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幸田成友：《大盐平八郎》。[59]芝原拓自：《明治维新的权力基盘》，御茶之水书房，1976。[60]王挂编著：《日本教育史》第85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61]同上书第91页。[62]如风流小说中有描述孔子、老子及释迦三人在李白的茶厅中玩弄妓女的《圣妓院》一书。[63]风流小说(洒落本)：江产中期描写妓院生活的诙谐小说，接近前代的“黄表纸”(黄色封面的连环画册，交杂风流讽刺气息的通俗文学)。[64]传奇小说(读本)，有图画的小说，以历史传说武士道及幻想为题材，受佛教因果报应、儒学劝善惩恶思想影响较深。[65]滑稽小说(滑稽本)，由洒落本分化出来的一种文学，以滑稽讽刺为主旨。[66]连环画合订本(合卷本)，由五叶一册连环画合订而成的妇女儿童读物，以图画为主。由“黄表纸”演变而来。[67]盲情小说(人情本)，写男女**。[68]川柳，形式和诽句相同，写世态人情。员初由柄井川柳评点，故名。[69]狂歌，诙谐的短歌。[70]大和绘，又作倭绘，以日本事物为题材，具有日本情调的世俗画，与称为“唐绘”、“汉画”的水墨画相对而言。[71]由获生祖株所创的古学营园学派，德川中期后分化为道德论——继承者服部南部(公元1683年—公元1759年)和经世论——继承者太宰春台两派，前者趋于隐逸趣味，甚至放荡不驯；后者主张封建制度的改良。[72]《群书类丛》从1779年起逐编刊行，1822年正续编完成，共1852册。明治39至40年增补出版了《续群书类丛》1，185卷16册。[73]《武家名目莎》，有关镰仓时代以后武家各种名称典故的解说，是研究日本武家制度的重要工具书。[74]《日本外史》叙述从源平两氏到德川氏，权归武门的由来，其中楠木正成勤王及南朝正统等论点，发挥了激情的尊王思想。第十三章 德川末期——民族危机与封建危机(1845—1867)　第一节 攘夷与开国一、欧美列强进入东亚“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游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注1]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愈来愈需要扩大海外市场和原料的来源。为此，从18世纪中叶起，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窥视日本，首先是沙俄，它在17世纪30年代末，就向太平洋北部地区活动。它利用清军入羊时机，侵占中国黑龙江下游。公元1711年后，俄皇彼得一世派兵探测日本北方及本州沿岸，同北海道(南部，属松前藩领)虾夷族通商。宽政4年(公元1792年)，俄使腊克斯曼到根室要求通商，为幕府所拒。’文化元年(1804)，俄美公司经理雷札诺夫(Resanov)到长崎要求通商，又被拒。此后，沙俄便转谋库页岛和千岛的领有权，企图侵占整个北太平洋地区。正如列宁所说：“许多世纪以来，沙皇俄国一直想夺取……亚洲大部分地区。”[注2]从这时起，日本南方也开始告警。英国自公元1623年关闭平户商馆后，一直策划恢复对日贸易。公元1673年英船来日要求通商被拒。法国大革命后，荷兰变成法国属国，英为对抗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夺取荷兰殖民地。文化5年(公元1808年)，英舰费顿(Phaeton)号因捕荷轮闯入长崎，佐贺藩末及制止。长崎奉行松平康英引咎自杀。幕府开始加紧海防。文政年间(公元1818年—公元1829年)，英、美捕鲸船不断出没近海，幕府于文政8年(公元1825年)下“坚决击退外国船只令”。天保11年(公元1840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开国。幕府得悉，聘军事家高岛秋帆(公元1795年—公元1866年)制造枪炮，改革兵制。天保13年(公元1842年)放宽“击退外船令”，准许许给遇难外船提供饮食燃料。[注4]法国被英军排挤出印度后，乘印度支那内争，于18世纪末侵占了越南。弘化元年(公元1844年)法舰长到琉球那霸，出示中法《黄埔条约》抄件，要求通信、贸易、传教。琉球政府表示，本国是清朝藩属，难自作主，法国便以海军威逼日本。当时琉球还处于萨摩藩控制中，幕府在威吓下，采纳萨摩藩意见，接受了法国要求。[注4]美国于19世纪初，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宣布门罗主义，称霸新大陆。天保8年(公元1837年)美船莫利逊号以送还日本漂流民为名，开进浦贺要求通商，遭炮击退走。弘化3年(公元1846年)美使节比得尔(James Biddle)率舰再来浦贺，要求建交，仍被幕府拒绝。公元1848年美墨战争结束。美国侵占了本平洋岸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当地金矿发现后，美国西部开发加紧。美国资产阶级不甘心英国霸占中国，企图横断太平洋，以便比英国更接近中国，开辟中美贸易。同时，由于北太平洋捕鲸业的发达，美国急于在日本沿祸得港口。它知日本不肯轻易开国，便决定采用武力。嘉永5年(公元1852年)11月，总统费尔摩(M．Fillmore)派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M.c.Perry)来日本交涉，培理率舰4艘，从诺福克(美东部海岸)出发，于公元1853年6月3日驶进江户湾浦贺，要求幕府接受美总统国书，浦贺奉行派员告以须先赴长崎才能谈判。培理断然拒绝说：“若不受理，舰队就开进江户与将军直接谈判，否则万一开战，美国必胜，那时可执白旗来见。”随即付来使白旗两面。幕府被迫在久里浜行馆收下美国国书，约以明年答复。培理率舰示威，并测量江户湾后，至15日始驶向琉球(与琉球约定通商，设煤库)。还遣官兵占小笠原群岛，然后离去。沙俄闻讯，即派海军中将璞查廷(E．v．Putyatln)为特使，率4舰于嘉永6年(公元1853年)7月到长崎，要求划定国界并通商。幕府允2、3年后解决，璞因克里米亚战争将爆发而离去。幕府惊惶失措，适逢将军家庆去世，由水户藩主德川齐昭参与幕政。同年6月15日，幕府老中首座阿部正弘(公元1819年—公元1857年)知责任重大，不得不打破200多年来将军专断国政的惯例，把美国叩关情况报告天皇，7月1日将美国国书译本分送各藩大名和幕僚征询对策。幕藩领主和武士、豪农出身的知识分子间，在这空前危机下，议论纷纷，各持见解，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二、攘夷与开国的争论随着民族危机的增长，幕末各藩藩主和武士知识分子的思想十分活跃，这种思想日益影响政治运动。早在德川前期，由于朱子学的大义名分论和国家的兴起，出现一种封建的国体论，由此发展为尊王攘夷的思想。它包含了以下三种内容：1．华夷论。这是从狭隘民族主义角度，主张严内外之分，宣扬日本冠绝世界各国的信念。向来日本学者称中国为(中)华，日本为(东)夷。[注5]至17世纪中叶，国学派先驱山鹿素行认为这是颠倒主客。他说：“夫中国(指日本)之水土卓尔于万邦，而人物精秀于八理，故神明之洋洋，圣治之绵绵。”[注6]中国在政治德行方面，反多不及，故应尊崇日本的国体。以后水户学派发挥了这一思想。2．大义论。古来儒家主张君无德，有德者就可代天放伐(讨伐并放逐暴君)。《易经》也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思想。水户学派则认神代以来，皇统万世一系是日本君臣关系的特征，不可动摇。这种君臣大义论，成为日本尊皇思想的基础。3．王霸论。幕府政治将天皇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水户学则将儒家尊王贱霸的思想，运用到日本公(皇室)武(幕府)关系上，指出武家政治脱离正道。但在幕府高压下，这一思想要到明治维新前夕才能提出，并变成行动。当日本面临民族危机时，上述国体思想诱发了对抗外因的民族自觉。最初发生的是攘夷论和开国论两种思想的争论。攘夷论起源于尊崇日本国体的思想。它从18世纪国学者本居宣长等倡导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思想出发，坚定主张日本国体尊贵，外族入侵，必须攘击。幕末这种思想和德川前期已不相同，既不是盲目排外，也不同于锁国政策。俄、美侵略日本后，攘夷论风靡全国，成为民族革命的旗帜。开国论认为同外国通商是大势所趋，若不自量力，贸然攘夷，就是盲目排外。不如开国后通过贸易生产，输入近代科技文明，以谋国家开化，统一富强。力主开国论的佐久间象山(公元1811年—公元1864年)认为，日本要富国强兵，必须打破国禁，向西方学习，发展诸学科，“大兴器械之学，开设工场，多造大船，复航海之法”。横井小楠(公元1809年—公元1869年)也认为“当今之际，惟开国通商，方合古来天地合理”，非难水户学派的锁国攘夷论是无特别见识，空喊“大和魂”，误国误民。但他不想推翻幕府统治，试图通过“改造”幕府来实现日本的维新政治。尽管如此，后来仍担任明治政府的“参与”，为改革而尽力，最后被保守派杀害。吉田松阴(公元1830年—公元1859年)也主张开国，后来进一步主张用暴力推翻幕府。开国论这一派较有远见，但因幕府本坚持锁国，只是屈于外国压迫才主张开国，所以不少反幕派力主攘夷，而开国论者中却有一部分人具有保守佐幕的倾向。培理闯入江户湾，对幕府是一严重打击。幕府认识到锁国已难坚持。但公然改变政策也会丧失自己威信，不得不继续维持体面。而当时军备财政，实无法作战。[注7]如上所述，阿部正弘向大名及幕僚征询对策，大部分诸侯都倾向攘夷，反对美国的威吓。其中德川庆胜(尾张藩)、德川庆笃(水户藩)、岛津齐彬(萨摩藩)、伊达宗城(宇和岛藩)等主张暂避战争，经充分准备后，予以拒绝。松平庆永(越前藩)、锅岛直正(佐贺藩)、毛利庆亲(长州藩)、山内丰信(土佐藩)都表示拒绝接受美国要求，并作战备。但主张拒绝的多数诸侯并不完全否定开国，只是企图由此振奋士气，充实国力，通过自主外交来开国。至于开国论者中，也不是都同意立刻接受美国通商的要求。如掘田正睦(佐仓藩)主张定一年限，许其通商，如无利益，就应终止。井伊直粥(彦根藩)则认为在长崎供给煤水、食物，但不许到内地经商，犹如日商赴爪哇借当地荷商馆进行贸易一样。这些都是培理所不能接受的。民间也出现了所谓“处士横议”，不外攘夷、开国两派意见。到了11月，幕府根据各方意见，最后表示，由于边防末固，不能妄启战端，美使再来，决定不作明确答复，采取稳妥措施，使他回国，同时作好万一准备。三、日本的开国培理于撤离日本的第二年，即安政元年(公元1854年)1月，率舰7艘，再度驶进江户湾，到神奈川河口。幕府在美国武力威迫下，3月3日签订《日美亲善条约》(神奈川条约)，约定次年在下田批准交换。条约规定：两国友好，日本开放伊豆的下田和北海道的函馆(箱馆)两港口，供给美国舰船煤、水、食品及其他需用品，价格由日方规定；优待遇难船员；美国在两港口设领事。条约第九条还规定，今后日本给予外国的一切权益无条件地适用于美国，即给美国以最惠国待遇。条约中虽没有关于自由通商的条款，但日本的大门从此被打开，开始结束闭关自守的局面。英、俄、荷等国援美国先例，也和日本签订了类似条约。《日英亲善条约》：安政元年(1854)闰7月，英东印度舰队司令史透林(J．Stirling)率舰队到长崎，提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为与俄作战，要求许英舰利用日本港湾，幕府拒绝。但为补充船中所缺物品及修理船只，许开放函馆及长崎两港。8月23日订《日英亲善条约》七条。《日俄亲善条约》：同年10月，俄使理查廷探听到日美订约，也到下田交涉签约。12月21日正式缔结《日俄亲善条约》，规定开放函馆下田、长崎三港，并承认干岛在择捉以南为日领，库页岛为日俄共管。《日荷亲善条约》：荷兰在日本锁国的200年问，独占对日贸易，但仅限于出岛一处。公元1855年12月23日荷商馆长寇秀斯(J.H.D.curtisus)乘机和幕府订约，要求与俄美同等待遇，开长崎、下田、函馆三港，并规定放宽加于长崎荷兰人的限制。第二节 开国前后的日本社会一、安政期幕藩的改革幕府在培理叩关前后，为应付外国侵略，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弘化元年(公元1844年)，备后国福山藩主阿部正弘，担任了首席老中。他笼络各藩上层，组成一个以强藩改革派藩主和武士为主的幕政核心，联合萨摩藩主岛津齐彬、水户藩主德川齐昭、福井藩主松平庆永等进行改革。他注意鸦片战争前后的国际形势，密令外交人员以最大容忍对待培理，并放松幕府独裁制。破例将对外重大问题征询皇室和诸侯；起用少壮有才学的永井尚志等。为增征年贡，整顿地方统治机构，公元1842年实行代官大调动，刷新人事，为使代官熟悉任地风土民情，规定任期不满10年不调动。积极开发新田，实行农民归田政策。安政2年(公元1855年)，设讲武所、海军传习所，雇用荷人教官，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充实海防，解除造船之禁，大兴海军。更从各藩招集兰学者，翻译西书，创办洋学所(后改称“藩书调所”)。[注8]吸收西洋文化，奖励近代工业。抑制物价上涨，解散同业公会。[注9]此外还肃正纲纪，厉行节约，确定出版检查制度，取缔淫秽文艺和书籍。西南诸藩(长州、萨摩、土佐、肥前等)吸取天保改革经验教训，认清幕府衰弱无能，各9，筹谋富强。它们首先在经济上摆脱幕府统制，自力更生，从依靠三部的经济构造转变为独立自主的藩领经济。其次通过军制改革，实现藩军的近代化，树立“雄藩”的地位。长州藩改革派通过扶植豪农村吏层，掌握农民的商品生产，发展市场经济；改革军制，征募农民，采取新式炮术；破除身分限制，选拔人才，在“举藩一致”的口号下大力加强藩的实力。[注10]萨摩藩以军事工业为中心，发展藩营企业和对外贸易。[注11]农业虽仍由乡士维持落后剥削方式，但由于它地处日本南端，接触外国资本最早，利于工商改革。土佐藩的政策接近长州藩，如奖励农民商品生产，改特权商人专卖为征税，实行重商主义，统制藩内外贸易，排除门阀；提拔人才，建立民兵，设铸炮厂、造船所，改革军备，力谋富强。[注12]肥前藩的政策接近萨摩藩，军事性和农奴制性较强。[注13]安政年间幕藩改革总的特点是应付封建危机和外压，继续在幕府和自领内巩固领主土地所有制和小农经济；采重商主义政策，自上而下地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趋势；加紧军事改革。处在后进中间地带的西南诸藩，由于外压，不待条件成熟就通过改革，加强政治势力。二、“安政条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迫使日本签订“亲善”条约后，接着便要求缔结通商条约。安政3年(公元1856年)9月，美总领事哈里斯(T.Harris)到下田设领事馆，幕府拒绝。[注14]当时中国正遭受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新的侵略，哈里斯乘机威吓幕府：英、法将乘胜来日，不如及早与美订商约。如英、法提出过高条件，美即可出出面调停。[注15]幕府只得于公元1857年5月26日在下田和美国订立了第二个条约，规定长崎开港，美人享受领事裁判权和在开港地久居权等——《日美约定》。此后，哈里斯更胁迫幕府缔结正式商约，安政5年(公元1858年)6月19日，终于签订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14条。条约规定：1、开神奈川(横浜)、长崎、兵库(神户)、新泻、函馆五港，江户、大坂二地通商；2、承认开港地美国人居住权和公使领事驻在权；3、承认美国领事裁判权[注16]；4、通商自由；5、关税由两国协商决定。接着，幕府又与荷、俄、英、法依次签订了同样的通商条约，总称为‘安政五国条约”。从此，日本结束了200余年的锁国政治。“安政条约”在“亲善”、“友好”的名义下把日本置于半殖民地的地位。首先，它使西方列强对日本的殖民掠夺合法化。幕末日本基本上还是落后的封建小国，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以赤裸裸的武力强迫日本开国，把日本变成其市场和原料供给地。正如培理供认的那样：“要使弱小的半开化的日本人实行通商贸易，和平的方式不行，就必须使用武力”。[注17]从此，欧美国家对殖民地一贯实施的经济掠夺和政治枷锁便紧紧加于日本人民头上。第二，日本被迫承认西方国家在日本享有领事裁判权。居留在日本的外国人可以不服从日本的法律，不受日本法庭的审判。日本丧失了国家对外侨的司法权。 第三，日本被迫接受协定关税制。各约附则中规定日本的关税率必须同缔约国协商制定。日本出口税按照欧美列强同中国缔结的《天津条约》，值百抽五征税，进口税则规定为无税、二成、三成五分等最低的关税率，使日本失去了保护本国工商业的关税自主权。第四，日本被迫给予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以最惠国待遇。只要有一个国家在日本享有某种权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便可同样享受。因此，最惠国待遇成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共同鱼肉日本的工具。第五，日本还被迫允许欧美国家在日本设置“居留地”(租界),外国人在居留地内享有永久租地权和自治权。这种租借权同领事裁判权结合起来，实际就是使租界成了日本的“国中之国”，欧美列强在日本领土上的战略据点。第六，“安政条约”没有中止日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加给本的各项压迫和取之于日本的权益没有时间限制。日本认为需改时，须提前一年告知缔约国，对方同意，才能“协商”修改。结果明治政府虽然进行多次改约谈判，但这些不平等条约仍束缚日本达四十年之久。这就是“安政条约”强加给日本的绳索，其结果同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所处的半殖民地状况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罢了。三、“安政大狱”就在“安政条约”签订的时候，幕府中以德川齐昭、松平庆永、岛津齐彬为盟主的改革派强藩诸侯武士和以彦根藩主井伊直弼(公元1815年—公元1860年)为首的专制保守派诸侯武士(德川家臣、大名)间的斗争，围绕将军继承问题日趋尖锐化。由于将军家定病弱无子，改革派推选前水户藩主德川齐昭之子庆喜(公元1837不—公元1913年)为继承人。保守派则拥立纪伊藩主德川家茂。改革派利用外交问题鼓吹攘夷锁国论，攻击幕府当权保守派的妥协无能。公元1857年阿部正弘死，堀田正睦对缔结条约不敢负全责，于公元1858年1月进京奏请天皇批准。但皇室倾向改革派，掘田没有得到救许而归。4月，保守派为维护幕府独裁，由井伊直弼出任大老，不顾皇室和各藩主的意志，推举德川家茂为将军。6月，幕府断然批准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于是改革派大愤，齐昭和德川庆胜、庆喜、松平庆永指斥直弼不待天皇允诺擅自签约是违赦。直弼答复：如与英、法开战，必蹈清朝覆辙。朝廷了解这种详情后，自会体谅允许签订，否认有违犯之罪。7月直弼乘将军家定病危，逼他下令对齐昭、庆胜、庆永及庆喜，作了严厉处分。10月25日德川家茂正式为将军。以外交和继嗣问题为转机，天皇地位提高了。幕藩对立两派都派人到朝廷争取支持本派。各藩武士、浪人也聚集京都，要求朝廷抑制幕府的独断专行。但直弼一派坚决抗拒皇室利于改革派的措施，诬告齐昭为私利拥立庆喜，密通外夷，阴谋内乱。老中间部速胜借口“公卿惑上”，于安政5年至6年(公元1858年—公元1859年)，对改革派公卿、家臣及在京都的武士浪人实行大镇压，捕40余人，押送江户。同时在江户及其他地方也搜捕多人。审讯结果，于1859年8月判处志士桥本左内(松平庆永信赖的开明藩士)、吉田松阴(长州藩改革派领导者)、水户藩士茅根伊予之介、鹃饲吉左卫门及文学家赖三树三郎[注18]斩首罪，水户藩士鹃饲幸吉枭首示众，同藩藩士安岛带刀的切腹。其他皇室公卿、家臣、武士、儒者、藩士、处士等多人各处流放、徒刑。萨摩藩士西乡隆盛被逐，投水自杀末成，也被流放。知名浪士梅田云滨等死于狱中。朝廷方面，逼令公卿4人引咎辞退，并幽禁4人。改革派诸侯齐昭、庆驾、庆喜、山内丰信，幕府高官太田资始、堀田正睦、松乎忠固、间部拴胜、岩獭忠胜、川路圣漠等都被处禁闭、免取、削禄、左迁。此外连坐者百余人。由此保守派肃清了全部政敌。这一“安政大狱”是日本封建末期空前的恐怖专政。幕府迫害大批有为之士，加速了自己的崩溃。井伊直弼于第二年(万延元年，公元1860年)3月3日在樱田门被水户、萨摩两藩士刺死。11月，天皇下达大赦令，赦免了大狱中幸存的受难者。[注19]四、开港后日本经济的恶化根据安政条约，安政6年(公元1859年)7月1日开港。开港后，日本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公元1860年输出为470余万美元，输入为160余万美元。公元1867年，输出为1200余万美元，输入为2160余万美元。八年间输出入总值增加5倍多。生丝、茶、蚕种和棉花大量出口，造成价格上涨。以桐生地方生丝价格为例，开港后公元1859年10月价格较开港前平年的价格上涨了3倍。[注20]因生丝不足和价格上涨，以京都西阵为首的各地丝织业已难维持营业。为此，西阵织工曾在公元1859年底2次暴动。输出品价格飞涨，也影响了一般物价。米价从公元1857年起就开始上涨，以肥后米为例，公元1856年每石为80．5勿[注21]，公元1857年为107．5勿，公元1858年为133勿，公元1864年为229勿，公元1865更猛涨至473勿。[注22]日本金银比价为1：5，而国际比价为1：15，黄金价格低于国际牌价。西方商人和各国使馆人员利用差额，以墨西哥银元套购日本黄金，攫取巨利。黄金外流，钱价下跌，也促使米、麦、盐等生活必需品涨价，造成农民、城市贫民和下级武士生活愈加困难。输入品，以棉、毛织品为主，廉价棉布大量进口，沉重打击国内棉布生产。公元1861年棉花生产额下降为开港前的5％，而输入的棉布已占国内消费量的31．7％。关东真冈(木历木县东南)的棉织品业，开港前年产棉布38万反[注23]，开港后即降为12万反，不少织工失业流离。五、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开港后，农民和城市贫民生活恶化，他们反封建的斗争规随之扩大，带有全民族的性质。农民起义次数剧增，公元1860年发生43起，公元1865年—公元1867年平均每年发生55．3起，这都超过了上一次农民运动高潮期——天保年间(公元1830年—公元1843年)每年平均发生32.5起义数目。[注25]农民起义的性质也从全体农民起义演变为“改革世道”起义。这是以农民为基础的反抗幕藩领主制、地主制、商业高利贷资本等剥削阶级的斗争。斗争方式已不再“越诉”，而采取直接行动，摧毁地主富商住宅，要求减免租赋，自由贩卖农产品。并烧毁“检地帐”，平分土地财产，从而具有比18世纪初更进一步否定领主制的革命倾向。城市贫民起义的次数也显著增加。公元1865年—公元1867年平均每年发16.6起，超过了天保年间每年7．2起的数目。[注26]城市贫民捣毁动，大部分是反对幕藩领主和商人囤积粮食投机涨价的“米骚动”(抢粮暴动)。开港后物价高涨，使下级武士的生活更艰难。幕藩统治者非但不设法救济，反而继续用“半知”、“减知”的办法克扣禄米，致使他们“怨主如仇敌”。这些下级武士本属封建社会的特权阶级，但在幕末已经沦为日趋没落的阶层。他们有些人从事商业、手工业，当医生、作家，有的设塾授徒，不少人甚至脱离藩籍成为浪人，实际上是在向城市小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转化；他们又是具有一定经济文化、西方科技和政治思想的知识分子，对新事物敏感，他们已不再向幕藩体制寻求出路，而不同程度地希望从政治社会制度的改革中求生机。自天保改革以来，在萨摩、长州、水户、土佐、肥前等藩，大部分下级武士游离在各派政治势力斗争中，一部分被吸收到藩政改革事业里来。开港后，他们与代表领主门阀的上级武士的矛盾和斗争更加剧了。开港也刺激商品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发达下产生的新社会阶层—新兴地主富农，有的经营经济作物的栽培，有的经营制丝工业，有的作行庄制包买主和从事运输业等。农村生产者也有兼作商人的，这些商人被称为豪农豪商。[注27]幕藩领主实施领内物产专卖，勾结特权商人，垄断运输和贸易，采取压抑商品生产者的政策，日益威胁豪农豪商的切身利益，因而后者具有反封建的意识。但豪农豪商中多有兼任村吏、依附封建制度进行剥削的，少数人还买得武士身分，或任官吏，所以他们又多少害怕革命，只要求在不根本改变封建制度的范围内，发展资本主义。在内外矛盾日益加剧的形势下，萨、长、土、肥和水户等强藩大名与幕府矛盾加深了。这些大名要求参与幕政，反对幕府的专制，推动着尊王攘夷运动的高涨。第三节 尊王攘夷运动一、尊攘思想的兴起“安政大狱”打破了“强藩合议、改革幕政”的幻想，标志幕政改革的终结。具有反幕倾向的各种势力逐渐集结到“尊王攘夷”的旗帜下，幕藩改革派变成全国性的尊换派。运动的主导力量由改革派的藩主、公卿和中上层武士转移到下级武士领导的激进武士和豪农商的“草莽志士”联盟中来。这是幕末政治斗争形势的第一次转变。日本尊王思想渊源于德川前期。儒家山崎图斋、浅见纲斋(公元1652年—公元1711年)本据朱子学阐明君臣大义的名分论以及中日历史忠臣烈士事迹，倡导“尊王大义”思想。水户藩主德川光国编纂《大日本史》，强调《春秋》的“大义名分”的前期水户学，都蕴含着尊王思想。另一方面，前期国学派从萌芽状态的民族主义出发，附会日本古代传说的神国思想，主张日本是神国，是世界的中心，日本人是神的子孙，是优等民族，要以“大和心”代替“汉心”(本居宣长语)。明治维新前夕，后期国学派主流平田笃胤(公元1776年—公元1843年)、铁胤父子认天皇绝对神圣，尊王成了国学的正统思想，与后期水户学的尊攘思想结合，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作为幕末政治运动指导思想的尊王攘夷论，可以追溯到朱熹“攘夷狄以尊周室”(《论语章句?宪问篇》)的学说。水户学鼻祖藤田幽谷(公元1774年—公元1826年)在《正名论》中说：“幕府若尊皇室，诸侯即崇幕府；诸侯若祟幕府，卿大夫即敬诸侯。夫然后上下相保，万邦协和。”[注28]他的门人会泽安公元1825年著《新论》，坚持富国强兵，加紧海防为藩政改革的亟务。可见“尊王”、“攘夷”，都是为了加强幕藩统治，本无反对幕府的意思。但朱烹在他所著《通鉴纲目》里，为树立封建王朝正统观念，又强调王霸之辨，提出尊王斥霸的主张。幕末欧美列强侵日，幕府不但镇压改革派，更屈辱地签约，改革派对幕府的希望完全破灭，由此依靠王室、击援外敌的呼声昂扬。维新前夕，乎田笃胤父子认王权久为将军所夺，应还政于天皇，“尊王攘夷”终于发展为勤王倒幕的思想。当然不论水户学和国学的尊王攘夷思想，都没有越出封建制的范畴。但到“安政大狱”发生，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全面激化，这一忠君排外的封建思想跟包括豪农豪商在内的各阶层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迫切要求相结合，有了新的时代内容，成为各藩进步下级武士网罗各阶层势力、否定幕藩领主制度、反对侵略、具有民族统一目标的口号。总的看来，反幕势力号召“尊王攘夷”，也反映了日本新的生产关系还不成熟，不能产生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主思想。然而凡是反对现存秩序，必须具有一定的革命理论，在当时条件下，为寻求反幕府的理论根据，下级武士只能树起比幕府地位高、且为封建主义所承认的权威，即天皇的权威。因为他们除“尊祟皇室”和“击攘夷狄”的大义名分论之外，找不出其他更合理的反抗根据，这就是下级武士“尊攘”论局限性的所在。换言之，它成为反对幕藩封建体制各派的共同政纲，也是日本资本主义不成熟的条件所决定的。万延元年(公元1860年)3月3日，在江户城樱田门外之变[注29]发生后，“尊王攘夷”由理论变为下级武士、浪人的实际行动。这表明原为改革派大名辅佐的下级武士、浪人和豪农豪商出身的反幕派已越过本藩大名，走上了政治第一线，展开了全国性的斗争。二、尊攘派对公式合体派的斗争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严重化，在幕府和萨摩、土佐等藩大名及上层武士中，出现了调和朝廷与幕府间关系的幕藩改良主义——“公武合体”运动，它与尊王攘夷运动相对抗。幕府保守派企图借迎娶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宫作将军德川家茂 (庆福)的夫人，以实现“公武结合”，争取天皇的权威来加强幕府地位。公卿中的公武合体派岩仓具视于1861年10月20日陪同和宫到江户，积极促成其事。萨摩藩主的父亲岛津久光，是个强烈的攘夷主义者，各藩志士曾寄望于他，要推举他为首反幕。但岛津久光从国内最富强的封建大名利益出发，认为尊攘派的活动是“浪人轻率之举”[注30]，对他们打破幕藩封建秩序的行动极为不满，坚决致力于“公武合体”，企图通过改良达到攘夷和改进幕藩关系以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1862年3月，岛津久光带领藩士干余人到达京都。他首先在4月23日晚派家臣刺杀正在京都郊外伏见“寺田屋”旅馆开会的萨摩藩尊攘派领导人有马新七等7人，以镇压尊攘派活动(“寺田屋之变”)。然后又带着天皇改革幕政的指示，与皇室公卿一起去江户，督促幕府吸收强藩参与幕政，实行幕政改革。当尊攘运动日趋高涨时，公武合体派企图聚集皇室、幕府和各藩大名及上级武士的力量，维护摇摇欲坠的幕藩体制，以便由他们分享最高权力。尊攘派向公武合体派展开了斗争。在长州藩，尊攘派领导人久扳玄瑞等把公武合体派上级武士逐出藩政府。1862年7月召开的藩政会议上，使藩政府方针由“事朝廷以忠节，事幕府以信义，事祖先以孝道”的公武合体宗旨改变为“奉救攘夷”。长州藩遂成为尊攘派的基地。[注31]尊攘派对付公武合体派的战术是攘夷。1860年12月5日，尊攘派浪人在三田刺杀了美国使馆翻译休斯根(H．heusken)。公元1862年12月12日，长州藩的久板玄瑞、高杉晋作等人烧毁了江户的英国公使馆。各地也陆续发生杀伤外人事件。这些攘夷事件的目的是使屈服于外国的幕府陷于困境。尊攘派还用恐怖手段打击公武合体派。1862年1月15日，宇都宫藩士菊池教中等人，在江户阪下门外袭击了首席老中安藤信正，使他负伤后被迫辞职，史称“阪下门之变”。[注32]同年7月，尊攘志士刺杀了公武合体派公卿的家臣岛田左近及参与安政大狱的人物，又扬言将谋杀朝廷公武合体派首脑岩仓具视等人，迫使天皇罢免岩仓，任用激进的下级公卿三条实美等。8月，岛津久光在江户促成了幕政改革[注33]，回到京都，当地形势大变，政权已由尊攘派左右，他不得不悄悄地返回本藩。三、尊攘派的攘夷行动和新军的组成接受了“寺田屋之变”教训的尊攘派，认识到大名不可倍赖，把希望寄托在天皇身上。各地尊攘志士又聚集到京都。1863年1月，他们在京都东山的翠红馆会合，开始打破藩国界限，共商尊攘大计。长州藩的久扳玄瑞、土佐勤王党的领导者地主兼乡土武市瑞山[注34]等人成为中心人物。信州的地主、蚕丝批发商兼酒店主人松尾多势子，把蚕丝交易所作为他们的联络地点。至此，政治中心从江户移到京都。尊攘派志士联合激进下层公卿三条实美等怂恿天皇下令幕府攘夷，实际是借此发动讨幕。幕府在群情激昂下，不得不表示接受，几经拖延，最后定于公元1863年5月10日实行封港攘夷。条件是“彼若开衅，当予炮击”。攘夷期限届临，长州藩尊攘派首先炮轰通过下关的美国商船和法、荷军舰，显示了日本人民反抗殖民主义者的气概。但在6月1日遭到外舰回击。美国联合英、法、荷三国，胁迫幕府处分长州藩。7月2日英国向萨摩藩交涉尊攘派在生麦杀伤英商事件[注35]决裂，炮击鹿儿岛，萨摩藩坚不屈服。站在斗争最前列的长州藩尊攘派，从中国太平天国革命被列强镇压的事实中，认清殖民主义者会报复，特别是藩内保守派与幕府及列强强勾结的可能，在下关受到外舰回击后，随即建立由农民市民志愿者组成、步卒和下级武士率领、豪农商出资的新军——以“奇兵队”为首的“诸队”[注36]。这是同旧藩兵迥然不同的新型民兵，以下级武士高杉晋作为队长。这个军队虽仍由藩厅掌握，但因吸收农民、町人、手工业者参加，使用近代武器，打破了封建身分等级制，因而发挥了武士团远不能及的威力，成为尊攘派武装力量的基础。此外，还 建立了以地主富商为骨干的农兵队。第四节 倒幕运动一、8月18日政变与下关战争尊攘派由于萨、长两藩实行攘夷，声势大振。长州藩策动各藩志士浪人联系皇室公卿，迫使朝廷亲征外夷，压制反对者。于是朝廷于公元1863年8月13日宣布孝明天皇将到奈良参拜神武天皇陵召开军事会议后祈祷攘夷。但孝明天皇仍倾向公武合体派。他表示：“权力下移，终至颠覆治国之基，联深忧之。”[注37]公元1863年8月，他和上层公卿串通幕府和萨摩、会津的藩士，发动了“8月18日政变”[注28]，尊攘派毫无准备，措手不及。长州藩的久扳玄瑞、桂小五郎(木户孝允)和土佐藩的土方允元等，偕同三条实美等开明派公卿7人逃出京都，退往长州。尊攘派势力被清除出京都。[注39]各藩尊攘派武士豪农纷纷起义[注40]，但因没有取得广大民众支持，被幕府镇压。公元1863年12月，天皇任命公武合体派大名一桥庆喜、松平庆永、松平容保、山内容堂、伊达忠诚、岛津久光为参预，组成参预会议，共议国策，公武合体派控制了中央政局。[注41]政变后，各藩的尊攘运动也遭挫折。土佐藩士武市瑞山等被前藩主山内容堂逮捕入狱，并在公元1863年5月令其切腹(见上节)。土佐勤王党的其他人员坂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被迫逃离本藩。长州藩保守派卷土重来，控制了藩政，公元1863年底，下令限制“诸队”人数，禁止农兵队训练。聚集在长州的藩内外尊攘派急于扭转颓势，公元1864年6月，久留米神官出身的真木和泉及久坂玄瑞不顾高杉晋作等人反对，带兵前往京都。同年7月19日进攻宫廷，在右蛤御门(皇宫西门)被松平容保(幕府京都守护)指挥的会津、萨摩两藩兵击败，真木及久坂自杀（“禁卫门之变”）。至此，尊攘运动事实上已经终结，中央和各藩的政局表面上都受公武合体派控制。由于“禁门之变；，长州藩和尊控派被视为叛逆。公元1864年7月，天皇下令由幕府征伐长州藩。幕府纠集中国、四国、九州的35藩兵力，准备粉碎反幕势力的基地。英国殖民主义者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对公元1863年5月长州炮击外船的行动实行报复，克服尊攘派阻挠对日贸易的难局，并夺取新的权益。英国于公元1864年8月5日联合美、法、荷舰队，以战舰17艘、炮288门、兵5000余，大举进攻关门海峡。奇兵队和人民英勇抗战，但藩政府丧失斗志，四国舰队仅3天就功陷下关(“下关战争”)。8月13日长州藩被迫接受和议：1、优待并供应通航海峡的外国船只；2、不准修复和新建海峡炮台；3、赔尝联军战费和未烧下关市区的代价300万美元，但应由发出攘夷命令的幕府负担。[注42]下关战争的结果，迫使日本对外政策从攘夷转向开国。下关战争后，围绕对幕府征讨长州藩应持方针的问题，长州藩保守派上级武士与尊攘派的斗争激化，保守派主张向朝廷、幕府“恭顺谢罪”，而凭借“奇兵队”等“诸队”(新军)力量的高杉晋作、井上馨、伊藤博文等则力主“武备恭顺”，即表面顺从幕府，如幕府想处罚长州藩，则准备抗战。[注43]同年9月末的藩政会议上，“武备恭顺”主张渐占上风。但这时幕府和长州藩保守派势力抬头，保守派见势不妙，便诉诸恐怖行动，以刺客袭击井上馨，负重伤后监禁了他。高杉晋作与伊藤博文被迫逃往筑前。当11月幕府征长军逼近长州时，藩政府命令“禁门之变”的责任者3名家老自杀。藩主毛利敬亲请求宽大处分，幕府命毛利父子：1．呈交亲笔谢罪状；2．破毁山口城堡；3．将三条实美等公卿送交筑前藩。毛利敬亲都接受了。其他各藩尊攘派在反动势力下都被镇压，或死或逃，幕府第一次征长战争便告结束。二、长州藩转向倒幕开国“8月18日政变”和以后一系列事件证实了久坂玄瑞在1862年的预言——“诸侯不足恃，公家不足侍”[注44]，使尊攘派认识到，依赖保守庸愚的天皇攘夷是不行的。尤其在同殖民主义者直接交锋后，更了解到不根本推翻腐朽的幕藩体制，摆脱封建束缚，发展先进科学技术，建立富强的近代民族国家，决不能克服民族危机，只有倒幕才是挽救日本的先决条件。以后，尊授派以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因积弱而被列强宰割作为教训，决定奋起自强。自强首先要振兴工商业，实行开国，扩大对外贸易，以集中政治军事资金。支持尊攘派的西南豪农富商在开港后企图发展独立自主的经济，也要求放弃盲目排外政策。在此以前，尊攘派为攘夷而尊王。攘夷是中心口号。到了此时，根本战略应由攘夷转为倒幕，并为倒幕而要求开国，于是放弃了攘夷论。就这样，尊攘派变成了倒幕派、这是幕末政治斗争形势的第二次转变。随着人民反封建斗争的高涨，倒幕派下级武士在包括地主富商等阶层的革新势力中树立了更坚实的领导权。他们已不再仅仅依靠“草莽崛起”，而致力于依托西南各藩的“割据富强”，壮大倒幕实力。倒幕浓首先控制了长州藩，和上层豪农商结成同盟，通过他们，动员群众，组织到人民武装(诸队)中来。公元1864年12月，高杉晋作等潜返下关，指挥伊藤博文等率领的诸队，发动了夺取藩保守派权力的内战。濑户内海沿岸的豪农商支持新军的斗争，抵制保守派解散诸队的命令。小郡农兵队创建者豪商秋本新藏鼓励高杉晋作和兼重让藏说：“假若你们的部下不能取胜，新藏就发动农民起义，来恢复国家(指藩)，无论出现任何事情，请兼重先生都不必顾及。”[注45]象这样的草莽志士(豪农商、村长、教师、僧侣、神官等)在各地发挥了很大的宣传动员作用。他们牺牲一切，为爱国倒幕组织各种民兵队，参加到新军里来。庆应元年(公元1865没)2月，倒幕派获胜，重掌长州藩权力。高杉晋作和木户孝允进行“割据富强”的改革。他们录用农村医生出身精通西方军事的大村益次郎(公元1824年—公元1869年)改革军制：一律更换新兵器；解散旧式军队，编成近代步炮兵，大名和藩士的家臣兵卒都脱籍参加；解除主从关系，更吸收农商出身青年，受新式军事训练；“奇兵队”等则作为新军基干，全部纳入藩政府控制下。另一方面，藩厅为防范群众，又组织以“世禄之士”为中心的“干城队”，并禁止组织新的农兵队[注46]，显示倒幕派武士的局限性。在改革军制的同时，从公元1865年10月起，藩政府新建了造船、冶铁、炼油等藩营手工业工场。[注47]早在公元1864年下关战争失败后，长州舆论已倾向“开国”。实行军事改革和增强军备，需要大量输入西洋武器，于是扩大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长州和一些外商不顾幕府禁令，进行下关至上海的秘密贸易。[注48]在此期间，长州藩与英国逐渐接近。长州藩的“庆应改革”，形式上仍象过去的藩政改革，但实际上已包含了否定幕藩体制原则，积蓄倒幕的物质力量，预示以后明治政府采取的方向。三、维新前夕列强的角逐英、法、美、俄等侵略国家并不满足于“安政条约”，他们企图在日本攫取更多的权益。文久元年(公元1861年)，沙俄为同英国争夺世界霸权，派军舰占领对马岛，无理向对马藩主提出永久租地要求，恣意建造营地。对此，马克思在公元1862年3月给思格斯的信中就指出：”俄国人又占领了朝鲜沿海的一个很好的岛屿。此外他们又在爪哇(实为日本，后来马克思作了订正)[注49]实行新的'占领',由此你可看出，这就保证了他们在太平洋北部霸权。”[注50]最积极图谋控制日本的是英法两国。英国首任驻日公使阿礼国(R．Alcock)坦率承认：“日本是我国在东方拥有重大权益的前哨，即使没有贸易，也不能破损这大英帝国链环的一节，若其他强国从日本退出，日本就可能成为沙皇世界帝国的一环，使太平洋处于俄国势力之下。所以为对抗俄国，英国必须保有日本。”[注51]正因为这样，公元1862年日本发生攘夷派杀伤英人的生麦事件，英国就合法军进驻横滨，迫使幕府处刑、赔款，承认租界警备权，并由幕为英、法建军事基地，军队至公元1875年才撤出。公元1864年8月，英国乘幕府第一次征讨长州藩之机，为支持幕府镇压尊攘派，又联合美、法、荷四国舰队炮击下关，武装进攻长州藩。公元1866年列强以缓交长州藩炮击外船赔款为条件，迫使日本签订“改税协定”，并勒索了由上述四国参与日本海关事务的特权。[注52]但通过下关战争，英国看清腐朽的幕府难免被强藩支持的皇室所代替，尊攘派转向倒幕后，法国积极支持幕府。英国为独占日本，便企图利用倒幕势力夺取政权，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既利于扫除法国势力，又可压制日本人民革命，英驻日公使阿礼国在离任时已提出这一方针。公元1865年到达日本的第二任公使巴夏礼[注53]忠实执行了这一政策。他竭力接近萨、长，售给他们舰船武器。一个出卖武器的英商格拉巴曾帮长州藩井上馨和伊藤博文赴英留学，这时英国示意愿借款给他们。[注54]公元1866年7月，英使馆的萨道义(E．Satow)还多方煽动西乡隆盛提早倒幕[注55]，但西乡和大久保仍力谋避免英国干涉日本的内政。法国拿破仑第三政府企图炮制一个亲法的日本政权，幕府也蓄意勾结法国。公元1864年5月，派池田筑后守(长发)到巴黎，与法外务大臣择旺鲁义签订巴黎协定，约定法国充实日本军力，压制由幕运动。同年，法驻日公使罗休(Leon Roches)同幕府进行了下列谈判：1．使用法资建海军兵工厂和铁厂。公元1864年这一协议具体化，在横须贺和横滨设两所铁厂；2．由法国出资建立日法联合贸易公司，垄断日本生丝出口；3．以北海道砂山作担保，借法资购军舰武器；4．建立幕府常备军，派海军学生赴法留学，由法国公使和军官任指顾问，在江户设士官学校教练步骑炮三军，改革军制；5．庆应2年(公元1866年)，由法国借款600万美元，在罗休指导下，对幕府内政、外交、军事、财政进行全面改革。这是一个控制日本的庞大计划，[注56]如果不是明治维新胜利，日本将很可能变成拿破仑第三的附属国。美国由于本国南北战争紧张，对日侵略步伐似乎迟缓一些，但就在维新前日本局势最混乱时，美使馆迫使幕府以路权无偿和材料进口免税的条件，出让江户至横滨间铁路的敷设权给美国。甚至明治政府成立后，新任美使德隆格仍逼日本追认，直至被日方严正拒绝。[注57]所有这些，清楚地说明幕末日本，面临着沦为欧美列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险。四、萨土两藩策略的转变公元1863年7月，英国派遣军舰7艘驶抵鹿儿岛，要求萨藩解决生麦事件问题。[注58]谈判破裂，英舰炮击鹿儿岛。萨藩击退英舰，但自己也损失很重，鹿儿岛大半市街被毁于萨英战争。由此，萨藩认识到外国武力强大。藩论转向开国，逐步接近英国，购买武器，增强军备，要求摆脱幕府对生丝贸易的垄断，独立开展对外贸易。公元1864年初，幕府公武合体派的参预会议上，维护独占对外贸易的幕府与反对垄断的萨藩冲突，导致参预会议解体。这表明公武合体运动已趋没落。此后，幕府由强硬派小栗忠顺掌权，在法国公使罗休支持下，顽固维护旧体制，蔑视诸藩联合政策。[注59]罗休更策划勾结幕府再次征讨长州藩。在此局面下，萨藩以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为首的激进派逐渐占了上风，实行“割据富国”，走向倒幕。这一方案是五代友厚和松木弘安(寺岛宗痒)提出的。他们曾在萨英战争中被英俘虏，后去英国留学，并遍访欧洲各国。在对比国内外大势后，主张开国。并建议组织“商社”，与上海直接进行贸易；购买外国机械、武器；选派留学生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等。[注60]他们进而否定幕府政治，主张“天下列藩统一意志，发起国政大改革”，设立上下两政院。实际要把改革推向全国，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强藩联合政权。萨藩沿着西乡和五代等人的路线，积极展开外贸和藩际贸易；聘请外人教授制糖技术；购入外国舰船17艘(数量居各藩之首)和大量武器；实行军制改革，按英制改组军队，增强了经济和军事力量，成为倒幕派的新据点。土佐藩一直由公武合体派掌藩政，藩主山内容堂，更坚定佐幕，但藩士中开国派吉田东洋等力谋富国强兵。倒幕派各藩又逐渐强大，山内也不得不亟谋自强。根据后藤象二郎的建议，设立开成馆，办新政。藩厅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贷款给生产者，农产品生产多样化；发展造纸、樟脑业，产品由政府专卖。还在长崎、大扳建立商馆，进行外贸；购买舰船、铸炮输入武器弹药，加强军备。由此，山内为幕府所忌，屡受惩处，在倒幕缸影响下，态度转向促使幕府自发将政权归还皇室，即所谓大政奉还。五、萨长同盟萨长两藩为争夺全国政局的领导，曾存在尖锐矛盾。后来形势改变，两藩处境和认识渐趋一致，因而采取了相似的内外政策，关系逐步接近。在第一次征长战争时，担任幕军征长参谋的西乡隆盛，对幕府持异议，力主撤回征长军，从轻处理长州藩，迈开了萨长接近的第一步。1865年1月，萨长为对抗幕府独占外贸，恢复了中断的两藩贸易，联合对抗幕府。在加强萨长合作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的是土佐藩的倒幕派绊本龙马[注61]和中冈慎太郎[注62]。经两人斡旋，1866年1月，长州的木户孝允和萨摩的西乡隆盛、小松带刀，在京都达成缔结萨长军事同盟条约6条。密约规定在幕府第二次征讨长州时，萨藩要协助长藩，并共同举兵反幕[注63]。这时全国各地农民为反对再次征长纷纷起义，各大城市捣毁运动高涨。7月萨摩藩主岛津忠义用父亲久光名义，向关白递呈长文意见书，要求处长州藩以宽典，迅息兵端，以缓争乱纷崩之局。还提出秉“公议正论”，“变革政体”，加强军备，以成“中兴大业”等意见。[注64]自此，萨长联系依靠坂本龙马“社中”的活动，从萨摩购运武器接济长藩，又从长州购运粮食接济萨藩，两藩所需武器都由英方提供。11月，木户孝允和萨摩的五代友厚，又经坂本斡旋，在下关签定《商社会谈议定书》，建立了萨长经济同盟[注65]。田中彰指出，萨长两藩以萨摩、长崎、下关为中心(可扩大到大坂)的西南日本贸易圈，有切断幕府支配的国内商业网，形成全国性市场的企图。[注66]倒幕派在政治军事联合的基础上，又增强了经济的结合，由此形成了以萨长同盟为核心的举国讨幕的局面。六、日本何以没有沦为殖民地在19世纪中，东方的后进国家都相继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保护国，唯碑日本不象印度、中国那样变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在国内外学者中有过大量的研究和争论。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必须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分析。第一，19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列强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它们对外侵略的主要目的是把世界变成一个资本主义自由市场，除沙俄和普鲁士仍热中于领土的掠夺外，一般还没有发展到垄断和分割世界的地步。英国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印度和中国，对日本市场不很注意；法国殖民势力集中在东南亚，美国处在南北战争时期，没有横渡太平洋开辟远东殖民地的能力，这就给日本以亚州唯一能获得独立并发展资本主义的机会。第二，在欧美列强侵略东方的过程中，一开始就激起亚洲各国人民的不屈抵抗，其中继鸦片战争于公元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历时达15年之久；公元1856至公元1857年伊朗的反英暴动；公元1857年印度士兵的反英起义。所有这些民族解放运动，客观上都掩护日本的作用。当时英国驻日公使阿礼国承认：“亚洲任何民族，至今还没有一次不进行顽强反抗而屈服于欧洲人的。他们甚至在感到完全投有取胜希望之后，仍能顽强地继续下去……只不过是改变了斗争的形式而已。”所以他说，如果西洋各国以军事压力战胜日本，也无法使之屈从，而且“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关系下，日本人和欧洲人的任何融洽也是不可能的”[注67]。这种侵略者的自供，清楚地表明了欧美列强领略东方各国人民坚决抵抗和沉重打击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公元1862年日本长州藩倒幕派首领久坂玄瑞也提出“由于中国‘长发贼’(对太平军的贬称)势盛，所以英法不敢訾议向日本用武，万一‘长发贼’向英法屈服，英法一定会入寇我国”的看法[注68]，可见，亚洲人民的革命斗争在日本被殖民地化的危机中起了巨大的遏止作用。第三，幕末日本的民族市场基本形成，资本主义发展有了一定的基础。当时印度早成为英国殖民地，仅有的民族资本被扼杀，整个达卡成为印度纺织工人的尸骨堆；中国在列强勾结清政府共同压榨下，买办资本和地主经济统治了全国，资本主义萌芽不能有丝毫发展。中、印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强大的国内外敌人联合镇压下分散无力。日本则以豪农豪商和下级武士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化的新兴力量已经初步登上政治舞台，国内民族统一，列强无法分化。第四，日本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坚定性和持续性。早在公元1861年沙俄企图占领对马岛时，当地藩主逃避，人民却奋起抗击，长州藩武士也赶来应援。青年松村安五郎组织岛民舅战，迫使俄军退出。公元1863年5月长州藩炮击下关外船，虽属于排外性的行动，但6月炮台为列强舰队击毁，长州藩被迫起用藩士高杉晋作，改革派掌了兵权，立刻建立民兵——“奇兵队”，步卒、农民、工商业者纷纷参加。高杉改革封建身分制的旧藩军，陆续编成猎夫、力士、僧侣、屠勇(贱民)等组成的民兵队；藩厅只得允许人民自由武装。公元1864年8月，四国联合舰队发动对长州藩的下关战争，全藩不分男女老小，一律上阵奋战，一向宗妇女齐集寺院为前线赶造枪弹。[注69]在幕末列强虎视耽耽的日子里，还出现过农民捉拿法国军事教官，对打击幕府出卖民族利益也具有深刻意义。此外，倒幕派一些领导人物多数有爱国思想，如西乡隆盛拒绝英国公使援助，认为借助外国势力解决内政问题是不光彩的。[注70]第四节 倒幕运动一、8月18日政变与下关战争尊攘派由于萨、长两藩实行攘夷，声势大振。长州藩策动各藩志士浪人联系皇室公卿，迫使朝廷亲征外夷，压制反对者。于是朝廷于公元1863年8月13日宣布孝明天皇将到奈良参拜神武天皇陵召开军事会议后祈祷攘夷。但孝明天皇仍倾向公武合体派。他表示：“权力下移，终至颠覆治国之基，联深忧之。”[注37]公元1863年8月，他和上层公卿串通幕府和萨摩、会津的藩士，发动了“8月18日政变”[注28]，尊攘派毫无准备，措手不及。长州藩的久扳玄瑞、桂小五郎(木户孝允)和土佐藩的土方允元等，偕同三条实美等开明派公卿7人逃出京都，退往长州。尊攘派势力被清除出京都。[注39]各藩尊攘派武士豪农纷纷起义[注40]，但因没有取得广大民众支持，被幕府镇压。公元1863年12月，天皇任命公武合体派大名一桥庆喜、松平庆永、松平容保、山内容堂、伊达忠诚、岛津久光为参预，组成参预会议，共议国策，公武合体派控制了中央政局。[注41]政变后，各藩的尊攘运动也遭挫折。土佐藩士武市瑞山等被前藩主山内容堂逮捕入狱，并在公元1863年5月令其切腹(见上节)。土佐勤王党的其他人员坂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被迫逃离本藩。长州藩保守派卷土重来，控制了藩政，公元1863年底，下令限制“诸队”人数，禁止农兵队训练。聚集在长州的藩内外尊攘派急于扭转颓势，公元1864年6月，久留米神官出身的真木和泉及久坂玄瑞不顾高杉晋作等人反对，带兵前往京都。同年7月19日进攻宫廷，在右蛤御门(皇宫西门)被松平容保(幕府京都守护)指挥的会津、萨摩两藩兵击败，真木及久坂自杀（“禁卫门之变”）。至此，尊攘运动事实上已经终结，中央和各藩的政局表面上都受公武合体派控制。由于“禁门之变；，长州藩和尊控派被视为叛逆。公元1864年7月，天皇下令由幕府征伐长州藩。幕府纠集中国、四国、九州的35藩兵力，准备粉碎反幕势力的基地。英国殖民主义者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对公元1863年5月长州炮击外船的行动实行报复，克服尊攘派阻挠对日贸易的难局，并夺取新的权益。英国于公元1864年8月5日联合美、法、荷舰队，以战舰17艘、炮288门、兵5000余，大举进攻关门海峡。奇兵队和人民英勇抗战，但藩政府丧失斗志，四国舰队仅3天就功陷下关(“下关战争”)。8月13日长州藩被迫接受和议：1、优待并供应通航海峡的外国船只；2、不准修复和新建海峡炮台；3、赔尝联军战费和未烧下关市区的代价300万美元，但应由发出攘夷命令的幕府负担。[注42]下关战争的结果，迫使日本对外政策从攘夷转向开国。下关战争后，围绕对幕府征讨长州藩应持方针的问题，长州藩保守派上级武士与尊攘派的斗争激化，保守派主张向朝廷、幕府“恭顺谢罪”，而凭借“奇兵队”等“诸队”(新军)力量的高杉晋作、井上馨、伊藤博文等则力主“武备恭顺”，即表面顺从幕府，如幕府想处罚长州藩，则准备抗战。[注43]同年9月末的藩政会议上，“武备恭顺”主张渐占上风。但这时幕府和长州藩保守派势力抬头，保守派见势不妙，便诉诸恐怖行动，以刺客袭击井上馨，负重伤后监禁了他。高杉晋作与伊藤博文被迫逃往筑前。当11月幕府征长军逼近长州时，藩政府命令“禁门之变”的责任者3名家老自杀。藩主毛利敬亲请求宽大处分，幕府命毛利父子：1．呈交亲笔谢罪状；2．破毁山口城堡；3．将三条实美等公卿送交筑前藩。毛利敬亲都接受了。其他各藩尊攘派在反动势力下都被镇压，或死或逃，幕府第一次征长战争便告结束。二、长州藩转向倒幕开国“8月18日政变”和以后一系列事件证实了久坂玄瑞在1862年的预言——“诸侯不足恃，公家不足侍”[注44]，使尊攘派认识到，依赖保守庸愚的天皇攘夷是不行的。尤其在同殖民主义者直接交锋后，更了解到不根本推翻腐朽的幕藩体制，摆脱封建束缚，发展先进科学技术，建立富强的近代民族国家，决不能克服民族危机，只有倒幕才是挽救日本的先决条件。以后，尊授派以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因积弱而被列强宰割作为教训，决定奋起自强。自强首先要振兴工商业，实行开国，扩大对外贸易，以集中政治军事资金。支持尊攘派的西南豪农富商在开港后企图发展独立自主的经济，也要求放弃盲目排外政策。在此以前，尊攘派为攘夷而尊王。攘夷是中心口号。到了此时，根本战略应由攘夷转为倒幕，并为倒幕而要求开国，于是放弃了攘夷论。就这样，尊攘派变成了倒幕派、这是幕末政治斗争形势的第二次转变。随着人民反封建斗争的高涨，倒幕派下级武士在包括地主富商等阶层的革新势力中树立了更坚实的领导权。他们已不再仅仅依靠“草莽崛起”，而致力于依托西南各藩的“割据富强”，壮大倒幕实力。倒幕浓首先控制了长州藩，和上层豪农商结成同盟，通过他们，动员群众，组织到人民武装(诸队)中来。公元1864年12月，高杉晋作等潜返下关，指挥伊藤博文等率领的诸队，发动了夺取藩保守派权力的内战。濑户内海沿岸的豪农商支持新军的斗争，抵制保守派解散诸队的命令。小郡农兵队创建者豪商秋本新藏鼓励高杉晋作和兼重让藏说：“假若你们的部下不能取胜，新藏就发动农民起义，来恢复国家(指藩)，无论出现任何事情，请兼重先生都不必顾及。”[注45]象这样的草莽志士(豪农商、村长、教师、僧侣、神官等)在各地发挥了很大的宣传动员作用。他们牺牲一切，为爱国倒幕组织各种民兵队，参加到新军里来。庆应元年(公元1865没)2月，倒幕派获胜，重掌长州藩权力。高杉晋作和木户孝允进行“割据富强”的改革。他们录用农村医生出身精通西方军事的大村益次郎(公元1824年—公元1869年)改革军制：一律更换新兵器；解散旧式军队，编成近代步炮兵，大名和藩士的家臣兵卒都脱籍参加；解除主从关系，更吸收农商出身青年，受新式军事训练；“奇兵队”等则作为新军基干，全部纳入藩政府控制下。另一方面，藩厅为防范群众，又组织以“世禄之士”为中心的“干城队”，并禁止组织新的农兵队[注46]，显示倒幕派武士的局限性。在改革军制的同时，从公元1865年10月起，藩政府新建了造船、冶铁、炼油等藩营手工业工场。[注47]早在公元1864年下关战争失败后，长州舆论已倾向“开国”。实行军事改革和增强军备，需要大量输入西洋武器，于是扩大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长州和一些外商不顾幕府禁令，进行下关至上海的秘密贸易。[注48]在此期间，长州藩与英国逐渐接近。长州藩的“庆应改革”，形式上仍象过去的藩政改革，但实际上已包含了否定幕藩体制原则，积蓄倒幕的物质力量，预示以后明治政府采取的方向。三、维新前夕列强的角逐英、法、美、俄等侵略国家并不满足于“安政条约”，他们企图在日本攫取更多的权益。文久元年(公元1861年)，沙俄为同英国争夺世界霸权，派军舰占领对马岛，无理向对马藩主提出永久租地要求，恣意建造营地。对此，马克思在公元1862年3月给思格斯的信中就指出：”俄国人又占领了朝鲜沿海的一个很好的岛屿。此外他们又在爪哇(实为日本，后来马克思作了订正)[注49]实行新的'占领',由此你可看出，这就保证了他们在太平洋北部霸权。”[注50]最积极图谋控制日本的是英法两国。英国首任驻日公使阿礼国(R．Alcock)坦率承认：“日本是我国在东方拥有重大权益的前哨，即使没有贸易，也不能破损这大英帝国链环的一节，若其他强国从日本退出，日本就可能成为沙皇世界帝国的一环，使太平洋处于俄国势力之下。所以为对抗俄国，英国必须保有日本。”[注51]正因为这样，公元1862年日本发生攘夷派杀伤英人的生麦事件，英国就合法军进驻横滨，迫使幕府处刑、赔款，承认租界警备权，并由幕为英、法建军事基地，军队至公元1875年才撤出。公元1864年8月，英国乘幕府第一次征讨长州藩之机，为支持幕府镇压尊攘派，又联合美、法、荷四国舰队炮击下关，武装进攻长州藩。公元1866年列强以缓交长州藩炮击外船赔款为条件，迫使日本签订“改税协定”，并勒索了由上述四国参与日本海关事务的特权。[注52]但通过下关战争，英国看清腐朽的幕府难免被强藩支持的皇室所代替，尊攘派转向倒幕后，法国积极支持幕府。英国为独占日本，便企图利用倒幕势力夺取政权，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既利于扫除法国势力，又可压制日本人民革命，英驻日公使阿礼国在离任时已提出这一方针。公元1865年到达日本的第二任公使巴夏礼[注53]忠实执行了这一政策。他竭力接近萨、长，售给他们舰船武器。一个出卖武器的英商格拉巴曾帮长州藩井上馨和伊藤博文赴英留学，这时英国示意愿借款给他们。[注54]公元1866年7月，英使馆的萨道义(E．Satow)还多方煽动西乡隆盛提早倒幕[注55]，但西乡和大久保仍力谋避免英国干涉日本的内政。法国拿破仑第三政府企图炮制一个亲法的日本政权，幕府也蓄意勾结法国。公元1864年5月，派池田筑后守(长发)到巴黎，与法外务大臣择旺鲁义签订巴黎协定，约定法国充实日本军力，压制由幕运动。同年，法驻日公使罗休(Leon Roches)同幕府进行了下列谈判：1．使用法资建海军兵工厂和铁厂。公元1864年这一协议具体化，在横须贺和横滨设两所铁厂；2．由法国出资建立日法联合贸易公司，垄断日本生丝出口；3．以北海道砂山作担保，借法资购军舰武器；4．建立幕府常备军，派海军学生赴法留学，由法国公使和军官任指顾问，在江户设士官学校教练步骑炮三军，改革军制；5．庆应2年(公元1866年)，由法国借款600万美元，在罗休指导下，对幕府内政、外交、军事、财政进行全面改革。这是一个控制日本的庞大计划，[注56]如果不是明治维新胜利，日本将很可能变成拿破仑第三的附属国。美国由于本国南北战争紧张，对日侵略步伐似乎迟缓一些，但就在维新前日本局势最混乱时，美使馆迫使幕府以路权无偿和材料进口免税的条件，出让江户至横滨间铁路的敷设权给美国。甚至明治政府成立后，新任美使德隆格仍逼日本追认，直至被日方严正拒绝。[注57]所有这些，清楚地说明幕末日本，面临着沦为欧美列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险。四、萨土两藩策略的转变公元1863年7月，英国派遣军舰7艘驶抵鹿儿岛，要求萨藩解决生麦事件问题。[注58]谈判破裂，英舰炮击鹿儿岛。萨藩击退英舰，但自己也损失很重，鹿儿岛大半市街被毁于萨英战争。由此，萨藩认识到外国武力强大。藩论转向开国，逐步接近英国，购买武器，增强军备，要求摆脱幕府对生丝贸易的垄断，独立开展对外贸易。公元1864年初，幕府公武合体派的参预会议上，维护独占对外贸易的幕府与反对垄断的萨藩冲突，导致参预会议解体。这表明公武合体运动已趋没落。此后，幕府由强硬派小栗忠顺掌权，在法国公使罗休支持下，顽固维护旧体制，蔑视诸藩联合政策。[注59]罗休更策划勾结幕府再次征讨长州藩。在此局面下，萨藩以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为首的激进派逐渐占了上风，实行“割据富国”，走向倒幕。这一方案是五代友厚和松木弘安(寺岛宗痒)提出的。他们曾在萨英战争中被英俘虏，后去英国留学，并遍访欧洲各国。在对比国内外大势后，主张开国。并建议组织“商社”，与上海直接进行贸易；购买外国机械、武器；选派留学生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等。[注60]他们进而否定幕府政治，主张“天下列藩统一意志，发起国政大改革”，设立上下两政院。实际要把改革推向全国，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强藩联合政权。萨藩沿着西乡和五代等人的路线，积极展开外贸和藩际贸易；聘请外人教授制糖技术；购入外国舰船17艘(数量居各藩之首)和大量武器；实行军制改革，按英制改组军队，增强了经济和军事力量，成为倒幕派的新据点。土佐藩一直由公武合体派掌藩政，藩主山内容堂，更坚定佐幕，但藩士中开国派吉田东洋等力谋富国强兵。倒幕派各藩又逐渐强大，山内也不得不亟谋自强。根据后藤象二郎的建议，设立开成馆，办新政。藩厅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贷款给生产者，农产品生产多样化；发展造纸、樟脑业，产品由政府专卖。还在长崎、大扳建立商馆，进行外贸；购买舰船、铸炮输入武器弹药，加强军备。由此，山内为幕府所忌，屡受惩处，在倒幕缸影响下，态度转向促使幕府自发将政权归还皇室，即所谓大政奉还。五、萨长同盟萨长两藩为争夺全国政局的领导，曾存在尖锐矛盾。后来形势改变，两藩处境和认识渐趋一致，因而采取了相似的内外政策，关系逐步接近。在第一次征长战争时，担任幕军征长参谋的西乡隆盛，对幕府持异议，力主撤回征长军，从轻处理长州藩，迈开了萨长接近的第一步。1865年1月，萨长为对抗幕府独占外贸，恢复了中断的两藩贸易，联合对抗幕府。在加强萨长合作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的是土佐藩的倒幕派绊本龙马[注61]和中冈慎太郎[注62]。经两人斡旋，1866年1月，长州的木户孝允和萨摩的西乡隆盛、小松带刀，在京都达成缔结萨长军事同盟条约6条。密约规定在幕府第二次征讨长州时，萨藩要协助长藩，并共同举兵反幕[注63]。这时全国各地农民为反对再次征长纷纷起义，各大城市捣毁运动高涨。7月萨摩藩主岛津忠义用父亲久光名义，向关白递呈长文意见书，要求处长州藩以宽典，迅息兵端，以缓争乱纷崩之局。还提出秉“公议正论”，“变革政体”，加强军备，以成“中兴大业”等意见。[注64]自此，萨长联系依靠坂本龙马“社中”的活动，从萨摩购运武器接济长藩，又从长州购运粮食接济萨藩，两藩所需武器都由英方提供。11月，木户孝允和萨摩的五代友厚，又经坂本斡旋，在下关签定《商社会谈议定书》，建立了萨长经济同盟[注65]。田中彰指出，萨长两藩以萨摩、长崎、下关为中心(可扩大到大坂)的西南日本贸易圈，有切断幕府支配的国内商业网，形成全国性市场的企图。[注66]倒幕派在政治军事联合的基础上，又增强了经济的结合，由此形成了以萨长同盟为核心的举国讨幕的局面。六、日本何以没有沦为殖民地在19世纪中，东方的后进国家都相继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保护国，唯碑日本不象印度、中国那样变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在国内外学者中有过大量的研究和争论。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必须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分析。第一，19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列强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它们对外侵略的主要目的是把世界变成一个资本主义自由市场，除沙俄和普鲁士仍热中于领土的掠夺外，一般还没有发展到垄断和分割世界的地步。英国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印度和中国，对日本市场不很注意；法国殖民势力集中在东南亚，美国处在南北战争时期，没有横渡太平洋开辟远东殖民地的能力，这就给日本以亚州唯一能获得独立并发展资本主义的机会。第二，在欧美列强侵略东方的过程中，一开始就激起亚洲各国人民的不屈抵抗，其中继鸦片战争于公元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历时达15年之久；公元1856至公元1857年伊朗的反英暴动；公元1857年印度士兵的反英起义。所有这些民族解放运动，客观上都掩护日本的作用。当时英国驻日公使阿礼国承认：“亚洲任何民族，至今还没有一次不进行顽强反抗而屈服于欧洲人的。他们甚至在感到完全投有取胜希望之后，仍能顽强地继续下去……只不过是改变了斗争的形式而已。”所以他说，如果西洋各国以军事压力战胜日本，也无法使之屈从，而且“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关系下，日本人和欧洲人的任何融洽也是不可能的”[注67]。这种侵略者的自供，清楚地表明了欧美列强领略东方各国人民坚决抵抗和沉重打击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公元1862年日本长州藩倒幕派首领久坂玄瑞也提出“由于中国‘长发贼’(对太平军的贬称)势盛，所以英法不敢訾议向日本用武，万一‘长发贼’向英法屈服，英法一定会入寇我国”的看法[注68]，可见，亚洲人民的革命斗争在日本被殖民地化的危机中起了巨大的遏止作用。第三，幕末日本的民族市场基本形成，资本主义发展有了一定的基础。当时印度早成为英国殖民地，仅有的民族资本被扼杀，整个达卡成为印度纺织工人的尸骨堆；中国在列强勾结清政府共同压榨下，买办资本和地主经济统治了全国，资本主义萌芽不能有丝毫发展。中、印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强大的国内外敌人联合镇压下分散无力。日本则以豪农豪商和下级武士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化的新兴力量已经初步登上政治舞台，国内民族统一，列强无法分化。第四，日本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坚定性和持续性。早在公元1861年沙俄企图占领对马岛时，当地藩主逃避，人民却奋起抗击，长州藩武士也赶来应援。青年松村安五郎组织岛民舅战，迫使俄军退出。公元1863年5月长州藩炮击下关外船，虽属于排外性的行动，但6月炮台为列强舰队击毁，长州藩被迫起用藩士高杉晋作，改革派掌了兵权，立刻建立民兵——“奇兵队”，步卒、农民、工商业者纷纷参加。高杉改革封建身分制的旧藩军，陆续编成猎夫、力士、僧侣、屠勇(贱民)等组成的民兵队；藩厅只得允许人民自由武装。公元1864年8月，四国联合舰队发动对长州藩的下关战争，全藩不分男女老小，一律上阵奋战，一向宗妇女齐集寺院为前线赶造枪弹。[注69]在幕末列强虎视耽耽的日子里，还出现过农民捉拿法国军事教官，对打击幕府出卖民族利益也具有深刻意义。此外，倒幕派一些领导人物多数有爱国思想，如西乡隆盛拒绝英国公使援助，认为借助外国势力解决内政问题是不光彩的。[注70][1]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第545页，人民出版社，1959。[2]列宁：《沦单独讲和》，《列宁全集》第23卷第125页，人民出版社，1958。[3]井原仪：《德川时代通史》第643—646页。[4]沼田次郎：《日本与西洋》第282—287页，(《琉球开国问题之发生》条)，平凡社，1971。[5]春秋时代以来，儒家就自称具备儒家文化(道德、礼乐)的中国为“中华”，“华夏”。中国文化以外的国家为“化外”，其民为“夷狄”。以这种文化伦理为标准。定出国家民族、内外、上下之别。到宋代，因汉族与少数民族对立关系，这种“华夷内外”之辩的对外观念更加强烈，日本也受其影响。德川时代，日本儒者往往以“(东)夷”自居。幕末，古学与国家派排斥这种崇拜中国的“汉意”思想，强调日本胜于中国的自尊心。开始纠正上述观点。[6]山鹿素行：《中朝事实?序言》。[7]据1849年浦贺奉行的报告，江户关门的防备，沿海大炮约百门，不足当夷船2艘，每炮炮弹仅10枚，其中还有只有炮而无弹的。1853年7月，勘定奉行(财政长官)川路圣模写信给水户藩出身主持海防的大吏藤田东湖，申述幕府财政，“目前如同外国作战，难支持一年”，要求对美使谈判，务求慎妥，此外别无他法。并希望转请主张攘夷的德川齐昭(水户藩主)谅解。[8]藩书调所，原为讲授兰学的学校，后扩大为翻译、讲授和研究西方语文、科技、军事的学术教育机构，相当我国清末的译学馆。公元1858年允许陪臣武士入学，集中全国人才，培养西方文化知识。公元1862年改为开成所，实施西方教育制度。维新后成为东京帝国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9]维新史料编纂事务局，《维新史》，第2卷，第117—120页，1940。[10]关顺也：《藩政改革与明治维新》，第126—127，136—137页。有斐阁，1956。[11]《鹿儿岛县志史》第3卷第1编。[12]池田敬正：《藩政改革与明治维新(高知藩)》，《社会经济史学》第22卷第5—6号。[13]藤野保：《佐贺藩的封建领地存在形态》，《历史学研究》第198号。[14]哈里斯(公元1804年—公元1878年)原在中国经商，公元1852年代理美驻宁波领事。经培理推荐， 任美驻日总领事，力促将军缔结通商条约成功。首任美驻日公使(公元1859年—公元1962年)。[15]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中译本第300—305页。[16]领事对驻在国的本国人民行使本国法律制裁权的制度，严格的意义上，同于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即在外国不受该国统治权支配的特权(只限元节及驻军享有)，但事实上两者常被混用。(石井孝t日本开国史》第346页，吉川馆，1922。)[17]引自平野义太郎：《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第24页，理论社，1956。[18]赖三树三郎(公元1825年—公元1859年)，史学家赖山阳第三于，勘王家，工诗文。[19]参考《井伊家史料》、《公用方秘录》(收入《大日本维新史料》类纂之部)岛田三郎：《开国结末井伊扫部头直强传》，吉田常吉《井伊直强》(《人物丛书》113)。[20]山崎隆三：《幕末维新期的经济变动》，《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世5，第145页，岩波书店1977。[21]勿：德川时代日本金币一两的六十分之一。[22]北岛正元：《日本史概说》，第3卷第464页。[23]一反：长2丈8尺，宽9寸。[24)山崎隆三同上文。[25]森安彦：《t农民起义、农村骚动、城市暴动历年平均数表》，见儿玉幸多，《日本历史的观点》第3卷第317页。[26)同上书第317页。[27]幕末农村兼营工商业的新兴地主富农阶层；豪商指兼为地主的商业者，二者都兼具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性质，维新时有两面性。参看庄司吉之助：《明治维新的经济构造》第276页，御茶水书房，1954。[28]尾菌正英：《尊王檀克思想)，《岩彼讲座日本历史》近世5，第47页。[29]水户、萨摩两藩18名浪士刺杀井伊直弼的事件。[30]田中彰：《幕府的崩溃》，《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世5，第318页。[31]关顺也：《藩政改革与明治维新》第128页，有斐阁，1956。[32]菊池教中通称佐野屋孝兵卫，当过江户批发商，开港后回原露成为新兴地主。参见泽本孟虎：《坂下门义举录)。[33]幕政改革有三项：1、将军进京议定国是；2、以沿海五大藩(萨摩、长州、土佐、仙台、加贺)为五大老。采取防御夷狄的措施；3。任命广桥庆喜和松乎庆水为将军的监护人和大老。[34]武市半平太(公元1829年—公元1865年)号瑞山，土佐勤王党领袖。“8．18政变”后切腹自杀。[35]1962年8月21日(新历9月14日)萨摩藩主岛津久光一行从江户回藩途中，在横滨附近的生麦村遇骑马郊游回来的英国人理查森等四人，他们闪在路边让路，不料理查森的马冲向久光的队伍，他被藩士杀死，另两个重伤，一个逃国横滨，这就是所谓的生麦事件。[36]诸队指幕末长州藩倒幕派组织的非正规藩兵(民兵)，以奇兵队为首成为反列强和守旧派的核心力量。参看关顺也，同上书第128—132页。[37]《岩仓公实记》上卷，引自远山茂树：《明治维新》第120页。[38]公武合体派策划于8月18日末明，命在京诸大名入朝，宣读延期去奈良的诏书在萨、会两藩大军压力下，令三条实美等尊攘派公卿10余人禁入宫廷(三条等7人因逃奔长州藩而被革职)，并兔去长州藩警卫宫廷之责。[39]日本史上又称这一事件为“七卿落”(七公卿的亡命)。[40]如8月土佐尊攘派浪人吉村寅太郎等在大和的山中，10月筑前平野国臣(福冈藩士)等在但马的生野，1864年3月，水户藤田小四郎在筑波山，都先后起兵反抗，最后失败，被幕府处死。[41]坂田吉维：《明治维新史》第161页，未来社，1960。[42]石井孝：《在明治维新的幕后》第40—41页，岩彼书店，1982。[43]井上清：《日本现代史?明治维新》第228页，东大出版会，1954。[44]1862年1月，久坂玄瑞给武市瑞山的信，引自远山茂树：《明治维新》112页。[45]原口清：《幕末政争的考察》，《历史学研究》第142期。[46]池田敬正：《幕府诸藩的动摇和改革》，《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世5，第187页。[47]石井孝：《学术批判?明治维新论》第190页。[48]石井孝：《在明治维新的幕后》第46—47页。[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22—222页，人民出版社，1974。[50]《马克思致思格斯(1862年3月3日)》，同上书第220页。[51]井上清：《条约改正》第6页，岩波书店，1963。[52]“改税协定”规定日本进出口税一律改为从量的5％征税，不受价格影响。(安政条约规定进出口税一般征20％)使国家税收大减，严重阻碍民族工业发展。四国共管海关，使日本进一步失去关税自主权。[53]巴夏礼(H．s．Parkes，公元1828年—公元1885年)1841年来华，任英使领馆翻译。广州代领事，制造亚罗号事件。公元1860年参加英法联军及广州市英伪政权，后助清镇压太平天国。公元1865至公元1883年任中期两国公使。在日本任内，支持萨长两藩，与法使对立，维新政权中参与日本外交的指导。[54]《伊藤博文传》，卷上。[55]井上清：《日本现代史》卷1，《明治维新》，第257页，《一个外交官在日本》。[56]石井孝：《幕末日法间的经济关系》，《历史学研究》第6卷，第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