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妻子的要求，蔡智诚犹豫了很长时间。从规矩上讲，国民党军队并不限制官兵结婚，也不禁止军人家眷到驻地探亲。徐州城里就住着许多军属，有的开心有的不开心，有的看上去很幸福，有的却显得惶恐悲伤。幸福开心的人总归是少数。在蔡智诚的印象中，最为志得意满的莫过于邱清泉夫妻了，邱军长讲究排场、态度傲慢，走到哪里都绷着个脸、身后总跟着一大群副官和马弁，他的妻子也是夫唱妇随，架子同样大得不得了。这女人姓叶，但不许别人称她为女士、太太或者夫人，非要喊做“叶厂长”才行，因为她担任着一个什么被服厂的厂长，大小也算是个干部。“叶厂长”对下属十分严厉，蔡智诚常常看见她在花园饭店的走廊里训人，语调尖利、目光炯炯，开口闭口“我军我军”的，好象指挥国军王牌的不是她丈夫、倒是她这个衣着光鲜的贵妇人一样。所以，淮海战役之后，蔡智诚听说了邱清泉阵亡的消息，首先想到不是邱军长的下场、而是琢磨着“叶厂长”的眼神是否还会如以前那样的威严慑人了。相对而言，其他人则要显得谦和得多。那时候，邱清泉的副军长高吉人也住在饭店里，有天晚上，高副军长的三岁的儿子突然得病死了，高吉人不等天亮就要派人把小孩的尸体抱出去埋掉，他太太哭着不让送，老高就对她说：“我是带兵的人，战场上的弟兄一死就是成百上千，你哭一个孩子没关系，叫我怎么哭大家去……”，高夫人听见这话以后，硬是把眼泪给忍回去了。当然，饭店里面也有终日哭泣的人，比如马励武的太太。马励武是整26师师长，鲁南战役时全军覆没、被解放军给俘虏了。他太太只好带着个六岁的孩子住在花园饭店，成天指望着国军能够打个胜仗把他的丈夫换回来，这孤儿寡母对战局十分关心，遇见军官就打探消息，听说打赢了哭、听说打输了也哭，然后就发誓：“以后子孙长大成人，说什么也不让他们当兵打仗了”。搞得大家都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不管怎么样，能住进花园饭店的都是高官的家眷，待遇终归还是不错的。更多的军属则居住在徐州的民房甚至窝棚里，终日提心吊胆、惶恐不安。在那些日子里，“陆总”司令部和徐州火车站是这些女人孩子们最常守候的地方，每当前方发生战事，通讯大楼前就围满了彻夜不安的人群，每当有军车从前方归来，火车站的出口就聚满了焦灼盼望的目光。这是1948年美国《时代》杂志上的照片，拍摄于徐州火车站，画面上的这位女子无疑也是个军属，只是不知道她丈夫的命运如何。蔡智诚曾经多次在徐州火车站附近值勤，在这里，他听到过太多的号啕大哭、看见过太多的悲痛欲绝，也感受过太多的生死离别。他当然希望妻子能够陪伴在自己的身边，但他也知道部队在安全岛里养尊处优的时间不会太久。而一旦自己再度踏上战场，留给妻子的将会是难以言喻的等待的焦虑和痛苦的折磨——因为了这个顾虑，他迟迟没有给家里写回信，也没有答复妻子的要求。蔡智诚的顾虑没有错，不久以后，快速纵队就接到了增援前线的命令，他很快就随着搜索营离开了徐州。蔡智诚在徐州享清闲，伞兵一团和二团却在陇海铁路与共军交战。这个时期，刘邓大军虽然已经在大别山站住了脚，但在与国民党军反复征战的过程中损失很大。根据地新开辟不久，恶劣的环境使得解放军既缺少粮草也难以补充兵员，在严峻的形势之下，先前留在河南担任“牵制策应”任务的中野11纵（王秉璋部）只好不断地从老解放区征兵，然后强行穿越陇海线、把新兵和军需物资送往大别山区。第三快速纵队的任务是巡弋铁路沿线，发现目标就予以截击——这个差事并不难办。因为共军的新兵普遍缺乏训练，不仅战斗素质不高、而且每个班只有一杆枪，既打不过伞兵也跑不过伞兵，所以国军每遇上一千人就能截下五百来个，真是费劲不大战果不小，十分轻松愉快。48年2月，驻砀山的伞兵第二团又发现了共军的新兵部队，照旧是一番穷打猛追。可没想到，这次中野11纵派了两个主力团护送这两千新兵，结果伞二团追着追着就追到人家老八路的口袋里去了，两个前卫连被歼灭，担任先锋官的蔡振武中校也当场送了命。蔡振武原先是伞兵七队的队长。七队是所谓的“常胜冠军”，蔡振武也是赫赫有名的功勋悍将，所以他的死立刻震惊了整个快纵。前线的伞二团一边交战一边呼喊救援，弄得张绪滋司令也慌了神，连忙率领司令部直属营（驻徐州）和伞一团（驻黄口）登上火车奔赴战场。蔡振武是被地雷炸死的。当时解放军总共只在战场上埋了两颗雷，其中一颗失效了、另一颗就把蔡中校炸上了天。这难免使大家想起普陀山军演期间蔡振武为了混进普济寺里喝佛茶，愣是弄了张“踩地雷”的条子冒充阵亡的事情，不由得感叹这冥冥中的一言成谶……罗华一边议论一边直喊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怎么敢在观音菩萨面前开这种玩笑”。可回头突然想起他自己那天也是顶替别人阵亡的，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一晚上没有睡着觉。蔡智诚他们赶到柳堤圈（今河南省夏邑县和虞城县之间）的时候，共军主力已经撤退了。伞兵们四处搜寻只找到百十个掉队的新兵。这些新兵穿着新棉袄、手上没有枪，一人扛着一根枣木扁担，不象是打仗的倒象是一伙送军粮的挑夫队。虽然没有武器，但共军新兵的思想觉悟却不低。国军“政治指导室”给他们做“精神训话”，几个俘虏居然反过来搞鼓动宣传，他们私底下扯着罗华拉家常：“朋友，看你也是个苦出身。咱们天下穷人是一家，不要为地主老财去卖命……”。罗华从小就在船上拉纤，风吹雨打弄得满脸沧桑，看上去确实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可他这人阶级觉悟太低，最不喜欢别人说他穷，被揭了老底之后就有些恼羞成怒：“去去去！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老子才不和你们一家人”。那时候，共产党正在军队里开展“三查”“诉苦”运动，也就是查工作、查思想、查阶级，通过“诉苦追根”查出阶级根源，然后让“剥削阶级思想向无产阶级思想投降”，大家再重新站队，全都站到了劳动人民一边……国军军官对这种做法虽有耳闻，但却闹不清是怎么回事，于是就组织共军俘虏进行现场表演，让国民党的政治指导员和政治协理员在边上观摩旁听。诉苦会的效果真是惊心动魄，震得国军将士目瞪口呆，大家都说共产党的这一招实在太厉害了。可厉害归厉害，最后还必须批判才行，这讲评的任务就落到了指导员的头上。于是蔡智诚就指出：共军诉苦的实质不是“哭穷”而是“均富”，这是长毛造反的老招数，共军把贫穷的仇恨都推到有钱人的身上，把暴力土改当成了让懒人致富的捷径，这分明属于违背社会传统道德的行为……蔡指导员在台上讲得口干舌燥，底下的听众却应声寥寥，因为明摆着的情况是共产党那边欢欣鼓舞、国民党这边怨声载道——不能给老百姓分地分粮食，扯什么传统道德都无济于事。罗华被解放军的诉苦代表搞得眼泪汪汪，光顾着哭了，结果共产党的宣传没弄懂、国民党的道理也没听清。他懵懵懂懂地问指导员：“老蔡啊，我祖上也是有房子有地的，后来被我爷爷耍钱输光了，你说这赌博到底算不算是剥削？”“……”，蔡智诚也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1948年的上半年正处于“戡乱战争”的全面防御阶段。对国军而言，这种形势虽然比较被动却不用太动脑筋——反正共军没有打来的时候大家就休息等待，等共军打到哪里再去哪里救火，一切行动听共产党的安排。这期间，“徐州陆总”将原先的三个绥靖区增加为十一个，把战区划成了一块块“责任田”，从表面上看是用“点线防御”的办法谋求面面俱到，但其实是处处设防、处处分兵，根本无法集结力量。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只好由一两个整编师临时组成战略机动单位（也就是通常所称的“小兵团”）四处应付，结果是遇到小股共军围不住、遇到重兵集团又吃不消，顾此失彼、疲于招架，几个月下来就身心疲惫、士气低落了。在蔡智诚的印象中，自从48年的春节过后，突然一下子就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了好多共军主力。这个时期，各地纷纷传言“共产党正在全面征兵，青壮年男子都加入了军队”，而乡村道路两旁的赤色标语也从原先的“夺取民主自卫战争的胜利”变成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徐州的形势陡然变得万分紧张，蔡智诚他们在城里也呆不住了，不得不一次次外出作战。48年4月，徐州城里的各军政单位正忙着热烈庆祝蒋介石当选“行宪”之后的首任总统。在刚刚结束的国民大会上，老蒋在两千七百多名代表中间得到了两千四百多张赞成票，真正是众望所归、如愿以偿，值得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可共产党人却一点儿也不给蒋总统留面子。国民政府在南京开大会，共军的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政委陈丕显）就在首都的边上开仗。华野2纵（滕海清）、11纵（胡炳云）和12纵（陈庆先）先是攻克了益林，接着又向盐城发起猛攻，整得国军鸡犬不宁、不得不抽调重兵进行围堵，从而引发了“第二次盐南战役”（也称“盐南出击战役”）。参加此次战役的国军南线兵团由整4师和整25师组成，司令是黄百韬；北线兵团由整72师和整83师组成，司令是张雪中，第三快速纵队担任战役总预备队，主要在射阳河一带活动。应该说，国民党军在这次战役中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南北兵团两面夹击，到5月下旬就击退了共军的进攻、夺回了先前丢失的城镇，并且还占领了苏北军区的根据地合德（今江苏射阳），以至于解放军方面也承认“盐南出击战役是一次不成功的进攻作战”。这次战役失利的原因，华野方面认为是“战线过宽，兵力分散”，但在蔡智诚看来却是苏北兵团的训练水平不够强。苏北兵团是48年3月刚刚组建的部队，老兵不到三分之一，而且大部分是山东人，这些战士基本上都不会游泳，在南方的水网地区杀来杀去、被淹死的比被打死的还多。双方军队在射阳河两岸穿梭交战，共军很快就失去了机动能力，跑也跑不动、聚也聚不拢，岂有不吃败仗之理。不过，土八路虽然走水路不行，但只要离开了河网地带，他们的行军速度就快得吓死人。第三快速纵队5月27日刚刚占领了合德，31日就得到消息：华野11纵正在围攻黄口！——黄口（今安徽萧县黄口镇，当时属于江苏省）与射阳之间的直线距离大约330公里，行军路途还至少两倍于此，伞兵们实在想不通共军怎么会在几天之内就飞到那边去了?那黄口是伞兵部队的防区，伞一团离开之后就只剩下一些地方武装在那里站岗，凭他们无论如何也挡不住共军主力的围攻。快速纵队只好赶紧掉头回去增援，蔡智诚他们坐在车上直犯嘀咕：“这伙共军真难缠，刚在东边吃了亏、转眼又跑到西边去捣乱，活象一帮打不死的孙猴子……”其实，解放军战士并没有钢筋铁骨，几个月来，他们一直是以顽强的意志和牺牲的精神在支撑着自己坚持战斗。先前，苏北兵团不断攻击苏中和苏南地区是为了吸引国民党军主力东移、配合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48年3月转出大别山，5月份在洛阳成立了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的中原军区），而现在他们再度不顾疲倦地发起新的攻势，是为了破坏陇海铁路东段交通，迟滞国民党军西援进程、配合即将展开的豫东战役——蔡智诚他们当时并不知道共军的战略意图，但即使是知道了，他们也无法理解共产党人的团结协作精神，更无法理解解放军的那种为了全局而甘愿牺牲自己的高度觉悟。第三快速纵队从合德赶回徐州、再从徐州赶往黄口。这时候，前方的道路已经被共军破坏了，伞兵的大卡车开着开着就翻下了路坎，各种物资撒得满地都是，无奈之下，大家只好扛着大包小包徒步行进。穿着伞兵大皮靴走路本来就是件很受罪的事，再扛着沉重的军需装备就更让人举步唯艰。这狼狈的模样引得路边观看的整77师指指点点：“瞧，一帮公子少爷，出门打仗还带着帆布帐篷鸭绒被，简直不象个当兵的样子……”整编第77师（王长海部）是西北军冯治安的老底子，原先人马挺多的，如今被老蒋裁得只剩下整37旅（旅长吉星文）和整132旅（旅长过家芳，中共地下党员）。37旅是打响卢沟桥抗战第一枪的29军37师，而132旅就是曾经血战南苑的赵登禹132师，这两支部队依然保留着老西北军的传统，衣着朴素、吃苦耐劳，好多官兵的肩上还扛着大刀。但他们普遍对内战抱有抵触情绪，极不情愿为蒋家王朝卖命，比如这次救援黄口，他们就坚持要求让伞兵在前头开道、自己留在后面负责侧应。于是，第三快速纵队只好沿着公路向黄口方向攻击前进，伞一团（附战车营）在左翼突击、伞二团（附装甲车营）在右翼进攻，部队从6月4日下午开始与共军发生接触，之后接连攻克夹河寨、郝寨、沙塘、周庄、北新庄、杨楼、蔡庄、李庄……“计毙匪1900余、俘302名，卤（虏）获步枪机枪冲锋枪掷弹筒等武器弹药甚多，另步话机1台、电话机5部、骡马若干”。战至6月15日，华野11纵主动放弃黄口，第三快速纵队遂告完成救援任务。在这些天里，蔡智诚没有上前线与共军交火，但他却碰巧“立了一功”。6月14日下午，蔡指导员去卫生大队慰劳伤号，正当他带着两个勤务兵走到唐楼村附近的时候，迎面遇到了一男一女。那男的挑着两大桶米饭，女的担子一头装着酱萝卜、另一头盛着白菜汤，俩人一看见国军官兵就吓傻了，愣在那里跑也不是不跑也不是，蔡智诚发觉情况不对，立刻把他们扣下来进行审问。男的挺痛快，没费什么事就招供了。他说四五里之外的洼地里藏着两百名解放军，其中有个人给了三块大洋，委托他们两口子置办饭菜，说好了送到以后再给五块洋钱……那男的一头说，他老婆就一头在旁边打岔：“老三！老三！不能乱讲，要遭报应的”可这老三却不肯住嘴，竹筒倒豆子似的交代得干干净净，一边坦白还一边申明：“我可没有说瞎话，长官你可以去核查”。核查？说得轻巧。蔡智诚他们只有三个人，哪里敢跑到洼地跟前去看一眼。当时共军苏北兵团的一个连通常不过六七十人左右，这两百号人马差不多就是一个营了，要想核查也必须找大部队来帮忙才行。离唐楼最近的队伍是132旅的396团，蔡智诚于是就跑去报告情况。那位团长名叫王刚（黄埔六期生），皱着眉头半信不信的、好象觉得很麻烦，而副团长贾宗周（中共地下党员）却一个劲地泼冷水：“诡计、诡计，我看是诡计，八成是共军的圈套”。蔡智诚也弄不清那位送饭的老三讲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只好向两位团长表示：“反正我把情况都告诉你们了，该怎么处理你们自己负责”。王刚团长琢磨了老半天，最后还是决定带部队去看一下。结果396团摸到洼地附近的时候正好遇到共军往外面走，双方随即展开近距离交锋，一场拼杀下来，解放军吃亏不小。洼地里的这些解放军属于华野11纵33旅98团一部，他们撤出阵地以后实在走不动了，所以想先找个地方躲一躲歇歇脚、吃点东西再接着赶路，却没想到走漏了风声，让396团拣了个大便宜——据蔡智诚回忆，当时共军官兵的鞋子全都磨烂了，一双脚血肉模糊，经过苏中苏南的数月鏖战再加上从射阳到黄口这几百公里的强行军，即便是铁人也被拖垮了，何况他们只是刚组建不久的新部队，因此败给第三快速纵队这样的精锐嫡系或者132旅这样的百战劲敌也实在是情有可原。PS几句：一、《亮剑》中说李云龙的部队是“华野11纵2师”，其实无论是华野11纵还是中野11纵都只设了31旅、32旅和33旅，并没有“师”级单位。不过华野11纵（编为29军）后来倒确实是驻扎在福建前线的，比如这里提到的11纵33旅，他们的旅长梁灵光就曾经担任29军参谋长、厦门市市长、福建省副省长和广东省委书记。二、原国民党整77师132旅396团于淮海战役期间参加了“贾汪起义”，团长王刚在起义的中途逃跑了。396团后来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4军102师304团（团长贾宗周），再改为公安13师39团，最后被撤编。以马甲所知，目前我军唯一仍保留的具有西北军底子的部队是第27集团军235旅（机步旅）的第4营（战车营），它的前身是整132旅的395团，国军时期的编号是“代字5392”，共军时期属于“51002部队”。黄口解围之后，伞兵们松了一口气。大家一边和伞一团团长张信卿打趣“好不容易帮你们收回了驻地，快请我们喝酒”，一边议论着司令部将要返回徐州还是将迁到新安镇去。有天上午轮到蔡智诚值勤，他在大院里遇到整25师（黄百韬部）的一个副官，觉得十分希奇：“咦？你们不是去兖州了么，怎么跑到这里来了？”5月份的时候，整25师和快速纵队都在盐城附近打仗，可打着打着共军就不见了。接着就听说黄口被包围（属于苏北兵团“陇海路东段战役”），伞兵连忙回来救黄口；然后又听说华野7纵、9纵和13纵正猛攻兖州（又称山东兵团“津浦路中段战役”），黄百韬于是赶快跑去救兖州。两路人马就此分道扬镳，却没想到又在这里碰了头。“唉，刚到兖州的边上就让我们往回走，说是先去河南救第七兵团……”，整25师的副官悻悻地回答。“啊呀，老兄，你们可真够辛苦的”，蔡智诚显得十分假惺惺。“呵呵，我们辛苦，你们也清闲不了，反正大家是一起去”。那副官冷笑起来，倒让蔡上尉大吃一惊。其实，蔡智诚对河南的情况已有所耳闻。早在几天前，伞兵就听说开封城防被共军攻破了，开会的时候张绪滋司令讲起自己的黄埔同学李仲辛（整66师师长，在开封战役中身亡）还眼泪汪汪的。没过两天又听说邱清泉的第5军收复了开封，但区寿年的第7兵团却一不留神被共军给包围了……这区寿年也是张绪滋的什么陆大同班，所以7兵团的命运同样惹得张司令牵肠挂肚。游乐智开玩笑说：“张司令流年不利，他的同学都挺倒霉的，不是这个出事就是那个出事”但蔡智诚却有不同的看法：“你们‘正期班’的在战场上好歹还有些同学照应，若是我们这些‘养成班’的遇到了麻烦，连个关心的人都没有，那才叫做惨呢”国民党的军官有“正期班”和“养成班”之分。所谓“正期”是指经过正规军校训练的军官，大致相当于职业军人，退休的时候可以得一笔养老金，而蔡智诚这类半路出家、只上过什么培训班的货色只属于“军团养成”，比起“正牌正期”真是差老鼻子了。蔡指导员的一番话激起了游营长的虚荣心。“那是，我们正期生一辈子都要在行伍里拼搏，不讲究点精诚团结怎么行？哪象你们养成的，打完仗还可以去干别的行当，不必把军队当靠山”蔡智诚却只有暗暗苦笑：什么“正期”也好、“养成”也罢，事到如今大家还不是一样的在战场上拼杀。说是打完仗还可以去干别的行当，可天晓得这内战什么时候才能够打完呢？不说别的，眼下的这一仗就躲不过。6月27日，蔡智诚他们接到徐州陆总的正式命令：第三快速纵队配属整编第25师指挥，即刻赶往河南睢县。说实话，伞兵上上下下都不大愿意立刻就出发参加战斗。这一方面是因为部队自4月份以来连续征战太过疲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经过黄口战役之后军需物资还没有进行补充，各单位的手里都只剩下不到两个基数的弹药，应付小规模冲突还算勉强，仗打大了就肯定不够用。快纵司令部的电报一通接一通地发往徐州，请求等弹药和油料补足了以后再动身。可当时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在南京办公，徐州的战事都由参谋长郭汝瑰统筹安排，等了两天，郭参谋长没把物资送来却派来了第一补给区司令朱鼎卿（朱怀冰的弟弟，1949年在四川起义），朱大军需一个劲地向官兵们保证已经预备好了一万加仑汽油和一万发炮弹，还有弹药粮食什么的，请大家先行出发、物资随后运到……信誓旦旦地讲了老半天，伞兵们这才于29日夜间登上了火车。在站台上，蔡智诚发现战车和装甲车并没有随队出发。打听以后才知道，原来装甲部队的行动必须经过蒋纬国的批准，小蒋让部下径直返回徐州休整，就连郭汝瑰也拿他们没办法。装甲兵可以肆无忌惮地回家睡觉，其他人却没有这个运气。6月30日上午，军列开进商邱的朱集车站，只见月台上站满了第二交警总队的队伍，一帮穿着五花八门的官兵正等着上火车。这情形让蔡智诚他们觉得十分纳闷：商邱是第六绥靖区司令部的所在地，而现在六区的整75师已经在战场上被包围（区寿年就是第六绥靖区的副司令），如果再把第二交警总队派上去，商邱顿时就变成了一座空城，第六绥靖区司令部不要命了？怎么敢这么干呢？正在议论纷纷的时候，快纵副参谋长罗国英上校给大家解开了其中的玄机——原来这第六绥靖区的司令官是周岩，而被共军围困在龙王店的区寿年兵团正是周岩的基本部队，老周丢掉这点老本就要成光杆，有道是有兵好做官、没兵就没势，所以他现在拼了老命也要把本钱抢回来，哪里还会在乎商邱是不是空城。但那第二交警总队是军统的队伍，他们怎么会愿意帮着周岩去扳本呢？罗副参谋长接着解疑答惑：“张绩武（交警总队长）哪里是去救区寿年，他只是希望和我们混在一起。想想看，要是连我们都挡不住共军，他们守在商邱也是死路一条，还不如趁早跟着大部队跑……”参谋长的一席话说得部下连连点头，大家齐声称赞上校就是上校，确实比少校上尉们站得高看得远。上校的水平不低，但比起中将就差远了。据罗国英透露，快速纵队刚编入黄兵团，黄百韬中将就把快纵的炮兵部队统统收了过去，并且还要求伞兵把大口径机枪也全部交给整25师管理。张绪滋司令坚决不答应，结果两人就吵了起来，最后闹得不欢而散。这消息弄得大家很不高兴。蔡智诚学过炮兵，知道集中使用火炮的好处，但黄百韬要了大炮还想要大口径机枪就太过分了。伞兵已经交出了榴弹炮和迫击炮，如果再连一挺重机枪也没有，那不就跟警察部队差不多了么？于是立刻有人嚷嚷起来：“他黄百韬一个陆军老杂牌算什么东西，凭什么指挥我们伞兵？散伙散伙，不跟他们干了！”…… ……就这样，军列在一片嘈杂声中驶向了豫东战场。6月30日下午，军列到达河南省宁陵县的柳河镇站台上守候着整25师的联络副官，他手里拿着一纸手令，十分认真地通知伞兵张绪滋司令和第二交警总队张绩武总队长立即到程庄的“兵团司令部”去参加军事会议。张绩武很快就动身了，但张绪滋却不乐意从命，他只是打发参谋长戴杰夫（湖北人，黄浦八期生，后任蒋介石侍从武官、台湾特种部队总队长）去当自己的代表，而且还满不在乎地说：“我们快速纵队是来协同整五军夹击杞县共军的，不是他黄百韬的部下！”张绪滋做这番表态是有原因的。被困在睢县包围圈里的是区寿年兵团，它的官方招牌是“第七兵团”，这本来是个只有两个整编师（整75师、整72师）的小兵团，规模与邱清泉整5军（整5师、整70师）或者胡琏兵团（整11师、整3师）差不多。豫东战役爆发前，国民党军事高层已经意识到战争的决战阶段即将到来，以往的小兵团编制已经不适合形势的需要，所以决定把属于杂牌性质的区寿年兵团兼并掉、重新组建一个由四个整编师合成的大兵团——这对于掌管兵权的将军们来说当然是个扩充实力的大好机会，可是，由谁出掌未来的“第七兵团”呢？杜聿明提出的人选是邱清泉、而陈诚则推荐胡琏，搞得蒋总裁很是拿不定主意。就在这时，正等着被兼并的区寿年兵团却被解放军给包围了，于是邱将军连忙从北边赶来救援、胡将军赶紧从南边跑来解围，大有点谁先拣到区兵团就归谁指挥的意思。解放军早就料到这两路人马有可能跑来凑热闹，于是华野部队在杞县挡住了邱清泉、中野部队在淮阳顶住了胡琏，两路援兵连攻数日毫无进展，这就给了黄百韬一个机会。抗战时期，顾祝同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黄百韬是他的参谋长，现在老顾正以陆军总司令的身份主管徐州战区，当然愿意找个机会照顾照顾自己的亲信部下。本来，黄百韬已经内定为“第一绥靖区司令长官”，这个职务只有虚名没有兵、还不如整25师师长的位置更实惠一些，所以顾总司令赶紧想办法，提出让黄百韬也参加救援区兵团的竞争，蒋总统一高兴、居然就答应了，于是黄师长就兴冲冲地从山东兖州赶回来抢这把“第七兵团司令长官”的交椅。可这时候老黄的手里只有一个整25师，份量明显不如小胡和小邱，于是乎，顾总司令就配上了第三快速纵队和第二交警总队，凑足一个“黄兵团”，让他上阵大干一场。这么一来黄百韬高兴了，张绪滋却很不痛快——堂堂伞兵属于空军的编制，且不论愿不愿意改行当陆军，即便一定要加入什么兵团，也是宁愿回到远征军系统的整五军，至少也得归属黄埔嫡系才行，岂能够在杂牌将领黄百韬的手下干事。因此，张司令从一开始就和黄师长磕磕绊绊的，反复强调自己只是“客串”不是“加盟”，搞得整25师的一帮人都很烦他。好多人都认为整25师（第25军）是黄百韬的“基本部队”，其实，老黄哪里有什么家底。整25师根本就是由不同来路的三个旅拼凑起来的大杂烩，不仅与黄埔嫡系无关，而且与黄百韬自己也没有什么渊源——第40旅是由“财政部税警总团”发展而来的（关东娇子MM最崇拜的孙立人将军就在这支部队里干过），这个旅的战斗力比较强，是25师的主力；第108旅原先是东北军108师，王以哲的队伍，曾经参加过西安事变；第148旅则属于川军“袍哥部队”，旅长廖敬安是“范傻儿”的把兄弟，这个旅的特长是抽大烟，没有鸦片就不会打仗，搞得黄百韬无可奈何，最后只好请他们回家，而他们回到万县以后就参加了和平起义，廖敬安还当了四川省政协常委，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所以，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让自视甚高的“伞兵精锐”瞧得上眼，他们又怎么可能愿意加入“黄兵团”的编制。在当时，不仅张绪滋对黄百韬爱理不睬的，就连蔡智诚这样的小上尉都不把整25师的中校上校放在眼里，结果弄得两家的关系特别僵，以至于几十年以后写回忆录的时候，黄百韬的随员们还在骂伞兵是“花架子”、“中看不中用”……说起来，黄兵团的人揭发国军伞兵怕吃苦打不了硬仗，并不完全是瞎话。只不过蔡智诚他们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外强中干——伞兵自组建以来就一直没有吃过什么大亏，反而还经常撵得共军到处跑，这使得他们自以为本领十分高强，再加上邱清泉和胡琏这两大“王牌主力”距离战场并不远，所以大家都不认为将会遇到多大的困难。快速纵队离开柳河车站之后，随即乘车前往逻岗村（今宁陵县逻岗镇）。负责运送伞兵的是汽车第28团，这帮司机也是些势利眼，只愿意给“嫡系精锐”开车却不肯帮黄百韬拉大炮。宁陵、睢县这里属于黄泛区，地面上的黄沙堆积有一尺多厚，整25师装备的是日本武器，大炮都是铁轮子的，一旦陷进沙里就动弹不了。汽车司机不肯帮忙，人家的炮兵只好用骆驼拽，而那些骆驼尽是些抗战以前就“入伍”的老牲口，一个个光秃秃的、毛都掉光了，孬货拉破车，看上去既可怜又可笑——蔡智诚这才明白黄百韬为什么非要把快速纵队的炮兵装备硬抢过去，因为伞兵的美式大炮是胶皮轮子的，比较轻快，否则光凭着整25师自己的日本家什，等仗打完了炮兵也难以到位。逻岗村是个很大的庄子，第40旅的旅部就驻扎在这里。一进村，蔡智诚就瞧见几个年青人正往墙上刷标语：“刘茂恩是头大笨猪！”，旁边还围着一群国军官兵，都在哈哈地笑。刘茂恩是国民政府的河南省主席，这么糟践他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几位青年是开封市的学生。早在6月上旬，省城里就有传言说共军要发动进攻了，校长们连忙向政府请求转移学生，可刘茂恩主席却拍着胸脯保证“城池固若金汤，共匪断不敢侵犯”，什么预防措施也不肯答应。学校只好继续上课，结果几天以后解放军就围了城，双方大炮猛烈对轰，炸得古城内一片狼籍，好几所学校都变成了废墟，刘茂恩这时候才宣布让大家“自主疏散”，自己也化装成老百姓逃出了开封……学生们死伤惨重，好不容易才脱离战火，心里气愤极了，于是一路写标语臭骂刘茂恩的无能无耻，还扬言要把混在难民堆里的省主席给揪出来，送到南京去公审。这件事情满有意思的，当兵的都觉得挺好玩。蔡智诚看见这几位学生衣冠楚楚、白白净净，显然是殷实人家的子弟，又想起“诉苦大会”上解放军战士对有钱人咬牙切齿的样子，就忍不住问他们：“从战区里出来的时候，共产党有没有为难你们？”，那几位年青人回答：“没有啊，共军的方针很宽松的，遇到学生就放行，不搜身也不阻拦……”这个消息有点出乎蔡智诚的意料之外，他想不通共产党为什么会对学生格外的客气。当然，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几个月之后，这条随意打听来的经验会在战场上救了他的命。当天，快速纵队在逻岗村附近宿营，7月1日早晨继续出发。现在有的文章把黄百韬兵团投入睢杞战场的过程吹嘘得急如星火、雷厉风行，好似天兵天将一般，其实根本没有这么玄。黄百韬当时的实力并不强——整25师的兵力只有两个旅（148旅没有参加豫东战役），第三快速纵队也仅有两个团（一团和二团），而第二交警总队只不过相当于一个团，因此，所谓的“黄兵团”其实就和一个整编师差不多。以这样的兵力去迎战华野的几大主力纵队，当然只敢步步为营、处处谨慎小心。但出人意料的是，邱兵团和胡兵团被解放军阻击得很厉害，而黄兵团的行动却没有遇到象样的阻拦，黄百韬的部队几乎是兵不血刃地进入了战场，到7月1日傍晚， 108旅和25师师部推进到帝邱店（帝邱乡），第二交警总队推进到陈岗村，而第40旅和第三快速纵队则推进到和楼村一线，前锋占领了田花园。田花园、帝邱店距离区寿年兵团被包围的龙王店和铁佛寺只有十公里远，而这时候，邱清泉兵团也已经推进到包围圈以西二十公里处的过庄、张阁一线。也就是说，区寿年部队的大炮如果向东打，可以直接掩护黄百韬兵团，如果向西打，又可以与邱清泉的炮火连成一片。仗打到这个份上，连蔡智诚都觉得共军一定是非撤退不可了。华野部队是否撤围？对解放军而言，这是关键时刻。粟裕将军回忆说，在他戎马生涯期间曾经有过三次最紧张的时候，第一次是宿北战役，第二次就是豫东战役（第三次大家都知道，淮海战役）。综合各方面情况来看，粟裕这一次之所以如此紧张，主要是由于他事先没有料到黄百韬兵团会投入睢杞战场，而且来得这么快。因为事实上，整25师先前已经被山东兵团吸引到兖州去了，而且苏北兵团也已经发动陇海线战役、切断了铁路，可谁知道顾祝同居然会突发奇想、让黄百韬跑来抢“第七兵团”的交椅，而国民党军在击退华野11纵之后又很快地修复了陇海铁路，这才使得这股“预算外”的部队奇迹般地出现在了战场腹地，以至于粟裕一时之间抽不出任何兵力进行拦截，结果让黄百韬兵团轻而易举地靠近了包围圈。这真是千钧一发的时刻——7月1日这天，区寿年兵团已是穷途末路，但经过开封战役之后的华野各纵队也已经十分疲劳，如果不能迅速解决包围圈里的敌人，解放军很有可能被东西两向的援兵反包围，让国民党军实现“中间开花”。而即便是消灭了区兵团，华野部队也可能被邱、胡、黄的重兵集群团团咬住无法脱身，从而落入被动挨打的局面。何去何从？危急关头方显英雄本色。粟裕大将断然决定：打！大兵团决战应该改变过去那种“有多少本钱做多大生意”的旧观念，只要战机在握就坚决地打下去！华野总前委号召全军指战员克服疲劳、不怕牺牲、顽强战斗，不仅要迅速歼灭区寿年，还要痛击邱清泉、消灭黄百韬，以一搏三，夺取豫东战役的全面胜利！这时的蔡智诚当然不会知道粟裕将军的决心。1948年7月1日的夜晚，他正在睢县田花园村的一所民房里翻看《聊斋志异》。田花园是豫东乡间极为普通的村庄，当时属帝丘店乡（现在属于董店乡）。村里住着百十户人家，因为打仗的缘故，老百姓几乎都跑光了。伞兵搜索营是作为快纵的前锋部队抵达田花园的，官兵们一进村就忙着号房子，营部的目标自然是全村最大最气派的宅院。大宅院的主人已经逃走了，只留下一个老长工在家里当看守。这老头是个十分忠心的“义仆”，他院里院外的来回奔忙、这也不许拿那也不许碰，营长想住进上房，老头儿死活也不答应，跪在门口猛磕头，好象非要把他杀了才能够跨过那道门槛。大伙都劝他：“等会打起仗来，什么房子也保不住，你何必这么死心眼呢？”，可那老头却哭着回话：“东家给了一身寿衣，俺知足了！死也要对得起老爷和太太……”伞兵们被闹他得没办法，蔡智诚只好说：“算了算了，人家这也是守土有责”，游乐智营长也冲着老头直竖大拇指：“佩服佩服！要是当兵的能有您这份精神，打仗的时候就好办了”。这么一来，营部的军官就只好住在下房和偏房。蔡智诚住的不知道是什么房间，屋子里摆着一本《聊斋志异》，于是他就拣起来翻看，什么狐仙啊蛇妖啊男魔啊女鬼啊，见到有趣的就念给罗华听，听得罗华直捂耳朵：“呸呸呸！在战场上讲鬼讲怪，真是晦气”。罗华不愿意听聊斋，只好到院子里乱逛。逛了一会又嘻嘻哈哈地跑了回来，说他趴在上房的窗子上往里瞧，发现那老长工穿着一身绸缎衣裳，正直挺挺地躺在宁式床上等死呢。“描金绘银的苏州大床，拔步雕花红木架子，要不是因为我们打仗，这老穷光蛋一辈子也别指望穿上绸缎寿衣、更别想睡上那张床！”，蔡智诚赶紧嘱咐协理员：“各人有各人的志向，你可不要欺负那个老实人”。“我才不去理睬他呢！呵呵，这老头是个傻蛋。好死不如赖活着，到时候一刀砍在脑袋上，穿着皇帝的龙袍又有什么用？”，罗华仿佛哲学家一样地总结说。7月2日，烈日当头，空气十分干燥。上午九点来钟，搜索营到达何庄附近，听见尖兵报告“前方有情况”，几个军官赶紧捧起望远镜仔细打量。大家发现何庄西面的高杆植物都被砍倒了，村口外面还堆着一些新土，很明显是已经有人清理了射界、修筑了工事。毫无疑问，前面是共军的阻击阵地，但国军一时还搞不清对方阵地上的兵力。若是有战车部队在旁边，只要把坦克开过去就可以探明虚实了，但现在装甲兵还在徐州睡大觉，所以只好由伞兵亲自去试一试火力。一连承担了出击任务，士兵们呈扇形队列搜索前进。走到距村口约百米远的地方，何庄阵地上开火了，一连立刻实施还击、并组织了两次进攻，效果都不大。游乐智营长在步话机里喊：“怎么样？能冲过去么？”，一连长石家勇回答：“够戗，不好办”，游营长于是命令：“不好办就回来吧”。看见国军往回撤，解放军就展开反击，村子里忽啦啦冲出来好几百人，又喊又叫的想抓俘虏，伞兵的机枪阵地立即实施火力压制，十多挺 M2机枪从一公里之外猛扫过去，生生地在追兵面前竖起了几道火网。蔡智诚一边用望远镜观察弹着点，一边指挥机枪手调整参数，根据他的判断，共军追出村口的这个营最多只跑回去了一个连。伞兵一连回到出发地，石家勇气喘嘘嘘地对二连长说：“我们已经玩过了，现在轮到你们上”，可二连长却嬉皮笑脸地回答：“我们也不上去，让大部队来玩”。搜索二连刚才已经侦察过周边的环境，发现这里到处都是共军的阵地，起码能有一个团的兵力。何庄、刘楼一带的村落很奇怪，它的民房并不是聚在一起的，而是三三两两的散落成一大片。因此，从地图上看应该是相隔几公里的两个村庄，实际上却是十多个连在一起的小建筑群，在这样的地形上很容易囤积重兵、也可以利用民房建立起相互策应的防御体系，让攻击方难以下手。搜索营本来就不是攻坚部队。它担任前锋的主要任务是侦察警戒，发现目标之后只要先判断情况，然后控制住战术支撑点、掩护后续部队展开就行了，所以蔡智诚他们遇到小股共军的时候可以打一下，但碰到硬骨头就不敢惹了，大家赶紧退到安全的地方，一边向炮兵和空军报告方位坐标、一边呼喊大部队快来帮忙。过了没多久，一团上来了。张信卿团长笑呵呵地与搜索营的军官们一一握手打招呼，还特意问游乐智营长：“怎么样？吃亏了没有？”，听说只伤亡了十几个人就高兴地点点头，好象很宽慰的样子。张信卿上校是黄埔八期生，以前不是当参谋就是当副官处长，心慈面善脾气好，特别关心人，可带兵的本事却很一般。当时的伞兵部队也不知是怎么考虑的，三个团长张信卿、郭志持和刘农畯都是从总部机关选出来的好好先生，而基层出身、比较能打的井庆爽（抗战期间的一队队长）、李海平（三队队长）和姜键（二队队长）反而都只当了副团长。一团摆开架势、噼里啪啦开打了，打下了何庄又接着打刘楼，二团赶到以后就插不上手，闲着没事干。何庄和刘楼在地图上看隔着一大截，但其实是连在一起的，按照张信卿的那个磨蹭性格，挨家挨户的逐个攻击不知要打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所以张绪滋司令就命令伞兵二团绕过刘楼、迂回侧翼，直接进攻马口庄（殷庄）。下午四五点钟，伞兵一团和二团的战斗仍然陷于胶着之中。这时候接到空军的情报，说是从洼口（皇台村）一带出来了两千多名共军，正朝着马口（殷庄）方向跑步增援，空军进行了轰炸拦截，但共军不顾伤亡继续前进……张绪滋司令听见这消息就有点慌了。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共军是很少在白天进行大规模反攻的，这说明前方局势已经到了十分紧张的时刻。他立即命令罗国英副参谋长率领搜索营去马口支援二团，要求各部队尽最大力量发起总攻击，一定要在天黑之前拿下刘楼和马口庄。搜索营下辖五个连（四个搜索连和一个营部连），除了没有迫击炮，别的条件都不错，特别是官兵的身体素质非常好，接到命令之后立刻开始狂奔。对蔡智诚他们来说，十公里以内的负重越野简直属于家常便饭，可罗国英参谋长却不行，他是个大胖子，跑着跑着就落到后面去了，游乐智营长只好让政治协理员罗华去陪着罗上校，除了帮他背东西、还时不时地扶他一把。跑到半路上，斜刺里窜出来一两百个身穿草黄色军服、胳膊上带红袖标的士兵，浑身的打扮就和整25师的108旅一个模样。蔡智诚正纳闷“他们怎么也钻到这里来了？”，忽听得前面喊“打！打！”，这才明白是遇到了共军——这伙人是从刘楼阵地上退下来的败兵。于是就开打，冲锋枪象刮风一般的猛扫过去，共军躺倒了一大片，剩下的只好掉头又往刘楼跑。可就在这时候，天空中出现了战斗机，空军三大队的一帮傻小子把地面的人全当成了解放军，扑下来又是俯冲又是扫射的，把伞兵们打得连滚带爬。蔡智诚他们赶紧掏出反射镜向天上发信号，折腾了老半天，那些瞎捣乱的飞机才晃晃翅膀飞走了。这就是伞兵的信号镜。由史庭淞先生提供，他的祖父曾经是伞兵上尉分队长。战斗机飞走了，地面上却一片狼籍。搜索一连的损失最大，他们的连长和副连长都被打死了，石家勇的头部中弹，脖子上还挂着个破钢盔、脑袋却不见了，那样子真是奇怪。游乐智只好让蔡智诚去代理连长，因为老蔡原本就是从一连出来的，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搜索营一连是由原特务队第二、三分队合并而成的，蔡智诚曾任一连中尉副连长）。蔡指导员成了蔡连长，当然要拉着罗协理员一起回去。可当他好不容易找到罗华的时候，却见这小子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迷迷糊糊地报告说“罗参谋长不见了……”。说起来，先前游乐智营长派罗华去跟着罗国英其实是个挺合适的安排，因为罗华的体力好、战场经验丰富、而且还在解放军那边混过几天，在乱军之中当个保镖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可事情的关键是谁也没有料到国军的飞机会突然跑过来捣乱——罗华是从陆军部队直接过来的，到现在连降落伞都没见过，对飞机就更加害怕，空军将士在天上乱搞一气的时候，这小子埋头翘腚、恨不能挖个洞钻到地里去，等第三大队的战鹰折腾够了，他才抬起头来寻找长官，结果就怎么也找不到了。国民党伞兵副参谋长罗国英上校到底跑到哪儿去了？没有人知道。国军这边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而解放军那边也没有发现曾经俘虏过或者击毙过这么个人物，反正从1948年7月2日以后，这家伙就算是彻底失踪了……总攻还没开始，先把负责指挥进攻的参谋长搞丢了，这事情闹得挺尴尬。搜索营气喘嘘嘘地跑到马口庄前沿，游乐智报告说：“我部在增援途中遭到空军误击，罗国英上校失踪……”，郭志持和李海平听了都是一愣，大家不约而同地望了望天空，好象有点怀疑罗参谋长会不会是坐着战斗机飞走了。郭志持连忙向司令部汇报这个噩耗，而李海平副团长却阴沉着脸说：“不管那些了，抓紧时间准备，十五分钟后发起攻击”，然后就对表。战斗开始前，团长营长连长们总要对对表，这是规矩。伞兵部队里有手表的人很多，别说是军官，就连士兵也有不少戴表的，不过，打仗的时候永远只有一块表管用，甭管你是什么名牌，谁的官大谁的表就准，蔡智诚的“劳力士永动型金表”也得按照团长的指令调指针。下午六点零五分，又一轮进攻开始了，这次由搜索营和二团的第一营投入战斗。士兵呈散兵线向马口庄阵地攻击前进，一连代理连长蔡智诚走在队列的中间，在他左侧的是罗华，一连一排长海国英走在他的右边。前方，尖兵已经用指示牌标出了预先拟定的突破方向。这种指示牌其实是手帕大小的一块布，两端各有一根小棍，插在地上以后，朝前的一面是迷彩、朝后的一面是红黄相间的格子，不容易被对方发觉、本方的部队却看得很明白。攻击发起之初，伞兵的队形散得很开，解放军的拦截炮火打过来造不成太大的伤害。接着，国军的炮火也响了，远处的飞来的榴弹炮弹显得有些漫无目的，但从近处发射的迫击炮和重机枪却集中倾泻向了预定的突破地段，顿时，马口阵地被笼罩在了一片硝烟之中。三百米开外，共军没有还击，两百米以内，零零星星地有些掷弹筒打了过来，到了一百米左右，前方突然闪起一片亮光，伴随着“喀——喀喀——咯勾——”的枪声，马口阵地上的守军开火了。队伍里不断有人中弹倒地，身边不时地响起几声哭嚎或者几句咒骂。蔡智诚觉得这场景很象是在松山，只不过面前的不是他痛恨的日军却换成了他很不理解的共产党人，而他也不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已经成为了当年的游湘江一样的连长。“打了这么几年仗居然还活着，今天不会死在这里吧？”……他一边想着，一边把拳头举过头顶、上下屈伸了几下，然后指向右前方——全连士兵立刻奔跑起来，冲向了预定的突破口。写到这里，闲扯几句：《集结号》里有个场景是焦大棚向姜茂才比划战术示意手势，有朋友批评不真实，认为咱们中国军队是不玩这些动作的。确实，早先的中国军队很少使用战场手语，因为咱们的重火器少、火力不猛、战斗队形也比较紧凑，打仗的时候吹喇叭、吹哨子甚至喊话骂人彼此都能听见，没必要搞得这么费事——很多中国兵连枪都不会用就上了战场，哪里还有闲工夫学手语。不过，凡事都不能绝对。虽然用的少，但国军中间仍然有部分训练较好的精锐部队是懂得使用手语的，比如第五军，比如伞兵。因此解放军里有人愿意在高兴的时候显摆一下手语暗号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毕竟咱们抓过那么多的俘虏，从中找个教官学两招，并非完全办不到。但电影导演还是搞错了。焦大棚经常比划的一个动作是用食指和中指戳自己的眼睛（小心!），这显然是美军的式样，而国民党军虽然使用美式装备、但手语（包括其他基本战术规则）却都是德国式的。也就是说，除非九连能抓来个把正宗的美国顾问，否则谷子地他们从国军那里学不到这种动作。德国的手语是用拳头挥来挥去的，这大概是因为他们那儿比较冷，打仗的时候经常要戴手套，所以太细腻的漂亮动作就比划不了。不信大家可以看看二战片，《虎口脱险》里头那个德国军官去追修女的时候，在汽车上挥舞的那几下动作就和蔡智诚现在的姿势一样——意思是“向我靠拢，快速前进”，说简单点就是“跟我冲！”。炮火向前延伸之后，原本分散的攻击队伍就集中兵力冲向了预先选定的几个突破口。这时候，担任掩护的机枪也不再直接扫射突破地带，而是转向两侧射击、用火力隔断试图填补缺口的守军援兵。由于行动迅速，搜索营很快就突破了共军阵地。蔡智诚看见营部连（特务连）连长马佐相手里拎着一杆三八大盖，正笑得合不拢嘴，原来伞兵冲进马口庄的时候，有个解放军战士守住民房往外打枪，马大个子跑到跟前伸手一拽，居然连枪带人地把那士兵从窗子里给扯出来了……角落里蹲着几十个俘虏，游乐智正在审问他们：“是哪个部队的？村子里有多少人？”“11纵33旅的，有两个团……”咦？11纵33旅刚从黄口败退，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再问一遍才知道，原来他们是中原野战军的第11纵（王秉璋部），和先前的华野11纵不是同一路。搜索营攻上了阵地，可二团一营却没能打开突破口，他们被压制在一片洼地里，冲也冲不上去、退也退不下来。从步话机里可以听到周益群营长正一个劲的嚷嚷，老周是个广东佬，国语本来就不好，再一着急就更加乱套了，谁也听不懂他在喊些什么。罗华说：“周营长好象是在哭脸哦”，蔡智诚赶紧打断他：“不许胡说！”——不说归不说，但大家都知道老周这时候的腔调跟哭也差不多了。李海平急忙带着二营赶上来支援，团长还一个劲地要求搜索营继续向纵深突击、以减轻一营的压力。一营的压力大，搜索营的压力也不轻。为了把突破口的伞兵打回去，共军正不顾重机枪火力的拦截、拼着命地从阵地两侧向缺口冲过来，三连和四连各守一边、几乎快要顶不住了，二连和营部连又补上去帮忙。这时候再听见团部催促“向纵深发展”，游乐智只好说：“老蔡，你往里面打打看，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赶快退回来”。一连先前被空军扫射了一通，损失不小，而且蔡智诚这个连长又是代理的，所以游营长一直把一连当作预备队用。可没想到预备来预备去，现在却用在了最伤脑筋的地方——别人在缺口这里守着打，打不赢了还可以退下去，可蔡智诚他们这么稀理糊涂地往里闯，万一背后的突破口被共军堵上了，整个连就得被关在里面，想跑都没处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