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方珍珠》时，有人建议老舍多写一些解放后的光明，于是老舍为了思想教育问题添加了后两幕戏。在这后两幕戏里摆出了北京曲艺界存在的一些问题，想对北京的艺人进行政治教育。老舍后来承认，这些问题却使人物软弱下来，使观众的注意不能再集中，最后的效果也就没有力量了。他在《文艺报》1951年1月25日发表的《谈〈方珍珠〉》一文中，坦率地表示："因宣传思想而失去艺术效63 ，，。但是老舍并没有放弃赶写作品的追求，他声思想深处里有一个坚定的想法："赶任务不单是应该的，而且是光荣的。，'在五十年代初的一次全国文工团工作会议上，'老舍应邀就剧本创作做了专题报告，较多地谈到自己对"赶任务"的认识和态度，很符合当时提倡的文学战斗精神和创作态度：一提"赶任务"，或者就有不少人赶紧皱起眉头来，有的人认为文艺作品是不能"赶"的，"赶"就写不好。有的人亲自赶了任务，也抱歉地对别人声明："赶出来的，不好，不好。，， ^赶出来的作品不一定都好，但是永远不肯赶的，就连不好的作品也没有。我们不应当为怕作品不好，就失去赶写的勇气和热情。……我知道，莎士比亚;和狄更斯都赶过任务，而且赶得很是能把作品在短时间内写好的。(摘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老舍专集》中的《剧本习作的一些经验》〉为了体现赶写的精神，腿脚不便的老舍总是在家中接待一批又一批剧院找好的采访对象，靠感觉去把握故事，快速搭起剧本架子。写《全家福》时，青艺从各种渠道找来了很多在旧社会离散的当事人， 轮批送到老舍家中。有一天，一位姑娘想起从前的遭遇，只落泪，说不了话。老舍只好请剧院的人送走姑娘，转请姑娘的母亲来介绍她的不幸情况。老舍对那位一言不发、泪汪汪的姑娘留下很深的印象，有了写作《全家福》的最初感动。青艺的人都记得，老舍一直有为青艺创作"天桥的变迁"三部曲的设想，青艺也曾专门为老舍搜集过材料。在剧院的组织下，一批老"天桥人"像过节一样穿着新衣服到老舍家中做客。据余林撰写的《老舍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一文描述，谈到动情处，天桥的老人们哭了，老舍也不时抹眼泪。老舍曾几次动容地说："因为它与我记忆中的往事是那么不同， 我无法不手舞足蹈地想去歌颂今天。，'他在家中还有一句口头禅: "今天也比昨天更接近明天。，'夫人胡絜青曾在《老舍剧作选》再版后记中介绍说，他的一些剧本的确是遵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遵照周总理的点题而创作。解放以后许多重大的政治题材本来是老舍并不太熟悉的，但是他觉得既然是党的要求，就应该写，边学边写。老舍在1957年前后写的《生活、学习、工作》一文中，讲述了自己的真实想法：眼见为实，事实胜于雄辩，用不着别人说服我，我没法不自动地热爱这个新社会，除非我承认自己没有眼，没有心。我就不能不说新社会好，真好，比旧社会强十倍百倍。我的政治热情是真的，那么，就写吧。谁能把好事关在心里，不说出来呢？舒乙说，父亲总想把眼前发生的事情都写出来，写剧本有时一年能换三次题材。据舒乙不完全统计，从《龙须沟》、《方珍珠》开始，老舍共写了三十多部剧本，其中发表的有二十二部，包括话剧十五部、歌剧三部、曲剧一部、京剧^部、翻译剧一部。还有一些巳完成的剧作，如《第二个青春》、《人同此心》、《赌》等，早被老舍自己自动放弃。那些未出笼的半成品、反复修改的草稿量更是无从计算，不为外人所知。老舍以快著称，但他下笔又总是考虑周到，生怕给新社会添一点点麻烦。哪怕是写揭露骗子的讽刺剧《西望长安》，他也是小心翼翼，对剧中干部角色竭力把握住分寸："不忍心把自己的干部写得太坏。，，北京人艺老演员蓝天野感慨地说："让谁写《春华秋实》都很难，戏都在资本家身上，工人、干部形象很难写。社会上出现什么大事，老舍先生很快就有作品出来反映。1955年写《青年突击队》， 1958年赶写《红大院》，都是配合一时一事，演完了，戏也就完了。 ，， 〈1998年10月27日口述）1955年4月24曰召开《青年突击队》建组会，剧院党委书记赵起扬在讲话中不讳言剧本存在许多不足，但他仍肯定了老舍有很大的政治热情，写了这个计件工资的斗争内容的本子，并表示要演好这部上级推荐的新戏。6月30日上午，老舍到剧院谈剧本，他直率地向大家承认，青年突击队并未在北京建筑工地推广，这剧本本身跑在事实前面。他谈到了自己在工地所了解的一些情况，供演职人员参考：剧本以写计件工资为主，因为按时包工不能刺激社会主义的劳动积极性，所以要反对磨洋工。实行计件，这就刺激大家找窍门，不然就干不她。！―人有病天知否―计件工资表很复杂，工人和外行都不能看懂。苏联展览馆工程，听从专家的意见，接受靑年工人的建议， 〈他们）总是先接受任务再找窍门，形成育年突击队的运动。而青年人的毛病是极易超额，可第二天一看都砌歪了，这些思想毛病都要扭正。又发生三种接不上，木工完了，瓦工接不上，而让技术员去挑沙子，是去年最麻烦的问题，没有螯体计划。党支书髙于一切，所以一定要加强党支书的力最，话可不多，但要有力量。就让青年们淘气，女瓦匠不要强调是女的，而突出她是人就行了。现在我们不提倡女瓦匠，所以剧本让她去学机械。工人很怕人家把他写脏了。这剧本土话少，大家也少加，这是国家统一语言的政策。(摘自1955年6月30日老舍谈剧本记录手稿） 《青年突击队》上演颇费周折，屡屡被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打乱，导演和演员们已经无暇去顾及剧本、角色问题。1955年1月下旬，全院组织学习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有关文件，并联系实际展开讨论。院内一些人把焦菊隐视为俞平伯式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把党委书记赵起扬看作"向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投降"、"压制新生力量"的《文艺报》式人物。据内部印行的《北京人艺大事记》记载，4月16日刚刚请演员们初读《青年突击队》，不料又布置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政治学习， 院里请来了杨献珍、孙定国、黄药眠等学者做学习辅导报告。5月底、6月初，白天举行报告会，晚上分组讨论。6月10日，全院召开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动员大会，分组讨论报上公布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三批材料及按语。就在这一天忙中偷闲，邀请老舍来剧组谈《靑年突击队》剧本。7月7日特邀当时北京建筑工地上著名的青年突击队队长张百发来剧院做报告，9日开始组织演员到建筑工地体验生活。谁知8月初(，、全国开展肃反运动，剧院五人领导小组宣布，排练演出全部停止，转入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全院抓出一批历史上有问题的人，立案审11月20日，肃反运动暂告一段落。在这前后，组织全院人员每天上午学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有关文件，进人十二月又集中学习上级布置的《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历时一个多月。很奇异的是，经历了大轰大起的一连串政治运动之后，政治上31日，剧院连续召开制订十二年规划的会议，初步提出在七年内培养出具有国际水平的导演两人、演员四至五人、设计一人；在十二年内，培养出具有国际水平的导演两人以上、演员十人以上、设计两人以上。剧院对"囯际水平"的解释是，其艺术作品、水平均获国际公认，享有国际声望。总导演焦菊隐做规划说明时强调，在十二年内使我院的总体艺术水平达到国际水平，首先要求做到作家成为我院最好的朋友，要争取作家乐意为我院写戏。院长曹禺兴奋地表示："一个没有性格的剧院，群众一定不会喜欢。树立我们剧院这一派，在十二年里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在这样气氛里，拖延近一年的《青年突击队》总箅进人彩排阶段，1956年2月6日正式公演。在体验生活时，就听到建筑部门不少意见。上演后招待青年突击队员和建筑工地领导观看，收到的意见之多更使剧组一下子难以消化。一些青年突击队员表示，全剧的冲突矛盾不是正面展开，因而不够紧张。应注意党支书的出场，这样可以看到党是直接领导的力量。最后一场浪费，能否合并。在四建公司座谈会上，工地一位姓蔡的主任表示，剧本中工人、工程师都不太像现实中的人物，让人感到靑年突击队只重进度不重质量，对特务的描写过于简单化，剧本不吸引人。一位工程师认为，写的事太多，解决问题又太简单，像找窍门一场，"吊砖"一事绝不是普遍的，工地很少用吊车吊砖。一位队长指出，剧中有些歇后语不是工人说的，像"你有什么理由"、"你到底怀着"这样句子也不太像工人说的。演员们在台上演得有些吃力、枯燥，于是之在剧院会上发牢骚: "对剧本不是真正的喜欢，大家都有将就思想。可是为了任务就需要演下去，希望大家都关心剧本的修改。，'剧院党委书记赵起扬出面做工作："作者写出这样新的事物，我们应支持。我们每个人都应关心这个剧本的修改，就要求在剧本中体现尖锐的矛盾和发展的轨迹，尽可能修改得更好，就靠大家来共同创造。77 〈摘自北京人艺《青年突击队》排练记录本）于是之演了以张百发为模型的队长，郑榕则在剧中演书记。在郑榕的印象里，老舍当初读剧本时就激情难抑，有几段声音是喊出来的。演员到建筑工地体验生活，收集到素材就送到老舍处。上演后给建筑工人演了几场，然后一些有兴趣的单位工会就来包场购票。郑榕说："刚开始冒着一股劲演戏，演了演了就很快收了。，' 老演员胡宗温也有同感："排戏花了很大力气，但演出效果不是很好。'，老演员黄宗洛回忆道："这个戏太粗糙了，为中心服务，像活报剧，把事件搁进去，做各种状态，演的人和看的人都烦了。" 〈1998年9月9日口述）1958年大跃进高潮来临，因腰疼在家的老舍对前来看望的人艺导演夏淳说："大家都大跃进，我偏在这个时候出了毛病，腰直不起来，腿不好走路，可是脑子跟手还挺好。不能老这么呆着，你也帮我想想，看咱们能写点什么。不能写大的，写小的呀！这样一个时代， 该写的东西太多了。，，出乎夏淳意料之外，两个星期之后老舍竟拿出《红大院》初稿。他打去电话把夏淳他们叫到家里，因腿伤活动不便，半躺在床上念完了剧本。老舍解释说，看到街道上动员家庭妇女搞生产，办食堂、托儿所，想着想着就写了一大堆材料，这里面有真事，也有想出来的。他告诉夏淳，他也为街道捐出了一些盆碗，还忍住腿痛到附近生产点转了转。很快，老舍特地在《戏剧报》上撰文，对人民公社的产生大加赞颂：这是了不起的事，最值得我们骄傲的事，今曰的公社即是来曰共产主义的核心。我们应当多写点有关人民公社的作品。这些作品将不仅引人去作深思，而且使人看见实现地上乐园的具体办法。我们能够说出最崇高的理想，并且能够说出实现这理想的步骤与方法。这些作品既能鼓舞我们自己，也能鼓舞全人类。我们有责任写人民公社，使我们的手能摸到、眼能看到怎么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这些经验对谁都有参考价值，叫那些怕共产主义的人看看真正共产主义是什么，给那些歪曲共产主义的人以有力的驳斥。(摘自《戏剧报》1958年第十九期）8月19日开始排练《红大院》时，剧院大跃进的气氛已经异常地火热。剧院对口支援北京大兴，提出在国庆节前，要在大兴做到诗画满墙，街头见节目，日日地头见活动；创作鼓词一百篇、快板千篇、诗歌万篇；搞千管齐吹，各乡要有百管齐奏。据《北京人艺大事记》记载，剧院领导对在大兴帮助跃进信心充足，提出如下口号："盖门头沟，压西城区，大干苦干创第一。争先进中的先进，做模范中的模范，要把群众文化的头号红旗插在大兴。，,仅过了两天，剧院又修改了指标，力争在国庆节前创作鼓词、快板、诗歌、壁画、舞蹈、歌词二十万件，争取每乡有一个文化馆， 每村有一个合唱团，每个生产小队有文艺小组。8月26日上午，市文化局在天坛召开"北京市文化界开展群众1文化工作跃进誓师大会"，几十个文艺团体竞相做了 "比武"发言， 各项指标不断被当场刷新。在场的人艺党委秘书周瑞祥至今还对当时一路攀升的数字留有印象：比武大会相当紧张，剧院党委成员全在会场楼梯口紧急开会商量，以便应付青艺等单位的挑战，当时靑艺盯着人艺。舒绣文在台上报数字，等说到一年演出九百场这个数字时，书记赵起扬说，打住了，打住了，不能再商了。后来在火车上啦啦打快板算一场，下火车后在车站又打一通快板又算一场。有一天中午传达上级指示，要求全院立即投入炼钢战斗，争取第二天出钢。院里立刻找人联系炼钢炉及原料，成立了 "炼钢办公室"。汇集惰况后，认定第二天出钢不可能，又缓了几天， 终于在剧场后院花房的西侧建立炼钢炉，碾碎了管道，扔进炉中烧焦了。剧院快速写出了《烈火红心》，仅排出了三四天就首演。〈1998年10月21日口述）欧阳山尊向笔者描述人艺搭建的小炼钢炉用吹风机捣腾，砸了不少钢锅、钢管的情景后，他讲了这样一件小事："那天日本戏剧家千田来剧院访问，我正跟他说话。下面有人喊：'欧阳院长，要出钢了。，千田知道后连连说道：'新经验，我要看看。，他到了现场， 又连声夸奖，'向你们学习。，，，剧院演戏的快节奏也深深地感染了周恩来，他问新作《英雄万岁》几天能排出来，有的人回答是六天，有的说是十天，周恩来说： "好吧，排出来以后给我打电话。，，后来周恩来果然看了演出，对于县委书记形象的过于简单有些不满，谈到剧中一些不尊重科学和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说："党的工作哪能那么容易！'，据在场的演员李婉芬、马群、英若诚回忆，那天周恩来还是兴致颇高地表示：你们人艺是老剧团了，明年应该放个"大卫星"吧。他引用了剧中的一句台词："我把这个合同就订在你们这儿了。'，在这前后，剧院提出了在剧本创作演出上要"放卫星"的要求， 老舍成为首批联系的专业作家之一，其他的剧作家还有郭沫若、夏衍、阳翰笙、田汉、陈白尘等。而老舍已经先行一步，巳两次来到剧院为演员朗读《红大院》的第一、二幕，并同导演研究剧本。笔者翻阅过《红大院》的部分原稿，看得出作者.在应急的情况下使用了不少当时"时髦"的革命化语言，如剧中彭四嫂说："公社就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就是走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座大桥。，'耿大爷也说："咱们今天的游行就是警告美帝，六亿人民是不好惹的。它要敢来碰一碰，它一定碰个头破血流。，'老舍也感觉到人物的语言存在一些生硬的问题，他给导演的短信中提到自己的担忧：夏淳同志：者了一遍，修正了一些字。只觉得四嫂说公社那一段话似乎稍多了些，可以酌减。小麿未出场，可否添上，他先走，去街道演出。我今早去安国，四五日后才能回来，三慕三（场）恐难參加修正了。您多分心了！致谢！舍 23日《红大院》尚未修改完毕，剧院把上演的日期都定了，老舍心里既兴奋又为难。剧院提出在一个月内帮老舍先生把戏写出来，演出来。导演夏淳称，在倒计时的七十多个小时里，剧本的创作和排练是―锅煮出来的。作者写完一场，我们排一场，我们又边排边修改，把修改意见又送给作者去加工。有些台词都是在排练场编出来的，、卖在弄不出来就去请教街道工作同志。甚至连续苦战两昼夜，把剧本重新老演员叶子记得，那时太仓促了，排第二幕时老舍只是写了两页纸的东西交给剧组，他觉得自己不好发展，没什么好材料，其他的要靠大家去补充、丰富。叶子还能从老舍的几页手稿中，感到他几笔写好人物的功力和对话的趣味，如剧中一个懒人最后也参加炼钢，看到钢水冒出了一句比喻："钢水像桔子水。，'排练场设立了一个红旗台，一方面检查迟到早退者，另一方面看看落实导演要求完成的排练情况，随时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离上演还有两天时，演员的台词、走位都还不熟，也不固定。但是凭着大跃进的气氛，剧作以粗糙的造势反而让观众有了不少亲切感、认同感。北京二龙路人民公社打字机零件加工车间的工人们看完戏后，认为戏中的那个忙乱劲与现实生活完全是一模一样，比如扭着秩歌去区里报喜，游行时把嗓子都喊哑了等等。但是他们还嫌《红大院》不够热闹，在一些地方还差点劲头。最关键的是，超前创作的《红大院》所涉及的成立城市人民公社之事，在北京巿迟迟不见动静。有一天突然听说天津鸿顺里街道成立了城市公社，剧院的人狂喜地要赶去体验生活。他们期盼北京居民也，能成立起公社，以便上演时||有红火的氛围。演员们兴奋地说，老舍先生的笔不停地与现实赛跑，这次又跑到现实的前面。，欧阳山尊回忆说，看完.《&大院》后，周恩来没有多说什么，他只是对尾声放礼花深感兴趣。欧阳山尊赶紧让美工表演了几次，周恩来说：、，《犮明创造，应该推广。，'在郑榕、蓝天野等老演员的印象里，老舍天生就有与群众相融洽的本事。排演新戏《女店员》时，老舍随演员一起下去。郑樁吃惊地发现，老舍容易跟人见面熟，在店铺里跟周围的老人小孩三言两语就能搭上话，就能说自家话，彼此可以掏心。梁秉堃当时作为演员，曾到北京护国寺妇女副食店参加劳动。他记得，老舍不顾腿脚不便也来到店里采访，用心地记下许多琐事。他高兴地对演员们说："店里的劳模小张善于给顾客参谋，春节前一天要切几头猪，手上都是裂口子。一个人为别人做点事，要做得好，多么不容易。'，剧中有一场戏，是一位女店员切肉不准，把肉切得过碎，买肉的老人就开玩笑地说："姑娘，你别切了，我回去炒肉片……，，梁秉堃回忆说，类似这种细节大都是老舍体验生活时提炼出来的。喜爱创作的梁秉堃记得那时一有机会就向老舍请教：我问过老舍先生："写东西有窍门吗？"他说："勇敢写， 不成功就勇敢地扔掉。'，这话对我起了很大作用。剧院要接他去看《女店员》连排，我说："我去接舒先生。，'路上他告我: "写小说锻炼人的心理描写，写散文抒发自己的感情，写大鼓、单弦锻炼遗词造句本领，写相声可以练习结构。别看样式不同， 里面是通的，艺不压身。，，到了排练厅，我拉开门，他进去后转身说："唐诗三百首，您得倒背如流，那样调词遗句就自由多了。，，后来我又问他："写台词注意什么？"他说："说得上口， 听得入耳，容易记住，又不忍心把它忘掉。，'他以后又告诉我:"实际上是六个字：想得深，说得巧。"这是他一生的写作经验，领我进门时影响很大。0998年8月7日口述）带有轻喜剧色彩的《女店员》1959年初上演后，一下子就收到各方面传来二十六条修改意见，主要认为看不出党的领导和支持，对于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性质表现不够，在大跃进时代表现儿童捣乱不合适等等。西城区商业局提意见说："用女店员代替男店员，把男店员调去支援生产，并不是一个方向。，，东城区百货大楼、隆福寺商场书记提出："看不出党的领导和支持，书记出来做了什么？，'市委财贸部长也同样认为："党的领导表现无力，戏里三个女青年在她们决定去向的过程中似乎和党没有联系，戏里看不到这几个年轻人本身的思想斗争和变化……对男售货员小陶的处理有些过，过了就会起副作用，有些地方显得流气，如跪下求婚等……最后一场戏乱，不集中，唱个歌就结束，很松，不过瘾，使戏减色。'，统战部门给剧院专门提了意见：^《红大院》对于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性质表现不够，我们对资本家的政策是又团结又斗争，戏里对资本家有批评，但也应有鼓励。还有，女店员参加工作后似乎一点困难都没遇到。，'过了几天，剧院向上级报告：我们巳与作者老舍先生共同研究这些意见，并做了必要的、适当的修改。刚喘了一口气，市委宣传部长陈克寒又来一道指示，要求删去女人推车一场戏，理由是："大跃进中有这种现象，也是好现象，但是不提倡，舞台形象也不美。六中全会决议中明文规定要照顾^女生理特点，你们剧院常有外宾来看，每次演出都应特别注意影响，如有人把推车拍照在香港报上一登，对我们不利。齐母对推车的态度，会有一部分观众同情的。，'刚刚落实完这边的意见，老舍忽然又听到市委文化部长、周恩来原文教秘书韦明提出的新建议：老舍先生在剧中没有多写党委书记，韦明说应该加一个党的领导者的形象。老舍说，这戏里本身就体现党的领导。韦明坚持要他改，说，不改就不演。老舍说，不演我也不改。后来没有加，总理看后没有提这个问题，韦明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北京人艺原副院长周瑞祥1998年10月21日口述）这是老舍极其罕见的公开抵制之一，看出他柔中见刚的性格的另—面0据于是之回忆周恩来的文章披露，1959年3月8日周恩来看完《女店员》后，在后台用商量的口吻问老舍："你这个齐母始终也没有转变呐？"老舍说："总得留一个吧。"周总理听后不强人所难地表示："嗯，留一个吧。，，（摘自《人民日报》1978年11月刊登的于是之《幸福的回忆》〉后来写《茶馆》，有人建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康大力参加革命为主线去发展剧情，他马上加以拒绝。就是周恩来到了后来委婉地提议调整第一幕发生的年份，他听说后也表示不认可。北京人艺原副院长欧阳山尊对老舍毫不畏惧的写作劲头印象至全国普选时，老舍先生写了一家人都成了代表的《一家代表》，人艺也排了。后来觉得这样描写不够典型，效果不一定好，就停下来了。我们去跟老舍解释，老舍非常痛快："你们说不行，就不要了，我再写。'，话语中没有丝毫埋怨……没想到，他又说："我又想写一个，你们觉得不行，我就不写下去了。 ，' 0998年10月16日口述）老演员英若诚回忆排练《一家代表》所遇到的尴尬场景：我们排过《一家代表》，歌颂宪法，比较一般。我演一个资本家，正好开始三反五反，戏就不好演了。我们也不客气，对老舍先生说："这不灵了。'，老舍先生勤奋，不介意，真扔了《一家代表》，重新写新的。0998年8月18日口述）1956年8月，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等人听老舍朗读《一家代表》剧本时，曹禺就敏感地注意到其中第一幕茶馆里的戏非常生动精彩，而其他几幕相对较弱。经过商量，曹禺他们认为不妨以茶馆的戏为基础发展成一个多幕剧，通过茶馆反映整个社会的变迁。带着这个想法到了老舍家中，老舍听了以后最初只是习惯性地反应一下： "那就配合不上了。，'老作家林斤澜介绍说，老舍先生服从政治，一直保持紧跟姿态。他听到曹禺、焦菊隐他们的意见，一开始还是为难、犹豫。"配合不上"这句话很快在北京文艺圈小范围内传开了，成了当时一句经典的内部名言。不管如何，老舍对于曹禺他们的提议最后还是满心欢喜，连连说道："好！这个意见好！'，说着说着，老舍添上一股豪爽："我三个月后给你们交剧本。，'老作家康濯去世前与笔者在病房闲谈时，谈到老舍创作《茶馆》的一件小事：那时老舍先生正在写《茶馆》，受当时公式化、概念化影响，写起来不顺畅。有一天我们一起在北京饭店与外宾座谈，结束以后老舍挽留大家："别走了，回去做不了事。刚唱一道茶， 坐下聊聊天。^郭小川、严文井有事先走了，刘白羽和我等人就留下。老舍先说，在美国时就考虑写一个北京的茶馆，写一个时代。他描述了第一慕情节，大家一听叫好，第二幕写了民国、国民党时代。老舍发愁的是怎么写下去："最大的问题是解放后的茶馆怎么写？现在茶馆少了，没有生活了。想去四川看看，但不能把四川搬到北京来。戏拿不出来呢？'，我们说："老舍先生， 别写这一慕了。'，他很惊讶："不写可以吗？，'"当然可以。'， "不写就不写。，'他把手杖一立，起身说："走，解放了我一个问题，我要回去写了。，，0990年12月13日口述）老舍躲在家中埋头写作，还没写完，就着急地把于是之找来，兴致勃勃地谈了笔下快呼之欲出的王利发这个角色。他说："我这个掌柜的，可是从小演到老，二十几岁演到七八十，一共得有好几百句台词呢！，，被老舍这么一说，于是之就有了一股创作冲动。等剧本一公布， 他赶紧写了一篇很长的申请书，一再恳切地希望："就让我演吧。，' 欧阳山尊作为剧院负责人之一，直接参与了催生《茶馆》的过老舍先生写了一家人都成了代表的《一家代表》，人艺也排了。后来觉得这样描写不够典型，效果不一定好，就停下来了。我们去跟老舍解释，老舍非常痛快："你们说不行，就不要了， 我再写。，'话语中没有丝毫埋怨，也没赍怪：我花了这么大力气，你们轻率就不排了。他从没这么说过。接着，没想到，他又说："我又想写一个，你们觉得不行，我就不写下去。，'我们听后大加赞赏，他说："你们说行，我就写。提提意见，看看下面怎么写……^我说："第一幕埋葬满清王朝，下面写写闹内战……^第二慕写完，我又提建议："第三慕应该埋葬蒋家王朝，写一二 ，九，革命髙潮要来，写群众运动起来。^他点头，他说："我没有生活，那时我还在国外，我有困难……^0998年10月16日口述）再听老舍朗读新作《茶馆》，是在剧院前厅二楼北侧会议室。大家一致认为第一幕超出一般水平，曹禺反复说了这么一个意思："古典"、"够古典水平"。然而与会者对后两幕觉得还不行，需要做进一步修改。老舍极为诚恳地表示："希望大家帮助，尤其是第三幕反映的年代，我当时不在国内，对情况不甚熟悉，更需大家帮助出主音 ，，于是之曾在一篇《论民族化》学术文章的提纲中，提到曹禺院长在接触到《茶馆》第一幕时那种狂喜的状态。曹禺告诉于是之："我记得读到《茶馆》第一幕时，我的心怦怦然，几乎跳出来。我处在一种狂喜之中，这正是我一旦读到好作品的心情了。我曾对老舍先生说：'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老人艺的人都知道，曹禺对剧本异常苛求，他读过的剧本存在脑里太多了。如果给他看一般的新剧本或拿出一个剧本的想法，他会严肃地说出四个字的评价："普通普通"或者"现成现成"。笔者在焦菊隐写于1959年6月而未发表的手稿中看到，他形容《茶馆》第一幕是"一篇不朽的巨作"，称赞作者"在短短十分钟的戏里，同时刻划了几十个浮出纸面的活生生人物。，'〈摘自北京人艺资料室艺术档案〉那几年一直低调的章回小说家张恨水在1957年12月《文艺报》座谈会上难得说了一次话："我也觉得第一幕写得好，第二、三幕较差。，'老作家林斤澜与笔者闲谈时，对第一幕同第二、三幕的比较看一番感慨："夸张地说，这里有两个老舍。，'他说，老舍自己对第一幕也割舍不下，把茶馆这场戏来回搁，搁这不行，又搁在别的戏里。〈1998年10月22曰口述）九十年代初以来，演员姜文曾几次动议演出《茶馆》，甚至买下了演出权。但是迟迟不见动静，笔者偶然一次问他，他显得极为发愁："我仔细研究了许多遍，感到第一幕很棒，可后面的戏太弱，目前没法演。'，姜文对老舍当年的写法、心境深表困惑，流露更多的还是无尽的遗憾0^ ―1956年、1957年上半年，遇上宽松的环境，老舍的创作情绪异常地活跃。1956年中国作协收集会员对作协的建议和要求，老舍就写了两句话："少教我参加会议与社会活动，允许我下乡数月。，，由于处于文艺界头面人物的位置，需要出席不少应酬的场合，做出诸多的政治性表态。过多的社交差使，使老舍有了一种不堪重负的压迫感，渴望能有下去的机会。他曾跟人艺老演员李翔发过牢骚："作家是写书的，不要参加这会那会，去机场，让我写不了书。，'（李翔1998年10月14日口述）人艺老编剧梁秉堃后来听到老舍几次说过此类气话："每天上午要写作、搬花，就是毛主席找我开会都不去。，'1957年春天，依照中国作协的布置，作协会员递交了个人的创作规划。老舍还是那几句老话："社会活动太多，开会太多，希望有充裕的工作时间。，'他为自己提出了近期的写作计划："每年写一个话剧，改编一个京剧或曲剧；一两年内写成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但是《正红旗下》迟迟没有下笔，直到六十年代头几年偷偷地写了几万字，终成残卷。有趣的是，曹禺上交的创作规划涉及今后十年，想表现的题材占全了新社会的主体结构或时兴领域："写资本家改造的剧本，57 年、58年；写农民生活的剧本，60年至62年；写大学生或髙级知识分子，63年；写工人生活，64年至66年；想写关于岳飞和杜甫的历史剧。"〈摘自中国作协1957年会员创作规划手稿）应该说，老舍和曹禺考虑这些创作计划时态度是真诚的，体现了自己在新的生活中全新的追求，也表达了他们长期写作中的勤奋志向。然而事与愿违，他们往往陷在现实的两难境地卡欲罢不能。1957年初舂，老舍在各种会议场合谈到自己写作中的苦恼，说话放松，没有以往的拘谨、束缚。3月6日下午，在讨论陈沂文章的座谈会上，老舍直爽地表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些混乱，自己未想成熟，一时考虑弄不清。'，他说到写讽刺剧、悲剧的难处："我感到讽剌作品，是一刀直人心房。命运、意志、性格会造成悲剧，但是把人民内部矛盾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就很难出现悲剧。革命英雄主义者死了，我们有，但不是悲剧，是要歌颂赞扬的。我们写悲剧、讽刺剧，不能像果文理那样写，不能抹杀否定一切。可是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又不能赶上古典〈作品）。，，他又谨慎地补充道："我爱新社会，并非提倡写悲剧……不是为悲剧而悲剧，是为了教育。，，他极其难得地批评社会上的一些人和事："我看到好多地方，有一些人新名词嘴上挂的很多，完全是社会主义。碰到个人利益，马上就变……如果真能做到，闹事会少一点。自命为工人阶级，有一点不平一定带头闹。，'他直言不讳地对文艺部门党的领导者提出意见： "是否有的老干部，别的不能干，就放到这方面来……他们忙柱了， 什么都管，就是不搞业务，缺乏谈业务的空气，五个副局长应该起码有一人管业务。〈他们）权很大，领导干部的思想里不拿这'二百' 看作神圣责任，（文艺界）就不能贯彻……'，他诚恳地表示："希望中宣部调查，希望文艺界党员干部配备强一点。，，(摘自1957年3月6日讨论会记录稿）在笔者所能看到的老舍内部发言中，可以说这是老舍说话较重的一次，也是他掏出内心想法、流露真情较多的一次。五十年代头几年，老舍也有上书直言的时候。北京要拆城墙，他同彭真当面争论: "拆了干吗？在外面盖不就行吗……'，英若诚给笔者讲了这样一个细节：开最髙国务会议，毛泽东狠狠批了梁漱溟，这给老舍很大震动。英若诚说："老舍原来不是一个胆怯、胆小的人，他觉得这些不可理解，自己开始对高层政治有所体会。'，到了后来，老舍渐渐地控制住自己，他的放松、胆大仅仅限于1957年的初舂，只在那年一瞬而过。或许在这前后他发过牢骚，发过脾气，但是让我们感念的依然是1957年春天老舍作为性情文人最为本色的直言，他隐秘的心境终被那年阳春搅乱，激情地涟漪了几下。他在《人民中国》发表了《自由和作家》一文，与他前几年的文章形态明显不同：如果作家在作品中片面地强调政治，看不到从实际生活体验出发来进行写作的重要性，他们的作品自然就会流于公式化、概念化、老一套……不管是出于有心，还是无意，假如他们的作品里充满了说教，情节纯属虚构臆造，立意陈腐，那路子就错了。……行政干预，不论动机如何善良，总会妨碍作家创作出真正的艺术作品来……乱打一气，不能鼓舞人们进行好的创作，反而毁了它。……每个作家都应当写他所喜欢的并且能够掌握的事物一人物、生活和主题，作家应享有完全的自由，选择他所愿写的东西。除了毒化人民思想的东西之外，都值得一写，也应当可以发表。允许创作并出版这些东西，就是允许百花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