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读卖颜闻社《日本历史》，第5卷第76页，1965。[6]例如，1392年在纪伊国南部庄，领主高野山同地头实行了“下地中分”。此后田山氏担当该国守护，寺家方面“中分”部分田山氏承包了年贡。据1441年记录，原来寺家所得年贡为250石，而当守护承包便激减至30石。在高野山领备后国太田庄，守护提出申请承包千石，但该庄年贡一直是1800石，因此寺家表示不同意，不断进行“愁诉”。最后还是被迫屈服，“守护请”成立。然而守护山名氏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履行承包契约，从1402至1439年的37年间欠交20800余石。[7]沙汰人：指官衙里各种集会的代表，寺院执事僧、憎众、僧兵等各种集会的代表，以及农村自治体的代表。这里指僧兵集会代表。[8]王浦圭一：《日本史》第3卷第77页，有斐阁，1978。[9]大尝会：天皇即位后第一次举行的祭祀天神、地祗的大典。[10]《世宗庄宪大王实录》，《史料日本史》中世篇第383页。[11]《校注者松堂日本行录》，同上书第332页。[12]反：土地面积单位，就是段，一反约992平方公尺。[13]金翘：金线织花铜缎。[14]《福建通志》卷59，转引自张声振《中日关系史》第1卷第271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15]倭寇：中国人和朝鲜人对日本海盗的称呼，参见陈翘恒《明代倭寇考略》第2页，人民出版社，1957。[16]签原一男：《日本史研究》第141页注，山川出版社。1975。[17]《高丽史》卷114《金克敏传》，《中国朝鲜史籍中的日本史料集成》(三国高丽之部)第194页，图书发行会，1978。[18]《高丽史》卷78《食货志》1，同上书第140页。[19]《明史纪事本末》第1册第181页，中华书局，1977。[20]高须芳次郎：《海上二千六百年史》第63页，海军研究社，1940。[21]明朝为严海禁，防走私，乃于1383年规定勘合之制，用于对外贸易。按日本勘合制，先是把“日本”二字分开，作成日字号勘合100道，本字号勘合100道，以及日字号勘合底薄二扇，本字号勘合底簿二扇。本字号勘合100道与日字号勘合底簿一扇送交日本，其余留存北京礼部、福建布政司。日本赴明贸易船各船均须攒带勘合一道，经在宁波检查，再护送至北京。[22]一贯铜钱等于千文。[23]《大乘院寺社杂记事》中说“唐船(指遗明船)之利莫过于生丝。其于唐(中国)1斤银250虹(1000包为1贯文)，运抵日本则值(铜钱)5贯文。于西国备前、备中，铜1驮价10贯文，其于唐土明州、雪州易之以生丝，则得40贯50贯云云。”转见大久保、儿玉等主编《史料日本史》中世编第326页，吉川弘文馆，1963。[24)稻垣泰彦：《土一揆与内乱》，《日本民众的历史》第2卷第239—240页，三省堂，1975。[25]当时称农民为“百姓”或“地下”，“请”系承担、承揽之意。[26]“物心”。又作“总”，有“代表村民总意的机关”之意。[27]南条范夫：《暴力日本史》第62页，光文社，1971。[28]同上书第68页。[29]《大乘院日记目录》，《史料日本文》中世编第345页。[30]《萨戒记》，同上书第346页。[31]藤木邦彦：《政治史》I，《体系日本史丛书》第1卷第395页，山川出版社，1969。[32]高柳光寿等：《日本史辞典》第1131页的《土一揆?德政一按年表》，角川书店，1979。[33]、[34]、[35]童云扬：《日本室町时代的“酒屋土仓”和农民运动》，中国日本文学会tg本史论文集》第86—102页，人民出版社，1982。第八章 室町时代后期——战国时代(1467——1573)　第一节 “应仁战乱”与山城国农民起义一、幕府的衰落室町幕府自始就是一个建筑在守护大名势力均衡基础上的大名领主联合政权，这种特点越到后期越加明显。如前所述，第六代将军足利义教统治时期，幕府只是借助强大守护大名间相互牵制的力量才勉强平息了“永享之乱”(公元1439年)。可是随后义教推行的抑制强族的政策，又招致“嘉吉之乱”(公元1441年)和自身被杀的后果。义教之后，幕府更由于受到京畿地区农民起义的连续打击，完全丧失元气。到第八代将军义政(公元1435年—公元1490年)统治之时，甚至连京都的治安都维持不了。京都的士仓等高利贷商人只好自行组织，雇佣浪人，收买守护、地侍自卫。幕府无法对付起义，在义政统治的24年间不得不13次发布“德政令”。即使如此，义政仍一意追求享乐，纵其妻日野富子及宠臣施行恶政。幕府拿不到年贡就直接向人民征课“段钱”、“栋别钱”，或在京都7出口处设关卡，征收“关税”，结果导致人民更强烈的反抗，幕府政治走向绝路。一些强大的大名乘幕府衰弱之机都想控制幕府，最有希望控制幕府的是管领细川胜元(公元1430年—公元1473年)和四职家之一的山名持丰(宗全，公元1404年—公元1473年)，但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守护大名们在各自领国内也很紧张，因为严重威胁其统治的不仅有星火燎原般的农民起义，而且还有借农民起义之助日益壮大起来的“国人”势力。这些自南北朗以来被称作“国人”、“国众”的是一些在乡武士领主，他们为保住自己的领主权，进而排除庄园制下层层瓜分年贡的体制，把提供实物租的农民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发展自己的势力，而和守护对立。同守护大名这种外来者不同，他们或者有着久远的开发领主宗谱，或者镰仓以来就作为地头而一直定居该地。为了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他们曾致力于开垦耕地，整备水路，讲求灾害对策，建设市场，使其领地成为该地区经济活动的中心，把农民紧紧控制在其经济圈内。[注1]为了共同抵御守护大名及其代理人“守护代”的介入，邻近的国人领主往往联合起来，形成新的武士团。南北朝内乱期这种联合体非常多，曾以种种名称(“白族一揆”、“赤旗一揆”、“花一揆”、“雨一揆”，“儿玉党”、“横山党’、“松浦党”等等)出现。后来守护大名终以幕府权力为后盾，软硬兼施地把不少国人领主编入自己的家臣团，得以在领国行使权力，形成守护领国制。但根基不牢；敌对的国人势力始终在潜伏着，集结着，酝酿着“地震”。随着农民运动的兴起，国人反守护的活动遂又公开化。但是，这时他们很少以单独的暴动形式出现，而总是采取个别地参加到农民起义队伍中去的形式，或采取同农民联合举行起义的形式。二、“应仁战乱”与战国时代的出现面临往往有国人参加的农民起义的威胁，守护大名之间以及在各守护大名家族内部逐渐分成两派，相互斗争。在维持守护领国的统治上，是继续利用庄园制这种形式，还是利用已经成为乡村中心势力的那些否定庄园制的国人领主?一般说来，这是两派斗争的关键性问题。而这种斗争往往表现为守护家的继嗣之争。15世纪40至50年代，信浓国的小笠原、加贺国的高铿，以及斯波、自山等各家的内辽情形具有代表性。这些内杠已经不是局限在各自国内的纠纷，而是发展成把邻国卷进去的大纷争。全国性大名间的斗争不久也波及幕府。当时幕府内部发生了将军职位之争，是交给义政的养子义亲还是交给义政之妻日野富于刚刚生下的义尚?以此为开端，山名宗全和细川胜元分成两派，再加上田山、斯波两家内部之争，就开始了“应仁之乱”(公元1467年，即应仁元年)。日本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守护大名分成两派，都卷入这场战争。25万大军以京都为主要战场，在全国各地混战，历时11年。就在此时，各大名领国内的农民起义复又频发，国人、家臣叛乱事件迭牟，守护们不得不急忙回国，纫川、山名双方也就在胜负末分的情况下，于文明9年(公元1477年)基本上结束了战争。这场战乱使京都几乎变成废墟。战乱中义政将其将军职让给儿子义尚，隐退东山山庄，在此建造豪华的“银阁”，饮宴取乐。新将军义尚更无权威，其戚令不出山城一国。将军权力的削弱更促进了庄园领主的没落；公卿贵族、僧侣等旧统治阶级丧失收入来源，有不少只好下乡乞食地方大名门下。而回到领国的守护大名，其统治地位或面临被守护代及有力家臣取代的境地，或已被取代。新型大名——战国大名在所谓“下克上”的动乱中代之而起。日本历史便从“应仁之乱”起进入室町后期，即战国时代。三、山城国农民、国人的联合起义“应仁之乱”虽已过去，但是成为这场大乱导火线的田山家内部两派之争并未结束，田山义就对田山政长之战在山城、大和、河内一带继续进行。1480年在丹波、山城、大和及播磨等地同时发生农民起义，而于这年下半年发生的两次京都人民起义尤为激烈。这一年幕府在京都7个入口处又设关卡，激起京郊农民和以“马借”为中心的运输工人及手工业者等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概。他们以起义一举赢得了新设关卡之废除，并且袭击了“酒屋”和“土仓”。文明14年(公元1482年)田山两军的战场转移到以山城国南部为中心的一带，致使这一带的农业生产道到破坏，居民负担加重。文明17年(公元1485年)7月，大和农民发动起义，以“大和国物心(总)百姓等”的名义向各庄园领主要求“德政”，即要求免除年贡的未纳部分，声言如不答应要求，来年将放弃一切耕作。从7月末起，在近江、山城、京都也爆发了同类起义。这些起义都有国人(在乡武士领主)参加。就在这斗争日益加剧的形势下，同年年底爆发了威力更大的山城国南部农民同国人的联合起义。12月1日，这里“上自60岁下至15岁之国人举行大集会，国内土民(农民)亦举行大集会，各自做出决议，要求(田山两军)撤退”[注2]国人、农民的决议发出后，田山两军很快撤出山城国南部。6天后，国人36名代表提出管理南山城的三大施政方针：1．田山双方都不得进入山城国；2．本所领(寺社、公家领)要由寺社、本所(公家)知行，一如从前；3．不设新关卡。[注3]12月24日，国人代表对上述第二项又做了如下补充规定：“诸本所领须由本所直接支配，尤其大和及其他诸国之人不得进入国内(南山城)充任代官；庄民不得滞纳应交给寺社、本所之年贡。”[注4]文明18年(公元1486年)12月13日，在宇治平等院召开国人大会。大会追认三大施政方针，并确定由这36名组成的代表机构为最高决策机关，代表们按月轮流处理政务(“物心国月行事”)。这个被称为“山城物心国”的新政权将本所领所得年贡的一半(“年贡半济”)作为政权经费来源，从而行使了守护的职权。四、“山城物心(总)国”政权的性质36名代表中有不少原是各庄园庄官级土豪。[注5]最初国人之所以联合农民，目的无非是要借农民之力赶走守护势力，取代守护、庄园领主而实行对农民的统治。但是他们又不能完全无视农民的基本要求，这在施政方针的第二、三项都有所反映，尤其本所领地由本所直接支配是苦于代官苛敛诛求的百姓名主的迫切希望。作为补充规定的后半段内容则毫不掩饰地表明了国人的目的：拒绝其他国出身的人充任这里庄园代官，是为了恢复他们自己的庄官地位；在这里庄园领主的统治早已有名无实的情况下规定农民必须向寺社、本所交纳年贡，实际上就是要以法律形式保证这些国人对农民的掠夺。此后把持政权的国人日益把依靠农民力量建立起来的政权变为统治农民的工具。明应元年(公元1492年)2月幕府任命伊势贞宗为山城国守护，这又导致国人内部的对立。反守护进驻派据守稻八妻城，但旋被守护军击败，维持了8年的南山城自治政府至此告终。这个自治政府虽然由于脱离了农民而垮台，但它的建立确实是农民斗争的产物，标志着农民的反封建斗争进入新阶段，即进入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农民战争时期。第二节 一向宗农民战争一、一向宗的兴盛所谓一向宗农民战争(“一向一揆”)，总的说来，就是以农民为整体的、包括有寺院僧侣和国人参加并参与领导的净土宗本愿寺派信徒发动的反封建武装起义，其目标是夺取地方政权。它发生在本愿寺教团大幅度发展的时期和地区。一向宗的大发展，从时间看是在南北朝动乱期之后迄室町后期之际，从地区看主要是在近锅一带、北陆地方(加贺、越中、能登、越前)、东海地方(三河、尾张、美浓)、越中美浓接壤的飞蝉地方以及中国地方(安艺、播磨、备前、备中)。这些地区大部分属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先进地区和中间地区。一向宗发展的时期正好是“物心村” 在这些地区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可以说它正是以“物心村”的农民作为社会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注6]在很长时期内一向宗主要体现为它的主要流派本愿寺派和佛光寺派的发展。这些流派形成于亲鸳死后，它们适应人们的精神需要采用新的传教方法。佛光寺派宣扬说，一旦人的名字记在名簿上，他就得以“往生极乐”，并且倡言念佛可愈病，摆脱贫困，获得现世幸福。因此佛光寺派等流派获得渴望现世幸福的人民群众欢迎，广为传播。相反，摈斥此说，自认为拥有亲鸳祖庙而以正统派自居的本愿寺派则发展缓慢。及至第八代法主莲如(公元1415年—公元1499年)采纳上述说教并亲作宣传后，一向宗各派僧侣、门徒很多转归本愿寺派，本愿寺教团在上述各地才有了飞跃发展，时当应仁之乱之际。二、本愿寺教团的基层组织本愿寺教团的发展，为一向宗僧侣、信徒发动武装起义创造了必要条件。该教团最基层的组织是讲”。一寺院一道场至少有一个“讲”，多则四、五个“讲”，也有跨郡的“讲”。每一个“讲”拥有信徒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莲如组织“讲”就是要加强信徒的宗教生活，加强信徒对弥陀本愿的信心。但是“讲”逐渐失去原来的性质，变成信徒们集会发泄对社会不满的场所，进而成为信徒群众为争取现世幸福而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战斗组织。在北陆地方，本愿寺教团自文明3年(公元1471年)莲如亲自来此进行组织之后，有了飞快发展，在很短时间就压倒了佛教旧宗派和一向宗其他流派，把广大佛教信徒吸引到该教团之内。[注7]自认为是弥陀之于、坚信佛力而又获得教团组织这种依靠力量的农民信徒，思想大为解放，开始无所顾忌地积极行动。他们否定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推祟的诸神诸佛，轻蔑守护、地头等封建武家的权力，拒纳年贡，拒服徭役。开始时国人也企图以武力镇压农民信徒的反抗，然而当他们觉察到组织起来的农民信徒力量的强大后，为了保住自己在村内的地位进而实现取代守护大名的野心，便从镇压转为利用的政策，纷纷加入本愿寺教团。三、加贺宗徒“王国”由于上述情况，形成了农民信徒、僧侣同国人信徒的联合。在加贺国，这些信徒在70年代韧巧妙地利用守护家的内辽、不断壮大自己力量。就在此时，尚在北陆地方传教的莲如连续发出戒条，要信徒们循规蹈矩，不得违抗守护、地头，不得拒纳年贡，不得轻蔑神佛，还打出“王法为本”的旗号[注8]，妄图以这些戒条束缚信徒们的手脚；然而信徒们不听，无视守护职的权威，到处发动起义，拒纳年贡，占领庄园，甚至“驱走国务之重职”，“诽正法，毁佛像经卷，捣神社佛阁”，以致出现“无佛世界”，加贺成了“无主之国”。对于这种革命形势，统治阶级惊呼之为”日月坠入泥土”，诬农民革命行动为“前代未闻之无法无天”[注9]。决战时期终于到来，长享2年(公元1488年)加贺起义者一面向能登、越中、越前各国信徒发出檄文，一面以10至20万大军包围了高尾城。起义者的援军堵住了越前、越中通往加贺的通路，使幕府军和两国守护军队无法前来解围。6月9日包围者攻克该城，守护大名富铿政亲自杀。起义者旋即迎立富铿泰高（政亲的堂兄弟)为名义守护而接管了加贺国。国人信徒立即把原守护方面国人的土地夺到自己手里，农民信徒的年贡负担也得到减轻。《总见记》里的一段话反映了起义胜利后农民的喜悦心情：“武家作地头事情难办，一向住持当领主可随心所欲度日。”[注10]此后加贺国便由有力的国人信徒代表和中小名主出身的寺院住持代表以共议制形成联合执政；国人代表依靠的是他们的战斗组织“组”(“与”)，寺院住持代表依靠的是拥有众多农民信徒的组织“讲”。由于“讲”发挥了强力的牵制作甩，使国人集团垄断全部政权、统治农民的企图未能如愿[注11]此后90多年间，加贺国大体上成了“百姓所有之国“[注12]。四、石山战争在加贺信徒起义胜利的鼓舞下，能登、越中、越前等国的信徒也都纷纷起事，虽然都末获胜，但不屈不挠地把战斗整整坚持了90年。一向宗信徒起义并不限于北陆地方，在飞弹，文明17年(公元1485年)也发生了当地一向宗中心寺院照莲寺反对有力武士内岛一族的起义。起义虽失败，但内岛不得不对一向宗采取妥协态度。进入16世纪，起义烈火更延烧到河内、和泉、摄津、畿内、三河诸国。文明7年(公元1475年)从北陆回来的莲如在京都山科建本愿寺，以该寺为本山统辖全日本宗徒。本愿寺以其严密的组织向各地宗徒征收“志纳钱”，充实财政，名义上这是为报“佛恩”的捐献。16世纪30年代，第十代法主证如又将本山移至石山本愿寺(在大阪)，尔后不断扩大寺区，让新兴工商业者移居寺内町，积极发展工商业，强化防卫措施。本愿寺教团变成强大的宗教王国，它的存在为争霸中的战国大名所不容。永禄6年(公元1563年)三河国宗徒举行起义，反抗德川家康的苛虐。战斗坚持6个月，沉重打击了德川家康，据认为这是他一生所经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本愿寺历届法主对宗徒起义一直持反对态度，讨好封建主；但当元龟元年(公元1570年)织田信长迫使 本愿寺教团决战，危及这个宗教王国存在时，第十一代法主显如光 佐(公元1543年—公元1592年)便动员全体宗徒为保卫寺院而战。宗徒们在艰苦条件下把“石山战争”(公元1570年—公元1580年)坚持10年之久。天正8年 (公元1580年)战败，宗徒力量消失殆尽。接着，包括加贺国宗徒领国在内的各地起义被逐个镇压下去。遍及半个日本、长达百年的一向宗农民战争是迄今日本农民反封建斗争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它虽最后失败，但打击了庄园制，使更多农民摆脱多层剥削，成为自耕农民。它还削弱了大名割据势力，为日本的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第三节 战国大名领国制一、战国大名的产生应仁之乱后历经半个世纪，守护大名相继没落，一些守护代、守护家臣及地方国人代之而起，形成新的大名—一战国大名，确立起在各国的统治，继续承认庄园制的守护大名领国制为根本否定庄园制的战国大名领国制所代替。这种历史性的政治变动是整个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结果。室盯前期农耕已经逐渐精耕化，施肥日益重要。所用肥料除厩肥、人粪尿和灰肥外，还有需要量日益增大的压绿肥。这种肥料投量甚大，每反大约投入300贯(183，所用的青草、嫩芽只需从山野索取，但由于庄园制的存在，广阔山野的青草和嫩芽得不到充分利用。日本农业向以水稻种植为主，它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大规模的水利灌溉体系，然而在规模小、权力分散的庄园体制下，这种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是不可能的。因此需要打破庄园体制而确立一国范围内强有力的一元统制体制；同时，农业同手工业分工的扩大，在一国范围内商品流通的发生与发展，也是这种需要的产生因素。这种历史任务客观地落在战国大名身上。如上所述，战国大名的前身多数是守护代、守护家臣和国人。所谓“下克上”的实力主义风潮在“应仁之乱”后几乎风靡全国。例如管领细川氏到第四代细川晴元(公元1514年—公元1563年)时，实权转到家臣三好长庆(公元1523年—公元1564年)手中，而三好氏实权又被他的家臣松永久秀(公元1510年—公元1577年)夺去。管领斯波氏在15世纪末，其领国越前、尾张分别被家臣朝仓、细田所夺。田山氏的据点河内也被三好氏所夺。在越后，永正4年(公元1507年)守护代长尾为县进攻越后国守护上杉房能(?一公元1507年)，迫其自杀。在安艺，永正12年(公元1515年)国人毛利元就(公元1497年—公元1571年)杀守 护代武田元繁。在美浓，原是山城的商人斋藤道三(公元1494年—公元1556年)从守护土歧氏手中夺取实权，如此等等。就这样，至16世纪中叶形成起来的战国大名，主要有东北地方的伊达氏，中部地方的上杉谦信(越后)、武田信玄(甲斐)、今川义元(骏河)、德川家康(三河)、织田信长(尾张)、斋藤道三(美浓)朝仓氏(越前)，近畿地方的浅井氏(近江)，四国地方的长宗我部元亲(土佐)，中国地方的毛利元就(周防)，九州地方的大友氏(丰后)、龙造氏(肥前)、岛津氏(萨摩)等。这些战国大名按地区看，大 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近畿、东海、北陆、中国等社会经济较发展 的先进地带和中间地带的大名。他们是由战国动乱中打倒自己主君即守护大名的家臣和在乡的强大国人成为战国大名的。第二类、是关东、东北、九州等后进地区的大名。这些人大多是从守护大名转化为战国大名的。二、战国大名领国制大名们废除迄今国内各种传统的土地所有关系。他们没收了庄园土地，并以武力和政治手段迫使在乡武士臣服后，将其土地收归已有。然后以其中一部分留作直辖地(“料所”、“御藏入地9)，派代官管理，将剩余的一部分寄进给归顺自己的寺院，将剩余的大部分以知行地(封地)名义分授给自己的家臣。获得知行地的家臣必须绝对服从自己的主君，负担军役和其他义务。大名对自己的家臣实行严密控制，经常派出密探监视家臣行动，并在自己制定的本国法律——“分国法”(“壁书”、“家法”、“度法”)中为家臣行动设下许多规定。例如禁止家臣自由处理知行地，知行地只能由一子继承，这是为防家臣经济削弱之故；禁止家臣之间互相攻伐，以防内扛；要求女儿结婚不但须经父兄同意，也要得到主君批准，以便把女儿当作大名间政略结婚的工具，等等。违反这些规定要受到严罚，甚至酷刑加身。由此可见，战国大名彻底摆脱了幕府的束缚，以武力创建自己的领国，取得领国的土地最高所有权，并且以绝对统治者身份在领内实施自己的统一法律(“分国法”)。这就是说，战国大名是以武力为支柱拥有真正独立的领主权的。守护大名虽然也曾走上领国私有化的道路，但是由于受幕府的限制，并未能取得完全独立的领主权。战国大名领国制与守护大名领国制的根本差别就在这里。三、军事制度与农民政策这些战国大名，因为是在农民起义烽火遍地燃烧、统治集团内杠迭起、封建秩序无法维持的情况下，在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中兴起的，所以为镇压农民反抗、稳定封建秩序，以及为在大名争霸中战胜对手，在自己的分国统治上都采取集权统治扩充分国经济军事实力为内容的“富国强兵”方针。上述对家臣实行的严密控制，是战国大名实行集权统治的需要，也是贯彻“强兵”方针措施的一部分。由于采取了这种措施，各大名都经常保持着一支等级森严、封建主从关系很强的庞大家臣团。按各自经历，家臣被区分为“同名”(同族)、“谱代”[注14]“外祥”[注15]三种。家臣之下有“郎党”、“仲间”、“小者”还有战时从农民征来的“足轻”(步兵)等各种等级。在军事编制上，家医按各自所持武器被分为几组，各组置“组头”，隶属于“军奉行”。“组头”同其下的下级武士之间的关系由“寄亲”(义父)、“寄子”(义子)这种拟制的父子关系来加强其封建依附性。起初，这些家臣都住在自己的知行地。16世纪中叶后，随着战争规模扩大，火药武器的采用以及从一骑单打向集团战法的发展，产生了对军队施行长期集中训练的需要，家臣团便被移居大名城下。“足轻”也终于被编进常备军，列入家臣团末端，开始离脱农业生产，即“兵农分离”。这一过程后来由丰臣秀吉予以完成。由于拥有强大的家臣团，大名们加强了统治农民的力量，强化了封建主专政。对待农民，大名们还推行种种强制政策：为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供他们搜刮，便剥夺了农民迁徒、处理农地的自由为防止农民武装反抗和保证年贡的征收，便收缴农民的武器并把农民的自治团体“物心”变成基层的统治工具，即在农村组织“五人组”(5户为一组)，实行组内交纳年贡的连环保制度。为确保农业劳动力和增加年贡收入而采取的另一项重要措施，便是自16世纪上半期部分大名开始实行“检地”。“检地”就是对分国耕地的面积、质量等级、稻米产量和耕种土地的农民，按村实行调查登记，借以按等级标准确定年贡征收额，按一地一佃农原则落实年贡完纳人。本质上这是一种加强掠夺农民的措施，但同时由于此举使农民同直辖地的大名领主、封地的“给人领主”[注16]直接发生关系，废除了层层中间剥削，客观上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第四节 室町后期的经济与文化一、农业、矿业与手工业在富国方针指导下，大名们都大力发展生产。他们鼓励农民开发新田，致力于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修和灌溉体系的整备。庄园制的基本消灭、复杂的土地领有关系的单一化，使在分国内有计划地大规模整治水利成为可能。武田信玄组织人力兴修釜无川堤坝(信玄堤坝)和越中佐佐氏治理常愿川等事，都非常有名。新田开发和水利事业的发展，使许多极易受灾的低洼地变成高产水田地带，耕地面积有了大幅度增长。[注17]厩肥、人粪尿得到更广泛利用，同时大量进行割草积肥也有了可能。除实行稻麦轮作外，旱田作物也实行了小麦与大豆、小麦与养麦的轮作。随之，单位面积产量继续有所提高，在先进地区畿内，稻每反(992平方公尺)产量高达3石。从前一时期开始的商品作物生产普及各地。城市近郊也开始了较大规模的蔬菜生产，供应城市需要。从前仅在字治地区栽培的茶，如今开始在大和、丹波、伊贺、伊势、骏河、武藏等国种植。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棉花的栽培也开始了，从三河迅速普及各地，增加了人民的衣服原料来源。烟草、甘蔗、甘薯等新作物的种植也有了广泛发展。矿山对于获得货币和武器的原料十分重要，因此大名们对开发矿山也抱着极大的热情。当时采矿和冶炼技术都有明显提高。铜矿已从露天转向坑道开采。银的冶炼自16世纪30年代开始采用先进的中国灰吹法。黄金不只从砂金里，也从矿石中进行提炼，产量大增。奥羽的金矿，对马的银矿，但马、备前、备中、美作的铜矿，尤其大名中大内、尼子、毛利诸氏经营的甲斐金矿都很有名。这三种矿藏的开发为后来铸造硬币创造了条件。此外伊势的水银，南海的硫黄等开发也很重要。水银、硫黄和金、铜都是对中国(明)贸易的重要输出品。由于国内需要和对明贸易的增加，手工业的发展也惊人。棉花生产的发展引起棉纺织手工业部门的出现。茶叶栽培的普及导致瓷器生产的扩大。高级绢纺品生产出现了京都这个新的生产中心。京都西城区(西阵)的高级纺织品生产驰名全国。金属工业方面基于大名的要求和对明贸易的需要，刀剑制造非常发达，并且由于枪支传入而开始了枪支生产，但农具、手工业工具及生活用品的生产仍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农具需要量的增加，在各地的町、村便产生了专职锻冶与铸造的工匠。这些工匠摆脱了庄园领主的束缚，拥有自己的作坊和工具，或接受社会订货而收取加工费，或生产向市场出售的商品。二、商品经济的发达农村举行市集的次数增多了。从每月6次增至9次。在城市中，每日市集已成经常现象，市场上陈列着几十种商品，包括品种 广泛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在城市里，专业化的市场也纷纷建立起来，例如淀的鱼市，京都的米市，奈良的马市等。市场的繁荣说明了16世纪在社会生产力广泛发展的基础上劳动分工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室町后期也是日本海外贸易的大发展时期。16世纪上半期日明勘合贸易(凭明朝发给对照符契的商船进行的贸易)空前繁荣。 从16世纪中期起，日本同欧洲，也同东南亚各国开始了贸易联系(见下节)。有一些大名、豪商和寺院直接参加了对外贸易。海外贸易的大发展又有力地促进了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手工业生产新部门的出现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劳动的分工。所有这些都构成为室町后期日本城市大发展的基本因素。应仁之乱中几乎变成荒野的京都，乱后再次作为商工业的中心地繁荣起来，人口估计约达20万左右。[注18]进入16世纪，界、博多作为对中国、朝鲜、琉球和南海贸易的基地有飞跃发展。从前一时期起作为港湾城市发展起来的小滨、敦贺、大津、大凑、兵库、尼崎、尾道等，也臻于繁荣。在一些城市，商工业者独立的倾向显著。曾经只是指商业地区的町，已逐渐又带有社会组织的色彩。住在这里的以 商工业者为主体的居民统被称作町民(“町众”)他们建立起町的自治组织“物心”，实行自治。随着家臣团集中于大名城下，大名们还努力使商工业者逐渐集中于此。为发展商工业，不少大名废除妨碍商工业自由活动的特权行会“座”，开放所谓“乐市”、“乐座”市场，免除市场税、商业税。还废除领国内各地的关卡，城下町遂作为分国的政治经济中心繁荣起来。大名们出于经济和军事目的，恢复早已荒废了的驿站驿站马制度，以大名的城下叮为中心整顿了大道。在所有要害之地设驿站驿站马，便利了国内陆路交通，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达。三、自治城市的出现“应仁之乱”后的京都虽然没有实施全市的自治，但是祗园、清水、北野等门前町以及室町等市场町都是由各町四民来管理的。祗园町町民所举行的祗园祭典，既加强了他们的团结，也显示了他们的富有。此种叮民的自治是室叮后期各城市出现的新动向。最具代表性的城市自治是界市。界作为濑户内海航路的终点，其重要性最初不及尼崎和兵库，然而随着应仁乱后细川氏将此处作为勘合贸易的基地，于是骤然繁荣。接着三好氏也以这里为据点，一跃成为最大的港湾城市。界也向以刀剑、绢织品和漆器产地闻名，枪支传入后，作为枪支制造的中心地更增加了其重要性。界原为京都寺院的一个庄园，其自治可溯源于15世纪初村民集体负责向庄园领主交纳年贡(“百姓请”)；至15世纪末产生了由门阀商人组成的议会，出现城市自治。16世纪中，这种议会成员达36名，称为“36人众”，每月由其中3名代表轮流管理市政，裁断诉讼，处罚罪人。该市更三面围以护城河，拥有自己的武装。这时期来到界的一位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向本国政府报告说，界富庶而和平，象意大利自由城市咸尼斯那样实行自治。[注19]当时界的人口已超过五；永禄11年（公元1568年）织田信长命令界出“矢钱”（军用金)3万贯，界绝交出。当信长企图以武力征服时，界议会便致书另有享有自治权的城市——摄津的平野，呼吁以武力联合抵御。此举意义至大，如羽仁五郎所指出，它证明此时日本“甚至还有过近代自由城市共和制联盟的萌芽。”[注20]除界和平野外，筑前的博多、伊势的桑名也属于享有自治权的城市。但是这类城市为数极少，远不及中世纪的欧洲。较多城市只是享有部分的自治权，有如京都情形。随着16世纪城市的大发展，商业资产阶级壮大起来，成为争取消除封建割据、建立统一集权国家的一支重要势力。四、文学艺术室町后期的文学仍以扎根于人民群众生活的“御伽草子”和“连歌”为代表，新兴曲艺“能乐”和“狂言”也在继续发展。属于“御伽草子”的短篇小说在整个室町时期共有500多篇，至江户享保年间被整理出版23篇。连歌的发展达于顶峰。宗抵(公元1421年—公元1502年)撰辑《水无獭三吟百韵》和《新撰菇玖波集》等诗歌集，确立所谓斯文的正派风格连歌，提高了连歌的艺术性，但却失去了大众性而拘泥于规则。为补救它，乃兴起作为连歌余兴的徘谐(恢谐、滑稽之意)。山崎宗鉴(公元1465年—公元1553年)撰《新撰犬筑波集》，被视为徘谐连歌之祖。能乐方面，继世阿弥之后，音阿弥被誉为绝妙名手。他在观世弥、世阿弥成就的基础上精益求精。观世座之外，金春座出现了禅竹、禅风，据称两人都不亚于音阿弥的选材。应仁年问动乱使猿乐一时陷于衰落，但后来又有长足发展，虽然丧失了幕府这个保护者，但越得到地方武士和城市庶民阶层的支持。公元12世纪末的“平家琵琶”此时更加盛行。“幸若舞”和“古净琉璃”也广为流行。幸若舞是曲舞的一种，公元15世纪桃井幸若丸所创，以战争和恋爱为题材，受武士欢迎。净琉璃是一种用弦伴奏的说唱曲艺，其名称源于源义经同净琉璃姬的恋爱故事，至江户初期古净琉璃发展成现代净琉璃。戴着装饰品和化装的民间舞蹈也颇盛行。旧历7月15日举行的盂兰盆会舞尤其盛行。小调也为人们所喜爱，公元1518年出现一部《闲吟集》辑录这种民间小调300余首。绘画方面，土佐光信(公元1434年—公元1525年)将中国画的技法使用于大和绘上，发展了优美的传统技法，使大和绘复兴起来。狩野正信(公元1454年—公元1530年)也用中国水墨画的技法发展大和绘，曾任幕府的宫廷画师，为足利义政、义尚服务。其子狩野元信(公元1476年—公元1559年)继承父风，集狩野派画风之大成。遗作有京都大镕寺大仙院的《海边花鸟图》(公元1513年)和东海底的《潇湘八景图》等。建筑方面，文明15年(公元1483年)足利义政建成东山山庄，其中银阁不亚于义满建造的金阁(公元1397年)，极其豪华。建筑式样采用书院式，佛殿和住宅相结合，与庭园取得调和。银阁的附属建筑物东求堂和茶室同仁斋，建筑手法高雅，象征闲寂清雅的茶道趣味。工艺方面，出现了后藤佑乘(公元1440年—公元1512年)，擅长刀剑金属工艺雕刻和漆器制造。五、医 学室町时代日本医学在吸收中国医学成就、总结自己经验方面继续获得发展。正平17年(公元1362年)著名医学家僧有邻撰医书《福田方》。此书既综述了金、元、明时期中国医学，又肯定了日本的医疗经验，分疾病为12类，创造性地提出按病因、症侯、诊断、类症鉴别、预后和疗法的顺序撰写医书的方法，尤其论述研究既往症的必要性。释生西所撰《五体身分集》(公元1369年)也具有同样倾向。此时对医书中使用的汉语大部分进行了“和训”，把读者从难解的汉文原文中解放出来。这为日本科研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室町后期，不少日本医学家到明代中国交流医学成果。公元1494年田代三喜(公元1465年—公元1537年)回国后大力提倡李朱医学(李东垣和朱丹溪的医学)，为日本李朱学派的开山祖。此派认为疾病起于“外感”和“内伤”，因而在治疗上避免使用寒凉药剂，着重和平药剂。三喜的弟子曲直濑道三著《启迪集》(公元1574年)，结合日本实情发挥了李朱学说，使此说风靡全国。医学家兼本草学家吉田宗桂和针炙专家金持重弘也有名。两人在明期间都曾行医，医术博得中国医学家的好评。明朝也有一些中国医学家移居日本，如陈祖田、智光等人，他们对日本医学的发展多所裨益。第五节 室町后期的对外关系一、后期倭寇室町后期前半，以勘合贸易为中心的日中(明)关系仍是日本的主要对外关系。因勘合贸易获利很大，将军、武士、僧人、商人等都把它看作发财的好机会，所以乘勘合船去中国贸易的人员越来越多。如公元1453年由东洋允澎率领的勘合贸易团，船有10艘，人数达1200多人。如前所述，勘合贸易从16世纪30年代起为九州领主大内氏垄断。天文16年(公元1547)大内义隆送走最后一次遣明船，不久为家臣所害，勘合贸易就此告终。以后，倭寇再次猖獗。由于明朝沿海海盗和私商利用明将吏害伯倭寇的心理，投靠楼寇以达到劫掠和走私的目的，而倭寇则利用海盗和私商熟悉地理、内情，可以放肆劫掠，这样就使倭寇的活动达到极点。倭寇在许栋、徐海、叶明、林国显、王直等中国海盗巨魁的直接勾引下，凶猛地频繁入侵中国，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残暴至极。受害范围波及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六省、江、浙、闽三省受害最重。仅在公元1551年至公元1560年的川年间即入侵414次，攻陷县城21个[注21]，遭劫村镇不可计数。中国军兵奋起抗击，如公元1553年7月江苏独山王径江一仗消灭倭寇千余，公元1562年9月歼灭入侵福建福清之寇万余，但由于明嘉靖时期政治腐败，没有给倭寇以严重打击。从60年代 起，中国军民在戚继光、俞大献等爱国将领指挥下进行剿倭战争。公元1555年戚继光从山东调至浙江，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及所属各县。他深知原有官兵怯战，便从义乌招募4000新兵加以训练，组成一支新军，开赴前线抗倭。公元1561年4月，万余倭寇入侵台、温地区，戚继光的新军在龙山一战首告大捷。公元1562年7月新军开进福建，攻取宁德附近横屿的倭寇据地，继而攻取牛田、林墩的倭寇据地。倭寇在浙闽无立足之地，便逃奔广东。明政府又任命俞大猷为广东总兵，训练新军迫剿。公元1565年春，戚俞联军全歼闽、粤交界处倭寇。至公元1566年，中国沿海倭寇基本肃清，消除了长期的祸患。二、葡萄牙人的来航与“南蛮贸易”16世纪40年代以前，日本在世界上的活动范围还仅限于亚洲，直接交往的国家只有中国和朝鲜。40年代以后，他们活动的范围扩大了，史书上有过日人曾于公元1567年同吕宋进行交易的记录。[注22]从16世纪40年代起，同欧洲人的接触开始了。天文12年(公元1543年)，一艘开往中国宁波的葡萄牙船因暴风雨漂流到日本九州的种子岛(属鹿儿岛县)，船上的葡萄牙人是日本人最初看到的欧州人。岛主种子岛时尧(公元1518年—公元1569年)用2000两的高价买得2支葡人的步枪，并迅即学会使用和制造它的方法。这种新式武器很快传遍日本各地，为战国大名所喜爱。不久，和泉的界、纪伊的根来和近江的国友等城市便以生产枪支驰名。枪支的使用，使当时靠使用刀、剑、长枪、弓箭等原始武器作战的战术为之，变，作战主力改骑兵为步兵(“足轻”)。葡人船只漂流到日本一事并非偶然。从15世纪末起，欧洲进入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西欧各国由商人、封建贵族和冒险家们构成的殖民主义势力为获得巨量黄金、白银和高额商业利润，纷纷来到亚、非、拉各地，进行殖民掠夺、海盗和商业活动。最先到亚洲的是葡萄牙人，继之是酉班牙人，再后是英国、荷兰、法国人。葡萄牙人在公元1510年侵占印度果阿之后，就攻占了马来半岛的马六甲。随之—占领大部分异他群岛和马鲁古群岛(香料群岛)，并相继来到中国的广州和宁波。公元1553年强占澳门。葡萄牙人船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于日本的，公元1543年后陆续驶进九州港口。他们以马六甲为中心，经营日本、南洋、中国和印度问获利甚巨的亚洲居间贸易，把日本国的枪支、火药，中国的生丝、绸缎，南洋的香料(丁香、豆蔻、胡 椒、龙涎香等)运进日本，从日本赚取大量白银并运出刀剑、铜、海产品、漆器等货物。企图获得贸易利益的日本九州大名欢迎葡萄牙人来到自己领地贸易，肥前的平户、长崎与丰后的府内(大分县)等地便成了此种所谓“南蛮贸易”[注23]的中心。天正6年(公元1578年)葡萄牙船又进入相模的三崎，同领主北条氏进行贸易。除大名外，京都、界、博多等地商人也加入同葡萄牙人贸易的行列。天正12年(公元1584)，西班牙的船只也来到平户。三、天主教的传入葡萄牙船来航后数年，即天文18年(公元1549年)天主教传到日本。第一个来到日本的传教士是西班牙的耶酥会士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er，公元1506—1552)[注24]。他于公元1549年到达日本后，先在鹿儿岛，继在山口、丰后传教，也到过平户、界和京都，2年后离开日本。日本人称他传入的天主教为“切支丹”或“吉利支丹”(葡萄牙语cristao的音译)。耶酥会[注25]是当时欧洲天主教会中反对宗教改革、帮助封建统治者镇压人民并向外殖民的重要工具。来到亚洲和拉美各地的耶酥会士有一部分以宗教家身分充当欧洲殖民者的急先锋，沙勿略就是这样一个传教士。他在写给本国耶酥会的信中说，他来日本传教是“为把日本人的灵魂从恶魔手里拯救出来交给神”，要把日本人变成葡萄牙王和西班牙王[注26]的“忠实臣民”。[注27]外出传教的耶酥会士也是派遣国贸易商人的先遣队。沙勿略在公元1549年11月5日从鹿儿岛寄给住在印度果阿的一名神甫的信中写道：“我把在同界通商时特别重要的商品表一并寄来，承办神甫们出航的人，如果带来表中所列商品的话，将获巨量金银。”[注28]继沙勿赂之后，天主教传教士连连而至。他们以协助大名获得巨额贸易利益和满足大名置办武器的要求为诱饵，同某些大名勾结起来，使那些大名接受洗礼，成为教徒，从而获得了在这些大名领地内传教的权利。接受洗礼的大名当时被称为“切支丹大名”，丰后的大友宗腆、肥前的有马晴信、大村纯忠等就是最初的这类大名。大村纯忠为确保其贸易利益，天正8年(公元1580年)竟将领地长崎及附近的茂木地区捐献给耶酥会作为领地。这一举动有使长崎沦为象中国的澳门、印度的果阿那样殖民地的危险。大友、大村和有马这三个大名却为表示对罗马教皇的虔敬，于天正10年(公元1582年)派出一个少年使节团(“天正遣欧使节”)赴罗马，8年后回国。天主教的传播从九州扩展到其他地区。此时农民对佛教的信仰已感到失望，天主教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教，使农民得到新的精神上的安慰。传教士迎合日本风俗，穿起僧衣，在各地传教时还开设医院，举办慈善事业。据统计，至1582年前后，日本各地教徒已达15万人，教堂200多座。信徒中除农民外，还有少量的武士和四人。欧洲传教士还在日本开办教会学校，传入先进的天文、地理、数学、航海术、造船术、西洋活字版印刷术等科技知识，以及西方的油画和音乐。日本位用活字版印刷出版了《天主教教义》、《日葡辞典》、日译本《伊索寓言》等书籍。欧洲文化的传人，使日本出现了最初的欧洲外来语，例如，pen(葡语pao，面包)、botan(葡语cotao,纽扣)、meriyasu(西班牙语medias，针织品)等。同西方文化初传中国时只停留在明末清初宫廷及官僚手中的情形不同，这种“南蛮文化”在日本民间得到一定程度的流传，为日本学习西欧文化奠定了基础。[1]水原庆二：《大名领国制》，《体系日本历史》第3卷第56页，日本评论社，1976。[2]《t大乘院寻尊日记》，南条范夫：《暴力日本史》第87页，光文社，1971。[3]《大乘院寺社杂记》，佐佐木银弥：《室町幕府9t日本历史》第13卷第242页，小学馆，1977。[4]《大乘院诸领纳帐》，同上书。[5]佐佐木银弥同上书第246页。稻桓泰彦等：《土一揆与内乱》，《日本民众之历史》第2卷第396页，三省堂，1975。铃木良一：《日本中世纪农民问题》第161—168页， 校仓书房1971。[6]笠原一男：《日本文百章》(中)第313页，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7]小学馆：《图说日本文化史大系)第7卷，(《室町时代》第191页，1966。[8]笠原一男：《一向一揆之研究》第141—157页，山川出版社，1972。[9]同上书第165—166页。[10]同上书第181页。[11]同上书第189页。[12]同上书第181页。[13]大石慎三郎：《战国时代》，《日本历史讲座》第3卷第180页，东京大学出版会，1963。[14]谱代：也叫谱第，指世世代代为大名服务的家臣。[15]外样：指没有世代主从关系的家臣，即旁系的家臣。[16]给人领主：战国大名的家臣中被给予知行地的人。[17]据统计，从10世纪20年代到14世纪中期这500多年间，耕地面积只不过从86.2万余町步增加到94.6万町步，但至16世纪末，却一跃增至160．5万余町步。[18]水原庆二：《大名领国制》，《体系日本历史》第3卷第168页，日本评论社，1976。[19]永禄5年(公元1562年)耶稣会士伽斯巴尔，比列拉的通信，《日本史料集成》第247页，《城市的自立与町民之抵抗》。[20]羽仁五郎：《日本人民史》33页，三联书店，1958。[21]数字根据陈愚恒《明代倭寇考略》一书所刊《沿海各省之倭祸》年表中入寇次数统计而成。[22]《菲律宾群岛苏》第2卷，引自大久保利谦等编，《史料日本史》近世编第21页，吉川弘文馆，1964。[23]“南蛮”是南方外夷之意。当时日本称葡、西、意等南欧人为“南蛮人”，称较后来到日本的英、荷人为“红毛人”。[24]沙勿略于1542年到印度果阿(当时葡萄牙在东方的根据地），公元1549年至公元155I年来日本传教，发现日本人民重视中国，于1551年因果阿作来华传教准备。次年到广东上川岛，不能进入内地，同年死于岛上。[25]耶稣会(或称耶稣教团)公元1534年创立于法国巴黎近郊蒙马特尔山岗，公元1540年为罗马教皇所批准，创立者主要有西班牙贵族伊格纳图?罗耀拉(Ignatius loyola,公元1491年—公元1556年)，还有这个来日本的方济格?沙勿略。][26]沙勿略是西班牙籍人，但来东亚传教是受命于葡萄牙王的。[27]加藤文三等：《日本历史》上，第162页，新日本出版社，1965。[28]吉川弘文馆：《史料日本史》近世编第25页，1964。第九章 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16世纪后半期，日本从长期纷乱割据的南北朝、战国时代开始走向封建统一国家的局面。由于战国大名们各自谋求领国的富强，开发农田水利，招工商业者集中在自己的军镇(城下町)，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力。织田信长(公元1534年—公元1582年)和丰臣秀吉(公元1536年—公元1598年)凭借经济和军事的优势，加紧对战国诸大名的征服，镇压农民起义，逐步实现了全日本的统一。第一节 织田、丰臣统一日本一、织田信长战国时代在各大名领地里商品经济发展，商人、农民经济力量日益增强，但封建割据、分裂混战不仅破坏农业生产，加重农民的负担，且由于各国间关卡林立，货币和量制不统一，阻塞了商品流通。因此农民、商人都反对割据，渴望统一。封建主们面对农民起义和市民的斗争，也企图集中力量，排除异己，建立全国性的中央政权。公元16世纪中叶，抱有这种野心和实力的战国大名，关东有北条氏，中部地方有上杉、武田、朝仓诸氏，中国(山阴、山阳两道)地方有毛利氏，四国有长曾我部等，但实际上掌握主动权的是一个较小的大名——尾张(爱知县)的织田信长。尾张地处农业先进的浓尾平原(名古屋地区)，旧势力弱，小自耕农阶层发达。织田信长一面充实经济实力，一面加强政治军事力量，推行“兵农分离”政策，将领国内名主、武士编入自己的家臣团，组成一支以使用长枪为主、配备步枪队的常备兵。他采取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策略。永禄3年(公元1560年)在尾张的桶狭间(今爱知县丰明市西南)以奇袭击溃10倍兵力的劲敌守护大名今川义元(公元1519年—公元1560年)。为巩固后方，信长将今川的领地让给三河国(爱知县南部)大名松平家康(德川家康，公元1542年—公元1616年)，然后消灭阻碍他占领京都的美浓(歧阜县)领主斋藤龙兴，筑歧阜城，成为织田的军镇。永禄11年(公元1568年)失去权力的室町幕府和天皇都要求信长攻入京都，恢复朝廷和幕府的地位。信长便借拥立足利义昭作幕府将军的名义，率部入京，掌握了政权。永禄12年(公元1569年年)，织田迫使自由城市界屈服。这时，农业发达的近畿地方和界、京都、奈良等富庶城市都已在他手中。他的步枪队是一支无可匹敌的劲旅，元龟2年(公元1571年)焚毁了守旧势力堡垒的比睿山延历寺；两年后迫使不满于傀儡地位而企图和一些大名联合反对织田的足利义昭投降，罢础其将军职，室町幕府灭亡。织田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有二：首先是承认从自耕小农收取地租的寄生地主的存在，因此织田军队有能力离开本根据地长期进行征服政争。其次是掌握了畿内附近的富裕地方。还包括拥有了步枪、大炮等新武器，确保军事上的胜利。此外，织田对战国期的主要社会矛盾——自下起来冲破封建制的民众运动与自上加强封建制的领主运动，以后者胜利的形式来解决。织田在统一过程中残酷镇压一向宗农民起义。公元1571年至公元1574年他先后镇压了伊势长岛和越前的起义，屠杀几万人。天正8年(公元1580年)攻下大阪本愿寺，又遣部将柴田胜家(公元1530年—公元1583年)扑灭加贺起义，与此同时，继续同各国大名争战。天正3年(公元1575年)他联合松平家康，在长征(三河境内)击溃日本中部最强大名武田胜赖的军队，总计平定26国。天正4年(公元1576年)在琵琶湖畔近江安土修筑了安土城，作为统治的根据地。天正10年(公元1582年)，全国统一已指日可待，但就在这年6月2日，他在京都的本能寺道部下明智光秀(公元1526年—公元1582年)的袭击，被迫剖腹自杀。二、丰臣秀吉信长死后，统一事业为部将羽柴秀吉(公元1536年—公元1598年)所继承。秀吉是尾张国(今爱知县)一农民之子，自幼侍奉织田信长，能力出众。天正元年(公元1573年)因多次战功，被提拔为大名，与柴田胜家、明智光秀同为信长的得力部将。天正10年(公元1582年)本能寺之变时，他正在备中国(今冈山县)同毛利辉元(公元1553年—公元1625年)作战，闻讯后即同辉元讲和，回师京都。山崎(兵库县西南)之役打败明智光秀，光秀在败走近江途中道农民袭击自杀，距信长死11天。天正11年(公元1583年)起，秀吉逐次剪除异己，首先发动近江贱岳之战，消灭织田家臣柴田胜家。并从这一年兴建大阪城(今大阪市)，强制各大名离开领地，连同界市商人一并移居这里，将大阪作为自己称霸全国的根据地。公元1584年迫使雄踞关东的德川家康臣服，从而上升到织田信长继承者的地位。同年进军四国，迫令战国大名长曾我部元亲以全境投降。天正13年(公元1585年)，秀吉征服了最后一个守旧势力堡垒和歌山县的高野山(佛教真言宗的根据地)和纪伊的根来寺。同年迫使朝廷授之以关白之职。公元1586年任太政大臣，更受天皇赐姓为“丰臣”。天正15年(公元1587年)进攻九州，大名岛津义久投降。这一年秀吉在京都建成宏大富丽的官邱聚乐第，围以城壕，宛如宫苑。天正16年(公元1588年)他在这里迎来后阳成天皇，召织田信长次子信雄、德川家康等一起表演了向天皇誓忠的一幕。天正18年(公元1590年)秀吉出征关东，讨伐北条氏一族，包围小田原城，迫北条氏政(公元1538年—公元1590年)自杀，并使东北的伊达政宗(公元1565年—公元1636不)臣服，然后北进，平定奥羽地方。至此全国统一。文禄2年(公元1593年)他又使战国时代统治虾夷地区(北海道)南部的松前氏归顺，北海道南部地区遂正式划归日本版图。三、织、丰政权的统治体制织田信长在其统一过程中，为提高权势，先则利用足利将军家，继则利用天皇权威。丰臣秀吉因自己原有的家臣数量不大，在统一过程中加入家臣队伍的多半是过去的同僚和前辈大名，加之取得政权时间过短，所以并没有创建自己的幕府，没有取得将军衔，而只是以“关白”名义，君临各大名之上。丰臣政权的中央机构：在关白之下设五“奉行”，执行政务，由前田玄以(公元1539年—公元1602年)、浅野长政(公元1547年—公元1611年)、增田长盛(公元1545年—公元1615年)、石田三成(公元1560年—公元1600年)、长束正家(?一公元1600年)担任，这5人都是丰臣秀吉一手培养起来的亲信。另任命5名实力雄厚的大名为五“大老”，作为他的政策顾问，无疑这是一种怀柔手段。五大老是德川家康(公元1542年—公元1616年)、前田利家(公元1538年—公元1599年)、宇喜多秀家(公元1573年—公元1655年)、毛利辉元(公元1553年—公元1625年)、小早川隆景(公元1533年—公元1597年)，后来改小早川隆景为上杉景胜(公元1555年—公元1623年)。为加强中央集权，丰臣秀吉对大名实行严密控制。他把自己一族和近臣安置在重要地区，如把养子秀次(公元1568年—公元1595年)安置在尾张的清州，弟秀长(公元1541年—公元1591年)安置在大和的郡山，把石田三成安置在近江的佐和山等等，从而把近畿地方巩固起来。与此同时，把那些不可靠的大名调离原来领地，如把原在东海地方拥有巨大势力的德川家康调到关东地方，以便防止大名们盘据原领地独立。作为严密控制大名的办法，他还命令各大名让他们的妻子常任京都、大扳和伏见，作变相人质，并规定大名之间未经批准，不得通婚。第二节 丰臣秀吉的统治一、土地政策与“兵农分离”丰臣秀吉将全国土地集中在手里后，一部分作为直辖领地，另外大部分土地则封赐各大名，称为知行国(封地)，受封者有统治知行国的特权。当时拥有土地的多少是用稻米产量的石数来表示的。天正17年(公元1589年)的全国稻谷总产量为1，580万石(壹吱、对马除外)。那年丰臣的直辖地为46国、产稻200万石，占总产量的九分之一强，封赐各大名的领地则占总产量的九分之八，其中最大的大名德川氏领地产稻约250万石，上杉氏和毛利氏各100万石。在土地领有方面丰臣虽不占绝对优势，但他同时直辖界、京都、大阪、博多等商工业最发达的城市和贸易港，还控制佐渡、生野等金、银矿，因此他的经济实力远远胜过各大名。由于大名知行制的确立和全国范围内“本百姓”(自耕农)小农经济的出现，从此在，日本形成了马克思所说的“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注1]这种单婚小家族—；小农经营体比复合大家族——家内奴隶制经营体优越得多，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丰臣政权对这种小农经济的出现首先加以承认。这种小农经济是与秀吉实行的土地政策分不开的。织田信长死后不久秀吉就开始施行“太阁检地”，文禄3年(公元1594年)正式规定全国划一的土地制度：将过去不统一的一间的长度定为6尺3寸；960步一反改为300步一反；田地分为上、中、下、下下四等，各规定标准产量——石数，即上田为1．5石，中田为1．3石，下田为1．1 石，下下田另行规定；以标准升“京升””统一各地区不相同的旧升；以标准产量的石数的三分之二收取年贡；尽量贯彻“一地一作人”[注3]的原则。以上是“太阁检地”的主要内容。丰臣秀吉对检地的贯彻非常坚决，在给地方的“朱印状”(盖有红色将军官印的执照)中明确指示：不管是城主；土豪还是百姓，凡敢反抗检地者，全部杀掉，即使整个一乡或两乡也当如此。[注4]太阁检地在兵农分离体制方面是以编成军队为目的的一大土地改革，同时也是根本否定古代封建制即本领(世袭私领)制的一大事业。因为本领是土地私人所有的最强烈的形式，而太阁检地是把本领收为公有，以领主本国为根据，将全国领地集中在秀吉手中，连旧家臣的知行地都属于秀吉所赐的“恩领”。[注5]在检地的同时，天正16年(公元1588年)丰臣秀吉借口铸造大佛需用钉锯，发出《刀狞令》，没收民间所有的“长刀、腰刀、弓箭、长枪、步枪及其他武器”。下令后一月，仅在加贺江沼郡就没收了长刀1013 把、腰刀1540把、枪矛160支。实行刀狩是害怕农民“拥有不必要的武器，一旦难纳年贡，势必发动起义。”[注6]同时也为使检地顺利进行，并通过它达到“兵农分离”的目的。天正19年(公元1591年)8月丰臣氏发布《身分统制令》[注7]，进一步明确实行“兵农分离”到确立身分制的政策。这就是禁止农民转变为武士，强制耕作，即使大名领地改变了，农民也不得擅离原村，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还规定手业者和商人也不得变更职业。相反，武士则失掉土著性，须跟随主君移动，集中住在大名城下，成为镇压人民的职业军人。这样，以(武)士为统治阶级，农、工、商为被统治阶级的“四民”封建等级制便确立了。二、商工业政策织、丰政权的集权统一政策，在商工业领域也有鲜明反映。为促进商业发达和城市繁荣，织田信长曾规定了“乐市”、“乐座”之制。这是战国大名本已采用的政策，织田更予以推进，在建筑清州、歧阜、安土等城下町时，规定凡制定城下町条例必须加进此项。天正5年(公元1577年)6月，他为安土城下町制定《乐市乐座令》13条。该令的基本内容是否定“座”的特权，奖励商人来此定居，免除土木工程的徭役负担，消除对“德政”的不安，保障治安、免除房屋税等等。丰臣秀吉也继承了这个政策，如天正13年(公元1585年)对京都诸座下令废止座头职等中间剥削权，公元1587年下令废止奈良、大和郡山的一部分座，公元1591年下令废止以京都、奈良的座组织为一般原则。但是乐市、乐座并非意味交易上的完全自由，从政治上说，推行这个政策主旨是把商工业者从寺社、庄园领主的隶属下解放出来，使处于织田、丰臣控制下，确保商业利益，加强自己的权力。例如丰臣筑大坂城时曾强制把一部分界和京都市民移住大扳；许多城市变为丰臣氏的直辖地，不承认城市自治，町人的自治组织被统治城市的机关取而代之。交通政策和货币政策也是织田、丰臣发展商工业政策的一部分。织田曾于水禄11年(公元1568年)撤销其势力范围内的关卡(“关所”)，禁征“关钱”。此举既为打击关卡的设立者寺社和庄园领主的势力，又为便于商人自由往来，发展商工业。丰臣继此政策，这公元1586年止，废除了全国的关卡。织田作为整顿交通设施的一部分，修补道路，架设桥梁，丰臣则统一1里为36町。稳定通货是发展商处所必需，信长于水禄12年(公元1569年)公布了《择钱令》[注8]，规定“善钱”(良币)、“恶钱”(劣币)的交换比率，秀吉更改铸统一货币，同时开发石见、佐野、生野等金银矿。为发展海外贸易，秀吉于天正16年(公元1588年)发布《海贼取缔令》。文禄元年(公元1592年)实行“朱印船贸易”，授予长崎、京都、崭的商人以朱印状(幕府特许证)，以资保护。还统一了度量衡制，其规定有的一直沿用至今。三、对天主教的政策丰臣秀吉的天主教政策也以加强中央集权为主旨。织田信长为利用天主教对抗一向宗农民起义和获得贸易利益，对天主教曾采取保护政策。秀吉最初也采取了同一政策，但天正15年(公元1587年)他在征服九州时看到外国教士对九州部分大名的强烈影响和长崎成为教会领地的情况，大为吃惊，恐危及自己统治。尤恐天主教在农民中传播会招致一向宗起义那样的后果，所以立即将长崎收为直辖地，禁天主教传教，驱逐外国教士出境。他虽然放逐了传教士，但这时还是承认人民对天主教的信仰，允许葡萄牙人通商。及至庆长元年(公元1596年)，一艘西班牙船只漂流到土佐海岸，秀吉察悉西方国家有利用传教侵略日本的野心，[注9]便把传教士和日人信徒26人在长崎处死。这就是日本镇压天主教的开端。秀吉的这种政策还利用所谓“神国”思想来煽起人民的排外情绪，他宣称，日本的国土及其上一切事物都是神创造、成长和保护的。天正17年(公元1587年)的天主教禁令中说，“日本是神国，不许天主；教国家传播邪教”，“天主教国家的人以日本人为门徒，破坏神社佛阁，这是前代未闻的”。1591年秀吉写信给葡领东印度总督说，“我国是神国，神是万物的根源”。[注10]信长、秀吉经过一系列的征服战争，结束了群雄割据的战国纷乱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摧毁了庄园制度，这些对尔后日本经济文化发展都有很大作用。作为历史人物，他们都是镇压人民的凶手，但同时又不失为封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第三节 安土?桃山时代的文化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统治时期的文化通称为“安土?桃山文化”，在文化史上这个时代被叫作“安土?桃山时代”(公元1573年—公元1603年)。安土在今滋贺县，公元1576年织田倍长在此建城。桃山在今京都南郊伏见区，16世纪后半期丰臣秀吉在此掌握政权约20年，因这里多桃树，故有桃山之称。这个时代的文化特点是佛教影响减弱，世俗性和现实性突出。建筑方面。从前的佛寺神社被新兴大封建主的城郭殿馆代替了。在式样上，左右对称的结构除神社、佛阁外，一律排除，而是采用非对称的、迷路构造。其代表性建筑物有信长的安土城，秀吉的聚乐第、大扳城、伏见城及姬路城等。安土城是元龟4年(公元1576年)建于近江，即现在琵琶湖东岸，建筑规模巨大，城上有7层的天守阁(望楼)，各层房间和柱都用金箔装饰，现已毁坏，只山脚下的总见寺还保存着。聚乐第是秀吉在京都的邸宅，公元1587年建成，但公元1595年遭彻底破坏，建筑物大部分移到伏见城，现存的有大德寺唐门、西本愿寺飞云阁等。大阪城在大阪市东区马场町，公元1583年建成，周围约12公里，有高石墙和深潦，规模壮大。伏见城在京都市伏见区东伏见山，公元1594年建成，后被江户幕府破坏，部分建筑移到大德寺、西本愿寺。这些城郭是军事堡垒，内有大封建主的邸宅和政厅。书院式的邸宅被称为“居馆”，内部装饰豪华，隔扇和墙壁上都画着金碧辉煌的绘画。随着茶道的流行，茶室(数寄屋)建筑也发达起来。茶室建筑以简素、幽静、狭小为特征，一般都以大自然为背景，镶嵌于自然之中，体现了闲寂朴素的茶道精神。绘画方面。这时期的绘画世俗性很强，题材上已全无佛教色彩，多描绘花乌、自然景色和社会风俗，说明画家对生活的关心。但也可以看出，许多并非一般的花卉乌兽画，所画的大多是象征祥瑞的鸟兽之王。例如狩野水德的《唐狮子屏风》(高2．25公尺)，显示王者的权威。书院正面和天守阁上层一般都画着中国古代圣贤像。庶民的风俗画也很流行，这表示庶民阶级逐渐强大起来，并占领了文化领域。当时佛教衰退，儒教兴起，所以以儒教为主题的画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在形式上，以“和汉融合”的水墨画为主，其代表 画派是狩野正信创始的狩野派。以土佐光信为创始人的土佐派则主要画大和绘，但已失去了平安时代那样大和绘的纯粹性，水墨画的调子加重，有受狩野派影响之趋势。桃山时代的狩野派画家有：狩野永德(公元1543年—公元1590年)、狩野山乐(公元1559年—公元1635年)、狩野山雪(公元1590年—公元1651年)。此外还有桃山时代最伟大的画家长谷川等伯(公元1539年—公元1610年)。戏剧方面。随着町人的成长，城市里兴起民众戏剧。如上所述，说唱牛若丸和净琉璃姬故事的古净琉璃早在室叮后期就已出现，此时同木偶戏结合发展。另外，作为日本一种独特形式的戏剧，至今仍保持着生命的歌舞伎，正是由这个时代出云(岛根县)一名巫女阿国创始的。同这个时代武士、町人生活密切的茶道十分盛行。茶道于室町前期由入明掸僧提倡，传播于武士间，仪式繁细，流派滋出。到此时由界市的商人干利休(公元1521年—公元1591年)集其大成，排除形式，发展了重视精神(和敬清寂、茶禅一味)的“佗荼”[注11]趣味。第四节 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一、文禄之役作为军事封建领主魁首的丰臣秀吉不满足于对日本人民的统治，进而想迫使朝鲜(公元1589年)、菲律宾(公元1591年)、(中国)台湾(公元1593年)琉球前来朝贡，梦想统治中国大陆和朝鲜。他侵略朝鲜是想把尚未驯服的封建大名引向国外，以稳固自己的统治，镇压人民的反抗。同时也是为满足特权商人的欲望，适应原始资本积累的掠夺性。丰臣秀吉侵略中国和朝鲜的野心早已有之[注12]，而首次将它公开是在天正13年(公元1585年)。[注13]天正18年(公元1590年)冬他致书朝鲜国王，公然宣称他要“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400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威逼朝鲜臣服，充当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注14]中朝两国有着传统的友谊，丰臣秀吉的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被朝鲜拒绝。天正19年(公元1591年)他将关白之职让给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设本营于九州肥前海滨的名护屋[注15]，作侵略准备。文禄元年(公元1592年)3月，派宇喜多秀家为侵略军总头目，界市豪商家出身的小西行长(?—公元1600年)、加藤清正(公元1562年—公元1611年)为先锋，派遣近16万陆军渡海作战，于釜山登陆，同时派遣九鬼嘉隆、藤堂高虎指挥的9000名水军袭击朝鲜沿海各地。经长期内战，日本封建大名们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作战经验，兼以军队集中，使用步枪，所以日军战斗力较强。相反，朝鲜李氏朝廷积弱，国王李（日公）又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不能组织军队进行有效的抵抗。日本陆军在两个月内就占领了京城、开城、平壤三大都城。至7月，加藤清正部队到达图们江岸的会宁。李（日公）一再退却，逃到义州。丰臣秀吉为初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5月攻占京城后便叫嚣要迁都北京，由日本天皇统治中国，将北京周围10“国”之地献为御用，赐公卿以俸禄，赐其部下以10倍于原有的领地，甚至命丰臣秀次为大唐(中国)关白，日本关白由羽柴秀秋或宇喜多秀家担任，朝鲜则交给羽柴秀胜或宇喜多秀家统治，气焰十分嚣张。二、李舜臣与李如松的抗击日军日本陆军虽然一时得逞，但5月以来水军在半岛南部沿岸水域却连续遭到以朝鲜杰出爱国水军将领李舜臣指挥的以龟船[注16]舰队为主力的朝鲜水军的沉重打击，尤其7月8日在闲山岛前海海战中，日本的庞大舰队几乎全部被消灭。从此日本水军完全丧失了制海权，使侵略者原来水陆并进夺取义州的企图被迫落空。侵略军在朝鲜杀人如麻，激起朝鲜人民的义愤，各地纷纷自发阳织起人民武装“义兵”队，英勇斗争，抗击敌人。郭再佑、郑仁弘部队活跃于庆尚右道，赵宪部队活跃于忠清道，高敬命部队活跃于全罗道，金干缢部队活跃于中部地区。各地义兵战斗力不断增强，不只能保卫家乡，且能解放本道，广泛向其他道出击，大量消灭敌人。应朝鲜政府之请，明朝派遣的援朝军自7月起陆续抵朝，投入战斗。但第一批5000援军7月间在进攻平壤之战中因副总兵祖承训轻敌失利，先锋史儒战死，承训败回。12月底，经略宋应昌和提督李如松所部第二批4万援军入朝，旋即于1593年1月初再次发动平壤战役，向盘踞这里的小西行长部队猛烈进攻，明军“无不以一当十”[注17]，经一昼夜血战，收复平壤，继而解放开城。小西行长部队退守京城，加藤清正部队也从北部撤回。1月下旬，李如松率部向京城挺进，由于误信假情报，军至碧蹄馆(京城北30里处)中敌埋伏，激战终日，退驻开城。但此后李部却能够成功地断敌龙山饷道，焚其仓粟。三、日本的反战运动平壤之役是日军从胜转败的转折点。丰臣秀吉发动的这场不义之战在国内军内也不得人心。葡萄牙传教士路易?福洛易斯(Luis Frois,公元1532年—公元1597年)在谈到他在北九州耳闻目睹的情况时曾说：人们非常厌恶征集壮丁，认为那无异于去送死。妇女们在抽泣，因为她们预感到要被迫守寡。不安和叹息充满全国。一种预言也传开了，说秀吉的征服事业必将失败，日本国内必将掀起叛乱。[注18]反对战争的不止北九州居民，在古都奈良，兴福寺多闻院僧人英俊获悉战争动员已经开始后，便预计这次战争不会有好结果。当侵略军正在蹂躏朝鲜国土时，他在日记中表示对朝鲜人民“无限同情”。农民拒纳军粮，反对侵略战争。关东常陆(茨城县)农民拒纳军粮，使正欲渡海的该国大名佐竹义宣军队处于“奄奄待毙”状态。在军内，官兵、民佚大量逃亡和哗变。一份资料记载，锅岛部队从前线逃回的有57名，这些都是主力战斗部队的官兵，“搬运佚并未计算在内”。当时兵士逃亡如此严重，以致丰臣秀吉不得不命令在各地设立缉捕逃亡者的岗哨(“人番留所”)。侵略战争发动不到3个月，集结在肥前平户的岛津部队中，以梅北国兼为首700名官兵拒绝渡海作战并举行哗变。[注19]平壤战败后，日军厌战反战情绪弥漫。留在名护屋本营的羽前大名最上光义在写给家里的信中讲道：“日本人早就想逃出京城，都这样想：当和尚也好，只要能留下一条命。我也在盼望，能在活着的时候重新踏上故国芳香的土地，哪怕喝上一杯家乡水也好。”[注20]当时日军士气既如此，又加以兵员伤亡过半(京城内外只剩53000人)”[注21]，粮株奇缺，瘟疫流行，日军统帅部自知京城难保，4月18日撤出京城南遁，龟缩到东南沿海一带。明军入城并分路追击，收复汉江以南千余里，朝鲜国土绝大部分遂告光复。日明之间的议和谈判早已开始。6月1身在名护屋的丰臣秀吉还以战胜者自居，提出明朝以公主嫁给日皇：恢复两国贸易、归还占据胡鲜的四道及京城、朝鲜王子一人到日本当人质、朝鲜誓不反日及其他等7项无理条件。[注23]明朝的谈判使节沈惟敬本是一个内奸和无赖，同日使小西如安合谋，回北京后一字不提丰臣秀吉的7项条件，反说丰臣恭顺，“恳求内附”。明万历帝信以为真，企图以满足丰臣秀吉虚荣心的办法使他“谨修臣职”。公元1596年遂遣正副使赴大阪，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丰臣大怒，和议破裂，战事再起。四、庆长之役庆长2年(公元1597年)1月，丰臣秀吉复派兵14万登陆釜山北犯。这次侵略军自始就士气不振，8个月后才到达京城附近。但不久被明将麻贵所部击败，迟到南部沿海狭小地带，负由顽抗。次年秋，丰臣秀吉病死，日军开始撤退。11月，日本水军在半岛东南房梁海面上受到中朝联合水师的截击，损失极重，逃到岸上的也道毁灭性打击，死万余人。[注24]明授朝水师提督陈磷所部、年逾70的老将邓子龙，“意气弥厉”，“直前奋击”，不幸乘船起火，英勇牺牲。朝鲜水师统帅李舜臣为救援子龙，也中弹牺牲。[注25]到年底以前，日本陆军陆续撤回日本。[1]《资本论》第1卷下，第785页，人民出版社，1975。[2]京升：方4寸9分，深2寸7分，与现在的一升几乎相等。[3]一地一作人：以前土地的所有权报复杂，现在承认一地只有一个所有权，法律规定直接耕种者拥有土地所有权，废除名主、地侍等在中间投使农民和收取实物，消灭中间剥削，促进农民的解放。[4]《浅野家文书》，《日本史料集成》第257页。[5]水林彪：《日本封建制的重建及其社会的确立》第124页，山川出版社，1987。[6]《小早川文书?天正16年7月8日秀吉法令》，《日本史科集成》第258页。[7]《小早川文书?天正19年8月21日秀吉法令》，同上书页。[8]奈良时代以来，货币成色不齐，民间拒用劣钱，币价不稳，统治者屋发《择钱令》(原作《撰钱令》)，并制定按成色的交换率。[10]西班牙圣?弗利伯号商船遭风悬漂到土住，秀吉部下增田长盛没收其船货。有一海员说，西班牙的企图是先派教士驯服居民，接着调兵侵略。秀吉得知后大怒。[10]水林彪：《封建制的编与日本社会的确立》，《日本通史》第2卷第153页，山川出版社，1987。[11]佗：一种不拘形式、只讲究闲寂简素的茶道，桃山时代很流行。[12]1577年10月，丰臣秀吉曾告织田信长说：“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赖山阳：《校刻日本外文3第15卷第7页，1893。)[13]藤木久志：t织田?丰臣政权》，小学馆《日本历史》第15卷第185页，1977。[14]《史料日本史》，近世编，第59页，吉川弘文馆，1964。[15]今佐贺县东松浦郡北端镇西町。[16]龟船形似乌龟，甲板铁制，其上作十字路，便于往来。甲板下两舷各置大枪六挺，船头船尾各置大枪一挺。撂手亦在甲板之下。进退轻捷。船上还备有大炮、弯炮、巨弓，既用于海战，亦用于破城。龟船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战船。[17]《明史》第238卷第5194页，中华书局。197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