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大调整,而只是统治集团顶层的内部争斗。谁胜谁败,并不影响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利益。大臣们都明白得很,反正天下是老朱家的,只要主子姓朱就行。至于普通老百姓,连你姓不姓朱他们都不关心,谁有实力他们就做谁的顺民,只要有碗饭吃就会称呼你万岁。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多少南军将领肯为老朱家的内争拼命。特别是燕王连续打了几个大胜仗之后,更没有多少人认真抵抗,更多的人最注意的是观察风向,随时准备倒向更有力的一方。对比一下燕王和建文的谋士集团是件很有意思的事。燕王不太喜欢知识分子,而注意招揽一些奇人异士,所以身边的谋臣多是些和尚术士,看上去不伦不类,实际上这些人集中了来自民间的智慧,比起建文那些高居庙堂的书生谋臣来,不知要高明多少倍。小皇帝及其谋臣,虽然都是满腹经纶,其实多端寡要,多谋寡断。建文帝把削燕大事交给齐泰、黄子澄去办,自己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复古改制中来,成天废寝忘食地与方孝孺商量,如何按《周官》改定官制,减轻刑罚,以仁义治国,还津津有味地讨论如何实行井田。这些书呆子真是愚蠢得可爱。战争之初,朱棣还摆出一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架势。他的想法是由北到南,一步步地征服天下。然而,在山东他遇到了建文手下最有能力的两员大将铁铉和盛庸的顽强抵抗,厮杀数月,损失惨重,不能前进一步。此时,朱棣突然产生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式的想法:为什么非要在山东一地和南军22周旋?如果绕过山东,直取南京,坐上皇帝的宝座之后,天下不就传檄而定了吗?这个想法一出现,朱棣立刻从失败中重新兴奋起来。他重整大军,取道山东和河南省的交界处南下,连破东阿、汶上,一路势如破竹。过徐州,经临淮,燕军的策略是绝不打攻坚之战,能攻则攻,攻不下则绕着走。很快,兵临南京城下。十这一年是建文帝登基的第四年。他原以为自己做了明帝国这艘超级巨舰的船长,可以把这艘船开到他想去的地方。没想到这广袤的大海竟然与圣人们留下的航海手册上描写的完全不同,云谲波诡,暗流滚滚,不久就把他卷入旋涡中间,天旋地转,手忙脚乱,等回过神来,船已到鬼门关外。他实在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本来一开始是那样美好。即位四年来,他勤劳不懈,一举一动,都遵循圣人之言,诸项措施,都本着先贤美意。他减轻天下赋税,取消严刑峻法而代之以宽大。他重用儒臣,试行井田制,全面建设儒家的理想社会。没想到四年努力换来的是穷途末路。他弄不懂他的臣民。君臣大义是人伦之首,为什么那么多武将毫不犹豫地背叛他去投靠燕王?为什么他被困在京城,天下郡县竟无一人前来勤王?就在一片胡思乱想之中,南京城已经是一片混乱,杀声四起,燕兵已经包围了皇宫。朱棣并没有急着赶到皇宫,而是派人前去围困。他希望在他到来前,皇宫里能发生什么意外。事情的结果既让人满意又有些遗憾。士兵们在皇宫中没有找到建文帝,只是在灰烬中找到了一具尸体,不过面目全非,看上去更像女尸。不管怎么样,朱棣当机立断,“决定”这具尸体就是建文。他长叹一口气,沉痛地说道:“小子无知,果然如此糊涂耶?我来此是为了辅佐你向善,你怎么做出这样愚蠢的选择!”十一23虽然是初登大宝,朱棣却从容不迫。他像一位高明的驭手,坐在高高的驭座上,熟练地操纵着手里的缰绳和鞭子。缰绳是利益,鞭子则是暴力。燕王的有恩必报、有功必赏是闻名已久的。而成了永乐皇帝后,这个传统更加发扬光大。他赏赐起功臣来,手笔之大,令人瞠目。那些原本是王府中的亲兵首领、地位卑微的小军官们,现在都成了帝国的新贵,封公封侯,蹿升到贵族阶层中的顶层。原来的护卫千户朱能成了成国公,小小的指挥佥事张玉被追封为荣国公,两人俱“三世赠王”,这是一个大臣所能得到的最高封赏。封侯封伯者各有十余人。这些人的子孙也享有特权。朝廷原规定,功臣子孙袭职,必须经过考试武艺。皇帝发布了一个饱含感情的告谕说:“朕见到参加考试的功臣子弟,不觉怆然。举义之初,他们的父兄忍饥冒寒,艰苦百战,不幸为国捐躯。今观其子弟皆稚弱,未必熟悉武艺。如果因此而绝其俸禄,何以自存!可令其先袭职,长成后再考试。”这类很有人情味的做法,有力地加深了他与他扶植起来的新贵的感情。他知道,这是他统治的重要基础。朱棣的有恩必报并不限于那些用得着的人。卑微之辈,他也铭记不忘。他专门下旨,表扬那些在战争中出过力的普通百姓。在北平、保定等地协助燕军守城的妇女,有的运砖运石,有的运水浇城,在守城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朱棣分级给予赏赐。例如,“保定运砖石妇女,每名赏钞一百贯,绢一匹,棉花三斤”。朱棣深知他这些带有戏剧性做法的宣传效果。它们将借助趣闻逸事的形式迅速传遍全帝国的每一个街巷,树立皇帝“滴水之恩必将涌泉相报”的“义气”形象。必须让广大人民知道,效忠于皇帝必然得到好处,这是一条绝不能动摇的原则,它关系到一个君主统治的稳定性。对于那些投降他的建文遗臣,他也表现出极为宽宏的气度,一律既往不咎。朱棣很清楚“食其禄,任其事”的道理。为了安抚降臣,他命令把建文宫中收藏的千余封奏章一把火烧掉,以表示绝不追究他24们反对自己的责任。此举让人大为感动。大部分建文遗臣都很快转变立场,成了永乐帝的宣力之臣。皇帝利用一切手段,传达“只要站在我这一边,必然前途光明”的重要信息。政治家判断一个人的标准不在于道德素质,而在于立场。对那些坚决站在他这一边的人,他太阳般的温暖。而对那些坚决反对他的人,他则比野兽还要凶残。十二当朱棣手持武器走向皇位的时候,整个明帝国的人民都被推入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按照这个社会竭尽全力弘扬的理念,每个人的生活都应该建立在正义的原则之上。据说,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是因为人能判断正义与邪恶,有羞恶廉耻之心。而现在,一个篡位者上台了,心甘情愿做篡位者的顺民,无疑是一种屈辱,甚至是一种不可饶恕的错误。对于普通老百姓,摆脱这种尴尬很容易,只需要骂一句娘就足够了。说实在的,礼义廉耻更多的是大人先生们的奢侈品,平民百姓更需要的只是生存。然而对于士人,这个问题则几乎生死攸关。对于他们来讲,存在的意义,就是贯彻纲常。为一个篡位者服务,无疑是精神生命的自杀。因此,朱棣的上台,当然要引起全帝国读书人“利义交战于心中”。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不断这样野蛮地开着士人的玩笑,他们维护纲常,说到底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而统治者们却一次次地无视纲常,制造阴谋、政变、篡位,不断地把士人放置到两难境地。数千年来,大部分士人也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修炼得进退自如。“交战”的结果,是大部分人抛弃了万古长存的道义,选择了瞬息而逝的利益。当然,永远会有那么一部分人,选择了保持价值观的完整。黄子澄是削藩的始作俑者,是朱棣起兵时宣称要消灭的第一个“奸臣”。由于没有任何退路,他走向死亡的姿态相当洒脱。在朝廷之上,他对永乐口称“殿下”而不是“陛下”,嬉笑怒骂,无所不至:“臣知殿下以兵力取富贵,不知殿下即此位!……况富贵瞬息,何足重轻!殿下向来悖谬,不可为训,恐子孙有效尤而起无足怪者!”25盛怒之下,平素一副笑面的朱棣露出了不为人知的狰狞一面。他命人把黄子澄所有的亲戚一律逮捕,把黄家一姓老小65口、妻族外亲380人都押到黄子澄面前,“哀号震天”。维持自己价值观的代价将是这400多人的性命。黄子澄望着自己的老父老母,泪眼婆娑,心如刀绞,然而,儒学原则让他不能后退半步。他咬咬牙,仍不改口。朱棣命人砍掉他的双手,仍不屈服,遂又命斩去双脚,接着把他砍成肉泥。黄氏一家65人不分老小一律斩首,389名亲戚全部发配边疆。曾在山东抵抗朱棣使其不能南下一步的铁铉被送到朱棣面前时,反背坐于廷上,谩骂不止。朱棣命人将他耳朵鼻子割下来,“碎分其体”。建文的礼部尚书陈迪在朱棣面前与之辩论君臣大义,骂不绝口。朱棣命人把陈迪的几个儿子都抓来,并且割下他儿子的耳朵鼻子,煮熟了让他吃,并问味道如何。陈迪答道:“忠臣孝子的肉,香美无比。”父子六人,同被凌迟。……这就是那个讲义气、重感情、面常带笑的朱棣吗?这就是那个因为乞丐的惨状而流泪、因为弱者受欺而义愤的燕王吗?这就是那个起兵时慷慨陈辞、义形于色的正义化身吗?是的,这个正义的代表、仁慈的主人、人情味十足的大人物所作所为还远不止此。他和方孝孺在殿上对骂,恨其嘴硬,命人将方孝孺的嘴割破,直割到两耳。他发明“诛十族”,与方孝孺有关系的873人被磔杀于市。他发明“瓜蔓抄”,为了泄一时之愤,从一个仇人开始,转相攀染,广加株连,滥杀无辜,动辄让数百人死于非命。很侥幸地,历史留下了朱棣未及销毁的流氓嘴脸的特写:永乐十一年(1413)正月十一日,教坊司的官员在皇宫右顺门口禀奏:齐泰的一个姐姐,两个外甥媳妇,加上黄子澄的妹妹,四个妇人,平均每天被二十条汉子轮奸。“年小的都怀身,节除(夕)夜生了个小龟子,又有个三岁的女儿”。朱棣闻听,说道:“依由他。小的长到大,便是摇钱的树儿。”26美丽的面具被揭开,后面露出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这个流氓的卑劣、下流、凶残,比之他的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与他父亲的唯一区别,不过是他是一个精通经典的流氓。这个道貌岸然的人,原来心底对人的生命并没有丝毫尊重,在他那冷酷的心灵中不生长同情、怜悯、爱这些高贵的品质。在他的眼里,世人只分为可利用的和不可利用的两种,事物只分为有利于自己的和不利于自己的两类。那些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在他心中还不如草芥。从道德水平上讲,他并不比大明帝国范围内任何一个地痞流氓更高一点点。不幸的是,这样的人在中国式的残酷竞争中常常是胜者。这些人一面利用意识形态愚弄天下,一面又野蛮践踏诚实的人珍视的价值。他们标榜的是王道正义,实际上遵循的却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后世士人谈起成祖时代,最为痛惜的是天下正气又一番被摧挫。明亡之后,许多士人把明朝之亡归于人心在永乐之时即已倾颓。顾炎武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