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第一章 原始社会第一节 旧石器文化与日本人的起源一、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日本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北角，是我国东方的一个岛国。在洪积世(注1)的大部分时期内，日本与大陆相连。大约在洪积世晚期至冲积世(注2)初期，日本各地发生海进，出现日本海，先后形成朝鲜海峡、津轻海峡、宗谷海峡。从此，日本逐渐脱离大陆。到冲积世末期，日本各地海岸线向里后退，距今约1万年前，成为今天的日本列岛。在日本列岛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陆续发现了许多旧石器时代遗址，其数达1000处，分布范围很广，从北海道到南九州，遍及全日本。这里只介绍几个重要的遗址。1949年相泽忠洋在群马县新田郡笠悬村岩宿的赤土层(注3)发 现人类加工的黑曜石碎片。随后由明治大学考古学研究室发掘，发现手斧、刮削器、尖状器等旧石器。这个遗址被称为“岩宿文化”。它是开始制造陶器以前的文化，比绳纹陶器文化要早。岩宿文化揭开了研究日本旧石器时代的序幕。发现岩宿文化2年之后，即1951年，发现丁东京都板桥区的茂吕遗址。1960年芹泽长介等人对长崎县佐世保市北松浦郡吉井町的福井洞穴进行发掘，出土石器、爪形纹和隆线纹陶器。这是日本最早的陶器，用放射性炭素法测定，为时约当13600年前。1964年芹泽长介等人发现了大分县日出町早水台遗址，有石英制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等旧石器出土。这种石器被推定为第三间冰期(注4)的，属于前期旧石器。1965年芹泽长介等人又发现了枢木县板木市星野遗址，属前期旧石器。据研究，星野遗址的下层文化与我国周口店上层文化有关连。(注4)除以上外，1959年在大分县丹生高地发现了砾石石器、石核、石片等旧石器。据研究，出土石器的地质年代可能是第三间冰期，器形属于分布在东亚、南亚一带的前期旧石器文化，并具有周口店文化的共同特点。但有些学者以石器出土的地层不明为由，持怀疑的态度。还有从群马县势多郡新里村鹤谷、不二山出土的石器以及群马县权现山I文化层出土的石器也被认为是前期旧石器。二、日本人的起源迄今日本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发现近1000处，但有人骨化石出土的不满10处。化石人主要的有明石人(注6)、葛生人(注7)、牛川人(注8)、三日人(注9)、浜北人(注10)、圣岳人(注11)、帝释观音堂人(注12)等。这些人类是从哪里来的?诸说不一。(注13)根据中日两国学者的研究，日本化石人的故乡不是单数，而是复数，至少是从南北两方 面来到日本列岛的。那时日本还是大陆的一部分，中国人来到日本比较方便。据研究，旧石器时代的日本人有可能是中国北部北京猿人的后裔，在漫长的岁月里逐步经由朝鲜来到日本。(注14)我国古脊椎动物学者斐文中指出，日本早水台遗址中出土的旧石器在原料、器形、制作方法等方面，与北京周口店第15地点的文化遗存有许多共同之处。在鹿儿岛上场遗址中发现的石球与中国谗家窑遗址中出土的石球属于同一类型。从许家窑遗址中发现的尖状器、刮削器同坜木县星野遗址第7、第8层中出土的同类石器非常相似。野民湖底的长石片和用长石片制成的刮削器具有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水洞沟遗址的长石片工艺的某些特征。(注15)。芹泽长介认为，从早水台遗址下层、岩宿遗址零层、星野遗址下层中发现的旧石器是属于中国周口店文化的类型。至今发现的属于这种类型的遗址大部分在关东以西。(注16)贾兰坡认为，新石器时代日本人的下颊骨具有中国猿人“下额圆枕”的特点。(注17)从语言学上看，日本语在语法结构、音韵组织方面具有蒙古语和朝鲜语的一些共同特点。再从地质学上看，洪积世的日本同亚洲大陆相连，西日本又同中国、朝鲜接近。从上述看来，日本化石人是从中国移入的这一推想有其一定的道理。长谷部言人主张日本化石人是华南化石人之一支，在洪积世从华南移到日本。今村丰曾对华南地方的现住居民进行过生物体测定，在数值上和现代日本人很近似，特别头形指数和华南人很接近：古烟种基还用血型决定人种的方法。测验结果，日本人的血液O型占31．5％，A型37。3％，B型22．1％，AB型9．1％，而有与此相似的综合值的人种是中国湖南人和匈牙利人。(注18)因而有人大胆设想，现代日本人和现代华南人都是华南化石人产生出来的。(注19)日本人是个复杂的人种，一方面有其独特性，另一方面又和中国、东南亚相似，和朝鲜也有共同性，而且在其狭小的岛国内还有明显的地域性。不过现在日本学者一致认为日本人素来是同一人种，各个时代的形质的小变异是由生活上的诸条件产生的，现代日本人的祖先是绳纹时代人。假如绳纹时代人是继承化石人以来血缘的话，那末日本人的发源地就在中国。（木通）口清之说：“日本人是在日本产生的，但其要素是以和华南的洪积期化石人有关系的日本化石人为核心，渐次加入南方的马来和印尼，北方的通古斯和阿伊努人，最后产生出尚未完全统一的现代日本人。”(注20)在此问题没定论的当前，这似乎不失为值得参考的见解。三、旧石器文化日本学者把旧石器文化(包括中石器)叫做“先绳纹文化”或“无土器文化”。日本旧石器文化分为前期和后期，大约3万年以前的为前期，占多数；3万年至1万年前的为后期，数较少。前期旧石器以打制的原始石核石器、手斧和砍砸器为代表。后期旧石器以打制的石片石器为主，其变迁次序为刀形器在前，尖状器在后。此外还有刮削器和雕刻器等石片石器。日本的远古人类，会打击制造简单的生产工具，从事狩猎和采集。当时人们居住在洞穴里。至中石器时代后期，住在竖穴式屋中。火可能已被人们利用。在静冈县休场遗址和上野遗址中，发现了列石成圆形的遗址。有人推定为炉址。(注21)远古人类为同大自然斗争，组成了原始群。集体狩猎和采集，共同分享劳动果实。婚姻关系是不分长幼的乱婚。后来，这种乱婚逐步过渡到同辈间发生夫妻关系的血缘群婚。旧石器时代后期，出现不同群的同辈男女之间群婚的族外婚制。于是从这时起，日本也同世界各地一样，进入母系氏族社会。在母系氏族社会里，氏族成员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在旧石器时代后期，有舌尖状器的出现，为后来弓箭的发明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就说明，旧石器时代的日本人已走到新石器时代的门槛了。第二节 绳纹文化与原始公社一、绳纹时代的石器与陶器大约在冲积世的初期(距今10000至8000年以前)，日本进入绳纹文化时期。绳纹文化是由绳纹陶器而得名。这一文化延至公元前3世纪，分布于北海道到冲绳的日本全境。根据陶器的发展阶段，绳改文化被划分为早、前、中、后、晚五期。绳纹文化时期是日本的新石器时代。绳纹时期，日本人的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金属器尚未出现。在绳纹早期多见打制的石斧、石簇、石枪等。“擦截石斧”(注22)在北海道和东北地方开始出现。绳纹前期还是打制石器占多数，绳纹中期以后磨制石器逐渐增多。关东、中部地区在绳纹前期和中期，流行棒状磨制石斧；绳纹后期和晚期盛行磨制的“定角石斧”。陶器的创造和使用是绳纹时代人们的重大成就。用粘土烧制成各种炊具和容器，意味着当时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绳纹陶器采用泥条盘筑法制造，器形和花纹、陶色在不同时期和不向地区具有不同特色。绳纹早期尖底钵形器居多，花纹在早期之前叶；以南关东为中心流行燃系纹。(注23)中叶，以西关东为界，东部流行沉线纹，西部流行押型纹。(注24)绳纹前期以平底的圆筒形陶器、钵形陶器为普遍，口缘为波状。装饰在东西日本有差异；前期之初，东部流行绳纹，西部流行爪形纹(注25)，不久两种花纹同时在全国流行。掺杂纤维的陶器在东部日本盛行。绳纹中期的陶器一般器体大，装饰复杂，表现了强烈的地方特色。北海道流行圆筒形陶器，东北地方盛行大木式陶器(注26)，中部地区胜坂式陶器(注27)发达，九州则分布阿高式陶器。(注28)绳纹后期，全国盛行磨消绳纹陶器(注29)，器形多样，如壶、盘、瓮、钵、土坛等。绳纹晚期，东北地方以饰纹精巧的龟冈式陶器(注30)为典型，西日本则以无纹陶器为代表。二、狩猎、捕鱼与采集绳纹时代，人们的主要生产活动是狩猎、捕鱼与采集。从横须贺市夏岛贝家的最下层发现的很多禽、兽、鱼骨来看，捕捉禽兽的工具主要是弓箭和石枪、石簇。从千叶县安房郡加茂遗址、福井县三方郡鸟浜遗址中还发现了属于绳纹前期的木弓。在绳纹晚期的青森县八户市是川遗址中的木弓中，有的是两根木头合起来制造的，有的是上面缠有树皮、涂以朱漆。说明在绳纹晚期，狩猎和制弓技术有很大发展。捕鱼同狩猎一样，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人们使用的渔具有：鱼钩、鱼叉等。鱼钩和鱼叉大都用鹿角或野猪骨制成，在其上端刻有倒刺，以防被叉上或咬钩的鱼类脱钩跑掉。鱼网虽未直接发现，但在沿海的绳纹遗址中发现了用陶片和石头制成的网锤，在中期以后的遗址中发现的更多，说明这时人们已能用鱼网捕鱼。在千叶县加茂遗址中、发现了随同前期陶器出土的独木舟。可见绳纹前期人们已能乘独木舟出海捕鱼。贝类是最易捕捉的水产，对当时人们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这从贝家的数量和规模中可以说明。贝家是人们掷弃在村落周围的贝壳和兽骨、鱼骨以及石器、陶片等各种垃圾日积月累所形成的。在日本，已发现贝家1900处。其中大约90％是绳纹时代的，弥生时代的仅占10％。干叶县市川市的姥山贝家是面积达1300平方公尺的贝家群。贝家里埋没着竖穴或房屋遗址和各种生产、生活用具。团此，它是考察绳纹时代和弥生时代历史的重要遗存。采集在绳纹时代的经济生活中仍占重要比重。人们采集植物的根块、野果来补充食料不足。如从夏岛贝家中即曾出土炭化的核 桃，再如，在福井县三方郡鸟浜贝家中发现了—个遗址，最下面是核桃、橡子；栗子等野果堆积层，其上面是淡水鱼骨层，盖在色骨上面的是贝层。三、水稻的传入水稻的发源地是中国，这一论点从考古学上可以证明。目前中国发现有关新石器时代的稻作遗存，包括炭化的稻谷、稻米、红烧上中保存的稻壳和稻草、陶片上的稻谷印痕，长江下游发现12处(如浙江余姚河姆渡)，中游12处(如湖北京山屈家岭等)，其他还有华南，西南等地区，共达30多处，时代从公元前4500年至1000年以前。(注31)一般认为，日本的稻作农耕来自中国。水稻传入日本的路线有三条，即一是从华南、华中经海路直接传入，二是经西南海路传入，三是由陆路(河北、辽宁)或海路(山东)到朝鲜半岛后，再从朝鲜半岛南部传入。其中从地理上看最妥当的是第三条即经由朝鲜半岛的路线。因为在北九州地方伴随出出的大陆系统磨制石器(有柄石剑和石簇、柱状片刃石斧)，除朝鲜半岛外没有发现过，府时从长崎县山寺和原山遗址、广岛县名越遗址中发现了印在陶器上的稻痕。又从福冈县板付水田遗址中发现了印在“夜臼式土器”(绳纹末期的深钵形陶器)上的稻痕和100多粒炭化米。奈良县唐古遗址中也有炭化米发现。在绳纹晚期的遗址中还发现了打制和磨制的石刀，这种摘稻穗用的石刀在朝鲜和中国辽东半岛和华北都有出土。这样，我们可以推测，掌握水稻栽培的人带了稻种和生产工具，从朝鲜半岛南部越过对马海峡，将水稻耕作技术传到日本。不过最近一般倾向“华中说”，即长江下游经东海而传人朝鲜和日本，时间大约是公元前10世纪前后，或许要更晚些。因而绳纹晚期稻作农耕的出现及弥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是由于海上交通而输入的，除稻米之外，石制和木制农具的种类、使用方法，都可以从长江下游的遗物里找到渊源。(注32)关于水稻传入时间，据日本人研究，其上限是在绳纹时代晚期后半(注33)，首先传入北九州的北端，所以说北九州是日本水稻的诞生地。我们从战后发现的板付、登吕两大水田遗址来看，当时的水田很有规划，有较完善的灌溉系统，具有现代水田的雏形了。四、房屋与村落绳纹时代人们居住在自己建造的竖穴式房屋之中，但也有利用自然山洞和岩下作为住处的。竖穴式房屋是从地面下挖50公分左右，四周用几根木柱支撑屋顶。房屋的平面形状为圆角方形、方形、梯形、圆形、椭圆形等。前期以后，室内中央设有炉灶。竖穴式房屋和由竖穴式房屋组成的村落遗址，在日本发现多处。这些遗址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当时氏族公社的社会面貌。茨城县花轮台贝家是属于绳纹早期的遗址，在这里发现5所竖穴式房屋遗址和陶器。房屋遗址有重叠的，陶器也有绳纹和无纹两类。由此推定，花轮台遗址是经由两个时期的居住区。一个时期只有二三所房屋，一屋中居住四五个人。在干叶县市川市姥山贝家的一所竖穴式房屋中发现成年男女遗骨各两具和小儿遗骨一具。姥山贝家是绳纹中期的遗址。从这一竖穴，可以推定前期竖穴式房屋居住的人数和生活情景。一所房屋按居住四五个人计算，二三所房屋只有十几个人。绳纹早期的村落大都在丘陵和台地顶端或斜坡上，一般规模小，延续时间短，这是当时人们为了寻找食物不断迁徒的缘故。这种小型村落是氏族的聚居区，竖穴式房屋是氏族公社成员的住处。前期村落规模较大，延续时间较长。横滨市南掘贝家是绳纹前期的遗址。遗址位于台地的南坡上，占地面积5000平方公尺左右。从这里发现50所大小基本相等的竖穴式房屋遗址。房屋有重叠的。有的房屋被贝壳层埋没。出土的陶器分为三种形式。可见村落持续时间相当长，日本学者认为约为300年左右。遗址中央有南北约60公尺，东西约35公尺左右的广场。广场中间只有一个大石 盘。房屋围绕着广场，以马蹄形排列着。由此可以看出，广场是讨论当天生产，分配劳动果实以及开会、祭祀的场所。大石盘是共同使用的碾磨工具。在这个村落中人们过着共同劳动和分配的原始共产主义生活。五、家庭与社会上述原始共产主义生活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母系氏族公社。母系氏族公社的蛛丝马迹，在当时的么偶和《古事记》、《日本书纪》的神话中也能找到。土偶塑造带有乳房和妊娠的妇女形象，说明当时人们对妇女的尊重。《古事记》中八干矛神到高志国沼河比卖家求婚的神话，反映母权制下男方到女方处结婚的婚姻关系。又如《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记载的高天原的天照大神是女神。“神话中的女神的地位表明，在更早的时期妇女还享有比较自由和比较受尊敬的地位。”(注34)原始共产主义生活在中期以后的村落中更能清楚地看出来。绳纹中期以后的村落规模大，延续时间长。长野县的尖石遗址是绳纹中期氏族公社的村落。遗址位于海拔1千多公尺的八岳山麓，中间以小山谷为界，分成南北两个部分。山谷南面是有广场的大村落。广场在中央，竖穴式房屋在广场四周，以马蹄形并排着。房屋有33所，炉灶有38处。山谷北面是有28处房屋遗址的小村落。从村落的组成情况和位置分析，山谷南面的村落可能是个母氏族，而山谷北面的村落可能是南面母氏族派生出来的女儿氏族。这样看来，尖石遗址可能是南北两个母女氏族组成的胞族的聚居区。胞族是宗教性和军事性的集团。几个姻亲胞族又组成部落。氏族——胞族——部落是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的社会组织系统。这一时期由于氏族制度日趋发达，亲属间婚姻禁例也越来越复杂，因而两个氏族间的群婚便不可能了。于是群婚制逐渐被对偶婚所代替。对偶婚是一个男性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妻，一个女性在许多丈夫中有一个主夫。不过，当时的这种对偶婚本身还极不固定。六、服饰与墓葬绳纹时代人们穿的衣服是用兽皮和植物纤维的编织物制成。在宫城县山王遗址中曾发现这种编织物的断片。装饰品有手钧、项链、发饰、耳饰、腰饰等。手镯多用贝制成，也有木制和土制的。项链是把贝、石、玉制品串联起来制成的。中期和后期出现硬玉制的小珠、大珠、勾玉(曲玉)。耳饰有块状耳饰、滑车形耳饰、臼形耳饰，用玉、石、骨、牙、土等制成。发饰有骨制的。腰饰有鹿角制的。当时人们有拔齿和研齿的习俗。成年人拔掉犬牙或门牙。拔齿的习惯盛行于绳纹后期和晚期。研齿是把门齿研磨成带沟的叉子形状。葬式一般为屈肢葬。绳纹中期以后出现伸肢葬，葬在住居附近，后期有了公共墓地。从有的墓葬中发现，在屈肢葬的尸体胸部放置大石块或头部扣上深钵，这可能出自对死者魂灵的恐惧心。中期以后出现瓮棺葬。瓮棺一般葬幼儿和骨化的成年人。后期和晚期在北海道、东北地方出现环状列石墓和积石墓。绳纹时代的墓葬比较简单，没有特殊设施，随葬品多系上述装饰品，迄今没有发现厚葬的特殊墓葬。这也说明了当时人们过着平等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生活。绳纹时代及其以前，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自然灾害无能为力，对于变万化的自然现象迷惑不解，于是产生了依赖自然的原始宗教“自然崇拜”。人们相信“万物有灵”，求灵保佑。他们制作人物、动物、山形土偶和各种土版、岩版及精制的石棒、石创作为崇拜的对象或祭具。当时人们“来世”观念还很不发达，如对屈葬的尸体上放置石头，或使尸体抱住石头等，反映了人们相信人死后的灵魂存在；为防止其“重归”而做了种种处置。第三节 弥生文化与原始公社的解体一、弥生式陶器公元前3世纪，日本进入了弥生时代。弥生文化是由发现弥生式陶器的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而得名。。弥生时代(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相当于日本考古学上的金石并用时代，生产工具有石刀、木锹、铜和铁链，种植水稻，分为前期、中期、后朗三个阶段，每期约200年左右。弥生陶器技巧较绳纹陶器高，器身细薄，呈超灰、淡褐色，最早出现在北九州，代表陶器为板付式陶器，分布在福冈、长崎、佐贺以至山口县西部。由板付式陶器发展而来的远贺川式陶器在终生前期从九州分布到四国、中国、近畿、伊势湾沿岸以至长野县伊那谷。弥生中期，陶器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九州流行无饰纹、器形美观的须玖式陶器，以近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盛行梳齿纹陶器，东部地区则保留绳纹陶器的传统。及至弥生后期，饰纹逐渐衰落。弥生陶器的特点是薄而坚固，饰纹简素，讲究实用。器形多为瓮、壶、高杯等。弥生中期以后使用了旋转台，制陶业可能同农业分离，进行专门生产。弥生时代纺织技术有所发展。在弥生遗址中发现了布片、印有布痕的陶器、纺轮以及滕、根、梭、综等织布机的构件。据出土的布片和陶器上的布痕来看，布的结构是平织，原料主要是置席等植物纤维。二、铁器与青铜器弥生时代中国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的隆盛时期。随着中日、朝日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产生和发展，中国、朝鲜的铁、铜、陶器及 其制造技术和水稻的耕作方法等相继传入日本，对日本社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弥生文化实际上是在绳纹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中国、朝鲜的文化而形成的。铁器出现于弥生前期。在熊本县玉名郡斋藤山贝家出土弥生前期板付式陶器的层位中发现斧刃。又在下关市续罗木、大坂府四池等弥生前期遗址中发现了铁器。弥生时代的铁器是从中国或朝鲜直接输入的。《后汉书》记载：“国(辰韩，朝鲜南部的国家)出铁、秽、侯、马韩并从市之。(注35)当时日本人还没有掌握制铁技术。随着同中国、朝鲜的经济、文化交流，日本人逐渐学会了铸铁和锻铁技术。在大分县佐伯市下城的一所竖穴式房屋遗址中发现铁滓和风箱以及锻造中的半成品。(注36)”这所房屋可能是专门制造铁器的场所。由于铁器容易锈蚀，遗存不多，仅从今存遗物来看，铁器有锹刃、锄刃、镰、斧；镑子、铭、剑、矛；骸、刀等。当时铁器数量很有限，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占少数。但作为利器加工制造木制农具和骨角器方面却显示巨大威力。青铜器出现比铁器稍晚。青铜器是在弥生中期以后的遗址中出土，但不能据此以为铁器比青铜器出现早，因青铜器和铁器开始均从中国和朝鲜输入。当日本输入铁器时，青铜器在中国、朝鲜早已广泛使用。在这种条件下，不可能只输入铁器而不输入青铜器。所以很可能青铜器和铁器同时在弥生前期从大陆输入。出土的青铜制品中有王莽时期的货泉、两汉时期的各种铜镜、从中国、朝鲜输入的纫形铜剑、铜戈、铜矛等。又有仿制的广形铜剑、铜矛、铜戈和自制的铜锗。细形铜利器锐利实用，而广形的则身宽刃钝不实用。铜挥好似中国古代编钟的扁圆筒形青铜器(注37)，上方有半圆形钮，两侧施以鳍状装饰，表面铸有横带纹、流水纹、和服束袖带纹、突线带纹等不同的图案。有的铜锗表面还铸有动物、仓库、狩猎、捣米等反映当时人们生活的图纹。自制的铜锗和广形铜利器是氏族 共同体的祭器。铜择分布在以近畿为中心西至岛根、广岛、香川、镕岛，东至石川、吱阜、静冈诸县；而输入和仿制的铜镜、铜剑、铜矛、铜戈则分布在北九州、中国、四国，以北九州为多，从而形成了以近畿和北九州为中心的两个文化圈。弥生时代青铜器由工房专门生产。在九州等地发现铸造广形铜利器的型范，从兵库县名古山发现铸造铜择的石制型范断片。据日本学者鉴定，从香川县出土的铜择和兵库县樱丘4、5号铜择在规格、形状、图案方面有相同之处。据此认为这些铜择由一家工房生产。当时青铜器少而珍贵，一般当作宝器和祭器，生产上没有大量使用。弥生时代金属器尚不发达，石器仍被广泛使用，因此属于金石并用时代。当时人们普遍使用磨制石器，但也使用一部分打制石器。代表性的磨制石器有石刀、石斧、石镑、石凿、石骸等。打制石器有石锄、石锹、石簇、石枪等。到了弥生后期，随着金属器的发展，石器的数量显著减少。铁器的出现促使木制工具迅速发展。木制工具在奈良县唐古，静冈县登吕和山木，爱知县筱束和瓜乡，大坂府四池和瓜破，京都府深草，千叶县营生等很多低洼的遗址中出土。其种类有锄、锹、马锄(马拉的犁耙)大脚、田木展(水田防滑木鞋)、田舟(深水田割运稻谷的船)以及杆、臼等。这些工具大都用硬木制造。木锄和木锹是用于水田中的主要生产工具，使用很普遍。木制大脚是人们象木屐似的穿在脚上，在水田里把青草和堆肥踩陷泥里去的一种工具。三、水稻栽培自从水稻传入日本以后，很快普及到全日本。绳纹时代中期，村落开始向平地转移，这与种植水稻有关。(注38)弥生时代水稻栽培逐渐成为农耕社会的基础。当时水田一般选在能够自然灌溉和便于使用木制工具的沼泽地和海岸丘陵背后的低湿地。但弥生后期随着铁器的增多和生产技术的发展，能在平地上修渠引水种水稻了。一般西日本是开垦冲积乎原；东日本较之落后，以利用自然地形为主。水稻的播种方法是直播，收割方法是摘取稻穗，脱谷制米则用杆臼。人们还掌握了施肥方法，把青草和堆肥踩入水田作为肥料。战后发现了福冈市板付机场附近的板付水田遗址和静冈县登吕水田遗址，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板付水田遗址属于弥生前期，是一个使用“板付I式土器”(注39)的村落，建立在台地上，周围是水田。现在还有许多排水和巩固田埂的木桩。水田很有规划，已具现代水田的雏形。登吕水田遗址属于弥生后期，是一个有12个居住地和2个“高架仓库”(注40)的村落。居住地长约8公尺，宽约6公尺，用4根柱子支撑屋顶。每个居住地平均可住5、6人，全村拥有50、60人。水田总亩积约66000平方公尺。这样大规模的水稻生产的村落，全日本有多少个无法推测。据研究，弥生时代的水稻产量相当于现在的一半，登吕水田的年产量为9至18干公升。(注41)四、原始公社的解体由于水稻生产迅速发展，男子在获取生活资料的劳动中越显重要，妇女则退居次要地位。随着分工的发展，男子逐渐拥有更多的财产。于是父权制大家庭出现了，母权制没落。父权制大家庭是从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的形式。随着生产力和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父权制大家庭又分解为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这些家庭逐步变成社会经济单位。从山口县土井浜遗址(注42)中发掘出来的176具人骨来看，基地东区埋葬的人骨多而且男子占多数；幼儿随着男子埋葬在东区。再从石棺墓、装饰品多数在东区的事实来看，血统关系按男系来确定，男子已处于优势地位。这个遗址是刚刚由母系氏族公社过渡到父系氏族公社的弥生前期的墓葬。由许多独立的个体家庭组成农村公社。已经出现的农村公社不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而是按经济的和地域的关系形成的。农村公社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生产工具、牲畜、房屋等为家庭私有财产，农业由个体家庭独立经营；另一方面，公社还保存公有制的残余，如耕地为公社所有，定期分配给社员。森林、草地等也公用。由于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不发达，这种公社形式长期延续下来。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出现了贫富不均和阶级分化。最早出现阶级分化的地区是九州北部，它是日本同大陆交通的门户，是生产力发展最快的地方。在这里发掘的公共墓地中发现厚葬的瓮棺。佐贺县唐津市宇木汲田遗址中出土的100多座瓮棺墓中，发现20多座瓮棺墓随葬青铜镜、剑、矛、戈、手镯及玉类。有一座瓮棺墓随葬一把细形铜剑、一面多钮细纹镜。又有一座瓮棺墓随葬一把细形铜剑和勾玉。字木汲田遗址是属于弥生前、中期之交的遗址，可见前期之末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贫富不均。在弥生中期的福冈县筑紫郡须玖冈本遗址中发现随葬品丰富的支石墓。从墓中瓮棺内外出土近30面前汉镜、3把细形铜剑、5把细形铜矛、1把细形铜戈，还有玻璃制壁、勾玉、管玉等。但在冈本东南1公里的伯玄社遗址，东北3公里的金限遗址中发现近300座瓮棺墓，其中没有发现青铜器类的随葬品。从丰富的随葬品和周围墓葬分析，冈本瓮棺墓主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属于弥生后期的佐贺县樱马场遗址中，从一口瓮棺里发现2面后汉镜，26个青铜制手镯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厚葬的瓮棺埋葬在公共墓地中，并且与一般瓮棺相同。据分析，厚葬的墓主仍为氏族或部落的一员，但他们是有权威有私产的氏族或部落、部落联盟的首领。弥生时代到古坟时代前期各地修造墓扩周围环绕方形壕沟的方形周沟墓。这种坟墓在弥生前期畿内地区首先出现，然后传播到各地。弥生中期方形周沟墓形成墓群，与坑墓群并存。在大坂府瓜生堂遗址中发现属于弥生中期的以沟为界与其他坑墓群相区别的方形周沟墓群。这种葬法也反映了阶级分化的情况。弥生中期以来，在冈山平原出现利用自然丘陵顶部修成的方形台状墓。弥生后期的都月2号坟是将山背修成方形台状，其上筑造坟丘，坟丘下部排列石头，中央设竖穴式石室，周围置10座土扩墓和1座石棺墓。这是以石室的葬者为中心的集团墓。石室的葬者可能是氏族首领。氏族首领利用职权将剩余产品相交换产品攫为已有，不断扩大私有财产，逐渐变成剥削他人的奴隶主。战俘和由公社内部分化出来的穷人则变成他们的奴隶。这个时期的日本正值思格斯所说的“英雄时代”，即军事民主时期。《古事记》中的《久米歌》就是产生在这样的“英雄时代”。《久米歌》是久米部落中流传下来的歌谣。歌的主人公是久米军事部落的酋长，他动员久米健儿杀敌报仇。部落之间的频繁战争，加速了私有制和阶级分化的发展，原始社会终于被阶级社会所代替。“氏族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社会一天天长成，越来越超出氏族制度的范围……国家已经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了。”(注43)五、中日关系的萌芽中国最早称日本为“倭”，战国时代的古地理书《山海经?海内北经》说：“盖国在矩燕南、倭北、倭属燕。”(注44)说明那时中国人还只知道日本的地理方位。到东汉班固写的《汉书?地理志》中，才明白地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乐浪是前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后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立的四郡之一，乐浪海应指黄海及东海一带。分为百余国的“国”，应还是部落或部落联盟。据范哗《后汉书?东夷传》，后汉光武帝建武中元2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这是《汉书．》以后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最早记录。1784年，日本九州北部博多湾口的志贺岛发现了铸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一方，证明我国文献的真实性。日本史学界认为“倭奴国”是“倭人权国”之意。半个世纪后，后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后汉书?东夷传》)，说明倭国已用生口(奴隶)作为国际贸易的交换品。后汉末年，中国北方人民起义不断，形成三国鼎立之势。辽东太守公孙度割据称侯，拥有旧燕之地和乐浪郡，乐浪成为东北亚诸族交通中心。建安9年(204年)度子公孙康立，割乐浪南部设带方郡，统辖中日朝各族交往事宜。康子公孙渊自称燕王(237年)，阻断各族与中原交往，并联南方吴国。景初2年(238年)司马懿奉魏明帝之命灭公孙渊父子，乐浪、带方二郡遂成为中日等国外交往来的枢纽。就在此时，日本出现称为邪马台的女王国，同中国形成了密切的关系。　[1][2]地质史上新生代员后一纪——第四纪，其早期为洪积世，亦称更新世，约从250万年至15000年前(属旧石器时代)。第四纪的晚期为冲积世，亦称全新世，约15000年前至现在。洪积世初期出现人类祖先——猿人。冲积世才出现现代人，使用新石器。[3]赤土层是洪积世时期火山黄褐色的灰堆积层，以关东赤土层为最典型。[4]第四纪的洪积世时期发生过多淄冰期、添兹冰期、明德冰期、利斯冰期、玉木冰期，各冰期之间有问冰期。距今约30万年前的明德——利斯间冰期为第三间冰期。[5]（木通）口清之：《日本人的祖先》第84页，每日新闻社，1978。[6]1931年直良信夫在兵库县明石市大久保西八木海岸发现一个洪积世人类的腰骨(原件遗失)，其石膏型被认为接近北京猿人，但未为学界所承认。[7]1950年由吉泽兵左等人在（木厉）木县安苏郡葛生町发现一块原人的腕骨。[8]1957年石川一美等人在爱知县丰桥市牛川叮发现一个原人的腕骨。[9]1957年高桥佑吉在静冈县引佐郡三日盯只木的石灰岩采石场发现属于原人的头骨、右骸骨、股骨等化石多片。[10]1961年由滨北市教育委员会在静冈县沃北市根坚发现原人的头盖骨、锁骨、肮骨、尺骨、股骨、腔骨等化石。[11]1962年由日本洞穴遗址调查特别委员会的八幡一郎等人在大分县南海部郡本匠村宇津圣岳石灰岩洞穴第三层中发现细石器与成年人头盖骨片。这是迄今日本人类化石同石器一并出土的唯一遗址。[12]帝释峡遗迹群调查团在广岛县神石郡神石町水野的观音堂石灰岩洞穴第25层中发现。[13]关于日本人的起源，众说纷纭，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1．“阿伊努说”：明治时期小金井良精发现绳纹时期入骨与北海道近代阿伊努人的骨骼相似，于是主张日本人的祖先是阿伊努人。2．“原日本人说”：大正时期清野谦次将新石器时代人、古坟时代人、阿伊努人、朝鲜人、近勘地方现代人相比较，发现新石器时代人不仅近似现代阿伊努人，又与现代日本人相似，所以主张新石器时代人是两者共同的祖先。他认为现代日本人是绳纹时代来到日本的“原日本人”同后来由大陆、南洋渡海而来的人种混血而成的。3．“石器时代人”即“现代日本人祖先说”：长谷部言人认为石器时代人和现代日本人的骨骼差别是随着历史的进展、生活方式的演变逐步形成的。他否认混血说，主张石器时代日本人是从中国南方来的。4．“骑马民族说’：战后江上波夫等人主张五胡攻入华北，骑马民族高句丽在朝鲜扩大领域时，通古斯系骑马民族之一派南下朝鲜半岛，占领其南端。4世纪初，以天皇氏为中心的这一骑马民族在九州登陆，4世纪末至5世纪韧进入大和，建立征服王朝。[14)贾兰坡：《中国猿人及其文化》第146页，中华书局，1964。[15]斐文中：《从古文化及古生物看中日的古交通》，《科学通报》1978年第12期。[16)芹泽长介：《古代史发掘》，第116页，讲谈社。1974。[17]贾兰坡：《中国猿人及其文化》，第141页。[18]（木通）口清之：《日本人的祖先》第23页，每日新闻社，1978。[19]同上书第23页。[20]同上书第39页。[21]镰木义昌：《日石器时代论》，《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1卷第64页，1975。[22]擦截石斧：把板石用擦截法切割成几块，然后又把切成的石块加工成斧。[23]燃系纹：在陶器表面转动缠着绳子的轴子而烧制成的花纹。[24]押型纹：在陶器的表面转动刻着花纹的圆棒而烧制成的花纹。[25]爪形纹：用破开的竹子断面或贝壳、指甲连续压制烧成的花纹。[26]大木式陶器：日本东北南部前期、中期的绳纹式陶器，以宫城县宫城郡七洪村大木围贝家出土的陶器为范式而命名。[27]胜扳式陶韶：以神奈川县相模原市胜板遗址出土的陶器为标志而命名。其特点是土质粗，陶色呈赤褐，器壁厚，体大，多为整形，也有筒、钵、壶形等。[28]阿高式陶器：以熊本县阿高贝家出土的陶器为标志而命名。其特点是陶器里赤褐或黑褐色，器壁微厚，形多为深钵。[29]磨消绳纹陶器：先施绳纹作为地纹，其上用沉线施直线或曲线，留下两条沉线围起来的部分，其余绳纹擦去，名为磨消绳纹。[30]龟冈式陶器：以青森县龟冈出土的陶器为标志而命名。器形为皿、钵、瓮、壶、香炉等。施以纤细、流利装饰的较多，绳纹一般微细。[31]安志敏：《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海东的影响》，《考古》1984年第5期第44l一449页。[32]安志敏：《江南文化和古代的日本》，《考古》1990年第4期第376页。[33]八幡一郎等：《新版考古学讲座》第3卷第382页，雄山阁，1969。[3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9页。[35]《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韩传》。[36]参见丰田武：《产业史》第1卷第102页，《体系日本史丛书》所收，山川出版社，1967。[37]日本的钢择与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西周的编钟极其相似，参见《文物》1979年第7期的图版。小田富士维《别府遗迹紧急发掘调查概报》。宇佐市别府弥生时代末期的朝鲜式小铜择，有人认为是日本铜择的祖型。[38]昭和初期，大山柏认为关东地区西部绳纹中期遗址中大量出土的打制石斧是掘土工具，主张绳纹中期农饼说。战后，藤森荣一也主张中期说。[39]板付I式土器是最早出现的弥生式陶器，有壶形、体形及高脚盘陶器。[40]高架仓库：防止湿气和鼠害，弥生式晚期流行。[41]杨口清之：《日本人的祖先》第216页，每日新闻社，1979。[42]见佐真原：《农业的开始和阶级社会的形成》，《岩彼讲座日本历史》第1卷第169页，1975。[4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4卷第110页。[44]钜，强大之意。燕，今我国东北。盖国相当朝鲜盖马即今平壤以西之地。倭，今日本九州北部。第二章 奴隶社会第一节 邪马台国——国家的起源一、成立年代与地理位置弥生时代中后期，约当公元1、2世纪(后汉中期)之际，日本出现了一个称为“邪马台”的大女王国。由于当时日本尚无文字和历史记载，只能从中国的文献得到说明。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三国志》中没有记述女王国的年代。据《后汉书?倭传》指出：“桓、灵间，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弥呼……共立为王。”综合以上两种文献研究，可知卑弥呼为女王时是在后汉桓帝(147—167)、灵帝(168—188)时代，即2世纪40至80年代之际。女王以前还有一个男王统治70至80年，所以邪马台国成立年代约在2世纪初或1世纪末。关于邪马台国的位置，众说纷坛，迄无定论。一种意见认为邪马台国在近畿大和(今奈良)地区；另一种意见主张在九州，特别是北九州筑后(福冈市)山门郡一带。两说各有论据。近来出现了从国家起源的决定因素来确定邪马台国位置的学说。中日一部分学者提出日本最早的国家应该形成在当时生产力最发达，人口众多的畿内大和地区。中国学者吴廷理认为：从地理方位看，《魏志》行文无法证明邪马台国位于奈良盆地，而从中日古文明传播路径的实际距离方面考察，只有北九州是最自然合理的地带；从时间差距考虑，畿内大和生产力趋于发达及皇室陵墓兴筑，至早应在4、5世纪的古坟时代，而这距离邪马台国时代已是100多年以后的事；另外，遗迹遗物也说明，3世纪前的实物(金印、铜镜、铜兵器)及水稻耕作主要都发现于九州；生产力的因素确实重要，但生产关系直接促进国家的形成，这已为中外历史所证明。因此，邪马台国在九州的说法是有力的。二、生产情况与风俗习惯邪马台国的经济，已进入农耕生活。《魏志?倭人传》记载：“种禾稻、芝麻；蚕桑、缉绩。”种稻是主要的农业生产。同传又指出“人性嗜酒”，说明已有足够的粮食。水稻耕作以外，还种桑、麻、大豆、小豆、绿豆等旱地作物。手工业开始从农业分工，“出细蔓、绣绵”尽斑布、倭锦等丝麻织物，更生产兵器、工具及珠宝、装饰等工艺品。但从整个邪马台国来看，还存在地域差异。如对马国“无良田，食海物自活”，壹支国“多竹木丛林……差有田地，耕田犹不足食”。《魏志?倭人传》所谈到的生产情况与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基本相同。随着水稻耕作的普及，人们定居下来，出现了村落、市集，人口逐渐增多。邪马台国有7万多户，其属国投马国有5万多户，奴国有2万多户，其他数干户不等。生产工具发达，弥生式后期邪马台国普遍使用铁器农具——铁锄、铁锹、铁镰等。这些遗物在福冈市的井民、长崎县的原迁、熊本县的下前原、大分县的下城等均有发现。铁的使用进一步促进了冶炼技术的发展。衡量冶炼术水平的标志是铜锗（注2），因为制造青铜器比铁器要复杂得多。以前铜锗的发现除九州的福冈一例外，全部在畿内地区。1980年佐贺县鸟栖市安水田遗址中发现了铜锗模子(熔范)。1982年又在福冈市博多区席田赤穗浦遗址发现了铜锗模子。由此可以说明九州的铜器制作早，冶炼术的水平已相当高了。当时日本人没有针、剪，穿的衣服还很简单，《魏志?倭人传》载，男子“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女子“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同传又说“男子无大小，皆藏面文身”，“以朱丹涂其身，如中国有粉也”。这种原始民族的风俗不是全列岛流行，可能只限于沿海地区。关于丧葬，《倭人传》说“有棺无停，封土作家”。这就是指古代九州流行的瓮棺葬和支石墓葬以后覆土其上而成的古坟。人死时，停丧10余日，不食肉，丧主哭泣，其他人歌舞饮酒。葬毕，全家到水中洗澡。关于婚姻，当时流行的是一夫多妻制，而不是一夫一妻制。统治阶级可以娶四五个妻子，平民娶二三个妻子。女子不再是群婚，有自己固定的配偶。此外还有灼骨而卜，以占吉凶的风俗。占卜使用的不是象中国那样的龟甲，而是鹿骨。三、国家与社会邪马台国初成立时，尚处于部落或部落联盟阶段。至2世纪后半期，由于中国先进文化的传入，促进社会进一步分工，从渔猎、采集经济进入农业经济，社会组织也随着从氏族公社、血缘的结合发展到部落或部落联盟、地缘的结合。至弥生中期末及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更进一步形成了所谓“国”。2世纪后半期，倭国大乱，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进行多年战争。由邪马台国统辖周围30多国，女子卑弥呼被贵族共立为王。女王国已经具备了国家的特点，这点我们从《魏志?倭人传》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的邪马台国“尊卑各有差序”。人们被划分成“大人”、“下户”、“生口”和“奴婢”四个等级：“大人”相当于贵族、奴隶主，女王卑弥呼是这个等级的代表人物。女王“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使役奴隶千余人。“大人”靠“下户”交纳的“租赋”和使役奴隶而生活。“大人”与“下户”之间存在着森严的差别，他们在路途相逢时，“下户”要避道，躲到草丛中去。和“大人”谈话时，“下户”要蹲下或跪下，两手据地，非常恭敬。“下户”是平民或自由民。他们与“生口”不同，有自己的家庭(“门户”)，可能是和“大人”有血缘关系的成员。“下户”有向国家交纳“租赋”的义务。他们占人口的最大多数，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也是作战时共同体的主力。（注3）“生口”和奴婢是奴隶，来源于战俘和罪犯。据《倭人传》，魏景初2年(239)倭女王把“生口”作为贡品，和班布、倭锦一样，献给中国皇帝，以换取赐品，说明生口的地位。奴隶是邪马台国最低贱的阶级，没有人身自由，甚至被当作殉葬品。《魏志?倭人传》说：“卑弥呼以死，大作家，径百余步，殉葬者奴婢百余人。”可见邪马台国刚进入阶级社会，还没有将奴隶当作劳动力来使用。实际上日本的奴隶制是不发达的东方奴隶制，不能与希腊、罗马相比。邪马台国是日本列岛上最早的国家，所以政治机构还很原始、简单。国家(部落联盟)的最高统治者为女王，其下有大率、大倭、大夫等高官。大率是中央派到九州北部各小国的检察官，大倭是主管全国市场的官吏，大夫是主持外交事务的官吏。地方(各部落国)机构一般都是两级，唯伊都国(今福冈县丝岛郡)地处外交政治要冲，为四级。关于军事，《魏志?倭人传》中讲到立女王前内乱，“相攻伐历年”；“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伐”等语，可见女王拥有军队。再从它和狗奴国的武力冲突以及多次出兵朝鲜南部(据朝鲜《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来看，邪马台国肯定已拥有一支能进行对外战争的军队。维持上述官僚机构和武装，必定要向平民征赋税。《魏志?倭人传》说邪马台国“国国有市，交易有无”；“收租赋，有邸阁”。邸阁就是收纳实物税的仓库。为维持社会秩序，已有不成文的法律和刑罚。“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家族”。可以认为，这些处罚都不是对犯法者人身的消灭，而只是改变其身分——为奴隶。女王国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形态虽已具备国家的特征，但国家机器尚不发达，并且保留很多原始社会的残余。附属邪马台国的部落或部落联盟，有一定的自主性。国王不是世袭，也不是由武力取得，而由贵族共立。共立的又是女巫，还保留母系氏族的残余，可见邪马台国是个国家的雏形，“是日本父家长制奴隶制阶段(氏族社会末期进入阶级社会的过渡期)形成的早期国家。”四、邪马台国与中国的通好如前所述，邪马台国以前，日本就同中国往来了。有人认为后汉安帝永初元年(107)来洛阳朝贡的倭国王帅升就是卑弥呼以前的第一代男王。（注5）如果属实，那末邪马台国在107年就与中国第一次通好了。到女王卑弥呼统治时，邪马台国与中国往采有以下几次。第一次：魏景初3年(239)卑弥呼迫使到带方郡，要求“朝献”。经带方郡太守刘夏派吏将护送进京(洛阳)，献男生口4人、女生口6人、斑布2匹2丈。魏明帝授与卑弥呼女王“亲魏倭王”印，封使节以官职，还赐与黄金、五尺刀、铜镜、真珠、铅丹(红色颜料)及纺织品多种。魏明帝沼书、印绥及礼物于正始元年(240)由带方郡使者送到日本。这是中国使者第一次赴日。第二次：正始4年(243)卑弥呼派使节8人到洛阳，献上生口、倭锦、绎青嫌、绵衣、帛布、丹木柑、短弓矢等。魏帝齐王芳沼赐黄幢1顶，正始8年(247)由带方郡太守王顾送到日本。这是中国使者第二次赴日。第三次：正始8年(247)卑弥呼派使节载斯乌越到带方郡，诉说狗奴国男王卑弥弓与邪马台国相攻情况。带方郡太守张政等带去沼书及黄幢，出面调停。这是中国使者第三次赴日。第四次：正始9年(248)卑弥呼死后，女王壹与派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20人送张政等回国，献上男女生口30人，贡白珠5000孔、青大句珠2枚、异纹杂锦20匹。日中两国建交出于双方共同的需要。中国方面，魏国封卑弥呼女王为“亲魏倭王”是为了明确女王对魏国的臣屑关系，切断日本与吴国的交往。日本方面，卑弥呼女王遣使朝贡是为增强自己的实力。由此中国文化进一步传入日本。金属制品的传入使日本的冶炼术迅速提高。当时日本对中国输入的少量铜镜(三角缘神兽镜)（注6）已不能感到满足，开始自己动手制造。于是以中国镜为范板，制造出国产“倭镜”即模仿镜，这点从倭镜大量出土可以证实。据田中家统计，全日本出土的青铜镜有3000面，其中三分之二是倭镜。（注7）铁刀的流入，无疑也推动了日本铁器的生产。第二节 大和国统一日本与对外关系在九州北部出现邪马台国的时期，本州中部也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变化。公元3世纪末，以大和(今奈良)为中心的畿内地区，兴起了一个大国。因位于大和地区，史称大和国家。大和国于4世纪末至5世纪初基本上统一了日本。一、古坟的出现及其变迁3世纪末，在大和地区出现了高家式坟墓，这类坟墓叫做古坟。从8世纪末至7世纪建造古坟的时期为古坟时代。这个时代分为前、中、后期，3至4世纪为前期，5世纪为中期，6至7世纪为后期。前期古坟集中在奈良盆地东南的三轮山周围。这里有等墓、樱井茶臼山古坟及被认为是景行陵、祟神陵的古坟。景行陵长310公尺，崇神陵长240公尺。这些长达200公尺以上的巨大坟墓同弥生时代氏族和部落联盟首领的坟墓截然不同。这种坟墓只有驱使大量奴隶和平民才能修成。坟墓的规模充分说明，被葬者不是原始公社时期的族长，而是拥有强大权威的国王或大奴隶主贵族。由此可见，以国王为最高统治者的奴隶制国家已在大和地区出现。据日本学者考证，古坟于4世纪传播到西至日向地区，东至关东地区，5世纪已遍及南至九州南端，北至奥羽陆中的广大地区。这类坟墓的传播，大体说明大和势力的发展状况。前期古坟一般是利用俯视平原的天然丘陵营建而成的，坟形以前方后圆坟为主，也有圆坟、方坟、前方后方坟、上圆下方坟、双方中圆坟、双圆坟等。前方后圆坟是日本特有的墓式，墓前方部分比后圆部分低而平，死者埋在后圆部分。有的古坟设有放棺的竖穴式石室（注8），有的则在棺榔上面直接封土。棺榔的种类有剖竹形木棺、剖竹形石棺、舟形石棺及粘土榔、小石榔、木炭榔等。随葬品多为镜、剑、玉等宝器。古坟前期一般在坟顶上放置用泥土烧制的器具填轮（注9）、房屋垣轮，在坟丘的周围和斜面象栅栏似的树立着圆筒填轮。堵轮是了解当时人们生活的重要遗存。中期古坟是在平地或台地上垒土筑成的。坟形仍以前方后圆坟为主，但也盛行圆坟、方坟等。前方后圆坟的前方部分逐渐发展，其高度与后圆部分相差不多。墓室自5世纪后叶起盛行横穴式石室。（注10）在中期的前叶，使用了长方形石棺。随葬品主要是马具、灰陶奴(须惠器)、铁制武器和农具等。中期古坟的规模巨大，至今座落在场市附近传系仁镕天皇陵的前方后圆坟，长480公尺，后圆部直径245公尺，高35公尺；前方宽达305公尺，高33公尺；周围有三道壕沟，包括壕沟总面积为464000平方公尺。据推测仅堆积土方，就需要每天役使5000人于一年左右。在坟丘的斜面排列了人物、动物等形象垣轮。日本的植轮置于坟外，中国随葬的明器和陶俑置于坟内，二者有所不同。随着天皇统治的衰落与阶级矛盾的激化，后期古坟普遍变小了。前方后圆坟的前方部分相对变大，后圆部分相对变小。方坟发达。墓室以横穴式石室为普遍。石棺变成房屋形状。随葬品多为须惠器、马具、武器等。在古坟时代后期，大量出现了群集坟。群集坟是在一定的地区内密集数十或数百座小型古坟的坟墓群，俗称“千家”、“百家”、“家原”等。冈山县津山市佐良山在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172座古坟。群集坟大都是圆坟，一般直径10至30公尺，墓室以横穴式石室居多。随葬品有铁镰、铁斧、铁簇等。这种坟墓需要十几个人两三个月的劳动。从坟墓的规模、结构及葬法来看，被葬者是家长制家庭的家长。装饰古坟集中在九州地区，但近年来在关东地区和东北地区南部海岸也有发现。所谓装饰古坟，是在墓室的石壁和石棺上绘有形面和施有雕刻的古坟。福冈县鞍手郡若宫町竹原古坟的横穴式石室内部用赤色和黑色绘有人物、动物等壁画。这种装饰古坟反映了大陆文化的影响。二、国土的统一与侵略朝鲜日本史籍《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关于日本国土统一的记载，均屑传说性质，并非历史事实。神武天皇东征（注11）的故事是后世皇室方面编造出来的传说。祟神天皇将大彦命、武淳川别、吉备津彦、丹波道主命分别派往北陆、东海、西道、丹波的所谓派遣四道将军平定全国的故事和日本武尊(倭建命)西征九州的熊袭，东讨关东虾夷的故事（注12），也都是经过文饰没有科学根据的传说。但这些传说多少反映了大和政权统一列岛的侧面情况。自《晋书》记载泰始初年(公元265)倭国遣使入贡以后的约一个半世纪内，中国史书没有记录有关日本的事情。5世纪以后倭国才又出现在中国史书上，但不见日本国土统一的记载。唯一可供推测曾进行过统一战争的资料，是478年(刘宋升明2年)倭王武致宋顺帝的表文。文中写道：“自昔祖标，躬摄甲育，跋涉山川，不逞宁处，东征毛入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乎海北九十五国。”（注13）这段史料说明，倭王武的祖先进行了统一国家的大规模征伐战争。4世纪中叶，大和国向朝鲜南部伸展其势力。当时朝鲜半岛由高句丽、盲济、新罗三国形成鼎立的局面。百济因受强大的北部高句丽和东部新罗的威胁，想借日本的势力对抗两国。日本则企图利用这种形势，在朝鲜建立自己的统治势力。两国的这种想法终于导致日本的侵略行动。4世纪的年代大和朝廷出兵朝鲜，侵攻新罗，征服弁韩之地(庆尚南道)，建立任那地方，设“日本府”统治之。百济由此成了日本的朝贡国(注14)。4世纪末，随着国土的统一和国势的强大，大和朝廷加强对朝鲜的侵略。据高句丽好太王碑(注15)记载，倭(指大和国)于391年渡海破百济、新罗，迫使其国人为臣民。396年，好太王亲自率领军队征伐百济，攻陷诸城。百济王被困逼，献出男女奴隶1000人，细布千匹，并发誓水为高句丽的奴客。399年，百济违誓，与倭勾结，进攻新罗。倭军遍布新罗国境。高句丽于400年派步骑5万，支援新罗，将倭军迫至任那、加罗。404年，倭军侵入带方界，又被高句丽打败。(注16)三、倭五王时代与中国的通好公元413年，即大和国在朝鲜战败后的第六年主动和中国建交，一直到公元502年，曾先后13次向东晋、宋、梁各朝遣使朝贡，请求册封。自泰始2年(公元266年)至东晋义熙9年(公元413年)中国史书上中断近150年的日本朝贡记载重新开始，出现了中国史书上所谓的“五倭王时代”。这五个倭王即第一代赞、第二代珍(赞之弟)、第三代济、第四代兴、第五代武(兴之弟)。据日本学者考证为：赞即仁德天皇，珍即反正天皇，济即允恭天皇，兴即安康天皇，武即雄略天皇。倭五王时代，大和国势力强盛，经济发展，对中国各种物品的需求日益增加，想通过朝贡来满足需要。而当时朝贡是获得中国物品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尽管中国政权更迭频繁，但只要有可能就力图保持这种朝贡关系。实际上，这不仅是进行贸易的一种方式，而且由于侵略朝鲜道到失败，日本想借中国的权威加强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这一点在第五、第十一次朝贡中尤其明显。现将倭五王时代向中国历朝的朝贡概述如下。第一次：东晋义熙9年(公元413年)倭王赞遣使向东晋进贡方物。第二次：刘宋永韧2年(公元421年)倭王赞遗使朝贡。第三次：刘宋元嘉2年(公元425年)倭王赞又遣使司马曹达李表献方物。第四次：刘宋元嘉7年(公元430年)倭王赞第三次遣使朝贡。第五次：刘宋元嘉15年(公元438年)倭王珍迫使朝贡，上表要求除正；因为420年宋武帝曾册封百济王为镇东大将军，爵位在倭王之上，珍对此极为不满。除正的称号为“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宋文帝对珍的要求末允，只同意他继承前王的称号——“安东将军、倭国王”。第六次：刘宋元嘉20年(443)倭王济遣使朗贡，要求册封。宋文帝仍封他为“安东将军、侯国王”。第七次：刘宋元嘉28年(451)倭王济第二次遣使朝贡，宋文帝把倭王珍要求过的称号——“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赐与侯王济，后又晋升为安东大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