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初期的教育改革和保守教育思想的抬头明治政府一成立，政府就把教育纳入三大政策之一的“文明开化”之中，作为启蒙近代文明的一种手段，在国家领导下建立合适的新时代的教育体制。为此，必须树立一定的教育方针以领导全国的教育。政府的教育方针首先是建立大学并派遣留学生，培养建设国家的人才。其次是设置小学，开展国民的一般教育，以提高国民的知识水平，把发展国民教育作为富国强兵的基础。1871年7月增设文部省，加强对教育的领导。文部省第一步是整顿和开设学校。一、把东京的大学改称为大学本校(原昌平学校)、大学南校(原开成学校)、大学东校(原兵学校医学校)，直辖文部省。二、东京设立直辖的中小学校。三、全国各府县的学校皆由文部省管理。四、设立直辖的官立女子学校。文部省第二步是改革学制。1872年颁布学制：一、全国分为8个大学区，各设一所大学；每个大学区下面设32个中学区，各设一所中学；每个中学区下面设210个小学区，各设一所小学。二、儿童6岁上学、小学分上下两等，各为4年；中学分上下两级，各为三年；大学是培养专门人才，分设理学、化学、法学、医学、数理学五科。但是由于缺乏教育经费和照搬外国的一套，严重脱离国情，新学制只维持了7年即被1879年颁布的《教育令》代替。《教育令》以美国的自由主义教育为样本，在日本实施非强制性的自由主义教育。教育令废除学区制，每个町村或几个町村联合设立公立小学，小学从八年制改为四年制，并精减教育内容，使之实用。但是这个教育令没有切实执行，在公布教育令的同一年，明治天皇颁布了《教育大旨》。它指出全盘西化所产生的弊病，强调了继承日本固有道德和文化的重要性。1880年(明治13)12月发布《改正教育令》，强调国家干预教育，反对人民参与教育行政。这和当时政府镇压自由民权运动有关。从1879年(明治12)开始，潜在的儒学思想和国学思想抬头。它表现在政治上则是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开明派与以元田永乎为代表的保守派之间的斗争。保守教育思想的抬头主要表现于1882年(明治15)以天皇救喻的名义颁布的《幼学纲要》。此书是元田永罕等专为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而写，内容有孝行、忠节、和顺、友爱、信义等20项儒家德目，强调应以“忠孝为本”，“仁义为先”来进行教育，向儿童灌输尊皇爱国思想。它否定了维新以来的一系列教育改革，为其后的国民道德教育定了基调。二、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成立和加强甲午战争前后日本资本主义形成，但由于日本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它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军事性。在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天皇制统治下，必然要求教育为它服务，加强对人民的精神统治。1886年(明治19)颁布了《学校令》，废除以前的自由化《教育令》，加强政府对学校的控制。1890年(明治23)进一步发布《教育语》，规定了日本教育的基本方针。这个《教育语》由井上毅和元田永字撰写，文成后由天皇批准，以形式公布。其内容首先明确基于天皇制的君臣关系是日本“国体之精华”，教育的渊源实在于此。其次是列举14项儒学德目，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最后是下结论：这种教育观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明治中期(1885—1894)是国家主义教育成立时期。国家主义教育强调培养国家观念和忠君爱国的道德品质。文部大臣森有礼在确立国家主义教育体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根据1886年的《学校令》所建立起来的是以小学为基础的双轨制学校体系：寻常中学—〉高等中学——〉帝国大学寻常小学——〉高等小学＜寻常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学校令把学术研究和教育分开。帝国大学是学术研究机关，中小学是一般教育机关，是培养忠君爱国的臣民的地方。明治后期(1895—1912)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和对外侵略的需要，进一步加强了国家主义教育体制。如整顿学校体制，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教育，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和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加强国家对教科书和教师的控制等。三、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发展大正时代是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空前繁荣的时代，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发其战争财。为了适应侵略政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对明治时代建立的教育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进一步发展前代确立的国家主义教育体制。大主政府双管齐下，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以满足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要。学校教育方面，政府重视小学基础教育，采取有力措施发展中小学。大正初期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5％左右。大学除官立的东京、京都、东北、北海道；京城、九州6所帝国大学外，准许开办私立大学。当淄时著名的私立大学有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明治大学、国学院大学等。大学数量从1918年的5所增至1929年的46所。此外师范学校、各种专科学校、职业技术学校等均有很大发展。社会教育方面。随着近代交通、通讯和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社会教育在大正时代也相应得到发展。当时报纸除《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大坂朝日新闻》和《大阪每日新闻》四大报外，各都、道、府、县都有自己的地方报纸。杂志有《中央公论》、《改造》、《文艺春秋》等综合性杂志。图书馆有东京帝国图书馆、大阪府图书馆等。博物馆有东京博物馆、京都博物馆。20世纪初世界无线点广播事业迅速发展，日本也于1925年(大正14年)建立起自己的无线电广播事业，不久全国形成一个广播网，大大推动了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第五节 宗 教—、神道明治维新当初也称为“王政复古”或“王政维新”，实现维新的指导思想是平田笃胤的复古神道派的国学。所以明治政府成立伊始就有其两面性，即革新和保守。明治政府一面吸收近代西方文化。实行“文明开化”，一面复活古代神道实行“神武复古”，两者既矛盾又统一。明治初年复古神道派的皇道思想为主，文明开化思想为从，皇道思想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从而使神道成为祭政一致的国家神道，国家左右神道的一切活动。明治政府刚成立的1868年1月17日设立神抵事务科，推行祭政一致运动。接着又恢复古代的神祗官[注24]。同年6月明治为征讨德川氏而行幸大坂时，在南殿祭军神。11月把武藏国大宫的冰川社定为武强国镇守。亲临举行祭政维一大典。1869年(明治2年)8月行幸神抵官，举办亲祭。同时还创建了许多神社。天皇这些尊奉神道的运动，大大提高了神道的威望。新政府为了保持神道的纯粹性，实行“神佛分离”政策，将佛教的僧侣从神社排除出去，最后造成“废佛毁释”的局面。另一方面，新政府还设置宣教使、诸陵寮、皇灵殿三个机构，进一步使神道国教化。然而，1871年(明治4年)神抵官改为神祗省，接着又废神祗省，设置教部省。这表明政府采取了政教分离政策，神道国教制度开始崩溃，走向自由信教的时代。1872年(明治5年)发布所谓三条较宪[注25]，神道开始向皇道蜕变。这时政府的教化事业以皇道精神为根本，以东京大教院(地方是中小教院)培养出来的教导员为中心进行教化运动。加之佛教与基督教开始抬头，许多民权主义者叫嚷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在这种形势下，神道内部产生了新兴的神道诸派，即教派神道。它们主张自由传教，摆脱政府的统制。接着六大教派神道从神社神道独立出来。它们是神道神宫派、神道大社派、神道扶桑派、神道实行派、神道大成派、神道神习派。其后神理教(明治27年)、金光教(明治33年)、天理教(明治41年)也分别独立。明治初年的唯神道主义彻底瓦解。明治时代的神道，当初并非只是一种宗教思想，还是推翻旧社会的一种革新理论。因而明治初期神道已经超出一种宗教形态，而且对其他宗教进行镇压了。然而随着维新运动的发展，欧美政教分离和信教自由的思想传入日本，复古和文明开化之间发生巨大冲突。结果由于政府的干预，神道逐渐退居幕后，但其思想仍在民间在野人士中继续发展，和明治30年代抬头的国家主义(日本主义)结合起来。至大正时代，这种结合更为密切。二、基督教标榜“百事一新”的明治新政府，唯对基督教仍墨守旧制，在布告中把基督教当作“切支丹(天主教)邪宗门”加以禁止。各国公使对次大为愤怒，提出抗议说，把基督教当作邪教就是侮辱信奉该教的各国，要求解禁。政府虽然作了解说，仍拒绝解禁。恰巧这时发生了长崎的浦上教徒事件[注26]，各国又提出抗议。1871年(明治4年)岩仓团在欧美因日本禁止基督教而遭到责难。在美国考察的森有礼也致书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论述信教自由。加之国内宗教界要求信教自由的呼声越来越高，明治政府便于1873。年(明治6年)2月以太政官第68号布告撤销禁令，停止260年以来对基督教的镇压，但仍只是默许信教。此后，基督教发展很快，各种新教教会纷纷成立。1878年(明治11年)在东京新荣教会召开第一届日本全国基督教信徒大亲睦会，盛况空前。至1886年(明治19年)，全国有教会193所，信徒1．3万人。此时基督教文化也得到发展，教会开设各种学校和医院，还翻译了“新旧约圣经”(1887)和“新撰赞美歌”(1890)。1885年前后，儒教成为国家伦理思想的支柱，欧美思想遭到排斥。因而基督教也受到汉学思想、国粹思想以及靠拢这些思想的佛教的反击，势力逐渐衰落。尤其甲午战争后，朝野一致鼓吹排外，基督教更加衰微。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不能避免日本化和国家主义化的倾向，试图独立传教，由日本人经营教会。1889年，明治政府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正式承认基督教。1894年(明治27年)日本基督教会第九次大会召开，日本教会从美国传道会独立出来，拒绝经济援助。同时教会内部也出现国粹论，产生了田村直臣的《日本新娘》事件[注27]。甲午战争时东京基督教各派组织“同志会”，进行慰问伤员，鼓励军队，祈祷战胜等活动，甚至把侵略战争当作正义战争。还随军到台湾，向海外传教。接着又开始了中国东北及北方的传教活动。至明治末年，基督教已经和神道、佛教一同成为宗教 界的三大支柱了。1909年(明治42年)日本基督教会成立50年庆祝大会上宣布信徒约7．5万人，基督教学校的教员和学生约9万人。[注28]大正时代基督教又成立世界日理学校大会(1920年)和基督教联盟(1923年)，内部大团结，一致抵抗来自军国主义的压迫。基督教对日本近代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无论在思想、文化上都有深远的影响。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基督教与日本的早期社会主义有一定的关系。白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一面来自基督教，一面来自法国民权论。前者从博爱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后者从自由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三、佛 教幕末就已奄奄一息的佛教，至明治维新时期更加衰微，几乎到了废绝的地步；如前所述，政府尊奉神道，实行了神佛分离的宗教政策；让神社的佛僧还俗，不许公卿子弟为僧，废除宫中的各种佛事法要。接着又从神佛分离发展到全国性的废佛毁释运动，寺院、佛像、经卷遭到严重破坏。萨摩藩的废佛毁释运动最为彻底；僧侣一律还俗(年轻的当兵，年老的当教员)，寺禄充作军资，梵钟熔为兵器，佛教一扫而光。一些佛教徒开始觉醒，对僧徒的堕落感到“不堪惭耻”；决心一洗旧弊。被誉为“八宗泰斗”的福田行诫(1806—1885)著《释门新规三策》，主张佛教改革。另一方面由于废佛，基督教乘机发展。1869年(明治2)佛教组成“诸宗同德会盟”，宣布“为皇国不借生命”，“为防御邪教一同期死”，想借压制基督教之机复兴佛教。明治3至4年，排佛风潮显著缓和，政府为了欺蒙国民而利用佛教。1872年(明治5)设置教部省，实施祭政分离政策，并进一步在教部省内设立立大教院(地方设中小教院)，任命全国神官和僧侣担任教导员，以“三条教宪”向全国人民说教。但因神佛混淆和信教自由的舆论高涨，1875年(明治8年)政府废除神佛各宗合并的大教院，决定今后可以各自传教。随着日本和西欧文化频繁接触，佛教也迎来了革新时代。僧侣接踵赴欧美及印度、锡兰视察或留学，给日本佛教带来新鲜的空气。1889年(明治22年)制定的帝国宪法第28条，规定了信教自由，实现了这部分佛教徒的愿望。明治中期国家主义抬头，佛教对基督教展开一个新的护法运动，即“破邪显正”运动。换言之，就是排斥基督教，繁荣佛教正法。护法运动的主将是井上圆了(1859—1919)和村上专精(185l-1927)。井上著有《真理金针》和《佛教活论》，村上著有《佛教统一论》。由于佛教与国家合作，至明治20年代迎来了复兴的机会。日本佛教学在西欧佛教研究的影响下，展开了新的佛教研究，树立了新的佛教学，制定了适应新社会的宗教制度。日俄战争以后，加强了佛教的社会活动。并积极开始向海外(台湾、库页岛、朝鲜)布教。[l]矢岛拈利等：《明治文化史》第5卷《学术》第58页，原书房，1979。[2]矢岛拈利等：《明治文化史》第5卷《学术》第59页，原书房，1979。[3]“舍密”为荷兰语“化学”的日本音译，本书是宇田川据荷译英人亨利?威廉《实验化要旨》等书编译而成的。[4]杉本勋：《日本科学史》，《体系日本史丛书》第19卷第413页，山川出版社，1980。[5]栗田元次：《解说日本文化史》第554页，明治图书株式会社，1930。[6]下濑火药：一种以三硝基酚为主要配方的黄色炸药，海军技术员下濑雅允发明。这种炸药与黑色炸药相比，爆破力强且无黑烟。[7]琵琶湖疏水工程是指穿越比睿山，疏通琵琶湖水至京都的运河，1892年由京都大学教授田边朔郎设计施工，铁路贯通两大隧道运输物资，在山坡斜侧建立水电站，引水发电，为当时罕见的水利工程。[8]栗田元次：《解说日本文化史》第546页，明治图书株式会社，1930。[9]《明治文化史》第5卷《学术》第306页。[10]《明治文化史》第5卷《学术》第311页。[11]《明治文化史》第5卷《学术》第394页。[12]福泽喻吉：《劝学篇》，转引《明治文化史》第5卷第522页。[13]《明治文化史》第5卷《学术》第549页。[14]新历史学派的经济学：19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流派，沿用旧历史学泥观点，否认经济规律，反对理论分析，凭借特定历史统计资料，强调伦理道德与国家权力在经济中的作用，鼓吹阶级调和与社会改良，企图使德国走普鲁士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派学者有的堕落为俾斯麦以至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辩护士。[15]《明治文化史》第5卷《学术》第657页。[16]参观扳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第4章，至文堂，1980。[17]西乡信纲：《日本文学史》中译本第2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18]小宫丰隆《明治文化史》第9卷《音乐演艺》第619页，原书房，1980。[193上野直昭：《明治文化史》第8卷《美术》第29页，原书房，1981。[20]栗田元次：《解说日本文化史》第584页，明治图书株式会社，1930。[21]《明治文化史》第8卷《美术》第416页。[22]都绎式：15世纪前期英国的建筑式样。[23]《明治文化史》第8卷《美术》第222页。[24]神抵官：明治政府七官之一，掌管祭祀、监视诸陵、传布神道的国家机关。[25]三条教宪：1．体敬神爱国之旨，2．明天理人道，3．奉戴皇上遵守朝旨。[26]幕末法国传教士犯禁在浦上(长嫡市北部地方，岛原起义后残余基督教徒仍在当地信教)传教，幕府拘禁教徒。1868年(明治1年)长崎法院又检举教徒的活动，政府将教徒3000余人流放各藩。[27]日本基督教数寄屋桥教会牧师田村直臣因1892年(明治25)在美国发表《日本新娘》一书，揭露日本封建家族制度的缺点，被指摘暴露国耻，在日本基督教会第九次大会上被开除教职。[28]岸本英夫：《明治文化史》第6卷《宗教》第413页，原书房，1979。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