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书名：《战场上的蒲公英》作者：王外马甲简介：马甲很早就知道蔡智诚当过国民党军官，因为我小时候曾经看见他被捆起来游街，胸前挂着牌子、头上戴着高帽。后来又听说他平反了，得了一份“起义证书”、还补发了好多工资，顿时特别有钱。那时候，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正好解禁，大人们看完金环和银环的故事，回来就说：老蔡原来是“关团长”一样的人物呵，是个好人！于是就有许多热心的大妈大婶忙着给蔡先生介绍对象，想让他续弦。我们这些小孩一见到他就嚷嚷：“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而蔡先生只是尴尬的笑。再后来，蔡先生退休了。一个人在家里养兰花、喂金鱼，摆弄一些不吵不闹的小玩意，孤孤单单、自得其乐。再再后来，马甲我偶然得知这位安静的老头居然曾经是中国最早的空降兵，不由得大吃一惊，连忙和几个朋友找上门去：“伞兵呵！特种部队呀！老蔡先生，给我们讲故事吧！”这时候，老人家已经得了帕金森病，语言和行动都有些障碍。他坐在藤椅上，看看面前的花、又望望天边的云，许久许久，才嘟哝了一句：“这伞兵嘛，就象是战场上的蒲公英……”战场上的蒲公英1944年初夏，二十二岁的蔡智诚不想上学了，他要去当兵。蔡智诚是贵州人，家住遵义老城琵琶桥（现名红旗路），他家的斜对面就是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公馆，那里如今已成为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址。蔡智诚有两个哥一个姐和一个妹妹，大哥蔡智明1938年10月牺牲了，姐姐蔡智慧已经出嫁、在“美国援华协会”当医师，二哥蔡智仁毕业于陆军辎重兵学校、是交通二团（汽车兵）的连长，妹妹蔡智兰初中没毕业就偷跑出去参军、结果在战场上失踪了。蔡智诚排行老四，可实际上只比老五大了二十分钟（他和蔡智兰是对龙凤胎）。44年，蔡家的年轻人中只有他还在读书，这倒不是因为他不想工作或者胆子小，而是父母觉得家里应该留一个“守门的”，蔡老四是长辈们公认的最乖的孩子，应该老老实实的把大学念完、然后成家立业。从家谱上看，蔡家应该算是湖北人。他们祖上是跟着袁玉锡（湖北襄樊人，曾任遵义知府）到贵州来的，先是做幕僚，而后经办盐号。贵州是个不产盐的地方，食盐大多依靠川省供给，遵义是川盐入黔的集散地，蔡家在这里开办“恒升永”商号，兼营盐业、布匹和杂货，很快就发了财。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到了蔡智诚的父亲蔡式超这一辈，蔡家的家道衰落了。蔡式超是厦门大学的第一批学生。在华侨创办的大学里读了两年“商学”，没学到什么商业技巧，却树立了“实业救国”的观念。回到家乡，蔡同学下定决心：不做商人，要当农场主，向陈嘉庚同志学习。刚开始，他和厦大同学何辑五（何应瑞，何应钦的四弟）一起合办茶场、试验改良茶种。在当时，贵州种植茶叶的人很少，蔡同学与何同学希望用“新型经济作物”替代盛行于贵州的鸦片，既能挽救家乡风气、又能振兴地方经济。从理论上讲，这个思路是可取的（事实上，蔡式超当年试办茶场的湄潭，现在已经成为茶叶生产基地）。然而，在当时，蔡式超的办法却行不通。兴办农业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可贵州这里却战事频繁。黔军、滇军、川军、中央军，民团、土匪、青帮和洪帮来来去去，今天这个拔苗、明天那个刨坑，好不容易长出了几片茶叶，还没等收获就被别人抢跑了。接着，何应钦去了广州、何辑五也投靠他三哥去了，蔡式超没有了靠山，只好关门大吉。当不成农场主，于是改当工厂主。先是开了家肥皂厂，希望帮助乡亲们养成讲卫生的好习惯，结果造出来的“卫生肥皂”黑不溜秋，根本卖不掉，只得关张。接着又办酒精厂，初衷是想用工业酒精替代汽油，“甩掉贫油国的帽子”。但是酒精醇度要到95度以上才能够开汽车，蔡式超搞了几十个大铁皮罐，蒸馏来蒸馏去，怎么也超不过94度，只能当医药酒精用——不过这也歪打正着。抗战爆发了，前方需要大量的医用酒精，于是蔡老板不计成本、把一批批的产品送往前线。没几年，家业就被他折腾光了。时间到了1944年，大后方的物价飞涨、人心浮躁、社会混乱，民众对政府极不信任。其实，抗战之初的情形并不是这样的。那时候，虽然国军一败再败，但国民党的表现还算不错，军人不怕死、官员也耐得住艰苦，所以尽管局势严峻，但社会各界却很团结，人民积极支前、踊跃参战，处处呈现出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蒋委员长的形象也空前的伟大。可后来就不行了。自从美国参战以后，国民政府就象是松了一口气，所有的老毛病都回来了。争权夺利、拉帮结派、腐化堕落……“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各种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行经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官员们的嘴里动不动就是“美国朋友”什么的，好象打日本不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反倒是帮美国人开辟第二战场一样。老百姓并不怕吃苦受罪，怕的是当权者没志气。官员的堕落、政府的腐败、军队的无能，使人民对前途失去了信心。于是，先前的那种毁家救国、同仇敌忾的景象难以见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怨声载道和灰心失望。这期间，云南和四川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潮，学生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当局的独裁和腐败——可是，浙江大学电机系二年级的学生蔡智诚却从来没有参加过“闹事”，在遵义，他不仅没有上街游行，就连抗议的标语也没见到过。抗战时期，贵州是“政治模范省”，浙江大学也是“模范学校”。全体师生埋头学习、钻研业务，对政治运动敬而远之，校园内外显得风平浪静。浙江大学是1940年迁到贵州遵义的（46年回迁），当时的校长是竺可桢。竺校长十分爱护学生。1942年，西南联大在昆明反对孔祥熙、邀请遵义的浙江大学也起来响应，当时，军警部队已在校外荷枪实弹、极有可能发生流血冲突，浙大的老师努力阻拦学生，结果却没拦住、被学生们冲出去了。于是，竺可桢校长举起一面小旗走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头，他说：“我不赞成学生的行为，但既然年青人上了街，我就要保护他们的安全”。大学校长带头游行！这破天荒的举动惹得蒋介石大怒，竺可桢差点因此被撤职。从这以后，浙大的学生们就很少再参与政治活动了——他们不愿意给校长添麻烦。虽然是在战争期间，但浙江大学的学习条件还是很不错的。首先是书多、仪器多。浙大内迁的时候，全部图书资料和实验设备都完好的转移到了遵义，浙江方面还把“文澜阁四库全书”等珍贵文献也交给他们管理，这在内迁学校中是绝无仅有的优势；再就是钱多。蒋总裁是浙江人，有许多江浙籍商人和官员可以给浙江大学提供经费，使浙大有能力实施科研项目、还能定期从国外购买学术资料，物质条件得天独厚。当然，更重要的是师资力量雄厚。浙大主张“文理兼修”、规定所有的名教授都必须上基础课，在大学一年级的讲坛上，可以看见校长竺可桢、文学院长梅光迪、理学院长胡刚复、工学院长李熙谋、农学院长卢守耕、研究院长郑宗海，还可以见到陈建功、苏步青、王国松、王葆仁、李寿恒、马一浮、何增禄、王淦昌、贝时璋、谈家珍、卢嘉锡……全是名震学界的大师精英。抗战时期，遵义没有遭到过日军飞机的空袭，所以浙大的师生不必象其他学校那样“跑警报”，可以十分从容的在教室里或者小河边专心读书。于是，后来，在遵义读书的两千多本科生里，有四十多人成为了中科院的院士——当然，这其中没有包括蔡智诚，因为他刚读到二年级就去当兵了。44年6月，蔡智诚正跟着实验室主任俞国顺（浙江人，副教授）建造“发电厂”。当时，遵义没有电力设施，教师备课、学生看书只能使用桐油灯，每个人的眼睛和鼻子都被灯烟熏得黑黑的，看上去十分不雅。于是，电机系的俞教授就准备搞一个小型火电厂，利用当地的煤炭资源发电照明。发电房的“核心设备”是一台15千伏安的交流发电机和一台四缸45马力的煤气机，都是从云南淘来的二手货。几个人“叮叮咣咣”的修了一个多月，好不容易让它们派上了用场。试运行的头几天，厂房里来了一个中央军校的教官，他说自己要结婚了、让发电厂给他的新房装两盏电灯。可是，这位军官的住宅与浙大的校舍是反方向，给他装电灯非得专门拉一条回路不可，于是俞国顺就没有同意。这下子，教官火了，抄起军棍“乓乓”几下、把俞教授的脑袋敲了个洞。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教授被教官打了一顿，也只能忍气吞声。俞国顺躺在病床上长吁短叹，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还说“看来雷海宗先生的理论是正确的，没有真正的兵，就没有真正的国民……”俞国顺提到的这位雷海宗，是西南联大的历史学教授，他写过一本书——《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在当时的影响很大。雷先生的观点大概是：中国旧文化是“无兵的文化”，偏重文德、使人文弱。士大夫对兵戎之事不了解、不关心，致使流氓无赖充斥行伍、军队的素质低下，不能满足文明社会的要求。雷先生认为，“无兵的文化”使得国家“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没有国民，也就是没有政治生活”。所以他主张有知识的人应该去当兵，因为“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坦白光明的社会”，他倡议知识分子应该修炼“武德”、修正畸形的“文德”，以此来振兴民族的风气。雷海宗的这个理论多少有点尼采的味道，虽然要求社会变革、却不反对军事独裁，所以得到了蒋总裁的赞成。当时，主管贵州党务的张道藩（国民党海外部长）拿着雷教授的书到浙大来搞宣传，“青年军”的政治部主任蒋经国也到学校来做演讲，提出了“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鼓动年青学子们去当兵。可是，在浙江大学鼓动了半天，却没有人报名参军——这是一方面是因为国民政府《兵役法》规定，在校读书的学生可以免除兵役；另一方面，浙大的校长和老师也反对学生从军。浙大的教授们觉得，雷海宗的理论近似于“法西斯蒂”、是“以军国主义对抗军国主义”，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们主张青年学生应该好好读书，认为只有掌握了先进的科学知识，才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最佳途径……蔡智诚原本也是准备听从老师的教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可是，军校教官的几棍子，不仅敲破了俞副教授的脑袋、也把蔡智诚打糊涂了，他想：国军教官的素质尚且如此，士兵的野蛮又该到了何等地步，让这些流氓一样的军人保护国家，社会的文明还有什么前途可言？那天下午，蔡大学生带着这个困惑回到家里，没想到却又遇到了另一件烦心事——姐姐被乱兵打伤了。44年夏天，国军在豫湘桂战役中一败涂地，大溃退引发了难民潮。当时，在四川的人听说湖南湖北败了、认为重庆很危险，就想往贵州和云南跑；在贵州的人看见日军进了广西、恐怕国军抵挡不住，又想往云南和四川跑；而云南边境也在打仗、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了，昆明的人也觉得危险、也想往外跑……于是乎，位于云贵川三省要道的遵义县就成了难民聚集的中心。遵义设置了许多“难民救济站”，五花八门。一类是政府的民政机构，他们在衙门里办公，有赈灾款、可以征用民房、还能调动警察维持秩序。但他们要检查求助者的身份证、难民证和疏散证，对证件不全的不予理睬。逃难的民众大多没有携带证明文件，因此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从政府那里得到帮助；另一类救济场所是各省的“同乡会”。他们在庙宇祠堂里实施救济，不查证件、却要分辨口音，只有自己的老乡才能有饭吃、有地方住。“美国援华协会”也在路边搭建了“救济棚”，设有治疗室、厨房、浴室和厕所。他们不查证件也不辨口音，每天提供两顿饭，但只接待老人、妇女和儿童，对年青男子概不欢迎。蔡智诚的姐姐蔡智慧在“救济棚”里当医生，负责救治女性患者，她的工作区域是不许男人进入的。可就在那天上午，棚子里突然闯进来几个国军士兵，翻箱倒柜、吵着要什么“盘尼西林”，蔡智慧一边赶他们出去，一边解释说这里只是个救济站、没有那么贵重的药品。当兵的火了：“美国人的地方，怎么会没有西药？”，还说“老子在前方打仗，你们把贵重东西都偷去卖了！”，骂了许多难听的话，还把蔡医师给打伤了。蔡智诚赶到医院的时候，看见姐姐的病床前聚着许多同事，好些人气得直哭。“援华协会”的负责人马力（Mariotte）先生正冲着遵义县长大吼大叫：“中国的军队太糟糕！中国的军人太野蛮！”，那倒霉的县长只有连连点头，保证一定“严惩肇事的歹徒”。看到这个场景，蔡智诚的心里十分难过。他觉得，马力先生骂县长，实际上也是骂了所有的中国人。当天晚上，在留给父亲的信中，蔡智诚这样写道：“国家沦落到如此地步、军队堕落到如此地步，处罚几个犯罪的士兵有何成效？而今看来，雷海宗先生所言极是，知识者应投身行伍，努力改造旧军阀之流氓习气……需要以文明之思想兼勇敢之精神建立起新式高尚之军队，方能切实承担保护国民之重责……”。于是，这个二十二岁的大学生拿定主意不念书了，要去“改造旧军队”。第二天，他跑到教务处办理退学手续。浙大的训导长费巩（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45年被军统暗杀）听说蔡智诚准备去参军，考虑了一阵，在申请书上批示：“准休学一年”——学校给他保留了学籍。就这样，1944年6月，浙江大学电机系二年级的蔡智诚同学弃笔从戎，满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走上了抗日的战场。离开学校，蔡智诚就琢磨着到哪里去报名参军。按理说，招兵的地方多得很，县、区、乡各级公所都在办理兵役。遵义当地就有个“师管区”（贵州省有两个师管区，另一个在镇远），下设“补充团”，隔三岔五的往前线送人。可蔡智诚却不愿意在那里报名，因为“遵义师管区”的新兵都是补充到89师、102师、103师和新8师的，他不想进黔军部队。蔡智诚的愿望是加入“青年军”——蒋经国主任在浙大演讲时说过：“青年军是高素质的现代化军队，是民族的精英、国家的希望”。想进“青年军”，最简便的办法是去找柏辉章。44年，柏中将正在家里赋闲，手里无职无权。但是，他先前当赣南警备区司令的时候，赣南专员蒋经国是他的副司令，蔡智诚心想：如果请柏将军写张条子，到青年军去找如日中天的蒋主任一定没问题。蔡家与柏家是街坊，两家大门距离不过四十米，彼此都是熟人。蔡智诚到了柏公馆，说明来意，柏辉章笑了笑，二话不说就磨墨捉笔、准备写介绍信。可正在这时候，柏家大爷从楼上下来了，对柏二爷说：“这事搞不得。蔡家老大在你的手底下没了，蔡家的幺妹也不在了，如今蔡老二还在前线扳命，你再把老四送上去，万一出了闪失，老街坊的脸面不好看”柏继陶是个酱菜铺的老板，在琵琶桥边上卖豆瓣酱和熏腊肉，柏家七兄弟中，只有他这个当大哥的没出过门也没当过官。可也怪了，柏家兄弟对这位土老财哥哥却十分尊重、随时随地毕恭毕敬。就拿柏公馆来说，漂漂亮亮的一栋楼，柏辉章和弟弟们住楼下，楼上却只住着柏继陶一家人，真的把他当做了家长。（所以，各位到遵义会议址参观时请注意：楼下的“红军机要室”才是柏辉章的住房，而楼上“朱老总、周副主席的居室”不过是酱菜铺老板的姨太太的房间。那个举世闻名的会议室，其实是个晾咸菜的地方）。柏继陶对蔡智诚说：“四娃，想当兵，请你爹来讲，年轻人不要东跑西跑的，想精想怪”。他这么一发话，柏辉章就把毛笔放下、伸懒腰去了，再想批条子，门都没有。没有介绍信，还可以到省城去想办法。“贵州军管区”也有“青年远征军”的报名点，可蔡智诚却不敢去贵阳。因为这时候的贵阳市长是他父亲的老同学何辑五，蔡式超自己也正在省城的“管理委员会”当巡视员，蔡四娃倘若胆敢进城、被老爹“巡视”见了，非给抓起来送回学校不可。无奈之下，只有另打主意——直接去云南投军。只是，去云南并不容易。公路上聚满了难民，绝大多数是准备去昆明的，这时候，客车的车票要用金条来换、用钞票都买不到座位。蔡智诚当然没有黄金可以买客车票，他给父亲留了一封“告别信”，收拾起行装，然后就和普通难民一样在路边招手、找机会搭乘过路的货车。路口上，每过来一部卡车，都有无数的人拥上去讨价还价。货车的位置和客车一样紧俏，蔡智诚尝试了好多趟，次次无功而返。折腾了一整天，傍晚的时候，终于让他等来了一个熟人——杨三。这位“杨三”原先是蔡老大蔡智明的马弁，42年因伤回到后方。养病的时候，杨三跟着蔡老二蔡智仁学开车，伤愈之后就进交通二团当了个班长，从此不用再扛枪冲锋、还得了个发财的机会，因此对蔡家兄弟感激得不得了。杨三的卡车正好要去云南的保山，听说“四少爷”想搭车，这家伙立刻就张大了嘴、露出一脸半哭半笑的表情。蔡智诚安慰他说：“你不用怕，该付多少钱我照给，总之不让你吃亏，反正一定要在四楼给我留个位置就是了”。“四层楼”是汽车兵的术语。抗战时期的车辆紧俏，军车出差时超载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通常，车厢的底部隐藏着一些违禁物资，这些走私品大多是长官交办的，沿途关卡心照不宣，只要不被人看见就好，这叫“一楼”；一楼的上面覆盖着规定运输的物品，这是“二楼”；在“规定运送物”的上边又摆放着各“公司商号”托运的零散物件，被称为“三楼”（三楼的运费是运输单位的外快，大家可以分成）；车厢的最顶上就是“四楼”，全都是些搭顺风车的大活人，由于货物堆得太高，所以必须把这些乘客捆在架子上，要不然，汽车一颠簸、人就会掉下来。蔡智诚有个当汽车连长的哥哥，当然懂得这里头的名堂。可他这么一说，杨三反而更尴尬了：“四少爷坐车是看得起我的技术，我高兴都来不及，肯定请你坐驾驶室，哪里敢收钱。只不过刚才接到了命令，有个什么上校也要坐这辆车，不知道他同不同意搭上你一起走……”既然如此，只好看情况再说了。晚上九点多钟，杨三的卡车来到了约定的路口。只见车厢堆成了小山，顶上还有个木头架子、密密麻麻的绑满了人。驾驶室里的上校探出头来看了看，然后就有个中尉副官拎着皮带爬上车顶、老老实实的把自己捆起来，留出车头的位置给蔡智诚坐。上了车，定睛一看，才发现这位上校原来是自家的熟人、老街坊王光炜，难怪这么客气。（王光炜是遵义人，黄埔七期毕业，当过国民党师长，49年12月率部起义，曾经是贵州省政协委员。王光炜有个哥哥叫王光樾，黄埔三期的，是个有意思的人物，可以说一说）王光樾从小就特别聪明，是个语言天才，在遵义念书的时候年年英语考第一，可以和洋神甫谈论《圣经》的原文。按道理这种人应该去读外国语学院才对，可他偏偏要去考黄埔。到了军校，又迷上了俄语，开口苏沃洛夫、闭口库图佐夫，没过多久就能和苏联顾问聊天了，蒋校长一看，人才啊！于是就把他送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陪蒋太子读书。到了苏联，王光樾继续发挥天才优势，开始自学德文，结果居然能看懂原版的《资本论》，评论起马克思主义头头是道。更绝的是，他写外国字、用的却是毛笔，一行行清秀的铁线文就连洋人见了都觉得稀奇，弄得各个班级办墙报都来找他帮忙。他英文、德文、俄罗斯文都会，世界各地的学生都可以交流，文的武的都懂，样样都能来一套，真是大受欢迎、出尽了风头。国内的蒋介石校长对他十分满意，委托严重总队长奖励给他100卢布和一块金表。27年，王光樾奉召回国。这时候国共两党已经闹翻，双方正杀得眼红，王光樾既是国民党又是共产党，坐在从海参崴到上海的轮船上左右为难。船近黄埔港，突然，他把随身的行李扔进了海里（谁也不知道那里面装了些什么），然后就和几个俄国水手打起架来。打着打着就被打昏了，醒来以后直喊头疼，没过几天，他就疯了。这一疯就疯得很彻底，不仅先前学的外国话全部忘光，就连中国话也不会说了。蒋介石亲自到医院去探望他，王同学张着嘴：“嗬嗬嗬，喔喔喔……”。蒋校长不知所云，只好留了几百块大洋、又在他的衣兜里塞了张字条：“王光樾同志，我来看你，你不说话。我们的敌人已经消灭，请你放心，安静养病”校长大人带了头，其他师生只好跟着学，都来给王光樾送钱、塞字条。王同学一视同仁：“嗬嗬嗬，喔喔喔……”从27年到49年，王疯子住遍了广州、南京、重庆、上海的各大医院，反正中央军校的薪金册上有他的固定开支，他可以衣食无忧、轻松自在。据说，他平时和小护士还是有说有笑的，可一遇到正经人就变成“嗬嗬嗬”了，谁也拿他没办法。解放后，王光樾被丢在了大陆，这下子，轮到中山大学的共产党同学去看望他了。结果见了面，老王还是“嗬嗬嗬，喔喔喔”……无奈，只好再写字条：王光樾同志，我们的敌人已经消灭，请你放心，继续养病吧……于是继续养病，最后在遵义老家寿终正寝。身后留下两个谜：其一，27年的时候，他扔进海里的行李中到底装了些什么？其二，王光樾这家伙到底是个疯子还是个天才？好了，书归正传，接着讲王光炜。王光炜原本是“遵义师管区”补充团的团长，这时奉调到远征军第八军军部，正准备去云南保山报到。蔡智诚一听说“远征军”，立刻兴奋起来，犟着王上校、非要他介绍自己进青年军不可。开车的杨三这时才晓得蔡智诚不是去昆明玩、而是要参军，顿时吓坏了，立马想掉头把他送回家去。幸亏王光炜上校十分支持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他告诉小蔡，远征军里其实并没有“青年远征军”，青年军这时尚处于组建阶段，招录的大中专学生要先经过“三青团”的审查，如果稀哩糊涂的跑去、人家是不收的。不过，他建议蔡智诚先跟他到103师入伍，再由第八军推荐去青年军，他还说，到时候，无论是扎佐（贵阳郊区）的205师、还是昆明的207师，想进哪支部队都可以——这可把蔡智诚乐坏了，于是拿定主意，先去保山参军再说。王光炜当了好几年的“补充团”团长，吃尽了招兵的苦头，现在突然遇到一个自愿入伍的冤大头，不由得十分开心，连连称赞“年青学生有觉悟”，谈话的兴致也就格外的高。在路上，蔡智诚向王上校坦陈了自己对军队现状的看法，也解释了自己对未来的打算。王光炜却不置可否，他给蔡新兵算了一笔帐：遵义是贵州的大县，有五十一万人口，按通常比例，符合服役条件的人最多不过五万。抗战几年来，遵义县的服役人员已超过四万三，当地的征兵总量已达到极限。可现在，“师管区”和“军管区”给遵义下达的壮丁指标却提高到每个月一千，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处罚，怎么办？只有乱抓，看到青壮年男子就拖进兵营。过去的规定是“三丁抽一”、“逢五抽二”，现在不论了，只要够条件就拉走；《兵役法》要求壮丁入伍前必须进行“国民军事训练”，现在也顾不上了，绳子一捆就往前线送。最早只是在乡下抓“黑脚杆”（农民），到后来，店铺的伙计也抓、工厂的工人也抓、无业的市民甚至外乡的难民也抓，反正遇见合适的就拉来。为了躲避兵役，有的年青男子把自己的脚搞断、把手指头剁掉，还有的装聋作哑、装疯卖傻。43年，“遵义师管区”准备到兵工厂里抓壮丁，被厂方知道了，工人把大门一关、就在厂房里和军队打了起来，结果当场打死四十人、接着又判了十二个死刑，最后只征到了八名兵。这样的新兵送到部队，怎么可能提升军队的素质？但不送这些人去，又能有什么办法？王光炜告诉蔡智诚：你希望改善军队的风气，我也赞成。但这个事只能等到打完仗以后慢慢搞，素质问题要从娃娃抓起，现在的兵都是些“棒棒脑壳”、教也教不会，就象石头窝窝里的“赖包谷”一样，整不出好菜来。王上校还说：你入了军队，早晚也是当干部，要时刻保持威严，不用去和当兵的讲道理。军队和学校不是一回事，“棒棒脑壳”不开窍，你客气、他就以为你好欺负，七七八八的事情都惹出来，兵就不好带了。带兵就是要打要骂，再不行就枪毙，猛将手下出好兵，打仗的时候哪有时间去讨论思想问题……蔡智诚一边听着前辈的教导、一边在心里犯嘀咕。虽然还没有正式入伍，他就已经觉得军队的实情和自己原先想象的不太相同，但转念又想，王光炜说的是旧式军队，也许“青年军”这样的新式部队，会有更为高尚的精神面貌吧。7月3日，卡车开到了云南保山。快进县城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了一支正在行进的队伍，这是103师的309团，于是就停下车来打招呼。309团的团长陈永思是遵义绥阳人（1949年12月率部起义，曾任贵州省政协委员），他与王家和蔡家素有来往，这时见到熟人当然很高兴。陈团长说，309团原本是驻守祥云机场的，刚接到移防的命令，大概是要向松山方向增援。接着，他拍了拍蔡智诚的脑袋，笑着问：“大学生，逃课不读书，跑到这里来干什么？”王光炜回答：“蔡四娃想参加青年军，我准备在103师给他挂个号，然后就转到昆明去”陈永思说：“那没问题，蔡家的事给何军长说一声就行了，好办得很。不出意外的话，四娃明天就可以拿着介绍信去昆明”可这时候，蔡智诚却改变了主意。他让杨三把车上的皮箱拿下来，不坐车了，并且十分坚决地宣布：“我不去师部挂号，我要跟你们去松山打鬼子！”蔡智诚的参战愿望遭到了大家的反对。陈永思说：“你现在还是个老百姓，怎么能够上前线？”蔡智诚立刻表示：“那么你赶紧收我入伍！”王光炜乐了：“入伍总要办个手续。再说，即使你当了军人，是否上前线也要听从官长的命令，哪能想去就去的”蔡智诚很不服气，心说：人家那些“棒棒脑壳”“黑脚杆”，绳子一捆就当兵打仗了，怎么到了我这里就这么麻烦？可是，王光炜和陈永思都不理睬他，自顾自走到一边、商量起公事来。蔡智诚郁闷得不行，只好找个话茬、把开车的杨三骂了一顿。公路上，309团的队伍还在行进。这时候，队列里忽然有人喊：“四少爷！”，蔡智诚寻声望去——咦？是他以前的“小跟班”游湘江。游湘江的这个“湘江”不是湖南的那条江，而是遵义城里的一条小河。（马甲我也弄不清贵州的河为什么要取个湖南的江的名字——传说，遵义会议时，毛主席到河边散步，问当地百姓：“这是什么河呀？”，百姓回答：“是湘江”，主席顿时一愣：“怎么又是湘江？”，于是就很不开心的回屋睡觉去了……）游湘江是蔡家厨师的儿子，比蔡智诚大两岁，小时候跟蔡智诚一起上学，每天帮四少爷背书包。不过这个书童读起书来既不聪明也不刻苦，所以后来就辍学到工厂里当学徒，再后来又进了何知重（遵义人，王家烈的表弟）办的军士队，打了几年仗，如今已升为上尉连长。跟班遇见少爷，当然要聊几句。游连长听说蔡同学是来当兵打仗的，立刻大摇其头：“我们这些粗人打打杀杀是理所当然，你这个搞科学的贵重人也跑出来冒险，损失太大了……”蔡智诚最听不得这种话，当即就嚷嚷起来：“国家是全体中国人的，你可以上前线杀敌，我也有义务报国！”，几句话搞得游湘江和杨三都不敢再吭声，大家不欢而散。下午，队伍进了保山县城。王光炜径直去军部报到了，陈永思团长则带着蔡智诚去103师的师部。王光炜原先在103师当过团长，这次到云南，估摸着自己可能是要接替这个师的师长，所以刻意“避嫌”、不想和现任师长打交道。那么，蔡智诚这么个小青年参军，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师部呢？——这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系。民国时期，贵州军政界的显要人物要么是遵义人（比如王家烈、柏辉章）、要么是兴义人（比如何应钦、谷正伦），前者比较“土”，后者比较“洋”。蔡家是遵义名门、与当地的土军阀素有来往，而蔡式超又在外面读过书、与何应钦的两个弟弟（何辑五、何纵炎）是同学，所以他能够在“土”“洋”两边都说得上话。蔡式超本身是个“办实业”的局外人，与争权夺利无关，但传话送信的事情干多了，军界上层也都知道有个“爱管闲事”的蔡老板，多多少少要给他点面子。蔡何两家是世交，蔡家的孩子称何应钦为“世伯”。而这时在保山，第八军军长正是何应钦的侄子何绍周，所以蔡新兵与何军长可以算是世家兄弟，办理他入伍的手续，当然就需要由师一级的单位经手了。在国民党的大员中，何应钦的“私人势力”并不强，直到抗战中期才勉强拉起一支黔军班底的第八军。老何自己没有子女，所以把第八军交给了自己的侄儿何绍周（黄埔一期生），可陈诚却看不过眼，愣是把李弥（黄埔四期生）派到第八军来当副军长，从中掺上一把沙子。第八军下属三个师，按战斗力的排列依次为——荣1师、103师和82师。荣誉第一师是由湘西和贵州籍伤愈士兵组成的部队，算是半个黔军。但这个师一直处于“陈诚系”的掌控之下，从师长（汪波，黄埔三期）到团长、营长都是陈诚和李弥的人，何军长根本就调不动；82师是贵州部队，前任师长欧百川（就是参加过南昌起义、跟着贺龙打到海陆丰的那个“前敌司令”）、现任师长王伯勋（何应钦的亲信弟子，1949年12月起义）都是贵州人，这个师虽然听从何绍周的指挥，但本身的战斗力太弱。所以，何军长在第八军真正能指望的主力只有103师。103师的前任师长就是何绍周自己，现任师长是熊绶春。这熊绶春（黄埔三期生）也是陈诚的亲信，因此，何军长就总是琢磨着要换掉这个师长。他给103师下命令的时候，经常越过师部、直接传达到各团，生生的把熊师长给架空了。这样一来，第八军总共三个师，一个不卖军长的帐、一个不卖师长的帐，还有一个实力太弱。作战效能可想而知。蔡智诚当时并不知道这些派系纷争。在师部，他看见三十多岁的熊绶春师长愁眉苦脸、心事重重，外表比实际年龄老得多。陈永思给熊师长介绍了蔡同学，说了句“这是何军长的亲戚”，接着就和103师的副师长郭惠苍（遵义人，48年在营口被俘）商量起来，建议“先在师部安排一个书记官的职务，然后报送军部、推荐到青年军去任职”。团长和副师长自作主张，师长熊绶春不置可否，皱着眉头一言不发，一副很不高兴的模样。看见这个情形，蔡智诚心想：“熊师长一定把我当成了投机钻营的小人”，于是就主动表态说：“两位师长，你们现在很忙，我本不该来此打扰。蔡智诚到军队是来帮忙的、不是来添乱的，大战将至，个人的小事不劳长官费心，只要请派我上火线杀敌就行了”听到这番话，熊绶春的脸色开朗了许多、态度也和蔼起来，他询问了蔡同学的情况，然后表示：“你还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最好先去教导队锻炼一下，这样对你有好处。至于是留在本师或者是去青年军，等训练完毕以后再作决定吧”，然后，他与这个新兵握了握手，叮嘱说：“年轻人，好自为之，我们还指望你给军队帮忙呢”熊绶春的手软软的、湿湿的，说话的语调不高。这时候，蔡同学还没有养成行军礼的习惯，心里一激动、本能地给师长鞠了个躬，这不伦不类的礼节惹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蔡智诚不会想到，几年以后，在双堆集，他和熊绶春还将会有一次告别——依然是软软的、湿湿的手，依然是低沉的语调，依然没有敬军礼而是鞠了一个躬——只是，他没能实现自己的诺言，最终也没能帮上熊绶春的忙。103师教导队实际上就是新兵训练营，蔡智诚在这里不知道算是个什么角色。他每天东游西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人管束他、更没有谁安排他站岗出操。教导队里有一群新到的壮丁。据说本来有两千多人，可是从师管区送到这里就只剩下了一千三，一路上有的跑了有的死了。侥幸走到兵营的也被折腾得气息奄奄、就象活鬼一样，离死也差不了多远。以前，蔡智诚没怎么接触过贫苦农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些人，他首先的印象是“真能吃”——几十个大木桶装满了糙米饭，没有菜也没有汤，一眨眼的工夫就吃完了，壮丁们抹着嘴、东张西望、一副意犹未尽的表情，好象再来几十桶也照样能干光。除了吃，别的本事就不行了。出操站队连前后左右都分不清，“向左转”和“向右转”就学了两个钟头，教官再喊一声“向后转”，这些家伙却不知道转身、居然“咚咚咚”的倒退几步，把蔡智诚的肚子都笑痛了。蔡智诚也尝试着与壮丁们交谈，说些“你家在哪里？”“家里有哪些人？”之类的话。可这些新兵要么把脑袋埋得深深的、要么就睁着惊恐的眼睛不言语，仿佛不是在谈心而是在应付审问，弄得蔡智诚十分没趣。隔了两天，教导队的许大队长找蔡智诚谈话，要求他不要和壮丁们那么亲近。“为什么？”，蔡同学十分纳闷。他还一门心思的准备教育新兵、提高他们的精神素质呢。“老弟，在教导队就必须严、必须凶。你想，新兵都是些老百姓，不对他们凶一点、狠一点，他们就觉得象在家里一样，吊儿郎当，如何能养成服从上级、遵守纪律的习惯？再说了，我们这里太客气、让他们把心放宽了，日后进了部队，遇到厉害的带兵官，这些人就会觉得受不了，到时候他们有武器有技术，一旦生了反骨，就容易打黑枪、闹哗变，后果不堪设想……”许大队长还说：“常言道：心慈不带兵。军队本来就是个舔血吃饭的地方，大家的脑门上顶着个‘死’字，个个都是打骂出来的。蔡老弟呀，天底下能有几个人象你有这么好的福气！”队长的语气很委婉，可眼神却是冷冰冰的。蔡智诚能够感觉到，那眼神里还藏着一句潜台词：“别忘了，你自己也是个新兵，少来这里冒充教官……”于是，从这以后，蔡智诚只好离壮丁们远远的，再也不主动套近乎了。新兵营里每天都有人死亡。那些犯了过错的新兵，有的被吊起来打军棍，有的被拉到操场边上、“嘭”的一枪，毙掉了。没有审判也没有记录，谁也弄不清弃尸坑里埋的是什么人，一条人命就这么消失在荒野之中。又过了几天，教导队给新兵发枪，开始练习实弹射击。靶场的四周架起了机枪，这是防备新兵借机哗变。在这样的氛围下，人们的心情十分紧张，各种事故也频频发生。正在上子弹的时候，“砰”的一声，操作失误，后排的人把前排的打死了。新兵们顿时惊慌失措、吓得四散开来，谁也不敢站在前头。教官拎着军棍冲过去、劈头盖脑一顿猛揍：“怕什么！今天不死明天死，上了战场都是这样，你不打死我、我就打死你”，随即下令把尸体拖走、继续射击。没过多久，“砰！”，又是一声，又是什么人动作失误，自己把自己打死了……练了几天枪，每天都要发生好几起类似事件。到最后新兵们都麻木了，死了人也无所谓，趴在血泊边上继续打枪。于是，蔡智诚渐渐明白了军人们野蛮粗鲁的缘由——因为他们就是被这种粗暴的方法训练出来的——这样的训练，能够形成服从、恐惧和仇恨，却不能培养出忠诚、团结和友爱。在新兵训练营里，没有亲切的交谈、没有笑声、没有歌声，除了长官的呵斥就是士兵的哭叫。这让蔡智诚觉得很难受，他实在无法习惯这种压抑的氛围。幸好，教导队并不干涉蔡智诚的自由，他可以随时溜出营地去散心。教导队是跟着103师行动的，两个月来，他们从保山县城移动到了惠通桥附近，已经能够听见松山阵地上的炮声了。新兵营旁边就是第八军的野战医院，每天都有担架队在这里进进出出。但是，蔡智诚从没有进医院去看过，他这时还有点怕见血、怕听到伤兵的哭喊声。蔡智诚比较喜欢到惠通桥头去看高射炮阵地。阵地上有三门高射炮，每门炮都有一个美国兵负责指挥。因为日本飞机难得飞来一次，所以这些炮兵也就无事可做，整天躺在草地上晒太阳。过路的老百姓开玩笑、冲他们嚷“美国佬，快起床，日本鬼子打来了！”，洋人们就“OK、OK”的爬起来，先跑到大炮跟前装模做样的用嘴巴发出射击的声音，然后又装成日本飞机的样子摇摇晃晃的栽倒在草地上。大家哈哈一乐，他们就继续晒太阳、睡大觉。蔡智诚很喜欢这几个美国人，他觉得这几个外国士兵对中国老百姓的态度，比我们自己的军队还要显得和善得多。在惠通桥附近，来来往往的老百姓很多，而且他们好象也不怕打仗。在民国时期，中央政府行使权力的基本单位是保甲，保甲制度执行得严厉的地方，兵役任务重、税收负担也重。可云南这里的土皇帝是龙云，不怎么买中央的帐，保甲制就有点行不通，云南人当兵只进滇军、不补充老蒋的部队，所以这里的征兵数量并不大、税赋也不多，到处可以看见年青男女逛来逛去、嘻嘻哈哈。后勤单位最头疼当地的年青人了，因为他们会偷东西。军车停在路边上，稍不注意就被搬空了，连车轮子都被卸掉推走，虽然很快就能在地摊上找到这些失窃的物品，可那需要再花钱买回来。龙云十分袒护云南人，蒋委员长当时也不敢得罪这个土皇帝，所以中央军也就拿偷东西的人没办法，只有自己多加小心、注意防范。当然，当地民众还是积极支援国军抗战的，松山前线的弹药物资全靠云南马帮进行运输。腾冲这里的少数民族比较多，男女平等，所以马帮队伍里既有小伙子也有大姑娘，男男女女打扮得花枝招展、有说有笑，一副开开心心的样子，知道的晓得他们是要上前线、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去赶集呢。有一段时间，马帮运送的全是炸药。没过几天，就听男女青年们回来说“好厉害的爆炸哦，整座山都蹦起来了”，那份高兴劲，就象是看了一场精彩的大戏一般——蔡智诚这才知道，82师实施坑道爆破，把松山主高地打下来了。82师拿下了松山主高地，而103师却仍然在打攻坚战。几乎每天都有军官到教导队来征调补充兵，新兵营里的壮丁几乎被调光了，可蔡智诚却还是闲着——许队长就是不点他的名。不过，蔡智诚也不是无事可做，他正在研究“新式武器”。8月份，103师装备了一批火焰喷射器（当时叫“喷火枪”），新兵训练营也领来了几枝。这以前，教官们谁也没见过这玩意，都不知道怎么操作，好在箱子里有一本英文说明书，蔡智诚能看懂，折腾了一天，就把所有的机关都弄明白了。“喷火枪”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两个15升的罐子，一个装凝固汽油（普通汽油中加入凝固粉）、另一个装压缩空气，油料经过软管压迫进喷枪，击发点火之后就喷射出去，火焰的温度超过了600度，虽然不能把钢铁融化、但是能把铁烧红。蔡智诚反复试验了好多次，发现教导队的这几把喷火枪都不合乎标准。说明书上说可以喷射80米，实际射程只能达到40米；书上说标准射击能重复八到十次，而实际最多只能击发六次。这大概是由于压缩气瓶不过关，造成压源的力量不够，所以，实战中需要配一个助手、背着补充气瓶跟着跑。9月初的一天，蔡智诚正在教导队门口闲坐着，突然看见王光炜上校跑了过来，冲着许队长直嚷嚷：“你这里还有多少兵？全给我拉出来！”这时，新兵营里只剩下几个傻头傻脑的“歪瓜劣枣”，让他们上前线简直是送死。蔡智诚急忙扯住王光炜，一个劲的要求：“带我去！带我去打仗！”“你去干什么？学会放枪了么？”“我早就会打枪了，我还会用喷火器，比他们都强！”听说蔡智诚懂得使用火焰喷射器，王上校想了想，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带上喷火枪，跟我走”于是，从这一天起，新兵蔡智诚就正式踏上了战场。来教导队的时候，王光炜带了一封信，是蔡智仁写给蔡智诚的。二哥在信里责备了弟弟擅自离家的“卤莽草率”，并且告诉他，自己已经受荐担任戴之奇的副官。戴军长是个“具有革命精神之英明将领，必有光荣之前途”，因此让蔡智诚立刻搭乘交通二团的军车返回贵阳，以便兄弟俩一同前往十八军。蔡智诚问：“戴之奇是谁？”王光炜介绍说：戴之奇是贵州兴义人，黄埔四期生，曾经是103师的副师长，后任94军121师师长、驻防贵阳，前不久，戴师长刚被提升为十八军的副军长（军长胡琏）。王上校告诉小蔡，这个十八军是“中央嫡系王牌”，胡军长和戴副军长都深得上峰的器重，追随他们应该是不错的选择。可是，蔡智诚却满不在乎：“十八军又不是青年军，没意思，我不去”王光炜不禁笑了起来：“那好吧，你带上喷火枪，跟着我们杂牌军去打仗”蔡智诚没有想到，几个月后，戴之奇又改任“青年军第一师”（201师）的师长，自己当时的这个决定反而是错过了参加青年军的机会。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后悔，因为，虽然他错过了201师，却赶上了另一场名留青史的战斗——松山攻坚战。如今，“松山战役”已成为抗战史上的经典范例，战役的背景、过程、战果，甚至双方的伤亡数字，在书上有、报上有、电视上有，网络上更容易查到，所以也就用不着马甲我再罗嗦了——只不过，很少有人知道，攻克松山、歼灭日军的中国军队，并不是蒋系的“精锐王牌”，而是杂牌黔军的一帮贵州兵。松山战斗是于44年6月初打响的，首先担任攻击任务的是七十一军（代军长陈明仁）的新28师。这个新编28师也是黔军，由黔南六县保安团改编而成，虽然号称“远征军”、其实战斗力很一般，他们攻了一个多月，伤亡很大、进展很小，于是就调来第八军的贵州老乡接着干。贵州的山多、老百姓出门就爬坡，所以黔军的山地作战能力相对比较强。抗战期间，无论是在湖北、湖南还是在江西、广西，贵州部队不是攻山头就是守山头，反正总是与山隘阵地打交道，因此让第八军来啃松山这样的“硬骨头”，的确比较合适。松山阵地周围25公里，防御体系分为松山顶峰、滚龙坡、大垭口和长岭岗四个部分，但其实这几个区域的日军碉堡、坑道都是彼此连通的，可以互相支援。第八军于7月中旬接替攻坚任务，战斗力最强的荣1师主力随即被李弥带去增援龙陵方向，只留下一个荣3团（团长赵发毕），可如果没有李副军长发话，何军长也指挥不动这个团。所以，攻打松山阵地，主要还是靠103师和82师。103师负责攻击松山滚龙坡、大垭口和长岭岗。7月底攻下了滚龙坡，但是把307团打残了；8月初再攻下大垭口，又把308团拼光了；最后还剩下个面积最大的长岭岗，何绍周留着103师309团，舍不得打了。82师的战斗力本来就比较弱，他们围着松山顶峰冲了一个月，死了好多人、就是上不去。到最后，82师副师长王景渊（贵州贵阳人，49年12月起义，曾任贵州省政协委员）想出个主意，在松山主峰底下挖坑道，埋上五六吨炸药，搞了次抗战史上最大规模的工兵爆破，“轰隆”一下掀去半个山头，把子高地上的日本鬼子全震死了，终于于8月20日拿下了松山顶峰。主峰拿下了，剩余的日军就全部集中到了长岭岗。而这时，103师和82师已经筋疲力尽，何绍周只好把副军长李弥请来当“松山前线总指挥”，意思是让他把荣一师带回来打松山。李弥回来了，但没带部队，而是指派103师309团担任攻坚。8月26日，309团付出三个营长全部伤亡的代价，总算冲上了长岭岗。部队刚杀上山头，李弥就向卫立煌报告：“我军收复松山！”，可他刚放下电话，日军一个发击，309团又被赶下来了。李副军长恼羞成怒，指责309团团长陈永思“擅自放弃阵地”，远征军总部立刻打来电话，命令第八军枪毙陈永思、即日收复松山。部队打光了，亲信团长还要被枪毙，何绍周军长顿时火大，当场把电话机给摔了。于是，卫立煌就写了个条子给他：“绍周，切勿以熟相欺”——意思是说你别以为自己有个陆军总司令叔叔就不得了（何应钦是何老三，何绍周的爹是何家老二），完不成任务照样军法从事。何绍周也知道这事情开不得玩笑。蒋委员长已经下了死命令，“9、18”国耻日之前一定要拿下松山，否则团长师长军长统统吃不了兜着走。于是，第八军就拼凑起最后的部队，有309团、307团的残部，还有荣3团和82师246团的余部，总共两千人左右，先锋官是谁呢？——王光炜。王光炜这时候还在军部闲着，没有职务。他的资历比团长高一点、比师长低一点，既是黄埔生又是贵州人，担任这个突击队长倒是挺合适。并且，他当先锋官还担着一个责任——何绍周暂时压着“枪毙309团团长”的命令不办。如果王光炜能把松山拿下，陈永思的命也就能保住；如果这一仗打输了，两个遵义老乡的脑袋一起搬家。蔡智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稀哩糊涂地跟着王光炜来到309团的。309团驻守在松山大垭口。一走进团部，陈永思团长就迎了上来、紧紧攥住老王和小蔡的手，热泪盈眶，连声说：“好朋友啊！真是自家兄弟啊……”，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把蔡新兵弄得莫名其妙。在团部，王光炜告诉大家：“这次行动，309团只接受何军长的直接调遣，除了军长本人，军部和师部所有的电话都不要理睬”——这等于是把前敌总指挥李弥抛到一边去了。陈永思和309团的军官此时正恨透了李副军长，对这个指示当然十分拥护。按照王光炜的计划，此次攻坚，由309团率先发起进攻，先攻克长岭岗的竹影山，其他部队再陆续投入战斗。陈永思团长说，他已经把309团的剩余兵力编成了五支敢死队，除了他自己亲自上阵，副团长周志成也带一支敢死队。王光炜听了以后笑着说：“好啊，给我一个队，我也当个敢死队长”。然后，几个人就趴在地图上开始算帐：冲到这里还有多少人，冲到那里还剩多少人……一边算、一边还在纸上记数字。蔡智诚在旁边看了半天，看不懂。于是就问：“你们怎么知道什么地方有多少人？”陈永思说：“你以为只有上大学才需要数学呀，打仗也要靠计算”，他拿着一把尺子在图上比划起来：“你看，根据地形，在这么长的距离上，第一冲击波将会损失百分之八十，第二冲击波会损失百分之六十，第三冲击波……然后再继续攻击这一段，第一冲击波又将损失百分之……”蔡智诚顿时觉得地图上的数字太可怕了——那些百分比对于军队来说只是胜负的概率，可对个人而言可就是百分之百的性命呀！过了一阵，309团的军官们来开会了。因为前几天的损失太大，今天到会的只有两个副营长和七八个正副连长。陈永思团长说：“这一次，我准备战死疆场，王老兄和蔡老弟是生死朋友，他们特意赶到这里与我共患难，你们愿不愿意陪我一起死？”营长连长们都说愿意死。王光炜安慰大家：“打了胜仗就不会死”。根据他的解释，日军已经筋疲力尽、肯定挡不住五个波次的攻击。如果我军第一、二波接近阵地后坚决顶住不后退，第三波就能够站稳阵脚，等第四波到达的时候，战局就赢定了——他还说这是法国拿破仑的打法，绝对没有问题。王光炜说：古代孙武子吴宫练兵，妇女尚且能上阵杀敌，何况我们这些男子汉。大家要精忠报国，致死地而后生。并且宣布：“在战斗中，如果哪位兄弟发现我临阵退缩，可以打死我而不算犯法；反过来，如果你们有谁畏缩不前，同样枪毙，绝不宽恕……”接着，王光炜又当着大家的面给各部队打电话，约定第二天拂晓前发起攻击。要求战斗开始后，协同进攻的各团首先实施佯攻、掩护309团的突击队，当309团的第三波（王光炜本人在这一波突击队）冲进敌阵地时，打出三发红色信号弹，其他各团随即转入主攻，一举攻克长岭岗。军官们开会的时候，蔡智诚也坐着旁听。他觉得经过陈永思的精确计算、再经过王光炜的科学布置，打赢这一仗完全没有问题，心里十分踏实。散会以后，蔡新兵被安排去游湘江的那个连。从团部出来，游连长就开始埋怨：“哎呀哎呀，你来这里干什么哟？”，再看到蔡智诚肩上的喷火枪，更是叫苦不迭：“哎呀呀，你怎么扛这个背时的东西！”“怎么啦？这是新式武器呀”“武器是新式的，可惜射程短啊。要和敌人抵拢了才能开火，你说，叫我怎么保护你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