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曰与国为敌；三曰与民为敌；四曰与公理为敌。被称为“十九年不倒翁”的阎锡山所言极是。很长时间之内，没有人比阎锡山对蒋介石的总结更为准确、更为精僻、更为深刻的了。但蒋纵横捭阖，就是不败。这对众多北洋老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来说，此谜也是终身不解。从客观因素看，他们不明白蒋代表着比他们更为先进的势力；与衰亡的封建残余更少粘连，与新兴的资产阶级更多关系。从主观因素说，他们也忽视了这个人的精神底蕴。1906年，蒋入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官学校前身），有日本军医教官讲卫生学，取一土块置于案上，说：这一块土，约一立方寸，计可容四万万微生虫。停片刻该医官又说：这一立方寸之土，好比中国一国，中国有四万万人，好比微生虫寄生在这土里一样。话音未落，课堂内一学生怒不可遏，冲到台前将土击飞，大声反问道：日本有五千万人，是否也像五千万微生虫寄生在1/8立方寸土中？军医教官毫无所备，稍许缓过劲来，发现是学生中惟一不留辫子的蒋介石，便指其光头大声喝问：你是否革命党？该事在陆军速成学堂掀起轩然大波。1908年，蒋第一次读到邹容的《革命军》，而邹容已在5年前被清庭处死；蒋对《革命军》一书“酷嗜之，晨夕览诵，寝则怀抱，梦寐间如与晤言，相将提戈逐杀鞑奴”；革命与造反的情怀难以言表。1912年，蒋在日本创办《军声》杂志社，自撰发刊词，并着《征蒙作战刍议》一文。当时沙俄引诱外蒙独立，蒋十分愤慨，“甚思提一旅之众，以平蒙为立业之基也”。不可否认，这个人青年时代一以贯之的极强的精神气质。1924年6月24日，蒋给黄埔军校学生作《革命军人不能盲从官长》的讲话，说：“十三年来，中国的军人被袁世凯辈弄坏了，他们专用金钱来收买军人，军人变为他们个人的利器，专供他们做家狗”；“官长权限一大，便可卖党卖国”；又说：“我们革命是以主义为中心，跟着这个主义来革命，认识这个主义来革命的，决不是跟到一个人，或是认识一个人来革命的。如其跟到一个人，或是认识一个人来革命，那就不能叫做革命，那就是叫做盲从，那就叫做私党，那就叫做他人的奴才走狗了。中国人的思想习惯到如今，仍旧是几千年前皇帝奴隶的恶劣思想。”这篇讲话思想甚为解放，后来人们却有不同解读：据称讲话前半部分在说陈炯明，后半部分在说孙中山。因为陈炯明在广东搞军阀割据。也因为孙中山在广东搞个人崇拜。也许当年蒋介石真如所指。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能够这样讲的人，必定具有一些信念的底蕴，和精神的力量。不爱钱，不怕死，是他不离口的革命军人二信条。蒋介石1923年访苏，至彼得格勒参观冬宫。五彩大理石建造的金壁辉煌的沙皇宫殿，没有给他留下太深印象；觉得“所谓金间、银间、翡翠间者，皆不过镀饰其外表，无足珍贵者”；而“惟新立一历史馆，标树其革命党过去之伟迹血状，皆足怵目悚魂，殊令人兴感也”；后来赴莫斯科城苏维埃参加纪念活动，“听加米涅夫、布哈林等演说，又见海军革命发难二官长及一水手，登台表述其勋劳光荣，心颇感动”。他胸中曾澎湃过怎样的激情。所以黄埔军校门口有一副铿锵作响的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蒋介石的力量，不仅仅来源于兵力和金钱。这些方面，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李宗仁，皆不敌。苏联军事顾问契列潘诺夫1968年在莫斯科出版回忆录《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这样描写蒋介石：“在军事工作人员中，他与我们关系最密切。懂政治，自尊心强得可怕。读日文版的拿破仑著作……能很快做出决定，但经常考虑欠周，于是又改变主意。倔强，喜欢固执已见。他在政治进步中应该会走到合乎逻辑的极点”。这是共产党人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对手。自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蒋介石在大陆统治22年零5天，三次上台三次下野，可谓“三上三下”，回回依靠枪杆起死回生。第一次下野是1927年8月14日，因为国民党内各派系的争夺权位；但不到5个月便被请回来上台。第二次下野是1931年12月15日。因为“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被占和“剿共”不力，仅44天就重返南京中枢。下野成为蒋介石一种聚集力量的策略。枪杆子在手，自会有人来请。结果每一次上台都比原来实力更加强大，手段更加老辣。国民党把能够把蒋赶走的时间越来越短。越来越离不开这个非同寻常的人物。但毛泽东让他第三次下台。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官邸宣布“引退”。这第一次是他统治大陆22年的结束，真是流水落花春去也。遇上了毛泽东，蒋介石便也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共产党人。他早就知道毛泽东。“三?二○”中山舰事件后，通过“整理党务案”被赶出国民党中央的，就有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毛泽东不是蒋介石面对的第一位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之前，蒋介石用法庭审判了陈独秀，用死亡压垮了向忠发，用子弹射穿了瞿秋白。对付这三个共产党的第一把手，他甚至不用亲自出马，部下们就把审讯陈独秀的记录、枪毙向忠发、瞿秋白的照片，规规矩矩放到了他案头。使蒋介石真正认识毛泽东的，是他亲自发动的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和举世震惊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他最终也是通过朱毛红军对枪杆子的运用认识了毛泽东。所以不得不于1945年在重庆恭敬地请毛泽东吃饭，还举杯互祝健康。对手之间本不用互相尊重。蒋介石从第一次“围剿”起便以5万大洋悬赏毛泽东的人头。毛泽东1934年7月在江西苏区写《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一文，也嬉笑怒骂道：“试问蒋介石这个蠢货懂什么？”对手之间又是相互尊重的。悬赏了毛泽东人头的蒋介石，1945年抗战胜利后三封电报请毛泽东到重庆商讨“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两次留毛泽东下榻于自己的林园官邸。抵达重庆的毛泽东则得知蒋不抽烟后，虽然自己烟瘾很大，一天能吸几十支，但只要有他当年骂为“蠢货”的蒋介石在场，便一根烟不吸。会谈连续达四个小时之久，也是如此。以后他对任何政要皆无这种特殊的礼遇。双方通过各自的方式，表达出各自对对方的尊敬。蒋介石最终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去世前说他一生办了两件事，头一件便是把蒋老先生赶到一个海岛上去了。为何而败？是败于主义，还是败于枪杆？是败于对历史的把握，还是败于对未来的规划？蒋终生不解。蒋之大不解，在于中国共产党为何具有如此巨大之号召力，如此坚韧之战斗力，和如此顽强之生命力。从古至今，中国哪一个政治集团能够如此？第四章　“围剿”李立三把舵的船，是一艘既勇猛奋进又剧烈摇摆的船。被称为“蒋何”的蒋军与被称为“朱毛”的红军在红色根据地迎面相撞，皆是战将如云。建议碉堡政策围困朱毛的并非德国顾问，而是朱德云南讲武堂丙班二队的同学金汉鼎。一、李立三惊醒了蒋介石中国革命中最惊心动魄的搏击，莫过于蒋介石的“围剿”，与毛泽东的反“围剿”。1927年4月12日得手以后，蒋介石没有想到对付共产党人还需要“围剿”。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的“围剿”。后三次不得不亲任总司令。连“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都无暇顾及。一心一意、专心致志地“先安内而后攘外”、“攘外必先安内”。最后一次不得不动用其所能动用的全部力量。直到被张学良“兵谏”于西安了，闹到如此大之不可收拾局面，还感叹最后就差两个星期。“剿共”不成，对蒋来说确实是痛惜之情溢于言表。与共产党的对抗最初却颇为顺利。从1926年“三?二○”中山舰事件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他屡屡得手，没有费很大的心思。“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人被迫退出第一军、退出国民党中央，接受“整理党务案”，全面退让。“四?一二”“清党”，“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共产党人更是横尸遍野、血流成河；彷徨的、动摇的纷纷脱党。还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战友。陈延年因手下的交通员出卖而被捕。赵世炎则被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带领包探上门抓获。叛徒何芝华出卖罗亦农，仅为弄到一笔美金和两张出国护照。部分共产党人的信仰在这个非常时刻，变得如此廉价。也如此昂贵。蒋介石几乎是不加怀疑地认为：共产党垮掉了。当初他在黄埔军校归劝学生们信仰三民主义的时候也算苦口婆心，不厌其烦；现在面对潮水一样的“投诚者”，他连见都不要见。那是蒋总司令空前成功的一年。紧接着海陆丰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又相继被镇压，他更认为共产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基本被消灭，剩下钻山为“匪”的小股队伍已不足为患了。于是他腾出手来，1927年下半年到1930年下半年，收拾张作霖、张宗昌，收拾唐生智、李宗仁，收拾冯玉祥、阎锡山，三年时间用于军阀混战。湖南总工会委员长、湖南省委代书记郭亮的头颅被高悬在长沙城门口示众之时，鲁迅就说过：“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的”；“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蒋介石不懂这些。所以他万万想不到，在其军事力量空前壮大、政治权势空前膨胀的这三年，那些被他驱赶到偏远山区的星星之火，却成为他真正的、最终的掘墓人。最先惊醒他的，是计划“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李立三。李立三革命之坚决与脾气之暴烈，尽人皆知。1920年初赴法国勤工俭学，干别人不愿干炉前翻砂工，他干，出大力流大汗。师傅是法共党员，21岁的李立三从师傅那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到学生运动和争取华工权利的斗争之中，而且情绪激昂，感染力极强。提到反动势力，就喊：“推翻！打倒！杀掉！”因敢闯敢拼，留法学生送他个绰号叫“坦克”。1922年春节，李立三回家探亲。其父李镜蓉以为他刚刚从法国回到国内，便问：“你留学回来准备做什么事？”李立三答：“我要干共产！”李镜蓉不知道，此时他的儿子正在安源路矿发动工人大罢工。他听了李立三的回答暴跳如雷：“这纯属胡来！是自己找死！人家督军有那么多兵，那么多枪，你们几个小娃娃，一千年也搞不成！”李立三答：“军阀有枪，我们有真理，有人民，我们死了不要紧，牺牲了一些人，一定有更多的人起来革命，革命一定成功！”整个春节在父子的争吵中渡过。李镜蓉后来逢人便说：“这个儿子是舍出去了，只当是没生他吧！”李镜蓉害怕督军的暴力。几天前湖南劳工会领导人黄爱和庞人铨刚刚被赵恒惕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其实李立三也是一样，如果没有工人保护，李镜蓉的这个儿子也必被舍在了安源。当时安源煤矿总监工王鸿卿探知路矿俱乐部主任李立三是罢工首领，出600大洋找人刺杀李立三。工人们得知，从早到晚把李立三团团围住，必须出面的时候，也总是跟随几十个工人把他围在中间，谈话超过十分钟就动手把他拥起就走，使对方无条件下手。李立三用暴力回应暴力。罢工谈判最关键阶段，路矿当局完成“草约”十三条后又想耍弄阴谋。李立三站起来说，我们让步已到最大限度，当局接受此条件就复工，否则我就离开矿区，听凭工人们自由行动。路矿当局一听“自由行动”，想必就是暴动。矿长李寿铨在日记里说：“事急如此，设有暴动，千数百万之产业，即不能保，……惟有姑订条件开工以息其风”。安源罢工的胜利，刘少奇说“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仅有的事”。这一胜利对全国工人运动影响巨大。京汉铁路罢工失败后，各地工会组织全遭封闭，被迫转入地下，惟有组织严密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阶级势力强大，反动当局不敢贸然镇压。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说，安源路矿是硕果仅存的世外桃源。李立三为中国工人运动做出重大贡献。但他并不以此飘飘然。后来在给要求他留任俱乐部主任的工人们的一封信中，他说：“群众终有力量，团结终有力量，个人决没有力量”；“只要认识了社会主义，就不要认识哪个人了”。成功的安源煤矿大罢工使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1924年末中国共产党只有党员900人，其中安源煤矿的党员就达300人。李立三1926年又到武汉领导工人运动。在武汉，船工出身的向忠发只是名义领袖，实际主持工作的是李立三。当时人们说，只要向忠发、李立三一声令下，武汉三镇30万工人要进可进，要退可退。李镜蓉少了一个叛逆的儿子，革命却多了一员不妥协的猛将。这员猛将对中国革命贡献决不仅仅止于工人运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在“李立三”一条中评价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政治保卫处处长”。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第一枪的八一南昌起义，李立三决不仅仅只是个参加者，更是这一起义的最早提出者。大革命失败后，他坚决主张用革命暴力回击反革命暴力。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改组，陈独秀停职，鲍罗庭指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人组成中央常委，代行政治局职权。开始并没有南昌起义计划。临时中央的主要工作是部署党组织转入地下和中央机关经九江撤退到上海。为此李立三和中央秘书长邓中夏被先期派去九江，部署中央撤退的同时，考察利用张发奎的“回粤运动”打回广东以图再举的可能性。李立三到九江后，三下两下把筹划撤退的任务变成了组织武装起义。7月20日，他与谭平山、邓中夏等在九江举行会议，认为依靠张发奎的“回粤运动”很少有成功的可能；即使回粤成功，也由于我党开始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同张发奎的破裂同样不可避免；因此应该搞一个自己的独立的军事行动，“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这是举行南昌起义的最早建议。第一次九江会议举行前，中央已经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但如何武装反抗，在何时、何地举行何种起义，没有进一步的计划。李立三在这次会议上果断提出南昌暴动，是一个不可抹杀的重大历史功绩。会议一结束，李立三、邓中夏立即上庐山，向刚刚到达的鲍罗庭、瞿秋白、张太雷汇报。鲍罗庭沉默不表态。瞿秋白、张太雷则完全赞成。此时共产国际新任代表罗明那兹到汉口，汉口传来要召开紧急会议的消息。李立三立即请准备去汉口开会的瞿秋白将此意见面告中央，请中央速作决定。中央指示未到，李立三照样行动。他7月24日下山后立即搞了第二次九江会议，决定叶、贺部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然后再次电请中央从速指示，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第二次九江会议，不但起义时间很难说，起义地点也很可能不在南昌。周恩来在武汉首先得到李立三报告。中共中央两次召开会议讨论南昌起义问题。最后同意举行暴动，但对暴动地点提出另一种意见。认为可将地点选在南浔，而不是南昌；同时派周恩来立即自汉口赴九江。周恩来7月25日周恩来到九江，召集第三次九江会议。在会上传达：中央常委和国际代表同意在南浔一带发动暴动，然后由江西东部进入广东会合东江农军。李立三不同意把暴动地点选在南浔。九江地区军阀部队聚集，于我不利；同时叶、贺部队已经陆续开往南昌，南昌起义势在必行。周恩来最终同意了李立三在南昌、而不是在南浔举行暴动的意见。至此，南昌起义被最后确定下来。周恩来、李立三等从九江出发奔赴南昌成立前敌委员会。前敌委员会决定7月30日晚上举行暴动。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排在第一号的中央常张国焘于7月27日晨到达九江，带来中央最新意见，要起义推迟。30日晨，前敌委员会在南昌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举行紧急会议，由张国焘传达中央精神，要求对起义重新讨论。张话音未落，李立三蓦地第一个站起来，兴奋地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哈哈！为什么我们还要重新讨论？”周恩来接着说：“国际代表和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你的这种意思与中央派我来的意思不符。不准起义，我辞职不干了！”周恩来事后对别人说，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拍桌子。张国焘看出李立三是门大炮，扳倒他就好说服别人，会后便立即与他个别谈话。说来说去李立三就是一句：“一切都准备好了，时间上已来不及作任何改变！”无奈的张国焘最后只得服从多数。起义时间定到8月1日凌晨举行。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革命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不毅然拿起武器，反抗国民党血腥屠杀政策的武装暴动。它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也是局势最为黑暗、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困难的日子。毛泽东描述自己当时“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李立三在此时刻，决然提出并果断坚持南昌暴动，率先实践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对中国革命贡献巨大。敢于一意孤行的李立三，后来却一意孤行出一个“立三路线”来。1928年冬到1930年秋，李立三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之一。他不同意毛泽东实施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广大农村根据地的做法，亲自起草《中央致四军前委信》：“你们现在完全反映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机会主义错误。你们的错误：（一），站在农民的观点上来作土地革命，如像你们认为‘农村是第一步，城市是第二步的理论……。（二）你们割据的观点，这同样是一个农民观点，如像你们认为先完成三省边境割据，再打南昌……”。他看不起毛泽东的农村根据地。认为“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他的四肢，而没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制他的最后的死命。这一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的残酷的争斗主要是靠工人阶级的最后的激烈争斗——武装暴动。”正是在这一点上，20世纪20年代末期就主张“斩首”理论的李立三，脱离了中国革命现实。1930年6月以后李立三成为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人。他把舵的船，立即成为一艘即勇猛奋进、又剧烈摇摆的船。当时正值蒋、冯、阎展开中原大战，31岁的李立三认为“空前的世界大事变与世界大革命的时机，都在逼近到我们面前了”；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一蹴而就的时刻。他一面部署中心城市武装暴动，一面重新编组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李立三的计划是：以红四军、红十二军、红三军编为红一军团，由朱德、毛泽东指挥，攻打南昌、九江，切断长江，掩护武汉的胜利；以红五军、红八军、红十六军编为红三军团，由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指挥，占领大冶，切断武（汉）长（沙）铁路，进迫武汉；以湘鄂西地区红军编成红二军团，由贺龙、周逸群指挥，帮助地方暴动，进迫武汉；鄂豫皖地区红一军由许继慎、徐向前指挥，切断京汉铁路，进迫武汉；广西的红七军、红八军由邓小平、张云逸指挥攻击柳州、桂林，进逼广州，然后北上合攻长沙；各路红军的攻击箭头，最后皆指向中国的心脏，“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李立三在上海制定这个空前庞大的军事进攻加武装暴动计划时，一定热血澎湃。如果蒋介石看到这份《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工作计划》，定要惊出一身冷汗。因为“计划”表明，中国工农红军在蒋介石与各路军阀混战的三年之间，已经发展到了十万余人。1930年7月27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袭占长沙。杀共产党不眨眼的国民党第四路军总指挥何健，在城内贴一张“市民住户不要惊慌，本人决与长沙共存亡”布告，便只身逃向湘江西岸。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这是工农红军攻下省会的惟一战例。据说李立三嘴巴很大，大到能把自己的拳头塞进嘴里。攻陷长沙更使他声若宏钟。8月6日，他在中央行动委员会上报告《目前政治形势与党在准备武装暴动中的任务》：“同志们！目前中国革命的形势，正在突飞猛进的向前发展，已经显然表示着到了历史上伟大事变的前夜”；“如果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形的人，他必然以为这是共产党人的夸大狂，或者布浪基主义。假使现在跑到工厂中去，问工友是否需要暴动，工人一定答复需要暴动。许多任务人都说：‘暴动的时候，你们要来通知我’”；“这回红五军攻打长沙，红军的兵力只有三四千人，何健的兵却有七团以上，但红军与何健部队接触的时候，何健部队都水一样的向红军投降。……现在红军进攻武汉的时候，又安知道不会遇着这样的形势？假使是可能的——的确不仅是可能而且是必然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领导红军进攻武汉呢？让红军在远远的等候武汉工人暴动，恐怕只有书呆子会这样想。……”其实敌人并没有“水一样的向红军投降”。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说，每次消灭白军，都是红军硬打死拼。红军的军事技术也还非常落后。占领长沙前在岳阳缴获了几门野炮和山炮，全军上下除了彭德怀和一名朝鲜族干部武亭，竟然无人会用。结果只好由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和武亭亲自操炮。要总指挥亲自发炮的红军，也总算建立了自己的炮兵。有了炮兵的红军攻占长沙，不能不使中外震惊。震惊的副产品便是满天飞的流言。挨了李立三代表中央批评的毛泽东和朱德，只有率领红一军团进攻南昌。他们在南昌周围示威而退，并未真正攻城，也误传成南昌被红军占领。1930年8月4日，《国闻周报》头版醒目的大字标题《共产党陷长沙南昌》：“近来中原鏖战，各省军队多征调前方，防务俱感空虚，共党乃乘机大起，于27日晚占领长沙，30日占领南昌。同时鄂北共党，更在花园方面截断平汉路，进占孝感，于是武汉亦感恐慌矣”；“三数日间，陷落两大省会，设武汉再有不幸，则长江上游均属共有矣”。同期《国内一周大事记》则记载：“7月30日，星期三，共党占领南昌，各机关领馆均被焚，又向九江进攻。”子虚乌有之事6天时间不得校正，臆想中之杀人放火也上了堂堂正正的“大事记”，国民党方面也确实慌张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战场上对手阎锡山、冯玉祥抓住时机，立刻给蒋介石扣上“放任共匪”、“纵共殃民”的帽子。真真假假的消息和压力渗合一起，极大地震动了蒋介石。就在李立三沉湎于“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之时，蒋介石从河南前线向南京发出密电，要求立即发布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为“鄂、湘、赣三省剿匪总指挥”。同时嫡系教导第三师首先抽调南下。中原大战尚未结束，蒋介石开始准备“剿匪”战争了。对苏区旷日持久的“围剿”，由此拉开帷幕。帷幕还未拉开，“立三路线”已经宣告结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这位要求苏联停止五年计划准备支持中国的革命战争、要求外蒙古回归中国的李立三进行了快速而坚决的反击。蒋介石不知道这些。也不需要知道。在中共中央忙于清理“立三路线”之时，他开始了他的“围剿”。一发而不可收。第一次“围剿”，兴兵10万，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第二次“围剿”，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指挥，兴兵20万，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第三次“围剿”，用兵30万，蒋亲任总司令，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第四次“围剿”，蒋自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委何应钦任“赣闽粤湘剿匪总司令”，先以30万兵力围攻鄂豫皖苏区，10万兵力围攻湘鄂西苏区，得手之后再集兵50万进攻中央苏区；军政并进，逐步清剿；第五次“围剿”，则集兵百万，几乎倾全国之兵；其中用于中央苏区50万。其嫡系部队倾巢而出。蒋自任总司令，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严密封锁，发展交通；以静制动，以守为攻；为了剿共，兴兵不可谓不多，战略战术不可谓不周密。确实是倾注了心血。确实是有十八般武艺就用上了十八般武艺，有十八般兵器就用上了十八般兵器。第一次“围剿”，他便悬赏五万光洋，缉拿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同时宣称“期以三月，至多五月，限令一律肃清”红军。似乎仍是当年在上海滩完成一笔期货交易。1930年12月5日，蒋介石亲乘军舰由南京赴九江，指挥“剿共”。样子是做出来了，但内心仍然对朱毛彭黄红军瞧不起。蒋介石收买地方军阀，出手就是数十万、上百万；拉拢阎锡山这样的大军阀甚至一次以上千万元相赠。相较之下，对红军领袖，他的出价是不高的。此时他业已制服拥兵20万的唐生智，压垮拥兵30万的李宗仁、白崇禧，收编拥兵近40万的张学良，又刚刚打败拥兵70余万的冯玉祥、阎锡山；溥天之下，眼空无物，根本不把赣南的3万红军放在眼里。他只到江西草草转了一圈，带领幕僚游了一趟庐山，便将指挥大权交给鲁涤平，返回南京坐等胜利消息了。胜利消息没有等来。等来的是顺赣江漂流而下的“围剿”主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的首级，以及总指挥鲁涤平一封悲痛万分的电报：“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不归”。何应钦、鲁涤平在南昌泪水涟涟、凭棺哭吊；蒋介石也在南京大叹“呜呼石侯（张辉瓒别号），魂兮归来”；第一次“围剿”在葬礼中悲悲戚戚中结束。第二次“围剿”开始，便想“以生力军寒匪之胆”。于是除原有部队外，特增调王金钰第五路军、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入赣参战。“生力军”却不愿生力。王金钰左推右挡，迟迟不动。直到蒋介石许以江西省主席，才勉强带领其北方部下开拔。一路说是有共军骚扰，走走停停，甚为迟缓。孙连仲的部下则开始破坏南下的铁路和车辆。该部半年前还在中原战场与蒋军血战，现在调头去充当蒋军炮灰，转变实难。待蒋介石、何应钦软硬兼施，将王、孙两部连哄带压弄到指定地点，原定作战发起时间已经仙逝了半个月。以非嫡系军队剿共，本是心中暗自盘算的一箭双雕。但有时候心思算计过精了，反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第二次“围剿”又是惨败。到这时蒋介石还以为是杂牌军队“围剿”不力。于是开始动用其核心主力。从第三次“围剿”开始，蒋军嫡系赵观涛第六师、蒋鼎文第九师、卫立煌第十师、罗卓英第十一师、陈诚第十四师压了上去。这五个师十万人都是蒋介石黄埔起家的老本，可见决心之大。如此之大的决心仍然不能招来成功，蒋介石才真正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用一个晚上就可以摧垮共产党人在城市中的组织。面对武装割据的工农红军，三次“围剿”却无损朱毛一根毫毛。他头一次感受到了一种莫明的无奈。就在毛泽东告诉林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后，把共产党人从城市赶向乡村的蒋介石，也开始发现“星火燎原”问题了。他颇感沉痛地说：“瑞金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且开辟了鄂豫皖区、鄂中区、鄂西区与鄂南区，包围武汉。其扰乱范围，遍及于湘、赣、浙、闽、鄂、豫、皖七省，总计面积二十万平方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惊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取代鲁涤平为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也在1933年4月1日密电蒋介石：“现在匪势益张，…小股逐渐蔓延，坐视其大而莫能制。资溪、黎川为赣闽浙间要地，失陷数月不能收复，近且进扰南城、金溪、赤化民众，如火燎原”。国民党人虽然不情愿，也不得不开始直面星火燎原的中国革命局面。所以第五次“围剿”便倾全国之兵。各地除留守部队外，凡能机动的部队都调来了，嫡系部队更是倾巢而出。堡垒封锁，公路切割。远探密垒，薄守后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眼看得手，将红军压向一块狭小地域围而歼之了，共产党人又有了长征。一条红色铁流，蜿蜒逶迤二万五千里。任围追堵截，始终不灭。蒋介石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对手。尽管这个对手自己也没有想到前方还会有雪山草地，泸定桥、腊子口。还需要二万五千里长征。二、战场与战将（一）平心而论，“围剿”不成，并非蒋介石的部下不能打仗。国民党方面不乏善战之人。蒋介石手下就有著名的“八大金刚”：何应钦，钱大钧，顾祝同，刘峙，陈继承，陈诚，蒋鼎文，张治中。人们皆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有“朱毛”之称，却鲜知中国国民党领导的黄埔党军也曾被称为“蒋何”。一度与蒋介石并列的何应钦，生于贵州兴义县泥荡村。1906年贵州开办陆军小学，规定每县保送一人，何应钦时16岁，以兴义县第一名成绩保送。陆小毕业再保送武昌陆军第三中学。1909年秋，陆军部从三个陆军中学考选20名学生赴日深造，何应考人选，入东京振武学校。何应钦是以优异成绩开路的，却不知道振武学校有一个高他两年级叫蒋志清的同学也是如此。1906年，蒋志清报考陆军部全国陆军速成学堂（即后来的保定军校）。当时浙江省报名者千余人，仅招收60，其中还有46名由武备学堂保送，自由招考名额仅有14人。蒋志清被招生甄试挑选出来，入千分之十四以内。蒋志清即后来的蒋中正，字介石。何在振武学校不认识蒋志清。蒋受“坚船利炮”现实影响，选学炮科；何则以传统的“步战决胜”为信条，选学步科。后来辛亥革命爆发，两人返国，皆在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任事，蒋任沪军第五团团长，何任都督府训练科一等科员，仍然不识。历史的这两个交汇点，蒋、何都没有相遇。两人知遇是在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兴办之日，却正是何应钦落魄之时。何由日本返国后回其家乡贵州寻求发展。初被黔军总司令王电轮宠信，后与贵州督军刘如周之外甥女结婚。贵州两大实力人物皆与何有缘，可谓是春风得意，大树乘凉，前途无限光明。当时黔军一共有三个混成旅，何出任第五混成旅旅长，后又任贵阳警备司令。但好景不长。1920年，贵州政局突变。黔军总司令部特务团团长孙剑峰发动政变，何被迫辞去所兼各职，被挤出贵州，赶到云南。在昆明又遇行刺，身中两枪。一枪在胸，一枪在腿。胸部子弹幸未贯穿，留下一条性命。黔军这两枪让何应钦在昆明的法国医院住了半年。自幼立志从军报国，但最先尝到的枪伤，竟是来自自己人的子弹，这不能不使他受到极大的震憾。也彻底破灭了他对贵州事业梦幻。出院后他即去上海，闲住将近两年。所携不到一万元的旅费，不够过长期寓公生活，不得不为前途打算。想去广州，但眼见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失势，粤局前途不妙；想去北京，又苦与北洋系实权人物无甚机缘。焦灼之间，得悉建立黄埔军官学校，蒋任校长。他与蒋虽无深交，却与王柏龄相熟。于是托王向蒋介绍。本来黄埔党军是应该称为“蒋、王”、而不是“蒋、何”的。王柏龄与蒋介石关系非同一般。两人在保定军校同时考取留日生，一同赴日，且同学炮科。1916年5月，居正在山东青岛成立中华革命党东北军，蒋任总司令部参谋长，王柏龄任参谋；后蒋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便电邀王到广州，任大元帅府行营高参；后来成立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军校入学试验委员会，王柏龄的排名皆仅次于蒋。军校正式开办，他立即被委任为少将教授部主任。当时蒋苦于人手不够，正在极力网罗日本士官同学协助。听了王柏龄的介绍，便以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身份，电召何应钦赴广州；何到后即委以重任，先是主持考选军校干部，后出任军校总教官，兼教练部主任，成为仅次于王柏龄的人物。历史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在挨过两枪的何应钦，在一番跌荡起落之后，对历史的机缘做好了充分准备。黄埔党军之所以未能称为“蒋、王”，而被称“蒋、何”，问题皆在王柏龄自身。王是蒋介石在黄埔军校依为心腹股肱的头号人物。但他对教学兴趣不大，成天不务正业，去广州吃喝嫖赌，抽鸦片，每每有事找不着。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处在怎样一个历史关口，处于一个怎样有利的地位；而在这个关口这个地位稍微谨慎一些、敬业一些、“每每有事”找得着一些，历史将会向他提供多么丰厚的报偿。何应钦与王柏龄的不一样，恰恰集中在这里。他无不良嗜好，且以军校为家，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无论上班下班，一找必到。于是蒋对何日加信任，开始把托付王柏龄的事交他去办。何见蒋对自己如此信任，大为感激，带领属下刘峙、顾祝同、钱大钧、陈继承等一批军事教官越干越出色。蒋则更欣慰地认为总教官没有选错，两人关系愈加密切。1924年底，黄埔组建党军，第一期毕业生编为两个教导团，蒋任命何为第一团团长，王为第二团团长，何之地位开始超过王。蒋的视线由王转向何的关键，还是通过实战。1925年1月，陈炯明分兵三路进攻广州，大元帅府成立东征联军，分路迎击叛军。何应钦率领教导第一团沿广九铁路开进，担任攻击淡水城之主力，王柏龄率领教导第二团作为预备队。这是黄埔学生军成立以来首次投入实战。何应钦为消除官兵紧张心理，率部一面行军，一面搞野外演习，每天只走一、二十里，部队还以为是实弹演习。结果攻击淡水城第一团打得勇猛又放松。攻击拂晓发起，正午突入城内，全歼守军一个旅，缴枪千余支。第一团城内告捷，第二团却城外败北。王柏龄率领第二团没用上攻城，却与后续增援之敌遭遇。战斗一展开，王柏龄临阵脱逃，第二团部队立即败退。何应钦得知城外战况危殆，立即命令本团第二营营长刘峙率全营出城反攻。此时已是黄昏，敌军在昏暗中以为出城部队是逃出来的自己人，及至跟前才看清是黄埔学生军端着雪亮的刺刀冲锋，措手不及，纷纷溃退。第一团完成了攻城任务又挽回第二团的颓势，何应钦首战告捷，名声大振。淡水一仗，蒋介石看出来，领兵打仗，靠王柏龄是不行的。于是以教导一团一营长钱大钧接替王柏龄，出任教导二团团长职务。何应钦漂亮地完成了事业开局。但真正奠定何应钦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的，是棉湖之役。此役是黄埔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何应钦率领教导一团为决战主力，于3月12日在棉湖西北山地与陈炯明部林虎之主力相遇。战斗从拂晓直到下午4时。第二团由于行动迟缓，未能及时攻击敌人侧背，结果敌军全力对付第一团。第一团迎击十倍于己之敌，压力巨大。双方不顾一切，都将总预备队全部投入战场。至午后，何部官兵伤亡1/3以上，整个战线开始动摇。一位营长见官兵伤亡将尽，失声痛哭。几股敌人冲到了指挥所附近。何应钦当年的司书回忆说：“此次战役，存亡之机，间不容发！假如何先生，不决心牺牲自己，则阵线动摇，教导第一团，势必全被敌人消灭；敌人便乘势进攻我孤立无助的第二团，第二团亦被各个击破，无法幸存。于是黄埔训练数年的成绩，殆不免同归于尽，革命的前途，也就不可得而知了。”何也认识到不是鱼死就是网被，只有拚死一战。他一面严令部队不论伤亡多大，都须坚持，不容稍退；一面亲率卫士队机枪排反击突入的敌军。双方犬牙交错，险像横生；战况至为惨烈。幸而钱大钧的第二团于下午5时绕过敌后，攻入敌司令部，直入夜幕，敌军终于渐渐不支而退。当然，关键还是黄埔军能打，教导一团能打。作预备队的粤军许济旅中午赶到，一个团用上去，才不到半小时就被敌人打瘫了。教导一团却连打带顶带反击，任伤亡再大也坚如盘石。而黄埔学生军的英勇善战，从此威名远播。棉湖之役当天，蒋介石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皆在何应钦的指挥所。蒋事后云：“棉湖一役，以教导第一团千余之众，御万余精干之敌，其危实甚。万一惨败，不惟总理手创之党军尽歼，革命策源地亦不可复保。此战适当总理逝世之翌日，盖在天之灵有以默相其成也。”此战若败，党军尽歼，那么也就绝对没有了后来的蒋介石。于是蒋将3月12日作为纪念他与何应钦同生死、共患难的纪念日。党军的“蒋、何”之称，由此役后广泛传开。蒋介石最念何应钦的是棉湖之役，何应钦自己最得意的则是龙潭之役。1927年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孙传芳率部反攻南京。当时南京只有警备师及第二十一师守卫，顶不住孙军攻势，三天下来溃兵便到了麒麟门。何应钦深知此战一败，不但江浙闽赣皖5省重归孙传芳，北方的阎锡山也不会加入北伐行列，甚至北伐军能否回广东重整旗鼓也大成问题；于是率不满300人的特务营亲临前线。溃败官兵见何应钦来了，大呼：“总指挥到了！怕什么？冲回去！”居然一举夺回东阳镇，稳定住已溃败之局面。这时恰逢白崇禧从上海筹款返回，因铁路破坏受阻于无锡车站，临时用车站的民用电话指挥沪杭一带部队反击，形成对孙传芳前后夹击之势，孙部攻势大挫。龙潭一役为北伐成败关键。此役全歼孙军50000，缴枪40000，何应钦获“捍卫党国”奖旗一面。何应钦用兵谨慎细致，颇有眼光和头脑，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也表现不凡。令蒋颇为头痛的桂系第四集团军，几乎就崩溃在他手里。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参谋长，帮助蒋介石运筹方略，一举打败桂系。同年11月，张发奎与与桂军联合反蒋，何应钦又主持讨伐张桂联军。12月张桂联军刚被平定，驻郑州之唐生智与驻安徽之石友三又兴兵反蒋，何应钦再度走马武汉，主持讨唐军事。1930年1月唐通电下野，何应钦获一等宝鼎勋章。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后，蒋介石率全部主力北上与冯、阎作战，何应钦在武汉行营坐镇后方，指挥一堆杂牌军对付倾巢出动骁勇善战的桂军。桂军占领长沙，直逼武汉时，形势一度非常紧张。他蹲在满铺军用地图的作战室地上用铅笔勾勾画画，冥思苦想，把个军用地图标得五颜六色，不向蒋要增援就拿出了解决办法。他以夏斗寅部死守岳阳，将火车全数开往武汉，否则就地炸毁；又命溃败的何健部退入湘西而不退向武汉，既免武汉受溃兵之扰，又使桂军侧翼受到威胁，不敢长驱直入；最后以粤军精锐蒋光鼐、蔡廷锴两师，跟踪追击桂军后尾，以湘军李蕴珩部支持蒋、蔡两师，共同夹击桂军战略重地衡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