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来披露的文化部党的核心组会议记录来看，1976年9月18 日，于会泳在会上指示要把学习班的追査材料整理上报张春桥。9月30曰，于会泳直接表示："搞郭不是目的……郭是通天人物，要一追到底。，'张维民补充道："郭只不过是个上窜下跳的人物……把郭调到组织，，在批邓时放到河南，有髙人指点。放到哪，追到哪！组织部也可以追！'，10月5日，核心组再次开会，布置怎么追查，突出强调要把郭小川的材料整理齐全后直送张春桥，请中央有关部委协助，把郭的问题挖开。10月6日突然召开学习班全体大会，宣布对与郭小川过往较密切的钟灵实行隔离审查。主持人在会上厉声说道："有人提出议论某某人〈指王震同志）行不行，我们说，以毛主席革命路线衡量，只要不符合的，就要敢于揭。重点是党内走资派。对通天人物，要一追到底！，'就在这天夜晚，"四人帮"被宣布隔离。然而学习班的清查惯性一直到10月11日才刹住，郭小川由此逃过行将到来的一劫。钟灵清楚地记得，10月6日上午八点半被抓到学习班，罪名之一^与郭小川商量写万言书，暗地搞阴谋，搞黑线复辟。由八个人轮流看管，直到10月14日才放出来。当年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与笔者谈到了当时文化部办追查学习班的内幕及追査主事人的背景： ，当年我分管剧团、制片厂，参与过这些单位的追查，当作大事情来做。文化部追查的特点是连环追。我对查郭小川没有什么印象，不属于我负贵的范围。张维民在吉林做过多年县委书记，文革时是东北局干部，搞过宋任穷的专案，后来担任管农业的省革委会剐主任。由于同毛远新还有吴德的关系，调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管办公厅、简报组，管理整个部内运动，学习班一类归他负责。他属于很左一类，运动积极，能干能说。10月6日以后三四天，他灵机一动，马上掉过头，在部里夺权。念完"粉碎四人帮"的中央文件后就自动主持会议，把矛头对准于会泳、浩亮和我。他还说那些老话："你们得赶紧揭发……，'又对浩亮说："你表个态。，'我们说："你不明不白，向你表态算什么……，'说着说着躭吵起来，他说我们很猖狂。于会泳在一旁不吱声。很快，半年以后，别人还是不相信他，也让他交代是怎么来北京的？在运动中螯了什么人？把他赶回东北。〈1999年11月3日口述）饶有意味的是，在这变幻莫测的动荡岁月，在1976年10月起伏跌宕的日子里，审査人和被审査者的角色屡屡置换，进出学习班时的身份屡屡变化，今天你审査别人，明天你却被人看守、被迫交代问题。每个人都要经历悲喜交织、欲哭无泪的境地，充满了极端的、无法置信的政治悲喜剧色彩。恐怖的学习班彻底结束了，远在林县的郭小川也终于松了口气。他逃脱了运动的追索，却没有逃脱生死的劫难。据郭小林介绍，从10月6日以后的广播中，从报纸的字里行间，觉察到其中语气变化和用语转换，身处偏僻山区的父亲很快判断出国家政治生活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大事。他决定回北京看一看，对外面世界一转乾坤的大转折有一种冥冥之中的契合。因种种原因，他提前坐车赶到安阳，停留了几天。10 月13日，在那里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郭小林告诉笔者："在安阳时他说得比较隐晦，跟我二姑说: '明天我就到郑州，跟省委刘建勋书记告别后，我要回北京参加战斗。，'，〈1999年11月1日口述）没想到当天晚上00月18日），在安阳招待所一楼房间，郭小川吃了安眠药，因未灭的烟头点燃衣被，窒息身死。冯牧、贺敬之、柯岩先是听到噩耗，隔几天又收到郭小川从安阳寄来的"我要回京" 短信，他们又惊又喜，以为先前的消息是假的。贺敬之后来一见到郭岭梅、郭晓惠，就会感叹道："你爸在，多好啊！'， ，那天北京全城公开欢庆粉碎四人帮的历史胜利，熬过多少困苦的资深女记者金凤正随着《人民日报》队伍在大街上游行，到处看到兴高采烈的、洋溢着喜庆笑脸的人们，那是真正发自内心的狂喜。突然间，报社文艺部的徐刚挤过来说："小川死了……，'徐刚告诉惊讶万分的金凤："他夜里兴奋地抽烟，睡着了把被子点着了……，'在金凤眼里，天地间一下子暗淡下来，原来的情绪刹那间没有了。她走在人流中忧伤地想了很多很多，不自觉地流出热泪，最后自持不住，在游行队伍中痛哭失声。历经这么多的磨难，却不能享受胜利，享受解脱。这种世间的不公平重重地击倒郭小川的朋友们，他们在惊愕中迎来了诗人的骨灰盒，意识到诗人真正远离的事实。人们不由想起诗人一年前在《秋歌》中不祥的谶语："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化烟，烟气腾空；7但愿它像硝烟，火药味很浓，很浓。，'在车站接灵的人们看到，下火车时家人们早已悲痛欲绝，郭岭梅紧紧地抱着骨灰盒不愿撒手。在朋友圈中纷纷传说，当时中央已内定郭小川为文化部部长（或副部长）人选，他的意外去世使北京高层甚感震惊。中组部一位部级负责干部赶赴安阳出事现场，公安部侦查专家、法医专门从北京来到出事的招待所房间勘察，排除了自杀、他杀的可能性。王震不能接受自己欣赏的老部属的突然离去，那一段时间每次看到郭岭梅，就泪水汪汪地说道："你爸是被害死的，被人害死的……，'他一遍遍地叙述："正要给你爸写信，让他马上回北京，你爸却死了。'，去世消息欲发在《人民日报》，但由于级别问题受阻。开追悼会时，王震亲自找邓力群协商，要求消息见报。王震气呼呼地告诉郭岭梅："你爸爸当然是部长、副部长级别。，'由此人们推断，高层对郭小川确有很重要的工作安排，尤其是在十年动乱之后文艺界百废待兴，亟需要资格老、有影响、人品好的文化人担当重任。王震又出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对能担当重任、相知很深的老部下郭小川过早离去，有"爱才"之称的王震比别人更加体会到那种万分的遗憾。从内部渠道知道郭将担任文化部长的北影导演谢铁骊知道其死讯后，第一句话就是"小川太可惜了"。笔者采访到的一批文化人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一个共同感受："小川当文化界领导，我们的日子会好过一些。，'六十年代初，送艾青到新疆农场劳动，郭小川曾做了这样的表示："以后我一定要告诉你，你是怎么被划成右派的。，'艾青后来感叹，可惜没有机会听到郭小川的解释了。作协的人说，如果郭小川还活着，相信他会跟艾青讲清事实的真相。然而，更多更多的文坛惨烈的事情，更多更多运动中不堪回首的黑暗内幕，他还愿意说吗？他能否讲清自己和别人所应负的责任？能否有深刻的反思和忏悔？能否对过去岁月作出严峻的、超前的评判？能否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和批判自己投身的事业中的弊端？会为自己的国家设置什么样的建构来防止过去的人为灾难重新发生？汪曾祺的文革十年1960年初秋，在张家口农科所劳动两年的汪曾祺摘掉了右派帽子，单位作了如下鉴定意见："（汪〗有决心放弃反动立场，自觉向人民低头认罪，思想上基本解决问题，表现心服口服。'，单位党组织建议摘帽，并分配到政治力量坚强的部门做适当工作。北京的原单位没有接收之意，汪曾祺在等待一年的无奈情况下，给西南联大老同学、北京京剧团艺术室主任杨毓珉写信。现年八十岁、刚做完胃癌手术的杨毓珉至今还清晰记得当时的情一那时他信中告我已摘帽，我就想把他弄回来。跟团里一说， 党委书记薛恩厚、副团长萧甲都同意。又去找人事局，局长孙房山是个戏迷，业余喜欢写京剧本，写过《河伯娶妇》、《洛阳宫》，后来文革时有人认为《洛阳宫》影射人民大会堂的建设而差点把他整死。他知道汪曾祺，就一口答应下来，曾祺就这样到团里当了专职编剧。0999年6月19日口述）孙房山曾当过延安评剧院协理员，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喜欢写历史剧。他看过汪曾镇五十年代创作的剧本《范进中举》，欣赏汪的才华。五十年代初汪曾祺做过《说说唱唱》编辑，写过一些研究民间文学的文章，在北京的文化圈子中颇有名气。因此作为北京市人事局长，孙房山一出面，原以为有难度的调动工作就顺利地解决了。袁韵宜当年在戏曲指导委员会剧目组工作，曾把《范进中举》推荐给副市长王昆仑，王觉得不错。但剧团认为戏冷，不热闹，不叫座。奚啸伯有文化，让好友欧阳中石动笔调整。袁韵宜回忆说："汪曾祺的本子有基础，善于刻画人物，但故事性不强，没有太多冲突。演出后在奚派中算一个保留剧，但很难推广。'，〖1998年6月26曰口述）汪曾祺会写戏，爱表现人物内心活动，在北京文艺圈内已小有影响，不少人认可他文字上的功力。老作家林斤澜介绍说，老舍等北京文化界一些人都关心过汪曾祺调动之事。1963年汪曾祺开始参与改编沪剧《芦荡火种》，由此揭并了他与样板戏、与江青十多年的恩怨与纠葛，构成他一生写作最奇异、最复杂、最微妙的特殊时期。当时担任北京京剧团副团长的萧甲讲述道：为了赶1964年现代戏汇演，团里迅速充实创作力量。改《芦荡火种》第一稿时'，汪曾祺、杨毓珉和我住在頤和园里，记得当时已结冰，游人很少，我们伙食吃得不错。许多环境描写、生活描写是从沪剧来的，改动不小，但相当粗糙。江青看了以后，让她的警卫参谋打电话来不让再演。彭真、李琪、赵鼎新等北京市领导认为不妨演几场，在报上做了广吿，但最后还得听江靑的。这出戏在艺术上无可非议，就是因为赶任务，以精品来要求还是有差距的。我们又到了文化局广渠门招待所，薛恩厚工资髙，老请我们吃涮羊肉。这次剧本改出来效果不错，大家出主意，分头写，最后由汪曾祺统稿。曾祺随和、认真，写东西苦熬，是强烈的脑力劳动，我们之间能说通，互相理解，没有太多不同意见。沪剧本有两个茶馆戏，我们添了一场，变成三个茶馆戏，后来被江青否定了。汪曾祺才气逼人，涉猎面很广。他看的东西多，屋里凳子上全是书。年轻人请教，他就谈怎么借鉴、化用，怎么取其意境。当时他比较谨慎、谦虚，据说解放初时是比较傲的。剧中胡司令有一句唱词特别长，周和楠唱砸了，观众哄笑。周和桐情绪不好，找我说："团长，我怎么唱？"我说："改一改吧。'，结果改成十个字。曾祺不太同意，但后来还是改了。江青比较欣赏他，到上海去，她问："作者干吗的？"她对作者到了哪一层不在意，是什么分子也不看重，谁有才气就敢用谁，见了有才的人很客气。有一次在上海修改《沙家浜》的一场戏，汪写了一段新唱词，江青看后亲自打电话来："这段唱词写得挺好，但不太合适，就不要用了。'，赵燕侠发牢骚："练了半天不用了，练了干吗？"而汪曾祺依旧那么兢兢业业，在阶级斗争高度压力下，他过得很本分。谈不上重用，就是被使用而已, 他没有去依附江青。他根本不聊政治，不敢说江青意见好坏。对政治既不是老练，也不是圆滑。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跟人打得火热，交往时义气不浓。戏剧团体有时没有政治头脑，乱起来很没水平。他受过冲击，多少次审他。我们这个社会再不容忍他，就没什么道理了。〈1998年6月22日口述）据汪曾祺1978年4月20日所写的材料，在上海修改剧本期间，江青曾问汪什么文化程度、多大岁数。《沙家浜》定稿时，江青坐下来就问："汪曾祺同志，听说你对我有意见？"汪说："没有。，，江青"嗯"了一声说："哦，没有。，'江青没有细说什么意见，但她对此事始终耿耿于怀。她曾与萧甲说过："汪曾祺懂得一些声韵，但写『一些陈词滥调，我改了，他不高兴。'，直到1968年冬天，饰演刁德一的马长礼传达江青指示时，还有这么一条："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我改了他的唱词，他对我有意见。'，杨毓珉说："江青曾调汪的档案看，第二天就有了指示，此人控制使用。，'汪曾祺心里明白，自己在政治上有"前科"，地主家庭出身，有一段历史问题，1958年打成右派。萧甲也表示："江青说过'控制使用'这句话，在领导范围内说过，积极分子都知道，文革中全抖了出来。文革前去香港演出，团内有防备谁、警惕谁的内部措施，也被说了出去。'，京剧团创作室老同事梁清廉回忆道：江靑批了 "控制使用"，是我事后告诉汪的，他老兄在饭桌上汗如雨下，不说话，脸都白了。当时不是夏天，他出了这么多汗，自己后来解释说："反右时挨整得了毛病，一紧张就出汗， 生理上有反应。'，他觉得江青这个女人不寻常，说不定何处就碰上事。那几年他战战兢兢，不能犯错误，就像一个大动物似地苦熬着，累了、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0998年7月6日口述）杨毓珉认为："汪当时确实不能再犯错误，因为谁也不知江青的控制分寸。，'就在那段期间，江青改组了北京京剧团，把它变成了样板团，砍掉了北,昆、实验剧团等单位。江青认为马连良、张君秋演不了现代戏，彭真就说，你不要，我要。彭真特地指示，把马、张放到京剧二团。汪曾祺他们看得很明白，改编《芦荡火种》时彭真下令把上海沪剧团调北京演出，让北京京剧团观摩学习。北京市委同时决定，也要把歌剧《洪湖赤卫队》'改编成京剧，而江青执意要参预该剧修改。北京京剧团老编剧袁韵宜告诉笔者："江青桎里挤，彭真也不愿撒手。高层矛盾集中到京剧团，汪曾祺他们夹在中间有时就显得为难。据说，彭真坐车本想到北京京剧团指导演出，看到剧场门口停着江青的小车，就只能让司机开车掉头回去。汪曾祺之子汪朗对当时的排戏情景尚有印象：父亲说过，江青曾拿了两个戏来，一是《芦荡火种》，一是《革命自有后来人》，想让赵燕侠演一个。赵燕侠认为《红灯记》中李铁梅才十几岁，演起来不合适，她看中了《芦荡火种》。我曾和父亲到政协礼堂看了来京演出的沪剧《地下联络员》，乱七八糟，#其是假结婚一场特别闹，艺术上没法跟后来的比。后来就排了这出戏，突出赵燕侠的阿庆嫂形象。彭真抓得比江青多，《北京曰报》发了几篇社论。那次我去看了，似乎已经成形。彭真与江青弄得很僵，彭一看江青在，扭头就走。父亲有所察觉，非常无奈。他们在颐和园、护国寺梅兰芳住宅改剧本时，我去送过换洗衣服。0998年6月25曰口述）江青以"种植试验田"名义，逐步把北京巿委的领导权排除开了。江青对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说："以后剧团的创作，你只要知道一下情况就行了，不要干涉。，'而张春桥对李琪说："我们这里， 所有的人都听她调，她要谁给谁。，'涉及高层人事矛盾，汪曾祺自然回避不及，处事更加谨慎，始终有提防之心。不料彭真很快倒台，江青在文艺领域的领导权威无人敢于藐视。"百家争鸣，一家作主"的说法就是在这时传出来的。熟知北京京剧界情况的杨毓珉告诉笔者："文革初期，剧团有人斗当权派，斗主要演员赵燕侠、马长礼、谭元寿等人。江青就把这几个斗人的人打成反革命，关了十年。公安局不知怎么处理，没有江青的命令不敢放。这样一处理，样板团都得听江青的旨意。'，"江青对汪曾祺是防范的。'，当时与汪同在创作组的阎肃回忆道："为了改编《红岩》，江青告我：'从京剧团找一个人跟你合作……，我说：4一定跟这个同志好好合作。，江青纠正说：'他不是同志，是右派。，江青用他，赏识他，但又不放心，老忘不了他是一个右派。，'0998年7月7日口述）有一回，汪曾祺伤感地对剧团党委书记薛恩厚说："我现在的地位不能再多说了，我是控制使用。，'想不到薛回答："我也和你一样，她不信任我。，'汪后来曾形容，江青稍发脾气，薛恩厚就汗出如浆，辗转反侧。1965年5月，江青在上海反而这样说薛："老薛， 怕什么！回家种地也是革命。'，有一天，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审查剧目，她突然对薛恩厚说："你这个名字太封建了。'，薛说："那您给我改一个。'，江青让在场的康生改改，康生说："唔，你得天独厚，叫个'薛天厚'吧。'，江青说："更封建了，你过去厚古薄今，今后要厚今薄古，叫4薛今厚'吧。'，私下里薛恩厚对汪曾祺说："我五十几岁的人了，要你给我改名字。'，他表示，他并未在户口本上去改名字。《沙家浜》剧中"八千里风吹不倒，九万个雷霆也难轰"是薛恩厚写的，但是后来编剧中取消他的名字。原来是有一天江青碰到他说："你把党委工作做好了，不要再去创作。，'薛吓得赶紧不署名， 提心吊胆地看江青的脸色行事。江青曾说，《红灯记》剧组的阿甲损害了她的健康，《沙家浜》里又有人顶牛，也损害了她的健康。薛恩厚得知后，在检查中非常内疚地说："一听说损害了江青同志的健康，我就什么罪名都愿意承认了。，，汪曾祺后来回忆，薛恩厚事后不止一次谈过这些事。江青对汪曾祺的写作才能印象颇深：对《沙家浜》的定稿，江青满意。在讨论第二场时，姚文元提出：'江青X X为了这场的朝霞，花了很多心血，要用几句好一点的词句形容一下。，江青叫我想两句，我当场就想了两句，她当时表示很赞赏。，'（搞自1978年4月汪曾祺《我的检查》》历经几年文革风雨，1972年4月决定北京京剧团排练《草原烽火》时，还是江青一锤定音："写词也有人，叫汪曾祺写。，'可见江青对汪曾祺手中那支笔的看重程度。正因为如此，汪曾祺在文革中很快就从"牛棚"解放出来，重新参加样板戏创作组。1968年4月17日前几天，在宣内院内，军代表李英儒见了我，问我最近在干什么呢，我说正写检查呢。他说："写什么桧查?你学习学习毛选吧。^17曰的早展，李英懺找我和薛恩厚到后院会议室去谈话，对我说："准备解放你，但是你那个《小翠》（我和薛合写的一个《聊斋》剧本)还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说："那你解放我干什么？"李说："我们知道，你是个很不驯服的人…… 你去准备一下，做一个桧查。〃快到中午的时候，李英儒又找我，说："不要检查了，你上去表一个态。，'等群众到了礼堂，他又说："只要三分钟。，'我当时很激动，不知道说什么好，大概说了这样几句："我是有错误的，如果江青X X还允许我在革命现代戏上贡猷一点力量，我愿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表态之后，就发给我一张票，让我当晩看《山城旭曰》，不一会儿又将原票收回，换了一张请柬。又过了一些时，李英儒找我，说让我和阎肃坐在江青旁边，陪她看戏。开演前半小时，李又说："陪江青XX看戏，这是个很大的荣誉，这个荣黉给了^1人有病天知否^^^^^^^^你。但是，你要注意，不该说的话不要说。'，(摘自1978年5月13日汪曾祺《关于我的"解放"和上天安门》〉汪曾祺形容自己当时如在梦中，心情很激动。江青来看戏时并没有问到"解放"之事，幕间休息，她对汪曾祺说了一句观后感："不好吧？但是总比帝王将相戏好！11后来，汪曾祺谈到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她'解放'了我，我当时是很感恩的，我的这种感恩思想延续了很长时间。我对江青，最初只是觉得她说话有流氓气，张嘴就是'老子'，另外突出地感觉她思想破碎，缺乏逻辑，有时简直语无伦次，再就是非常喜欢吹嘘自己。这个人喜怒无常，随时可以翻脸，这一点我是深有感受的。因此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对她既是感恩戴德，又是诚惶诚恐。'，（摘自1977年5月6曰汪曾祺《我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由于汪曾祺较早地介入样板戏的写作，使他免去了文革运动的过多冲击。杨毓珉依稀记得，外面红卫兵冲到剧,团，拿着皮带抽人，问到汪曾祺干什么，汪如实说道："我写《沙家'浜》。'，红卫兵竟不敢下手打人。杨毓珉回忆道："汪曾祺没有受到什么皮肉之苦，就有一次罚跪，一次挂牌在院子里游行一圈。红卫兵'西纠，强攻过京剧团，打开大门冲进来后不知我们干什么的，内部的人没有通报，他们闹了一阵就走了，黑帮躲避在一个屋子里。他曾和剧团领导关在一起。他主要是历史问题，他比别人早出来。，，0998年7月1日口述）按当时惯例，《红旗》杂志要发表各个样板戏的定稿本。1970 年5月15日，江青找汪曾祺他们讨论《沙家浜》，以便定稿发表。江青说哪句要改，汪即根据她的意见及时修改，直到江青认可为止。全剧通渎修改完毕，江青深感满意，汪曾祺也认为自己"应对得比较敏捷"。没想到，5月19日晚十时半，江青的秘书忽然打电话到京剧团，通知汪曾祺第二天上天安门，原订团里参加五二〇群众大会并汪曾祺的文革十年3-川上天安门城楼的只有谭元寿、马长礼、洪雪飞三位主要演员。那天，汪正在为《红旗》赶写家浜》的文章，他跟军代表田广文说:44那文章怎么办？能不能叫杨毓珉去？"田广文说："什么事先都放下，这件事别人怎么能代替。？ 9二天天亮，汪曾祺他们先在一个招待所集中，然后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西侧。这天，江青没有出席大会。《人民日报》刊出消息，在几百人出席的名单中出现了汪曾祺的名字，他划在文艺团体序列里，排在总名单的倒数第行老作家林斤澜当时正关在牛棚里，看到报纸一阵惊喜。十几年后他笑着告诉汪曾祺："我看你上天安门，还等你来救我呢。，，上天安门一事确实救了人。那时，汪曾祺的儿子汪朗在西北插队遇到麻烦，不服从第一批招工安排，不愿到县城做商业工作，惹得大队干部极为不快。正好赶上父亲上天安门，大队干部对政治风向敏感，就不敢贸然处理，只说了 "深刻认识"就敷衍过去。汪朗说："老头无意中帮我度过小小的难关。他以后给我描述这事时很兴奋，当做殊荣，说看见了主席，说林彪念错了稿子。，'汪曾祺文革后在材料中谈到当时的心情："上天安门，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第二天报纸上登出了我的名字。站在天安门城楼在距离那样近的地方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很难忘的幸福。但是我不该得到这种荣誉，，(摘自1978年4月汪曾祺《我的检查》〉从天安门回来后不久，剧团军代表田广文与汪曾祺谈话，曾问汪汪说："不3，？对上天安门的意义怎么理在全国人民面前亮一次相田说："这是让你鹏觀淇那时有了受宠若惊的知遇之感。汪朗提到一件事情："那时在长影拍《沙家浜》，剧团的人大都在长春。有一次江青要开会， 特意说如果汪曾祺在长春，要派专机接回北京。其实当时他还在北京。'，汪朗表示，父亲是一个摘帽右派，文革中没有打人十八层地狱，这与江青对他的看重很有关系。而且父亲觉得江青懂得一些京剧，对唱词好坏有鉴別力。当时马连良、张君秋、荀慧生等人都关在牛棚，张君秋被人打过胸口。他们不时参加惩罚性劳动，在团门口卸下两千多斤煤，再一筐筐地抬进去。而汪曾祺慢慢地在团里成了走红的人物，碰到"黑帮分子"就点点头，没有恶意去揭发什么。汪曾祺做事还是十分小心，里外考虑周详。儿子汪朗1970年舂节回北京探亲，偷偷地带了一个空军"黑帮分子"的儿子来家中居住。当时所住的甘家口一带查得很严，汪曾祺夫妇对此深感不安，生怕出事。汪朗回忆说："我爸我妈压力大，看到他们紧张的样子，我忍不住哭了一场。，'江青对样板戏剧团"关怀"备至，对办公、剧目、演出、生活待遇等诸多方面一一过问。有一次，饰演刁德一的老演员马长礼告诉江青，现在剧团在后台办公不方便，房间窄小。江青问："你说哪有好的？"马长礼说，工人俱乐部旁边有一座小楼。事后江青一句话，把那座小楼拨给北京京剧团。江青嫌原来饰演十八位新四军伤病员的演员岁数过大，称他们为"胡子兵"，就调换来戏校年轻学生，表示这群伤病员的戏要整齐。在讨论芦苇荡一场戏时，江青忽然想出一句台词："敌人的气艇过来了。，'以此来烘托气氛。这一切给汪曾祺留下很深印象，他认为江青在当时高层领导人中比较懂戏，对京戏比较内行，而且提供了当时算是优越的工作条件。文革前，江青曾向剧团主创人员赠送《毛选》。送给汪曾祺时， 江青在扉页上写了 "赠汪曾祺同志，江青"几个字，江青写字很有力，人们看后评价写得相当不错。粉碎"四人帮"后，汪曾祺的夫人把江青题写的扉页撕碎了。据说，这一套《毛选》非常难得，第一次印刷只印了两千册精装本，是毛泽东、江青自留或赠人的。汪曾祺得到一套，当时备感珍惜，心存一份感激。身为剧团负责人、《沙家浜》的导演，事隔三十多年，萧甲认为对过去日子应持客观态度：谁都得按当时的气氛生活，江青是那个地位，我们都得尊重她。当时我们就是这样，不管有什么看法，都应该热爱毛主席， 尊重江青，但说不上到了敬仰不得了的程度。我们在延安时就知道江青，跟保姆发脾气，有上海明星的味道。在延安时她很特别，自己改装合身材的服装，比较讲究。我个人觉得离江青越远越好，感到她身上有一股混世魔王的气势。她到史东山家呆到晚上两三点钟，去了两三次，史就自杀了；她找了两次黄敬，黄敬得了神经病。1967年时，很多人从各个渠道给江青写信，有的人拼命承认错误，后来就解放了。军代表找我："赶紧给江青同志写封信。"我推了："还有很多问题没学好。'，我被打怕了，知道她的为人。排练《沙家浜》时，江育一边看戏，我一边记录，不能说她全不懂。如果她事后单独谈，那就表明她经过了思考，回去琢磨过。有时她说话就比较随意，她说："柳树呆板，太大了。，'我们改了，她又说，"我跟你们说了，怎么弄成这样？"如果弄得不太好，她还会觉得你跟她捣乱。有一次，演员们不太同意江青的意见，说减去的那场茶馆有戏。我说："别争了，这是江青的生死簿。，'还有一次，江青说："看《红灯记》就落泪。'，我在背后说："这不好，这会损寿。，'有人汇报上去，江青说："咒我早死。'，市委很紧张，就让我在党内检讨。我说，没恶意，只是诙谐。那时排戏前总要小整风一番，江青在排《沙家浜》前，曾说："给萧甲提意见。'，文革时群众斗我，一上纲就不得了，谁都上来打你，内耗厉害。汪曾祺自身难保，上面让他对党忠诚。他也贴了我的大字报，说了我们之间的背后话，揭了一些隐私。当时谁都这样。上天安门，是江青说了算。当时江青确实是想拉汪曾祺一把，赏识他的才干。汪曾祺觉得意外，但没有拍马屁，而是老老实实地写东西。他在团里挺有人缘，主要演员都看得起他，他在剧作上很有贡献。 ^0998年6月22日口述）汪曾祺是个严谨认真的性情中人，他把江青历次对《沙家浜》的指示制成卡片，供导演和演员参考。在第一届全国样板戏交流会上， 他奉命两次到大会上做有关《沙家浜》的报告。有一次在团里传达江青接见的情况，他在最后情不自禁地建议喊三声"乌拉"，以示庆贺。儿子汪朗记得，那时在样板团发了样板服，是灰色的确良布做成的。汪曾祺穿了几次，奇怪的是他竟没有留下一张穿样板服的照片。汪曾祺后来告诉林斤澜，在江青面前，他是惟一可以翘着二郎腿抽烟的人，江青谁都可以训斥，就是没有训斥过他。汪曾祺形容江青就像上海人所称的"白相人嫂嫂"，身上有江湖气。汪曾祺以后反省时，感到自己那时也陷人狂热和迷信的地步：我对江青操心京剧革命留下深刻印象，她说她身体不好，出来散步，带一个马扎，走几步，休息一下。她说一直在考虑北京京剧团的剧目，说她身边没有人，只好跟护士说："北京京剧团今年没有一个戏，全团同志会很难过的。'，我为她的装腔作态所迷惑，心里很感动。（摘自1978年4月汪曾祺《我的检查》〉他曾先后为《沙家浜》写过三篇文章，其中一篇《披荆斩棘，推陈出新》刊登在1970年2月8日《人民日报》，执笔之前领导指示要突出宣传江青在样板戏中的功绩，一切功劳归功于江青。一位领导还叮嘱道："千万不要记错了账。'，汪曾祺在文中注意用小细节去显露江青的一些想法，如"我们最近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在开打中， 让郭建光和黑田开打，最后把黑田踩在脚下"，"江青同志曾经指出，应当是有主角的英雄群像"，"江青同志要求在关键的地方，小节骨眼上，不放过"，等等。1971年5月23日，江青要接见样板团的代表人物，特意让秘书打电话到长春找汪曾祺。1972年舂节，江青指定让汪曾祺参加政治局召开的电影工作会议。如何看待这些情况，汪曾祺文革后在追査的压力下不得不拔高："我这时以样板戏的功臣自居，对江青的忠诚和感激也到了狂热的地歩……她分明巳经把我当作她的最亲信人物。我和江青的关系经过这样几个阶段：感恩、受宠、动摇、紧跟。'，（摘自1978年汪曾祺检查《关于我和江青的关系》〉跟着江青搞创作，往往是折腾几年，有的剧本最后还是胎死腹中。阎肃回忆说："我们住在一起改《敌后武工队》，楼旁边盖了宿舍楼，有人搬进去住，还生了孩子，而我们的剧本还没通过。汪曾祺讨论剧本最有韧性，原作者冯志有一句口头语：'咱再琢磨琢磨！' 冯志是个老八路，文化水平低，但故事多，熟悉风土人情，抗战时冀中平原啥模样，人们穿什么、吃什么，他都一清二楚，经常问：'你还要啥情节？'剧本否定了，我们劝冯志别回去，他不听，回去后就被整死了。'，当时汪曾祺在改编过程中话语不多，很少张扬。阎肃谈到汪写作中的书卷气特点："他不擅长结构剧情，长处在于炼词炼句。写词方面很精彩，能写许多佳句，就是在夭折的剧本里也有佳句。，'阎肃称，汪曾祺做事大度，看得很透，不会斤斤计较。他说： "有时我写一稿，汪曾祺改得一塌糊涂；他写一稿，我也改得面目全非。大家不计较哪一个字是我的，否则休想合作下去。这个群体没有红过脸，谁也不害怕谁。，'大家对江青的变化无常难以适应，因为对作者罗广斌的一句话不满，江青忽然就对《红岩》不感兴趣。阎肃告诉笔者：^《敌后武工队》为什么放弃，我至今都不懂。是不是与《平原作战》相冲突？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搞得越好的时候，往往就是越完蛋的时候。，，〖1998 年7月7日口述）从1964年底就开始改编《红岩》，几易其稿。一次讨论时，江青谈到要对《红岩》做最大的修改，就是不让江姐牺牲，也不让她入狱，让她率击队回来营救。江青说："重庆都要解放了，还死那么多人，这是给我们党抹黑。'，后来汪曾祺才知道，"江姐不死"是毛泽东讲过的话。江青有一次谈到江姐的扮相和表演，说："她长得很文秀，眉宇之间有一股英气。，'罗广斌对演员说："你们就照着江青同志那样演，就行了。，'江青说："我叫你们演江姐，谁叫你们演我呢。，'江青还指示罗广斌说："将来戏改出来了，小说也可以照着改。'，罗广斌和四川省委领导任白戈立刻表态："一定照办。，'1966年初，江青忽然从上海打电话，叫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带着薛恩厚、阎肃、汪曾祺到上海听她的指示。到上海后，到处打电话找联系人张春桥，李琪写了一个便条托人转去："江靑同志，我们已到上海，何时接见？此问近祺。，'汪曾祺看了便条有些不安，因为他知道中国文牍习惯中，"近祺"是平辈对平辈或长辈对晚辈的用语。他隐约感到，李琪有点看不起刚刚浮出政坛的江青。江青见面就说："我万万没有想到，四川党在那个时候还有王明路线。，'她决定离开原著，重新写一个戏，由二野先遣部队派一个干部，到重庆深入工厂，配合西南解放。她当即让汪、阎二人据此编提纲，二人夜以继日，两三天内居然拿出故事大纲。阎肃私下跟汪曾祺发牢骚："找这样材料，我们上哪儿调查去？"从江姐入狱说起，勾起江青的心思，她向众人讲到了自己在上海的一次被捕经历，怎样在狱中打滚，跟狱中警卫吵闹："你们把我抓来，我出去还怎么找事呢？"晚上看电影《聂耳》时，江青有感而发："当时就是这样，有一次，我赶了去，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赵丹看见了我，拉起我就跑。我和赵丹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汪曾祺问江青对提纲的看法："您还有什么意见？"江青髙兴地说:"没有了，你们就写吧！"由于以往改编居多，她还补充道："我们这回搞了个创作。，'李琪看了提纲后觉得稀奇，说："看来没有生活，也能创作呀！"汪曾祺的文革十年-化;汪曾祺印象很深的一点是，李琪随身带了一篇批评《海瑞罢官》的文章，趁机送给江青，江青只说了一句："太长了。，'后来看这出改名为《山城旭日》的新戏，江青问陈伯达意见，陈没有说什么，康生冷不丁说了一句实话："净是概念。，'江青为什么最后放弃了这出戏，汪、阎二人当时一直没弄懂真正的原因。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座谈会上兴致颇高地谈了一些进军大西南的情况，说那天怎样下大雨，他的警卫员怎样找了谷仓让他睡了一夜。他还说到，他是头一个率领部队打进重庆的，曾到渣滓洞看过。根据他对地形的观察，根本不可能逃出一个人。汪曾祺在现场听后不由后怕，他事后对人说："这不等于说，小说《红岩》的两位作者都是叛什 ，，従。汪曾祺对于当时的一个场景一直难以忘怀：在康平桥张春桥那个办事处，江青来回溜达着，声色俱厉地说："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就在这里试验。不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到别处试验!"当时我和阎肃面面相戲，薛恩厚满头大汙，李琪一言不发。回到招待所，薛还是满面通红，汗出不止，李琪说："你就爱出汗。，'（摘自1978年5月汪曾祺《关于红岩》〗江青有一次指示道，到四川体验生活，要坐坐牢。于是，大家集体关进渣滓洞一星期。阁肃描述道："十几个人睡在稻草上，不准说话，不准抽烟。我是被反铐的，马上感觉到失去自由的滋味。由罗广斌、杨益言指挥，像受刑、开追悼大会，都搞得很逼真。楼下不时有游人参观，他们奇怪怎么楼上还有人坐牢。，，马长礼扮演许云峰，在渣滓洞里念悼词后说一句："同志们，高唱《国际歌》……，，结果听错了，大家唱成了《国歌》。体验山上暴动一场戏时，赵燕侠坐吉普车上山，在农家避雨。怕猫的赵燕侠突然发现农家里有一只猫，她吓得飞快地跑回招待所。杨毓珉说："我们戴上镣铐，戴了最轻的脚镣，天天晚上被'审讯，。每天吃两个窝窝头，一碗白开水、白菜汤。把我和薛恩厚拖出去枪毙，真放枪，开枪的解放军战士把领章摘下。我喊：'毛主席万岁！'里面的人喊：'共产党万岁！'痛哭流涕。而我们巳坐小车回招待所睡觉了。后来上华蓥山夜行军，伸手不见五指，一个人抓前一个人的衣服前进，第二天天亮一看吓坏了，旁边均是万丈深渊。还好， 没死人。，'在杨毓珉的印象中，他们正在重庆北碚写《红岩》剧本，江青来了一个电话，把萧甲、杨毓珉、李慕良等人用小飞机接到上海，小飞机的机翅上还结着冰。这次由张春桥接待，江青传达了毛泽东对《沙家浜》的修改意见。于是由汪曾祺通改一遍，在其中加上了一段毛泽东语录。至此， 《沙家浜》最终形成了定稿本，不久就在《红旗》正式发表。杨毓珉告诉笔者："回北京后，在梅兰芳故居继续修改《红岩》，由徐怀中当组长，把原作者罗、杨也调来。代表江青抓戏的是部队作家李英儒。有一天江青突然不让搞《红岩》，不知为什么。后来江青透了一句：'我问了别人，渣滓洞防范得那么严，能够越狱吗？'罗广斌文革中整死了。再后来，江青指定改编《敌后武工队》，也把原作者冯志调来。创作组解散后，冯志回家没几天也整死了。 '， 0998年6月19日口述）江青又授意改编《草原烽火》，汪曾祺、杨毓珉、阁肃他们又在草原上奔波两个月，一辆吉普车的玻璃全震碎了。回来汇报说，曰本人没进过草原，只是大青山游击队进草原躲避扫荡。发动牧民斗争王爷，不符实际。有一位领导听了汇报后说，算了吧。于会泳却说： "那就更好了，海阔天空，你们去想啊！""很早就听曾祺讲述这个故事，几次听他在会上讲。既把它当作笑话，也看作是悲剧。'，与汪多年好友的林斤澜谈及此事，不由长叹一声。杨毓珉介绍说，《杜鹃山》第二、六、八场是汪曾祺执笔写的。他谈到创作该剧的一些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