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德川家康为使自己神格化，死前遗嘱为自己建神社，死后由天皇尊称他为“东照大权现”，即东照大神化身，在日光等多处建“东照宫”，让子孙信徒世代祭祀。[78]摘自僧崇传(幕府执攀外交、宗教的事务宫)《逐教士文》，大意见《天宽日记》，收入《箔川禁令考》，第5部分，卷41。[79]朗尾直弘：《俄国》(小学馆《日本历史》第17卷第155—156页，1977)。据当时幕府发到各藩的文件，有处以“改易”、“逐出骏府(今静冈市，德川家康隐居地)”字样。“改易”是江户时代刑罚之一，处武士以没收俸禄、房屋、剥夺身分，仅次于“切腹”。[80]元和8年(公元1622年)的“元和大殉教”，西班牙人教士7人、意大利人神甫1人、日本教士13人、出租房屋给教士的日人3人和朝鲜人1人，共25人被处火刑。火刑柱前处斩者30人。[81]踏绘：将画着耶酥、圣马利亚的木板放在官吏面前，迫使人们踩踏，来审查是否天主教徒的一种制度。九州地方每年一次，查非教徒者，须经寺庙证明其为佛教徒。[82]特别对大坂，由幕府出资扶植，承认二部分巨商设立垄断性行会的特权。大扳人口从公元1625年的27万人到公元1634年猛增至40万人(水原庆二《日本经济史》第119—120页，有斐阁，1975)。[83]指持有幕府发给长崎奉行(相当市长)的“李书”(上旨下达的文件)，特许出国航行的日本船。[84]浪人又作“牢人”，脱离领主、失去封地或俸禄的武士。[85]《德川实纪》(国史大系)宽永7年11月16日条。[86]中村质：《岛原之乱和锁国》，《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9卷第231页，1975。[87]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驻日本平户商行长库克．巴克尔的陈述：“他(胜家)又下令将送不出租的人。……用蓑衣捆在颈和身上，用绳反绑双手，然后在蓑衣上点火，受刑的人不仅烧伤，也有烧死的。有的乱跳碰地而死，有的跳水池死。这种惨剧叫做“蓑衣舞”。(中川清次郎：《西力东斯本末》第235—236页，东大出版会，1943。)[88]战国时代教会就设有天草学林。1592年起用西洋印刷机印出活版图书。如《伊索寓言》故事书及辞典等(称天草版本)，成为日本天主教文化的中心。[89]岛原云仙活火山有沸滚的琉碘泉，投入即死。[90]这是岛原起义的导火线。事件经过详见《黑田长兴一世之纪》，朝尾直弘《锁国》，小学馆《日本历史》第17眷第288页，1977。[91]天草四郎本是小西行长旧臣天主教浪士益田甚兵卫之子。关于他，当时就流传警很多神话似的传说。参见冈田章维：《天草时贞》，台川弘文馆，1960。[92]《日本民众的历史》第3卷第305页，三省堂，1974。[93]参见朝尾直弘：《岛原之乱》，小学馆《日本历史》第17卷第279—314页。我国当时史料也记载了日本对天主教的迫害和岛原起义的事缓，见《南明野史》(附录《鲁监国载略》)，黄宗羲：《海外坳哭记》、戴名世：《日本风土记》等。清朝禁天主教及迫害天主教徒方法显然受到日本的影响。[94]幕府于1634年令长崎官商25名在长崎市南端填海筑成一扇形小岛，名“出岛”，让葡商集中岛上。葡人被逐后，1641年迫使居留乎户的荷商迁来岛上，锁国后这里成为日本唯一的外贸港口。[95]一贯，重3．75公斤，相当银75两。6000贯，相当银45万两。[96]檀那：施主的意思，檀那寺指属于施主所归依的寺院。[97]改宗户籍：改宗人户口册。[98]德富苏峰：《近世国民史?锁国篇》。[99]和让哲郎：《锁国——日本的悲剧》，筑摩书房，1964。[100]北岛正元：《日本史摄说》第2春第113—114页，岩波书店，1971。第十一章 德川中期(1680—1716)　第一节 商品生产的发展一、农 业德川幕府结束战国时代以来的兵乱，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劳动人民在较安定的环境里进行生产。幕藩为巩固其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统治，保证贡赋的收入，竭力扶植自耕农(本百姓)的发展，抑制土豪地主富农的势力，除严禁土地永世买卖及分田给子孙外，还采取禁止人身买卖和使用家奴，允许农民控告领主乃至移住其他领地等措施。又多次令禁农民逃亡，防止土地荒废。庆安3年(公元1650年)，幕府向全国农民发布了《庆安告喻》，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提出了32条严格限制，包括干涉农民种植经济作物，要求每人农食住行极端节约。尽管这样苛刻的限制，商品经济仍在全国逐渐发展。出现了商业性农业，生产力也在提高。万治3年(公元1660年)发明脚踏水车，17世纪末，开始使用2至4个齿的“备中镐”，不靠畜力也能深耕。还发明和普及了“千齿脱粒器”(千齿扳)，比旧时竹制或铁制的“脱粒筷子”提高效率2至10倍。[注1]不久，又发明筛谷用的“千石筛”(千斗链)。肥料方面，除传统的草肥、堆肥、灰肥、厩肥及屎尿等自然肥料外，农民还购用油渣、干燥鱼肥等肥田。为消灭虫害，已开始使用鲸油、石灰作除虫剂。栽培技术也有提高，如选择病虫害较少的稻种，实行轮种法和双季稻栽培等。17世纪初期，出现了日本最早的农书《清良记》，以后陆续出版了《百姓传记》(公元1682年)、《会津农书》(公元1690年)等。元禄9年(公元1696年)，宫崎安贞参考中国《农政全书》和本草书，并总结日本农民的生产经验，出版了《农业全书》，使先进技术广为传播。[注2]德川时代成为近代以前日本农学最发展的时期，由于上述原因，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提高。每一反稻米产量，公元1594年上等水田平均为1石3斗，到1686年则为1石5斗了。[注3]幕藩统治者为增加年贡来源，积极开垦土地，通过代官(地方官)、村吏等招农民包垦荒地，栽培经济作物牟利，新开地称新田，以别于本田。因年贡较轻，农民乐于耕作。本百姓的次子、三子、贫农和农奴们也有独立开垦小块耕地的。到18世纪前半期，增长为300万町步。[注4]产量由德川前期的1800万石，一个世纪内增至2600万石。[注5]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使一部分农民除年贡和自己生活资料外，将剩余生产品商品化，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繁荣创造了条件。由于城市中武士、町人消费的增加，大名武士们只靠年贡和劳役地租，日益不能满足其生活之需。为此就得出卖年贡米谷和其他产品，换取必需的东西和货币。实物贡租的运输和买卖，从17世纪末起，以三都为中心大量进行。因而商品货币经济迅速发展，幕藩领主通过特权商人把领地的物产销售到市场，农民也必须把生产物换取日用品和货币。商人又向农民收购产品，以牟取利润。由此，农村自然经济日益被商品经济侵蚀，开始瓦解。封建领主虽一直想保持自给自足的经济原则，不许农民种植年贡(粮食为主)以外的产物，但由于领主生活和财政的需要，不得不奖励栽培一些五谷(米、麦、粟、吞、豆)以外的所谓“四木三草”[注6]和莱、棉等，并初步形成地区性分工，出现了许多特产区，使农业生产日益商品化。尤以棉、蚕、烟草和油菜籽的生产发展最快。棉花生产集中在能内和东海地区，如在摄津(今大坂府及兵库县一部分)平野乡，到公元1706年土地的62．8％已种植棉花，卖给大坂及乡镇的商人，在那里加工后再卖给全国各地。[注7]养蚕则集中于关东和东山地区[注8]。公元17世纪蚕丝产量增加1倍，到18世纪初已达到国内自给。[注9]灯火材料所需的泊菜籽和腊树，主要在中部及其以西地区栽培。大豆盛产于本州东北。18世纪初，还开始种植马铃薯、菜豆、西瓜、花生、胡萝卜等；商品作物的种植，需要购买特殊的肥料和农具，于是农民要出售生产物换货币来购置，促使农产品进一步商品化。除棉和油菜籽外，米由农民交年贡和自食，所剩的都作为商品出售。领主收入的年贡米也商品化了。包括皇室和幕府的许多领地，采用“三分之一(指年贡一部分)缴银制”。各地知行地虽采取缴米制，但实际大多缴纳货币。二、手工业经济作物的种植，促进手工业的发展。德川前期，手工业中心在城市，工匠从事小商品生产，以满足幕藩领主和城市武士消费的需要。17世纪末起，以经济作物为原料的农村手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手工业中纺织业最发达，其中又以丝织业最先发展。例如京都的西阵、九州的博多、关东的桐生以及丹波、近江、八王子、米泽等地都以生产精美的丝织品著称。棉织业在盛产棉花的大阪附近，以河内、摄津、和泉、大和等地为中心。越前(今福井县)、美浓(今歧阜县)、土佐(今高知县)则是新兴造纸业中心。其他如尾张(今爱知县)、肥前(今佐贺、长崎县)的陶瓷，京都的漆器，野田、桃子(千叶县的市)的酱酒，滩(今神户市的一区)、池田、伊丹(今大坂的市)的米酒等，闻名全国，行销各地。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工产品的商品化，日益使农村卷入商品货币经济的游涡。幕藩的贡租和农民的剩余物都必需换成货币，才能解决日益复杂的生活要求。幕藩从17世纪后半起，为财政的需要，开始对地方农业、手工业产品实行初期专卖制。藩都近郊可产销日用品，其他地方农民也可将产品交换必需品。各村镇设置了生产农民非自给必需品的机构。地方名产称为“特产物”(又称“国产”、“物产”)，根据地域分工，由藩当局和大商人合力经营生产。进入公元18世纪，畿内先进地区，一些从事商品生产和高利贷致富购地的新兴地主、上层农民通过租佃土地兼作包买商人，一部分小自耕农和农奴也在小商品生产者化的过程中，达到身份的独立。特产物生产的发展具有两个特征：一是产地相互间发生分化和分工，例如以长野为首的养蚕业，先后在结城、福岛、信达地方建立了蚕种业。由于17世纪末奖励产丝，西阵生丝需量增加及地方丝织业的扩大，促进养蚕业发展，各地农村生丝大量流入都市，开始和京都丝农业中心西阵抗衡。二是都市的手工业技术传到地方，如西阵丝织技术传入桐生，大扳的炼钢技术移植到秋田铜山。第二节 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农村阶级关系的分化一、城市的繁荣元和元年(公元1615年)德川幕府公布“一国一城令”，幕藩领主把武士集中到幕府和藩都的城堡周围——“城下町”(军镇)，并把商人和手工业者聚集到城下，使城市规模扩大。以这些新兴的“城下町”为主，加上过去发展起来的“门前町”(寺社门前形成的市镇)、“港町”、“宿驿町”等商业城市，到17世纪末，全国已有大小城市300个以上。[注10]城市中除少数富商外，大部分是工匠、徒工、商人，还有一些小商贩和搬运工。江户、大坂、京都是全国性城市，江户为幕府所在，又是全国最大的消费城市。元、禄6年(公元1693年)市民353588人，1731年增至553000人，加上武士(将军、大名及其家臣)与仆人约50万，人口达100万，据说超过当时的伦敦，居世界第一位。[注11]大坂为全国商业中心，1692年人口达345524人。京都为皇室所在地，又是仅次于大坂的工商业城市，1715年城内外人口358987人。[注12]各藩的藩都规模小些，其中最大的有金泽、名古屋等，后者1692年人口约达10万(一般市民67734人、武士及其佣仆约3万)。[注13]以大坂为中心的全国市场的形成是与大坂、江户、京都等大消费城市的形成，手工业高度发展以及全国性社会分工等条件分不开的，商品经济发达促使城市繁荣，同时城市繁荣又成为商品经济的巨大推动力。德川时期，商品流通首先是通过领主的贡租商品化进行的。诸侯和武士必须把贡租和俸禄换成货币，才能维持他们的城市生活，支付往来江户“参觐交代”的费用。不少大名还必须把贡租运到江户或大坂出售。1732年运到大阪的稻米已达300至350万裱。[注14]经营大名贡租和武士俸禄的商业机构，如江户的“札差”[注15]、大坂的“藏屋敷”[注16]、“挂屋”[注17]等应运而生。这些与领主关系密切的大商人也经营民间产品，还以大名和武士的年贡与俸禄为抵押，兼营高利贷，积累了大量财富。17世纪末，商品流通开始超过藩国范围，投入市场的品种增多，各藩之间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公元18世纪初，以大扳、江户、京都、兵库、界、大津、长崎等商业城市为中心，逐步向全国性市场发展。公元1714年，由全国各地运人大阪的商品已有119种，价值28、6万余贯。[注18]其中许多商品再转运到江户和各地，以致大阪被称为“天下的厨房”，成为全国性商品交易的枢纽。“问屋”(批发行)商人在全国性商品流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通过中间商人，一手包办了商品的收购、运输、保管和贩卖，控制经济作物和手工业生产，经营项目也日渐专业化。这些批发商组成同业公会，维护他们的商业特权。公元1694年，在江户组成了“10帮批发商公会”[注19]，大阪组成“24帮批发商公会”[注20]，这些批发商公会得到幕府承认，加强了与封建势力的勾结。此外，战国时期兴起的行商——近江商人和富山卖药商人依然在全国性商品流通中发挥作用。从17世纪末开始，由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乡商人”(农村商人)逐渐兴起。他们也以批发行的方式控制农民的生产，与城市商人争夺商业利益。由于这些商人的活动，在以后全国性商业网的形成中，起了一部分作用。二、交通由发达全国性交通的发达，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市场的形成有巨大作用。早在德川初期，为实行“参勤交代”，修建了以江户为中心，通向各地的5条干道。其中以太平洋沿岸的东海道(江户——京都)最为重要。此外，有中山道(江户——滋贺的草津，与东海道会合)、月光大道(江户——日光)、奥州大道(江户——福岛的白河)、和甲州大道(江户——长野的下取访)，通称“五街道”(大道), 以东海道53“次”(宿驿)为始，沿大道设置驿站，各站有特许旅馆(“本阵”)。民间也开设客栈(旅笼)、小客店(“木赁屋”，旅客带米自炊的小旅馆)。幕府并从沿大道各村镇征用人马到野站，供官府运输，作为一种课役制(助乡役)。[注21]以江户为中心，大道各要地设关卡(“关所”)构成环形警备圈。各藩也在藩境设关，防止物产外流。5条大道虽主要为“参觐交代”和幕府对全国的政治、军事统治服务，对民用加以限制，但它的修筑，尤其是与之相连结的支路(幕藩为通向5条大道修筑的大道，日本称“胁往还”，如水户路、北陆路、中国路等)的整顿，都有利于打破自然经济造成的隔绝状态，促进全国性的经济往来。政治中心的江户和生产较后进的关东地区日用品都依靠关西经济中心大阪供应。承担商品运输的主要是海上运输。其中以大阪至江户的南海路最发达，有称作“菱垣驳船”(以船上安装菱形篱笆得名，每船载二三百吨)和“樽(酒桶)驳船”(以主要运酒得名，载重同前)的两大航运业，他们组织了行会，互相竞争。[注22]17世纪末以后，有北海道及东北地方到大阪和大阪到长崎的西海路、下关到松前的北海路、奥州到江户的东海路等先后兴起，形成以江户、大阪为中心的沿海交通线。三、货币金融的活跃商品经济发展中，货币被大量使用，全国性的信贷制度从17世纪后期开始建立。当时通用金、银、铜三种钱币。幕府设金、银、钱(铜)“三货”的铸造厂(“座”)，征收税金，另铸有少量真输(黄铜)钱及铁钱。幕府独占了铸币权，禁止私铸钱币。各藩发行了名目繁多的“藩钞”，据废藩置县时(公元1871年)调查，德川时代的“藩钞”，多达1694种。[注23]有244藩发行了这种不兑现纸币。由于商品经济发达，幕府不断改铸劣质货币，币价经常变动，加之关东用金币、关西用银币作价值尺度[注24]，币制很复杂，因而出现了货币本身兑换和买卖的必要。拥有大量资金称作“两替商”(货币兑换商)的钱庄，以大商户为对象，办理存款、贷款、票据和汇兑等，从事与今天银行相类似的业务。大阪、江户都出现了这样的钱庄。1662年，大阪拥有实力的大钱庄(本两替)选出10人组成的同业公会，称为“十人两替”，在其统辖下，据说已有钱庄120或200家。[注25]就这样，由以普通商人为对象的“两替”商和以幕藩领主为对象的“藏屋敷”、“挂屋”及“札差”，构成了全国的信贷系统。它们除经营信贷外，大多兼营商业及高利贷。幕藩都利用两替商从事金融活动，从中谋利，弥补财政。“货币挖掘封建制度的基础，并从内部侵蚀封建制度。”[注26]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瓦解幕藩体制，使阶级关系发生变化。如上所述，商品经济是由领主贡租商品化开始发展起来的，封建领主为满足其日益增长的需要，不断提高年贡额，除征收土地收获的一半以上作为年贡外，又以“口米”、“欠米”等名目增征一至二成的年贡实物附加税。对山林、草原和河海的产品征收称为“小物戒“(或称“小年贡”)的杂税。按18世纪中期写成的《地方要集录》记载，“小年贡”的名目多达163种。[注27]有时领主竟提前征收2至3年的贡租。小农经济本不稳定，领主加重剥削使小农经济更脆弱。日益卷入商品货币关系，也使小农破产的可能性增加。四、农村阶级关系的分化由于商品作物的增加，以及部分贡租改由货币交纳和购买肥料的需要，商品货币经济在生产和消费两方面逐渐渗入农民生活，侵蚀农村的自然经济。获生祖株(公元1666年—公元1728年)在《政谈》中说：“过去，各地除特殊情况用钱之外，买东西都不用钱，而用米麦……听说近来，从元禄(公元1688年—公元1703年)时起，乡下也用钱买东西了。”[注28]公元18世纪20年代，仙台藩耕种一町步的农户，全年支出33贯589文中，货币支出为20贯936文，其中14贯919文是生活费支出。[注29]农村被卷入商品货币经济后，封建的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加速了本百姓的两极分化。一部分富裕农民在“荒年农民艰苦之时，以低价购置良田、山林房屋等……而此类富有之民，五十家、百家之中即有一、二家。[注30]他们多半发展为兼有地主、村吏、商人三重身份的“豪农”，向农民放高利贷，将当绝的田地再佃给农民，收取佃租，成为典地地主。于是在领主土地所有制下，产生了典地佃耕(质地小作)关系。[注31]破产农民一部分流入城市，大部分沦为“水吞”、“小前”(无地贫农、佃农及雇农)，身受领主和地主的双重剥削。马克思说：“高利贷有两重作用，第一，总的说来，它同商人财产并列，形成独立的货币财产；第二，它把劳动条件占为已有，也就是说，使旧劳动条件的所有者破产，因此它对形成产业资本的前提是一个有力的杠杆。”[注32]在日本则不同，封建势力强大，压制生产自由。又由于长期锁国，对外贸易备受限制，商业高利贷资本不能向工业资本发展，唯有凭借幕藩领主权力，经营实物年贡的买卖，保证领主的贡赋和家臣武士的消费，在此基础上剥削农民、手工业者乃至武士们。所以这种寄生于领主经济上的商人，宁愿保留封建制，阻碍生产方式瓦解。如上所述，幕府为维持封建小农经济，以确保收入来源，虽颁布禁止买卖土地永为私有的法令，但贫苦农民迫于生计，仍不能不典当土地、向富者借高利贷，一旦当绝，就沦为佃农，所以典当实无异买卖。武阳隐士的《世事见闻录》写道：“当今贫富不均优劣差异如此之甚，富裕者一人，其周围贫苦农民达二、三十人。”到17世纪末，在近畿种棉地区，佃户已占自拼农的一半。公元1702年，在尾张藩(今爱知县)的尾浓江领地，120189家农户中，有土地的是90048户，没有土地的是28041户。[注33]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农村手工业的发展。贫苦农民仅靠土地收入难以生活，必须靠出售家庭手工业产品，增加货币收入，才能度日。农民的家庭手工业渐渐被卷入商品流通中。到18世纪初，手工业的社会分工日趋完备，商品经济更加发达，自然经济在开始瓦解。总之，18世纪中期以前，在闭关自守和强力的封建束缚下，商品生产在各地发展。元禄、享保年间(1688—1735)，农村阶级关系在迅速分化。但从全国范围看，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而且尚未达到对封建体制发生重大破坏的程度。[注34]第三节 幕藩财政的困难与町人思想的成长一、幕藩财政团难与武士的贫困18世纪初，以京都，大板、江户为中心，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特别是当它渗入农村后，对于向农民征收实物贡租并把它商品化来维持财政的幕府是最大的威胁。因为商品经济发展的成果(例如商业性农业发展创造的剩余部分)不能作为幕藩领主的收入加以剥夺，反之，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城市生活费用增大，幕藩财政支出，把德川初期积蓄都消耗掉了。而且收入不能同它相适应，收支失去平衡，财政发生危机。其次，由于幕府和大名、武士的礼仪、服饰及娱乐享受日益繁缛奢侈，刺激物价上涨，幕藩财政逐渐困难。幕府年收入46．7万两，支出却达140万两以上。[注35]幕领的代官或中饱年贡，或受贿降低租率。元禄时定额平均为35—38％的租率，享保时降低到平均28％。‘依靠禄米养家的武士，生活日益窘迫，有的聚集要求上层救济。公元1640年，会律藩士联合向藩主呼吁，设置了“拜借金”制度。[注36]随着财政的困难，统治层内的矛盾尖锐化，集中表现在诸侯家骚乱。宽文8年(公元1668年)，九州的岛原藩主高力氏，由于对武士也征课赋役，激起武士、商工业者、农民在领内发动暴乱，因而被剥夺武士身份(改易)。宽文11年(公元1671年)的伊达骚乱、延宝7年(公元1679年)的越后骚乱等，都是由于大名宠信暴发户新权贵(“出来出头人”)，压榨武士，因而道武士的反抗。幕府也于庆安4年(公元1651年)连续发生藩主松平定政事件[注37]和“庆安之变”[注38]，暴露了幕政的破绽。由于物价上涨，旗本中“有许多人值夜勤没有被子。”[注39]著名儒家室鸿巢自白说：“本人等现在没米吃，只好向藏宿(即札差——引者)借钱赊米渡日。”[注40]各藩大名由于财政困难，以所谓“借知”名义，削减家臣俸禄，使武士生活更困难。18世纪初，太宰春台写道：“许多大名，无论大小都低三下四地向商人借钱，只靠江户、京都、大阪和其他各地富商的援助才能维持生活。从农民那里征来的年贡，全都用来还商人的借款……还常被指责，要为赔礼而摆设宴席招待高利贷者。有的大名则无故给高利贷者俸禄，使加入家臣行列。”[注41]这段记录生动地说明了领主和武士已经“部分地由于货币的缘故而在社会上处于依靠地位”[注42]。幕府为救济武士，享保4年(公元1719年)公布法令，宣布不管旗本、御家人向高利贷商人借款的诉讼，令相互协商解决。这实际上是使武士赖债合法化。江户商业公会——“12帮批发行”向町奉行[注43]提出抗议，一般商人债主则打着纸旗拥向武士家宅，张榜揭贴要求还债，迫使幕府不得不撤销这项法令。各藩财政更困难，大名们按规定须在江户和领地两处各设邱宅，他们和大批武士在藩地过着奢侈生活，还得隔年去江户参觐，在外要担负幕府临时性徭役。因此，各藩比幕府更早陷于穷困。例如，佐贺藩元禄11年(公元1698年)亏银10000余贯，公元1703年欠款达23万余贯；萨摩藩享保4年(公元1719年)亏银2900贯，濒于破产境地。二、商人势力的抬头同武士贫困化相反，城乡批发商、兑换商、高利贷者积累了大量货币财富。正如太宰春台说的，“金银之富，悉为商人所藏”。[注44]17世纪末，大阪巨商鸿池善右卫门一家收入就相当于10个藩领地的收益。鸿池发明清酒酿造法，他的酒不仅大阪，还运到江户。他还经营大阪至江户的海运业及金融业，终成大阪最大的金融商。[注45]他和三井、住友等家族，在全国重要都市设立分店，逐渐扩大其商业势力和资本的支配。住友当初在京都经营药材和书店，宽永初年迁到大阪经营铜生意，元禄年间开发别子铜矿成功发财。三井出身于伊势松板，公元1686年以京都为根据地向大阪、江户发展，主要经营绸缎布匹和金融业。此外还有京都的大丸和名古屋的松扳屋也是当时的巨商。井原西鹤在公元1638年写的小说《日本永代藏》中，把鸿池、住友、三井等巨商作为新的富豪典型提出来。与此同时，元禄年间，结成江户10帮、大阪24帮批发商公会，不久发展为全国性商业同盟，甚至由此决定全国商品的价格，开始奠定民族市场的基础。当时领主在政治上虽尚保持其独立割据，但经济上已被卷入全国经济之中。幕府和各藩的财政都为富商所左右。例如，鸿池善右卫门一手操纵30余藩的经济，仅他的分店主人就有70人接受藩主的俸禄，他和平野屋、天王寺屋等富豪的生活，几乎与大名不相上下。[注46]所以本多利明指出，“外表虽为日本国中武家之领地，但实则为富家之所领”。[注47]豪商们把资金用高利贷借给武士、农民，投资开垦新田，逐渐把封建经济控制在自己手中，大大提高了商人的权力和社会地位，使旧日的身份制和封建关系松弛，如大坂巨商淀屋，除经营木材批发外，还操纵米、鱼和蔬菜市场，向他贷款的大名就有33个。[注48]据说财产达1亿2千万两之多。[注49]元禄时代淀屋辰五郎凭他的财富，无视幕府法令，经常穿着不许商人穿的里外全白的衣服，甚至穿着幕府赏赐的礼服出没花街柳巷。三、町人思想的成长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町人阶层愈不甘心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因而在元禄前后提出了人性解放，追求自由和四民平等的主张。其表现之一，就是对商人在社会上作用的肯定；如出身长崎通事(译员)的学者西川如见(公元1648年—公元1724年)在《町人囊》说，商人虽位于四民之末，但它能滋润天下万物，[注50]对于天子、诸侯等都是有用的。这种思想不仅商人出身的作家中有，而且在儒者中也有，如古学派的山鹿素行说，百工乃天下之要，认为商业活动是社会所必需的。获生狙株说：“农者耕田，养育世人；工者作器，供给世人；商者互通有无，助于世人人…缺一则国土不存矣。”[注51]这些显然是对商人社会作用的肯定，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人的政治要求。盯人思想成长的第二种表现是，否定封建社会的尊卑观念。例如近松门左卫门说：“武士不为贵，商人亦不贱，所贵者唯丹心耳!”[注52]西川如见说：“人类毕竟无尊卑之理，微贱者虽身居陋屋，心却在万人之上。”[注53]心学创始人石田梅岩(公元1685年—公元1744年)更明确地站在商人立场，认为商人行业不应卑视，它不为私利私欲，而有公益性质。经商有助于天下，商人的利益不可耻。[注54]他说：“《大学》谓，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而修身岂有士农工商之别?”[注55]阳明学派的中江藤树(公元1608年—公元1648)也认为，人“虽有五等之位，尊卑大小之别，但其身却毫无差别”。[注56]因此，“万民皆是天地之子，人人皆为兄弟”。[注57]他的门人熊泽藩山(公元1615年—公元1691年)发展了他的思想，说：“人，皆为天地之子孙，岂有卑贱者?”[注58]这些阳明学派对封建等级的否定，比之完全站在商人立场上的石田梅岩，尽管在思想上还有差距，但在反映商人要求的愿望方面，却有着一致性。这说明商人在经济领域内已成长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町人思想成长的第三种表现是，要求与武士阶级平等观念的产生。在石田梅岩看来，“营利，乃商人之道”。“如果说营利为‘欲’而不是‘道’，那么孔子又是如何使子贡为其弟子的呢?子贡以孔子之道用于买卖，他不营利岂能致富?商人的营利与士之食禄相同，不营利，有如士之无禄。”[注59]这就把商人的营利行为与武士的受禄等同起来了。因而他主张：“士农工商有助天下之治，无四民则无助。治四民为君职，助君为四民之职；士为有位之臣，农为草莽之臣，商工为市井之臣。”[注60]这种思想是对封建“四民”等级的否定。此外，并原西鹤著《世间胸算用》(《世上如意算盘》)中，还提出了“在任何一国，没有金钱，便谈不到自由”的思想。[注61]近松在其戏取作品中，通过登场人物，轻蔑地讥讽了统治阶级。如《情死天网岛》的剧中人就宣称：“这里的商人虽说不带刀，但这里大批的新银光泽，也足够把刀刃扭弯。”《夕雾阿波鸣门》中的人物更说出：“即使不指名大小，也要使那些大官和少爷们不敢啃气。这些人比起京都、大阪商人的谁家也不如，即使是武士，也别想我输给他。”[注62]第四节 元禄文化德川中期，随着地方性经济逐渐发展为全国性的市场，文化方面兴起了取代贵族、武士文化的叮人文化。这种以城市工商业者生活越味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反映了四人的成长和市民阶层新的自觉，多少具有反封建的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倾向。但由于奢侈颓唐的城市生活是建筑在封建领主武士勾结商人高利贷者残酷剥削农民基础上的，所以适合町人要求的文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一文化发展的高潮时期是五代将军纲吉(公元1646年—公元1709年)执政的元禄年间(公元1688年—公元1703年)，所以称为“元禄文化”，但广义上一般是指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初期的文化。—、文学艺术1．诗歌 由前代的连歌发展为徘谐的诗体。[注63]德川初期，松永贞德(公元1571年—公元1653年)将和歌、连歌中不用的“徘言”(俗语、汉语)纳入徘句，他和大阪歌人西山宗因(公元1605年—公元1682年)的歌风一样，都很自由豁达，博得市民的赞赏。到元禄时代，由武士成为市民的松尾芭蕉(公元1644年—公元1694年)开创了蕉风徘谐，从语言到内容都打破传统的制约，把诽谐推向高雅的艺术境界，而且让发句单独使用，成了由17字音组成的短歌，广泛流传市民中。芭蕉为了创作诽谐，曾游历各地，深入体验生活，出现了象《古池蛙跃入水声》那样有名的诗句。他写下《奥州小路》等诽文(带徘句味的散文)纪行和《猿蓑》等大量悱句集。2．小说 出现称为“浮世草子”(当代风俗写实小说)的一种现实主义民众文学。它由“御伽草子”[注64]和“假名草子”[注65]发展而来，大坂商人平山藤五自号井原西鹤(公元1642年—公元1693年)，开创了这于新形式。正象这种小说以“浮世”(当代社会生活)命名一样，它以町人社会为主题。西鹤站在商人立场刻画市民的心理，嘲笑武士的道德。他认为人的创意与努力，比传统的权威重要；肯定人的欲望和爱情，着眼于商人享乐、营利和蓄财的活动。他以“好色”为名，大胆描绘人们对物欲和性欲的追求。如《好色一代男》、《好色五人女》、《日本永代藏》、《世间胸算用》等等，就是反映当时市民社会生活的所谓的“町人文学”。3．戏剧 创造和发展了“人形净琉璃”(木偶说唱戏)，日本民间古来就有木偶剧这种艺术，后来由于新的乐器“三味线”(三弦)的使用，产生了木偶剧与说唱故事——“净琉璃”[注66]相结合的“人形净琉璃”。这种民间艺术形成于16世纪元禄以后，由于大坂农民出身的说唱艺人竹本义大夫(公元1651年—公元1714年)作出了表现力非凡的乐曲“义大夫小调”，又由于当代戏曲作家近松门左卫门(公元1653年—公元1724年)写出了许多优秀的说唱脚本，如《国姓爷合战》[注67]、《曾根崎心中》[注68]等，使这种艺术达到极盛。后因歌舞伎发展，趋于衰落。18世纪末，大坂植村文乐轩复兴了用义大夫小调演唱净琉璃的木偶剧，他的弟子在公元1872年创办了“文乐座”。从此，净琉璃木偶剧这一古典艺术以“文乐”之名流传至今。“歌舞伎”(舞蹈戏剧)[注69]，在元禄年间已从原来以舞蹈为主的民间艺术，发展成歌舞剧。同时出现了轰动一时的名演员，如京都的扳田藤十郎(公元1647年—公元1709年)和江户的市川团十郎(公元1660年—公元1704年)。近松门左卫门常为他们写脚本，以后配上了“净瑶璃”、“长四”等乐曲，成为融合舞蹈、音乐、戏剧、绘画的综合艺术。剧场也从原来简易的舞台，发展为设有楼座包厢的大型剧场，成为都市市民最大的文化娱乐场所。4．工艺美术 产生了一种色彩鲜艳、图案抽象的新风格。当时为幕府和宫廷服务的狩野、土佐两派御用画，已失去它的生命力，由京都商人出身的傣屋宗达(?一公元1643年)和下一代的尾形光琳(公元1658年—公元1716年)开创了深受商人喜爱的色彩华丽的风俗装饰画，如光琳的代表作《燕子花图屏风》和《红白梅图屏风》等。公元1681年江户刺绣工人家庭出身的菱川师宣(公元1618年—公元1694年)开创了“浮世给”(流行风俗画)，以妇女、演员、力士为题材，而美入画最为著称。这种画通过木板刻印，广泛普及于民间。此外，尾形光琳及其弟尾形乾山合创的彩瓷；柿右卫门(公元1590年—公元1660年)学习中国的“红绘法”，创造一种名“伊万里烧”的彩色瓷器(详见第十三章)；京都商人阿弥光悦(公元1558年—公元1637年)始作、尾形光琳加以完成的优美的泥金画漆器；京都宫崎友掸创始的绚丽多采的友禅印花绸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工艺美术品。5、建筑 还具有桃山时代豪华的遗物，如日光的东照宫(德川家康的庙)就是壮丽庙式建筑的典型。京都的桂离宫和修学院离宫属于幽雅的茶室建筑．为上层武士和豪商所欣赏。民间则流行武家书斋型的旧建筑样式，并出现了歌舞伎剧场等大型建筑物。二、自然科学由于生产实践的探索和总结，这个时期日本创造和发展了本民族的科学技术。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总的来讲，它是合理精神发达，人们的思想从迷信和咒术中解放出来，通过实践对自然加深了认识。具体表现在实学——经验科学的发达。实学是与虚学(空的理论)相对而言，是一种具有现实性、实证性的学问。在医学、药学方面，日本学者已开始据弃中国宋代以来医学中以阴阳五行来说明生病原因的唯心主义偏向，提倡“亲验宰试”，如贝原益轩(公元1630年—公元1714年)不仅是对德川封建统治思想提出大胆怀疑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个注重调查研究的本草植物学家。他以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蓝本，细心采集调查了日本300多种动、植物和矿物，并于公元1708年总结整理完稿，公元1709年出版了《大和本草》16卷。其中记载了千余种本草(中药)的性能、特征和效用，开拓了日本的本草学。同一时期的另一个本草学者稻生若水(公元1655年—公元1715年)也对日本的动、植物和矿物作了广泛的调查，并在收集大量资料基础上，编篡总数达360卷的《庶物类篡》，从而奠定了日本本草学的基础。后来他的门人丹羽正伯等人，又将这部巨著增补为1054卷，使日本的本草学有了更大的发展(参看第14章)农业科学方面，更能体现出这个时代的精神，17世纪中叶出现了最早的农书——《清良记》(作者不详)，是用向领主讲述农业经营的形式写成的。但到了元禄年间，宫崎安贞(公元1623年—公元1697年)，在畿内、伊势、志摩等地进行调查和自己农事体验的基础上，编著了《农业全书》(公元1697年)，成为当时日本农学的代表作。全书共10卷，分为总论、五谷、莱蔬等类，并由贝原益轩校订，加上附录1卷，为日本后世农书的典范。除上述两部普遍性的农书外，还出现了许多地方性的农书：①《百姓传记》，就东海地方的水稻栽培概述了气象、土质、农具、肥等。②《会律农书》，记述了寒冷、后进地区会津地方的水稻栽培。③《才藏记》，记述了纪州地方棉花栽培的知识。④《耕稼春秋》，根据加贺石川郡平原地区的水稻耕作，企图引进较高的技术。与农业有直接关系的天文、历法和数学，在此期间也有新的发展。9世纪以来，日本一直沿用中国唐代的宣明历，但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与天象有一定差误的这种历法已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于是日本的历学者安井算哲(后改姓涩川，号春海，公元1639年—公元1715年)在中国元代授时历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多年对天体的实测，创造了适合日本实际情况的“贞享历”，于贞享元年(公元1684年)为幕府正式采纳。这样，日本便第一次产生了本国的历书。另外，日本的数学家吉田光由(公元1596年—公元1672年)写了《尘劫记》，这是公元1627年在改编中国明末算术的基础上产生的通俗日用数学书。后来，“大和算家”关孝和(公元1642年—公元1708年)著述了《发微算法》，进一步发展了代数方程式、微分积分原理和正多角形的算法等等。它不仅集和算之大成，在当时世界数学领域内也是难得的成就。三、学术思想1．哲学：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不仅同市民生活直接有关的文化科技呈现了新气象，同时在幕府保护下，长期影响着武士和平民的儒家思想，也从内部产生了批判和改造它的动向，出现了几个朱子学说的反对派。(1)阳明学：儒者中江藤树批评朱子的“知先于行”思想流于空洞说理，坚持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但阳明的“行”只是指“一念”上的自我修养，受禅宗“顿悟”(指“破除杂念，顿然觉悟”之意)说的影响，和社会实践毫无共同之处。据说藤树晚年读阳明书，“顿悟”而放弃武士籍，从事教育。其弟子熊泽善山反对幕府的憎越和参觐交代制的浪费，主张武士移居农村采邑，实行农兵制，为尊皇思想作了准备。因而触怒幕府及藩主，被幽禁于古河，数十年而无忧色。阳明学派以主观唯心主义思想鼓励武士杀身报主，这种愚勇精神本质上是封建反动的。但明治维新前后，他们代表下层武士和广大平民的利益，同代表封建领主的上层武士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发生过积极的作用。如大盐中斋(即大盐平八郎)、吉田松阴等都是发动起义的阳明学派志士。(2)古学：古学派打着复古汉学的旗帜，提倡实践的道德，从朱子学里解放出来。朱子学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正统思想，古学派则是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异端思想。这一派的创始人山鹿家行早在公元1665年就认为朱子学和阳明学都不是孔孟的真精神，提出直接追踪孔孟经典，恢复先秦懦学本来面目的主张(《圣教要录》)。因而他被幕府流放到赤穗藩。另一个创始人京都町人出身的伊藤仁斋也从同样立场著《论语古义》的注释书7卷，反对朱子学。朱子学主张有德者能治国，仁斋则认为可以脱离政治来树立道德，以“人情”讲解道德。著名学者获生狙袜也主张政治和道德分开，以科学态度治学，反对朱子学派的空谈性理，坚持学习历史或“事实”。他看出幕藩体制的危机，但无法认识，只能根据儒家经典，讲求“经世之学”(经国济世的学问)。在《政谈》一书中，他指出改革幕藩政治是匡时救世的要务，但改革必先研究古文辞、阐明古代典章制度，然后通过将军的“作为”，重建“先王之道”的封建秩序。这种思想方法阻碍了古学派的前进。其弟子太宰春台更关心政治经济，思想开阔，主张促进商品货币经济，顺应了当时的潮流。(3)前期国学：国学派继承了古学派的复古主义精神，但把重点转向日本古文学和神学。这一学派在中世纪研究日本古典文学——和歌的基础上，力求从宋明理学、佛教道德和中国传统文学形式(“汉意”)中解放，恢复日本古文学所独具的本性，发露真实的感情(“情”、“大和心”)。大扳的僧人契冲(公元1640年—公元1701年)精研并注释古代和歌集成的《万叶集》，主张根据日本古语的原义，排斥从来儒佛道德观对和歌的解释，确立了国学的方法。但作为独立的学派则开始于荷田春满。2．史学：德川时代日本史学有显著的进步，尽管当时学问受官学(朱子学)统治，但和早中期封建社会被神话、帝王家谱或故事充塞的文书相比，则后期封建社会的“近世文学”已多少具有合理主义和实证的精神。林罗山及春斋、春德父子著《本朝通鉴》[注70]，站在儒学大义名分立场，拥护武家政权。林罗山以继承中国史学传统——《春秋》“据事直书，而善恶自见”的态度自居，虽标榜以六经为本立论，却努力策集诸侯、神社、旧家族的遗文日记等作为依据，表现尊重事实；在有关国际的史事上，参照中、朝两国史籍；神道观上，力辟神否混合的“本地垂迹”说，使它理性化，对神代的叙述，只罗列系谱，不表示看法。林家史学总的是在封建理学和武家史观的指导下，重视史实，讲求考证，排斥宗教(佛耶)迷信，关心政治制度和沿革地理，倾向实践，具有一定的客观精神。德川时代另一修史事业是水户藩主德川光国(公元1628年—公元1700年)和一部分朱子学派儒者主持编纂《大日本史》[注71]。光国于明历3年(公元1657年)设史局“彰考馆”，继续200余年，才完成了这部巨著。《大日本史》着重史实考证，对史料典据注释谨严。全书标榜朱子学的正统论，强调“大义名分”[注72]观点。这种尊王斥霸的精神，以后成为“水户学”的学风，由此影响了幕末的维新运动。元禄时代的政治家新井白石(公元1657年—公元1725年)[注73]，“不论在自传文学或作为近代学术性研究的国语学、国史学及洋学方面，都作了创造性的开拓工作。他力求摆脱不敢正视现实的排外自大思想，以达到日本人在世界地位上实事求是的自我认识。”[注74]新井白石在史学上的贡献，首先在敢于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中发现其演变的阶段性。他在《读史余论》中，按照日本封建时代政治变革的性质，提出了“王朝九变而为武家之世，武家之世五变而至德川氏”的历史理论，将今天史学中上古、中世等概念都用于历史时期的划分，这和单纯编年体或记事本末体的旧历史编纂学大不相同；其次，对史料力主求真求博。他不但引用参考了日本大量的史料，还利用中国、朝鲜史书中有关日本的记载，甚至从西方国家采择资料；第三，他解释史料，突破过去用汉文解释的旧习，阐明日本古今语言的变化，以至某些东西方国家语言成为国语的过程；第四，白石的《古史通》等书，表现了他史学思想的合理性——逻辑性。他批判了从来儒家道家的历史观，说：“史者，据实记事，以为世之鉴戒者也。”[注75]他也反对神道教的解释历史，说：“神者人也，我国习俗，凡所尊敬之人皆为神。”他把神代史中的神话看作人事，不盲从曲解。因此受到水户家的排斥，终至被幕府辞退。由此看来，日本史学在明治维新前已因白石的出现而达到接近突破封建史学的水平。四、宗 教首先是儒学的日本化。山崎阁斋(前述)初学朱子学，后受伊势神宫神官度会延佳和主张神儒一致的神道家吉川惟足的影响，倡导一种儒学和神道折衷的垂加神道(垂加是山崎的别号)。它以阴阳五行之理为经，居敬穷理之说为纬，将其权威求诸《日本书纪》神代卷的尊信，旨在守护皇室。主张“天御中主尊”相当于朱子学的“理”，由此出发，和“气”的“阴阳”一起产生万物的“理”就是“天御中尊”。因此，由祈祷和拔楔(拔除不祥)清净内心，“五伦”即明，“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成。其次是佛教日本化。佛教本来是一种追求彼岸世界的宗教，一切众生受到生即死、死即生的永远轮回规律的束缚。人的死只是反复无穷的六道(地狱、饿鬼、畜生、人、阿修罗、天界)生死轮回过程之一，而摆脱这种轮回的是涅磐。在当时幕藩制时代的社会里，人们强烈希望的是家庭这一个集团的现世繁荣，从而导致崇拜祖先和祈求现世家庭成员的幸福。在以家庭社会为基础的崇拜祖先、追求现世利益的民众宗教面前，佛教屈服了，变样了。现在祖先被当作佛，从而被佛(祖先)保护的、祭祀佛(祖先)的家庭在教义上获得了重要的意义。这当然会受到以家庭为单位而成立的身份等级制社会——国家的肯定。当时著名的僧侣，如曹洞宗的铃木正三(公元1579年—公元1655年)、净土真宗的浅井了意(?一公元1691年)、临济宗的盘洼永琼(公元1622年—公元1693年)和白隐慧鹤(公元1685年—公元1786年)等都宣扬孝敬父母和精励家业。这样，本来否定家庭的佛教在教义上彻底发生变化——支持家庭和祖先成佛，构成了日本近代民众佛教的特征。五、人民生活这个时期经济富裕起来，民众服装流行“小袖”(狭袖和服)，其材料、附属品、图案、色调多样化。过去连中级武士的姑娘也穿露小腿的衣服，这时一般民众的姑娘穿着美丽宽大的和服了。由于米的大量生产和蔬菜的发展，饮食丰富，长期来一日两餐从17世纪中叶以后变成一日三餐了。许多糕点上市，地方名产出现，如江户浅草的缠腰布、八丁掘松屋的甜脆饼等。三都(江户、京都、大坂)的茶店、饭馆也出现了。过去连武士也只住铺席子的土地房间，现在房间都铺地板，正房里大多铺草垫。由于棉制品的发展，棉睡衣及棉被代替了麻和稻草的卧具。取暖用的木炭商品化，普及一般家庭。又由于菜油大量生产，许多民众能够过明亮的夜生活了。六、日本的文艺复兴时代问题如上所述，元禄前后町人中出现某些变革社会的思想，德川时代文化同欧洲早期资产阶级文化的某些倾向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因此，有的学者主张日本也有过西欧那种文艺复兴时代。[注77]福本和夫更把元禄文化前后190年(公元1661年—公元1850年)规定为日本的文艺复兴时代，即晚于西欧360年发生。日本究竟发生过文艺复兴运动没有？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德川时代日本人的意识形态里，确定出现了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代类似的现象。由于商品经济发达，四人抬头，元禄前后出现了市民阶级的新文化。它表现在：1．对于古典文化的重视。有如欧洲人文主义者恢复和传播在中世纪被忘却的古代文化遗产，摆脱经院哲学和教会封建文学传统那样，德川时代的古学和国学，也表现了这种精神。古学派反对官学朱子学，主张直接追踪孔孟经典，恢复先秦儒学的本来面目；国学派重视古语的研究，反对儒家及佛教对《万叶集》中和歌作的道德性解释，提出按照古语解说古典，恢复被儒佛歪曲了的古代精神。这种复古主义——要求回到《万叶集》、《源氏物语》的人性时代，与西方人文主义者“回到希腊去”的口号多少相近，两者同样发露了否定中世道德宗教训诫解放人性的心声。2．人文主义精神的发扬。批判中世纪神学对人类思想自由发展的障碍，倡导反封建的人文主义精神，争取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又一个方面。古典学派反对朱子学的理气二元论，倡导一元论的哲学，主张以人情讲道德；国学派反对封建道德说教的儒学，力主尊重自然和心理。在文学上，本居宣长提倡：“人情”，强调古代日本人一如神的意志那样生活，要从那里寻求人生的理想。井原西鹤描写**与市民现实生活，否定儒学道德，以享乐为人生要义。近松门左卫门的作品同情战胜道学恢复人性的人们。风流小说、滑稽小说讥笑讽刺教主、圣人、武士、腐儒的描述，都似乎与西方人文主义一息相通。3．自然科学的进步与唯物主义自然哲学的出现。日本在18世纪兰学兴起前，古医术、本草学、和算及天文历学在中国传统科学影响下有发展，但末达到认识自然、打破儒学世界观的程度。哲学也只停止在关于“天”的古代宗教观念和物活论的思想上。欧洲文化传入后，18世纪20年代起，幕府采取“殖产兴业”政策，经过兰学者们研究，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平贺源内的应用科学，安藤昌益对儒、佛、国学的激烈批判，山片蛹桃(公元1748年—公元1821年)的无神论，经世论者等重商主义政策和人类平等的先进思想，新井白石开创了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风气。德川时代尽管出现上述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类似的现象，但文艺复兴本质上是早期资产阶级反封建主斗争的反映。确定文艺复兴的标准，不仅在有无文化繁荣和迫索古典文明的风气，而且在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资产阶级反封建思想斗争的事实。德川时代中后期，日本资本主义萌芽既不成熟，市民阶级的力量又远没有14至16世纪西欧资产阶级那样强大。思格斯指出：“欧洲式文艺复兴的时代是以封建制度普通解体和城市兴起为基础的。”[注78]当时日本的叮人，虽有称得上巨富的人，但极少发展为产业资本。他们只是依附于幕藩体制，根本没有同封建势力抗衡的力量。在闭关锁国下，没有海外贸易的条件。不仅与西方从事产业资本和海上活动、具有手工业工场基础的早期资产阶级(大商工业者、银行家)不同，就是与日本室町时代依靠海外贸易致富的界和博多的町人也不能相比。其次，由于町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上不成熟，因而政治上没有成为变革社会的力量。如果说他们有进步性，那么只是在封建统治范围内，为自身争得一定的社会地位而已。元禄时代虽也出现了井原、近松、松尾这些具有新思想的作家，但他们的作品与欧洲文艺复兴的作家比起来，显得苍白无力和先天不足。井原的小说只是站在商人立场嘲笑封建道德，肯定人的欲望与爱情，认为人的创意与努力，比传统的权威重要。这与欧洲早期资产阶级将批判锋芒直指封建统治是不同的。第三，德川时代日本町人思想的局限性。表现在任何意识领域中，理性的色彩还很薄弱，除了个别思想家，看不到什么完整的新思想，大多仍与道德论杂揉。即使山片蟠桃的无神论，也没有脱离儒学影响。国学者中本居宣长等攻击佛教，却自陷于神道的鼓吹。这是由于德川时代日本市民阶级的力量还远没有欧洲那样强大，封建统治势力还很顽固。宽政异学之禁等镇压不断加紧，人性解放的主张不得不通过隐蔽的形式提出。町人中多数或对“弃捐令”吞声饮泣，或把朱子学作为处世哲学。他们面对黑暗，缺乏斗争气力。古典文化的探求和市民文艺的发达，只被引向满足富商巨贾官能享乐的方面。文学描写町人营利和处世方法，暴露出他们聚财以供游荡挥霍的心愿。这正是德川时代武士巨商奢侈淫逸，小生产者日趋贫困的反映。可见朝气蓬勃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不能见于后进国的日本，决不是偶然的。[1]小叶田淳：《近世社会》第219页，朝仓书店，1955。[2]中村吉治：《日本经济史》第200页，角川书店，1955。[3]揖西光速：《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第1卷第59页，东京大学出版会，1964。[4]水原庆二：《日本经济史》129页，有斐阁，1957。[5]藤间生大等：《日本史摄说》上册第266页，河出书房，1956。[6]“四木三草”：江户时代工艺作物的漆、桑、裕、茶称四木，麻、兰、红花称三草。[7]揖西光速同上书第67页。[8]东山地区包括滋贺、歧阜、长野、福岛、宫城、岩手、山形、育森等县。[9]土屋乔雄：《近世农村经济史论》第120页。[10]儿玉幸多、太石慎三郎《日日历史的观点》第3卷214页，日本图书公司，1974。[11]沼田次郎：《日本全史》第7卷第50页，东大出版会，1962。[12]同上书第5页。[13]同上书第51页。[14]揖西光速同上书第23页。便是装米的稻草包，一裱装米4斗或3．8斗的其容量各藩规定不一。[15]札差：为幕落及武士保管、贩卖租米兼营贷敦汇兑的大商人。“札”是代替粟证的牌子，“差”指将牌于“插”在米袋。这种营业一度形成特权商行会制。[16]藏屋敷：各藩驻大坂，保管出纳贩卖租米、禄米和其他物品的仓库和营业机构，置蘸元、挂屋等职。1117世纪中叶后，由商人代营，并经营借贷。[17]挂屋：大扳金融业者，代幕府征税、保管、出纳、运输各藩的租米、物资兼代理财务、借贷等。[18]揖西光速《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第2卷第25页。[19]10帮批发商公会(十组问屋仲间)，由经营棉、漆器、内店(店内营业，售绸缎、布、线、妇女用品等)、药、钉、纸、酒等十帮批发商组成。[20]24帮批发商公会(24组问屋仲间)，由经营棉花、食油、铁钉、纸店、漆器、杂货、瓷器、药材、席子、干菜店、五金、估衣、磨刀面、刀、枪、铁丝、烟叶、帆布、戒指、干色、本色、伞等24帮批发商组成。[21]助乡役，本为辅助宿驿站人马不足而设，据1694年规定，凡领主俸禄每100石，须摊摄搬运工2人、马2匹。后逐年增加，至1780年时，每100石出工多达300—490名。农村路径过重，终于各地爆发了助乡起义。[22]当初横驳船垄断断运酒，其他货物由羡垣驳船垄断，后来因横驳船运输迅速，运路费低廉，其他货物也运输了。这样双方产生激烈竞争，几次签订载货协定仍不遵守，最后还是搏驳船占优势，直到幕末。[23]岛田隆等：《日本经济史》第160页，山川出版社，1978。[24]当时金币采用定位币制(以金币作各种货币价格的标准)，银币还是称量币制(以银决重量作币价标准)。1601年铸一定品位的银币，作法定标准。1609年定各种钱币的交换比率为金1两＝银5两；铜线4000文。以后比率常有变动。[25]沼田次郎：《日本全史》第7卷第62页。[26)恩格斯：《沦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产阶级的形成》，见《德国农民战争》中译本第163页，人民出版社，1962。[27]野村兼太郎：《日本经济史》第112页，庆应出版社，1938。[28]引自本庄荣治郎：《近世的日本》第41页，有斐阁，1954。[29]沼田次郎：《日本全史》第7卷第79页。[30]熊泽藩山《集义外书》，引自吕野荣太郎：《日本经济史》第42页，庆应出版社，1938。[31]永原庆二《日本经济史》第130—132、142—145页，有斐阁，[3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689一690页，1975。[33]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第5页，三联书店，1963。[34)土屋乔雄：《日本经济史》第32页，弘文堂，1964。[35]据新井白石：《焚薪记》。[36]由幕藩对武士涪臣的贷款称为“拜借金”一般无息。[37]三河刘谷藩主松平定政请幕府救济贫困武士未成，愤而退还领地，出家行乞江户，使幕府丧失威信。[38]庆安之变：庆安4年(1651)江户军学者由井正雪组织门徒、浪人、豪农等3000人倒幕，事泄被杀。遗书中有“天下制法无道，上下因穷，为有心者所悲”等语。[39]《兼山秘策》一，正德元年5月13日状。引自沼田次郎《日本全史》第7卷第13页。[40]《兼山秘策》五，享保7年6月3日状。沼田次郎同上书第23页。[41]太宰春台：《经济录》。[42]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产阶级的形成》，见《德国农民战争》中译本，附录4，第162页。[43]相当于市长。[44]太宰春台：《经济录》卷5。[45]《日本经济丛书》第12卷第78页。[46]《大阪市史》第5卷第543页。[47]本多利明：《西域物语》卷下。[48]加田哲二：《武士的穷困和商人的勃兴》第92页，1961。[49]笠原一男：《日本历史》第3卷第139页，评论社，1976。[50]内田繁隆《日本政治社会思想史》第80页，前野书店，1963。[51]引自源了圆：《德川思想小史》第75页，中央公论社1974。[52]《夕雾阿波鸣门》，引自奈良本辰也：《日本近世的思想和文化》第41页，岩波书店，1978。[53]《町人囊》，引自家水三郎：《日本人的思想发展》第15页，理论社，1956。[54]水林彪《封建制的再编与日本社会的确立》，《日本通史》第2卷第393页，山川出版社1987。[55]古川哲文《日本思想史》第224页，角川书店，1954。[56]同上书第190—191页。[57]源了园：《樱川思想小史》第49页。[58]同上书第52页。[59]加田哲二：《武士的穷困和商人的勃兴》第135页。[60]同上书第135页。[61]同上书第137页。[62]作品描写名妓夕雾失恋的悲剧．阿彼，旧国名，今德岛县，鸣门即鸣门海峡。见内田繁隆：《日本政治社会思想史》第86页。[63]连歌由诽句(又称发句，即首句)和联句组成，一般是100句为一首，由2人以上分别以上下句唱和。古代，它为宫廷贵族、槽侣和武士所习赏，内容卑俗诙谐。室町时代山崎宗鉴(公元1465年—公元1540年)开始取材于纯朴的民众生活感情槽，虽含诙谐，却不重辞藻，由此创造出一种新诗歌的体裁——诽谐(带诙谐味的和歌)。[64]御伽草子是室町至檀川初期流行的，以妇女和少年为对象的短篇小说。内容有神话、传说等，先是图画，后来写成文学，带有启蒙教育意味。[65]假名草子是桃山时期到德川初期流行的用平易的假名文写的拟古文体短篇小说。内容有：恋爱、因果报应、妖怪、教训等故事。这种文艺继承了“御伽草子”的传统。[66]净璃璃：用有关女神净玻璃姬的神话(一说为三河国公主净玻璃与平安末期武将牛若丸即源义经恋爱故事)为主题，和以三味线(三弦)弹唱的说书。[67]假想郑成功率日本武士抗清得胜的故事。[68]描写大坂曾根嫡区一店伙和妓女含冤情死的故事。[69]歌舞伎，起源于桃山时代(1603年)出云神社女巫阿国在京都演出的念佛舞，以后逐渐发展为日本旧剧歌舞伎，扮演江户及其前代的史事传说。演员表演动作、说白，辅以音乐，歌者在旁伴唱。初为女子演出，幕府认为败坏风俗，改由男子扮演，称为“若众歌舞伎”。[70]《本胡通鉴》是汉文体日本国史．自神代至银川前期后阳成天皇(公元1587年—公元1611年在位)止，分前、正、后三编，共273卷。详近略远，主要叙述10至16世纪期间的历史。始于公元1644年，完成于1公元670年。当时全书没有付印，直至明治时代才出版。[71]《大日本史》也是汉文体日本国史。由德川光国延揽安积瞻泊等儒者，据中国正史体裁(纪传体)，编成起自限天皇，迄于南北朗末后小松天皇的历史，共397卷。[72]春秋时代孔子提出正名思想：“名不正则言不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评论是非，遵守相应的等级名分，符合正理(大义)。日本朱子学者根据大义名分论，坚主南朗是正统。[73]新井白石名君美，号白石，由其师木下栓庵荐举为德川家儒臣后，辅佐将军家宣，以儒学和日本古典研究为指导，改革幕政。掌权7年后，为门阀势力所排斥。[74]羽仁五郎：《白石、喻吉》第130页。[75]《古史通》，读法凡例。[76]《古史通》卷1。[77]关于各派的论点，在福田德三的《日本文艺复兴史论》(第102—115页，东西书房，1967)中，有较详的介绍和分析。又参见冈仓觉三：《日本的觉醒》(1904，纽约，英文版)第49页，村冈博译，岩波书店，1940。[78]思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193页，人民出版社，1962。第十二章 德川后期(1716一1845)　第一节 农民市民运动的高涨与享保改革—、幕藩统治的腐败17世纪后半期，幕府政治集中于挽救幕藩财政困难和防止武士浪人的背离，但封建经济破绽百出，商品经济发展势不可遏，用行政措施弥缝，显然是徒劳的。幕府以为恢复德川前期安定局面，照搬“古法”，便能解决危机，结果一波末平，一波又起。四代将军家纲(公元1651年—公元1679年)时，由于对大名旗本整伤纪律，判处“改易”、减封、没收俸禄者达26件、80万石，五代将军纲吉(公元1680年—公元1708年)时，更增至46件、161万石。在这种“武断政策”下，许多失去领主的陪臣武士生活无着，沦为失籍浪人(“牢人”)。庆安4年(公元1651年)，江户连续发生了浪人由井正雪、丸桥忠弥等的反幕事件，市内各处“游侠”(旗本奴、町奴)闹事，成为当时一大问题。幕府为防止浪人继续产生，放宽了武家“临终立嗣”制[注1]。以后大名、旗本无后嗣，可由义子继承，不再剥夺其武士家格。元禄时代(公元1688年—公元1703年)五代将军纲吉执政，他罢免了贪污专权的大老酒井忠清，打击门阀势力，先后任命近侍牧野成贞(公元181年)、柳泽吉保(公元1688年)为侧用人，整顿幕府机构，制订礼法，实行将军集权专制，史称“侧用人政治”[注2]。由于纲吉尊重儒学，登用林信笃、木下顺庵，获生沮株等儒者[注3]，表扬地方上的孝子节妇，罗致室町时代以来有名门家世的人世袭“高家”[注4]之职，企图用儒家思 想和繁文缛节来纠正武家政治积弊。但依靠三纲五常的说教、仪式、服制的文饰，不但解决不了政治经济问题，相反，形式化的礼仪需要庞大的耗费。纲吉不仅热中于朱子学，还迷信佛教，听信僧侣愚弄。说他没有子女是前世多杀的报应，须切戒杀生，尤其因纲台生于戍年，所以要特别爱护狗。幕府为此颁发“爱护生类令”[注5]，于是百姓因杀伤狗及其他禽兽而被处死刑、流放的不断发生，终致大家不敢养狗。幕府便向市民征税，建立大批狗舍来收容，群众气得驾纲吉为“犬公方”(狗将军)。由于幕府腐败，奢侈成风，使财政失调。纲吉任命勘定奉行获原重秀改革财政，获原利用职权，听凭特权商人建议，于元禄8年(公元1695年)起改铸货币，降低成色[注6]，使幕府获利达500万两，暂得弥补财政，而铸币商(金银座)乘机发财，获原仅在宝永年间(公元1704年—公元1710年)受金银座特权商的贿赂达26万两，其他赃品不计。因这时贷币不是信用货币，仅按金银块价格流通(铸币者只凭个人情用，保证金银块的质量)，致货币滥发，币价大跌，引起物价商涨，民不堪苦，幕藩财政更困难。于是增税乃至以“征借”为名，减低陪臣武士俸禄，如1646年长州等藩减俸十分之二。但这种做法也是有限度的，幕藩只得用贡米作抵当，向京、阪商人借款。家臣武士更艰苦，武士靠副业维生的愈多了。第六、七代将军家宣、家继统治时期(公元1709年—公元1715年)，幕政由侧用人间部拴房和儒臣新井白石执掌。白石制止了奢侈浪费，厉行俭约，改铸了元禄时代滥发的劣币，平抑物价；还罢免获原重秀，处罚量勾结获原牟取暴利的银座头目，进而取缔钱业行会。但新币发行后，同旧币的交换比率不当，缺乏市场信用，经济仍十分混乱。为防止金银流出，公元1715年制定《海舶互市新例》，统制对外贸易，每年限量制中国、荷兰商船进口和白银出口，又废除对朝鲜使节赠送的厚礼。此外，白石还计划发展养蚕、开矿的政策。但他的改革主要为提高幕府的权威，许多政策流于形式，对幕藩统治的根本问题——农村问题无法解决，这些努力成效自然有限。二、封建剥削的加强与农民斗争商品货币经济侵蚀农村，不但引起农民生活的变化，而且由于贡租苛重，商人高利贷兼并土地，寄生地主制发展，农民的土地经营愈加零细化，贫困农民不断沦为佃农、雇农，享保年间(公元1716年—公元1735年)佃农已达农村人口的一半。[注7]幕藩为克服财政困难，继续铸造劣币，滥发不兑现的“藩札”；对农村提高年贡额，并丈量土地，增加固定产额的租率。他们向农民提前一年征收年贡(“前纳”)甚至提前征收第三年的年贡(“前前纳”)，加重剥削。地主对富农则征收“用金”(摊派)。17、18世纪间(元禄、享保期)，典地农民日多，本百姓为不再失地，要求领主减少剥削，到处发生斗争。他们结合在农村共同体之下，要求领主减少年贡课役。幕藩规定农村有控诉事件须由村长逐级上告，但地方官总不理会，最后往往只得由担任村吏的自耕农带领群众或代表全村人民越级控诉。这种斗争形式称为“代表越级请愿”。[注8]17世纪中叶，松木长操和佐仓宗吾领导的农民斗争即其著名的例子。松木是若狭(今福井县西部)地方一个16岁的庄屋(村长)，公元1640年他代表本村农民反对增征大豆为年贡，向藩厅请愿。他英武不屈，坚持斗争12年，最后在临刑前仍鼓励人民群众斗争到底。还有，至今日本人民中仍有口皆碑的佐仓宗吾的传说，也反映了当时农民斗争的情况。约17世纪中期，下总(今千叶县)佐仓藩上岩桥村农民，本名木内偬(总)五郎，通称佐仓宗吾，代表200余村农民向幕府执政拦轿控诉领主掘田横征暴敛，要求减轻负担。无效，宗吾一人向将军直诉，终被接受，但宗吾夫妇和4个儿子都被处死。据说宗吾被缚上刑架时，还怒斥领主。白本文学史上留下很多歌颂宗吾的作品，如《地藏堂通夜物语》、《花雪佐仓曙》等，为游方僧所咏唱或上演于歌舞伎中。此外还有《宗吾郎实录》、《佐仓义民传》等史料传世。这一时期普遍存在的农民逃散和强诉，主要是提出经济要求，但当强诉无效时便实行暴力——起义。据统计，德川时代的农民起义，公元1599年至公元1867年的270多年间，约有1240次[注l0]，其中l052次发生在18世纪以后，中间有3次高潮，即享保(公元1716年—公元1735年)、天明(公元1781年—公元1788年)和天保(公元1830—公元1843年)年间的起义，分别为90次，114次，157次。三、城市贫民的斗争与农民运动相呼应，城市中兴起的市民运动，则成为冲击幕藩制的另一支力量。幕藩领主通过货币改革、垄断和专卖特产品、强制商人捐献等方式，压榨城市市民。而大商人则通过收买官吏、囤积货物、操纵物价等手段，把负担转嫁给占城市人口三分之二的、被称为“租房户”或“租地户”的下层市民，即临时工、手工工匠、仆役和小商贩等。尤其当荒年米价暴涨时，下层市民的生活就更难维持，城市市民与幕藩领主及与其相勾结的特权大商人的矛盾愈演愈烈。早在延宝3年(公元1675年)4月，江户市民就向町奉行所展开了请愿斗争，提出“因米价上涨无法生活，要求借米”，迫使町奉行所允诺借米4万依。[注11]正德3年(公元1713年)6月，江户市民又向町奉行所提出申诉，要求采取措施降低米价，并制止奸商囤积。享保17年(公元1732年)，发生“享保大饥荒”，江户米价暴涨，而与幕府勾结的米商高间传兵卫却囤积米谷，高价出售。江户市民要求幕府增加拨给江户的米量，取消由特定的批发商垄断稻米贩卖的办法，但末被采纳。享保、18年(1733)1月26日夜，不愿坐以待毙的2000余下层市民，高呼“拿米来!”不许囤积！”等口号，冲进高间传兵卫的住所和仓库，捣毁财物，撕碎账簿。在幕府将军身边发生如此大规模的群众斗争。终于迫使政府在3天后下令准许稻米自由买卖，满足了市民的要求。[注12]不断高涨的农民、市民运动，出现联合斗争的趋势。元文3年(公元1738年)12月16日，但马藩生野银矿，1000余矿工及家属起义，反对官吏与奸商勾结，减少矿工收入。但马全藩农民也于12月28日武装起义。幕府慌忙调集12个藩的军队前往镇压。因史料所限，虽然没有发现矿工与农民直接联系的事实，但它预示了两者联合斗争势力的不可避免。德川中期后，农民起义的锋芒除直指幕藩领主外，也指向了“名主”或“庄屋”等村吏和地主富商。这说明商品经济发展，推进了农村阶级分化，贫苦农民身受领主、地主、商业高利贷资本的重重压榨。幕藩领主则依靠大商人和地主镇压城乡贫苦大众的斗争。市民与农民的斗争呼应，共同冲击着幕藩体制，使日本封建社会在18世纪晚期逐渐走向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