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看热闹，记者们都为那些在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打的突击队员们捏了一把汗，连连惊呼“真勇敢，真了不起”。可实际上，进攻动作并不难完成，只要有足够的胆量，谁都可以去钻那个铁丝笼子，真正考量技术的是实施火力掩护的射手们，机枪和火箭筒的弹道必须控制在一米三到一米五之间（这也是战车和“装甲汽车”射击孔的高度），既不能打到铁丝网、还要准确击中敌方目标，真是不容易办到。四十分钟后，伞兵们终于在弥漫的硝烟中占领了敌人的据点。虽然有两位士兵不幸阵亡（一个是被跳弹打死的，另一个是被迫击炮崩起的砖块砸死的），但观礼台上的嘉宾依然对演习的效果十分满意。也许是因为第一次在阅兵典礼上看到实弹演练，记者们对这种“逼真的表演”感到特别新奇，以至于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对“战场景象”的描绘远远超过了对“蒋委员长国庆讲话”的报道。说实话，那一天，蔡智诚也弄不清楚蒋委员长到底说了些什么，他老先生在台子上满嘴的奉化方言，嘟嘟哝哝地讲了半天，台底下的人却不知所云。蔡智诚只听懂了一句“继往开来，继往开来”，回来以后问李行：“除了继往开来，蒋总裁还说了些什么？”，李行笑着回答：“一个继往开来的任务已经够艰巨了，你还想要怎么样？”——原来，他也没整明白。蒋委员长训话阅兵之后，别的官员都走了，只有陈纳德将军兴致勃勃地跑到伞兵总队来视察。不过，严格地说，这时候的陈纳德已经不是将军了，应该称为陈纳德董事长才对。抗战结束之前，原第十四航空队司令官陈纳德少将就辞职回国了。在中国的时候，这位飞虎队的领袖一直是民众的崇拜偶像，可回到美国以后，居然没有人愿意搭理他、就连他老婆也不把他放在眼里，这让出惯了风头的老头子觉得十分失落、十分郁闷。结果，一生气，他就离了婚、又跑回中国来了。这次回来，老陈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几十架旧飞机，敲敲打打修好了以后，又把原先飞虎队的部下召集起来，成立了一个“民用航空公司”（Civil Air Transport），简称CAT，从此不当将军改当了董事长——因为陈纳德名字的起首字母也是C，所以人们弄不清这“CAT”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是“陈纳德航空公司”，再加上老陈头本来就是个喜欢出风头的人物，于是就将错就错了。可话又说回来，这“陈纳德航空公司”还真不能算是单纯的“民用航空公司”。从“CAT”成立之日起，它就始终帮着国军打内战，从46年到50年，各大战场上空都有“CAT”飞机的影子，除了没有直接扔炸弹，其他的任务几乎全都参加了。比如这次双十节阅兵，伞兵空投时乘坐的运输机就属于“CAT”，头一架飞机的领航员还是由陈纳德本人亲自担任的。46年10月，正值陈纳德董事长“商场情场双丰收”的时候，他到伞兵部队来视察，身边也陪着那位中央社的女记者。当时，陈香梅还没有嫁给陈纳德，可南京上海的报纸早已把这件事情炒的沸沸扬扬，都说是“盖世英雄爱上绝世美人”什么的，搞得一帮年青军官们对故事中的女主角十分神往。等亲眼见到了真容，大家才知道，所谓的“漂亮美人”其实是个“美国话说得很漂亮的女人”。蔡智诚对陈香梅女士说美国话的本事十分钦佩。因为他自己的英文水平是只能看、不能念的，而11月份，伞兵总队将选派一批参谋到北平参加赴美留学前的集中培训，这时候，如何能听懂美国教官讲授的专业内容就成了困扰蔡智诚的一大心病。1947年，国民党军计划派遣2200人留美，其中空军的名额就占了将近一半。这些人分属于空军的各个系统，进修的方向也不一样，但却有个共同点，就是大家都只进过中国的学堂、不知道外国学校是怎么上课的。因此，空军司令周至柔就想了个办法，让“留美预备生”在北平集中培训三个月，请美国人当教官，仿照美国军校的模式进行管理，实际上是搞一次出国之前的适应性训练。伞兵总队最后确定了留美的十六人名单，其中有钟汉勋、蔡智诚、李行和莫永聪，而刘盛亨等人却落选了。原本挂靠在参谋处的“留美预备班”也宣布解散，蔡智诚由见习参谋改任“总队直属特务队”的分队长，军衔也由少尉升为了中尉。可巧的是，这时候正遇上伞兵换装，所以，蔡智诚刚刚摘下陆军少尉的肩章、立刻就穿上了空军中尉的行头。46年以前，“远征军”和“驻印军”（伞兵属于“远征军”）穿戴的是进口的美国军服，那衣服虽然比较正宗，但毕竟是按欧洲人的身材裁剪的，穿在中国兵的身上、怎么看都显得有些别扭，而且，美国货的数量有限，就连十八军、七十四军这样的嫡系主力也穿不上，因此，直到1946年底，新军服实现了国产化，各整编师才终于全部换上了新式样的“美式军装”。大换装以前，国民党伞兵除了“胸牌”（一个镶红边的布质标识牌）以外，其他的服饰全都是陆军样式，46年10月以后就改成了空军制服。其实，内战期间的国民党陆、空军军装的款式差别不大，只是在细节上略有不同。这是陆军尉官服。46年10月以前，蔡智诚穿的就是这种款式这是陆军校官服这是空军尉官服，46年10月以后的蔡智诚改穿这个。可以看出，空军尉官制服与陆军校官服十分相似，这大概代表了陆军和空军的地位。陆军的大帽徽。空军的帽徽和胸牌。蔡中尉戴上面那个帽徽，但不挂下面这个胸牌。伞兵胸牌应该是这个样子（没有找到实物照片，只好用图代替），实际上就是把空军胸牌上的国徽换成了降落伞陆军的肩章空军的肩章。可以发现，陆、空军校官肩章的差别较大，尉官的差不多蔡智诚，小中尉，只能戴这个好了，换上新军装，打扮齐整，蔡智诚就该去北平上学了。“军官训导大队”设在北平的南苑镇（现在属丰台区）。当时，北平有两个机场，西郊是民用机场，归“中航”和“华航”使用；南苑是军用机场，有夜航指挥塔，驻扎着空军一大队（B—25C中型轰炸机）和四大队（P—51D战斗机）的各一个中队，另外还有个六大队，装备的是日本的轻轰炸机和运输机，虽然机型很杂乱、却一天到晚忙碌得很，每天都载着达官贵人的家眷到东北去倒腾黄金白银。在蔡智诚的印象中，南苑镇就是个大兵营。这里的驻军很多，既有中国兵也有美国兵，这里的居民也大多是退伍兵或者是军属，与军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驻军多，南苑人说话有点南腔北调，没有那么浓的北平味，由于驻军的历史久远，南苑镇的商铺买卖也多与兵营有关。这里最常见的行当是小饭馆子、大澡堂子和缝补摊子。每天下午训练完毕，吃不惯馒头窝头的南方军官们就到镇上找一家饭馆，点几样酒菜、吃两碗米饭，然后踱进澡堂子里。伙计们自然会把军服送到缝补摊上去，估摸着晚点名的时间快到了，澡堂的老板就把军官请起来、递上一根烟，这时候，洗过的衣服已经烘干了、磨破的袖口已经补好了、揉皱的裤脚也已经熨平了，大家消除了白天的辛苦、穿着铮亮的皮鞋回营去，那感觉真是舒坦极了。李行和莫永聪能够在澡堂子里呼呼大睡，可蔡智诚却不行，他在那种地方睡不着，所以总是带着一本书、趴在床上看。训导大队分成十个队，伞兵总队和通讯、气象、防空、警卫部队的人分在一起，所学的课程涉及辎重、工兵、交通、爆破、战术、防毒、地形、情报和无线电等方面，教材是由美国人选定的，采用“混合教学方式”上课，先由中国教官做一遍指导、再由美国教官讲解同样的内容，学员们可以从中揣摩到两国之间的教育方法有什么差异。训导队的美国教员其实是陆战一师的军官，并不是真正的军校教师，但即便是这样，蔡智诚他们也能感受到中美军队在观念上的不同。比如，上战术课的时候，中国教官用三分之二的时间讲进攻、三分之一的时间讲防御，可美国人却用了一大半的时间讲如何撤退，好象他们打仗的目的就是为了逃跑似的。再比如，美国的参谋业务主要是算帐，先算算自己有多少物资、多少兵力，再算算对方有多大力量，然后才考虑怎么办；而中国教官一上来就让大家判断敌人的弱点在哪里、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如何以长击短。46年年底，正是国军在各大战场“高奏凯歌”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大举出击，向中原、苏北、鲁南、冀鲁豫、华北、西北、东北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作战目标几乎涵盖了共产党的全部根据地。有一天，陆军大学“战术研究院”主任游凤池中将到训导队来做报告，他对蒋委员长的“英明决策”评价很高，认为“流寇每获负隅则易成功，一旦流窜则归于失败”，所以必须“中央突破，全面开花”，一举铲除共产党的粮食产区和兵源补充地，“使其陷入无依托的流动作战”……可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鲍威尔少校却在小本子上算了一笔帐，觉得蒋委员长的办法不科学，按他的计算结果，国民政府只有多少多少资源、只能供应多少多少兵，如果不能围歼主力、只是抢占地盘，哪怕仗仗都成功，最多打个小半年，国军就没有机动兵力了，到时候共产党真的跳出外线“流动作战”，招架不住的不是共军、反而是国军。游凤池急了，搬出历史经验教训，从太平军讲到红军、从石达开讲到毛泽东，反复证明“共产党离开根据地就是死路一条”；而鲍威尔就是不服，也找出这个战例那个理论，从拿破仑讲到麦克阿瑟。两个人在台上争得面红耳赤，就连翻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搞到最后，游凤池干脆冲着学员们嚷嚷：“你们学习外国理论，先要明白中国的情况，不能什么话都听信洋人的！”，鲍威尔弄不懂游中将在嚷些什么、直扯着翻译问“what?what?”，惹得大家哄堂大笑，鼓掌不是、不鼓掌也不是。游凤池先生是贵阳人，是贵州陆军学堂培养的“土专家”，从24年起就在黄埔军校教书，弟子满天下，国军里的中将少将见了他都是毕恭毕敬的，如今却被一个美国少校顶撞得下不了台，真是气得不得了，离开会场的时候还在一个劲地念叨“真不象话！美国军人不象话”。美国军人不象话，比鲍威尔少校更不象话的是皮尔逊军士长。46年的12月26日下午，蔡智诚在教室里看书，李行和莫永聪从街上跑回来，手里举着份《北平日报》、激动得大吼大叫。原来，24日夜晚，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皮尔逊军士长在东单广场强奸了北大女学生沈崇，报纸上把这件事情给捅了出来。报上说，做案的美国兵跑了（实际上，皮尔逊被抓住了，逃跑的是同案犯瓦伦普利查），而美国军队企图包庇罪犯、阻挠北平警方的刑事调查——这立刻就引起了中国青年军人的强烈愤慨。既然是海军陆战队的军士长，皮尔逊就肯定属于美国海军陆战一师。当天正是圣诞节，训导大队的美国教官们都在南苑大红门舞厅参加联欢会，蔡智诚他们立即赶往大红门，上百名空军军官一起闯进了会场。舞厅里除了美国人，还有许多中国高官和官员家眷。莫永聪一进门就高喊：“请各位太太小姐赶紧离开这里，免得被可恶的消息侮辱了耳朵！”，接着，李行又用英文和中文把“沈崇事件”通报了一遍，并强烈要求美国海军陆战一师交出肇事罪犯——教官们显然事先不知道这个情况，顿时被震得目瞪口呆、鸦雀无声。过了好一阵，大家才渐渐缓过神来，三三两两地展开议论，有美国人说应该开除军籍，也有的建议判三年五年徒刑，而国军的态度却是异口同声：“按中国的军法，枪毙！”蔡智诚问鲍威尔少校对此事有什么看法，鲍威尔回答说：“站在美国人的立场，我感到遗憾；站在军人的立场，我感到羞耻。但我不是司法专业人员，对军事审判没有明确的意见”第二天，北平的大学生开始上街游行了，很快，因“沈崇事件”引发的抗议浪潮就席卷了全国、并逐渐演变成为中国革命史上重要的一页。不过，南苑“军官训导大队”的学员们并没有参加其后的活动。在当时，对“沈崇事件”感到强烈义愤的主要是大学生或者与大学有关的知识青年，行伍出身的军人以及大多数普通百姓都对这桩强奸案比较淡漠，甚至还有些老头老太太表示：“大姑娘家，半夜三更四处乱跑，那是自招祸害”，居然责怪女学生不守规矩。蔡智诚虽然同情沈崇小姐，但他还是觉得这只是个“孤立事件”，与其他美国人无关，只要通过法律程序、实行军法处置就行了，所以并不认同学生运动所提出的“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47年3月，南京学生成立了“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发动全国几十所大学起来罢课示威。蔡智诚刚从北平回来就被派去和大学生对话，他主张的还是“孤立事件”、“适可而止”、“不要受异党分子挑拨”那一套，结果被学生代表骂了个狗血淋头。蔡智诚被骂急了，一把夺过话筒：“沈崇小姐在北平遇害，你们闹了三个月还嫌不够，苏联人在东北侮辱了那么多中国妇女，怎么没见你们出来抗议一声？苏联大使馆就在南京城，有本事你找他们讲理去……”，然后，双方就在台上抢麦克风，差点没有打起来。说实话，蔡智诚之所以和大学生发生冲突，并不是因为不理解学生的爱国热情，只是由于他刚刚得到了二哥蔡智仁阵亡的消息，心情不痛快、想找个机会发泄罢了。46年12月份，蔡智诚收到了二哥的来信，蔡智仁在信上说自己已经随戴之奇调到了整编第69师，担任副官处的主任。整69师的前身是第99军，属于薛岳的基本部队（马甲在前面的段子里讲过，薛岳曾经想派99军接收长沙），他们于46年7月完成整编，10月份就遭到粟裕部队的重创，三个整编旅报销了两个半，结果，师长梁汉明、副师长甘清直双双被解职，改派青年军第六军副军长戴之奇接任师长，饶少伟（原整4师副师长）任副师长。蔡智仁是11月中旬到任的，刚到师部不久，部队就接到了进攻沭阳的命令，于是就赶在出发前给弟弟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二哥对即将进行的军事行动很不乐观——整69师的师长和副师长接触部下的时间不到一个星期，只知道旅长的名字，就连身边的参谋都认不全，更无从了解各部队的素质特点。而且，整69师的建制也很成问题，预3旅是从整57师“借”来的，原本属于李默庵的“游击突击队”，以前没有打过正规战；第41旅是从整26师“借”来的，战斗力比较强，可旅长董继陶却性情孤傲、不听从戴之奇的调遣；而第60旅则是由整69师的残部凑起来的，都是些刚吃过败仗的枪底游魂，惊恐未定、军心动荡。在这样的情况下，新上任的戴之奇师长却居然抢着要当先锋，不仅声称“一个69师能打共军三个纵队”（结果惹得粟裕真的拿三个纵队打他），还提出“以苏北战绩向国大献礼”（戴之奇是三青团中央委员）——这可真是盲人瞎马，前途叵测。蔡智诚对二哥的忧虑十分理解，但他却并没有感到特别担心。因为，在46年12月，国民党军正处于全面进攻的高潮时期，半年来，国军已经连续夺取承德、张家口、淮阴等一百多座大小城镇，在华东战场上，国军更是控制了苏中、杀进了苏北，“成功地”把共军挤向了鲁南（电影上的解放军战士有句牢骚话“反攻反攻，反到山东”，说的就是这个时候）。所以，蔡智诚觉得，虽然整69师的状况不大好，但完成“追穷寇”的任务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47年的1月份，蔡智诚忽然在报上看到了“整69师沭阳受挫”的消息，联想起二哥的那封信，这才感觉到有点慌神。他连忙四处打探详情，搞了半天终于知道，就在上个月中旬、也就是收到哥哥来信的时候，整69师已经在宿迁附近“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师长戴之奇自杀（他是解放战争中头一个“成仁”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副师长饶少伟被俘。（注：宿北战役——1946年12月13日，国民党整编第69师沿宿新公路向新安镇、整编第11师沿宿沭公路向沭阳攻击前进。15日，山东、华中野战军抓住两股敌军行进间隙过大的战机，组织三个纵队另两个师的兵力在晓店镇、嶂山镇地区向整69师发起突击，于19日凌晨将其全歼——这是解放战争初期华东解放军由被动转为主动的转折性战役，也是粟裕大将自叙“平生最紧张的三个战役”的第一次）师长阵亡、副师长被俘，副官处主任也肯定没有啥好下场。李行和莫永聪帮着蔡智诚分析：以蔡二哥的身份，如果不战死，即使脱逃回去也躲不过军法处置，存活的唯一希望就是当俘虏——于是，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蔡智诚就诚心诚意地盼望着哥哥投降了共军，只可惜，一封遗书最终还是断绝了他的希望。蔡智仁是46年12月18日自杀身亡的。从12月15日黄昏时起，整69师师部就被山东野战军2纵（韦国清部）和华中野战军9纵（张震部）包围在人和圩（今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侍岭镇吴圩村），战至18日下午5点，9纵突击部队冲进了村内。此时，预3旅和第60旅已被山东野战军1纵（叶飞部）和8师（何以祥部）歼灭，而东南方向的胡琏整11师（即“五大主力”之一的十八军，戴之奇曾经是这个军的副军长）却依然不见踪影，驻守苗庄的董继陶41旅也呼叫不通。苗庄村在人和圩的北面两公里，连续几天，那个方向都十分安静（据《张震回忆录》记载，从16日起，2纵和9纵就集中力量进攻人和圩，只派了少量部队对41旅进行监视），所以，戴之奇就命令蔡智仁带着他的手令去苗庄找董继陶，请41旅赶紧来救命。没有人知道蔡智仁是怎么突破封锁的，反正他于傍晚时分到达了41旅旅部。可董继陶接到命令之后却并不愿意服从，他认为这时候靠近师部等于是去送死（这倒是真的），所以拒不肯发兵。蔡副官没有办法，只得写了几句遗言，然后对着自己的胸口打了一枪。夜里9点，在人和圩等不到救兵的戴之奇喊了几句忠于党国的口号，也朝自己脑袋开了枪（他的左轮手枪被9纵缴获了，后来由张震将军收藏着，直到79年才按规定上交）。19日凌晨4时，整编69师师部被2纵和9纵攻破。第41旅旅长董继陶最后跑出去了（在台湾以少将军衔退役），他还算是不错，专门派了个副官把蔡智仁的遗书送到遵义，蔡家人这才知道了二儿子的结局。那封遗书只有一百多个字，主要讲了两个意思：一是说自己已经无力回天，只有以死尽责；二是希望家里人把他妻子接回遵义去，并要求蔡智诚过继一个孩子给他的遗孀——看样子，他还是坚信妻子会为自己“守节”的。可送信的副官却告诉蔡家老人，他已经去找过蔡智仁的太太，初衷是想把她一起带到贵州来，可蔡夫人听完丈夫死亡的经过，只说了一句话：“他寻死之前没有想到我，死了以后再安排这些有什么用？”，然后就收拾东西回娘家了……蔡式超先生流着眼泪感叹道：“她说得对、说得对，不必再去打扰人家了”。一年以后，蔡老人也去世了。1947年2月，蔡智诚结束了北平训导队的学习，准备返回南京。按计划，这批“留美军官”将在7月份再度集中，并进行最后一次考核，考核时必须呈交一份“业务报告”，大致相当于专业论文。蔡智诚的作战经验不多，所以选定的研究方向是“伞兵部队的基本训练”，他觉得自己在这个方面倒还满有心得。在当时，空军司令部已经规定伞兵的补充兵员主要来自各军用机场的警备部队，也就是“场兵”，可蔡智诚却对场兵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正巧，与他同在南苑训导队学习的有两个济南场站的军官，两位同学热情地邀请蔡中尉到泉城去“考察考察”，于是，蔡智诚就到空军第二军区（空军训导大队的教务由他们代管）开了张证明，坐上飞机、直奔山东省会而去了。这以后的一段故事，已经写在《国军空军罢工事件趣闻》里了，大家也许都知道了吧……1947年3月，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转折点。这时候，人民解放军已经度过了最初的艰难阶段，而国民党军在遭受重大挫折之后，不得不将“全面进攻”改成了“重点进攻”。以华东战场为例，46年年底，粟裕兵团放弃华中根据地、与陈毅兵团共同组成了华东野战军，兵力更为集中、机动范围更大，从而可以攥紧拳头、打击处于分散状态的国民党军——46年12月，解放军在宿北战役中歼灭整编第69师；47年1月，在鲁南战役中全歼整26师、整51师和第1快速纵队；2月，在莱芜战役中又一举歼灭整46师和第73军，并俘虏了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创造了开战以来的新记录。三个月之内被消灭了十五万人马，薛岳长官明显不是粟裕司令员的对手，蒋委员长无奈之下撤消了徐州绥靖公署，改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统一指挥华东和华中（徐州、郑州）的战事。“徐州陆总”的设立，标志着国民党“全面进攻”战略的结束，也标志着“重点进攻”阶段的开始。当时，顾祝同有两个任务，首先是“黄河归故”——抗战期间，蒋介石扒开了花园口，决口的黄河水在河南、安徽和江苏形成了千里黄泛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就计划重新合龙花园口，使黄河恢复故道、让灾民回归家园。这件事从民生角度来讲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关键在于军事上。黄河改道，原先的河道就断流了。抗战期间，八路军在干涸的故道附近建立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而现在，一旦河水“归故”，这个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解放区势必将被分隔在黄河两岸，从而在军事上产生极大的影响。所以，这项工程从“国共和谈”到“全面进攻”时期都没有能够办成，一直拖到“重点进攻”的47年3月才最终得以实现。（因此，换个角度来看，刘邓大军于1947年的雨季离开根据地、挺进大别山，除了战略上的主动选择之外，其实也有受“黄河归故”影响的被迫无奈）“徐州陆总”的第二项任务是对山东发动“重点进攻”。这件事，一开始干得也不错。在当时，顾祝同的手下真可谓是兵强马壮——二十四个整编师、四十五万大军，其中还包括了“五大主力”中的整74师、整11师和第五军——这么多的精锐主力集中在一起，采取“齐头并进、稳扎稳打”的策略，呈纵深梯次向前攻击，解放军一时还真没有办法对付。很快，临沂、泰安等战略要地相继被国军攻占，津浦铁路徐州至济南段被打通，南京的火车终于可以开到北平了。而就在这时候，又从西北传来了一个更为“激动人心”的消息——3月19日，胡宗南部占领延安！说起来，进攻延安的事情差一点就与伞兵有关系。47年春节过后，伞兵总队抽调五个战斗队（加强连）的一千一百多人秘密集中、准备对延安实施空降突袭。部队先是在南京进行伞降训练，然后又转到西安郊区进行地面模拟，并针对不同情况拟定了数套作战方案，目的是在地面兵团接近目标的同时，迅速控制延安机场（机场是乘车离开延安的必经之地），并对杨家岭、王家坪等重点目标实施攻击。3月15日，各项工作准备就绪，配合行动的运输机和轰炸机部队也已经到位。可到了18号，地面部队逼近延安的时候，胡宗南只是命令轰炸机起飞作战，却没有让伞兵出动，特种部队最后无功而返，于3月底回到了南京。这次行动夭折的原因，西安绥靖公署的解释是“走漏了风声，延安方面已经有所察觉”——这很有可能是真的，因为从《汪东兴日记》上看，当时，解放军在延安机场挖了壕沟、布置了警戒部队——但值得一提的是，直到18号下午，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依然坚持在王家坪，而且，毛泽东主席最后还是经飞机场撤退的，真是够有胆魄！当时，伞兵的行动计划十分保密，甚至连参谋处的人都不知道其中的内情，蔡智诚当然也就更无从知晓。从济南回来以后，他立刻被派到三青团的工作队、参与对付“闹事”的学生。帮三青团干活属于“特务工作”，可以领取“特别费”，但这笔外快其实并不好挣，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学生们的情绪又很激动，稍微有点良心的军警都会感到左右为难、无从下手。整个三月份，“蔡特务”都在为了沈崇的事情和别人吵来吵去，直到美国强奸犯皮尔逊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大学生才好不容易消停了几天。谁知道，四月中旬，学生们又开始上街游行了，这回的抗议主题换成了“反饥饿，反内战”，甚至连大学教师也参加了进来，还打出一个很有名的横幅——“教授教授，越教越瘦”。“反饥饿”运动是内战期间国统区坚持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最为成功的民主风潮，因此被毛泽东同志称为“有利的敌后战线”。这场运动最初发端于47年4月，正式爆发于47年5月，并一直持续到了1948年底，运动的主力军始终是全国各大学的师生。大学师生们为什么要带头闹事呢？算一笔帐就明白了。以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为例。47年4月，该大学普通教员（助教）的月薪为100万法币（蔡中尉此时的军饷为60万法币），这笔钱如果全部用来买米，可购糙米400斤，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六百元；如用来买肉，可买猪肉100斤，相当于人民币一千元；但若是用来购买黄金，即便按照47年“黄金浪潮”的黑市最高价，也可换得纯金55克，相当于今天的一万元。由此可见，物价上涨，主要是体现在基本生活物资方面，物价高的情况也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就是内战，战争的兵员需求使农村劳动力匮乏，战争的破坏又使农田荒芜，造成粮食产量下降。战争阻断了城乡之间的交通，使农副产品无法进入城市市场，随着战局的恶化，基本生活品的价格也就越来越高。这样的物价对有钱人的影响不大，肉价再高也触动不到富翁的神经；军政人员也觉得无所谓，因为在军队里吃饭是不花钱的；甚至某些市民在短时间内也有办法，因为只要胆子大一点，多到乡下去跑几趟，就能够买到比较便宜的粮食。真正难以承受压力的是社会工薪阶层和大学的师生们。1947年，“中央大学”的学费是每学期二十五万元法币，政府每个月发给学生八万元生活费。在3月份以前，大学生依靠国家补贴就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可现在却不行了，随着粮油价格上涨，4月份的伙食费需要十万元（同期，北大47年夏季的学生伙食费为14万元，更高），这样一来，学生们到了月底就要饿肚子了。单身汉的大学生吃不饱，需要养家糊口的教授也不得不为了柴米油盐而精打细算。虽然政府向大学教员低价供应美国糖果、牛奶和面粉，但教授们都知道那是嗟来之食，既不能保证长久也不符合道德规范（比如，朱自清先生就坚决不领美国食品），解决问题的根本还在于必须停止内战。于是，一场新的民主运动形成了。抗议者提出了十几项要求，有的比较天真（比如要求“将教育投入提升到国家总预算的15%”），有的却合情合理（比如要求提高教师待遇，要求学生的生活补贴费用随物价水平上调）。刚开始的时候，游行队伍还只是在街上转一转、喊喊口号，并没有惹出什么大乱子，可到了5月份，局面却突然发生了恶化。5月18日，南京政府出台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罢课和示威。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学生们的情绪反而更加激动起来，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的万名师生齐聚首都，准备到“国民大会堂”举行示威，结果在中山东路遭到军警的野蛮殴打，一百多人被打伤，二十多人被捕，从而引发了历史上的“5.20血案”。5月20日，游行学生与国民党军警在中山路口争抢高压水龙，随即发生血案。从这一天起，“5.20运动”就伴随着那首《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席卷全国，运动的口号也在“反饥饿，反内战”之外新增加了一条——“反迫害”。也就在47年5月20日这天，从山东传来了整编第74师全军覆灭的消息。内战以来，整74师一直是华东战场的开路先锋，特别是在“重点进攻”的这两个月里，他们更是攻城拔寨、所向披靡，其“勇猛善战”的名声已经盖过了骄傲自负的第五军和谨慎保守的整11师，一举成为国军中功绩最为显赫的王牌主力，蒋委员长赞誉他们“代表了革命军人的精神”，甚至认为“只要有十个74师，三个月内就可以消灭共产党”……可是，就在前方“连连告捷”的时候，这个“革命军人的标志”却突然被消灭得干干净净，这不免让大家惊愕万分。整编第74师是在国民党军处于进攻高潮时期被歼灭的，这使得它的灭亡不象其他“几大主力”那样狼狈，甚至还带了几分悲壮的色彩。在当时，伞兵总队组织军官进行了相关讨论，蔡智诚他们并不清楚战场上的详情，只是从通报上看到74师是“被敌重兵合围”、“弹尽粮绝”、“力战而亡”的，因此认为其失利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友邻部队应变失措、救援不力；二是整74师携带的弹药基数太少，难以应付孤军作战的局面——直到这个时候，军官们仍然不愿意承认，人民解放军已经强大到了可以战胜国民党精锐主力的程度。伞兵之所以讨论整74师的教训，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接到了开赴徐州的命令——随着战局的恶化，原本“扈卫首都”的空军特种部队也要被投入战场了。也正是这道命令宣告了蔡智诚的留学梦的破灭。5月22号下午，参谋处长刘农畯传达通知：根据作战任务的需要，伞兵部队原定1947年的留美计划停止执行，留待48年度另行安排——听到这个消息，会议室里一片死寂。一年多来，“留美预备生”们时刻都在盼望着能够出国进修，谁知道，就在行期临近的最后关头却发生如此变故，真让大家欲哭无泪。直到多年以后，蔡智诚先生还在感叹：“如果张灵甫晚一个月被消灭，我们就可以出国了，那正好可以避开内战……”5月24日，伞兵总队奉命离开南京，这时候正值“5.20运动”的高潮。这一天，全国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抗议国民政府镇压民主的暴力行为，来自华东各省市的学界代表聚集南京，慰问受伤学生、声援民主运动。一时间，中山大道上挤满了游行的队伍，人们用抗议的横幅、用反战的口号、用“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的歌声，“欢送”着走出军营的官兵。伞兵部队在群众的咒骂声中艰难行进，大家都显得灰溜溜的。莫永聪郁闷地问同伴：“咱们到底为什么打仗？是为了保护他们、还是为了消灭他们？”蔡智诚只好苦笑着回答说：“为了国家，勉为其难吧……”“不管民众，只顾国家”，这就是蔡智诚当时的心态。内战不得人心，这是国统区里的每个人都能够亲身感受到的事实。当初挑起战事的时候，国民党根本就没有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他们原以为半年之内就可以消灭共产党，结果一年下来，前方陷入僵持，后方混乱不堪，政治糜烂、交通阻塞、农业破败、商业崩溃、厂矿企业的开工率不足20%。社会上民不同心、政府里官不同德，经济状况和国民情绪甚至不如抗战最艰苦的那几年。人民反对内战，因为内战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影响了百姓的生活；许多政界要人也反感内战，因为蒋介石正利用内战排除异己、实行独裁，阻碍了民主的进程。不过，这时候，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其他政客或者学者都没有料到，这个局面继续发展下去，国民党军队将会遭到全面溃败、国民党的政权也将会彻底垮台——而这时候的蔡智诚当然更加预测不到历史的未来。尽管已经意识到共产党难以战胜，但他却认为“如果就此停战，中国将面临分裂”，“唯有军事才能够挽救时局”，他觉得，政府虽然陷入了困境，但“党国”的力量依然比较强大，如果再打一打、取得几场“决定性的胜利”，或许就可以使社会局面出现转机。抱着这样的心态，蔡智诚走向了战场。当这位知识青年投入内战的时候，他的内心并不是无意识的。在“民主协商、和平建国”与“三民主义武力统一”的两条道路之间，他选择了武器；在“社会安定的愿望”与“集权统治的需要”之间，他听从了独裁者的指令——1947年5月，面对着震耳欲聋的反战呼声，蔡智诚并没有放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政治信条，因此，当他作为国民党军人走进内战的战场的时候，他也就此走向了失败、走向了今后的痛苦。1947年6月，国民党空军伞兵总队在徐州编为“第三快速纵队”，由马师恭出任纵队司令官。在马甲我的印象中，伞兵的这个“第三快速纵队”也许是国军编制中的第一个“全美械机械化部队”。47年10月以前，国军中真正的“全美械”部队只有第一批装备的5个师（新一军30师、38师、50师和新六军的14师、22师）以及第二批的4个师（第五军的45师、96师、200师和青年军的207师）——而这三个军也只是实现了“美械化”，并没有达到“机械化”水平，因为他们的大部分人马还是靠走路的——至于那些带“整编”字号的单位，包括整74师和整11师都只不过是“半美械”，也就更谈不上什么“机械化”了。那时候，国军中的“机械化部队”有个特别的名字，叫做“快速纵队”。它的编制规模通常相当于加强旅，实际上是由摩托化步兵与坦克兵合成的临时结合体。说到国军的坦克，大家应该并不陌生，电影上经常可以看到国民党坦克被手榴弹或者炸药包整得东倒西歪的样子，总是显得特别倒霉。但其实，国民党的装甲兵（那时候叫“战车部队”）也有表现不错的时候，比如抗战期间在昆仑关和缅甸北部、内战时期在金门岛的古宁头，都曾经立下过赫赫战功——按说，这山岭、丛林、海滩都不大适合使用坦克，可国军战车却在这些地方打得挺好，反而是开到了大平原就不知道该怎么玩了，真是个怪胎。内战期间，国民党装甲兵总部下设三个战车团。第一团在徐州，全部装备美式坦克，蒋纬国就是这个团的团长；第二团在郑州，坦克为英国的“维克斯”和苏联的T26；第三团先是在北平，后来去了东北，全都是日本坦克。从道理上讲，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家应该都明白“集中使用装甲部队”的常识，可国军却十分古怪，他们愣是把坦克团拆解成连、排单位，分散到步兵部队里去——也不知道蒋纬国他们怎么会从德国人那里学来了法国人的办法。国军坦克“集中使用”的最大单位是营，集中使用的方式就是加入“快速纵队”。在伞兵之前，曾经有过三个快速纵队：“第一快速纵队”是由整28师80旅和战车一团的一个营联合组建的，这个整28师属于日械部队，所以“第一快纵”是日本的枪炮加上美国的坦克，不能算作真正的“全美械机械化”，他们于47年元月在鲁南被歼灭；“第二快速纵队”是由整27师49旅加上战车二团的一个营合编而成，中国枪、日本炮、丰田卡车、英国和苏联的坦克，简直就是个万国博览会，他们于47年4月在豫北被歼灭；另外还有个“第三快速纵队”，由青年军207师第1旅加上战车第三团的一个营组成，美国的枪炮、日本的坦克，这个老的“第三快纵”被207师收编了，后来在辽沈战役中被歼灭。就这样，一直到了47年的6月，国民党伞兵与战车第一团合编，国军历史上的第一支真资格的 “全美械”快速纵队才算是隆重出炉了。新的“第三快速纵队”以伞兵总队为基干，由十二个伞兵队（加强连）和四个直属队组成作战集团，其余人员则划归“输送团”，负责后勤保障、并在战时对一线部队进行人员补充。此外，“快纵”还配属了汽车团、炮兵营、战车营、工兵营、装甲车连、空中支援大队和兵站部。汽车团（即辎汽26团，淮海战役中被歼灭）下辖三个营，装备三百四十辆八缸福特和T234道奇卡车，再加上伞兵原有的六十多辆中吉普，部队就实现了摩托化；炮兵营设山炮连（105mm榴弹炮4门）、战防炮连（37mm炮6门）和迫击炮连；工兵营由伞兵的工兵分队组成，担任扫雷、爆破和修建任务，并配备了橡皮冲锋舟；装甲车连配备15辆轮式装甲车，这种“装甲车”其实是由两吨半的GMC卡车（美国通用汽车）改装的，车子前面焊5mm的钢板、另外三面焊3mm的，前头装一挺重机枪、后头架一挺轻机枪，于是就变成了一件攻坚的利器。当然，真正的“攻坚利器”还是战车部队。配属“第三快速纵队”的是战车一团第一营的两个连，总共有20辆美制M3A3“史都华”——这种M3A3属于轻型坦克，战斗全重十二吨半，装备37mm炮一门、7.62mm机枪两挺，标准乘员三人（驾驶手、射击手、弹药手），也可以再挤一个人进去当指挥手——蔡智诚就曾经钻进坦克里面过干瘾，结果在铁罐头里闷了一个小时，出来以后却吐了十多分钟，从此就再也不愿意遭那份洋罪了。快速纵队里的M3A3M3A3坦克进了解放军的博物馆战车一营的营长是赵志华中校，这位赵营长是蒋纬国的铁杆亲信，当时的名声并不大，后来的名气却不小——蒋介石在台湾期间曾经遇到过两次“未遂兵变”，一次的主角是“总统府参军长”孙立人，另一次就是“装甲兵副司令兼第一师师长”赵志华。1964年，赵将军决心发动“湖口事变”，提出“反台独”、“清君侧”（也就是要杀蒋经国），结果兵变没搞成功、自己却被抓了，害得蒋纬国也丢了兵权、只好远离政坛、回家唱“哥哥爸爸真伟大……”去了——当然，这已经是后话。在当时，“第三快速纵队”虽然装备精良、兵力雄厚，但指挥系统却是一塌糊涂。“第三快纵”的主体是伞兵，但汽车、炮兵和兵站部属于徐州陆总，装甲车和坦克车属于装甲兵司令部，空军支援大队（两架侦察机、一个战斗机中队）则由空军司令部指挥。陆总、装甲兵和空军各派一个代表担任“副参谋长”（蒋纬国也是其中之一），马师恭司令调动部队的时候必须经过各方面的协商，而这几位“副参谋长”又都是兼职的，平时并不在“快纵”办公，结果遇到紧急情况的关头、找得到这个却找不到那个，打起仗来就难以同时出动，也就更谈不上进行有效的战术配合了。不过，伞兵是“第三快速纵队”的基干，蔡智诚所在的特务队又是“快纵”直辖的战斗集团，所以每次出动都必须首当其冲，想躲也躲不掉。47年的6月，正值夏麦成熟的季节，这时候的国民政府正急需征调粮食供应城市、以解决“反饥饿”浪潮形成的政治困境，因此，伞兵们刚到徐州就接到了“武装护粮”的任务。“武装护粮”，换个角度说就是“武装抢粮”。而蔡智诚他们的行动目标又恰恰是苏北的“恢复区”，也就是共产党的根据地和解放区。这事情可就难办了……整编74师的覆亡并没有抑制住国民党的嚣张气焰，47年5月下旬，“徐州陆总”重新集结起九个整编师（二十五个旅），对山东解放区发起了第三次“重点进攻”。国军自莱芜、蒙阴一线向东北方向推进，企图与华东解放军（二十七个旅）在鲁中地区进行决战，一举打通胶（青岛）济（南）铁路、攻占烟台和蓬莱，并最终达到切断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联系的目的。与前两次的“重点进攻”不同，这一次，国民党军在对正面目标发起攻击的同时，也派遣部队对战线后方进行了治安清剿。马甲我画地图笨手笨脚的，只好胡乱描几笔，大家将就看看吧根据以往的经验，在遇到强势攻击的情况下，解放军主力通常都采取大踏步后退的方式避开国军的进攻锋芒，只留下地方部队在战线后方周旋、袭扰敌方的交通和补给——前两次“重点进攻”，国民党军吃够了这样的苦头，特别是在5月上旬的孟良崮战役之后，各路将领都把救援不力的原因归结到“土八路的破坏”上，因此，从5月下旬开始，国民党就对山东鲁南军区发动了大规模围剿。6月5日，正在徐州进行整编的第三快速纵队接到命令：“沿台儿庄、峄县、枣庄方向搜索前进，寻机歼灭共军张光中（鲁南军区司令员）部”。当天下午，蔡智诚他们整装出发——这是快速纵队组建以后的头一次行动，装甲兵和炮兵都没有参加，真正上前线的只有汽车团和一帮伞兵。蔡智诚这时的职务是特务队第三分队的中尉分队长。“总队直属特务队”下辖五个分队，相当于一个加强连，队员主要来自伞兵二队和十六队，全都是抗战期间的老兵。特务队长游乐智少校以前是十六队的队长，副队长则是原先的二队队附刘盛亨，而蔡智诚的这个第三分队则是以衡阳空降时的二队二分队为基本班底，海国英和“唐僧”陈保国等人都在这个队里，因此，蔡中尉既可以受到老上司的呵护、又能够得到老部下的支持，分队长的差事并不难当。6月7日，快速纵队通过台儿庄、峄县，沿台（儿庄）潍（坊）公路向北推进，伞兵第七队和特务队共同组成纵队的前卫，交替突前、互相掩护。伞兵七队隶属于二大队（第六至第十队），是有名的“模范单位”，每次竞赛评比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战斗力很强。他们的蔡振武队长和特务队的游乐智队长都是湖北黄石人，而且好象还是什么亲戚，所以，两位队长一路上都在对讲机里说说笑笑，“哥哥”“弟弟”的叫得十分开心。相对而言，刘祝多中校的“聊天”就不那么痛快了。刘祝多是参谋三科（作战科）的科长，当时，支援大队的两架侦察机轮流升空、在天上配合伞兵行动，刘科长就带着空地电台跟着前卫部队一起走、专门负责与飞机进行联络——大家都说他这是真正的“聊天”。刘科长一路走一路对着天上喊话，飞行员每次都回答“一切正常”，到后来，地面上都开打了，天上还是“没情况”，刘祝多顿时有点火大，开骂说：“笨蛋，瞎眼睛，什么破侦察机！”，空军一听见这话，掉头就把飞机开回了徐州——结果是，临阵耍脾气的飞行员屁事没有、出言不逊的刘中校却挨了个处分，从此以后，谁再担任“聊天”的工作都变得客客气气的了。其实，6月7日那天，有没有侦察机都无关紧要，因为地面部队已经咬住了目标。下午三点，前锋部队在公路上遇到鲁南军区特务团的阻击，双方打了十几分钟，等蔡智诚他们赶到战场的时候，第七队已经突破了解放军的防御。蔡振武少校正在马路边上审讯俘虏，瞧见游乐智就挥挥手、指着苍山县的方向说：“大哥，张光中就在前面，你先去追，我马上跟过来”。听到这个消息，特务队没有下车、直接越过第七队向前搜索。追到墩村附近，前面的卡车被地雷炸翻了，全体队员立刻就展开了攻击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