是他们又来找他、他颤抖得多么厉害的时候，日本人是会恶毒地用它来取乐的。对于我们经济上的事情，我们都对那不该做的冒险极其担心，大家都同意再也不能冒险了。在那时候，美国政府通过红十字会，每个月给我们一些钱；这就缓和了经济的问题。宪兵队让我们选择，是吃他们的饭，还是接受那些钱，而那些钱在最后，由于飞速的通货膨胀，一个月只能买一个鸡蛋。但是在整个时期，我们都正正经经、如数接到原来开出的金额。我们不敢不签字，也不敢不收钱。【146】博文（Bowen）继续做我们的管事，以前他在那个大医学院机构里也是做管事。他照应我们所有的生活事务，照顾着我们的两个金丝鸟，帮我们短时间弄弄兔子等来散心。如果完全准确地说，有个人曾经两次来看我。那是一位日本老朋友，名叫田川。他是三十多年的日本国会议员，也是长老会三十多年的长老。他第一次来看我们，只允许他逗留了十分钟。大约一年以后他第二次来，我们的一个看管和一个宪兵队军官伴随着他。那个军官在我们谈话的半个钟头内，把谈话做了详细的记录。田川先生多年来在日本和中国之间奔走，想调解两国冲突的目标和意图。这是他第十四次来往，当时他已是七十五岁高龄。他的到来让我们在全面大战和严厉的种族苦难期间，欣然感到了基督徒间的真诚友爱。一年半我获释后，得知他病困在南京的一个医院里，就设法帮助他回了日本。他显然是由于为和平奔走过度，而被他国家的军方惩治了。5在这里写一下我在监禁的初期记录的此种经历的宗教思念，可能会有意义。我对它不作改动，它很能显示那时我的情绪：“从这个关于我信仰过程的描述，很容易看出到目前为止，生活很不亏待我。不仅是宗教的直接影响总是很有益，而且外部的环境一直也还不错……这时突然发生了长期以来令人预感到并为之担心的事件，它给我带来了我所能够想像到的巨大的灾难感，前面所说的一切，都毁灭了。【147】这可能并不仅是恼人、扰人的一次间断，而可能是永久性的。我们是困在一个灾难性的风暴之中，和无数大多数还没有我们这么幸运的其他人一样，被抛进到波涛里面，我们无法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如何被拯救出来。从那个时刻朝前看，除非我能够恢复到过去的生活（在写这些的当时，并没有多少客观上让人乐观的理由），否则那时我就成了一个老人，失去了他唯一可以安居的家庭，在美国无法适合一般工作，我那屑少的资源实际上已经被当时发生的事情扫荡无遗；原来的那个事业中的同事会是四处分散，它组建的事业也就毫无希望地消失了，我会成了它的一个孤独的残留下来的人。我对宗教的理解就是这样，宗教使苦难和困惑的人得到安慰，并且使人对处于苦难的人有更好的理解。我常常注意到主要是宗教的、特别是奉献的书籍如何对待人们的悲痛、丧气和失望等问题，而在于我，宗教则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源泉，它能激励友爱的活动，并且能够中和人们的自私和卑鄙的冲动。现在，在充满了令人困惑的未来面前，我有了机会，让我经受试探并受益于信仰基督作为一种安慰。如果，像我常常在讲道或私下里鼓励某些人那样，说问题不是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而是要看我们如何去对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样，我就有了机会来尝我自己的苦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几乎该欢迎这个明确的经历，使自己准备好不要失去这个潜在的益处。”6在被监禁期间，我们最感兴趣的当然是战争的消息。他们准许我们订阅当地日本很有效控制的、内容极其贫乏的一个英文日报；【148】还准许我们订阅英文版的大阪每日新闻，我们从这张报纸了解到了很多。它编辑得不错，是为国内的人阅读编写的，其中有很多消息是在别处看不到的。我们在晚饭前的小酌时刻（有时真有点酒，有时只有代替的什么）聚在一起，讨论当天的新闻。我们之中的一个人（常常是H）先细读那个每日新闻，并且读一些有关的段落，作为议论的基础。在从H家中带来的那些没有太多意思的书籍里，有一本很好的地图册，我们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我们相当尊崇德国发布的公报，它似乎基本上是事实。日本人发布的则恰恰相反，但是他们很不情愿地会透露一些有害的消息。监禁的第一年，消息是些极坏的记忆。即便不论轴心国家欢乐的说法，无可争论的事实已经是糟极了。我清楚地记得，在这个悲惨的记录中，德国在埃及的阿拉曼（El Alamein）被击退的消息，是我们久已盼望的转折的第一个迹象，但是在这之后我们还是担心了好多个月，才有了足够明确的启示胜利的风向，使得我们不再害怕读那些新闻，而向前展望。我们破读日本人官方的声明变得相当有成效。譬如，我们读到美国海军陆战队曾经想登陆某个太平洋的岛屿，但是被击退回去，并有大量伤亡。后来又来了第二次。在此之后，新闻里就没有了这个岛屿，直到后来日本飞机去轰炸那里。我们就知道登陆是成功了。我们从毫无疑问的材料里，推论到航空汽油、运输舰和食品的短缺；我们确定说，无论美国表现得如何，在打败德国之后，日本就没有办法长期持续下去。我们把这个时期定为四到六个月。对于【149】美国的生产，我们只能做点猜测，直等到有一天我们在一个大标题下，读到按美国的资料，美国的飞机产量比上个月下降了百分之二，只生产了七千五百架。对于美国战时的生产规模，这是揭示给我们的第一道曙光。无论日本人从这百分之二的差别里能得到什么安慰，就让他们得到它们吧。一九四五年春天，每日新闻的投递就不规则起来，后来变得更加间断，有时变成缩略的版本，最后索性停了。我们真不好说，我们应该对我们的轰炸机做出的成绩感到高兴呢，还是该对我们失去了主要消息来源感到悲伤呢？7打败德国之后不久，日本内阁做了一次突然的变更，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担任了首相，出任的外相年纪也差不多。不用什么机智就能够看到它意味着向和平移动，尽管那是用自大的英文宣布的，说日本这样做是要加快他们发挥战争的潜力。后来才知道，五月里就决定要通过苏联做中人和美国调解，如果失败就通过蒋介石调解。苏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所以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个议案，要把我释放，派了两个外交人员在军事官员的陪同下，把这个消息以帝国回复通告的形式传达给我，托词说我将立即去见蒋介石，说服这位大元帅承担这个工作。那时，我们有了另一个证据，证明我们的封锁是多么有效，因为派来的那些人在来程中一直遇到的危险。正常只是几个小时的飞行旅程，却用了两个星期，那是为了在空中躲开我们的战斗机，在乘坐渡船过朝鲜海峡时，看到了两个潜艇和三艘驱逐舰；不然就要冒偷渡我们封锁的危险。最后到了北京【150】，他们又遇到了新的障碍。他们自己的军方不同意，强迫他们去南京，要取得日本派遣军总司令的批准。实际的问题似乎是军方首脑想参与协商，而东京来的人要设法把我安全地从他们手中弄出来，远离宪兵队的监视。在他们当然知道他们的国家已经面临崩溃的时候，还挣扎着要保住自己的面子，看来这真是有些奇怪。我第一次知道这事是在七月二十四号。那天有个卫兵来问我，愿意不愿意见傅先生，问我的语调就像是日常谈话一样。傅泾波几乎就跟在他后面，有东京来的一个军官伴随着。那个军官简要地说明自己的任务后，就离开了。傅泾波进一步对我讲了其他细节并且告诉了我当时的军事情况。我的那两个难友没有获准参与谈话，我知道他俩对这个前所未闻的情况一定很惊奇，所以我赶快过去告诉了他们。日本人认为，由于我被长期隔离，内心一定很敌对，傅泾波的任务，按他们的说法是“让我的心软下来”。那两个外交官还在南京。在那第一次见面的整个期间，屋子里一直有个卫兵坐在那里，但是后来傅泾波又获准来看了我们两次，就没有卫兵了。最后，特使得到了军方的同意，傅泾波和那个首席特使来了，并且留下来和我们三个人吃了午饭。Kawai（按音译，可以是川井，也可以是河相或其他）是个很有经验的外交官，对于他的国家的毫无希望的情况谈得很直率，谈到战争必须毫不延迟地停下来，而不论给什么条件。我提醒他，七月二十六号的波兹坦协定已经宣布条件是“无条件投降”，而蒋介石也宣布了同意。因此，无论是我，或者是任何人，都不能有任何作为，只能建议日本天皇和新内阁立即同意投降；尽管日本顽固的军人首脑会提出反对，而恰恰是这些愚蠢的首脑把他们的国家拖进了无穷的灾难里。【151】他对此完全同意，就动身将这个答复带回东京。卡外（Kawai音，川井，河相）先生告诉我们，日本已经耗尽了战争的能力，这充分证实了我们从每日新闻和其他来源得到的印象。如果我们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知道了这个情况，他们就不会促使罗斯福总统在雅尔答会议上，要求斯大林保证对日本参战；他的要求是允诺给苏联在满洲以巨大特许利益、但是损害了中国。他们的情报系统显然不够准确，远不如扎卡里埃斯海军少将（Ellis Mark Zacharias，二战期间曾任美国海军情报部副部长。译注）依靠的来源得出的、以及我们的相同的结论正确。雅尔答协议使得中国和非苏联世界注定要越来越遭受苦难。造成这个愚蠢的错误，更多是由于我们军事情报系统的错误，而并不是由于罗斯福总统的健康衰退。卡外（Kawai，音译，或是川井，河相等）先生走后一天，他的后继者奥杰契（Ojeki音译，可以是尾关，也可以是小关或其他）大佐和傅泾波来了，带着一个中国话说很好的翻译；日本人一般是说不好中国话的。十分友好地谈了几个钟头。听到一个日本军人，开始时还有典型的东方人那种不情愿使用不加修饰的语言说出难以忍受的真实情况，最后，崩溃到承认他的国家的情况已经几乎不能再坏了。在我们握手道别的时候，他泪水盈眶，快步冲出了房门。如果不把我的两个同伴包括在内，我拒绝将我单独释放，但是这必须请示东京。这个自愿的坐监证明有些益处：有个造访者强行通过守卫进来。这位中国人假装是对我即将释放欣喜若狂，想知道他对我和卡外（Kawai音译，可以是川井，河相或其他）的谈话结果和带回东京的报告是如何。【152】他毫无疑问是个日本军方的特务，得到了允许才进入的。我觉得我的处境十分荒谬，很希望卫兵能够严格坚持不许所有的人来访。8期间，我们听到一个一个连串的消息：一个神秘、可怕的爆炸似乎把广岛夷成了平地；苏联进入了满洲，天皇广播了要投降的声明（八月九、十、十一日）。八月十六日，奥杰契（Ojeki音译，可以是尾关，也可以是小关或其他）大佐和傅又来说就要释放我们，我们请求允许让一位或几位瑞士的和挪威的我们的恩人来看我们。照顾我们的天使丝格尼·丝克劳夫赛特（Signe Skrovseth）认为一定会得到允许，带来了四个小蛋糕，想连她在内的四个人在下午四点钟吃茶的时候每人有个蛋糕。但是取得的最大让步只是让我一个人到门口去和她说说话。我至少可以报告给另外两个人，说她不但是个真的人，而且和我们原来想象得一样美妙。那天，还允许另一个瑞士人来看了我们几分钟，第二天早上，又有一个来过。八月十七日下午，我们突然被叫到了宪兵司令部。在早先的任何时候，这种事情都会使得我们心神不定，战战兢兢，但是出现了最近的事态，我们已经能够使自己接受任何对我们有益的事件了。我们和卫兵乘汽车，走了很短的路程，领我们进入了司令官的会客室。司令官出来了，后面是他的僚属，都身穿整齐的军装。还有日本使馆的两个译员。他简短地说了说，对我们“受到的打搅”表示歉意，并且告诉我们，从那时起我们就自由了。我们做了一个恰当的回答。他和其他的人和我们一一握手，这个仪式性的见面就结束了。消息传播得很快，说长期被神秘隐藏起来的几个美国人被带走了，【153】当我们回来的时候，有一大群人聚在那里。其中有一些我们的中国朋友。大门大开着，从此以后，那些顽固的看守卫兵就让人们自由出出进进了。我们那三年八又三分之一个月（我们觉得是无穷无尽的）的奇怪的监禁算是到了头。我觉得现在我们至少知道了其中的一个原因。如果发生了无法设想的情况，日本军队要投降了，那么我可以担当和蒋介石谈和的中间人。霍顿（Houghton）博士和我是我们各自单位的行政领导，他的任务是维持我的健康去完成使命。博文（Bowen）是被扣留的第三个人质。但是更为重要的则是三十年来的日本征服中国的恶梦（即便对我们说也是）也结束了，但是留下了中国人的苦难和千万人被屠杀的痛苦记忆，以及美国人和其他国家大量的人和财务的牺牲的记忆；这都是为了永远扑灭这个恶毒的军事野心。9从监禁中被释放，和过去的朋友和同事再相会，这是令人激动的经历。每一点细微末节都让人激动。在讨论获得自由后，我们都想做什么的时候，我曾经和那两位同伴说，我要痛痛快快泡个热水澡。我的确每天都浸在奢侈的肥皂泡里。北平的色彩以八月为最佳；自由自在地驱车驶过盛开莲花的湖塘和其他熟悉的景色，我像孩子那样地喜悦非常。在我那孤独的时刻，我曾经立誓，日后如果造访的人数太多，来访的时间过长，我再也不去抱怨了；在最初那些熙攘的日子里，我怪怪地反复提醒自己所立下的这个誓言。在第二天我和中国教师委员会的成员见面，他们是燕京行政管理编制最后残留下来的一些人。【154】我立即请求他们把自己重组为“校长咨询委员会。”他们每一个人都遭受了日本人监禁的残酷恐怖，目的是要他们转而效忠；但是他们都保持了坚定的忠诚。一个人不能希望有在智慧上更加警觉、更忠诚的同事了。当我提议我们要在毫无器材、仍旧被据为日本军队医院的校园里马上开始着手些什么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已经开始做出了计划。我们要招收约四百人的一年级学生，在双十节（中国的国庆日，十月十号）举行了正式的开学典礼。我们的朋友告诉我们，那是办不到的，我们自己也怕是难以办到；但是有个完成它的热烈决心，最后，我们办到了。我们尽量安排了一个像往常那种有学术色彩的开学典礼。但是新确立的政府恰巧在同一天同一个时刻定为日本正式投降，而达官显要们（包括那个主要演讲人）都必须参加。我们失望了，但是觉得给这件事添加了一项史学上的韵味：早上十点钟使得它成了“仨十”，那些演讲无疑至少也是同样地好。洪业博士（William Hung，洪煨莲）教授曾经下定决心，说日本军队只要不撤出中国的土地，他就不做公开演讲。这次是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做了光彩的演讲。那天的天气绝佳，演讲厅挤满了，聚集的人们激情欢欣我们在四年后的“重返、回归”，前四年是日本人欢呼“死了死了的燕京大学”的时期。10八月十七日我们被释放，不到两个星期，我乘坐一架美国军用飞机去了重庆。【155】第一个军事代表团到达了北平，他的长官很照顾我的愿望，帮助我安排这次旅行。但是，事情并不像预期的那么简单。我们都被带到昆明，要在一个美国军医院里面被“processed，处置处置，加加工”（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是这样用），那里还有几百个从太平洋所有地区来的其他美国人，在准备着运载回国。我抗议说，我只是要去重庆，所以不会把传染病和寄生虫带回美国。这不但没有获得豁免，反而使人觉得我是个怪诞的人。在从日本军队逃脱之后，我现在又落入美国人掌握之中，而且我的中国同伴傅泾波也必须加加工。尽管我被耽搁弄得很恼火，但是对所有和我们打交道的人的礼貌、谦逊、殷勤和办事的效率都印象极深。我们在九月一号到了重庆。蒋主席在二号做了外交上的接待，在那里我见到了许多老朋友。赫尔利（Hurley）大使站在主人的旁边。赫尔利大使最近坐他自己的飞机去了延安，陪共产党的首脑毛泽东来到重庆。当毛先生在人群里看到我的时候，他向我致意，并且说我过去的许多学生那时在延安。我笑着回答说，我很知道那个情况，也希望那些人的教育、培养、训练证明是值得称赞的。周恩来先生请我和傅午餐，午餐是一些热心的年轻学生在家里提供的。我一点也没有预料到，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要和周先生不断地开会，周是参加马歇尔将军组织的和谈的共产党代表团的团长。到达后不久，气温的突变让我得了重感冒，咳嗽不停，那显然是称为“重庆咳”的一种常见的疾病。【156】它让使我在夜里惊醒，使我在回北平之前的三个星期里一直难受。那是令人哭笑不得的经历。在这个战时首都，有那么多的老朋友，有各式各样使人感兴趣的人物，都是我十分高兴在长期被隔离后见面的人。人们总是使我高兴，让我讲话，或者给我机会，让我从别人那里了解在我现在回到的这个世界里，过去都发生了些什么。所有这些都是让人着迷的，在正常情况下，都是要受到热烈欢迎的。但是那个使人悲哀的咳嗽把我身体弄垮了，恰如那些欢快和激情把我的精神弄得激昂万分一样。由于去成都度过了两天，这两种情况都更为加重了。一些极其忠于事业的中国教师在成都组织了流亡的燕京大学。大约有四百个学生住在租用的房子里。他们没有图书馆，缺少科学器材，缺少教科书，什么都缺乏，只有看到过从沿海各省来的流亡大学的人，或是看到过战争洗劫过的其他情况的人，才能够理解那种缺乏。男生住在一个古老、美妙如画的孔子庙（文庙）里；庙里老鼠成灾，住得没有办法再挤了。女生的主要抱怨是臭虫，找不出办法把它们消除干净。可是精神是高昂的。尽管我受到咳嗽的折磨，尽管我必须做那么多的演讲，尽管我疲倦万分，看到我所热爱的同事和他们的学生在衷心欢迎的时候，体验到这个反弹、振兴，体验他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是如何勇敢地坚持着，我觉得那差不多四年的监禁还是值得的。我回到重庆的时候，在一个坐落在美妙江边峭壁上的饭店里，数百个燕京毕业生安排了一个非凡的宴会。尽管由于不断有新的人到来而急忙增加桌椅，但是饭店的主事还是无法满足需要，有些人不得不离开宴会转回去。在一再延期之后，我终于得以乘飞机离去，【157】安排在山东的潍县停留一下。潍县是日本人当时拘留华北所有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地方。事先没有打招呼，我真是从云层之下、降到了这个集中营的。虽然日本投降已经过了几乎六个星期，这些倒霉的囚徒还被留在那里。在这些人之中，有燕京的同事和许多朋友和熟人，这又是一次让人高兴的重新聚会。在那里停留了二十四小时，使我能够将它们的处境和我们三个人的处境做个比较。物质方面，我们的状况无疑是好得多。在住处、食物和服务等方面，我们比较舒适。他们住得很挤，而且必须做所有自己的事情；同时被迫和各种各样的人紧密接触。我们能自我独处而不受干扰，有很多闲暇的时间，但那是死亡般的孤独和单调。他们不只是能够安排自己的伙食、洗衣、清洁卫生等，还能够安排社交、宗教、体育和教育的活动，这些活动使他们不寂寞，使他们觉得自己忙碌、有用。当我最后回到了北平，大夫让我卧床，吩咐说至少在三天内，不能见任何人，不能做任何事情。这次，我完完全全地愿意遵守大夫的吩咐。11我被释放后，那个大学的纽约总部一直敦促我去那里做些咨询。海军也同意让我乘飞机回国。可是当我在上海来到管理这件事的官员面前时，我一定是看上去很凄惨、病态，因为他说我必须乘“医院船”回去。在他的热心关怀下，我被放到了一个配备着担架和一个护士的飞机上，上面的同伴都是海军的病员或伤员。我们在关岛停留了一天两夜，其间我和一个旅伴借到了一辆吉普车，周游了整个海岛。我对海军宏大的计划感到惊奇，对在那里优美的两座墓地印象深刻，【158】更多感兴趣的是对那些当地的土著进行照顾的迹象。过去曾经看到过日本人对我们的B29轰炸机的描述，带我们登上一架看看，让人着迷。游览最后，我们在那充满魅力的热带岛屿游了泳。我们在珍珠港停留了两天半。只要我请求，就允许我“上岸”，但是尽管我争辩，我总是被放在伤病军官的病房里，躺在担架里上下飞机，乘救护车来往医院。第二天恰巧是感恩节，在檀香山的燕京校友使得我心情激昂。用了一个中国式的午餐，晚上又是美国式的感恩节大餐，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吃。第二天是城里我的朋友和他们的朋友所有人的招待会。如果由于吃得过多要遭到口腹惩罚的话，我会由于住在一个设备优等的海军医院里而感到高兴。在我们降落在奥克兰（Oakland）机场时，按照同样的程序，把我送到了奥克诺尔（Oak Knoll）医院，交给了一个医生。我问他下一步要怎么处置我。有一张纸，上面写着我的名字，说是“没有疾病的病人”，可是要由海军航空运输队从上海送回美国，他面对这样一个平民百姓感到很困惑。但是他知道了我是要尽快赶到纽约市的时候，他和他的同事商量后，说，既然海军航空运输队已经照顾了我这么远的路程，他们愿意送我走完全程。所以就送我穿越大陆。晚上九点钟，在大风雨中但是毫无差错地降落在布鲁克林（Brooklyn）。由于我们在空中的时候像是在海上船上的颠簸，我以讥讽的幽默假想说，为什么我那平静的航行会以灾难结束。回想我第一次飞越大洋时，所接触的海军航空运输队的所有的人的忠诚好意，细微关心，那都是很令人愉快的。【159】实际上，我所接触的所有我国军人都真是这样；我在昆明的医院曾问一位护士，他们是否在这方面受过特殊的训练，或者得到过什么特殊的指令，她对我的问题显然大惑不解。在燕京大学纽约办事处，我激动地见到了老同时、董事会的成员和其他忠诚的朋友们，也读到了许多其他人的信件。我有了更多的证物，说明他们是多么挂念我和我那两位同伴在神秘地监禁中的命运，以及通过国务院为我们的释放所作的无懈的努力。为了修复日本人所做的破坏，以及当前的开支，燕京大学当然急切需要钱。但是大家都同意我，认为利用我们的朋友自然地对我的同情，去恳求资助，那是极其不合时宜的。主要基于保健，也决定我不要做公开的公众演讲。因此安排了在全国做“振兴筹资旅行”，安排的比过去所做的要安详些，要愉快些。常常采取午餐会、晚餐会或招待会的形式，我作为贵宾，其他人和我自己都是一样，都免于为了呼吁钱财而招致不快。我仍然感情所系的亲朋好友分布在我的家乡一带，但是我却没有时间去那里，真让人着急。我向南走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华盛顿。我在那里和我弟弟瓦润（Warren）和我儿子过了圣诞节。每次我来到那里，我儿子都从他在温切斯特（Winchester）的教区上来，做我的司机。第九章：召入外交界【160】我刚到纽约市不久，华盛顿宣布了杜鲁门总统要求乔治·C·马歇尔将军作为他个人的代表去中国，帮助寻求解决国民政府和共产党之间内部冲突的办法。几天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他对这个问题发出了消息（见附件）。马歇尔将军夫妇刚刚在弗吉尼亚（Virginia）州的利斯堡（Leesburg）买了一个风景如画的古老农舍，正要在那里安顿下来、安度他应该度过的退休生活。但是他是真正的军人，他立即响应了那个对他个人毫无吸引力的号召。这样就开始了在国际关系中极其特殊的一次任务。中国人本会把它作为多管闲事、干预他们的内部事务，甚至作为帝国主义的傲慢无礼来反对它。而事实上他们没有这样，那是由于以一种姿态暗示着主动的慷慨大度，和这个特使的威望，还基于长期以来的一个记录的判断，这个记录就是威尔逊（Woodrow Wilson）所说的“对另一个国家的友好帮助。”那是典型的美国方式，是一种坦率的理想主义和开通的利己主义的混合物，还是以极高的组织效率进行的。让我根据马歇尔将军在一月初来到后，中国政府号召了政治协商会议、此后的一些事件的情况，来试图推论当时在重庆所发生的事情。马歇尔将军的人格和威望以及他那崇高、高傲、自以为是但是也还算合理的理想，使那些代表团集合到一起，产生了一种良好情绪的气氛和高度的努力，【161】这才使得五项协议（见附件）成为可能。如果五项协议获得了批准，生了效，就会结束争议，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并且导致在美国的建议下重新组建、训练双方的军队。所有参加的方面，无论他们在细节上和最终目的上有什么保留，但是可能都是诚恳地签署了这个协议。共产党当时和在后来的讨论中都相当坦率，申明他们的目标是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但是人民还没有为此而准备好，所以，对他们说，先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阶段更好。政府的代表对共产党的良好信念则较悲观；那些没有参加会议、没有受到充斥在会议中的那种高昂情绪熏染的同事，则更为疑虑或者直接反对和如此狡诈的敌人会有任何的合作。无论如何，如果马歇尔将军能够多呆几个月，继续和所有的方面不断的接触，就还有可能至少开始有所合作。但是，他在三月初被召回到华盛顿，到四月末之前一直离开了中国。他一走，那些积攒的愤恨又重新爆发起来。双方都开始谴责对方违反了协议，双方都开始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更多地侵犯、违例。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共产党进入了满洲；在满洲，苏联将极大量的日本武器转交给了共产党。在这种公然不顾条款以后，国民党自然觉得可以做出任何形式的报复。互相间的怀疑和仇恨急遽加剧，尖刻的指责和反指责，更是火上加油。在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中，蒋介石这人的个性一向是风暴的中心。政治协商会议的理想主义和马歇尔将军的品质激发了他那细微、优良的气质。但是他却从来也没有【162】完全被说服过，在他离开了高层的会议讨论后，他也容易接受他所信任的同事的看来是真实的论点。他在去年十一月要求在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在那时批准宪法，新的联合政府就职。但是意识到在那个情绪激烈对立的时候，会议会是徒劳无功的，所以他宣布将会议延迟到日后。他觉得这是他权限之内的事，更何况没有人对他最初的行动提出过疑问。虽然在第一次宣布那个决定的时候并没有正式的抗议，也没有记录说明“常务委员会”当时发生的事情，但是，共产党则指控他违反了政治协商会议的程序；这是在后来争议的问题之一。共产党由于设定日期所遵循的程序，后来认定十一月十二日召开的国民会议为非法，那时通过的宪法也是非法。这是两个集团之间争议问题的方式的一个例子；例如这个问题，它们常常并不重要，但是苦苦争吵，双方都十分相信自己是正确的。马歇尔将军天天和有关的主要方面开会，听取他们的提议和辩解，并设法弥补他不在的时候发生的损害。2一九四六年近四月底，我从美国来到了上海。由于许多原因在那里耽搁了约两个星期，急切想回燕京校园，有许多事情在那里等着我。但是飞到上海见我的傅泾波怂恿我，说我应该在南京停停，去向委员长蒋介石致以敬意。作为一介平民，安排空中的旅行并不容易【163】（铁路都被共产党阻断了），在南京也不容易找到住处，那里的现代化旅馆已经为美国军事顾问团腾空了。但是和往常一样，我服从了他那敏锐的政治本能，而它则改变了后来我的经历。去拜访蒋介石虽然不方便，但是很值得。我上次见到他是在一年前的九月。看到他重新在首都安顿下来，是让人高兴的。在我们谈话中，他问我对时局的印象。我回答说它比我从美国报刊报道看到的要严重得多。这时，他问我有什么建议。我想了一下，说我想把它们归纳起来，谈问题的核心。那就是他自己应该用他在非常危机时，参加孙中山的国民党那时的那种大胆的激情，领导一个新的国内革新的运动，我觉得这样他就可以再次将目前十分不满、但是急切寻找一位他们可以全心全意跟随的领袖的那些学生和年轻的知识分子集结起来。有了他们作为自愿的宣传队伍，他就可以赢回正在衰落的公众的信赖，并且再次成为（正像在抗日战争期间毫无疑问他一直担当的那个）国家意志的象征。这是唯一可以克服共产党威胁的办法；但是这样做的时候，他还必须实施“三民主义”的第三条民生主义。他点点头，表示赞成；但是后来我知道，认准它，那是一回事，要激励他的决心去坚决实行，则是另一回事。在委员长和蒋夫人的鼓励下，我拜访了马歇尔将军。我猜想他过去从来也没有听到过我，在我这方面，主要是好奇，想看望有如此显赫战功、有如此特殊任务来中国的这个人。定好了约会，【164】他和我谈了约一个半小时，回顾了至今为止谈判的全部历程。我一直仔细聆听，只是偶尔提个问题或做点评论。结束时，他说他所以把这些都告诉我，是因为他想让我帮助他。我允诺说，他什么时候想找我，我就愿意回到南京来。这样的事有那么一两次。在快到六月底，我偶然到上海参加一个教育的会议。在上海，陈立夫看了我两次，长时间地从他的角度谈了共产党和有关的问题。马歇尔将军经常谈到陈，说陈是妨碍他努力的顽固势力的头头。陈立夫兄弟二人，先是孙中山、后是蒋介石的恩人的一个英雄的革命领袖的侄子。特别是在中国，这意味着极为牢固的联系，这兄弟两人一向是为那个领袖忘我地工作，在个人关系上，他们也替代了他们故去的叔叔的位置。兄弟二人都非常有智慧，毫不贪财也不贪污腐化，他们强烈信仰国民党和国民党领袖，也强烈相信必须在中国把共产党消灭掉。与他们建立起来控制了国民党组织所有分支的国民党来说，以他俩命名的CC帮不太像个帮派。这种情况和那恩人的地位使他们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得宠的下属和奴才利用这些牟取私利，并进行敲诈，或者就是愚蠢地蛮横和欺压，但是他们自己则一心一意忠心地工作，使领袖在党内对付敌手，并且镇压所有外部的反对。不无讽刺意味的是，这样做的技术是从苏联顾问那里学来的。那些顾问在一九二三年前后来到广州，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针重组了国民党。虽然陈立夫被指责为（特别是被美国指责为）死顽固、反对派、顽固派、但是他以敏锐的讽刺争论说，【165】他实际上是个先行者或预言家，因为他在其他人明白之前，很早就清楚地看到了共产党的威胁。我给马歇尔将军送去了信，问他是否愿意听我对这些谈话的报告。他立即回答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到，他马上就派他的飞机来接我。结果是极有戏剧意味。我在六月二十九日星期六的下午到达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那个月的早期安排的停战协定要在第二天中午失效。所有的各方都认为无法达成协议。委员长已经准备了新闻发布，几乎完全排除进一步商谈，并且已经命令他所有的战区司令准备好行动。马歇尔将军也让他的幕僚优先安排为他们回国的事务。在那种时刻，陈立夫就被抛到脑后了。当务之急是建议马歇尔将军敦请委员长不宣布，让所有有关的人都让停战持续一下。这就是当时发生的情况。第二天我静静地思念根据这情况，我能够提些什么意见。3我急切希望尽快脱身，回到我的大学处理战后的许多问题。此时来到了七月四日和美国的招待会。我尽量不惹人注目，在想我是否去参加招待会。在我起床穿衣的时候，马歇尔将军来了信，要我在早上九点钟给他电话，并且说他的飞机准备好了，十点钟送我回北平。招待会的事情算是稳妥解决了。我猜想给马歇尔将军最后的电话只是让他对我所试图所做的表示感谢而已。但是他让我吃惊的是，他问我是否愿意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我表示了异议，说我刚刚过了七十岁的生日，而且已经给大学的当局送去了【166】辞呈，说在这个年纪上，一个人应该从繁忙的任务中退下来，而不是接受新的任务，再说我对外交完全是生手，等等。但是最后我对他说，他的任务是如此困难，他愿意让谁帮助他，那人就应该愿意帮助他，我把这事留给了他。我们同意，把这看作是一年或不到一年的任务。他进行得很快，因为在七月十日总统就把我提名给参议院，参议院又一致通过了。在那个时候，马歇尔将军无论想要什么，就能够从美国人民那里得到什么。回到校园后，我就忙于累积下来的事务，直等到爆出了那个消息，情绪高昂起来。我的同事们同意说，如果我但凡能够帮助这个国家取得和平，对我自己，对学校，我这样使用时间都是最好的。我对董事会提交了作为校务长的辞呈。董事会一致拒绝接受，但是允许我告假。我几乎立刻就去了南京，因为我想只作一次短暂的预备性旅行。但是几乎过了一个月，我才得以回到北平去安排大学的事情。委员长是在牯岭和他的夫人度过炎热的季节，马歇尔夫人也在附近居住。马歇尔将军将我和来任和离任的大使馆领事们带到牯岭，我就可能递交国书。这次旅程包括了乘飞机一个多小时，乘轮渡过江到九江，乘汽车过平原，坐滑杆（山地轿子）,一共约五个小时。在山上，仪式简化了一些，我和委员长说，我愿意以我们过去长时间的友谊、而不是主要以我的新美国官员身份和他相处。4【167】在那个夏天，马歇尔将军在周末到美丽的山区度假胜地牯岭去了八九次，看马歇尔夫人，也避开南京的炎热和冗长的会谈。我回到南京后，立即开始参加那些会谈。有时是和马歇尔将军坐在一起，更多是在我的住处和共产党的代表团和所有其他各式各样的中国人会谈。共产党的首席代表是周恩来。他是南开中学的毕业生，后来在巴黎学习。他头脑敏锐，个人很有的魅力。和他以及其他人谈论的时候，我发现互相间的不信任是如何之深，如果可以把两三个未曾决议的问题澄清，他们离开可以按照政治协商会议来解决又是多么靠近。周恩来的一个谈论，使得我建议双方各派两个人，而我做似乎是一个中间人，成立一个非正式的委员会（后来称为五人小组），来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双方都不承担义务和允诺。周恩来衷心赞成这个想法（后来被延安否决了），我看它似乎很有希望，并且对马歇尔将军建议下个周末我和他一同去牯岭，去和委员长对此做讨论。有消息说我要再去牯岭，那里的二十多个中国记者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想知道任何有关和谈进展的消息。我吃了些什么，也许是从炎热的平原来到凉爽的山顶着了凉，我的胃出了毛病。不论怎么说，我见了委员长的私人秘书沈昌焕（他在燕京读过书）之后，我躺了一下，然后要去马歇尔那里吃中饭。可是我头晕得很，有人去告诉了马歇尔将军，他来到我的住处，真的是由他把我放到了床上。委员长让他的私人医生来看我，这位医生的含糊的意见，使得在四周徘徊的记者可以随便做任何遐想。委员长独断地命令我留在山上，躺到床上，没有见好之前，先不要见他。那些记者没有能得到任何【168】政治上的消息，却报道了许多关于我的病情，蒋夫人和马歇尔夫人送给我的佳肴等耸人听闻的故事。这些都因为离开太远而更离奇，后来我从在美国的一个为我担心的亲戚那里听到，最后在无线电里宣布我终于脱离了危险，她才放了心。过了几天，就让我去见委员长，我说明了我对那个非正式的委员会的计划。他同意了，但是对委员会有某些先决条件。第二天我回了南京，当天晚上和周恩来和他的同事谈了五个钟头。在我提出那些先决条件的时候，周向前低下了头，面容沮丧，几分钟一言不发。他曾经有几次表现如此，那都是在几乎看到了和解曙光的时候。但是每次都是一方或另一方的怀疑或恐惧成了冲突的目标，或者意识形态成了主要的障碍的时候。不论他们的动机如何，我所相信的情况似乎是共产党希望联合，但是只能按照他们的条件。国民党则比较犹豫和悲观。但是在我和人们打交道的时候，从来也没有遇到过如此猜疑的双方，特别是共产党。我和周恩来和可能参加我的那个非正式委员会的另外的共产党人，以及国民党任命的几个人做了进一步的讨论。周恩来在原则上反对委员长有权在事先定任何条件，并且越来越被激怒了。他以撤回上海表示强烈的不满，在那里生气了几个星期，但是他的同事还留在南京。在这时，马歇尔将军和我则发表了我们的第一个联合声明，把我们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归之于双方的不妥协和猜疑。我的那个小委员会从来也没有实际会面，这可能是最终破裂的开始，虽然更为明显的原因是在十月份几件事情加到一起造成的：【169】要在十一月十二号召开国民大会和张家口的陷落。可以将这两件事情作为典型的争论的问题和意念和情感因素来详细描述一下。5在去年晚些时候，委员长以他自己的权威宣布了要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召集国民大会，通过新提出的宪法。在后来的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没有异议地接受了这个大会的召开。但是在日期接近时，战事重新爆发，委员长通知仍在工作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指导委员会，说必须要将会议延期，并且要公开宣布。虽然共产党声称那时曾经反对委员长独自有这样做的权力，但是委员长记得的只不过是有人提出过一些疑问而已。没有保存的会议记录。他似乎觉得这和协商会议认可的他的权力是一致的，他也因而有权后来宣布将日期改为在孙中山诞辰的十一月十二日。但是共产党则认为这证明了他专权独断而不顾已经达成的协议。共产党说，指导委员会的存在就是要处理这样一些事务的。在这个时期，一般说，战事是国民党占上方，他们显然在向张家口集结，张家口在北平的西北，是共产党战略上的一个据点。周恩来和留下来的使团透露了他们急切希望避免对他们事业的这个灾难。为防止发生这种情况，马歇尔将军和我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使十天的停战生效，但是以另一方所能接受的条件却很难取得委员长的同意。但是我们最后还是做到了，这时我们想引诱周恩从上海回来，【170】却没有那么成功。马歇尔将军走到了极限，飞去上海，敦促他转回南京。我们指出，他们不需要允诺其他的，只说愿意恢复谈判就可以，如果成功了，向张家口的进军就会停止，而耽误一天，就离张家口近一点。但是他们拖延、争辩说：“时间太紧了，委员长是不可信任的，”等等。我们又一次失败了。张家口在十月十日易了手。事有凑巧，那正是国民大会开幕的前一个月，而恰恰要在一个月前给所有的代表团发出正式的与会通知。脾气很大的周恩来的和他的同事的感情反应变得更厉害，因为这两件事发生在同时，这就导致了结束。他们主要由于制定日期的程序关系，宣布大会为非法，而且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的任何宪法也是非法。周恩来本人回了延安；虽然其他的人留在南京，而且和我们经常会面，但那都是非正式的，也毫无效果。召开国民大会的日期从五月改到了十一月十二日，盼望共产党能够参加。但是，共产党对这个立宪会议就是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建立联合政府，他们坚持在这个政府里，他们和他们的友好盟友（像民主同盟，和郭沫若那种“无党派人士”同路人）必须在四十个席位的国务会议中占有、控制十四个席位。在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中，规定所有的国务会议的措施，都需要四十个成员的三分之二票才能算通过，十四票可以构成否决；要通过任何措施，必须有二十七票。因此，政府只同意给共产党集团十三个席位。【171】这是共产党所以拒绝参加联合政府、拒绝出席国民大会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最后的时刻，国民大会的日期又延迟了三天，等待共产党的到来。在十一月十五日才召开了大会。当大会选举主席团五十五人的时候，还给共产党集团保留了九个席位。但是他们并未出席。委员长提交给大会的宪法草案，是政治协商会议的所有党派的小组委员会同意的。这个草案比十年前起草的要民主得多，这记下了委员长自己思想的进展。国民党内部的极端分子强烈反对这些更为自由的内容，他们尽力去争取一个像早先那个保守的宪章方向的修正案。如果不是有委员长的决心，那个草案怎么也不会被通过。他对死顽固派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他告诉他们，他要让那个宪法获得通过，他们或者把他作为国民党的首领而听从他，或者就完全和他决裂。最后那些人同意随了大流。委员长立刻就召见了我，对我说不用担心，因为宪法会成功地通过。换句话说，经过了漫长的争论，最后中国的国民大会真地采用了一个民主的宪法。对于来自整个中国、政治意见形形色色的两千零四十五个代表组成的国民大会来说，这个功绩可不是太小。值得将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马歇尔将军声明中的话引在这里：“事实上，国民大会通过了一个民主的宪法，它在所有的主要方面都符合去年一月所有党派参与的政治协商会议所制订的原则。【172】通过的这个宪法似乎包括了共产党所要求的所有主要的方面，但是他们认为不适合去参加大会。这实属不幸。”【见附件】6为了我们所有的美国人在此之后对共产党（包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形式的共产党）的目的和技巧有所了解，在这里写下在那几个月里和共产党的代表团不断打交道的印象，不会没有价值。像我上面说过的，他们十分坦率地承认，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使中国共产主义化，但是它的人们需要为此做准备，要先经过一段“初步的思想灌输”。因此，他们准备在联合政府里面，以民主的宪法合作，作为达到最终目标的一个阶段。障碍是他们对政府集团总的怀疑，以及他们惧怕如果不用自己的武装力量保卫他们的地盘，他们就不能生存。不幸的是，双方的大多数领袖在二十五年来都还是原班人马；在个人关系是极度重要的这个国家里，它对两党的和解增添了许多问题。对我来说，我总是认为最重要的是结束武装冲突的阶段。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用这种方法，即便一方取得了胜利，问题也永远无法得到解决。美国帮助重组和复员所有的军队，似乎能够提供最好的保证，保证任何一方都不会攻击另一方，并且可以开始减少巨大的军事开支。在试图联合中，无论会发生什么困难和分歧，它们的性质都会是政治性的，也会避免更多的流血和经济的毁灭。【173】在最后圣诞节那天通过了宪法以前的那六个月，都用在了不断的会谈、提方案、听取他们的反驳、帮助委员长起草公开声明、以及类似的为了结束战事的努力上。精神上的压力在三方中间急遽地转来转去。周恩来到最后表现得变得越来越愤怒，提出不讲道理的要求，并且公开地骂人。委员长那时也就发火，并且表现得十分执忸。马歇尔将军变得非常愤怒，愤怒得几乎决定立即请杜鲁门总统把他召回去。事情的一些新转折和有希望的提议，复活着焦虑的希望，但是希望都再次被扑灭了。在十月末，各种“第三党”的领袖承担起美国巨大的未能完成的事情。我们准备退出，盼望中国人自己的干预能够成功。但是不到一个月，他们放弃了努力。在那个夏天和秋天，公众期望等待着和平的消息。中国的记者注视着我们，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详细地报道着。我去见马歇尔将军的时间一般都定在晚饭前的一段时间。他觉得在不断的访谈后，晚间看个电影会使他放松，在饭后总立刻在他的家中看个电影。我总是留在那里看。有一两次，中国的报纸报道说，一定是在做重要的讨论，因为看到我在下午五点三十分到马歇尔将军处，晚上十一点钟以后才离开。7从任命我的时候起，我认为我主要的事情就是和平谈判。在这之前不久，沃森·波特沃斯（W Watson Butterworth）【174】受命到南京的大使馆担任公使衔参赞，他极为有效地管理着日常的行政，直到后来升任到国务院东亚事务办公室工作。他的继任路易斯·克拉克（Lewis Clark）同样有能力，同样地适合；这样，我就甚至不去管理大使馆的日常事务，将它们托付给这些训练有素的人。只要我有资格来称赞他们，我就有幸说明他们总的效率，以及他们对我的不变的礼貌和照顾。由于他们引导我进入从“绝密”的信息到在正式宴会上的排座位等外交的神秘中，使得我这个无知、胆怯的新手感到容易得多。波特沃斯（Butterworth）和克拉克（Clark）两位夫人和其他同事和同事的夫人也是一样地帮助我，帮助我这个孤独的和没有经验的寡老。事实上，很快我就觉得他们大家都成了我新的同事一家人。在我离开北平上任时，一个美-中协会为我举行了告别集会；当我做必须做的演说时，我突然看到来宾中有我多年的朋友胡适博士。我就在他和我之间做了对比。他幸运地不再做国外的大使，回到北平担任大学校长，而我，却要离开那个诱人的城市，离开我很满意的事业，而要到一个兴衰未卜的指责之中，而那却正是胡适博士所要避开的。8在更广的一些方面，我也比较高兴但是也有些惊奇。中国的公众总起来会欢迎我的任命，这是可以意料的。但是编辑部文章和其他评论的一致性，则是我远未预料的。几乎所有的高级官员都是我的朋友或者至少是多年的熟人。我新的官方地位【175】对我们的关系不会有多大的改变。我的教育活动一向被广泛熟知，我对中华民族的渴望和抱负有强烈的同情。事实上，中国人常常说，他们把我看作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但是我对美国人的反应就不那么有信心。在东方，美国的教会传教人和非教会的团体之间，总有一些疏远。在这种奇特的情况下，两个方面的这个特点就变得不合适地显著了；它还由于生活的经济水平和社交习惯的不同等而更为加剧。所以，企业界会不同意我，因为他们似乎认为我不大了解或不怎么关心他们的事务，此外，在他们眼里，由于我狭隘的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对待中国人的时候的理想主义的情感，我不适宜做这个工作。凑巧的是，美孚石油公司和英美烟草公司长期以来在内地经营得很好，传教工作当然也是这样。因此有人戏谑说，这是美国在中国的三个主要活动，他们三方的座右铭、口号都是：“让光来到这里。”至于在美国国内的公众，如果他们对此有点关心，他们会奇怪为什么总统会任命一个“垂垂老矣的传教士”去担当这个职务。有个专栏作家就是这么说的。可能是为了怜悯，让我不知道这些反对的批评，但是在中国的各种美国人的忠实友情，以及从美国来到我这里的评论都是十分赞同。这些中国人和美国人相同的态度，十分自然地帮助我做出调整。生活的方式、薪金报酬、威望，都和我过去简单朴实的习惯有很大的差别。我从来也没有将宗教和世俗之间的区别，主要放在像做礼拜和禁止烟酒这样的事情上，而是【176】放在生活的质量上，而生活质量是它自己判断行为的对错、上帝是否接受或惹怒人们与否的准则、试金石。无论如何，我决定我行我素，最好的权威给我这个自信：“就像白昼之后就是黑夜，神不会亏待任何世人。”第十章：未能实现的梦想【177】马歇尔将军用了一年的时间，不知疲倦，努力帮助中国人建立一个联合政府，以便给这个苦痛烦心的国家带来和平、经济复苏和民主。用礼貌、耐心、智慧和坚韧来做这件事，是美国友好关注中国事务的最好的、可能做到的表现。即便是在最后的两个月正式会议已经中断之后，我们还是不断和政府领袖和共产党的代表团会面，努力使所有有关方面取得一个解决办法。但是马歇尔将军不得不认识到他的使命已经失败，开始定计划在新年之后返回家园。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六日，马歇尔将军被杜鲁门总统召回接替贝尔纳斯（Byrnes）担任国务卿。那天下午我们去见委员长，告诉他马歇尔将军一天以后就离开，但没有提那个新任命。委员长对没有和中国商谈就在雅尔答协定中涉及中国，言谈十分坦率。他还说尽管他个人可以宽恕那些应该担当责任的人，但是中国这个国家则对这种对待极为愤慨，他希望要把这事告诉杜鲁门总统。他还问马歇尔将军是否愿意再回来，担任他个人的最高顾问。主要是蒋夫人做的口译。大家同意第二天下午我们四个人再单独会面，会面后举行告别宴会。最后的那个谈话极为紧张。【178】委员长再次邀请马歇尔将军做他的最高顾问，继续为中国做伟大的服务。他恳求真诚，承诺将他自己拥有的所有权力都交给、并且要尽一切力量来帮助马歇尔将军。他要马歇尔将军考虑，不只是为了中国，甚至也为了美国，他做什么还能比帮助将中国建成中国和美国同样希望的那种国家更有价值。他意想，马歇尔将军不仅管辖他自己建立的技术顾问团，也要管辖一个类似的民政管理的美国顾问团。马歇尔将军深深地感动了，但是觉得不能说得太多，只能说这个机会十分宏大，感谢对他的信任和礼遇，他会很好地考虑。但是那天晚上我们驱车离开的时候，他让我尽早找机会告诉委员长他为什么无法接受那个提议。第二天早上，我到机场，委员长和蒋夫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等一大群人，在那里为马歇尔将军和夫人送行。久已徘徊在那里的我的孤独感得到了一点补偿，因为想到在华盛顿我仍然和他有差不多相同的关系。2在事务繁忙、最后那一天的早上，马歇尔将军问我，鉴于和平谈判已经破裂，美国应该用哪种政策方式来对待中国。我回答说，我认为只有三种可能的做法：一，对国民政府给予积极的援助，特别是在军事建议方面，要进行急切需要的改革，进一步的援助要看每个阶段改革的成效再定规；二，我们不定任何有力的计划，只观望，采取“等等看”机会主义的态度；【179】三，不再参与中国的内部事务，从中完全撤出来。我说我完全支持第一项，在二和三中，我宁肯要第三项。他想了一下，然后说他基本上同意我，他明白我赞成“一个积极的策略。”3由于事关重要，应该把这三种途径详细说明一下。国家的政策也许必须建立在自己的利益上。我们美国人长期以来就觉得建成一个强大、统一、进步、有被自己的国民接受、对美国友好、在太平洋地区有稳定影响力的政府的中国，这对美国是重要的。我们被迫和日本作战，主要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在那个冲突中，我们在中国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物资。从这些援助和在那整个地区牺牲的生命来看，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对中国的关注是可以记一笔帐的。再附加相对很小的投入，来实现我们最初的目的，这似乎是个“好生意”。在那以后发生的世界事务，表明了一个共产党的中国对我们的危险，以及它对日本和所有东南亚造成的后果。作为战时的同盟，并且在中国领土上广泛参与行动、并且通过赫尔利（Hurley）大使的努力和马歇尔将军的使命，以及其他许多方式，我们已经参与了中国的事务，我们几乎无法避免继续努力协助解决内战的问题。还有雅尔答协议的责任问题。在中国不知情和同意的情况下，我们对苏联做出了允诺，强加给中国一个条约，【180】允诺苏联三十年共同管理满洲的铁路，并在让它在大连和旅顺拥有很大的特权。这允许了俄国军队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进入了满洲。他们在那里残忍地屠杀中国人，光天化日下强奸中国妇女，抢夺他们的财产，还掠夺了这个盟国值二十亿美元的工业机械设施。它还使得后来中国共产党得到极大量的日本武器装备，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和俄国人在雅尔答条约里面保证承认、保卫的那个国民政府作战。在德黑兰和雅尔答会议上，侵犯中国的独立自主，对我们来说无论理由多么可信或不可信，我们在道义上有义务尽量做出纠正。在一九四六年三月，马歇尔将军被召回华盛顿后，中国共产党马上就违反了它所签署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侵入了满洲，控制了所有的城市，只剩下沈阳和它周围的地方。这个富庶的东北地区，即便不计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它对中国也有巨大的农业和工业价值。我那时想，如果它变成了苏联的另一个卫星国，我们无法不承担一份责任。我的希望是率真即刻给予军事援助，特别是以技术顾问形式的援助，我们可以使得国民政府收复并控制长江以北的一定区域，给那里的人一种政治和经济上的保证，同时在当地的民政管理中进行急需的改革。在我脑子里，是指铁路和沿线区域，从南京到天津，再到沈阳和北平，或者再向西北，从济南到青岛的支线，如果可能，还有在长江以北从东到西的陇海线。可以将它不看作是和共产党战斗，而像是约束他们，使得双方的不幸的老百姓免于军人的抢劫掠夺造成的恐怖。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它会在漫长的前线上做防卫、可以缓和冲突。【181】同时，冲突可以从骚扰百姓转为竞争为民谋福利，让较好的那个制度取胜。我坚信，作为现实主义的共产党，会很快提出恢复和谈的建议。我告诉马歇尔将军，他的那个使命最后会成功。以我们现在知道的共产党的意图和使用的方法，回过头来看，似乎很清楚，那是毫无可能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能够、也会达成一个有用的协议。如果我们觉得不能采取这个坚定、强大的“积极”政策，那么我宁愿除了一般的外交关系以外，就立即、全部停止我们在中国的政治活动。在共产党问题的武力阶段之前，或至少在它缩小为战线防御之前，任何的人道援助、经济的重建、和币制的稳定都不会有多少真正的帮助。战争消耗了预算的约百分之八十，而预算则是当时国家岁入的三到四倍。交通和生产企业正在瘫痪。对我们说，这不应该是一个武力的干涉，而应该是努力用加快结束武装冲突的办法，完成我们已经设定的任务。否则，争战就要持续下去。整个的国家都希望和平。在巨大、散漫、无从表达自己、毫无组织的百姓中，双方的党员只是极小的一个部分。那个极大的人群，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只希望政府干预或压迫得越少越好，过自己的日子。由于我们所做的一切，由于我们的陆海军顾问团继续留在那里，由于我们使得他们觉得我们要继续给予经济援助（但实际上却很少），我们就和那里所有的方面都出现问题。政府的领袖谴责我们背弃了他们；共产党【182】谴责我们对政党有偏见；智慧高但心怀不满、为无依无靠的公众代言的知识分子则谴责我们是帝国主义的干涉。对于支持职业军事谋策建议，需要做些说明。在本世纪之初，中国和许多外国的侵略（最后终于日本的入侵）争战的时候，在意识形态、知识、政治结构、技术方法、社会形式等方面一直经历着多种形式的革命和革新。毫不奇怪，在这些新的催化力量作用于一种古老文化时，军事科学受到遗留下来的、陈腐特征的影响，使接受现代的技术很缓慢。即便掌握了这些技术以后，中国的领袖们也不容易严格坚持只管战斗效率，不计个人关系的、客观的标准、摆脱老式的个人和政治的关系和根深蒂固的习惯。在人类历史的这种关键时期，我们美国人恰好幸运地拥有巨大的自然资源，新的技术发明，以及使用这些条件的人力；这些都是在上次战争的迫切需要中，受到军事事务的刺激和督促而改进的。中国很缓慢地在变，意识到机械的重要性，能够用过去不曾知晓的形式来行动，将事业和理想放在了旧式的忠诚于家庭、“面子”、和友好的社会礼仪之上。对于我们也是崭新的运筹学连同这个术语的本身，对中国的策略来说就更为离奇。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强调他们需要我们有幸在那个情况下能够做那些建议和忠告，中国就不会觉得没有面子，我们也不觉得是傲慢自大。为说明他们常常看来不愿意接受甚至愤恨那种忠告，有两点是相关的。对于将礼貌看作是道德和道义的组成部分的一个民族，至关重要的是提出忠告和建议的技巧和礼貌。孟子称赞了一个腹中空空的乞丐拒绝口出恶言施舍给他的食物（不食嗟来之食）。另一个是由我们的政府派来、并且对它负责的军事顾问，是不易于也不宜于被冷落【183】，物资援助的前景是根据中国方面执行的质量来定的。还有，我可能是个无法改变的教育家。在我的脑海中，美国对中国所有的援助都可以说是、也应该是个教育过程，帮助训练这个国家，在她现代的和国际的环境中以睦邻的精神调整自己；那些邻人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不久之前，在不太暴乱的情况下学到了一些。根据我这一生的经验，我可以作证说，中国人能够学会任何事务，只要有帮助的愿望、用谦逊的态度来教育他们，他们对教育所花费的气力的热情感激，都是无比令人满足的喜悦。4在一九四七年的一整年里，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是犹犹豫豫或摇摆不定。可能有几个原因；1) 战后欧洲的发展变得令人担忧。需要采取的行动是迫切的、耗费精力的。为了世界和平以及长远利益（甚至中国的利益）的政策，美国优先考虑欧洲是必然的。2) 某些美国人可能认为，任何有效的援助（特别是以影响到国家政策和程序的问题的形式的援助），会使得美国纠缠在中国的内部事务中难以脱身，并且陷入越来越深的承诺里。它会使得如果不是中国各方的力量，也会是某些力量感到愤怒，并且只能添加混乱。它可能激起其他大国的敌视和报复行动，甚至会危害我们承担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义务的能力。3) 美国的政府和人民敦促国民党政府采取革新措施，并且暗示着要等到出现更多的、使人放心的、正在进行着改革或甚至想进行改革的迹象的时候再来援助。他们怀疑一个不能进行改善的政府【184】是否能够使用我们的援助来为整个国家谋福利。这些考虑都是有道理的。尽管如此，我急切地等待更为肯定的美国政策，因为相信根据中国国内情况做出的反对并不是不可逾越的。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总是跟着信仰和信心走，而不要跟着恐惧走。马歇尔将军离开后的那一整年，许多中国人来访我，他们希望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且通过我来影响那个政策。政府的成员和它的支持者希望美国立即给予适当的援助，他们的意思是贷款和经济资助。在头几个月里，每当我见到委员长，他第一个急切的问题几乎就是问来自华盛顿的消息，我总是很难说明为什么没有一些确切的可以报告给他。另外一个直率的非共产党集团则反对向声名如此狼藉的政府给予进一步的援助。这完全是不知道我们那时实际给予的是多么少，也是由于受到了误导，受到急进派的宣传、以及报纸上常常说计划大规模援助的谣传的误导。但是最为可悲的团体是那些自由主义者，他们坚决反对开战的两个党派中的极端分子，并且要求找出比较好一些的解决办法。有些是各种没有注册登记的政治党派（有人说有七十多个）的代表。有些是大学的教授，或者是一般类型的、有智慧、爱国的人；但不幸的是，和那些有技巧的政客来比，他们很不实际，明显地也不能联合、团结一致成为大的集团。而要发挥任何影响，他们却必须团结一致。有人曾回答过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为什么不能将自己组织起来这个问题；指出来那就是因为他们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换句话说，他们的社会遗产上和智慧特征中的某个东西，似乎【185】使得他们变得如此个人主义，互相间如此怀疑或忌妒，如此胆小怕事， 以至于他们缺少了团结和行动的能力。另一个妨碍是他们缺少金钱，缺少可以募集到金钱但不会损及他们自己目标的赞助者。比这个作用更大的是，这两个争战的党派的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政府反对不在其控制下的政治活动，说这些活动如果不是伪装的共产党，那么也都是不健康、粉红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