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走了，留下新兵一个人蹲在坑里。捧着毫无用处的喷火枪、听着枪声和日军的吼叫，蔡智诚的心里紧张得要命，暗暗嘀咕着“被鬼子兵发现了怎么办”、还一个劲地后悔小时候没有跟哥哥们一起练武术。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罗烟杆终于跌跌撞撞地回来了。他一把拽起蔡智诚：“丢掉这些破罐子破枪，赶快跑！”“怎么了？团长他们呢？”“不知道，指挥所里空空的”“其他人呢？”“不知道，也许都死光了吧”妈也……俩人连滚带爬逃回到二号高地，遇见了值夜岗的哨兵。那家伙问：“你们怎么回来了？不是说明天要发起总攻么？”“我呸！阵地都丢了，还总攻个屁！”…… ……竹影山高地遭到夜袭，阵地丢了。实施反击的敌人来自何处？在当时是个引起争执的问题。根据李弥的判断，进行夜袭的应该是残留在坑道里的日军，于是军部命令309团立即夺回阵地；而309团的指挥官则坚持认为三号高地上出现了敌人的援兵、并且还在逐步加强之中，因此要求上级给予增援。从表面上看，这场争论是对敌情的判断有所不同，但实质上是在推委责任。因为，如果三号高地上的敌人没有增兵，说明是309团清查战场不彻底、警惕性松懈；反过来，如果确实有援兵，则说明李弥副军长临时变更计划、把进攻主力调离竹影山的做法是错误的。可惜，由于阵地上的日军都死光了，所以这场争论到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不知萨苏兄能否查一查日本方面的资料，看看从1944年9月2日夜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日军有没有向“西山阵地”进行过增援？）当然，309团也是在找借口。因为那时候，整个松山阵地上能够动弹的日本兵最多也只有两三百人，日军即使组织增援也派不出多少兵力来，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国军应付夜袭的本事太差了一点。说起来，在以前，夜袭本是国军的常用战术，那时候日军的装备好，国军白天打不过敌人、只好在晚上进行反击，103师的不少战绩都是通过夜袭获得的。然而到了松山战役期间，国军换上了美式装备，枪炮多、弹药多、兵力多、还掌握了制空权，飞机大炮追着日军打，情况就倒了过来，国军白天威风、逼着日军开展夜袭。依马甲的看法，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是真心喜欢夜战的。战场上的夜袭其实就是赌博，进攻方的态度虽然很积极，但战斗胜负的决定权却是掌握在防御方手里的——如果被攻击方的责任心强、警惕性高、经验丰富，那么，进攻方的主动行为就无异于自投罗网。夜袭，考验的是防御方的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可惜国军恰恰在这个方面比较差劲。松山战役期间，日军几乎每一次夜袭都能够获得成果，小鬼子只要凑齐十几个没受伤的人就敢在晚上进行反击，甚至可以越过前沿、跑到第八军的炮兵阵地上把大炮炸了，搞得国军一到天黑就十分紧张。其实，9月2号夜里，竹影山阵地上只有四个国军士兵遇袭身亡，其他人都是被吓跑的。蔡智诚和罗烟杆逃到二号高地已经算是不错了，有的人则更绝，直接跑回了早晨的出发阵地。天亮以后，蔡智诚见到了王光炜，王上校在弹坑里趴了一晚上，浑身都是泥水；中午的时候，陈永思团长也来了，陈团长当时没有往二号高地退却，而是向子高地的方向“突围”，转了一大圈才跑回来。蔡新兵觉得有点纳闷：王上校和陈团长头天夜里不是在一起的么，怎么打起仗来却各跑各的了呢？得知三号高地得而复失，军部和师部下达命令，要求309团再把阵地夺回来。王光炜很不高兴地说：“要是按照我原先的计划行事，何至于弄到现在这个地步”，他随即起草报告、说明事情的原委，叫蔡智诚送到军部交给何绍周——既替自己辩解、顺便也把李副军长告了一状。蔡智诚并不认识何绍周，而且他也不愿意介入长官之间的纠纷，可是，王上校交办的任务却又不能不执行。当天晚上，他来到第八军军部，报告说自己是从竹影山阵地来给军长送信的，可值班军官根本就不理睬他。第二天，蔡智诚好不容易才找到何绍周的副官，干脆说自己是何丽珠的同学，有重要的信件呈交何军长，那个副官吃了一惊，连忙接过信函递进去了——何丽珠是何辑五的女儿，因为何应钦的夫人不能生养，所以就把她过继给三伯当了继承人。在当时，“何总长家女公子”的招牌还是比较管用的。这么耽搁了一天，等蔡智诚再回到前线的时候，已经是9月5日的下午。阵地上还是老样子，309团守住二号高地、日军控制着三号高地。说起来，国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竹影山，可是，日军只要控制住这个最后的山头，就可以掩护背后的长岭岗，使得“子高地”上的国军部队无法顺利地发起总攻。309团先后向日军发起过四次攻击，全都以失败告终。战斗中，团长陈永思腹部中弹、被送到救护队去了，王光炜上校肩部负伤、仍在坚持指挥。蔡智诚在阵地上转了一圈，没有看到罗烟杆，问了几个人，有的说他死了、有的说他受伤了，众说纷纭、不得要领——这时候，309团只剩下四十多个战斗人员，能够守住既有阵地已经不错了、根本无力再发起新的进攻。事情到了这一步，李弥副军长也急了。他亲自赶到一线督战，要求9月6日一定要实施总攻，三天之内必须拿下松山。9月5日傍晚，荣誉三团和82师244团奉命接管竹影山二号阵地，他们带来了六个喷火小组，一帮美军顾问也跟着来了，其中有位少校还是个黑人，让中国的士兵们觉得十分稀奇。根据李弥副军长的指示，第二天的攻击任务由荣3团的赵团长负责指挥。这时候，阵地上虽然集结了三个团，但总兵力加起来也只有一千五百人左右。不过，三个团聚在一起，立刻就能看出荣3团的装备要好得多，244团和309团的武器都是“万国牌”，而荣3团却是清一色的美式步枪、美式机枪，还配备有高射机枪和直瞄火炮。那天晚上，哨兵们一直在阵地前打照明弹。这种照明弹是美军顾问团提供的，样子就跟枪榴弹差不多，可以用步枪发射，打到天上就炸出个小降落伞，晃晃悠悠、明光瓦亮，就象在半空中挂了一盏汽油灯，能有效地阻止日军的夜袭企图。9月6日清晨，国军炮兵首先对竹影山阵地实施炮击，接着，美军的飞机也来投弹轰炸。上午九点，爆炸声尚未平息，攻击部队就发起了冲击。担任主攻的是荣3团和82师244团，309团没有参加进攻，蔡智诚他们守在二号阵地上观摩学习。说实话，人家荣1师平时牛皮哄哄，打起仗来也确实有气派。荣3团冲锋时的架势就和杂牌部队不一样——后面有高射机枪和重机枪掩护，前面有轻机枪手抱着“303”（路易斯轻机枪）开道。军官们一律穿着美式军用雨衣、手上端着冲锋枪，大模大样，嘴里喊着：“小鬼子不行了，弟兄们上啊！”，当兵也纷纷响应：“上啊！上啊！”，排着队、挺着腰板往前冲。进攻的途中不时有人中弹倒地。244团的人一受伤就躺在地上哭嚎，可荣3团的士兵都是伤愈以后再复役的老角色，意志品质比较坚强，他们的伤兵捂住伤口咬牙挺着、愣是没有人吭声——荣3团的卫生兵也有个规矩，谁哭谁叫就不给谁救治，因为能哭喊的人就说明还有力气，要先去救那些体力不支的。所以，难怪82师和103师虽然对荣一师满肚子意见，可论起打仗却不得不佩服他们。不说别的，光是人家冲锋陷阵的这种劲头，自己的部队就学不来。那天上午，荣3团和244团轮番攻击了好几次，都失败了。中午的时候，李弥副军长从子高地那边打电话来警告说，当天下午必须拿下竹影山，否则军法从事。长官们顿时急了，荣3团赵团长和244团曾团长都亲自上阵组织冲锋，终于在下午三点钟左右杀进了日军阵地。根据以往的经验，攻上山头只能算任务完成了一半。如果不及时肃清残敌，日军一个反扑就有可能把阵地夺回去。于是，包括美军顾问在内的所有军官都跑到阵地上去督战。蔡智诚跟着王光炜爬上三号高地，看见国军部队正在逐一清剿坑道——残余的日军隐藏在防炮洞里，这些地洞外表不大、内部却很复杂，有的还分成好几层，不知道里面躲了多少人。阵地上，国军的步枪手掩护着喷火小组搜索前进，发现地道洞口就甩手榴弹。甩手榴弹还有个讲究，如果一次只扔一两个，容易被敌人反扔出来，因此必须集中力量、同时甩进去七八个，搞得小鬼子没办法拣。先用手榴弹清理了洞口的敌人，喷火兵就接着往洞里喷火，或者干脆实施坑道爆破、朝里面扔爆破筒，连炸带烧的，把所有的地洞都整塌，日本兵不被烧死也被闷死了。有的小鬼子在洞里憋不住、狂吼乱叫着往外冲，坑道两侧早就守着国军的冲锋枪手和机枪手，鬼子兵刚一露头就遇到枪林弹雨，根本就没得跑。这样的打法真可谓干净彻底，唯一的毛病是无法统计具体的歼敌数字。到头来，谁也弄不清有多少日本兵被烧死、炸死在地道里，大家只好乱估计着汇报战果。按照蔡智诚的叙述，松山日军的“最高头目”金光大队长就是被荣3团打死在竹影山阵地的——这件事值得分析一下。关于日军“拉孟守备队长”金光惠次郎少佐（后来追授为大佐）的死亡地点和死亡时间，并没有确切的定论。日军军部把金光队长的阵亡时间定于44年9月7日，这不能算数。因为日本方面把大部分松山守军的死亡日期都笼统地定在最后一天，目的是为了强调其“玉碎”的规模——金光身边的人都已经死得精光了，日本军方也不可能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国军方面对这事有发言权，可国军各部队的说法不一。有说他被打死了、有说他被炸死了、还有说他是剖腹自杀的，虽然绘声绘色，但其实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因为国军这边谁也弄不清金光少佐长得是啥模样，只要发现一具被烧成焦炭的尸体、旁边再有把指挥刀，都可以说成是这个家伙。所以各个团队都声称自己击毙了“日军守备队长”，金光少佐的死亡时间和地点也就有了好几个版本。按马甲个人的看法，我倾向于认为金光少佐是于9月6日死在了竹影山，也就是日军所称的“西山阵地”。松山阵地的守备部队主要属于步兵113联队（松井联队），而这个金光惠次郎却是第56炮兵联队（西村联队）第3大队的大队长，并不是113联队的军官。当初，之所以由他担任“拉孟守备队长”，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军衔高，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松山阵地的任务是“封锁滇缅公路和惠通桥”，而炮兵是实施这个任务的主角。7月份，当松山阵地已经被中国远征军包围，特别是松山阵地上的大型火炮被国军摧毁之后，鬼子的炮兵也就失去了原有的作用。松山日军的作战目的从“封锁交通线”变成了“固守待援”，这样，战斗的实际指挥权应该就由炮兵主官转到了113联队的步兵军官手里。换句话说，7月份以后的金光惠次郎少佐只能算是名义上的松山最高指挥官，他的任务不过是鼓舞士气、然后找个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战死罢了。松山日军原本有两个炮兵阵地，一个在滚龙坡（本道阵地），已于7月份被国军占领，另一个就在竹影山（西山阵地）；金光惠次郎队长曾经有两个指挥所，一个是大垭口（音部山阵地）的113联队总部，那里已于8月份被国军攻克，另一个就在竹影山炮兵第3大队的队部——因此，如果金光惠次郎能够自行决定的话，9月6日，也就是全军覆灭的前一天，死在竹影山的炮兵大队部应该是十分理想的选择。当然，这只是马甲的猜测，我并没有确切的材料能证实这件事。9月6号那天，蔡智诚也只是听见荣3团的副团长用无线电话机向军部报捷：“我团攻克竹影山阵地，占领日军指挥部，击毙敌松山守备队长……”在荣誉第一师的编制中有一类特殊的职务——政治副团长和政治副营长。这是他们的老师长郑洞国模仿苏联军队搞出来的名堂。荣1师的老兵多、兵油子也多，有了这个制度就等于在营一级单位上设立了军法官，对整肃军纪、鼓舞士气是有帮助的。荣3团的政治副团长是个白面书生，瘦瘦的、戴着眼镜、外表挺斯文，因为赵发毕团长挂了彩，所以在一线指挥部队的实际上是这位教授模样的军官。在蔡智诚的印象中，政治副团长很爱说话、做事也很负责，总看见他在阵地上跑来跑去，一边检查情况、一边叮嘱这叮嘱那，生怕有谁清剿战场不仔细、放过了日军的地洞口。可惜的是，这位副团长第二天在长岭岗阵地上不小心踩到了地雷，牺牲了。蔡智诚没有参加9月7日的战斗。攻克竹影山之后，309团就算完成了任务，当天下午就移交阵地、到后方休整去了。经过十多天的苦战，309团最终能够自己走下山头的只剩三十五人，这其中还包括了他这个“编外人员”。9月8日上午，蔡智诚正在屋子里给游湘江连长的家人写信，突然听见外面人声鼎沸，原来是远征军总部宣布：国军已于当日凌晨四时收复松山、全歼了日军守备队。可是，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大家并不觉得特别欣喜，因为部队的伤亡太大了，幸存的人想高兴也高兴不起来。103师是各部队中损失最惨重的，师部雇佣了十几队民工到阵地上收容牺牲者的遗体，最后分成三个大坑掩埋了，还在松山上建了一座“103师阵亡烈士纪念碑”。日本方面一直宣称“拉孟守备队全军玉碎”，中国军方也没有做过反驳。但按照蔡智诚的说法，第八军在松山阵地上还是抓到了日军俘虏的，因为103师回保山休整的时候，卡车上就带着日本战俘。那几个家伙的耳朵好象被震聋了，押运人员把各项指示写在纸上，他们看了就乖乖的照办，一点也不反抗。同时带到保山的还有十多个慰安妇，这都是些朝鲜人、不能算是战俘。她们先是被安排在昆明的美军医院里工作，后来就被“朝鲜光复军”的人接走了。（说句题外话。有文章说，“经法医解剖鉴定”，松山阵地上的日军慰安妇是服用氰化钾自杀的——这完全是在瞎编。第一，攻克松山后，国军方面连松山守备队长的尸体都没工夫进行辨认，哪里会有法医去给慰安妇做解剖；第二，氰化钾这么高档的速效毒药，一般人根本就见不到，作战部队里也不可能装备这种“军需品”。日军的“自杀用药”其实是升汞片，那是一种消毒剂，吃多了可以要人的命，但服用效果痛苦无比，还不如抱着手榴弹炸一下更加快乐。所以，除非是受骗上当，不会有人愿意选择服毒自杀）在保山休整期间，国民政府下达了对松山战役参战部队的嘉奖令，103师得到了一面“大功锦旗”，据说这种锦旗总共只有十面，是非常高的荣誉。有意思的是，在嘉奖令中，蒋委员长除了表扬远征军，还号召全体国军向日军松山守备队学习，学习他们“孤军奋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的精神；远征军司令卫立煌也称赞日军是“世上最顽强之军人”，并且承认“我军取胜实属不易”……这俩人一唱一和地“吹捧敌人”，其实是有说不出的苦衷。44年9月，国军虽然在滇缅战事中略有斩获，但同时，内地的豫鄂湘桂各路部队却被日军的“一号作战”打得一败涂地，遭遇了抗战以来的第二次大溃退。败局震动了大后方，弄得社会各界人心惶惶，在这种时候，蒋委员长确实希望自己的部下能有几分“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的勇气，能够在敌人的进攻面前坚决顶住；而刚刚打了胜仗的远征军也必须“谦虚”一点，只能尽量美化日军的“强悍”，以便给在东边连吃败仗的同僚们找个台阶下。因为获得了“大功锦旗”，社会各界给103师送来了不少慰劳品。吃吃喝喝二十多天之后，10月初，第八军接到命令，转移到云南陆良休整。蔡智诚不愿意跟着队伍一起走，他希望借这个机会离开103师、去投奔青年军，于是就去找王光炜帮忙。在军部，王上校的伤口还没有痊愈，却已经穿上了少将的军服。他笑着告诉小蔡：“别急，想进青年军完全没问题，不过要再等几天，先把你的勋章领了再说”“勋章？”蔡智诚愣住了：“我只打了一天的仗，能有个什么勋章？”继中国远征军宣布收复松山之后，日军也公开承认“拉孟守备队全军玉碎”。国民政府随即公布了日本方面的“战败声明”，蒋介石委员长、何应钦陆军总司令、以及远征军的卫立煌司令官相继发表讲话，高度评价了中国远征军的英勇业绩，赞扬他们“完成了神圣的使命，为全军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实事求是的说，参加松山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是配得上这个赞誉的。1944年下半年，中国的抗日战场正处于十分窘迫的境地。东线的战事吃紧，豫湘桂战役中的国军接连失利，损失兵力近七十万、丧失国土二十余万平方公里、丢失城市一百四十六座，不仅整个“大陆交通线”被日军打通，而且，大溃败的局势几乎迫使国民政府“迁都西昌”……然而，在西线，远征军却是一路凯歌，不仅攻克了腾冲和龙陵，而且在随后的追击作战中相继收复芒市、瑞丽、畹町，接着又杀入缅甸境内与“驻印军”会师，并最终打通了滇缅公路和中印公路，一举解除了日军对西南大后方的威胁。虽然国军在松山战役中的伤亡很大，并且，西线收复的国土远不足以弥补东线丢失的面积。但在当时，滇缅战役的胜利不仅在军事上使得军队避免了全面崩溃的危险，而且在政治上挽救了中央政府的国际声誉，更在精神上极大地鼓舞了大后方军民的抗战信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松山作战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是必须的、也是值得的。我们知道，抗日战争中，在中国战场并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转折点”的战役，但如果硬要找个“近似的转折点”的话，以马甲个人的意见，1944年的松山之战比较具备类似的特征——因为，远征军的一系列胜利是从松山开始的。在松山，中国军队攻克了抗日战场上最为坚固的防御体系，并且第一次创造了全歼整编制日军部队的记录。自松山战役之后，国军在西线的攻击作战连连得手，三个月后，东线国军也开始转入反攻，从此以后，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战场上完全处于被动的守势，直到战败投降，再也没有能力组织起大规模的进攻行动。因此，虽然从战术而言，松山之战还存在着许多不如人意之处，但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国军在松山取得的胜利确实是十分及时、十分辉煌的，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并不为过。松山战役的另一个效果，是使得参战的国民党官兵直观地感受到：只要和美国人在一起，手里就能有先进的武器、战场上就有充足的弹药、天空中有招之即来的飞机、地面上有压倒对手的大炮；只要获得了美国人的支持，部队的装备就能比日军更加优良。因此，只要国军的表现不让美国朋友失望，就可以变得越来越强大。在1944年的滇缅前线，比任何“精神训话”更有说服力的，是成百上千辆的美国汽车，是那些道奇、福特、司蒂倍克、奇姆西、威力斯……以及那些卡车上装载着的枪支弹药、机器设备、汽油柴油、药品食物、牛奶咖啡巧克力、羊毛毯子牛肉罐头……当各式各样新奇的、先进的物资装备源源不断地从境外运进来，堆积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就仿佛有一种无声的语言不容置疑地告诉大家——只要拥有了美国这个盟友，这场战争，中国赢定了。我们能赢，这没问题。可是，日本鬼子什么时候才会认输？大家却没有把握。松山战役，日本军人用他们的顽强和死亡，给获胜的对手留下了痛苦的记忆。其实，驻守松山的第56师团并不是日军最精锐的部队，他们的士兵大多是入伍时间不长的“乙类补充兵”，并且，松山阵地也没有真正被包围，始终有一条通道可以撤往缅甸方向。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三个月的时间里，以一敌十的松山守备队硬是打到全军覆没也没有弃阵逃跑，这给参战的国军官兵们造成了极大的困惑。在这以前，中国战场上都是日军攻、国军守，现在终于轮到国军主动攻击了，可一仗下来，大家却发现日本人的防守竟然比他们的进攻更加可怕。腾冲和龙陵只不过是西部边陲的两个不起眼的小城镇，如果收复这一小块国土就需要耗费如此长的时间、承受如此巨大的伤亡，那么，要消灭全部日寇、实现“打到鸭绿江”收复全部国土的目标，战争还将持续多久？还需要牺牲多少人？在当时，蔡智诚和身边的战友讨论过这个问题，比较得到公认的观点是：“少则五年、多则十年，拼光我们这一代人、干掉日本的全部男人，这场战争才能够结束”。于是，刚刚踏上战场的蔡智诚就开始预测自己还能生存多久。他觉得自己不大可能活到抗战胜利，只是希望可以坚持到反攻武汉——如果能够看到大哥蔡智明牺牲的地方被国军收复，自己就死而无憾了。不管战争还要持续多久，当兵的只要敢于牺牲就行了，可当官的却必须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掌握新的战法。松山战役之后，针对日军防御战术的特点，国军组织了大规模的观摩研讨活动，一时间，各战区都派了高级军官到松山阵地参观考察。军委会的初衷本来是希望大家认真研究“攻克阵地”的办法，有意思的是，这些黄埔系的军官们到阵地上看了半天，进攻的新方法没有想出来，却被鬼子的坚固工事吸引住了，觉得大开眼界，纷纷认为自己掌握了“防御的精髓”。只可惜，这个防御的本事学到手的时间太晚了一点，因为，此时的日军已经没有能力再做进攻了，所以直到日本投降，“松山经验”也没能在抗战中派上用场。（不过，这却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在后来的内战中，许多国军将领总是惦记着“松山经验”，遇到两军交锋，动不动就扎起马步、埋头修工事，一门心思地想表演“松山第二”，结果却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机动能力，不是被共军围点打援、就是被各个击破，很少能够守出一点名堂来，真是丢尽了日本师傅的脸——当然，这是后话了）上级军官考察业务，轮不到蔡智诚这样的小兵操心，他的任务是接待来访的民间团体。松山战役之后，云贵川社会各界组织了大批慰问团到前线劳军。一般情况下，军方不允许这些团体越过惠通桥进入松山，原因是战区里还有许多未清除的地雷和未清理完毕的尸体，无法保证民间人士的安全。于是，热情的人们就跑到部队营房的门口。握手拥抱拍照片、献花献匾献锦旗、敲锣打鼓放鞭炮、送烟送酒送火腿。第八军当时正在云南保山休整。蔡智诚每天穿着崭新的军服、站在军营的门口，看到中国人就说“你好”、遇见外国人就说“哈罗”，然后再把国军将士英勇杀敌的光辉事迹背诵一遍。慰问团里比较活跃的人物，或者是白发苍苍的名士乡绅、或者是如花似玉的太太小姐，他们对文质彬彬的蔡智诚的印象十分不错。听完学生兵讲述的战斗故事，白发苍苍激动得胡子直翘，纷纷挥毫疾书，“高歌慷慨赴疆场，壮士弯弓射虎狼”，“三山五岳擎天柱，万古千秋不世名”……而那些如花似玉们则纷纷要求合影留念，于是，蔡智诚每天都要对着镁光灯摆弄十几次造型——镜头里，他手中端着喷火枪，面前摆着汽油罐，一大帮浓装艳抹的旗袍女人依偎在前后左右，真是飒爽英姿、莺歌燕舞，既威武又风流。慰问团经常提到一个问题：“军队里象你这样的学生兵多不多？”，蔡智诚总是回答：“有很多，现在他们都执行任务去了”。可他心里知道，营房里别说学生兵，就连壮丁兵也没剩下多少，经过一场松山血战，103师几乎被打残，三个团都成了空架子。营房里人员稀少，医院里却人满为患，所以遇到空闲的时候，蔡智诚就去看望伤员。陈永思团长在病床上躺着，精神却很好。一颗子弹把他的肚子打了个对穿，却没有伤到什么重要器官，算起来运气真不错。有一次，蔡智诚说到松山日军的顽强精神让人畏惧，陈团长却有不同的看法：“日本兵也是人，他们也会怕死，松山守备部队之所以始终没有撤退，不过是因为他们以为会有援军来救援。过去，我们在上海湖北湖南与日军交战，周围哪怕只有鬼子的一个小队，他们也会拼命赶过来支援，所以小日本只要知道附近有自己的队伍，他就不害怕、死缠着和你打。可这次却不同了，打到最后也没见一兵一卒来帮忙，这说明什么？说明日本人不行了，明知道松山顶不住，硬是把他们丢下了！我给你说，这样的事情只要多出现一两次，军心就懈了，再不会有部队愿意死拼死守，照这样下去，小日本距离最后完蛋也就不远了！”“人在江湖上闯荡最怕什么？怕没有朋友”，陈永思接着说：“军队在战场上拼杀最怕什么？怕没有友军协作。敌人再凶狠也不可怕，我们可以鼓起勇气和他们对杀，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彼此间不信任，互相算计、见死不救，这样的话，仗还没有开打就先泄了气，拳头捏不紧，终究会被别人掰断了手指头……”事后想来，陈团长的这番话显然是有感而发，只不过在当时，新兵蔡智诚还没有这个体会罢了。在医院，蔡智诚找到了罗烟杆。罗烟杆的脸上中了一枪。子弹从耳朵旁边打进去、又从嘴巴里面飞出来，枪弹进去的时候撕掉了半边耳廓，出来的时候扯掉了一块嘴唇，搞得罗烟杆破了相。不过，这个伤势虽然会使得他今后吃饭喝汤、或者娶媳妇相亲出现重大困难，却不影响他当兵打仗，所以，罗烟杆伤愈之后，还必须继续扛枪上前线。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普通士兵并没有正规的档案，所以伤兵痊愈之后也许回到原部队、也许就不回去了。一般情况下，受过伤的老兵具有战斗经验，各个部队都是抢着要的。医院的门口摆着好几张桌子，各路人马都在那里招揽老兵。有的喊：“到这里画押啦！见面发一个月军饷！”，有的嚷嚷：“伤兵补助！当场兑现！”……就象吆喝买卖的一样。第八军的部队中，只有荣誉第一师的经费最为充足，既不拖欠军饷、也能兑现伤兵抚恤，他们的桌子上码放着一摞摞的钞票，十分具有诱惑力，引得有些伤员伤口还没有痊愈就跑去领钱了。103师没有那么多现钱，军饷是“分期付款”的、战伤补助也需要用实物替代，所以时常可以看见一些出院的伤兵背着半麻袋大米沿街叫卖，活象个二道贩子。最惨的是82师，要啥没啥，他们的办事人员只好扯着嗓子乱许愿：“老兵归队，官升一级！”，咋呼了老半天也没有几个人愿意投奔他们。当兵吃粮，天经地义。按道理，只要穿上二尺半就应该领军饷，只要在战场上受了伤就可以得到抚恤金，可事实上却做不到这样。不同等级的国军部队有不同的拨款标准，杂牌部队的经费似乎永远也不够用，在这些部队服役，伤愈之后能够继续扛枪打仗的军人还勉强可以挣到几个钱，而那些因伤致残、无法复役的伤兵就惨了。后方医院的旁边有一些低矮破烂的平房，那里被称做“陆军某医院某某组”，里面住的全都是伤残的荣军。这些荣军伤员的“标准装束”就是一件病号服——那时候的“病号服”并不是现在电影里演的“竖条纹的两件套”，而是一条薄薄的棉毛毯，中间挖三个洞，把脑袋和胳膊伸进去就成了一件“无袖披肩”，在病号服的胸口位置用小布条缝着一个红十字，表示该病员是一位光荣的伤兵——无论其腿部是否有残疾，荣军的胳臂底下永远都夹着一根三角拐杖，那是他们的标志也是他们的武器。伤兵闹事的时候，满大街的拐杖如林，再加上“老子们早就不想活了！”的叫骂声，的确是气氛悲壮、声势慑人。说起来，这些伤残荣军真是既可怜又可恨。可怜的是，他们住在潮湿阴冷的土屋里，医院方面除了按日子送去一点糙米、隔几周去喷洒一遍消毒药水，就没有人理睬他们了。这些伤兵与原先的部队失去了联系，抚恤费和军饷都没有着落，他们的生活难以自理，手脚伤残的人连洗衣服做饭都很成问题，有的人躺在床上什么时候死掉了都不知道……可恨的是，这些人却把自己的痛苦转嫁到无辜的平民身上，经常祸害老百姓，不是偷鸡摸狗、就是调戏妇女。有的伤兵手里拿着瓶红药水守在路边，看见有人经过就撞上去，瓶子一掉地，就说人家“打翻了贵重药品”，非要赔偿多少多少钱不可，说不通就开打，还嚷嚷着“要不是老子们在前方卖命，哪里有你们的太平日子！”，老百姓对他们真是避之不及。说起来，管理正规、服务周到的荣军医院也是有的，比如昆明的陆军总医院。那里窗明几净、设备完善，男医生女护士来往穿梭、细心周到，社会各界的慰问团络绎不绝，就连蒋宋美龄女士也多次造访、问寒问暖。不过，那个地方可不是一般人能够进去的，要具备一定的资历和资格，起码要立过战功、有勋章的军人才行。勋章这东西，有的人打了一辈子仗也没有见到过，可蔡智诚刚上阵不久就弄到了一枚。十月份的时候，有消息说第八军要从保山转到陆良去休整，蔡智诚就想借这个机会离开103师，转投当时正在组建的青年军。谁都知道，国军的部队是“后来居上”，越晚筹建的越吃香，地方老牌部队不如中央军、先前的中央军又比不上“驻印军”和“远征军”，而现在的这个“青年军”号称是“太子军”，无论装备还是兵员素质都高人一等，更加是嫡系中的嫡系。于是，蔡智诚就跑到军部去找王光炜，请他兑现当初的诺言。王上校这时已经升为了少将，一颗金星照得面孔神采奕奕，见了小蔡，王少将乐滋滋地说：“别急别急，想去青年军那还不简单么？先等着参加表彰大会，把你的勋章领到手再说”……一席话，搞得蔡新兵又惊又喜。松山战役，第八军大出风头，所以中央政府除了奖励“大功锦旗”，还要给表现优异的参战人员授勋。第八军共有四个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头一个是军长何绍周，另外三个是荣1师荣3团团长赵发毕、82师244团的营长谢梦熊（已阵亡），再就是王光炜。要知道，这“青天白日勋章”可不一般，它是中华民国最高荣誉勋章，相当于古时候的“免死金牌”，从1929年到现在总共只颁发了209枚（001号的得主是张学良，209号由陈水扁发给了李杰）。“青天白日”不分等级，但一般情况下很少授予师级以下军官，除了马歇尔、史迪威这样的老外，在驻印军和远征军中，能得到这种勋章的都是孙立人、戴安澜和宋希濂之类的人物。王光炜的这枚“青天白日”是130号，从编号上看，比胡宗南、杜聿明、蒋宋美龄等猛人还要早一些。有趣的是，王光炜此时并没有在第八军担任职务，严格的说，他还属于贵州的遵义师管区，根本不是第八军的人。所以何绍周军长在填写表格的时候只好把他写成是“309团代理团长”，可这么一来，以后介绍松山战斗的材料就出现了混乱，在有的文章里，309团在战场上同时出现了团长和代理团长，让人莫名其妙；有的文章又把王光炜说成是“103师补1团团长”，其实103师哪里有什么补1团，补1团在遵义，王光炜是跑到松山前线临时客串“前敌指挥”的，可惜这个“前敌指挥”的差事又被李弥副军长中途收回去了，王团长也就变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人物。同样“不伦不类”的还有蔡智诚，这位大学生也是自己跑来“客串”喷火兵的。王光炜觉得不能亏待了自己的小兄弟，决定也给他弄枚勋章挂一挂，可填写材料的时候却又犯了难——军衔填成什么？说他是个小兵吧，好象太委屈了一点，说他是个军官吧，又没有任何凭据。想来想去，最后写了个“技术准尉”，正好介于官和兵的中间。这份请功材料给蔡智诚带来了一枚六等云麾勋章，虽然比不上“青天白日”和“宝鼎勋章”，但仍然算得上是很高的荣誉，毕竟，当时的国军官兵中能得到这种奖励的人并不多。奖章一时半会的还不能到手，要等到召开表彰大会的时候才能颁发。这当然无关紧要，大家依然很高兴。最高兴的莫过于王光炜了，得了“青天白日”、又荣升为少将，103师师长的位置看来已经是十拿九稳。王少将虽然一再叮嘱大家“不许胡说”，但终究还是掩饰不住满脸的得意。这时候，有传闻说，第八军的某位首脑将要调任昆明警备司令——底下的军官们普遍猜测那一定是李副军长，因为李弥是云南人，由他出任云南省会的警备司令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只不过，在云南这个地界，地方大权掌握在龙云手里，军队调派控制在杜聿明手上，所谓“警备司令”根本是有名无实，远没有在部队担任主官来得痛快——以李弥的性格，如果到了那个位置上，一定是够难受的。蔡智诚暂时留在了103师，他在营房里盼望着自己的勋章，同时也等待着新任师长王光炜的到来。谁晓得，等到11月份，忽然从军部传来消息，调任昆明警备司令的居然是何绍周，李弥升任第八军军长。这么一来，王光炜的师长职务就泡汤了。12月初，盼望已久的授勋表彰大会终于召开了，即将离任的何绍周军长在昆明给第八军的立功人员颁发勋章。蔡智诚穿着崭新的制服，云麾勋章在胸前闪闪发亮——按照规定，准尉阶级的军人最高只能颁发第六等的勋章，“六等云麾”虽然个头小一点，只能“襟授”、没有绶带，但它同时配发勋标，即便是穿常服的时候也能在衣领下边别起一个小牌牌，随时告诉别人自己是个有战功的英雄，还真是挺威风的。王光炜没有参加表彰会。李弥升任军长以后，不仅没有让他当师长，反而宣布他为“荣誉军部附员”，意思是不承认他是第八军的正式军官。这可把王少将气坏了，他连“青天白日”也懒得领，径自回贵州享清闲去了。不过，李弥军长对陈永思团长还是挺不错的，把他提升为103师的副师长，弄得老陈十分开心。可是，王光炜少将临走的时候却恶狠狠地说：“别高兴得太早，等他稳定好部队，早晚会来收拾你们的！”，果不其然，一年以后，包括陈永思、王景渊在内的一帮师长副师长全都被解除了职务，直接赶出军队、打发回家去了……（直到1948年底，“嫡系将领”们在各个战场或被击毙或被俘虏，被消灭得差不多了，国民政府才赶紧重新起用这批“赋闲人员”，给他们升官加爵、让他们招兵买马。然而，这些“临危受命”的将领们早就对“党国”寒透了心，手握兵权之后，要做的事情就是——起义）长官们的这些事，蔡智诚管不着、也不十分关心。表彰大会之后，他没有返回103师的营地，而是留在昆明等着军部给他出具推荐信，以便能够参加当时正在组建的青年军207师。12月中旬，推荐信终于到手了。信里面把蔡智诚吹捧得天花乱坠，夸奖他是个身家清白、忠于党国、品德高尚、智勇双全的大好青年——凭着这份鉴定，别说去青年军，估计进国防部都没有多大问题。蔡青年高兴极了，于是就请送信的师部副官喝酒。吃饭的时候，103师的这位副官突然问他：“小蔡，如果有比207师更好的部队，你愿不愿意去？”“哦？更好的部队？在什么地方？”103师的这位副官姓王，说起来，他已经是第二次给蔡智诚送信了。上次送来的是蔡智仁的便条。二哥蔡智仁已经随戴之奇将军去青年军201师上任了（201师当时驻扎在四川璧山，戴之奇由十八军副军长改任201师师长），二哥邀请弟弟到他那里去。信上说，201师是“青年第一师”（青年军各师的番号由201至209），兵源素质和武器装备都可以得到优先保证，完全能够满足三弟的从军愿望。二哥还说，他已经和103师方面通了气，弟弟用不着开具“推荐信”，只要搭乘交通二团的军车去四川就行了。交通二团是蔡二哥的老部队，当时正承担着西南地区各兵站之间的长途运输任务，只要向兵站站长提起一连长蔡智仁的名号，搭个便车应该没有多大问题。二哥安排得很周到，可蔡智诚却不想去201师。在103师的这段经历使蔡智诚有了一个体会：在部队里，熟人多了有好处也有坏处。比如，他原本并不想介入长官之间的纠葛，但却因为熟人和家庭背景的关系，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派系斗争的旋涡之中——蔡智诚投身行伍的志向是希望“建设一支纯洁的、高尚的新式国防军”，而这种充满了封建旧习气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裙带之风正是他这个饱受民主自由思想熏陶的大学生极端厌恶的东西——所以，他不愿意再去依附哥哥，再去享受那些亲属关系庇护之下的特殊照顾。在103师的经历也使蔡智诚感觉到：军队的种种陋习并不象他原来预想的那样简单。不良现象的根源，并不仅仅在于士兵的愚昧无知，更主要的还在于领导阶层中遗存着的旧军阀传统——以第八军为例，虽然手里操纵着现代化的美式装备，可干部的思想却仍然停留在半封建的状态，信奉的依旧是满清时候的曾国藩的教条。在这些军人的观念里，忠于“国家”和“主义”的口号其实是虚幻的，效忠于某一位长官或者某一类势力才是最实际的行为准则——在这样的观念的指导下，军队不可能真正成为国家和民族的保卫者，只能沦为极少数“精英”表现其个人声望、谋取小团体私利的工具。蔡智诚虽然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但他却不知道如何去改变这个状况。对于一个入伍不久的小兵而言，一切都显得无能为力，他只得期望自己能够通过改换门庭、找到一个新型的“好的”部队，能够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努力、真正实现军队和国家的进步。蔡智诚的这些想法，103师的那位副官并不理解，或者并不关心。吃饭闲聊的时候，王副官更多的是羡慕“蔡兄弟”有那么好的家庭关系，并且抱怨自己的命运不济。按照王副官的说法，云南、广西、四川等西南各省，都有属于本地方的集团军，而惟独贵州，自从王家烈倒台以后，部队就被拆得七零八落。国军里头虽然有十多个“贵州师”，在抗战中的表现也不坏，却总是在各个军之间调来调去、无法捏到一起。第八军原本是贵州籍军人唯一的希望，现在何军长调走了、换了个云南人李弥，各师的师长也调来调去，再也形不成气候……王副官悲伤地感叹道：“何老总在中央有那么大的权势，怎么就连家乡的一支军队也保不住呢？”然而，蔡智诚却比较赞同何应钦的豁达大度。他认为，以地方势力为基础的建军方式根本就属于封建陋习，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象以往“湘勇”、“淮军”那样的做法是不符合民主社会的要求的，军人的理想，归根到底应该是为国家和全民族而战斗，是否编成同乡团体、或者由谁来领导其实并不重要。蔡智诚说：“你看，我们贵州人在云南打了胜仗，还不是一样能够得到全体民众的褒奖？黔军不黔军的又有什么区别”“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痛”，王副官有点急了：“你是个大学生，打几仗、立个功，然后还可以回去接着读书搞学问。我们可是军校出来的，当兵扛枪就是一辈子的职业，没有一个可以依赖的团体，将来的升迁甚至谋生还能有什么指望？”“我就不信全天下的军队都要讲关系”，蔡智诚十分不服气：“我偏要找个凭本事吃饭的地方”“但愿青年军是你想象的那种部队……”说到这里，王副官忽然想起了什么：“听说，昆明有个单位，比207师更加威风，你想不想去？”“哦？什么部队？在什么地方？”，蔡智诚很感兴趣。“我也不知道地点在哪里，只晓得叫鸿翔部队”“鸿翔部队？干什么的？”“鸿翔嘛，还能干什么？坐飞机打仗的呗”“哇——哈！戈曼德！”那时候，蔡智诚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伞兵”这个兵种，但他对“戈曼德”却早有耳闻。“空中红魔——戈曼德”是英国特别空勤团的代号，该部队创建于1941年，是现代特种部队的鼻祖之一。在德军“闪电战”肆虐欧洲的时候，只有几支“戈曼德”部队能够深入敌后展开特种突袭，虽然战果有限，却对鼓舞同盟国军民的战斗意志起到了重大作用，因此，当时的中国报刊上也时常宣传“戈曼德”的英雄业绩，把他们吹嘘得神乎其神。蔡智诚其实完全弄不清特种作战是怎么回事，但他和所有的小青年一样，对这种“坐着飞机去打敌人，然后坐飞机回来接受鲜花”的军旅生活十分神往，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天兵天将”。蔡智诚没有想到国军部队里也建立了“戈曼德”。但他知道，能够参加“戈曼德”的一定都是百里挑一的精兵强将，十八般武艺俱全，属于既能上天揽月、又能下海捉鳖的那种角色——蔡大学生虽然胸怀壮志，却也清楚自己只有几斤几两，所以，对这个传说中的“鸿翔部队”，他只能咽咽口水，徒抱敬仰和羡慕之心、不敢有加入其中的奢望。说来说去，“鸿翔部队”的消息只可以用来饱个耳福。吃喝完毕、收拾行装，王副官开车送蔡智诚去207师——那里才是他该去的地方。青年军207师的师部设在云南曲靖，当时的师长是方先觉。提到青年军，自然就会联想到“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于是很多人就以为这“十万军人”全都是青年学生，其实并不是这样。青年军中的“知识青年”数量最多只能覆盖到班长一级，基层士兵甚至许多班长排长并不是“文化人”。以207师为例，该师下设三个步兵团、两个炮兵营，另有通信营、辎重营，以及警卫和卫生单位。干部来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第五军（国军第一个机械化军）指派的有战斗经验的军官；二是蒋经国主办的各类“干部训练班”的毕业生（这些训练班毕业的干部有的打过仗，有的人根本没有摸过枪，素质参差不齐）。士兵之中，老兵主要来自新28师，这个师是第一批进攻松山的部队，伤亡很大，幸存人员基本都补进了207师；新兵则是从四川送来的壮丁，这些人既没有进过学校也没有上过战场。207师的“学生兵”大部分是陕西人，另外也有来自江西、安徽等沦陷区的青年学子，其中有大学生、中学生，还有失业人员。在这些人中，“抗日救国”当然是大家共同的、也是最主要的从军动机，但也有部分人抱着其他目的——按当时的规定，青年军的服役期限为两年，“知识青年”服役期满之后，如果选择继续读书，可以保送进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名牌学府，学费由国家承担；如果选择参加工作，可以由政府安排合适的岗位——这样的优惠条件，对贫困青年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学生被青年军录用以后，要经过相应的培训。大学生（包括大学在读生）和高中毕业生有权力“选择专业”。可供挑选的内容有三个，一是“机炮大队”，毕业后分配到炮兵营和各步兵团所属的迫击炮连、排，以及喷火兵分队担任基层骨干；二是“辎汽大队”，学成后分配到辎重营或者通信营从事技术工作（207师的这批人后来都调到驻印军的汽车团去了）；三是“社会组”，那里是培养连、排基层教员和政治军官的地方。蔡智诚选择的是机炮大队。他原本就有使用喷火器的基础，并且，倾泻在松山阵地上的那些猛烈的炮火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觉得，在今后的战场上，大炮一定是夺取胜利的主角，自己应该掌握这方面的技能。有趣的是，申请表格递交上去的第二天，分配通知书下来了。别人领到的只是一张小卡片，而蔡智诚得到的却是一份委任状，上面写着的职务是——机炮训练大队少尉教员。蔡少尉顿时急了，连忙跑去找政治部主任谢刚升，分辨说：“我什么都没有学过，啥也不会，怎么能当教员，还是改成学员吧”谢刚升想了想，就在“教员”前面加了“见习”两个字。蔡智诚还是有点不踏实，又询问道：“我这个职务是以‘见习’为主，不是以‘教’为主的，是吧？”谢刚升乐了，挥挥手：“是的是的，去报到吧。你就是个见习员，好好学习吧”蔡见习员这才放心了。“机炮大队”的训练部设在昆明的北校场，这里也是207师战防炮营的驻地。通常情况下，部队的训练单位都是培养带兵官的，但是，由“学生兵”组成的青年军训练大队却有所不同，它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养成遵守军纪的习惯，教学内容也侧重于各种典、范、令。训练队的制度是每天早晨4点半起床，整理内务、点名、出操、唱“党歌”、背诵“总理遗训”，7点正吃早饭，8点钟开始上室内课，午饭后休息一小时，下午在训练场学习军事术科，晚餐后自由活动一小时，然后又是两个小时的自修课，晚上9点熄灯睡觉。枯燥乏味的生活使得初入行伍的青年学生们觉得很不耐烦，再加上训练队长、区队长都是些老军棍，遇到不顺眼的学员不是打就是骂，这更让大家对军事管理产生了抵触情绪，一些不安分的人就找机会惹事捣乱。晚饭后自由活动，几个调皮鬼把拖拽大炮的军马骑出去玩，结果在大街上撞倒了行人；第二天上炮术课的时候，又有几个家伙不按照指令行事，教官正在讲解要领，底下已经把炮弹“咣当咣当”发射出去了，还推托说是“走火了”，教官气得直哆嗦：“我干了十几年炮兵，从没有听说过大炮会走火……”区队长召集训话：“原以为你们这些学生是军队的希望，现在看来尽是一帮乌合之众！甚至连乌合之众也不如，乌合之众至少是一种颜色的，依我看，你们中间除了白的黑的，还有赤色分子……”结果，把几个特别捣蛋的学员当作“共党嫌疑犯”送交军法处了。大部分学员还是能够适应新军队的规则的，倒是有些教官一时半会的适应不了。青年军中有许多专职教官，有的传授专业知识、有的负责政治教育，这些人原先大多是教书先生或者文人政客，虽然佩带着校官军衔，其实根本就没有当过兵。上课时，教官进入教室，值日官（这是蔡智诚的差事）就大声喊“立正！”，然后跑到教官面前敬军礼、报告应到和实到人数，待教官还礼后再转身下令“坐下”。遇到这种情况，好些文人教官被吓得手足无措，一边鞠躬点头、一边满脸陪笑：“各位不必客气，不必客气……”与文人相比，行伍出身的教官却是另一种风格。他们一般不大懂得细致的理论，随便讲几句就让大家自己看书。教官说不出门道来、还不愿意学员提问，于是就安排学生兵去跑步，绕着操场一圈接一圈地猛跑，他们站在操场中间，发现有谁偷懒就冲上去揍几棍子，搞得学生们头疼死了，暗地里骂这些人是“跑步教官”。训练队的理论课程中，政治课的内容首先是“三民主义理论体系”，其次是“秀才当了兵，有理说得清”（讲解青年军人的责任和义务），这些都很容易领会；与军事有关的内容，除了弹道学、火药学之类的教材外，因为207师是机械化部队，所以还必须掌握内燃机、电机工程和无线电方面的知识。这些内容对文史类的学生是一大难题，他们对高等数学、矢量、燃烧值之类的概念简直一窍不通，每天都要熬夜研究各种莫名其妙的数据。而这些功课对于浙江大学电机系的蔡智诚同学来说却是易如反掌，于是，他可以把大部分精力集中到炮兵术科的训练上去。由于具备松山战役中的切实体会，蔡智诚在很多方面比从未上过战场的其他学员有着更强的感悟能力，因此，他各科的成绩不是“佳”就是“甚佳”，很快就成了全大队数一数二的优等生。这样的学习生活持续了不长时间，训练基地忽然变得动荡起来。首先是伙食水准急剧下降，每天萝卜青菜、青菜萝卜，不仅没有肉、菜汤里连油星子也见不到，到后来甚至连糙米饭也吃不饱了。按照政府的宣传，青年军的士兵待遇和后勤供应标准应该比其他军队高一个档次，现在可好，别说高水准，就连保安团的饭菜都比不上，各单位的官兵纷纷鼓噪起来。不久，师部附近的“社会组”的学员就开始闹事，因为他们发现“方师长每天要吃一只小乳猪”。于是，愤怒的学生兵殴打了后勤主任、师部副官和勤务兵，“社会组”率先罢课、并且提出了“驱逐贪污腐败的方先觉”的口号，很快，其他两个学兵大队也响应号召，实行罢课抗议。训练队的教官们被弄得啼笑皆非：“见鬼了，从来只听说学校罢课，这回居然遇到军队罢课，真正是滑天下之大稽”。“罢课风潮”持续了一个多星期。搞到最后，方先觉师长真的被调走了，闹事的军人们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其实，这场风波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当时，云南是远征军的根据地，不具备远征军或者驻印军背景的高级军官根本就别想在这里带兵。方先觉虽然算得上是位抗日名将，而且是正宗黄埔生、资历也够老，可他从来没有在远征军或者驻印军里混过，因此，想在云南掌管精锐的207师，注定是困难重重。在上层人物的指使下，云南各兵站断绝了对207师的物资供应，接着，又有人撺掇着学生兵起来闹事（207师的军官大多来自于杜聿明的第五军）。事情越搞越大，最后闹到了中央，蒋委员长也无可奈何，只好把方先觉调到陕西担任206师的师长，改派远征军出身的罗又伦担任207师师长。罗又伦是杜聿明第五军的老人，而且当过二百师（杜聿明的老底子）的师长。自从他上任以后，米有了、面有了、猪肉香油都有了，部队伙食大为改善。可是，消停了没多久，军营里又开始闹事了。学兵训练即将结束的时候，杜聿明提出，把207师辎汽大队的学生兵补充到印度的汽车团。罗又伦师长是杜长官的老部下，当然遵命照办。“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对于被调动的人员来讲，似乎也只有服从军令的本分。可是，这一次却不同，207师是青年军，驻印度的军队是远征军，两者间的待遇是不一样的，政府在招兵的时候就明确规定了不同的政策，所以，把青年军里的学生调到远征军去，相当于“政府违约”了。辎汽大队的学员们可都是具有维权意识的知识分子，立刻就闹腾起来，使用的还是先前的那一招——罢课抗议。其他两个大队也觉得唇亡齿寒、兔死狐悲。毕竟，大家都是奔着青年军的招牌来的，谁也不愿意自降一格变成了远征军，一旦丢掉了青年军的名号，那些上大学、找工作的优惠待遇不就全部泡汤了么！更何况，当时还有个传言，说杜聿明准备撤消207师的番号，把所有人员和装备分散到远征军各个部队去。这一下，大家都愤怒了，于是纷纷响应辎汽大队的号召，罢课，示威。训练基地的教官急得昏天黑地。有位老先生跑到寝室里动员大家到教室去复课，他老泪纵横、一双手在胸前比划着：“同学们，不能这么闹啊！这样闹下去，等你们的胡子象我这么长了，国家还是没希望呀……”。可自始至终，没有人理睬他。这时候，上峰送来了准备发放给“精锐部队”的美式军服。但是，没有人去领那些衣服，更没有穿戴新式服装。夜里，不知道是什么人在操场的旗杆上升起了几只美式步兵靴，还在墙上张贴了两幅标语，一条写着：“我是中国人，不穿美国衣”，另一条是“驱逐出卖207师的罗又伦，恭迎方先觉师长回滇重掌旧部！”——嗨！这不是瞎折腾么。折腾到最后，罗又伦没有被驱逐，辎汽大队的学生兵终于还是去了印度。但上级同时又补充了一个政策，规定被征调到远征军的青年军的官兵还可以继续享受青年军的各种优惠待遇，这才算是平息了各方面的怨气。因此，在国军之中，真正能够被称做“青年远征军”的只有207师。这支青年军性质的部队没有被撤消，而是被编入新六军，成为了远征军的一部分。抗战胜利后，207师被杜聿明带到东北，是青年军中最先投入内战的部队，后来，这支国军“王牌主力”在辽沈战役中被解放军四野全歼……当然，这一切和蔡智诚并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他这时已经离开207师，参加伞兵部队去了。“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六军”。这是1946年流传在东北地区的一段民谣，意思是夸奖新六军的服装好看模样帅、文武双全素质高——说实话，新六军打仗的水平暂且不论，仅从外表上看，确实比“土八路”东北联军漂亮得太多。在当时，沈阳街头身穿美式军服、挎着女学生逛马路的“抗日功臣”，有许多就是45年初在云南“罢课闹事”的青年军学生。大家都知道，新六军号称国军的“五大主力”之一。其实，“五大主力”时期的新六军，下辖的应该是新22师、14师（黄仁宇先生曾经在这个师当过排长）和207师，这三个师合在一起，实力的确十分强大，解放军还真的没有在他们手里占到过什么便宜。可后来，14师调出去组建了新3军，207师分出去扩充了第6军，只剩下一个新22师支撑门面，新六军再自称是“五大主力”就有些勉强了。辽沈战役的时候，207师是个“加强师”，下辖三个旅，每个旅三个团，实际相当于一个军。3旅（许万寿旅）编入了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主攻黑山、大虎山的就是这伙人），该旅最终在胡家窝棚附近被歼灭；1旅和2旅留守沈阳和抚顺一带，在战役末期，这两个旅是“守备兵团”中唯一进行过顽固抵抗的部队——说起来，207师也算是对得起老蒋和小蒋的一番栽培——因此，蒋委员长后来在台湾又重新组建了“青年军207师”，当然，这已经和抗战期间投身行伍的那帮青年学生没有多大关系了。每当想到这支部队的结局，蔡智诚总是很庆幸自己及时地离开了207师——要不然，他肯定就和训练营里的许多同伴一样，将自己年青的生命徒劳无益地葬送在东北的黑土地上了。1945年春节过后，蔡智诚在207师炮兵营的公告墙上看见了“第五集团军”的招兵通告——招募单位是“陆军突击总队”，招收对象是“具备初中以上学历”的步、炮兵种的士兵——当时，谁也弄不清这“突击总队”是干什么的。不过，通告上有个比较吸引人的条件是“薪饷从优”。这个告示并没有引起蔡智诚的注意。在那个时候，军营内外经常可以见到这样那样的招募广告，有“军统”的、“三青团”的、甚至“别动军”的。昆明是个学校云集的地方，这些广告上也常常提出各种各样的学历要求，蔡智诚最初还以为这个“突击总队”也是个什么“别动军”之类的组织，所以就没太在意——他对当特务、打游击不感兴趣。那段时间，蔡智诚经常到炮兵营去。207师战防炮营与机炮训练大队共用一个操场，学兵们上课的时候使用炮兵营的装备，下课以后如果希望“加练”，炮兵营可以提供“教具”，但陪练人员则要靠自己解决。一门战防炮需要三个人才能操纵，因此，蔡智诚总是去找潘崇德想办法。潘崇德是战防炮营的通信兵，云南本地人，家境比较贫寒。他参军入伍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赚钱养家。那时候，当兵的月饷比一般店员伙计的收入要高得多，只要部队不欠饷、自己又不怕死，用卖命钱来贴补家用也是穷人的一条活路。小潘个子不高、头脑灵活，每当蔡智诚需要“陪练员”，他总能拉几个人来帮忙。当然，人家也不能白干，需要付一点酬劳，或者给包香烟、或者给点钱——这是他们捞外快的一种方法。春节过后没多久，潘崇德就跑去参加“突击总队”了。这很好理解，因为那里的“薪饷从优”，对小潘这样的士兵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四月底的一个星期天，蔡智诚又在操场上遇见了潘崇德，这小子穿着一身新制服，正兴高采烈地和老战友们吹牛皮。蔡智诚问他：“小潘，你们那个突击总队是做什么的呀？”“伞兵”， 潘崇德指了指自己胳膊上的臂章：“鸿翔部队”“鸿翔部队？！”，蔡智诚的脑瓜里如同响了一声炸雷：“戈曼德啊！老天，我怎么错过了这个机会！”“鸿翔”是“陆军突击总队”的代号。1944年1月，第五集团军司令杜聿明受到德国在欧洲战场使用伞兵的战例的启发，在第5军的建制下设立了“第一伞兵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空降兵部队。“第一伞兵团”对外称“鸿翔部队”，下辖三个营，兵力有一千人左右。但是，由于军界的高层人物对伞兵这个新事物并不了解，伞兵第一团也就始终得不到各方面的支持。自组建以来，不仅没有得到过任何空降设备，更没有跳过伞，每天只能进行普通的步兵训练。所谓“伞兵”，不过是有其名无其实，所以大家都弄不清这个“鸿翔部队”到底是干什么的。（说到这里，唠叨几句——挖“蒲公英”坑的这些天里，有朋友按捺不住，埋怨马甲写了五六万字还没有见到降落伞——马甲我嘴里不说，心里却暗暗嘀咕：哼！急什么，瞧人家“鸿翔部队”，组建一年多了都没有见过降落伞，还不是一样在那里耗着。咱们也耐着性子，慢慢熬吧，嘿嘿……）慢慢熬，好不容易熬到了45年的春节。有一天，昆明市举办“迎春社交舞会”，杜聿明在舞会上遇到了昆明美军参谋长麦克鲁少将，于是就拉着他诉苦，说自己有个伞兵部队，多么多么重要、又多么多么可怜。麦克鲁少将正在兴头上，立刻就转告给中印战区总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将军，魏德迈大概也是香槟酒喝高了，当场就答应帮杜聿明解决伞兵的装备问题，并且交代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负责办理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