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农民思想家安藤昌益随着农民、市民斗争的发展，日本出现了杰出的农民思想家安藤昌益。昌益字良中，生于武士家庭。中年在今青森县研究医学、本草学、行医。昌益的生卒年月，目前还没有确说，[注13]但根据他著述的出版年代，可知其活动时间是在18世纪中叶。他曾邀游国内各地，包括当时日本对外门户长崎，接触社会各方面，甚至对荷兰也有所了解。著有《自然真营道》和《统道真传》等书。前者为101卷(93册)，大部毁于关东地震，今存仅15卷(15册)。后者凡5卷(5册)，相当于前者的摘要。他是一个不被封建文人所重视的思想家，但他却是一个反映农民阶级要求和愿望的杰出人物。唯物论者昌益，主张物质第一性。他认为天地万物“无非一气所生，无非一气所满。自然转(天)定(地)人物中，唯一气充塞而无间”[注14]这就否定了朱子学派主张客观唯心主义的理气二元论，同时也是对阳明学派主观唯心论的批判。他在《自然真营道》中，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社会发展史观。他认为人类最早出现的是一种平等地生产劳动的”直耕”社会，即“自然世”。自从产生了剥削阶级及其代言人——儒家(圣人)、释迦等“盗天道”者后，就进入了“法世”的阶级社会。他坚决主张，应从“法世”回到“自然世”。他认为，无论神佛宗教，以及儒、者、阴阳五行之说，都不是“自然之真道”，“真道在于‘直耕’”，即农民自食其力，而神佛儒老之说，则不过是“盗道之私”。为彻底摧毁封建意识，昌益更在《统道真传》中以“纠圣失”、“纠儒失”、“纠佛失”等观点明确的卷名，对宗教迷信和儒学予以坚决的揭露和批判。昌益痛斥孔孟之徒为“乱世”的“不讲贪食者”，鄙弃儒家经典，认其“无一语合自然之真道”；“孔丘，一生之书说、辩教，皆为私法，非自然之道，妄失也”[注15]孟子则“说尧舜之仁义道德，贪食众人之直耕，是又盗道也……孟子之书言，悉私失，无一合于道者。故皆弃之不足评也”[注16]。昌益视儒家的仁义道德为“四恶之根”，孔孟之道为偷换“自然世”的“私法”。他说：“圣人教言，信者应乎仁义礼智四德，无信则四德无用矣。此乃盗失也。仁者罪人之根，礼者乱人之根，义者杀人之根，智者盗之根，若纳信于此四恶之根中，则四恶益甚，妄善大矣。”[注17]无情地剥下了所谓“仁义道德”的外衣。作为反封建的农民革命思想家安藤昌益，彻底否定封建社会，说“此乃禽兽之世也。”[注18]他在否定四民等级社会的前提下，提出了“直耕者”农民至上的思想。他认为，只有农民才是养育天下人之父母，；农者，直耕直织，安食安衣，无欲无乱，自然之转(天)子也……以之置于士下，践踏己之养父于足下，乃圣人之罪。”[注19]这种把农民视为“天子”的思想，就是对四民等级制度的否定，又是对农民阶级的肯定，恢复了被剥削制度所颠倒了的社会关系。昌益把他理想中曾存在于古代的社会称为“自然世”，那是一种“无富无贫，无上无下，男女无上下之别”的平等社会。在这种“自然世”中，“原野田地之人出谷物，山里人出薪材，海沃出色、薪材、鱼盐、米谷互易而得。浜、山、平里之人伦，与薪、饭、菜之用均自然安食安衣。”[注20]昌益的这种设想正是那种“没有阶级差别，设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注21]。但是，由于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的物质条件在那时还远没有成熟，代表农民思想的昌益又处于那样闭锁孤立的环境里，当然不能指出怎样从法世转向自然世的道路，以致使他的伟大革命思想不得不以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而告终。他的著作也不得不和他的理想一样，被埋没了近一个半世纪而没有为人们所觉察。[注22]五、吉宗独裁与节约令幕府为巩固动摇的统治，整顿元禄以来商品经济发展所搅乱的封建体制，防止农村阶级进一步分化，摆脱财政危机，需要采取新的对策。享保元年(公元1716年)，德川吉宗就任八代将军，在他执政期间进行了一些改革，因这些改革大部分是在享保年间(公元1716年—公元1735年)进行的，史称“享保改革”。这是德川时代三次改革中的第一次。改革的主要内容如下：吉宗就职后，免去前代幕政的中心人物新井白石，任命水野忠之为掌管财政的“老中”。提出“一切循祖法”，恢复德川前期将军的独裁统治。为加强镇压人民，吉宗提倡尚武、振兴德川家康后中断了的武士狩猎、练武。翻译发行清代范铣的《六喻衍义》[注23]，作为民间教材及字帖，向人民灌输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幕府还设“目安箱”[注24]，制订《公事方御定书》[注25]，使处理违普及刑事诉讼有法可循。为解决财政困难，首先节约开支，简化繁绍的礼仪，七代将军家继的葬礼比以前简化得多了，其后的法事也是如此。吉宗就任将军不久，家光的灵庙烧毁了，但没有重建，与家纲的庙合祭。享保7年(公元1722年)实行“献米制”，命令各大名每万石俸禄献米百石，代之以减免其留居江户参勤期间为半年，即半年在府(江户)，一年半在卧(领地)。这样，才勉强发出旗本、御家人的禄米，偿还积欠商人的债款，暂时缓和了财政危机。这个制度继续了10年，至享保16年(公元1731年)撤消，恢复原参勤制度。享保3年(公元1718年)颁布“新金银通用令”，着手通货整顿。其内容是今后各种物价用新金银(正德金银)计算和交易，以前通用的各种通货在五年内换成新金银。这种新的通货政策，给元禄以来不断发展的经济泼了冷水，带来了经济的衰退，因为各种旧通货兑换新金银是在显著收缩通货的方针下进行的，货币量减少则货币、商品流通的速度缓慢。然而元文元年(公元1736年)以大量比较劣质的元文金银换取少量良质的正德金银，并发行大量铜钱、铁钱，给经济带来了好转。享保8年(公元1723年)，实行官职津贴(足高)制，规定低俸者就任高位官职时，发给官职津贴。例如，俸禄千石的人担任3000石俸禄的官职时，另外补贴2000石，离职后津贴即取消。这样，既节约了开支，又能选拔人才，制止官僚主义。享保9年(公元1724年)，向各大名、旗本发出节约令，从书信、赠答、婚丧以至日常饮食、妇女服饰，都作了详细规定。对一般武士和平民的节约令，涉及更广泛的生活面。节约令施行的另一个结果，是阻碍了商业发展，打击了商人，正如江户浪人学者山下幸内给吉宗上书所批评的，“节约政策是产生贫困的根源”。由于实行节约政策，“工匠做什么都卖不出去，日子不好过”[注26]。节约没有使财政好转，终至连武士的俸禄也发不出去。享保改革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法制的整顿——制作法令集和编纂法典。吉宗时制作了《宽保告示集成》(公元1617年—公元1743年的法令)、《撰要类集》(享保期江户法令)。编成《诉讼处理御定书》2卷，这是一部以刑法为中心的法典，供官吏参考的。六、掠夺农民的新制度幕府为增加收入，最大限度掠夺农业生产的全部成果，享保7年(公元1722年)起，征收年贡时实行“定租制”(固定租率制)，取消过去每年秋季检查收成丰歉以确定租率的“勘查制”(检见制)。其办法是选择收成变化较小的地区过去10年平均收获量定出租率。过去的年贡各地虽有不同，大体上为四公六民，即税率为收获量的40％，从享保10年起提高为收获量的60％，即六公四民，但由于农民到处掀起起反抗，享保13年(公元1728年)定为五公五民，并规定非遇荒年，全村减产三成以上不减免。定租期满后，重新检查农作物，另定租率，产量增加时年贡也相应提高。幕府实行“定租制”，目的是增加税收，所以督促代官尽力征收贡租。但元文2年(公元1737年)神尾春央任“勘定奉行”后，又全面恢复实行“勘查制”。他不按幕府初期查田定级(土地分上、中、下三级，按级定税)征收年贡，而是以土地实收量按五公五民征税。这样，农业生产力提高的果实被掠夺殆尽。定租制对拥有肥沃土地的地主有利，对耕种多为贫瘠土地的农民不利。实行新的勘查制后，农民更加贫困，进一步促进了农村阶级分化。幕府拉拢地主，允许“苗字带刀”(即准许平民称姓佩刀)提高地主在农村中的威信，阻止农民的反抗斗争。七、开垦新田与增产兴业幕府增加收入的另一措施是开垦新田。享保7年(公元1722年)，幕府奖励在幕领或与它交错的地带开垦新田。规定幕府垦地虽为藩领，贡租亦归幕府征收，商人出资开垦者，其贡租十分之一归开垦者称为“町人请负新田”，允许他们将与投资相应的利润以地租形式收回，这就公认地主制的形式。当时著名的新田有武藏野、摄津川江、越后的紫云寺沼泽等新田。开垦新田的目的是扩大税源，幕府子享保11年(1726)制定征收新田年贡的规定——《新田丈量条项》。将享保以前开垦的新田贡租提高到与“本田”(一般土地)同等的税额，对于火田(焚烧野草开垦的田地)和山坡田，也都列入征收年贡的对象。还积极检查“隐田”，干方百计增加贡租。商人出资开垦新田，许多人便成为地主。在开垦新田的同时，幕府还致力“增产兴业”，奖励种植经济作物，并推行当时主要靠输入的药材、人参、甘蔗等的栽培，以增税收。此外，吉宗重视对生产有用的实学，令被称为甘薯先生的青木昆阳(公元1698年—公元1769年)学习荷语与兰学。享保5年(公元1720年)缓和对洋书的禁令，准许输入与基督教无关的自然科学书籍、西洋船舶、武器、望远镜、仪器及药种等。还在江户设立天文台，鼓励与农业有关的历学研究，下令在江户小石川药园种植药草等。吉宗的改革，使幕府的财政暂时得到改善，物价一时也趋平稳。但改革本身包含着各种矛盾，而这些矛盾在幕藩体制下是无法解决的。在幕藩领主经济中，米具有中心商品的作用，米价与其他物价的关系直接影响领主及其家臣们的生活。享保15年(公元1730年)起，米价一再跌落，其他物价则不下降，这对于把年贡米换成货币作为难一财源的领主及其家臣武士们的生活威胁很大。因此，调整米价成为幕府的重要政策。为防止米价跌落，幕府除自己大量买米、囤米外，奖励各大名、商人也来买米、囤米，并限制向江户、大坂运米，或默许投机商买空卖空。此外，在大坂设置官办的米谷交易所(堂岛米市场)，企图通过它操纵、管理米价。享保17年(公元1732年)近畿以西发生虫灾歉收，米价猛涨，结果公元1733年江户发生饥民捣毁米店的暴动。第二年丰收，米价又跌。公元1735年幕府规定了“法定米价”，但亦无效；因为幕府调整米价，实行买米、囤米，需要大量资本，只能依赖大商人，准许米商成立行会，并给予行会特权，米商因此得肆意投机操纵。另外，也由于米的生产、贡租的分配上；封建主一味诛求，没有固定政策，以致米价涨落无常，使农民、市民、下级武士的生活极不安定。幕府依靠增加贡税、徭役来维持其不断增长的需要，但由于他们的经济也受商人高利贷支配，所以幕藩财政基础愈不巩固。八、享保改革的历史意义享保改革并没有解决幕藩体制的深刻矛盾，反更加深了矛盾。例如当时面临最重要的商品货币经济急剧发展的问题，已经证明单纯的复古政策抑制不了它。因此，改革表现为一方面统制、压抑商业资本，另一方面又与之妥协并利用它，结果造成商品货币经济更发达。在对待商业资本侵蚀农村、农民丧失土地的问题上，尽管一再禁止土地买卖、分割，抑制商人势力，而事实上却听任土地典当、租佃、默认兼并，并鼓励商人投资开垦新田。幕府既宣布不受理旗本、御家人欠商人债款的诉讼，似乎是对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压迫。另一方面又承认商人组织行会，给予经济垄断权，企图通过行会组织统制和利用商业资本，结果反招致商人操纵市场。增产兴业也是依靠批发商人来吸收其经营成果，事实上默认商业发展邦批发商、经济商势力的增大。享保改革后期，由于它适应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已引起封建经济组织和社会秩序的变化，一时取得成效，延长了幕府的寿命。也就是说，由于它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甚至与之妥协，扩大了幕府存在的基础。总之，享保改革具有加强幕藩体制复古、抑制商业资本的一面，同时又具有适应现实的一面。如任用人才；奖励实学，发展生产，与商业资本妥协并进而利用。所以，内田银藏认为“吉宗的时代是德川时代最光辉的时代”[注27]但改革必然招致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幕藩体制矛盾的进一步扩大。它虽然在最大限度掠夺生产发展成果方面取得成效，一时解救了幕府的财政危机，但它同时又促使社会阶级矛盾更激化，引起了广大农民愈加强烈的反抗。第二节 幕藩体制的动摇与宽政改革一、田沼的增产兴业策继吉宗之后，明和4年至天明6年(公元1767年—公元1786年)，田沼意次(公元1719年—公元1788年)、意知(公元1749年—公元1784年)父子分任老中和若年寄，执掌幕政，推进吉宗改革后期的增产兴业政策。首先是继续开垦新田事业，安永六年(公元1777年)颁布新田开发令鼓励江户、大阪商人出资，排干下总(今干叶县北部)印檗、手贺等湖沼，进行造田，但因洪水而末成功。开发虾夷地(北海道)也是新田开发计划之一，当初曾订立过一个年产量600多万石的庞大开垦计划，但因当时技术水平的限制，计划没有实现。其次，发展经济作物，甚至贵重药材人参等的种植，经营专卖事业。奖励开发矿山，设立铜座、铁座、黄铜座、朱座、银座[注28]、石灰会所等专卖机构，指定御用商人对这些矿产实行专卖。此外，还准许工商业者成立各种“株仲间”(特权行会)，由幕府征收称为“运上金”或“其加金”的营业税。行会人数有限制，新参加的必须出重价购买特权，这种特权被称为“株”。因为行会间禁止竞争，更抑制行会外竞争者，所以它阻碍工商业的发展。在这种政策下，幕府勾结特权商人垄断了三都的生产事业，获取巨利。天明年间(公元1781年—公元1788年)仅大阪一地就发展了130多个行业的“株仲间”。幕府的专卖事业和特权行会的政策，目的全在摄取商品货币经济利益。例如，关西产的油料作物一律须运交大阪行庄处理，禁止农村榨油买卖，甚军对农民的零星副业也要征税，所以农民及农村商人生活很苦。 在对外贸易方面，同过去限制输入品不同，奖励向中国输出铜和海产品——海参、干鲍、鱼翅及海带等，设法输入金银。还企图同出现在北海道周围的俄国人进行贸易；派人对虾夷地(今北海道)进行调查，准备开发[注29]，但这些都因田沼被免职而没有实现。在物价政策方面，采取压制各种商品价格及米价保持回升的政策。宝历11年(公元1761年)禁止开空米票(指大名为需要现金而开出曲空头米票)它会使米价下降。与禁止空米票的同一天，开始实行御用金(摊派金)政策，计划向大扳富商征收170多万两御用金。幕府将这笔钱分摊借给大阪各城镇，后者将其中三分之二购进米，剩下的三分之一借给大名。这样可以防止米价下降，同时解决大名的财政团难，但实际上征得御用金不到70万两。天明5年(公元1785年)又向大阪商人征收御用金。次年更向全国居民征收御用金，从而引起了各界的不满，田沼政权终于倒台。二、田沼政策的特质及其失败田沼的政策是根据当时的现实情况制定的，因为商品经济已发展到单靠复古主义政策不能应付了，田沼认识到当时商业高利贷资本对幕藩财政的支配力量，采取了勾结、利用商业资本的方针。通过商业高利贷资本，捶取农民商品经济发展的新成果，以解救幕藩的财政危机。他企图在封建体制所允许的范围内，把幕藩制的社会基础向货币经济方面扩大。田沼政策虽有适应现实的一些特点，但由于他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来发展生产的，结果必然导致商品经济与幕藩体制间的矛盾进一步扩大和加深。田沼一方面坚持向农民征收实物质租，一方面让特权商人支配商品流通机构，攫取农民商品经济的新成果。结果是特权商人势力增大，广大生产者除受封建剥削外，还受特权商人垄断经济作物，压价购买，更加贫困化。田沼意次一伙却卖官靡爵，过着奢侈颓废的生活。天明4年(公元1784年)意知受贿食言，被纳贿的武士杀死，意次地位也日趋动摇。[注30]三、天明饥荒与农民暴动田沼执政期间，连续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明和7至9年(公元1770年—公元1772年)，江户、大坂大火。与此同时，江户、东海道、九州、奥羽洪水，江户更受暴风袭击。安永2年(公元1773年)流行传染病。安永7年(公元1778年)，京都、日向洪水。安永7至8年(公元1778年—公元1779年)，伊豆大岛火山喷发。公元1779年鹿儿岛樱岛火山喷火。天明3年(公元1783年)浅间山火山爆发，熔岩飞溅十余国，死者达2万余人。同年起，从关东到东北、奥羽，连续发生大雨、大风、霜冻等，继续几年，受害严重，出现了“天明饥荒”。天明3至4年(公元1783年—公元1784年)津轻郡(青森县西北部)饿死者达12万人，据说全家死亡变成空室者3．5万余户。仙台藩饿死者14至15万人。天明4年春，因传染病死亡者也很多，饿死者则达30万人。[注31]这时的农民，已不是芝麻似的散漫和被任意压榨的对象了。当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下去时，便团结一致，拿起竹枪、镰刀，举起席旗进行战斗。用幕府老中松平定信的话说：“出告示，民众也不听，反加诽谤，凡事下凌上。”[注32]当时的社会，正如米泽藩藩医所说：“稍有变故，人心即生动荡，向农民征税稍苛，便滋生事端。连年到处出现党徒，日光方平息，又出山县大贰[注33]。大阪有骚动，佐渡即不稳。伊势起纠葛，越后便喧器，天下渐呈动乱之兆。为国主者自警之日来临矣。”[注34]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宝历5至6年(公元1755年—公元1756年)，秋田等地因滥发纸币，物价高涨，爆发起义20次。明和1至2年(公元1764年—公元1765年)，关东幕府领地爆发了岛原起义以来最大的农民战争。它起因于幕府向农民征苛税，20万农民进江户，最后为幕军残酷镇压。80年代发生严重天灾，农民起义成为封建制度真正的威胁。天明3年(公元1783年)达39次，天明6至7年(公元1786年—公元1787年)2年，分别达20至30余次，是仅次于维新前夕起义的高峰时期。1786年备后福山藩二万农民起义，在秘密组织——太平组领导下，同领主军作战，农民没有一人牺牲而取得完全胜利。四、城市贫民的暴动与田沼政治的没落城镇的市民暴动，以明和5年(公元1768年)新泻的暴动最突出。新泻市民为反对米价高涨，领主苛税，赶走了四奉行(市、镇长)以下的幕吏，由新兴商人执掌市政达2月之久。建立自卫组织，廉价售米给贫苦市民，并降低典当利息，成为这一时期城镇市民暴动的典型。天明6至7年(公元1786年—公元1787年)，由于商人乘天灾饥荒，抬高米价，城市贫民起义、暴动、几遍全日本，其中以江户市民暴动的规模最大。暴动从1787年5月18日开始，由5000多人组成的起义队伍分成24组，捣毁本所、深川两区附近的所有粮店、仓库和富人住宅。20日暴动扩大到赤坂、四谷、青山等区。21日更波及到芝、高轮、日本桥、浅草一带。22日遍及全市，捣毁粮店980家以上，酒店、典当业达8000家，整整4天，幕府统治完全瘫痪。当时人认为，这次暴动甚于享保18年百倍(《梦语》)，实“江户建城以来未曾有之事变。田沼政权在城乡起义暴动打击下，陷于四面楚歌，统治阶级群起攻击。天明6年(公元1786年)8月田沼被免职。10个月后，保守派代表人物奥州白河藩主松平定欣[注35]出任老中，1788年升为家齐的宰臣，担当幕政。五、强化封建小农经济与压抑商品经济松平定信出任老中时的情况是：农村阶级分化加剧，破产农民不断流入城市；特权高利贷商人财势日益增长，市民生活贫困；武士债台高筑，幕藩财政更加拮据。在城乡人民暴动压力下，幕府被迫拿出20万两，高价买米配售市民，但仍无济于事，连旗本俸米都不断拖欠。定信为解救危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史称“宽政改革”。宽政改革的重点是稳定封建的小农经济。由于田沼时代农村阶级分化剧烈，农业人口减少，贡租收入难以保证，定信采取了如下的农村政策：1．强制外出农民还乡。1788年12月后陆续对农民外流较多的东北及关东地方发布禁止农民外出作工令。规定外出作工者，须经领主许可，期限一年，到期必须归农。对还乡者，发给旅费及农具资金。2．禁止堕胎、溺婴，发给抚育幼儿费(但宽政后，农村人口仍少增加，所以德川时代日本人口始终末超出2500万至43000万)3．设立“入足寄场”即劳动收容所于江户石川岛(公元1790年2月)。收容捕来的所谓“浮浪之徒”，包括流入城市的农民、城市贫民或刑满无家可归者，强制劳动，学习技艺3至6年后，使就业或归农。这一制度也具有维持社会治安的作用。4．设立义仓。在各地把军用米作为种子和调节米价用，贮入社仓，也用以备荒，称为“围米(常平仓)制”。5。限制种植经济作物。为保证领主贡租收入，除米、油菜籽及棉花外，一律禁种。在稳定农村经济的基础上，公元1770年起，便加紧征收贡租。当时定信指示地方官吏：“税重不会给农民造成困难，宽延则使村纪松弛，实衰微之根源。”继而命令对已实施定免法(定租制)地方贡租较轻者，改为检见法(勘查制)。经勘查增租后，再按新增标准定租。这种横征暴敛，激起农民的激烈斗争。对于城市经济，定信采取了与田沼扶植特权商人、发展并垄断工商业等方针完全相反的政策。他压抑商品经济，企图倒退到自然经济。首先撤销田沼时代为实行专卖制而设立的人参座、铁座、黄铜座及批发行对油菜籽、棉子油的垄断，撤销大坂原棉定期交易所(棉花投机机构)，排除商业尚利贷资本势力，由幕府直接统制商品流通。为解决幕藩财政困难，定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厉行节约。1987年8月发布3年俭约。1789年3月又发布禁奢令，规定细则，严禁武士、人民服饰华美及制作买卖奢侈品。同年5月又发布5年俭约令，半减幕府支出，府内费用也削减三分之一。[注36]2．废弃债务。为救济武士，公元1789年9月发布《弃捐令》，强迫“札差”商人高利贷放弃6年前的债权，减轻5年以内的债息，分期偿还。[37]但这完全不能解决武士的根本问题。3、物价、货币的调节。为制止涨价，公元1789年发布降价令，并加强10帮批发商公会。又为稳定货币行情，停止铸钱，收买铜钱，禁向江户运输钱币，但收效不大。为贯彻这些措施，布置密探，实行特务政治。4．最后是肃正纲纪，要求官吏廉洁务实，反对贿赂和贪污挪用女款。六、禁止异学与坚持锁国在思想文化上，幕府任柴野粟山、冈田寒泉、古贺精里等史称“宽政三博士”及尾藤二洲为儒官，定朱子学为正学，贬其他学派为“异学”，禁止在幕府的昌平坂学问所讲授异学，言论出版受到严重限制。镇压反对朱子学及批判幕府者。天明8年(公元1788年)，朋诚堂喜三二，因写《文武两道万石筛》讽刺改革，受到“谨慎”[注38]处分。宽政元年(公元1789年)，恋川春町因绘图小说《鹦鹉学吞文武两道》受罚病死(一说自杀)。宽政2年(公元1790年)公布出版管理法，规定凡出版新书，必须由“奉行所”(市政府)批准。宽政3年(公元1791年)民间小说家山东京传被诬为违反“洒落本”(花柳文学)禁令预受处分。宽政4年(公元1792年)，洋学者林子平[注39]因著《三国通览图说》、《海国兵谈》，提出海防的紧要，却被指责为“谈论外夷无稽之谈，动摇人心”、以“处士横议”罪被处禁闭。这种封建专制的思想文化统制，就是江户史上所谓“宽政异学之禁”。松平定信对外厉行锁国，就在林子平处刑后4个月，俄帝遣使腊克斯曼(Adam Laxman，公元1766年—公元1796年)，借送还日本漂流民大黑屋幸太夫(公元1751年—公元1828年)为名，到北海道根室要求通商，定信令他回国。次年即命诸侯加强沿海警备。定信断言：“国家长久之基，在无外船出入。”对长崎贸易，认为“运来无用之玩具，换走有用之铜，非成长远之计”，企图将贸易减半，并令外贸港口长崎的市民归农。七、宽政改革的成果宽政改革不是在风平浪静中进行的。以农民为主力的广大人民不断掀起反抗，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反对派。上层权贵们不满定信的节约禁奢政策，以将军家齐生父一桥治济为首的一派和定信发生对立。正在这时，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开始逼近日本，国内矛盾和外部侵略使统治阶级日感危机的来临；宽政5年(公元1793年)7月，松平定信被解除老中职，宽政改革前后7年告终。宽政复古主义的各项改革政策没有解决幕藩体制的根本矛盾，只是凭借幕府专制权力作的表面修改。作为改革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完全无视现实，遭到各方面强烈抵抗，没有取得成效。无论是对物价的统制，改铸货币，对“札差”的“弃捐令”，都不是用一纸法令所能解决的。因为经过田沼时代成长起来的商业高利贷资本势力，已经不是强制所能处理的了。不过，宽政改革在整理财政上多少取得一些成就，暂时解决了幕府长期的财政赤字问题。因此，使幕府寿命又得以延长30年。第三节 资本主义因素与生产关系的变化一、全国市场的出现德川中期以后，商品经济显著发展，以大坂、江户、京都为中心，形成了全国商品经济网。如松前的海产品运往九州出售，萨摩的红糖被贩运到奥羽(本州东北地方)。但在18世纪以前，这些还主要是在消费生活方面。到19世纪初，由于城乡分工扩大，各地区商品生产已发展到流通领域的相互结合。例如，秋田藩的棉纺业，原棉由大阪沿西行航路运来，在秋田纺纱织布，然后运往藩外出售。这种生产活动，冲破了各藩的闭锁性，创造了定向全国市场的条件，并在这一基础上展开了对外贸易。田沼意次时，幕府就企图垄断向清朝出口海产品的事业。在北海道同俄国进行官方贸易，民间商人则与俄船勾结走私。淡路的海运业者，高田屋嘉兵卫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开辟了北海道的渔场，还把本州产品走私到北海道。稍后，加贺的钱屋五兵卫也借北方海上走私致富。九州南部也有从海上同中国进行走私贸易的。商品经济发展的另一个表现是，畿内农村不仅商业性农业，而且农村加工业也发展起来。过去农村只把原料作为商品来生产，现在接受大钣及各乡镇的加工定货了。农村手工业最初是作为农家的副业开始的。也就是由于农村被卷入商品经济中，农村的阶级分化在进行，土地被兼并的佃农只靠耕种不足维生，他们事实上已成为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少数小生产者在市场竞争中发财，雇用工人成为资本家。地主富农除向佃户收地租外，还放高利贷或开设酿酒、酱油等作坊，雇用贫困的小生产者，经营商品生产。商人通过“问屋”(批发商)包买农村手工业产品进行贩卖。他们预付定金，到期收购。有的贷给农民原料，使农民加工，然后以微薄的加工费(一般给实物)收买农民的成品再进一步，则除原料之外还预借生产工具。例如棉织业，由商入供给棉纱、织机等，生产者只出卖劳动力，加工费也改用货币支付的工资形式。这种批发商对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控制，称为“前贷制”的包买制度。这一新的经营方式，也就是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初形态。随着全国各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区形成了与大坂中心市场相对的独立市场，如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初江户经济区形成。于是大板作为全国中心市场的地位下降。地区市场的形成还表现在18世纪中叶各藩的领国市场的独立。因米价便宜日用品贵而财政陷于困境的各藩，努力开发可能获得金银正货的各种商品。这些商品不经大坂商人之手在各领国间流通。地区市场的出现，杨志着日本民族市场在逐步形成。二、手工业工场的出现从行庄制家庭工业进一步发展，资本家在作坊里安装许多织机，生产者集合到作坊里工作。例如棉丝纺织业中，资本家招雇“机祝织下女”用分工合作方法集体作业。19世纪初，以丝织业为首，纺织、造纸、酿酒等行业都出现了由许多工人分工制造同一产品的手工业工场。例如京都的西阵、群马县的桐生、（木历）木县的足利等地都出现了拥有丝织机十数台的大“织屋”(机房)还有为“织屋”提供劳动者的专业户。不仅纺织业，其他行业也出现了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工场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封建制度下所能发展的最高阶段。幕末日本除少数手工业中心外，工业的发展水平还不算高。三、生产关系的变化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农村自然经济逐步瓦解，从德川时代中期开始的农村的阶极分化，到19世纪初有了新的发展。农村工业的成长，出现了前贷制家庭手工业，这一发展是农村经济分解，也就是封建社会瓦解的开始。这些农村工业，多半是由进行商业、高利贷活动并兼并土地的地主所经营，也有从各藩城市来的商人。有的商人从领主那里承办开垦新田事业，成为新垦土地的地主。随着家庭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过渡，这些商人有的变成了手工业工场主，即前期工业资本家了。这些地主、商人和工场主、一方面受着领主的保护，剥削农民、手工业者和工场工人，与领主看着共同的利害关系；但另一方面，他们本身也受领主的压迫和剥削。因为农业以产米为主，商品作物终止一直受到幕府的限制，土地不能买卖，工人不能任意招募。加之内有藩国割据，外有锁国干预，原料和商品贩运处处与封建领主发生矛盾。这就是他们要求推翻幕府统治、进行明治维新的根本原因。商品经济渗入农村，加速了农村的阶极分化。极少数的“本百姓”聚集了更多的土地和货币，出现了雇工耕种的富农和经营地主、富商、手工业工场主；另一方面，一部分“本百姓”破产，丧失土地沦为“水吞”、“小前”等贫雇农、佃农，或成为受“前贷制批发行资本家”剥削的小生产者、短工等。到19世纪中叶，家庭手工业中雇佣劳动者过的已不是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一部分或全部生活资料必须依靠出卖劳动力，换取生活必需品或货币工资，过半无产者的生活了。虽然从数量上看，维新前仍是自耕农和家庭手工业者居多数，但两极分化已逐年在加剧。第四节 新思想的发展与天保改革一、兰学的发展及其历史局限性兰学[注40]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近代科学，它对日本生产力的发展和反封建思想的产生都起过重大作用。约在18世纪中叶，日本、朝鲜的知识界，包括一部分通事(译员)，在长崎出岛同荷兰商人接触，吸收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将军吉宗出于财政需要，奖励实学，开洋书(特别是汉译的)之禁，派入学习荷语及自然科学。结果，幕府医官野吕元丈(公元1693年—公元1761年)写成《荷兰本草和解》12卷(公元1750年)；日本实验医学先驱者山胁东洋(公元1705年—公元1762年)通过人体解剖，纠正旧说，写出《脏志》一书(公元1754年)。当他发现解剖结果同荷兰解剖学书一致时，指出“履实者万里同符”，论证实践经验的必要。幕府儒官青木昆阳(公元1698年—公元1769年)研究荷语，出版了《荷兰文字略考》。公元1774年青木的弟子西医前野良泽(公元1723年—公元1803年)和杉田玄白(公元1734年—公元1817年)又据解剖尸体的经验，译出荷译德国《解体(解剖)新书》附图谱共5卷，引起日本科学史上一大革新。在地理学方面，早在1708年幕臣学者新井白石著《西洋纪闻》，后又写《采览异言》[注41]，此两书在否定西方道德、宗教价值的同时，承认其物质文明的优越性，影响以后日本人的西洋观很深。西川如见(公元1648年—公元1724年)著《华夷通商考》。[注42]公元1812年，伊能忠敬(公元1745年—公元1818年)用测量器费时20年测绘的《大日本沿海舆地全图》，几接近今日科学水平。药学者兼俗文学家平贺源内(公元1728年—公元1779年)游长崎后，努力钻研科学，实验种植甘蔗、药草、制糖，发现石棉，还研究荷兰的制陶术。平贺以其唯物主义的态度，嘲骂徒事空谈、盲目祟华的“腐儒”。在天文学方面，长崎的译员本木荣之进(本木良永，公元1735年—公元1794年)写了《天地二球用法》(公元1774年)，介绍了哥白尼的地动说。公元1811年，幕府据天文学者高桥景保(见下)的建议，在江户设立洋书翻译局，使荷语学者仙台藩臣大(木规)玄泽(公元1757年—公元1827年)等译出法人诺埃尔。肖梅尔著《日用百科辞书》(荷译本)[注43]。这是明治前最大的翻译事业。公元1823年，荷商馆医官德国科学家西博尔德(P．F．von Soebold，1796—1866)到长崎市外设诊所兼学塾，教授天文、地理、历法、医学、培养出高野长英(公元1804年—公元1850年)、小关三英等多数洋学者。公元1838年，备中藩士兰医绪方洪庵(公元1810年—公元1863年)游学长崎，回到大坂行医，还开设“适适斋”学塾。诊疗之余，从事教育、著述。幕末和明治初期许多志士，如大村益次郎、桥本左内、福泽渝吉等都出于他的门下。洋学具有的科学精神，特别是民间洋学者对幕政和朱子学的批判，当然引起封建统治者的嫉视。从松平定信“宽政异学之禁”，也对准洋学一事，已足说明。公元1828年发生了西博尔德事件。[注44]与此事件有关的兰学者、天文地理学家高桥景保(公元1785年—公元1829年)在所著《英国人性情志》序中客观地介绍了英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他说：“(英国)自中古改革以来，政刑法典皆由举国付议成立，王亦不能违背。盖政法乃国家之政法，非王之政法，虽极权贵之威，亦不足以彻其下。反以听从人民得益，以下民挫权贵之威为高尚，虽有君臣上下之别，其实则若无。”这在当时是不可多得的见解，但公元1828年因与西博尔德交换地图而被幕府问罪，死于狱中。从此日本更加强了洋学之禁。西博尔德的弟子高野长英(公元1793年—公元1841年)在江户同三河田原的家老渡边华山(公元1793年—公元1841年)组织“尚齿会”研究洋学。公元1837年发生摩理逊号事件[注45]，他们闻讯后，认为当时情况下不应攘夷。长英著《梦物语》，华山著《慎机论》，主张开国。公元1839年被幕府投狱，两人先后自杀，史称“蛮社(洋学党)之狱”。由于这种情形，洋学对于锁国下的日本，虽扩展了人民的视野，推进日本科学技术的进步，并由此逐步打破了封建神秘的世界观，但由于当时日本资本主义萌芽还很幼弱，兰学的传播限于科技方面，又只在少数知识分子中流传，因此随着幕府思想统制的加强和攘夷思想的影响，使洋学不能得到发展，特别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和革命学说更难以传入日本。除了安藤昌益、高桥景保等极少数突出的思想家受过兰学进步思想的影响外，广大知识界中只能象佐久间象山(公元1811年—公元1864年)倡说“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注46]那样，与当时中国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大体相同，都不能越出后进国家改良主义的限界。二、经世学家与富国强兵思想德川后期，随着商品经济发达和兰学的影响，从儒学中分化出一部分注意社会经济，企图打开封建危机的学者。早在我国清代后其经世学家魏源(公元1794年—公元1856年)出生百余年前，日本就出现了熊泽番山(公元1619年—公元1691年)、太宰春台(公元1680年—公元1747年)那样一些钻研经济问提，提出具体政策的所谓经世论者。当时“经济”还只是“经世济民”一词的略语，具有今日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综合意义，儒家从来主张重农抑商，熊泽则认为“放行仁政于天下，不富有则徒善耳”。(《大学或问》)太宰更主张商品货币流通，开垦土地，奖励土特产的生产，积极兴利，坚持“以富因为本，国富兵亦易强”[注47]的重商主义思想。越后浪人出身的经世论者本多利明(公元1744年—公元1821年)在兰学影响下，著《经世秘策》、《西域物语》。他主张日本应在统一君主下，发展生产，进行对外贸易，开发诸岛(北海道、库页岛等)，侵占堪察加，建设一个理想的“大日本”国。设郡县制，不论身份，凡字众望者就任为官吏。他斥责封建剥削政策，反对排外，赞美荷兰等亩方国家，指出他们所以文明，是由于不是日本那样的“武国”，没有身分制和割据势力，全国统一，平民议论政治，“对政务非常审慎”。他这种观点很接近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他所主张的“大日本”国，就是要仿效荷兰这样的国家来建设。秋田的经世济民思想家佐藤信渊(公元1769年—公元1851年)，青年时代研究兰学，历游长崎、大坂，足迹几遍全国。晚年大量著述，宣扬空想的社会改革学说：废除诸侯武士割据及身份制，使日本成为统—君主国；土地物产国有，农工商业国营6人民分担“草、树、矿、匠、贾、佣、舟、渔”八种职业(“八民”)，常备军从“八民”征集；老幼无靠者国家抚养；有才能者免费受各级教育；国务由大学毕业生担任。[注48]他认为“封建世禄之士”，身心萎靡；进行近代战争，个人武艺更失意义。农民则有勇有力，所以应采征兵制。[注49]他劝诸侯学西方军事，研究农业技术，殖产兴业。他还主张发动侵略世界的战争，“统一字内”，“万国君长，皆为臣仆”[注50]。佐藤与本多两人思想相通，都主张建立统一国家，向海外侵略，肯定商业资本，批判封建社会，但又不主张推翻它。这只是一种企图修正封建制度的改良思想。出身丹后宫津藩士家的海保青陵(公元1755年—公元1817年)也是经世学家。他游历各地，对诸侯、盯人、富农讲藩财政的商业化，武士的町人化，以及繁荣商业的术策。著有《万屋谈》、《升小谈》、《稽古谈》等书。他强调合理主义，说“人间没有理(以)外之事”；重视商品经济，说人生万事都是商业交易，无论诸侯和武士，领主和农民的关系，都是一种买卖关系。诸侯武士，必须用商人兴利之法使国家富裕，藩营专卖或家庭工业就是营利之法。要实行这一经济政策，必须采取“简法严刑”，加强诸侯的统治力量。[注51]三、天保农民起义从天保元年(公元1830年)起，农业连年歉收，尤以1835、1836年为严重。全国农产品收获量不足常年的40％，东北、奥羽受害最大。而统治阶级穷奢极欲，正象大盐平八郎起义檄文说的，“达官要人之间，贿赂公行，甚至不顾道德仁义，以内室裙带之缘，奔走钻营，得瘫重任。求一人一家之私肥，课领内百姓以重币。多年来百姓于年贡诸役，本已极难应付，今再遭搜刮，民用日益枯竭………下民之怨，告诉无门，遂相率成乱。”[注52]据黑正岩《农民起义年表》统计；天保14年时间，农民起义每年平均为11．21次，其中1833年56次，1836年67次。规模大者有：天保2年(公元1831年)长州藩农民反对“国产会所”[注53]的暴动；天保4年(公元1833年)姬路藩7000农民反对米价高涨的暴动；天保5年(公元1834年)陆中、陆奥的八户领6000农民要求减轻租税反对重税的斗争(强诉)；天保7年(公元1836年)甲州郡内因歉收米价高涨，农民掀起暴动。暴动从7月开始，起义农民手持武器，捣毁粮店、典当、绸缎庄、布庄等500所，参加起义的农民达1．8万至1．9万人。天保13年(公元1842年)近江起义规模最大，4万农民反对清丈土地，手持竹枪、镰刀进行战斗。幕府勘定(财务官)市野茂三郎最后被迫答应延期清丈。当统治者质问农民为什么暴动时，农民答道：“为免遭非命……披星戴月，日夜勤耕，还不足以养父母妻子。几年来，一再丈地，更陷于穷困，今又来清丈，若听之任之，只有饿死一途。”[注54]可见农民对官府的掠夺，已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四、大盐平八郎的暴动在城镇，市民的斗争也高涨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是天保8年(公元1837年)大坂大盐平八郎领导的暴动。公元1836年饥荒时，大坂因粮荒米价飞涨。幕府不仅不采取措施，反与奸商勾结，鱼肉人民。原为大板东町奉行所“与力”[注55]的大盐平八郎(公元1793年—公元1837年)挺身发动了震撼全国的市民暴动。大盐是当时著名的阳明学者，曾设“洗心洞”塾，以知行合一说授徒；天保元年(公元1830年)辞“与力”职，著述《古本大学刮目》及《洗心洞记》。天保7年(1836)饥荒时，大盐不忍睹人民痛苦，曾建议大阪东町奉行迹部良粥采取措施救济贫民，道拒绝；又劝说富豪鸿池等，都无反应。愤慨之余，决心发动起义。公元1837年2月，为救济贫民，大盐尽售藏书，赈济大扳附近33个村1万户贫民，每户1朱[注56]。同时要求农民看到天满(大盐住地)起火时，立即来援。在这之前，大盐还曾在粮荒时给渡边村部落民小头目50两救济金，约他在天满起火时，立即率村民来援。大盐于1836年底草拟一篇檄文，用木版印刷，准备起义时散发、檄文以“四海穷困，天禄将终，小人治国，灾害并至”开始，揭发幕藩苛敛诛求，官吏腐败，人民涂炭。特别在天灾时，不推坐视不救，反而将粮食运往江户，并操纵米价，大扳府尹滥捕购米升斗之民，纵容奸商贪官挥霍无度。“为天下计，我辈甘冒灭族之祸，结集合志，诛殃民之官吏，戮骄奢之富商，发其窝藏之金银粮米，散于无田少田之人。”并号召各地农民“火速来板，起用有才能者入伍，共惩无道，减轻租役，重建纪纲”。最后号召农民尽毁记录贡役账册，以救穷困。檄文末尾是：“致摄(律)、河(内)、(和)泉、播(磨)各村庄屋、年寄、百姓及小前百姓”[注57]等下层村全及贫农们。封皮上写“发至上天降生的各村小前百姓”。他们都是受压迫最深的阶层。大盐要求摄津葱生村和大扳渡边村的部落民(贱民)参加起义，充分说明起义是一次下级武士领导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联合的反封建斗争。起义原定于天保8年(公元1837年)2月19日下午4时举行；但大盐弟子平山助次郎竟在17日夜半向东町奉行所告密，大盐得知，决定立即起义。当时形势显然不利于发动，如：檄文尚未发出，近郊农民不能赶到，但大盐只有这条路可走。19日清晨，大盐在院内树立“救民”大旗，放火烧毁自宅，向近郊农民发出烽火信号，率队冲向街头。这时，起义队伍约百余人，大部分是洗心洞塾生和一部分农民。当队伍到达大阪繁华区船场时，已增加到五、六百人。起义者沿途放火，捣毁素为人民痛恨的“与力”、“同心”的家宅和巨商、粮商如鸿池、天王寺屋、平野屋、三井、岩城升屋等的店宅，钱谷散满街道，任贫民取走。大火烧到余二天夜晚，毁房3000多家，占全市居民区面积的五分之一。午后，起义队伍与东町奉行迹部良弼、西町奉行喾利坚率领的镇压军展开巷战。这时，近郊农民既无法联系，起义队伍孤军作战，到下午4点，终于失败。志士们大部分被捕或自杀。40天后，潜伏在大阪商人家的大盐父子也被发现。3月28日，在捕吏包围中放火自杀。[注58]暴动后，各地斗争蜂起，公元1937年4月．备后国(广岛县)三原郡爆发了起义。起义者打着大盐弟子的旗号，跟广岛藩军激战。同年6月，越后国(新泻县)柏崎又有自称大盐弟子的国学者生田万，散发檄文，掀起暴动，攻打幕府代官的邸宅。7月，摄津能势、川边、丰岛三郡2000农民发动起义。这些暴动都对准了幕府官吏和特权商人。只是由于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前朗无产者还不成熟，反封建的意识处于朦胧状态，没有明确的政治理想和行动纲领，因而起义仅一天内被镇压。但由于事件发生在全国商业中心大坂，下层人民的领导者又是负责维持幕藩体制的原任与力和阳明学者，暴动后各地还不断起义响应，所以提高了运动的政治意义。它敲响了幕府统治的丧钟。五、水野忠邦的幕政改革以大盐起义为最高潮，公元1830年以来的农民起义和市民暴东，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基础。天保12年(公元1841年)，浜松藩主水野忠邦任幕府老中首席，为挽救危局，于天保12至14年(公元1841年—公元1843年)，对幕政进行了改革——天保改革。天保改革的主要内容是：1．厉行节约，禁止奢侈。命令节减经费，取缔着用贵重服饰，买卖高级食品。虽然也要求大名、旗本和商人，其实主要为对付农民，住房三餐也迫令遵守农家古俗。在城市借口矫正风俗，审查出版物，处罚文艺作者柳亭种彦、为永春水等。对武士奖励武艺，振作士气。2．控制城市人口，下“归农令”。由于饥荒流入江户的农民，几占总人口30％。为此，规定除经常营业和有妻子者外，一律回乡。限制农民充当工人，降低雇农工资，其目的在加强自然经济，巩固小农经营。农村阶级分化已难抑制，法令只在阻止失地贫农转向工资劳动者，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3．解散特权行会(“株仲间”)。各地物产运往江户，不必通过特权行商，承认村吏、地主等兼营商品生产者的批发行自由买卖，把农民的商品经济重新纳入自己的封建统治下。4、整顿财政。幕府因奢侈浪费，每年财政赤字达50万两，只靠铸劣币弥补。同时，折半减免大名、旗本欠幕府的债款，或重新借钱给他们还札差的债。另一方面，对町人课重税，以挽救政府财政。5．上知令。天保14年(1843)，为加强幕府统治，下令大名与旗本在江户四周10里、大板5里方圆的领地(知行地)，收归幕府直辖。这一范围内的诸侯，转封他地。嘉永4年(公元1851年),幕府下令恢复特权行会，这是新兴商人也可加入，性质也变化了。他们已不专靠封建权力保护，而根据本身经济要求，改变政治结构。由此，为维新的经济准备了条件。天保改革完全是按照享保、宽政改革，实行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复古保守政策，因而都不能达到目的。反之，同一时期采取了现实主义路线的萨、长等西南各藩的改革则获得成功。六、藩政改革和强藩的兴起和幕府的天保改革相反，一些经济先进地区的大名，统制并利用领内农村商品生产的收益，加强藩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此后，活跃于幕末维新时期的强藩，就是以这种改革的成果为背景的。长州藩。天保2年(公元1831年)，长州的防府(山口县东南部)地方爆发了10万多人的大起义，波及全藩。他们反对国产会所，要求生产和经营自由，改革农村自治，具有反封建的倾向。起义者捣毁富商、材吏的住宅，斗争不断向各地展开。公元1837年受大盐暴动影响，又爆发大起义。公元1832年藩主起用村田清风(公元1783年—公元1855年)，他为补救藩财政亏累，公元1840年利用獭户内海活跃的贸易，设“驳船货站”于下关，用高利贷给通过的商船作资金，以牟取利润。组织特权行会，垄断藩内生产。为救济贫困武士，其债务由藩承担，采取37年分期归还的强硬措施。因此，村田改革仅2年多，他就在商人强烈反对声中辞职(公元1843年)。但长州藩得以脱离困境是由于以后藩政仍继承村田的方针进行之故。[注59]萨摩藩。全藩武士多达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大部分是直接统治农民的乡士，封建势力在西南强藩中最占优势。萨摩(今鹿儿岛县西部)地多火山，农产缺乏。调所广乡(公元1776年—公元1848年)进行改革，首先将欠三都商人的500万两以每年千两还4两，分250年还清，实行和赖债一样的手段。欠藩内富豪的债务，则将他们提升为武士，使放弃债权。在整理债务的同时，积极增加收入。萨摩藩早就强迫琉球、奄美三岛农民种甘蔗，专卖产品中，以糖获利最大。琉球贸易构成萨摩藩特殊的财源，同时参加以大坂为中心的全国市场，使封建经济有了适应新经济形势的一面。佐贺藩。藩主锅岛正直(公元1814年—公元1871年)早就加强西式军备，登用人才，奖励文武，励行俭约，限制商品流通，制止豪农与高利贷的中间剥削，加强藩的商业活动。为防止农民分化，田租3年问只许收三分之一。藩领则停付佃租债息。土佐藩，紧缩财政，下令降物价2至5成，解散了影响涨价的特权行会13种。禁止农民商人化及商人的地主化，不准商人置地，并征收町人富农的土地，分给贫农，实行类似均田的制度，显然是维持自耕农的政策。综观以上天保年问西南诸藩的改革，凡是成功的，都是提高商品生产，加强专卖制，统一藩内市场的。而只采取封建守旧、剥削农民政策的水户等藩就失败。当时被迫依赖三都中央市场，本藩市场又为三都特权商人所掌握的藩，由于厉行藩的专卖制，便能对中央市场采取独立行动，显示领主在幕藩体制中的自主性。有些藩则实行各藩问的贸易。这些藩国经济的独立是通过应付民族危机进行的军事改革即富国强兵政策、加强政治地位而取得的。为实现这些改革，上级武士显已不能发挥作用，必须起用长于理财和近代军技术的先进人才。由此下级武士和豪农出身、熟谙经济的知识分子，逐渐参与藩政。藩的封建专制强化成为与幕府独立的新势力，幕府的势力削弱。这就是西南强藩在维新运动中日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原因。第五节 德川后期的文化一、德川时代的教育德川时代以前，学校教育衰落，武士只能在家庭或寺院里受教育。如前所述，德川中期以后学术思想昌盛，学派林立，学校教育也随着发达起来。不用说武士受高水平的教育，就是平民识字也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德川末期在男子中有40—50％的人识字，女子中有15％的人识字。[注60]因身份等级制的关系，武士和平民所受的教育不同，学校也异。武士的学校教育可分为幕府直辖的学校和各藩设立的藩校。整个德川时代幕府直辖学校有21所，藩校有219所(其中187所是公元1751年—公元1867年设立)。幕府直辖学校以昌平簧(也称昌平板学问所)为代表，前述五代将军纲吉命林罗山之三代孙林凤冈为大学头，后由林家世袭主持这所学校。公元1790年幕府在此发布“禁止异学令”，从此成为专门传授朱子学的最高学府。该校招生对象是幕府的家臣——旗本(上级武士)和御家人(下级武士)的子弟。教学内容有经书、历史、诗文，教科书指定为孝经、四书、五经。不过至幕府末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昌平板学问所的课程也进行改革，改为经科、中国史科、日本史科、刑政史科，学生可以自选。昌平簧除江户本校外，幕府直辖领地还设有分校，教育在各地任官的幕臣子弟，如长崎的明伦堂、甲府的征典馆、骏府的明新馆、佐渡的修教馆、日光的学问所等。分校也都以儒学教育为主，由本校派遣教官授课。当初藩校较少，而且大部分是利用儒家的私塾和藩主的圣堂(孔庙)改建的。德川中期以后各藩竞相设立藩校，为本藩改革培养人才。从而教学内容和方法都和幕府直辖的昌平坂学问所有所不同，进行了许多改革。如萨摩、长州等西南诸藩重视实学，除经、史、诗文外还增设算术、医学、天文等学科，而且打破身份等级制，准许平民子弟入学。平民的学校教育可分为寺子屋、乡校和私塾。寺于屋是平民子弟的初等学校。镰仓时代由来寺院兼有教育机关的作用，吸收武士、平民子弟入学(“入寺”)，学生称为“寺子”。室町末期寺院多教平民子弟。德川中期除寺院外，儒家、浪人、医生、神官、僧侣等也设塾，仍沿用旧名“寺子屋”。寺子屋的课程主要是习字、读书、珠算，教科书用训蒙读物、“往来物”(尺椟文)等，按内容可分为教训、社会、地理、实业等科。寺子屋的开设管理者和教师(师匠)，大多数为农、工、商或医生等平民百姓：农村中大多数为村长(庄屋)、村吏等上层分子。寺子屋普及时全国达1．5万所，维新后大部分改为私立学校，成为近代学校的前身。乡校是农村里的初等教育机关，它和寺子屋不同的是幕府和诸藩直接计划监督设置，或由藩内有权势的人出钱设立，或经幕府藩厅批淮由民间有志之士设立。教育对象是平民子弟，不招收武士子弟。乡校重视道德教育，教学内容主要是读、写、算等日常生活必需的知识。因乡校是公费开办的，开设不多，天保年间(公元1829年—公元1843年)只有13所，寺子屋部有1987所。私塾大部分是学者出资在私宅开设的高等专门教育设施，因而得名。这里不问身份出身，只要自愿都可以入学，学生年龄一般较大。德川中期以后私塾非常发达。这是由于时人势力兴起，打破了文化教育由领主、豪商垄断的局面。私塾里学风自由，不受拘束，所以极为昌盛，如伊藤仁斋的古义堂有学生3000名。私塾传授的高等专科有儒学、国学、洋学和医学等，按老师的专长和兴趣而设，且培养目标有所不同。如伊藤仁斋在京都开设的古义堂以道德教育为主，以培养“圣人”为理想；获生祖株的蒙园塾以文章为主，培养从事实际研究的学者。此外三宅石庵和中井（上秋下瓦）庵在大阪开设的怀德堂培养町人学者，绪方洪底在大坂开设的适适斋培养西医和各种洋学家，石田梅吉的弟子手岛堵庵在京都开设的明伦舍则培养工商业者，吉田松阴在长州开设的松下村塾多出维新志士。私塾在日本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明治维新后成立的高等学校许多是在私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福泽渝吉在江户设立的庆应义塾，后来发展为庆应大学。二、德川后期文学艺术的繁荣元禄时期文艺以京都(上方)为中心，以町人为其主角。享保(公元1716年—公元1735年)时期起，江户日趋繁荣，文艺中心移到江户，市民的享乐气氛吏浓厚起来。作品的文学水平不高，多数是庸俗趣味，但冲破封建理学的束缚，敢于说出人性和市民的心情。甚至把古圣贤和教祖当作讽刺对象[注62]，说明时代的转变和历史的进展。小说方面，前代已见萌芽的风流小说、传奇小说、滑稽小说、言情小说及连环画合订本等，到文化、文政年间(公元1804年—公元1829年)日见繁荣。风流小说[注63]，代表作有山东京传(公元1761年—公元1816年)的《倾城买四十八手》(嫖娼四十八着)、《通言总篱》(描写江户吉原名为“总篱”的大妓院街)等，言辞淫秽，没有文学价值。传奇小说[注64]，代表作有上由秋成(公元1734年—公元1809年)的《雨月物语》(描写鬼怪)。滑稽小说[注65]，描写卑俗，有的也奚落孔孟之道。代表作有十返舍一九(公元1765年—公元1831年)的《东海道中膝栗毛》(《东海道上行脚》)、式亭三马(公元1776年—公元1822年)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都以江户时代平民生活为对象。连环画合订本[注6]，代表作有柳亭种彦的《邯郸诸国物语》、彦柴田舍源氏》。言情小说[注67]，迎合社会淫靡之风，格调鄙俗。代表作有为永春水(公元1789年—公元1843年)的《春色梅历》、《风月花情春告鸟》。诗歌方面，自松尾芭蕉之后，诽谐日趋庸俗。到与谢芜村(公元1716年—公元1283年)时，以画家的才能，使徘偕具有诗中有画的风格，虽没有恢复芭蕉的朴素情调，却带有幻想空间。19世纪初，农民出身的小林一茶(公元1763年—公元1827年)在流浪的生涯中，表露了对弱者的同情。川柳[注68]，形似徘句，风格自由，以柄井川柳(公元1718年—公元1790年)的《柳榔》为知名。狂歌[注69]，和以前文雅而好讲理的京都狂歌不同，此时是轻妙洒脱的江户狂歌。代表作家有唐衣桔州、四方赤良、朱乐营江等所谓“三大家”。戏剧方面，室町时代兴起的能乐，到德川时代已固定化，成为武家的一种仪式，与市民生活隔绝。德川前期流行的歌舞伎，这时在江户更隆盛。著名的伶人有市川团十郎、泽村宗十郎、尾上菊五郎等；关西则有泽村长十郎、中村歌右卫门、濑川菊之丞等。其中卧十郎及歌右卫门的称号，以后成为世袭，直至今天。剧本作者，以这时流行的历史剧作家及伶人鹤屋南北四世(公元1755年—公元1829年)最著名/净琉璃剧本，在竹田出云(公元1691年—公元1756年)以后衰落，近松半二(公元1726年—公元1783年)是净琉璃剧本最后的名作家。绘画方面，有浮世绘(风俗画)、写生画、文入画(南画)几种。浮世绘是德川后期代御用画派(狩野、土佐)而起的，以町人生活为题材的多彩而写实的浮世绘彩色版画(锦绘、江户绘)，创始人为铃木春信(公元1725年—公元1770年)。铃木以后，有画美人像著名的喜多川歌磨(公元1753年—公元1806年)，画名伶像的东洲斋写乐(生卒年不明)，兼长画美人、名优，特别是风景画的葛饰北斋(公元1760年—公元1849年)，风景花鸟画的安藤广重(公元1797年—公元1858年)等，都留下不少名作。还出现了确立洋画理论的司马江汉(公元1738年—公元1818年)，他从荷兰文书上铜版画学习其制作法成功，从浮世绘转向西洋画。写生画是运用西洋画的远近法、朗影法而作的写实主义绘画，创始人圆山应举(公元1733年—公元1795年)，开创圆山派。受中国影响的南苹派(见第14章第4节)的花鸟画，也是立足于写生的。文人画(南面)，一般指非职业画家的画，属于中国的南画派(见第14章第4节)，1720年由伊字九传到日本。文人画不拘一格，清新奔放，受到当时社会的欢迎。折衷南北宗的古文晁(公元1763年—公元1840年)，还采取大和绘[注70]和洋画的技法，画出不少风景画和肖像画。其弟子渡边华山(公元1797年—公元1841年)兼采中国和西洋的画法，画人物特著名。三、学术思想1．后期国学 国学发创于日本古典文学的研究，由本来是外国(儒佛)思想影响下的宫廷歌学逐渐演变为日本民间固有文学的革新运动。如上所述，契冲为国学之祖，作为独立的学派始于荷田春满(公元1669年—公元1736年)。荷田的研究方法(必须排除“今人的心”，而由“古人的心”来理解)后为贺茂真渊(公元1697年—公元1769年)所发展。贺茂研究古典文学，发现了古代人的“直心”(纯情)。在他的《国意考》里，指出读万叶调的歌能体现日本古道的天地自然之理，儒佛则是凭借狡智制作的人为之教或伪善的道学装饰起来的，所以痛斥两者，力主尊重自然和人性，具有自然主义的倾向。本居宣长(公元1730年—公元1801年)集国学之大成，把国学发展成为属于日本古代所有的学问，但其重点放在究明古代社会秩序的古道上。宣长思想的核心是“情”。他认为儒学从中国传到日本，儒家作出种种种烦琐的规范，但那是“汉意”，和日本人的心情不同，在日本人的内心深处有日本人固有的情的世界。即使接受儒学也只是表面的，它应以纯粹的形式从昔日末被儒学污染的古代人心情——“大和心”中找出来。唯有理解古代人留下来的文章，通过它才能将“大和心”复原。于是宣长研究和歌及《源氏物语》。他主张《源氏物语》的本质，不是为“悟道”或劝善惩恶，而是为表现真实感情，将它的基础置于人性自然发露上。这是真渊学说的发展。宣长还重视《古事记》，甩30余年岁月写成《古事记传》。他相信《古事记》所记载的是事实，对他来说，《古事记》所传的“天照大神之道”及“天皇统治天卞之道”曾是实有其事的世界，要从那里追求人生的理想。平田驾胤(公元1776年—公元1843年)是宣长的私淑弟子，他发展了宣长的复古主义，反对儒者崇拜中国，批判“唐虞禅让”和“汤武放伐”的思想，强调日本古史上尊神忠君，爱妻育子之情就是日本胜于万国的“古道”。他又发挥“复古神道”的思想。幕末民族危机和革命浪潮下，他这种国家主义的尊王攘夷论在农村中竞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实践思想，对下级武士及豪农阶层影响很大，在倒幕维新运动中起了—定的作用。2．折衷学和考证学 随着古学营园学派[注71]的停滞不前，代之而起的是既反对狙株古文辞学的烦琐注释，又对抗朱、王性理之学的空疏，主张折衷取舍各派优劣，来理解儒家经书本义的折衷学派。代表人物是片山兼山(公元1770年—公元1782年)和井上金峨(公元1732年—公元1784年)。他们折衷汉唐训访与宋明义理，尊祟中唐、晚唐的诗，韩、柳、欧、苏的文，以清新流畅为主，力排古文辞学派。当时皆川漠园(公元1734年—公元1807年)也具有这一倾向。三人以后，有山本北山(公元1752年—公元1812年)、太田锦城(公元1765年—公元1825年)、松崎谦堂(公元1771年—公元1894年)、狩谷掖斋(公元1775年—公元1835年)、安井息轩(公元1799年—公元1976年)等。他们学术上缺乏独立思考，但在古学和清代乾嘉考证学影响下(见第14章第2节)，精于对文献作实证的研究，相反地忽视规律的探索。这种治学方法到明治以后，与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结合，构成日本学院派史学的基础，直至今日。3．史学 由于国学和考证学的发达，从事史料学和史学的学者不断涌现。如搞保己一(公元1746年—公元1821年)搜集古书，在江户开设“和学讲谈所”，校订编成日本最大的类书或史料集成《群书类丛》正续编共25类，1500余卷。[注72]此书网罗了日本最贵重的文化史料，也是日本古今最庞大的一种丛书。又编辑了《武家名目抄》381册。[注73]伴信友(公元1773年—公元1846年)著书120部。他的《比古婆衣》(根苗)一书就有正续20卷，集录了有关日本古代文史的考证。狩谷掖斋精金石文，著有《本朝度量衡考》、《笺注倭名类聚抄》等书。广岛藩儒者赖山阳(公元1780年—公元1832年)工汉诗文，著《日本外史》。它是一种模仿《史记》列传体的武家时代史[注74]，对幕末勤王运动影响很大。又著《日本政记》6卷，它是一种史论性的编年体政治史。[1]原作“末期养子制”，德川时代武家为避免绝嗣而被剥夺武士身份，临终时得请立义子继承家格的制度。[2]侧用人是将军侧近的侍臣，担任将军和者中、若年寄之间的联络，位低于若年寄，但得到将军的信任，便容易攀权。[3]纲吉不但命林信笃、柳绎吉保等讲经书，还自己主讲四书、易经，多达200余次。[4]高家是德川幕府官职名，攀管典礼，如幕府仪式、朝幕间礼仪、参拜神社等。[5)《爱护生类令》，1687年连续颁布2次，纲吉在世时实行20余年。[6]获原将金币搀银铜，银币搀铜锡，铜钱搀铁锡。改铸后滥发达种恶币，造成通货膨胀。[7]田中丘隅：《民间省要》，《日本经济丛书》第l卷第280—284页。[8]林基：《百姓一揆的传统》，新评论社，1955。[9]井上清，深谷进等：《日本农民运动史》第4页，三联书店，1957。[10]沼田次郎：《日本全史》第7卷第198—199页。[11]小野正雄：《江户的捣毁暴动》，佐佐木润之介：《日本民众的历史》第4卷第48页，三省堂，1974。[12]同上书第55—59页。[13]据最近研究结果，昌益生于元禄16年(1703)，死于宝历12年(1762)。见寺尾玉郎：《安藤昌益的斗争》第7—8页，农山渔村文化协会，1978。[14]《自然真营道》卷5，《日本思想大系》第45卷《安藤昌益》(佐藤信渊著)第189页，岩波书店，1977。[15]《统道真传》纠圣失卷，奈良本辰也译注本上，第42—43页，岩波书店，1966。[16]《统道真传》纠佛失卷，奈良本辰也译注本上，第92一94页。[17]《统道真传》纠圣失卷，译注本上，第40页。[18]同上书第40页。[19]同上书40页。[20]引见羽仁五郎《明治维新》第48页，岩波书店，1959。[21]思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7卷第414页。[22]昌益的手稿宜到1899年才由日本学者狩野亨吉公之于世，因此对当时社会影响不能不是很小的。[23]《六喻衍义》：六喻，清世祖顺治9年(公元1652年)颁布教化人民的6条准则。衍义，说明意义。[24]“目安”原义是明白易值的准则，也用作诉状之意。“目安箱”即检举箱，这民间投书揭发弊政的意见箱的作用。[25]“公事方”是江户幕府执攀警察、司法的官署。“公事方御定书”简称“御定书为德川幕府的法典，2卷，八代将军吉宗制定。上卷是关于幕吏的执务、警察行政、的规定，下卷是关于刑法、诉讼法的规定。下卷俗称“御定书百条”。[26]沼田次郎：《日本全史》第7卷第20页。[27]门内田银藏：《近世之日本》第79—93页，1938。[28]座是中世纪工商业者、交通运输业者、艺人等依靠官方而组织的特权行会体或官营专卖机构。加入者有独占贩卖、免税等特权。江户时代有作为官营造币厂的座、银座。朱即银朱，汞和硫的化合物，用以制作红色颜料及药品。[29]田沼根据仙台医生工藤平助(研究“赤狄”即沙俄经营堪察加地方的情况，《赤虾克风说考》一书)的建议，计划吸取荷兰造船技术，开发北海道。[30]迁善之助：《田沼时代》，日本学术普及会，1936。[31]土屋乔雄、小野道雄：《近世日本农村经济史论》。[32][34)天明7年松平定倍4书，见《日本历史讲座》第4卷第71页，河出书房。[33]山县大贰(1725一1767)与竹内式部发起尊王运动，反幕府，主张王政复古，幕府处死。[35]松平定信(1758—1829)，将军吉宗之孙，号白河乐翁，在白河本藩救灾、理财恢复封建秩序方面受到幕府的重视。[36]有关俭约令分别见《御触书(告示)天明集成》22及《御触书天保集成》89。[37]《日本财政经济史料》卷3。[38]“谨慎”是德川时代科于武士、官吏的轻刑之一，指幽居家中，白天禁止外出。[39]林子平(公元1738年—公元1793年)，江户经世学家，勘研史地，熟悉海外情况，著有《三国览甲说》1卷和《海国兵谈》16卷，论述国防问题。两书都因立论求实，触幕府之忌，书被毁，本人也被遣送仙台胞兄家禁锢，次年死。[40]日本锁国时代通过荷兰传入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叫做兰学。[41]两书都是新井白石从被捕意大利教士西多契(G.B.Sidotti)及荷舰长等处了解当时世界地理、形势、西洋宗教、语言、学术等写成。《采览异言》还参照了利玛窦的《呻舆万国全图》，并对《西洋纪闻》作了修改(公元1713年)。《西洋纪闻》在锁国期间未能公开，直到明治时始出版。[42]《华夷56商考》2卷，1695年刊，1705年订正增补。叙述通商的外国名及物产。[43]原书1709年出版，荷译本于1810年输入日本。日译本名《厚生新编》，稿本68册，1839年完成，抄发各藩，静冈英文库藏本于1937年出版。[44]幕府天文局官吏高桥景保于西博尔德回国之际，为得到他的藏书《拿破仑战记》及荷领东印度地图，用伊能忠敬绘制的日本地图缩图和间宫林藏的《东鞑纪行》、《北夷纪行》抄本同西博尔德交换。事发，高桥以叛国罪被处死，家族及弟子多人被捕流放、削籍。这是幕府对兰学者镇压的先声。[45]摩理逊号事件：1837年美国船摩理逊号来到浦贺要求通商，受到日本的炮击而退去。[46]这里的艺术是指科技，见佐久间家山的《省侃录》。[47]《经济录》卷5《食贷》。[48]见《垂统法秘录》、《复古法》和《货权法》等篇。[49]见《梦语》和《存华挫夷论》。[50]《混同秘策》，治本诚一：《佐赠倍渊家学全集》，岩波书店，1926。[51]岛崎隆夫等校注：《佐藤倍渊》《日本思想大系》45卷，岩波书店，1970。森铣三：《佐藤信渊——疑问的人物》，今日问题社。[52]《日本经济大典》第45卷所收。[53]国产会所又称产物役所，是诸侯为奖励藩内生产，向藩外专卖土特产品的机购。[54]青木惠郎：《日本农民运动史》第1卷第392页，日本评论社1963。[55]“与力”和“同心”同是奉行所下屑官吏，协助奉行执行政务，与力为世袭制，大盐继承祖父的地位为东町串行所的与力。[56]朱：江户时代货币单位，两的十六分之一。[57]庄屋、年寄都相当于村长或管事人，小前百姓相当于贫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