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以救民于水火，推至于东亚共存共荣，即贵国之九千万人民皆有息息　　相关之理，两国政体不得歧异。为振兴两国国势起见，不得不正统系。　　　　十二、予自辛亥逊政，退处民间，今已二十年矣，毫无为一己尊崇之　　心，专以救民为宗旨。只要有人出而任天下之重，以正道挽回劫运，子虽　　为一平民，亦所欣愿。若必欲予承之，本个人之意见，非正名定分，实有　　用人行政之权，成一独立国家，不能挽回二十年来之弊政。否则有名无实，　　诸多牵制，毫无补救于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徒负初心，更滋罪戾，　　此万万不敢承认者也。倘专为一己尊荣起见，则二十年来杜门削迹，一旦　　加之以土地人民，无论为总统，为王位，其所得已多，尚有何不足之念。　　实以所主张者纯为人民，纯为国家，纯为中日两国，纯为东亚大局起见，　　无一毫私利存乎其间，故不能不正统系。　　郑孝胥知道，这次沈阳之行是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因为关东军在叫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国体”之前，要先排定一下“开国元勋”们的位置。因此，他在动身之前，对我尽量表示顺从，以免引起我对他发生戒心。但是等到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从沈阳返回来的时候，那情形就变了。他劝我不要和关东军争论，劝我接受共和制，出任“执政”。　　“什么执政？叫我当共和国的执政？”我跳了起来。　　“这事已成定局，臣再三向军方争论无效。军方表示，执政即元首……”　　我不理他，转身问罗振玉，这是怎么回事。罗振玉说：“臣就见了板垣一面，是郑孝胥跟板垣谈的。”　　后来据陈曾寿说，郑孝胥父子根本没把我的十二条“正统系”给板垣拿出来，而且还向板垣保证：“皇上的事，我全可以包下来，”“皇上如同一张白纸，你们军部怎么画都行，”等等。当时我还不知道这回事，只认为他们不会办事，都受了日本人的骗。　　“你们都没用！”我大声喊道，“你们为什么不说，我的要求达不到，我就回天津！”　　“皇上还是再三思考为好。”郑孝胥说，“复辟必须依赖日本，眼前与日本反目，将来的希望也完了。将来复辟不是没有希望呵！”　　他又讲了一些历史故事，劝我答应，可是那些故事我早就听够了，再说无论是刘秀还是重耳，也都没有放弃君主称号的。最后他说：　　“下午板垣就来觐见，请皇上对板垣说吧！”　　“让他来！”我气呼呼地回答。七　会见板垣板垣征四郎是一九二九年调到关东军当参谋的，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揭露，他在一九三0年五月就对人说，他对解决“满洲问题”已有了一个“明确的想法”，他认为必须以武力解决中日间的问题。至少在“九一八”事变前一年，他就主张驱逐张学良，在东北建立一个“新国家”。判决书上说：他“自一九三一年起，以大住地位在关东军参谋部参加了当时以武力占领满洲为直接目的的阴谋，他进行了支持这种目标的煽动，他协助制造引起所谓‘满洲事变’的口实，他压制了若干防止这项军事行动的企图，他同意了和指导了这种军事行动。嗣后，他在鼓动‘满洲独立’的欺骗运动中以及树立傀儡伪‘满洲国’的阴谋中，都担任了主要的任务。”　　他于一九三四年任关东军副参谋长，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是师团长，一九三八年做了陆军大臣，一九三九年任中国派遣军的参谋长，以后做过朝鲜司令官、驻新加坡的第七方面军司令官。在华北内蒙树立伪政权、进攻中国内地、树立汪精卫伪政权、发动哈桑湖对苏联进攻等等重大事件中，他都是重要角色。　　二月二十三日下午，我会见了板垣，由关东军通译官中岛比多吉任翻译。板垣是个小矮个，有一个剃光的头，一张刮得很干净的青白色的脸，眉毛和小胡子的黑色特别显眼。在我见过的日本军官中，他的服装算是最整洁的了，袖口露出白得刺眼的衬衫，裤腿管上的圭角十分触目，加上他的轻轻搓手的习惯动作，给了我一个颇为斯文和潇洒的印象。板垣先对我送他礼物表示了谢意，然后表明，他奉关东军本庄司令官之命，向我报告关于“建立满洲新国家”的问题。　　他慢条斯理地从什么“张氏虐政不得人心，日本在满权益丝毫没有保障”谈起，大谈了一阵日军行动的“正义性”，“帮助满洲人民建立王道乐土的诚意”。我听着他的话，不断地点头，心里却希望他快些把我关心的答案说出来。好不容易，他总算谈到了正题：　　“这个新国家名号是‘满洲国’，国都设在长春，因此长春改名为新京，这个国家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日本人在满洲花了几十年的心血，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自然和别的民族相同，比如同样地可以充当新国家的官吏。……”　　不等中岛翻译完，他从皮包里又拿出了《满蒙人民宣言书》以及五色的“满洲国国旗”，放到我面前的茶几上。我气得肺都要炸了。我的手颤抖着把那堆东西推了一下，问道：　　“这是个什么国家？难道这是大清帝国吗？”　　我的声音变了调。板垣照样地不紧不慢地回答：“自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决议，一致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执政’。”　　听到从板垣的嘴里响出个“阁下”来，我觉得全身的血都涌到脸上来了。这还是第一次听日本人这么称呼我呢！“宣统帝”或者“皇帝陛下”的称谓原来就此被他们取消了，这如何能够容忍呢？在我的心里，东北二百万平方里的土地和三千万的人民，全抵不上那一声“陛下”呀！我激动得几乎都坐不住了，大声道：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满洲人心所向，不是我个人，而是大清的皇帝，若是取消了这个称谓，满洲人心必失。这个问题必须请关东军重新考虑。”　　板垣轻轻地搓着手，笑容满面地说：　　“满洲人民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这就是人心所归，也是关东军所同意的。”　　“可是日本也是天皇制的帝国，为什么关东军同意建立共和制呢？”　　“如果阁下认为共和制不妥，就不用这个字眼。这不是共和制，是执政制。”　　“我很感谢贵国的热诚帮助，但是别的都可说，惟有这个执政制却不能接受。皇帝的称谓是我的祖宗所留下的，我若是把它取消了，即是不忠不孝。”　　“所谓执政，不过是过渡而已，”板垣表示十分同情，“宣统帝是大清帝国的第十二代皇帝陛下，这是很明白的事，将来在议会成立之后，我相信必定会通过恢复帝制的宪法，因此目前的执政，不过是过渡时期的方法而已。”　　我听到“议会”这两字，像挨了一下火烫似的，连忙摇头说：“议会没有好的，再说大清皇帝当初也不是什么议会封的！”　　我们争来争去，总谈不到一起。板垣态度平和，一点不着急，青白脸上浮着笑容，两只手搓来搓去；我不厌其烦地重复着那十二条不得不正统系的道理，翻来覆去地表示，不能放弃这个皇帝的身分。我们谈了三个多钟头，最后，板垣收拾起了他的皮包，表示不想再谈下去了。他的声调没变，可是脸色更青更白了，笑容没有了，一度回到他口头上的宣统帝的称呼又变成了阁下：“阁下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谈。”他冷冷地说完，便告辞走了。　　这天晚上，根据郑氏父子和上角的意见，我在大和旅馆里专为板垣举行了一个宴会。照他们的话说，这是为了联络感情。　　我在宴会上的心情颇为复杂。我所以敢于拒绝执政的名义，多少是受了胡嗣瑗、陈曾寿这些人的影响，即认为日本人把东北弄成目前这种局面，非我出来就不能收拾，因此，只要我坚持一下，日本人就会让步。但是，在我拒绝了板垣之后，郑孝胥就提醒我，无论如何不能和日本军方伤感情，伤了感情一定没有好处，张作霖的下场就是殷鉴。我一听这话，又害怕起来。我原来认为，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和我这“自与常人殊”的“龙种”按理不能并列，现在我看出了，在日本人心里并不把我当做“龙种”看待，因此我不得不时时注意着板垣的那张青白脸。那张脸竟是个没有春夏秋冬的脸。他大口喝酒，对任何人的敬酒都表现十分豪爽，绝口不提白天的争论，就好像根本不曾发生过什么似的。这天晚上犹如约定好了一样，宴会上的人除了风花雪月，烟酒饮食，没有人说别的。一直到晚上十点钟结束宴会，我还没看出板垣脸上的气候。　　可是用不着我再费多少时间去试探，第二天早晨，板垣把郑孝胥、罗振玉、万绳木式和郑垂都叫到大和旅馆，让他们向我传达了他的“气候”：　　“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做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复。这是军部最后的话！”　　听到了这个回答，我怔住了。我的腿一软，跌坐在沙发上，半晌说不出话来。　　罗振玉垂头丧气，不发一言，万绳木式惊慌不安地立在一旁，别人也都不言语。静了一回，只听见郑孝胥说：“臣早说过，不可伤日本的感情……不过现在还来得及，臣已经在板垣面前极力担承，说皇上必能乾纲独断。”　　我没有作声。　　“不人虎穴焉得虎子？”郑垂走了过来，满面春风地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咱君臣现在是在日本人掌心里，不能吃眼前亏，与其跟他们决裂，不如索性将计就计，以通权达变之方，谋来日之宏举。”　　昨晚在宴会上郑垂是最活跃的一个，池和板垣一再干杯，宴会后又拉着板垣喝酒。今天他的通权达变、将计就计论说得如此娓娓动听，我没把它和昨晚的特殊举动联系起来，只奇怪他和他老子去沈阳之前，还说过非大清复辟不干，怎么变的这么快呢？　　郑孝胥着我不作声，又换上了激昂的声调说：“日本人说得出做得出，眼前这个亏不能吃，何况日本人原是好意，让皇上当元首，这和做皇帝是一样。臣伺候皇上这些年，还不是为了今天？若是一定不肯，臣只有收拾铺盖回家。”听了他这话，我发了慌。他儿子接着说：“现在答应了日本军部，将来把实力培植起来，不愁没有办法按着咱的意思去办。”这时罗振玉垂头丧气地说：“事已如此，悔之不及，只有暂定以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看以此为条件，板垣还怎么说。”我再没有办法，叹一口气，便叫郑孝胥去和板垣说说看。　　过了不多时，郑孝胥头顶闪着光回来了，说板垣已经同意，并且今晚要“为未来的执政举行一个小规模的宴会！”　　我就是这样，一方面是浑身没有一根骨头是硬的，一方面还幻想着未来的“复位登极”，公开走上了这条卑鄙无耻的道路，确定了头号汉奸的身分，给血腥的统治者充当了遮羞布。在这块布底下，从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这天起，祖国的东北完全变成了殖民地，三千万同胞开始了染满血泪的苦难生活。同时，我也给本庄、板垣之流增添了信心，奠定了他们“发家”的基石。郑孝胥日记里这样记下了本庄、板垣等人的命运关头：　　　　上乃决，复命万绳栻往召板垣。遂改“暂为维持”四字。板垣退　　而大悦。昨日本庄两次电话来询情形，板坦今日十一时当去。暂许之议，　　十时乃定。危险之机，间不容发。盖此议不成，则本庄、板垣皆当引咎辞　　职，而日本陆军援立之策败矣。第六章　伪满十四年 手机阅读　　一傀儡戏开场在板垣的宴会上，我的思想是紊乱而又矛盾的。我不知道对自己的命运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忧愁。那天晚上，板垣召来了一大批日本妓女，给每个赴宴者配上一名，佰酒取乐。他自己左拥右抱，把斯文正经丢得一干二净。他时而举杯豪饮，时而纵声大笑，毫不掩饰其得意的心情。起初，在他还能矜持的时候，曾十分恭敬地向我祝酒，脸上带着暗示的笑容，祝我“前途顺利，达成宿愿”，这时，我觉得似乎可以高兴一点。到后来，随着钦量的增加，他的脸色越来越发青，情形就不对了。有个日本妓女用生硬的中国话问了我一句：“你是做买卖的干活！”板垣听见了，突然怪声大笑起来。这时我又想，我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我这种忧喜不定、前途茫茫的心情，一直保持到胡嗣瑗、陈曾寿等人回到我身边的时候。这些老头子得到关东军的准许，能回到我的身边来，都是很高兴的。这种高兴与其说是由于君臣重聚，倒不如说是出于官爵财禄的热衷。他们一面因我纤尊降贵屈为执政而表示悲愤，一面向我列举历史故事，说明创业的君王每每有暂寄篱下，以求凭借之必要。有了这些教导，加上商衍瀛拿来的“老祖降坛训戒”，我的心情居然逐渐稳定下来。二月二十六日，我命随侍们给我准备香案，对祖宗祭告了一番，祭文如下：二十年来，视民水火，莫由拯救，不胜付托，丛疚滋深。今以东三省人民之拥戴，邻邦之援助，情势交迫，不得不出任维持之责。事属创举，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惟念自昔创业之君，若晋文之于秦穆，汉光武之于更始，蜀先主之于刘表、袁绍，明太祖之于韩林儿，当其经纶未展，不能不有所凭借，以图大举。兹本忍辱负重之心，为屈蠖求仲之计，降。心迁就，志切救民；兢兢业业，若履虎尾。敢诉愚诚，昭告于我列祖列宗之灵，伏祈默佑。二月的最末一天，在关东军第四课的导演下，沈阳的所谓“全满洲会议”通过决议，宣告东北独立，拥我出任“新国家执政”。上角利一和郑孝胥告诉我，这个会议的“代表”们就要来旅顺向我请愿，须先准备一下答词。答词要准备两个，第一个是表示拒绝，等“代表”们二次恳请，再拿出第二个来表示接受。三月一日，张燕卿、谢介石等九人到达旅顺。郑孝胥先代我接见，拿出了第一个答词：予自经播越，退处民间，闭户读书，罕间外事。虽宗国之砧危，时轸于私念，而拯救之方略未讲。平时忧患余生，才微德鲜。今某某等前来，猥以藐藐之躬，当兹重任，五中惊震，倍切惭惶。事未更则阅历之途浅，学未裕则经国之术疏，加以世变日新，多逾常轨，际遇艰屯，百倍畴昔。人民之疾苦已臻其极，风俗之邪诐未知所届。既不可以陈方医变症，又不可以推助徇末流。所谓危急存亡之秋，一发千钧之会，苟非通达中外，融贯古今，天生圣哲，殆难宏济，断非薄德所能胜任。所望另举贤能，造福桑梓，勿以负疚之身，更滋罪戾。然后由我接见。彼此说了一通全是事先别人已嘱咐好的话，无非是一方“恳请”，一方“婉辞”。历时不过二十分钟，各自退场。三月五日，按关东军第四课的计划，“代表”人数增到二十九名，二次出场“恳请”。这次“代表”们完成了任务。我的答词最后是这样的：承以大义相责，岂敢以暇逸自宽，审度再三，重违群望。……勉竭愚昧，暂任执政一年；一年之后，如多陨越，敬避贤路。傥一年之内，宪法成立，国体决定，若与素志相合，再当审慎，度德量力，以定去就。走完“过场”，我于次日和婉容以及郑孝胥等人回到汤岗子。张景惠、赵欣伯等人早已在此等候，表示“恭迎”。我们在此过了一夜，次日一同前往长春。三月八日下午三时，火车到达长春站。车还未停，就听见站台上响起军乐声和人们的呼叫声。我在张景惠、熙洽、甘粕、上角等一帮人的簇拥下走上站台，看见到处是日本宪兵队和各色服装的队列。在队列里，有袍子马褂，有西服和日本和服，人人手中都有一面小旗。我不禁激动起来，心想我在营口码头上没盼到的场面，今日到底盼来了。我在队列前走着，熙洽忽然指着一队夹在太阳旗之间的黄龙旗给我看，并且说：“这都是旗人，他们盼皇上盼了二十年。”听了这话，我不禁热泪盈眶，越发觉得我是大有希望的。我坐上了汽车，脑子里只顾想我的紫禁城，想我当年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出城的情形，也想到“东陵事件”和我发过的誓言，我的心又被仇恨和欲望燃烧着，全然没有注意到长春街道的景色是什么样子，被恐怖与另一种仇恨弄得沉默的市民们，在用什么样的眼色看我们。过了不多时间，车子驶进了一个古旧的院落。这就是我的“执政府”。这所房子从前是道尹衙门，在长春算不上是最宽敞的地方，而且破旧不堪，据说因为时间过于仓猝，只好暂时将就着。第二天，在匆忙收拾起的一间大厅里，举行了我的就职典礼。东北的日本“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等等重要人物都来了。参加典礼的“旧臣”除了郑、罗、胡、陈等人外；还有前盛京副都统三多，做过绍兴知府以杀害秋瑾出名的赵景祺，蒙古王公贵福和他的儿子凌升以及蒙古王公齐默特色木丕勒等等。此外还有旧奉系人物张景惠、臧式毅、熙洽、张海鹏，在天津给我办过离婚案件的律师林迁琛、林囗。曾给张宗昌做过参谋的金卓这时也跑来做了我的侍从武官。那天我穿的是西式大礼服，行的是鞠躬礼。在日本要人的旁观下，众“元勋”们向我行了三鞠躬，我以一躬答之。臧式毅和张景惠二人代表“满洲民众”献上了用黄绫包裹着的“执政印”。郑孝胥代念了“执政宣言”，其文曰：人类必重道德，然有种族之见，则抑人扬己，而道德薄矣。人类必重仁爱，然有国际之争，则报人利己，而仁爱薄矣。今立吾国，以道德仁爱为主，除去种族之见，国际之争，王道乐土，当可见诸实事。凡我国人，望其勉之。典礼完毕，接见外宾时，内田康哉致了“祝词”，罗振玉代读我的“答词”。然后到院子里升旗、照相。最后举行庆祝宴会。当天下午，在“执政办公室”里，郑孝胥送上一件“公事”：“本庄司令官已经推荐臣出任国务总理，组织内阁，”他微弓着身子，秃头发光，语音柔和，“这是特任状和各部总长名单①，请签上御名。”①伪满大汉奸及其职务：国务总理郑孝胥，民政部总长臧式毅，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军政部总长张景惠，财政部总长熙洽，实业部总长张燕卿，交通部总长丁鉴修，司法部总长冯涵清，文教部总长郑孝胥（兼），奉天省长臧式毅（兼），吉林省长熙洽（兼），黑龙江省长程志远（兼），立法院院长赵欣伯，监察院院长于冲汉，最高法院院长林囗，最高检查厅厅长李槃，参议府议长张景惠（兼），参议府副议长杨玉麟，参议府参议张海鹏、袁金铠、罗振玉、贵福，执政府秘书处处长胡嗣瑗，执政府秘书处秘书万绳木式、商行瀛、罗福葆。许宝衡、林廷琛，内务处处长宝熙，内务官特任张燕卿、金壁东、王季烈、佟济煦、王大忠、商衍瀛，警备处处长佟济煦，侍从武官长张海鹏，国务院秘书官郑垂，国务院秘书官郑禹。这原是在旅顺时日本人甘粕正彦早跟我说好了的。我默默地拿起笔，办了就职后的第一件公事。我走出办公室，遇上了胡嗣瑗和陈曾寿。这两个老头脸色都不好看，因为知道了特任官名单里，根本没有他们的名字。我对他们说：我要把他们放在身边，让胡嗣瑗当我的秘书处长，陈曾寿当秘书。胡嗣瑗叹着气谢了恩，陈曾寿却说他天津家里有事，求我务必准他回去。第二天，罗振玉来了。他在封官中得的官职是一名“参议”，他是来辞这个不称心的官职的。我表示了挽留，他却说：“皇上屈就执政，按说君辱就该臣死，臣万不能就参议之职。”后来他做了一任“监察院院长”，又跑回大连继续卖他的假古董，一直到死。但是我的思想反而跟他们不同了。长春车站上的龙旗和军乐，就职典礼时的仪节、以及外宾接见时的颂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不禁有些飘飘然。另方面，我已公开露了头，上了台，退路是绝对没有了。即使板垣今天对我说，你不干就请便吧，我也回不去了。既然如此，就只好“降心迁就”到底。再说，如果对日本人应付得好，或许会支持我恢复皇帝尊号的。我现在既然是一国的元首，今后有了资本，就更好同日本人商量了。由于我专往称心如意的方面想，所以不仅不再觉着当“执政”是受委屈的事，而且把“执政”的位置看成了通往“皇帝宝座”的阶梯。在这样自我安慰和充满幻想的思想支配下，如何好好地利用这个“阶梯”，顺利地登上“宝座”，就成了我进一步思索的中心问题。我想了几天之后，有一天晚上，把我思索的结果告诉了陈曾寿和胡嗣瑗：“我现在有三个誓愿，告诉你们：第一，我要改掉过去的一切毛病，陈宝琛十多年前就说过我懒惰轻佻，我发誓从今永不再犯；第二，我将忍耐一切困苦，兢兢业业，发誓恢复祖业，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甘休；第三，求上天降一皇子，以承继大清基业。此三愿实现，我死亦瞑目。”典礼后一个月左右，“执政府”迁到新修缮的前吉黑榷运局的房子。为表示决心，我亲自为每所建筑命名。我把居住楼命名为“缉熙”，系取自《诗经：大雅·文王》“于缉熙敬止”句。我更根据祖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以“勤民”命名我的办公楼。我从此真的每天早早起来，进办公室“办公”，一直到天晚，才从“勤民楼”回到“缉熙楼”来。为了誓愿，为了复辟，我一面听从着关东军的指挥，以求凭借，一面“宵衣旰食”，想把“元首”的职权使用起来。然而，我的“宵衣旰食”没有维持多久，因为首先是无公可办，接着我便发现，“执政”的职权只是写在纸上的，并不在我手里。　　二尊严与职权在《满洲国组织法》里，第一章“执政”共十三条，条条规定着我的权威。第一条是“执政统治满洲国”，第二至第四条规定由我“行使立法权”、“执行行政权”、“执行司法权”，以下各条规定由我“颁布与法律同一效力之紧急训令”，“制定官制、任命官吏”，“统帅陆海空军”，以及掌握“大赦、特赦、减刑及复权之权”，等等。实际上，我连决定自己出门行走的权力都没有。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外面去逛逛，便带着婉容和两个妹妹来到以我的年号命名的“大同公园”。不料进了公园不久，日本宪兵队和“执政府警备处”的汽车便追来了，请我回去。原来他们发现了我不在执政府里，就告诉了日本宪兵司令部，宪兵司令部便出动了大批军警到处搜寻，弄得满城风雨。事后执政府顾问官上角利一向我说，为了我的安全和尊严，今后再不要私自外出。从那以后，除了关东军安排的以外，我再没出过一次大门。我当时被劝驾回来，听日本人解释说，这都是为了我的安全和尊严，觉得很有道理。可是等我在勤民楼办了一些日子的“公事”之后，我便对自己的安全和尊严发生了怀疑。我自从发过誓愿之后，每天早起，准时到勤民楼办公。从表面上看来，我是真够忙的，从早到晚，总有人要求谒见。谒见者之中，除少数前来请安的在野旧臣或宗室觉罗之外，多数是当朝的新贵，如各部总长、特任级的参议之流。这些人见了我，都表白了忠心，献纳了贡物，可就是不跟我谈公事。我每次问起“公事”时，他们不是回答“次长在办着了”，就是“这事还要问问次长”。次长就是日本人，他们是不找我的。胡嗣瑗首先表示了气忿。他向郑孝胥提出，各部主权应在总长手里，重要公事还应由执政先做出决定，然后各部再办，不能次长说什么是什么。郑孝胥回答说：“我们实行的是责任内阁制，政务须由‘国务会议’决定。责任内阁对执政负责，每周由总理向执政报告一次会议通过的案件，请执政裁可。在日本就是如此。”至于总长应有主权问题，他也有同感。他说此事正准备向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提出，加以解决。原来他这个总理与国务院的总务厅长官之间，也存在着这个问题。郑孝胥后来跟关东军怎么谈的，我不知道。但是胡嗣瑗后来对我说的一次国务会议的情形，使我明白了所谓“责任内阁制”是怎么一回事，总长与次长是什么关系。那是一次讨论关于官吏俸金标准问题的国务会议。一如往昔，议案是总务厅事先准备好了，印发给各部总长的。总长们对于历次的议案，例如接管前东北政府的财产、给日本军队筹办粮秣、没收东北四大银号以成立中央银行等等，都是毫不费劲立表赞同的，但是这次的议案关系到自己的直接利害，因此就不是那么马虎了。总长们认真地研究了议案，立刻议论纷纷，表示不满。原来在《给与令草案》中规定，“日系官吏”的俸金与“满系”的不同，前者比后者的大约高出百分之四十左右。财政总长熙洽最沉不住气，首先发表意见说：“这个议案，简直不像话。咱们既然是个复合民族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为什么日本人要受特殊待遇？如果说是个亲善国家的国民，就该表示亲善，为什么拿特别高的俸金？”实业总长张燕卿也说：“本庄繁司令官说过，日满亲善，同心同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假若待遇不同，恐非本庄司令官的本意。”其他总长，如交通总长丁鉴修等人，也纷纷表示希望一视同仁，不分薄厚。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一看情形不好，便止住了总长们的发言，叫议案起草人人事课长古海忠之为草案做解答。古海不慌不忙，谈出了一番道理，大意是，要想讲平等，就要先看能力平等不平等，日本人的能力大，当然薪俸要高，而且日本人生活程度高，生来吃大米，不像“满”人吃高粱就能过日子。他又说：“要讲亲善，请日本人多拿一些俸金，这正是讲亲善！”总长们听了，纷纷表示不满。驹井不得不宣布休会，改为明天再议。第二天复会时，驹井对大家说，他跟次长们研究过，关东军也同意，给总长们把俸额一律提高到与次长们同一标准。“但是，”他又补充说，“日系官吏远离本乡，前来为满洲人建设王道乐土，这是应该感激的，因此另外要付给日籍人员特别津贴。这是最后决定，不要再争执了。”许多总长听了这番话，知道再闹就讨没趣了，好在已经给加了钱，因此都不再做声，可是照洽自认为与本庄繁有点关系，没把驹并放在眼里，当时又顶了两句：“我不是争两个钱，不过我倒要问问，日本人在哪儿建设王道乐土？不是在满洲吗？没有满洲人，能建设吗？”驹井听了，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吼道：“你知道满洲的历史吗？满洲是日本人流血换来的，是从俄国人手里夺回来的，你懂吗？”熙洽面色煞白，问道：不让说话吗？本庄司令官也没对我喊叫过。”驹并依然喊叫道：“我就是要叫你明白，这是军部决定的！”这话很有效，熙洽果然不再说话，全场一时鸦雀无声。这件事情发生后，所谓“内阁制”和“国务会议”的真相，就瞒不住任何人了。“国务院”的真正“总理”不是郑孝胥，而是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其实，日本人并不隐讳这个事实。当时日本《改造》杂志就公然称他为“满洲国总务总理”和“新国家内阁总理大臣”。驹并原任职于“满铁”，据说他到东北不久即以一篇题为《满洲大豆论》的文章，得到了东京军部和财阀的赏识，被视为“中国通”。他被军部和财阀选中为殖民地大总管，做了实际上的总理，他眼中的顶头上司当然是关东军司令官，并不是我这个名义上的执政。我和郑孝胥是名义上的执政与总理，总长们是名义上的总长，所谓国务会议也不过是走走形式。国务会议上讨论的议案，都是“次长会议”上已做出决定的东西。次长会议又称“火耀会议”，是总务厅每星期二召集的各部次长的会议，这才是真正的“内阁会议”，当然这是只对“太上皇”关东军司令官负责的会议。每次会议有关东军第四课参加，许多议案就是根据第四课的需要拟订的。这些事情，后来对谁都不是秘密了，按说我是应该能够清醒过来的，但我却不是这样的人。我身边有个爱说话的胡嗣瑗，由于他的时常提醒，我总也忘不了唯我独尊的身分，更忘不了早在张园就确立的一种思想，即“日本非我皇上正位，则举措难施”。日本人表面上对我的态度，也经常给我一种错觉，使我时常信以为真，认为我毕竟不同于熙洽，日本人不尊重我不行。例如在“协和会”的建立问题上，我就是这样想的。我就职一个多月以后的一天，郑孝胥向我做例行报告，提到关东军决定要成立一个政党，定名为“协和党”。这个党的任务是“组织民众协力建国”，培育民众具有“尊重礼教、乐听天命”的精神。我每逢听到有人提到“党”，总有谈虎色变的感觉，因此听了郑孝胥的报告，比听到驹并拍桌子的消息更紧张，连忙打断他的话，播手反对道：“要什么党？要党有什么好处？辛亥亡国不就是‘党’闹的吗？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难道这些你全忘了吗？”郑孝胥搭拉着脸说：“皇上的话很对，可是这是军部决定的。”他以为这句话可以堵上我的嘴了，没想到这次我把这件事看做生命攸关的问题，说什么也不肯同意。我对于他口口声声地说“军部决定的”，早已厌烦之至，不愿意再听，就生气地说：“你不去对日本人说，就给我把他们叫来！”郑孝胥走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胡嗣瑗。这位秘书处长对我的做法大加恭维，并且说：“依臣管见，不见得如郑孝胥所说，事事皆军部做主。罗振玉说过，郑孝胥是依恃军部，跋扈犯上。皇上若是向军部据理而争，军部未必敢于专横。何况党之不利于我，犹不利于日本，日本军方焉能不明此理？”我听他说得有理，就更有了主意。两天后，关东军第四课的参谋片仓衷、参谋长桥本虎之助、高参板垣征四郎先后来向我做解释，都没有说服我。事情就拖下来了。过了三个月，即这年的七月间，我相信我是胜利了。关东军决定不成立“协和党”，只成立一个“协和会”，作为“翼赞”政府的组织。这个会包括所有居民在内，具体地说，凡年满二十岁的男子均为会员，妇女均为其附属的“妇女会”会员，十五至二十岁的青年均为附属的“青年团”团员，十至十五岁的少年为附属的“少年团”团员。事实上，关东军把“党”改为“会”，并非是对我有什么让步，而是认为这比弄个不伦不类的政党更便于统治东北人民，通过这样一个网罗一切人口的组织，更便于进行奴化宣传、特务监视和奴役人民。我眼中看不到这样的事实，只觉得日本人毕竟是要听我的。有了这样的错觉，就无怪要再碰钉子了。这是订立《日满密约》以后的事。　　三订立密约以后早在旅顺的时候，郑孝胥就跟本庄繁谈妥了由我出任执政和他出任国务总理的条件。这件事情，郑孝胥直到本庄繁卸任前夕才让我知道。一九三二年八月十八日，郑孝胥来到勤民楼，拿出一堆文件来对我说：“这是臣跟本应司令官办的一项协定，请上头认可。”我一看这个协定，就火了。“这是谁叫你签订的？”“这都是板垣在旅顺谈好的条件，”他冷冷地回答，“板垣跟上头也早说过。”“板垣跟谁说过？我就没听他说过。就算他说过，你签字之先也要告诉我呀！”“这也是板垣嘱咐的，说恐怕胡嗣瑗他们不识大局，早拿来反而添麻烦。”“究竟是谁当家？是你，是我？”“臣岂敢。这些协定实在是权宜之计，皇上欲求凭借，岂能不许以条件？这原本是既成事实，将来还可以另订条约，规定几年将权益收回。”他说的其实不错，日本在协定中所要的权利，本来是它已到了手的东西。这个协定共有十二条款，另有附则、附表、附属协定，主要内容是：“满洲国”的“国防、治安”全部委托日本旧本管理“满洲国”的铁路、港湾、水路、空路，并可增加修筑旧本军队所需各种物资、设备由“满洲国”负责供应旧本有权开发矿山。资源旧本人得充任“满洲国”官吏旧本有权向“满洲国”移民等等。在这协定中最后规定它将为日后两国间正式条约的基础。郑孝胥说的道理也不错，既然要“凭借”，岂可不付代价？但是尽管事情是如此明白，我却不能不感到气恼。我恼的是郑孝胥过于擅自专断，竟敢任意拿“我的”江山去跟日本人做交易，我也恼日本人的过分讹诈，“皇帝宝座”没给我，反而要去了这么多的东西。我在气恼而又无可奈何之下，追认了既成的事实。郑孝胥拿了我签过字的密约去了，胡嗣瑗照例就跟着走了进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立刻气忿地说：“郑孝胥真不像话！陈宝琛早说过他惯于慷他人之慨！他如今竟敢如此擅断！”“现在木已成舟！”我颓丧地说。“或许并不尽然，且看东京方面的消息吧。”许多天以前，我们便知道了关东军司令官将要换人和日本要承认“满洲国”的消息。胡嗣瑗非常重视这件事，照他的看法，日本调换关东军司令官，很可能要改变一点态度，应该乘此机会派人到日本去活动一下。他说，不给日本好处是不行的，像矿山、铁路、资源以及国防都可以叫日本经管，但是在官制方面，任免权必须在我。我采纳了他的主意，并且按他的推荐派出了当过律师的林迁琛和台湾人蔡法平，到东京找他的台湾籍朋友许丙，通过许丙找军部上层人物去活动。林、蔡二人在东京见到了陆军总参谋长真崎甚三郎、前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还有即将继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武藤信义等人，向他们提出了我的具体要求：一、执政府依组织法行使职权；二、改组国务院，由执政另提任命名单；三、改组各部官制，主权归各部总长，取消总务厅长官制度；四、练新兵，扩编军队；五、立法院克期召集议会，定国体。这也是胡嗣瑗为我拟定的。照他的意思，并不指望日本全部接受，只要它同意定国体和由我决定官吏的任免，便算达到了目的。但是条件还是多提一些，以备对方还价。过了两天，胡嗣瑗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东京来了好消息。据林、蔡二人的来信说，东京元老派和军部中某些人都同情于我，不满意本庄对我的态度；表示愿意支持我的各项要求。胡嗣瑗说，由此看来，继任的司令官到任后，情形会有变化，我将按规定行使自己的职权，治理自己的国家。但要治理好，非有个听话的总理不能办事。我听他说的有理，便决定把郑孝胥换掉。我和他研究了一下，觉得臧式毅比较合适，如果任命他为总理，他必定会感恩报德，听我指挥的。商量已定，便命胡嗣瑗与许宝衡去找臧式毅谈。臧式毅的态度尚在犹豫，郑孝胥的儿子郑垂来了。“听说上头派人到东京找武藤信义去了。”他站在我面前，没头没脑地来了这么一句。说罢，盯着我，看我的反应。不用说，他是看出了我不想承认这件事的，于是跟着又说下去：“东京在传说着这件事，说上头打算改组国务院。臣听了，不得不跟上头说说。但愿是个谣传。”“你怎么但愿是谣传？”“但愿如此。这个打算是办不到的。即使办到了，一切由满人作主，各部长官也驾驭不了。不管是臧式毅还是谁，全办不了。”“你要说的就是这个吗？”“臣说的是实情……”“说完了你就去吧！”“是”郑垂走了，我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生气。过了一会，胡嗣瑗知道了，又翘起了胡子。“郑氏父子，真乃一狼一狈。郑垂尤其可恨。上回熙洽送来红木家具，他劝上头节俭，无非是嫉妒，怕熙治独邀天眷，这次他又提防起臧式毅来了！”“真不是人！”我越听越恨，决心也更大了，便问胡嗣瑗，臧式毅那边说好了没有。“他不肯。”事实上，臧式毅比我和胡嗣瑗都明白，没有关东军说话，他答应了只有找麻烦。郑孝胥知道了臧式毅不敢，就更有恃无恐，居然对我使起当年奕劻对付我父亲的办法，以退为进，向我称病请假了。不过他没料到，我有了东京的好消息，也是有恃无恐的。我看他请假，就看做是个机会，毫不挽留地说：“你也到了养老的时候了。我不勉强你，你推荐个人吧。”他的秃头一下子黯然无光了。“臣的意思，是养几天病。”“那，也好。”郑孝胥一下去，我立即命胡嗣瑗去找减式毅，让他先代理总理职务，以后再找机会去掉郑孝胥。可是过了五天，不等减式毅表示态度，郑孝胥就销假办公了。胡嗣瑗知道了郑孝胥已回到国务院，对我叹气说：“他用密约换的国务总理大印，自然是舍不得丢了。”言下颇为辛酸。我也有辛酸处，这当然不为总理的那颗印，而是我这执政的权威无论对谁都使不上。这次失败给了我很重要的教训。这是由胡嗣瑗的那句辛酸话启发的。“郑孝胥用密约换得总理大印，密约白白地变成了他的本钱，这真太岂有此理了。密约为什么不能是我的本钱，向日本人换得我的所需呢？”我决定等新的关东军司令官到任时，再亲自提出那五项要求。胡嗣瑗拥护这办法，并且提醒我别忘了请日本人撤换郑孝胥。他是自从郑孝胥上台当总理，就耿耿于怀地打了这个主意的。这是九月上旬的事。九月中旬，日本新任关东军司令官兼第一任驻“满”大使武藤信义来到了长春。十五日这天，在勤民楼内，武藤与郑孝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这就是以那个密约为基础的公开协议。因日本国确认满洲国根据其住民之意旨，自由成立而成一独立国家之事实，因满洲国宣言中华民国所有之国际约款，其应得适用于满洲国者为限，即应尊重之。满洲政府及日本政府为永远巩固满日两国间善邻之关系，互相尊重其领土权，且确保东洋之和平起见，为协定如左：（一）满洲国将来满日两国间，未另订约款之前，在满洲国领土内，日本国或日本国臣民依据既存之日中两国间之条约协定，其他约款及公私契约所有之一切权利利益，即应确认尊重之。（二）满洲国及日本国确认对于缔约国一方之领土，及治安之一切之威胁，同时亦为对于缔约国他方之安宁及存立之威胁，相约两国协同当防卫国家之任，为此所要之日本国军驻扎于满洲国内。……①①我手头无原件，这是引用《东方杂志》第29卷第4号上的。——作者举行完了仪式，喝过了香摈酒，我就急不可待地跟武藤单独进行了会谈。我这时是信心十足的。因为林廷琛和蔡法平不多天前刚从日本回来，他们告诉我，武藤在东京不但已经同意了我的要求，而且连恢复我的尊号都答应予以考虑哩。武藤是日本大正时代晋升的陆军大将，做过参谋本部次长。教育总监、军事参议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率日军占领过苏联的西伯利亚。他这次以大将资格来东北，身兼三职——关东军司令长官（从前都是中将衔）、关东厅长官（“九一八”事变前日本设在辽东半岛的殖民总督）和“驻满洲国大使”，到任不久就晋升为元帅，是这块土地上的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满洲国”的太上皇。日本报纸称他为“满洲的守护神”。在我的眼里，这个六十五岁的白发老头，确实像一个神似的那么具有威灵。当他十分有礼貌地向我鞠躬致敬时，我就有了一种得天独厚的感觉。等我把话说完，他很礼貌地回答道：“对于阁下的意见，我必带回去认真地加以研究。”他带走了胡嗣瑗写的那几条要求。可是一天一天过去，不见他的研究结果。按规定，我每月有三次和关东军司令兼大使会见。十天后，我和他第二次会见时，催问他研究的结果，他仍是说：“研究研究。”他每次跟我见面，礼貌总是周到的，向我深深鞠躬，微笑，一口一个“阁下”，并且用一种崇敬神情谈起我的每位祖先，不过就是对我的各项要求绝口不提。如果我把话题转到这方面来，他则顾左右而言他。我被这样置之不理的应付了两次，就再没有勇气问他了。一直到一九三三年七月武藤去世时为止，我和他每次见面只能谈佛学，谈儒学，谈“亲善”。在这期间，我的权威在任何人眼里都没增加，而他的权威在我心里则是日增一日，有增无已。　　四《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一九三二年五月，国联调查团来到了东北。十月，发表了所谓“满洲问题”的调查报告。郑氏父子对于这个调查团曾抱有很大幻想，报告书公布的时候，他们简直以为实现国际共管的理想是指日可待的。他父子俩后来失宠于日人，终于被抛弃，与这种热衷于共管有很大关系。我当时并没有他们想的那么多，没有他们那样兴奋，但却从他们的议论中，知道了不少国际上的事情。我与他们的感受也不同。他们因调查团的态度而发生了共管的幻想，而我却由此发生了对日本强大的感觉。由于这种感觉，我越发认为自己的命运是无法跟它分开了。关于西方列强在“满洲事件”上的态度，我早就听郑氏父子等人不断说过这类的话：“别看日内瓦、巴黎（国联）开会开得热闹，其实哪一国也不打算碰日本，欧战以后有实力的是美国，可是连美国也不想跟日本动硬的。”精通英文、日文的郑垂不时地把外国报纸上的舆论告诉我，说美国不少报纸言论是担日的。他曾有根有据地说了一些非公开消息，例如美日曾有密约，美对日本在东北的行动有谅解，等等。他还很具体地告诉我，早在事变前美国方面的重要人物就劝过蒋介石，把满洲卖给日本，让日本去碰苏联，以收其利①。①事实上，喜欢吹牛的郑氏父子并没有撒谎。在当时的《东方杂志》上，就可以找到《纽约论坛报》、《纽约日日新闻》等报纸上的袒日言论的译文。比如，前者有这样的话：“日人军事行动，乃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政策所不能免之反响”，后者：“日本继承俄国在满洲开发，至于今日，其功绩之伟大，为世人公认。”国联通过派遣调查团的决议，确曾遭受到美国的反对，理由是：“此种行动足以刺激日本国民的情绪”，国联在一次会议上，打算做出要求日军退出满洲的决议时，美国国务卿凯塞尔就公开表示，对此并未附议。这些事实的记载可以从当时的许多报刊上看到。后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些秘密文件，其中《一九三一年美国外交文件》一书，公布了那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美驻日大使福白斯交给日本外务大臣币原的一份党书，透露了美国政府当时“曾劝中国政府采取妥协步调”。至于日美对东北问题的秘密谈判，则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号的《国际事件》（InternationalAffairs，1935Dec.）上据西·莱特的一篇文章《美国人对远东问题的观点》（Q．Wright：AmericanViewoftheFarEasternProblem）中揭露了出来。——作者“调查团要来了，”郑孝胥是这样告诉我的，“国民党请他们来调查，想请他们帮忙对付日本，其实他们是不对付日本的。他们关心的一是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二是对付赤俄。他们在东京跟内田康哉（这时已出任日本外相）谈的就是这个。用不着担心，到时候应付几句就行了。依臣看来，国民党也明知道调查团办不了什么事，说不定国民党看到了国际共管满洲的好处。”后来事实证明，郑氏父子说的话大部正确。沈阳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再电张学良转命东北驻军：“为免事件扩大，绝对不抵抗。”四天后，即九月二十二日，蒋在南京全市国民党员大会上宣称：“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同时，对内却毫无和平与公理，用最野蛮的办法加紧进行内战。九月三十日，国民党向国联请求派中立委员会到满洲调查。经过几番讨论，到十二月十日才得到日本同意，做出组织调查团的决议。调查团由五国委员组成，即英国的李顿爵士、美国的佛兰克洛斯·麦考益少将、法国的亨利·克劳德中将、意大利的格迪伯爵和德国的恩利克希尼博士。团长是李顿。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日调查团启程，先在日本、上海、南京、汉口、九江、宜昌、重庆等地转了一圈，又在北平住了十天，到东北的时候已是五月份了。在这期间，南京政府宣传着“等待公理的判断”，而日军则攻占了锦州，发动了淞沪战争，成立了“满洲国”。除了这些被“等待”来的结果之外，还有一个在各国干预下产生的《淞沪停战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南京政府的军队从此不得进驻淞沪地区。五月三日这天，我和调查团的会见，用了大约一刻钟左右的时间。他们向我提出了两个问题：我是怎么到东北来的？“满洲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在回答他们的问题之前，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大概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的念头。我想起当年庄士敦曾向我说过，伦敦的大门是为我打开着的，如果我现在对李顿说，我是叫土肥原骗来又被板垣威吓着当上“满洲国元首”的，我要求他们把我带到伦敦，他们肯不肯呢？我这个念头刚一闪过，就想起来身边还坐着关东军的参谋长桥本虎之助和高参板垣征四郎。我不由地向那青白脸瞄了一眼，然后老老实实按照他预先嘱咐过的说：“我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推戴才来到满洲的，我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调查团员们一齐微笑点头，再没问什么。然后我们一同照相，喝香摈，祝贺彼此健康。调查团走后，板垣的青白脸泛满了笑意，赞不绝口地说：“执政阁下的风度好极了，讲话响亮极了！”郑孝胥事后则晃着秃头说：“这些西洋人跟臣也见过面，所谈都是机会均等和外国权益之事，完全不出臣之所料。”这年十月，日本《中央公论》上刊出了驹井的一篇文章，郑垂把译文送来不久，《调查团报告书》也到了我手里，这两样东西，给了我一个统一的印象，正如郑氏父子所判断的，调查团所关心的是“机会”与“门户”问题。驹井的文章题为《满洲国是向全世界宣称着》，内容是他与李顿等人会见的情形。现在郑垂的译文已不可得，只有借助于一篇不高明的译文，是陈彬龢编印的《满洲伪国》里的。文章中说，李顿第一个向他提出问题：“满洲国的建设不稍嫌早些么？”他回答了一大套非但不早，且嫌其晚的鬼道理，然后是——其次麦考益将军问：“满洲国宣扬着门户开放主义，果真实行了么？”我立即回答说：“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是满洲立国的铁则。门户开放政策，在昔围绕着中国的诸国中，美国是率先所说的精神。但这主义政策是列国之所倡，中国本身是抱着门户闭锁主义，我们果在中国的何处可以看到门户开放的事实？现在我们以极强的钥匙使满洲国门户开放，我们只有受诸君感谢，而没有受抗议的道理。……不过我须附带声明的，就是关于国防事业断不能门户开放，即在世界各国亦断无此例。”李顿再询问：“满洲国实行着机会均等么？”我略不踌躇地说：“机会均等，贵国在中国已有其先例，即前清末叶，中国内政极度糜烂，几全失统一之际，罗浮脱·赫德提议清廷说，倘然长此以往，中国将完全失其作用于国际间，不如依赖西洋人，海关行政，亦有确定之必要。于是清朝立即任命罗浮脱·赫德为总税司，海关行政方得确立。由于海关上使用着许多英、法、日等国人，在中国被认为是最确实的行政机关，因此列强借款给中国，中国道得在财政上有所弥补。英国人曾以海关为施行机会均等之所，但是我们日本人，要想做这海关的事务员，则非受等于拒绝的严格的英语试验不可。“……我们满洲国，是满洲国人和日本人协力而建设的国家，因之新国家的公文，均以满洲国语和日本语发表。所以任何国人，金能完全使用满日两国语言，并能以满洲国所给与之待遇为满足，则我们当大大的欢迎。这就是我所说的机会均等。”我继续着问：“你们各位还有旁的询问么？”旁的人都说：“此外已无何等询问的必要了，我们已能充分理解了满洲国的立场，愉快之至！”国联调查委员在离开新京时，我送到车站上，那时候李顿握了我的手小声地说：“恭祝新满洲国之健全的发达！”同时用力地握了下手就分别了。这次谈话，使郑孝胥父子感到了极大的兴奋，郑垂甚至估计到，国联很可能做出一个国际共管满洲的决议来。后来调查团的报告书公布出来，使郑氏父子更有了信心。调查团的报告书中所代表的国联，正是以郑氏父子所希望的那种中国的管理者的态度出现的。报告书明白地说：“目前极端之国际冲突事件，业经中国再度要国联之干涉。……中国遵循与国际合作之道，当能得最确定及最迅速之进步，以达到其国家之理想。”这位管理者明确地表示：日本“为谋满洲之经济发展，要求建设一能维持秩序之巩固政权，此项要求，我等亦不以为无理”。但是，这位管理者认为最重要的是，“惟有在一种外有信仰内有和平，而与远东现有情形完全不同之空气中，为满洲经济迅速发展所必要之投资始可源源而来”。这就是说，要有列强各国共同认定的那种“信仰”才行，这就是郑氏父子所向往的由各国共同经营，利益均沾的局面。郑氏父子关于反苏问题的估计，也得到了证实。调查团说，它理解日本称满洲为其生命线之意义，同情日本对“其自身安全之顾虑”，因此，“日本之欲谋阻止满洲被利用为攻击日本之根据地，以及为在某种情形之下满洲边境被外国军队冲过时，日本欲有采取适当军事行动之能力，吾人均可承认”。不过调查团又认为，这样做法日本的财政负担必大，而且日本在满军队受时怀反侧之民众包围，其后又有包含敌意之中国，日本军队能否不受重大困难，亦殊难言。因此可以考虑另外的办法，则“日本甚或又因世界之同情与善意，不须代价而获安全保障较现时以巨大代价换得者为更佳”。调查团于是提出意见说，问题的解决，恢复原状和维持现状都不是令人满意的办法，认为只要“由现时（满洲国）组织毋须经过极端之变更或可产生一种满意之组织”，这就是实行“获得高度自治权”的“满洲自治”，由各国洋人充当这个自治政府的顾问；由于日本人在东北的权益大些，日本人比例也大些，但其他外国也要有一定比例。为实现这个新政体，“讨论和提出一种特殊制度之设立，以治理东三省之详密议案”，要先成立一个由国联行政院掌握最高决定权的、由中日双方和“中立观察员”组成的顾问委员会。调查团并且认为“国际合作”的办法不但适于“满洲”，也适于对全中国使用。其根据理由也是郑氏父子屡次表示过的，是因为中国只有劳动力，而资本、技术。人才全要靠外国人，否则是建设不起来的。在刚看到报告书的那几天，郑孝胥曾兴致勃勃地告诉过我，“事情很有希望”，说胡适也在关内发表论文，称誉报告书为“世界之公论”。可是后来日本方面的反响到了，他父子大为垂头丧气。尽管调查团再三谈到尊重日本在满洲的权益，甚至把“九一八”事变也说成是日本的自卫行为，日本的外务省发言人却只表示同意一点，就是：“调查团关于满洲的建议，大可施于中国与列强间的关系而获得研益，如制定国际共管计划者，是也！”至于对“满洲”本身的共管方案，根本不加理睬。郑孝胥后来的失宠和被弃，即种因在对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热衷上。在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发表之前，我曾经设想过，假如真的像郑氏父子希望的那样，将东北归为国际共管，我的处境可能比日本独占情形下好得多。但是，我还有两点不同的考虑；一是怕“共管”之中，南京政府也有一份，如果这样，我还是很难容身；另一点是，即使南京管不上我，国际共管也未必叫我当皇帝，如果弄出个“自治政府”来，那还有什么帝制？更重要的是，日本的横蛮，在国际上居然不受一点约束，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因此，事后我一想起了调查团会见时我心里闪过的那个念头，不禁暗暗想道：“幸亏我没有傻干，否则我这条命早完了。……现在顶要紧的还是不要惹翻了日本人，要想重登大宝，还非靠日本人不可呀！”　　五第三次做“皇帝”京津旧臣，闻皇上就任执政，疑尊号自此取消，同深悲愤。即曾任民国官吏如曹汝霖、汪荣宝等，亦以名义关系甚重为言。臣以皇上屡次坚拒，及最后不得已允许之苦心，详为解释，闻者始稍知此中真相，而终无以尽祛其疑。这是我就任执政一个月后，请假回天津的陈曾寿寄来的“封奏”中的一段。从京津寄来的这类封奏还有好几件，都曾给了我无限烦恼。按照约定，我当执政一年期满，如果关东军不实行帝制，我是可以辞职的。但是我没有这样干。我没有这样的胆量，而且即便关东军让我辞职，我能到哪里去呢？在就职一周年的头几天，出乎我的意料，在一次例行会见中，武藤先向我提起了这个问题。他说，日本现在正研究着满洲国国体问题，到时机成熟，这个问题自然会解决的。过了不久，即三月二十七日，日本为了更便于自由行动，退出了国际联盟。同时，攻人长城各口的日军加紧军事行动，形成了对平津的包围形势。五月末，忙于打内战的南京政府进一步对日本妥协，签订了“塘沽协定”，将长城以南、冀东地区划为非武装区，撤走中国军队，使日本势力进一步控制了华北。在这种形势下，热心复辟的人们得到了巨大的鼓舞，都以为时机已成熟了，纷纷活动起来。熙洽在三月间曾指使他的心腹林鹤皋，邀集了一批满族“遗民”和前东三省的议员们，在长春聚会，打算弄出一个“劝进表”来，当时被日本宪兵制止了，这时又恢复了活动。华北一些前直系人物和一些日本特务浪人酝酿“拥戴”吴佩孚出山，平津某些与谋的遗老为此派了人来跟郑孝胥联络，研究在华北、东北实现复辟。七月间，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下台，拿了一百万元退职金，另又要去了一笔巨额机密费，去找黄郛活动华北独立。他临走时向郑孝胥表示还要到上海，为我将来在全国复辟之事进行活动。总之，在那些日子里，经常可以听见关于复辟或帝制的传说，这些传说鼓舞着我，鼓舞着跟我一样的野心家们。郑孝胥这年重阳节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燕市再游非浪语，异乡久客独关情；西南豪杰休相厄，会遣遗民见后清。”他这种将在“燕市”恢复“后清”的“志气”，使我对他减弱不少恶感。我的“皇帝梦”又做起来了。我非常关心各方面的消息，我进一步把希望放在屠杀自己同胞的日本军队身上。日军全部占领了热河之后，我曾大摆庆功宴席，慰问武藤和参加作战的日军将领们，祝他们“武运长久”，“再接再厉”。后来有一路日本军队占领了距北京只有百里之遥的密云，即按兵不动，我对此不禁大感失望。这时郑孝胥告诉我，日军占领华北以至华南只是迟早间的事，当务之急还是应该先办满洲国体问题。他又说，此事之决定，不在关东军而在东京方面，他已听说东京元老派许多人都是主张我正位的。听了他的话，我觉得应该派个人到东京从侧面去活动一下，至少应该打探些消息来。接受这个使命的是我的警卫官工藤忠。此人即陪我从天津到东北来的工藤铁三郎。他在清末时即跟随升允，在升允后来的复辟活动中，他是积极的赞助者。我在旅顺时，他不像上角和甘粕那样以军方代理人的面目出现，而是处处站在我一边说话，甚至背地里还表示过对关东军的不满。有一次，我看到杯子里的茶水似乎颜色不对，怕有人下了毒，要叫人拿去化验一下，这时工藤立即端起杯子把茶喝了一口。我当了执政之后，他是惟一呼我为“皇上”的日本人，并且时常表示不满意关东军的跋扈，时常表示相信我定能恢复“大清皇帝”的名位。他所表现出的忠心，简直不下于最标准的遗老，因此我赐他改名为“忠”，拿他当自己家里人看待。他也感激涕零地表示誓死效忠，永世不变。他接受了我的使命，去了不多时间就回来了。他在日本见到了南次郎和黑龙会的重要人物，探听出军部方面当权人物是同意实行帝制的。根据他的消息，我相信时机是快到了。一九三三年的十月间，工藤的消息得到了证实。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正式通知说，日本政府准备承认我为“满洲帝国皇帝”。我得到了这个通知，简直乐得心花怒放。我考虑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准备一套龙袍。龙袍从北京的太妃那里拿来了，但是关东军却对我说，日本承认的是“满洲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因此我不能穿清朝龙袍，只能穿关东军指定的“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正装”。“这怎么行？”我对郑孝胥说，“我是爱新觉罗的后人，怎能不守祖制？再说北京的宗室觉罗都要来，看着我穿洋式服装登极算什么？”“皇上说的是。”郑孝胥不住地点头，望着摊在桌上的龙袍。这位一心想做“后清”丞相的人，大概正盘算着正一品珊瑚顶和三眼花翎，最近以来对我顺从得多了。他点头说：“皇上说的是，可是关东军方面怎么说？”“给我交涉去。”郑孝胥走后，我独自欣赏着荣惠太妃保存了二十二年的龙袍，心中充满了感情。这是光绪皇帝穿过的，真正的皇帝龙袍。这是我想了二十二年的龙袍。我必须穿它去登极，这是恢复清朝的起点。……我的头脑还没冷过来，郑孝胥就回来了。他报告说，关东军坚持登极时要穿元帅正装。“你是不是交涉过？”“臣岂敢不去。这是板垣亲自对臣说的。”“这怎么行？”我跳起来，“登极之前要行告天礼，难道叫我穿元帅服磕头祭天吗？”“臣再去跟板垣说说。”郑孝胥走后，胡嗣瑗过来提醒我，要争的不是服制，更重要的是跟军部说，要任免官吏的决定权。如果这问题解决了，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也没什么不好。其实胡嗣瑗同我一样，都不明白日本要这个帝制，不过为了使我更加傀儡化，为了更便利于统治这块殖民地。皇帝的名义哪里会给我带来什么权力，我这样的人又哪里会学什么骑射？除了依附在日本关东军的皮靴上，我简直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想。所以后来关东军同意了我穿龙袍去祭天，我也就不再去争什么别的了。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的清晨，在长春郊外杏花村，在用土垒起的“天坛”上，我穿着龙袍行了告天即位的古礼。然后，回来换了所谓大元帅正装，举行了“登极”典礼。这时执政府改称为“宫内府”，我住的地方因要避开日本天皇的“皇宫”称呼，称为“帝宫”。其中的房屋后来除增建了一所“同德殿”之外，其余的只是修缮了一下，楼名依旧未变。登极典礼是在勤民楼举行的。那天勤民楼的大厅里铺着大红地毯，在北墙跟用丝帷幕装设成一个像神龛似的地方，中间放一特制的高背椅，上刻有作为徽号的兰花，所谓“御纹章”。我立在椅前，两旁站列着宫内府大臣宝熙、侍从武官长张海鹏、侍从武官石丸志都磨和金卓、侍卫处长工藤忠、侍卫官熙仑免（熙洽之子）和润良（婉容之兄）等人，以“总理大臣”郑孝胥为首的文武百官列队向我行三鞠躬礼，我以半躬答之。接着是日本大使菱刈隆向我呈递国书和祝贺。这些仪式完了，北京来的宗室觉罗（载、溥、毓字辈差不多全来了），以及前内务府的人又向我行三跪九叩之礼。当然，我是坐在椅子上受礼的。关内各地遗老，如陈夔龙、叶尔恺、刘承干、朱汝珍、萧丙炎、章囗、黎湛枝、温肃、汪兆镛等等，都寄来祝贺的表章。上海的大流氓头子常玉清，也寄来奏折向我称臣。六月六日，日本天皇的兄弟秩父宫雍仁代表天皇前来祝贺，赠我日本大勋位菊花大缓章，赠婉容宝冠章。胡嗣瑗再三提醒我去要的权利一样也未到手，而我已经昏昏然了。七月间，我父亲带着弟、妹们来长春看我。我对他的接待，足可以说明我的自我陶醉程度。他到达长春的时候，我派出了宫内府以宝熙为首的官员和由佟济煦率领的一队护军，到长春车站列队迎接。我和婉容则在“帝宫”中和门外立候。婉容是宫装打扮，我是身穿戎装，胸前挂满了勋章。我的勋章有三套：一套是日本赠的；一套是“满洲帝国”的；另一套则是我偷着派人到关内定制的“大清帝国”的。后一套当然不能当着关东军的面使用，只能利用这个机会佩戴。我父亲的汽车来了，我立正等着他下了车，向他行了军礼，婉客行了跪安。然后我陪他进了客厅，此时屋内没有外人，我戎装未脱，给他补请了跪安。这天晚上，大摆家宴。吃的是西餐，位次排列完全是洋规矩，由我与婉容分坐在男女主人位子上。另外，又按照我的布置，从我进入宴会厅时起，乐队即开始奏乐。这是宫内府的乐队，奏的什么曲子我已忘了，大概是没有做出什么规定，他们爱妻什么就奏什么，反正喇叭一吹起来，我就觉得够味。在宴会进行到喝香摈的时候，溥杰按我的布置，起立举杯高呼：“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的家族一起随声附和，连我父亲也不例外。我听了这个呼声，到了酒不醉人人自醉的地步了。第二天，宫内府大臣宝熙告诉我，关东军司令部派了人来，以大使馆名义向我提出抗议，说昨天武装的护军去车站，是违反“满洲帝国”已承担义务的前东北当局与日本签订的协议的，这个协议规定，铁路两侧一定范围内是“满铁”的附属地，除日本外任何武装不准进入。关东军司令官——不，日本大使要求保证今后再不发生同类事件。这件事本来是足以令我清醒过来的，可是日本人这时还很会给我面子，首先是没有公开抗议，其次是在我派人道歉和做了保证之后，就没再说什么。但更主要的是它给我规定的许多排场，很能满足我的虚荣心，以致我又陷入了昏迷之中。最使我陶醉的是“御临幸”和“巡狩”。按照关东军的安排，我每年要到外地去一两次，谓之“巡狩”。在“新京”（长春），我每年要去参加四次例行仪式，一次是去“忠灵塔”祭祀死于侵略战争的日军亡魂，一次是到“建国忠灵庙”祭祀伪满军亡魂，一次是到关东军司令部祝日皇寿辰“天长节”，一次是到“协和会”参加年会。这样的外出都称之为“御临幸”。就以去“协和会”为例，说说排场。先说“卤簿”——即所谓“天子出，车驾次第”，是这样的：最先头的是军警的“净街车”，隔一段距离后是一辆红色的敞篷车，车上插一小旗，车内坐着“警察总监”，再后面，是我坐的“正车”，全红色，车两边各有两辆摩托伴随，再后面，则是随从人员和警卫人员的车辆。这是平时用的“略式卤簿”。在出门的前一天，长春的军警、宪兵先借题逮捕“可疑分子”和“有碍观瞻”的“游民”。市民们根据这个迹象就可以判断是我要出门了。到了正日子，沿途预先布满了军警，面向外站着，禁止路人通行，禁止两旁店铺和住家有人出入，禁止在窗口上探头张望。在“协和会”的大门内外全铺了黄土。车驾动身前，广播电台即向全市广播：“皇帝陛下启驾出宫。”用中国话和日本话各说一遍。这时“协和会”里的人全体起立，自“总理”以下的特任官们则列队楼外“奉迎”。车驾到达，人们把身子弯成九十度，同时乐队奏“国歌”。我进入屋内，先在便殿休息一下，然后接见大臣们。两边侍立着宫内府大臣、侍从武官长、侍卫处长、掌礼处长和侍从武官、侍卫官等，后来另添上“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用的桌椅以及桌布都是从宫内府搬来的，上有特定的兰花“御纹章”。自总理以下有资格的官员们在我面前逐个行过礼，退出。走完这个过场，我即起身离便殿，此时乐声大作，一直到我进入会场，走上讲台为止。在这段时间内，会场上的人一直是在台下弯成九十度的姿势。关东军司令官此时在台上的一角，见我上台，向我弯身为礼，我点头答礼。我上台后，转过身来向台下答过礼，台下的人才直起身子来。此时宫内府大臣双手捧上“敕语”，我接过打开，向全场宣读。台下全场的人一律低头站着，不得仰视。读完，在我退出会场时，又是乐声大作，全体九十度鞠躬。我回到便殿稍息，这时特任官们又到楼外准备“奉送”。把我送走后，全市街道上的扩音器则又放出“皇帝陛下启驾还宫”的两国话音。我到了家，扩音器还要说一次：“皇帝陛下平安归宫。”据说，这是仿效用于日本天皇的办法。在我照片上做的文章也是从日本搬来的。我的照片被称做“御容”，后来推广适应日本人习惯的那种不中不日的“协和语”，改称之为“御真影”。按规定，在机关、学校、军队和一切公共团体的特定处所，如机关的会议室，学校的校长室里，设立一个像神龛似的东西，外垂帷幕，里面悬着我的照片和“诏书”。任何人走进了这间屋子，都必须先向这个挂帷幕的地方行礼。在居民家里，虽无强制悬御真影的法令规定，但协和会曾强行派售过我与婉容的照片，并指定要悬在正堂上。这种偶像崇拜教育的施行重点，是在军队和学校里。每天早晨，伪满各地的军队与学校都须举行朝会，要行两次遥拜礼，即先面向东方的“皇居”（东京日本天皇的地方），再向长春或帝宫方向，各行一个九十度鞠躬的最敬礼。此外逢到“诏书奉戴日”即颁布每个诏书的日子，还要读诏书。关于诏书我在后面还要谈到。此外还有其他许多规定，还有外地“巡狩”时的种种排场，在这里我不—一赘述了。总之，日本军国主义者把这一套玩艺做得极为认真。据我的体验，这不仅是为了训练中国人，养成盲目服从的习惯和封建迷信思想，就是对下层的日本人也是一样。日本关东军曾经几次利用我去鼓励它的臣民。有一次我到阜新煤矿，日本人曾把日本工头召来，让我对他说几句勉励话。这工头受此“殊荣”，竟感动得流出眼泪。当然，我这时更觉得有身价了。使我终于产生最大的错觉，自认有了极高的权威的，是在一九三五年四月访问日本之后。其实这次访日，全是关东军安排的。他们说，为了答谢日本天皇派御弟秩父宫来对我“即位”的祝贺，也是为了对“日满亲善”的躬亲示范，需要这样办一办。日本政府以枢密顾问官林权助男爵为首组织了十四人的接待委员会，派了战舰比睿丸来迎接，白云、丛云、薄云等舰护航。我从大连港起舰时，有球摩、第十二、第十五驱逐舰队接受我的检阅，到达横滨港时，有百架飞机编队的欢迎。记得我在这次晕头转向、受宠若惊的航程中，写下了一首谄媚的四言诗：海平如镜，万里远航。两邦携手，永固东方。在航行的第四日，看了一次七十条舰艇的演习，又在晕船呕吐之中写了一首七言绝句：万里雄航破飞涛，碧苍一色天地交，此行岂仅览山水，两国申盟日月昭。总之，还未上岸，我已受宠若惊。我不仅对日本所示之威力深感惊异，我还把这看做是对我的真心尊敬，真心帮助。过去的一些不愉快，只怪自己误会了。到了日本东京，裕仁亲自到车站迎接我，并为我设宴。在我拜会他们后他又回拜了我。我接见了日本元老重臣，受了祝贺，又同格仁一起检阅了军队。我还参拜了“明治神宫”，慰问了日本陆军医院那些侵略中国挨了打的伤兵伤官。我到裕仁的母亲那里，献了殷勤。日本报纸曾报道过我和她散步的情形，说有一次上土坡，我用手搀扶了日本皇太后，这和我在长春宫内府中，搀我父亲上台阶有着同样的心情。其实，我还从来没有搀扶过自己的父亲，如果问到我搀扶裕仁的母亲的心情，坦白地说，那纯粹是为了巴结。最后一天，雍仁代表他哥哥裕仁到车站向我送别，他致欢送词说：“皇帝陛下这次到日本来，对于日满亲善，是有重大贡献的。我国天皇陛下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务请皇帝陛下抱定日满亲善一定能做到的确实信念而回国，这是我的希望。”我又十分巴结地回答道：“我对这次日本皇室的隆重接待和日本国民的热诚欢迎，实是感激已极。我现在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我的全力，为日满的永久亲善而努力。我对这件事，是抱有确实信心的。”临登船出发时，我请担任接待的林权助代向日本天皇和裕仁母亲致谢，这时我居然两眼含满了无耻的眼泪，这样一弄，把那个老头子也给逗哭了。回想起来，我连一点中国人味也没有了。日本皇室这次对我的招待，使我头脑更加发热，感到自从当了皇帝之后，连空气都变了味。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逻辑：天皇与我平等，天皇在日本的地位，就是我在满洲国的地位。日本人对我，当如对其天皇者同。在这种昏昏然中，我一回到长春，立即发表了充满谀词的“回銮训民诏书”，同时请来新任的关东军司令长官南次郎大将，向他发表了我的感想。次日（即四月二十九日），兴高采烈地参加了裕仁的生日的庆祝会，再次日，便急不可待地下谕，把在长春的所有简任职以上的官吏，不论中国人日本人全召来，听我训话，发表访日感想。我在事先完全没有和日本人商议，也没预备讲话稿，到了时候却口若悬河。我讲了访日的经过，绘形绘声地描述了日本天皇对我的招待，讲了日本臣民对我的尊敬。然后大发议论。“为了满日亲善，我确信：如果日本人有不利于满洲国者，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满洲人有不利于日本者，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的皇帝；如果有不忠于满洲国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皇帝……”我想的实在太天真了。我回到长春不到一个月，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在一次例行会见中，告诉我“郑孝胥总理倦勤思退”，需要让他养老，换一位总理大臣。关于日本不满意郑孝胥的事，我已略有所闻，正想找机会赶走他，现在南次郎提出这事，我立时不假思索地说，让郑退休，我完全同意，总理之职可以由臧式毅继任。我以为听了我两次“日满亲善论”的南次郎一定会遵命的，谁知竟碰了钉子，他向我摇头说：“不，关东军已考虑妥了合适的人选，皇帝陛下不必操心，就让张景惠当总理大臣好了。”郑孝胥不久前在他主办的“王道书院”里发了一次牢骚。他向听课的人说：“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该让它自己走走，不该总是处处不放手。”这话惹恼了日本主子，因此就把他一脚踢开。他后来连存在银行里的“建国功劳金”也取不出来，想迁离长春也不得准许，在宪兵队的监视下，只能在家里写写字，做做诗。这个连骨头都被“共管”虫子蛀透了的“诗人兼书法家”，三年之后，终于怀着未遂之愿暴死于长春。他的儿子郑垂也是暴卒的，早于他三年。据传说，他父子都是死于日本人的暗害。即使传闻不确，他的下场也足以打破我的恢复祖业的幻想了，而我到一年之后，即日本全面侵华的前夕，才渐渐明白过来。　　六幻想的破灭日本自一九三三年初退出国际联盟之后，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扩军备战，特别是加紧了全面侵华的部署和后方的准备。在“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在华北连续使用武力和制造事变，国民党南京政府步步屈服，签订了出让华北控制权的“何（应钦）梅（津）协定”、“秦（德纯）土（肥原）协定”等密约，听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内蒙自治军政府”等等伪组织的存在和活动，再三地向日本表白“不但无排日之行动与思想，亦本无排日必要的理由”，并且对国人颁布了“效睦邻邦命令”，重申抗日者必严惩之禁令。这样，日本在关内的势力有了极大的加强，人人可以看出，只要时间一到，五省即可彻底变色。我在前面说过，这正是关内关外复辟迷们跃跃欲试的时候，正是我第三次“登极”前后得意忘形的时候。然而，日本在张牙舞爪于关内的同时，它在“满洲国”内也正采取着步步加紧的措施，这些措施终于临到我这“皇帝”的头上。在东北彻底殖民地化的过程中，公平地说，汉奸们是得到不少便宜的。例如改帝制，这个措施不仅使复辟迷们得到了一定心理满足，而也成了一次发财的机缘，自郑孝胥以下的大汉奸都得到一笔自五万至六十万不等的“建国功劳金”，总数共为八百六十万元（以后每逢一次大规模的掠夺，如“粮谷出荷”、“献金报国”等等，必有一次“奖金”分给上自“总理大臣”下至保甲长）。我现在不想对日本的各种措施做全面的叙述，只把我恢复祖业思想的幻灭以及深感恐惧的事情说一说。按情理说，日本关东军在决定帝制时正式告诉我不是恢复清朝，在“登极”时不准我穿龙袍，在决定“总理大臣”人选时根本不理睬我的意见，我就该明白了我的“尊严”的虚假性，但是我却由于过分“陶醉”，竟没有因此而清醒过来。使我开始感到幻灭滋味的，还是“凌升事件”。凌升是清末蒙古都统贵福之子，原为张作霖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和蒙古宣抚使署顾问。他是在旅顺的“请愿代表”之一，因此被列入“建国元勋”之内。事件发生时他是伪满兴安省省长。一九三六年春天，他突然遭到了关东军的拘捕。拘捕的原因，据关东军派来的吉冈安直说，他有反满抗日活动，但是据佟济煦听来的消息，却是他在最近一次省长联席会上发过牢骚，以致惹恼了日本人。据说他在这次会上，抱怨日本关东军言行不一，说他在旅顺时曾亲耳听板垣说过，日本将承认“满洲国”是个独立国，可是后来事实上处处受关东军干预，他在兴安省无权无职，一切都是日本人做主。开过这个会，他回到本省就被抓去了。我听到这些消息，感到非常不安，因为半年前我刚刚与他结为亲家，我的四妹与他的儿子订了婚。我正在犹豫着，是不是要找关东军说说情的时候，新任的司令官兼第四任驻“满”大使植田谦吉先找我来了。“前几天破获了一起案件，罪犯是皇帝陛下认得的，兴安省省长凌升。他勾结外国图谋叛变，反对日本。军事法庭已经查实他的反满抗日罪行，宣判了死刑。”“死刑？”我吃了一惊。“死刑。”他向他的翻译点头重复一遍，意思是向我说清楚。然后又对我说：“这是杀一儆百，陛下，杀一儆百是必需的！”他走后，关东军吉冈安直参谋又通知我，应该立刻跟凌升的儿子解除四妹的婚约。我连忙照办了。凌升被处决时，使用的是斩首之刑。一同受刑的还有他的几个亲属。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被日本人杀害的显要官员，而且还是刚跟我做了亲家的。我从凌升跟我攀亲的举动上，深信他是最崇拜我的，也是最忠心于我的人，而关东军衡量每个人的惟一标准却是对日本的态度。不用说，也是用这统一标准来看待我的。想到这里，我越发感到植田“杀一儆百”这句话的阴森可怕。我由此联想到不久前的一件事。一九三五年末，有一些人为图谋复辟清朝而奔波于关内关外，如康有为的徒弟任祖安，我从前的奏事官吴天培等，引起了关东军的注意。关东军曾就此向我调查。“凌升事件”提醒了我，日本人是不喜欢这类事的，还是要多加小心为是。日本人喜欢什么？我自然地联想到一个与凌升命运完全不同的人，这就是张景惠。这实在是日本人有意给我们这伙人看的两个“榜样”。一福一祸，对比鲜明。张景惠之所以能得日本人的欢心，代替了郑孝胥，是有他一套功夫的。这位“胡子”出身的“总理大臣”的为人，和他得到日本人的赏识，可以从日本人传诵他的“警句”上知道。有一次总务厅长官在国务会议上讲“日满一心一德”的鬼道理，作为日本掠夺工矿原料行为的“道义”根据，临末了，请“总理大臣”说几句。张景惠说：“咱是不识字的大老粗，就说句粗话吧：日满两国是两只蚂冷（蜻蜓）拴在一根绳上。”这“两只蚂冷一根绳”便被日本人传诵一时，成为教训“满”籍官员的“警句”。日本在东北实行“拓殖移民”政策的时候，在“国务会议”上要通过法案，规定按地价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代价强购东北农田，有些“大臣”如韩云阶等一则害怕造成“民变”，另则自己拥有大量土地，不愿吃亏，因此表示了反对。这时张景惠却出来说话了：“满洲国土地多的不得了，满洲人是老粗，没知识，让日本人来开荒教给新技术，两头都便宜。”提案就此通过了。“两头便宜”这句话于是又被日本人经常引用着。后来，“粮谷出荷”加紧推行，东北农民每季粮食被征购殆尽，有些“大臣”们因为征购价过低，直接损害到他们的利益，在“国务会议”上借口农民闹饥荒，吵着要求提高收购价格。日本人自然又是不干，张景惠于是对大家说：“日本皇军卖命，我们满洲出粮，不算什么。闹饥荒的勒一下裤腰带，就过去了。”“勒腰带”又成了日本人最爱说的一句话，当然，不是对他们自己说的。关东军司令官不断地对我称赞张景惠为“好宰相”，是“日满亲善身体力行者”。我当时很少想到这对我有什么意义，现在有了凌升的榜样，在两者对比之下，我便懂得了。“凌升事体”过去了，我和德王的一次会见造成了我更大的不安。德王即由日本操纵成立了“内蒙自治军政府”伪组织的德穆楚克栋鲁普。他原是一个蒙古王公。我在天津时，他曾送钱给我，送良种蒙古马给溥杰，多方向我表示过忠诚。他这次是有事找关东军，乘机取得关东军司令官的允许，前来看望我的。他对我谈起这几年的经历和成立“自治军政府”的情形，不知不觉地发开了牢骚，埋怨他那里的日本人过分跋扈，说关东军事先向他许了很多愿，到头来一样也不实现。尤其使他感到苦恼的是自己样样不能做主。他的话勾起了我的牢骚，不免同病相怜，安慰了他一番。不想第二天，关东军派到我这里专任联络的参谋，即以后我要谈到的“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走来板着脸问我：“陛下昨天和德王谈了些什么？”我觉得有些不妙，就推说不过是闲聊而已。他不放松我，追问道：“昨天的谈话，对日本人表示不满了没有？”我心里砰砰跳了起来。我知道惟一的办法就是坚不承认，而更好的办法则是以进为退，便说：“那一定是德王故意编排出什么假话来了吧？”吉冈虽然再没穷追下去，我却一连几天心惊肉跳，疑虑丛生。我考虑这件事只有两个可能，不是日本人在我屋里安上了什么偷听的机器，就是德王在日本人面前说出了真话。我为了解开这个疑团，费了好大功夫，在屋里寻找那个可能有的机器。我没有找到什么机器，又怀疑是德王成心出卖我，可是也没有什么根据。这两种可能都不能断定，也不能否定，于是都成了我的新魔障。这件事发生之后，我懂得的事就比“凌升事件”告诉我的更多了。我再不跟任何外来人说真心话，我对每位客人都有了戒心。事实上，自从我访日回来发表讲演之后，主动来见的人即逐渐减少，到德王会见之后，更近于绝迹。到了一九三七年，关东军更想出了一个新规矩，即每逢我接见外人，须由“帝室御用挂”在旁侍立。进入了一九三七年，我一天比一天感到紧张。在“七七”事变前这半年间，日本加紧了准备工作。为了巩固它的后方基地的统治，对东北人民的抗日爱国活动，进行了全面的镇压。一月四日，以“满洲国皇帝敕令”颁行了“满洲帝国刑法”，接着便开始了“大检举”、“大讨伐”，实行了“保甲连坐法”，“强化协和会”，修“警备道”，建“碉堡”，归屯并村。日本这次调来大量队伍，用大约二十个日本师团的兵力来对付拥有四万五千余人的抗日联军。与此同时，各地大肆搜捕抗日救国会会员，搜捕一切被认做“不稳”的人。这一场“大检举”与“大讨伐”，效果并不理想，关东军司令官向我夸耀了“皇军”威力和“赫赫战果”之后不到一年，又以更大的规模调兵遣将（后来知道是七十万日军和三十万伪军），举行了新“讨伐”，同时据我的亲信、警卫处长佟济煦告诉我，各地经常有人失踪，好像反满抗日的分子老也抓不完。我从关东军司令官的谈话中，从“总理大臣”的例行报告中，向来是听不到什么真消息的，只有佟济煦还可以告诉我一些。他曾经告诉过我，关东军司令官对我谈的“讨伐”胜利消息，不一定可靠，消灭的“土匪”也很难说是什么人。他说，他有个被抓去当劳工的亲戚，参加修筑过一件秘密工程，据这个亲戚说，这项工程完工后，劳工几乎全部遭到杀害，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幸免于难，逃了出来。照他看来，报纸上有一次吹嘘某地消灭了多少“土匪”，说的就是那批劳工。佟济煦的故事说过不久，给我当过英文翻译的吴沆业失踪了。有一天溥杰来告诉我，吴是因为在驻东京大使馆时期与美国人有来往被捕的，现在已死在宪兵队。还说，吴死前曾托看守带信给他，求他转请我说情，但他当时没有敢告诉我。我听了，赶紧叫他不要再说下去。在这段时间里，我经手“裁可”的政策法令，其中有许多关于日本加紧备战和加强控制这块殖民地的措施，但无论是“第一五年开发产业计划”，还是“产业统制法”，也无论是为适应进一步控制需要而进行的“政府机构大改组”，还是规定日本语为“国语”，都没有比溥杰的结婚更使我感到刺激的。溥杰在日本学习院毕业后，就转到士官学校学陆军。一九三五年冬他从日本回到长春，当了禁卫军中尉，从这时起，关东军里的熟人就经常向他谈论婚姻问题，什么男人必须有女人服侍啦，什么日本女人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妻子啦，不断地向他耳朵里灌。起初，我听他提到这些事时不过付之一笑，并没拿它当回事。不料后来关东军派到我身边来的吉冈安直果真向我透露了关东军的意思，说为了促进日满亲善，希望溥杰能与日本女人结婚。我当时未置可否，心里却十分不安，赶忙找我的二妹一起商量对策。我们一致认为，这一定是一项阴谋，日本人想要笼络住溥杰，想要一个日本血统的孩子，必要时取我而代之。为了打消关东军的念头，我们决定赶快动手，抢先给溥杰办亲事。我把溥杰找来，先进行了一番训导，警告他如果家里有了个日本老婆，自己就会完全处于日本人监视之下，那是后患无穷的，然后告诉他我一定要给他找一个好妻子，他应该听我的话，不要想什么日本女人。溥杰恭恭敬敬地答应了，我便派人到北京去给他说亲。后来经我岳父家的人在北京找到一位对象，溥杰也表示满意，可是吉冈突然找到溥杰，横加干涉地说，关东军希望他跟日本女子结婚，以增进“日满亲善”，他既身为“御弟”，自应做出“亲善”表率，这是军方的意思，本庄繁大将在东京将要亲自为他做媒，因此他不可再去接受北京的亲事，应该等着东京方面的消息。结果，溥杰只得服从了关东军。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溥杰与嵯峨胜侯爵的女儿嵯峨浩在东京结了婚。过了不到一个月，在关东军的授意下，“国务院”便通过了一个“帝位继承法”，明文规定：皇帝死后由子继之，如无子则由孙继之，如无子无孙则由弟继之，如无弟则由弟之子继之。溥杰和他的妻子回东北后，我拿定了一个主意：不在溥杰面前说出任何心里话，溥杰的妻子给我送来的食物我一口也不吃。假若溥杰和我一起吃饭，食桌上摆着他妻子做的菜，我必定等他先下春之后才略动一点。后来，溥杰快要做父亲的时候，我曾提心吊胆地为自己的前途算过卦，我甚至也为我的弟弟担忧。我相信那个帝位继承法，前面的几条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是“弟之子继之”这句话。关东军要的是一个日本血统的皇帝，因此我们兄弟两个都可能做牺牲品。后来听说他得的是个女儿，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当时我曾想过，假若我自己有了儿子，是不是会安全？想的结果是，即使真的有了儿子，也不见得对我有什么好处，因为关东军早叫我写下了字据：若有皇子出生，五岁时就必须送到日本，由关东军派人教养。可怕的事情并没有就此终结。六月二十八日，即“七七”事变九天前，又发生了一起有关“护军”的事件。所谓护军，是我自己出钱养的队伍，它不同于归“军政部”建制的“禁卫军”。我当初建立它，不单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跟我当初送溥杰他们去日本学陆军的动机一样，想借此培养我自己的军事骨干，为建立自己所掌握的军队做准备。我这支三百人的队伍全部都是按照军官标准来训练的。负责管理护军的佟济煦早就告诉过我，关东军对这支队伍是不喜欢的。我对佟济煦的预感，过去一直未能理解，直到出了事情这才明白。六月二十八日那天，一部分护军到公园去游玩，因租借游艇，与几个穿便衣的日本人发生了口角。这时一群日本人一拥而上，不容分说，举手就打。他们被逼急了，便使出武术来抵抗。日本人见不能奈何他们，就放出狼狗来咬。他们踢死狼狗，冲出重围，逃回队里。他们没想到，这一来便闯下了祸。过了不大时间，宫内府外边便来了一些日本宪兵，叫佟济煦把今天去公园的护军全部交出来。佟济煦吓得要命，忙把那些护军交日本宪兵带走。日本宪兵逼他们承认有“反满抗日”活动，那些护军不肯承认，于是便遭到了各种酷刑虐待。到这时那些护军才明白过来，这一事件是关东军有意制造的：那些穿便衣的日本人原是关东军派去的，在双方斗殴中受伤者有两名关东军参谋，被踢死的狼狗即关东军的军犬。我听到护军们被捕，原以为是他们无意肇祸，忙请吉冈安直代为向关东军说情。吉冈去了一趟，带口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的三个条件，即：一、由管理护军的佟济煦向受伤的关东军参谋赔礼道歉；二、将肇事的护军驱逐出境；三、保证以后永不发生同类事件。我按照东条的条件—一照办之后，关东军接着又逼我把警卫处长佟济煦革职，由日本人长尾吉五郎接任，把警卫处所辖的护军编制缩小，长武器一律换上了短枪。从前，我为了建立自己的实力，曾送过几批青年到日本去学陆军，不想这些人回来之后，连溥杰在内，都由军政部派了差，根本不受我的支配。现在，作为骨干培养的护军已完全掌握在日本人手里，我便不再做这类可笑的美梦了。“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了北京之后，北京的某些王公。遗老曾一度跃跃欲试，等着恢复旧日冠盖，但是我这时已经明白，这是决不可能的了。我这时的惟一的思想，就是如何在日本人面前保住安全，如何应付好关东军的化身——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　　七吉冈安直关东军好像一个强力高压电源，我好像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吉冈安直就是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这个高颧骨、小胡子、矮身材的日本鹿儿岛人，从一九三五年起来到我身边，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和我一起被苏军俘虏时止，始终没有离开过我。十年间，他由一名陆军中住，步步高升到陆军中将。他有两个身分，一个是关东军高级参谋，另一个是“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后者是日本的名称，据说意思好像是“内廷行走”，又像是“皇室秘书”，究竟应当译成什么合适，我看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的字面含意无论是什么，都不能说明吉冈的实际职能。他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关东军的每一个意思，都是通过这根电线传达给我的。我出巡、接见宾客、行礼、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我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一概听他的吩咐。我要说的话，大都是他事先用日本式的中国话写在纸条上的。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要伪满出粮、出人、出物资，我便命令张景惠在一次“省长会议”上，按吉冈的纸条“训勉”省长们“勤劳奉仕，支持圣战”。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兵力不足，要伪满军队接替一部分中国战场上的任务，我便在军管区司令官宴会上，按纸条表示了“与日本共生共死，一心一德，断乎粉碎英美势力”的决心。此外，日本在关内每攻占一个较大的城市，吉冈必在报告了战果之后，让我随他一同起立，朝战场方向鞠躬，为战死的日军官兵致默哀。经他几次训练，到武汉陷落时我就再用不着他提醒，等他一报告完战果我就自动起立，鞠躬静默。随着“成绩”不断进步，他也不断给我加添功课。例如这次武汉陷落，他又指示我给攻占武汉的大刽子手冈村宁次写亲笔祝词，赞颂他的武功，并指示我给日本天皇去贺电。后来修建了“建国神庙”，我每月去那里为日本军队祷告胜利，也是在这“电线”的授意下进行的。在“七七”事变前，我的私事家事，关东军还不多过问，可是事变后，情形不同了。“七七”事变前，我在关内的家族照例每年要来一些人，为我祝寿，平时也不兔来来往往。“七七”事变后，关东军做出规定，只准列在名单上的几个人在一定时间到长春来。而且规定除了我的近支亲族之外，其余的人只能向我行礼，不准与我谈话。同时，外面给我寄来的信件，也一律先送吉冈的喽罗——宫内府的日系官吏看，最后由吉冈决定是否给我。当然，关东军也了解我不致于反满抗日，但是，他们仍旧担心我会跟关内勾结起来恢复清朝，而这是不符合他们的要求的。在那时，要想瞒过吉冈私自会见外人或收一封信，简直是办不到的。那时在宫内府设有“宪兵室”，住有一班穿着墨绿色制服的日本宪兵，不仅一切出入的人都逃不出他们的视线，就连院子里发生什么事也逃不过他们的耳朵。加之宫内府自次长以下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吉冈的爪牙，这就造成了对我的严格控制。吉冈之所以能作为关东军的化身，干了十年之久，是有他一套本领的。有的书上说，吉冈原是我在天津时的好友，后来当了关东军参谋，正好这时关东军要选一名帝室与关东军之间的“联络人”，以代替解职的侍从武官石丸志都磨，于是便选上了他。其实在天津时，他不过有一段时间常给我讲时事，谈不上是我的什么好友。他被派到我这里当“联络人”，也不是当了关东军参谋才恰逢其时的。如果说他是溥杰的好友，倒有一半是真的。伪满成立之后，溥杰进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吉冈正在这个学校担任战史教官。他几乎每个星期日都请溥杰去他家做客，殷勤招待。他们两人成了好友之后，他即向溥杰透露，关东军有意请他到满洲，担任军方与我个人之间的联络人。溥杰来信告诉了我，后来又把我回信表示欢迎的意思告诉了他。他这时表示，这是他的荣幸，不过假如他不能得到关东军高级参谋的身分，就不想干，因为从前干这差事的中岛比多吉和石丸志都磨没在满洲站住脚，就是由于没有在关东军里扎下根。后来，不知他怎么活动的，他的愿望实现了，关东军决定任他为高级参谋，派他专任对我的联络职务。他在动身来满洲之前，请溥杰写信把这消息告诉我，同时说：“如果令兄能预先给我准备好一间办公的屋子，我就更感到荣幸了。”我知道了这件事，满足了他的“荣幸”感。过了许久我才明白，原来他这是有意给关东军看的。他在关东军的眼里既有与我的不平凡关系，在我的眼中又有关东军高参这张老虎皮，自然就左右逢源，得其所哉了。吉冈很喜欢画水墨画。有一次他画了一幅墨竹，请郑孝胥题诗，请我题字（什么字，早已忘了），然后带到日本，送给裕仁的母亲日本皇太后。不久，日本报纸上刊登了这幅画，并称誉吉冈为“采笔军人”。吉冈的艺术声名是否由此出现的，我不知道，但我敢断定他指望这幅画带给他的，并不是什么艺术上的称号，却是比这称号更值钱的身价。我从日本访问回来，日本皇太后和我有了经常的往来，不断互相馈赠些小礼物，中间人就是这位吉冈。从那次他送了墨竹之后，东京与长春的往来就更频繁了。他大约每年都要往返东京几次，每次临走之前，总要叫我做点点心之类的食品，由他带去送给日本皇太后，回来时，再带回日本皇太后的礼物，其中必不可少的是日本点心。好在那位老太太和我都有现成的做点心师傅，彼此送来送去，都不费什么事。不过由于我的疑心病，吉冈每次带回来的点心，我总是叫别人先吃了才敢动。当然，吉冈每年一次往返于日满皇室之间，这决不是他的擅自专断，但每次往返的内容，我相信主要是他的独创设计。比如有一次，他看见了我的四用联合收音机，忽然像发现了奇迹似地问我：“这个机器能Record（录音）？”他的中国话不大好，但我们交谈起来还不困难，因为他还会点英文。我们两人的英文程度差不多，平时说话中国话夹着英文，加上笔谈帮忙，倒也能把意思说清楚。“Record是大大的好。”我说，并且拿出一片录音片试给他看。“好，好！”他高兴地笑着，看我安好片子，便说：“我教陛下几句日本话吧！嗯！”接着就用日本话说出：“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我照他说的日本话说一遍：“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这句话录到唱片上了。他把那唱片放送了两遍，满意地拿了起来。“好，这次我到东京，嗯！把它贡给天皇陛下！”吉冈说话，总带几个“嗯！哈！”眼眉同时挑起。这个毛病，越到后来越多，我也觉着越不受用。和这种变化同时发生的，还有他对于我们之间的关系的解释。一九三四年我访问日本，日本皇太后给我写了几首和歌，那时吉冈的话是我最顺耳的时候。“皇太后陛下等于陛下的母亲，我如同陛下的准家属，也感到荣耀！”他那时对溥杰说：“我和你有如手足的关系。我和皇帝陛下，虽说不能以手足相论，也算是手指与足指关系。咱们是准家族呀！”但是到了一九三六年前后，他的话却有了变化：“日本犹如陛下的父亲，嗯，关东军是日本的代表，嗯，关东军司令官也等于是陛下的父亲，哈！”日本军队前线景况越坏，我在关东军和吉冈面前的辈份也越低，后来他竟是这样说的：“关东军是你的父亲，我是关东军的代表，嗯！”吉冈后来每天进“宫”极为频繁，有时来了不过十分钟，就走了，走了不到五分钟，又来了。去而复返的理由都是很不成道理的，比如刚才忘了说一句什么话，或者忘了问我明天有什么事叫他办，等等。因此我不能不担心，他是否在用突然袭击的办法考查我。为了使他不疑心，我只好一听说他到，立即接见，尽力减少他等候的时间。甚至正在吃饭，也立刻放下饭碗去见他。对于他，我真算做到了“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程度。　　八几个“诏书”的由来在伪满学校读过书的人，都被迫背过我的“诏书”。在学校、机关、军队里，每逢颁布一种诏书的日子，都要由主管人在集会上把那种诏书念一遍。听人讲，学校里的仪式是这样的：仪式进行时，穿“协和服”①的师生们在会场的高台前列队肃立，教职员在前，学生在后。戴着白手套的训育主任双手捧着一个黄布包，高举过顶，从房里出来。黄布包一出现，全场立即低下头。训育主任把它捧上台，放在桌上，打开包袱和里面的黄木匣，取出卷着的诏书，双手递给戴白手套的校长，校长双手接过，面向全体展开，然后宣读。如果这天是五月二日，就念一九三五年我第一次访日回来在这天颁布的“回銮训民诏书”（原无标点）：①协和服是伪满公教人员统一的制服，墨绿色，荐任官以上还有一根黄色的绳子套在颈间，称为“协和带”。学校里的校长和训育主任，一般都有这根所谓“协和带”。——作者朕自登极以来，亟思躬访日本皇室，修睦联欢，以伸积慕。今次东渡，宿愿克遂。日本皇室，恳切相待，备极优隆，其臣民热诚迎送，亦无不殚竭礼敬。衷怀铭刻，殊不能忘。深维我国建立，以达今兹，皆赖友邦之仗义尽力，以奠丕基。兹幸致诚佃，复加意观察，知其政本所立，在乎仁爱，教本所重，在乎忠孝；民心之尊君亲上，如天如地，莫不忠勇奉公，诚意为国，故能安内攘外，讲信恤邻，以维持万世一系之皇统。朕今躬接其上下，咸以至诚相结，气同道合，依赖不渝。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等，更当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心一德，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真义。则大局和平，人类福祉，必可致也。凡我臣民，务遵朕旨，以垂万囗。钦此！诏书共有六种，即：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的“即位诏书”；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的“回銮训民诏书”；一九四○年七月十五日的“国本奠定诏书”；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的“时局诏书”；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的“建国十周年诏书”；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退位诏书”。“即位诏书”后来为第五个即“建国十周年诏书”所代替。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退位诏书”，那是没有人念的。所以主要的是四个诏书。学生、士兵都必须背诵如流，背不来或背错的要受一定惩罚。这不但是日本在东北进行奴化的宣传材料，也是用以镇压任何反抗的最高司法根据。东北老百姓如果流露出对殖民统治有一丝不满，都可能被借口违背诏书的某一句话而加以治罪。从每一种诏书的由来上，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灵魂如何在堕落。前两个我在前面说过了，现在说一下第三个，即“国本奠定诏书”是怎么出世的。有一天，我在缉熙楼和吉冈呆坐着。他要谈的话早已谈完，仍赖在那里不走。我料想他必定还有什么事情要办。果然，他站起了身，走到摆佛像的地方站住了，鼻子发过了一阵嗯嗯之声后，回头向我说：“佛，这是外国传进来的。嗯，外国宗教！日满精神如一体，信仰应该相同，哈？”然后他向我解释说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神裔，每代天皇都是“现人神”，即大神的化身，日本人民凡是为天皇而死的，死后即成神。我凭着经验，知道这又是关东军正在通过这条高压线送电。但是他说了这些，就没电了。我对他的这些神话，费了好几天功夫，也没思索出个结果来。事实是，关东军又想出了一件事要叫我做，但由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正因发动的张鼓峰和诺门坎两次战事不利，弄得心神不宁，一时还来不及办。后来植田指挥的这两次战役都失败了，终于被调回国卸职。临走，他大概想起了这件事，于是在辞行时向我做了进一步的表示：日满亲善，精神如一体，因此满洲国在宗教上也该与日本一致。他希望我把这件事考虑一下。“太上皇”每次嘱咐我办的事，我都顺从地加以执行，惟有这一次，简直叫我啼笑皆非，不知所措。这时，胡嗣瑗已经被挤走，陈曾寿已经告退回家，万绳栻已经病故，佟济煦自护军出事以后胆小如鼠，其他的人则无法靠近我。被视为亲信并能见我的，只有几个妹夫和在“内延”念书的几个侄子。那时，在身边给我出谋献策的人没有了，那些年轻的妹夫和侄子们又没阅历，商量不出个名堂来，我无可奈何地独自把植田的话想了几遍。还没想出个结果，新继任的司令官兼第五任大使梅津美治郎来了。他通过吉冈向我摊了牌，说日本的宗教就是满洲的宗教，我应当把日本皇族的祖先“天照大神”迎过来立为国教。又说，现在正值日本神武天皇纪元二千六百年大庆，是迎接大神的大好时机，我应该亲自去日本祝贺，同时把这件事办好。后来我才听说，在日本军部里早就酝酿过此事，由于意见不一，未做出决定。据说，有些比较懂得中国人心理的日本人，如本庄繁之流，曾认为这个举动可能在东北人民中间引起强烈的反感，导致日本更形孤立，故搁了下来。后来由于主谋者断定，只要经过一段时间，在下一代的思想中就会扎下根，在中年以上的人中间，也会习以为常，于是便做出了这个最不得人心的决定。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件事不但引起了东北人民更大的仇恨，就是在一般汉奸心里，也是很不受用的。以我自己来说，这件事就完全违背了我的“敬天法祖”思想，所以我的心情比发生“东陵事件”时更加难受。我当了皇帝以后，曾因为祭拜祖陵的问题跟吉冈发生过争执。登极即位祭祖拜陵，这在我是天经地义之事，但是吉冈说，我不是清朝皇帝而是满蒙汉日朝五民族的皇帝，祭清朝祖陵将引起误会，这是不可以的。我说我是爱新觉罗的子孙，自然可以祭爱新觉罗的祖先陵墓。他说那可以派个爱新觉罗的其他子孙去办。争论结果，当然是我屈服，打消了北陵之行，然而我却一面派人去代祭，一面关上门在家里自己祭。现在事情竟然发展到不但祭不了祖宗，而且还要换个祖宗，我自然更加不好受了。自从我在旅顺屈服于板垣的压力以来，尽管我每一件举动都是对民族祖先的公开背叛，但那时我尚有自己的纲常伦理，还有一套自我宽解的哲学：我先是把自己的一切举动看做是恢复祖业、对祖宗尽责的孝行，以后又把种种屈服举动解释成“屈蠖求伸之计”，相信祖宗在天之灵必能谅解，且能暗中予以保佑。可是现在，日本人逼着我抛弃祖宗，调换祖宗，这是怎么也解释不过去的。然而，一种潜于灵魂深处的真正属我所有的哲学，即以自己的利害为行为最高准则的思想提醒了我：如果想保证安全、保住性命，只得答应下来。当然，在这同时我又找到了自我宽解的办法，即私下保留祖先灵位，一面公开承认新祖宗，一面在家里祭祀原先的祖宗。因此，我向祖宗灵位预先告祭了一番，就动身去日本了。这是我第二次访问日本，时间在一九四○年五月，呆了一共只有八天。在会见裕仁的时候，我拿出了吉冈安直给我写好的台词，照着念了一遍，大意是：为了体现“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割”的关系，我希望，迎接日本天照大神，到“满洲国”奉祀。他的答词简单得很，只有这一句：“既然是陛下愿意如此，我只好从命！”接着，裕仁站起来，指着桌子上的三样东西，即一把剑、一面铜镜和一块勾玉，所谓代表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向我讲解了一遍。我心里想：听说在北京琉璃厂，这种玩艺很多，太监从紫禁城里偷出去的零碎，哪一件也比这个值钱，这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神吗？这就是祖宗吗？在归途的车上，我突然忍不住哭了起来。我回到长春之后，便在“帝宫”旁修起了一所用白木头筑的“建国神庙”，专门成立了“祭祀府”，由做过日本近卫师团长、关东军参谋长和宪兵司令官的桥本虎之助任祭祀府总裁，沈瑞麟任副总裁。从此，就按关东军的规定，每逢初一、十五，由我带头，连同关东军司令和“满洲国”的官员们，前去祭祀一次。以后东北各地也都按照规定建起这种“神庙”，按时祭祀，并规定无论何人走过神庙，都要行九十度鞠躬礼，否则就按“不敬处罚法”加以惩治。由于人们都厌恶它，不肯向它行礼，因此凡是神庙所在，都成了门可罗雀的地方。据说有一个充当神庙的“神官”（即管祭祀的官员），因为行祭礼时要穿上一套特制的官服，样子十分难看，常常受到亲友们的耻笑，有一次他的妻子的女友对他妻子说：“你瞧你们当家的，穿上那身神官服，不是活像《小上坟》里的柳录景吗？”这对夫妻羞愧难当，悄悄丢下了这份差事，跑到关内谋生去了。关东军叫祭祀府也给我做了一套怪模怪样的祭祀服，我觉着穿着实在难看，便找到一个借口说，现值战争时期，理应穿戎服以示支援日本盟邦的决心，我还说穿军服可以戴上日本天皇赠的勋章，以表示“日满一德一心”。关东军听我说得振振有词，也没再勉强我。我每逢动身去神庙之前，先在家里对自己的祖宗磕一回头，到了神庙，面向天照大神的神龛行礼时，心里念叨着：“我这不是给它行礼，这是对着北京坤宁宫行礼。”我在全东北人民的耻笑、暗骂中，发布了那个定天照大神为祖宗和宗教的“国本奠定诏书”。这次不是郑孝胥的手笔（郑孝胥那时已死了两年），而是“国务院总务厅”嘱托一位叫佐藤知恭的日本汉学家的作品。其原文如下：　　朕兹为敬立建国神庙，以奠国本于悠久，张国纲于无疆，诏尔众庶曰：我国自建国以来，邦基益固，邦运益兴，烝烝日跻隆治。仰厥渊源，念斯丕绩，莫不皆赖天照大神之种麻，天皇陛下之保佑。是以朕向躬访日本皇室，诚烟致谢，感戴弥重，诏尔众庶，训以一德一心之义，其旨深矣。今兹东渡，恭祝纪元二千六百年庆典，亲拜皇大神宫，回銮之吉，敬立建国神庙，奉祀天照大神，尽厥崇敬，以身祷国民福祉，式为永典，令朕子孙万世祗承，有孚无穷。庶几国本奠于惟神之道，国纲张于忠孝之教。仁爱所安，协和所化，四海清明，笃保神麻。尔众庶其克体朕意，培本振纲，力行弗懈，自强勿息。钦此！　　诏书中的“天照大神之神麻，天皇陛下之保佑”，以后便成了每次诏书不可少的谀词。为了让我和伪大臣们接受“神道”思想，日本关东军不怕麻烦，特地把著名神道家览克彦（据说是日本皇太后的神道讲师）请来，给我们讲课。这位神道家讲课时，总有不少奇奇怪怪的教材。比如有一幅挂图，上面画着一棵树，据他讲，这棵树的树根，等于日本的神道，上面的枝，是各国各教，所谓八纶—宇，意思就是一切根源于日本这个祖宗。又一张纸上，画着一碗清水，旁边立着若干酱油瓶子、醋瓶子，说清水是日本神道，酱油醋则是世界各宗教，如佛教、儒教、道教、基督教、回教等等。日本神道如同纯净的水，别的宗教均发源于日本的神道。还有不少奇谭，详细的已记不清了。总之，和我后来听到的关于一贯道的说法，颇有点相像。我不知日本人在听课时，都有什么想法，我只知道我自己和伪大臣们，听课时总忍不住要笑，有的就索性睡起觉来。绰号叫于大头的伪军政部大臣于深囗，每逢听“道”就歪着大头打呼噜。但这并不妨害他在自己的故乡照样设大神庙，以示对新祖宗的虔诚。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对美英宣战，在关东军的指示下，伪满又颁布了“时局诏书”。以前每次颁发诏书都是由国务院办的，但这次专门召开了“御前会议”，吉冈让我亲自宣读。这是十二月八日傍晚的事。这诏书也是佐藤的手笔。　　奉天承运大满洲帝国皇帝诏尔众庶曰：盟邦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兹以本日宣战美英两国，明诏煌煌，悬在天日，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亦与其臣民咸有一德之心，夙将不可分离关系，团结共同防卫之义，死生存亡，断弗分携。尔众庶咸宜克体朕意，官民一心，万方一志，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以辅东亚戡定之功，贡献世界之和平，钦此！这些恭维谄媚的词令，和“天照大神之神麻，天皇陛下之保佑”一样，以后都成了我的口头禅。我每逢见来访我的关东军司令官，一张嘴便流利地说出：“日本与满洲国乃是一体不可分的关系，生死存亡的关系，我一定举国力为大东亚圣战的最后胜利，为以日本为首的大东亚共荣圈奋斗到底。”一九四二年，做了日本首相的前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到伪满作闪电式的访问。我见了他，曾忙不迭地说：“请首相阁下放心，我当举满洲国之全力，支援亲邦日本的圣战！”这时已经把“盟邦”改称为“亲邦”。这是伪满“建国十周年”所带来的新屈辱，是写在“建国十周年诏书”里的。在这个“十周年”（一九四二年）的前夕，吉冈曾和我说：“没有日本，便不会有满洲国，嗯，所以应该把日本看成是满洲国的父亲。所以，嗯，满洲国就不能和别的国家①一样，称日本国为盟邦友邦，应称做亲邦。”①伪满于一九三九年，参加了日德意三国于一九三一年订的“防共协定”，这就是所谓盟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增添了与伪满建交的日本统治的南洋各傀儡国家。与此同时，国务院最末一任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把张景惠和各部伪大臣召到他的办公室里，讲了一番称日本为亲邦的道理。接着“建国十周年诏书”就出来了：　　我国自肇兴以来，历兹十载，仰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国本奠于惟神之道，政教明于四海之民崇本敬始之典，万世维尊。奉天承运之作，垂统无穷。明明之鉴如亲，穆穆之爱如子。夙夜乾惕，惟念昭德，励精自懋，弗敢豫逸。尔有司众庶，亦成以朕心为心，忠诚任事，勤勉治业，上下相和，万方相协。自创业以至今日，始终一贯，奉公不懈，深堪嘉慰。宜益砥其所心，励其所志，献身大东亚圣战，奉翼亲邦之天业，以尽报本之至诚，努力国本之培养，振张神人合一之纲纪，以奉答建国之明命。钦此！　　从此“亲邦”二字便成了“日本”的代名词。我自认是它的儿子还嫌不够，武部六藏和吉冈安直竟又决定，要我写一封“亲书”，由总理张景惠代表我到日本去“谢恩”。我在这里把“谢恩”二字加引号，并非是杜撰，而是真正引用原文的。张景惠的正式身分，乃是“满洲帝国特派赴日本帝国谢恩大使”，这也是写在“亲书”里的。到了一九四四年，日本的败象越来越清楚，连我也能察觉出来，日本军队要倒楣了。有一次吉冈跑来，转弯抹角地先说了一通“圣战正在紧要关头，日本皇军为了东亚共荣圈各国的共存共荣，作奋不顾身的战争，大家自应尽量供应物资，特别是金属……”最后绕到正题上，“陛下可以率先垂范，亲自表现出日满一体的伟大精神……”这回他没有嗯、哈，可见其急不可待，连装腔作势也忘了。而我是浑身毫无一根硬骨头，立即遵命，命令首先把伪宫中的铜铁器具，连门窗上的铜环、铁挂钩等等，一齐卸下来，交给吉冈，以支持“亲邦圣战”。过了两天，我又自动地拿出许多白金、钻石首饰和银器交给吉冈，送关东军。不久吉冈从关东军司令部回来，说起关东军司令部里连地毯都捐献了，我连忙又命把伪宫中所有地毯一律卷起来送去。后来我去关东军司令部，见他们的地毯还好好地铺在那里，究竟吉冈为什么要卷我的地毯，我自然不敢过问。以后我又自动地拿出几百件衣服，让他送给山田乙三，即最末一任的关东军司令长官。当然，经我这一番带头，报纸上一宣扬，于是便给日伪官吏开了大肆搜刮的方便之门。听说当时在层层逼迫之下，小学生都要回家去搜敛一切可搜敛的东西。吉冈后来对溥杰和我的几个妹夫都说过这样的话：“皇帝陛下，在日满亲善如一体方面，乃是最高的模范。”然而，这位“最高模范”在无关紧要之处，也曾叫他上过当。例如捐献白金的这次，我不舍得全给他们，但又要装出“模范”的样儿，于是我便想出这样一个办法，把白金手表收藏起来，另买了一块廉价表带在手腕上。有一天，我故意当着他的面看表，说：“这只表又慢了一分钟。”他瞅瞅我这只不值钱的表，奇怪起来：“陛下的表，换了的，这个不好……”“换了的，”我说，“原来那只是白金的，献了献了的！”一九四五年，东北人民经过十几年的搜刮，已经衣不蔽体。食无粒米，再加上几次的“粮谷出荷”、“报恩出荷”的掠夺，弄得农民们已是求死无门。这时，为了慰问日本帝国主义，又进行了一次搜刮，挤出食盐三千担，大米三十万吨，送到日本国内去。本来这次关东军是打算让我亲自带到“亲邦”进行慰问的。日本这时已开始遭受空袭，我怕在日本遇见炸弹，只得推说：“值此局势之下，北方镇护的重任，十分重大，我岂可以在这时离开国土一步？”不知道关东军是怎么考虑的，后来决定派一个慰问大使来代替我。张景惠又轮上这个差使，去了日本一趟。他此去死活，我自然就不管了。　　九家门以内我不能过问政事，不能随便外出走走，不能找个“大臣”谈谈，所以当关东军那边的电流通不过来的时候，我就无事可干。我发展了迟眠晏起的习惯，晚上总要在后半夜，甚至过三点才睡，早晨要十一点才起。每日两餐，早餐在中午十二点至一两点，晚饭在九至十一点，有时是十二点。四点到五六点睡中觉。我的日常生活，除了吃睡之外，用这八个字就可以概括了，即：打骂、算挂、吃药、害怕。这四样东西是相互有着关联的。随着日本崩溃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我越是恐怖，就怕日本在垮台之前，会杀我灭口。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我对日本人是伺候颜色、谄媚逢迎，对家门以内则是脾气日趋暴躁，动辄打人骂人。我的迷信思想也更加发展，终日吃素念经，占卜打卦，求神佛保佑。在这种精神不宁和不正常的生活习惯下，本来就糟踏坏了的身体，这时越发虚弱，因此又挤命打针吃药。总而言之，这四样东西构成了我昏天昏地、神神颠颠的生活。我的残暴多疑，早在紫禁城时代就种下了根子，到了天津，向前发展了一步。在天津，我给佣人们立下了这样的“家规”：一、不准彼此随便说话，以防结党营私。一、不准互相包庇袒护。一、不准舞弊赚钱。一、当同事犯有过错时须立即报告。一、上级对下级犯过的人，须在发现之后立即加以责打。如果放松看管。罪加一等。到东北后，又附加了一项誓词：“如有违背，甘心承受天罚，遭受天打雷轰。”在我的大门内，我的残忍暴虐行为，后来发展到经常打人，甚至于使用刑具。打人的花样很多，都是叫别人替我执行。受到这种委派的人往往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全体在场的人。他们在动手的时候，必须打得很重，否则便可能引起我的疑心，认为他们朋比为奸，因此临时转移目标，改打不肯使劲打人的人。我的打骂对象除了我的妻子、弟弟和妹夫之外，几乎包括家里的一切人。那时我有几个侄子，在宫里念书，同时又是陪我说话、伺候我的人，是我培养的亲信，可是我一样地打骂他们。他们那时最怕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叫他下去！”意思就是到楼下去挨打。我这些举动，除了说明我的蛮横、狂妄、暴虐和喜怒无常的可耻性格之外，实在不能说明别的问题。有一次，一个童仆在我的椅子上坐了一下，别人根据我订立的家规，把他告发了。我认为这是冒犯了我，立即命人重重责打了他一顿。其实这个宝座，不是我也坐得心惊肉跳吗？在长春，我因患痔疮，买了不少坐药。有个小侄子见到这种药很稀奇，无意中说了一句，“很像个枪弹”，立刻触了我的忌讳，“这不是咒我吃枪弹吗！”在我的授意之下，其他的侄子们给了他一顿板子。在我这种统治下，境遇最惨的是一批重仆。这是从长春的一个所谓慈善团体要来的孤儿，大约有十几个，他们大都是父母被日本人杀害之后遗下来的。日本人怕这些后代记仇，便叫汉奸政权用慈善团体名义收养起来，并给他们改了姓名，进行奴化教育，用奴役劳动摧残他们。当他们听说被送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有的还抱过很大希望，认为生活一定比在慈善会里好些，事实上不但没有什么改善，反而更糟。他们在这里，吃的是最坏的高粱米，穿的是破烂不堪的衣服，每天要干十五六小时的活，晚上还要坐更守夜。冬天，因为又冷又饿，又累又困，有的在打扫工作中，不知不觉地伏在暖气上睡去，以致烤得皮焦肉烂。他们挨打更是经常的。干活睡觉要挨打，扫地不干净要挨打，说话大声要挨打。心里不高兴的随侍，还常拿他们出气。为了处罚他们，负责管理他们的随侍，特地设了禁闭室。这些孤儿在种种折磨下，长到十七八岁，还矮小得像十来岁的孩子。有一个叫孙博元的童仆，就是被生生折磨死的。这孩子在伪宫里实在受不了，他幻想着外面世界也许好些，屡次想找机会逃走。第一次逃走被发觉抓回来，挨了一顿毒打。第二次又逃走，他以为通暖气管的地道通到外面，便钻了进去，可是在里面转来转去，转了两天两夜也没找到出口。他又渴又饿，不得不出来找水喝，因此被人发现又抓住了。我听到了随侍的报告，便命令：“让他先吃点东西，然后再管教他！”可是这时他早被随侍们管教得奄奄一息了。我听说他快死了，吓得要命，怕他死了变成冤鬼前来索命，便命令把医生叫来抢救，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这孩子终于在我的“家规”下，丧失了幼小的生命！这件事发生后，我并没有受到良心的责备，只是由于害怕因果报应，花了几天功夫在佛坛前磕头念经，超度亡魂，同时责令打过他的随侍们，在半年以内，每天要用竹板打自己的手心，以示仟悔。好像这样措置之后，我就可以摆脱一切干系似的。我对仆人们的苛刻待遇，后来竟因神经过敏而发展到极无聊的地步。我经常像防贼似地防备厨子买菜时嫌我几角钱。我甚至于派人秘密跟踪，看他是怎么买的，或者向我的妹妹们调查，肉多少钱一斤，鸡多少钱一只。有时候认为菜做的不好，或者发现有点什么脏东西，立刻下令罚钱。当然有时因为做的好，也赏钱。我在自己的屋子外面无权无力，只能在日本人决定的法令上划可，在自己的屋子里面，却作威作福，我行我法。到了伪满末期，日本的败象越来越明显。无论是无线电中的盟国电台消息，还是吉冈安直流露出的颓丧心情，都逐日加深着我的末日情绪。我的脾气变得更坏了，在家门里发的威风也更凶了。一九四四年初，一位按例来给我祝寿的长辈，竟平白无辜地成了我发威风的对象。那天为了庆祝我的生日，宫内府弄了一个滑冰晚会，找了些会滑冰的人来表演。在大家看滑冰的时候，这位关内来的长辈看见了吉冈安直和日本官吏们，为了表示礼貌，在我的面前跟他们招呼为礼。这样的事在一般人看来本是极为平常的，可是在当时我那一群人眼中却成了“大不敬”的失仪行为。因为“天子”乃是“至尊”，在“天子”面前没有谁更尊贵的，所以任何人不能有互相致敬、受礼的表示。家里的人都知道我是绝对不容许有这类事发生的，而且按照我的教诲，如有人发现任何不敬行为，不向我报告就要算做不忠。因此，这件当时并未被我发现的“不敬”行为，过了不大功夫，即在滑冰表演结束后举行家宴的时候，就有个侄子在宴席上报告了我。我这时正在高兴，加以想到他是个老人，不想深究，便示意叫这忠心的侄子退下。却不料那位刚犯了“大不敬”的老人，现在又犯了好奇心，想知道那个侄子俯在我耳边说什么，便探过头去问那个侄子，又一次犯了“大不敬”。我不禁勃然大怒，猛地拍了一下桌子，喝道：“给你脸，不作脸，你还有个够吗？”这位老人这才明白了他的“过失”，吓得面如土色，身不由己地向我双膝跪倒，诚惶诚恐地低下头来。而我却越想越气，索性离了席，对他嚷叫起来：“你的眼里还有我吗？你眼里没有我，就是没有德宗景皇帝，就是没有穆宗毅皇帝！……”弄得全场鸦雀无声，可谓大煞风景。我所以如此气恼，说穿了不过是因为被伤害了虚荣心。我甚至觉得这个老人竟不如日本人。连日本人对我使颜色都是背着人进行的，可他倒当着人的面冒犯我！到长春之后，我看了大量的迷信鬼神书，看得人了迷。我在书上看了什么六道轮回，说一切生物都有佛性，我就生怕吃的肉是死去的亲人变的，所以除了每天早晚念两次经外，每顿饭又加念一遍“往生咒”，给吃的肉主超生。开头是在开饭的时候，当着人面，我自己默默地念，后来我索性让人先出去，等我一个人嘟嘟囔囔地念完，再让他们进来。所以后来每逢吃饭，他们便自动等在外面，听我嘟囔完了才进来。记得有一次，我正在同德殿的地下防空洞里吃饭，忽然响起了空袭警报，我念了咒还不算，还把要吃的一个鸡蛋拿起来，对它磕三个头，才敢把这个“佛性”吃下肚去。这时，我已经索性吃素，除鸡蛋外，荤腥一概不动。我不许人们打苍蝇，只许向外轰。我知道苍蝇会带病菌传病给人，苍蝇落过的饭菜，我一律不吃，如果在我的嘴唇上落一下，我就拿酒精棉花擦一下（我身上总带着一个盛酒精药棉的小铁盒），如果发现菜里有苍蝇腿要罚厨师的钱，尽管如此，我却不准任何人打死一只苍蝇。有一次我看见一只猫抓住了一只老鼠，为了救这只老鼠，我就下令全体家人一齐出动去追猫。我越看佛书越迷，有时做梦，梦见游了地狱，就越发相信。有一次，我从书上看到，念经多日之后，佛就会来，还要吃东西。我便布置出一间屋子，预备了东西。在念过经之后，对众人宣布道：佛来了！我便跪着爬进屋去。当然里面是空的，可是因为我自己也相信了自己的胡说人道，所以战战兢兢地向空中碰起头来。我家里的人都叫我弄得神神颠颠的。在我的影响下，家中终日佛声四起，木鱼铜磬响声不绝，像居身于庙里一样。我还常常给自己问卜算卦，而且算起来就没完，不得上古之卦，决不罢休。后来我日益害怕关东军害我，发展到每逢吉冈找我一次，我要打卦卜一次吉凶。避凶趋吉，几乎成了支配我一举一动的中心思想。弄得行路、穿衣、吃饭，脑子里也是想着哪样吉，哪样不吉。至于吉凶的标准，也无一定之规，往往是见景生情，临时自定。比如走路时，前面有块砖头，心里便规定道：“从左面走过去，吉祥，从右边，不吉祥。”然后便从左面走过去。什么迈门坎用左腿右腿，夹菜是先夹白先夹绿，真是无穷无尽。婉容也随我人了迷，她给自己规定，对于认为不吉的，就眨巴眨巴眼，或是吐吐唾沫。后来弄成了习惯，时常无缘无故地眨巴一阵眼，或者是嘴里“啐啐啐”连着出声，就像患了精神病似的。在我的教育管制之下，我的侄子们——二十左右岁的一群青年，个个像苦修的隐士，有的每天“人定”，有的新婚之后不回家，有的在床头上悬挂“白骨图”，有的终日掐诀念咒，活像见了鬼似的。我还每天“打坐”。“打坐”时，不准有一点声音。这时所有的人连大气都不敢出。我的院子里养了一只大鹤，它不管这套，高起兴来就要叫一下子。我交代给仆人负责，如果鹤叫一声，就罚他五角钱。仆人们被罚了不少钱之后，研究出一个办法：鹤一伸脖子他就打它脖子一下，这样就不叫了。因为怕死，所以最怕病。我嗜药成瘾，给了我的家人和仆人不少罪受，也给自己找了不少罪受。我嗜药不仅是吃，而且还包括收藏。中药有药库，西药有药房。我有时为了菜的口味差一些，硬叫扣出厨子几角钱来，但为买些用不着的药品，可以拿出几千元、几万元去向国外订购。我的一些侄子，上学之外要为我管药房、药库。他们和我专雇的医生每天为我打补针，总要忙上几小时。从前我在紫禁城里时常“疑病”，现在用不到疑心，我真的浑身是病了。记得有一次例行“巡幸”，到安东去看日本人新建的水力发电站。到了那里，由于穿着军服，还要在鬼子面前撑着架子，走了不多远，我就喘得透不过气来，回来的时候，眼看就要昏过去了，随行的侄子们和医生赶快抢着给我打强心剂和葡萄糖，这才把我抢救过来。这种虚弱的身体，加上紧张的心情，让我总觉得死亡迫在眉睫。有一天，我到院子里去打网球，走到院墙边，忽然看到墙上有一行粉笔写的字：“日本人的气，还没受够吗？”看到这行粉笔字，我连网球也忘记打了，赶紧叫人擦了去。我急忙口到我的卧室，心里砰砰跳个不停，觉得虚弱得支持不住了。我怕日本人发现这行粉笔字之后，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在我这“内廷”来个“大检举”，那不定会闹成什么样子。令我更惊慌的是，显然在我这内延之中，有了“反满抗日分子”。他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写字，就不敢杀我吗？由于我整天昏天黑地、神神颠颠，对家庭生活更没有一点兴趣。我先后有过四个妻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皇后，一个妃，两个贵人。如果从实质上说，她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有的只是摆设。虽然她们每人的具体遭遇不同，但她们都是同样的牺牲品。长时期受着冷淡的婉容，她的经历也许是现代新中国的青年最不能理解的。她如果不是在一出生时就被决定了命运，也是从一结婚就被安排好了下场。我后来时常想到，她如果在天津时能像文绣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当然，她究竟和文绣不同。在文绣的思想里，有一个比封建的身分和礼教更被看重的东西，这就是要求有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而婉容，却看重了自己的“皇后”身分，所以宁愿做个挂名的妻子，也不肯丢掉这块招牌。自从她把文绣挤走之后，我对她便有了反感，很少和她说话，也不大留心她的事情，所以也没有从她嘴里听说过她自己的心情、苦闷和愿望。只知道后来她染上了吸毒（鸦片）的嗜好，有了我所不能容忍的行为。“八一五”后她和我分手时，烟瘾已经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一九三七年，我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有个必不可少的摆设，我另选了一名牺牲品——谭玉龄，她经北京一个亲戚的介绍，成了我的新“贵人”。她原姓他他拉氏，是北京一个初中的学生，和我结婚时是十七岁。她也是一名挂名的妻子，我像养一只鸟儿似地把她养在“宫”里，一直养到一九四二年死去为止。她的死因，对我至今还是一个谜。她的病，据中医诊断说是伤寒，但并不认为是个绝症。后来，我的医生黄子正介绍市立医院的日本医生来诊治。吉冈这时说是要“照料”，破例地搬到宫内府的勤民楼来了。就这样，在吉冈的监督下，日本医生给谭玉龄进行了医治，不料在进行治疗的第二天，她便突然死去了。令我奇怪的是，日本医生开始治疗时，表现非常热心，在她身边守候着，给她打针，让护士给她输血，一刻不停地忙碌着。但是在吉冈把他叫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关上门谈了很长时间的话之后，再不那么热情了，他没有再忙着注射、输血，变成了沉默而悄悄的。住在勤民楼里的吉冈，这天整夜不住地叫日本宪兵给病室的护士打电话，讯问病况。这样过了一夜，次日一清早，谭玉龄便死了。不由我不奇怪，为什么吉冈在治疗的时候，找医生谈那么长时间的话呢？为什么谈过话之后，医生的态度便变了呢？我刚听到了她的死讯，吉冈就来了，说他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向我吊唁，并且立即拿来了关东军司令官的花圈。我心里越发奇怪，他们怎么预备的这样快呢？由于我犯了疑心，就不由得回想起谭玉龄的生前。在生前她是时常和我谈论日本人的。她在北京念过书，知道不少关于日本人在关内横行霸道的事。自从德王那件事发生后，我有时疑心德王乱说，有时疑心日本人偷听了我们的谈话。谭玉龄的死，我不由得又想起了这些。吉冈在谭玉龄死后不久的一个举动，更叫我联想到，即使不是吉冈使了什么坏，她的死还是和关东军有关的。谭玉龄刚死，吉冈就给我拿来了一堆日本姑娘的相片，让我挑选。我拒绝了。我说谭玉龄遗体未寒，无心谈这类事。他却说，正是因为要解除我的悲痛，所以他要早日为我办好这件大事。我只得又说，这确是一件大事，但总得要合乎自己的理想，不能草率从事，况且语言不通，也是个问题。“语言通的，嗯，这是会满洲语言的，哈！”我怕他看出我的心思，忙说：“民族是不成问题的，但习惯上、兴趣上总要合适才好。”我拿定了主意，决不要日本妻子，因为这就等于在我床上安上了个耳目。但这话不好明说，只得推三阻四，找各式借题来抵挡。不想这个“御用挂”，真像挂在我身上一样，死皮赖脸，天天纠缠。我怕惹恼他，又不好完全封口。后来，也许是他明白我一定不要日本人，也许关东军有了别的想法，又拿来了一些旅顺日本学校的中国女学生的相片。我二妹提醒我说，这是日本人训练好的，跟日本人一样。可是我觉得这样总拖也不是个办法，因为如果关东军硬给我指定一个，我还是得认可。我最后决定挑一个年岁幼小的，文化程度低些的。在我看来，这样的对象，即使日本人训练过，也还好对付；而且只要我功夫作好，也会把她训练回来。决定后，我向吉冈说了。就这样，一个后来被称做“福贵人”的十五岁的孩子，便成了我的第四名牺牲品。她来了不到两年，也就是她还不到成年的年岁，伪满就垮了台。在大崩溃中，我成了俘虏，她被遣送回长春老家去了。　　十大崩溃在战犯管理所的时候，有个前伪满军的旅长对我说过一个故事。太平洋战争发生的那一年冬天，他在关东军的指挥下，率伪满军前去袭击抗联部队。他的队伍在森林里扑了一个空，只找到了一个藏在地下小屋里的生病的抗联战士。这个人衣服破烂，头发、胡子挺长，就像关了很久的囚犯似的。他望见这俘虏的外貌，不禁嘲弄地说：“看你们苦成这副模样，还有什么干头！你知道不知道，大日本皇军把新加坡、香港都占领啦……”“俘虏”突然笑起来。这位“满洲国”少将拍着桌子制止道：“笑什么？你知道你这是受审判吗？”那战士对他的回答，叫他大吃一惊——“谁审判谁？你们的末日不远了，要不了多长时候，你们这群人，都要受人民的审判！”伪满的文武官员，一般说来都知道东北人民仇恨日寇和汉奸，但却不理解他们何以有这么大的胆量，何以那么相信自己的力量，同时又确信强大的统治者必败无疑。我从前一直把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看做强大无比，不可动摇。在我心里，能拿来和日本做比较的，连大清帝国、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的中华民国都够不上，至于“老百姓”，我连想也没想过。究竟是谁强大无比，是谁软弱无力？其实早有无数的事实告诉过我，但是我极不敏感，一直到从吉冈嘴里透露了出来的时候，我还是模模糊糊。有一次，关东军安排我外出“巡幸”（一年有一次），去的地点是延吉朝鲜族地区。我的专车到达那里，发现大批的日本宪兵和六个团的伪军，把那里层层围了起来。我问吉冈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是“防土匪”。“防土匪何用这么多兵力？”“这土匪可不是从前那种土匪，这是共产军哪！”“怎么满洲国也有共产军？共产军不是在中华民国吗？”“有的，有的，小小的有的，……”吉冈含含混混回答着，转移了话题。又一次，关东军参谋在例行的军事形势报告之外，特地专门向我报告了一次“胜利”。在这次战役中，抗联的领袖杨靖宇将军牺牲了。他兴高采烈地说，杨将军之死，消除了“满洲国的一个大患”。我一听“大患”二字，忙问他：“土匪有多少？”他也是这么说：“小小的，小小的有。”一九四二年，华北和华中的日本军队发动了“大扫荡”，到处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有一次，吉冈和我谈到日军对华北“共产军”的种种战术，如“铁壁合围”、“梳蓖扫荡”等等，说这给“大日本皇军战史上，增添了无数资料”。我听他说的天花乱坠，便凑趣说：“共产军小小的，何犯上用这许多新奇战术？”不料这话引起了他的嘲弄：“皇帝陛下倘若有实战体验，必不会说这话。”我逢迎道：“愿闻其详。”“共产军，这和国民党军不一样。军民不分，嗯，军民不分，举例说，嗯，就像赤豆混在红砂土里，……”他看我茫然无知的样子，又举出中国的“鱼目混珠”的成语来做比喻，说日本军队和八路军、新四军作战时，常常陷入四面受敌的困境。后来，他竟不怕麻烦，边说边在纸上涂抹着解释：“共产军”不管到哪里，百姓都不怕他；当兵一年就不想逃亡，这实在是大陆上从来没有的军队；这样队伍越打越多，将来不得了。“可怕！这是可怕的！”他不由自主地摇头感叹起来。看见这位“大日本皇军”将官居然如此评论“小小的”敌人，我惶惑得不知说什么才合适，拼命地搜索枯肠，想起了这么两句：“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真是可怕！”“只有鬼才相信这个！”他粗暴地打断了我的话。过了一会儿，他又用嘲弄的眼神看着我说：“我这并不是正式评论，还是请陛下听关东军参谋长的报告吧。”说着，他把刚才涂抹过的纸片都收了起来，放进口袋。我逐渐地觉出了吉冈的“非正式评论”，比关东军司令官和参谋长的“正式评论”比较近乎事实。植田谦吉发动诺门坎战役时，为了证实他的“正式评论”，曾把我和张景惠等都请了去，参观日本飞机超过苏联飞机的速度表演。事实上，那次日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损失了五万多人，植田也因之撤职。吉冈在非正式评论时说：“苏军的大炮比皇军的射程远多了！”藏在吉冈心底的隐忧，我渐渐地从收音机里，越听越明白。日军在各个战场失利的消息越来越多，报纸上的“赫赫战果”、“堂堂入城”的协和语标题，逐渐被“玉碎”字样代替。物资匾乏情况严重，我在封锁重重中也能觉察出来。不但是搜刮门环、痰桶等废铜烂铁的活动，伸进“帝宫”里来，而且“内延”官员家属因缺乏食物，也纷纷来向我求助了。“强大无比”的日本统治者开始露馅，“无畏的皇军”变成样样畏惧。因为怕我知道军队供应质量低劣，关东军司令官特地展览了一次军用口粮请我去参观；因为怕我相信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海外广播，送来宣传日军战绩的影片给我放映……。不用说我不相信这些，就连我最小的侄子也不相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日本军人流露出来的恐惧。占领了新加坡之后到东北来任关东军某一方面军司令长官的山下奉文，当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狂态还留在我的记忆里，可是到了一九四五年，当他再次奉调南洋，临行向我告别时，却对我捂着鼻子哭了起来，说：“这是最后的永别，此一去是不能再回来了！”在一次给“肉弹”举行饯行式时，我又看到了更多的眼泪。肉弹是从日本军队中挑选出来的士兵，他们受了“武士道”和“忠君”的毒素教育，被挑出来用肉体去和飞机坦克碰命，日本话叫做“体挡”。吉冈从前每次提到这种体挡，都表示无限崇敬。听那些事迹，我确实很吃惊。这回是关东军叫我对这批中选的肉弹鼓励一下，为他们祝福。那天正好是阴天，风沙大作。饯行地点在同德殿的院里，院里到处是一堆堆的防空沙袋，更显得气象颓丧。肉弹一共有十几个人，排成一列站在我面前，我按吉冈写好的祝词向他们念了，然后向他们举杯。这时我才看见，这些肉弹个个满脸灰暗，泪流双颊，有的竟硬咽出声。仪式在风沙中草草结束了，我心慌意乱，又急着要回屋里去洗脸，吉冈却不离开，紧跟在我身后不去。我知道他一定又有话说，只好等着他。他清了清嗓子，嗯了几声，然后说：“陛下的祝词很好，嗯，所以他们很感动，嗯，所以才流下了日本男子的眼泪……”听了这几句多余的话，我心说：“你这也是害怕呵！你怕我看出了肉弹的马脚！你害怕，我更害怕啦！”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战败后，日本四面受敌的形势就更明显了，苏联的出兵不过是个时间上的问题。日本过去给我的印象不管如何强大，我也明白了它的孤立劣势。最后崩溃的日子终于来了。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的早晨，最末一任的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同他的参谋长秦彦三郎来到了同德殿。向我报告说，苏联已向日本宣战了。山田乙三是个矮瘦的小老头，平时举止沉稳，说话缓慢。这天他的情形全变了，他急促地向我讲述日本军队如何早有十足准备，如何具有必胜之信心。他那越说越快的话音，十足的证明连他自己也没有十足的准备和信心。他的话没说完，忽然响起了空袭警报。我们一齐躲进了同德殿外的防空洞，进去不久，就听见不很远的地方响起了爆炸声。我暗诵佛号，他默不作声。一直到警报解除，我们分手时为止，他再没提到什么信心问题。从这天夜里起，我再没有脱衣服睡觉。我的袋里总放着一支手枪，并亲自规定了内廷的戒严口令。次日，山田乙三和秦彦三郎又来了，宣布日军要退守南满。“国都”要迁到通化去，并告诉我必须当天动身。我想到我的财物和人口太多，无论如何当天也搬不了。经我再三要求，总算给了三天的宽限。从这天起，我开始受到了一种新的精神折磨。这一半是由于吉冈态度上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一半是由于我自己大大地犯了疑心病，自作自受。我觉出了吉冈的变化，是由于他在山田乙三走后，向我说了这么一句话：“陛下如果不走，必定首先遭受苏联军的杀害！”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样子是恶狠狠的。但是让我更害怕的，是我从他的话里猜测到，日本人正疑心我不想走，疑心我对他们怀有贰心。“他们怕我这个人证落在盟军手里，会不会杀我灭口？”这个问题一冒头，我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我想起了十多年的故技，我得设法在青冈面前表现“忠诚”。我灵机一动，叫人把国务院总理张景惠和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找来。我向他们命令道：“要竭尽全力支援亲邦进行圣战，要抗拒苏联军到底，到底……”说完，我回头去看吉冈的脸色。但这个形影不离的“御用挂”，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了。我莫名其妙地起了不祥的预感，在屋子里转来转去。这样过了一会儿，我忽然看见窗外有几个日本兵端着枪，向同德殿这边走来。我的魂简直飞出了窍，以为是下毒手来了。我觉着反正没处可躲，索性走到楼梯口，迎上了他们。这几个日本兵看见了我，却又转身走了。我认为这是来查看我，是不是跑了。我越想越怕，就拿起电话找吉冈，电话怎么也叫不通。我以为日本人已经扔下我走了，这叫我同样的害怕。后来我给吉冈打电话，电话通了，吉冈的声音很微弱，说他病了。我连忙表示对他的关怀，说了一堆好话，听他说了“谢谢陛下”，我放了电话，松了一口气。这时我感到肚子很饿，原来一天没吃一点东西了。我叫剩下来的随侍大李给我“传膳”，大李说厨师全走了。我只好胡乱吃点饼于。十一日晚上九点多，吉冈来了。这时我的弟弟、妹妹、妹夫和侄子们都已先去了火车站，家里只剩下我和两个妻子。吉阿对我和随行的一些随侍们用命令口气说：“无论是步行，或是上下车辆，由桥本虎之助恭捧‘神器’走在前面。无论是谁，经过‘神器’，都须行九十度鞠躬礼。”我知道这真到了出发的时候了。我恭恭敬敬地站着，看祭祀长桥本虎之助捧着那个盛着‘神器’的包袱，上了头辆汽车，然后自己进了第二辆。汽车开出了“帝宫”，我回头看了一眼，在“建国神庙”上空，升起了一股火苗。在通往通化大栗子沟的路上，火车走了三夜两天。本来应从沈阳走，为了躲避空袭，改走了吉林——梅河口的路线。两天里只吃了两顿饭和一些饼干。沿途到处是日本兵车，队伍不像队伍，难民不像难民。在梅河口，车停下来，关东军司令官山田来到了车上。他向我报告日军打了胜仗，击毁了多少苏军飞机和坦克。但是在吉林站上，我却看到一幅相反的景象：成批的日本妇女和孩子叫嚷着拥向火车，向拦阻她们的宪兵哀求着，哭号着……在站台尽头处，日本士兵和宪兵厮打着……大栗子沟是一座煤矿，在一个山弯里，与朝鲜一江之隔，清晨，白雾弥漫着群山，太阳升起之后，青山翠谷，鸟语花香，景色极美，在当时，这一切在我的眼里却都是灰暗的。我住的地方是日本矿长的住宅，有七八间房，这种日本式的房间隔音不好，所以成天闹哄哄的。八月十三日到了这里，过了两天惊惶不安的生活，八月十五日日本就宣布投降了。当吉冈告诉了我“天皇陛下宣布了投降，美国政府已表示对天皇陛下的地位和安全给以保证”，我立即双膝跪下，向苍天磕了几个头，念诵道：“我感谢上天保佑天皇陛下平安！”吉冈也随我跪了下来，磕了一阵头。磕完头，吉冈愁眉苦脸地说，日本关东军已和东京联系好，决定送我到日本去。“不过，”他又说，“天皇陛下也不能绝对担保陛下的安全。这一节要听盟军的了。”我认为死亡已经向我招手了。张景惠、武部六藏和那一群“大臣”、“参议”找我来了。原来还有一场戏要演，他们拿来了那位汉学家的新手笔——我的“退位诏书”。我站在犹如一群丧家犬的大臣、参议面前，照着念了一遍。这个第六件诏书的字句已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件事：这篇诏书原稿上本来还有那少不了的“仰赖天照大神之神麻，天皇陛下之保佑”，可是叫桥本虎之助苦笑着给划掉了。桥本担任过守护天皇的近卫师团长，后来又做了守护天照大神的祭祀长，可算是最了解天皇和天照大神的人了。我假如知道，我这时的身价早已降在张景惠那一批人之下，心情一定更糟。日本人在决定我去东京的同时，布置了张景惠和武部六藏回到长春，安排后事。他们到了长春，由张景惠出面，通过广播电台和重庆的蒋介石取得了联系，同时宣布成立“治安维持会”，准备迎接蒋介石的军队接收。他们打算在苏军到达之前，尽快变成“中华民国”的代表。但没有料到苏军来得如此神速，而共产党领导的抗联军队也排除了日军的抵抗，逼近了城市。苏军到了长春，苏联指挥官对他们说了一句：“等候吩咐吧。”张景惠他们以为维持会被承认了，不禁对苏联又生了幻想，张景惠回家对他老婆说：“行啦，这又捞着啦！”第二天，伪大臣们应邀到达了苏军司令部，等着苏军司令的委派，不料苏联军官宣布道：“都到齐啦，好，用飞机送你们到苏联去！”八月十六日，日本人听说在长春的禁卫军已和日军发生了冲突，就把随我来的一连禁卫军缴了械。这时吉冈通知我，明天就动身去日本，我当然连忙点头称是，装出高兴的样子。吉冈叫我挑选几个随行的人。因为飞机小，不能多带，我挑了溥杰、两个妹夫、三个侄子、一个医生和随侍大李。“福贵人”哭哭啼啼地问我：“我可怎么办呢？”我说：“飞机太小，你们坐火车去吧。”“火车能到日本吗？”我不假思索地说：“火车能到。顶多过三天，你和皇后他们就见着我了。”“火车要是不来接呢？我在这里一个亲人也没有呀！”“过两天就见着了，行了行了！”我心乱如麻，反复思索着如何能逃脱死亡，哪还有心顾什么火车不火车呢？飞机飞行的第一个目标是沈阳，我们要在那里换乘大型飞机。从通化出发，和我在一起的是吉冈、桥本、溥杰和一名日本神官（随桥本捧“神器”的），其他人和一名日本宪兵在另一架飞机上。这天上午十一时，我先到了沈阳机场，在机场休息室里，等候着那另一架飞机。等候了不久，忽然响起了一片震耳的飞机马达声。原来是苏军飞机来着陆了。一队队手持冲锋枪的苏联士兵，走下飞机，立即将机场上的日本军队缴了械。不大的时间，机场上到处是苏联的军人。这是苏军受降的军使来到了。由于这个变化，我没有能够到日本去。第二天，便被苏联飞机载往苏联去了。第七章　在苏联　　一疑惧和幻想飞机飞到赤塔，天差不多快黑了。我们是第一批到苏联的伪满战犯，和我同来的有溥杰、两个妹夫、三个侄子、一个医生和一个佣人。我们这一家人乘坐苏军预备好的小汽车，离开了机场。从车中向外瞭望，好像是走在原野里，两边黑忽忽的看不到尽头。走了一阵，穿过几座树林，爬过几道山坡，道路变得崎岖狭厌，车子速度也降低下来。忽然间车停了，车外传来一句中国话：“想要解手的，可以下来！”我不觉大吃一惊，以为是中国人接我们回去的。其实说话的是一位中国血统的苏联军官。在我前半生中，我的疑心病可把自己害苦了，总随时随地无谓地折磨自己。明明是刚刚坐着苏联飞机从中国飞到苏联来，怎么会在这里向中国人移交呢！这时我最怕的就是落在中国人手里。我认为落在外国人手里，尚有活命的一线希望，若到了中国人手里，则是准死无疑。我们解完手，上了汽车，继续走了大约两小时，进入一个山峡间，停在一座灯火辉煌的楼房面前。我们这一家人下了车，看着这座漂亮的建筑，有人小声嘀咕说：“这是一家饭店呵！”大家都高兴起来了。走进了这座“饭店”，迎面走过来一位四十多岁穿便服的人，后面跟着一群苏联军官。他庄严地向我们宣布道：“苏联政府命令：从现在起对你们实行拘留。”原来这是赤塔市的卫戍司令，一位苏联陆军少将。他宣布完了命令，很和气地告诉我们说，可以安心地住下，等候处理。说罢，指着桌上一个盛满了清水的瓶子说：“这里是有名的矿泉，矿泉水是很有益于身体健康的饮料。”这种矿泉水乍喝有点不大受用，后来却成了我非常喜欢的东西。我们就在这个疗养所里开始了颇受优待的拘留生活。每日有三顿丰盛的俄餐，一次俄式午茶。有服务员照顾着，有医生、护士经常检查身体，治疗疾病，有收音机，有书报，有各种文娱器材，还经常有人陪着散步。对这种生活，我立刻感到了满意。住了不久，我便生出一个幻想：既然苏联和英美是盟邦，我也许还可以从这里迁到英美去做寓公。这时我还带着大批的珠宝首饰，是足够我后半生花用的。要想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必须确定我能在苏联住下来。因此，我在苏联的五年间，除了口头以外，共三次上书给苏联当局，申请准许我永远留居苏联。三次上书，一次是在赤塔，两次是在两个月以后迁到离中国不远的伯力。这三次申请，全无下文。伪满的其他“抑留者”①，在这个问题上，自始至终与我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①拘留中的伪满文官身分是抑留者，武官是战犯。我到赤塔后不几天，张景惠、臧式毅、照治等这批伪大臣便到了。大约是第二天，张、臧、熙等人到我住的这边来看我。我以为他们来给我请安的，不料却是向我请愿。张景惠先开的口：“听说您愿意留在苏联，可是我们这些人家口在东北，都得自己照料，再说，还有些公事没办完。请您跟苏联人说一说，让我们早些回东北去，您瞧行不行？”他们有什么“公事”没办完，我不知道，也不关心，因此对于他们的请求，毫无兴趣。“我怎么办得到呢？连我是留是去，还要看人家苏联的决定。”这些家伙一听我不管，就苦苦哀求起来：“您说说吧，您一定做得到。”“这是大伙儿的意思，大伙推我们做代表来请求溥大爷的。”“大伙的事，不求您老人家，还能求谁呢？”他们现在不能再叫我“皇上”、“陛下”，就没口地乱叫起来。我被缠的没法，只好找负责管理我们的苏联中校渥罗阔夫。渥罗阔夫听了我告诉他的伪大臣们的要求，便说：“好吧，我代为转达。”在我提出要求留苏申请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回答的。以后的情况也相同，没有下文。但是这些大臣和我一样的不死心，迁到怕力市郊之后，我申请留在苏联，他们就申请回到东北，还是逼着我替他们说话。那时我还不明白，他们比我了解国民党的政治内幕，知道国民党那些人对他们的特殊需要，因此相信回去不仅保险，还能捞一把。也许这个诱惑太大了，便有人想回去想得几乎发了疯。在伯力市郊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充当打扫职责的伪满俘虏，大约是发羊角疯之类的病，倒在地下胡说八道。有一位崇信乩坛的伪大臣，认定这是大神附体，便立刻跪在这个俘虏面前大叩其头，并且嘴里还念念叨叨，恭请“大神”示知，他什么时候能离苏回家。在苏联，除了苏联翻译人员经常给大家讲新闻，我们还可以经常看到旅顺苏军发行的中文《实话报》，听到国内的战事消息。我对这些很不关心，认为无论谁胜谁败对我反正是一样，都会要我的命。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永远不回国。那些伪大臣们却很留心国内的形势。他们把希望放在蒋介石的统治上，他们相信，有美国的帮助，蒋介石是可以打败人民解放军的，所以起初听到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谁也不相信。到后来，事实越来越真，于是他们又发起慌来。新中国宣告成立时，有个自认为经验丰富的人，提出打个贺电的意见，这个意见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二放不下架子在苏联的五年拘留生活中，我始终没有放下架子。我们后来移到伯力收容所，这里虽然没有服务员，我照样有人服侍。家里人给我叠被、收拾屋子、端饭和洗衣服。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叫我“皇上”，便改称我为“上边”。每天早晨，他们进我的屋子，照例先向我请安。刚到伯力郊外的时候，有一天，我想散散步，从楼上下来。楼梯底下椅子上坐着一个从前的“大臣”，他见了我，眼皮也没抬一下。我心里很生气，从此就不想下楼了。每天呆在楼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念经上。不过一般说起来，那些伪大臣大多数对我还是保持尊敬的。举例说，在苏联的五年，每逢过旧历年，大家包饺子吃，第一碗总要先盛给我。我自己不干活，还不愿意我家里这些人给别人干活。有一次吃饭，我的弟弟和妹夫给大家摆台子，就叫我给禁止住了。我的家里人怎么可以去伺候别人！一九四七——四八年间，我家里的人一度被送到同一城市的另一个收容所里，这是我第一次跟家里人分开，感到了很大的不方便。苏联当局很照顾我，容许我单独吃饭。可是谁给我端饭呢？幸而我的岳父自告奋勇，他不仅给我端饭，连洗衣服都愿替我代劳。为了使我们这批寄生虫，做些轻微的劳动，收容所给我们在院子里划出了一些地块，让我们种菜。我和家里人们分得一小块，种了青椒、西红柿、茄子、扁豆等等。看到青苗一天天在生长，我很觉得新奇，于是每天提个水壶接自来水去浇，而且浇得很有趣味。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但主要的兴趣，还是在于我很爱吃西红柿和青椒。当然，我常常想到，这到底不如从菜铺里买起来方便。为了我们学习，收容所当局发给了我们一些中文书籍，并且有一个时期，叫我的弟弟和妹夫给大家照着本子讲《列宁主义问题》和《联共党史》。讲的人莫名其妙，听的人也胡里胡涂。我自己心里只是纳闷，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假如不让我留在苏联，还要把我送回去，我就是能背下这两本书，又有什么用？“学习”这两个字，那时对我说起来，还不如青椒、西红柿现实一些。每次学习，我坐在讲桌旁边一个特殊的座位上，总是一边听“教员”结结巴巴地讲我不懂而且也不想懂的“孟什维克”。“国家杜马”，一边胡思乱想：“如果能住在莫斯科，或者伦敦，这些珠宝首饰够我用几年？”“苏联人不吃茄子，这回收下的茄子，怎么个吃法？”……不过，我还能装出很像用心听的样子，可有的人就不同了，他们索性打起鼾来。晚饭后，是自由活动时间，却另是一个样：走廊的一头是几桌麻将；另一头靠窗的地方，有人向窗外天空合掌，大声念着“南无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楼上日本战犯那里传来“乌乌乌”的日本戏调子；更稀奇的是有人摆起测字摊，四面围着一群人，讯问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家里发生什么事没有。还有些人在卧室里偷着扶乩，问的全是有关回家的问题。最初几天，门外的苏联哨兵被吵声惊动，曾经十分惊奇地瞅着这群人，直摇脑袋，后来连他们也习惯了。在这种时候，我多半是在自己的屋子里，摇我的金钱课，念我的金刚经。……　　三我不认罪既然放不下架子，又不肯学习，我的思想根本不起变化，认罪自然更谈不到。我知道，在法律面前，我是犯有叛国罪的。但我对这件事，只看做是命运的偶然安排。“强权就是公理”和“胜者王侯败者寇”，这就是我那时的思想。我根本不去想自己该负什么责任，当然更想不到支配我犯罪的是什么思想，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思想必须改造。为了争取摆脱受惩办的厄运，我采取的办法仍然是老一套。既然在眼前决定我命运的是苏联，那么就向苏联讨好吧。于是我便以支援战后苏联的经济建设为词，向苏联献出了我的珠宝首饰。我并没有献出它的全部，我把其中最好的一部分留了下来，并让我的侄子把留下的那部分，藏进一个黑色皮箱的箱底夹层里。因为夹层小，不能全装进去，就又往一切我认为可以塞的地方塞，以致连肥皂里都塞满了，还是装不下，最后只好把未装下的扔掉。有一天，苏联的翻译和一个军官走进大厅，手里举着一个亮晃晃的东西向大家问道：“这是谁的？谁放在院子里的废暖气炉片里的？”大厅里的抑留者们都围了过去，看出军官手里的东西是一些首饰。有人说：“这上面还有北京银楼的印记呢，奇怪，这是谁搁的呢？”我立刻认出来，这是我叫侄子们扔掉的。这时他们都在另一个收容所里，我也就不去认账，连忙摇头道：“奇怪，奇怪，这是谁搁的呢？……”不料那翻译手里还有一把旧木梳，他拿着它走到我跟前说：“在一块的还有这个东西。我记得，这木梳可是你的呢！”我慌张起来，连忙否认说：“不是不是！木梳也不是我的！”弄得这两个苏联人没办法，怔了一阵，最后只好走了。他们可能到现在还没弄清楚，我这个人到底是什么心理。其实我只有一个心理，这就是伯承认了这件事会引起他们对我的猜疑，所以我采取了一推二赖的办法。我推得竟这样笨，不由得不使他们发怔了。我不但扔了一些首饰，还放在炉子里烧了一批珍珠。在临离开苏联之前，我叫我的佣人大李把最后剩下的一些，扔进了房顶上的烟囱里。我对日本人是怨恨的。苏联向我调查日寇在东北的罪行时，我以很大的积极性提供了材料。后来我被召到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去作证，我痛快淋漓地控诉了日本战犯。但我每次谈起那段历史，从来都不谈我自己的罪过，而且尽力使自己从中摆脱出来。因为我怕自己受审判。我到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去作证，是在一九四六年的八月间。我共计出庭了八天，据说这是这个法庭中作证时间最长的一次。那些天的法庭新闻，成了世界各地某些以猎奇为能事的报纸上的头等消息。证实日本侵略中国的真相，说明日本如何利用我这个清朝末代皇帝为傀儡，以进行侵略和统治东北四省，这是对我作证的要求。今天回想起那一次作证来，我感到很遗憾。由于那时我害怕将来会受到祖国的惩罚，心中顾虑重重，虽然说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罪恶事实，但是为了给自己开脱，我在掩饰自己的罪行的同时，也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的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以致没有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予以充分的、彻底的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以我为首的那个集团的秘密勾结，这本是在“九一八”以前就开始了的。日本人对我们这伙人的豢养。培植，本来也是公开的秘密。“九一八”事变后我们这伙人的公开投敌，就是与日本人长期勾结的结果。我为了开脱自己，却回避了这个问题，只顾谈了我怎么被逼和受害。外边的帝国主义和里边的反动势力的勾结，跟任何黑帮搭伙一样，内部摩擦是不可避免的，而我却把这类事说成好像是善与恶的冲突。我在法庭上曾有几次表现了激动。谈到了迎接“天照大神”那回事时，一个日本律师向我提出，我攻击了日本天皇的祖宗，这很不合乎东方的道德。我激昂地大声咆哮：“我可是并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这引起了哄堂大笑，而我犹忿忿不已。提起了谭玉龄之死，我把自己的怀疑也当做了已肯定了的事实，并且悲忿地说：“连她，也遭到了日本人的杀害！”固然，这时我的心情是激动的，但同时，我更愿意人人把我看成是一个被迫害者。被告的辩护人为了减轻被告的罪，曾使用了许多办法来对付我，企图降低我的证言价值，甚至想否定我的证人资格。当然，他们是失败了；即使他们真把我全否定了，也无法改变被告者的命运。但是如果他们是在利用我的畏惧惩罚的心理，使我少谈真相，那么他们是达到了部分目的。我还记得在我历数日本战犯的罪行之后，一个美国律师对我大嚷大叫：“你把一切罪行都推到日本人身上，可是你也是罪犯，你终究要受中国政府的裁判的！”他这话确实打中了我的要害，说到了我最害怕的地方。我就是出于这种心理，才把投敌叛国说成是被绑架的结果的。我把我与日本的勾结，一律否认，甚至在法庭上拿出了我给南次郎写的信时，我也坚决否认，说成是日本人伪造的。我掩盖了这件事，也掩盖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种种阴谋手段，所以到头来还是便宜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第八章　由疑惧到认罪　　一我只想到死押送伪满战犯的苏联列车，于一九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到达了中苏边境的绥芬河车站。负责押送的阿斯尼斯大尉告诉我，向中国政府的移交，要等到明天早晨才能办。他劝我安心地睡一觉。从伯力上车时，我和家里的人分开了，被安置在苏联军官们的车厢里。他们给我准备了啤酒、糖果，一路上说了不少逗趣的话。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他们是在送我去死。我相信只要我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便没有命了。在对面卧铺上，阿斯尼斯大尉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我睁着眼睛，被死亡的恐惧搅得不能入睡。我坐起来，默诵了几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刚要躺下，站台上传来了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好像走来了一队士兵。我凑近车窗，向外张望，却看不见人影。皮靴步伐声渐渐远去了，只剩下远处的灯光在不祥地闪烁着。我叹了口气，缩身回到卧铺的犄角上，望着窗桌上的空酒杯出神。我记起了阿斯尼斯喝酒时说的几句话：“天亮就看见你的祖国了，回祖国总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你放心，共产党的政权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中国的党和人民气量是最大的。”“欺骗！”我恶狠狠地瞅了躺在对面卧铺上的阿斯尼斯一眼，他已经打起鼾来了。“你的话，你的酒，你的糖果，全是欺骗！我的性命跟窗外的露水一样，太阳一出来便全消失了！你倒睡得瓷实！”那时在我的脑子里，只有祖宗而无祖国，共产党只能与“洪水猛兽”联系着，决谈不上什么文明。我认为苏联虽也是共产党国家，对我并无非人道待遇，但苏联是“盟国”之一，要受到国际协议的约束，不能乱来。至于中国，情况就不同了。中国共产党打倒了蒋介石，不承认任何“正统”，对于我自然可以为所欲为，毫无顾忌。我在北京、天津、长春几十年间听到的宣传，所谓“共产党”不过全是“残酷”、“凶恶”等等字眼的化身，而且比蒋介石对我还仇恨百倍。我到了这种人手里，还有活路吗？“好死不如赖活”的思想曾支配了我十来年，现在我认为“赖活”固然是幻想，“好死”也是奢望。我在各种各样恐怖的设想中度过了一夜。当天明之后，阿斯尼斯大尉让我跟他去见中国政府代表的时候，我只想着一件事：我临死时有没有勇气喊一声“太祖高皇帝万岁”？我昏头胀脑地随阿斯尼斯走进一间厢房。这里坐着两个中国人，一位穿中山装，一位穿草绿色的没有衔级的军装，胸前符号上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个字。他们俩站起身跟阿大尉说了几句话，其中穿中山装的转过身对我打量了一下，然后说：“我奉周恩来总理的命令来接收你们。现在，你们回到了祖国。……”我低头等着那军人给我上手铐。可是那军人对我瞅着，一动不动。“他知道我跑不了的。”一个多小时之后，我这样想着，跟阿斯尼斯走出车厢，上了站台。站台上站着两排持枪的兵，一边是苏联军队，一边是个个都佩戴着那种符号的中国军队。我们从中间走过，上了对面的列车。在这短暂的片刻时间内，我想起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就是由戴这种符号的人消灭的。我现在在他们眼里，大概连个虫子也不如吧？进了车厢，我看见了伪满那一伙人，看见了我家里的人。他们规规矩矩地坐着，身上都没有镣铐和绳索。我被领到靠尽头不远的一个座位上，有个兵把我的皮箱放上行李架。我坐下来，想看看窗外的大兵们在干什么，这时我才发现，原来车窗玻璃都被报纸糊上了；再看看车厢两头，一头各站着一个端冲锋枪的大兵。我的心凉下来了。气氛如此严重，这不是送我们上刑场又是干什么呢？我看了看左近的犯人，每个人的脸上都呈现出死灰般的颜色。过了不大功夫，有个不带任何武器的人，看样子是个军官，走到车厢中央。“好，现在你们回到祖国了。”他环视着犯人们说，“中央人民政府对你们已经做好安排，你们可以放心。……车上有医务人员，有病的就来报名看病……”这是什么意思呢？祖国，安排，放心，有病的看病？呵，我明白了，这是为了稳定我们的心，免得路上出事故。后来，几个大兵拿来一大筐碗筷，发给每人一副，一面发一面说：“自己保存好，不要打了，路上不好补充。”我想，看来这条通往刑场的路还不短，不然为什么要说这个呢。早餐是酱菜、咸蛋和大米稀饭。这久别的家乡风味勾起了大家的食欲，片刻间一大桶稀饭全光了。大兵们发现后，把他们自己正要吃的一桶让给了我们。我知道车上没有炊事设备，他们要到下一个车站才能重新做饭，因此对大兵们的这个举动，简直是百思不得一解，最后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反正他们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意。吃过这顿早饭之后，不少人脸上的愁容舒展了一些。后来有人谈起，他们从大兵们让出自己的早饭这件事上，觉出了押送人员很有修养、很有纪律，至少在旅途中不会虐待我们。我当时却没有这种想法，我想的正相反，认为共产党人对我是最仇恨的，说不定在半路上就会对我下手，施行报复。就像中了魔一样，我往这上头一想，就觉得事情好像非发生不可，而且就像是出不了这天夜里似的。有的人吃过早饭打起盹来，我却坐立不安，觉得非找人谈谈不可。我要向押送人员尽早地表白一下，我是不该死的。坐在我对面的是个很年轻的公安战士。这是我面前最现成的谈话对象。我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最后从他的胸章上找到了话题。我就从“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几个字谈起。“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这是头一次使用“您”字），解放，这两个字意思好极了。我是念佛的人，佛经里就有这意思。我佛慈悲，发愿解放一切生灵……”年轻的战士瞪起两只大眼，一声不响地听着我叨叨。当我说到我一向不杀生，连苍蝇都没打过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是令人捉摸不透的。我不由得气馁下来，说不下去了。我哪里知道，这位年轻的战士对我也是同样的摸不着头脑呢！我的绝望心情加重了。我听着车轮轧着铁轨的闹声，觉着死亡越来越近了。我离开了坐位，漫无目的地在通道上走着，走到车的另一头，在厕所门边站了几秒钟，又转身往回走。我走到中途，听见旁边的侄子小秀在和什么人低声说话，好像说什么“君主”、“民主”。我忽然站住向他嚷道：“这时候还讲什么君主？谁要说民主不好，我可要跟他决斗！”人们全给我弄呆了。我继续歇斯底里地说：“你们看我干什么？反正枪毙的不过是我，你们不用怕！”一位战士过来拉我回去，劝我说：“你该好好休息一下。”我像鬼迷了似地拉住这位战士，悄悄对他说：“那个是我的侄子，思想很坏，反对民主。还有一个姓赵的，从前是个将官，在苏联说了不少坏话……”我回到座位上，继续絮叨着。那战士要我躺下来，我不得已，躺在椅子上，闭上眼，嘴里仍停不下来。后来，大概是几夜没睡好的缘故吧，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我竟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的清晨。我想起了昨天的事，很想知道被我检举的那两个人命运如何。我站起来寻找了一下，看见小秀和姓赵的还都坐在原来的位子上，小秀神色如常，姓赵的却似乎有点异样。我走近他，越看越觉得他的神色凄惨；他正端详着自己的两手，翻来覆去地看。我断定他自知将死，正在怜惜自己。这时我竟又想起了死鬼报冤的故事，生怕他死后找我算账。想到这里，我身不由己走到他面前，跪下来给他磕了一个头。行过这个“攘灾”礼，我一面往回走，一面嘟嘟囔囔念起“往生神咒”。列车速度降低下来，终于停了。不知是谁低低说了一声：“长春！”我像弹簧似地一下子跳起，扑向糊着报纸的窗户，恨不得能钻个窟窿看看。我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不远的地方有许多人唱歌的声音。我想，这就是我死的地方了。这里曾是我做皇帝的地方，人们已经到齐，在等着公审我了。我在苏联曾从《实话报》上看到过关于斗争恶霸的描写，知道公审的程序，首先是民兵夹着被审者上场。这时正好车门那边来了两个大兵，让我受了一场虚惊。原来他们是来送早餐稀饭的。与此同时，列车又开动了。列车到了沈阳。我想这回不会再走了，我一定是死在祖宗发祥的地方。车停下不久，车厢里进来一位陌生的人，他拿着一张字条，当众宣布说：“天气太热，年纪大些的现在随我去休息一下。”然后念起名单来。我听到那名单里不仅有我，而且里面还有我的侄子小秀，我奇怪了。我今年四十四岁，如果勉强可以算是年纪大的，可是三十几岁的小秀是怎么算进去的呢？我断定，这必是一个骗局。我是皇帝，其他的都是大臣，小秀则是叫我检举连累的，全都完了。我同名单上的人们一起坐进了一部大轿车，随车的也是端冲锋枪的大兵。我对小秀说：“完啦！我带你见祖宗去吧！”小秀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拿名单的那个人却笑道：“你怕什么呀？不是告诉过你这是休息吗？”我没有理他，心里只顾说：“骗局！骗局！骗局！”汽车在一座大楼门前停下了，门口又是端着冲锋枪的大兵。一个不带武器的军人迎着我们，领我们进了大门，说了一声：“上楼！”我已经是豁出去了，既然得死，那就快点吧。我把上衣一团，夹在胳臂下就上了楼。我越走越快，竟超过了带头的那位，弄得他不得不赶紧抢到我前面去。到了楼上，他快步走到一个屋门口，示意叫我进去。这是间很大的屋子，当中摆着长桌、椅子，桌上是些水果、纸烟、点心。我把衣服往桌上一扔，随手拿起一个苹果，咬了一口，心里说，这是“送命宴”，快吃快走。我咬了一半苹果，后面的人才陆续到达。片刻间，屋里坐满了人，除了点名来的我们十几个之外，还来了不少穿中山服和军装的人。在离我身边不远的地方，出现了一位穿中山装的中年人，开始讲话了。我费劲地咽着嘴里的东西，他的话竟一句也没听见。我好容易吃完那个苹果，便站起来打断了他的话：“别说了，快走吧！”有些穿中山装的笑了起来。那讲话的人也笑道：“你太紧张了。不用怕。到了抚顺，好好休息一下，老老实实地学习……”听清了这几句话，我怔在那里了。难道是不叫我死吗？这是怎么回事？这时正好带我们来的那人走了过来，手里拿着那张点名的名单，向刚才讲话的那人汇报说，除熙治因病未到外，其余需要休息的都来了。我一听，这更不是瞎猎了。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不顾一切地，上前一把将那个名单抢了过来。这个举动虽然引起了一阵哄堂的笑声，但是我却弄明白了那确实是个名单，不是什么死刑判决书之类的东西。正在这时，张景惠的儿子小张也来了。他是跟另一批伪满战犯首先回国的，他把那一批人的现状告诉了我们，又把一些人的家属情况说了。大家听说先来的一批人都活着，而且家里情况很好，子女们读书的读书，工作的工作，每个人的脸上都放了光。这时我的眼泪有如泉水，汹涌而至……固然，我所得到的这种轻松感，历时并没有多久，只不过是从沈阳到抚顺这段路上的一个小时，但它毕竟是起了松弛神经的作用，否则我真会发起疯来的。因为从伯力上火车以后，五天来我想到的只是死。　　二初到抚顺火车到达抚顺以前，一路上可以听到各式各样关于美妙前景的估计。车上的气氛全变了，大家抽着从沈阳带来的纸烟，谈得兴高采烈。有人说他到过抚顺最豪华的俱乐部，他相信那里必定是接待我们的地方；有人说我们在抚顺不会住很久，休息几天，看几天共产党的书，就会回家；有人说，他到了抚顺首先给家里拍个平安电报，叫家里给准备一下；还有人说，可能在抚顺的温泉洗个澡就走。形形色色的幻想，不一而足。说起原来的恐惧——原来大家都跟我一样——又不禁哈哈大笑。可是，当到了抚顺，下了火车，看见了四面的武装哨兵时，谁的嘴角也不再向上翘了。下了车，我们在武装哨兵的监视戒备下，被领上了几辆大卡车。从这时起，我的头又发起昏来。在胡里胡涂中，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只知道后来车停下时，我已置身在一座深灰色大砖墙的里面。又是大墙！而且是上面装着铁丝网、角上矗立着岗楼。我下了车，随着人们列队走了一小段路，停在一排平房的面前。这排房子的每个窗口，都装着铁栏。我明白了，这是监狱。我们被大兵领进了平房的入口，经过一条狭长的甬道，进了一间大屋子。我们在这里经过检查，然后由不带武器的军人分批领出去。我和另外几个人跟着一个军人在南道里走了一大段，进了一间屋子。我还没看清楚屋里的形势，身后就响起了门外拉铁闩的刺耳声。这间屋子里有一条长长的板炕，一条长桌和两条长凳。跟我一起进来的是伪满的几名将官，当时还不熟悉。我不想跟他们说话，不知道他们是同我一样的恐慌，还是由于在我面前感到拘谨，也一律一声不响，低着脑袋站在一边。这样怔了一阵，忽然那刺耳的铁闩声又响了，房门被拉开，一位看守人员走进来，让我跟他到另一间屋子去。我没想到在这间屋子里又看见了我的三个侄子、二弟溥杰和我的岳父荣源。原来还是让我们住在一起的。他们刚刚领到新被新褥和洗漱用具，而且给我也带了一套来。最先使我受到安慰的，是荣源凭着他的阅历做出的一番分析。“这是一所军事监狱，”他摸着窗栏说，“全是穿军装的，没有错。不像马上……出危险，不然何必发牙刷、毛巾呢。刚才检查的时候，留下了金银财物，给了存条，这也不像是对……，这是对待普遍犯人的。再说伙食也不错。”“伙食不错，别是什么催命宴吧？”侄子小固毫无顾忌地说。“不，那种饭有酒，可是这里并没有酒。”他很有把握地说，“我们看下顿，如果下顿仍是这么好，就不是了。没听说连吃几顿那个的。”第二天，我开始有点相信岳父的话了，倒不是因为伙食和昨天不相上下，而是因为军医们给我们进行了身体检查。检查非常仔细，连过去生过什么病，平常吃什么、忌什么都问到了。同时还发了新的黑裤褂和白内衣，令人更惊异的是还给了纸烟。显然，这不像是对待死囚的。过不多天，一个粗短身材、年在四十上下的人走进我们的屋子。他问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在苏联都看过什么书，这几夜睡的好不好。听了我们的回答之后，他点点头，说：“好，马上就发给你们书籍、报纸，你们好好学习吧。”几个钟头之后，我们便收到了书籍、报纸，还有各类的棋和纸牌。从这天起，我们每天听两次广播，广播器就设在甬道里，一次是新闻，一次是音乐或戏曲节目。除此之外，每天下午还有一个半小时的院中散步。就在第一次外出散步时，侄子小固打听出这个叫我们“好好学习”的人是这个战犯管理所的所长。给我们送书来的那人姓李，后来知道是位科长。那时我们除了对所长之外，管所方人员一律叫“先生”（因为那时不知道别的称呼）。这位李先生给我拿来了三本书——《新民主主义论》、《中国近百年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他说现在书还不够，大家可以轮流看，或者一人念大家听。这些书里有许多名词，我们感到很新鲜，然而更新鲜的则是叫我们这伙犯人念书。对这些书最先发生兴趣的是小固，他看的比谁都快，而且立刻提出了疑难问题要别人解答。别人答不上来，他就去找管理所的人问。荣源讥笑了他，说：“你别以为这是学校，这可是监狱。”小固说：“所长不是说要我们学习吗？”荣源说：“学习，也是监狱。昨天放风时我听人说，这地方从前就是监狱。从前是，现在有书有报还是。”溥杰跟着说，日本监狱据说也给书看，不过还没听说过中国有这么“文明的监狱”。荣源仍是摇头晃脑地说：“监狱就是监狱，文明也是监狱。学那行子，还不如念念佛。”小固要和他争辩，他索兴闭上眼低声念起佛来。这天我们从院子里散步回来，小固传播了刚听来的一条新闻：前伪满总务厅次长老谷拿一块表送给看守员（这时我们还不知道这个职务名称，我们当面称先生，背后叫“管人的”），结果挨了一顿训。这条新闻引起了几个年轻人的议论。小秀说，上次洗澡的热水，并不是热水管子里的；锅炉还没修好，那水是“管人的”先生们用水桶一担一担挑来的。“给犯人挑水，还没听说过。”小瑞也认为这里“管人的”跟传说中的“狱卒”不同，不骂人。不打人。荣源这时正为吃晚饭做准备月捻完“往生神咒”，冷笑了一下，低声说：“你们年轻人太没阅历，大惊小怪！那送表的一定送的不是时候，叫别人看见了，当人面他怎么能要？不打、不骂，你就当他心里跟咱没仇？瞧着吧，受罪在后头！”“挑水又怎么说？”小固顶撞地说，“给咱挑水洗澡，就是叫咱受罪？”“不管怎么说，”荣源的声音压得更低了，“共产党，不会喜欢咱这种人！”说着，他摸了一阵口袋，忽然懊恼地说：“我把烟忘在外边窗台上了。真可惜，从沈阳带回来的只剩这一包了。”他不情愿地打开一包所里发给的低级烟，还嘟囔着，“这里‘管人的’大都吸烟，我那包算白送礼了！”真像戏里所说的，“无巧不成书”，他的话刚说完，房门被人拉开了，一个姓王的看守员手里举着一样东西问道：“这屋里有人丢了烟没有？”大家看得清楚，他手里的东西正是荣源那包沈阳烟。荣源接过了烟，连声地说：“谢谢王先生，谢谢王先生！”听看守员的脚步声远了，小固先禁不住笑起来，问他刚才念的是什么咒，怎么一念就把烟给念回来了。荣源点上了烟，默默地喷了一阵，恍然大悟似地拍了一下大腿：“这些‘管人的’准是专门挑选来的！为了跟咱们斗心眼儿，自然要挑些文明点儿的！”小固不笑了，溥杰连忙点头，另外两个侄子也被荣源的“阅历”镇住了。我和溥杰一样，完全同意荣源的解释。过了不多天，发生了一件事，使荣源的解释大为逊色。这天我们从院子里散步回来，溥杰一面急急忙忙地找报纸，一面兴奋地说，他刚听见别的屋子里的人都在议论今天报上登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使他们猜透了新中国叫我们学习的意思。大家一听，都拥到了他身边，看他找的是什么文章。文章找着了，我忘了那文章的题目，只记得当溥杰念到其中新中国迫切需要各项人材，必须大量培养、大胆提拔干部的一段时，除了荣源之外，所有的脑袋都挤到了报纸上面。据溥杰听到别的屋子里的人判断，政府让我们学习，给我们优待，就是由于新国家缺少人材，要使用我们这些人。今天想起来，这个判断要多可笑有多可笑，可是在当时它确实是多数人的想法。在我们这间屋子里，尽管荣源表示了怀疑，其他人却越想越觉着像是这么回事。我记得从那天起，屋里有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大家都认真地学习起来。从前，除了小固之外，别人对那些充满新名词的小册子都不感兴趣，每天半天的读书，主要是为了给甬道里的看守人员看。现在，不管看守人员在不在，学习都在进行着。那时还没有所方于部给讲解，所谓学习也只不过是抠抠名词而已。当然，荣源仍旧不参加，在别人学习的时候，他闭着眼念他的经。这种盲目的乐观，并没有持续多久，当所方宣布调整住屋，把我和家族分开时，它就像昙花一现似地消失了。　　三我离开了家族为什么把我和家族分开？我到很晚才明白过来，这在我的改造中，实在是个极其重要的步骤，可是在当时，我却把这看做是共产党跟我势不两立的举动。我认为这是要向我的家族调查我过去的行为，以便对我进行审判。我被捕之后，在苏联一贯把自己的叛国行为说成是迫不得已的，是在暴力强压之下进行的。我把跟土肥原的会谈改编成武力绑架，我把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行为和后来种种谄媚民族敌人的举动全部掩盖起来。知道底细的家族成员们一律帮我隐瞒真相，哄弄苏联人。现在回到了中国，我更需要他们为我保密，我必须把他们看管好，免得他们失言，说出不该说的话来。特别是小秀，更需加意防范。到抚顺的第一天，我就发现小秀因为火车上的那点“眶毗之仇”，态度有些异样。那天我进了监房不久，忽然觉着有什么东西在脖子上爬，忙叫小秀给我看看。要是在以往，他早就过来了，可是那天他却装作没听见，一动不动。不但如此，后来小瑞过来，从我脖子后头找到一个小毛虫，扔在地上，小秀在旁边还哼了一声：“现在还放生，放了生叫它害别人！”我听了，浑身都觉着不是劲。过了几天，小瑞给我整理被褥，我叫他把被子抖一抖。这个举动很不得人心，把屋里抖得雾气腾腾。溥杰鼓着嘴，躲到一边去了，小固捂着鼻子对小瑞说：“行行好吧。呛死人啦！”小秀则一把抓过被子，扔到铺上说：“这屋子里不只你们住着，别人也住着！为了你们就不顾别人，那可不行。”我沉下了脸，问道：“什么你们我们？你还懂规矩吗？”他不回答我，一扭头坐在桌子旁，闷着头不说话。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他噘着嘴使劲在纸上画，想看看他画什么，不料刚走过去，他拿起纸来就扯了。恍惚之间，我看到了一行字：“咱们走着瞧！”我想起了火车上的那回事，尝到了自作自受的后悔滋味。从这天起，我尽力向他表示好感，拿出和颜悦色对他。我找了个机会，单独向他解释了火车上那回事，并非出于什么恶意，我对他一向是疼爱的。此后，一有机会我就对三个侄子大谈伦常之不可废，大难当前，和衷共济之必要。当小秀不在跟前的时候，我更嘱咐别人：“对小秀多加小心！注意别让他有轨外行动！多哄哄他！”经过一番努力，小秀没发生什么问题，后来报上那篇文章在我们脑子里5！起了幻想，小秀的态度也完全正常了。可是我对他刚放下心，就调整监房了，看守员叫我一个人搬到另一间屋子里去。小瑞和小固两人替我收拾起铺盖、皮箱，一人替我拿一样，把我送到新屋子。他们放下东西走了。我孤零零地站在一群陌生人面前，感到非常别扭，简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这屋子里原来住着八个人，见我进来，都沉默不语，态度颇为拘谨。后来，大概是经过一致默契，有人把我的铺盖接过去，安放在靠近墙头的地方。以后我才明白，这个地方是冬暖夏凉的地方，冬天得暖气，夏天有窗户。我当时对这些好意连同他们的恭敬脸色全没注意，心里只想着这次分离对我的危险。我默默地坐了一会儿，觉得这里连板炕都似乎特别硬。我站起来，抱着胳臂踱开了。我踱了一阵，想出一个主意，就走到房门前，敲了几下门板。“什么事？”一位矮墩墩的看守员打开门问。“请问先生，我能不能跟所长先生谈一件事？”“哪类的事？”“我想说说，我从来没跟家里人分开过，我离开他们，非常不习惯。”他点点头，叫我等一等。他去了一会儿，回来说所长准许我搬回去。我高兴极了，抱起铺盖，看守员帮我提上箱子，便往回里走。在甬道里，我碰见了所长。“为照顾你和年岁大些的人，所里给你们定的伙食标准比较高些，”所长说，“考虑到你们住一起用不同的伙食，恐怕对他们有影响，所以才……”我明白了所长原来是这样考虑的，不等他说完，就连忙说：“不要紧，我保险他们不受影响。”我差点说出来：“他们本来就该如此！”所长微微一笑：“你想的很简单。你是不是也想过，你自己也要学一学照顾自己？”“是的，是的，”我连忙说，“不过，我得慢慢练，一点一点地练……”“好吧，”所长点头说，“你就练练吧。”我回到家里人住的那间屋子，觉得分别了半天，就像分别了一年似的。见了面，大家都很高兴。我告诉了他们所长说要我“练一练”的话，大家从这句话里觉出政府似乎不急于处理我的意思，就更高兴了。然而家里人并没有让我去练，我自己也不想去练。我只考虑所长那番话的意思，迟早还会叫我们分开，因此必须好好地想出个办法来应付这个问题。我竟没想到，所长给的时间是这样短，才过了十天，我的办法还没想好，看守员就又来叫我收拾铺盖了。我决定趁小瑞给我收拾东西的时间，对家族嘱咐几句。因为怕门外的看守员听见，不好用嘴说，就写了一个纸条；又因屋子里这时多了两个汪伪政权的人，所以纸条写得特别含蓄。大意是；我们相处得很好，我走后仍要和衷共济，我对你们每人都很关怀。写罢，我交给溥杰，叫他给全体传阅。我相信他们看了，必能明白“和衷共济”的意思是不要互相乱说。我相信两个汪伪政权的人对我的举动并没有发生怀疑。我的侄子又给我抱着铺盖提着箱子，把我送进上次那间屋子，人们又把我的铺盖接过去，安放在那个好地方。跟上次一样，我在炕上坐不住，又抱着胳臂踱了一阵，然后去敲门板。还是那个矮墩墩的看守员打开了门。我现在已知道他姓刘，而且对他有了一些好感。这是由吃包子引起的。不久前，我们第一次吃包子，大家吃得特别有味，片刻间全吃光了。刘看守员觉着这件事很新鲜，笑着走过来，问我们够不够。有人不说话，有人吞吞吐吐地说“够了”。他说：“怎么忸忸怩怩的，要吃饱嘛！”说着，一阵风似地走了，过了一会儿，一桶热腾腾包子出现在我们的房门口。我觉得这个人挺热心，跟他说出我的新主意，谅不至于出岔子。“刘先生，我有件事……”“找所长？”他先说了。“我想先跟刘先生商量一下，我，我……”“还是不习惯？”他笑了。这时我觉出背后也似乎有人在发笑，不禁涨红了脸，连忙辩解说：“不，我想说的不是再搬回去。我想，能不能让我跟家里人每天见一面。只要能见见，我就觉着好得多了。”“每天在院里散步，不是可以见吗？这有什么问题？”“我想跟他们在一起说说话儿，所长准许吗？”按照规定，不同监房是不得交谈的。“我给你问问去。”我得到了准许。从这天起，我每天在院子里散步时都能和家里人见一次面，说一会儿话儿。几个侄子每天都告诉我一点关于他们屋里的事情，所里的人跟他们说了什么，他们也照样告诉我。从接触中，小固还是那样满不在乎，小秀也没什么异样，小瑞仍然恭顺地为我洗衣服、补袜子。我所担心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不想新的问题出现了。这就是，过去四十多年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习惯，现在给我带来极大的苦恼。四十多年来，我从来没叠过一次被，铺过一次床，倒过一次洗脸水。我甚至没有给自己洗过脚，没有给自己系过鞋带。像饭勺、刀把、剪子、针线这类东西，从来没有摸过。现在一切事都要我亲自动手，使我陷入了十分狼狈的境地。早晨起来，人家早已把脸洗完了，我才穿上衣服，等到我准备去洗脸了，有人提醒我应该先把被叠好；等我胡乱地卷起被子，再去洗脸，人家早洗完了；我漱口的时候，已经把牙刷放进嘴里，才发现没有蘸牙粉，等我把这些事情都忙完了，人家早饭都快吃完了。我每天总是跟在别人后面，忙得昏头胀脑。仅仅是忙乱，倒还罢了，更恼人的是同屋人的暗笑。同屋的八个人，都是伪满的将官，有“军管区司令”、“旅长”，也有“禁卫军团长”，他们从前在我面前都是不能抬头的人物。我初到这间屋子的时候，他们虽然不像我的家族那样偷着叫我“上边”，但“你”字还不敢用，不是称我为“先生”，就是索性把称呼略掉，以表示对我的恭敬。这时他们的耻笑虽不是公然的，但是他们那种故做不看、暗地偷看的表情，常常让我感到格外不好受。让我感到很不好受的还不仅限于此。我们从到抚顺的第一天起，各个监房都建立了值日制度，大家每天轮流打扫地板、擦洗桌子和倒尿桶。没跟家族分开时，这些事当然用不着我来干。我搬进了新屋之后，难题就来了，轮到我值日那天该怎么办呢？我也去给人倒尿桶？我跟日本关东军订立密约的时候，倒没觉得怎样，而现在把倒尿桶却当成了上辱祖宗、下羞子侄的要命事。幸好所方给我解了围，第二天，所方一位姓贾的干部走来对大家说：“溥仪有病，不用叫他参加值日了！”我听到这句话，犹如绝路逢生，心中第一次生出了感激之情。值日的事解决了，不想又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我们正在院子里三三两两地散步，所长出现了。我们每次散步他必定出现，而且总要找个犯人谈几句。这次我发现他注意到了我。他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阵，打量得我心里直发毛。“溥仪！”他叫了一声。我从回国之后，开始听别人叫我的名字，很觉不习惯，这时仍感到刺耳，觉得还不如听叫号码好受。来这里的初期，看守员一般总是叫号码的（我的号码是“981”）。“是，所长。”我走了过去。“你的衣服是跟别人一块发的，怎么你这一身跟别人的不一样？”他的声调很和气。我低头看看自己的衣服，再看看别人，原来别人身上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而我的却是褶褶囊囊，邋里邋遢：口袋扯了半边，上衣少了一只扣子，膝盖上沾了一块蓝墨水，不知怎么搞的，两只裤腿也好像长短不一，鞋子还好，不过两只鞋只有一根半鞋带。“我这就整理一下，”我低声说，“我回去就缝口袋、钉扣子。”“你衣服上的褶子是怎么来的呢？”所长微笑着说，“你可以多留心一下，别人怎么生活。能学习别人的长处，才能进步。”尽管所长说得很和婉，我却觉得很难堪，很气恼。我这是第一次被人公开指出我的无能，这是我第一次不是被当做尊严的形象而是作为“废物”陈列在众目注视之下。“我成了大伙研究的标本啦！”我难受地转过身，避开“大臣”和“将官”们的目光，希望天色快些暗下来。我溜到墙根底下，望着灰色的大墙，心中感慨万千：我这一生一世总离不开大墙的包围。从前在墙里边，我还有某种尊严，有我的特殊地位，就是在长春的小圈子里，我也保持着生活上的特权，可是如今，在这个墙里，那一切全没有了，让我跟别人一样，给我造成了生存上的困难。总之一句话，我这时不是因感到自己无能而悲哀，而是由于被人看做无能而气恼。或者说，我不是怪自己无能，而是怨恨我一向认为天生应该由人来服侍的特权的丧失。我因免于值日而对所方发生的感激之情，这时一下子全消失了。这天晚上，我发现了别人临睡时脱下衣服，都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枕头底下，而我却一向是脱下来顺手一团，扔到脚底下的。我想起所长说的话，确有几分道理，应该注意一下别人的长处，——我如果早知道这点的话，今天不是就不会碰到这种难堪了吗？我对伙伴们产生了不满，他们为什么对我这样“藏奸”，不肯告诉我呢？其实，那些伪将官们连向我说话还感到拘谨，我既然不肯放下架子去请教，谁还敢先向我指指点点呢？我就是这样的在抚顺度过了两个多月。十月末，管理所迁往哈尔滨，我们便离开了抚顺。　　四搬到哈尔滨在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上，只有几个年轻些的人还有点兴趣谈天说笑，愿意跟看守员打打“百分”，其他的人则很少说话，即使说起来声调也不高。车厢里大部分时间都是沉寂的。有不少人夜里睡不着，白天吃不下。我虽然不像回国时那样恐怖，却仍是比任何人都紧张。这时，正是朝鲜战场上的美国军队逼近了鸭绿江，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抗美援朝不久。有一天夜里，我见溥杰跟我一样睡不着觉，便悄悄地问他对战局的看法。他死阴活气地回答说：“出国参战，简直是烧香引鬼。眼看就完啦！”我领会他所谓“完啦”的意思：一方面指中国必然吃败仗，至少东北要被美国军队占领；一方面担心共产党看到“大势已去，江山难保”，先动手收拾我们这批人，免得落到美国人手里去。后来才知道，这是当时犯人们的共同想法。到了哈尔滨，看到管理所的房子，我越发绝望了。管理所的房子原是伪满遗留下来的监狱，看见了它，大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滋味。这所监狱是经日本人设计，专门关押“反满抗日犯”的地方，共两层，中心是岗台，围着岗台的是两层扇面形的监房，监房前后都是直径一寸的铁栏杆。由洋灰墙隔成一间间小屋，每屋可容七八人。我这屋里住了五个人，不算拥挤，不过由于是日本式的，只能睡地铺。我在这里住了大约两年，后来听说拆掉了。刚住进去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伪满时关在这里的“犯人”很少有活着出去的，不过单是听到那铁栏杆的开关声，就已经够我受的了，这种金属响声总让我联想到酷刑和枪杀。我们受到的待遇仍和抚顺一样，看守员仍旧那样和善，伙食标准丝毫没有变化，报纸、广播、文娱活动一切如常。看到这些，我的心情虽然有了缓和，却仍不能稳定下来。记得有一天夜里，市区内试放警报器，那凄厉的响声，在我脑里久久不能消失。一直到我相信了中朝人民军队确实连获胜利之前，我总认为自己不死于中国人之手，就得死在美国飞机的轰炸中。总之，我那时只想到中国必败、我必死，除此以外，别无其他结果。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我们从报上看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取得第一次战役胜利的消息，当时谁也不相信；到了年末，第二次战役大捷的消息来了，中朝人民军队把美国军队赶到三八线附近，我们还抱有很大的怀疑。过了年，有一天一位所方干部站在岗台上，向大家宣读了中朝军队光复汉城的新闻号外，各监房爆发出激烈的掌声。那时我心中仍旧半信半疑。二月间，报上公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所方恐怕引起我们惊慌不安，停止我们阅报，我们不了解内情，便断定是在朝鲜前线打了败仗，怀疑以前的捷报全是假的。我由此认为自己的厄运快来了。一天半夜，我突然被铁门声惊醒，见栏杆外来了好些人，从隔壁监房里拥着一个人走出去。我认为这必是美国军队逼近了哈尔滨，共产党终于对我们下手了，不由地浑身战栗起来。好容易度过了这一夜，天亮后听同屋子的人议论，才明白这是个天大的误会。原来前“四平省长”老曲半夜小肠疵气病发作，看守员发现后，报告了所长，所长带着军医和护士们来检查了一下，最后送他进了医院。我当时由于恐惧和联想，弄得神魂颠倒，所以只看见军装的裤腿，竟没看见医生和护士们的白衣衫。这个误会的解除并没给我带来多大的安慰。我怕听的除了夜里的铁门声之外，还有白天的汽车声。每逢听见外面有汽车响，我就疑心是来装我们去公审的。我白天把精力放在倾听、观察铁栏杆外边的一切动静上，夜里时常为噩梦惊醒。和我同屋的四个伪满“将官”，情形不比我好多少。他们跟我一样，饭量越来越小，声气越来越低。我记得那些日子，每逢楼梯那边有响声，大家都一齐转头向栏杆外窥探，如果楼梯上出现一个陌生面孔，各个监房里一定自动停止一切声息，好像每个人都面临着末日宣判一样。正在大家最感绝望的时候，公安机关的一位首长来到监狱，代表政府向我们讲了一次话。听了这次讲话我们才重新看到了生机。这位首长站在岗台前对着各个监房讲了一个多小时。他代表政府明确地告诉我们，人民政府并不想叫我们死，而是要我们经过学习反省，得到改造。他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相信在人民的政权下，多数的罪犯是可能改造成为新人的。他说共产主义的理想，是要改造世界，就是改造社会和改造人类。他说完，所长又讲了一会儿。记得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你们只想到死，看什么都像为了让你们死才安排的。你们可以想想，如果人民政府打算处决你们，又何必让你们学习？“你们对于朝鲜战争有很多奇怪的想法。有人可能认为，志愿军一定打不过美国军队，美国军队一定会打进东北，因此担心共产党先下手杀了你们；有人还可能迷信美国的武力，认为美国侵略者是不可战胜的。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中朝人民一定会打败美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改造罪犯的政策也一定得到胜利。共产党人从来不说空话，事实就是事实！“你们也许会说，既然不想杀我们，就把我们放出去不好吗？不好！如果不经改造就放你们出去，不仅你们还会犯罪，而且人民也不答应，人民见了你们不会加以饶恕。所以，你们必须好好地学习、改造。”我对那位首长和所长的话虽然不完全懂，甚至不完全相信，但关于政府不想处决我们的这段话，却是越想越有道理。是呵，如果是存心杀掉我们，在抚顺时何必为我们扩建监狱的澡堂？到哈尔滨又何必抢救垂危的病人？又何必一直对我和年纪大的给以伙食方面的照顾？对于像治病、洗澡之类的这些生活待遇，后来才知道，在新中国的监狱里不是什么稀奇事，但在当时，我们确实感到很新奇，把它看做是对我们的特殊照顾。因此听到了政府人员正面说出不想消灭我们的话来，我们顿时觉得轻松了不少。关于首长和所长说的学习、改造，在当时我们没有一个人加以理睬。在我看来，叫我们看书看报不过是为了让我们消磨时间，免得胡思乱想。说看几本书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思想，我觉得实在不可思议。对于美国军队可以打败的话，我更不相信。同屋的四个自命懂得军事的“将官”，则一致认为，美国或许没有胆量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敢拿出原子弹，然而美国仅仅用常规武器就足以称霸世界、无敌于天下；说可以打败美国军队，只不过是句空话。可是后来，我们渐渐觉得，共产党人不大像是说空话的人。过了不久我们重新看到了报纸，觉得那些有关朝鲜战场的消息不像是假的。那些“将官”们也说，历来编造战报，双方死伤人数可以造假，而地域的得失却不能做长时间的谎报，特别是美军总司令表示愿意谈判的消息，更是不能编造的。美国军队也要谈判停战问题，还能说是无敌的吗？“将官”怀疑起来了，不用说，我更解释不通了。“兵不厌诈，”一个当过“旅长”的战犯说，“也许这里面还有问题呢！我不相信美国是‘纸老虎’。”可是不管怎么不信，朝鲜战争越来越不像我们原先那样想的，美国越弄越不像个真老虎。这种出乎意料的情况越明显，我反而越感到了安心，因为我认为如果共产党没有溃败，就不至于急于消灭我这个累赘。这时的学习也与以前不同了。以前的学习是自流的，所方并不过问，现在是所方管学习的干部亲自领导我们学习。他给我们做了“什么是封建社会”的专题讲话，然后由我们讨论。每人还要写学习笔记。有一天，讲课的干部对我们说：“我已经讲过，改造思想首先要了解自己原来是什么思想。每个人的思想是跟他的出身、历史分不开的，因此，要从自己的出身、历史上去研究。为了进行思想改造，每个人要客观地无保留地反省一下自己的历史，写一份自传。……”我心里对自己说：“这就是改造吗？这是不是借口改造来骗我的供词呢？共产党看战局稳定下来，大概就要慢慢收拾我了吧？”这就是我当时的思想。我正是在这种对立的思想支配下，写下了我的第一份自传的。　　五写自传与献“宝”我认为写自传是审判的前奏。既然要审判，那就是说生死尚未定局，在这上面我要力争一条活路。对于应付审判，我早有了既定的打算。刚到哈尔滨那天，我们走下汽车，还没进入监房，这时侄子小固凑近我，在我耳边悄悄地说：“问起来，还是在苏联那套说法！”我略略点了一下头。所谓在苏联的那套说法，就是隐瞒我投敌的行径，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完全善良无辜的、爱国爱民的人。我明白现在的处境与在苏联时不同，我必须编造得更加严密，决不能有一点点漏洞。小固那天的话，是代表同他住在一起的侄子们和随侍大李的。那几句话说明了他们早已有了准备，同时也说明了他们对我的忠心，一如往昔。不过要想不出漏洞，光是忠心还不够，我觉得还必须再嘱咐一下。特别是要嘱咐一下大李，因为他是我的自传中最关键的部分——我从天津怎样到的东北——的实际见证人。我从静圆溜走前，事先他给我准备的行李衣物，我钻进汽车的后箱后，是他给我盖的箱盖。这些事一旦被泄漏出去，那个土肥原强力绑架的故事就不会有人相信了。这件事只能在休息时间，利用我和我的家族合法的见面机会去办。这时情况与以前已经有些不同了，一些年纪较轻的犯人开始干起杂活，如挑水、送饭、帮厨之类。我的家族除了荣源这时已死，黄医生因风湿性关节炎经常休息外，其余都参加了这种服务性的劳动。我在休息时间，不大容易全看到他们，不是这个在帮厨，就是那个在送开水。不过，也有个好处，这就是他们行动比较自由，可以为我传话找人。我就是利用这种便利让小瑞把大李给我悄悄找来的。大李来了，恭顺地走近了我，带着听候吩咐的样儿。我压低嗓音问他：“你还记得从天津搬家的事吗？”“是说到关外吧？是我收拾的东西，是吧？”“如果所方问起我是怎么从天津走的，你就说全不知道。你收拾东西，是在我走后，知道吗？”“走后？”“对啦，走后，你是听了胡嗣瑗的吩咐，把我用的衣物行车送到旅顺的。”大李点点头，表示心领神会，悄悄走了。第二天，小瑞在院子里告诉我，大李请他转报，昨天晚上他和所方贾科员谈天，他告诉贾科员我在东北时待底下人很厚道，从不打人骂人。又说我在旅顺时，成天锁门，不见日本人。我听了这话，觉着这个大李做得太过分了，为什么提旅顺的事呢！我叫小瑞告诉他：别多嘴，如果问起旅顺的情形，就说什么也不知道。我对大李的忠诚很满意。我对重要的问题有了把握，又向侄子们分别嘱咐过了，这才动手写起我的自传。在这份自传里，我写下了我的家世，写下了西太后如何让我做了皇帝，我在紫禁城如何度过了童年，我如何“完全不得已”地躲进了日本公使馆，我如何在天津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然后是按外界传说写成的“绑架”和“不幸的”长春岁月。记得我在最后是这样结束的：我看到人民这样受苦受难，自己没一点办法，心中十分悲忿。我希望中国军队能打过来，也希望国际上发生变化，使东北得到解救。这个希望，终于在一九四五年实现了。这份自传经过再三地推敲和修改，最后用恭楷缮清，送了上去。从这篇文字上我相信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我是个十分悔罪的人。送出自传之后，我又想，仅仅这篇文字还不够，还必须想个办法让政府方面相信我的“诚实”和“进步”才行。怎么办呢？依靠大李他们替我吹嘘吗？这显然不够，最重要的是我自己还必须有实际上的成绩。一想到成绩，我不禁有些泄气。自从回国以来，即使火车上的那段不算，抚顺的那段也不算，单说自从到了哈尔滨，我参加了监房内的值日以来，那成绩就连我自己也不满意，更不用说所方了。原来犯人们自从听了公安机关的首长和所长的讲话之后，每个人都在设法证明自己有了“觉悟”，都把所谓的“觉悟”看做活命的手段。现在回想起来，感到非常可笑，人们当时竟把事情看得那么简单：好像只要作假做得好，就可以骗得过政府。在我存有这种妄想的时候，最使我引为悲哀的，就是我处处不如别人。当时大家都从学习、值日和生活这三方面，努力表现自己，希图取信所方。我们这个组，在学习方面“成绩”最好的要算我们的组长老王。他原是伪满军法少将，在北平学过几年法政，文化程度比较高，对新理论名词懂得比较快。其他三名“将官”起初跟我一样，连“主观”“客观”都闹不清，可是“进步”也比我快。在开讨论会时，他们都能说一套。最要命的是学完“什么叫封建社会”的专题后，每人要写一篇学习心得（或称学习总结），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领会、感想，用自己的话说出来。在讨论时，我还可以简单地说一说，知道多少说多少，写心得可就不这么容易了。老实说，这时我对于学习还没感到有什么需要，学习对于我，非但没解决什么认识上的问题，反而让我对于书上关于封建社会的解释感到害怕。例如，封建帝王是地主头子，是最大的地主，这些话都像是对我下判决似的。如果我是最大的地主，那么不但从叛国投敌上说该法办，而且从土地改革的角度上说也赦不了，那不是更没活路了吗？我在这种不安的情绪中，简直连一个字也写不下去。在我勉强安下心东抄西凑地写完这篇心得后，又看了看别人写的，觉得我的学习成绩是决不会使所方满意的。到哈尔滨后，我自动地参加了值日，这是惟一可以证明“进步”的地方。在这里，所方再没有人宣布我“有病”，而我也发现这里每间屋的屋角上都有抽水马桶，没有提马桶这个难题了。值日工作只是接递外面送来的三顿饭、开水和擦地铺，我不再感到怵头，当轮到我的时候，就动手干起来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别人服务，就出了一个岔子，在端饭菜的时候，几乎把一碗菜汤全洒在人家头上。因此，以后每逢轮到我，总有人自动帮忙。他们一半是好意，一半也是不甘再冒菜汤浇顶的危险。生活上的情形，就更不能跟别人比了。我的服装依旧不整洁，我的衣服依旧靠小瑞给我洗缝。自从所长当众指出我的邋里邋遏以后，我心里总有一种混杂着羞耻和怨恨的感情。我曾试着练习照顾自己，给自己洗衣服，可是当我弄得满身是水，仍然制服不了肥皂和搓板的时候，心中便充满了怨气；而当我站在院里等待小瑞，别人的目光投向我手中待洗的衣袜时，我又感到羞耻。交上自传不久，我忽然下定决心，再试一次。我觉得这件事再困难也要干，否则所方看我一点出息都没有，还怎么相信我呢？我以满头大汗的代价，洗好了一件白衬衣。等晾干了一看，白衬衣变成了花衬衣，好像八大山人的水墨画。我对着它发了一阵呆，小瑞过来，把“水墨画”从晾衣绳上拉下来，夹在怀里悄悄地说：“这不是上头干的事，还是给瑞干吧。”他的话很顺耳，——我边散步边思索着，不错，这不是我干的，而且也干不好。可是，我不干这个，干什么才能向所方表现一下自己呢？我必须找一件可以干、而且干得出色的事情才行。我正苦苦地思索着，忽然旁边几个人的议论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我五妹夫老万那屋里的几个。他们正谈论着关于各界人民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志愿军的事。那时按规定，不同监房的人不得交谈，但听别人的谈话并不禁止。那堆人里有个姓张的前伪满大臣，在抚顺时曾跟我同过屋，他有个儿子从小不肯随他住在伪满，反对他这个汉奸父亲，连他的钱也不要。他现在估计这个儿子一定参加了抗美援朝。他每提起儿子，总是流露出不安的心情，现在又是如此。“如果政府还没有没收我的财产，我要全部捐献给抗美援朝。我儿子既然不要，我只好这样。”有人笑道：“这岂不是笑话！我们的财产本来就该没收的。”“那怎么办呢？”老张愁眉苦脸地说，“也许我那孩子就在朝鲜拚命呢！”“你想的太多，毫无根据。”另一个说，“你以为汉奸的儿女可以参军吗？”这句话别人听了显然不是味儿，一时都不再做声，可是老张还想他的主意：“咱们随身带的财物，政府并没充公，是代为保存的。我把它捐出去好不好！”“那有多一点？”又有人笑他，“除了皇上和总理大臣，谁的东西都值不了多少钱！……”这句话把我提醒了。不错，我还有许多珠宝首饰呢，这可是任何人都无法跟我较量的。不说藏在箱子底的那些，就说露在外面的一点也是很值钱的。其中那套乾隆皇帝当太上皇时用的“宝”，就是无价之宝。这是用田黄石刻的三颗印，由三条田黄石链条连结在一起，雕工极为精美。我不想动用藏在箱底的财宝，决定把这三颗印拿出来以证明我的“觉悟”。决定了就赶快做。我记得从前有一次，所方人员在岗台上宣布志愿军取得第五次战役胜利的消息时，不知是哪个犯人听完之后立刻向干部要求到朝鲜去参战，接着有好些人都提出这个要求，还有人立时扯本子写申请书。当然，所方没有接受。我后来不免有些嫉妒地想：这些人既表现了“觉悟”，又实际担不上什么风险，心眼真是不少。我想起那回事，决定这回不能落后于人，不要让他们抢先办了，显得我是跟着学的。正好，这天政府负责人员来巡视，我透过栏杆，看出来人正是在沈阳叫我不要紧张的那位。根据所长陪伴的形势，我断定他必是所长的上级，虽然他并没穿军装。我觉得向这样人拿出我的贡品，是效果更好的。等他巡视到我们监房跟前的时候，我向他深鞠一躬，说道：“请示首长先生，我有件东西，想献给人民政府……”我拿出了乾隆的日黄石印给他，他却不接过去，只点点头：“你是溥仪吧？好，这件事你跟所方谈吧。”他又问了几句别的话，就走开了。我想，他如果看到我的东西，知道它的价值，就不会如此冷淡了。没有办法，我只好找所方办这件事。我写了一封信，连同那套石印，交给看守员请他转送给所长。这套田黄石印送出之后，犹如石沉大海，一连多日没有消息。我不禁起了疑心，是不是看守员偷着匿起来了呢？我犯了老毛病，疑心什么就相信是什么。这天晚上，别人下棋的下棋，打扑克的打扑克，我却独自寻思田黄石印的去向，已经完全肯定是被贪污了。我考虑着是否直接问一下所长。这时矮墩墩的刘看守员从外面经过，站住了。“你怎么不玩？”他问。“我不会。”我答。这是实话。“你学嘛，打百分一学就会。”“我学也学不会。”这也是实话。“哪里的话！我不信还有学不会打扑克的。等一等，”他热情地说，“我交了班来教你。”过了一会儿，他果真带着一副扑克牌来了。他一屁股坐在栏杆外面，兴致勃勃地洗起牌来。我那套田黄石印就是交给他的。我心里对他原有的好印象全没有了。我当时的心情——现在想起来还是难受的——竟是充满了厌恶。“我就不相信这个学不会，”刘看守员发着牌说，“再说，不会玩怎么行？你将来重新做人，重新生活，不会玩那可怎么生活！”我心想：“你可真会说，装的真像呵！”“溥仪并不笨，”高个子老王也凑过来，嘴里叼着个小烟袋，笑着说。这就是在抚顺给荣源找回沈阳烟的那个看守员，他的烟瘾很大，终日不离烟袋，那烟袋只有一柞长。他到痰盂那里敲掉了烟灰，又开始装新的一袋，一边装一边说：“溥仪不笨，只要学，什么都学的会。”他点上了烟。隔壁有个人对他说：“王先生，你的烟挺香呵！”“怎么，大概你的烟卷又没啦？”他挪过一步对隔壁看看。不知是谁笑着又说：“我抽烟太没计划。”王看守员笑笑，解下了小烟荷包，扔了过去：“好吧，拿纸卷一支过过瘾。”王看守员每逢犯人抽光了规定的纸烟，总要解下烟荷包让人卷烟过瘾。这种举动原来使我很不理解，而现在则有了解释：“你们全是骗人！我就不信你们这一套！”事实上，一心想骗人的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而弄得别人不能相信的，也是我自己。过了不久，所长在院子里对我说：“你的信和田黄石的图章，我全看到了。你从前在苏联送出去的那些东西，现在也在我们这里。不过，对于人民说来，更有价值的是人，是经过改造的人。”　　六小家族起变化所长这段话的含意，我是过了许多年以后才明白的。当时我只是想，他既然说“需要改造”，那么我眼前就没有什么危险。可是万没想到，在我觉得已经没了危险的时候，危险就来了。有一天，我的眼镜腿掉了，我请看守员代我送到大李那里去修理。大李是个很巧的人，他常给人修理些小玩意，像眼镜、钟表、自来水笔等等，到他手里都能整旧如新。我的眼镜每逢有了毛病，他总是很认真地给我修好。没想到，这一次他的态度变了。我们这个管理所的建筑有个特点，楼上楼下的声响可以互相听到。看守员拿了我的眼镜下楼不久，我就听见了大李嘟嘟囔囔的声音。语音虽不清楚，但可以听出是不高兴。过了一会儿，看守员把眼镜带回来了，无可奈何地对我说：“你是不是自己想想办法？他说没办法修。”我听到大李的嘟嚷声时，就满肚子是气，心想他竟然敢对我端架子，太可恶了。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敢端下去。我对看守员说：“我自己会就不找他了。上次就是他修好的，还是请江先生跟他再说说吧。”这位江看守员年纪很轻，个子瘦小，平常很少说话。我们同屋的人都说他为人老实。他果然很老实，听了我的话又下楼去了。这回大李没推，给我修理了。可是拿回来一看，修得非常马虎，只是用一根线系了一下，连原来的螺丝都不见了。我仔细地琢磨了一下，终于明白了大李是变了，而且不是从今天开始的。我记起了不久前的一天，我因为多日不见大李，散步时想问他在忙什么，就叫小瑞去找，不料小瑞回来说：“大李说他忙，没功夫。”刚才从他拒绝修眼镜的嘟囔声音里，我模糊地听到这样一句话：“我不能老伺候他，我没功夫！”修眼镜的事过去不久，便到了一九五二年的新年。所方让我们组织一个新年晚会，自己演唱一些小节目，作为娱乐。舞台就是岗台前的空地。我在“三人快板”这个节目上，又发现了不祥之兆。这是小秀小固和大李三个人自编自演的。他们那间屋子里，除了小瑞，全都上了台。他们三个人用问答的形式，数说着发生在犯人中的引人发笑的故事，讽刺了某些犯人不得人心的行为。比如被人们称做大下巴的前伪满司法大臣张焕相，他最爱对人发脾气，吵起来弄得四邻不安，他在吃饭时常洒一地饭粒，别人如果给他指出来，他就洒得更多。又比如有些人当看守员经过的时候拚命提高嗓门读书，其实不是为自己读，而是做给所方看。他们一面念着快板，一面模仿着被讽刺者的姿态，引起了一阵阵的笑声。我一听就知道这主要是小固编的。起初我也觉得很好笑，可是听到后来就笑不起来了。他们讽刺起一些迷信鬼神的人。他们说，这种人不明白从前算卦、求神并没有挽救了自己，进了管理所还偷偷地念咒求神。这段快板的讽刺对象，显然也把我包括了进去，因为我这时还没有完全停止念咒求神的活动。这段快板，说的虽然并非毫无道理，可是，我怎么可以被讽刺呢？不错，从前我确实是上过卦、乩、经、咒的当，我们现在关在监狱里，渐渐明白了求神不如求人的道理，可是又何必当众影射我？这简直是“没上没下”了！问题还不仅限于此。接着，他们又讽刺了一种人，这种人进了监狱，明白了许多道理，政府拿他当人看待，“但是他仍要给别人当奴才”，“百依百顺地伺候别人”，结果不能帮助“别人”改造，只能“帮助别人维持主人架子，对抗改造”。我一听立刻就明白了这个被讽刺的人是谁，这个“别人”又是谁。同时也明白了小瑞不参加这个节目演出的原因。我心里疼惜起小瑞来，我更担心小瑞会撑不下去。事实上，小瑞跟别人一样，也有了一些变化。最近大李、小秀和小固在院子里不露面了，小瑞也减少了露面的次数，我的脏衣服逐渐积压起来，多日送不出去。开过这次晚会，小瑞索性不来拿我的衣服去洗了。紧接着，又出了一件大事。这天该我值日，我蹲在栏杆边上等着接饭菜。送饭菜的是小瑞。他把一样样饭菜递完，最后拿出一张叠成小块的纸条，放在我手里。我怔了一下，忙悄悄地藏起来，然后回身送饭，尽力不动声色。饭后，我装作上厕所，在屋角矮墙后的马桶上，偷偷地打开纸条。只见那上面写着：我们都是有罪的，一切应该向政府坦白。我从前给您藏在箱底的东西，您坦白了没有？自己主动交代，政府一定宽大处理。一股怒火，陡然在我胸中升起。但是过了不大时间，这股怒火就被一股冷气压熄了。我看到了众叛亲离的预兆。纸条扔到马桶里被水冲走了，纸条所带来的心思却去不掉。我默默地回想着这几个青年人的过去和现在，觉得他们的变化简直不可思议。小秀不必说了，其余的几个是怎么变的呢？大李，他的父亲原在颐和园当差，侍奉过西太后，由于这个关系，在宫里裁汰太监时，他得以进宫当差，那年他才十四岁。后来随我到天津，和另外几个童仆一起，在我请来的汉文教师教导下念书。他正式做了我的随侍，是我认为最可靠的仆人之一。我离大栗子沟时，挑了他做跟随。在苏联，他曾因一个日本人不肯让路而动过拳头，对我却始终恭顺，俯首贴耳地听我训斥。他为我销毁珠宝，做得涓滴不留，一丝不苟。对这样的一个人，我实在想象不出他发生变化的理由。现在事实就是如此，在他的眼里，已经没有了“上边”和“下边”了。小固，是恭亲王溥伟的儿子，溥伟去世后，我以大清皇帝的身分赐他袭爵，把他当做未来“中兴”的骨干培养，他也以此为终身志愿，到了苏联还写过述志诗以示不忘。他在我的教育下，笃信佛教，曾人迷到整天对着骷髅像参“白骨禅”，而且刚到哈尔滨那天，还不忘表示过忠诚。没想到这样的人，竟会编出那样的快板来讽刺我，显然，他的忠诚是不存在了。最不可思议的是小瑞的变化。如果说大李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小秀是由于“睚眦之仇”，小固是看穿了“白骨样”之类的欺骗，那么小瑞是为了什么呢？小瑞是清朝停亲王的后人，他家这一支自从他祖父载濂、叔祖父载漪和载澜被列为“庚子肇祸诸臣”之后，败落了下来。他十九岁那年被我召到长春，与其他的贫穷“宗室子弟”一起念书。在那批被称为“内廷学生”的青年中，他被我看做是最听话、最老实的一个。我觉得他天资低些，心眼少些，而服侍我却比心眼多的更好。在苏联，他表现出的忠诚，五年如一日。记得我曾经试验过他一次，我对他说：“你如果真的忠于皇上，心里有什么，都该说出来。你有没有不敬的想头？”他听了，立刻满脸通红，连声说“有罪有罪”，经我一追问，这老实人说出了一件使他不安已久的事。原来有一次我为了一件事不称心，叫几个侄子一齐跪了一个钟头，他那时心里喊了一声冤枉，埋怨我不好伺候。他说出了这个秘密，满脸流汗，恐惶万状。如果我这时下令叫他痛打自己一顿，他必是乐于执行的。我只点点头说：“你只要知罪就行了，姑且宽赦你这一回！”他忙磕头谢恩，好像从地狱回到天堂一样的快乐。从苏联临回国时，我断定性命难保，曾和妹夫、弟弟们商量“立嗣”问题，决定叫小瑞做我的承继人。他听到这个决定后的表现就更不用说了。如果说，在苏联时我有时还叫别人干点什么，那么回国之后，别人就不用想插手，因为我身边的事全被他包办下来了。这样的一个人，今天却教训起我来，说我“有罪”了！这些不可思议的变化，其实只要细想一下，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的。新年晚会那天，小固有一段快板诗，里面反映了他们的思想变化。大概意思是说他从少年时期到了伪满，终日在“内廷”里听着反宣传，受着奴化教育，久而久之认为日本人是天底下最强大的，中国老百姓是天生无能、该受摆布的，以及人是生来要分等级的等等。他们回国之后，才明白过去是受了骗。回国的第一天，在绥芬河车站上发现火车司机是中国人，这就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以后，几乎天天发现有出乎意料的事情。他们最感到意外的，是所方人员的态度和抗美援朝的胜利。……小固的这段唱词，我当时只当做是一般的开场白，未加注意。然而这不正是他们对我“背叛”的原因吗？他们不是发现被我欺骗了吗？但这都不是我当时能理解的。我最不明白的是，他们离开了我以后，与所方人员——所长、干部、看守员、炊事员、医生、护士们接触时，都强烈感觉出与前不同的地位：在这里，虽然是个犯人，却是个有人格的人，而从前虽然被看做是个贵族，被看做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实际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奴才。他们越想越觉得自己的青春时代过得不光彩。我们回国，列车在沈阳站停下时，正赶上与我们同车的一位女工①下车，这位女工因保护祖国财产而负伤，在站上她受到了各界人士们的热烈欢迎。他们听车上的公安战士们讲述了那位青年女工的故事，第一次知道了原来还有这样不同的青年生活在人间。以后，他们又听到了志愿军的英雄事迹，祖国建设事业中的英雄事迹，这给他们打开了视野。他们经过不断的对比，不由得不开始思索起许多问题：为什么从前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为什么同样是青年人，人家会那样生活，而自己却只知参禅、磕头？为什么人家那样尊严地、光荣地生活着，而自己却受到无理打骂还要谢恩认罪？为什么人家这样有本事，而自己却什么也不懂？……①即大连化工厂女工赵桂兰。赵因用身体掩盖了一瓶将要爆炸的化学物品，被炸去了一只手，保住了工厂。这样想着想着，他们就变了。他们开始认真地学习，开始向所方讲出了过去的一切。我消灭了纸条，靠墙坐着，忧间地想：共产党真厉害，不知是使了什么法儿，让他们变成这个样儿。我惟一感到一点安慰的，是妹夫和弟弟们还没有什么异状，不过这点安慰，却抵不上我的忧虑：小瑞会不会向所方检举我？一想到检举，我心里除了气恼、忧虑，更感到了左右为难。我藏在皮箱底层的东西，都是经过精选的白金、黄金、钻石、珍珠之类的首饰，共计四百六十八件。我把它看做后半生生活的依靠，如果没有了它，即使放了我，我也无法活下去。“自食其力”这四个字，在我脑子里根本就不存在。把珠宝交出去吗？我隐瞒了这么长时间，忽然拿了出来，这就证明了我过去全是骗人。继续隐瞒下去吗？除了小瑞，其他人也都知道这个秘密。即使小瑞不说，其他人说不说，我更没有把握。如果被别人揭发出来，那就更糟！“主动交代，可以宽大处理。”这句话在我心里浮现出来，随后又渐渐消失了。那时在我看来，“共产党”三个字和“宽大”总像调和不起来似的。尽管进入管理所以来受到的待遇大大出乎意料，尽管从报上屡次看到从宽处理“五反”案件的消息，但是我还是不能相信。在“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不久，有个别罪大恶极的贪污犯被判处了死刑，接着，报上揭露了许多资本家盗窃国家资财、窃取经济情报、走私、行贿，以及偷漏国税等等罪行，这时我不由得把这些案件拿来跟我的加以比较。我对“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这几句话也另有自己想法。我认为即使那些宽大事例全是真的，也不会适用于我，因为我是“首恶”，属于必办之类的。“坦白从宽”吗？——我苦笑了一下。在我的设想中，管理所长听我说出了这件事，知道受了骗，立刻会勃然大怒，狠狠地责罚我，而且追究我还有什么别的欺骗行为。我当初对待处于自己权威下的人，就是如此。我不能去坦白，——我对自己说，小瑞他们还不至于真的能“绝情绝义”到检举我的地步。我把这件事拖下来了。过了一个星期，又轮到小瑞给我们送饭。我偷偷地注意到，他的神色十分严肃，连看也不看我一眼。不但如此，他还对我的皮箱狠狠地盯了一阵。不好，——我心里嘀咕着，他别是要有什么举动吧？过了不到两个小时，我们刚刚开始学习，小瑞忽然匆匆地又来了。他在我们房外停了一下，然后匆匆地走开。我看得清清楚楚，他的两眼刚才正是搜索那只皮箱的。我断定他刚才一定到所长那里去过。我沉不住气了。“与其被揭发出来，倒不如主动交代的好。”我心里说。我抓住了组长老王的手，忙不迭地说：“我有件事情要向政府坦白。我现在就告诉你……”　　七坦白从宽“我溥仪没有良心。政府给我如此人道待遇，我还隐瞒了这些东西，犯了监规，不，这是犯了国法，这东西本来不是我的，是人民的。我到今天才懂得，才想起了坦白交代。”在所长的接待室里，我站在所长面前，低着头。在靠窗的一张桌子上，那四百六十八件首饰，发射着令人惋惜的光彩。假如我的“主动坦白”可以挽救我，假如宽大政策对我有效验的话，那么光彩就让它光彩去吧。所长注视了我一阵，点点头说：“坐下来吧！”从这一声里，我听出了希望。“你为了这件事，经过了很多思想斗争吧？”所长问。我避开了那个纸条，说我一直为这件事心中不安。在我说的那些话里，只有最后一句是真的：“我不敢坦白，我怕坦白了也得不到宽大处理。”“那为什么呢？”所长的嘴角上漾着笑意，“是不是因为你是个皇帝？”我怔了一下，承认了：“是的，所长。”“也难怪你会这样想，”所长笑起来了，“你有你的独特历史，自然有许多独特想法。我可以再告诉你一次：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是说到做到的，不管从前是什么身分，坦白的都可以从宽，改造好的还可以减刑，立功的还可以受奖。事在人为。你这些东西当初没交出来，犯了监规，并且藏在箱底里一年多，如今你既然自己来坦白，承认了错误，这说明你有了悔悟，我决定不给你处分。”说罢，他命令门外的看守员去找保管员来。保管员到了，他命令道：“你把那堆东西点收下来，给溥仪开一个存条。”我感到太出乎意料了。我连忙站起来：“不，我不要存条。政府不肯没收，我也要献出来。”“还是给你存起来吧。你在这里点交。”所长站起来要走，“我早已告诉过你，对我们说来，更有价值的是经过改造的人。”我带着四百六十八件首饰的存条，回到了监房。同伴们正开讨论会，讨论着正在学习的《中国怎样降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这本书里的问题。他们看见我回来了，停下讨论，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待遇，庆贺我有了进步。“老溥，佩服你！”他们现在已经不叫我溥先生，而是一视同仁地以“老”字相呼了。刚一听到这称呼，我比听叫“先生”更觉着不是滋味，不过今天被他们叫得很舒服。“老溥，从你这件举动上，给了我启发！”“老溥，没看出你真有勇气。”“老溥，我有你这例子，更相信宽大政策了。我向你表示感谢。”等等。我这里该补充说明一件事。自从我的衣物自洗自缝以来，我的外形比以前更加狼狈不堪了，而同伴们对我的尊敬也随着“先生”的称呼去了一大半，有人甚至于背后叫起我“八杂市”（哈尔滨从前一个专卖破烂的地方）来。在学习上表现出的无知，也时常引起他们的毫无顾忌的笑声。总之，我明白了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身分。现在他们再三对我表扬，我顿时有了扬眉吐气之感。这天休息时，我在院子里听见前伪满驻日大使老元对别人谈论这件事。老元这人心眼极多，可以说眼珠一转就够别人想一天的。这个多心眼的人说出一段话，大大触动了我的心事：“老溥是个聪明人，一点不笨。他争取了主动，坦白那些首饰，做的极对。其实，这种事瞒也瞒不住，政府很容易知道的。政府掌握着我们的材料，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你们想想报上的那些三反、五反的案子就知道。千百万人都给政府提供材料，连你忘了的都变成了材料，飞到政府手里去了。”照他这话说来，我在自传里扯的谎，看来也瞒不住了。如果我说了出来，会不会像交出珠宝一样的平安无事呢？一个是政治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能一样对待吗？所长可没说。可是似乎用不着说，犯了法就是犯了法，经济上犯罪也是犯罪，三反、五反案件重的重办、轻的轻办，坦白的从宽，应该全是一样的。话是这样说，事情不到临头，我还是下不了决心。跟上回不同的是，报上一出现“宽大”二字，我比以前更加想看个究竟了。三反、五反运动接近了尾声，结案的消息多了起来，而且尽是“宽大处理”的。老王是干过“法官”的，我曾跟他研究过报上的那些案件。每次研究，我总在心里跟我自己的事情联系起来，反复考虑，能否援用这项政策。后来所方叫我们写日寇在东北的罪行材料时，我想的就更多了。政府为了准备对日本战犯的处理，开始进行有关调查，号召伪满战犯提供日寇在东北的罪行材料。那天所方干部宣布这件事的时候，有人提出一个问题：“除了日寇的，别的可不可以写？”干部回答：“当然可以写，不过主要的是日寇罪行。”我听了，不由得犯了嘀咕：他要写什么别的？别的当然是中国人的，中国人最大的罪犯当然是我！我家里的人会不会也要写点“别的”？伪满战犯对于写日寇在东北的罪行，都很积极。我们这个组，头一天就写出了十多份。组长老王收齐了写好的材料，满意地说：“我们的成绩不错！明天一定还可以写出这么多。”有人接口说：“如果让东北老百姓写，那不知可以写出多少来。”老王说：“那还用说，政府一定会向东北人民调查的！你看呢，老溥？”我说：“我看是一定的，可不知道这次除了日寇，还调查别人不？”“不调查别人，可是准有人要写到我们。老百姓恨我们这些人不下于恨日本人呢！”吃晚饭的时候，是大李来送饭。我觉着他好像特别有气似的，他不等我把饭菜接过来，放在地上就走了。他走开以后，我立刻想起了我离开静园的时候，是他帮助我钻进车厢里去的。第二天，我们又写了一天材料。我知道的不多，写的也少了。老王收材料时，仍很满意，因为别人写的还是不少。他说：“你们瞧吧，以此推想，东北人民写的会有多少！政府掌握了多少材料！干过司法工作的就知道，有了证据就不怕你不说。从前，旧社会司法机关认为顶难的就是证据，可是在人民政府这里，老百姓都来提供材料，情形就不同了。”我听了这话，心里又是一跳。“政府掌握了材料！”这话我不是第一次听说了。今天早晨，我们议论报上一条关于捕获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消息时，我不由得又想起了这句话。报上这条消息中说，一九三五年杀害了红军将领方志敏的刽子手，已经在湖南石门的深山中捕获了。这个刽子手在湖南解放后，先藏在常德县，后来躲到石门的深山里，继续干反革命活动，但是终于给公安机关侦察出来。怎么查出来的，报上没说。我心想，这大概又是掌握了材料，大概共产党从一九三五年就把这个刽子手的材料记下来了。我跟老王学得了一句司法术语，这叫“备案存查”。第三天，当我写下了最后的一条材料，忽然听到楼梯口上有人声。我扭过头来，看见有个陌生的中年人出现在岗台的附近，后面随着所长。根据经验，我判断出这是上级机关来人视察。这位视察人员挨次察看了每间监房，听着看守长报告每个监房犯人的名字，面上毫无表情。他没穿军衣，我却觉得他像一位军人，这与其说是由于他的精确适度的每个动作和他的端正的体型，无宁说是由于他的严肃的面容。他大约不到五十岁。“你在于什么？”他在我们的监房外停下了，这样问着，眼睛看着我。我没料到他的声调很温和，而且他脸上浮着一丝笑容。我站了起来，报告说我正写日寇的罪行。他对我的回答感到兴趣：“你知道些什么日寇罪行？”我把刚写好的，从前听佟济煦说的那段屠杀建筑秘密工程工人的故事说了。也许是我的神经过敏，也许事实就是如此，我觉得他脸上的那一丝笑容突然消失了，他的目光变得非常严峻。我万没料到这个故事引起了他这么强烈的反应。“我当时听了很刺激，我原没想到日本人这样残忍。”我不安地说。“你为什么不向日本人抗议呢？”他逼视着我的眼睛。我觉出他在生气，赶紧低下了头，轻声说：“我……不敢”“你不敢，害怕，是吗？”他不要我回答，自顾说下去，“唉，害怕，害怕就能把一个人变成这样！”末后这句，又恢复了平静的声调。我低声说：“这都是由于我的罪过造成的，我只有向人民认罪，我万死不足以蔽其辜！”“也不要这样，把一切揽到自己头上。你只能负你自己那部分责任。应当实事求是。是你的，你推不掉，不是你的，也不算在你的账上。”我仍继续说，我的罪是深重的，我感激政府对我的待遇，我已认识自己的罪恶，决心改造好。我不知道他是否在听我的话，只见他察看我们的监房各处，并且叫一个犯人拿过漱口杯看了一看。等我说完，他摇摇头，说道：“应当实事求是。只要真正认罪，有了悔改表现，一定可以得到宽大。共产党说话算数，同时重视事实。人民政府对人民负责。你应当用事实和行动而不是用嘴巴来说明自己的进步。努力吧。”他对我写的那堆东西看了一眼，然后向隔壁的监房走去了。我的心沉重得厉害。我拿起写好的那堆材料重看了一遍，似乎今天我才感到这类事情的严重性。从这以后，那双严峻的目光似乎总也离不开我，那几句话也总冲击着我的心：“是你的，你推不掉！”“应当实事求是！”“用事实和行动而不是用嘴巴来说明自己的进步！”我觉得自己正处在一个无法抗拒的冲力面前。是的，这是一种不追究到底誓不罢休的冲力。就是由于这股冲力，一九三五年杀害方志敏的刽子手藏在深山中也没能逃脱掉。我觉得在这股冲力面前，日寇在东北的罪行必将全部结算清楚，伪满大小汉奸的！日账都无法逃掉。这天是星期日，我在院子里晾晒洗好的衣服，忽然看见大率和小瑞。还有一位所方干部从远处走过来。他们三个人在花台附近立了一会儿，分手走开了。小瑞向我晾衣服的地方走来，我想跟他招呼一下，他却看也不看我一眼，一直走了过去。我不禁狐疑起来：“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们真往绝处走吗？”我回到屋里，找出了一些旧报纸，专挑上面关于宽大处理三反、五反案件的消息和文章来阅读。看了一阵，老王过来说：“你干什么？研究五反？”“不研究了。”我放下报纸，下了决心，“我想起过去的一些事，以前认识不到它的性质，现在看起来正是罪恶，把这些写到感想里你看好不好？”“怎么不好？当然好啦！”他又放低声音说：“再说政府掌握咱们很多材料，还是先说了好。”我拿起笔来了。在这份学习感想中，有一段的大意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离不开利用封建和买办的势力，我的经历就是个典型例子。以我为招牌的封建势力在复辟的主观幻想下，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而日本帝国主义则用这招牌，把东北变成了它的殖民地。我把在天津张园、静园的活动，我把我那一伙人与日本人的关系，以及我和土肥原见面的详情，原原本本地写了出来。两天之后，组长老王告诉我，所方看到了我写的东西，认为我有了重大的进步，值得在本组里表扬。“拿出一件真正的物证，比说一万句空话还有用。”干过“法官”的老王说。　　八糊纸盒一九五二年末，我们搬出了那所带铁栏杆的房子，住进房间宽敞的新居。这里有新板铺，有桌子、板凳，有明亮的窗户。我觉着所长说的“改造”，越发像是真的，加上我交代了那段历史之后，不但没受到惩办，反而受到了表扬，于是我便开始认真地学习起来。我当时的想法，认为改造就是念书；把书念会了，把书上的意思弄明白了，就算是改造成功了。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事情并不这么简单；改造并不能仅仅靠念书，书上的意思也并不单靠念一念就能明白。例如对于《什么叫封建社会》这本书，是我早在一九五○年底到一九五一年初念过的，但是如果我没有经过那一段劳动（生活和生产方面的劳动），我到现在也不会明白封建制度造了什么孽。什么叫封建社会？我在念了那本书的两年多之后，即一九五三年春天糊纸盒的时候，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答案。一九五三年春，所方和哈尔滨一家铅笔厂联系好，由犯人们包糊一部分装铅笔的纸盒。从这时起，我们每天学习四个小时，劳动四个小时。所方说这是为了调剂一下我们的生活，又说，我们这些人从来没劳动过，干点活儿，会对我们有好处。这句话对我的特殊意义，是我当时完全意识不到的。我从前不用说糊铅笔盒，就是削铅笔也没动过手。我对铅笔的有关知识至多是记得些商标图案——维纳斯牌是个缺胳臂的女人，施德楼牌是一只公鸡等等；我从来没留心它的盒子，更不知糊一个盒子要这么费事。我糊了不大功夫，起先感到的那点新鲜味全没有了，心里像也抹上浆糊似的，弄得胡里胡涂。别人糊出了好几个，我的一个仍拿不出手去，简直说不上是个盒子还是什么别的东西。“你这是怎么糊的？”前伪满军医院长老宪把我的作品拿在手里端详着，“怎么打不开？这叫什么东西？”老宪是肃亲王善耆的儿子，从小跟他的几个兄弟姊妹受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的教育。他在日本长大，学过医。金碧辉（日名川岛芳子）是他的妹妹，做过伪哈尔滨市长的金碧东是他的兄弟，一家满门都是亲日派汉奸。在苏联他跟我第一次见面，曾经跪在我面前哭着说：“奴才这可看见主人了！”现在跟我住在一起，却是最喜欢找我的碴儿。原因是他为人尖酸刻薄，又极容易跟人争执，却又争不过人，而我各方面都不如别人能干，向来没勇气和人争论，所以成了他的发泄对象。我这时心里混合着妒嫉、失望和对于讥笑的担心，而老宪的多事偏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纷纷过来围观那个作品，发出了讨厌的笑声。我走过去，一把从老宪手中夺下来，把它扔进了废料堆里。“怎么？你这不是任意报废么？”老宪对我瞪起了眼。“谁报废？我糊的差点，不见得就不能用。”我叽咕着，又从废料堆里把我的作品拣回来，把它放在成品堆里。这样一摆，就更显得不像样了。“你放在哪里，也是个废品！”听了他这句双关话，我气得几乎发抖。我一时控制不住，破例地回敬了一句：“你有本事对付我，真是欺软怕硬！”这句话碰了他的伤疤，他立刻红了脸，嚷道：“我欺谁？我怕谁？你还以为你是个皇上，别人都得捧着你才对吗？……”幸亏这时没有人理他，组长也出来阻止，他才没嚷下去。可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老宪可不是个善罢甘休的人。第二天糊纸盒的时候，老宪选了我旁边的一个位置坐下，从一开始糊起，总是用一种挑剔的眼光瞧我的活。我扭了一下身子，把后背给了他。我这天的成绩，虽说比不上别人，总算有了些进步。到了晚上，所方用我们昨天生产所得的酬劳，买了些糖果发给我们。这是我头一次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虽然我的成绩是最次的），我觉得我分得的糖果，比过去任何一次吃到的都要甜。这时候，老宪说话了：“溥仪今天成绩不坏吧？”“还好，没有废品。”我顶撞地说。“嘻，还是虚心些的好。”他的脸上皮笑肉不笑。“说没有废品就算不虚心？”我心中直冒火，糖果也不觉着甜了。我最讨厌老宪的地方，就是他专爱挑人家高兴的时候找碴子。“如果再出废品，再随你扣帽子吧。”我想堵他这一句就不再理他。不料他走到我那堆成品里顺手拿出了一个，当着众人举了起来说：“请看！”我抬头一看，几乎把嘴里的糖果吸到肺里去。原来我糊倒了标签。我气极了，真想过去把那盒子抓过来扔到那张凹凸不平的脸上。我控制了自己，半晌只说了这么一句话：“你想怎么就怎么吧！”“喝，好大口气！还是臭皇帝架子。”他提高嗓门，“我对你批评，是对你好意。你不想一想。”他听见门外看守员的脚步声，嗓门更响了：“你还幻想将来当你的皇帝吧？”“你简直胡说八道！”我激怒地回答，“我比你笨，不如你会说会做，我天生的不如你。这行了吧？”别人都离开了座位，过来劝架。我们这时住的房间很大，一共有十八个人，除我之外，有三个伪大臣，十四个伪将官。组长是老韦，也是伪将官。张景惠是三名伪大臣之一，他老得糊涂，平时不学习、不劳动，也不爱说话。这天晚上除了张景惠之外，其余的都为了“纸盒事件”参与了议论。有人批评老宪说，既然是好意批评就不应大喊大叫地说话；有人批评我说，盒子糊坏了，就应承认，不该耍态度；蒙古族的老郭认为老宪的态度首先不好，不怪溥仪生气；向来和老宪要好的一个伪禁卫军团长则表示反对，说是老郭用“带色眼镜”看人；又有人说，这问题可以放到星期六的生活检讨会上去谈，一时七嘴八舌，彼此各不相让。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看见“禁卫军团长”拉了吵得嘴角起沫的老宪衣襟一下，而且别人也都突然静了下来。我回头一看，原来管学习的李科员走了进来。原先管学习的李科长，已经调走了，新来的这位又姓李，大家因为对从前那位叫惯了“学习主任”，所以现在对这位李科员也叫“学习主任”。他问组长大家吵什么，老韦说：“报告主任，是由一个废纸盒引起的……”李科员听完，把我糊倒标签的纸盒拿起来看了看，说道：“这算是什么大事，值得争吵？标签倒了，在上面再糊个正的不就行了吗？”李科员的这席话把大伙说得个个哑口无言。事情这还不算完。过了几天，负责分配纸盒材料的小瑞向我们转达，另外几组要发起一个劳动竞赛，问我们参加不参加。我们表示了响应。小瑞又告诉了一个消息，说小固在他们那个组里创造了一个用一道手续糊盒的“底盖一码成的快速糊盒法”，效率比以前提高了一倍还多。我们组里一听，觉得参加竞赛是不能用老办法了，得想个提高效率的新办法才行。那时我们常从报上看到关于技术革新创造的记载，如郝建秀工作法、流水作业法等等，有人从这方面得到了启发，提出了流水作业法，就是每人专搞一门专业，抹浆糊的专抹浆糊，粘盒帮的专粘盒帮，贴纸的专贴纸，糊标签的专糊标签，组成一道流水作业线。大家一致同意试试这办法，我也很高兴，因为这样分工序的办法，干的活儿比较简单，混在一起也容易遮丑。谁知道这样干了不久，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在流水作业线里，东西到了我这儿很快地积压起来，水流不过去了。而且，这又是老宪发现的。“由于个人的过失，影响了集体，这怎么办？”他故意表示很为难的样子。这次我一句也没和他吵。我面对着一大叠等着糊亮光纸的半成品，像从前站在养心殿门外等着叫“起儿”的人们那样呆着。当我听到我下手工序的一个伙伴也说我的操作不合乎标准，废品率必然会提高的时候，我知道无论是公正的老郭，还是李科员出来，都不会反对老宪的挑剔了。结果是，我退出了流水作业线，另外去单干。这是我和家里人分开之后，再一次感到了孤寂的滋味，而这次被排除出整体之外，好像脱光了身子站在众人面前，对比特别强烈，格外觉着难受。特别是老宪，那张橘皮脸上露出幸灾乐祸和报复的满足，走过我面前时还故意咳嗽一声，气得我的肺都要炸了。我很想找个同情者谈谈，但是组里每个人都是忙忙碌碌的，都没有谈话的兴趣。碰巧这时我又患了感冒，心里特别不痛快。这天夜里，我做起了噩梦，梦见那张凹凸不平的橘皮脸直逼着我，恶狠狠地对我说：“你是个废物！你只能去当要饭花子！”接着我又梦见自己蹲在一座桥上，像童年时太监们向我描绘的“镇桥猴”那样。突然有个人伸出一只手压在我头上，把我惊醒过来。我在朦胧中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立在我面前，用手摸我的脑门，说：“你发高烧，感冒加重了，不要紧，让我给你检查一下吧。”我觉得头昏昏的，太阳穴的血管突突直跳，定了定神，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原来看守员发现我在说梦话，又说又闹，叫不醒我，就报告了看守长，看守长把军医温大夫找来了。大夫看过了体温计，护士给我注射了一针药。我渐渐睡着了，不知他们什么时候离去的。我病了半个月，经过大夫、护士每天的治疗，渐渐恢复起来。在这半个月里，我每天大部时间睡在床上，不学习，不劳动，整天想心事。我在这半个月里想的比过去几年想的还多。我从纸盒一直回想到西太后那张吓得我大哭的脸。我从前一回忆起那个模糊的印象，只觉得西太后很可怕，而现在，我觉得她可恨了。她为什么单单挑上我来当那皇帝呢？我本来是个无知的、纯洁的孩子，从任何方面来说，我至少不会比溥杰的天分还差，可是由于做了皇帝，在那密不通风的罐子中养大，连起码的生活知识也没有人教给我，我今天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我的知识、能力不但比不上溥杰，恐怕也比不上一个孩子。我受到人们的嘲笑，受到像老宪这样人的欺负，如果让我独自去生活，我真不知怎么能活下去。我今天弄成这样，不该西太后和那些王公大臣们负责吗？我从前每逢听到别人笑我，或者由于被人指出自己无能，心里总是充满了怨恨，怨恨别人过于挑剔，甚至怨恨着把我关起来的人民政府，但我现在觉得这都不是应该怨恨的，事实证明我确实是可笑的、无能和无知的。从前我怨恨侄子们太不顾面子，把我的尊严竟全盘否定了，但我现在承认，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给自己作脸的事。比如有一次吃包子，我觉得很香，王看守员问我：“你喜欢韭菜？”我说没吃过，不知道。别人都笑起来说：“你吃的不是韭菜吗？”既然我小到尝不出韭菜，大到迎“天照大神”代替自己的祖宗，我还有什么“圣明”？又如何能不让别人笑骂呢？蒙古人老正是民国初年发动蒙古叛乱的巴布扎布的儿子，有一天他对我说，当年他全家发过誓要为拥戴我复辟而死，他母亲简直拿我当神仙那么崇拜。他说：“真可惜，她已经死了，不然我一定要告诉她，宣统是个什么样的废物！”既然我本来不是神仙，我本来无能无知，又如何怪别人说这类话呢？我只有怪西太后和那一伙人，只有怪我为什么生在那个圈子里。我对紫禁城发生了新的怨恨。我想到这里，觉得连老宪都算不上什么冤家了。我差不多完全痊愈了，这天所长找我去谈话，问了我的身体情况，追问到我和老宪争吵的情形，问我是不是感到了什么刺激。我把经过简单地说了，最后说：“我当时确实很受刺激，可是我现在倒不怎么气了，我只恨自己实在无能。我恨北京宫里的那些人。”“很好，你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弱点，这是一个进步。无能，这不用发愁，只要你肯学，无能就会变成有能。你找到了无能的原因，这更重要。你还可以想想，从前的王公大臣那些人为什么那样教育你？”“他们光为了他们自己。”我说，“不顾我，自私而已。”“恐怕不完全如此，”所长笑着说，“你能说陈宝琛跟你父亲，是成心跟你过不去吗？是成心害你吗？”我答不上来了。“你可以慢慢想想这问题。如果明白了，那么你这场病就生得大有价值。”从所长那里回来之后，我真的放不下这个问题了。到我参加病后的第一次生活检讨会时，我把过去的生活已经想了好几遍。我没有得到什么答案，怨气却越聚越多。在这次生活检讨会上，有人批评了老宪，说他完全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总是成心打击我。接着，差不多一半以上的人都对他发表了类似的意见，甚至有人把我生病的责任也放在他身上，并据以证明他在大家的改造中起了坏作用。老宪慌张了起来，脸色发灰，结结巴巴地做了检讨。我在会上一言没发，继续想着我的怨恨。有人提出，我应该发表一下意见。老宪的脸更加发灰了。“我没什么意见，”我低声说，“我只恨我自己无能！”大家一时都怔住了。老宪大大张开了嘴巴。我忽然放大了嗓音，像喊似地说：“我恨！我恨我从小生长的地方！我恨那个鬼制度！什么叫封建社会？从小把人毁坏，这就是封建社会！”我的嗓子突然被一阵痉挛埂住，说不下去了，别人唧唧哝哝地说什么，我也听不见了。……　　九检察人员来了从一九五三年末起，我们连着学习了三个月的《帝国主义论》。一九五四年三月，学习结束后，管理所迁回抚顺。过了不久，检察机关的工作团来到管理所，开始了对战犯的调查。后来才知道，政府为了这次调查日本战犯和伪满战犯的罪行，做了很周密的准备，组织了庞大的力量。一大批日本战犯调到抚顺来了。几年前政府人员就准备了大量材料。大约二百名左右的检察工作人员集中起来，事先受到了政策和业务的专门训练。日本战犯住在“三所”、“四所”和“七所”里，那边的情形不清楚，我们一所伪满战犯这边三月末开过了一个大会，开始了调查。调查工作——从犯人这方面说是检举与认罪——一直进行到年底，才基本结束。在大会上，工作团的负责人员讲了话。他说，你们经过了这几年的学习和反省，现在已经到了认罪的时候了，政府有必要来查清你们的罪行，你们也应该对过去有个正确的认识，交代自己的罪行，并且检举日本帝国主义战犯和其他汉奸的罪行；无论是坦白交代和检举他人，都要老老实实，不扩大、不缩小；政府对你们最后的处理，一方面要根据罪行，一方面要根据你们的态度；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所长同时宣布了监规：不准交换案情，不准跟别的监房传递字条信件，等等。从这天起，每日休息时间各组轮流到院子里去，想跟别组的人会面也办不到了。开过大会，各组回到各自的屋子开讨论会，每个人都表示了要彻底坦白、检举，低头认罪，争取宽大。有人说：“我一直在盼这天，只要能审判，就有期限了。”也有的人，比如老宪说了他相信宽大政策，却又神色不安，显然是言不由衷。看到老宪面色发灰，我并没什么幸灾乐祸的想法，反而被他传染上了不安的情绪。自从在学习心得里交代了历史关键问题之后，当时我对宽大政策有了信任，现在又觉得政策还没兑现，不知将来处理的时候，是不是仍如所长说过的，对我并不例外。如果像老宪这样一个“军医院长”也值得担心，我这“皇帝”又该如何呢？但是，无论如何，最大的问题我都已经交代出来了。我的情形可能跟老宪不同，他也许在考虑是不是交代，而我的问题只能是如何让检察人员相信，我早已就是认了罪的。为了取得检察人员的信任，我决定详细而系统地把自己的历史重写一遍，同时把自己知道的日本战犯的罪行尽量写出来。我在小组会上做了这样的保证。完全实现这个保证，却不是那么容易。我写到伪满末期，写到苏联对日本宣战那一段，想起了一件事。那时我担心日本人在这紧张时机对我怀疑，把我踢开，总想着法儿取宠关东军。在得到苏军宣战消息后的一天夜里，我没经任何人的指点，把张景惠和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叫了来，给他们下了一道口头“敕令”，命他们紧急动员，全力支持日本皇军抵抗苏军的进攻。这件事情我该如何写？不写，这件事难保别人不知，写吧，这件并非日本人授意的举动（那时吉冈正称病不露面），是否会引起检察人员的怀疑，不相信我是处处受着吉冈安直摆布的呢？如果检察人员发生了误会，我所交代的全部历史就变成不可信的了。我最后决定，不能写的太多，坏事少写一件不算什么，把这件事也算到吉冈安直的账上去吧。写完了，我又考虑写得太少也不好。于是我把能写的尽量写详细。写完了坦白材料，我又尽量地写检举材料。材料都交上去了。我等待着检察人员的传讯。在等待中，我不住地猜想着审问时候的场面。检察人员跟所方人员一样不一样？凶不凶？是不是要动刑？在我脑子里，审问犯人是不可能不厉害的。我在紫禁城和宫内府里对待犯过失的太监、仆役，就向来离不开刑具。我怕死，更怕受刑。不用说皮肉受苦，即使有人像我从前对待别人那样打我一顿耳光，也不如死了的好。我曾经认为，住共产党的监狱如果受不到野蛮的虐待是不可能的。进了管理所之后受到的待遇，是出乎意料的。这里不打人、不骂人，人格受到尊重。三年多来，一贯如此，按说我不该再有什么怀疑，可是一想到审问，总还是不放心，因为我认为审问就是审问，犯人不可能跟问官一致，问官不可能相信犯人，结果自然会僵住，自然是有权威的问官要打人，这本是无可非议的。我在这些念头的折磨下，过了十多天寝食不安的日子。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看守员来通知我去谈话。我被领进中央甬道里的一间屋子。这间屋子大约有两丈见方。当中有一张大书桌，桌前有个茶几，放着茶碗茶壶和烟灰碟。一位中年人和一位青年坐在桌后。他们示意，让我在茶几旁的椅子上坐下。“你叫什么名字？”那中年人问。“爱新觉罗·溥仪。”他问了年龄、籍贯和性别。那个青年的笔尖，随着我们的谈话“嚓、嚓”地在纸上动着。“你写的坦白材料我们看了，”那中年人说，“想听你当面谈谈。你可以抽烟。”就这样开始了。中年的检察员从我幼时问起，问到我被捕。我都说完了，他对我点点头，样子好像还满意。“好吧，就谈到这里。以后赵讯问员可能有问题问你。”总之，这种讯问的气氛是颇出乎意料的。我心里少了一个问题。第二次讯问，当我发现屋里只有赵讯问员一个人的时候，不禁有点失望。我坐在这位讯问员面前，注视着他的年轻的面庞，心中不住地想：他行吗？他弄得清楚吗？他能明白我说的话是真的？他正当血气方刚之年，有没有脾气？如果别人瞎检举我，他信谁的？……“有个问题要问你一下，”他打断了我的思路，问起我在伪满时颁布敕令和诏书的手续问题。我照着事实做了回答。在谈到一项敕令时，他问我在颁布前几天看到的，我想不起来了。“大概是一两天前，也许，三天，不，四天吧？”“不用立刻回答，”他说，“你想想，几时想起几时说。现在谈另一个问题……”在这另一个问题上，我又记不起来，僵在那里了。我心里不免暗暗着急：“我又想不起来啦，好像我不肯说似的，他该火了吧？”但是他并没发火，还是那句话：“这且放一边，你想起来再说。”后来，我终于对这个年轻人完全服了。已不记得那是第几次讯问了。他拿出一份我写的检举材料，放在我面前，问我：“你写的这个检举材料上说，在日本战犯、前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策划下，日本侵略者在一年中掠去东北粮食一千六百万吨。这件事说的太不具体。是一年吗？是哪一年？一千六百万吨的数字怎么知道的？你再详细说说。”我怎么能知道呢？这不过是我从同屋的两个伪大臣谈天中无意中听来的，我自然不敢把这件事说出来，只有学一下苏东坡的“想当然耳”，说日寇对东北财富，无不尽力搜刮，粮食是产多少要多少。说到这里，讯问员拦住了我：“东北年产粮食多少，你知道吗？”我张口结舌，半晌说不出话来。“你这条检举的根据是什么？”我看是混不下去了，只好说出了这条马路情报的来源。“那么，你相信不相信这个材料？”“我，……没什么把握。”“哦，连你自己也不信！”讯问员睁大了眼，“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写？”我正在呐呐然，不知说什么是好，他却把自来水笔的笔帽套好，收拾着桌上的纸张和书本——有厚厚的伪满的《年鉴》、《政府公报》，显然是不再需要我的答案。这次讯问是他用这句话结束的：“无论对人对己，都要实事求是。”我望着这个比我年龄小十几岁的人，没有话说。我从心底承认了他的话。因为我就害怕着别人给我编造和夸大呀。我走出讯问室，心底蓦地冒出一个问题：“是不是每个讯问员都是像这小伙子似的认真呢？倘若有一个不是这样，而正巧收到了诬赖我的检举材料，那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很快就得到了答案。同屋的老元后来告诉我们一件同样的经历。他曾按估算写了日本从东北掠夺钢铁的数字，讯问员不相信，给他一支铅笔，叫他算一算生产这些钢铁需要多少矿石，东北各矿年产多少矿石……。“他带着东北资源档案哩！”老元最后这样说。因此我也明白了为什么赵讯问员的桌子上放着那些《年鉴》、《公报》之类的材料。不过工作团为了查证每件材料，使用了几百名调查人员，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跑遍了各地城乡，翻遍了数以吨计的档案，这还是到了我在检察员的总结意见书上签字时才知道的。我在年轻的讯问员那里碰了一个钉子，由于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感到高兴，又因自己的愚蠢而担心他把我看做不老实的人。因此我赶紧写了一个自我检讨书给他送去。“情形不像很严重。”交出了检讨书，我这样的想。　　十东北人民的灾难和仇恨关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造下的灾难，我过去从来没听人具体地谈过，也从来没有在这方面用过心。我多少知道一些东北人民的怨恨，但是我只想到那是东北人与日本人之间的事，与我无关。历史过去了十来年，到今天我才如梦初醒，才感觉到真正的严重性。工作团的人员给我们专门讲过一次，关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罪行的部分调查结果。我当时听了还有点疑惑。他列举了一些不完全的统计数字，例如惨案数字，某些惨案中的集体屠杀的数字，种植鸦片面积、吸鸦片的烟民及从鸦片贩卖中获得利润的数字，等等，都是骇人听闻的。那些屠杀、惨案的情节更是令人发指。我听的时候一面感到毛骨悚然，一面却在想：“果真是如此吗？如果是真的，我不知道，怎么我的弟弟、妹夫、侄子和随侍他们也没有人向我说过呢？”一直到后来参加了日本战犯的学习大会，我才不再怀疑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我们这是第一次看见日本战犯。后来从报上才知道，抚顺的日本战犯是在中国羁押的日本战犯的一部分。根据这次大会和后来日本战犯的释放、宣判以及以后陆续得到的消息，我们发现这些罪犯在学习中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关于这点，我后面还要说到。现在说一说这个大会。这个大会虽然有所方和工作团的人员在场，事实上是由他们自己的“学委会”组织起来的。“学委会”是在大多数日本战犯思想有了觉悟后，自己选出来管理自己的生活和学习的组织。在这次大会上，有几个日本战犯讲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坦白交代了许多罪行，有的人则对别人进行了检举。他们用事实回答了一个学习的中心问题：日本帝国主义是不是在中国犯了罪。我们全体伪满战犯参加大会旁听。在那些坦白与检举中，给我们印象最深、使我们感到震动最大的是前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和一个伪满宪兵队长的坦白。古海忠之是日本军部跟前的红人，他和武部六藏（总务厅长官）秉承关东军的意旨，以伪满政权的实际统治者的地位，策划和执行了对全东北的掠夺和统治。他具体地谈出了强占东北农民土地的移民开拓政策，掠夺东北资源的“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毒害东北人民的鸦片政策，以及如何榨取东北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以准备太平洋战争等等的内幕。他谈出了许多秘密会议的内情，谈出了许多令人咋舌的数字；他所谈到的那些政策的后果，每个例子都是一个惨案。例如一九四四年从各县征用了一万五千多名劳工，在兴安岭王爷庙修建军事工程，由于劳动与生活条件恶劣，在严寒中缺吃少穿，死掉了六千多人。又例如为了准备对苏作战，修改流人兴凯湖的穆棱河河道，工人由于同样原因致死的有一千七百多人。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谈的鸦片政策。一九三三年初，日军在热河发动军事行动之前，为了筹办军费，决定采用鸦片政策。当时尚未控制东北的鸦片生产情况，手中现货不足，乃向国外贩进二百多万两，同时用飞机在热河广散传单，鼓励种植鸦片。后来，大约是一九三六年，在伪满七省扩大种植面积，大力生产，以后又以法律形式确定了鸦片的专卖垄断。为了鼓励吸毒，各地广设“禁烟协会”、鸦片馆，并设“女招待”，大事吸引青年。一九四二年，日本“兴亚院”召开了“支那鸦片需给会议”，做出了“由满洲国和蒙疆供应大东亚共荣圈内的鸦片需要”的决议，据此又在伪满扩大种植面积到三千公顷。据古海估计，至伪满垮台止，伪满共生产了鸦片约达三亿两之多。鸦片利润在一九三八年占伪满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一九四四年利润增至三亿元，为伪满初期的一百倍，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军费重要来源之一。吸毒的烟民，仅热河一省就达三十万人左右，全东北平均一百个居民里就有五个中烟毒的人。那个宪兵队长所坦白的，都是非常具体的事例。他交代出的每件事，都是一幅血腥的图画。他做过伪满西南地区宪兵队队长。为了镇压人民，宪兵队采取了各种恐怖的手段。杀人，往往是集体屠杀，杀后还召集群众去参观尸体。有时把一些他们认为可疑的人抓了来，站成一排，从中随便挑出一个来，当众用刀劈死。他自己用这种办法就杀了三十多个。抓来的人，要受到各种刑罚的折磨：棍子打，鼻孔里倒灌冷水、辣椒水、煤油，用香火烧，红铁烙，倒挂起来，等等。在许多日本战犯的检举中，惊心动魄的惨剧是数不胜数的。这些惨剧的主演者实在比野兽还要残暴。有一段故事我记得是这样：一个日本兵闯进一户人家，一个年轻的母亲，正坐在锅台边上抱着孩子喂奶，这个兵一把抢走孩子，顺手扔进开水锅里，然后**了那母亲，最后用棍子插进**，活活弄死。这类的故事当年普遍发生于东北各地和日军的各个占领区内。原来这就是“圣战”的内容，这些“皇军勇士”正是我当年祝福、遥拜、拥护的对象，正是我当年的依靠。后来，检察人员不断地送来调查材料、统计材料和东北人民的控诉检举材料。当年东北地区的地狱景象，在我面前越来越清晰。我终于明白了在我屈从、谄媚日本关东军的同时，在我力求保存我的“尊号”的同时，有多少善良无辜的人死于非命；同时也明白了在我恬然事敌的时候，正有无数爱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向敌人进行着抗争。东北人民所遭受的残害，如果不算直接在日本统治者手里受到的那些，只算经过伪政权和汉奸们那里间接受到的，就可以不费事地举出很多例子和数字来。例如在种种有关粮食的法令、政策，即所谓“粮谷出荷”的规定下，东北人民每年收获的粮食被大批掠走，特别是在伪满后期，东北人民只能靠配给的玉米穰、豆饼、椽子面等等掺成的“混合面”过日子。被掠去的粮食除了充做军用，大部运往日本。输日数量逐年增加，据伪满官方资料，在一九四四年一年内，即输往日本三百万吨。在伪满的最后六年间，粮食输往日本共计一千一百一十多万吨。在统制粮谷、棉布、金属等等物资的法令下，人民动不动就成了“经济犯”。例如，大米是绝对不准老百姓吃的，即使从呕吐中被发现是吃了大米，也要算“经济犯”而被加以治罪。仅仅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的一年间，被当做“经济犯”治罪的就有三十一万七千一百人。当然，被抓去挨了一顿痛打之后放出来的，并不在此数之内。东北农民在粮食被强征的同时，耕地也不断地被侵占着。根据“日满拓植条约”，日本计划于二十年内从日本移民五百万人到东北来。这个计划没有全部实现，日本就垮台了，但是在最后两年内移人的三十九万人，就经过伪满政权从东北农民手中夺去了土地三千六百五十万公顷。此外，借口应付抗日联军而实行的“集家并屯”政策，又使东北人民丧失了大量土地，这尚未计算在内。又例如，日本统治者为了榨取东北的资源，为了把东北建设成它的后方基地，通过伪满政权，巧立了各种名目，残酷地奴役着东北人民，实行了野蛮的奴隶劳动制度，造成了惊人的死亡。自一九三八年用我的名义颁行了“劳动统制法”后，每年强征劳工二百五十万人（不算从关内征集的），强迫进行无偿劳动。大都是在矿山和军事工程中进行劳动，条件十分恶劣，造成了成批死亡。像一九四四年辽阳市的“防水作业”中，二千名青年劳工因劳动过度不到一年就被折磨死的，竟有一百七十人。吉林省蛟河县靠山屯农民王盛才写来一份控诉书，他说：我哥哥王盛有在伪满康德十年旧历一月间，被拉法村公所抓去到东安省当劳工，他在那里吃橡子面，还不让吃饱，夜晚睡在湖地上，还挨打受骂，共去七个月，折磨成病，回来后九个月死去。嫂子改嫁，我父亲终日忧愁，不久死去了。我全家四口，只剩下我一个人，使我家破人亡。这样的家庭，在当时的东北是非常普遍的。不仅是农民，普通的职工、学生，以及因检查体格不合乎当兵条件的，即所谓“国兵漏”的青年，都要定期从事这种奴隶劳动，即所谓“勤劳奉仕”。蛟河县拉法屯的陈承财控诉说：伪满康德十年的旧历五月初一，伪蚊河县公署把我和我乡“国兵”检查不合格的其他青年共一九八名，编成“勤劳奉仕队”，集中县城。第三日由日本兵押着我们，到东安省勃河县小王站屯做苦工。让我们在野地里挖了一米宽四十米长的沟渠，一栋挨一栋的搭起草席棚子。里边铺些野草，非常潮湿，让我们住在这里。吃的简直不能说了，每天只有橡子面饭团，也不给吃饱。在吃饭前还得排成队，双手举饭“默祷”三分钟。每天重劳动超过十二小时，不管天气炎热与寒冷，叫我们全脱光衣服进行劳动。冬天把我们冻得起疙瘩，夏天晒成脓疤直流水。就在这样劳累苦难的环境下，为伪满洲国修所谓“国境道”。我乡富太河屯刘继生家，一家只父子二人，刘继生就是于同年七月十七日死在工地上的。父亲在家听说儿子死了，也上吊自杀了。挨打是经常的事。在同年五月初四逃跑了五名，不幸被鬼子抓回一名，当场把抓回的青年用绳子拴在马脖子上，人骑着马在地里磨，一直把这个人的肚子磨破，肠子流出而死。处境最惨的是“矫正辅导院”里的人。在伪满后期，日本的统治，已经残酷到接近疯狂的程度。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和镇压人民越来越大的反抗，一九四三年颁布了“思想矫正法”和“保安矫正法”，在全东北各地普遍设立了集中营，名为“矫正辅导院”，以所谓“思想不良”或“社会浮浪”为名，绑架贫苦无业者或被认为有不满情绪的人，从事最苦的劳役。有时候，连任何询问都用不着，把行路人突然拦截起来，统统加上“浮浪者”的罪名，送进矫正辅导院。进去之后，就没有出来的日子。那些熬到伪满垮台的人，今天怀着刻骨的仇恨，向人民政府控诉了伪满政权。鹤岗市翻身街的一个农民，伪满时原在鹤岗“新开基满洲土木”做工，一九四四年被以反满抗日名义抓到伪警察署。同他一起的有十七个人。他们被毒打之后，被送到鹤岗矫正辅导院，强迫到东山煤矿挖煤，每天十二小时，每顿饭只有一个小高粱饭团，没衣服穿，没被子盖，经常受毒打。他说：我母亲听说我在辅导院押着，就到我做活的地方隔着刺网看我，被辅导警看见，当时把我母亲揪着头发，脚踢拳打了一顿，打得我母亲躺在地下爬不起来。后来又用洋镐打我，打得我浑身是伤，昏迷不醒，七天人事不知。有一次我们因为吃饭不给菜，同押的宋开通拿我的钱向过路人买些葱，被辅导科的汉奸王科长看见，把我和宋开通叫去，在我身上搜出五元钱。他们就打我，把嘴和鼻子打得都流出血，又把我装在麻袋里，不蹲下就敲脑袋，装在麻袋里举起来摔，摔了三下我就昏过去了。每天都死人，每隔三四天就抬出七八个死人，我一同被抓的十七个人就死了九个。我得了肺病，到现在不能做活。那时我母亲也得了疯魔，我三个弟弟那时最大的十一岁，他们每天讨饭过活。　　当时在鹤岗矫正辅导院用度科当用度员的尹影，在检举书上写道：　　伪满鹤岗矫正辅导院从一九四四年成立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九号，囚禁人数达一千一百九十人。被囚禁之人员大部是由佳木斯、牡丹江、富锦等地区监狱里押送来的。其中有一人叫陈永福，是我认识的。他在街上行走，无故被警察抓来的。在矫正辅导院里的犯人，每天做工十二小时，每人每天只给六两粗粮，穿更生布衣。吃不饱穿不暖，做工时间又长，坑内通风不良，空气非常恶劣。有了病不但不给营养的东西吃，反而将粮食减到四两至三两半，有的人怕减粮就带病上班挖煤。就这样造成大批死亡。在病室里有的死了很长时间才被发现，死后当时并不给抬走，经一二日才抬出去放在停尸场中，用小木牌写上号码拴在手腕上，按井字样堆成垛。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号我亲眼看见使用黄毯子卷尸体三十四具，叫患病的人两人抬一个，送到鹤岗东山“万人坑”埋掉，将毯子拿回，再发给别人使用。为防止“浮浪者”（被押人）的逃跑，施行恐怖镇压手段，经常由监房提出被押人扒去衣服吊起毒打，打得人浑身发紫，还强迫劳动。我现在还记得有一次富锦县监狱押送来的所谓“浮浪者”刘永才，被打在小便上，提回监房即死。……伪满的军队、警察、法院、监狱对东北人民的镇压，更是充满了血腥气，造成的惨案更是数不胜数。据检察人员从残余的伪满官方档案里找到的部分材料，就统计出了被伪满军杀害的抗日军民有六万余人，屠杀的居民八千八百余人，烧毁的民房有三千一百余处所。伪满警察、特务机关所杀害的善良人民，那数目是无法计算了。仅据三十六起有案可查的统计，在被逮捕的五千零九十八名爱国人士和无辜群众中，只有三人经不起诉释放，档案中声明判死刑者四百二十一人，未判刑即死于狱中者二百十三人，判徒刑者二千一百七十七人，其余二千二百八十四名则无下落。伪满时期，东北是警察的世界，几乎村村都有警察。一个县的警察署，就等于是个阎王殿。这种地方制造的惨剧，在地狱里也不过如此。肇源县八家子有位六十一岁的农民黄永洪，当年因为给抗日联军送过信，被伪警察署提了去，他经历了一场集体屠杀。他说：这年阴历二月二十六，伪警察提出我们被押的三十多人，让拿着洋镐到肇源西门外挖坑，天黑又回到监狱。二十七日又提出我和王亚民、高寿三、刘成发四个人，另一批又提二十人，到了西门外，把那二十人枪毙了，又提来二十二个人，又把他们枪毙了。枪毙以后，警察在他们身上倒汽油，点着了烧，在烧的时候，有一个人未死，被火一烧，就出来逃跑，又被警察用枪打死了。烧完之后，叫我们四个人将他们四十二人用土都埋了。现在肇源西门外还有那个大坑，我还能找到那个地方……这座活地狱，在“执政”、“康德皇帝”、“王道乐土”等等幌子底下存在了十四年！所有的残酷暴行，都是在我这个“执政”和“皇帝”的标签下进行的。每个受难者都被迫向“御真影”叩拜，背诵“诏书”，感谢“亲邦”和“皇帝”的恩赐。因此，今天每份控诉书后面都有这类的呼声：“要求人民政府给我们申冤报仇！我们要向日寇和汉奸讨还血债！”“给我们死去的亲人报仇！惩办日寇和汉奸！”　　十一“自作孽，不可活”问题之严重，还不仅限于此。日本战犯的坦白、揭发和东北人民群众的控诉、检举，使我们“一所”激动起来了。尤其是那些年纪轻的人，反应分外强烈。在这种情形下，我遭到了侄子、妹夫和大李的揭发。我陷入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仇恨中，其中包括了家族的仇恨。我犹如置身镜子的包围中，从各种角度上都可以看到自己不可入目的形象。这是从我们一所的一次全体大会开始的。那天我们参加过日本战犯的学习大会，工作团的人员把我们召集起来，要大家谈谈感想和认识。许多人从日本战犯大会上感染到的激情犹未消失，这时纷纷起立发言，自动坦白出自己的罪行，并且检举了别人。人们检举比较集中的是前伪满司法大臣张焕相。他在“九一八”事变前，做过东北讲武堂教育长、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和东北军航空司令。“九一八”事变后，他从关内跑到抚顺老家，千方百计地巴结日本人，给统治者献计献策，上了四十二件条陈，因此，得到了关东军的赏识，并由军政部嘱托爬上司法大臣的位子。他有许多出名的举动，其中一件是他在被起用之前，在家里首先供奉日本神武天皇的神龛，每逢有日本人来找他，他必先跪在神龛前做好姿势等着。另一件是，他曾在抚顺亲督民工修造神武天皇庙，修成后和他老婆每天亲自打扫。在人们的检举声中，他吓得面无人色。后来人们提到他人所以来的种种对抗举动，例如故意糟踏饭菜、破坏所内秩序、经常对看守员大喊大叫，等等，引起了全场人的忿怒。有人向他提出警告，如果今后再不老实，还要随时揭发他，政府也不会饶他。我很怕也被别人这样当场检举，很怕别人也认为我不老实。由于这次检举与认罪，不准彼此透露材料，我怕别人不知道我已做了坦白，觉得有必要在大会上谈谈，表明我的态度。因此，我也发了言。在我讲完了坦白材料之后，刚要说几句结束话，再表明一下认罪决心的时候，不想小固忽然从人丛中站起来，向我提出了质问：“你说了这么多，怎么不提那个纸条呢？”我一下怔住了。“纸条！小瑞的纸条！”小秀也起来了，“那些首饰珍宝你刚才说是自动交出的，怎么不说是小瑞动员的呢？”“对，对，”我连忙说，“我正要说这件事。这是由于小瑞的启发……”我匆匆忙忙补充了这件事，而小固、小秀还是怒目相视，好像犹未甘心的样子。幸亏这个大会到此就结束了。我回到监房里，赶紧提笔写了一个检讨书给所方。我想到所长知道了一定很生气的，心里不由得埋怨小瑞，于什么把这件事告诉小固和小秀呢？小固和小秀未免太无情了，咱们到底是一家人，你们不跟老万和老润学，竟连大李也比不上！过了不久，我看到了他们写的书面检举材料，才知道家里人的变化比我估计到的还要可怕。按照规定，每份检举材料都要本人看过。赵讯问员拿了那堆检举材料，照例地说：“你看完，同意的签字，不同意的可以提出申辩。”我先看过了一些伪大臣写的。这都是伪满政权的公开材料，我都签了字。接着便看我的家族写的。我看了不多页，手心就冒汗了。老万的检举材料里，有一条是这样写着的：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晚上我入宫见溥仪。溥正在写一纸条，此时张景惠及武部六藏正在外间屋候见。溥向我出示纸条，内容大意是：令全满军民与日本皇军共同作战，击溃来侵之敌人（苏军）。溥谓将依此出示张景惠等，问我有何见解。我答云：只有此一途，别无他策。我心想这可毁了！我原把这件事算在吉冈的账上了。大李的检举，更令我吃惊。他不但把我离开天津的详情写了，而且把我写自传前跟他订“攻守同盟”的事情也写上了。事情不仅仅是如此。他们对我过去的日常行为——我怎么对待日本人，又怎样对待家里的人——揭露得非常具体。如果把这类事情个别地说出一件两件，或者还不算什么，现在经他们这样一集中起来，情形就不同了。例如老万写的有这么一段：在伪宫看电影时，有天皇出现即起立立正，遇有日兵攻占镜头即大鼓掌。原因是放电影的是日本人。一九四四年实行节约煤炭时，溥仪曾令缉熙楼停止升火，为的做给吉冈看，但在自己卧室内，背着吉冈用电火取暖。溥仪逃亡大栗子沟，把倭神与裕仁母亲像放在车上客厅内，他从那里经过必行九十度和，并命我们也如此。小瑞的检举里有这样一段：他用的孤儿，有的才十一二岁，有的父母被日寇杀害后收容到博济总会，前后要来使用的有二十名。工作十七八小时，吃的高粱米咸菜，尝尽非刑，打手板是经常的、最轻的。站木笼、跪铁链、罚劳役……平时得互相监视。孤儿长到十八九岁仍和十一二岁一般高矮。溥仪手下人曾将一名孤儿打死，而他却吃斋念佛，甚至不打苍蝇蚊子。在语气上流露出仇恨的，是大李写的：溥仪这个人既残暴又怕死，特别好疑心，而且很好用权术，十分伪善。他对佣人不当人待，非打即骂，打骂也不是因为犯了什么错，完全是以他个人情绪如何而定。如有点不舒服啦，累一点啦，用的人就倒楣了。拳打脚踢是轻的。可是他见了外人的时候，那种伪善样，就像再好也没有的。打人别具，在天津时有木板子、马鞭子，到伪满又加上许多新花样。……他把大家都教成他的帮凶，如要是打某人，别人没有动手打，或动作稍慢一些，他都认为是结党袒护，那未动手打的人，要被打得厉害多少倍。侄子与随侍没有没打过人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周博仁（孤儿）有一次被打得两腿烂了一尺长的口子，叫黄子正大夫治了两三个月才好。这孩子治疗时，溥仪叫我送牛奶等物，还让我对孩子说：皇上对你多好呵！你在孤儿院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吗？我把最后这批检举材料看完，过去那一套为自己做辩护的道理，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在从前，我把自己的行为都看做是有理由的。我屈服于日本人的压力，顺从它的意志，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我对家里人的作福作威、予取予夺、动辄打骂以至用刑，也当做我的权力。总之，对强者的屈服，对弱者的发威，这都被我看做是自然的、合理的，我相信人人处于我的境地都会那样做。现在，我明白了除了我这样的人，别人并非如此；我的道理是拿不出去的。说到弱者，没有比被剥夺权利的囚犯更“弱”的了，然而掌握着政权的共产党人对手下的这些囚犯，并没有打，没有骂，没有不当人看。说到强者，具有第一流装备的美国军队可算是“强”的了，然而装备远逊于它的共产党军队硬是不怕它，竟敢于跟它打了三年之久，一直打得它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就在刚才，我还看到了新的例子。在人民群众的控诉检举材料里，我知道了原来有许多普普通通的人，在**压力面前并不曾按着我的信条办事。巴颜县有个叫李殿贵的农民，受尽了鬼子和汉奸的欺压，他把希望放在抗日联军身上。一九四一年的春节，他给抗联队伍送去了一斗小米、四十七根麻花、一百二十个鸡蛋和两包烟卷。后来被伪警察知道了，把他抓去，成天上“大挂”、吊打、过电，并且把打得血淋淋的死难者放在他身边恐吓他，叫他供出抗联的线索。这个顽强不屈的农民没有吐露出任何关于抗联的口供，在监狱里受尽折磨，一直坚持到光复得救。姜树发，是天增屯的抗日救国会的副会长，给抗联送过饭，带过路，他被特务们抓去了，一连过了七堂，上“大挂”、打钉板。过电、灌凉水全经过了，没有供出一点线索，特务拿他没法，最后判了他两年徒刑。萧振芳也是一个普通农民，帮助他叔叔萧坤一同给抗联送饭、带路，做秘密的抗日工作。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的半夜里，六个伪警察突然闯进他的家，没寻找到他叔叔萧坤，把他绑送到警察署追问。他说：“我不知道！”警察们把他打死过去，然后浇凉水，醒过来又打，这样死而复活，活了又打死，折腾到第四次，凉水也浇不活了，就用“卫生车”拉到烂尸岗子，扔在那里。这个顽强的人在烂尸岗又活了，被一个拉卫生车的工人救了去。他的叔父萧坤到后来也被抓了去，至死不屈。他住的那个监狱，就是我在哈尔滨住过的那个地方。一九四三年，金山屯的李英华还是个孩子，他曾给过路的抗联军队送过鸡蛋，被特务告发，捉到警察署里。特务们先给他点烟、倒茶，请他吃饺子，说：“你是个孩子，不懂事，说了就放你。”李英华吸了烟，喝了茶，吃了饺子，然后说：“我是庄稼人，啥也不知道！”特务们便把他头朝下挂起来打，又过电、火烧，脱光了身子撞钉板，可是从这个孩子身上什么也没得到。总之，我知道世界上的人并非骨头都是软的。我过去的所作所为，除了说明是欺软怕硬和贪生怕死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别的解释。我从前还有一条最根本的理由，为欺软怕硬、贪生怕死做解释，就是我的命最贵重，我比任何人都更有存在的价值。几年来，经过洗衣、糊纸盒，我已懂得了自己的价值，今天我更从东北老百姓和家族的检举中看出了自己的价值。我在镜子的围屏中看出我是有罪的人，是没有光彩的人，是个没有理由可以为自己做任何辩解的人。我在最后一份材料上签完字，走在甬道上，心中充满了懊悔与悲伤——“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第九章　接受改造　　一怎样做人？“新的一年开始了，你有什么想法？”一九五五年的元旦，所长这样问我。我说惟有束身待罪，等候处理。所长听了，不住摇头，大不以为然地说：“何必如此消极？应当积极改造，争取重新做人！”一九五四年年底，我在检察人员拿来的最后的文件上签字时，也听到这样的话：“努力改造吧，争取做个新人。”这些话使我感到了安心，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的悲观消极态度。我陷入了深深自卑的境地里，相形之下，对于宣判的担心倒在其次了。有一天，在院子里休息的时候，来了一位新闻记者，拿着照相机在球场上照相。“检举认罪”结束之后，管理所里恢复了从前的办法，不再是分组轮流而是全体同时休息，而且比从前多了半小时。院子里很热闹，打排球的、打乒乓球的、谈天说地的、唱歌的，干什么的都有，都被记者收进了镜头。他捧着相机东照西照，后来镜头对着我来了。跟我站在一起看球的一个前伪满人员发现了记者的企图，忽然转身走开，并且说了一句：“我可不跟他照在一块儿！”接着，别人也走开了。三月间，一些解放军高级将领到抚顺来视察沈阳军区管辖下的战犯管理所。所长把我和溥杰叫了去。我一看见满屋是金晃晃的肩章，先以为是要开军事法庭了，后来才知道是将军们要听听我的学习情况。将军们的态度都非常和蔼，听得似乎很有兴趣，并且问了我的童年时代和伪满时期的生活。最后有一位带胡子的首长说：“好好学习、改造吧，你将来能亲自看到社会主义建设实况的！”在回去的路上，我想起说话的好像是位元帅，而溥杰告诉我说，其中怕还不止一位元帅。我心中无限感慨，曾经被我看做最不容我的共产党人，事实上从看守员到元帅无一不是拿我当做人看的，可是同犯们连跟我站在一起都觉得不能容忍，好像我连人都不是了。回到屋里，我把元帅的谈话告诉了同伴们。当过伪满驻日大使的老元，是脑子最快的人，他说：“恭喜你啦，老溥！元帅说你看得见社会主义，可见你是保险了！”别人一听这话全活跃起来，因为像我这样的头号汉奸能保险，他们自然更保险了。检举认罪结束后，很多人心里都结着个疙瘩，对前途感到不安。老宪从开始检举认罪以来就没笑过，现在也咧开嘴，亲热地拍着我的肩膀说：“恭喜恭喜，老溥！”检举认罪结束后，不但在院中休息时不禁止交谈，而且白天监房不上锁，偶尔也有人串房门，因此这个喜讯很快地传到了别的组，一所里全知道了。到了休息时间，院子里还有人在议论。我这时想起了我的侄子们和大李，从检举认罪以来总不爱答理我，这个消息必定也会让他们高兴，可以用这个题目找他们叙叙。我听到了小固唱歌的声音——这个最活跃的小伙子，跟看守员和卫兵们已学了不少的歌曲，现在正唱着《二小放牛郎》这支歌。我顺着声音，在操场角上的一棵大树旁找到了他和小秀。可是不等我走到跟前，他们已离开了那地方。四月间，所方让我们一所按照七所日本战犯那样选举出了学委会。学委会是在所方指导下，由犯人们自己管理自己的学习、生活的组织。学习与生活中发生的问题，学习讨论会和生活检讨会的情况，由它负责集中起来向所方反映，并且要提出它的看法和意见。学委会有委员五名，由选举产生，经所方认定。除一名主委外，四名委员分工管学习、生活、体育和文娱。各组的学习组长和生活组长跟它的学习委员和生活委员每天联系一次，汇报情况。这个组织的成立，让犯人们感到很兴奋，觉得这是所方对我们的改造具有信心的证明，有些人从这上面更意识到了思想改造是自己的事。后来事实证明，这个组织对我们的改造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在它刚成立的那段时间里，我的心情却跟别人不一样。这五名委员中，有两名是我的家族，他们是在检举时对我最不留情面、最使我感到无地自容的人：一个是老万，担任主委；一个是小瑞，担任生活委员。学委会成立不久，便通过了一项决议，要修一座运动场。我们原先用的运动场是日本战犯修的，现在要自己平整出一块地方，做我们一所的运动场。生活委员小瑞负责组织了这次劳动。第一次上工，我就挨了他一顿当众申斥。在站队点名时，我忘了是为了什么琐碎事，照例拖拖拉拉，落在别人后头。我边系着衣扣，边向队伍这里跑着，忽然听见了一声喊：“溥仪！”“来了来了！”我答应着，跑到排尾站下。“每次集合，你都是迟到，这么多的人只等你一个，一点都不自觉！”他板着脸，大声地向我申斥，“看你这一身上下，邋里邋遢！扣子是怎么扣的？”我低头看了一下，原来扣子都扣错了眼儿。这时全队的人都扭过头来看着我，我的手指哆嗦得连扣子都摸不准了。我甚至担心过，生活检讨会的记录到了他们手里，会给我增添一些更不利的注解。这时我们组里的生活检讨会，已经很少有从前那种不是吵嚷一气，就是彼此恭维一番的情形了，比较能做到言之有物，至少是比以前采取了较为认真的态度。其原因，一则是有些人去掉了思想负担，或者是对改造有了些认识，因而出现了积极性，另则是像过去那种隔靴搔痒的发言，到了学委会那里首先过不了关。我这时对生活检讨会感到的变化，是别人对我发言完全没有了顾忌，特别是由于新编进这组来的伙伴中，有一个是最熟悉我的大李，而且当了生活组长。人们批评起我的缺点来，经他一介绍、分析，就更能打中要害，说出病根。有了大李的分析、介绍，加上同组人提出的事实材料，再经学委会里老万和小瑞的注解，我还像个人吗？我从前在遇到外界的刺激，感到十分沮丧的时候，有时自怨自艾，把这看做是自作自受，有时则怨天尤人，怨命运，怨别人成心跟我过不去，最早的时候，则怨共产党，怨人民政府，怨所方。现在我虽然也怨天尤人，但更多的是怨自作自受，对共产党和政府，对所方，却越来越怨不上了。在检举认罪期间，我看完别人给我写的检举材料，知道我一切不愿人知道的全露出来了，政府方面原先不知道的全知道了，想不到我竞是这样的人，照理说即使不报复我，也要放弃改造我的念头。可是，检察人员、所长以至元帅却仍对我说，要学习、改造，重新做人，而且这种意思贯串在每个工作人员的思想中，表现在每件具体事实上。操场完工后，学委会决定再美化一下我们的院子，要栽花修树，清除杂草，垫平洼坑，迎接五一节。大家都很高兴地干起来了。我起先参加垫大坑的工作，江看守员说我眼睛不好，恐怕掉到坑里去，便把我的工作改为拔草。我被分配到一块花畦边上，干了一会儿，蒙古人老正走到我身边，忽然一把抢走我手里刚拔下的东西，大叫大嚷起来：“你拔的是什么？呵？”“不是叫我拔草吗？”“这是草吗？你真会挑，拔的全是花秧子！”我又成了周围人们视线的焦点。我蹲在那里，抬不起头来。我真愿意那些花草全部从世界上消失掉。“你简直是个废物！”老正拿着我拔的花秧子指着我，继续叫嚷。这时江看守员走过来了。他从老正手里接过花秧子，看了看，扔到地上。“你骂他有什么用？”他对老正说，“你应该帮助他，教给他怎么拔，这样他下次才不会弄错。”“想不到还有人认不出花和草来。”老正讪讪的。“我原先也想不到，那用不着说。现在看到了，就要想办法帮助。”从前，我脑子里这“想不到”三个字总是跟可怕的结论连着的：“想不到溥仪这样蠢笨——不堪救药！”“想不到溥仪这样虚伪，这样坏——不能改造！”“想不到溥仪有这样多的人仇恨他——不可存留！”现在，我在“想不到”这三个字后面听到的却是：“现在看到了，就要想办法帮助！”而且是不止一次听到，不只从一个人口中听到，而且说的还不仅是要对我帮助。有一天，我的眼镜又坏了。我经过一番犹豫，最后还是不得不去求大李。“请你帮帮忙吧，”我低声下气地对他说，“我自己弄了几次，总也弄不好，别人也不行，求你给修修。”“你还叫我伺候你！”他瞪眼说，“我还把你伺候的不够吗？你还没叫人伺候够吗？”说罢，他忿然躲开了我，从桌子的这面转到另一面去了。我呆呆地立着，恨不得一下子撞在墙上。过了没有两分钟，只见大李从桌子那面又走回来，气哼哼地拿起了我的眼镜说：“好，给你修。不过可要说明，这不是为了别的，不过为了帮助你改造。要不是为了这个，我才没功夫呢！”后来，我在休息时间到新成立的小图书室去想独自散散心，在那里碰见了溥杰。我跟他谈起了心事，说到我曾因为家里人们的态度，难过得整夜睡不着觉。他说：“你为什么不跟所方谈谈呢？”我说：“谈什么呢？人们从前受够了我的罪，自然应该恨我。”溥杰说：“我听说所方也劝过他们，应该不念旧恶，好好帮助你。”我这才明白了大李为什么带着气又从桌子那边转回来。我那时把帮助分做两类：一类是行动上的，比如像大李给我修眼镜，比如每次拆洗被褥后，别人帮助我缝起来，——否则我会弄一天，影响了集体活动；另一类是口头上的，我把别人对我的批评，放在这类里。所方常常说，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交换意见，进行互相帮助。我很少这样“帮助”人，而且这时也很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总之，尽管大李说他修眼镜的目的是帮助我改造，尽管所方说批评是改造思想的互助形式之一，我还是看不出任何一类的帮助与我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的关系。不但如此，我认为修眼镜、缝被子只能证明自己的无能，换得别人的鄙夷，在批评中也只能更显出我的伤疤和隐痛。不帮助还好，越帮助越做不得人了。政府人员每次谈到“做人”，总是跟“改造思想”、“洗心革面”连着的，但我总想到“脸面”问题，总想到我的家族和社会上如何看待我，能否容忍我。我甚至想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即使要把我留在世上，到了社会上也许还是通不过；即使没有人打我，也会有人骂我、啤我。所方人员每次谈到思想改造，总是指出：人的行为都受一定思想的支配，必须找到犯罪行为的思想根源，从思想上根本解决它，才不至于再去犯罪。但我总是想，我过去做的那些事是决不会再做了，如果新中国的人容我，我可以保证永不再犯，何须总是挖思想。我把“做人”的关键问题摆在这上面：对方对我如何，而不是我自己要如何如何。但是所长却是这样说的：如果改造好，人民会给以宽大。改造不好，不肯改造，人民就不答应。事实上，问题在于自己。这个事实引起我的注意，或者说，我开始知道一点怎样做人的问题，却是在我苦恼了多少日子之后，从一件小事上开始的。　　二问题在自己身上星期日，我们照例洗衣服。我洗完衣服，正好是文体活动开始的时间，我没有心情去玩，就到小图书室，想独自看看书。刚坐下来，就听见外面有人说话：“……你们都不打网球？”“我不会打。你找溥仪，他会打。”“他会打可是打不了，他的衣服还不知哪辈子洗完呢！”“近来他洗得快多了。”“我才不信呢！”这可是太气人了。我明明洗完了衣服，而且洗的不比他们少，却还有人不信，好像我天生不能进步一点似的。我找到了球拍，走进院子。我倒不是真想打球，而是要让人看看我是不是洗完衣服了。我走到球场上，没找到刚才说话的人，正好另外有人要打网球，我跟他玩了一场。场外聚了一些人观看。我打得很高兴，出了一身汗。打完球，在自来水管旁洗手时，遇见了所长。星期日遇见所长不是稀有的事，他常常在星期日到所里来。“溥仪，你今天有了进步。”“很久没打了。”我有点得意。“我说的是这个，”他指着晒衣绳上的衣服，“由于你有了进步，洗衣服花费的时间不比人多了，所以你能跟别人一样的享受休息，享受文体活动的快乐。”我连忙点头，陪他在院子里走着。“从前，别人都休息，都参加文娱活动去了，你还忙个不了，你跟别人不能平等，心里很委屈，现在你会洗衣服了，这才在这方面有了平等的地位，心里痛快了。这样看来，问题的关键还是在自己身上。用不着担心别人对自己怎样。”他过了一会儿，又笑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把你这个‘皇帝’变成了一个囚犯。现在，你的思想上又遇到一场大战。这场大战是要把‘皇帝’变成一个普通劳动者。你已经认识到一些皇帝的本质了，不过，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你心里还没有跟别人平等。应该明白自己呵！”所长走后，我想了许久许久。我心里承认前一半的话：看来问题确实是在我自己身上；我对后一半话却难于承认，难道我还在端皇帝架子吗？可是只要承认了前一半，后一半也就慢慢明白了，因为生活回答了这个问题。正如所长所说，这是一场未结束的“战争”。这一天，我们这一组清除完垃圾（这类的劳动已经比较经常了），回到屋里，生活委员向我们提出批评：“你们洗完手，水门不关，一直在流。这样太不负责任了，下次可要注意。”大李听了，立刻问我：“溥仪，是你最后一个洗手的吧？”我想了一想，果然不错。“我大概是忘了关水门了。”“你多喒不忘？”“也有不忘的时候。”有人立刻咯咯地乐起来了。其中一个是老元，他问：“那么说，你还有忘的时候，还有几回没关水门。”我没理他。大李却忿忿地对我说：“你不害臊，还不知道这个习惯是哪儿来的。你这是从前的皇帝习惯，你从前从来也没自己关过水门。连门轴儿你也没摸过，都是别人给你开门，给你关门。你现在进出房门，只是开，从不随手带门。这是皇帝架子仍没放下！”“我想起来了，”老元说，“有时看见你开门推门板，有时用报纸垫着门柄，是什么意思？”“你这是怕脏，是不是？”大李抢着说。“那地方人人摸，不脏吗？”谁知这一句话，引起了好几位伙伴的不满。这个说：“怎么别人不嫌脏，单你嫌脏？”那个说：“应该你讲卫生，别人活该？”这个说：“你是嫌门脏，还是嫌别人脏？”那个说：“你这是不是高人一等？心里把别人都看低了？”……我不得不竭力分辩说，决没有嫌恶别人的意思，但心里不由得挺纳闷，我这是怎么搞的呢？我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为什么我就跟别人不同？后来又有人提起每次洗澡，我总是首先跳进池子，等别人下去，我就出来了。又有人提起在苏联过年，我总要先吃第一碗饺子。听了这些从来没注意过的琐事，我心中不能不承认大李的分析：“一句话，心里还没放下架子来。”今天想起来，大李实在是我那时的一位严肃的教师。不管当时他是怎么想的，他的话总让我想起许多平常想不到的道理。我终于不得不承认，我遇到的苦恼大半要怪我自己。有一天早晨漱洗的时候，大李关照大家注意，刷牙水别滴在地上，滴了就别忘了擦。因为今天各组联合查卫生，这是竞赛，有一点不干净都扣分。我低头看看脚下，我的牙粉水滴了不少。我觉得并不显眼，未必算什么污点。大李过来看见了，叫我擦掉。我用鞋底蹭了蹭，就算了。到了联合检查卫生的时间，各组的生活组长和学委会的生活委员小瑞逐屋进行了检查，按照会议规定的标准，给各组评定分数。检查到我们这间屋，发现了我没蹭干净的牙粉点，认为是个污点，照章扣了分数。最后比较各组总分，我们这个组成绩还不坏，可是大李并不因此忘掉了那个污点，他带来了一把墩布，进了屋先问我：“你怎么不用墩布擦呢？”“没想到。”“没想到？”他粗声说，“你想到了什么呢？你除了自己，根本不想别的！你根本想不到集体！你脑袋里只有权利，没有义务！”他怒气冲冲地拿起墩布，正待要擦，又改了主意，放下墩布对我说：“你应当自觉一点！你擦！”我顺从地执行了他的命令。自从朝鲜和东北发现了美国的细菌弹，全国展开了爱国卫生运动以来，监狱里每年定期地要搞几次除四害、讲卫生的大规模活动。这种活动给我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印象，其中之一，是我和大李在打苍蝇上发生的一件事。他从外面拿来几个新蝇拍。蝇拍不够分配，许多人都争着要分一把。我没有主动去要，但是大李先给了我一把。这是我头一次拿这东西，似乎有点特殊的感觉，老实说，我还没打死过一个苍蝇哩！那时，监狱里的苍蝇已经不多，如果用“新京”的标准来说，就算是已经绝迹了。我找了一阵，在窗户框上发现了一个，那窗户是打开了的，我用蝇拍一挥，把它赶出去了。“你这是干什么？”大李在我身后喊，“你是除四害还是放生？”别人也许以为他是说笑话，其实我是明白他的意思的。我不禁涨红了脸，不自然地说：“谁还放生？”但是心里却也奇怪，我为什么把它赶走了呢？“你不杀生！你怕报应，是吧？”他瞪着眼问我。我自感心虚，嘴上却强硬：“什么报应？苍蝇自己跑啦！”“你自己想想吧！”这天晚上开检讨会的时候，起初没人理会这件事，后来经过大李的介绍，人们知道了我在长春时不准打苍蝇以及指挥众人从猫嘴里抢耗子的故事，全乐开了。乐完了，一齐批评我的迷信思想。我心里不得不接受，嘴里却不由自主地说：“我为什么还迷信？我去年不是打了？”“我想起来了！”老元忍不住笑起来，“你不说去年，我还想不起来。我记得去年你就把蝇拍推让给别人，自己拿张报纸扇呼，苍蝇全给你放走啦！”在哄笑中只有大李板着脸，用十分厌恶的声调说：“别人放生是什么意思，我不敢说，你放生我可明白，这完全是自私，为了取得代价，叫佛爷保佑你。别人都可以死光，惟独要保护你一个人。因为你把自己看得最贵重。”“你说的太过分了。”我抗议说。“溥仪有时倒是很自卑。”老元说。“是呀！”我接口说，“我从哪一点看自己也不比别人高。”“也许，有时自卑，”大李表示了同意，可是接着又说，“有时你又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比别人重要。你这是怎么搞的，我也不明白。”我后来终于逐渐明白了。因为我是高高在上地活了四十年，一下子掉在地平线上的，所以总是不服气、生气、委屈的慌；又因为许多事实告诉我，我确实不如人，所以又泄气、恼恨、自卑和悲哀。总之，架子被打掉了，标尺还留着。我所以能明白这个道理，是因为后来发现了不能用我的标尺去衡量的人。在明白这一点之前，在跟大李相处的这段时间中，我只懂得了所长的话，渐渐明白了自己在与别人的关系上，是不平等的，就因为如此，我才引起别人的反感，得不到别人平等的看待或尊重，总之，问题是在自己身上。而当我亲眼看到了那些不可衡量的人，并且得到了他们的恩惠，我就更明白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了。　　三不可衡量的人一九五六年春节后，有一天所长给我们讲完了国内建设情况，向我们宣布了一项决定：“你们已经学完了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系列的文件，你们从报上又看到了几个大城市私营企业实现了公私合营的新闻，你们得到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还仅限于是书本上的。为了让理论学习与实际联系起来，你们需要看一看祖国社会上的实况，因此政府不久将要组织你们到外面去参观，先看看抚顺，然后再看看别的城市。”这天管理所里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愉快气氛，许多人都感到兴奋，还有人把这件事看做是释放的预兆。而我却与他们不同，我想这对他们也许是可能的，对我则决无可能。我不但对于释放不敢奢望，就是对于抛头露面的参观，也感到惴惴不安。这天下午，在花畦边上，我听到有人在议论我所担心的一个问题。“你们说，老百姓看见咱们，会怎么样？”“我看有政府人员带着，不会出什么岔子，不然政府不会让咱们出去的。”“我看难说，老百姓万一激动起来呢？我可看见过，我是小职员出身的。”这是前伪满兴农部大臣老甫说的，他从前做过张作霖军队里的小粮袜官。“老百姓万一闹起来，政府该听谁的呢？”“放心吧，政府有把握，否则是不会让我们去的。”这时我们组新任的学习组长，前伪汪政权的外交官老初走了过来，插嘴道：“我想政府不会宣布我们的身份，对不对？”“你以为不宣布，人家就不知道？”老元讥笑他，“你以为东北人不认识你就不要紧了？只要东北老百姓认出一个来，就全明白啦！想认出一个来可不难啊！”老元的话正说到我心坎上。东北人民从前被迫向“御真影”行礼行了十来年，难道认出我来还费事吗？东北人民那样恨我，政府怎么就敢相信他们见了我会不激动呢？如果激动起来，会不会向政府要求公审我？老甫问的也对，到那时候“政府听谁的呢？”那时，在我心目中，老百姓是最无知的、最粗野的人。我认为尽管政府和共产党决定了宽大和改造政策，老百姓却是不管这一套的；他们怀着仇恨，发作起来，只会用最粗暴的手段对付仇人。政府那时是不是有办法应付，我很怀疑。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是“牺牲”掉我，以“收民心”。许多人都以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这次参观，我却终日惴惴不安，好像面临着的是一场灾难。我竟没有料到，我在参观中所看到的人，所受到的待遇，完全与我想象的相反。我在参观中看到了许多出乎意料的事，我将在下一节中再说，现在我要先说说那几个最出乎意料的、不可衡量的人物。第一个是一位普通的青年妇女。她是当年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现在是抚顺露天矿托儿所的所长。我们首先参观的是抚顺露天矿。矿方人员介绍矿史时告诉了我们这个惨案。抚顺露天矿大坑的东部，距市中心约四公里，有一座住着一千多户人家的村镇，地名叫平顶山。这里的居民大部分都是穷苦的矿工。日本强盗侵占了东北，抚顺地区和东北各地一样也出现了抗日义勇军，平顶山一带不断地有抗日军出没活动。一九三三年中秋节的夜里，南满抗日义勇军出击日寇。袭击抚顺矿的一路抗日义勇军在平顶山和日寇遭遇，击毙了日寇杨伯堡采炭所长渡边宽一和十几名日本守备队的队员，烧掉了日寇的仓库。在天亮以前，抗日义勇军转移到新宾一带去了。抗日义勇军走后，日本强盗竟然决定用“通匪”的罪名，向手无寸铁的平顶山居民实行报复。第二天，日本守备队六个小队包围了平顶山，一百九十多名凶手和一些汉奸，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挨门挨户把人们赶出来，全村的男女老幼，一个不留全被赶到村外的山坡上。等全村三千多人全聚齐了，日寇汽车上蒙着黑布的六挺机枪全露了出来，向人群进行了扫射。三千多人，大人和孩子，男人和女人，生病的老人和怀孕的妇女，全倒在血泊里了。强盗凶手还不甘心，又重新挨个用刺刀扎了一遍，有的用皮鞋把没断气的人的肠子都踢出来，有的用刺刀划开孕妇的肚子，挑出未出生的婴儿举着喊：“这是小小的大刀匪！”野兽们屠杀之后，害怕人民的报复，企图掩尸灭迹，用汽油将六七百栋房子全烧光，用大炮轰崩山土，压盖尸体，又用刺网封锁了四周，不准外村人通过。以后还向周围各村严厉宣布，谁收留从平顶山逃出去的人，谁全家就要替死。那天白天烟尘笼罩了平顶山，夜里火光映红了半边天。从此平顶山变成了一座尸骨堆积的荒山。以后，抚顺周围地区流传着一首悲痛的歌谣：当年平顶山人烟茂，一场血洗遍地生野草，拣起一块砖头，拾起一根人骨，日寇杀死我们的父母和同胞，血海深化永难消！但是日本强盗杀不绝英雄的平顶山人，也吓不倒英雄的抚顺工人。一个名叫方素荣的五岁小女孩，从血泊里逃出来，被一个残废的老矿工秘密收留下。她活下来了，今天她是血的历史见证人。我们后来看完了矿场，轮到参观矿上福利事业的时候，便到方素荣工作的托儿所去访问。这天方所长有事到沈阳去了，所里的工作人员向我们谈了昨天日本战犯跟方素荣见面的情形。日本战犯来参观托儿所，所里的工作人员说：“对不起，我们没让所长接待你们，因为她是平顶山人，我们不愿意让她受到刺激。”日本战犯差不多都知道平顶山事件，他们听了这话，一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后来，他们商议了一下，认为应当向这位受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灾难的人表示谢罪，恳求她出来见一见他们。女工作人员很不愿意，但经他们再三恳求，终于把方所长请来了。日本战犯们全体向她鞠躬表示谢罪之后，请求她把当时的经历讲一讲。方素荣答应了。“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她说，“前前后后都是街坊，爷爷领着我，妈妈抱着我兄弟——他还不会说话。鬼子兵跟汉奸吆喝着说去照相。我问爷爷，照相是什么，爷爷给了我一个刚做好的风车，说别问了，别问了……”五岁的方素荣就是这样随了全村的人，同做高粱秆风车的爷爷、守寡的妈妈和不会说话的兄弟，到刑场去的。机枪响了的时候，爷爷把她压在身子底下，她还没哭出声便昏了过去。等她醒过来，四周都是血腥，尘烟迷漫在上空，遮掩了天空的星斗。……八处枪弹和刺刀的创伤使她疼痛难忍，但是更难忍的是恐怖。爷爷已经不说话了，妈妈和兄弟也不见了。她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爬向自己的村子，那里只有余烬和烟尘。她连跑带爬，爬出一道刺网，在高粱茬地边用手蒙住脸趴在地上发抖。一个老爷爷把她抱起来，裹在破袄里，她又昏睡过去。老爷爷是一个老矿工，在抚顺经历了“来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的生活，在矿里被鬼子压榨了一生，弄成残废，又被一脚踢出去，晚年只得靠卖烟卷混饭吃。他把方素荣悄悄地带到单身工人住的大房子，放在一个破麻袋里。这个大房子里二百多人睡在一起，老爷爷占着地头一个角落，麻袋就放在这里，白天扎着口，像所有的流浪汉的破烂包似的，没人察觉，到晚上人们都睡下的时候，他偷偷打开麻袋口，喂小姑娘吃喝。但这终不是长久之计，老爷爷问出她舅舅的地址，装出搬家的模样，挑起麻袋和烟卷箱子，混过鬼子的封锁口，把她送到不远一个屯子上的舅舅家里。舅舅不敢把她放在家里，只好藏在野外的草堆里，每天夜里给她送吃喝，给她调理伤口。这样熬到快要下雪的时候，才又把她送到更远的一个屯子的亲戚家里，改名换姓地活下来。从心灵到肌肤，无处不是创伤的方素荣，怀着异常的仇恨盼到了日本鬼子投降，但是抚顺的日本守备队换上了国民党的保安团，日本豢养的汉奸换上了五子登科的劫收大员，大大小小的骑在人民头上的贪官污吏。流浪还是流浪，创伤还是创伤，仇恨还是仇恨。旧的血债未清，新的怨仇又写在抚顺人民的心上。为了对付人民的反抗，蒋介石军队在这个地区承继了日本强盗的“三光政策”，灾难重临了方素荣的家乡。方素荣又煎熬了四个年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她的家乡解放了，她的生命开始见到了阳光。党和人民政府找到了她，她得到了抚养，受到了教育，参加了工作，有了家庭，有了孩子。现在她是抚顺市的一名劳动模范。今天，这个在仇恨和泪水中长大的，背后有个强大政权的人，面对着一群对中国人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她是怎样对待他们的呢？“凭我的冤仇，我今天见了你们这些罪犯，一口咬死也不解恨。可是，”她是这样说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现在对我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改造世界的伟大事业，不是我个人的恩仇利害。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党制定了各项政策，我相信它，我执行它，为了这个事业的利益，我可以永远不提我个人的冤仇。”她表示的是宽恕！这是使几百名日本战犯顿时变成目瞪口呆的宽恕，这是使他们流下羞愧悔恨眼泪的宽恕。他们激动地哭泣着，在她面前跪倒，要求中国政府给他们惩罚，因为这种宽恕不是一般的宽恕。一个普通的青年妇女，能有如此巨大的气度，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然而，我亲身遇到了还有更难以想像的事。假定说，方素荣由于是个共产党员、工作干部，她的职务让她必须如此（这本来就是够难于理解的），那么台山堡农村的普通农民，又是由于什么呢？台山堡是抚顺郊区一个农业社的所在地。第二天早晨，在去这个农业社的路上，我心中一直七上八下，想着检举材料上那些农民的控诉，想象着怀着深仇的农民将如何对待我。我肯定方素荣对战犯所做到的事，“无知”而“粗野”的农民是决做不到的。昨天在抚顺矿区曾遇到一些工人和工人家属，对我们没有什么“粗野”的举动，甚至于当我们走进一幢大楼，参观工人宿舍时，还有一位老太太像待客人似地想把我让进地板擦得甑亮的屋子。我当时想，这是因为你不知道我们的身份，如果知道了的话，这些文明礼貌就全不会有了。昨天参观工人养老院时，所方让我们分头访问老人们。这都是当了一辈子矿工或者因工伤残废被日本人从矿里踢了出来的人，他们无依无靠，流浪街头，支持到抚顺解放时，只剩了一口气。人民政府一成立，就抢救了他们，用从前日本人的豪华旅店改做这个养老院，让他们安度晚年。他们每天下棋、养花、看报，按自己的兴趣进行各项文娱活动。我和几个伙伴访问的这位老人，向我们谈了他一生的遭遇，那等于一篇充满血泪和仇恨的控诉书。听他说的伪满政权下矿工们的苦难，我一面感到羞耻，一面感到害怕。我生怕他把我认了出来，因此一直躲在角落里，不敢出声。我当时曾注意到，老人的这间小屋的墙上，没有工人宿舍里的那些男女老少的照片，只有一张毛主席的像。显然，老人在世上没有一个亲人，即使有，也不会比这张相片上的人对他更亲。但是毛主席的改造罪犯的政策，在他心里能通得过吗？至少他不会同意宽大那些汉奸吧？在第一天的参观中，每逢遇到人多的地方，我总是尽量低着头。我发现并非是我一人如此，整个的参观行列中，没有一名犯人是敢大声出气的。在抚顺曾督工修造日本神庙的大下巴，更是面如死灰，始终挤到行列中心，尽量藏在别人身后。我们到达台山堡的时候，简直没有一个人敢抬起脸来的。我们就是这样不安地听了农业社主任给我们讲的农业社的历史与现况，然后，又随着他看了新式农具、养鸡场、蔬菜暖房、牲口棚、仓库等处。我们一路上看到的人不多，许多社员都在田间劳动。在参观的几处地方遇到的人，态度都很和善，有的人还放下手中的活，站起来向我们打招呼。我庆幸着人们都没把我认出来，心里祝愿能永远如此。但是到最后，当我访问一家社员时，我就再也无法隐藏我自己了。我同几个伙伴访问的这家姓刘，一共五口人，老夫妇俩参加农业劳动，大儿子是暖窖的记账员，二儿子读中学，女儿在水电站工作。我们去的时候只有刘大娘一个人在家。她正在做饭，看见社干部领着我们进来，忙着解下围裙，把我们让进了新洋灰顶的北房。她像对待真正的客人似的，按东北的风俗让我们进了里间，坐上炕头。我坐在炕边上，紧靠着西墙根一个躺柜，柜面上摆着带有玻璃罩的马蹄表，擦得晶亮的茶具，对称排列的瓷花瓶和茶叶缸。陪我们来的一位社干部没有告诉刘大娘我们是什么人，只是对她说：“这几位是来参观的，看看咱们社员的生活，你给说说吧！”刘大娘不擅长词令，但是从她断续而零散的回忆中，我还是听出了这个早先种着七亩地的七口之家，在伪满过的原是像乞丐一样的生活。“种的是稻子，吃的却是橡子面，家里查出一粒大米就是‘经济犯’，稻子全出了荷。听说街上有个人，犯病吐出的东西里有大米，叫警察抓去了。……一家人穿的邋里邋遢。可还有不如咱家的，大姑娘披麻袋。有一年过年，孩子肚子里没食，冻的别提，老头子说，咱偷着吃一回大米饭吧，得，半夜警察进屯子啦，一家人吓得像啥似的。原来是抓差，叫去砍树、挖围子，说是防胡子，什么胡子，还不是怕咱们抗日联军！老头子抓去了。这屯子出劳工就没几个能活着回来的。……”正说着，她的儿子回来了。他的个子很小，仔细一看，才知道他的腿很短，原是个先天残废的人。他回答了我们不少问题，谈到过去，这个青年在旧社会里，先天的残废使他就像一只狗似地活着，如今他却做了暖窖的记账员，像别人一样尊严地工作着。我从这不到三十岁的人的眼睛里，看到了对过去生活的仇恨和忿怒。但是，当话题一转到今天的生活，他和母亲一样，眼神和声调里充满了愉快和自信。他和母亲不同的地方，是谈家里的事比较少，而谈起了社里的暖房蔬菜的生产，则是如数家珍。这个社的蔬菜，主要是供应市区需要，不分四季，全年供应；蔬菜品种大部分是解放前没有的。当他历数着西红柿、大青椒等等品种的产量时，他母亲拦过了话头，说他们这一家从前不用说没见过西红柿，就连普通的大白菜也难得吃到。由蔬菜又谈到从前吃糠咽菜的生活，刘大娘顺手拉开屋角的一只瓮盖，让我们看看里面的大米。这时儿子不禁笑起来，说：“大米有什么可看的？”她立刻反驳道：“现在没什么可看的，可是你在康德那年头看见过几回？”刘大娘的这句话，沉重地打在我的心上。我刚走进这家人的房门时，还担心着是不是会有人问起我的姓名，而现在，我觉得如果在跨出这个房门之前再不说出自己的姓名，那简直是不可饶恕的欺骗。我站立起来，向着刘大娘低头说：“您说的那个康德，就是伪满的汉奸皇帝溥仪，就是我。我向您请罪。……”我的话音未完，同来的几个伪大臣和伪将官都立起来了。“我是那个抓劳工的伪勤劳部大臣……”“我是搞粮谷出荷的兴农部大臣……”“我是给鬼子抓国兵的伪军管区司令……”……那老大娘呆住了。显然这是出乎她意料的事。即使她知道来参观的是汉奸犯，也未必料到我们的姓名和具体的身份，即使她知道我的姓名、身份，也未必料到会向她请罪，请她发落。……她怎样发落？痛骂吧？痛哭吧？或者走出去，把邻居们都叫来，把过去的死难者的家属都找来，共同地发泄一番怒气吧？不。她叹息了一声。这是把凝结起来的空气和我的心脏融化开来的叹息：“事情都过去了，不用再说了吧！”她擦擦眼泪，“只要你们肯学好，听毛主席的话，做个正经人就行了！”原来我们是默默地垂泪，听了这句话，都放声哭出来了。“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半晌没说话的儿子说，“毛主席说，大多数罪犯都能改造过来。他老人家的话是不会错的。你们好好改造认罪，老百姓可以原谅你们！”这两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被我想象成“粗野的、无知的、容易激动地发泄仇恨而又根本不管什么改造和宽大”的农民，就是这样地宽恕了我们！这是如此伟大的、不可能用我的标尺加以衡量的人。我用最卑鄙、最可耻的坏心去揣度他们，而他们却用那么伟大、那么高贵的善心对待我们。他们是今天当家做主的人，强大的政府和军队——共产党所领导的巨大力量全部站在他们身后，他们面前是对他们犯了滔天罪行的罪犯，而他们却给了宽恕！他们为什么那样相信党和毛主席？他们怎么能把党的改造罪犯政策从心底上接受下来呢？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什么那样相信人民，相信他们一定会接受它的政策？这一次的参观也给了我答案。　　四变化说明了一切三天参观结束归来时的情绪，和第一天出发时正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兴奋的谈论代替了抑郁的沉默。一进监房就开始谈论，吃饭时谈，开小组会时谈，开完会还是谈，第二天也是谈，谈的全是参观。从各号的议论里可以不断听到的是这句话：“变了！社会全变了，中国人全变了！”这真是一句最有概括力的话。“变了！”这本是几年来我们从报上，从所方的讲话，以及从通信中常常接触到的事实，但是有些饱经世故者越是间接知道得多，越是想直接地核对一下，我们组里的老元就是这样的人。这回，他也服了。这天晚上，我们谈到工人保健食堂的蛋糕，那是我们亲自尝过的，谈到工人的伙食，那是我们亲眼看到了的，说到工人宿舍的瓦斯灶，有人说可惜只看见烧水，没看见做的是什么饭，这时候老元接口道：“我倒看了一下。”大家先很惊异，他是和别人一起走的，怎么他会看见？经他一说才明白，原来别人注意工人宿舍里的陈设，他却走到屋子后面，看了人家的垃圾箱。他发现了那里面有鱼骨头、鸡蛋皮以及其它东西。做过东北军小粮秣官的“兴农部大臣”老南，平常话很少，今天他也显得比平常活跃了，他说：“不但在伪满，工人家里找不出鱼肉来，就是‘九一八’以前也不多见。我可是小职员出身的……”从小被日本人培养起来的老正，坦率地说出了心里话：“我以前看报纸、学文件，有时信，有时就怀疑，我总想，什么东北工业基地，还不是日本人给留下的？这回看见了工业学校附属的工厂，把日本老皮带式的车床挤到一边，到处都是国产的崭新设备，我才相信真是中国人翻了身。这真是变了！”变了！——这句话引起我的共鸣，我另有自己的感受。我受到了人民的宽恕，由于过分出乎意料，这三天参观当中老是想着：这是真的吗？他们受了汉奸那么多的罪，竟肯拉倒了吗？他们相信毛主席的改造罪犯的政策，竟是到了这种程度吗？这是什么原因？方素荣和台山堡的过去和今天，也是东北人民的过去和今天。标志着这种由悲苦到欢乐的变化的，在抚顺到处都可以遇到。平顶山上的烈士碑和新生的丛林，露天矿四周残留火区的尘烟和新建的电气火车轨道，地下矿一百五十多公里巷道中的每根旧坑木和每段新砌的混凝土顶壁，露天矿旧址上“臭油房”的残迹和人民政府新建的工人宿舍大楼，以及市区里用日本高级旅馆改造的工人养老院，用日本高级员司宿舍改造的托儿所，还有各矿场新建的保健食堂、太阳灯室，等等，总之，每条街道。每座建筑、每台机器、每串数目字以至每块石头，都向我诉说着过去的血泪和今天的幸福，都告诉我这里经历了怎样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切都让我思索着，刘大娘为什么要说“过去的让它过去”？那个残废青年为什么会说他相信我们能改造？……变化说明了一切。变了！——这句话里包含着抚顺矿工过去多少血泪！抚顺，这个过去闻名于关内的千金寨（现在露天矿矿址），在大半个世纪之前，关内就有一首歌谣形容它的富饶：“都说关外好，千里没荒草，头上另有天，金银挖不了。”但是从一九○一年开采以来，挖出来的“金银”就不是矿工的，对矿工来说，是另一首歌谣里的生活：“一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一九○五年帝俄在辽东失败，这地方就成了日本人的囊中物。在整整四十年的岁月中，抚顺矿工被折磨死的据估计有二十五万至三十万人。从山东、河北被骗来的和东北当地破产的农民，每年成批地来到抚顺矿区，大多数是住在一二百人一间的“大房子”里，无论春夏秋冬只有一身破烂，每天十二小时以上的劳动，得到的有限的工资还得由大柜、把头剥几层。矿工说：“鬼子吃咱肉，把头啃骨头，腿子横着走，工人难抬头。”有家室的工人住在“臭油房”里，过着少吃无穿的生活。有的孩子生下来，光着身子长到几岁；饿死了，还是光着身子埋掉。更多的人是结不起婚，龙凤矿在解放前百分之七十的人是单身汉。矿井里谈不上安全设备。爆炸、冒顶、片帮是常事。工人说：“要想吃煤饭，就得拿命换。”一九一七年，有一次大山坑发生瓦斯爆炸，日本人为了减少煤炭损失，把坑口封闭，九百十七个矿工被活活烧死在里面。一九二三年，老万坑内发火，又因同样的措施有六十九个工人死在里面。一九二八年大山坑透水，淹死工人四百八十二名。伪满政权做过统计：一九一六至一九四四年，伤亡人数共计二十五万一千九百九十九名。每次事故发生，矿工家属从四面八方涌向井边，哭声震野……矿工被炸死的、烧死的、冻死的、饿死的、病死的，除了在井里埋在煤堆和泥沙里的，全被扔到一个叫南花园的地方的北面山沟里。这个山沟早被死人填满了，因此有了一个“万人坑”的名称。日本人给工人们除了皮鞭、臭油房之外，还弄了一个叫“欢乐园”的地方，那里有上千名妓女，有赌场，有鸦片馆和吗啡馆，还有老君庙。抚顺不仅有日本人的华丽的住宅、高耸人云的卷扬塔，还有老君庙旁成堆的乞丐、杨柏河旁和臭水沟里的死猫和死婴。冬天，天天有新尸体出现在杨柏桥下，——这里是被剥夺得无路可走的失业工人过宿的地方，它的外号叫“大官旅馆”。今夜在这里睡下的人，明早也许就是一具新的“路倒”。伪满时期，抚顺增添了一个机构：矫正辅导院。这是“反满抗日”的矿工的集中营，进去的人在毒打之后，就在刺刀、机枪。警犬包围下从事奴隶劳动。他们像牲畜一样住在一起，冬天常有人冻死在炕上。“变了！”这句话又包含着多少翻天覆地的事件！多少令人激动的欢乐！在露天矿，有日本人在三十一年间给工人建筑的三千五百平方米的臭油房的遗迹，也有解放后七年间新建的十七万平方米的宿舍大楼。第三天参观龙凤矿，我看见了工人宿舍里面的工人家庭的住室。这家也许就是从前那百分之七十里的一个。墙上的双影照片上，那个中年男人拘谨地微笑着，大概他就是解放后已婚的百分之八十中的一个吧？在这个家庭的厨房里，我看见了瓦斯灶的蓝色的火苗……这个给人以安定、温暖感觉的火苗，它原先是多么令人恐怖，它曾毁灭了多少家庭，叫多少妻子哭断肝肠呵！它今天给了人们温暖和幸福，但人们谈起那次征服瓦斯的斗争，人们心中的温暖和幸福，更是无比巨大的！我们走在空气新鲜的、略觉微风迎面的龙凤矿的巷道里，在一望无际的日光灯照明之下，矿办公室王主任一边走着一边给我们讲了下面这个动人心弦的故事。瓦斯，这一直是各国采煤史中的最凶恶的敌人，已不知有多少矿工的生命被它夺去。龙凤、胜利、老虎台三矿都是超级瓦斯矿。解放初期，三个矿井仍处在瓦斯的严重的威胁之中，尤其是龙风矿，被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先后破坏，井下巷道大部崩坍堵塞，窝满了浓烈的瓦斯，以致采煤都不敢用爆破和电动设备。矿区当局为迅速消除瓦斯威胁，保证生产安全，采取了各种措施，依靠有经验的老工人对瓦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曾使采煤每吨的瓦斯喷出量由六十四·八立米降到三十六立米。后来，在矿区当局工人们不断努力和斗争的情况下，又出现了新的奇迹。一九四九年秋天，东北工业部门掀起了一个热火朝天的新纪录运动，原龙凤矿的一位工程师向党委提出一项在旧时代根本没有人理睬、而工人们多少年来梦想过的理想，这个具有科学根据的理想是：开辟井下瓦斯巷道，根据瓦斯比空气轻、能透过煤层上升的原理，使煤层中的大量瓦斯自动聚在巷道里，然后用铁管引到地面上来，这样既可以把瓦斯用于福利，也为解决瓦斯为害问题找出了一条道路。这个建议立刻得到矿区党委的重视，党相信这个建议，并且给工程师以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这个理想也引起了工人们，特别是老工人们和工人家属的热烈支持，有经验的老工人纷纷表示要为实现这理想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于是在党委组织下，这位工程师和一批勇敢的工人们进行了伟大的试验。工人党员们走在战斗的最前面，在浓厚的瓦斯巷道里夜以继日地奋战着。起初，他们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受到过多次浓烈瓦斯的包围，也受到过胆怯和保守的议论冷风的吹袭，但一个个困难都被克服了，终于在一九五○年七月一日前夕完成了试验工程。“七一”进行试验那天，在瓦斯出口管周围附近，自动集聚了越来越多的工人家属和欧班工人，也来了无数的机关干部和上学的孩子们，人们都要亲眼看着自己的梦想如何变成现实。当一根火柴在管口燃起了猛烈的蓝色火苗时，欢呼声响遍了矿区，震动了矿山。人们向工程师和勇敢的工人祝贺。后来，他们的眼睛从蓝色的火焰上移开，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卷扬塔上光芒四射的红星上了①。此时老工人和老大娘们个个泪流满面，年轻的工人高呼着：“我们又胜利了！”①龙凤矿每逢有重大新成就，卷杨塔上红星即放光，全矿可见。——作者这个故事立刻让我想起，我在抚顺工人养老院看见的那位残废的老人。这是一次瓦斯爆炸中的幸免者。他逃脱了死亡，但是逃不脱困残废被赶出矿山的厄运。他过着乞讨生活，一直到解放；他几次几乎变成杨柏桥下的“路倒”。老人辛苦一生，没有结过婚，世上没有一个亲人。在他的床头上方，这个照例是放置亲人照片的地方，老人也有一个用精致的镜框镶起的照片，这也是他的房间里推一的一张照片：毛主席。这个故事立刻让我想起，上午在一个幼儿院里，系着雪白小围巾的孩子挥动着小胖手唱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这些联想中，使我从老人和孩子那里得到了一个统一的回答。我明白了为什么刘大娘要说过去的让它过去，我明白了为什么她的儿子会相信我们可以改造……我们随着王主任在巷道里继续前进着。在一个拐角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灯光耀眼的小卖部——里面有水果点心，毛巾手绢，木梳香皂——王主任在这里停下来，指着小卖部说：“在伪满时，从这里起是一条长长的臭水沟。沟里沟外到处有老鼠跑，可是谁也不敢碰它，因为那时很多工人很迷信，说它是老君爷的马。工人们都是混过今天不知能不能混过明天的人，因此，有的为了求平安，就敬信了老君爷。那时我们是又受鬼子的气，又受二把头的气，还要受老鼠的气。现在当然谁家也没老君爷了，把老君爷扔了，家家挂上毛主席像了。”他指着混凝土的干净平整的地面继续说：“那时到处是水，浅处也有一尺左右。工人一下井，就得光脚蹚水走。在‘掌子’里，工人浑身都不穿一点衣服，精光光的。坑下又问又热，再说只有一身破烂，烂掉了也没人给你添。”我们继续向前走，走到电车道旁，载运着发光的煤块的列车开过去了，穿着深蓝色工作服的司机和王主任笑着打个招呼，驶过去了。王主任继续说：“那时候有电车走的道，没人走的道。电车在这个地方就常撞死人。不过比起爆炸死人，那又不算什么了。矿工过去有句话：说自己是‘四块石头夹一块肉’。在井下干了十几个钟头回到井上来，就算这一天又混过来了。在井口外面，天天下工时候有一群女人孩子等着，要是等不到自己的人，那就是完了。连尸首都不一定找到，不是压在石头底下，就是叫水沙埋了。在这里，”他停下了，指着路边说：“我亲自看见在这里压死了四个人。我十四岁就下井，自己也说不清跟阎王老子打了多少次交道。”我这才知道这位精通业务的年轻主任原是矿工出身。他是个爽朗、活泼的人，他最后那句话是笑着说的。我决没料到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爱笑的人，过去的经历是那样悲惨，简直难以想象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为了生活，当年，这个十四岁的少年每天要干十几个钟头的活，有了病，不敢躺下，因为怕被看做有传染病隔离起来。工人们住的大房子，冬天没有火，大多数人没铺没盖，有条麻袋算好的，吃的也不够，每天每人只有八个蜂窝似的窝窝头，因此，传染病是极容易发生的。一九四二年，这里发生的一场流行病，工人们到今天提起来还是余悸未定。可怕的不是疫病，而是日本人的毒手，日本人曾把发生疫情的工人住宅区用层层刺网封锁起来，不准外出求医，然后又逐家检查，如果谁家有病不报告，日本鬼子就把大门钉起来，把人封锁在里头。如果有病报告了，又不管什么病一律填个霍乱，送进隔离所。人一进了隔离所就不用想出来，外面有电网围着，洋狗看守着，每人每顿一碗粥，有的半死不活，就送到炼人炉里烧死，或者和死人一起扔到万人坑里。“刚才你们看见的煤车上的那个工人，”王主任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叫邢福山，他的父亲就是被活埋的一个。”我们慢慢走着，巷道里有轻风迎面拂来，这是清新的温暖的气流，但我的心被过去的事冻结住了。经过一阵短暂的沉默，王主任继续说：“从前这里的空气是混浊的，不干活也可以把人间出病来。有一回我刚从井里上来，问得要死，有了病了，二把头非叫我再下去不行，我不去，他举起皮鞭打我。我在大房子里最小，大伙全疼我，有人过来要和二把头拆命，那小子一看就吓跑了。日本鬼子和二把头最怕的是特殊工人——这是鬼子送给被俘的八路军战俘的名称，鬼子把他们押到矿上做工，这些战士对鬼子不买账，谁凶他们在井底下就揍谁，揍死了就埋在里面。他们暴动了好多次，鬼子只好让步，给他们吃好一点，客气一点。鬼子和二把头怕普通工人受到特殊工人的影响，总设法隔离开，可是我们也知道了他们的斗争，也就摸透了鬼子和二把头的底，所以二把头只好扔下鞭子跑了，倒真像臭沟里的老鼠一样。从那天起，我就看透这些人日子长不了……”这个当初生活在爆炸、冒顶和二把头皮鞭下的少年，他怎么熬过来的，我明白了，而且我的问题又一次得到了回答。在他身上有多么强烈的自信！当初他在那样艰难的朝不保夕的生活中，就已经看透了鬼子和二把头的底细，而我在那时是什么样子呢？是已吃腻了荤腥，丢尽了尊严，天天打针吃药，内心充满了末日的情绪。这和当初的这个少年的心情是多么强烈的对照！在那样的日子里，他就把我们这类人看成了老鼠，微不足道，在今天又是怎样呢？我想起了试验瓦斯胜利的那个故事，想起故事里的老年工人和家属们的眼泪，想起故事里的青年工人高呼的那句话：“我们又胜利了！”这句话里充满了多大的自豪和自信！在他们的眼里，社会、人类、自然，一切奥秘都是可以揭穿的，一切都是可以改造的！一个皇帝又算得了什么？未来是他们的！这是为什么方素荣、刘大娘和他的儿子所以能宽恕我的又一个原因。一切都变了！变化是反映在任何事物上的。从平顶山上的新生的丛林到矿山上的每块石头，都有了变化。变化也反映在我们所看到的各种人身上：养老院里正展开比健康、比长寿的老人是变化，工人宿舍的瓦斯灶和结婚照片是变化，年轻的王主任也是一个变化……一切变化中最根本的，是人的变化。说明这一切变化发生的原因的，是老人床头的照片，是幼儿院孩子们唱的歌，是龙凤矿卷扬塔上的那颗星……在那颗红星下发生了这一切——伟大的胸怀，对领袖的无限信仰，看透了一切的自信。有了这一切，才有了那个声出如雷鸣，耀眼如闪电的宽恕。　　五会见亲属人民可以宽恕，问题在于自己能否“做个正经人”——我从这次参观中明白了这个道理，并且还不只是这一个道理。从前，就是在开始参观的那天，我还用旧的眼光看待今天的政府同群众的关系，认为任何政府同人民之间都没有书上所说的那种一致、那样互相信赖。我总以为共产党之所以有那样强大的军队和有力的政府，是由于“手段”高明和善于“笼络人心”的结果。我所以担心在群众激愤时会牺牲了我，就是由于这种看法。现在我明白了，人民所以拥护党，相信党，实在是由于共产党给人民做了无数好事，这些好事是历史上任何朝代都不可能也不肯于去做的。为矿工——从前被称做“煤黑子”的——做出营养设计，为矿工的安全拿出整个党组织的精力向瓦斯宣战，让“大官旅馆”的命运变成下棋、赏花的晚景，让百分之八十的单身汉从“大房子”搬进新房，让存在了若干世纪的妓院、赌馆、鸦片馆从社会上消失……在过去，哪个政府能够和肯于去做这些事呢？从前，我有时还这样想：也许在新社会里只有穷人得到好处，那些有钱的人，旧社会里有点地位的人，跟我们这类人有瓜葛的人，以及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恐怕都说不上满意。参观后不久，我亲眼看到了我的亲属，我才明白了这还是过时了的旧眼光。原来满意这个新社会的，在新社会里找到自己前途出路的，竟包括了那么广泛的阶层，实在是历史上空前的。我们跟亲属之间的通信，从一九五五年夏天就开始了。人们从家信里知道了亲属并未因自己是罪犯而受到歧视，知道了子女们有的在上学，有的在工作，有的成了专家，有的参加了共青团，甚至还有的加入了共产党。许多人从家信上受到了很大鼓舞，进一步觉出了社会变化对自己的意义。但是也还有某些多疑的人仍然疑信参半，甚至于还有人全凭偏见而加以穿凿附会、妄加曲解。前伪满将官老张，接到儿子第一次来信。这封信头一句是这样写的：“张先生：对不住，我只能这样称呼你，不能用别的……”老张看完信大为悲恸，几乎得了精神病。许多人都为他不平，有人暗地里说：“这不是新社会教育出来的青年吗？新社会里父亲坐牢，儿子就不要他了。”我不由得想起陈宝琛说过的“共产党无情无义”之类的话。跟溥杰同组的前伪满将官老刘，向来对新社会什么都不相信。他非常想念自己的女儿，很怕她受到社会上的歧视。女儿来信告诉他，她的生活很好，人了团，得到组织的关怀，有许多好朋友，她现在夙愿得偿，国家已按她的升学第一志愿分配她到艺术学院。他看了信，摇晃着满头白发说：“说得千真万确，不叫我亲眼看一看我还是不相信。”这些问题，从一九五六年起，都得到了解决，而在我看来，解决的还不只是一家一户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整个下一代的问题。三月十日，即参观后的第三天，看守员通知我和溥杰，还有三妹夫、五妹夫和三个侄子，一齐到所长那里去。我们走进了所长的接待室，在这里出乎意料地看见了别离了十多年的七叔载涛和三妹五妹。看着健壮如昔的胞叔和穿着棉制服的妹妹们，我好象走进了梦境。载涛是我的嫡亲长辈中仅存的一个人。在一九五四年选举中，他作为二百多万满族的代表被选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同时是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他告诉我，在来看我的前几天，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他看见了毛主席。周恩来总理把他介绍给主席，说这是载涛先生，溥仪的叔叔。主席和他握过手，说：听说溥仪学习的还不错，你可以去看看他们……七叔说到这里，颤抖的语音淹没在哽咽声中，我的眼泪早已无法止住了。一家人都抹着泪，瑞侄竟至哭出了声音……从这次和家族会见中，我明白了不但是我自己得到了挽救，我们整个的满族和满族中的爱新觉罗氏族也得到了挽救。七叔告诉我，解放前满族人口登记是八万人，而今天是这个数目的三十倍。我是明白这个数目变化的意义的。我知道辛亥革命之后，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统治下的旗人是什么处境。那时满族人如果不冒称汉族，找职业都很困难。从那时起，爱新觉罗的子孙纷纷姓了金、赵、罗，我父亲在天津的家，就姓了金。解放后，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的一年比一年多。宪法公布之后，满族全都登记了，于是才有了二百四十万这个连满族人自己也出乎意外的数目。我还记得发生“东陵事件”时的悲忿心情，还记得向祖宗灵牌发过的报仇誓愿。我这个自认的佛库伦后裔和复兴满族的代表人，对自己的种族步步走向消亡的命运，我不但未曾加以扭转，而且只能加速着这种命运的到来。只是在声称扶持满族的日本人和我这个以恢复祖业为天职的集团垮台之后，满族和爱新觉罗氏的后人才有了可靠的前途。由八万变成二百四十万，这就是一个证据！这个历史性的变化，包含有爱新觉罗的后人，包含有过去的“涛贝勒”和过去的“三格格”、“五格格”。七叔这年是六十九岁，身体健壮，精神旺盛，几乎使我看不出他有什么老态来。我甚至觉得他和我说话的习惯都没有变。解放以后，他以将近古稀之年参加了解放军的马政工作，兴致勃勃地在西北高原上工作了一段时间。在谈到这些活动的时候，他的脸上露出了愉快之色。他又告诉我，他正打算到外地去视察少数民族的工作，以尽他的人大代表的责任。提到这些，他脸上更发出了光彩。在那数目降到八万的时候，哪个满族的老人的脸上能发出光彩来呢？解放军刚刚进入北京城的时候，有许多满族的遗老是不安的，特别是爱新觉罗氏的后人，看了约法八章之后还是惴惴然，惶惶然。住在北京的这些老人，大多不曾在“满洲国”和汪精卫政府当过“新贵”，但也有人并非能够忘掉自己“天潢贵胄”的身份，放弃掉对我的迷信，所以在我当了囚犯之后，他们比旧时代更感到不安，加上每况愈下的满族人口的凋落和自身景况的潦倒，他们的生活是黯淡无光的，对解放军是不曾抱什么“幻想”的。最先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听到东北人民政府给满族子弟专门办了学校，后来又看见有满族代表也走进了怀仁堂，和各界人士一同坐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场上，参加了共同纲领的讨论。接着，他们中间不少人的家里来了人民政府的干部，向他们访问，邀请他们做地方政协的代表，请他们为满族也为他们自己表示意见，请他们为新社会的建设提供自己的才能。在北京，我曾祖父（道光帝）的后人以及惇亲王、恭亲王和醇亲王这三支的子弟，溥字辈的除了七叔家的几个弟弟比较年轻之外，其余都已是六十以上的老人。我的堂兄溥亻斤（字雪斋，停亲王奕淙之孙、多罗贝勒载瀛之子），擅长绘画、书法和古琴，这时已六十多岁，他没想到又能从墙上摘下原已面临绝响厄运的古琴，他不但自己每星期有一天在北海之滨，能和新朋旧友们沉醉在心爱的古老艺术的享受中，而且也从年轻的弟子身上看见了民族古乐的青春。他当选为古琴研究会的副会长、书法研究会的会长，被邀进了一个区的政协，又是中国画院的画师。溥亻斤的胞兄弟溥亻间也是一位老画家，这时也被聘为北京中国画院的画师，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又挥笔向青年一代传授着中国画。他的亲叔伯兄弟溥修（载濂的次子），是瑞侄的胞叔，他曾做过“乾清门行走”，我在长春时曾委托他在天津看管过房产，后来双目失明，丧失了一切活动能力，生活潦倒无依。解放后，他的经历以及他肚子里的活史料被新社会所重视，聘他为文史馆员。这种文史馆全国各地都普遍设立着，里面有前清的举人、秀才，也有从北洋政府到蒋介石朝代各个时期各个事件的见证人，有辛亥革命以及更早的同盟会举事的参加者，也有最末一个封建宫廷内幕的目击人。经过他们取得了大量的近代珍贵史料，在他们的晚年，也为新社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双目失明的修二哥对生活有了信心，心满意足地回忆着清代史料，想好一段，口述一段，由别人代为记录下来。这些已经被新社会视为正常的现象，到了我的心目里却是非常新鲜、印象强烈的新闻。而印象更强烈的，更新鲜的，是我亲眼看到的妹妹们身上的变化。半年前，我和北京的弟弟妹妹们通了信，从来信中我就感觉到了我的家族正在发生变化，但是我从未对这种变化认真思索过。在伪满时代，除了四弟和六妹七妹外，其余的弟弟妹妹都住在长春，大崩溃时都随我逃到通化。我做了俘虏之后，曾担心过这些妹妹会因汉奸家属的身份而受到歧视。二妹的丈夫是郑孝胥的孙子，三妹五妹的丈夫一个是“皇后”的弟弟，一个是张勋的参谋长的儿子，全是伪满中校。四妹夫的父亲是清末因杀秋瑾而出名的绍兴知府。这几个妹夫不是伪满的军官，就是伪政权的官吏，只有六妹夫和七妹夫是两个规规矩矩的读书人，不过她们会不会被汉奸头子的哥哥牵累上呢？我心里也没有底。这类的顾虑是同犯们共有的，我的顾虑比他们更大。后来在通信里，才知道这种顾虑完全是多余。弟弟和妹妹同别人一样有就业机会，孩子们和别人的孩子一样可以入学、升学以及享受助学金的待遇，四弟和七妹还是照旧当着小学教师，六妹是个自由职业者——画家，五妹做了缝纫工人，三妹还是个社会活动家，被街道邻居们选做治安保卫委员。尽管她们自己做饭、照顾孩子，但是她们在信中流露出的情绪总是满意的、愉快的。我放了心。现在，我看到了她们，听着她们和自己的丈夫谈起别后经过，使我联想起了过去。我还记得五妹夫老万睁着他那双大眼睛问五妹：“你真会骑车了？你还会缝纫？”这是在他接到她的来信后就感到十分惊讶的问题，他现在又拿出来问她了。他的惊讶是有根据的。谁料得到从小连跑也不敢跑，长大了有多少仆妇和使女伺候，没进过厨房没摸过剪刀的“五格格”，居然今天能骑上自行车去上班，能拿起剪刀裁制衣服，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女缝纫工人呢？更令我们这位学委会主任惊异的，是他的妻子回答得那么自然：“那有什么稀奇？这不比什么都不会好吗？”要知道，假如过去的“五格格”说这样的话，不但亲戚朋友会嘲笑她，就连她自己也认为是羞耻的。那时候她只应该会打扮。会打麻将，会按着标准行礼如仪，而现在，她拿起了剪刀，像个男子一样骑上自行车，过自食其力的生活了。三妹的经历比五妹更多一些。日本投降以后，她没有立刻回到北京，因为孩子生病，她和两个保姆一起留在通化。财产是没有了，她恐怕留下的细软财物和自己的身份引人注意，就在通化摆香烟摊，卖旧衣。在这个期间，她几乎被国民党特务骗走，她上过商人的当，把划不着的火柴批发给她。她经过这些不平常的生活，到一九四九年才回到北京。解放后，街道上开会，她不断去参加，因为在东北接触过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她知道些政府的政策，得到了邻居们的信任，被推选出来做街道工作。她谈起来最高兴的一段工作，是宣传新婚姻法……这个经历，在别人看来也许平淡无奇，在我可是不小的惊异。她过去的生活比五妹还要“娇贵”，每天只知道玩，向我撒娇，每逢听说我送了别人东西，总要向我打听，讨“赏”，谁料得到，这个娇慵懒散、只知道谢恩讨赏的“三格格”竟会成了一名社会活动家？乍一听来，真是不可思议。但这个变化是可以理解的。我理解她后来为什么那么积极地宣传新婚姻法，为什么她会在向邻居们读报时哭出来，因为我相信她说的这句话：“我从前是什么？是个摆设！”从前，她虽然有着一定文化水平，名义上是个“贵”妇，而实际上生活是空虚的，贫乏的。她和三妹夫在日本住着的时候，我曾去信叫她把日常生活告诉我，她回信说：“我现在坐在屋里，下女在旁用熨斗烫衣服，老仆在窗外浇花，小狗瞪着眼珠蹲着，看着一匣糖果……实在没有词儿了。”现在，生活给她打开了眼界，丰富了思想，当邻居那样殷切地等她读报时，她才觉出自己有了存在的意义。她后来谈过这样一段经历：“在通化，有一天民兵找了我去，说老百姓在开会，要我去交代一下。我吓坏了，我以为斗争会斗汉奸是很可怕的。我说，你饶了我吧，叫我干什么都行。后来见了干部，他们说不用怕，老百姓是最讲理的。我没法，到了群众会上吓得直哆嗦，我向人们讲了自己的经历。那次会上人多极了，也有人听说看皇姑，都来了。听我讲完，人们嘁嘁喳喳议论开了，后来有人站起来说：‘她自己没干过什么坏事，我们没意见了。’大伙听了都赞成，就散会了。我这才知道，老百姓真是最讲理的。”她这最后一句话，是我刚刚才懂得的。而她在十年前就懂得了。在会见的第二天，正巧接到了二妹来的信，信中说，她的大女儿，一个体育学院的二年级生，已经成了业余的优秀汽车教练员，最近驾驶着摩托车完成了天津到汉口的长途训练。她以幸福的语气告诉我，不但这个十二年前小姐式的女儿成了运动健将，其他的几个孩子也都成了优秀生。当我把这些告诉了三妹。五妹，她们又抹了眼泪，并且把自己的孩子的情况讲了一遍。在这里，我发现这才是爱新觉罗的命运的真正变化。我曾根据一九三七年修订的“玉牒”和妹妹弟弟们提供的材料，做过一个统计。爱新觉罗氏醇王这一支从载字辈算起，婴儿夭折和不成年的死亡率，在清末时是百分之三十四，民国时代是百分之十，解放后十年则是个零。如果把爱新觉罗全家的未成年的死亡率算一下，那就更令人触目惊心。只算我曾祖父的后代，载字与溥字辈未成年的死亡率，男孩是百分之四十强，女孩是百分之五十弱，合计是百分之四十五。在夭亡人口中不足两岁以下的又占百分之五十八强。这就是说道光皇帝的后人每出生十个就有四个半夭折，其中大半又是不到两岁就死了的。我同七叔和妹妹们会见的时候，还没有做这个统计，但是一听到妹妹们屈起手指讲述每个孩子迥异往昔的现况时，我不由得想起了因被我祖母疼爱以至于活活饿死的伯父，十七岁时就死了的大胞妹，不到两岁就死了的三胞弟，以及我在玉牒上看到的那一连串“未有名”字样（来不及起名就死了）。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死亡与成长的数字上，即使每个孩子都长大，除了提鸟笼什么都不会，或者除了失学、失业就看不见什么别的前途，那比起短命来也没什么更多的意思。在民国时代，八旗子弟的命运大部分正是如此。长一辈的每天除了提着鸟笼溜后门，就是一清早坐着喝茶，喝到中午吃饭时，十个八个碟儿的萝卜条豆腐干摆谱，吃完饭和家里人发威风，此外再也不知道有什么好于；晚一辈的除了请安、服侍长辈、照长辈的样子去仿效之外，也很少有知道再要学些什么的。到后来坐吃山空，就业无能，或者有些才能的却又就业无门，结果还是个走投无路。这类事情我知道的不少，现在是全变了！我从这次会见中，深刻地感受到我们下一代的命运，与前一代是如何的不同，他们受到的待遇，实在是我从前所不敢企望的。在北京的一个弟弟和六个妹妹，共有二十七个孩子，除了未达学龄的以外，都在学校里念书，最大的已进了大学。我七叔那边有十六个孙儿孙女和重孙儿重孙女：二十八岁的长孙是水电站技术员；一个孙女是军医大学学生；一个孙女参加过志愿军，立过三等功，已从朝鲜复员回来，转入大学念书；一个孙女是解放军的文艺工作者；其他的除了幼儿或在校。或就业，没有一个游手好闲的。过去的走马放鹰、提笼逛街的上代人生活，在这一代人眼中成了笑话。下一代人也有例外的命运，那是生活在另外一个社会里的溥杰的女儿。他有两个女儿，那时跟她们的母亲住在日本，最大的十八岁。在我们这次跟亲属会见的九个月后，溥杰的妻子从日本寄来一个悲痛的消息，这个大女儿因为恋爱问题跟一个男朋友一起自杀了。后来我听到种种传说，不管怎么传说，我相信那男孩子跟我的侄女一样都是不幸的。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里，青年们的命运就是如此不同。从这年起，管理所就不断来人探亲。值得一说的是，顽固的“怀疑派”老刘，看见了他的学艺术的女儿，并且看见了女儿带来的女婿。女儿对他说：“你还不相信，爸爸？我在艺术学院！这就是我的朋友！”他说：“我信了。”女儿说：“你明白不明白，如果不是毛主席的领导，我能进艺术学院吗？我能有今天的幸福吗？”他说：“这也明白了！”女儿说：“明白了，你就要好好地学习，好好地改造！”老刘明白了的事情，老张也明白了。他因为儿子叫他先生，几乎发了疯。这时他女儿来看他，带来了儿子的一封信，他把这封信几乎给每个人都看了：“爸爸：我现在明白了，我有过‘左’的情绪。团组织给我的教育，同志们给我的批评，完全是对的，我不应该对您那样……您学习中有什么困难？我想您学习中一定用得上金笔，我买了一支，托姐姐带上……”　　六日本战犯六七月间，我和几个同伴去沈阳，出席军事法庭，为审判日本战犯向法庭作证。从报上知道，在中国共关押了一千多名日本战犯，一部分在抚顺，一部分在太原，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时期中的犯罪分子。一九五六年的六月和七月，有四十五名分别在太原和沈阳判了徒刑，其余都受到了免诉处理，由中国红十字会协助他们回了国。在沈阳审判的是押在抚顺的战犯，两批审判共三十六名。有的是我在伪满时即已知名，有的是在抚顺管理所的大会讲坛上看见过。前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就是其中之一。他和伪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是我和四名伪满大臣作证的对方。古海是到庭的第一名被告人。他后来被法庭判处徒刑十八年①。①古海忠之已于1963年2月提前释放。我走进这个审判侵略者的法庭的时候，忽然想起了朝鲜战争的胜利，想起了日内瓦谈判的胜利，想起了建国以来的外交关系。如今，在中国的土地上审判日本战犯，这更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打胜仗的日子，我那时只想到，我除了向中国人民认罪求恕外，别无其它出路。到这次审判日本战犯时，出现在我心头的已不是出路问题，而是远远超过了个人问题的民族自豪感！不，我得到的还不只限于民族自豪感。我从这件巨大的事件中，想到了更多更多的问题。古海在宣判前的最后陈述中说了这样的话：“在东北全境，没有一寸土地没留下惨无人道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暴行痕迹。帝国主义的罪行就是我的罪行。我深深认识到我是一个公然违反国际法和人道原则，对中国人民犯下了重大罪行的战争犯罪分子，我真心地向中国人民谢罪。对于我这样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犯罪分子，六年来，中国人民始终给我以人道主义待遇，同时给了我冷静地认识自己的罪行的机会。由于这些，我才恢复了良心和理性。我知道了真正的人应该走的道路。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民给我的，我不知道怎样来感激中国人民。”我到如今还记得，我在法庭上作证发言后，庭上叫他陈述意见时，他深深鞠了一个躬，流着泪说道：“证人所说的完全是事实。”这情景不由我不想起东京国际法庭。在那里，日本战犯通过他们的律师叫嚣着，攻击着证人，为着减轻罪罚，百般设法，掩盖自己的罪行。而在这里，不仅是古海，不仅是我的作证对方而是所有受到审判的战犯全部认罪服刑。关于日本战犯，我的弟弟和妹夫们，特别是记性好的老万，讲它几天也讲不完。他们从检举认罪开始，便参加翻译日本战犯大量的认罪材料，大批日本战犯遣送回国后，他们又协助管理所翻译大量的日本来信。妹夫们释放之后，这工作由溥杰和老邦几个人担任。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不断地零碎地从他们嘴里听到不少日本战犯的故事。有个日本战犯，是前陆军将官，在一九五四年检察机关开始调查时，也许是由于他怕，也许是由于敌视，是从他嘴里查不出多少东西的。甚至在大会上，受到他的部下官兵的指控时，他还没放下自己的将官架子。但是这次在法庭上，他承认了指挥他的部队在冀东地区和河南浚县等地，进行过六次集体屠杀和平居民的罪行。例如，一九四二年十月，他属下的一个联队，在潘家戴庄屠杀了一千二百八十多名居民、烧掉民房一千多间的罪行。他在法庭面前承认了所有这些事实。他被判处二十年徒刑之后，向记者说：“在进行判决时，我按照我过去的罪行来判断，认为中国对我这样悖逆人道、违反国际公法的人，当然要从严处断，处以死刑。”他又说，在调查犯罪事实的时候，是非常正确而公正的，完全是用了他们在旧社会未曾见闻过的方法进行调查的。他说，尽管自己的罪恶没有什么辩护余地，可是法庭还是派了辩护人来，起诉书也是几天前送交他的，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人格的尊重。说到犯罪，他说：“当我想到我曾经杀害过很多的中国人民，使他们的遗属的生活遭到困难，而目前照顾我的正是被害者的亲人，这时候我的心有如刀割一般。”有个日本前大住，受到了不起诉处分而被释放。我的三妹夫曾翻过一封从日本的来信，是和这位大住同船回国的一个战犯写的，信里提到日本记者知道了这个大住在监狱里被他的部下（也是战犯）追问过去的罪行时，很是恼怒，所以在船上访问了他，希望他说点和别人不同的话，因为战犯们对新中国的称赞和感激，已经使某些记者早不耐烦了。他们从大佐的嘴里并没有得到希望得到的任何东西，记者问他：“你为什么还是说那些话？你现在还怕中国吗？”他答：“我现在是坐在日本船上，对中国有什么怕的？我说的不过是事实罢了。”三妹夫曾经担任过病号室的组长，他遇见过一个住病号室的日本兵战犯，他整天捣乱，不守监规，经常找护士和看守员的麻烦。到宣布了释放，开送别会的时候，他忽然哭了起来，当众讲出了自己的错误。还有个病号，虽然不像这个小兵那样捣乱，也是根本不想认罪的。他得的是直肠癌，因病情恶化把他送到医院里去急救，动了两次手术，做了人工肛门，而且医生为他输了自己的血，把他救活了。出院之后，他在一次大会上，当众叙述了他过去如何残杀和拷打中国人的罪行，又对照了中国人民在他病危中如何抢救了他。他在台上一面哭一面讲，台下的人也一面哭一面听……有一天，我们平整场地、修建花坛，从院子里的土坑里挖出了一具白骨，头骨上有一个弹孔。学过西医的老元和老宪都判断死者生前是一个少女。后来，老万翻译了一个日本战犯的文章，这人是从前抚顺监狱的典狱长，他描述了那时关押爱国志士时的地狱景象：那时这里只有拷打声、镣铐声、惨叫声；那时这里又臭又脏，冬天墙上一层冰，夏天到处是蚊蝇；那时每个囚犯每天只给一小碗高粱米，还要终日做苦役，许多人被打死、累死。他说：“现在这里只有唱歌声、音乐声、欢笑声，如果有人走到围墙外，决不会想到这里是监狱；现在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纱窗，过去苦役工厂成了锅炉房和面包房，从前爱国志士受折磨的暗室现在成了医务室的药房，从前的仓库现在修成了浴室，现在他们的人格受到尊重，他们每天可以学习，可以演奏乐器，可以绘画，可以打球，谁会相信这里是监狱？”他说：“现在中国正在建设给全人类带来幸福的事业，让我们走正当道路，不再犯罪，重新做人。”在不少战犯写的文章中都说过，当他们被苏联送到中国来的时候，是恐惧的，是不服气的，甚至是仇恨的。有的人和我的心理一样，刚来的时候只会用自己的思想方法来推测，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民这样对待他们。他们看到修建锅炉房时，以为是盖杀人房，看到修建医务所、安装医疗设备时，以为也像他们干的那样，要用俘虏做试验。还有人把宽大和人道待遇看做是软弱。有个宪兵，在刚从苏联押到中国时是被日本战犯看做“日本好男子”的，终日大声叫骂。所方找他谈话，他侧身站在所方干部面前说：“我是苏联军队俘虏的，你们有什么资格来问我？”所方的人员对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并没有请你到中国来杀人，但是有权利来向你追究你的血债！现在没资格说话的是你。你自己想想去吧。人到世界上来应该给人类做些有益的事，你做的什么呢？”他还以为要给他动刑，再给他一次逞硬的机会，可是就叫他这样去了，再没理他。不久，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了，他再也不闹了，因为他知道了讲道理的人并不是软弱，而野蛮却正是虚弱的表现。他变成了不声不响，终于自己主动地讲出了他的罪行。日本战犯这些故事流传出来之前，日本战犯的变化是几乎人人皆知的。但我那时只顾考虑自己的问题，就像从前看报和看家信一样，无心认真去思索。其实从一九五四年前后起，日本战犯们的变化就不断地显露出来。我不如从溥杰的残缺的一九五五年日记里抄些有关段落，借以说明（方括弧中的话是我的注解）：一月二十六日晚间看日本战犯演舞踊及音乐剧［这是我们第一次看他们表演，以前是他们自演自看，他们这时已拥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管弦乐队。乐器是所方为他们筹办的］，都是取材我国人民解放军如何爱护人民、反帝及国际主义精神，和反对原子战争的日本人民的奋斗实例而成的。[剧终后]日本战犯们不少声泪俱下的表示反对美帝的原子能垄断[不少战犯说到自己亲人是死在原子弹之下的]，并感谢我国人民政府之宽大政策。五月二日白天仍是游戏了一天（因为过“五一”节，连着两天举行娱乐庆祝活动），晚间看日本战犯们的歌舞晚会，第六所的及第五所的前佐官级的战犯，也都参加了表演，这是向来所无的事，使我深刻地感到“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白毛女”影片上的话。五月五日晚间看了（日本）战犯们的演剧“原爆之子”，才演了一场，因为晚间院内太冷（这天忽然起了风），所方怕出演者及观众（演出者只有日本战犯，观众是全体战犯）受了凉，遂临时中止，俟天气好时再演（这个露天会场，是日本战犯用了不过三四天，就建筑起来的）。五月六日今晚看了“原爆之子”，……情节颇感动人……（这写的是长崎受到战争惨祸的故事）。五月十五日……参加亚洲会议的日本代表二十余人到这里参观，其代表团长声泪俱下地感谢了我国政府之对于战犯们的人道待遇。战犯代表也致答词，声言其改邪归正今后誓为保卫和平而斗争的决心，战犯们有很多人都感动得落下泪。所方并允许该代表团员与所认识的战犯们会见。六月十一日终日看（日本）战犯所举行的运动会（这个运动场也是日本战犯自己修的），其组织性并其创意工夫，是可以供我们作参考的（在运动会上，他们的啦啦队很出色）。七月四日晚间看（日本）战犯们的歌唱、音乐、舞蹈会。大约是片山哲来了罢，至深夜仍听到他们在欢呼拍掌。回想了一下，就觉出了他们的变化是很明显的。为什么这些身为囚犯的人变得那样高兴，那样生气勃勃？为什么在释放之后，坐在兴安丸上，还带着管理所送他们的那套管弦乐器，流着泪向逝去的中国的海岸吹奏？为什么他们最爱唱“东京——北京”？为什么连每个被判刑的人都在反复地说着：“我感激中国人民！”“我悔恨……”？古海这样说，骂过人的这样说，耍过无赖的也这样说。从日本来的信里，常有这样的话：“我从中国知道了应当怎样活着”，“我认识了人生”，“在我踏出人生的第一步时，对于祝福我的身心健康与我握手的所长先生，你那手上的温暖是永不会失去的”有几个战犯，从日本报纸、杂志上知道美国军队占领了他们的土地之后，出现了一种叫“胖胖女郎”的妇女职业，这是和我国解放前“吉普女郎”类似的现象，他们恼怒起来，骂那些女人不要脸。有人写信给他的妻子，问她是不是也干了这个。这封信经过检查，被所方管教人员留下来，拿着找到他，十分耐心地说：“你再考虑考虑，这样给妻子写，合适不合适？不用说你问得毫无根据，即使有根据，你也要想一想，这是谁的罪过？难道要叫一个女人负责吗？”这个战犯听了一声不响，突然他把那封信团起来扔在地上，然后抱头大哭起来。是的，那些感激中国人民的人，不只是感激中国人民的宽大，他们更感激中国人民给他们认识了真理，明白了许多事情的真相。就像我认识了皇帝是怎么回事似的，他们也明白了军国主义的真相和日本的现实。他们回国之后来信谈到了少年犯罪数字的惊人，谈到了胖胖女郎的命运。在管理所放映过的日本电影《基地的儿童》、《战火中的妇女》都是现实。塞班岛的妇女在刺刀逼迫下走进海水，绝望的母亲用双手把自己刚出生的婴儿举到水面上，这些现实刚过去，美军的基地出现了，美国坦克轧着他们的土地，美军的飞机染污他们的天空，美国大兵奸污他们的妇女，……一个回到农村的人，来信沉痛地说：“村中一部分青年变了，有当强盗的，有为了妇女问题而杀人的，有的参加了自卫队，沉溺在酒和妇女的堕落生活中。到了夜晚，如不把门窗关好就不敢安然地入睡。文化方面是腐败的，电影也是诲淫诲盗的多，还有从前时代的戏以及剑道柔道和射击的游戏。儿童做着杀人的游戏，对父母的吩咐也是不大听从。物资应有尽有，可是穷人是没钱买的……”他们在中国认识到了真理，他们回去又看到了自己的祖国蒙受灾难的真相，他们一明白了这些道理，就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了。他们到处讲演，讲新中国，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反对复活军国主义，要求独立民主与和平。他们何以如此呢？他们受到许多的限制、监视，但是他们并不畏缩，他们有很多办法对付那些限制。反动派不准他们演出中国的舞蹈，他们就把蒙古舞、扇舞、秧歌舞、红绸舞教给职业歌舞伎座，于是中国的红绸舞和秧歌舞传遍了日本全国各地。他们何以有这些办法呢？力量是哪里来的呢？从妹夫们零星的但是兴奋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在日本发生的许多关于归国战犯们的故事，这些故事归结出一个事实：他们到处受到日本人民的欢迎，他们把真理告诉了人民，人民支持了他们。有许多人来信叙述他如何被他的家人、亲友、同乡，以及团体、学校邀请去讲他的监狱生活，讲中国的事情。他们讲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情，讲了强大起来的中国对战争是什么态度，中国人民的希望和理想是什么。对他的话，有人怀疑，有人采取保留态度，有人相信。但越来越多的是相信，是肯定，是对于回去的人的信任。对于回去的人，亲美的反动统治者越不喜欢，人民却是越相信他……他们一回国便出版了一本书：《三光政策》。那些亲身参与了日本军队在中国暴行的人写下了他们如何在中国土地上制造无人区，如何拿中国人民做细菌武器的试验，如何把活人解剖，……这本书第一版五万册，在一个星期里便卖光了！有几位前军人、退伍的将军们，听了他们一位回国的旧同事谈了几年来的生活和感受后，默然良久，最后说：“凭了我们的良知和对你的了解，我们相信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不过，这些话只能是在屋里说。”有一个村庄，在听了刚从中国回去的这位同乡说完以后，凡是有什么问题，人们总爱说：“找××去吧。他是我们村里懂得最多的人。”有一个村庄，他们的刚刚回来的同乡不大爱说话，只是改变过去在家的习惯，乡亲们很诧异这个人为什么如今这样和善，这样爱帮助别人。当知道了这是在中国发生的变化以后，他成了村中更加有威信的人。还有一个村庄，他们拿着“武运长久”的旗子，像欢迎凯旋的将军似地欢迎回国的人。但是这个受欢迎的人，一下了火车，就向他的乡亲们发表了一篇沉痛的演讲，结果人们明白了广岛的灾难原因，都流下了眼泪，“武运长久”的旗子也跌落在地上了……有一个母亲，听她被释放回去的儿子讲述了十多年来的生活之后，便问道：“北京在哪里？”儿子告诉了她。她于是发现了褥垫放的不对头，不应当让双脚朝着这个方向，便急忙把褥垫调动过来，叫头朝着北京——那里是真理与希望。这是一个母亲的希望。许许多多的战犯家属——他们许多都是朴实的劳动人民，或者具有良知的人。他们从前有不少人给中国政府写过信，要求释放他们的丈夫或儿子，说他们都是无罪的人。后来他们有人要求到中国来看他们的亲人，他们来了，听了亲人们的讲述，有的听了中国人民在法庭上控诉的录音，他们和监狱里的亲人一齐哭了，他们承认了监狱里的人是有罪的，明白了他们是上了军国主义的当。日本战犯的变化，犹如我的家族的变化一样，给了我极大的震动。我从这些变化中看出了一个事实：共产党人是以理服人的。　　七“世界上的光辉”从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起，经常有些外国记者和客人来访问我，还有些外国人写信给我，向我要照片。一九五七年二月，我接到从法国斯梯林一温德尔寄来的一封信，请求我在照片上签字，信里除了附来几张我过去的照片外，还有一篇不知要做什么用的文章，文章全文如下：监牢里的中国皇帝世界上的光辉是无意义的，这句话是对一个关在红色中国的抚顺监牢里，等待判决的政治犯人的一生写照。在孩童时期，他穿的是珍贵的衣料，然而现在却穿着破旧的棉布衣服，在监牢的园子里独自散步。这个人的名字是：亨利溥仪。五十年前，他的诞生伴随着奢华的节日的烟火，但是现在牢房却成了他的住处。亨利在两岁时做了中国的皇帝，但以后中国的六年内战把他从皇帝宝座上推了下来。一九三二年对于这位“天子”来说，又成为一个重要的时期：日本人把他扶起来做满洲国的皇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什么事，一直到现在这张引人注意的照片报道他的悲惨的命运为止……如果他早两年寄来，或者还能换得我一些眼泪，但是他寄来的太晚了。我在回信中回答他说：“对不起，我不能同意你的见解。我不能在照片上签字。”不久前，在某些外国记者的访问中，我遇过不少奇怪的问题，例如：“作为清朝最末一位皇帝，你不觉得悲哀吗？”“长期不审判你，你不觉得不公平吗？这不令你感到惊奇吗？”等等，这里面似乎也包含着类似的同情声调。我回答他们说，如果说到悲哀，我过去充当清朝皇帝和伪满皇帝，那正是我的悲哀；如果说到惊奇，我受到这样的宽大待遇，倒是很值得惊奇的。记者先生们对我的答案，似乎颇不理解。我想那位从法国写信来的先生，看到了我的回答必然也有同感。在我看来，世界上的光辉是什么呢？这是方素荣的那颗伟大的心，是台山堡那家农民的朴素语言，是在我们爱新觉罗下一代身上反映出来的巨大变化，是抚顺矿山的瓦斯灶上的火苗，是工业学校里的那些代替了日本设备的国产机床，是养老院里老工人的晚年，……难道这些对我都是没有意义的吗？难道我被寄予做个正经人的希望和信任，这是对我没有意义的吗？难道这不是最宝贵的审判吗？我相信，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心情，而是许多犯人共同的心情，甚至于是其中一些人早有的心情。事实上，这种争取重新做人的愿望与信念，正逐渐在日益增多的心中生长着（这时我们已经开始把改造当做是自己的事了），否则的话，一九五七年的新年就不会过得那样与前不同。我们每次逢年过节，在文娱活动方面，除了日常的球、棋、牌和每周看两次的电影之外，照例要组织一次晚会，由几个具有这方面才干的人表演一些小节目，如伪满将官老龙的戏法，小固的快板，老佑的清唱，溥杰的《萧何月下追韩信》，蒙古人老正和老郭的蒙古歌曲，等等。溥杰偶尔也说一次自编的相声，大家有时也来个大合唱。观众就是我们一所的这几十个人，会场就在我们一所的甬道里或者小俱乐部里。甬道里从新年的前几天就开始张灯结彩，布置得花花绿绿。有了这些，再加上年节丰盛的伙食和糖果零食，使大家过得很满意。可是一九五七年这一次不行了，大家觉得别的全好，惟独这个甬道晚会有点令人不能满足；如果能像日本战犯似的在礼堂里组织一次大型晚会，那才过瘾。离着新年还很远，许多人就流露出了这种愿望。到了该着手筹备过年的时候，一些年轻的学委们憋不住了，向所方提出了这个意思。所方表示，倘若有信心，办个大型的也可以，并且说如果能办起来，可以让新调来的三、四两所的蒋介石集团的战犯做观众，把礼堂装得满满的。学委们得到了这样的答复，告诉了各组，于是大家兴高采烈地筹备起来了。大家之所以高兴，是因为都想过个痛快的新年，而所方之所以支持，是因为这是犯人们进行自我教育的成功的方法之一。学委会是首先接受了这个思想的。他们早从日本战犯的演出得到了启发。日本战犯每次晚会除了一般的歌舞之外，必有一场戏剧演出，剧本大都是根据日本报刊上的材料自己编的。记得一出名叫《原爆之子》的戏，描写的是蒙受原子弹灾祸的日本人民的惨状，这出戏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给世界人民而且也给日本人民造下的罪行，演到末尾，台上台下是一片控诉声和哭泣声。学委会看出了日本战犯们通过演戏的办法，编剧者、演剧者和观剧者达到了互相教育、互相帮助的效果，决心也要在这次晚会上演出一出这样的戏。学委会的计划得到了许多人的拥护，他们很快就把戏的大概内容和剧名都想出来了。一共是两出戏，一出名叫《侵略者的失败》，内容写的是英军侵略埃及、遭到埃及人民的反击而失败的故事，这是一出时事活报剧；另一出是写一个伪满汉奸，从当汉奸到改造的经历，这是一出故事剧，名叫《从黑暗走向光明》。剧作家也有了，这就是溥杰和一个前江伪政权的穆姓官员。事情一决定，他们便马上写起剧本来。与剧本的创作同时进行的，是其他各项节目的准备工作。“幻术家”老龙的戏法向来最受欢迎，现在他对于以前玩的“帽子取蛋”、“吞乒乓球”之类的小戏法，觉得不过瘾了，声明要表演几个惊人的大型戏法。蒙古人老正兄弟和老郭等人在准备蒙古歌舞。我们组的学习组长老初，一个前汪伪政权的外交官，是位音乐爱好者，他带了一批人在练习合唱。还有一些人分头准备相声、快板、清唱等等传统节目。这几天最忙的是学委会主任老万，他忙于排节目，找演员，计划节日会场的布置。会场布置由小瑞负责，他是制作纸花和灯笼的巧手，在他的指导下，一些人用各色花纸做了灯笼、纸花以及张灯结彩所必需的一切饰物。全场的照明设备由大李负责，他现在成了一名出色的电工。我的固侄也够忙的，他除了做幻术家的助手之外，还要准备说相声，参加练唱。在各方带动之下，人人被卷入了筹备活动。以前每次甬道里的晚会，任何一项准备工作都没有我的份。我不会说快板，也不会变戏法，别人也不找我去布置会场。就是帮人家拿拿图钉、递个纸条，人家还嫌我碍事哩。在这次筹备工作中，我原先认为不会有人找我去添麻烦，万没料到，我们的组长老初竟发现我唱歌发音还过得去，把我编进了歌咏队。我怀着感激之情，十分用心地唱熟了“东方红”、“歌唱祖国”、“全世界人民心一条”。歌曲刚练熟，又来了一件出乎意外的事，学委会主任找我来了。“溥仪，第一出戏里有个角色，由你扮演吧！并不太难，台词不多，而且，这是文明戏，可以即兴编词，不太受约束。这件工作很有意义，这是自我教育，这……”“不用说服啦，”我拦住了他，“只要你看我行，我就干！”“行！”老万高兴得张开大嘴，“你行！你一定行，你的嗓音特别洪亮！你……”“过奖过奖！你就说我演什么戏吧？”“《侵略者的失败》——这是剧名。英国侵略埃及，天怒人怨，这是根据报上的一段新闻编的。主角老润，演外交大臣劳埃德。你演一个左派工党议员。”我到溥杰那里了解了剧情，看了剧本，抄下了我的台词，然后便去挑选戏装。既然是扮演洋人，当然要穿洋装。这类东西在管理所的保管室里是不缺少的，因为许多人的洋装都存在这里。我拿出了那套在东京法庭上穿过的藏青色西服，拿了衬衣。领带等物，回到了监房。监房里正空无一人，我独自打扮了起来。刚换上了一件箭牌的白府绸衬衣，老元进来了，他吓了一跳，怔了半晌才问我：“你这是于什么？”我一半是由于兴奋，一半是由于衬衣的领子太紧，一时说不出话来。“我要演戏，”我喘吁吁地说，“来，帮我把马甲后面的带子松一松。”他给我松了，可是前面的扣子还是系不上，我才知道自己比从前胖了。那双英国惠罗公司的皮鞋也夹脚，我懊恼地问老元：“我演一个英国工党的议员，不换皮鞋行不行？”“得啦吧！”老元说，“英国工党议员还擦香水哩，难道还能穿棉靴头吗？不要紧，你穿一会儿也许就不紧了，这马甲可以拾摄一下，你先去念台词吧。你也上台演戏，真是奇闻！哈哈！……”我走到甬道里，还听见他的笑声。但我很高兴。我记着老万告诉我的话，这个演出是自我教育，也是一种互助。我这还是第一次被放在帮助别人的地位，过去我可总是被人帮助的。原来我也和别人一样，有我的才能，在互助中能处于平等的地位呢。我走到俱乐部，开始背诵抄来的台词。从这一刻起，我无时不在背诵我的台词。老万说的不错，台词很短，大概这是台上说话的演员台词中最少的一个了。按照剧情，演到最后，劳埃德在议会讲台上为他的侵略失败做辩解时，一些反对党的议员们纷纷起立提出质问，后来群起而攻之，这时我在人群中起立，随便驳他几句，然后要说出这么几句话：“劳埃德先生，请你不用再诡辩了，事实这就是可耻，可耻，第三个还是可耻！”最后会议沸腾着怒骂声，纷纷要求劳埃德下台，我喊道：“滚下去！滚下去！”这个剧没有什么复杂情节，主要是会场辩论，从一个议员提出质问开始，到外交大臣被轰下台，用不了十五分钟。但是我为了那几句台词，费了大概几十倍的时间。我惟恐遗忘掉或说错，辜负了别人的期望。从前我曾为忧愁和恐惧搅得失眠、梦呓，现在我第一次因兴奋和紧张而睡不着觉了。新年到了。当我走进了新年晚会会场时，我被那节日的气氛和漂亮的舞台完全吸引住了，忘掉了内心的紧张。五彩缤纷的装饰和巧夺天工的花朵，令人赞叹不止。灯光的装置是纯粹内行的章法，舞台的楣幅上红地白字“庆祝新年同乐晚会”，是艺术宋体，老万的手笔。布幕上的“今晚演出节目表”是最吸引人的：一、合唱，二、独唱，三、蒙古歌舞，四、相声，五、快板，六、戏法，七、活报剧《侵略者的失败》，八、话剧《从黑暗走向光明》。一切都不比日本战犯的晚会逊色。看到坐在中间的蒋军战犯的窃窃私议和赞赏的神态，我们这伙人也不禁高兴地互相递眼色。扩音器里送来了老万的开场白，然后是合唱开始。一个个节目演下去，会场上掌声一阵接着一阵。轮到老龙的大型戏法，会场上的情绪进入了高潮。《大变活人》演到最后，活人小固从空箱子里钻了出来，笑声和掌声响成了一片。后来表演者从一个小纸盘里拉出无限多的彩带，最后拉出一幅彩旗，现出了“争取改造，重新做人”这几个大字时，欢呼声、掌声和口号声响得令人担心天花板会震下来。这时我走进了后台，开始化装。会场休息片刻后，活报剧开场了。舞台上开始了关于苏伊士运河战争失败的辩论。老润扮的劳埃德像极了，他的鼻子本来就大，这个议会里所有的英国公民，只有他一个人最像英国人。他的表情也很出色，恼恨、忧惧、无可奈何而又外示矜持，活活是个失败的外交大臣。我身旁坐着老元，他也是一位议员，对外交大臣做出很不耐烦的样子。我们工党左派议员共有十几个人，在舞台上占据着正面，舞台侧面是保守党议席，那里的人较少，做出灰溜溜的样子。戏演了十多分钟，老元悄悄地对我说（这姿势是剧本里要求的）：“你别那么楞着，来点动作！”我欠欠身，抬头张望了一下台下，这时发现那些观众们似乎对台上注意的不是劳埃德而是我这位左派议员，我心慌起来。在合唱时观众还没有人注意我，现在我成了视线的集中目标了。我的镇静尚未恢复过来，老元碰了我一下子：“你说呀，该你说几句驳他了！”我慌忙站了起来，面对信口开河的老润，一时想不起台词来了。正在紧张中，忽然情急智生，我用英文连声向他喊道：“NO！NO！NO！……”我这一喊，果然把他的话打断了，同时我也想起了下面的台词，连忙接下去说：“劳埃德先生，请你不用再诡辩了，”我一手叉腰，一手指着他：“事实这就是可耻，可耻，第三个还是可耻！”接着，我听见了台下一片掌声，台上一片“滚下去！滚下去！”的喊声，外交大臣劳埃德仓皇失措地跑下台去了。“你演得不错！”老元下了台，第一个称赞了我。“虽然慌了一点，还真不错！”后来其他人也表示很满意，对我的即兴台词笑个不住。还有人提起当年我拒绝会见曾与梅兰芳先生合过影的瑞典王子的事，我也不禁哈哈大笑。骚动着的会场逐渐平静下来，话剧《从黑暗走向光明》开场了。这出戏的情节把人们引进了另外一个境界里。第一场写的是东北旧官僚吴奇节、卜世位二人在东北沦陷时，摇身一变为大汉奸，第二场写他们在日寇投降时正想勾搭国民党，被苏军逮捕了，第三场是被押回国后，在改造中还玩一套欺骗手法，但是终于无效，最后在政府的教育和宽大政策的感召下，认了罪，接受了改造。剧本编得并不算高明，但是战犯们对这个富有代表性的故事非常熟悉，每个人都可以从剧中人找到自己的影子，回忆起自己的过去，因此都被吸引住了，而且越看越觉得羞耻。戏里有一段是汉奸强迫民工修神武天皇庙，大下巴看出这是他的故事，不禁喃喃地说：“演这丢人事于什么？”演到汉奸们坐在一间会议室里，给日本人出主意掠夺东北人民的粮食，做出谄媚姿态的时候，我听到旁边有人唉声叹气，说：“太丑了！”我感到最丑的还数不上这个剧中人物，而是在那个伪机关会议室里的一个挂着布帘的木龛，那是伪满当时每个机关里不可少的东西，里面供奉着所谓“御真影”——汉奸皇帝的相片。当剧中人人场后对它鞠躬时，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比这更丑的东西了。这出戏演到最后一幕，政府人员出来向吴奇节、卜世仁讲解了改造罪犯的政策时，会场上的情绪达到了整个晚会的最高峰，掌声和口号声超过了以往我听到的任何一次。这与其说是由于剧情，不如说是由于几年来生活的感受，特别是由于最近从家属来信、家属会见、外出参观、日本战犯在中国法庭上认罪等等一系列事情上直接获得的感受，今天一齐发生了作用。在震耳的口号声和鼓掌声中，还有被湮没的哭泣声。在我前面几排处一个矮胖的人，低垂着白头，两肩抽搐着，这是和溥杰同组的老刘，那个不亲眼看见女儿就不相信事实的人。在我后面哭得出了声的是那个恢复了父亲身份的老张，他的胸袋上的金笔正闪闪发光。晚会上出现的激动情绪，充分地说明了这个世界对我们存在着“光辉”，而且是越来越明亮的光辉。新年过去不久，有一批人得到了免诉处理，被释放了。这一批共十三人，其中有我的三个侄子和大李。在热烈的送别之后，我们又度过了一个更欢腾的春节，我们又组织了更好的晚会（演出第二个自编的剧目《两个时代的春节》，这个剧描写的是一个东北村庄在伪满与解放后不同的景况）。春节过后，第二批四名犯人又得到了释放，其中有我的两个妹夫。在这时候，那位法国人却给我写来了那封说什么“世界上的光辉”的信！　　八再次参观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们再次出去参观，这次参观，我们到过沈阳、鞍山、长春和哈尔滨四个城市，看了一个水库工地（沈阳大伙房），十八个工厂，六个学术单位和学校，三个医院，两个展览馆，一个体育宫。在哈尔滨访问了受过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灾害的平房区，晋谒了东北烈士馆。这次参观我们获得了比上次更加深刻的印象。我这里只想说说其中的几点观感。我们看到的企业，除了少数是日本人遗留下来的以外，大多数是新建的。日本人遗留下来的企业在接收时几乎全是一堆破烂，像鞍钢和沈阳机床厂，就都经日本人和国民党破坏过，到了人民政府手里重新恢复、扩建，才成为今天这样巨大的规模。许多见过那些旧日企业规模的伪大臣，都感到非常惊奇。使我最感惊奇的，是从许多新设备上看到了用中国文字写的牌号、规格。我虽然没有别人那样多的阅历，但是从前一提到机器，在心里永远是跟洋文联系着：MADEINUSA，MADEINGERMANY，……现在，我看到了中国自己制造的成套装备，而且这些企业的产品，就有一部分是要出口的。在那些产品上，赫然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在鞍山钢铁公司里，我站在庞大的钢铁建筑面前，简直无法想象它是怎样从一堆破烂中恢复和扩建起来的。然而这是事实。日本人在离开的时候说：“把鞍山给中国人种高粱去吧！要想恢复，平心静气地说，要二十年！”中国人在这里没有种高粱，三年时间，把它恢复起来了，而且达到了一百三十五万吨的年产量，远远超过了伪满时期的最高纪录，又过了一个五年，年产量达到了五百三十五万吨，等于从一九一七年日本在鞍山创办昭和制钢所起，一直到一九四七年国民党最后撤走止，这三十一年的累计产量。在参观中，我看到了无数这类的例子。每个例子都向我说明：中国人站起来了。中国人不但在战场上可以打胜仗，而且在经济建设上一样能打胜仗。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这个事实，如果十年前向我做出这样预言，不仅劝中国人种高粱的日本人不信，连我也不信。在过去的四十年间，我根本忘掉了自己的国籍，忘掉了自己是中国人。我曾随着日本人一起称颂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我曾跟郑孝胥一起幻想由“客卿”、“外力”来开发中国的资源，我曾与溥杰多次慨叹中国人之愚蠢与白种人之聪明。我进了管理所，还不相信新中国能在世界上站得住。在朝鲜战场上中朝人民军队打了胜仗，我不是觉得扬眉吐气而是提心吊胆，担心美国人会扔原子弹。我不明白，在联合国讲坛上，中国共产党人何以敢于控诉美帝国主义，而不怕把事情闹大。我不明白在板门店的谈判桌上，朝中方面的代表何以敢于对美国人说：“从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休想从会议桌上得到。”总之，我患了严重的软骨病。美国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日内瓦会议上显示出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作用，这时我不由地想起了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史，想起了西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政策，想起了蒋介石勒令人民对帝国主义凶犯忍辱吞声以表示“泱泱大国民风”的“训示”。中国近代一百零九年的对外史，就是从我曾祖父道光帝到国民党蒋介石的软骨症的病历。从一八七一年清朝为了天津教案事件正式派遣外交使节崇厚到法国去赔礼道歉起，到李鸿章去日本马关，我父亲去德国，以至北洋政府外交官参加巴黎和会，孔祥熙参加英王加冕典礼，哪一个不是去伺候洋人颜色的呢？在那一百零九年间，那些带着从大炮、鸦片一直到十字架和口香糖的自以为文明、高尚的人，他们到中国来，任意地烧、杀。抢、骗，把军队驻扎在京城、口岸、通都大邑、要道、要塞上，无一不把中国人看做奴隶、野人和靶子。他们在中国的日历上，留下了数不清的“国耻纪念日”。他们和道光帝、西太后、奕劻、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订了成堆的变中国人为奴隶的条约。以致在近百年的外交关系史上，出现了各种耻辱的字眼：利益均沾、机会均等、门户开放、最惠国待遇、租借地、关税抵押、领事裁判权、驻军权、筑路权、采矿权、内河航行权、空运权……除此而外，他们得到的还有伤驴一条赔美金百元，杀人一命偿美金八十元，**中国妇女而不受中国法庭审判等等特权。现在，那种屈辱的历史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扬眉吐气地站起来了，正满怀信心地建设自己的祖国，让一个个发出过耻笑声的“洋人”闭上了嘴。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我们听到了一个小故事。汽车厂刚开始生产时，有个小学校的孩子们要来参观。汽车厂打算派车去接，孩子们打电话来问是不是新造的车，厂方回答说，新造的是运货卡车，坐着不舒服，准备派去的是进口的大轿车。孩子们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说：“进口轿车不如运货卡车舒服，我们要坐祖国造的卡车！”祖国，她在孩子们的心里是如何崇高呵！而在我过去的心中，却四十多年一直没个影子。作为一个中国人，今天无论是站在世界上，还是生活在自己的社会里，都是最尊严的。关于别人日常怎么样地生活，我在过去（除了伪满后期一段时间以外）对这问题总怀有好奇心。我有生第一次出去满足这种好奇心，是到我父亲的北府，第二次是借探病为名去看陈宝琛。我对他们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很羡慕。后来我在天津，从西餐馆和外国娱乐场所观察过那些“高等华人”，觉得他们可能比我“自由”，但是不如我“尊贵”，我不太羡慕他们，但好奇心仍在。在伪满，只顾担忧，不大好奇了。回国之后，起初根本没想过这类问题，别人如何生活，与我无关，后来我感到前途明亮起来，这个问题又对我有了现实性，所以在这次参观中，我特别留心了这个问题。结果是，勾起了我无数回忆，心中起了无限感慨。获得印象最深的是在哈尔滨。哈尔滨儿童公园里的儿童铁道，使我想起了跟蚂蚁打交道的童年。我从儿童医院的婴儿出生统计和保健情况上，看出了这在当年清朝皇族家庭中，也是不可企望的。我坐在哈尔滨太阳岛的条椅上，遥望江中的游艇，听着草地上男女青年们的手风琴声和唱歌声，想起了我前半生的岁月。我不但没高兴地唱过，就连坐在草上晒晒太阳的兴致都没有，更不用说是随意地走走了。那时我担心厨子赚我的菜钱，担心日本人要我的命……而这里，一切都是无忧无虑的。在我前面几丈远的水滨上，有个青年画家在专心致志地写生。我们坐在他身后，一直就没看见他回过一次头。他的提包和备用的画布都堆在条椅脚下，根本没有人替他看管，他似乎很有把握地知道，决没有人会拿走他的东西。这样的事，在旧社会里简直不可想象，而在这里却是个事实。这也是一个事实：公园里的电话亭里，有一个小木箱，上面贴着一张写着“每次四分，自投入箱”的纸条。据一个同伴说，太阳岛上从前有个俱乐部，上一次厕所都要给小费的。但是现在，家里人来信说，你无论在哪个饭馆、旅店。澡堂等等地方，如果给服务人员小费，那就会被服务员看做是对他们的侮辱。这也是事实。在哈尔滨最后几天的参观，我从两个地方看出了世界上两类人的不同。一个地方是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造过孽的平房区，另一个地方是东北烈士馆。二次大战后，日本出版了一本《七三一细菌部队》，作者署名秋山浩，是七三一部队的成员，写的是他在部队时，从一个角落上所看到的事情。据书上说，这是一座周围四公里的建筑群，主楼比日本丸之内大厦大四倍，里面有三千名工作人员，养着数以万计的老鼠，拥有所谓石井式孵育器四千五百具，用鼠血繁殖着天文数字的跳蚤，每月生产鼠疫病菌三百公斤。“工场”里设有可容四五百人的供试验用的活人监狱，囚禁的人都是战俘和抗日爱国的志士们，有中国人，苏联人，也有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些人不被称为人，只是被他们叫做“木头”。每年至少有六百人被折磨死在里面，受到的试验令人惨不忍闻：有的被剥得净光，在输进冷气的柜子里受冻伤试验，举着冻掉了肌肉只剩下骨头的手臂哆嗦着；有的像青蛙似地放在手术台上，被那些穿着洁白的工作服的人解剖着；有的被绑在柱子上，只穿一件小裤衩，忍受着细菌弹在面前爆炸；有的被喂得很肥壮，然后接受某种病菌的感染，如果不死，就再试验，这样一直到死掉为止……那个作者在七三一部队时听说，培养这些病菌，威力可超过任何武器，可以杀掉一亿人口，这是日本军人弓！以自豪的。在苏联红军进逼哈尔滨的时候，这个部队为了消灭罪证，将遗下的几百名囚犯一次全都毒死，打算烧成灰埋进一个大坑里。由于这些刽子手过于心慌，大部分人没有烧透，坑里埋不下，于是又把半熟的尸体从坑里扒出来，分出骨肉，把肉烧化，把人骨用粉碎机碾碎，然后又用炸药把主建筑炸毁。不久以后，附近的村庄里有人走过废墟，看到一个破陶磁罐子里尽是跳蚤。这人受到了跳蚤叮咬，万没想到，刽子手遗下的鼠疫菌已进到他的体内。于是这个村庄便发生了鼠疫。人民政府马上派出了医疗大军进行防治抢救，可是这个一百来户的村子还是被夺去了一百四十二条性命。这是我访问的一个社员，劳动模范姜淑清亲眼看到的血淋淋的事实。她给我们讲了这个村子在伪满时期受过的罪之后，说：“日本小鬼子投了降，缴了枪，人民政府带着咱过上了好日子，有了地，给自个儿收下了庄稼，大伙高高兴兴地都说从这可好了，人民政府领导咱们就要过好日子了，谁知道小鬼子的坏心眼子还没有使完，走了还留下这一手！狠毒哪！”“人活在世上，总应该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才活得有意义，有把握。”这是有一次所长说的话。这句话现在从我心底发出了响声。制造鼠疫菌的“瘟神”们和供奉“瘟神”的奴仆们，原是同一类的人，同是为了私欲，使出了一切毒辣和卑鄙的手段，不惜让成亿人走进毁灭。然而，这是枉然的，没有“把握”的。“瘟神”的最科学的武器并不万能，最费心机的欺诈并不能蒙住别人的眼睛。被毁灭的不是人民，而是“瘟神”自己。“瘟神”的武器和它的供奉者没留下来，留下来的是今天正在建设幸福生活的人民，包括曾住在离“瘟神”不过几百米地方的金星农业社这个村庄。这真是活得最有“把握”的人。由于他们是同样地有“把握”，所以姜大娘说的是台山堡刘大娘同样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好好改造吧！”无论是在姜大娘的干净明亮的小屋里，还是农业社的宽阔的办公室里，我都有这样一个感觉：金星社的社员们谈到过去，是简短的、缓慢的，但是一提到现在和未来，那气氛就完全不同了。谈到今天的收成，特别是他们的蔬菜生产，那真是又仔细，又生动。为了证明他们的话，社员们还领我们去看了他们的暖窖设备，看了新买来的生产资料——排灌机、载重汽车、各种各样的化肥，看了新建的学校、卫生所和新架设的电线。当他们谈到明年的计划指标时，更是神采飞扬。社长说得很谨慎，他向我指着一排一排新建的瓦房说：“明年大秋之后，我想可能多盖几间。”他说到几间时，我们谁也不相信那仅仅是三五间或十来间。在我们离开这个村庄的时候，社员们搬来了整筐的黄瓜、小红萝卜送给我们。“留下吧，这是咱社里刚收的，东西不值钱，可是很新鲜。”社长不顾我们的辞谢，硬把筐子送进我们的车里。我在车窗口凝视着逐渐远去的金星社新建的瓦房顶，回想着金星社长说到的那几句：“我想着……。”不知为什么，这句非常平凡的话，听在耳朵里，曾给我一种不同凡响的感觉。现在我明白了。这些曾被我轻视过的认为最没文化的人，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勤勤恳恳地劳动着，他们做的事情是平凡而又伟大的，因为他们让大地给人类生长出粮食和蔬菜瓜果；他们的理想也是平凡而又伟大的，因为他们要让茅屋变成瓦房，以便让人们生活得更加美好。而那些曾被我敬畏过、看做优秀民族代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他们掌握着近代的科学技术，干的却是制造瘟疫。制造死亡的勾当，他们也有理想，这理想便是奴役和消灭掉被压迫的民族。这两种人，究竟是谁文明谁野蛮呢？平房区“细菌工场”遗留下的瓦砾，告诉了人们什么叫做丑恶，东北烈士馆里每一件烈士的遗物又告诉了人们什么叫做善良。这里的每件陈列品都在告诉人们：它的主人当初为了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如何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让生命发出了最灿烂的光辉。无论是细菌工场的残砖烂铁还是东北烈士馆里的血衣、遗墨，都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照出了我们这群参观者过去的丑陋形象。东北烈士馆是一座庄严的罗马式建筑，当初被伪满哈尔滨警察署占用过十四年。在那血腥的年代里，这里不知有多少骨头最硬的中国人被审问、拷打、送上刑场。陈列在这里的烈士照片和遗物，仅仅是极小的一部分。烈士馆中每件实物和每件事迹，所指出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引起一件使我羞愧的回忆。事变发生的第三天——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号召东北的党员和一切爱国士兵立即武装起来，和敌人作斗争。那个决议书和哈尔滨小戎街三号省委故居的照片，把我引回到二十多年前静园的日子。为了挽救民族于危亡，东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不顾蒋介石的阻拦，自己起来战斗了，而我在静园里却加紧了卖国的罪恶活动。我想起了土肥原和板垣，郑孝胥父子和罗振玉，汤岗子和旅顺……在讲解人员介绍杨靖宇将军的事迹的时候，我又回忆起那几次“巡幸”到东边道——杨靖宇、李红光等将军的抗联第一军活动地区——的情形。我在那里看见过长白山的顶峰，看见过朝雾和初升的太阳。祖国的山野美景没动我的心，引起我注意的倒是铁路两侧的日本宪兵、伪满国兵和警察。日本人办的报纸上总在报道东边道的“土匪”已剿净，但是那次“巡幸”到这一带，还是如临大敌，惶惶不安。一直到最后逃亡到通化、大栗子沟，我还听说这里“不太平”。抗日联军在这一带一直战斗到日本投降。最后被消灭的不是抗联，而是自称胜利者的日本皇军。抗联当时面对着强大的关东军和装备优越的伪满国兵，处境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从陈列的当时使用过的饭锅、水壶、自制斧头、磨得漆皮都没有了的缝纫机等等生活用具上，我似乎看到了这些用具的主人的声容笑貌——这是我从龙凤矿那位青年主任的脸上看见过的，是只有充满着坚强信心的人才可能有的声容笑貌。在一双用桦树皮做的鞋子面前，我似乎听到了那种自信、高亢的声调，唱出了那首流传过的歌谣：桦皮鞋，是国货，自己原料自己做。野麻搓成上鞋绳，皮子就在树上剥。桦皮鞋，不简单，战士穿上能爬山；时髦小姐买不到，有钱太太没福穿。桦皮鞋，真正好，战士穿上满山跑，追得鬼子丧了胆，追得汽车嘟嘟叫！日本人当初叫我“裁可”一批批的法令，然后据此施行了集家并屯、统制粮谷等等政策，封锁了山区，用尽一切办法去断绝抗联军队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它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甚至杨靖宇将军和一部分部队被包围起来了，绝粮的情况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了，但是战斗还是在继续着，继续到日本人怀疑了自己所有的情报和所有的常识。为什么这些人没有粮还在打？他们吃什么？杨靖宇将军不幸牺牲了，日本人为了解开这个谜，破开了将军的肚子，他们从这个坚强不屈的人的胃里，找到的是草根。树叶……我记起了吉冈安直发出过的叹息：“共产军，真是可怕！”在拥有飞机、坦克的日本皇军眼里，草根竟然是可怕的东西。在杨靖宇将军和他的战友们歌唱着烨皮鞋，嚼着草根，对着那张旧地图上展望着祖国大地未来的时候，我正在害着怕，怕日本人的抛弃，怕夜间的噩梦，我正吃烦了荤腥，终日打卦念经杨靖宇将军遗下的地图、图章、血衣和他小时候写的作文本，在我的眼前模糊起来。在我身后——我的同伴和日本战犯们中间传过来哭泣声，声音越来越响。参观到赵一曼烈士遗像面前的时候，有人从行列中挤了出来，跪在烈士像前一面痛哭一面碰头在地。“我就是那个伪警署长……”这是伪勤劳部大臣于镜涛，他原先是这个哈尔滨的警察署长，赵一曼烈士当初就押在这个警察署，就是在这间陈列室里受的审讯，而审讯者之中正有这个于镜涛。当年的审讯者，今天成了囚犯，受到了历史的审判。不用说，应该哭的决不仅是于镜涛一个人。　　九劳动与乐观经过这次参观，我深信新社会的大门对我是敞开着的，问题就看我自己了。我满怀希望地迈进了一九五八年。这时我已经有了乐观情绪。这种情绪最早的出现，是在一九五七年秋季抬煤的时候。每年秋季，管理所就大量地运来煤炭，一部分准备冬季取暖，一部分制成煤砖供蔬菜温室使用。我们冬季吃的青菜都是自己暖房生产的。从前每次搬运煤炭和制作煤砖都用不着我们，我们从这年起才开始参加这项劳动。这时我的体质与往年大不相同了。在本组里我和老王、蒙古族老正与一个伪将官年岁较小，凡是重活大都由我们四个人做，我因此得到了锻炼，体质有了显著的增强，从前的毛病已全部消失。在制作煤砖的劳动中，我担任的是比较费力气的抬煤工作。这天因为所长和一些干部都来参加制作煤砖，大伙干得特别起劲。临完工，我和老宪又多抬了三满筐。交工具的时候，我听见王看守员对一个同伴说：“我看溥仪干活是实在的。他不挑显眼的干。”我和老宪放下煤筐，到树权上拿衣服穿，所长笑着问我：“溥仪，你的肩膀行不行？”我看看肩膀，回答说：“不痛不肿，只略有点红。”“你现在的饭量怎样？”“干饭三大碗，大饺子可以吃三十多个。”“不失眠了？”“躺下就睡着，什么病也没有了。”在场的人不论是所方人员还是伙伴们，全冲我乐起来。显然，这是和从前完全不同的笑声。我觉得受讥笑的日子已成为过去了。我这时在其他方面，也有了进步，例如学习《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像从前那样吃力了，在自己的衣物整洁方面，跟别人的距离也大大缩小了。不过，我最有信心的还是劳动。只要不叫我做那些像扎纸花之类的细巧活，我的成绩总是第一流的。即使是理论学习成绩最好的人，都不免在这方面对我表示羡慕。伙伴们的羡慕和我的信心的增长，与其说是由于劳动观点的树立，还不如说是由于社会上新出现的劳动风气的启示。从一九五七年末开始，我们就从报纸、家信以及所内人员的各种新动态上觉出了一种新风气，好像人人都在争着参加体力劳动，把体力劳动看做是最光荣的事。数以万计的干部上山下乡了，学校里增加了劳动课，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短期义务劳动的队伍。在所里，我们不但看到了干部们做煤砖，而且看到所长和科长们在厨房里洗菜、烧火，以及在南道里挑送饭菜。每天清晨，我们还没起床，院子里就传来了木制车轮声和车上的镐、锨撞击声。这种声音告诉我们，所长和干部们已经出门到后山开荒去了。这一切都在启示我们说：在新社会里，劳动是衡量人的一项标准，当然，在改造中更不能例外。我忘记了是谁告诉过我，许多人都错误地把劳动看做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只有共产党人才正确地把劳动看做是人类自己的权利。我当时对任何神佛都已丧失了兴趣，看不出劳动和上帝有什么关系。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出，劳动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确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记得有一次我们清除一堆垃圾，文质彬彬的李科员从这里走过，顺手拿起一把铁锨就干起来，干得比我们既轻快又麻利，而且一点不觉得多余。一九五八年，劳动之受到重视，劳动之成为热潮，给我们的感受就更深了。我从北京的来信中，知道了许多新鲜事。从来闷在家里不问外事的二妹，参加了街道上的活动，兴高采烈地筹备着街道托儿所，准备帮助参加劳动的母亲们看管孩子。在故宫里工作的四妹参加了德胜门外修湖的义务劳动，被评为“五好”积极分子。三妹夫和三妹都参加了区政协的学习。老润和区政协的老头们参加了十三陵水库工程的劳动，这些人的年龄加起来有七百六十六岁，工地上就称他们为“七六六黄忠队”，他因为一件先进经验的创造而得到了表扬。五妹夫老万和五妹，以自豪的口吻报道大儿子的消息，这个学地质的大学生参加了关于利用冰雪问题的科学研究工作，作为向自然进军的尖兵，正在向祖国西北一座雪峰探险攀登。几个侄子和大李都有了工作，在市郊农场做了生产小队长。到处是劳动，到处是欢腾，到处是向自然进军的战鼓声。人人都为了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的伟大历史运动，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伙伴们收到的家信中反映的气氛全是如此。后来，大家知道了毛主席和周总理以及部长们都参加了十三陵水库的劳动，简直就安静不下来了，一致向所方和学委会提出，要求组织生产劳动。所方满足了大家的要求，先试办了一个电动机工厂，制造小型电动机。后来因为这种生产很有前途，而我们一所的人力既弱又少，又转交给三所、四所的蒋介石集团战犯去办，另给我们安排其它的劳动。这次的安排，是按照各人的体质和知识等条件，并且是从培养生产技能着眼的。我们共编成五个专业组，即畜牧组、食品加工组、园艺组、蔬菜与温室组和医务组。我和老元、老宪、老曲（伪满四平省长）、老罗（伪满驻外使节）五人被编入医务组。我们的工作是每天扫除医务室，承担全部杂务和一部分医务助理工作，边做边学，另外每天有两小时的医学课程，在医务室温大夫的辅导下，自己读书和集体讨论。我的四个同学都当过医生，三人复习西医，老罗和我学的是中医。此外，针灸是五人的共同课。分组劳动了一段时间，我又有了新的信心。我初到医务组时，医务助理业务远不如那四位同学。我制作外科用的棉球时，做得活像从旧棉絮里拣出来的；我量血压时，注意了看表就忘了听听诊器，或者顾了听又忘了看；我学习操纵血压电疗器械时，起先老是手忙脚乱，总弄不好。只有在干杂活、用体力时，我比他们每人都强。后来，我下定决心非学好业务不可。大夫或护士教过了我，我再找同学们请教，同学们教过了，我独自一人又不停地练习。这样学了一段时间，医务助理业务慢慢地弄会了。那时每天有个日本战犯来电疗，每次完毕之后，他总是向我深深一躬到地，并且说：“谢谢大夫先生。”我不禁高兴地想，固然我的白罩衣和眼镜可能引起了误会，但是这也说明我的操作技术得到了患者的信任。第一个学程终了，温大夫对我们进行了测验，结果我和别人一样地得了个满分。在试制电动机的时候，我曾遇到过很堵心的事。电动机的生产分组名单，是学委会提出的。自老万、小瑞等人释放后，大家新选了前伪满总务厅次长老韦、溥杰、老王和两个伪将官为委员，老韦为主委。凡是带技术性的工作，这个学委会都不给我做，带危险性的也不给我做，缠线圈怕我缠坏，铸铁怕我出事故，结果只把一项最简单的工作交给我，让我跟几个老头捣焦炭——把大块焦炭捣成小块。我把这看做是对我的轻视，交涉几次都没结果。现在，我把医务助理业务学得跟别人一样了，连那个治高血压的日本人都把我误认成大夫，第一次测验又得了个满分，相信自己并不十分笨，这样地学下去，自信必能学得一技之长，没有四百六十八件珍宝，自信照样能生活。有一天，我要求见所长。这时老所长已经调了工作，这里成了他兼管的单位，不常来上班，接见我的是一位姓金的副所长。这位年轻的副所长精通日文，原是专管日本战犯的，日本战犯大批遣送回国后，他照顾了全所的工作。我对他说：“我交出的那批首饰，政府应该正式收下来了。存条我也早丢掉了。”我以为副所长对这件事的过程未必清楚，想从头再说一遍，不料他立刻笑着说：“这件事我知道。怎么，你已经有了自食其力的信心了？”这天，我用了一整天的时间讲了四百六十八件珍宝（这些东西后来进了陈列室）的每件的来历，由一位文书人员做了记录。完成了这件工作，我走到院子里，浑身轻松地想：“副所长的那句话，无疑的是一句宝贵的鉴定。看来，我进步的不错吧？快到了做个正经人的那天了吧？”　　十考验我的自我估计，又过高了。我遇到了考验。全国各个生产战线上都出现了大跃进的形势，所方在这时向我们提出，为了让思想跟上形势，加紧进行学习改造，有必要进行一次思想检查，清除思想前进途中的障碍。办法是在学习会上每人谈谈几年来思想认识上的变化，谈谈还有些什么问题弄不通。别人可以帮助分析，也可以提出问题要本人讲清楚。在轮到我的时候，发生了问题。我谈了过去的思想，谈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的变化，在征求意见时，有人问我：“像我们这样出身的人，跟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是深远的，在思想感情上还可能有些藕断丝连。你跟日本人的关系不比我们浅，别人都谈到了这个问题，你怎么一点没谈？难道你就没有吗？”“我对日本人只有痛恨，没什么感情可言，我跟你们不一样。”我的话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有人说：“你为什么这样不虚心？你是不是还以为比人高一等？”有人说：“你现在是什么感情？难道你比谁都进步？”有的人举出许多过去的例子，如我去日本作的诗，我扶日本皇太后上台阶等等，说明我当时比谁都感激日本人，现在却全不承认，令人难以置信。我回答说，我过去与日本人是互相利用，根本不是有感情；我并非看不起在座的人，只是直话直说。这番解释，并没有人同意。后来，当我谈到逃亡大栗子沟心中惧怕的情形，有人问我：“日本人要送你去东京，先给你汇走了三亿日圆准备着，你不感激日本帝国主义吗？”“三亿日圆？”我诧异起来，“我不知道什么三亿日圆！”其实，这不是一件多大的问题。日本关东军从伪满国库里提走了最后的准备金，对外宣称是给“满洲国皇帝”运到日本去的。这笔钱我连一分钱都没看见过，别人都知道这件事，井不当做我的罪行，不过是想了解一下我当时的思想感情而已。我如果能够冷静地回忆一下，或者虚心地向别人打听一下，我会想起来的，但是我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非常自信、非常坚决地宣称：“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不知道？”许多知道这回事的人都叫起来了，“这是张景惠和武部六藏经手的事，张景惠这才死，你就不认账啦？”又有人问我：“你在认罪时难道没写这事吗？”我说没有，他们就更惊异了：“这件事谁不知道呀！”“这可不是三百三千，这是三亿呀！”到了晚上，我这才认真地回忆了一下。这一想，我忽然想起来了。在大栗子沟时，熙洽和我说过，关东军把伪满银行的黄金全弄走了，说是给我去日本准备日后生活用的。这一定就是那三亿日元了。那时我正担心生命的危险，竟没把这回事放在心里。第二天，我又向别人问过，确实是这回事，因此在小组会上向大家说了。“你从前为什么隐瞒呢？”几个人一齐问。“谁隐瞒？我本来就是忘了！”“现在还说忘了？”“现在想起来了。”“怎么从前想不起来？”“忘了就是忘了！不是也有忘事的时候吗？”这一句话，引起了难以应付的议论：“时间越久越记得起，越近倒越忘，这真奇怪。”“原来明明是有顾虑，却不敢承认。”“毫无认错的勇气，怎么改造？”“没有人相信你的话。政府保险再不上你的当。”“你太喜欢狡辩了，太爱撒谎了！”“这样不老实的人，能改造吗？”……我越辩论，大家越不信，我想这可麻烦了，人人都认为我在坚持错误，坚持说谎了，如果反映到所方去，众口一词，所方还能相信我说的吗？脑子里这样一想，活像有了鬼似的，马上昏了头。我本来没有他们所说的顾虑，现在却真的有了顾虑。“以曾子之贤，曾母之信，而三人疑之，则慈母不能信也！”想起这个故事，我失掉了所有的勇气，于是我的旧病发作了——只要能安全地逃过这个难关，什么原则都不要了。不是检讨一下就可以混过去吗？好，我承认：我从前是由于顾虑到政府惩办，没有敢交代，现在经大家一说，这才没有顾虑了。三亿元的事固然是真的忘了，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却正好把我灵魂深处的东西暴露了出来。以后小组里再没有人对我的问题发生兴趣了，可是我自己却无法从脑子里把这件事抛开。我越想越不安，觉得事情越糟。明明是忘了，却给说成是隐瞒；我害怕政府说我不老实，偏偏又不老实，说了假话。这件事成了我的心病，我又自作自受地遇到了折磨。在从前，我心中充满了疑惧，把所方人员每件举动都看成包含敌意的时候，我总被死刑的恐惧所折磨。现在，我明白了政府不但不想叫我死，而且扶植我做人，我心中充满了希望，不想又遇到了另一种折磨。越是受到所方人员的鼓励，这种折磨越是厉害。有一天，看守员告诉我，所长找我去谈话。我当时以为一定是问我那三亿日元的事。我估计所长可能很恼火，恼我受到如此待遇，却仍旧隐瞒罪行不说。如果是这样，我真不知怎样办才好。但同时也另有一种可能，就是所长会高兴，认为我承认了错误，做了检讨，说不定因此称赞我几句。如果是这样，那就比骂我一顿还难受。我心里这样捣了一阵鬼，等进了所长的接待室，才知道所长谈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然而由于这次见所长的结果，却使我陷进了更深的苦闷中。老所长已经许多日子不见了。这次他是陪着另一位首长来的。他们问过我的学习和劳动情况后，又问起我关于除四害的活动情形。所长说，他听说我在捕蝇方面有了进步，完成了任务，不知在这次开展的捕鼠运动中有什么成绩。我说还没有订计划，不过我想我们组里每人至少可以消灭一只。“你呢？”坐在所长旁边的那位首长问。我这才认出来，原来这是在哈尔滨时，问我为什么对日本鬼子的屠杀不提抗议的那位首长，不禁有些心慌。没等我回答，他又问：“你现在还没开‘杀戒’吗？”说罢，他大笑起来。笑声冲散了我的慌乱情绪，我回答说，我早没那些想法了，这次打算在捕鼠运动中一定消灭一只老鼠。“你的计划太保守了！”他摇头说，“现在连小学生订的计划都不只每人一只。”“我可以争取消灭两只。”我认真地说。这时所长接口说，不给我订指标，我可以尽量去做。谈到这里，就叫我回来了。从所长那里回来，我心头有了一种沉重感。这倒不是因为对平生未试过的捕鼠任务感到为难，而是我由这次谈话联想起许多事情。我想起不久前的一次消灭蚊蝇运动中，所方特意检查过我的计划，我想起了由于学会了洗衣服而受到了所长的鼓励，……所方在每件事情上对我一点一滴地下功夫，无非是为了我“做人”。可是，我却又骗了一次人，我想，即使捉到一百只老鼠，也不能抵消我的错误。刚下班的江看守员见我在俱乐部里独自发呆，问我是不是有了捕鼠办法，并且说他可以帮助我做个捕鼠器。老实说，我不但没办法捉老鼠，就连老鼠藏在哪儿全不懂。我巴不得地接受了他的帮助。在跟他学做捕鼠器的时候，我刚放下的心事又被勾起来了。我们一边做捕鼠器，一边聊起天来。江看守员从捉老鼠说起了他的幼年生活。我无意间知道了他的少年时代的悲惨境遇。我完全想不到这个平素非常安静、待人非常和气的青年，原来在伪满时期受了那么大的罪。他是“集家并屯”政策的典型牺牲者。由于连续三次集家并屯，寒天住在窝铺里，他全家感染上伤寒，弟兄八个，死得只剩下了他一个。死掉的那七个弟弟，全是光着身子埋掉的。我们把捕鼠器具做好，他的故事也断了。他领着我去找鼠洞，我默默地跟着他，想着这个被伪满政权夺去七个兄弟生命的青年，何以今天能这样心平气和地帮我捉老鼠？这里所有的看守员都是这样和气，他们过去的境遇又是怎样的？后来，我忍不住地问他：“王看守员和刘看守员，都在伪满受过罪吗？”“那时候谁不受罪？”他说，“王看守员给抓了三次劳工，刘看守员被逼得无路可走，投了抗日联军。”我现在明白了，不用问，东北籍的所方人员在伪满时期全是受过罪的。我按着他的指导，果然完成了任务，而且是超额两倍。王看守员和刘看守员听说我捉住了老鼠，都像发现了奇迹似地来看我的“俘虏”，都称赞我有了进步。听着他们的称赞，我心里很不受用。这些在伪满时期受够了罪的人，把我的“进步”看得这样重要，而我却仍在骗着他们！我每天照常到医务室工作，照常打扫屋子，给病人量血压，施行电疗，学习中医，那个矮个子日本战犯照常每天向我鞠躬。可是我听不清他的话了，《中医概论》变得难解起来了，给人量血压时常常要反复几次。妹妹和妹夫们来信继续告诉了他们的新成就，屡次向我表示祝愿，盼望我早日改造好，与他们共享幸福生活。这些话现在听来好像都成了责备。秋天来了，我们像去年一样突击制作煤砖，副所长和干部们又一齐动手给温室准备过冬燃料。我尽量多抬煤，却尽量不想让所长看见，怕听到他的夸奖。这时如果听到了夸奖是比挨骂还要难受的。有一天，到了施行电疗的时间，我忙一些别的事，晚到了一步，已经有两个人等在那里了。其中一个是那个每次鞠躬的日本人。我知道他是每次先来的，就让他先做。出乎我的意料，他却向另外那个做了个手势，同时说了一句中国话：“您请，我不忙。”“按次序，你先来的。”被他推让的那个蒋介石集团的战犯说。“不客气，我不忙。我可以多坐一会儿。”他又像解释似地加了一句：“我就要释放了。”我这还是头一次知道他会说这样好的中国话。我给那个蒋介石集团的战犯弄着器械，一边瞟了那日本人几眼。只见他面容严肃地望着对面的墙壁。过了一会儿，他的视线又移向天花板。“这间屋子，伪满时候是刑讯室的一间，”他用低低的声音说，听不出他是自言自语，还是跟人说话，“不知有多少爱国的中国人，在这里受过刑呵！”过了一会儿，他又指指屋顶说：“那时候，这上面吊着铁链。墙上都是血。”他环视着墙壁，目光最后停在玻璃柜上。静默了一会儿又说，“中国的先生们修理这间屋子的时候，我们还以为是恢复刑讯室，报复我们，后来看见穿白衣服的大夫先生，又以为是要拿我们做解剖试验。谁知道，是给我们治病的医务室……”他的声音哽咽起来。蒋介石集团的战犯病号疗完走了，我让这日本人电疗。他恭恭敬敬地站立着说：“我不用了。我是来看看这间屋子。我没有见到温大夫，请您转告他，我没有资格向他致谢，我是替我的母亲谢谢他。谢谢您，大夫先生。”“我不是大夫，我是溥仪。”也不知他听见了没有，只见他鞠完躬，弯身退出了房门。我觉着再也支持不下去了。无论所方如何难于理解，我也要把我的假话更正过来。正在这时，老所长到管理所来了，要找我谈话。我推开了接待室的门。书桌后是那个熟悉的头发花白的人。他正看着一堆材料，叫我先坐下。过了一会儿，他合上材料，抬起头来。“你们小组的记录我看了。怎样？你最近思想上有什么问题没有？”事到临头，我又犹豫起来了。我望望那些小组记录材料，想起了众口一词的小组会，我不禁想：他听了我一个人的话，总是不相信的，我说了真话，有什么好处？不过，我又怎么好再骗人呢？“你说说吧，这次小组会开的怎样？”“很好。”我说，“这是系统的总结思想，结论都是正确的。”“嗯？”所长扬起了眉毛，“详细说说好不好？”我觉得自己喘气都不自然了。“我说的是真话，”我说，“说我有过顾虑，这结论很对，只是个别例子……”“为什么不说下去？你知道，我是很想多了解一下你的思想情况的。”我觉得再不能不说了。我一口气把事情的经过说完，心里怦怦地跳个不停。老所长十分注意地听着。听完，他问道：“这有什么难说的？你是怎样想的？”“我怕众口一词……”“只要你说的是实话，怕什么呢？”所长神色十分严肃，“难道政府就不能进行调查研究，不能做出自己的分析判断吗？你还不够明白，做人就是要有勇气的。要有勇气说老实话。”我流下了眼泪。我没料到在他的眼里，一切都是这样清楚。我还有什么说的呢？　　十一特赦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考虑上述建议，并且作出相应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毛主席的建议和刘主席的特赦令所引起的欢腾景象，我至今是难忘的。广播员的最后一句话说完，广播器前先是一阵短暂的沉寂，然后是一阵欢呼、口号和鼓掌所造成的爆炸声，好像是一万挂鞭同时点燃，响成一片，持久不停。从九月十八日清晨这一刻起，全所的人就安静不下来了。战犯们议论纷纷。有的说党和政府永远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有的说，这下子可有奔头了。有的说，奔不了多久，出去的日子就到了。有的说，总要分批特赦，有先有后。有的说，也许是全体一齐出去。有的说，第一批里一定有某某、某某……。然而更多的人都明白，特赦与否是看改恶从善的表现的，因此不少人对最近以来自己的松懈倾向，有些后悔。同时也有的人口头上“谦虚”地说自己不够标准，暗地里却悄悄整理衣物，烧掉废笔记本，扔掉了破袜子。休息的时候，院子里人声嘈杂。我听见老元对老宪说：“头一批会有谁呢？”“这次学习成绩评比得奖的没问题吧？你很可能。”“我不行。我看你行。”“我吗？如果我出去，一定到北京给你们寄点北京土产来。我可真想吃北京蜜枣。”在院子里的另一头传来了大下巴的声音：“要放都放，要不放就都别放！”“你是自己没信心，”有人对他说，“怕把你剩下！”“剩我？”大下巴又红了眼睛，“除非剩下溥仪，要不剩他就不会剩我。”他说的不错，连我自己也是这样看的。大概是第二天，副所长问我对特赦的想法，我说：“我想我只能是最后一个，如果我还能改好的话。但是我一定努力。”特赦释放，对一般囚犯说来，意味着和父母子女的团聚，但这却与我无太大的关系。我母亲早已去世，父亲殁于一九五一年，最后一个妻子也于一九五六年跟我办了离婚手续。即使这些人仍在，他们又有谁能像这里的人那样了解我呢？把我从前所有认识的人都算上，有谁能像这里似的，能把做人的道理告诉我呢？如果说，释放就是获得自由和“阳光”，那么我要说，我正是在这里获得了真理的阳光，得到了认识世界的自由。特赦对我说来，就是得到了做人的资格，开始了真正有意义的新生活。在不久以前，我刚接到老万一封信，那信中说他的学地质的儿子，一个大学的登山队队长，和同学们在征服了祁连山的雪峰之后到了西藏，正巧碰上了农奴主的叛乱，他和同学们立即同农奴们站在一起，进行了战斗。叛乱平息后，他又和同学们向新的雪峰前进了。在老万的充满自豪和幸福的来信中，屡次谈到他的孩子是生长在今天，幸而不是那个值得诅咒的！日时代。今天的时代，给他的孩子铺开了无限光明的前程。如果不是这样的时代，他不会有这样的儿子，他自己也不会有今天，他如今被安排到一个编译工作部门做翻译工作，成了一名工作人员，一名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每个真正的中国人一样了。他祝愿我早日能和他一同享受这种从前所不知道的幸福。他相信，这正是我日夜所向往的。……特赦令颁布的一个月后，我们一所和七所的人一同又外出参观。我们又一次到了大伙房水库。上次一九五七年我们来看大伙房水库时，只看到一望无际的人群，活动在山谷间，那时，我们从桌子上的模型上知道它将蓄水二十一·一亿公方，可以防护千年一遇的洪水（一万零七百秒公方），同时还可灌溉八万顷土地。我们这次参观时，已是完工了一年的伟大杰作——一座展开在我们面前的浩瀚的人造海，一条高出地面四十八米、顶宽八米、底宽三百三十米、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七米的大坝。日本战犯、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这次参观回来，在俱乐部大厅里向全体战犯发表他的感想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站在大伙房水库的堤坝上四面眺望，我感觉到的是雄伟。美丽、和平，我还深深地感到这是与自然界作斗争的胜利，这是正在继续战胜自然的中国人民的自豪和喜悦。……看到这样的水库，使我脑海里回忆起来，在伪满时代当总务厅主计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等职务时，站在水丰水库堤坝上眺望的往事；那时也认为是对大自然作斗争，认为能做这样世界上大工程的在亚洲只有日本人，而感到骄傲；蔑视中国人是绝对不可办到的（那时，为了准备战争非做不可的工作很多，在劳力方面虽强迫征用仍感不足，材料也没有，这个大伙房水库计划就打消了）。中国工人衣服破烂不堪，我认为自己和这些人比，完全是另一种人；我以‘伟大的、聪明的、高尚的’人的姿态，傲慢地看着他们。”“在大伙房水库劳动着的人们，由于他们充满了希望，有着冲天的干劲，忘我的劳动，蓬勃的朝气，眉宇间显示出无比的自豪和喜悦。站在小高堤的一角眺望着的我，就是对中国人民犯下严重罪行的战争罪犯。哪一方面是对的呢？……”一边站的是“眉宇间显示出无比的自豪和喜悦”的中国人民，一边站的是犯下严重罪行的战犯。我心里向往的就是脱离了后一边，丢掉这一边的身份，站到前一边，即“对的”那一边来。这是我经过十年来的思索，找出的惟一道路。十年来的经历和学习，使我弄清了根本的是非。这十年间，抗美援朝的胜利，日本战犯的认罪，中国在外交上的胜利和国际声誉的空前提高，国家、社会、民族的变化，包括我的家族以及往最小处说，例如我自己体质上的变化，这一切奇迹都是在共产党——十年以前我对它只有成见、敌意和恐惧——的领导下发生的。这十年来的事实以及一百多年的历史，对我说明：决定历史命运的，正是我原先最看不起的人民；我在前半生走向毁灭是必然的，我从前恃靠的帝国主义和北洋反动势力的崩溃也是必然的。我明白了从前陈宝琛、郑孝胥、吉冈安直以及神仙菩萨所不能告诉我的所谓命运，究竟是什么，这就是老老实实做一个自食其力、有益于人类的人。和人民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命运，才是最好的命运。“哪一方面是对的，便站到哪一方面去。”这是需要勇气的。特赦令给我鼓起了勇气。而且对每个人都一样。我们学习、劳动更起劲了。许多人等待着下次的学习评比。食品加工组做出的豆腐又白又嫩，畜牧组的猪喂得更上膘了，我们医务组消除了任何差误，甚至连大下巴也老实起来，没跟人吵过嘴。又一个多月过去了。一天晚上，副所长找我谈话，谈起特赦问题，问我：“这两个月你怎么想的？”我把我前面想的说了，并且认为有几个人改造得不坏，我举出了畜牧组的、食品加工组的，以及上次学习评比得奖的几个人。“你现在比较容易想到别人的长处了。”副所长笑着说，“如果特赦有你，你如何想呢？”“不可能的。”我笑笑说。不可能的。我回到屋里还是这样想。“如果……有呢？”一想到这里，我忽然紧张起来。后来想，将来会有的，还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总之，希望是更大了。我不禁幻想起来，幻想着我和老万、小瑞他们一样，列身在一般人之间，做着一般人的事，我幻想着可能由劳动部门分配到一个医疗单位，当一名医务助理员，就像报上所描写的那样，……但是，这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的，需要等到人民批准了我，承认我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想着未来的幸福，我几乎连党都睡不着了。第二天，得到了集合的通知，我们走进了俱乐部大厅，迎面看见了台上的巨幅大红横披，我的呼吸急促了。横披上写着的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台上坐着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两位所长和其他一些人。台下是静悄悄的，似乎可以听见心跳的声音。首长简短地谈了几句话之后，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走到讲台当中，拿出一张纸来，念道：“爱新觉罗·溥仪！”我心里激烈地跳动起来。我走到台前，只听上面念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遵照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伪满洲国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仪进行了审查。罪犯爱新觉罗·溥仪，男性，五十四岁，满族，北京市人。该犯关押已经满十年，在关押期问，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　　不等听完，我已痛哭失声。祖国，我的祖国阿，你把我造就成了人！……新的一章　　列车奔驰着。外面，是白雪覆盖着的平原，光明、辽阔，正如展现在我面前的生活前程。车内，我身前身后都是普通的劳动人民。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和他们坐在一起，坐在同一列客车上。我将同他们共同生活，共同建设，我将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不，我现在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了。在抚顺上车不久，身旁的一件事情立刻说明我是迈进了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是列身于什么样的人之间。列车员和一位女乘客搀扶着一个小姑娘，走进我们这个车厢找座位。在我身后有个空座，空座旁的一位乘客把自己的位子一齐让了出来，给她们坐。那妇女让孩子在座位上躺好，自己侧身偎靠着她，神情十分焦灼。邻座有人向她探问，孩子是不是有病？有病为什么还要出门？那妇女的回答是出乎人们意料的。原来她是车站附近的一个小学的教师，小姑娘是她的学生，刚才在课堂上小姑娘突然腹痛难忍，学校卫生人员怀疑是阑尾炎，主张立即送医院。小姑娘的父母都在很远的矿上工作，通知他们来带孩子去看病怕来不及，直接把孩子送到能动手术的矿上医院，也费时间，于是女教师毅然做出决定，立刻带孩子搭这趟客车去沈阳。站台人员让她先上车后补票，同时叫她放心，他们将打电话告诉沈阳照应她们。这个简单的插曲叫我想起了陶渊明说的“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的胸怀，在今天已不是少数人的胸怀。我更想起孟子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在今天也已成为现实。我现在所迈进的社会，我现在所参加的行列，原来比我所想象的更高更美呵！十二月九日，我来到祖国的首都。这是我别离了三十五年的故乡。在辉煌壮丽的北京站台上，我看见了三年多不见的五妹和二十多年不见的四弟。我和他们紧紧地握着手，听到叫喊“大哥”的声音。这是前半生中，妹妹弟弟们从来没对我叫过的称呼。我从这一声称呼中，感到了在自己家族中也开始了新的生命。我告别了伴随我们来的李科员，也告别了同行的老孟。老孟是我们同所的蒋介石集团的八名蒙受特赦的战犯之一（连我和前伪满将官郭文林，抚顺管理所赦出共十人）。他和前来迎接的妻子走了。四弟给我提起那只黑皮箱，五妹和老万走在我两旁，我们一起走出站台。在站外，我对着站台大钟，掏出我的怀表。离开抚顺前，所长从我献交给政府的那堆东西里面拣出这只表，叫我收下，我说这是我从前用剥削的钱买的，我不能要。所长说现在是人民给你的，你收下吧！这是我在一九二四年从父亲家里逃人东交民巷那天，为了摆脱张文治，在乌利文洋行想主意时买的那只法国金表。从那一刻起，开始了我的可耻的历史。如今，我让它也开始一个新生命，用北京的时间，拨正了它的指针。所长发给我这只表的那天，对我们蒙赦的十个人说，你们回到了家，见了乡亲们和家里的人，应该给他们道个歉，因为过去对不起他们。他说：“我相信，家乡的人会原谅你们，只要你们好好地做人，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我到了五妹和老万的家里，所长的话完全证实了，同院的每个人对我都是和蔼可亲的。第二天早晨，我很想和这些邻居们一起做点什么，我看到有人拿着笤帚去扫胡同，就参加了打扫。我一直扫到胡同口，回来的时候，找不着家门了，结果走进一个陌生的人家。这家人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十分热情地把我送了回来，并且告诉我用不着道谢，说“咱们还是街坊，就不是街坊，新社会里帮这点忙又算什么呀！”我还见到了七叔七婶，堂兄堂弟和妹妹、妹夫们。我从七叔这里知道了家族最新的兴旺史，知道了他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少数民族地区视察情况的发言。我听到了亻斤大哥的古琴，看到了他给我写的字。他的书法造诣确实又达到了新的水平。我还欣赏了亻间五哥的花鸟新作。我去看了二妹，这时她已办起了街道托儿所，据现任邮电部门工程师的二妹夫说，二妹现在忙得连头晕的老病也没有了。三妹夫妇，四妹、六妹夫妇，七妹夫妇，我也都看到了，三妹夫妇在区政协正参加学习，四妹在故宫档案部门工作，六妹夫妇是一对画家，七妹夫妇是教育工作者。更激动人心的则是第二代。过春节的那天，数不清的红领巾拥满了七叔的屋里屋外。在已经成为青年的第二代中，我见到了立过功勋的前志愿军战士、北京女子摩托车冠军、登山队队长、医生。护士、教师、汽车司机。更多的是正在学着各种专业的和读着中学的学生。这里面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而其余的人无一例外都在争取获得这个光荣的称号。这些成长起来的青年，又是那些带红领巾的弟弟妹妹们心目中的榜样。我还会见了许多旧时代的老朋友。商衍瀛在卧榻上和我见了面。他是文史馆的馆员，因为老病，说话已不清楚。他见了我，面容似乎还有点拘谨的严肃，挣扎着要起来。我拉着他的手说：“你是老人而且有病，应该躺着休息。我们是新社会的人，现在的关系才是最正常的关系。等你好了，一块为人民服务。”他脸上拘谨的神色消失了，向我点头微笑，说：“我跟着你走。”我说：“我跟着共产党走。”他说：“我也跟着共产党走。”我更见到了当过太监的老朋友，知道了他们许多人的近况。他们正在民政局为他们专办的养老院中安度晚年。我第一天见到的人差不多都说：“你回来了，要到各处去看看，你还没逛过北京呢！”我说：“我先去天安门！”天安门广场，我是早已从电影、报刊以及家信中熟悉了的。我从银幕上看到过举着各项建设成绩标牌的游行队伍，在这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还看到过这里节日的狂欢活动。我从报刊上还看到过交通民警在这里领着幼儿院的孩子们过马路，看到过停在这里的“红旗”牌和“东风”牌小轿车。我知道了人民大会堂的巨大工程，是在十个月之内完工的，知道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外宾在这里受到了什么样的感动。今天，我来到了这个朝思暮想的地方。在我面前，巍峨的天安门是祖国从苦难到幸福的历史见证，也是旧溥仪变成新溥仪的见证。在我左面，是庄严壮丽的人民大会堂，祖国大家庭的重大家务在那里做出决定，其中也有使我获得了新生的决定。在我右面是革命博物馆，在我后面矗立着革命英雄纪念碑，它们告诉人们，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多少英雄烈士进行了什么样的艰巨斗争，才给我们争得了今天的果实，而我也成了其中的一个分享者！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平生第一次满怀自由、安全、幸福和自豪地散着步。我和五妹、俭六弟缓步西行。走到白身蓝顶的民族文化宫的时候，五妹关心地说：“大哥累不累？这是头一回走这么多路吧？”我说：“不累，正因为是头一回，特别不累。”“头一回”这三个字充满了刚开始的新生活中。“头一回”是很不方便的，但我只觉得兴奋，并不因此有什么不安。我头一回到理发店去理发——严格地说，这是第二次，因为三十多年前我在天津中原公司理过一次，但是这一次在理发店遇到的事还是头一回。我一坐上座位，就发现了在哈尔滨百货店里看到过的叫不出名称的东西。我问理发员，旁位上呜呜响的是什么，他说：“吹风。”我问：“先吹风还是先理发？”他一听，怔住了：“你没理过发吗？”他还以为我开玩笑哩！后来弄明白了，我们都不禁大笑起来。等到我头上也响起了那呜呜之声时，我心里更乐了。我头一回坐公共汽车，给俭六弟造成了一场虚惊。我排队上车，看到人们让老人小孩先上，我也把身旁一位妇女让了上去，却不知这是位售票员。她看我不上，就跨上了车，车门随着关上，车子也开走了。过了一会儿，俭六弟从下一站下了车跑来，我们俩离着还老远就彼此相对大笑起来。笑过之后，我信心十足地对他说：“不用担心，决出不了事！”在这样多人的关怀下，我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就在这天上午，我从三妹家附近一个商店里，刚找回来昨天丢在那里的一个皮夹子。难道我这个人还会丢了吗？北京市民政局为了帮助我们了解北京，熟悉生活，组织了特赦后住北京的一些人，包括从前的国民党将军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人，进行了一系列的参观。我们看了一些新建的工厂。扩建的各种公用事业以及城市的人民公社等单位，历时约两个月。最后，经同伴们的请求，游了故宫，由我临时充当了一次解说员。令我惊异的是，我临离开故宫时的那副陈旧、衰败的景象不见了。到处都油缮得焕然一新，连门帘、窗帘以及床慢、褥垫、桌围等等都是新的。打听了之后才知道，这都是故宫的自设工厂仿照原样重新织造的。故宫的玉器、瓷器、字画等等古文物，历经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以及包括我在内的监守自盗，残剩下来的是很少了，但是，我在这里发现了不少解放后又经博物院买回来或是收藏家献出来的东西。例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经我和溥杰盗运出去的，现在又买回来了。在御花园里，我看到那些在阳光下嬉戏的孩子，在茶座上品茗的老人。我嗅到了古柏喷放出来的青春的香气，感到了这里的阳光也比从前明亮了。我相信故宫也获得了新生。一九六○年三月，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北京植物园，开始了每天半日劳动、半日学习的生活。这是我走上为人民服务岗位前的准备阶段。在技术员的指导下，我在温室里学习下种、育苗、移植等等工作。其余的半天有时学习，有时进行这本书的写作。我在前半生中，不知“家”为何物。在抚顺的最后几年里，我开始有了“家”的感觉。到了植物园不久，我觉得又有了第二个“家”。我处在自上而下互助友爱的气氛中。有一次我从外面游逛之后回来，发现那只表不见了，不免十分惋惜，觉得在这么长的路线上，无法去寻找，只好作罢。同屋的总务员老刘知道了这件事，他本来正该休息，连休息也忘了，问清了我游逛的路线，立刻就出去了。许多人都知道了这件事，休息着的人都去找表，我被弄得很不好意思。后来老刘从四季青人民公社一个大队的食堂前找到了它，非常高兴地拿了回来。这时，我觉得我接过来的不是一只表，而是一颗火热的心。这年的夏季，植物园里建立了民兵，每天进行操练。我报名参加，别人都说我年岁超过了标准。我说：“作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员，我也应当站在保卫祖国的岗位上。”后来人们被我说服了，我参加了操练，当上了一名超龄民兵。我站在植物园的民兵排里，心里想着我们的队伍有多大。这里是几十个人，但整个民兵队伍却是若干若干万。我想，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列入那个像洪流的队伍中，在天安门前经过呢？这个愿望很快得到了实现。我参加了支援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百万人游行的队伍。这不仅是一百万，而是全世界参加共同斗争的千百万人的一部分。我们高声呼着口号，走过了天安门。在天安门上刻着我们的心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从此我开始了社会活动。从这些活动中，我感觉到自己同全国人民，全世界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人民连在一起了。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拿到了那张写着“爱新觉罗·溥仪”的选民证，我觉得把我有生以来所知道的一切珍宝加起来，也没有它贵重。我把选票投进了那个红色票箱，从那一刹那间起，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和我国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地上的主人。从这块土地上伸向世界各地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手，是一只巨大的可靠的手。一九六一年三月，我结束了准备阶段，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正式岗位，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员职务。我做了一名文史工作者。我参加的这部分工作是处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时代的文史资料。我在自己的工作中，经常遇到我所熟悉的名字，有时还遇到与我的往事牵连着的历史事件。资料的作者大多是历史事件的亲历或目击者。对这段时期的历史来说，我和他们都是见证人。我从丰富的资料中，从我的工作中，更清楚地看出时代的变化。那些被历史所抛弃的人物——叶赫那拉氏（慈禧）、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等等在当时似乎是不可一世的，被他们宰割压榨的人民似乎是无能为力的。像胡适之流的文人们曾为他们捧场，遗老、遗少们曾把复辟幻想寄托在他们身上，而他们自己更自吹为强大，认为他们背后的列强是永远可恃的依靠。但是，他们都是纸老虎，终于被历史烧掉了。历史，这就是人民。“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我的经验使我接受了这项真理，我的工作使我更加相信了这项真理。我还要通过我的工作和我的见证人的身份，向人民宣扬这项真理。我在工作之余，继续写我的前半生。为了写作，我看了不少资料。我的工作单位给了我种种便利，供给我许多宝贵的文史资料，我在许多外界朋友的热情帮助下看到了许多图书、档案部门的宝贵材料，得到了许多专门调查材料。有的材料是不相识的朋友给我从珍贵的原件中一字一字抄下来的，有的材料是出版界的同志给我到远地调查核实的，有的材料是几位老先生根据自己的亲历目击认真回忆记录下来的。有不少难得的资料则是档案、图书部门提供的。特别要提到的是国家档案馆、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的同志特意为我设法寻找，以及专门汇集的。我受到这样多的关怀和支援很感不安。其实，这在我们的国家里，早已是平常的现象了。在我们的国家里，只要做的是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只要是宣扬真理，就会得到普遍的关心和支持，更不用说到党和政府了。我的写作也引起了许多外国朋友的兴趣。曾有许多外国记者和外国客人访问过我，问我前半生的经历，特别注意打听我十年来的改造情形。一位拉丁美洲的朋友对我说：“从这件事情上，我又一次感到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把你的事情快些写成书吧！”一位亚洲的朋友说：“希望你这本书的英文版出版后立刻送我一部，我要把它译成我国文字，让我国人民都看到这个奇迹。”一九六二年，我们对来自国内外的困难所进行的艰巨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年对我来说，还有更多的喜事临门。四月间，我被邀列席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并旁听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祖国建设的报告。五月一日，我和我的妻子李淑贤建立了我们自己的小家庭。这是一个普通的而对我却是不平凡的真正的家庭。这就是我的新的一章。我的新生就是这样开始的。看看我的家，看看我的选民证，面对着无限广阔的未来，我永远不能忘记我的新生是怎样得到的。我在这里要补充一段，关于给我新生命的伟大的改造罪犯政策的故事。用我瑞侄的话说：“这不写到书里是不行的。”一九六○年夏天，我和小瑞游香山公园，谈起了我们每个人最初的思想变化，哪一件事引起了思想的最初震动。小瑞先谈了小固和小秀。据他知道，小固在绥芬河车站上发现中国列车由中国司机驾驶，感到了第一次的震动，小秀则是从沈阳车站上群众对一个失掉一只手的女工的迎接，感到过去自己生活的无味。说到他自己，他说：“我难忘的事情很多。第一件事是我刚干活不久，有一回揩窗子打破了一块玻璃。玻璃掉在地上，看守员听声就跑来了，我吓得要死，谁知他过来问我：你伤着了没有？我说人没伤，可是玻璃破了。他说，玻璃破了不要紧，下次留神别伤着人。”“这类事我也遇到过。”我说，“可是对我说来，最初我最关心的是生死问题，是宽大政策对我有无效验的问题。让我最初看到生机的，从此一步步看到希望的，是交出了那箱子夹底的东西后，受到了出乎意料的宽免。说起这个，还不能不感激你的帮助。”“我的帮助？”小瑞睁大了眼睛，“你还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吗？难道所长没跟你说吗？”“说过这件事。检举认罪时，因为小固质问，我在大会上交代之后，向所长做了检讨，过了年，我又向所长说，我交东西时候没敢说收过你的纸条，是因为怕你受处分。所长说，这件事他全知道，是他让你写那纸条来帮助，以便促使我主动交代。这是所长的苦心，但也有你的帮助啊！”“这么说你还不知道其中详细情形。你根本不知道，写那纸条本来是不合我心意的，我的意思是搜查你，没收东西，好好惩罚你一下。可是……这件事我得告诉你，这不写到你的书里是不行的！”这件事的详细过程，我这时才明白。原来小瑞早就向所方谈出了我的箱底的秘密，要求所方搜查没收。所长却不这么干，他说：“搜查是很容易的，但这并不见得利于他的改造。等等吧，搜查不如他自动交代，要他自觉才好。”以后等了好久，小瑞又找所长谈，要求搜查。所长说，每个人思想发展速度不同，不能急。共产党人相信，在人民掌握的政权下，大多数罪犯是可以改造的，但每人有每人的过程。问题不在于珠宝和监规，而是要看怎样更利于对一个人的改造。所长说：“你要知道，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他很难立即相信政府的坦白从宽的政策。如果我们去搜查了他，这就是让他失去了一次体验政策的机会。还是把主动让给他吧！你着急搜查，不如用用脑子设法来促进他自觉。”结果，就想出了由他写纸条给我的办法。纸条递出之后，多日不见动静，小瑞又急了，对所长说：“溥仪这人至死不悟，既然毫不自觉，为什么不搜他？”所长说：“原来不能着急，现在更不能着急。”后来的情形就是那样，结果是我着急了，交出了那批东西。我从那时开始看到了一条新的出路。“从那时起，我就明白了，政府是坚定地相信多数人可以改造的。”小瑞激动地说，“你自己知道，那时你还一个劲儿地对抗。欺骗，可是所方早知道了你那些事。我们几个人还在检察人员到来之前，全都告诉了政府！可是从那时起，所方就相信你是可以改造的，就为你的学习、改造操着心了。”我站在香山的山腰上，遥望太阳照耀着的北京城，我心中十年来的往事又被一件件勾起。我想起老所长的花白头发，年轻的副所长的爽朗语音，我想起了每位看守员，每位大夫、护士，每位所方人员。在我欺骗他们的时候，在我用各种可耻的方法进行对抗的时候，在我完全暴露出自己的无知、无能、愚蠢的时候，在我对自己都已感到绝望到极点、不能活下去的时候，他们，这些共产党人，始终坚定地相信我可以改造，耐心地引导我重新做人。“人”，这是我在开蒙读本《三字经》上认识的第一个字，可是在我前半生中一直没有懂得它。有了共产党人，有了改造罪犯的政策，我今天才明白了这个庄严字眼的含义，才做了真正的人。全文完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