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张謇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告假回家，当他赶到家中，老父亲已经去世。他以未能亲奉老人归天为终生憾事，直至七十岁修订《年谱》时还说：“一第之名，何补百年之恨，慰亲之望，何如侍亲之终。”按照惯例，他得为父丧守籍三年，这也正好让他摆脱朝廷内的派系斗争。回籍的第二年，即 1895年 4月，甲午战争失败的大清帝国派李鸿章为代表，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马关条约》，使中国的主权进一步丧失。“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张謇丁忧在家，“既成进士而父见背，不及视含殓，茹为大痛，国事亦大坠落，遂一意斩断仕进！”第27节：强人第五张謇(5)1895年成为当时中国国士们的选择之年。简在帝心的康有为选择了变法，上书无望的孙中山选择了革命，张謇以状元之身选择了实业。他们都要为时代注入活力，康有为和孙中山的选择是做中国历史的操盘手，“彼可取而代之”，张謇却在傍近实权人物的经历中知道如何经营实力，大丈夫当如是，靠实力说话、实业救国。传统士绅一向轻视商人、实业，直到今天，儒生、儒家思想能否与现代商业精神并行不悖仍有争议，但在现代转型的中国史上，一些中国人却成为力行者。张謇由儒入商，成为儒行商界的时代人物。为了“开风气而保利权”，实力派人物、两江总督张之洞正式札委张謇经理通海一带商务，要求他招集商股，在通州兴办纱厂。张謇踌躇思索多日，认定“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慨然应允。他为此辞官并屡召不应，“吾通因世界之趋势，知文化必先教育，教育必先实业。”张謇创办了中国人自己的纺织厂 ——大生纱厂，大生的寓意是：“通商惠工，江海之大；长财饬力，土地所生。”那是儒生们服膺的一句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张謇的解释是：“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一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他认为富国强民的基础是农业，根本是工业。工业中又可分为“至柔至刚”（或曰“至黑至白”）两类：至刚至黑的是钢铁，至柔至白的是纺织，这就是他所谓的“棉铁主义”。张之洞发展了钢铁业，他则要从纺织业入手，营造独立的近代民族经济体系，进而参入全球范围的“文明竞争”。从 1899年开车纺纱至 1913年，大生纱厂共获净利约五百四十万两白银，发展成为拥有资本二百万两和六万七千纱锭的大厂。在当时，由“做官”变为“做事”，困难重重。在大生纱厂内，曾悬挂画师单竹荪绘制的四幅“厂儆图”分别名为《鹤芝变相》、《桂杏空心》、《水草藏毒》、《幼小垂涎》，由张謇的好友顾锡爵题诗作注，即是大生纱厂的发展诗画史。《鹤芝变相》中的“鹤”指潘华，字鹤琴；“芝”指郭勋，字茂芝。他们是大生纱厂在上海的董事，曾承诺筹集股金四十万两，但直到厂址择定开始购地建房的时候，潘、郭的股金还分文未见。后工厂改为官商合资，潘、郭承诺筹股二十万两，后来又改变承诺，只答应筹股八万两。最后未交一分一厘，公然退出董事会，使大生纱厂创业伊始就遭遇了一次危机。《桂杏空心》中的“桂”指江宁布政使桂嵩庆，“杏”指官僚买办盛宣怀（字杏荪）。盛曾许诺筹资二十五万两，桂曾许诺助筹五六万两，但二人后来食言自肥，见死不救，使张謇“中夜彷徨”、“忧心如捣”。《水草藏毒》讽刺通州知州汪树堂及其幕僚黄阶平，他们煽动士人递呈抗议，聚众滋事，给张謇加上了办厂扰民的罪名，多次给大生纱厂设置障碍。《幼小垂涎》影射上海商界巨子朱幼鸿、严小舫。当时大生纱厂纺机一开，每日需耗工本四千两，不到三个月，三十六万流动资金即已耗尽，朱、严却想乘此危难之际巧取豪夺。为创办纱厂，张謇曾“反复筹虑，彻夜不能寐，绕屋而走”，在进退维谷的时候，他只得低下头来，“忍侮蒙讥，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笔凋，昼惭而夜椣者，不知凡几。”大生厂创办之时，张謇亲自撰就一副楹联：“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这副对联后经翁同龢手书，道出了纺织工业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翁还为张謇力行之画题诗：“一水分南北，劳君独荷锄。”第28节：强人第五张謇(6)大生纱厂的成功，使张謇兴办实业的势头有增无减。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始，他创办了通州大达小轮公司、上海大达轮步公司、达通航业转运公司、大中通运公行、泽生水利船闸公司、大生三厂至青龙港铁路等，点状分布，构就江海大平原上纵横交错的交通运输网络。他的产业链蓝图也变为现实，先后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资生冶厂、资生铁厂、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阜生蚕桑染织公司、颐生酿造公司、淮海实业银行、同仁泰盐业公司与渔业公司、翰墨林印书局、大隆皂厂、懋生房地产公司、大昌纸厂、大聪电话公司、大达公电机碾米公司、通燧火柴厂、通明电气公司、镇江笔铅公司、耀徐玻璃厂、上海闸北房地产公司以及有斐旅馆、南通俱乐部、桃之华旅馆等数十个企业，并开发苏北沿海滩涂，创立了二十多家垦殖公司。涉及纺织、垦牧、盐业、蚕桑、染织、油料、面粉、肥皂、印书、造纸、电话、航运、码头、银行、火柴、电力、房产、旅馆业等民生的众多领域。1912年至 1921年，张謇的大生系统获得空前发展，一度成为全国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在发展实业的同时，张謇又努力兴办新式学堂。“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全国第一所民办师范“通州师范学校”由他手创，随后，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师范附属小学、南通私立甲种商业学校、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南通农业专门学校、南通纺织染传习所（次年改称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南通狼山盲哑学校先后建成。1920年，他将医、纺、农三个专门学校合并为以后的南通大学。美国教育家杜威为此称道说：“南通者，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张謇还在南京创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在吴淞创办商船学校，资助马相伯创建上海震旦学校、复旦公学，倡议和推动两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引进人才。“世变亟矣，不民胡国？不智胡民？不学胡智？不师胡学？”经过张謇的筹划，短短二十来年的时间内，南通在相对封闭落后的基础上起步，从无到有，由少到多，迅速建立起几乎所有的近代文化形式，如体育场、博物馆、公园、图书馆、剧场等等。他全力打造出一个新南通。他手创的“南通博物苑”就是我国第一个博物馆，杜威、梁启超、竺可桢、丁文江、陶行知等人都曾到博物苑参观过，惊叹张謇开放的视野和博物苑所达到的水准。从 1909年元旦开始，博物苑有人每天测得气象预报，交给当地报纸登载。从那时起，当地人的生活就和博物苑联系在一起了。1921年，竺可桢谈起中国仅有的两座气象台，其中一座就在南通博物苑。第29节：强人第五张謇(7)张謇的南通建设几乎都做到了移风易俗，如更俗剧场，由张謇和欧阳予倩亲自拟定了十二条场规，诸如凭票入场，对号入座，不另加座，不带小孩，不高声怪叫，不吹口哨，不戴帽子，不随便走动，等等。还特别不许嗑瓜子，如有带入场的，由门警婉劝留下，出场时再交还。后来设儿童两名；身穿红背心，上绣“敬请诸君勿吃瓜子”八个白字，时常在人行道上走动，使人注目。他对南通地区的设计比今天的区域发展战略规划还要远大，他有预见性，因为《史记》说过“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因此他从来不是机械地设计五年十年的繁荣，也不流于第三世界对国际都市的想象，追求那种大而无当的“高大全”式的乌托邦。他对公园情有独钟，“公园者，人情之囿，实业之华，而教育之圭表也。”他在城区修建城市公园，1918年扩展为东、南、西、中五所小型公园，谓为“五山以北五公园，五五相峙”、“一邑之中一大苑。”他对城乡的发展不局限于一地：“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的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张謇期望通过建设南通，建设一个“新新世界”，继而能够推广全国。在张謇的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思想中，“村落主义”堪称新农村建设。他创建的垦牧公司极有意义，那不仅是为了围海造田，为了水利之兴修与土地之改造，而且还是在为现代农村建设找出路。他认为“生人要素为衣食住，衣食住之原在农 ……”他理想的农村人居环境：“各堤之内，栖人有屋，待人有屋，待客有堂，储屋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舍，商有市，行有徐梁，若成小世界矣 ……”也许正是这种务实精神，使他对执相的理想有所保留。辛亥革命后，他和孙中山第一次会面，在日记中，张謇写下了对孙的印象：“不知崖畔”。他以为孙中山没有办过实业，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和浪漫。尽管他后来意识到革命的伟力，尊崇孙中山的人格和革命功绩：“从历史看来，中国革命之第一人，要首推商汤……孙中山之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之更变，迥然不同。所以孙中山不但为首创民国之元勋，且为中国及亚东历史上之一大人物！”但在当时，他担任了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的民国实业总长，但他站在实力派袁世凯一边，他选择了有军力的袁世凯。他看不上袁，曾经在日记中评袁，“是儿反侧能作贼，奈何！”又对袁倾向革命心存幻想：“是儿反正，亦可利天下。”他的思想也从热衷君主立宪转而拥护共和，他跟时势走，移步随形，认识突变：“黄帝以来五千年君主之运于是终；自今而后，千万年民主之运于是始矣。”但他仍对一切权势抱有同情，清帝逊位，由胡汉民推荐，张謇起草了《逊位诏书》。从宏观的角度，既明示清廷逊位的“大德”，又宣告世人应遵循历史潮流，步入共和行列。第30节：强人第五张謇(8)这个跟实力站在一起的书生因此在乱世的清末民初做成了不少事。据说孙中山曾对他的儿子张孝若说：“我是空忙。你父亲在南通取得了实际的成绩。”张謇自称“老书生”，但在朝在野都有支持者，他实际上是传统中国可通朝政的缙绅之士，只不过，传统中国没有出现他那样通天的士绅；在官产学分工细密的现代社会，也同样出现不了他那样在官商等领域中出入自如的绅士。正是有刘坤一、张之洞、端方、袁世凯、孙中山等朝野人士的支持，才使他在那样乱纷纷的年代，建成了像南通那样绅重官轻、高度自治的“模范县”。他的挚友刘厚生说他，“似乎是一个结束两千年封建旧思想、最最殿后而值得注意的大人物，同时亦是走向新社会，热心向社会服务的一个先驱者。”这个历史人物，从很多方面看，应该是成功的。但当时，年青一代的国士胡适为他盖棺定论：“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 ……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成的志愿而死。”张孝若对胡适的评价也深有同感：“你说我父为失败的英雄，这话确当得很，就是我父本人也承认的。因为他生平志事没有实现的，何止百分之八九十，只遗留了许多实地测验的具体计划。数十年来，他想办地方普及教育和民兵制度，没有成功；他想办通海一带大电力厂、大纺织印染厂，没有成功；他想垦辟沿海几百万亩的荒田，没有成功；他想疏治淮、运、江、湖、松、辽诸水道，没有成功；他想实现棉铁政策，改革盐法和划一度量衡，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不是失败吗？”胡适并没有说明白，张的“失败”是“实业救国”道路的失败。张謇的救国救世来源于他对实力的追逐，跟实力在一起才踏实。但实力在他那里多指一国的资源、教育、实业等等，他没有像康有为、孙中山那样的革命家去思索实力的精神、制度、体制含义。没有精神奠基的教育流于奴性的应试教育，没有制度保障的资源是无效和受尽污染的资源，没有政体支持的实业是沙滩聚塔。自张謇、卢作孚以来，直到当代企业家们，其一生的努力多如空梦一场。在张謇去世前，他的“新新世界雏形”已经从根底上松动。到 1925年，仅大生一厂的债务已经高达九百零六万九千两白银以上。他的事业已经遭遇了全面的危机，一直到他离开人世前，也没有看到真正的转机。张謇陷入实务中无能反省他一生的道路，留下的只是感叹：“謇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生已愁到死，既死愁不休。”幸运的是，张謇的事业在当时感动了国人，世所公认，他是中国近代实业史上的第一人。在 1937年中华书局刊行的《中国百名人传》，首为黄帝，末乃张謇。他事业的一部分至今惠及大众，张把南通从一个僻远的小县创造成现代城市，南通以其极富现代意识的建筑规划被当代建筑大师吴良镛教授称为“中国近代第一城”。有人说：“在这座城市里，几乎每个角落都可以看见张謇时代遗留下来的事业，大至南通的一厂一校，小至南通的一桥一路，均是他个人意志的体现。作为南通事业的缔造者，张謇的印记与南通永远地烙在了一起。”南通有个说法是“一山一水一人”——山是狼山，水是濠河，人是张謇。人们用文学的语言表达说：“大多数南通人的小学、中学，甚至大学生涯都是在张謇创办的学校里度过的。大多数南通人都至少有一个亲戚在张謇创办的工厂里工作过。”南通人最常去的电影院是更俗剧场，张謇当年在这里接待过欧阳予倩、梅兰芳、袁克文，唱了一夜，歌舞升平。每个南通人都在濠河岸边的公园里散过步，晒过太阳，打过水漂，这个公园只是张謇当年规划的五个城市公园之一。有此已经不朽。何谓不朽？乱世中的穆叔回答范宣子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穆叔还说，“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就是说，官当得大，不能算不朽。乱世中的张謇曾说：“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他知道自己的失败，但他同样知道自己的不朽，是以他为自己的墓门写下了对联：“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身伴五山灵。”他长眠于南通的五山，已经成为山川的一部分。第31节：译人第六严复(1)译人第六严复男儿怀抱谁人知 严复（1854~1921）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初名传初，曾改名宗光，字又陵，又字畿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福建船政学堂首届毕业生，留学英国海军学校。1880年任北洋水师学堂洋文正教习，1889年任总教习，后升总办。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反对顽固保守，主张维新变法。戊戌变法后翻译《原富》、《群学肄言》、《法意》、《穆勒名学》等，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思想和逻辑学。首次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辛亥革命后，思想渐趋保守。今辑有《严复集》。◎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 他一生的性命在新知旧法之间摇摆，而不知开辟中国的新生，也无这种启蒙的自觉。严复是我国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之一。很多人受他的影响，寻求新知，寻求中国和个人的新生，他自己的生活却坎坷不顺。很多人痛惜他的怀才不遇，但严复独特的一生贡献给世人的，教训意义远大于启蒙意义。第32节：译人第六严复(2)1871年严复以最优等的成绩从马江船政学堂毕业，派在“建威”帆船任练习生，这一年我国船政局自制的“扬武”军舰下水，严复调到该舰练习，遍历国内及日本各重要口岸。1877年，被派遣赴英留学，1879年学成回国，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习。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水师学堂，调严复任学堂总教习（相当于今之教务长）。严复的留英同学中，伊藤博文学成回国后得大重用，一举改变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同胞刘步蟾、方伯谦、林泰曾、萨镇冰等人也逐渐成为北洋海军栋梁，但他自己却仕途不顺。原因跟他急于用世却不谙韬晦、好逞口舌之快、时有激烈言词、为时人所侧目有关。他的思维超前且喜议论，使得了解他的李鸿章“患其激烈，不之近也”。除此性格缺陷，他的私德也不“严”。他意志消沉即吸食鸦片烟，李鸿章得知诚恳相劝：“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但是严复并没有“革去”此不良嗜好，反而通常是一日三遍，而且抽得十分讲究，要专门从上海购买上好的烟膏，他的书信中就有许多嘱其妻从上海购买烟膏的记录。严复吸鸦片一直持续到晚年，1919年他曾写道：“以年老之人，鸦片不复吸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间非服药不能睡。嗟夫，可谓苦已！恨早不知此物为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虽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语一切世间男女少壮人，鸦片切不可近。世间如有魔鬼，则此物是耳。若吾言之，可作一本书也。”这种沉痛之言出于一生的教训。他的私德不谨使得他无法面对社会的压力，他在安庆学堂受到攻击，后来教育部要他辞去北大校长时，“吸鸦片”即是其中的一条理由。这样的严复不可避免地跟李鸿章疏远了。他在水师学堂后期的家书中屡屡抱怨：“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在北洋当差，味同嚼蜡”，以至于悲叹“四十不官拥皋比，男儿怀抱谁人知？”曾纪泽说严复处世有“狂傲矜张之气”。为谋出路，严复曾寄望于科举，也曾与友人共同投资河南一煤矿，寻求经济富足，甚或萌生“舍北就南”，转投张之洞麾下的欲念。这种偏激的个性担当了为同胞开智启蒙的大任，自然执于偏见而不自知。孙中山在当时认为，中国之进步，唯有全民革命一途，他希望能够与精英分子合作，同其志。当蜚声海内外的大翻译家严复到伦敦逗留时，孙文正在北美，他风尘仆仆地赶到伦敦，劝说严复支持革命。但严复表示：“中国民品之劣，民性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因此回答了那有名的话：“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我们看英美革命、法国革命，都可以看到启蒙思想为革命开辟了道路。但我们于此段历史公案可知，中国近代革命的先天不足，思想家跟执行家并不一致。第33节：译人第六严复(3)严复的思想偏激还表现在他的性命无归，在激进和保守两极跳跃。他年轻时不相信政府的改革，常对人说：“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老牸牛耳。”中法战争后，严复更不相信洋务派的“新政”设施能够“富国自强”，对洋务运动非常不满。李鸿章也因他的激进而疏远他。到清政府快要覆亡时，为了笼络社会名人，1909年，清廷赐给严复文科进士出身；1910年，海军部特授他协都统，又征为资政院议员；1911年，授海军一等参谋官。严复长子严璩也升到二品衔的高官。一家与清廷的关系密切起来后，他对革命就持有否定态度。辛亥革命以后，他怀念清王朝，常常发表言论诋毁革命，认为中国人的“识度不适于共和”。顺理成章地，他参加了杨度等人组织的“筹安会”，鼓吹复辟帝制，为袁世凯做皇帝开辟道路。五四运动时，他对儿女们提出青年不要过问政治。在《书示子璇四十韵》诗中云：“内政与外交，主者所宿留。就言匹夫责，事岂关童幼。”他说五四运动是“举国方饮狂，昌披等桀纣”，斥之为猖狂的举动。严复于 1921年去世。他的遗嘱除对财产作了分配外，并以三事谆嘱家人：“一、中国必不灭，旧法可损益，而必不可叛。二、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三、两害相权，己轻群重。”等语。据闻他生前经常与人谈道：“老夫年将七十，暮年观道，十之八九殆与前不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并说：“吾垂老亲见七年的民国，与欧洲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欧人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大字。”由此可知，严复的启蒙思想家一职实在要大打折扣。他一生的性命在新知旧法之间摇摆，而不知开辟中国的新生，也无这种启蒙的自觉。第34节：才人第七宋恕(1)才人第七宋恕罪己与问人 宋恕（1962~1910）清末浙江平阳人。原名存礼，改名恕，后改名衡，字平子，号六斋。1886年移居瑞安，次年到上海。曾在上海龙门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北洋水师学堂、上海求志书院任教。1891年撰《六斋卑议》，揭露社会黑暗，抨击程朱理学，主张变法维新，设立议院，开设报馆，兴办学校，振兴工商。1901年在杭州求是书院任教。晚年思想趋于保守，宣传“专制改进”之说。◎我们今天的民族文明自信多是一种轻狂，而宋恕们的家国天下情感更是一种安身立命的血亲之缘。◎庄子曾以为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心死，他老宋则觉得世间最悲哀的莫过于人荒。心死了，流再多再久的血也无动于衷；没有人了，走遍天涯海角也找不到一个人才。关于华夏文明的猜想，宋恕、夏曾佑曾问过：“神州长夜之狱，谁人之过？”这种猜想，在近代史上，自龚自珍以后，到康有为、孙中山、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五四诸贤，都提供过答案，这些答案貌似不同，实际上异质同构。夏曾佑就说过，自己把神州长夜数千年的责任归罪于荀子，康有为归罪于刘向、刘歆，宋恕归罪于叔孙通、董仲舒、韩愈、程朱，其实没什么差别。（“实则无不同也！”）这是晚清以来我国读书人史观的重大特征之一，即他们开始反思中国时，无论他们如何解说中国史，他们的价值判断出自一种退化史观，在东西文明相遇的坐标里看自家的历史，他们承认自家的落伍退化。而宋恕是近代中国退化史观的集大成者。当代人似乎不愿意接受这种退化史观了，在人家国富民强参照下能够具有自知之明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如果我们笑话先辈们盲人摸象，但我们至少应该明白，他们那样寻找我国文明衰退的原因，绝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处于“内忧外患”的时代，而且还因为他们看待事物的眼光和尺度宽广得多。比起我们局限于人生百年来说，天下、文明、历史、数千年奇变等等，构成了他们思想最重要的背景。对宋恕那样的牛人来说，要承认自家的落后远比我们今人要痛苦得多。我们今天的民族文明自信多是一种轻狂，而宋恕们的家国天下情感更是一种安身立命的血亲之缘。宋恕出生于温州平阳一个耕读之家，原名存礼，字燕生，号谨斋，后改名恕，字平子，号六斋，笔名支那夫，独泣向麒麟者，后又改名衡。宋家有良田二千来亩，宅旁有花园、假山，号称当地首富。宋幼年多病，体质羸弱，但他读书过目不忘，才思敏捷，出语不凡，小时候就有“神童”之誉。浙东学派的大学者、当过朝廷讲师（侍读学士）的孙锵鸣慕名来访，跑去跟他对对子，孙出上联“治国平天下”，宋恕对“吟诗工画图”。孙见宋恕出类不凡，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他。这是一个希圣成贤的读书种子的人生之路。孙家的玉海楼藏书十万卷，是当时国内著名的藏书楼之一。宋恕有此造化，学问自然深厚有根。1877年后，宋恕随孙锵鸣出游上海、南京等地，对世界大势有了进一步了解，更加发愤读书，希望从中找到御侮排外、振兴国家的药方。宋恕曾说，他长大成人后，读了李善兰、冈本监辅、冈千仞以及郭嵩焘的文字，知道西方政教风俗几近于唐虞、三代，不禁感慨孔圣人的理想竟在海外实现了。（“素王之志今乃行于海外哉！”）他还回忆说，在他二十岁时，读了欧阳修《日本刀歌》，才晓得我们先人的大道居然出现在日本国。（“始知海外有先王大道尚存之日本国。 ”）1897年 12月，宋恕对朋友说：“中国事事不如古，宜也，治化不日进则日退，故无怪我国之好古。”他得出结论说，我国汉以后的儒学实为“阳儒阴法之学”，“周后明前，儒家兴西，法家炽东，董、韩、苏、程之论，莫不以法乱儒，长夜神州，孤识隐痛。”以至于造成神州长夜，文明退化，故而认为汉以后“阳儒阴法”之学皆不足为法。在宋恕看来，“儒家宗旨，一言以蔽之曰‘抑强扶弱’；法家宗旨，一言以蔽之曰‘抑弱扶强’。”第35节：才人第七宋恕(2)宋恕说，中国要想复兴，必须复教，即恢复孔孟之义。但这种复教，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克己复礼，宋恕对儒家典籍并不尊重。《春秋》是集中阐述儒学要义的一部儒学经典著述，《易经》也是孔子极为推崇的儒家经典。宋恕却说：“王介甫谓‘《春秋》 为断烂朝报’，天古卓识！余尝谓‘《周易》为古雅庙签’，与介甫语无意成一巧对。”他认为，礼从人生的需要向强权崇拜的转换——“以法乱儒”是汉儒叔孙通完成的。（“自叔孙通采秦仪，媚汉主，而三代以前君臣相接之礼遂不得复见，赵宋后更盛；而白种诸国君臣相接，犹存古礼，首宜则效。”）在宋恕的心目中，我国士人心目中的“三代”，在现实中已经跟西方、日本等同。这虽然是很多晚清读书人的想法儿，但可以说只有宋恕有效地把儒学的家国天下转向了全球，即承认理想的社会不仅在遥远的三代，而且在切近相邻的欧美、日本。梁启超称宋为“黎洲以后一天民”，谭嗣同称宋为“卑之犹可后王师”，都看到了宋恕的一个方面。有人认为，宋恕同时代的变法家很少能站在与生活世界等高的共同体上来思考全球秩序的，也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宋恕认识到秦汉以来的中国政制是反人类的。但对宋恕来说，如此认知，并不必然地全然否定我们的儒家文明，也不必变本加厉地抱持儒家原教旨主义。宋恕晚年对朋友说过，夏曾佑贬孔太武断，康有为尊孔也太武断，在他眼里，孔子是一叙述古代中国的政治原理，并且向往天下大同的大志士。也许因为这些原因，宋恕在当时上层士人心中分量极重。1892年，宋恕抵达天津，李鸿章单独接见，夸奖他是“海内奇才”，让他担任水师学堂汉文教习。甲午战争失败后，宋恕离开天津寓居上海，整理著作，为中国变法寻找理论基础，他说自己永远站在穷人一边（“著书专为世界苦人立言”）。此后，他在上海接触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叶瀚等大批维新派人物，并和张焕纶、孙宝瑄、胡惟志、章炳麟等人经常在一起，成为上海维新派的理论核心。孙宝瑄叹其为“旷世之大儒”，并尊之为师，谭嗣同在赠诗里赞为“后王师”。影响历史的《光绪皇帝罪己诏》就是由宋恕起草的。但宋在历史上的影响显然不及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从一个历史观念的集大成者来说，在为我国变法提供思想资源方面，宋恕的影响也不及康有为、孙中山等人，更无法跟邻国日本的福泽谕吉相比。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用宋恕自己的话来说，庄子曾以为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心死，他老宋则觉得世间最悲哀的莫过于人荒。心死了，流再多再久的血也无动于衷；没有人了，走遍天涯海角也找不到一个人才。庄生曰：“哀莫大于心死！”宋恕曰：“悲莫大于人荒！心死之极，流血千龄而不稍动恻；人荒之极，纵横万里而不得一士。”宋恕在我国近代史上特殊的时期，甚至说是豪杰之士辈出的时代，却有“人荒”之叹，跟王照的话如出一辙。（“中国之大，竟寻不出几个明白的人，可叹可叹 !”）宋恕的感慨也跟英国人密尔的著名问题惊人一致：“这片土地上还有人吗？”这也是宋恕看重历史的原因，历史学家罗志田承认，“宋恕对史学的重视远超过当时其他人。”宋恕给后世人的经验是，学子应用六分之一的时间读经、子、集书，而用六分之五的时间读史书。他的女儿十一岁时才开始识字，每天识四十个字，且解释字义，用《十三经集字》一书，半年后她就能读小说《三国演义》。她读《左传》后就能写几百字的东西，又读《国语》、《史记菁华录》、《御批通鉴辑览》，以至于宋恕的女儿一时在士人中享有盛名，杭州求是书院总理陆太史对宋恕说：“令爱才名久满此间”。1903年，宋恕在上海，认为上海的才女都不及宋昭，说，“合上海及留学日本诸女学生，殆无一人可望瑶之肩背。”一代大师，救国不成，教女倒有大成，也是很有意思的事了。第36节：牛人第八吴稚晖(1)牛人第八吴稚晖 闯进大观园的刘姥姥 吴稚晖（1865~1953）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原名朓，后名敬恒。清光绪举人。1901年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次年参与创办上海爱国学社。1905年加入同盟会，后去法国，参与创办无政府主义的刊物《新世纪》。1915年与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发起组织勤工俭学会，1921年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1924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中央研究院院士、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常委。1949年去台湾，任“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有《吴稚晖先生合集》。◎冯玉祥骂他：“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老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不过，没有人不需要吴稚晖，不承认他是一个牛人。孙中山看重他，汪精卫尊重他，蒋介石借重他……他们多次给他官做，他都拒绝了。但当这些人需要他时，他又是“肝脑涂地”地为他们卖命，他给孙中山下跪过，给汪精卫下跪过……这种“成何体统”使汪精卫等人都消受不起，但他似乎做得理所当然。我国的现代史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阶段，方死方生之际，许多人物带着自己的识见智慧参与历史的大变革，最终自觉不自觉地做了历史文本借以书写的工具。这些人物，从后人的眼光来看，很多人在现代意识和文明理性方面是极为欠缺的。如果不是遇上那么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他们绝对是边缘落魄之人，早就身死名灭了。吴稚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吴稚晖给人的印象总是疯疯癫癫的，他小时候就有疯子之名。无锡人背地里称他“吴疯子”，因为他以圣贤传人、理学卫道者自居。有一次，满族官僚、江苏学政（相当于省教育局长或社科院院长）溥良坐着大轿经过孔庙，在下马碑前没有下轿，恰好被吴稚晖碰见，他就捡起砖块向轿中乱扔，搞得溥良衣帽歪斜，十分狼狈，差役将吴稚晖捉住了。他大声宣称：“南菁书院学生吴稚晖是也 !”当时南菁山长是著名经学家黄玄同，这位老夫子对吴稚晖的尊孔精神颇为欣赏，从轻发落，只给予羁押三天、游街示众的处罚。溥良也怕事情闹开去会有“非圣蔑贤”的坏名声，只好说了几句严加管教之类的话，便不再深究了。这样的事多了，疯子的名声也就传开了。第37节：牛人第八吴稚晖(2)戊戌变法后，吴稚晖的尊孔忠君思想发生了大变化，一变而成了江南维新派的活跃分子。吴稚晖因此在国内待不下去，他就东渡日本考入了高等师范学院。1902年，蔡锷等九人自费留学，欲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当时清廷驻日公使蔡钧是个顽固守旧派，不肯给蔡锷等维新人物作保。吴稚晖、孙叔方等率领留学生二十人到公使馆静坐。蔡钧非但不允，还要求日本警察厅以妨害治安罪逮捕吴、孙等人。日警方判处“递解回籍”。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吴孙事件”。吴稚晖愤怒不已，留下绝命书，在登轮时跳入海中，以死抗议，幸被救出。梁启超为此在《清议报》著文道： “吴君之被逮也，以为士可杀不可辱，欲以一死唤醒群梦，引起国民利权思想。 ”以后，吴稚晖和蔡元培等人一起创立“爱国学社”、创办《苏报》，鼓吹革命。但吴稚晖的革命又多半是无政府主义式的，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就听过吴的演讲：“我在这里骂老太婆（西太后），老太婆一定也在那里骂吴稚晖。”听众听了都大笑。但吴稚晖的革命到“三民主义”为止，他攻击马克思主义，也是用那种“嬉皮笑脸”式的反智语言，他用“什么马克思牛克思”一句话就抹杀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即使吴稚晖成了国民党元老，他在众人的眼里都是一个异类，一个疯癫怪人。1927年，在中共特委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报告蒋介石的方针及中共对国民革命军的工作时说，蒋“最秘密的还是五老会议，是参谋部。张静江是主席，吴稚晖是小丑，李石曾是花旦，蔡元培是学究，戴季陶是军师。”不过，没有人不需要吴稚晖，不承认他是一个牛人。孙中山看重他，汪精卫尊重他，蒋介石借重他 ……他们多次给他官做，他都拒绝了。但当这些人需要他时，他又是“肝脑涂地”地为他们卖命，他给孙中山下跪过，给汪精卫下跪过 ……这种“成何体统”使汪精卫等人都消受不起，但他似乎做得理所当然。这个人并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一生官衔多得数不清：1924年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评议员、总统府资政等等。他曾对族侄吴余庆说：“开大会，把我这个所谓‘元老’请上主席台，照相让我站在前排，很像无锡惠山泥人‘大阿福’，放在橱窗里摆摆样子。”实际上，他内心里自视极高。他自比汉之张良，以为自己能够辅佐一个人开百代基业。1927年 3月 6日，吴稚晖晤见陈独秀。吴对陈说：“研究共产学说，自为共产党之责；若实行共产，五六年前苏联代表越飞在广州晤孙总理言，当在二百年之后；以我理解，二百年尚嫌不足。”陈独秀笑其太迂，吴稚晖说：“急切轻挂招牌，只是赝鼎。”陈问吴稚晖：“你更疯癫，请问中国现在的共和不是伪的吗？但你以为康有为之复辟，与伪共和孰优？”于是吴追问陈独秀：“你定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陈不加迟疑地回答：“二十年。”吴大为惊骇：“由此，国民党只剩下十九年了。前年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盘商量才好。”吴说完后脸色难堪，大概由此坚定了他要帮蒋介石“清共”的决心。以至于后来冯玉祥骂他：“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老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这个牛人自始至终有上不了台面的自知之明。即使抗战时期，他骂汪精卫等人的叛国也语俗如市井泼妇，他称汪精卫为“汪精怪”，陈璧君为“陈屁裙”，褚民谊为“鼠狒黑”。他说自己：“我不过是一个闯进大观园的刘姥姥。”这么一个自比张良、刘姥姥式的人物，在现代史上占有重重的一笔。胡适称他是三百年来四大反理学的思想家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举荐他为“世纪伟人”。他一生清廉，自奉甚俭，待人却是慷慨的。生活困难者，他周济；无力升学的，他资助。有人劝他少管些闲事，他说：“我是乙丑牛（1865年为农历乙丑年），还债牛。前世欠的债，今世来还呀 !”这么一个牛人现世，真是时也，命也。第38节：悲人第九光光绪(1)悲人第九光光绪苦命的英雄皇帝 光绪（1871~1908），即爱新觉罗?载湉。清代皇帝，庙号德宗，年号光绪，1875-1908年在位。即位时仅四岁，由慈禧“垂帘听政”。1887年亲政，仍由太后“训政”。1889年 “撤帘归政”，实权仍由慈禧太后掌握。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亟思有所作为，采纳维新派的主张，于1898年 6月 11日下“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颁行新政，引起守旧派嫉视。9月 21日慈禧发动政变，再出“训政”，他被幽禁于瀛台。1908年 11月14日他先慈禧一日死去。◎有人认为他是天才，有人认为他是低能儿，有人认为他是笨蛋。◎他可以像恺撒那样生气勃勃地大笔一挥……引进中国人所想到的最全面、最深入的改革。◎然而他却在一个女人面前落荒而逃，像逃避恶鬼那样害怕。光绪皇帝的命很苦。历史学家一向以不动情为人称道，但黎东方说，“光绪是中国历史上最苦命的皇帝之一，从进宫到囚禁，他几乎没有一天不向慈禧长跪。”后人分析，光绪跟慈禧一样好强争胜，只是他不幸遇到了慈禧，从小就被慈禧管教，而无法无能逃脱慈禧的手掌心。有节义之言行的太监寇连材说过，慈禧从没给过光绪好脸色。这个苦命的皇帝从小生活在皇宫之中，却像寄人篱下一样。他的生活完全不能自主。到他十几岁亲政时，霸道的慈禧甚至不让他有挑选后妃的权力。以至于历史学家们数出他一生的七八处大苦。跟康熙不同，康熙八岁亲政，虽有顾命大臣，但皇宫中还是可以做主的；到他准备铲除统治障碍时，宫中太监们跟他团结一心；康熙可以立威，可以培养自己的班底。光绪自始至终是一个孤家寡人，他只能示弱，没有力量，没有基础，以至于有人以为他是低能儿，是笨蛋，是窝囊废。但这个受翁同龢、夏同善等儒生教育过的皇帝却有着刚强的心性，有着天下苍生担荷一身的意识；因此，一遇机会，他就争取表达自己的个性。比如他亲政后不久，就发布了一份措辞十分严厉的上谕，要求善待传教士。这里面他说了以下一些话：“至泰西之教，本是劝人为善，即从教之人亦是中国子民，仍归地方官管辖。民教本可相安。”第39节：悲人第九光光绪(2)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的农民造反以后，清不得不放下身段，进行体制改革，这就是由地方大员率先发起的洋务自强运动。洋务运动很快取得了成效，这就是朝野称道的“同光中兴”。与国际接轨，也使清朝有了世界一流装备的海军。但只有少数人明白，仅仅在外观装备、社会基础设施等经济领域的改革无济于事，不进行政治意义的变法，中国仍是一个传统文化主导的国家，在现代化列强面前既无文明可言，也不堪一击。商战不用说了，就是军战，也很快得到了检验，甲午海战，拥有一流装备的海军被日本人打得落花流水。这种败于朝贡自家的蕞尔小国的经验，较之败于西方列强是更大的耻辱。光绪本来是跟师傅翁同龢等清流派站在一起的主战者，经此战败，他很快明白体制滞后的恶果，“非变法不能立国”，何况作为一国之尊，权柄用起来如此不顺手，不得意。因此，当康有为等体制边缘的士子们上书，要求变法时，他开始同情并支持变法派。余英时说，光绪连自保的力量都没有，最后尚需乞援于康有为等，他怎么可能主持变法，推行从上到下的政治改革？他只是满洲统治阶级中一个游离出来的分子，是国家机器中脱落下来的一个零件，而康有为等最初竟误把他当做政治权力的核心，戊戌变法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带有浓厚喜剧色彩的悲剧。邓小平就说过，改革就是革命。由此可知，在光绪无能借重朝中清浊势力，只能依靠部门下层官员和边缘士子来变法时，他实际上是孤胆地实施了一场革命。余英时说得有道理，但他没有分析一个掌握了国家名器的理想主义者的心理。光绪确实一无所有，但他拥有名。光绪绝不是一个忽略细节的人，但他同时明白自己不只是活在形格势禁的皇宫之中。从光绪小时候写的诗中可以知道，他从小就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活在天下，活在历史里。《马关条约》签订数天后，光绪即明发朱谕，宣示批准合约之苦衷，求“天下臣民皆当共谅”，“我君沉惟期艰苦一心，痛除积弊”。但从甲午战败到变法之间，仍有三年的时间。这三年里，康有为呼吁变法的声浪越来越强，并波及体制内高官，他的强学会也得到了朝廷要员文廷式、张之洞们的支持。这三年里，光绪自己则恶补了西方的器物制度一课。当时的外国人注意到这一点，同情地强调说：“有人认为他是天才，有人认为他是低能儿，有人认为他是笨蛋。我们不妨假定他并不聪明，我们不妨将他视为低能儿，那我们就要解释一下，他为什么让人把每一种巧妙的玩具以及每一种过去二三十年内除 X光和液态空气之外的神奇而有用的发明和发现都带进宫里去？为什么一个低能儿要买有关外国知识的每一本中文书，直至他被废黜？我们不妨说说看，为什么一个低能儿要在 1895年到 1898年的三年时间里把所有这些外国书买了来在一无帮助、二无助手、三无导师的情况下悉心研读，然后开始颁发一系列东方君主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所能颁发的最引人注意的诏书？我们不妨解释一下，一个低能儿怎么能在他两三个月的诏书中把过去十年进行重大改革必不可少的重要原则全都包括了进去？”第40节：悲人第九光光绪(3)到了 1898年，康有为再次上书要求变法，光绪看看慈禧的脸色，开始从示弱走上自主了。6月 11日（光绪二十四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从这一天开始，到 9月 21日（八月初六）慈禧发动政变，共计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在百日维新中，前后发布变法命令一百一十多道。中国的后生学者感慨，在变法的短短一百天之内，这个曾经的窝囊废，一变而为中国历史上最富悲剧色彩的正面英雄。当然，他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外国观察家如此看待他的权柄：“天才的那些个心血来潮及其相应的优缺点他全都有。他可以像恺撒那样生气勃勃地大笔一挥，威胁他的大总督，罢免他主要的保守派官员，引进中国人所想到的最全面、最深入的改革。”又如此看待他和慈禧的关系：“然而他却在一个女人面前落荒而逃，像逃避恶鬼那样害怕。”历史学家范文澜说：“短期内给予人民相当充分的民权自由是维新运动的最大成绩。”变法运动很快失败，皇帝被囚，康梁等变法者或流亡国外，或喋血菜市口。一个政权的统治集团为了自己的私利，丝毫不肯让步于从上至下的改革，它就只能等待历史的报复了。这种报复如此之快，不到两年，八国联军攻入了北京。在侵占北京之前，光绪有“留京以镇人心之意”，慈禧太后却挟其逃往西安，使得朝廷蒙难而光荣的机会再次丧失。这种报复如此之快，不到三年，慈禧即以光绪的名义宣布新政，但此时清廷的任何表演已经失去了意义。随后的立宪改革更让天下臣民放弃了最后一分幻想，天下臣民，早已从子民的观念跃进到国民意识。而无论医生、学者、官员如何数说光绪的心理生理病痛，他的无能无知的一面，但光绪做了自己所能做的，因此他死后，人们谥他为“德宗”。当时中国最早最西化的知识分子容闳写道：“后人之读清史者，必将许其为爱国之君，且为爱国之维新党。”今天的人们更把他看成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李书磊说：“光绪皇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慈禧这样的妇人之手，却仍然保持着这样的血性与雄壮，能以二十八岁的经历率领一群新进的文人同强大得多的势力决战，正昭示了中国文明不息的生机。因为他是皇帝，人们在革命后的时代不愿言及他在变法中的主角地位，人们甚至羞于提到他的作用。因此我在这篇戊戌百年的祭文中要格外地称念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爱新觉罗?载湉的名字，以还他应有的荣耀。”光绪是当之无愧的。第41节：寡人第十吴虞(1)寡人第十吴虞 人格分裂不可理喻 吴虞（1872~1949）四川新繁（今成都市新都区西北）人，原名姬传、永宽，字又陵。1905年留学日本政法大学。1907年回国。辛亥革命后，任《西成报》总编辑、《公论日报》主笔、《四川政治公报》主编。五四运动前后，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吃人和礼教》、《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文章，大力抨击旧礼教和封建文化。1921年起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1933年遭尊孔复古派打击，被迫离职。著有《吴虞文集》及诗集《秋水集》。◎有些非常进步，甚至为历史作过贡献的人，可能是一个不齿于众口之人。◎从吴虞的一生看，他只是躬逢新文化革命盛时，他自己并没有多少才学。生活中有很多人是很分裂的。如果以历史主义或进步史观来看这些人，得出的结论往往会与人们的真实感受天差地别。比如林纾先生，可能给人的印象是非常真诚的读书人，但在历史主义者看来，他是一个遗老的角色，甚至是反动的。而有些非常进步，甚至为历史作过贡献的人，可能是一个不齿于众口之人。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吴虞就是这样一个人格分裂的小人。读书期间，吴虞即有迥异于常人之处，据说，他当时就“淡于希世，不事科举”，时人戏称为吴山人。今天我们在社会上还能看到这类读书人，他们一有所得，即为世人所宠，愈宠愈骄，逸出常轨，个性发扬得不可收拾。吴虞从日本学成归国，回到成都，不时“鼓吹”非儒学说，尤其是非孝非礼的言论，与早年的老师思想上亦渐有隔膜。据说，他曾在廖平主持的国学院教书，一次上课，廖坐在门外旁听。下课后廖平问他：“你有多大本事，敢非礼非孝？”吴回答：“这都是古人早就说过的，又不是我的创见。”搞笑的是，吴虞自己行事极为专制。他在日本时，写回四川的家信，从吃饭、用钱到读书，都有一套规矩。他根据某人每日自用半斤肉、家人除牙祭外不吃肉为例，从日本对家中吃肉分配法做了遥控。吴虞规定说：“今我既不在家，则香祖（吴妻）日用半斤，余人或牙祭日与肉稍丰，平时则诸人每日共肉四两足矣，不能过此数也。”又加注说，“若半斤肉已足，则四两肉之钱可以归入牙祭内，而牙祭可节省也。”很难指望这样的人能跟别人搞好关系。而这种生活上的灾难他会轻易地转化到观念上去。他跟父亲的关系不好，以至于成为仇敌。如 1911年 11月 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魔鬼一早下乡。心术之坏如此，亦孔教之力也。”父子二人以打官司来争夺家产，当吴虞胜诉后，他在日记中发泄说：“大吉大利，老魔迁出，月给二十元。 ”“余愤且悲，余祖宗何不幸而有此子孙也！”吴虞父亲死后，他写信给住宿学校的两个女儿，“告以老魔径赴阴司告状去矣！”吴虞的为人和言论在当时的成都受到抵制，教育界诸多人士联名宣言攻击他，将他视为“士林败类”、“名教罪人”。但此时的吴虞已有全国影响，危难之际，北京大学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吴虞到北大任教，跟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人交往，但他显然跟那个新鲜的、充满朝气的人际圈子格格不入。他的自私、专制、封建守旧性格开始暴露。第42节：寡人第十吴虞(2)吴虞父女的矛盾，就像是当年他跟父亲的矛盾一样不可调和。在家庭纠纷面前，吴虞总是抱怨别人不为他着想。他在日记中说自己的女儿：“玉方不甚解事，字尤恶劣，以此程度来京留学，将来未知何如，恐徒累老人耳。”他对骨肉亲情的认知是：“当自觉悟，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不仅曹孟德为然，恐世上骨肉亦多不免。”吴虞在北京的生活极为优裕，月薪二百大洋且广有田产，但他拒绝出钱供女儿读书，以至于女儿要革他的命。吴虞自己则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他跟年轻人一起多次逛妓院，恬不知耻到一边给亲友写信调查他妻子是否“出门应酬”，一边服壮阳药逛妓院。为了赢得妓女娇寓的欢心，他写了几十首《赠娇寓》，一边印成诗单供妓院散发，一边投稿《顺天时报》等报纸公开发表。别人的荒唐生活也成了他多情多欲的理由，如他在日记中写道：“据云，胡适之在济南，曾叫姑娘条子。颜任光逛窑子与学生冲突。中大教员余同甲亦然 ……”这样的人，学生对他渐渐不再信任，就是新文化的同仁也极为不满，他最后只好仍回到成都。但吴虞有悖人情的丑事还没完结。他有妻有妾，除了两个女儿外，未生一子，求子心切的吴虞不仅求巫问卜，留须求子，还在五十九岁时纳了一个十六岁的小妾，此举令吴虞身份尽失，无论新老人物都对他大肆攻击，社会上流言四起；再加上吴虞家庭专制，女儿也看不起他，父女关系极僵。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寂寞的。但这样的人有幸进入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弄潮。他写的文章确实影响了当时新旧两派的论战，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吃人与礼教》等文章，被胡适称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俨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历史学家唐振常一生研究吴虞最力，他说吴虞“侧身新文化运动，功在反儒，他反儒的核心，在于非孝”。从这些评价里，我们看到进步史观的局限。他们都从司马迁那种人性史观的立场上后退一步，以进步观念来看待活生生的个人，而遮蔽了个人的善恶是非美丑。从吴虞的一生看，他只是躬逢新文化革命盛时，他自己并没有多少才学。胡适夸说吴虞“以西方法学思想来剖析中国社会”，有论者说，这“只是英雄欺人之语，并不确切”。第43节：军人第十一吴佩孚(1)军人第十一吴佩孚 秀才武夫，学者军阀 吴佩孚（1874~1939）直系军阀首领。字子玉，山东蓬莱人。秀才出身。1898年投军，曾任北洋军第三镇曹锟部下管带，第三师团、旅、师长。1919年五四运动时，以“爱国军人”的姿态，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后任两湖巡阅使、直鲁豫巡阅使。1923年残酷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制造“二?七”惨案。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奉系打败。1926年其主力在湖北被国民革命军打败。1927年辗转至四川。抗日战争爆发后，拒绝出任伪职。◎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进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我国近代社会的转型，用中外观察家们的话说，是一次后发性的、应激性的转型。这一转型有很多的比喻说明，铁屋中的呐喊，木乃伊复活，凤凰涅槃，等等，较准确的说法是，由于一个自足的文明传统有了强大的参照和开放，其自足的全面滞后不言而喻，它必须自新自改革。这就是延续到今天的现代转型历史。这个转型的历史，又是不断认知和变易认知的历史，以今日之我否昨日之我。马克思说对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因此，尽管有器物的拿来主义、建筑的美式欧化，衣食住行的与时俱进，但在后来者的眼里，尤其是文明人心中，我国近现代转型中的衣冠人物制度实在如传统文明一样，大多只具有入博物馆供人参观的价值；另一方面，尽管有失败、有牺牲，那些仍超乎个人名利之上的理想、人格成就，甚至那些显得愚忠的信徒们，都给了后人长久的感念。在转型的历史人物中，最可恨、可笑、可怜，又最为悲壮诡怪的，莫过于军人武夫们的人生。由家族天下的八旗兵，到地方团练，到新军，到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兵匪军阀混一，到党国党军，我国军队的现代化、国家化至今艰难。尽管团练、党军都先后实现了装备器物的与时俱进，但费正清的话仍道出了我国军人的共性。他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以悲悯的笔调写道：“这二百左右佩戴勋章的将军们和他们那些步履蹒跚的队伍，在 1916－1928年这些军阀年头代表了什么东西啊？第一，现代武器的优越性，一个人口过剩国家的黩武主义，在这样的国家中武备的扩展超越了公众意识形态的发展。第二，老的绅士、商人、官吏统治阶级没有能力在一个全国范围的新的政治组织基础上团结起来。第三，正当民族主义似乎取得胜利的时候，全国的振奋能力却处于低潮。”在这二百左右佩戴勋章的将军们中，吴佩孚大概是少数值得后人纪念的人之一。他是承先启后的人，在他之前，有跟他一样的曾国藩、李鸿章等儒将、书生将军，在他之后，有蒋介石等现代性更强的军人。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出身小商人家庭，少年丧父。二十二岁中秀才，却因“得罪当地豪绅，被革去功名”。吴通过科举考试飞黄腾达的梦想破灭。他跑到北京，以占卦算命、卖字为生。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投天津淮军聂士诚部，当勤务兵；同年入开平武备学堂步兵班学习，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回部队任后路炮队队官。庚子事变时，所在部队被袁世凯收编，再进北洋参谋处测绘学堂，以第一名毕业。1904年，日、俄为抢夺我国东北的控制权而发生战争，他入选中日合组的侦探队，被派任日方间谍，化装成肩挑小贩，冒险混入俄军地盘刺探情报，立了军功；因敢作敢为而被北洋军阀头子曹锟看上，两年后，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任北洋军第三镇第十一标第一营管带，带兵剿匪显露才能，深受曹锟器重。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暴发，吴佩孚跟随第三镇统制曹锟镇压山西革命军，升为第三标标统（翌年改称第三团，吴任团长），1914年升任第六旅旅长。袁称帝期间，入川镇压护国军，再获嘉奖，被擢为师长。他因“深知袁氏躬行非义，必无善果”，劝曹锟一面与袁虚与委蛇，一面与反袁势力暗通款曲，以待时局之变。第44节：军人第十一吴佩孚(2)袁世凯死后，张勋再次搅动北京政府政局，率辫子军进京复辟，“再造共和”的北洋军人们与张勋对抗。其中，吴佩孚带兵与张勋部战于丰台、天坛，获全胜。国体再度从帝制转为共和制，但中华民国的“临时约法”、“天坛宪法”等国体的大经大法都已如同废纸。段祺瑞领衔内阁，迭令各省取消独立服从中央，南方军阀不服，孙中山利用南方军阀发起“护法运动”，段祺瑞命令大军南征，以期“武力统一”，其中最锐者，即吴佩孚的陆军第三师。吴佩孚随曹锟出师讨伐南方，任前敌总指挥，在湖南岳阳、长沙等地与护法军作战，连克重镇，时称“常胜将军”。在当时人眼中，国家统一的希望寄托在吴佩孚身上。因为南方仍做革命大梦的孙中山没有实力，有实力的云南、广西、广东军阀们各有算盘，历史几乎不用假设：只要吴佩孚一声令下，他的大军即可底定三湘并进而荡平粤桂两省，北京政府“武力统一”的梦想则指日可待！为了笼络吴佩孚，段祺瑞亲往前线劳军，于1918年 6月破格授予吴“孚威将军”衔。但是，担任代理总统的直系首领冯国璋与皖系总理段祺瑞争权夺利，吴佩孚附和冯国璋，与段祺瑞相对抗。在捷报频传之际，吴反而突然按兵不动。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失败，他在 5月即宣布辞去南方军政府的大元帅职，孙在辞电中说下他一生中最好的名言之一：军阀“南与北如一丘之貉”。但时人更欣赏的是吴佩孚，1918年 8月，吴佩孚息兵湖南衡阳，他发出通电，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主张南北议和，所谓“罢兵主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电报技术引入我国。但直到帝制与共和、中央与地方拉锯战的时代，电报才大派用场，通电成为军政大员们政治表态最好的工具。在影响当政者决策国是方面，军界诸侯的表态往往比学生的游行和教授的演讲更有分量。在这些通电中，吴佩孚的通电是一二百军阀中最为可圈点的通电了，他的通电出来，总是能够为他带来广泛的声誉。他为北京政府立下大功，大军盘踞中原两湖一带，但他罢兵主和的理由却让任何人挑不出理由：“阋墙煮豆，何敢言功？”“并非寇仇外患，何须重兵防守？对外不能争主权，对内宁忍设防线？”北京政府为吴的罢兵猜测不已，吴又公开宣布自己的“四不主义”：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他后来实践了自己的做人原则。吴的政治生命是微妙的，也是注定了的。他是秀才出身，不及曾国藩能够“内圣外王”，又没有李鸿章的条件，有一个大清王朝的平台可依托可施展。他的上面也是军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没有曾国藩、大清王朝、孙中山那样政统、道统意识强大的力量为依靠，他就只能如传统的军人关羽、岳飞那样为主尽忠，主公不行，他就只能以亚父、更准确地说是以长子自居行权独裁。虽然他只是冯国璋、曹锟派系下的一个师长，但这种行权使他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全国军政界的新星。第45节：军人第十一吴佩孚(3)1919年，巴黎和会，列强瓜分我国的条约出台，五四运动爆发，国人中呼吁拒签和约的，是知识阶级和一般民众。而北京政府担忧危及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大都主张接受这一条约。不到一周时间即 5月 9日，远在湖南衡山的吴佩孚发言，这个“言人所皆欲言，谏人所不敢谏”的区区师长，直接向大总统徐世昌发出通电：“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民草击钟，经卵投石 ……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吴被舆论誉为“爱国将军”。数日后，吴佩孚又致电南北双方将领联名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主张取消中日密约。那些手握重兵把守各地的督军、省长们，也因此纷纷致电政府，表达爱国热情，措词强硬地要求拒签“和约”。同年 12月，冯国璋病死，吴佩孚成为地位仅次于曹锟的直系军阀首领。1920年 5月，吴佩孚不听段祺瑞的命令，自衡阳领兵北撤，随后通电反对皖系“安福俱乐部”把持政权。他的通电是：“全国之大，能否尽为一人所盘踞？疆吏之多，能否尽为一党所居奇？兆民之众，能否尽为一人所鞭笞？”要求大总统徐世昌罢黜段祺瑞内阁。7月，直皖战起，吴佩孚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大败皖军，段祺瑞政府倒台，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北京政府。吴的通电游戏使得徐世昌总统叮嘱手下人：吴佩孚的态度不可不考虑。吴的军人造反颠覆了政府，按后来人们的史评，吴佩孚的这一举动标志着北洋军阀公开分裂，多数论者认为这是一场争权夺利的不义之战，战争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削弱了北洋军阀，外交上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对华的侵略政策，客观上一定程度地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独立和进步。但他通电谦称：“此次兴师讨贼，原为民意所驱策，即战胜结果，亦全国民意战胜，非直军战胜也。此次战胜逆党，谬蒙各界赞扬，实则非军队之力，全胜于民意。”直奉系掌权，吴佩孚在北京出任陆军总长可以说是众望所归，但他只在北京落了落脚，即引兵回到洛阳。他功成身退，只是出任“直鲁豫巡阅副使”。一位在中国多年的日本军部间谍铃木贞一为此佩服说：“我认为吴佩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获胜的中国将军都是进入北京大逞威风，但吴佩孚却不声不响径自领兵回到河南洛阳。”但人人都知道吴佩孚此时已是北京政府内阁的灵魂，他人虽远避豫西，却又让人不得不仰其鼻息，北京政府大到国策小至人事安排，无不频繁请教于他。当挤在宣武门内象房桥国会厅里争吵不休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拟拆除紫禁城三大殿 ——太和殿、保和殿、中和殿，在其废墟上另建议会大厦时，吴佩孚通电总统、总理、内务总长、财政总长：“……何忍以数百年之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惟一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幸。盼祷之至！”当各报刊登载了吴氏通电后，颂扬吴帅之声鹊起，抨击国会之议潮涌，故宫三大殿幸免一劫。第46节：军人第十一吴佩孚(4)直奉的蜜月期很短，不到两年，直奉反目，于 1922年 4月开战。吴佩孚的讨奉通电名言是：“大诰之篇，入于王莽之笔，则为奸说；统一之言，出诸盗匪之口，则为欺世。”虽然奉系张作霖在军队人数和武器装备上有明显的优势，但吴佩孚的直系军队神速地击败了奉军。奉张退居东北后，吴佩孚成为北洋军阀首要人物，直系随即独霸北京政权，进入全盛时期。接着，曹、吴逼徐世昌下台，恢复旧国会；再邀已被废黜五年的前副总统黎元洪复职，却不给他实权，后来干脆把黎赶出北京。1923年，曹锟花费约一千三百五十万元，当上“贿选”总统，吴为此不满，但也无可奈何。他力主“废督裁兵”，而各地方实力派坚持“联省自治”；于是吴打起当年自己曾公开反对的“武力统一”旗号，在洛阳埋头练兵。吴佩孚的势力引起国际瞩目。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他一度被公认为“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且博得了“爱国进步”之名。不仅英、美等列强对他“争相结纳”，吴可能是最早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而且他也获得苏联的青睐，以为与中国建立新的关系有望，因为吴不唯抗日，且主张召开包括工人在内的国民大会。1924年，在他五十寿庆之时，正是权势鼎盛之日，各地的军政要人和文化名人、各国驻华使馆的武官云集洛阳，清废帝溥仪也派出其“摄政王”前来祝贺。连曾名震朝野的维新派首领、著名学者康有为也大拍马屁，献寿联云：“牧野鹰扬，百岁功勋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及李大钊等，都做过争取他的工作。1922年，在越飞会见孙中山前，他寄望于吴佩孚：“……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待越飞的军事顾问格克尔将军自洛阳返回北京后，越飞立即给斯大林拍发了“绝密”级的电报：“格克尔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了，说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苏联的政治局为此有决议说：“中国的事态发展进程，越来越把吴佩孚和他所领导的直隶集团推到首要地位。吴佩孚正在成为核心政治领导人物，同时好像也在成为民族运动重新爆发的中心 ……吴佩孚的行动会造成有利的局面，必须加以利用。有必要同吴佩孚联合，联合的结果应当是成立新的中国政府。”这种联合不可能有什么牢固性可言，所以在进行现阶段的战争和成立新的政府的时候，必须从建立真正统一的中国必然要继续进行战争的思想出发，不过这时已经是同吴佩孚及其追随者的战争 ……第47节：军人第十一吴佩孚(5)这种蜜月同样短暂。虽然“劳工神圣”的旗帜一度堂而皇之地挂在直系控制下的京汉、陇海铁路沿线的要埠大街上，但吴佩孚镇压了京汉铁路大罢工、制造“二?七”惨案。苏联曾不改初衷支持吴；直至吴对苏军驻扎外蒙和中东路主权问题的态度越来越强硬，特别是 1924年 9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因冯玉祥倒戈而惨败于张作霖，苏联人才放弃对吴佩孚的争取。即使最有军事才能的军阀吴佩孚也避免不了为时代所弃的命运，他虽然仍多次跟其他军阀分分合合，挂过若干头衔；也曾东山再起，报了冯玉祥一箭之仇，但已是强弩之末。虽然吴佩孚有着革命军人少有的文才，但他仍敌不过文明转型中的意识形态。军阀和他们步履蹒跚的军队势力开始让位于新兴的革命军队，孙中山的党军显示出威力。1926年秋，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盘踞中原的“常胜将军”吴佩孚纠集主力扼守湖北咸宁的汀泗桥，并上阵督战，亲手枪杀了几名后退的官兵，然而吴抵挡不住革命洪流。两个月后北伐军攻克武昌，他的主力被歼，从此一蹶不振。他大势已去，可是不像其他下台的军阀政客那样，腰缠万贯出洋“考察”或跑到租界去寻求外国人保护，他也没有多少钱，他只有在国内辗转流亡。吴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他既不像其他大多数军阀那样一心求利求地盘，又不像国民革命军那样师法欧美文明的精神。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传统得陈旧了，虽然他的坚守可敬。他早就说过：“英雄并不以成败定义，本人既以关、岳为立身行事的楷模，所以在行为上一不爱财，二不好色，三不怕死。本人志在春秋，为国家民族，不惜肝脑涂地。”但有着革命意志的党军硬软实力都高于军阀不说，即使吴以儒将自居，他仍是一个视苍生如刍狗的卫道士，他是一个自以为是的愚忠儒者：他对其他军阀毫不手软，却又如宋襄公一样假仁义道学。冯玉祥叛变、形势危急之际，他的顾问焦急地请其应付危局，他却大谈“千古不磨之成文宪章，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坚称自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当叛将讨饶，他不宽恕容纳，冯氏的国民军发动第二次政变后，满以为驱逐了段祺瑞会使吴佩孚高兴，通电全军投靠吴氏门下，吹捧“吴玉帅”有“命世之才”，表示：“此后动定进止，惟吴玉帅马首是瞻。”但他接到通电后，只批了四个大字：“全体缴械”，逼得冯玉祥再次背叛。无论外力是否可借，他也不稍加利用，英美、苏联、日本都曾想支持他，他都拒绝了。当吴在最潦倒落魄的时候，日本第一遣外舰队总司令荒城二郎少将，海军驻沪特务机关长佐藤秀大佐率将佐十五六人由宜昌乘小型舰到白帝城，专诚拜访落魄的吴大帅，表示：一、愿供给私人借款一百万；二、愿赠步枪十万支，小炮五百门，机关枪二千挺连同弹药，由小型舰艇运来白帝城。这对于有意东山再起的人自然是一个大诱惑。可是对吴佩孚这位硬汉，则毫不起作用。吴义正词严地对日本人说：“过去我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止百万，尚且一败涂地，可见成败是不在于枪炮和金钱，我如果愿意借外债，引外援，何必待到今日？中国事应该由中国人自了。贵国贵官的盛意我是不会承受的。”第48节：军人第十一吴佩孚(6)这个一根筋式的儒将呼吁过“国民大会”。他初登政坛就主张，立即举行“国民大会”——今后所有国事，悉由国民大会定夺！国民大会的代表由农、工、商、学四界组成，自下而上推选，由省至中央，这便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似乎吴佩孚把民众的福祉放在心头，但他对芸芸众生的命运不屑一顾。1921年与湘军打仗时竟下令掘开簰州的长江大堤，致使许多无辜百姓葬身鱼腹；1923年 2月，京汉铁路工人为了争取自由、人权举行大罢工，他残酷地镇压，制造了著名的“二?七”大惨案。吴的失势使得墙倒众人推。他与南方为敌，北方的军阀无他容身之地。只好带部下入川，那个过程九死一生。尤其是张其锽之死以及偷渡襄河的枪战，使得跟随他的夫人张氏印象恐怖，当时有投襄河自尽之意，经吴佩孚百般劝阻，其意始解。此后跋涉穷乡僻壤，吴虽泰然，但有内顾之忧。据说，张氏夫人曾一再向吴表示，受不了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纵不求死，但愿削发为尼。且劝吴从此下野，不问世事，入名山为僧以保余年，泪随声下，吴亦为之动容。吴的感慨可从他两句诗中道出：“生死两难悲末路，夫妻垂老泣牛衣。”但他的个性丝毫不改。1927年 5月 27日，他率卫队逃去四川经河南邓县构林关时，受到当地头面人物的热情款待。面对满桌酒肉，他却说：“免了吧，战火连绵，百姓不得温饱，我们还要这么多菜干什么？”只留下四个小菜，其余全叫人撤下。地方士绅纷纷前来求字求诗，他即席撰写了多首（副）诗联。在赠给乡绅杨星如的诗中，有“天落泪时人落泪，哭声高处歌声高。世人漫道民生苦，苦害生民是尔曹”之句，仿佛他跟军阀属于两类人似的。在土匪军阀的围追堵截中，吴佩孚的亲信卫队死伤惨重。他只能从鄂北的小路入川。当时杨森部已由宜昌退巴东，吴乃选择取道保康、秭归、兴山入川，这是一条荒僻山路，除了土匪，人迹罕到，有时无路可走，须从这座山头翻到那座山头，仰攀俯爬，艰难有如三国时邓艾偷渡阴平，有时以草根树皮果腹。蜀道难于上青天，吴佩孚这时可说是已经亲身经历了。他到四川发表了不问世事、表明心迹的通电：“万县杨惠弟鉴：举世滔滔，乱靡有届，欲资游憩，名胜为宜。因念蜀中山水，半属旧游，而蜀中将士又皆旧雨，业于号日间道抵夔，暂憩此间，专事徜徉，不闻理乱。甫澄、积之、晋康、自干、德祥、颂尧诸兄处及各师旅长等，乞弟为之道意。一俟秋凉，溯江而上，再续旧欢。特电奉达，即希注察。小兄吴佩孚。号。印。”由此开始了他和部下在川康甘青等地的寄食生涯。第49节：军人第十一吴佩孚(7)他的寄食生活是可怜可笑的，他带着一批亲信在各地转悠，主人或士绅多有以为他会东山再起，而进行巴结者。也有最终看穿他不过是带着一批落魄族众到处打秋风而已。1928年，吴佩孚五十五岁生日，离他的五十大寿只有五年，仅仅五年之间，他已经从国内军政的视野里消失。他住在大竹县，虽然当地军民给他大办生日宴，热闹非常，但在大竹打秋风将近一年，当地驻军托地方士绅向吴佩孚提出将枪支送给他们用，吴佩孚慨然允诺，将二百八十多支枪和三万余发子弹，送给当地驻军，只留了十几支手枪，吴佩孚怕卫队官兵在心理上发生疑虑，还召集全体讲话，说咱们这里住军民对咱都客气，也很安全，咱这武器也没用处，不如送给他们落个人情等语。这个人情送了，他就再也没有什么实力，也没有财富了。他见识了各种眼色、难堪，但他的内心是自足的，他作了大量的诗，据说仍有唐人气象，人穷气不短。他到四川的自题诗是：“曾统貉貅百万兵，身衰蜀道苦长征。疏狂竟误英雄业，患难偏增伉俪情。楚帐悲歌驻不逝，巫云凄咽雁孤鸣。匈奴未灭家何在，望断秋风白帝城。”他在四川写下一幅名联：“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进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文史专家陈登原曾有《杂书吴佩孚事》，记录他打秋风的生活。人情世故也好、时局变迁也好，都不在他的关注内，他要的只是带着部下活着，而且他自己要养尊处优地活着。为此他不断地为各地接待，被人看穿后又不断地被驱赶。他的惨状大概只比金庸小说中的慕容复落魄时稍好一些。好在他进入过权力的巅峰境地，即使落魄，仍有不少部旧、同僚接济他，在川康等地要饭似的过了几年。1931年，吴佩孚应张学良之邀，定居北平，那时“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张学良以子侄辈的身份邀他做客，吴佩孚见面就质问 :“沈阳事变，你为什么不抵抗？”张学良脸色当时就变了 :“我有中央命令。 ”“有命令也不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真丢你老父的脸。 ”吴佩孚甩开衣袖接着说 :“国仇你不报，私仇你不报，你老子的棺材已经竖起来了！”张学良是时有苦难言，只得毕恭毕敬地说 :“玉帅骂得对，我确是给父亲丢脸了。”张学良开始供养他，每月送他四千元。他的气节有目共睹。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扶植溥仪搞伪满洲国，他当即通电反对。1935年日本侵略者策动汉奸搞华北自治，请吴佩孚做“华北王”。吴佩孚愤然作色道：“自治者，自乱也。”加以拒绝。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要他出任北平维持会会长，他也俨然拒之。1938年日本侵略者决定把华北伪政府和伪南京政府合并为一个汉奸政权，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又要拉吴佩孚做“中国王”，吴佩孚说：“叫我出来也行，你们日本兵必须全部撤出中国去。”日本人越俎代庖地在什锦花园为他安排过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尚未开口，中外记者们已经读到了打印好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他，放下打印稿，一字一句地说：“惟‘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本人认为，中日和平，惟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之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交涉对手。”第50节：军人第十一吴佩孚(8)1939年底，吴佩孚暴死。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重重祭奠了这位不肯屈就的大人物，甚至连日军侵华最高司令官也参加了公祭仪式，而华北沦陷区的各省市三日之内均下半旗志哀。对吴佩孚之死，北伐中打败了吴佩孚的蒋介石亲致唁电给北平什锦花园吴公馆：“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是这样评价吴佩孚的，“子玉先生的品格，不论你政见如何，都是应该表示钦佩的。 ”中共元老董必武说：“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 ……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国民政府与最高国防委员会还分别决议，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陪都的报纸上，更誉吴为“中国军人的典范”。北洋政府时期数以百计的大小军阀，大多数出身行伍，唯吴佩孚以“秀才”著称。海外史家则称他是“学者军阀”和“至死都是儒家制度与价值观的一位颇具口才的辩护士”。如前所说，他是承前启后的军人，他的迂腐、僵化、愚忠使得他不及之前的曾、左、李一代将帅，又不及后来的蒋介石等新兴军人，儒家文化或说我们的传统文明封闭太久，被强行打开后，见光死去，或如木乃伊因风而散，封闭中的文明大墓中站着的数百个军阀们在不可知的命运之手牵引下打打杀杀，中间只是出了吴佩孚这样在外人眼里还像有个人样的人。可以说为儒家文化殉道者是如此稀罕可怜，令人欷?#91;感叹！第51节：畸人第十二杨度(1)畸人第十二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