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姿态潇洒。海瑞偏执症患者(1)32海瑞:偏执症患者一四十五岁上,鬓角发白的县学教谕海瑞晋升为浙江淳安县令。年近半百才熬成七品,对许多官场中人来说,得算仕途困顿,然而对于海瑞来说,却是破格提拔。海瑞出身仅为小小举人,三十七岁中举,四十一岁才分配到福建做教谕,相当于县教委主任。能在四年之内就升为县令,已经让许多人羡慕。破格晋升的原因是“狷介”的名声。和现在一样,另类的举动往往能吸引人们的眼球,而眼球的集中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益。自从“笔架先生”的名声传开之后,全省官员都知道了这个脾气有点古怪的正八品小官。那是海瑞任教谕的第二年,他的直接领导、延平府视学到南平视察工作,在南平县学官署接见学官。两名副手在海瑞带领下进入大厅,一见到视学,一左一右急趋上前,叩头拜见。海瑞夹在二人中间,站而不跪,只拱了拱手。视学先是惊讶,继而羞怒,冷笑一声,对两旁随从说:“哟,你们看这三个人,倒是个山字笔架!”两跪,夹一站,可不是活脱脱一副山字笔架的模样。视学觉得海瑞是有意轻慢自己,拂袖而去。海瑞认为视学缺乏正气,不严格遵守帝国规定。开国之时,国家就规定学官在学校见上官,拜而不跪,以体现师道尊严。百年之后,士风日坏,学官们为了讨好上级,无所不为,跪迎上官早已相习成风。所以,海瑞的这一站就站得惊世骇俗。一下子,“海笔架”的名声在官场上传开了。“笔架先生”的名声越传越大。道员、学宪、按院先后前来视察,海瑞皆揖而不跪,人们想起了国家规定,倒也无话可说。这些高级官员的涵养当然非视学可比。他们不但不和海瑞怄气,反倒称赞海瑞恪守礼法,堪为士范。如今的社会,有法不依、有章不循成了寻常,一旦遵守帝国规定,倒反了常,这怎么得了!一番叹息过后,不少人倒对海瑞有了好感。“另类”行为为他赢得了通省官员的注意,而他任学官以来,实心任事,把一个最清苦没滋味的教官做得有声有色,种种实绩也就进入了大员们的视野。县学教育在许多地方都成了摆设,学官们大都敷衍了事,学生们冒名顶替、逃学旷课是常事。而海瑞到任之后,天天钉在学校里,订出教约十六条,甄别学生年33龄、身份,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狠抓学校纪律,提高教学质量。学生们都称海瑞为“海阎王”,纪律确实大有好转。属下出现了这样的“模范官员”,对每个封疆大吏来说都是件脸上有光的事,于是“巡按监司交章荐之”,海瑞获得了这意外的升迁。事实证明,虽然明朝中叶以后,官僚体系已经整体腐化,但是,官僚集团还是希望并且需要“清官”。虽然大家都在腐化中捞到了好处,然而如果这个社会最终因腐化而崩溃,大家岂不连身家性命都不保,再多好处又有什么用?而且,刻苦自砺,赢得“直声”,积累一定的声誉资本,也是仕途起步时的一种做法。随着历练增加,人们相信这样的人最终都会融入官场大秩序中去,而且可能比别人混得更“明白”。海瑞的上司无疑也希望海瑞早日历练成熟,在仕途上取得更大成绩,早日回报自己的提拔。谁也没想到,“海笔架先生”要把这种“另类精神”贯彻到仕途生涯的始终。海瑞偏执症患者(2)二琼山海氏是海南望族大户,历来以诗礼传家。史载,海瑞父“警敏不羁,不事家人生业”,应是个性很强的家庭叛逆,不务正业,致使家道中落。海瑞四岁,父亲即去世了,全部家庭重任都落到了海瑞母亲,年仅二十八岁的谢氏头上。孤儿的性格往往是相似的,特别是那些早年丧父的人,母亲们会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们身上,对其严加管教。由于母亲的日夜灌输,他们的道德感比常人要强烈,异常孝顺。王莽、王安石、蒋介石、胡适,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以胡适为例,他四岁丧父,自述母亲“虽不知书识字,却把她的全副希望放在我的教育上”,“每天天还未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在床上坐起。然后把对我父亲所知道的一切告诉我。……她说我唯有行为好,学业科考成功,才能使他们两老增光;又说她所受的种种苦楚,得以由我勤敏读书来酬偿”。一旦稍稍贪玩,立刻是一顿痛打,34打了之后,又是一场痛哭,哭自己命运的悲惨,守寡的艰难,让屁股疼痛的胡适脸上发烧。在母亲的教诲期望下,胡适小小年纪就成了老夫子,终日苦学。长大以后,终生克己,并且极为孝顺,甚至为母爱而牺牲了自己的爱情。海瑞的经历如出一辙。只是他的性格较之一般孤儿,尤为刚强固执,甚至不无刚愎色彩,这就要进一步从他母亲身上找原因了。浪子的妻子往往是节妇。海太夫人的严守妇道,刻苦度日,是非常有名的。她“先后苦针裁,营衣食,节费资,督瑞学”,直到海瑞入仕多年之后,还是每天从早忙到晚,不稍歇息。她本是个严厉无生趣的人,加以青年守寡,心态难免有些失常,视儿子如生命,海瑞都三四十岁了,还是和母亲同住一个房间。海瑞在《乞终养疏》中说:“母之待臣,虽年当强壮,日夕相依,不殊襁褓。”可以想见,谢氏对海瑞要求之严厉。海瑞刚刚懂事,粗识文字的母亲就教他读《孝经》、《尚书》、《中庸》,在母亲的严厉管教下,海瑞的童年被取消了。谢氏不许他和别的小孩子一起玩游戏,“有戏谑,必严词正色诲之”。谢氏把死去的丈夫当成反面教材,反复教育海瑞,长大了不能像他父亲那样叛逆流荡,而务要刻苦勤学,做一个正人君子。海瑞的耿介、顽强乃至偏执,早已深深植入了血液之中。而从小所受的儒学教育,又强化了这些倾向。在学校里,海瑞是个遵守规矩的模范学生。在《规士文》中,他追忆自己当学生时的情景:“我做小秀才时,见年纪比我大的同学十分恭敬,不敢在旁高声言笑,不敢在班乱序先行。路逢长者,让道一旁;同席年高,叨陪末座。从来没有越礼的时候。”如此谦恭有礼,并非仅仅是他家教良好,更主要的,是一种道德自觉。青年海瑞真诚地折服于儒学揭示的煌煌盛美的天理人道,并且在一举一动中尽力遵循。儒学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提供了极富诱惑力的远景理想。对社会来说,只要人人都遵守圣人的教化,这个社会就会井井有条,臻于大同。对个人来说,如果你刻苦自砺,就会达到“圣人”的境界。当然,在自我砥砺的路上,你会遇到许多诱惑和挑战,然而,应对这些,只需要一样品质:35毅力。所以,最关键的问题是磨炼自己的毅力。在作文《严师教戒》中,他这样拷问自己:将来入仕之后,自己有信心抵制住金钱的诱惑吗?能坚持住自己的操守吗?会不会出现言行不一?会不会做有愧于心的事?见了高官大人,能保持自尊吗?见了别人鲜衣骏马,能不起羡慕之心吗?“小有得而矜,能在人而忌,前有利达,不能无竞心乎?”生下来时,是清清白白的,死的那一天,能保证自己一尘不染吗?如果不能保持自己的清白,怎么对得起祖宗天地?他从自己的一举一动一个念头抓起,要求自己时时刻刻不能偏离圣人的教导。他言必信,行必果,在学校里,就得了“圣人”的称号。他给自己起了个号:“刚峰”。他希望自己能像海边的岩石一样,在日夜不息的世俗大潮前坚定不移。天下士人读的都是圣贤之书,为什么读出了那么多乡愿小人?每位帝王都尊崇圣人之道,为什么却很少有政治清明的时候?海瑞真的很奇怪,全世界的人都不明白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只要不折不扣地践行圣人之道,世界上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圣人已经把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交到了读书人手中,人们却弃如敝屣!满世界都是昏昏终日的不幸的愚人!一想到这一点,海瑞就心绪难平。学生海瑞发下弘誓大愿:以自己的生命来接续圣人的火把,再次照亮这一世界!这个誓愿其实应该很容易达到,秘诀只在于坚持。然而,这一点为什么只有他海瑞知道呢?海瑞偏执症患者(3)三嘉靖三十七年(1558)五月,新任知县海瑞由福建抵达浙江淳安。在奔赴淳安的路上,他又一次背诵了自己做学生时写的《严师教戒》。现在,那篇文章中所说的诱惑分明地摆在了自己面前:入府县而得钱易易焉,宫室妻妾,无宁一动其心于此乎?财帛世界,无能屹中流之砥柱乎?36将言者而不能行,抑行则愧影,寝则愧衾,徒对人口语以自雄乎?联想到那么多同窗、先生入仕前慷慨激昂,入仕后却无一不变成贪污纳贿的赃官,他不觉悚然而惊。淳安县衙的官椅,将成为拷问他灵魂的刑具。他能不能经受这严峻的考验呢?虽然初次做父母官,但是和大明王朝的每一个普通百姓一样,海瑞知道地方官不是靠帝国俸禄吃饭,他们的主要收入是种种“常例”。所谓常例,就是土政策、乱收费。史称,明朝“官俸最薄”。那时的官员,并不享受帝国提供的福利待遇,不但不享受别墅、小车、年终奖,也没有地方报销吃喝费,用一千余元养活一个大家庭甚至家族,这个县令的生活只能是城市贫民水平。然而,再看看各种陋规,你就知道为什么人们热衷于奔走仕途了。海瑞一上任,就命师爷把淳安县政府成员的常例收入列出来看,其中在县令一项下是这样写的:夏绢银一百六十两……夏样绢八匹(样品绢,收绢时额外收取用来评定品级的样品,评定后就作为福利分掉了)。秋粮长银二十两……农桑样绢四匹。折色粮银四两。军匠每里银一两。农桑绢银十两。审里甲丁田每里银一两。盐粮长银十两……审均徭每里银一两。造黄册每里银二两。经过盐引每一百引收银一钱,共计五十两……催甲每里银一两。柴薪……每一百两收银二两……出外直日里长供应并店钱人情纱缎。起送农民罚纸二刀,纳银五钱。收各项钱粮,每一百两收五两。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即使不算最后一项“收各项钱粮,每一百两收五两”,诸项收入加起来,每年也约有一千两银子的收入,折合成人民币现值二十万,是工资收入的近二十倍。而最后一项“收各项钱粮,每一百两收五两”,数目应该更为惊人,最低限也在一千两。这样合计起来,一个知县即使不贪污不受贿,每年的常例收入也有两千两,折合人民币现值四十万元,国家俸禄真可以“基本不用”了。当然,这些收入县令不能全装入自己的口袋。准确地说,这些额外收入应该算“小金库”,每年的招待费、公关费、送给上级的“礼金”都要从这里出。这些支出要占全部收入的一半以上。私设小金库,制定土政策,是开国之初明令禁止的。然而,太祖去世以来二百年,这些常例陋规已经成了公开的政策,帝国一千多个县,以及建立在县制之上的整个官僚系统都是在这些常37例的支持下运转。没有这些收入,官员们就没法维持日常生活,没法编织自己的社会关系网,没法养活手下的人。可以说,这些常例一日不可无。大明王朝后期的腐败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腐败侵蚀到社会机体的每一个细胞。上至皇帝,为了自己的私库加收矿捐;下到小小的衙役,通过把持官府,家资上万。居官如同贸易,读书只为敲门。办一件事需要多少贿赂,有公开的明码标价。在早年读书的时候,海瑞就多次在文中叹息:“纷纷世态,其不当予心有日矣!”这个世界,实在是太不称心了!更让海瑞气愤的是,在沧海横流之时,饱读圣贤之书的士大夫们没有几个人以圣贤自任,挽此颓风,反而和风同尘,竞相逐利。即使那些口碑尚好的公卿大臣,也不过是手伸得不太远,钱捞得有节制而已。在他看来,举国上下,已经没有一个人称得上正人君子。“世俗称僻性,称太过者,多是中行之士。而所称贤士大夫善处事者,或不免乡愿之为。乡愿去大奸恶不远。今人不为大恶,必为乡愿。”那些特立独行的孤介之士,在他看来做得远远不够,而贤士大夫则都是些污秽之人。他恨这些模棱两可的乡愿甚于大奸大恶,因为他们盗用了圣人的名义,对圣人之道为害更大。现代人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能要求这个世界适应你,而是你应该去适应这个世界。海瑞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他要做这滔滔世界的中流砥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即使是与整个世界为敌,他也毫不退缩。其实,海瑞所向往的世界,也并非遥不可及。明朝开国之时,太祖朱元璋已经为这个世界制定了蓝图,他制定了一系列祖训家规,对帝国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作了详尽得无以复加的规定,定下了万年之基。其中,就包括这低薪制。在海瑞看来,这些规定尽善尽美。他认为,所有的错误,所有的丑恶,都是因为人们不能严格遵守圣人和祖宗的教训,一任私欲发展造成的。上任十天后,海瑞公布了一个决定:革除所有常例。在别人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事,在海瑞看来,是天经地义。如果全世界都默认常例存在,那只能说明全世界都错了。错了就要改过来,道理就是这么简单!虽然没上任之前,那些消息灵通人士已经把“笔架先生”的名声传播到了全县,大家对这位新38县令的怪脾气有了心理准备,可是没有人想到海瑞上任后的第一把火是革除常例。这简直是疯狂,是政治自杀,是天方夜谭!人们估计,不出三天,海瑞就得改口。然而,海瑞说到做到。他把所有的“不合理收费”一刀切,不光是自己的常例,还包括县丞、主簿、典吏、教谕、师爷、衙役、门子,全县大小官吏的全部额外收入!这一举动不亚于一场政治地震。不但全县官吏如遭晴天霹雳,通省官员都目瞪口呆!震惊过后,大家都屏息静气,准备看这个初入官场的愣头青的笑话:看他吃什么,穿什么,拿什么养活家口,拿什么招待过往官吏,拿什么孝敬上司?看他能坚持几天,坚持不住了怎么收场?“海笔架”还真坚持下来了。靠一个月五两银子,他真就养活了一大家子。当然,生活水平和别人无法同日而语,而且还要想一点别的办法来维持生计。海瑞在官署后院的空地上开了一片荒,约有二分大小,种上了黄瓜、豆角,每天下班,就换上粗布衣服,扛上锄头干上一阵。全家人每天都吃粗粮,一年到头吃不上几回肉。入仕之后,海家的生活水平反倒不如以前了。海瑞本人一身官服穿了六年,穿得四处补丁,看不出颜色,用手一扯就是一根线头。每天烧饭用柴,都是老仆到山上打来的。有一天,海瑞发现老仆打来的山柴枝叶枯干,不像是新砍的,遂把老仆叫来讯问。老仆不敢隐瞒,只好交代说是街上有人巴结他,替他打好了背回来的。海瑞立刻叫他把送柴人找来,当场给了他五十个铜钱作了柴价,回头关上院门把老仆打了一顿。淳安的县丞、主簿纷纷要求调离,衙役、门子也都回家不干了。海瑞不为所动。你走你的,你不干自有别人干。县丞主簿走了,他把业务接过来自己做。衙役不干了,他从贫困地区再招。别人做得很清闲的县令,他做得东奔西跑,灰头土脸,一年没有几天休息的时候。上司生日、红白喜事,正是下级们“表示”的最佳时机,别人都是成百上千银子地送,他只写一封贺信。上级来检查工作或者路过,招待住宿都是国初太祖时定下的标准。渐渐地,淳安成了官员们的危途,万不得已,谁也不愿出差到那里。“海笔架”的桩桩件件,逐渐成了浙江官场上日不可少的新闻,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连浙江总督胡宗宪都成了热衷的传播者。一天,在全省的高级官员会议开会之前,胡宗宪神神秘秘地告诉大家:“我昨个儿听说‘海笔架’给他母亲做寿,居然上街买了二斤肉!淳安县的肉贩子都说,39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做上海县令的生意!”全会场哄堂大笑。海瑞就这样成了全省官场上的“海怪物”。海瑞偏执症患者(4)四把海瑞变成“海怪物”的不是别人,正是他所崇拜的太祖朱元璋。明朝初年,弘文馆学士罗复仁居官简朴,为人老实,人称“老实罗”。一天,朱元璋忽然动了念头,要调查“老实罗”是真老实还是假老实,到罗家私访。罗家在城外边一个小胡同里,破破烂烂东倒西歪几间房子,“老实罗”正扒在梯子上粉刷墙壁,一见到皇帝来,着了慌,赶紧叫女人抱一个小杌子请皇帝坐下。朱元璋见他实在穷得可以,老大过意不去,说:“好秀才怎么能住这样的烂房子!”即刻赏给了城里的一所大邸宅。(吴晗《朱元璋传》)其实,使“好秀才”不得不住这样烂房子的人正是朱元璋自己。开国初年,正是他为官员们定下了历朝以来最低的俸禄。之所以规定低薪制,一是因为开国之初,财政困难;二是贫民出身的朱元璋心底对官员们总有一种仇恨的潜意识,他不希望这些人被自己养肥;三是读书人都是孔孟之徒,他们入仕,出发点应该是行孔孟之道,并不应为一己私利。所以,薄俸正好有利于他们砥砺节操,保持正气。正所谓“存天理,灭人欲”。低薪制其实是中国基于儒家学说的一种政治传统,只不过其他朝代没有低到这样让人吃不饱饭的地步。一方面是官俸低得不足以维持正常开支,另一方面是官本位,官万能,各级官员权力不受约束,制定各种土政策,进行各种乱收费几乎没有任何障碍。这种制度的荒悖,正如同“渴马守水,饿犬护肉”,导致官员们的整体腐化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在这种制度下,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做清官,一丝不取,结果就是甘于正常人无法忍受的40贫穷。明朝的著名清官轩“寒暑一青布袍,补缀殆遍,居常蔬食,妻子亲操井臼”,秦“廉介绝俗,妻孥菜羹麦饭常不饱”。在清官的传上,这种窘状笔笔皆是。另一种就是遵照官场惯例,通过土政策来维持开支,支撑关系网的建立。而一旦越限,人们的欲望往往一发不可收拾。就像遇到了适合环境的细菌,贪污不可抑止地疯狂生长。对于制度性腐败,历朝以来对付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杀”,从肉体上消灭贪官;另一个就是“教育”,通过树立典型,大力表彰,提倡正确的导向,来感动人教育人转化人。这两种办法都如水中捞月,无济于事。历朝以来,以明太祖朱元璋惩贪最为坚定,对官员要求最为严苛,然而,偏偏是他定下一系列惩贪祖制的明王朝,腐败得登峰造极。在朱元璋看来,别的罪过都可恕,只有贪污,一个也不能饶过。他制定了残酷的惩贪法律,规定凡贪污六十两以上者,均枭首示众,而且还要把人皮剥下来,里面填上干草,摆到官府公堂对面,用来警告继任者。后来,见此举仍不能制止贪污,又规定:“今后犯赃者,不分轻重皆诛之!”只要是贪污,即使只有一两银子,照杀不误!除了杀头之外,朱元璋还制造出抽肠、刷洗、锡蛇游等骇人听闻的酷刑来惩罚贪污犯。洪武皇帝的治下如同地狱再现,几乎帝国每个县的县衙里都摆着一个皮人,举国杀掉的官员十数百万。上自朱元璋的义子干儿、皇亲国戚,下至无品级的胥吏,只要稍涉贪污,一个也不放过。在这样的严刑峻法下,明帝国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地方官员,从洪武元年(1368)到洪武十九年(1386),十九年里,或者任中被杀,或者任中被罚,竟然没有一个做到任满的!有些衙门,因为官吏被杀太多,居然没有一个人办公。为了政府运转,朱元璋只好开恩,叫那些官员死刑缓期执行,带着镣铐在公堂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