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呐。这边是前河，那边是后河，中间是蔷薇河”，中年管事木无表情地指示着道路，丝毫没有阻拦的意思。——原来大家还是自由的！天后宫里的人们顿时松了口气，欢呼一声，全都涌上了街头。新浦、海州和连云三镇的历史其实正体现了沧海桑田的过程。清朝嘉庆年间，新浦还是一个“新兴的海港”，到了民国时候，随着泥沙堆积、海岸东移，海港已经跑到了新近出现的连云一带，而逐渐“变老”的新浦则退缩成为了内河码头。新海连三镇是未经过战斗就顺利解放的，所以城市中的设施并没有受到严重的破坏。码头上樯橹云集，来自山东半岛的粮食、来自运河两岸的木材以及出自本地的食盐和豆料堆积在货场上，一片熙熙攘攘的忙碌景象。新浦这里属于盐碱地质，四周围连一棵树也见不到。当地除了大量产盐就只能种豆子，所以这里制造酱油的作坊特别多，安徽式、江浙式、广东式、山东式……各种风味的酱菜园应有尽有。在新浦大街上逛一逛，开张的店铺不过三分之一，大部分商人都不晓得跑到哪儿去了。镇上最显眼的就是共产党开办的“北海银行新海连支行”，那里正在推广刚刚发行的人民币（老版人民币），银行门口的通告上写着兑换的比例：一元人民币等价于三元“中州钞”（中原解放区中州农民银行）、一百元“冀钞”（华北解放区冀南银行）、一百元“鲁钞”（华北解放区鲁西银行）、一百元“北海钞”（华北解放区北海银行）、一百元“华中币”（华东解放区华中银行）、一千元“边币”（晋察冀边区银行）、两千元“西北币”（晋绥边区西北农民银行）、四万元“陕甘币”（陕甘宁边区银行）……几位好事的太太小姐跑进银行里询问“金圆券对人民币怎么换？银圆又怎么换？”，工作人员回答说，金圆券的限额兑换在各个解放区只开展三个月的时间，新海连特区已经停止了这项业务，但银圆却还是可以兑换的，一块银元换一百元人民币。蛋蛋女士突发奇想，用袁大头把各种式样的共产党钞票都换了好几张，钉成了一本就象连环画一样，大家看了都觉得挺好玩（当时人民币的最大面额是100元，一万和五万的大钞还没有发行）。银行的布告上面有一项内容：规定国营企业、机关、部队以及合作社的现金都必须存入银行，而且限定共产党干部私人储蓄的最高限额是人民币五万元，超过的部分就必须交公。这个规定让围观的“国大代表”们十分诧异，有人认为共产党推行共产主义、废除私有制，这样的做法正是其政治奋斗的目标；也有人不大相信共产主义，觉得这只是一纸空文不可能得到实施，“有人类就会有奋斗，奋斗的结果无非是破坏旧有的不平等再创造新的不平等。均贫富的社会其实不合理，合理的社会应该有合理的生活差异……”然而在新浦，“不平等更合理”的理论似乎很难成立，因为解放区的民众正以实际的行动证明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力量。当时，新海连特区的农业水平很低，居民的粮食全要靠外地输送，各行各业的工资薪水也经常用小麦来结算。为了减轻政府的负担，新浦的民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起了“勤俭节约运动”，机关干部、部队战士、学校学生、码头工人纷纷从自己的嘴里省下口粮，无偿地捐献给社会。街道上贴满了倡议书、决心书，全都表示只吃粗粮不吃细粮、或者一天只吃一顿饭，“新海连建国学校”原定每个月发放一万斤粮食，师生们先是主动减掉了一半，后来又决心减到三千斤。国大家眷们围着大字报议论纷纷：“哦哟，那不是只剩下半饱了么？”——可蔡智诚却从中领悟到：正是有了这后方的“半饱”，淮海战场上的解放军才能够有那么多的包子和馒头；也正是由于后方的肠肥肚满，双堆集的黄维兵团才不得不啃食马肉——战争的胜负，其实早在这远离硝烟的集镇上就已经决定了。新浦一带不产粮食，但海产品却多得很，小贩们挑着螃蟹和鲜鱼沿街叫卖，一块银圆居然能买到三十多对对虾，这可把大家高兴坏了。一帮家眷再也顾不上逛街（本来也没什么可逛的），女人们先是疯狂地采购了一番，然后就拎着大筐小篓跑回了天后宫。鱼虾螃蟹很快就煮好了，扑鼻的香气充满了整座大殿。这时候，天后宫的“管理人员”也在吃晚饭，陈丽君看见一帮老兵就着咸菜啃窝头的样子很可怜，于是就好心地端着一盆海鲜送了过去，可谁知道，才过了没一会，她又抱着盆子回来了，而且哭得梨花带雨、好不伤心。原来，蛋蛋女士遇上了那位性格内向的中年“管事”。一瞧见菜盆里的鱼虾，原本正蹲在地上啃窝头的汉子就气哼哼地站直了身子：“里中么嗲（你这是要做什么）？”蛋蛋好不容易才弄明白对方的意思，连忙笑着回答：“请你们尝尝鲜”“喔莫要！帮特拌出切（把它拿出去），什么玩意？※☆◎＃＠＆＊！！！……”虽然听不懂人家吼得是什么，但一看那暴跳如雷的架势就知道不会有啥好话。可怜的蛋蛋女士哪里遇见过这般阵仗，立刻被训斥得痛哭流涕，最后只得满腹委屈地落荒而逃。俗话说，巴掌不打送礼的。你愿意啃窝头没啥关系，可也用不着这样打击送海鲜的人吧？一帮“国大家眷”顿时觉得忿忿不平，纷纷慷慨激昂地发表着各自的高见：“那黑脸大汉肯定是来监视我们的看守，他是怕我们在菜里面下毒！”“死牢头！好心当做驴肝肺，一辈子只能啃窝头！”……晚饭过后，天色渐渐黑了，可天后宫里的人不但不见少，反而越来越多。一群群身穿粗布军装的男女从外面跑进来，有的忙着啃干粮，有的忙着洗脸洗衣服，有的在院子里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有的则点亮油灯看书写东西，还有人在戏台上（天后宫内有个办社戏的木头台子）和房檐下铺麦草，显然准备在那里过夜。蔡智诚莫名其妙地打量着这群男女，心里猜测着这天后宫究竟是什么地方？这些人又是什么身份？而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有两个人推开了配殿的房门。来人穿着与其他人完全一样的粗布军衣，脸上也同样带着几分营养不良的清瘦和苍白。但他俩的神情举止却充满了与众不同的自信和从容，一见面就热情地拱手招呼：“各位好！新海连的军民欢迎大家来到解放区！”随着一阵热情的寒暄，两位中年汉子微笑着出现在大家面前，前面的一个三十左右，后面一个五十出头。经自我介绍之后才知道，比较年轻的那位名叫谷牧，是新海连地区特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而年长一些的则是特委副书记、特区专员李云鹤。这两个人的突然出现让国大代表们很是吃了一惊——经过多年的宦海生涯，人们早就习惯了地方要员的颐指气使和奢侈排场，并且也知道，正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全国的共产党人实在有太多的理由可以摆出获胜者的威风，所以大家在心理上都已经做好了“忍辱负重”的思想准备。但出乎意料的是，眼前的书记和专员却显得十分简朴平和，不仅身后没有警卫跟班，而且都穿着与普通士兵相同的粗布军服，风尘仆仆、面带倦容，如果不是言谈举止中透露出的那一种与众不同的自信和从容，真还看不出他俩就是当地的“父母官”、是这数千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最高官员。乍然相见，天后宫配殿里的人们略有几分紧张。张志韩先生首先对解放区军民的宽容接待表示了感谢，然后又介绍了身边的国大代表以及家眷，并且着重强调：“我们都是文人出身的参政议员，并非是挑拨内战的军阀”。谷牧书记笑着回答：“很好很好，我们也是文人出身，我们也没有挑起内战”。双方开怀大笑，现场的气氛顿时轻松了下来。PS：谷牧曾经是北平“左联”浪花文学社的骨干，笔名“牧风”（当时与他齐名的是《天山景物记》的作者碧野），而李云鹤则当过《黎明周刊》的主编。随后，双方的谈话就变得十分融洽。共产党的书记和专员向大家介绍了解放区的政策，国大代表也就关心的事项提出了各自的问题。谷牧说，新海连地区解放后，人民政府没收了以聚安公司（刘峙的企业）为代表的反动官僚资本，但对其他合法的私营产业还是积极保护的。对于这样的说法，张志韩表示了怀疑：“我们在街上看过，三分之二的店铺都关门了，那是怎么回事？”李云鹤专员解释说：新浦区有上百家私营企业，由于物资匮乏，也由于群众对人民币还没有建立起足够的信心，所以在部分行业中还存在着囤积商品、哄抬物价的情况。为此，政府开办了物资交易所，事先约定物价和手续费的标准，并要求大宗的买卖必须在规定的地点公开进行，于是许多从事批发业务的商号就只好关门、转到交易所去做生意了。这样的办法虽然使市面显得冷清了一些，但正常的商业活动却并没有停止。“这是特殊形势下稳定市场的特殊办法，今后还会做相应的调整”，谷牧书记补充说：“你们也可以到交易所去看一看，希望能提出更好的建议”。“共产党政府准备拿我们这些人怎么办？”有国大代表提问。“那要看你们自己的态度”谷牧回答：“人民政府的方针是：革命自愿，绝不强求，加强教育，广交朋友，是去是留，给予自由。不过我倒希望你们先到各处去看一看，了解情况之后再做决定”。“你们对旧政府的工作人员是如何处置的？”“愿意回家的悉听尊便，愿意留下的全包下来。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一讲团结二讲改造，那怕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也决不抛弃决不歧视”。书记和专员的答复非常明确。就在这时候，有人敲门。一位小伙子探头进来问：“刚才被气哭的是哪位女士？我们司令员要向您道歉”司令员？陈丽君莫名其妙地跟了出去，没过多久又回来了，依旧是一脸迷茫的神情：“哎呀，刚才骂我的那个人不是牢头呀，他是新海市的警备司令”“哎哟，是司令哟，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一群老婆们关心地问。“他说对不起，还说了什么……没有听懂”“我们司令员已经在党小组会上做了自我批评，刚才又当面向这位女士赔礼道歉了”，送陈丽君回来的小伙子在旁边进行了说明。“他的道歉我明白了。可他先前为什么要生气，难道是我做错了什么吗？”蛋蛋女士依然满腹疑惑。“嗯……你们这些上海女士……涂口红，戴耳环，衣服露胳膊露腿，而且还洒香水涂雪花膏”，那小伙子挺尴尬地解释说：“我们司令员看不惯，说那些是哇呜呱唧的鬼东西，鼻子里喷香心里头瓮臭，搞得人很头疼……”，配殿里顿时哄堂大笑起来。（这位司令员的名字就不必说了。他后来担任了上海民航局的领导，真不知道刚进大上海和刚遇见空姐的时候，这位游击队长出身的老革命会是个什么样的表情）大家都笑了，但谷牧的脸上却没有露出笑容。“我们过去的工作重点在农村，但从现在（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起，工作中心就要从农村转向城市。我们的党和军队必须学会管理城市、学会团结工人阶级，也必须学会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但我们的一些同志，甚至包括这位司令员同志却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就害怕麻烦，不乐于团结其他阶层的人士，这是一种不了解当前形势任务的狭隘思想，是一种束手束脚的工作作风，是必须加以克服和改进的……”见书记说得如此严肃，在场的各位反而不好意思起来，纷纷劝解道：“其实司令已经很好、很给面子了，他帮我们扫地、烧开水、准备饭食，做了不少下人才做的事情，先前我们还以为他是个招待员呢，真是失敬失礼”“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一贯宗旨，做招待员也没有什么失敬的。我们这些专员、司令员、警卫员、通讯员、勤务员都是人民的服务员。革命工作只有尽责与不尽责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那天晚上，天后宫里的许多人都没有睡好，蔡智诚也是如此。这时的他已经知道谷牧书记和李云鹤专员就住在自己的隔壁，也知道眼前这座破败的大庙其实不是羁押犯人的狱所，而是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官邸”。这场景使他想起了徐州的“花园饭店”。那也是一座官邸，但在那里面来来往往的国民党官吏却和眼前的共产党人有着天壤之别，无论是奢侈的吴化文还是节俭的王耀武，无论是傲慢的邱清泉还是内敛的高吉人，官员们的嘴里除了“总裁”就是“党国”，从来就没有人提及过“为人民服务”的概念。听谷牧书记说，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服务员。那“服务员”的称号与自己这个国民党考试院核准的“六级荐任公务员”相比，实在很有意思——公务员的资格来自于公权，倚仗的是权力，所以会有等级之分；而服务员的资格则来自于理想，倚仗的是信念，这样的理念原本就是最高尚的道德境界，所以没有等级之别。公务员效忠领袖、对政府负责，由法律赋予其力量，这样的力量是受制约、有限度的；而服务员效忠人民、对社会负责，在服务人民的同时从人民中间获取力量，这样的力量是源源不绝、不可抗拒的，也只有这样的力量才有可能成为改变历史的真正动力。只是，要靠什么样的政治机制才能保证“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有效运转呢？蔡智诚觉得很好奇。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就和其他人一起赶到新海连建国干部学校，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新民主主义讲座”。讲座由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主持，讲授的内容主要有国际国内形势，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共同纲领”等等。蔡智诚很认真地做了笔记，国大代表们也听得十分专心。新海连特区社会部长苏羽（后任辽宁省委书记、安徽省委书记）在讲解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时候说到“小资产阶级不能担任领导，知识分子也要改造自己、向工农学习”，一贯自视甚高的张志韩先生顿时很不服气，当即要求上台发言……从这以后，原本是“一言堂”的政治讲座就变成了他们两个人的哲学辩论会。陈丽君没有旁听“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大辩论”，她跑去参加义务劳动了。当时，刚解放不久的新海连地区百废待兴，其中最亟待恢复的就是电厂和铁路。新浦镇早在1925年就通了铁路，但自从1946年以后，陇海路东段受到国共双方军队的反复破坏，被弄得支离破碎、几乎荡然无存，整个新海连也因此变成了陆路交通的“孤岛”。解放以后，共产党号召修复铁路、发展经济、支援革命战争，解放区的军民立刻积极响应起来。由于工程浩大、缺钱少物、困难很多，新海连的群众就主动捐献工具、器材和木料，并自带家什参加义务劳动。一时间，建设工地上人声鼎沸、歌声嘹亮，修路大军挥锄扬镐，男女老少川流不息，其浩大的声势使国大家眷们也受到了感染，情不自禁地参与其中。（PS：陇海铁路的连云港至徐州段于49年5月恢复通车）。蛋蛋女士一大早就去了工地，到傍晚时候才收工回来。她没有穿旗袍，原本日常必备的耳环项链和口红香水雪花膏也全都没有了踪影。忙碌了一天，女人的脸上却丝毫不显得疲倦，满嘴里唱着“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手舞足蹈、蹦蹦跳跳，眼神中焕发出喜悦兴奋的光芒。“今天去抬铁轨了？”蔡智诚好奇地问。“没有，我当了宣传员！”原来，蛋蛋先是在工地上砸了个把小时的石子，这任务对她而言显然是过于艰巨了，于是很快，她就又找到了另一项工作——帮宣传队写标语。陈丽君是谷正楷的女弟子，也就是说，为慈僖太后题写“颐和圆”匾额的严寅亮就是她的师爷，因此她的楷书水平至少在修路工地上是首屈一指的。“陈书法家”自出生以来就没有正儿八经地参加过社会工作，也从没有机会展现过自己的才能，这下可好了，眼瞧着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耳听着激扬豪迈的口号歌声，她运笔如飞，在纸上写完了在布上写、在布上写完了在墙上写，革命的热情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内心里充满了为人民服务的成就感。“告诉你，连谷书记都表扬我的字好呢（谷牧的字写得也很不错），行署的人还邀请我参加革命宣传队”“哈哈”“参加宣传队就算参加革命了，今后我来养活你”“哈哈哈”……晚饭后，新海连特区工商部的许国祥部长来到天后宫，跟大家一起核对存放在“中字102号”上的私人财物、并商量相应的处理办法。船上的货物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从古董到药品什么都有。属于蔡智诚的东西主要是一百二十匹细布和一百八十捆棉纱，这是他在中纺公司当特派员时搜刮到的不义之财，这类东西当然无法再转运到别处，唯一的方法是就地变卖、把体积庞大的棉布换成别的东西。许部长提供了当地交易所的物价表。从行情上看，一匹细布在新浦相当于300斤小麦、一捆棉纱价值180斤麦子，蔡智诚可以选择把手里的布匹换成人民币，也可以兑换成粮食、油料或者其他货物，在交易所里做买卖。“我的天，好几万斤小麦，这可怎么办？”当初在上海滩搜刮这些物资的时候，蔡智诚曾经打算把它们换成美钞或者黄金，可没曾想搞到最后居然会变成了一大堆粮食。“修路工地上的人，吃的都是黑豆窝头呢”，妻子在旁边幽幽地说。“你的意思是……把这些粮食都捐献给他们？”陈丽君认真地点点头。蔡智诚不禁乐了：这共产党还真是厉害，才一天的工夫就培养出了一个公而忘私的积极分子。自从在工地上写了几幅标语，蛋蛋女士的工作热情空前高涨。她从行署的那帮小青年那里借来一本《宣传员手册》，趴在油灯下认真揣摩着其中振奋人心的口号，好象真的很希望把这项革命事业进行下去似的。只可惜，尽管陈丽君愿意留下来继续革命，但革命队伍却对她另有安排。4月18日上午，新海连特区的领导再次会见国大代表及家眷。谷牧书记这一次没有再讲“愿去愿留”的方针，而是直截了当地表示：人民政府将在近期内安排大家返回国统区——这突如其来的决定让在场的人们都感觉十分意外。事情是这样的：1949年的4月中旬，正是国共和谈即将水落石出的关键时刻。4月16日，国民党代表黄绍竑和顾问屈武携带着草拟完成的《国内和平协定》由北平飞往南京，国民政府签约的最后期限是4月20日。而就在这时候，七位国大代表却因为坐上了伞兵起义的轮船，被稀哩糊涂地弄到了解放区，这极有可能让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莫须有的借口，从而给谈判的结局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其实，国共双方早已对谈判破裂的结果有所准备，并且都做了下一步的打算。当时，国民党方面参加和谈的主要是同意“无条件投降”的张治中派以及主张“有条件投降”的李宗仁派，而在没有参加谈判的派别中，蒋介石和阎锡山等死硬派的态度是既不投降也不合作，可何应钦派则表示愿意建立联合政府、主张“有条件的合作”，这样的立场虽然与共产党的要求还相距甚远，但毕竟可以作为分化瓦解的重要目标，因此，何应钦也就成了当时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被伞兵带到新海连的这些个国大代表都属于何系的人物。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与其让他们留在解放区接受革命教育，倒不如送回国统区发挥统战作用更有意义一些。于是，从4月18日这天起，蔡智诚们的身份就从“和平起义的参加者”变成了“访问解放区的客人”。当天，他们出席了伞兵起义的祝捷大会，观礼了伞三团发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致敬电（毛泽东主席很快回复了贺电），并且还观看了由地区文工团表演的歌剧《白毛女》。对陈丽君来讲，《白毛女》的剧情显然比伞兵起义的意义重大得多。她在看戏的时候就哭了个稀哩哗啦，回到住所之后又拽着几位立法院的国大代表讨说法。“你说你说，那喜儿有多可怜呀，你们为什么要帮着黄世仁？”“由法理而论，欠债还钱……”，张志韩被这喜儿的粉丝纠缠得无可奈何：“当然，若以民情而言，地租是过重了些……这个这个，值得检讨……”“检讨，检讨，谁耐烦你们检讨。反正黄世仁祸害了喜儿，大春就要来报仇！”蛋蛋女士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俨然成了劳苦大众的代表。蔡智诚当然也很同情杨白劳一家，但他却把更多的心思放到了伞兵的事情上。在伞三团祝捷大会的会场，蔡智诚听见团部连的两位军官在谈话。一个说：“在船上的时候，我以为你肯定是个共产党呢，原来不是的呀”，另一个回答：“哈哈，当时我还以为你才是共产党呢”……事实上，参加中字102号起义的中共地下党员总共还不到十个人，所谓“船上有五百名共产党”的消息完全是虚张声势的说法。从技术上讲，伞三团起义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三点。一是巧妙利用LST型坦克登陆舰的构造，把绝大多数官兵封锁在了船舱里；二是事先调走思想比较顽固的监察人员，从而顺利地掌握了甲板和舰桥的控制权；三是布设疑阵、虚张声势，摧毁了其他人的意志。当伞兵团长刘农畯、军械所长陈家懋和中校团附李贵田等高级军官突然表明自己的身份，并且宣称船上还隐蔽着大量的共产党员的时候，各级部下立刻在震惊之中陷入了相互猜疑，从而无法再采取有效的抵抗措施。在祝捷大会上，刘农畯把自己的成功经验讲得头头是道，但蔡智诚却不以为然。他觉得有些事情仅仅靠刘农畯的团长职权是难以办到的，比如把伞兵军械所和伞三团安排在同一条船上，比如把政工人员调离部队……这些举措如果没得到伞兵司令部的支持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所以这位督察官出身的前国军中校的心里总是怀疑事情的背后还另有文章。——蔡智诚当时的怀疑其实不无道理。中共地下组织策反国民党伞兵的计划是从49年初开始实施的。当时，陈家懋的主要策反对象是伞兵司令张绪滋（陈与张是同乡，并且还当过他的副官），而地下党的主要力量大都集中在了伞兵第二团，所以当伞兵部队由上海转运福建的时候，起初的计划是让一、三团先走，把二团和军械所留在最后。可问题是伞二团团长赵位靖的思想十分顽固，并且对部队的控制又非常严，地下党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运作机会，而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伞三团团长刘农畯却通过在“中法高级职校”（上海机械专科学院）工作的弟弟刘振武与共产党方面取得了联系。刘农畯是湖南邵东人，他的叔父刘惊涛是湖南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27年被反动地主杀害了。刘团长的这段背景在当时并不是秘密，伞三团中的邵阳籍军官全都知道，就连蔡智诚也有所耳闻，但因为那时候国民党官员与共产党有历史关系的人非常多，甚至有许多人原本就是从共产党那边过来的，所以大家并没有太把它当回事。中共地下组织事先显然也没有想到刘农畯能够有反蒋起义的觉悟，等得到消息之后才匆忙往伞三团调集力量，不仅人数很少，时间也比较晚了。好在伞三团的情况比较特殊。48年，伞兵主力一直在前线作战，而第三团却是由刘农畯在后方新建起来的。这个团虽然没有打过仗，但人员都经过精心挑选，三个营长有两个是湖南邵阳人，团部军需、副官、文书以及直属连的军官不是团长的亲戚就是团长的同学或者同乡。这个“小圈子”力量非常稳固，事实也证明，它在中字102号的起义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祝捷大会上，“小圈子”的成员们显得比较兴奋，这原本无可厚非，但他们过于张狂的表现却引起了其他一些官兵的反感，许多人觉得自己既得不到共产党的信任也和团长拉不上关系，因此就显得特别失落，甚至萌生了去意。不过，刘农畯本人还是十分清醒的，他知道自己的亲信几乎都不会跳伞，要想成为“新中国伞兵的基干”，就非得留住一些“圈子”外的骨干不可。当然也有人来找过蔡智诚，希望他能重返军旅承担起传授技能的重任，但蔡专员却拒绝了，他表示：“干伞兵第一要有忠诚、第二要有空军、第三才是技术。这第一个要件我没有，第二个要件共产党没有，光有技术又能起什么作用？再说了，训练伞兵比训练空军要容易得多，如果共产党有能力建立起自己的空军，那他们组建伞兵就更不成问题，所以有没有我这样的人都是无所谓的……”。听了这些话，来人也就没有再做更多的劝解。自从接到了即将返回国统区的通知，天后宫里的人们就开始收拾行装。由于不清楚具体的行程安排，许多人对如何处理随身物品感到一筹莫展，张志韩先生携带了大量的书籍和古董，这些东西想丢掉太可惜、想出售没有人要，可自己又搬不动，急得他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屋子里乱转。反倒是蔡智诚两口子显得十分轻松，他们的布匹棉纱都已经捐献给修铁路的群众了，这时候不仅得到了政府的表扬，而且还落得个毫无负担、悠闲自在。从新海连解放区去到国统区的行程可以选择陆路或者海路，但这两种办法却都是困难重重——从陆路走就必须穿越战线，而当时的国共双方正在长江两岸对垒，几十个男女老少想要突破这道天堑根本就无法想象；走海路也不容易，江浙外海被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封锁着，先前装备着机枪大炮的伞兵都被路过的军舰吓得半死，一帮国大代表若是从解放区偷渡出去，恐怕还没看到国统区的影子就被轰到海底去了。想来想去，大家都觉得前途莫测。陈丽君索性跑去找警备司令：“老黑，你准备派多少军队保护我们？”经过“挨骂事件”之后，蛋蛋女士已经和那位黑脸司令成了十分亲热的朋友，可人家却依然不愿意透露军情秘密，只是笑着回答：“莫担心，准保稳妥就是”司令员的态度很有把握，但大家的心里却十分忐忑。4月20日清早，林祥虬船长带着大副、二副等一帮“中字102”的船员也来到天后宫，一个个焦头烂额、疲惫不堪。问过以后才知道，原来昨天下午，国民政府在得知伞兵三团已经起义的消息之后，立刻派空军进行报复，“中字102”在连云港码头吃了好几颗炸弹，挣扎着向新浦方向转移，最后好不容易在蔷薇河里冲滩搁浅，这才隐蔽了起来。听说此事，国大家眷们顿时更加慌乱：“哎呀，地上有长江，海上有军舰，现在天上又来了飞机，这回可是寸步难行了”谁知道，白天还认为是“寸步难行”，可天黑之后就接到了出发的命令。晚上，几辆卡车把蔡智诚他们拉到了连云港。特区社会部的苏羽部长给大家发放了标注有姓名、身份和携带物品的证明文书，并且还发了一张“土改证”（家乡解放后可以凭此证参加土地改革）。在码头上，苏部长对即将远行的人们发表了讲话：“今天在这里送各位启程，祝大家一路顺风，也希望大家回去以后能够为结束战争多做贡献。只要各位为人民尽心尽力，我们还会见面的，人民政府必将感谢你们；但如果选择与人民作对，我们也会见面，人民军队必将消灭你们——请记住，这是确定无疑的事情！”1949年4月20日深夜，蔡智诚等人乘坐一艘木制帆船离开了连云港。经过近五个小时的漂泊之后，终于在外海登上了由大连驶往香港的苏联“远东号”客轮——至此，原本一直被蒙在鼓里的人们这才明白了此次行程的具体安排。“远东号”的船员显然已经在事前接到了通知，并且很清楚这几十位乘客的身份。一上船，蔡智诚们就被集中在了水手舱里，不能随意走动，周围除了一群大鼻子俄国佬就再也见不到中国人。大家对船上的情况无从了解，对外界的事情也毫无所知，只好闷闷地蜷卧在铺位上，吃了睡、睡了吃。离开了解放区，原本阍阍噩噩的国大代表们也逐渐活跃起来，吃饱睡足之后就开始发表各自的政见。有的说：“共产党推行全民动员，其战争潜力似已耗尽”，有的说：“国府若能及时借鉴共党的经济高压手段，市场秩序的恢复尚有一搏”，还有的表示：“在第三次世界大战未可预期之前，确有国共合作之必要，组建联合政府实为上上之选……”讨论来讨论去，大家的结论是应该尽快到广州向行政院长何应钦进言：一要扩充军队，二要筹集物资，三要广纳人才。有人有粮有枪，才有周旋下去的本钱。国大代表高谈阔论，蔡智诚却默默无言。张志韩先生似乎意犹未尽，非要他表态不可：“老弟，你是打过仗的，讲讲对共军的看法”“别的情况说不好，但我相信苏羽的那句话”，蔡智诚轻声回答：“无论如何，我们和共军是会再见面的”。4月24日中午，“远东号”停靠香港。重返“自由世界”的人们欣喜若狂，张志韩等人从走下跳板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讨论应该如何为这次“逃生之旅”庆祝一番。可惜，刚没过一会儿，这喜悦的热情就被一盆冷水彻底扑灭了。码头上人来人往，面色惊恐不安，报童们东奔西走，举着“号外”高声叫卖。随手拿过一张来，那报纸的头条赫然刊登着两段醒目的标题——昨晚首都失守，共军攻克南京！今早太原城破，五百完人自焚！……太快了！这是蔡智诚的第一个反应——20日登船时，渡江战役尚未爆发，几天之后下船，解放军就已经占领了南京。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上海、西安、武汉、长沙、福州、广州……还会有多少次城破，还要有多少人自焚？此刻的国大代表们早已经顾不上庆贺什么“死里逃生”了。他们分成了几摊，各自与自己的家人讨论着今后的前途，有的打算去广州寻找出路，有的准备留在香港坐观时局。但蔡智诚这时已不再愿意理会他们，牵着妻子的手，小两口信步走上了香港的街头。“先生，我们要去哪里呀？”蔡智诚没有回答。隔了好久，他才悠然说道：“阳春三月，草长莺飞。这时的桃树应该开花了吧”“嗯，开花了”“那么，我们回家看桃花去，你说好不好？”……妻子紧搂住爱人的臂膀，高兴地笑了起来。（完）后记“蒲公英”的故事讲完了，但有些人物的命运还没有交代清楚。有朋友希望看到水落石出，恭敬不如从命，我就补个后记吧。在得知解放军渡江的消息之后，乘坐“远东号”的四十多个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有的留在香港，有的去了台湾，有的跑到南美洲去了。张志韩先生依然追随何应钦和刘建群，后来他以执教为业，曾经担任过台湾大学教授和东吴大学的教务长，致力研究“考试监察制度”，并发表了许多学术文章。大约在蔡智诚他们离开香港之后的一个月，伞三团副团长姜键、二营营长杨鹤立以及十多个连营级军官也到了香江。他们是根据共产党“去留自便”的原则离开解放区的，杨鹤立等人转道去了马来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而姜键等人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于1950年去了台湾，接着就被枪毙了。姜键被判处死刑的名义是“叛国罪”，直接原因是他49年4月在伞兵致西柏坡的“致敬电”上签了名，更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台湾正处于“肃奸防谍”的高潮，从国防部到各基层单位的“赤色疑犯”都遭到了严厉地处分，姜键自然也就在劫难逃。伞兵司令张绪滋也受到了牵连。他被撤了职、还被关了几天，幸亏有朋友说情才算保住了性命，然后就到美国去了。通常情况下，高级军官退伍的时候应该可以获得由政府提供的安家费和养老费，但张少将却没有享受到这个待遇，他到德州以后只能在商铺里帮人打工，日子过得非常窘迫。不过，张老先生晚年依然十分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时常以“宗国强”（中国强）的名字在华文报纸上发表文章，对民族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伞兵三团约有一半人（一千二百人）加入了解放军，其中大部分改行当炮兵（参加了抗美援朝），最终能够成为伞兵的并不多。团长刘农畯先后担任过华东军区伞兵训练总队队长，解放军空军陆战第一旅（旅长王建青）参谋长，空军陆战师（师长朱云谦）参谋长、副师长，55年授上校军衔。1961年，解放军第15军整体转建空降兵，空军陆战师编入15军第43师，刘农畯至此退役，63年获“三级解放勋章”并担任了湖南体委副主任，1976年去世。离开香港之后，蔡智诚没有重归国民党的阵营。他和妻子乘飞机赴昆明并辗转回到了遵义。49年11月，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解放川黔大地，在挺进贵州的第17军第49师（师长汪家道，政委况玉纯）的队列中有一名遵义籍的女战士，她就是蔡家的小妹妹蔡智兰……解放后，蔡智诚也参加了革命工作，投身于电力建设事业，退休时已成为颇有建树的工程技术专家。虽然在文革中屡受冲击，但他最终还是得以恢复名誉，并在安详之中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对于自己的人生，蔡老先生的评价是：“亦祸亦福，非福非祸”。能够补充的事情就是这样了。当然，有朋友希望我能讲得再多一些，至少把蔡家的人物经历全都写清楚，并且要写到文革以后……对此，我只好请求原谅。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歌名叫做《那些花儿》。我想，蔡家小院里静静开放的那些兰草是花儿、桃花是花儿，而漫天飞过的蒲公英也应该是一种花吧。当初选择“蒲公英”作为书的标题，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它的形状比较象降落伞，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它与主人公的命运有几分相似——虽然有过扶摇而上的际遇，但飘荡的历程却终究取决于不可抗拒的风云，从天上到地面、从理想到现实，以兴奋的开场到无奈的结束，最后归于尘埃，归于草芥。蔡智诚曾经是个“有理想”的军人，但骨子里却仍是个旧式的知识分子。他受过现代教育，但传统观念十分顽固，他有着爱国的热情，但并没有政治的觉悟，在民众的疾苦面前，他只有居高临下的怜悯而没有设身处地的同情，所以自始至终，他都只是个“改良主义者”而不是真正的“革命战士”。蔡智诚的人生是矛盾的，面对社会的丑恶，他既无法同流合污也难以划清界限，总是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彷徨。但蔡智诚的命运却是注定的，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无论是否愿意，任何人最终都只能随着时代的步伐踉跄向前。岁月蹉跎，时势造人。人生可能是耀眼的黄金历经大浪淘沙的过程，也可能是落寞的草芥在风中漫舞的轨迹。灿烂的英雄伟业当然值得歌颂，但在我看来，那荒野里飘忽的伞花其实也有着可以纪念的回忆——这就是我愿意讲述蒲公英故事的原因。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