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中旬，经警大队在上海迈尔西爱路（今茂名南路）查到了一家非法囤积物资的大仓库，报纸上立刻披露说那仓库属于孔令侃的扬子建业公司，这下子社会上可就热闹了，大家都在等着看蒋经国将如何处理他的表哥。过了几天，报上同时刊登出两则消息，一是东北锦州失守，二是孔令侃坐飞机去了香港，结果，“金圆券”与“袁大头”的比价当天就从二比一变成了二十比一，银行的门口也立刻排起了挤兑的长龙。11月初，蒋经国发表《告别上海父老兄弟姐妹书》，广播电台的余音未了，金圆券与银圆的比价已经变为了四十五比一，大米从每袋二十一元猛升至两千元、暴涨一百倍，各种商品价格也全面大幅上扬，经济崩溃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到这个时候，1元5元的钞票已经变成了辅币，市面上全是些100元面值的金圆券，而国军各精锐部队就连“百元大钞”也拒绝使用了，蔡智诚的军饷基本上都以银圆作为结算单位——不过，也有一次比较例外，1948年的11月份，他从杜聿明的办事处那里领到津贴居然是黄金。当时，杜聿明的公馆设在上海的愚园路，那是一栋砖混结构的三层小楼，西洋式样，南侧有个大花园。杜长官一般都不在家里，楼上住着杜夫人曹秀清，楼下就是张干樵等一帮亲信幕僚办公的地方。蔡智诚因为是张干樵的联络官的缘故，所以时不时地也要去那个地方点个卯。第一次进杜公馆是48年的中秋节（9月17日），大家一起吃团圆饭，正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时候，电报员忽然送进来一张条子，冯石如（此人被俘的时候是“徐州剿总”办公室副主任，在上海时的职责类似于杜府的管家）打开一看，是王耀武发来的——“共军主力开始围攻济南，东侧茂岭山阵地正在激烈争夺之中……”——饭桌上的人立刻就没了食欲。过了几天再去愚园路，一进门就看见冯石如拿着张电报在那里发抖，打听之后才知道又是王耀武发来的消息：“吴化文部叛变，机场失守，74军无法降落。现商埠已失，普利门、大水沟仍在激战中……”，大家都说王佐民这回恐怕是要完蛋了。张干樵从广东探亲回到上海之后，蔡智诚去杜公馆的次数也就更加频繁，高级幕僚们商讨军机的时候，他时不时的也能够旁听几句。10月底至11月初，国民党的侦听机构发现共军的几十部电台正由济南向临沂方向移动，判断其有进攻徐州的倾向。当时，国防部应对此类状况的既定对策是“以主要城市为战略要点，同时以精锐主力组成机动应援兵团”，按照这个方针，徐州战区的骨干主力当然是邱清泉兵团和黄百韬兵团，辅助力量是李弥兵团和孙元良兵团（李、孙兵团当时只有两个军，而邱、黄兵团各有四个军），可一旦将这四个兵团都收回徐州，东侧的第九绥靖区就孤悬在外了，原本驻守在连云港的第44军就必须立即撤退。第44军撤退的方式有两种选择，一是沿陆路向西，直接朝徐州靠拢；二是由水路船运上海，再经内线回徐州归建。愚园路的一帮幕僚们趴在地图上琢磨了半天，觉得走陆路的距离太远，肯定会遭到共军主力的侧击，于是就给杜聿明上了一个条陈，建议让44军走水路。但问题是当时“徐州剿总第一副司令”杜聿明正在葫芦岛指挥东北的败军撤退，并不在徐州指挥部，而“剿总”的正司令刘峙又是个装门面的泥菩萨，什么事也做不了主。于是，参谋总长顾祝同和国防部的作战厅长郭汝瑰就赶到徐州客串指挥，他们主张让第44军从陆路返回徐州，并提出将该军（原属李延年第6兵团）划归第7兵团建制。听说这个情况，张干樵立刻就问蔡智诚：“你跟黄百韬打过交道，觉得他会怎么办？”蔡智诚回答说：“黄百韬是最喜欢抓兵的，给他一个军，他什么都会答应”果然，11月5日，从徐州那边传来消息，黄百韬表示支持“陆路方案”，并且同意让自己的第7兵团暂时停止行进、在原地等候第44军归建——这样一来，有可能受到共军侧击的就不止是44军了，还包括整个黄兵团——杜公馆的幕僚们顿时急得跳了起来：“不好了，郭小鬼会害死黄百韬的……”到了这个时候，有可能促使计划改变的只有杜聿明本人，张干樵他们急忙找了架飞机，当天就赶往葫芦岛去了……（以后的结局尽人皆知：杜副司令长官最终没有来得及修正方案，黄百韬虽然等到了第44军，但他也因此失去了向徐州收缩的时间。1948年11月22日，第7兵团在碾庄一带被解放军华野主力全歼，淮海战役由此拉开了序幕）蔡少校当然没有张上校那样的“面陈计策”的资格，他只好留在上海做俯卧撑，刚刚做到第三个，黄百韬就自了杀——这可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11月中旬的时候，蔡智诚最后一次去愚园路杜公馆。当时，公馆里只剩一位姓何的秘书在收拾文件，他看见蔡少校就说：“张干樵已经发表为徐州剿总的作战处长了，叫你自行回原单位去”蔡智诚问何秘书为什么没有去徐州，他指一指楼上：“夫人的身体不好，需要照顾”，然后又说：“徐州那边不去也罢。你看，原本的计划是主动出击、先发制人，现在搞得一开始就忙着救援黄百韬，以后还不知道会怎么被动呢”。接下来，他就给蔡少校结算这几个月的“差勤补助费”。起初准备给“袁大头”，但银圆的比价在那段时间里变来变去的，不知道该怎么换算才好，只好决定给黄金。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得出的结果是九钱多一点，于是俩人就找出戥子和剪子，又称又夹的忙得不亦乐乎。“我早知道市面会大乱，谁也顶不住”，何秘书的手里忙活着，嘴里的话还挺多：“你想啊，国家全年的总收入还不到五千万美金，可一年之中光是军费的开支就要超过一个亿。即便是别的事情全都不管，把政府的全部收入都拿来打仗也只够支撑半年的时间，剩下的日子都要靠印空头钞票来对付，怎么会不出现通货膨胀？市面怎么可能不混乱……”的确，要想稳定社会就必须停止内战，这已经是国统区的所有人的共识。但大家同时又感觉到，只要蒋介石还在总统的位置上，共产党就不会答应和国民党谈判。在当时，可能促成谈判、争取和平的途径只有两条：一是在军事上打个大胜仗，逼迫共军接受和谈；二是在政治上压迫蒋介石下台，让共产党同意和谈。作为蒋系嫡系部队的成员，蔡智诚他们一方面实在不希望内战再继续下去，另一方面又期望老蒋在政治上能够保持比较有利的地位，所以大家的内心里虽然十分厌倦战争，却又暗自期盼能在战场上出现什么转机。而在1948年的11月份，“转变时局”的救命稻草似乎正掌握在两个人的手里——一个是北平的傅作义，一个是徐州的杜聿明，前者需要挡住林彪，后者必须顶住刘伯承和陈毅。但是，仅仅一个月之后，这两根救命的稻草也明显地靠不住了。1948年12月，蔡智诚的职务是“南京陆军训练处”的中校教官。南京陆军训练处又称“第一训练处”。在国民党军队中，这样的训练机构有两个，一个在台湾的凤山，一个在大陆的南京。凤山的那个训练单位其实比南京的更早一些，创办者是陆军副总司令孙立人，其机构的名称十分响亮，叫“陆军训练司令部”。1948年的下半年，另一位陆军副总司令关麟征也要在南京设立训练机构，他大概是不愿意让自己的牌子比孙立人的显得寒碜，所以也给这个新单位取了个不错的名号——“陆军总司令部第一训练处”。孙立人是美国军校的留学生，所以他的“凤山军校”十分洋派，不仅有美国顾问，就连中国教官也以留学生为主，训练的时候叽里呱啦的全是英语（请参看萨苏大作《孙立人手下的八国联军》。这“凤山军校”的一把手是孙立人，二把手副主任是“美国老爷”贾幼慧，三把手参谋长就是“法国大姑娘”葛南杉，原本与贾、葛同级的新一军30师师长唐守治因为是黄埔5期的，不懂洋文，只好去当军官队的队长。当时凤山人称“孙少爷”的脾气大，“贾老爷”的派头足，“葛小姐”是苏州人，谁也不怕他）。“南京军校”则比较土气，从主任到职员都是国产货。但关麟征是黄埔一期的老大哥，他是杜聿明的同乡、同窗兼好友，有关大铁头在南京办学堂，不仅关系到哥们义气、还关系到黄埔的声誉，大家自然应该全力帮忙，于是伞兵就把自己的岔路口基地让给“第一训练处”当铺面，并且还派了好多军官去关老板那里当伙计。蔡智诚刚从上海回来就被调到了训练处。也许是因为空军的军衔要比陆军的更值钱一点，所以伞兵的蔡少校在改换工种之后就变成了陆军的蔡中校。但蔡中校并不是正规军校毕业的，能在这学堂里教点什么，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南京陆军训练处的学员其实都是溃败部队的军官。这些人有的是从战场上逃回来的、有的是被俘虏后又释放的，所以不来则已、一来就是成拨成批，因此，军校的“生源情况”完全取决于人家解放军的战绩，这里与其说是个训练处倒不如说是个收容队。在这样的地方当老师，心理辅导的内容恐怕比军事教育更加重要。在蔡老师上课的那几天里，他每天的工作就是陪着学生在院子里聊天，顺便还抬头望一望飞机——第一训练处的旁边就是岔路口机场，前往淮海战场空投粮食和弹药的飞机每天起起落落、来来往往，引擎声整耳欲聋。运输机飞出去的时候都关着机门，回来的时候却是机门敞开，这让学员们觉得十分好奇，蔡老师反正也是闲着没事可做，于是就随口给大家讲了讲跳伞的故事。可没想到，这一讲，讲出麻烦来了。48年12月初，淮海战役进入了第二阶段。在那些天里，收音机里成天讲的都是“守江必守淮”，从早到晚都在阐述“淮河流域对于长江防线的重要意义”，各大报纸更是连篇累牍地报道淮北战场上“国军大捷”的消息，并且对各路豪杰的“蓬勃进取精神”大加赞扬，就好象杜聿明放弃徐州的举措不是军事上的失利，反而是战略上的什么高招似的。中央社的这些鬼话当然欺骗不了明白人。第一训练处的校舍紧邻着岔路口机场，运输机震天动地的轰鸣声早就暴露了前方战局的窘迫，在这个时期，各种各样的传闻不绝于耳，今天说黄维兵团被包围在宿县以南了，明天又说杜聿明集团被堵截在宿县以北了……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搞得人们忐忑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战局难堪，士气低落，教官们只好另寻话题来鼓舞学员的情绪。于是，当过远征军的就猛讲缅甸和越南的趣闻，干过别动军的就乱吹打游击的事迹，在各种话题中间，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内容有两个，其一是听龙骧上校揭露武林秘闻，其二是听蔡智诚中校传授跳伞技法。龙骧上校是贵州松桃人，看上去五十来岁的样子，他是训练处的副官长兼“高级进修班”的班主任，这老头出身于武术世家，既当过警察也搞过缉私，闯遍大江南北、会过白道黑道，对江湖上的名堂十分知晓。而蔡智诚则是在天上飘过的人物，既跳过挂钩伞也跳过手抛伞，对那种晃晃悠悠的体会十分深刻。因此这一老一少就你一段我一段的瞎吹牛，一个把自己在地面的本事说得空前绝后，一个把自己在天空的经验讲得神乎其神，逗得大家不亦乐乎。可没想到，忽悠来忽悠去，忽悠出事情了。48年12月9日，被围困在双堆集的黄维兵团决定突围。得知这个消息之后，装甲兵司令部的蒋纬国参谋长立刻将一部地空电台送到了岔路口，准备把这玩意空投给战车第二营。当时，蒋纬国的装甲部队只剩下了两个营，其中战车一营的25辆坦克配属给第96师（战车团长赵志华，师长邓军林），结果随杜聿明被困在了永城县的陈官庄；战车二营的22辆坦克配属于118师（营长龙海涛，师长尹钟岳），结果随黄维兵团被围在了濉溪县的双堆集。这四十多辆M3A3是小蒋最后的宝贝疙瘩，战役期间，他经常坐飞机去视察战况，而战车二营现在即将充当突围行动的开路先锋，蒋参谋长自然就更需要加强与部下的联系。空投电台的差事非伞兵莫属，但问题是伞兵的战斗部队当时并不在南京，他们到安徽铜陵帮助第88军“协防”去了——第88军原本是“傻儿师长”范绍增的队伍，这支部队的袍哥气息很浓，对四川籍以外的长官毫不买帐。解放战争期间，安徽人方先觉曾经当过该军的军长，指挥不灵，于是又换成了山东人高魁元，可高军长没过两天就被气病了，军长的职务只好再派给陕西人马师恭。马师恭同样也玩不转这群袍哥，但他曾经当过伞兵的司令，可以请老部下来帮忙，所以伞兵部队就奔赴铜陵，用武力威慑的办法去帮助马军长开展“整顿改革”……（49年初，伞兵移防上海，没有了保镖的老马说话顿时又不管用了，他只好辞职不干、把88军交给了四川籍的副军长杨宝毂）伞兵总部12月9日才接到通知，但匆忙组建的行动小组需要过好几天才能从安徽返回南京（该小组由李行少校带队，他们后来于12月16日伞降陈官庄，给战车第一营送去了地空电台），而这时双堆集的第十二兵团马上就要开始行动了，眼见铜陵那边的远水解不了近渴，情急之下，有人就想起了陆军训练处里的从伞兵部队调来的一帮教官。从名义上看，“陆军总司令部第一训练处”的主任是关麟征（副主任王敬久），但具体的事务其实都由参谋长方先觉一人操办。12月9日下午，方先觉将军召集办公会议，现场询问：“可知我处教官之中，谁的跳伞技术比较好？”副官长龙骧上校立刻起身禀报：“鄙人同乡蔡智诚。该小伙身高体壮、面阔额颐、口齿伶俐、武艺精通、历经百战、业绩不凡……实有万夫不挡之勇”，众幕僚亦皆连连点头赞同。方将军闻讯大悦，随即吩咐：“开中门！传蔡壮士进帐！”于是乎，陆军教官蔡牛皮就临危受命，被打发去跳伞了。1948年12月10日清晨，南京岔路口机场的塔台亮起了绿色的导航灯，十二架C46运输机在跑道上鱼贯滑行，迎着凛冽的寒风飞上了天空。这十二架飞机隶属于“陈纳德空运队”，也就是简称“CAT”的“民用航空公司”。当时，国民党空军的运输部队大都用于北平和太原方向，淮海战场的空中补给工作就只好请陈纳德来帮忙（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陈纳德航空队曾经广泛地参战……”，指的就是这件事）。“CAT”公司号称拥有中国天空技术最优秀的飞行员，但他们的设备却非常破烂，这些运输机都是由冲绳、关岛或者马尼拉的废旧部件拼凑而成的，能在天上飞来飞去简直就是奇迹。蔡智诚乘坐着的是“杜蒂”号，这大概是机长的某位女性亲友的名字。机长是个美国佬，红头发绿眼睛，精力十分旺盛，这家伙一边嘁哩咔啦地搬弄着操纵杆、一边还咿哩哇啦地唱着歌：“我们去看大法师，了不起的大法师……”，但别人却没有他那么好的兴致。运输机的引擎有毛病，左边的一台不时地发出刺耳的尖啸，右边的一台却不停地咳嗽，好象随时都会熄火似的，机械士十分紧张地趴在舷窗前看来看去，生怕这要死不活的“杜蒂”在半道上断了气。机舱里冷得要命，伞降小组的三个人被冻得缩成一团。本来，跳伞的时候应该穿防风夹克才对，可方先觉参谋长却非要让部下穿上陆军的常礼服。方将军在抗战期间曾经有过被包围而且当俘虏的经验，根据他的理论，困境中的军队最重要的是保持秩序和尊严，伞降小组代表的是陆军总司令部，所以在这个时候必须拿出上级机关的派头来，以严整的军容给战场上的官兵们提提精神。蔡智诚头戴钢盔、身穿毛呢制服，肩章领章腰带皮鞋擦得铮光瓦亮，另外两位跳伞员的打扮也差不多，所不同的是，蔡中校仅仅在胸前挂了个副伞包，而其他两个人却背着体积很大的主伞。伞降小组的成员之中，只有蔡智诚跳过备份伞。相对而言，主伞（挂钩伞）比较容易操作、承载的负荷也比较大，但挂钩伞的问题是离机一秒钟之后就强制开伞，降落距离很长，而且下降的速度非常慢，这在被围困的战场上空就极容易被当成活靶子，因此，蔡智诚在反复考虑之后还是决定采用操纵难度较大的副伞（手抛伞），他宁愿摔死也不乐意被人打死。空降小组奉命携带的电台是用电子真空管制作的，外表有点象是七个灯八个灯的收音机，这种100～156兆赫的“甚高频地空通信机”是美国军队的最新装备，据说只售给中国十多台，每台价值上万美金。现在，这机器被分成了三摊，蔡智诚负责携带发信机，其他的收信机、共用器、收缩天线以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交给了另外两个人，每个人的背囊上都挂着几颗手雷，有命令说如果在降落时发生意外，必须引爆炸弹破坏设备——这是美军顾问的要求。机舱里还堆放着准备投放到战区的军粮。空投的时候，这些粮食不用系挂降落伞、直接从飞机上扔下去就行。为了不至于摔坏，大米和面粉被分装成了一个个小口袋，可这些袋子全都是湿漉漉的，再经过飞行过程中的颠簸和积压，甚至能够淌出水来。蔡智诚听说过其中的名堂——在岔路口机场，负责管理空投物资的是“伞兵军械所”。这军械所原本就是伞兵的摺伞处，下辖百来号官兵，日常的工作一是给弹药箱子捆绑降落伞、二是把粮食装进军用空投袋。从美国进口的大米和白面是一百磅一包装的，每包九十来斤重，军械所在拆散分装的时候就往粮食里掺水，这样实际只装了八十斤不到，他们再把克扣下来的大米和白面拿到黑市上去卖，于是就发了大财。（军械所的主任是新调进伞兵部队的陈家懋中校，蔡智诚没有和这人打过交道，只知道他是黄埔十五期的毕业生、张绪滋司令的湖北老乡，以前还曾经做过老张的副官什么的。在当时，蔡教官当然想不到陈家懋的身份其实是中共的地下党员，“贪污军粮”的做法是对敌斗争的一部分，“倒卖粮食”也是为了给地下党筹集活动经费）空运队的机组人员显然也得到了克扣军粮的好处，所以他们对机舱地板上的积水熟视无睹，满脑子里只关心着战场上空的云量。听见无线电里通报“空投地区的云量为一”，陈纳德公司的雇员们立刻手忙脚乱地穿上了防弹衣。云量为一，意思是云层只遮盖了天空的百分之十，这样的气象条件当然可以实施空投，但地面上的机枪同样也能够瞄准天上的飞机。“杜蒂”号的美国机长一边继续唱着：“我们去看大法师……”，一边把带有钢片的防弹背心垫在屁股底下，蔡智诚向他打听空降点的风力是多少，这家伙耸耸肩膀，表示不知道。上午九时，运输机群抵达目的地，十二架C46从双堆集的东南方向进入战场上空。舱门打开了，蔡智诚探头向下望去，只见茫茫的大地上连一棵树也没有，尽是一团团的灰色和白色。那白色的是积雪，灰色的是被炮火翻犁过的土地，在这灰与白的色块之间还有一道道暗褐色的细线，那是战壕，是攻方和守方的几乎连在一起的坑道。空中的气象晴好，地面的标志物十分容易判断。双堆集周边的地形一马平川，只有两座三十来米高的土堆，一个叫尖谷堆、一个叫平谷堆（这一带当时叫做“谷堆集”，双堆集是解放后取的新地名），第十二兵团的空投点就设在土堆的东北面，这片空地上原本有一条简易跑道可以供“蚊式”飞机起降，可自从陈赓的中野4纵于12月9日攻克沈庄（沈家湖）之后，这个小机场就处于解放军的炮火射程之内，无法继续使用了。运输机群的飞行高度为1200（规程要求是800米，但民航飞机通常都飞得很高）、航向10点，十二架C46保持队形，以相同的速度沿着东南—西北轴线相继跟进。领航机投下第一袋物资后，其他飞机也开始把机舱里的货物往下扔。这“CAT”公司是只送粮食不送弹药的（淮海战场负责空运弹药的是空军第十大队），所以从飞机上丢下去的东西全都没有带降落伞，成百上千的物品从舱门里倾泻出来，密密麻麻、一串接着一串，就象投炸弹一样，蔡智诚他们当然不敢在这个时候实施跳伞，否则非被米袋子或者面袋子砸死不可。扔完货物，机群开始爬高返航，只有“杜蒂”号单独向右转向、从双堆集的东北方再次进入战场——现在该轮到伞降小组行动了。这时候，地面的火力不停地射向空中，机枪子弹时不时地击中飞机的外壳，发出“呯呯嘭嘭”的声音。机组乘员都用焦躁的眼光盯着跳伞小组，那表情就好象恨不得一脚把他们都踢下去似的。终于又能够看见双堆集的小土堆了，蔡智诚一挥手，两个部下就接连跃出了飞机。这俩人使用的全是挂钩伞。那时候的T型降落伞没有引导伞装置，拉绳一端的弹簧钩挂在机舱钢缆上、另一端连着伞包锁。伞兵离舱后由拉绳直接把主伞拽出来，人在开伞时的身体姿态是倾斜的，甚至还会被拽得翻跟头，所以经常出现伞衣打结、人变“粽子”的情况。四秒钟之后，两位组员的降落伞都张开了，蔡组长这才亲自跳进了空中。蔡智诚的背上没有系拉绳，跃出舱门之后，水平惯性和飞机气流的力量使得他接连翻了好几个筋斗，但这时候的蔡中校已经不是昆明军训时的那个小少尉了，他立刻张开双臂，很快就将不规则的翻滚转变成了垂直坠落。从理论上讲，使用手抛伞时的最佳速度为每秒40—50米（也称平衡速度）。通常情况下，经验丰富的跳伞员应该能够通过调整身体姿态将自己的下坠速度维持在这个水平上，但蔡智诚这时却难以办到，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练习跳伞，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背上正驮着一台通信机，那个挂着手雷的累赘弄得他在空中的动作十分别扭，也使得他的下坠速度越来越快，于是，在仓促之间，蔡智诚终于忍不住扯开了伞包的拉环。手抛伞很快就打开了，开伞位置距离地面还有三四百米，时机的选择显然是太早了一些。但这样的高度已经比别人的状况理想多了，因为这时候，另外两名组员的降落伞还在八百米以上晃悠呢。几乎就在开伞的同时，蔡智诚感觉到了强劲的风力，一股来自西南方向的气流正把他的降落伞向北面推去——从一般规律而言，冬季的华中平原通常是刮北风的，所以伞降小组在不了解地面风力的情况下就选择了从战场的东北角离舱。因为这样既可以利用飞机航行的惯性、也可以借助东北风的吹送向包围圈中心移动，正好可以落在空投点的附近——可谁知道，1948年12月10日的上午，双堆集的天空刮起的居然是西南风！这下子可就麻烦了。抬头望去，高空中的两朵伞花正斜斜地飘向北边的共军阵地方向，蔡智诚一眼就断定他俩已经没救了。40年代的降落伞虽然已经配备了方向操纵装置，但效果其实是十分微弱的，伞降的轨迹主要还是取决于空中的气流。特别是象绳拉伞这样的主伞，伞面是圆的，投影面积接近七十平米，遇到气流就乱飘，遇到上升气流甚至还会往上飞，抵御风力的能力非常差。所以按照当时的规定，风力4级（和风，每秒6米）以上就不能实施伞兵空降，而在12月10号这天，蔡智诚他们遇上的竟是每秒10米的5级劲风！迄今为止，能够有效抵御每秒10米风力的只有翼型伞（这种运动伞是上世纪70年代才发明的，蔡智诚当然没有用过），而40年代的手抛伞是圆形的，它的伞面只有二十平米，受风力的影响不象主伞那么明显，而且由于伞面小，操纵索可以更容易地改变伞布的形状，所以操纵性能比大伞要好一些。降落伞的操纵原理其实很简单——当拉下伞布一侧的时候，空气就会朝上翘的另一侧排出，降落伞在反作用力的作用下就朝着倾斜的一方飘移。所以一拉左边绳子降落伞就往左边跑、一拉右边绳子降落伞就朝右边跑（两边一起拉？你不想活啦？！）也别说，蔡智诚当时确实就是两边绳子一起拉的。由于风力过大，操纵方向已经失去了意义，降落伞无可控制地朝着北边飞去。在这种情况下，唯一有可能避免被俘的办法就是尽量加快降落的速度，在飘到共军阵地上空之前就落到地面上，于是，蔡智诚只好孤注一掷地同时拉下了两侧的操纵绳。手抛伞的伞面本来就小，再把四角朝下一拽，空气阻力面就更小了，降落伞立刻呈半坠落的方式往下掉，并且出现了摇摆和旋转现象，这在伞兵的术语里叫做“侧滑”。根据条例，侧滑的速度不能超过每秒12米，而且伞降人员必须在150米高度以上改出侧滑，但蔡智诚这时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他在80米的高度仍然没有放手，下坠的速度达到了每秒30米以上。说实话，蔡中校之所以如此玩命，并不是因为具有“党国文天祥，摔死不投降”的决心，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从飞机上蹦出来的三具降落伞中，只有蔡智诚最接近地面。人家步兵打伞兵的习惯从来就是“打低不打高”，所以地上的步枪机枪全都对准了这倒霉蛋，而蔡伞兵在空中的位置又正好处于共军阵地的前沿，等他下降到二百来米的高度时，解放军发觉想抓住这个俘虏恐怕有点玄了，当即就开了火，顿时，半空里的弹雨横飞，二十平米的伞面立刻被穿了十七八个洞，要不是降落伞正在侧滑、而且又摇摆又旋转的，蔡教官也许早就被打成了筛子，所以，在这么多催命的子弹面前，他怎么敢放松下降的速度。虽然没有被打死，但弄不好却是会摔死的。伞兵规定的安全着陆速度应当控制在每秒八米以下，但蔡智诚此时已经超过了上限的三倍，他自己十分清楚这样摔下去会有什么后果，所以也在拼命地寻找着救命的方法，正当降落伞距离地面只有80米左右的时候，他发觉右前方出现一片反光，好象是个水塘，于是立即就松开了左操纵索，孤注一掷地朝着右边俯冲过去……幸好，那里还真是个水深一米多的池塘。蔡智诚一头扎进了塘底，等他再从水里面爬出来的时候，从头到脚全是腥臭的淤泥，活象一只黑色的落汤鸡，先前的那副“能够代表陆军总司令部”的漂亮军容也就彻底地失去了踪影。池塘边上围满了国军官兵，个个的脸上都带着幸灾乐祸的表情。蔡智诚问：“这是什么地方？”“杨围子”“你们是哪个部分的？”“第十四军”“这里离兵团部有多远？”“四公里，可是现在过不去”虽然暂时去不了第十二兵团部，但毕竟只有四公里的距离了。蔡智诚解开身上的背囊，发现里面的发信机完好无损，可当他抬头仰望天空的时候，却看见那收信机、共用器以及收缩天线之类的东西已经飞得越来越远，渐渐飘到共军那边去了…………————————————————————————————————说到伞降和气象的关系，想说几句题外话：大家都知道，前不久的汶川地震期间，解放军曾经在茂县实施过伞降。当时有报道说，15名伞兵使用“翼型伞”在茂县实施了空降，而装备“圆伞”的其他93名官兵则随机返航了。——就这件事，马甲我胡乱分析一番。“翼型伞”是新型滑翔伞的一种（现代跳伞运动都使用这种伞），它也属于手抛伞。而所谓的“圆伞”则是传统的绳拉大伞，现在都带有牵引伞。从现场的电视画面上看，先期跳伞的15名伞兵其实都配备了两副伞包，胸前带着小伞、身后背着大伞，而且舱门处还挂了牵引钢索，伞兵出舱0.9秒，牵引伞就打开了……这说明先头分队在伞降开始时使用的也是绳拉的圆伞，只不过这些圆伞在随后的下降过程中被甩掉了，伞兵们最终还是抛出了翼型伞。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估计，多半是因为遇到了强劲的气流。茂县空降是在无地面指引的环境下实施的，伞兵对地形和气象条件在事先并没有准确的预知，因此，先期跳伞的分队就要担负两项任务，一是调查地面情况，向中央报告灾情；二是侦察空中气象，向后续部队发出行动指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条件许可，先头分队肯定会坚持使用主伞（圆伞）完成整个空降，而一旦他们不得不抛出抗风性能更好的翼型伞，也就意味着后面的大部队不可能再实施空降了。翼型伞是目前各类降落伞中抗风性能最好的一种，但和其他手抛伞一样，它的伞面小、负载能力比较弱。先头分队执行的是侦察和联络任务，空降时只需要携带电台就行了，所以丢掉圆伞改用翼型伞是可以的，但后续的93人却不能够这样了。这不是说那93人不会使用翼型伞（那也未免太小看我们的解放军了），问题的关键是这93人应该属于真正的救灾应急部队，他们必须配备相应的救援工具，这就非得使用圆伞不可。圆伞的伞面大，负载能力强，但大伞抵御风力的能力差，如果地面的风速过大，他们就没有办法了——通常情况下，从4000米高度开伞后的滞空时间大约为十五分钟。茂县空降的高度是4900米，圆伞如果遇到四级以上的侧风，在这十几分钟里会被吹出去五六公里远，这在崇山峻岭之间几乎就是一整天的路程。而如果遇上了乱流，降落伞群更会飘得七零八落，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集中起来，所以，是气象条件决定了使用主伞的后续人员只能返航。退一步说，即便放弃救援工具，让后续的93人轻装上阵、全都使用翼型伞降落，这也是不现实的。因为翼型伞的抗风能力强、机动好，但它需要的活动空间也就特别大。大家知道，在跳伞运动中（用的全是翼型伞），十人以上的集体项目都属于世界级高手的动作，而且还必须在气象条件非常好的条件下才敢玩，持续的时间也不会超过十秒钟……大家也能注意到，茂县空降先期跳伞的15个人虽然技术绝对是全军最顶尖的，但他们也必须分成两拨出舱，这是因为翼型伞遇到强劲气流时是必须在天上“乱窜”的，如果队形密集、拉不开层次，就很容易出现搅拌、碰挂现象，在空中打起架来，这无疑是十分危险的事——15个人的先头分队尚且如此，93人的大部队就更加麻烦了，因此，上级让后续人员返航是十分明智的选择。说起来。伞兵的空降行动总是与气象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如此，过去就更是如此。所以有时候想想也觉得：蔡智诚这家伙虽然干的是国军，但在当时还真是挺不容易的……呵呵池塘里的水不深，污水的底下是厚厚的一层淤泥。蔡智诚从空中扎进泥塘，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右手的尺骨却骨折了。当他从乌黑腥臭的泥浆里爬出来的时候，四周围已经聚满了好奇的眼神——这也难怪，“从天上掉下个大活人”的景象毕竟不是随便什么时候都能够见到的。“这是什么地方？”蔡智诚问。“杨围子”……“杨圩子”……“杨家庄”……池塘边的人七嘴八舌地报出了一大堆地名。“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十四军的”，这次的回答倒很干脆。“咦？你们是贵州人？”，蔡智诚忽然发觉这些士兵讲的是自己的家乡话。“那当然，我们是八十五师二五五团”……池塘所处的地方叫做杨围子（或者杨圩子、老杨家、杨庄……），这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落，当时并没有确切的行政名称。在1948年的12月初，这里是黄维兵团第14军军部的所在地。国民党第14军的首任军长是卫立煌，在国民党的嫡系部队中，这路人马与共产党的关系算是比较特殊的——抗战之前，他们追剿红军十分卖力，愣是把鄂豫皖根据地的首府整成了“立煌县”；抗战时又和八路军非常友好，不仅给115师提供弹药而且还跑到延安去搞慰问，害得卫立煌被戴上了“亲共”的帽子；抗战之后却再与解放军杀得你死我活，从西北、华东一直打到华中、华南，共产党的四大野战军全跟他们交过手（4野在广西打的是重建的14军）。在淮海战役期间，第14军其实并不满员，他们虽然号称一个军，实际上只有四个团，是黄维兵团中人数最少、实力最弱的一支。——PS：14军原本下辖第10师、第83师和第85师，共计三个师九个战斗团另一个补充团。48年9月，83师调往陕西榆林（后转山西，在太原战役中被全歼），国防部因此另给了一个303师的空番号，指定的编练地点在湖南耒阳县。而当时的14军驻扎在河南省驻马店，所以就派遣10师30团、85师253团和军直补充团到湖南去整训新兵，计划是“派去一个师，带回来两个师”。但到了48年11月，14军受命紧急驰援徐州，正当部队集结的时候，“华中剿总”白崇僖长官却扣住了湖南耒阳的人马不肯放回来（这些部队后来编进桂系集群，在广西战役中被歼灭），新上任不久的熊绶春军长无可奈何，只好带着10师的28、29团和85师的254、255团披挂上阵。区区四个团顶着一个军的大帽子，自然是很不经打的。战至12月10日，杨围子村里建制完整的部队就只剩下了85师的255团。85师的老底子是黔军第43军（李燊），首任师长是遵义人陈铁（黄埔一期生，49年起义），官兵也大多来自于贵州。蔡智诚的表姐夫刘眉生（遵义人，黄埔五期生）在抗战期间担任过这个师的团长，在忻口会战中牺牲了，所以他对这支队伍并不陌生。255团团长李剑民上校也是遵义人，他和蔡中校交谈了几句，发现两人之间居然还有点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老李是小蔡的妻子的姑父），当即十分开心，立刻就用棉被裹住蔡智诚，把他连人带电台都送到军部去了。14军的军部设在一所民房的背后，这是一个七八米深的地洞，洞口被前面的房屋遮挡着，共军的观察哨看不见、炮火也打不进来，既隐蔽又安全。地洞里面十分宽敞，墙上挂着煤气灯，桌子和椅子上摆着军用地图和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旁边还有几张行军床。14军副军长谷炳奎就在这些桌子椅子和行军床之间转来转去，一边听着蔡智诚的汇报、一边不停地报以冷笑：“哼哼，说得好听……风往共军那边吹，你管不了，人往共军那边跑，你也管不了。天上和地下一个样，你们都能找到借口……”谷副军长的猜疑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就在头一天的晚上（12月9日夜），据守小王庄一线的85军的五个团以及军直属部队在23师师长黄子华的带领下全体投诚，把阵地移交给了解放军。这样，连同11月29日起义的廖运周110师，第85军的三个师八个团（216师只有两个团）居然在十天之内就全部“叛变”了，只给吴绍周留下一个尽是伤兵的军医院。部下集体叛逃，身为12兵团副司令兼85军军长的吴绍周当然难咎其职。吴绍周是贵州人，蔡智诚也是，但蔡贵州并不认识吴贵州，跳伞的人与85军也没有什么关系。吴军长的部下跑了属于“人祸”，蔡教官的部下飞了属于“天灾”，两者根本就不是一码子事，可谷炳奎现在非要把他们扯到一起指桑骂槐，这就难免让蔡智诚觉得十分的不痛快。于是，在军部地洞里憋了一肚子气的蔡贵州就去找自己的老乡发牢骚。他原本还觉得在私底下埋怨别人的上司有点不太合适，却没想到李剑民拍桌子摔板凳的，骂得比他更凶。255团的团部里面除了李剑民，还有254团的团长何玉林，也是个贵州人。据这两位团长介绍：第14军是9月份才由“整编第10师”恢复军的番号的，当时，整编师的副师长熊绶春升任军长（前任师长是罗广文），副军长的职位本来拟由85师师长谭本良接任。谭本良的资格很老、声望也够，但他却是贵州讲武学校毕业，所以这个提名到了黄维那里就没能通过，最终还是让黄埔出身的10师师长谷炳奎担任了副军长。于是乎，谭师长一气之下就跑回贵阳老家生病去了（49年在黔西南率部起义），85师只好临时由副师长吴宗远（黄埔10期生）负责指挥。踏入淮海战场之后，10师和85师交替担任14军的前锋和后卫，刚开始的时候还算正常，但后来，部队先是在浍河南岸遭到共军突袭，辎重和行李全部丢了，接着又在李围子吃了个败仗，10师师长张用斌负重伤、29团团长郑汝弼阵亡……于是，兵团部传令：“第14军军长熊绶春指挥无方、撤职查办，由副军长谷炳奎代理军长职务”（在这个通令中还有一条：“兵团副司令胡琏免兼18军军长，由副军长杨伯涛代理军长职务”——因此，熊绶春临死的时候已经不是14军军长，而杨伯涛的18军军长也只不过才当了半个月而已）。谷副军长走马上任，但他的第10师已经差不多打光了（第10师的前身是45师，主要由安徽人和湖南人组成，历任师长方振武、鲍刚、卫立煌、李默庵、谷炳奎、张用斌，也是安徽人湖南人各占一半），这时候14军里还能打仗的部队只剩下85师的两个团，其中255团负责守卫杨围子，254团随85师师部在北面的沈庄担任外围防御。12月初，254团在沈庄阵地上连续顶住了共军的多次进攻，但代理师长吴宗远也身负重伤，按道理，这时候怎么都应该让85师的人继续指挥才对，可谷炳奎却硬要让10师28团团长潘琦来接替师长，结果搞得一帮贵州兵很不服气，不仅很快丢掉了沈庄，就连刚上任没几天的潘师长也做了解放军的俘虏。——写到这里，说明一下：一、丢失沈庄的责任其实并不能赖在谷炳奎的身上。最后一次“沈庄攻坚战”发生在48年12月8日，攻击部队为中野4纵（陈赓部）第10旅的29、30团，13旅38团和22旅的66团，四个团打一个团，别说是让潘琦指挥，就是请拿破仑来当师长也照样是要完蛋的。二、有材料把潘琦说成是“10师代师长”，错了。潘琦是10师的团长，他代理的却是85师的师长——这大概是因为85师在几天之内接连被俘虏了两个“代理师长”（吴宗远和潘琦），而第10师却一个师长也没有被抓，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误会。相对于同在黄维兵团的10军、18军和85军而言，现有资料对淮海战役中有关第14军的介绍比较少也比较乱。究其原由，或许是由于其他三个军的六个正副军长统统被俘虏，所以他们有足够的精力进行反省、研究和争辩，而14军的军长一个阵亡、一个脱逃，结果就没有人撰写回忆录了。实际上，刚到杨围子的蔡智诚对14军的情况也并不了解，只不过当时他的身上很冷、胳膊很疼、心情也很不爽，所以很想找个机会发脾气，既然有亲戚和老乡们愿意陪着他起哄，他也就乐得跟着乱骂一通。隆冬腊月，华中平原上寒风刺骨，255团的团部里点起了一堆火，生火的材料是从坟地里刨回来的棺材板，又硬又湿，弄得满屋子尽是呛人的浓烟。蔡智诚坐在火堆边上烘烤衣服，他那件沾满淤泥的军装已经不能穿了，李剑民给他找了一件灰色的棉袄，在当时，14军在战场上全都穿着这种“战斗服”，除了头顶上有个帽徽之外，身上就再也找不到任何军衔或者兵种标志。按道理，国民党军的战斗服虽然不佩挂领章和肩章，却依然是有等级符号的。它的胸口部位应该缝着一个标明身份的布牌子，将官的套红边、校官套黄边、尉官套蓝边，士兵的胸牌是黑边，而且胳膊上还必须有个注明部队番号的臂章。但第14军却早已经把这些标志统统拆掉了，当官的和当兵的全是一个模样，再加上连续征战许多天之后，每个人的脸上都是胡子拉茬的，因此也就更加分不清谁是谁了——这样的做法当然就会导致一些意外。比如前几天，10师师长张用斌在前线督战。当时阵地上的情况十分混乱，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张用斌只好一边走一边嚷“我是师长！我是师长！”，结果喊着喊着就被共军听见了，人家解放军用机关枪打了个招呼，“嘟嘟嘟”，张师长就变成了张铁拐……在蔡智诚的观念中，军官对荣誉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军队的品质。临离开南京的时候，方先觉将军也再三强调“困境中的军队最重要的是保持秩序和尊严”，然而，自从在14军军部看见谷炳奎军长居然也穿着和普通士兵完全一样的灰棉袄，蔡教官立刻就明白，杨围子村里的这支队伍已经完蛋了。这时候，杨围子阵地的东面、北面和西面都受到了解放军强大兵力的压迫。在西北方向，中野4纵10旅的28、30团以及11旅的32团和13旅的38团正蓄势待发；在东面的则是新换上来的两支生力军，中野9纵（秦基伟部）27旅的79和80团。当时，守军对攻击方的兵力部署情况十分清楚。这倒并不是因为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做得好，而是由于人家解放军根本就没打算隐瞒。从早到晚，对面坑道里的铁皮喇叭一个劲地嚷：“14军的弟兄们，我们是某纵某旅，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优待俘虏！不杀不辱！我是某旅某某团，奉劝你们赶快缴枪投降……”，“某纵某旅宣传队，现在宣读告蒋军官兵书……”，“张老三！我是李老四啊，我现在参加某纵某旅某某团了！这边有吃的有喝的，你也快点过来吧！”……各种各样的声音不绝于耳，让人想不听都不行。如果喊话声突然停止，那就说明共军立马就要开炮了。4纵和9纵在东西两边各布置了一个炮兵连，八门化学炮（重迫击炮）轮流发射，炮弹在杨围子阵地上捋过去捋过来，一打就是个把小时，国民党兵被逼得躲在地洞里不敢动弹，解放军就趁机在外面挖战壕，等炮火停息之后再听广播宣传，那铁皮喇叭的喊话声又靠近了几十公尺。“共军的大炮真是厉害……”“那有什么办法，要怪也只能怪我们自己。先丢了开封，让人家拿着开封的大炮去打济南，打下济南，又拿着济南的大炮去打徐州，现在连徐州也丢了，全部的大炮都拿来打我们，这样下去谁还能吃得消”确实是吃不消。14军的炮弹早就用光了，炮兵们守着废铁一样的大炮无可奈何，他们的武器早晚也要交到共军的手里。特别滑稽的是，包围圈里的国民党兵还不敢随便破坏这些没有用处的装备，因为人家解放军已经通过铁皮喇叭叮嘱过了：凡是“破坏武器弹药及其他军用器材者”一律按战犯处置（解放军总部48年11月1日发布的《惩处战犯命令》）。也就是说，在战场上抵抗一下倒还没有啥关系，可毁坏东西就不能原谅了——国军这边无论当官的还是当兵的个个都希望日后能够享受到“优待政策”，所以谁也不敢轻易违犯共产党的规矩，只好乖乖地把那些宝贝给解放军留着。让蔡智诚十分纳闷的是：共军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弹药和兵力——根据以往的规律，攻击部队所携带的弹药基数顶多也就能够使用七到十天，防守部队通常只要撑过这段时间基本上就可以过关了。而这一次，解放军是大兵团的外线作战，并且又没有铁路或者空中的运输补给条件，可是大仗打了近一个月，他们却依然显得兵员充足、物资充沛，丝毫没有懈怠的样子，这真是叫人百思不得其解。和两位团长老乡商讨这件事情，何玉林和李剑民也觉得想不通。大家琢磨来琢磨去，总觉得共军无论如何都应该是强弩之末了，如果再支撑两天或许就有可能出现什么转机。按照蔡智诚的看法，战场的形势虽然十分被动，但如果弹药充足的话，第14军再坚守个两三天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杨围子的防御工事建造得确实非常完善。杨围子村的东西长一百五十米，南北宽不到一百米，地势平坦，西边是一片坟地，东南角上有个水塘。14军在村子周围筑起了高度和厚度均为一米五的寨墙，寨墙之内以四个母堡为防御核心，每个母堡又由四至六个子堡拱卫，共同组成了内线阵地；寨墙之外是三米宽、两米深的壕沟，再往外是纵深一百多米的外围阵地，那里不仅构筑了梅花地堡、暗堡和三角型堑壕，并且还在各种工事的前沿设置了鹿呰和地雷。内外防御体系由交通壕和盖沟（暗壕）密切连接，兵力运动便捷、可以相互策应，在火力配置上则采用正射、侧射和倒射打击组成交叉封锁网，使整个阵地表面没有任何射击死角。防守阵地的除了255团，还有14军军部直属队和第10师的残余人员，总共大约一千五百人左右。以杨围子村的面积而言，这样的兵力并不算少，可问题是部队严重缺乏弹药，炮弹和手榴弹完全告罄，各种枪弹也所剩无几，步枪兵的子弹平均下来还不到二十发，以这样的军需状况，别说是坚持三两天，就是再守两个小时都有点靠不住。仗打到这个时候，战场的补充完全依赖空中运输，整个第12兵团都缺少弹药。双堆集的空投点设在18军的地盘上，后方送来的粮食和弹药全都掌握在“土木系”的手里，分配物资的时候就显得亲疏有别——弹药和粮食首先满足18军，其次再分给由18军派生出来的第10军，而14军和85军都属于“旁门另派”，只好看人家的脸色求一点施舍。先前，14军军务处的蒋汉廷处长到双堆集去讨要弹药，刚走到半路就被18军用冲锋枪顶了回来，东西没拿到还挨了一顿臭骂，蒋上校气得直跳脚，差点没把队伍拉出去搞火拼。其实，空投场地就在杨围子的西南角，距离14军并不远，但18军却把那片区域设成了自己的禁区，根本不许其他部队靠近。这样一来，各部队与18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当解放军准备封锁空投场的时候，14军也就放任不管——自从攻克沈庄之后，解放军就不停地挖战壕，那工事从杨围子的西北逐渐延伸到了西南。本来，如果14军的弹药充足一点、或者他们多少能够发扬一点协作精神，只要主动出击一两次，共军的战壕也就不至于挖得那么顺利。可这帮家伙却只顾着跟18军赌气，愣是眼睁睁地看着中野4纵把坑道从沈庄一直挖到了空投场上，结果是“我的退路被隔断了，你们也别想再得到粮食和弹药！”战事险恶、军情危急，包围圈里的国民党部队之间不仅在地理上被分割阻断，在心理上也存在着严重的隔阂。派系的纷争加剧了内耗，绝境中的官兵的士气愈加显得低糜。12月10日下午，双堆集方向的国军部队向空投场附近的华野4纵发起反击，双方在杨围子西边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噼里啪啦地打了两个钟头，可14军却始终袖手旁观，就好象这近在咫尺的战斗完全不关他们什么事似的。14军不愿意去配合“土木系”。不过，在蔡智诚看来，同属于“土木系”的18军和第10军之间的配合也并不默契。本来，装甲部队在进行堑壕争夺战的时候，应该由步兵在前面搜索攻击、战车在后面实施火力压制才对，可第10军的步兵们却远远地躲在坦克的背后，距离突前的先锋足有二三百米。而18军的那些战车也没有摆出攻击时应该采取的楔形阵势，他们排成纵型的侦察队列，彼此的间隔拉得很开，这样就只有一辆坦克突在最前面，根本无法冲开堑壕的防御。而共军方面却是铁了心的要守住阵地。坦克刚接近战壕，华野4纵的战士们就抱着麦秸垛子冲了出来，那些M3A3是使用汽油的，最怕火，打头的坦克几乎立刻就被“巨大的火把”包围了，其他的钢铁怪兽也被撵得到处乱跑，而跟在后面的步兵这时远还在百米开外，既冲不上来也退不下去，完全暴露在阻击阵地的火力打击之下……如此折腾了两三个回合，第10军的一个营就报销了。反击部队无功而返，在杨围子“观战”的官兵们也显得无可奈何。蔡智诚问李剑民：“照这样下去，你打算怎么办？”“怎么办？守在这里，拼光打尽”，李剑民的回答十分简单。“固守原地，拼光打尽”是十二兵团的政策。在双堆集包围圈里，除了18军之外，其他部队的位置都是固定死的，谁也不许擅自移动。85师254团1营长金泽（遵义人，黄埔16期生）就是因为一不留神跑到了第10军114师的地盘上，结果被军法处抓去枪毙了，黄维司令还将他作为“典型案例”通报给全兵团，搞得85师的其他人再也不敢随便乱动——用李剑民团长的话说就是“前头没出路，后头没退路，只有坐着等死”。事实上，虽然没有出路和退路，但活路还是有的。在那段时间里，解放军每到天黑之后都要释放一批俘虏，他们总是让俘虏带回来许多劝降信，这些信函有的是指名交给某位长官的、有的则没有写抬头，但信件的落款却都是中野的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国民党的军官只要有了这封信，能拉队伍“反水”就算作是起义，实在不行的话，自己缴枪也算是投诚。杨围子里的255团还剩下千把号人马，团长李剑民多少还有点“起义”的资格，但他并没有打算这么做。在私底下，李团长倒是给蔡智诚预备了一封“保命信”，并且叮嘱说：“我们是强盗大学毕业的，拼死了就算，你是正规文化人，打完仗还有自己的前途，不必把性命浪费在战场上”——那意思是让蔡大学生趁着夜色跑到共产党那边去投诚。这让蔡智诚非常犹豫。从常识上判断，他知道杨围子绝对是守不住的，能够在共军发起总攻之前及时投诚当然是一条求生的良策，但是，经过多年的军旅生涯、特别是在伞兵部队里接受的“党化教育”又使得他难以做出临阵脱逃的举动，思想斗争了很长时间，他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听天由命。夜幕降临了，对面的共军停止了炮击，杨围子阵地上顿时安宁了许多，在坑道里蜷伏了一天的国民党兵们纷纷走出藏身的工事——现在是“放风”的时间。255团团部的边上就是14军的战地医院，那是一条两米来宽、一米多深的壕沟，士兵们把挖掘出来的泥土堆积到壕沟的两侧，希望借助土墙的掩护为伤兵遮挡四下飞溅的弹片。医院里没有床位、没有绷带，也没有任何药品，伤员们全都躺在潮湿的泥地里。有的人被霜雪覆盖着，那说明他已经死了，有的人则还在大声地哀嚎：“痛啊……惨啊……”，军医在壕沟里跑来跑去，所能做的只是给伤员喂一点水，就如同部队守不住阵地一样，他们和死神之间的战争也是毫无胜算。几个女医助拿着纸和笔，借着马灯的光亮帮伤兵们写信，写完之后就塞在伤兵的衣兜里，不知道由谁去投递、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交到他们的亲友的手中。空地上生起了几堆篝火，炊事队的人正在那里煮马肉。杨围子的军粮已经断绝了，14军宰杀了辎重队的军马，官兵们吃的全都是这个玩意。就餐的人群之中还混着一条几个月大的小狗，这小土狗胖乎乎的，模样十分可爱，无论是什么人招手，它都跑到跟前去摇屁股。据说，14军退到杨围子的时候，整座村子逃得只剩下了这只小狗，它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地主代表”，每次遇到炮击的时候，阵地上总有七八个地方在喊：“小地主跑到哪去了？小地主藏好没有？”，好象非得把这个小东西隐蔽好了，大家才能安心地躲炮弹。吃饭的时候，熊绶春中将也来了，这位已经被撤职查办的前任军长站在篝火前面微笑着询问：“怎么样，马肉的味道还可以吧？”有的人不吭声，有的人则附和着回答：“还不错，满好吃的”“不好吃也要吃啊”，军长鼓励说：“大家再坚持一下，空军很快就给我们送粮食和弹药了……”虽然这很明显是句假话，但也并没有谁去戳穿它。李剑民团长向熊绶春介绍：“这位是蔡智诚中校，今天刚刚空降下来的”。蔡中校的右手正打着夹板，他没有办法敬礼，只好鞠了个躬，“报告师长，我是在松山入伍的，是你的老部下”。熊绶春立即握住蔡智诚的左手，亲切地招呼道：“很好很好，谢谢你的帮忙”。这一切和当年的情形是多么的相似啊。同样的动作、同样的话语，同样是在贵州人的队伍中，同样是大战之前的低沉的语调，同样是没有敬军礼而是鞠躬、握手，熊绶春的手也同样是那样软软的、湿湿的……但是，当年的志气昂扬的蔡新兵如今已成了精神低靡的蔡中校，当年的那个被架空的熊师长如今已成了被撤职的熊军长，战场的形势也颠倒了过来，他们所在的部队不是在攻击对手，而是被对手困在了狭小的包围圈里，既没有粮食也没有弹药、既没有前途也没有退路，成天被铺天盖地的炮弹压着打，就象当年松山上的日军一样。熊绶春很快就离开了，从背影上看，他的步履比以前苍老了许多。但蔡智诚却发现，这个面容憔悴、外表十分虚弱的人却佩带着领章和肩章，他是第14军之中唯一的戴着大盖帽、穿着常礼服的军官。夜深了，杨围子村里燃起了堆堆篝火，寒夜中的士兵们都围坐在一起取暖。探头望望四周，解放军那边也亮起了点点火光，那些光亮密密麻麻的连成一片，把14军的东面、西面和北面围堵得严严实实。晚风吹过，从对面的阵地上传来了阵阵笑声和欢呼声，蔡智诚不免有点儿担心：“不知道共军会不会发动夜袭？”“放心吧”，李剑民苦笑了一下，“他们明天白天的时间足够，犯不着在晚上费这个工夫”是啊，明天……对共军而言，明天将会是他们的胜利日。而对杨围子村里的国民党兵来说，到底还会不会有另一个明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