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说："小川那时真的变了一个人。，，10月9日回北京的当天，他就给相识的年轻编剧邢益勋、陈祖芬、赵云声写信报喜：我已于今天中午回京。10月6日，中央派人向我宣布了审查结果。详情不谈了，总之，一切都已澄清。使我感到不安的是：连一丁点儿缺点都没有提，而我总感到自己是有不少缺点的。更使我感到亲切的是：中央领导同志还特地用铅笔批了一句，"由国务院政工组安排工作"。信中所提的中央领导是他的老熟人、副总理纪登奎，纪决定把郭的关系顺便给转到政工组、中组部系统，离开了原属的文化部、文联系统。当专案组来通知时，郭小川正陪女儿郭岭梅到塘沽盐厂参观，干校请郭小川立即回来。郭岭梅讲述了父亲那一段喜怒交织的经历，烘托出当时不平静的起伏心情：那时我刚从团泊洼回来，王震却通知我再去看爸爸："你一定要去，你不要回河南了。，'我说："我刚回来。'，他说："你―定去。，'10月2日我坐车又过去，爸爸就陪我去塘沽。干校来了通知，我们就赶回来了。审查结论是康生的秘书李鑫写的，爸爸看后佩服李鑫的文字能力，高兴地说："李鑫写得滴水不漏，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 连个尾巴都没留，什么里通外国、叶群笔记本、跟林彪集团关系等等，都没了……'，10月9日我陪他回北京，先看了王震，然后又被通知纪登奎要接见。10月13日先是纪登奎一个人接见，后来又见到了李先念、陈锡联、华国锋，共是四位副总理。主要是了解文艺界情人有病天知否^^^^^^^^^^^^^^况，爸爸谈到对江青、四人帮的意见，有一种实话实说的感觉。刚从干校回来，中央领导接见，一高兴他就没什么毛病，什么都好了，就是牙不好。他连夜向吴雪、贺敬之传达接见内容，找了不少人了解情况，有点组织队伍的感觉。很快他的组织关系转到中组部，住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中组部给他配车。在招待所里，他看望了出狱不久的周扬，他把周扬当做老领导，见面很亲切。回来后说："周扬其实没有亲自整过我们，对我们还是好的，都是下面人整的……'，我爸厚道，以己度人，认为别人不会整他。他那时有一个想法：主席明白过来了，才有十大指示，文艺有希望，主席到底是主席。觉得批周公批总理，国家要乱。他到处找人了解情况，他说过这话："能多救一个人，就多拉一个。'，白天忙得兴奋，晚上就在招待所房间里唠叨，说着说着我都睡着了。要安排他工作，实际上想让他调查研究。首先安排到河南， 本来还要接着去湖南、广东，纪登奎只提醒一句"除了上海"。到了林县，中组部通知他只能在河南。后来又来了一道通知，说他只能到林县。范围不断受限制，看出形势日益紧张。0999年10月4日口述）郭小川曾向杨匡满和小周明透露了四位副总理接见的大致情况："他们谈，我也谈。主要是纪登奎说话。陈锡联和华国锋只是过来见了一面，握握手，没多说就有事走了。李先念说话时带了一些愤激的'脏话'，谈到国庆招待会前与江青、张春桥各加人员名单的事情。'，也就是在这次，杨匡满第一次从郭小川的嘴中知道"四人帮"这个词。郭小川从纪登奎那里听到这样对话~"邓小平说："他们是上海帮。，'毛泽东说："不！他们是四人帮。，'邓小平说："是不是早一点解决他们的问题？，，毛泽东回答："再等一等。'，郭小川甚至这样直接问："陈永贵的态度怎么样？'，纪登奎说："早就过来了。，，郭又问："吴桂贤呢？，'纪说："不起什么作用的。杨匡满感觉到，纪登奎是向郭小川悄悄地交了中央高层内部斗争的底牌。0999年9月16日口述）不少人觉察到，郭小川喜欢分析全国政治形势，喜欢讲述他所知的四人帮的动向，也愿意向人打听各种小道消息。他变得激奋、大度、豁达，在略有些火药味的政治布局面前重新找到久违的使命感。他对来访的杨匡满、小周明他们说："有些人跟我疏远，揭发我，我不计较。我的手里有个小本子，有个排队名单。有些同志我可以无话不谈，交底，毫无保留。有些同志我会打个招呼，对李季我是有意见，但要跟他打招呼；还有一些人,我根本不跟他们说一句。，'郭小川曾要杨匡满找一些署名"初澜"的文章，但没说用处又有不少人前来看望郭小川，他又陷入繁忙的阶段。他热心地给人介绍工作，替人舞谋，劝慰大家对工作岗位不要太挑剔。他爱说句话："一个人能等待分配，但不能等待革命。'，说到自己，他只是这样表示："我老了，有一份工作就行了。" 作协老同事关木琴常看到他的屋子里杂乱无章，他忙着与作曲家郑律成、词作家田歌合作写一组歌颂军队的作品。关木琴告诉笔者："文化部派人找他谈话，让他到文化部。他不太想去，找我们商量该怎么拒绝，马可就说不去。，，〈1999年8月12日口述）多批示，互相订正手抄语录。1975胃年8月26日，《人民文学》老编辑王朝垠致信郭小川，详细抄送了毛泽东有关《创业》、文艺政策、知识分子问题等批示内容。他告诉郭小川："在北京，凡见到跟文艺挨边的人，几乎无不要谈谈主席关于《创业》的批示，以及以此为中心展开的一些问题……依我看，主席三条重要指示及此次批示，的确给我们整个国家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勃勃生气，文艺界也如此99信中抄录的毛泽东批示无不给郭小川莫大的欣慰，直接促使他的政治神经活跃起来："邓副总理在科技会议上传达了主席的几点指示精神：1.文艺要活跃起来；2，现在电影、戏剧、小说、诗歌、散文少；3，不要怕；《如果鲁迅还健在，周扬的问题早解决了； 5， 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文艺能不能繁荣夢来。〈大意）……主席还说，有人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说老九不要走，老九大有用。知识分子有缺点，要帮助，要提供便利条件，让他们专心致志工作， 这对党的事业很有意义的。'，（摘自王朝垠1975年8月26日致郭小川原信稿）而在同时，刘小珊在信中抄录了韦国清向广东省委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内容，大意相近，字句稍有不同："现在文艺工作不活跃，要在两三年内把文艺工作活跃起来。现在诗歌、戏剧、散文、小说、评论少……对文艺工作者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鲁迅还健在，也不同意把周扬关这么久……'，郭小川给刘小珊回信中，谈及形势用了八个字："大局已定，斗争复杂。'，文革前著名的"和平里四大诗人"除了闻捷自杀外，郭小川、贺敬之和李季此时又有所来往。1999年初冬，贺敬之与郭小川的女儿郭晓惠谈到当时的情景：小川75年从团泊洼回来后，他说见了纪登奎，纪对他挺好的。好像有了解情况、组织队伍的意思，串联一下当时认为可靠、知根知底的人。他挺兴奋的，好像写了个材料，征求我们的意见，和我们讨论。我也很高兴，那时我在首钢监督劳动，境遇和他不一样。我的意思是他不要太过天真，太兴奋了。我觉得他对形势估计太乐观，好像马上就要出来工作了。我觉得不一定， 要留点心眼儿。我和小川一起看过周扬同志。这时李季也回来了。我们一起去过熊复那里，是与乔木有关的事。乔木委托熊与文艺界人接触一下。文艺界从上面来的有点松动，一个是从纪登奎那边，他是左派人物，当时很吃得开的；另一个是熊复从乔木那儿来的。记得在这总的情况下，我和小川谈过文艺界的情况，好像他吸收了我的意见。(摘自郭晓惠采访笔记）郭小川根据大家意见，拟写了数千言的关于文艺问题的长信。据说是在中组部招待所讨论了一夜之后一气呵成的，不少条内容明显指向江青、于会泳，语气中用了 "认为应该……，'、"我们建议……，，这样的句式。不久之后，郭岭梅陪郭小川、贺敬之去了胡乔木住处， 听取他的意见。胡乔木批评郭小川把女儿带来，郭小川只好解释说: "她是党员……'，在郭岭梅的印象中，那天去时已是半夜，胡家灯光灰暗。胡乔木一说话就给人当头一棒，态度较为严厉："你说得太乐观，太幼稚了，把问题想得太简单……，'郭岭梅记不得，给胡乔木的信最后是被谁烧掉的，所有的底稿、修改稿一一烧毁，以致现在靠众人的回忆都难于全部复原。0999年9月21日口述）或许郭小川打招呼面太广，传播的信息渐渐地反馈到高层，于会泳方面开始捕捉情况。1975年秋天反右倾翻案风骤起，形势又一次逆转，邓小平、胡乔木等逐渐淡出。纪登奎又找郭小川谈话，怪他泄露，对他严厉批评说："这是党内高级干部问题，不能向外说。，'10月20日晚，郭小川给小周明、扬匡满写了一封"十万火急" 短函，紧急向他们报警：我听来的话，只无保留地说给为数极少的几个同志；但领导上已知道，我受了批评。再说，就要受处分了。望为殷鉴。我说的话，千万不可语人，甚至不要说到我见到你们。至要至要。我只好到郊外暂避一时，这十天来，已使我穷于应付。信尾又加一句强调："你们如真正爱护我，万勿把这封信当儿戏。，，杨匡满回忆道，当时他和周明看完信后，沉默了许久，周明说："处理了吧。，'点燃的火柴慢慢地把信件吞噬了，心里明白：'政治上的高压又要到来，郭小川为了防患于未然、为了保护众人，早早地订立了 "攻守同盟"。杨匡满他们曾经分析过：郭小川跟上层的一些人接近，被人发现了线索，肯定有人把他出卖了。譬如司机时间等长了，有抱怨，就会说看了谁，见了何人。据1977年11月文化部清查批判"四人帮"办公室编印的《关于"四人帮"迫害郭小川同志和炮打中央领导同志的调查报告》记载: 文化部核心组成员、办公厅主任侯再林曾亲自追问送郭到中南海的司机，得知送郭出来时，有一位"个子高高的、胖胖的"领导人时，意识到这也许是华国锋。他们拿来《人民日报》刊登的中央领导人接见会议代表的照片，一一对照查对，与人核实时说："王震是瘦痩的， 纪登奎戴眼镜……'，1975年11月中旬，经上面安排，郭小川匆匆走过了郑州、新郑、林县、辉县后，最后落脚在林县，一方面躲避北京的追查风，另一方面他又被严格限制在林县活动。从郭小川1975年12月初给家人、友人的信中，我们注意到原来中组部安排郭在辉县、林县、大褰、遵化四县各住一个月，分别写出调査研究报告。然而最终中组部电话通知，只允许在林县调查。郭小川实际上被"困"在林县近一年之久，而且也没有要求一定写出什么调研报告，这也许是纪登奎他们实在无奈的保护之举。两个女儿均在林县插队，得空就来照顾，这使久违家庭气氛的郭小川有了不少欣慰之感。他对林县令世人瞩目的红旗渠工程格外关注，几次走访工地，访问修渠民工，用心地收集创作素材，曾给未来这部描写红旗渠的文学作品定名为《被感动的上帝》。为了不使自己对写作有生疏感，他有意在练习薄上时常写上几句诗句，便于找到文字感觉。1976年3月24日，他给八一厂老友夏川夫妇谈到了自己近况:"我决心下林县，主要考虑是：1.未来的时日中只想做一件事，写好红旗渠；2，年龄大了，孩子在这里，有所依靠。^病事未细想，觉得哪里都差不多。，'林县当时是全国著名的对外开放模范县，有一个招待所专门接待外宾。外宾来了，招待所里就供应热水，住在所里的郭小川就可以洗上一个难得的热水澡。刚去时，县里领导照顾周到，吃住方面予以方便，不时陪他下乡。但是到了 1976年春天大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的处境又变得微妙起来。也许由于郭小川此前在餐厅里不时提到邓小平，这给县里领导有了一种感觉，认为他是邓小平线上的人物，有右倾嫌疑。尤其是县委书记杨贵提拔到北京，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卷入到批邓运动中，这使得县里干部对郭小川的安排有些冷淡。当时北影年轻编剧李保元在林县已生活了一年多，正在写反映红旗渠的电影剧本。在招待所里与郭小川的长谈，成了记忆中那段暗淡曰子最具亮色的部分：他谈论最多的是政治，忧国忧民，老在思考形势会怎么变化，国家该怎么走。尽管对毛泽东的不少做法、指示有看法，有怀疑，但他那时并不认为是主席的问题，而是主席身边的江青、张春桥有问题。也许是因为他太寂寞了，我们跟他很快就熟了，吃饭、散步都在一起。他对我们什么都说，甚至是过头的话。有一次他住医院，我和赵绍义去看他，聊得尽兴。他一定要送我们，结果边走边说，竞送到招待所，没办法，我们又得把他送回医院。他讲了江胄的私生活，我们都是第一次听到，大吃一惊，不敢想象真会是那样。他还说了主席批江靑、邓小平与江靑的矛盾，这些大概都是王胡子、纪登奎跟他谈过的。我们问："主席批江，干吗不把江拿下去？ ^郭小川不回答，他担忧弄不好中国会分两块。郭小川跟我们无话不谈，同在林县的老作家华山对他大发脾气："你跟那两个年轻人瞎说什么？捅出去，就得掉脑袋……'， 他有一次给我写信："如果他们上台，再上太行打游击，我相信我拿起枪来绝对不比拿笔差……'，接着又来了第二封信，嘱我把上封信烧掉。王震让他别说话，等待时机。他把自己出版的诗集都带到了林县，高兴了就朗诵几段。他有自知之明，认为自己写不好歌词，与写诗绝对是两回事。他自视很高，对一些人的诗作不以为然，说有些诗人连韵都不会押。但对他所崇拜的作家又极尽赞美之词，他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承认柳青是大作家，可柳青不承认我们是诗人。'，由于思虑过度，他有时变得有点神经质，有了幻听："广播里说我们乒乓球队得了世界冠军了……^急于让小林去查报纸， 其实那段时间根本就没有举行比赛。0999年8月5日口述）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对郭小川在感情上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据郭小川儿子郭小林介绍，那时父亲把对毛泽东的崇拜慢慢地转移到周恩来的身上，那种破灭感要靠像周恩来这样的人物形象来支撑，这是当时不少人的一种心理，是真实的依托。郭岭梅回忆道："总理死时父亲使劲哭，全身无力，上厕所得有人扶着。'，招待所里的小服务员不明白地问："你们哭什么呢？'，开周恩来追悼会的那天，郭小川从上午就开始守在收音机旁听转播，心神不安，和大家议论邓小平是否出了什么事。一直到晚上11 点钟才听到邓小平致悼词的声音，他才叹了一口气："小平同志没事了……'，李保元在一旁担心地表示："很难说。，，郭小川后来告诉郭晓惠："总理去世时，难过极了，听了广播， 哭得几乎起不了床。我担心我们的国家……，，郭小川含着泪写完了《痛悼敬爱的周总理》，并复写和油印了几十份寄给外地友人。有人好心地劝阻："不要印，不要寄，不要老出声……，'他激动地表示： "我就是要这样，这是我的声音，我的态度，你们别管。我这条命，打仗时没丢，现在就得干。，'儿子郭小林感觉到政治上十分敏感的父亲心情更加悒郁：县委领导春节请他吃饭，人武部招待他实弹打靶，都无法排遣他的哀伤。当时在林县插队的北京知青徐寒梅是郭小川的忘年交，郭小川对她说："我昨天哭了一夜……，'徐寒梅问："你哭什么？，'他说: "总理在，还好一点；总理不在，更完了……，'徐寒梅记得，郭小川曾这样表示，自己曾见过总理，非常佩服，对他有真感情，认为他是共产党领导干部中值得称颂的人物。0999年12月1日口述）1976年1月26日，尚在悲痛阴影中的郭小川给已回北京的徐寒梅写信道：关于总理逝世后的情况，已接几封北京来信，都做了很多描述，你的信也如此。我现在是一接触此事，泪水就涌出。没有办法，虽想尽量排解，悲痛之深沉与日俱增，真要"吞蚀自己不尽的泪水"。不过，我还是觉得应当"化悲痛为力量"，现在实在难得很呵！……悼诗又改了一遍，河南的一位朋友说我不该铅印，担心再出声。不过，我倒不在乎，总理死了，我们还怕死吗？心中无鬼，一切坦然。所以，还是寄你一份，以为纪念。当然，你的爸爸看看就算了，再不要给别人看了……据我想，反正就是那么回事，大不了，掉脑袋。只要对党忠诚，扪心无愧，一切都无所谓。当然，我也赞成馑慎，有时提醒几句也有用。你爸爸的工作完了没有？希望快些解决。干了几十年了，谁不想为党、为人民多做点工作！徐寒梅告诉笔者："那一段他每天生活在忧虑中，对自己的复出有点绝望。思考了很多问题，心情矛盾，神经状态控制不住了，要靠药物。他跟我们常说到夜里两点，认为党还是至高无上的，伹路线坏了，希望党能恢复原样。他不说毛主席不好，把江青和毛主席分开了，说过'毛主席怎么看中她的，这样的话。反对四人帮坚决，拥护毛主席又很坚决。他逢人就说，毛主席评论小平同志绵里藏针，人才难得。总理去世后批邓，他又低落了。，'1976年初又有迹象显出让郭小川复出，徐寒梅逗他说："你如果当文化部副部长，我们就可以当个小职员。，'他笑道："哎呀，我还想这事？能回北京就不错了。'，有时陪县里领导下去，下面人前呼后拥，郭小川不喜欢这种阵势。吃饭时看到盛着大盆的肉菜，他连连说道："吃得太好了，太浪费了。，，徐寒梅感到，郭小川害怕这种场面的东西，他宁愿独自咀嚼苦涩的思考东西。有一天在参观辉县的途中，住在一户飘满落叶的农家小院，灯光昏暗，可以感受到冬天的肃穆和凄凉。郭小川心情不好，但他还是靠着灯光，朗读了近作《秋歌》。徐寒梅听了生出了无限凉意，觉得郭伯伯心中压抑到了极点。郭小川念完后问："觉得怎样？，'徐寒梅直爽地表示："我喜欢《厦门风姿》、《林区三唱》那样明快的诗。'，郭小川听了不说话，苦笑了一下。二十多年过去，徐寒梅记住的那个场景的惟一特点就是愁苦： "郭伯伯为了躲避四人帮的迫害，被逼着呆在这里，也不知熬到何时何曰。他的心情除了苦闷还是苦闷。，，〈1999年12月1日口述）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爆发，郭岭梅连夜坐大卡车去北京，带回不少广场上抄来的诗歌。她注意到父亲的神情有了很多变化，感到他的思想深处又经历了一次撕心掏肺般的裂变：我念着天安门广场的诗作，他特别爱听，我感到他离我们特别近。他抽烟很凶，想得多，不怎么说活，也不阻止我们说什么。天安门事件后，他对毛泽东的做法有所怀疑。以前根本不让我们提这个问题，一说，他就烦躁："你们不懂。，，毕竞是多少年党培养成的，看到违背理想的事情，他是没想到的，心里苦得I 一』不得了。 一直没理清矛盾心理，说不出口。我们说到"主席做法做的不对"，他听了不说话；说到"江靑当政"、《红都女皇》事件，他也不说话；说到整老干部，他也不说。他说到江青生活糜烂，在延安就知道她的事情，但说话时并不是漫骂。我们说他太沉重了，劝癍他只要跟群众在一起，碰到困难也没什么了不起，就不会有忧愁了。有时他就去宋家庄跟老农聊天，帮他们辧玉米，说一点家长里短，千一点轻活。他愿窻去那里，可以使心情安静下来。在林县能痛快地与他聊天的人很少，他确实挺苦闷的。他曾经说过这话，说时很沉重：大不了上山打游击。0999年10月4日口述）郭小川身体每况愈下，去县医院住院竟达半年之久。每天早上在病床上准时听收音机里的新闻联播节目，听完了就生气发愁。郭晓惠劝他："不听行吗？没关系的……，'他还是坚持听下去，情绪一直无法缓过来。儿子郭小林一家人从北大荒调到林县，使郭小川十几年来有机会感受到一些家庭气氛。郭小林在文章中多次提到这么几个温馨的小场景：父亲常常蹲在我们租住的农舍门口，许久地看着我们为这个新家忙这忙那。他可以不再穿脏衣服，不再吃单调的病号伙食了，他甚至要求每天能包一次嗜好的饺子。刚满一岁、多病却可爱的小孙女给他一种天伦之乐，在病床上欢喜地低下头轻轻咬她的小脚丫。郭小林感叹一场政治风暴把原本体魄壮健的父亲摧残得心身俱损，五十七岁的父亲像是一个风烛残年的垂老之人：他满脸皱纹，眼睑松垂，患有脑动脉硬化和冠心病，满口牙已拔光，镶的假牙又不合适，硌得牙床疼。他的衣襟上满是油渍和大大小小被香烟余烬灼烧的洞眼。他更加依赖安眠药物，常会出现一种"药醉"状，抖动的右手夹不准菜肴，说话时口部肌肉也迟钝多了，最后变成了螨动。郭小林酸楚地写道："最重大的损伤莫过于对他心灵上的戕贼。先是对他的满腔忠诚视为粪土，把他排斥在革命队伍之外；继而剥夺了他写诗的权利：这两条无异要他的命！而这些犹嫌不足，又复加之于打骂、侮辱、隔离、监禁，上厕所有人监视，往来家信被拆检……真是满目疮痍，4人间何世'！，'（摘自郭小林文章《对床夜雨》〉在团泊洼，在北京，郭小林的讲述就像他那一组让人过目不忘的描写父亲文章，充满的是强烈的反思和无畏的追索，理性的力量时时扑面而来：我当时幼稚，还在写"祖国破浪前进"这样的诗句。父亲看后很不满意，制止我再唱那些空泛的高调："都什么时候了，还写这种东西。^他跟我讲过，形势不好，党内出了四人帮，斗争很激烈。顿时我就对"祖国欣欣向荣"的说法产生破灭感，陷入混乱，有点分不清了。他的内心是很痛苦的，想当一个大诗人，但不敢说，环境不允许。知道许多内情，对党和国家的命运深深忧虑。怎样写，写什么，他处于难堪的境地：还歌颌毛泽东，没心思；赞美文革， 没激情；反走资派，不愿意。虽然那时他对社会的批判还欠深化，但他独立人格的意识还是有些觉醒。他有些明白了，我没事，你们为何折腾我十几年，、为什么要扼杀、限制我的精神，一个正常的人能不愤怒吗？ ！ 他在林县偷偷地在写自传体长诗，不让我们看，把小本子一直藏在身上。从他保密的程度来看，或许里面有他对自己一生、对革命、对领袖真实的思考结果。父亲出事后，据说小本子被中组部收走了，我们至今没有找到下落。〈1999年10月28日、11月1日口述）郭小林曾这样说过："父亲有近十年没有过正常的家庭生活，也^ 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的思索^得不到亲人的温暖。可那时母亲不理解他，我们也不理解他。'， 当时同在林县的李保元说："郭小川说过：'家人不认识我的价值。，这是他感到要命的地方，对家庭生活有很多说不清的苦恼。'，〈1999年8月5日口述）从现存的郭小川家庭通信中，可以看出在文革前大量炽热的情书之后，最后几年的家信渐渐减少，在林县期间更显得稀少。当年杜惠单身从四川来到延安参加革命，郭小川为她的勇敢和活泼所深深吸引。杜惠在政治上的热情、开朗、坚强，也给郭小川的一生以很大的感染和支持，这让他长久地感念着。1957年所写的长篇叙事诗《白雪的赞歌》中，就有他们爱情生活的痕迹。杜惠身上的一股冲劲，有时让郭小川十分不安、后怕。1956年波匈事件后，杜惠听了传达斯大林肃反扩大化后，不由痛哭起来，并在党小组会上发言说"领导上的不民主也有责任"，这引起单位领导的不放心。借着刊物停办，不给她分配工作。中宣部开始整风后，一些人贴出反对在机关分大、中灶的大字报，她签名赞同，并从即曰起退出中灶伙食。但她为此却失去了参加整风运动的权利。无奈之下， 她只好去京郊工作组，因保护别人差一点被划为右派。1962年在中央党校涉及杨献珍问题，大小会批评之后也险遭厄运，受审查多年， 曾遭到全校点名批判。在几次长谈中，杜惠老人向笔者谈到了自己的那种坚定性，谈到因追求政治信仰上的纯洁而带来一系列的坎坷，侧面反映了文革期间人们复杂、微妙的思想状况：文革后期，我所在的《光明曰报》军直队动员郭小川说服我，只要我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可以恢复党籍。那天下午我下班回来，正在邻居家的郭小川就把我叫到邻居家，，他劝我说： "你干吗不承认呢？《光明日报》就你一人没有恢复党籍，你影晌了运动。^我说："我从来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只有思想认识问题。看谁坚持到最后吧。，'他急得举手装着要打我，我不』艮软，大声说："你敢打我，我立刻到公安局跟你离婚！，'他就走出屋子去了，回到自己家中彼此也没气了。他性格里也有很软弱的一面。回家就不愿多说，很多事我都不知道。双方工作都很忙，都輋,曹个性。我喜欢坚强，在报社打扫厕所，我还哼着歌。文革中闹别扭，我批评小川，他有时受不了，他到别人屢里抽烟喝洒打扑克，很苦闷。我看不过去，声色俱厉地对他说： "不许打，不许抽烟……，'我是很凶的样子。他有时检讨很过火，不敢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革命性。有时跟人打牌、喝酒，拼命抽烟，情绪不好。我就最不喜欢他这些，而我从小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越挨整越坚强，整天唱歌欢笑，这是我们文革中性格上的主要冲突。文革中我拉小川的后腿，不同意他站出来亮相，不让他接受被重用。还应该说，文革中我理解、照顾他不够。他老认为我水平低，爱乱说话，我认为我说话没错，是说心里的实话、真心话。62年听刘少奇讲话后，又有毛主席"三不"做鼓励，我在党小组会上说："毛主席头脑也发热……'，我觉得主席老说只有一个指头缺点，不够虚心。我的积怨很深，结果不让我说下去。我这个人素来追求自由、民主，看不惯这一切，很想把自己这几年所想的全说出来。有意见非在党的会议上说出来不可，多次"放炮"，多次吃苦头。小川老替我担心，怕我出去说。讨论姚文元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我指出其中一句话不科学。组里的人听了我的发言，说："你又在反党反社会主义……，'我说："起码有语病。'，小川知道后，从团泊洼给我写信："你又乱说话，我为你捏一把汗……，，我们两个平等，我的性格直率，比他左，运动一来就积极。他曾在诗里写道："我的妻子动员我……，，0999年7月12日口述）杜惠称自己上当受骗而发生的两件错误，使郭小川大为不满。1975年9月底，《光明日报》社保卫科传达了中央紧急指示， 号召揭发社会上分裂党中央的谣言'，杜惠立即去汇报所听到的关于《红都女皇》的"谣传"，这其中包括郭小川的外甥女所说的话。杜惠老人向笔者谈到当时的动机："在此前后，我从未听人说过江青不好，而且还在文艺部由张常海正式传达，说周总理和叶帅与江青同到！ 大寨参观，他们称江青'是毛主席的得力助手'。这话给我印象特别深。而毛主席、党中央当时一再强调的中心口号是4安定团结'。在延安时，江青又代表毛主席招待过我们几个为毛主席抄写过著作的小同志。这些情况，使我这个共产党员在中央的紧急号召下，不能不立即响应，忠诚地如实地作了汇报。，'郭小川从团泊洼平反回京后，杜惠立即告诉他这件事，他焦急地对杜惠说："只有你才这样傻！这样幼稚！这样糊涂！，'他又说： "我在延安就听到过一些中央同志对江青的批评，但我从来不想告诉你这些事，现在也还不能向你细说。斗争很复杂，不一定什么事都去汇报，这件事你做得很不好。现在既然已经汇报，那就箅了吧。，'紧接着在批邓运动中，杜惠很自然地响应党的号召，汇报了郭小川在团泊洼时听人说到的关于邓小平的谈话内容。杜惠后来才明白，这反而促使郭小川在林县受到追查，成了被迫害的原因之一。二十多年过后，她痛切地想到自己的愚忠、盲目给家人带来的灾难，在文章中反复强调自己的忏悔和反思，从另一方面剖 一析极左制度对人性、家庭毁灭性的摧残：现在当然明白：是我完全做错了。因此小川1976年，几乎没有给我写信。这几年，我才听说，小川后期对我产生了严重的不满，几乎想到可能跟我决裂的程度。这是在党和国家通受历史浩劫的大悲剧中一个家庭悲剧，是"四人帮"之流的坏人，利用我人有病天知否^^^^的。想起来，我感到万分痛悔。当然，小川会很明白，我是受骗了，只要他有机会向我讲清情况，我会完全赞同他的。从几十年的深情和理解，他当然决不会与我决裂。（摘自杜惠《忆小川》〉以革命的名义，以斗私批修的形式，号召人们向组织汇报自己和他人的思想动态，意在表白革命的纯粹性和忠诚。这在当时已构成人人自危、防不胜防的红色恐怖氛围，造成社会、家庭严重的信誉危机和情感痛苦，"祸从口出"已是人们心照不宣的生存戒律。难以想象这种汇报组织的制度对郭小川所造成的伤害有多么大， 由此对所谓政治的崇高有着深深的怀疑，他以一种极为痛楚的心情来躲避这种伤筋动骨的侵袭。在干校是如此，在家里也如此。原本健谈的他收敛了许多，强迫自己沉默，有意地不谈一些敏感的政治话题， 并善意地提醒来访的亲友说话注意。他跟友人谈到过家庭生活的一些困惑和苦恼，伤感地谈到无情政治强加给家庭的龟面影响，大家明显地觉察到他爱恨交织、无可奈何的茫然情绪。郭岭梅告诉笔者，父亲曾在三位儿女的面前，说到自己的困顿和种种无奈之举。父亲黯然的表情、木讷的言语、不知所措的心境，都给儿女们留下难于磨灭的印那几年间，他在家信里经常谈到"文化大革命中围绕我们家发生的问题"〔1972年5月5日致郭岭梅、郭晓惠信中语），几次表示这种家庭的争执"使我的精神和身体都垮了一半，，、4^把我的心灵深深地7，剌伤，向组织写材料"为我造成极大困难"。他给女儿的一封信中感伤地写道："我的年龄、我的身心都不能放在上面消耗了……爸爸想到这个家庭时是痛苦的。'，（摘自1972年6月24日致郭晓惠的信）他万万没想到革命几十年后，政治运动的诱导和逼迫，能使人变形，能使家庭失去许多快乐，出现难以弥补的裂痕。而且这种裂痕带着明显的政治色彩，使原本浓烈的感情变得稀化。他痛心和反思的就在于，以"正确、革命"名义展开的政治运动为何对人的压榨和催化会如此强烈。在林县插队的徐寒梅曾听郭小川说过这种感慨："在延安很^：赏杜惠那种不管不顾的坚定，那种冒着敌人的飞机往前走的勇敢。我觉得好的女性就是如此，符合自己审美标准。以后每次与杜惠有了分歧，过得很苦时，就想起当年延安那位勇敢的女性。'，徐寒梅感触最深的是郭小川反复痛苦地思索，文革运动竟使家人的心无法沟通？那位勇敢的女性、自己亲密的爱人为何有这样令人焦虑的变化呢？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郭小川第二天即给中组部打电报: "惊悉主席逝世，至极哀恸！极盼回京参加追悼会，请速电示。'，他最终还是没有获准进京悼念。开追悼会那天上午十时，因身体原因，他没有参加县一中大操场举行的全县大会，只是在医院二楼的病房里，由郭小林搀着他面向会场而立。在哀乐绵绵的时候，流出浑浊的老泪，两腿瑟瑟抖动。郭小林描述道，父亲给自己规定写一首悼诗，他按照报纸上公布的《告全党全国人民书》讣告式的内容，加以诗意的铺排。写肿了右手，哭肿的眼睛引发了泪囊炎。度过几个不眠之夜后，写了二百三十五行，把毛泽东一生的经历大致罗列出来，展现了当年所能想象到的最高格的文字描写。可是写到1949年以后，他有点力不从心，有点语不达意，写完"想不尽呵乂批判《武训传》7批判《清宫秘史》乂远不是两部电影的"这几句时，不知何因一下子戛然而止。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参与批判这两部电影的组织工作之后的批判内幕。、、 ^这次停笔，使这首《痛悼我们的领袖和导师》残篇成了诗人最后的一篇手稿。写毛泽东的诗难以为继，这对郭小川来说颇具象征意味。郭小林分析说："写这么一首颂歌，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对文革的评价。父亲已经感到这场大革命并不真的是为了使人的灵魂更美好更纯洁，于情于理父亲都已无法写好这首诗。^郭小林发现，父亲虽然呈现悲痛的神色，但是远不如对周恩来去世那样的悲恸。他甚至还暗暗感到父亲他们还有一种轻松，产生了一种当时还难以说清的朦胧希望。儿女们也注意到，在这之后的中秋节那天，父亲竟一改病容，兴奋地与大家一起爬龙头山，身体状况显得异常地不错，最后还登上了山头，神情也不那么忧郁。郭晓惠的讲述更突出了郭家儿女们对父亲那种惊讶的发现：毛主席去世时，父亲的悲痛程度确实不如周恩来那一次，他反显得有些冷静。有一次私下里他悄悄地说："毛主席啊，我们真跟不上……，' 他说，在百家争鸣中一会儿这个，一会儿又那个。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他摊开手掌，翻过来后又翻过去，意思是说翻云覆雨。他说这些很认真，很严肃，说明他一直在思考主席的事。〈1999年7月16曰口述）就在毛泽东逝世前后，文化部展开了新的一轮批邓反击右倾豳案风、追查反革命谣言的行动。7月初，文化部来了两位审查组成员， 到林县要找郭小川谈话。郭小川慌忙表示："我不能见他们，就说我病了。'，他以头晕、身体不舒适为由，住进了县医院二楼病房。郭岭4梅出面接待北京来人："我爸又病了，住了医院。，'医生也配合挡驾，两位审査组人员只好在招待所里等候。眼看躲避不掉，郭小川对女儿说，见这两个人之前，吃安眠药， 要弄得昏昏沉沉。王秀山是当年去林县调査的两位人员之一，笔者通过电话询问了当时谈话的情景：文革中乱糟糟的，合并成一个中国歌舞团。那年去林县由离X X负资，我陪同，我们代表中国歉舞团去林县，主要想通过郭小川了解王昆的情况。跟郭小川见了面，他当时身体不太好，没谈出什么，知道的就说，没谈郭本人什么事。他在惰绪上没什么，有时还笑嚷嘻的。那个时候，谁不紧张呢？〈1999年11月3日口述）据说，给胡乔木谈文艺问题的那封信草稿在王昆家中的抽屉里查获，因此追究王昆的审查组欲从郭小川的口中得到情况。郭小川认为王昆是战友，应该护着她。他对徐寒梅说："有人想通过我整王昆， 这个事我不干，我真的没说她任何坏话。，'毛泽东逝世后，文化部追查的速度明显加快，在朝阳门二〇三号大院建立了专门的学习班，集中了文联三百多位干部，整整学习了五十多天。以"追谣、査谣、清査反革命"的名义，给学习班成员施加压力。打倒四人帮后，分管运动的常务副部长张维民交代说："于会泳曾不断催促，'首长等着要材料，，'要赶快搞，赶快送'，'舂桥同志要原始材料'……'，9月14日以后，陆续给于会泳等上报了《简报增刊》、《关于郭小川问题的材料》、《关于目前正在追査的几个问题》等三份有关郭小川问题的材料。从这些文字中，还可看到当时气氛的凌厉程度，看到政治运动这张无所不在的大网搜括的范围，看到毛泽东去世后高层权力斗争短兵相接的白热化局面。郭小川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依然被政治运动的探照灯照射得苍白，又一次向着他熟悉的斗争深渊滑下去：〇据XX反映，XX曾说：郭小川来信了。他回京后，已见到纪登奎、王II同志。〇去年11月，XXX听XX说过：郭的结论一做，回京后不久，王霣、纪登奎同志都接见了他。〇10月底，郭给X来信称：已将信递上去了，并见到了两位副总理（也有人讲三位，其中有纪登奎、王震同志，另一不详）。〇据XXX掲发，13日晚十时，送郭进国务院北门后，向东行不远，停下车进入室内，谈话至凌展二时许，一位穿中山服的人送郭出来，那人乘'吉姆'或'红旗'牌车走了。(摘自文化部清查办公室《关于"四人帮"迫害郭小川同志和炮打中央领导同志的调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