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重任交到了蔡元培的手上。当时北大的名声不好，是著名的“官僚养成所”。在当时的北大，学生无意学习，老师无心教学。蔡元培深知，要改变学风，需从整顿教师入手。学生不喜欢听课、不爱好学术，教师自然难辞其咎。蔡先是三顾茅庐，请来《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当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至北京，之后又聘胡适为北大文科教授兼文科研究所哲学门主任，这两人后来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后来又相继聘请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新派人物到北大执教。同时还留聘、新聘了一批学术造诣深厚而思想保守的教授，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崔适等，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北大的保守派营垒。此外，还有章士钊、李四光、梁漱溟等等。这些闪耀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上空的巨星们，齐集北大。经此变化。一时北大人才济济，学校面貌为之一新。据1918年初的统计，当时北大教员平均年龄仅三十多岁，而这时北大本科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4岁，这样的年龄正是思想最为活跃的阶段，其中不乏后来成为一代名家的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冯友兰等。正是有了这批教授与学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火才能熊熊燃烧；正是这批教授和学生，日后成为了中国文化的脊梁。而将这些人集合在一起的力量，正是蔡元培所独有的人格魅力以及他的教育思想。《国学大师之死》　假如没有蔡元培国学不厚焉能领袖群伦？“十大国学大师”评选中，蔡元培名列其中，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提出质疑，说人们在选出蔡元培的时候，想到的不是他的《中国伦理学史》，而是他在北京大学的业绩。此话道出了一半的真理：正是教育上的大成就掩盖了蔡元培在其他方面的贡献。真理的另一半是：蔡元培在学问上虽不是一个专家，却是一位通儒，他在文学、史学、伦理学、美学、政治学、教育学及至科学技术等方面，都有着很深的造诣，是一个多维度的思想家。正是这种“通人”的特性，使他能够领袖群伦，兼容并包，开一代学风。文人是最难征服的。蔡元培能请来新旧两派的大牌教授到北大任教，同时接受他的领导，首要条件就是在学术上能够获得他们的认可。蔡元培自幼聪慧，5岁入家塾读书，像他的祖父一样，蔡元培每天都要复习到深夜，母亲周氏常常不辞辛劳地陪着他。蔡元培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姓周，最初所读的是《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三本小书，然后再读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11岁那年，蔡元培的父亲去世了，此后家境一天不如一天，他无力购书，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读书与求学，他的六叔铭恩铭恩不仅将自己的所有藏书向他开放，使他读到了《史记》、《汉书》、《文史通义》、《说文通训定声》等书，使他较早地由启蒙进入到了研究经史之学的天地。13岁时，蔡元培拜经学名宿王子庄为师，学八股文及宋儒之学。在王子庄的教导下，蔡元培学问大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怪八股”风格。蔡跟着王修行了4年，思想上受其影响很大。蔡元培说自己20岁以前最崇拜宋儒，显然与王推崇宋明理学密切相关。他后来走向反清革命道路，主张民主共和，也同他所受的有关刘宗周、吕留良、曾静等明清之际反清志士的熏染不无关系。18岁之后，蔡元培开始给别人当塾师，也就是做家教，一边教书，一边自学。这时，他看书越来越杂，也不再练习八股文，而是开始了自由阅读。最初的兴趣在辞章，以后又转向考据与训诂，在小学、经学、史学方面都下了一番功夫。20岁那年，蔡元培被介绍到绍兴的藏书大家徐树兰、徐友兰家，为徐氏子弟伴读并校勘典籍，历时4年。蔡在徐家博览群书，精研小学，涵养大进，还帮徐树兰校勘了《绍兴先正遗书》和《铸学斋丛书》等许多古籍。多年来对国学所下的苦功，使蔡元培能够在科场游刃有余，连试皆捷，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补翰林院庶吉士，28岁补翰林院編修。26岁那年，正值甲午战争爆发，西方的“新学”开始在中国大地广为流传。蔡元培一方面开始读西方的书籍。另一方面，国内学者倡导学习西方的著作如郑观应的《醒世危言》，梁启超的《西学书表目》，汤寿潜的《蛰仙危言》等，也成为他的必读书籍。为了近距离地研究西学，蔡元培于1903年想赴德国留学，但因经费问题直到1907年才成行，至武昌起义后回国。在德国，他先花了1年多时间在柏林学习德语，后入莱比锡大学学习3年。3年间，他一共修课37门，侧重于哲学、哲学史、心理学、文化史和美学，这直接促成了他后来对中国哲学、伦理学以及美学的研究。听课之余，蔡元培翻译了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被国内许多大学作为伦理学教科书。此外，凭借着深厚的中西文化背景，蔡元培还撰写了《中国伦理学史》（1910年），该书是我国伦理学史的开山之作。蔡元培在学界的地位与这两本书的出版有很大关系。《国学大师之死》　假如没有蔡元培中西合璧的办学方针蔡元培在北大的成就，离不开他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究其根源，这一方针乃是中西合璧的产物——既是对西方办学经验的汲取，也是对中国传统儒家优良教育传统的继承。自19世纪威廉·洪堡创立柏林大学，奠定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以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就成为了全世界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准则。蔡元培曾三次留学德国，并曾在洪堡大学学习过，所以深受洪堡和德国大学精神的影响。此外，蔡元培认为，在中国教育传统中，在《中庸》等儒家经典中，也已蕴含着这一种精神。如《中庸》有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是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思想界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根本不可能有思想自由。因此，蔡元培认为，要改革中国教育，就必须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国学大师之死》　假如没有蔡元培长眠香江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上海沦陷，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中央研究院也迁往内地。蔡元培因不愿随蒋介石去重庆，改从上海赴香港，准备转赴昆明，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务。但是到达香港之前，蔡元培刚刚得了一场伤寒病。已经近70岁的老人，面对前面的长途跋涉，十分担心能否安全到达昆明。无奈之下，只好先滞留香港。1937年12月26日，夫人周养浩携子女也到港，全家在九龙柯士甸道156号租房居住。蔡元培在港期间，除了读书阅报之外，绝无其他消遣。由于怕受人注意，因此很少跨出大门。香港住宅，又很狭窄，三四个房间，便成为他日常活动的小天地，生活的枯燥，是可以想像的。在枯燥、清贫、寂寞中，蔡元培的生命渐渐地走到了尽头，这盏光照中国思想界的明灯即将熄灭。1940年3月3日早晨，蔡元培起身后到浴室去时，在浴室门边，忽然感到一阵头晕，失足摔倒，吐了一口鲜血。于是赶紧找来商务印书馆的一位特约医师朱惠康，朱医生看过后未找出病源。这天晚上，他一宿都未睡好。第二天上午，朱医生过来复诊，认为可能是胃溃疡，因为家里人手不多，照料不便，因此建议送到养和医院去诊治。到了养和医院，朱医师又诊断可能是急性胃溃疡，于是通过文学家许地山找来港大医学院的英籍教授寇克博士，为蔡元培诊治，并施手术。由于输血设备都在香港大学，又将蔡元培转移到香港大学。输血的过程中，蔡已经陷入昏迷状态。输完之后，他的手足开始缓缓活动，有时两片嘴唇微微翕动，像要开口说话。寇克博士认为，这种反应情形非常良好，令人兴奋。回到养和医院，已是午夜以后。约至四点多钟，蔡元培的呼吸开始显得很费力。六时左右，口中嘘气已经极为微弱。养和医院院长李树芬和寇克博士虽然先后来到，但到七点左右，两位医师都认为救治无望。九时过后，蔡元培嘘出了最后一口微弱的气息。《国学大师之死》　假如没有蔡元培蔡元培轶事征婚启事1900年夏，蔡元培的原配夫人王昭病逝，那时他才33岁。为他提亲的人多得踏破了门槛。蔡元培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磨浓墨，铺素笺，挥羊毫，写下了一张征婚启事，贴在书房的墙壁上。他的择偶条件为：（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相和，可离婚。这则征婚广告曾经轰动一时。在旧礼教盛行的晚清，一位堂堂大清朝的翰林，居然公开提倡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这确实是要有些勇气的。胡适与黄侃黄侃曾与胡适同在北大讲学。在一次宴会上，胡适偶尔谈及墨学，滔滔不绝。黄侃骂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胡适赧然。过了一会儿，黄侃又骂道：“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大怒。黄侃却大笑道：“且息怒，我在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我不是骂你，不过聊试之耳！”举座哗然大笑。黄侃反对胡适提倡白话文。有一次，他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他何出此言。黄侃正色回答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而应该名叫‘到哪里去’。”此言一出，他仰天打三个哈哈，不管胡适，扬长而去。胡适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全书久未完成。黄侃曾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问其原因？黄侃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大笑不已。《国学大师之死》　陈寅恪：一代史家，三世风流陈寅恪：一代史家，三世风流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之所托命者也。——吴宓《空轩诗话》陈寅恪之死1966年7月，“文革”波及到了中山大学。陈寅恪这次终于没能幸免。第一批大字报贴出来了。对陈寅恪的打击不仅仅来自大字报。7月，陈寅恪晚年的得力助手黄萱被历史系召回参加运动；9月，校方撤走了“三个半护士”，陈夫人唐筼只好自己出资聘请护士护理陈寅恪。10月，破四旧之风蔓延到了岭南，人们开始随意进入陈宅。陈寅恪的书籍和一些未刊的书稿、手稿被查封，多年精心保存的一些文物字画也被抄走，尤其是他精心保存的祖父陈宝箴和清朝官员来往的信札也被翻了出来。秋冬之际，大字报已经快把陈寅恪淹没了。东南区一号的楼房被贴满了，红色的砖墙都已经看不见了，整幢大楼显得阴森恐怖，活像一口纸棺材。大楼四周的树木上挂上了长幅标语，风一吹来，像片片白幡“沙沙”作响。高音喇叭是陈寅恪最害怕的一种声音。住宅对面的办公楼被造反派占领，高音喇叭每天不间歇播放。平常日子陈寅恪尚且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这样一来睡觉几乎成了一种奢望。1945年陈寅恪用眼过度，双目失明。所以每当召开大型批斗会，造反者便将几只高音喇叭直接吊在陈宅的屋前屋后，有时甚至将小喇叭吊到陈寅恪的床前，名曰“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1969年春节刚过，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东南区一号楼，据说陈寅恪被迫搬家的原因是因为工宣队看中这座楼房，想做指挥部使用。５月５日，陈寅恪被迫做口头交代，但并没有“过关”，因为交代中并没有“承认错误”，而是说了许多类似“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的话。于是不断逼问，直到陈寅恪不能讲话。在不断折磨下，陈寅恪瘦得不成样子。少数亲朋好友偷偷登门看望时，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流泪。1969年10月7日早上五点半，因为心力衰竭，肠梗阻、肠麻痹，陈寅恪走完了他７９年的人生历程。《国学大师之死》　陈寅恪：一代史家，三世风流另一种设想陈寅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结局，让人扼腕叹息，人们忍不住设想：如果1953年他接受了郭沫若和李四光的邀请，北上担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话，是否会有另外一种结局呢？这并不是没有可能。陈寅恪是当之无愧的国宝，他的声名不仅仅在学术界。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后，就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让他们不可为难陈寅恪，于是军部就给香港司令下文，照顾陈家。当时物质极为匮乏，香港司令就派人给陈寅恪家送去了好多袋面粉。但陈寅恪是绝不会吃日军面粉的，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日本宪兵往屋里搬面粉，陈寅恪和唐筼就往外拖——陈寅恪的学识连敌人都征服了。1948年12月，国民政府开始了“抢救学人”的活动。当时，北平已经被解放军重兵包围，即使这样，国民政府还是派专机把陈寅恪接到了南京。蒋介石亲自登门劝陈一起去台湾，遭到拒绝。离开大陆后，蒋曾多次派专机到南京接陈，皆失望而归。没能把“国宝”抢救出来，一直为蒋介石引为恨事。1949年，毛泽东访苏，令毛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居然突然问起陈寅恪的行踪，原来是他的著作《中国革命问题》中引用了陈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毛泽东答应回国后再查找，后来查知是在广州的中山大学，便嘱咐广东当局要好好优待。周恩来对陈寅恪也一直照顾有加，解放后不久，专门派人看望他，转达对他的关怀。他的腿跌伤以后，周总理还曾亲自过问医院的治疗方案。陈寅恪晚年深得陶铸的关照，由于陈寅恪残存的视力只能微弱地辨别白色，陶铸就派人在陈宅的院子里修了一条白色甬道，使这位老人在散步时不致跌倒。1954年龙潜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在批判胡风的运动中，他点名批判陈寅恪的思想，过后不久他就受到了批判，后来龙潜在检讨时这样表白道：“我对陈寅恪的问题考虑不周，和了他三首诗，在会场上念了两句，后来到了北京，许多领导同志都问到陈寅恪，我才知道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由此可以想见，如果1953年陈寅恪北上的话，他很可能是另外一种结局。《国学大师之死》　陈寅恪：一代史家，三世风流史学三变在学术界，陈寅恪是一位传奇人物，其传奇色彩一点不亚于他所推崇的王国维。1919年，在哈佛大学留学时，吴宓和他交谈过后，当即惊为奇才。吴写信给国内的亲友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陈氏子弟家学渊源，藏书丰富，陈寅恪幼时便对经史子集各书均有涉猎。他的侄子曾经回忆说：陈寅恪十几岁以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中。陈寅恪涉及的范围虽广，但是他兴趣始终偏向史学。曾任台湾“国防部”长的俞大维解释说，陈寅恪治史的主要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也就是在“在史中求史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对历史选择也是乾嘉学派影响的结果。陈家虽然是传统世家，但是教育思想并不保守，最明显的是陈三立不要儿子应科举考试，而是要他们接受西式教育。陈寅恪１２岁的时候就随兄长去日本留学，１９０９年又赴欧洲，在柏林大学等学府深造。因此，他在研究中有着非常明显的西方治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留学德国的时候，历史语文考证学派正是德国史学的主流。受德国历史语文学派的影响，陈寅恪学习和掌握了多种语言。后在哈佛大学随蓝门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在柏林又随鲁斗继续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留学期间，他掌握了诸多语言，可以直接读原文，在这点上一般传统学者难以望其项背。1926年，陈寅恪至清华国学院任导师，他由学术的积累期进入了勃发期，开始了史学研究的第一阶段——西北史地学的研究，也就是他后来所说的“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究其原因，国势日危直接影响到他的研究方向，“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30年代初期，陈氏史学逐渐移向第二阶段，这段时期他放弃了中外关系史方面的研究，致力于中古文化史。在《寒柳堂集》中他这样表述研究转向的原因：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1949年以后，他的史学进入了第三个阶段。陈寅恪最后阶段的两部著作是《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国学大师之死》　陈寅恪：一代史家，三世风流寄“心史”于“红妆”陈寅恪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颇受人们的关注，研究者认为他是以这两个女子自比。陈寅恪虽然以史家立身，但其“史识”与“史观”却是建立在儒家价值观之上。在文化思想上，陈氏三代均讲究革新，但陈寅恪却自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曾国藩）、南皮（张之洞）之间”。这并不是意味着他认同咸丰时代的保守思想，而是认同咸丰时代变法思想先驱冯桂芬等人的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稳健前进的思想。在他看来，如果社会冒进太快，社会、人心、经济、政治等方面反而不进而退。这种观点在他是一贯的，从不曾因为外界的压力而做过改变。1961年吴宓去拜访他，事后在日记中写道：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从时俗为转移。但时代一直在趋新，不断革命，始终变化，唯有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原处，这种巨大的矛盾、反差，怎能不让他叹息呢？在两部以才女为研究对象的作品中，陈寅恪运用历史的想象力重建了兴亡的“心史”，在柳如是和陈端生的悲剧中加入了他的人生感慨和文化喟叹，使他的史学境界在最后一个阶段发生了跳跃。《国学大师之死》　陈寅恪：一代史家，三世风流陈寅恪轶事既非博士，又无著作，如何成导师？1925年，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已在清华任教的吴宓向梁启超介绍陈寅恪，梁启超便推荐陈担任国学研究院导师，当时的校长曹云祥还未听说过陈寅恪，问梁：“陈是哪一国博士？”梁启超回答说：“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也没有著作。”梁答。“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大为生气，于是回答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曹云祥听后决定聘请陈到清华来担任导师。于是，没有什么学位文凭，也没有什么著作的陈寅恪，凭着广博的学识，成为了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国学大师之死》　顾颉刚：桀骜与卑柔一夜成名的“顾老板”与“大器晚成”相反，少年暴得大名者，后半生多无所成。对于这个常见的现象，人们往往以“江郎才尽”加以解释，但是阅读顾颉刚的一生可以发现，在巨大反差的命运转折中，性格起了关键的作用。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是顾颉刚学术上的黄金时期。1926年《古史辨》出版，盛名从天而降，“顾颉刚”三个字一跃而起。当时的知名学者纷纷给予这个无名后辈的著作以极高的评价。远在德国的傅斯年致信顾颉刚，认为当今“史学的中央题目，就是你这‘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顾的老师胡适也拱手把他让到了古史学第一把交椅上去：“在中国古史学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顾颉刚是第二次革命，这是不须辩护的事实。”《古史辨》的成功，一下子引来了几十位学者加入到了古史学的研究潮流。当年7月，林语堂应厦门大学之邀担任文科主任，聘任顾颉刚为国文系教授。顾颉刚抵达厦门后，林语堂又让他去换聘书，改为“研究教授”，原因是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后的短短两个月内，顾颉刚的“学术地位突高”，“故而称谓亦须改变”。当时，顾颉刚仅是北大的助理教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研究教授”，比教授还高了一级，与沈兼士、鲁迅等知名教授同室办公。这在当时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国学大师之死》　顾颉刚：桀骜与卑柔恐怖的家庭教育顾颉刚少年博得的大名一直“红”了30年，但之后的30年，顾颉刚在学术上基本属于停滞阶段。少年暴得大名，与老来几无所成，固然与时代环境变迁有关，但个人性格与环境的关系更值得注意。性格有强弱，强度不同，取舍不同，得失各异。一个人性格中的“内核”多形成于青少年时期。顾颉刚的“十分柔和卑下”，来自于极其严厉的家庭教育。他的父亲子虬公长年在外，母亲性格异常，对顾颉刚严厉无比，动辄就打，“我一讨饶，她就打得越凶，说‘这孩子没志气，没出息’。”3岁的时候，顾颉刚半夜尿了床，母亲就把他从床上扔了下去，疼得他痛哭不止。从那以后，顾颉刚就和他的祖母一床睡觉，直到18岁结婚。所以在顾颉刚幼小的心目中，母亲不是“母亲”，而是一个“身材高高而精神非常严峻的年青奶奶”。7岁时，母亲因患肺结核去世。生活照顾和家庭教育就由祖母承担起来。祖母对顾颉刚有慈爱的一面，但严厉时和母亲一样。大约五六岁的时候，家里来了亲戚，用点心招待客人时，客人就分了一块点心给顾颉刚，祖母当时不作声，待客人离去后，就关起房门把顾颉刚痛打一顿，直打得他从此以后再也不敢看人家吃东西。顾颉刚说：“我的一生，发生关系最密切的是我的祖母。简直可以说，我之所以为我，是我的祖母手自塑铸的一具艺术品。”“艺术品”之说，自然包含他对祖母慈爱的一面的报答感激之情，但也由此可以看出，严厉的家庭教育对顾颉刚个性的形成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国学大师之死》　顾颉刚：桀骜与卑柔卑柔下的桀骜不过，有压迫就有反抗。所以“十分柔和卑下”的顾颉刚，在严厉的环境下，自然也培养着“桀骜”的一面。这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在时代大变局中，每每遇到激进的革命行为，他都会迸发出参与进去的冲动和勇气；二是勇于接受新的思潮，抛弃旧观念；三是对古人、他人的学术观点敢于怀疑，不盲从。武昌起义爆发后，顾已无心念书，天天和同学们传阅上海的各大报纸，关注时事。“五四运动”爆发，当时顾颉刚正在苏州办理婚事。虽然没能亲身参与，但热情高昂，去信傅斯年、罗家伦两位先锋，劝其将风潮扩大。说到顾颉刚一生学术成就的顶点——《古史辨》，则更有赖于顾性格中的那一份“桀骜”。顾颉刚性格当中的“桀骜”基因，在怀疑古人、古书方面得到了极端充分的展现。1913年考入北大之后，顾颉刚在学术上的“叛逆”性逐渐显露出来。他经常被毛子水拉到化石桥共和党本部去听章太炎的国学讲座，听后十分钦佩。但对于章他也禁不住要抨击，并且想努力去超过他，起了个笔名“上炎”。为此常常彻夜读书，就此得了失眠症。《国学大师之死》　顾颉刚：桀骜与卑柔桀骜中的无奈然而，说顾颉刚“桀骜”固然不错，但说其“不驯”恐怕并不是很准确。其实，顾颉刚的“桀骜”在碰到环境压力时则往往生出许多的“无奈”。１９１２年，身为中国社会党党员的顾颉刚革命热情高涨，怕家人阻拦，“未告知祖母妻子实情”，“托词”北上，意志似乎很坚定，但当父亲从南京赶到北京，潸然泪下，动以亲情，顾颉刚便“难以拒绝”，无奈南返，并听从父意报考北大去了。顾的第一任妻子吴徵兰生病后，顾颉刚在北京多次去信哀恳家人为她治病，但父亲在外，继母在家则爱钱如命，暴戾专横，祖母又与孙媳性情不合，故一直拖而不治。顾颉刚虽然性情中具有革命性的冲动，虽然在最高学府中具有批判古今权威的勇气，但是面对家庭的压力，却没有反抗的能力。回到家里他也没有办法，十分无奈，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结发妻子死掉。至此，顾颉刚对家庭的怨恨已经到了刻骨铭心的地步，发誓不再续娶。但是祖母和父亲“垂泪相劝”，希望他延续香火。面对垂垂老泪，他“深感自己不能率性而行”。亡妻入殓的次日，父亲就来商议续娶之事，他以心情不好为由推托。但随后休学期间，在医生、家人和纷至沓来的媒人的劝说之下，虽然觉得愧对前妻，但无奈之下，“开始认真考虑未来了”。对顾颉刚产生过深刻影响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他的第三任妻子张静秋。顾颉刚的第二任妻子殷履安因病死于1943年，一年之后，顾与中学教师出身的张静秋结婚。张静秋抗战胜利后曾任徐州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处事极有主见，重要时刻每每迫使顾颉刚做出选择。1948年秋天，顾颉刚在兰州大学教书，面对瞬息万变的时局，他写信给张静秋请她到西北来，而远在上海的张静秋则要求丈夫回到上海来，双方相持不下，张静秋发去电报一封，称腹中胎儿有早产、难产迹象。这一下，顾颉刚只好匆匆飞回上海，下飞机后才发现上了妻子的当。《国学大师之死》　顾颉刚：桀骜与卑柔一生只宜书为伴写到这里，以顾颉刚的性格为坐标往回看，可以看到《古史辨》的产生，固然有顾颉刚本人的卓绝努力，但是这个成就并不是偶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把西方的理性主义精神和科学方法带入20世纪的中国，通过主要代表人物胡适传递给顾颉刚，而顾本人又从古代历代学者中汲取了怀疑、批判的理性主义遗产和清代朴学的考据方法，中西两种学术精华在顾颉刚身上结合，又引发了潜藏在他本性中的性格力量，于是获得一片新天地。而这样一种中西文化的交流又与蔡元培在北大所实行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方针密切相关，校风由蔡元培开始大变，大量引进和扶植新派人物，积极支持新文化思潮。时代的洪流，宽容的环境，得风气之先的老师、同学，彻底地将顾颉刚内心的那种革命性冲动充分地释放出来，使其精神达到了一生中的最佳境界。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时代总是处于变化之中，在顾颉刚这一代人身上体现得尤为剧烈，但是同样的时代却有不同的命运和结局。这其中，个人的性格起着关键的作用。顾颉刚自幼便是一颗读书人的种子。他一生最适宜的事情只有两件：一是读书，一是教书。他像他的老师胡适一样，以奖掖后辈为人生快事，一生弟子如云，都是各个学科中的当家人，堪称天下为人师者的楷模。而作为读书人，自6岁起，至87岁去世，无论革命、战乱，还是政治运动中，他都片刻未离开书本。真可谓“一生只宜书为伴”。1980年12月25日，是顾颉刚生命的最后一天。一个月前他因感冒发烧住进了医院。大概他已经感到死神即将降临，上午对女儿顾潮说：“我快要死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但是到了下午，他又坐在沙发上阅读《十三经注疏》，书中夹着一些作记号的纸条。因为有人向他约稿谈谈我国最早的典籍“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材料。晚饭后，顾颉刚又向女儿顾洪说起第二天要写有关黄侃的回忆录。不料半个小时后，心脑血管疾病发作，医生全力抢救无效，顾颉刚溘然长逝。第二天，家属在医院整理遗物时发现，顾颉刚已经把日程安排填写到了１２月３１日。一张信纸上留有手迹：“黄侃，湖北蕲春县人”，“五四运动前，先在北大教中文系，后到中央大学教中文系”，“１９３６年病卒，年５０”，“点完《十三经注疏》”，“《周礼正义》读完”。《国学大师之死》　顾颉刚：桀骜与卑柔顾颉刚轶事被鲁迅戏称为“鼻公”鲁迅杂文中频频出现调侃，在北大任教时给同事起的外号，都在丰富着他沉重之外的另一个侧面。顾颉刚是鲁迅众多对头之一，他的一个面部特点是长了个酒糟鼻子。鲁迅在给朋友的信上就戏称顾为“鼻公”，有时干脆在毛笔信中用朱笔一点以代表顾颉刚。多写少讲，遮掩口吃当年在北大和燕大等校上课时，顾颉刚总是穿宽大长袍，戴一副白色金边眼镜，微驼着背，显得不苟言笑。虽然旅居北京多年，却仍然脱不了一口浓重的苏州口音，再加上有点口吃，所以上课时一般学生都不易听懂。因此上课时他便扬长避短，很少侃侃而谈，除了发给学生大量资料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板书，通常写满三四黑板，下课的铃声也就响了。《国学大师之死》　梁漱溟：接续三百年儒学晚钟即将敲响梁漱溟的晚年即将来临。悄悄的，但却是不可避免的。其实，早在1976年，即《人心与人生》基本写完时，梁漱溟就感到自己在尘世的使命已经完成。他对尘世厌倦的另外一个重要标志是：1981年6月，终止了已经持续数十年的记日记的习惯，留在日记中的最后几个字是“6月1日”，有日无记，此后再也没有日记——他已不再需要为尘世的事挂念。事实也是如此。虽然梁漱溟晚年并没有停止为中国传统文化宣传的努力，但基本上停止了著述。1988年4月13日，梁漱溟到良乡扫墓。这天风大，气候反常。梁漱溟回到寓所后，即感身体不适。4月25日，呼吸困难，病情加重，被送到协和医院。不久检查结果出来了，尿毒症。这几乎等于判了他的死刑。家人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梁漱溟，但是梁漱溟似乎已经预感到了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一天，他把长子叫到床前说：“人的寿数有限，我的寿数到了。你们不要勉强挽留了，吃点药，听其自然发展吧!”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忽然大口吐血，心律反常，情况危急。医生采取急救措施。心跳1分钟170次，继则急促下降。医生问：“梁老，你感觉怎么样?”梁漱溟断断继续讲了最后一句话：“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然后闭上了双眼，安然去世。《国学大师之死》　梁漱溟：接续三百年儒学接续三百年儒学“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这是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后给儿子写的信。梁的自信则是来自于他对文化传承的使命感。对此，同时代大师级学者牟宗三有过评价，他说：“（梁漱溟）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复兴者，不但身体力行地宣传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更可以说是接续了清代断绝了三百年的文化。”“接续”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继承，二是发展。由于清代学者关注的多是考据之学，对儒学并没有什么新的发挥，因此在新儒家看来，儒学可以算得上是断绝了三百年，直到梁漱溟出现才有了新发展。梁漱溟从宋明理学入手，将西方生命哲学引入到儒学中，对陆王心学进行了“修正”。尊崇儒学，但不排外，将西学引入传统文化，正是现代新儒家的普遍特征，梁也由此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之一。其标志就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在这本书中，梁漱溟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在东西文化观上，他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有别。由此证明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从而跳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二元对峙局面。他对儒家的找寻是有一个过程的。进入北大之前他崇信佛学，但是为何他进了北大之后会抛弃佛家的观点？又为什么他没有接受全盘西化的观念，而是转向了传统的儒家文化呢？这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他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辛亥革命成功后，梁漱溟作为同盟会会员，被派到天津《民国报》当记者。由于职业的便利，他很快就看到了上层社会的黑暗和下层民众的苦难，对革命失望，开始信佛，一门心思想出家当和尚。但是他并不能忘情于社会。当时的社会问题和民众苦难，时时触动着他。1917年，梁从湖南回北京。目睹军阀混战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文章，号召像他那样的人要起来拯救苍生。据说，翻阅完这篇文章之后，辜鸿铭摇晃着留有一撮辫子的大脑袋，称赞梁漱溟说：“有心人哉。”而胡适也在他当天的日记上写道：梁先生这个人是要闹革命的。如果说社会责任感是儒家传统在他内心的根苗的话，那么父亲梁济的自杀则成为他走入儒家的导火索。梁济是为了传统文化而自杀的，父亲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殉葬，彻底使他实现了思想转变，走上了复兴传统文化的道路。《国学大师之死》　梁漱溟：接续三百年儒学行动的儒者在传统文化上来说，儒者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问家。《说文解字》说：“儒，柔也。术士之称。”也就是说儒除了学识的要求之外，儒者还要是一个积极入世、一个以自己的行动引导人、感染人的人。梁漱溟亦如此。在当时社会变革下，他的实践围绕的只是一个问题：为中国问题寻找出路。他寻找的第一条道路是革命。1911年，根本无心立宪的清廷迫于立宪派的请愿，炮制了一个“皇族内阁”，让很多人对清廷彻底失去了希望，转而支持革命。梁漱溟亦是其中的一个。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梁漱溟于是加入了京津同盟会，不顾家人反对，剪去辫子，以示和清廷决裂。辛亥革命成功，梁漱溟正好中学毕业，他没有继续上学，而是投身到政治活动中，任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的外勤记者。顶着记者头衔的他，出入于各式政党团体的本部，耳闻目睹了一桩桩、一件件政治中的勾心斗角和黑暗之事，让他觉得那些所谓的“革命”、“政治”、“伟大人物”，也“不过如此”。因对革命失望，梁漱溟开始崇信佛教。很快，梁漱溟就又找到了自己的第二条路：乡村建设。梁漱溟说他的乡村建设理论“萌芽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大半决定于十五年（1926年），而成熟于十七年（1928年）”。这一时期，正是军阀混战时期，民不聊生，工人、农民暴动时有发生。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向何处去？和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有识之士一样，梁漱溟也在苦苦寻求救国救民之路。这一时期也是梁漱溟建立自己新儒家思想的时期。新儒家思想的建立为他思考救国道路提供了一个思路。他认为，光绪的维新变法，孙中山的辛亥革命，都是学西洋，但是学习的结果却适得其反，造成了中国乡村的衰落。他由此得出西方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的结论，认为中国的自救之路，在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它是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二者长处的沟通调和，即要学习“西洋”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以此来培养发展中国的固有精神即伦理情谊、人生向上的精神。为此，他倡导乡村建设，从1927年到1937年的１０年间，他先后在河南、山东等地从事乡村建设实践。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被迫中止。民族危亡成了救国的首要任务。梁漱溟又马不停蹄地加入抗日救国的洪流中。他开始接触共产党，逐渐认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道路。《国学大师之死》　梁漱溟：接续三百年儒学外儒内佛美国学者艾恺称梁漱溟为“最后的儒家”，但梁拒绝接受，他把自己看成一个佛家。他曾极认真地把自己和同为新儒家代表的熊十力相区别：“我与熊先生虽然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以此相交游、共讲习者四十多年，踪迹之密少有其此，然彼此思想实不相同。熊先生应归属儒家，我则佛家也。”熊十力也曾潜心于佛家，但是他最终抛弃了佛，转入到儒学中；梁漱溟则终其一生都未抛弃佛教，甚至对佛教崇敬有加。他安身于儒、佛之间，在入世和出世的纠结中，度过了他的大半生，并最终将二者融会贯通，将自己修炼成了外儒内佛的“得大自在”者。他在世俗行为上是以儒家的精神在参与“救世”，是行动的儒者；但心态却是佛家拯救众生的态度。他在论及乡村运动时曾经说道：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动他的生命，他看到众生均循环沉沦于生死之中，很可怜的，所以超脱生死，解决生死，遂抛弃一切，不顾一切。现在我来作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朋友，抛弃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般地到此地来。因为此事太大，整个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在现实中，他完全是以苦行僧般的精神做事。1931年，他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试验区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了乡村中，只有过年才回家住几天。而且，过年期间绝不看戏，也不许家人去看。因为他体会了农村的种种苦楚，认为看一场戏就花去几块钱，实在是一种罪恶。对人世间的情谊，他也看得十分淡泊。梁漱溟的第一个夫人于1934年在邹平去世，他写下了一首看似十分绝情的诗：我和她结婚十多年，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正因为我不认识她，她不认识我，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多一些时间工作。现在她死了，死了也好；处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她死了使我可以更多一些时间思索，更多一些时间工作。到了晚年，梁漱溟从喧嚣和奔忙之中逐渐回归到泊淡和寂寥。如果说梁漱溟早年的佛教信仰，是将出世作为逃避世间的一种手段，随后的由佛转儒、“回到世间来”，是将出世和入世截然对立，那么到了晚年，在经历了由出而入、入而复出的否定之否定后，出世和入世在他胸中不再是对立的纠结，而是辩证的统一。《国学大师之死》　梁漱溟：接续三百年儒学梁漱溟轶事既无家室，何言回家1934年，梁的第一任妻子去世，他矢志不再娶。没想到1943年，梁从香港避难到桂林时，已经50岁的他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二次爱情。他偶然遇到了陈淑芬，并深深地爱上了她。据说，当时满城都风传梁正在留胡子，以便能在爱人面前显得更像个男子汉。婚礼上，当时的一位名流白鹏飞讲了一段精彩而幽默的话：“梁先生原籍桂林……抗战开始后方归故里。但他在桂林并无家室。既无家室，何言回家。那么最好就是着手建立家庭。敞开的心扉自然容易被人占据。陈女士出阁甚晚，因为她一直要嫁给一位哲学家……于是她就乘虚而入了。”《国学大师之死》　钱穆：最后的国学钱穆：最后的国学君书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辈中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蒙文通一生为故国招魂。——余英时钱1990年8月30日晨，台北大风雨。9时许，钱穆于台北杭州南路新迁寓所去世。9月2日，远在北京的冯友兰向台北钱穆家中发唁电一封。3个月后，11月26日晚，冯友兰病逝在北京友谊医院。钱、冯同生于1895年（钱，7月30日；冯，12月4日），均享年96岁。国学大师中得此遐龄的还有梁漱溟，比钱、冯二人长两岁，于1988年去世。随着三位世纪学人的相继归于道山，生于19世纪的民国一代国学大师，已全部隐入历史。中国近代史上一代知识分子孜孜以求发扬光大的“国学”，由此衰颓不振。海内外知识界舆论一时哗然，称梁漱溟为“最后一个儒家”，称钱穆为“最后的国学大师”。《国学大师之死》　钱穆：最后的国学父死而子不能送终如果把催动“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称作“千年之大变局”中思想文化之变的揭幕人，那么，梁、钱、冯三位，则可以被视作这变局的落幕人。梁、冯二人后半生虽历经坎坷，但毕竟晚年得享天伦，有家人侍养送终。相比之下，钱穆临终前的情形只可用“凄惨”二字形容。钱穆生有三子二女，但皆在大陆。1990年9月2日，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次子钱行、三子钱逊，长女钱易、幼女钱辉遂申请赴台奔丧（长子钱拙于20世纪80年代患癌症去世），参加9月26日在台北举行的公祭。但由于两岸关系的原因，遭到拒绝。台湾当局甚至以“公开宣布脱离共产党”条件要挟钱穆的胞侄钱伟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无奈之下，钱氏子侄只好赶赴香港，参加9月30日在香港新亚书院举行的公祭。“父死而子不能送终”，对于以慎终追远为文化传统的中国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场人间悲剧。1949年春，解放军攻下徐州。钱穆应香港华侨大学之邀，赴广州任教。不久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同年秋，钱穆随华侨大学迁至香港。在香港创办新亚学院，为筹措经费，于1950年冬赴台北。从此，钱穆就开始了孤悬海外、与家人音讯阻隔的后半生。这样一种晚景凄凉的滋味，恐怕只有类似经历者才能体会尤深。85岁之后，两岸关系偶有松动，但40年间，钱穆与子女也只有四次相聚，分别是1980年、1981年、1984年、1988年，每次长则月余，短则一周。地点则在香港。其情景颇让人联想到监牢探视。《国学大师之死》　钱穆：最后的国学1949年的选择与同时代人一样，钱穆一生都处于一场大变局中。变局中的人常常需要进行选择，作为以教书读书为立身之本的书生来说，其个人选择对时局的变换并无大的影响，更不可能具有操纵之能力。但往往就是这些个人选择，改变了之后的人生轨迹。不同的选择，命运迥异。1949年的钱穆就是这一写照。1949年，对于所有有选择能力的人来说，都是一次重要的人生选择。1949年8月，毛泽东针对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写了5篇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很不幸的是，在第一篇评论中，钱穆就被点了名。钱穆在1949年的个人选择如下：当他接到华侨大学聘函决定暂避之时，江南大学创办人、无锡商人荣德生劝他不要走。钱穆对荣的为人十分敬佩，即便如此，钱穆并没有听从荣德生的劝告。钱基博双胞胎的弟弟钱基厚也劝钱穆不要离去。钱穆坚拒。为了避免争论，钱穆临走之时只说乘春假去旅行，为了给大家留下这样的印象，学校里他的床铺、书籍都原封不动。像《庄子纂笺》、《湖上闲思录》等书稿，也准备到达香港后，再让同住的学生寄过去。钱穆南渡没有携妻带子，是否也因为行动机密不得而知。路过上海，江南大学同事、也是无锡同乡许思远知道他要离去，说，你暂时去避一避也好，等到秋天时局稳定下来，我们再在这里相见。到了广州，钱穆在街头遇到了老朋友张晓峰，张告诉他准备去香港办一所学校，已经约好了谢幼伟、崔书琴。这次偶遇，钱穆恐怕根本没有想到，竟是他抛妻弃子、永离故土的开端。之后，钱穆先去岭南大学访陈寅恪，邀请他赴港任教，遭到拒绝。又去乡间访熊十力，十力亦无意离开大陆。又给在重庆的梁漱溟去信邀请赴港，梁没有回复。再到中山大学见杨树达，但是杨决定离粤返湘。无奈之下，钱穆于当年秋随侨大迁回香港，同行者仅侨大同事赵冰夫妇。《国学大师之死》　钱穆：最后的国学17岁差点投革命军在大变局的时代中，完全做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纯粹读书人，似乎是一种奢望。但是，钱穆走过了一条从革命冲动到冷眼变局的曲折心路。钱穆7岁入私塾，10岁进果育学校接受新式教育。果育学校的体操老师钱伯圭是一位革命党人。在新式学校中的教师中受时代潮流的影响，类似钱伯圭这样的革命教师很多，钱穆无形中受他们的影响，在青少年时期，曾经一度也有过革命的冲动。钱穆青少年时期的革命冲动，试举几例：在常州府中学堂就学时期，曾作为学生代表闹退学，被停止四年级年终考试后，在疗养室发现“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仁学》，一天读完。第二天就去理发室剪去长辫。大考之后，随同学回家，有人说，你脑后无辨，乘坐火车，如果遇到警察盘问，有革命党嫌疑。在众人的劝说下，钱穆又将所留长辫缝在帽子上，才没有惹人注意。退学后，钱穆转学到南京钟英中学。在钟英的前半年，一到清晨，就听到环城军号声起，继而看到陆军中学生腰佩刺刀在街上迈步出操，此情此景顿时激发起钱穆的从军冲动。经常幻想着出山海关，到东三省与日本俄国兵对垒。为此，他虽没有敢报考陆军中学，却学会了骑马。《国学大师之死》　钱穆：最后的国学由革命转向“招魂”钱穆此后革命热情的丧失，可能有两点原因：一、受其长兄影响较大。１９０６年钱父去世，生活来源顿失。时长兄声一１８岁，钱穆１２岁，两个弟弟漱六７岁，起八３岁。孤儿寡母，家徒四壁，仅靠本族怀海义庄的抚恤生活。时上距“百日维新”和“戊戌变法”兄长声一急于担负起家庭生计的重担，根本无暇理会当时的革命风潮。对于排满革命的思想也必然隔膜。长兄如父，钱穆的升学、转学、生计、疾病、婚姻、妻与子的丧事无不由长兄一手操办，钱穆少年时期受兄长影响甚大，对外界的时事变局亦多听从兄意。二、钱氏弟子严耕望在《钱穆年谱》中说，“（钱穆）天资敏慧，意志坚定，而禀性好强”，但这是指钱氏在学术研究上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而对待外界时局，钱穆的性格却偏于内向和被动，多动摇，缺乏坚定的革命性。因此，虽有革命冲动，无人带领便听任自然。1913年，钱穆以没有上大学读书为憾，看到北京大学招生广告，曾准备报考北京大学，但是不知何故没有结果，否则可能成为顾颉刚的同学。但为准备考试勤读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前者为必考书目，后者为北京大学教科书。这就是钱穆自学的开始。他效法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之例，定于每天清晨读经子难读之书，夜晚后读史籍，中间下午则读闲杂书。几年过去之后，已有博学之名。当时，他已经每月必看陈独秀主编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刊物《新青年》杂志，但是，面对汹涌而至的新思想、新思潮，他却决心重温旧书，坚持不为时代潮流裹挟而去。《国学大师之死》　钱穆：最后的国学国学之魂何时归？钱穆死前曾有遗嘱：如果人不能回去（指回到大陆故乡——编者注），也要葬回去。为了完成钱穆魂归故里的遗愿，钱夫人胡美琦将丈夫的灵骨一直安放在台北永明寺，等待着归葬大陆。1991年两岸关系终于开始松动。1992年1月6日，胡美琦在素书楼弟子辛意云先生和邵世光小姐（曾任钱穆的秘书）的陪同下，护送灵骨由台北经香港飞上海，于傍晚到达苏州。1月8日，在灵岩山寺做了一天安魂法会。当晚，灵骨被运到西山入室。天气时晴时雨。1月9日，是既定的安葬日期。天从人愿，终于放晴了。葬礼于上午11时正式开始。墓中的随葬品是一包书。钱穆一生著述54部，计1700多万字，这包书是从这些著作中选出的14种。葬仪以传统家祭礼仪举行。参加葬礼的孙辈，除了孙女婉约外，都没有见过祖父（外祖父）。胡美琦特意安排辛意云给钱氏子孙讲述钱穆的为人与学术。《国学大师之死》　钱穆：最后的国学钱穆轶事不再和刘半农来往当时在退学潮中（常州府中学堂）同为五代表的刘寿彭，聪明过人，在同学中名气很大。一天，被舍监陈士辛召到屋里，出来后进入厕所，大声叫道：不杀陈士辛，我就不是刘寿彭！他当时并没有和钱穆同时填退学表，但四年级考试后也退了学。之后，到上海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中的星期六派，改名刘半侬。后又被陈独秀召去北京大学，再改名半农，是提倡白话文的干将之一。20年后，即1930年钱穆赴北平教书，登门拜访刘半农。刘半农客气地留他吃了午饭，谈了两个小时的话，但一句不提在常州府中学堂时期的事情，也不问钱穆二十年来的情况，也不谈提倡新文学方面的事情。钱穆感叹道：“不客气乃旧相识，无深语似新见面。”他猜想，大概刘半农已经名满天下，不愿意谈那些陈年往事。而刘半农与自己意气不相投，所以也不谈他的新思想。从此以后，钱穆便不再和他来往。《国学大师之死》　哲学史与冯友兰的一生哲学史与冯友兰的一生冯友兰先生任文学院长十八年，在此期间，延聘学者，奖掖人才，并提出释古的观点，主张对历史要做同情的了解。他与清华诸师长一起，开一派之学风，在文史哲各方面钻研精进，形成了清华学派，后人总结为四个要点：中西结合，古今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海派活泼创新的见解与京派扎实严肃的研究相结合，为我学术界、教育界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清华大学冯友兰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纪念文《国学大师之死》　哲学史与冯友兰的一生寿筵变葬礼1990年12月4日，是冯友兰95岁华诞。北京大学哲学系已经为这个生日做好了庆典的一切准备。会议就定在12月4日开幕。海内外很多著名的哲学史家、文化史专家都预定要来参加这个会议。有人担心冯友兰的身体，害怕他不能支持参加开幕式。因为那几年，冯友兰成了医院的常客。毕竟是90多岁的人，经常住院，大家并不意外。大家意外的是，冯友兰先生每次都能平安出院，回到北大燕南园家中，在助手帮助下，继续他《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20世纪80年代初，冯友兰决心开始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时候，已经85岁了，计划中的全书有7册之多。好心的人们害怕他不能在有生之年完成，建议他直接从第三册开始，因为在60年代的时候，他已经出版过两册《新编》。但冯友兰坚持重新开始。10年以来，冯友兰虽多次住院，但写作不辍，后来耳目聪明俱失，仍在助手的帮助下，由他口述，坚强地继续写作。这已成为冯友兰晚年生命的支点。终于，在1990年的6月15日，冯友兰写完了第七册。7月16日，他将最后的稿件交给了人民出版社。冯友兰完成这本书后，宗璞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亲友们提醒冯友兰说，你还有一本计划中的书《余生札记》没写呢！但是，老人的身体已无法再支撑下去了。9月2日，冯友兰往台北发了一封唁电，吊唁钱穆的去世。月底，因呼吸道感染，冯友兰住进友谊医院。整个10月，冯友兰都在医院度过。到11月1日，病房里还没送暖气（北京是11月15日正式供暖），冯友兰抵抗不住寒气，患上肺炎。到18日，冯友兰已经不能张嘴吃饭。24日，情况似乎有所好转，能吃东西了。三天之后病情又加剧了，开始吸氧。11月26日，病危。晚上8时左右，中共中央统战部、北京大学相关负责人前来探视。晚上8点45分，冯友兰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代哲人归于道山。这一天，离冯友兰的95岁寿辰仅差7天。准备好的寿筵，这就变成了葬礼。《国学大师之死》　哲学史与冯友兰的一生道术多迁变二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这是冯友兰在1990年3月为自己预拟的95岁寿联。所谓“六书”，指的是冯友兰从早期研究哲学史转向哲学创作的六部代表著作《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此六书写于抗战时期冯友兰颠沛流离的１０年。这六部书建造起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所谓的“二史”，指的是冯友兰解放前出版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和解放后出版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国哲学史》的上下卷分别于1931年、1934年写成，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完整的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由美国人D·卜德（DerkBodde）翻译为英文。卜德在《冯友兰与西方》一文中说此书一直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此书出版以前，国内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书只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一部。胡适的这部书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前，就好像在后来者面前砌起了一堵高墙，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如果没有新的突破，是很难超越的。不过，学术界的反应却更加关注和赞赏《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不同之处。学术界高层人物的反应是迅捷而热烈的。该书上卷刚刚出版，清华大学就把它列为《清华大学丛书》。进入这套丛书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查，审查者都是当时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冯友兰的这部书主审查人是陈寅恪和金岳霖。实际上，除了前述“二史”外，冯友兰还写过其他的“中国哲学史”：1946年冯友兰访问美国的时候，用英文写过一部《中国哲学小史》，后由涂又光翻译为中文出版，定名为《中国哲学简史》。20世纪60年代，冯友兰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中国哲学史，书名也叫《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了前两册。这两册书，不免带有那个年代的强烈的特点，后来被冯友兰完全抛弃。《国学大师之死》　哲学史与冯友兰的一生没有变过来1948年底那个天玄地黄的时代分水岭之时，清华校长梅贻琦走了，他主动留了下来，被举主持清华的校务，准备解放军的接收。他认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尚贤”，而自己就是“贤”，自己在新社会，一定会有用处。也因此，冯友兰积极参加思想改造运动，1949年10月5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５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天后，毛泽东派专人送来回信。信的原文是：友兰先生：10月5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敬颂教祺!毛泽东10月13日冯友兰没料到毛泽东的回信来得如此之快，并且信还是他亲笔写的，当时颇有意外之感，只是对信中“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有点反感。心想，什么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冯友兰自己认为，我早已接受唯物史观，现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应该很快就能掌握。但别人并不知道他曾在大英图书馆读过“禁书”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冯友兰遭到了新一轮批判。这时候，跟他相濡以沫的妻子任载坤因肺癌去世，冯友兰非常悲痛。进入８０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冯友兰终于可以斩断名缰利锁，发挥自己对中国哲学的看法，写出自己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了。冯友兰晚年坚持着一口真气笔耕《新编》，完全是一种信仰的支撑：“不依傍别人，只写我自己”。通过写作完成从失落的自我到回归自我的转变。这对于一个思想自成体系的哲学家而言，具有高于生命、无比重要的意义。或者说，这才是本色。冯友兰一生“道术多迁变”，到此就不再变了。这时，冯友兰已是82岁高龄的老人。一个有影响的哲学家，其思想定型如此之晚，也是哲学史上的罕事。儒家最早的巨擘，孔子去世时73岁，孟子去世时84岁。冯友兰是中国最早的专门学习哲学的几个留学生之一。胡适虽然学的是哲学，但他回国后主要致力于白话文运动，关于哲学，就写出了一本《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上册。金岳霖的思想深入而细密，他主要致力于逻辑学的研究。只有冯友兰，运用西方的方法，系统整理中国固有的哲学思想，写出了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他也有意识地继承中国传统儒家的哲学，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不但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总结有开创性贡献，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他也是少数自成一家的哲学家之一。《国学大师之死》　哲学史与冯友兰的一生冯友兰轶事破例聘钱钟书为教授1938年，钱钟书将要从巴黎大学回国时，许多地方争着聘他，最后还是清华大学占得上风，聘得才子。促成这件事情的是时为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冯友兰就此事曾给梅贻琦一信，信中说：“钱钟书来一航空信，言可到清华。但其于9月半方能离法，又须先到上海，故要求准其于年底来校。经与公超、福田商酌，拟请其于11月底或下学年第二学期来。弟前嘱其开在国外学历，此航空信说已有一信来，但尚未接到。弟意或可即将聘书寄去。因现别处约钱者有外交部、中山文化馆之《天下月刊》及上海西童公学，我方须将待遇条件先确定说。弟意名义可与教授，月薪三百，不知近聘王竹溪、华罗庚条件如何？钱之待遇不减于此二人方好……”杨绛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写道：“1938年，清华大学聘他为教授，据那时候清华的文学院长冯友兰来函说，这是破例的事，因为按清华旧例，初回国教书只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