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正感朝中无将，国内无人，见到这位“识贯中西”间关千里而来的国士，真是喜出望外，当即封为“干天福”，半月后加封干天义，几天后 又改封“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并亲笔降诏天下，授予洪仁玕节制天下人的权力。不到二十天，洪仁玕就从一个白丁一跃成为天国第二人。　　　　洪仁玕无功受禄，又位极人臣，唯恐朝臣不服，多次上表辞谢，洪秀全好不容易抓住一根稻草，那会轻易放手，多次下诏不许。　　　　看来，洪仁玕只得勉为其难了。　　　　不过，朝臣确实心中不服，那些久历沙场为天国出生入死的将士们更为陈玉成、李秀成不平。两人在石达开出走后撑起太平天国的江山，可称绝世之功，也只是封为义爵。　　洪秀全也知道将士不平，为平息众怒，很快的封陈玉成为“英王”，陈李两人功劳相当，虽陈玉成略胜一筹，但两大阵营已成，即使为平衡计，李秀成也应该同时封王，但封王诏书上没有李秀成的名字。　　　　其实这也难怪洪秀全，两浦得而复失，天京又陷危急，李秀成其咎难逃，何况薛之元、李昭寿又为其部下，是其所荐，就战争责任来说，李秀成也难封王。　　　　随后，天京城内开始谣言四起，说李秀成因没有封王心怀怨恨，洪秀全猜忌心又生，借口查看军情不断的派侍卫到李秀成浦口大营观察动静。李秀成陷于尴尬之中。　　　　和春自然不是呆子，洪秀全为他提供了如此之好的离间机会，如何不用。他一面要新投降的李昭寿写信劝降，一面加强军事攻势，派清军悍将张国梁率大军进击浦口，给李秀成巨大军事压力，企图双管齐下，迫使李秀成投降。于是李昭寿写了一封信，派人送给李秀成。　　　　李秀成虽对李昭寿情深意重，甚至在李昭寿投清后，还利用职权把他的妻小送还。但这毕竟是兄弟义气，与政治主张、宗教信仰完全无关，更没有留身退步的打算。事实上，这也是李秀成一贯的主张，也许这位识字不多的青年将领深受《三国演义》等传统评书的影响，一向讲究义气，尤其感佩有气节的人，即使敌对阵营的也不例外。在这点上，陈玉成也有相似之处。　　　　所以李秀成尽管对没有封王颇为不满，却无反心。事实上，接受了拜上帝教宗教信仰的太平天国将领投降的几乎是绝无仅有，在高级将领中，名见经传的大约只有韦俊一人。即使韦俊，也是势非得以——对洪秀全的有功不赏、排除异己的恐惧与清军的围困三重压力下举城投降。　　　　接到李昭寿的劝降密信，李秀成读后，只是一笑置之，并随手把密信转交给了监军——那位洪秀全派遣的侍卫手里，这本是极其光明磊落的事情，至少说明自己与李昭寿并无私下交易。可洪秀全不这么认为，消息传回天京，正在防止李秀成因“封王不到，定有他变”的洪秀全马上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扣押了他的老母妻子，又封锁了江面，不让李秀成的人马返回天京。　　　　如此做法，简直令李秀成走入绝境，前有张国梁大军攻击，后有己方阻断去路，又有清方的大力劝降，在去向无路的情况下，投降清军似乎理所当然。历史上就曾经有无数这样的事例。　　　　但李秀成还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顶住了压力，面对张国梁的攻势，他勇猛还击，保住了天京北面的屏障，面对洪秀全的猜忌与防范，他也毫无怨言。　　　　不过，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后果还是不堪设想。毕竟李秀成驻扎浦口，兵单势孤，又无天京后勤保障，要么是被清军消灭，要么就是投降一路。　　　　这时，担任军师的洪仁玕发挥重要作用，他劝洪秀全封李秀成为“忠王”。　　　　“忠王”的封号有“乐其之心、防其之变”的意味，这连李秀成自己也知道，封你“忠王”，看你怎么好意思做投降清军的不忠不义的事情来。　　　　李秀成一段时间的表现，也确实为洪秀全消除了部分疑虑，再加形势使然，洪秀全接受了洪仁玕的意见。　　　　咸丰九年八月，洪秀全用红缎亲手书写“万古忠义”四个大字，派人送到浦口大营，并下诏进封李秀成为“忠王”。这时，距离陈玉成封王已经四五个月了。　　　　李秀成也绝，在接到封王诏书后，为表自己并无“封王不到，心之不乐”，悬印月余，不肯接受。并上奏章说自己无才无能，不应受此藩封。他的一些功劳，都出自捻军将领的力，恳请天王先加封捻军将领韩碧峰、韩肃峰、孙葵心、刘天祥等爵位，而后他方敢受任。洪秀全得奏章，不仅同意了李秀成所奏之事，加封了韩碧峰等爵位，还下诏嘉奖李秀成谦让推美之德，让其启印受爵。韩碧峰等加封后，也连衔手书殷殷敦劝他开用王印，李秀成才勉强受爵。此举，无疑一举多得，一是为捻军将领请功封爵，消除了捻军将领因受歧视而军心不稳固的现象，二 表达自己忠心耿耿不为爵位所动的决心，打消了洪秀全对其“封王不到，定有他变”的忧虑。不过，从以后的战争岁月来看，李秀成确实做到了“万古忠义”，虽然在战争中，也有不顾大局、武装割据的做法，但其生死不已、从一贯之的忠心的确令人叹服。　　　　无论如何，太平天国的一场弥天大祸被消灭在萌芽之中，这不能说没有洪仁玕的功劳。　　其实在此之前，洪仁玕已经为太平天国准备了一份的见面礼，这就是他的著作《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后期的施政纲领性文件。　　　　洪仁玕本来学问不错，加上这几年呆在香港，深受西方文化熏陶，可算学贯中西。到天京后，他又临危受命，接受干王的封号，总理朝政。但自古以来，无功受禄、赏罚不公，最是招人非议。那些出生入死，冲锋陷阵，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前线将士尤为不平。洪仁玕当然也知道自己身无寸功，又没有参加前期的斗争，仅仅凭着自己姓洪秀的缘故，贸然封王，必然难以服众，所以多次上书辞谢，无奈洪秀全不准。　　　　在此情况下，洪仁玕迫切需要建立大功、树立自己的威信。但军事一向为陈玉成、李秀成负责，也急切不得，只有在国家大政、方针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才能令群臣折服。四月，洪仁玕大会群臣，讨论天国大事，在会上，洪仁玕认真总结太平天国前期的实践经验，对原来东王主持工作所实行的制度重新进行了评价。他认为“事有常变，理有穷通”，太平天国要为福于中国，就必须适应时势，跳出国界和农民意识的局限，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走自上而下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生色。这就是他根据他自己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向天王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开辟道路的政纲──资政新篇。　　　　洪秀全当即批准实行。　　　　可惜，这纲领远远脱离中国实际，更与洪秀全标榜的上帝天国里的封建特权制度大相庭径，因而根本没有真正的实行，所做的也仅仅是纸上的文章。待洪秀全对他的热情消失后，不仅《资政新篇》被扔进了废纸篓，连洪仁玕也大受冷落，天国后期的军师空负其名，只是担任外交等事务性工作了。　　　　不过，在洪仁玕到达天京的前期，还是做了不少有利于天国大业的事情，天国上下人心一振，一时，朝内文有洪仁玕，武有陈玉成、李秀成，似乎天国中兴有望。　　5、二破江南大营　　　　浦口、江浦一直是太平军与清军反复争夺的焦点，因为天京三面被江南大营包围，陆路通道已断，作为连接天京的水上交通要道，也是太平天国对外的唯一联络、运输通道，浦口扼江北咽喉，尤显重要。　　　　自薛之元、李昭寿等捻军将领叛变后，两浦的形势曾经一度非常紧张，如果浦口失陷，那么清军南北合围天京的战略计划即得到实施，这对太平天国是极其不利的。所以李秀成被迫率部驻防浦口，阻扼天京北大门，但李秀成兵单势孤，一时无法打破清军的攻势。　　　　咸丰九年秋天，陈玉成应命带兵回京，协助李秀成克复浦口，斩清湖北提督周天培，天京北面形势稍缓。正在浦口大战时，曾国藩兵分四路进攻安徽。正在谋划进攻安徽。曾国藩原在江西一带坐镇，指挥剿灭太平军石达开、杨辅清等部。现石达开南撤广西，曾国藩不再尾追，杨辅清也因孤军难支，退出景德镇，准备经安徽回归天京，适逢韦俊在池州叛变，杨辅清顺势攻陷池州，并据宁国等府，天王接报大喜，封杨辅清为辅王，同时封王的还有左军主将李世贤，为侍王。　　　　石达开、杨辅清等部撤出江西后，江西全省为湘军占领，曾国藩得以集中全力对付陈玉成。不久，他即兵分四路进安徽，设大营于英山，亲自指挥攻皖事宜，第一路由曾国荃指挥，从宿松、石牌攻安庆，第二路由多隆阿、鲍超指挥，从太湖、潜山攻桐城，第三路由胡林翼指挥，从英山向舒城，第四路由李续宾之兄弟李续宜，从河南固始出发进攻庐州。此次进军安徽，几乎集中了所有湘军、楚军的知名将领，可谓阵营强大。　　　　陈玉成闻讯大惊，连忙回师救援，驻扎太湖、潜山一线。　　　　因为陈玉成带兵的离开，浦口的清军在张国梁的率领下卷土重来，江南大营也密切配合，以深沟高垒密密围困天京。李秀成眼见浦口难守，京内贮粮不多，形势不利，准备重施故计，离京调动兵马，解救京围。　　　　咸丰十年正月，李秀成回京，与干王洪仁玕共商解救之策。三日，两人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围魏救赵’虚攻湖杭，诱敌出穴，然后集中优势兵力，一举击溃江南大营”的作战方针。此次战役，由李秀成担任前线总指挥，外出调兵，回救天京。为配合李秀成行动，天王下诏命陈玉成抽调主力参加会战。正在与湘军对峙的陈玉成只得又一次调动兵力，退出太湖、潜山，回救天京。安徽兵力自此空虚，到太平军打垮江南大营之后，湘军曾国荃部已经乘虚进犯集贤关，开始围攻安庆。陈玉成死难，与安庆之围密切相关。　　　　李秀成与洪仁玕决策已定，李秀成交卸了浦口防务，正月初五带领本部渡江西行，一路经芜湖、南陵，分别与左军主将李世贤、右军主将刘官芳等部会合。就在李秀成离开浦口的三四天后，浦口城外靠大江太平军营盘、关卡尽失，连一直被太平军坚守的九伏洲要塞也被清军占领。九伏洲为长江里一小洲，却地势高耸，扼封天京下关，自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在此建立要塞，一直为太平军占据，起保卫天京与北岸的水上的交通作用。此洲一失，天京与外界水陆交通全部中断。天京更显危急。　　　　却说李秀成方面。按照计划，李世贤、刘官芳等部组织掩护，先攻安徽泾县，造成太平军南下的假象。李秀成则于正月十九带精锐七千人从芜湖出发，绕过宁国，又以二天二夜的急行军，奔袭安徽广德州，轻取州城后留下部将陈坤书、陈炳文驻守，自率谭绍光、陆顺德、吴定彩等部，直趋浙江。　　　　李世贤、刘官芳进入皖南后也自分军，刘官芳西进，占太平、石隶，然后南下宁国、绩溪，进攻徽州，继续吸引清军。李世贤一路东进，由皖南入浙江。　　　　李秀成、李世贤自南北分道入浙后，合军攻占了安吉，破衢州镇总兵李定太部，败参将周天孚，然后进至长兴。从进军态势来看，太平军似有南取湖州、北取苏常的意图，清两江总督何桂清不得不向朝廷飞章告急，并急檄江南大营求援。　　　　李秀成的入浙，令清庭异常惊恐，一面急令江南大营救援，一面赏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着迅速驰往江苏署理两江总督事务，左宗棠奉旨以四品京堂候补襄办军务。不过，曾国藩还算理智，他与左宗棠纵谈东南大局，认为当务之急还是先平安徽，然后顺流而下直取天京，因而上书陈略。果然，未等曾国藩到苏州就任，李秀成已经回师天京，打了个漂亮的迂回战。而此时，也正是和春加紧围攻天京之际，急切分兵不得，但和春职责不同，身为钦差大臣，又负江南大局，朝廷谕令，无法不遵，更重要的是如苏常有失，难免坐视不救之罪。所以，江南大营只得抽调兵力，驰赴应援。其实在此之前，自太平军攻宁国起，和春就接军机处命令，派兵二前支援宁国。太平军进浙江，江南大营又一路应命增援，至李秀成攻长兴时，江南大营清军已有两万余精兵外调，大营所余不到四万，而且都是疲弱残兵。　　　　李秀成的“围魏救赵”策略成功，江南大营兵力牵动，天京外围的压力大大减轻。　　在长兴，李秀成又大大的做了个局，他令李世贤部攻打湖州，以吸引江南大营的分兵增援，自率精骑奔袭杭州。　　　　二月下旬，李秀成带领谭绍光、陆顺德、吴定彩等部精锐五六千人，乔装清军，从莫干山小道向杭州日夜兼程，于偷袭武康、余杭成功后，悄然兵临杭州城下。　　　　杭州城内兵力空虚，江南大营派的援军张玉良部还在湖州，向奎部正在湖州赶赴杭州的途中，城内只有浙江巡抚罗遵殿带领的少数守军与团防兵勇。　　　　三月初二日，太平军炸塌清波门，一千二百五十名先锋队率先攻入城内，杀巡抚罗遵殿，布政使，粮道王友瑞等十数名官员一起被杀。满城因为杭州将军瑞昌、副都统来存竭力死守得以保全。城破后，李秀成看罗遵殿义在不屈，下令好好装殓，并派士兵运送灵柩回其故乡。这大概也是前文中所说的李秀成“重义”的一大佐证。　　　　四日后，江南大营援军张玉良部赶到杭州武林门外。李秀成见目的已经达到，决定撤出杭州。初七午时，太平军将新造旗帜遍插城头，以作疑兵，然后悄然退出杭州，次日进向余杭，过临安，循天目山，经孝丰回归广德州，与留守的陈坤书、陈炳文会合。太平军退出杭州一日一夜，张玉良还未发觉，待得到太平军退走的消息，已经追之不及。　　　　三月中旬，太平军各部齐集安徽建平，计有因攻湖州未下依计划撤退的侍王李世贤部，完成掩护任务的刘官芳部，以及中军主将辅王杨辅清部。杨辅清自接到天京的指令，由驻地池州移军，经青阳、泾县、在宁国大败清军后东趋广德，赶至建平。除此之外，还有古隆贤、赖文鸿等部。定南主将黄文金、营天义李远继也方便自皖南、南陵抵达。各部总人数共十几万人。　　　　四月，太平军完成了先期的战争准备，分兵三路，分别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同时向江南大营外围据点推进。以杨辅清、刘官芳的组成中路军从江苏东坝、高淳、秣陵关而进，切断江南大营的南路。以李秀成、李世贤组成的东路军从建平出发，然后一分为二，李世贤部东进宜兴、常州，吸引清军，旋即攻克句容，断敌后路。李秀成率领本部陈炳文、陆顺德、吴定彩等在马鞍山击败帮办军务江南提督张国梁后向江南大营东路逼进。　　　　刚刚赶赴战场的陈玉成组成西路军。陈玉成与征北主将张乐行合兵大败湘军于安徽潜山后，火速带兵自潜山、太湖率军东向，由西梁山渡江，经江宁镇而至板桥、善桥一带，与李秀成等会师包围江南大营，堵死了清军西窜渡江的可能。　　　　至月底，太平军各路主力近二十万大军完全进如阵地，从东、西、南三路包围清江南大营。天京太平军守军得到各路主力齐集城外的消息，即从城内各门分头出击。城外太平军得到信号，随即分五路向江南大营发动总攻：东路左翼李秀成统本部东趋尧化门至紫荆山山尾，右翼李世贤进抵北门燕子矶；中路左翼杨辅清、黄文金等进攻雨花台；右翼刘官芳、陈坤书攻进高桥门，进逼江南大营总部驻地。陈玉成率领西路军攻江东、安德诸门。　　　　在清军方面，和春、张国梁、湖北提督王浚等分别率军自清凉门一带防御，以图阻止太平军合围之势。　　　　却不想太平军已经是势在必得，大战一开，天地失色。　　　　闰四月四日，陈玉成率领吴如孝、刘仓琳冒雨自上河、毛公渡等处搭建浮桥，直扑天京城外江南大营壕墙，这些壕墙经清军八年经营，纵横交错，异常复杂坚固，兼有洋枪洋炮守备，易守难攻。陈玉成以“童子军”为前锋，快速突破，城内的太平军也大股出击，连抛火罐，这是以土炸药制造的土武器，临阵时也威力巨大。一时，清军大乱，西部防线首先被突破。第二天，大营南部防线也全线崩溃。　　　　六日，清钦差大臣和春、帮办军委江南提督张国梁等率领溃军向镇江逃窜。落水狗还需要痛打，陈玉成追一路在后追击，直到丹阳，张国樑走投无路，被迫投水而亡。　　　　李秀成也率领各部乘胜而下，攻克复江苏的常州。这一天，清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江宁将军的和春在逃到浒墅关后见罪责难逃吞鸦片自杀而亡。太平军顺利攻下苏州，并一路南下，占领浙江嘉兴。随后，李秀成在此基础上建立太平天国的苏福省，作为自己的根据地，与陈玉成的安徽根据地遥相呼应。　　　　至此，清军的江南大营全线肃清，自天京事变后建立两年多的包围圈被打破，天京之围又一次解决。　　　　这之后，进军天京，扫清太平天国的重任历史性的落到了湘军与曾国藩的头上。　　　　清庭随后任命曾国藩为实授两江总督，迅速驰往江苏，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　　第二十一章 大势已去　　　　1、 定计东南　　　　江南大营第二次被太平军击破，天京又一次围解，这是自洪杨内讧来未有的大喜事。洪仁玕率领诸王大臣到天王府朝贺，此时，天国在天王与幼主外计有十六王，即干王洪仁玕、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辅王杨辅清、侍王李世贤，还有刚刚进封的赞王蒙得恩、顾王吴如孝，另外还有光王、明王、幼西王、幼南王、幼东王、幼豫王、勇王洪仁发、信王洪仁达，以及实际已经脱离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一时，天王府里冠盖如云，欢声笑语，共贺升平世界。　　　　大宴之后，自然要商量下一步进军计划。　　　　陈玉成主张救援安庆，因为自打败和春的江南大营后，曾国藩的湘军已经成为了主要敌人，况且安庆战略地位重要，安庆如存，则长江水路可通，天京的粮食供应可从巢湖平原源源不断的运来。安庆如失，长江水路必然为清军切断，天京的北面屏障尽失。更重要的是，这时候曾国藩正在全力进攻安徽，自陈玉成从安徽战场抽调兵力后，皖北一线空虚，湘军已经四路进发，向安庆逼近，安庆已经异常危急。　　　　应该说，陈玉成的战略主张是正确的，保有安庆，则保有天京北面的最后一道屏障。这与曾国藩的先定安徽再顺流而下收复天京的想法刚好针锋相对。　　　　可以设想，如果按照陈玉成的主张，太平军全师救援安徽，乘得胜之余威先解安徽危局，然后徐图东南，事情大有可为。　　　　其时，第二次鸦片战争激战正酣，清庭正陷于内忧外患两面作战的困境中，清军主力以及蒙古亲王僧格尔沁的马队被牵制于北方。湘军一败，东南几无可战之兵，东南大局不难确定。　　可惜，洪仁玕虽然同意陈玉成的想法，但李世贤等人却提出不同主张，认为东南是财赋之地，应乘目前东南清军防务空虚，乘胜直取，争得江南财源，以补国用，购置火轮、洋枪，与清军一争短长。　　　　洪仁玕威望未能服众，只得折合众人所议，决计先取苏杭，一等取得江浙财源，即购买火轮，沿长江上取，直捣湖北，以解安徽之围。　　　　这洪仁玕也是书生意气，江浙财源还没有到手，如意算盘已经打的铁精，即使购的火轮，水军的操练也非短期间可以成功，何况长江水面有训练有素的湘军水师拦阻，沿江上取谈何容易。　　　　不过，此策还算高明，先取苏杭，得膏脂之地，据为根本，再集中兵力沿江而上，进攻湖北，牵动湘军回救，然后巩固长江两岸防线。如果此策顺利实施，则苏杭以及长江两岸皆可为太平军所有。　　　　问题是，安庆围解是在此策的顺利实施上，一要东征能够在短期间实现，二是各部俱需密切配合，一待占领苏杭即快速回师北上，合取湖北。“合取湖北”是解救安庆之围的关键，如果其中一部稍有延误，则可能前功尽弃。　　太平军的高级将领都为此美好前景所惑，再无二议。忠王李秀成也极力赞同，遂通过。　　　　其实，通过此议，李秀成是颇有私心的。作为太平天国的英王陈玉成拥有安徽，据为根本，不遑是一个自己的后花园。而李秀成一直在天京外围作战，没有自己的经营势力范围，当然急需打通苏杭，以让自己的部属有一个休养生息之地。　　　　咸丰十年闰四月，各路太平军相继出发。李秀成率领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黄文金、刘仓琳等部东下吴中。　　　　刘官芳、古隆贤等回皖南防守。　　　　陈玉成率部到下游渡江，以保障天京安全与大军顺利展开。　　　　吴如孝、吴定彩两部则回师皖北，策应征北主将张乐行北征。　　却说李秀成、陈玉成进击苏常一路顺利，张国梁落水而死，和春自杀，两江总督何桂清逃匿上海。苏南各城可说是一鼓而下。　　　　李秀成功在攻克苏州后，与李世贤兵分两路，一路南进，攻克浙西名城嘉兴；主力继续东进，连克昆山、太仓、嘉定、青浦、松江等地。　　　　至五月下旬，苏南基本平定。李秀成以此设置苏福省，以苏州为省城，省内将清朝的府改为郡，下有四郡，分别为常州、苏州、太仓、松江。郡设总制，郡下辖县，县设监军，监军由本地人充任。同时，推行乡官制度，在城区分设军、师、旅、卒、伍各级地方行政机构，把城市强化为军事堡垒。苏福省是太平天国唯一有确切记载的省份。　　　　东征战役的胜利，确如战争前的设想，取得了预期的目标，而且取得江浙财赋，充盈了府库。由于太平军进军神速，清军望风崩溃，粮食、兵饷根本无法转移，物资尽为太平军所得。在破江南大营后，太平军原已缴获存银二百万两，克苏州后，得大米四万余担，粮台府库存银七八十万两，在无锡，又得粮食三百余万担，至于克省城苏州后，所缴获的就更加庞大了。随后， 李秀成把现银全部运抵天京，又运大量食粮入京，足供四十万人一年之食。　　　　庞大的物资与金银运抵天京，连洪秀全也颇为震动。咸丰十年六月，太平天国以幼主名义下诏，表彰了李秀成。　　值得一提的是，李秀成的用兵江南，引起了清政府的兵柄可是下移。　　　　自曾国藩建湘勇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以来。清庭内就存在两派，一派以大学士文庆、学士肃顺为代表，主张重用汉人；另一派以大学士彭蕴章为代表，彭蕴章虽为汉人，却对重用汉人反对最力，认为曾国藩兵权太重，将会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咸丰七年，彭蕴章推荐何桂清担任两江总督，为江南大营筹集兵饷。咸丰的原意是，长江上游战事由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负责，攻陷天京的任务由江南大营和春、张国梁担当。正巧，曾国藩因父死上奏请求“丁忧”， 咸丰顺水推舟，削除了曾国藩的兵权，让其回家守制。　　　　咸丰八年四月，石达开率军进浙，朝廷震动，咸丰迫不得已起复曾国藩，主持剿石事宜。现江南大局不可收拾，曾国藩自然又想起曾国藩来，他下令把何桂清革职拿问，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　　　　这就意味着将镇压太平天国的全权交给了湘军。　　　　咸丰十一年，咸丰在热河行宫病死，两宫太后执政，曾国藩又受命节制四省军事，四省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曾国藩以湘系将领为各省巡抚，以所部将领为布政使、按察使，俨然形成一个清庭外的一个独立小朝廷。　　　　自清朝建国以来二百年，少有汉人如此权重一方。　　2、用兵上海　　　　却说太平军连克昆山、太仓、嘉定、青浦、松江等地后，对上海三面进行了合围，准备用兵上海。　　　　上海在清朝虽然是一个县，属于松江府管辖，但自鸦片战争后，英法等外国殖民者纷纷进入上海建立租界，并派兵保护。对于这些洋兄弟，太平军一向有所好感，也不愿意与之直接冲突。这也是李秀成直到最后才用兵上海的原因。　　　　这时，驻守上海的清朝官员是署理江苏巡抚薛焕、署太松太道吴煦等，所部清军不到四千，闻知太平军攻打苏南的消息，薛焕、吴煦异常恐慌，当即加强了防务，并商请洋人放弃中立态度，帮助清军保卫上海。洋人之前虽宣布中立，但实际上是坐山观虎斗，以争取更多的在华利益。现在太平军临门，对生存构成巨大威胁，当即放下中立的态度，具体部署防守的措施。与此同时，英国公使普鲁斯在上海发布通告，表示要商请皇家海陆军当局采取适当措施，以防止上海居民遭到抢劫屠杀之苦，并协助清军平息一切不法叛乱，保卫上海。　　　　除了清军与部分外国侵略军外，在上海还有一支军队，这就是“华尔洋枪队”，早在年初，上海的大买办杨坊等自己出资，“商雇”了一支外籍雇佣军，由美国人华尔担任队长，领队皆为洋人，全副洋枪装备，准备用来对付太平军。　　　　尽管上海有备，但以李秀成此时的实力快速拿下上海还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李秀成拥兵二十万，队伍里火器虽少，且多为土造，但对付上海区区之敌还是绰绰有余。　　　　可惜的是，李秀成对洋人一贯抱有幻想，就连洪仁玕也是如此，他们认为太平天国与洋人同信上帝，属于兄弟，所以根本没有强攻上海的打算。在围兵上海前，李秀成亲自写信给外国公使，邀请外国公使派人到苏州面谈，并声明“兵到上海，不扰外人”。这种一相情愿的做法延误了进军的时间。　　　　其实这样也罢，李秀成既然对洋兄弟寄有幻想，完全可以暂且停止攻击上海，部下固守苏州等地，自己按照原定计划主力迅速西上，朝湖北出击，以解安庆之围。问题是，李秀成无心西援，想等上海平定，自己的“后花园”稳固后再待机而动。　　　　正在李秀成犹豫之际，华尔的洋枪队却已乘机出击，六月十五日，华尔在攻陷松江后，又进军青浦。李秀成连忙带精锐从苏州赴救青浦，与华尔的洋枪队大战于青浦城外，洋枪队大败，华尔本人也身中五伤，败回松江。太平军紧追不舍，直杀至松江城下，乘胜再次收复松江。　　　　此时的李秀成对洋人还不死心，他又派人照会上海英、法、美各国公使，宣布大军即到上海，对外侨予以保护，望悬黄旗，以便辨别。哪知洋人根本不予理会，还派兵协助清军防守各门，英军炮舰也在苏州河上严阵以待。　　　　七月初二日，李秀成亲率领三千余护从到达徐家汇，并围上海西、南门。当太平军逼近城门时，遭英、法军队阻击，为避免与洋人冲突，李秀成下令不准还击，太平军秩序井然，在城门下又当了一回活靶子。在英、法军的洋枪、大炮轰击下，太平军伤亡惨重，只得退回。二天后，太平军后继部队来到，再次逼城，又遭守城英军炮击，停泊在苏州河英军炮舰也遥相呼应。一时，枪炮齐下，血肉横飞，连在队伍里受到重重保护的李秀成也被弹片击伤面颊。　　　　这时，清军又反攻嘉兴，嘉兴守将连连告急，急需派兵救援。李秀成自己又受轻伤，上海在英法军队保护下急切难下，太平军遂退出徐家汇，其中一部退驻青浦，李秀成则亲领大军取道松江、金山，进援嘉兴。　　　　打退嘉兴之清军后，李秀成即率领兵回到苏州，准备在此纳福了。此时距离太平天国东征已经近三个月。　　　　按照天京会议的规划，忠王李秀成率领大军东征苏常，应该在一个月内完成，然后配合英王陈玉成的解救安庆大军，西上湖北，进攻武昌。可李秀成在胜利占领江浙广大富饶地区后，认为江浙之富裕足以使太平天国高枕无忧，对原先制定的“合攻湖北”的战略方针执行并不积极，一攻下苏州，他就开始大建“忠王府”，作永驻打算。　　这可苦了陈玉成，陈玉成原先率部主要是为了保障天京安全与东征大军顺利展开，现在东征不仅不能按时完成，忠王还准备在苏州纳福，迟迟按兵不动。而安徽的局势是一日紧似一日，告急文书有如纸片般飞来，如果稍有延误，后果简直不可设想。　　　　这也与曾国藩的战略设想有关。苏南一带有失，清庭的漕粮与大宗财政来源被切断，清政府是异常惊慌，为救援苏南，清政府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催促曾国藩亲率湘军火速东下增援。然而，曾国藩始终支持“欲复金陵，北岸则须先克安庆、和州，南岸须先克池州、芜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势”的战略方针，对安徽加强了攻势。安徽的长江北岸，集中了湘军的大部，其中曾国荃率领一万余人围攻安庆，胡林翼率领两千人驻英山，多隆阿部一万人、李续宜（三河之战中战死的李续宾兄弟）部六千人围攻素有“七省要道、安庆咽喉”的重镇桐城。眼看安徽即将奏功，曾国藩岂会轻易放弃到手的胜利，而去解救苏浙。但毕竟君命不可违，故曾国藩本人亲率湘军张运兰一部进驻皖南的祁门，造成欲出宁国、救援苏浙之态势，实际上是要借助祁门的有利地势阻止太平军的西上援师。　　　　安徽的危局令陈玉成忧心如焚，他于八月亲赴苏州面晤李秀成，劝其出兵。随后，洪仁玕也行文劝说，称：“徒以苏杭繁华之地，一经挫折，必不能久远。”“夫长江者，古号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只既折，其尾虽生不久”。文中有理有据，劝说李秀成以大局为重，发兵西上，以取湖北，解安庆之围。然李秀成仍不为所动，以时机未到托词推脱。最后，是洪秀全大发真命天子的脾气，下诏严令其立即起兵扫北，李秀成才不得不从命，带领部下缓缓西上，但一路进军终不积极，在祁门之战时，闻石达开旧部汪海洋等返旗部队到达浙江，当即不顾兄弟部队战况如何，马上取道直奔江西，进入浙江，与汪海洋等会合去了，导致祁门大战功亏一篑，曾国藩也得以死里逃生。　　　　这种不顾大局的做法与开头的“陈李绝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实，这也不奇怪，陈李两人虽然都忠于太平天国，但思想里都多少存在着宗派思想。在搭配的前期，由于形势使然，非一致对敌不足以打破清军的包围，何况又刚从中级军官提拔为独当大任，大局观念较强。而现在，局势有所缓和，两人又有了各自的势力与根据地，山头主义思想自然萌生。这种思想，不仅李秀成有，陈玉成也有，李秀成的过于看重江浙，“不以北岸与天京为忧”以及陈玉成视安徽为基地，都是这一思想的反映。　　　　不过无论如何，李秀成出兵了，尽管这时间比预定的迟了三四个月。按照计划，陈玉成从天京渡江，沿江西上，李秀成进皖南太平府、芜湖，两者于湖北取齐，　　3、二次西征　　　　咸丰十年八月，陈玉成集中了丹阳、句容等地的数万太平军，从天京渡江，开始太平天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西征。当时淮北的捻军在定远一带为安徽巡抚翁同书、钦差大臣胜保的军队所围，陈玉成决定稍绕道先解捻军之围，并扩大自己的军势，九月初，大军过仪征、全椒，进定远，捻军围解后，两军会合，人数达十万余人，声势大振。随后，陈玉成兵分三路，一攻凤阳，一攻六安，自己亲自带兵攻寿州，此寿州即为日后陈玉成被执之地。但三路进军都不顺利，只得撤回定远、庐江一带。　　　　这也是陈玉成试探之意，如安徽之围可解，则先解之，如不可解，则按照原来的计划西上，直进湖北，攻取武汉，促使清军阵脚大乱，以解安庆之围。确实，安徽当时清军重兵毕集，特别是湘军主力基本上都集中在安徽，要想直接解围困难重重，只有另辟战场。　　　　问题是桐城，桐城为安庆咽喉，要克安庆，必先克桐城，所以湘军在此投入大量兵力，以湘军名将多隆阿、李续宜率领的近两万湘军正在围攻桐城。陈玉成决心先与多隆阿、李续宜两部来一次大决战，然后决定行止。九月底，陈玉成率领太平军会合捻军龚得树、孙葵心等从皖北长途奔袭，进至桐城西南之挂车河一带。　　　　不过，形势对于陈玉成极其不利，陈部虽然号称十余万，但大部分为新加入的捻军，未及整顿，战斗力比较差，再说，陈军又系长途奔袭，风尘仆仆，是疲劳之师。而多隆阿、李续宜两部素称善战，又以逸待劳。两者在人数上虽差别较大，无疑还是湘军大占优势。　　　　十月初五，多隆阿乘太平军立足未稳，首先发动攻击，太平军初战失利。随后，湘军兵分十余路，向太平军发动总攻，战线绵延二十余里。湘军武器精良，又系精锐，太平军以多战少，反被包围，十几万大军损失大半。　　　　与此同时，陈玉成为乱清军耳目，分军万余袭击霍山，结果霍山清军早得信息，太平军刚到，即分三路以火枪阻击，太平军不知道虚实，迅速溃退，败驻舒城。　　　　挂车河大败后，陈玉成部的兵员开始匮乏，这是陈部走向衰败的标志。这之后，太平军又尝试进攻枞阳，试图从侧面解围安庆。枞阳是安庆的又一接济线，其重要不下于桐城。曾国藩与湖北巡抚胡林翼深知这一点，派投降清军不久的原太平军将领韦俊率领重兵把守，又命湘军水师总兵李成谋带兵于长江里游弋策应。　　　　韦俊为北王韦昌辉之弟，也是太平天国名将，曾经指挥过不少著名的战例，特别在一次西征与三克武昌中，功劳极大，原湘军创始人罗泽南就死于其手。太平天国内乱后，韦俊担心自己受到牵连，一度意志消沉。刚刚主政的石达开知道韦俊能打仗，一再保举予以重用。石达开脱离天国后，洪秀全为了稳定朝纲，重新启用了五军主将制度，封陈玉成、李秀成、蒙德恩、李世贤、韦俊分别为前后中左右军主将。但是五将不久就有四个封王，韦俊因为是韦昌辉的弟弟，没有封王，韦俊心里很不安。再加洪秀全为杨秀清恢复了名誉，把韦昌辉打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作为韦昌辉的亲弟弟，被韦昌辉屠杀的将士家属对其也颇有怨言，韦俊闻讯后更加惶恐。同样，太平天国总部对韦俊也不放心。咸丰八年，韦俊奉命和忠王李秀成汇合，渡江去滁州，结果陈玉成横断江北，不让他通过。韦俊大怒，回守池州后在清军的策反下举城投降。　　　　韦俊的部队尽是天国的精锐，太平天国后期的著名将领黄文金、刘官芳、古隆贤、赖文鸿等几乎都出自其部下，其所带士兵大都来自广西老家，称为子弟兵，战斗力可称后期各部太平军之冠。韦俊投降后，黄文金、刘官芳、古隆贤、赖文鸿等部将不愿随投，带领所部回归天国，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中坚力量。所以韦俊的投降可算太平天国的一个巨大损失。　　　　韦俊举城而投后，先是归湘军水师督统杨载福手下，后来被曾国藩划归胡林翼的部队。陈玉成解围安庆时，他的兵马攻克了安庆东北的枞阳城，并在此据守。　　　　韦俊不仅知兵，广西子弟兵战斗力超强，且深悉太平军战法，因而防守、战斗有法。双方大战几场，陈玉成又一次损兵折将。　　　　还算陈玉成运气不错，曾国藩对韦俊并不信任，不敢让其手握重兵，韦俊手里只有自己所带的几千人马，否则陈玉成更可能一败涂地。　　　　安徽直接解围不成，当然只有西征，借此“围魏救赵”。　　　　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陈玉成在捻军龚得树的配合下，率军从安徽桐城向西北面的霍山进军，他避开在宿松、潜山、太湖境内的清军，与清军副将余际昌在乐儿岭大战四昼夜，击败了清军，顺利地取得霍山。　　　　此举大出曾国藩、胡林翼的意外。霍山地势险恶，易守难攻，陈玉成部曾经在此遭受重创，清军料陈玉成必不敢从霍山而进，因而重点放在了太湖一带。却不想陈玉成忽出霍山，攻敌坚垒，清军救援不及。霍山既得，湖北暴露在太平军面前，湖北一带清兵力空虚，且毫无设防，进军之路简直一马平川。二月四日，太平军收集了霍山附近所得的军用品，随后乔装清军，一路日夜兼行，迅速向湖北黄州推进。初六日，进占鄂东重镇黄州。这样，在短短的十来天时间，太平军连进六百里，让清军完全措手不及。　　　　黄州离武汉仅仅一百四十里，清军主力时在安徽的桐城、安庆一带，黄州以上几无一兵一将，只有省城武昌留有二三千兵勇，由湖广总督官文率领驻防。得到黄州被占领的消息，城中立刻发生混乱，百姓历经三次城池失陷，早已恐惧至极，立即散失一空，清军设置的各粮台军火总局闻警也散失一尽，主管粮台军火的阎敬铭，呼唤僚属不灵，愤而自杀寻死，幸而没有断气即被解救。连胡林翼的夫人也在家人的力劝下逃匿。全城只剩余总督官文和布政使等几个守土有责的官员留在城内等死。　　　　清军远在几百里之外，湖北巡抚胡林翼驻扎太湖，鞭长莫及，除了急的“吐紫浓色血”与抱怨自己“笨人下棋，死不顾家”外别无良法。武昌城内又异常空虚，太平军如要攻占，当可不战而胜。这样，即使不能牵动湘军主力回救，也可分其势，胡林翼为湖北巡抚，守土有责，势必不能尽力于安徽战场。何况，据有湖北也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一个重要战略。可惜，陈玉成也与李秀成一样，对西征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心里时刻牵挂着自己根据地。待西征略有成就，陈玉成就心存犹豫，打算打道回府，再加英国参赞巴夏礼的阻挠，陈玉成部失去了进军武昌的大好时机。　　　　正在陈玉成兵驻黄州的时候，英国海军提督何伯、参赞巴夏礼带艇队沿长江而上到达武汉，根据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刚刚签定的《北京条约》，英、法公使进驻京师，建立使馆。武汉作为大商埠，英国在此划分租界，设立领事馆。太平军如进军武汉，必然损害英国的商业利益。所以巴夏礼自告奋勇，到黄州来说服陈玉成。　　　　双方见面后，巴夏礼自有一套说辞，太平天国的英王毕竟年轻，与“洋兄弟”打交道经验不足，听说对于进军武昌要难免损坏“洋兄弟”的商业利益，担心引起国际纠纷，心中难免忐忑不安。其实，太平军中知识分子缺乏，人才更少，缺乏筹谋划策之人，以陈玉成之城府，根本不是老奸巨滑的巴夏礼的对手。其中最打动陈玉成的是巴夏礼提供的军事情报。巴夏礼告诉他，九江方面还没有听到忠王和其他诸王进军的消息，如果英王方面单独进攻，势将得不到其他各军的支持，而必须独对守卫武昌的清军，还有可能遭受后面救援清军的夹击。其实，李秀成部自九月下旬出发后，现正在攻打江西的建昌、抚州，距离九江并不遥远，如待以时日，两军不难互相策应。　　　　听了洋兄弟的好意，陈玉成心动了。　　　　一者陈玉成兵少，在挂车河一战中损失大半，突破霍山已属侥幸，到达黄州时仅剩三四万，如遭夹击则有全军覆没之险。二者不清楚守卫武昌清军的底细与其他各部太平军的动向，认为凭己之力难以决胜武昌。三是曾国藩洞悉陈玉成的“围魏救赵”之计，不仅没有带兵救援湖北，还加紧了对安庆、桐城等地的进攻，原牵制清军的捻军在攻击罗田中失利，首领龚得树阵亡，太平军东返之路可能被截断。　　　　于是，他命令正在向武汉推进的部队停止进发，改攻麻城、黄安等地，从三月下旬到四月中旬，太平军相继攻占了麻城、黄安、孝感、云梦、德安、随州。陈玉成留部将把守，自己随带主力东返。　　　　途中，天京方面指示，一切按照原计划进行，占领武汉后再与英人交涉，因为此前，美国教士罗孝全到天京，洪秀全任命他为外务丞相，担任外交工作，完全可以同英国进行交涉。陈玉成本可回军再战，可惜他过于看重安庆，心急火燎的去解救安庆去了。　　一着之差，使太平军“合取湖北”的计划完全流产了。太平军虽然占有湖北的麻城、黄安、孝感、云梦、德安、随州等地，但难对武昌形成威胁，吸引清军主力西上，不久后势单力孤，也被清军收复。　　4、二次西征（2）　　　　却说李秀成大军从九月下旬出发，十月进皖南太平府、芜湖，在三山被清军击败，随即改道走繁昌、南陵，至太平一带，与侍王李世贤部会合。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主将黄文金、刘官芳等先期接受天京的委派，各率所部攻打皖赣，任务是切断两岸湘军的联系，掩护李秀成部的西进。此时，徽州、休宁为太平军李世贤所占，周围的重镇泾县、太平等也为杨辅清、黄文金、刘官芳等部所占，环徽州两百里皆是太平军，湘军总部处于太平军的围困之中。　　　　曾国藩驻节祁门，祁门处万山之中，形势四塞，险咫天成，只湖水一线与外界相通，其余的都是崇山峻岭。到此驻扎，曾国藩自有意图，湘军虽然精锐，但人数毕竟太少，以此扼守，是要屏障安庆，阻止太平军进入皖南、赣东一带，但又示形于敌，吸引太平军主力。　　　　此着，实在过于冒险。太平军知道曾国藩在祁门大营，攻势甚烈。曾国藩连忙收缩兵力，连忙飞调张云兰和鲍超两军回防，张云兰驻黟县，鲍超驻渔亭，并催左宗棠进驻浮梁和景德镇，维护粮道兼作后防力量。　　　　可是，鲍超远在桐城，回防还需要时日，曾国藩大营空虚，仅靠张云兰部拼力抵抗，祁门处在惊涛骇浪之中。　　　　十月下旬，李秀成率领三万大军赶至祁门参战，当天即突破天险羊栈岭，并占领黟县，距离祁门仅六十里。曾国藩大恐，太平军可朝发夕至，此命必然难保。他首先做好了后事安排，给最亲爱的兄弟分别写信，交代了家事，然后手写遗书，放置帐中，室悬佩刀，准备太平军一至就以身殉国。曾国藩一生面临好几次死难的危急关头，但都大难不死，这次也不例外。正在这时，鲍超奉命率领湘军主力星夜赶至，随后乘李秀成部发动攻击，李秀成军反击，先胜后败，损失千余人。　　　　李秀成一战受挫，虽是小挫，却已胆怯。恰巧，石达开旧部汪海洋等率领二十万大军返回，已经到达浙江西部。招得汪海洋等人，即可兵力大增，李秀成闻讯，再无战心，几天后，他不顾其他友军的战况如何，擅自退出战场，改由箬岭赴休宁、徽州，取道屯溪，直奔江西去了。　　　　曾国藩又一次咸鱼翻身、死里逃生，不可谓不是奇迹。其实，论实力，李秀成军要比鲍超所部强的多，鲍军只有几千人，而李部三万人，周围还尽是太平军配合的部队，军力不少于十万人，如果以多击少，不惜代价，拿下祁门，曾国藩不死也会自杀。曾国藩一死，安徽北部安庆、桐城的湘军必然动摇，安徽局势则可转危为安，得一曾国藩，何止得城若干、败湘军几何可以比拟。可惜李秀成一心为壮大自己的势力，急于招兵，不顾大局，自己扬长而去。　　　　李秀成一走，其他各部虽然坚持攻击，但其效果不大。黄文金、营天义李远继攻打景德镇，被左宗棠以少击多，大负亏输，并丢失浮梁县。黄文金人称“黄老虎”，作战勇敢，他亲自带兵反攻。在战斗中，鲍超出其不意的夹击，太平军大败，黄文金本人受伤，只得退驻建德，后移池州，由此渡江援安庆。　　　　右军主将刘官芳带所部赖文鸿、古隆贤配合黄文金行动，由中路进取祁门，直捣湘军大营，然遭驻防湘军夹击，损失惨重，被迫退回。　　　　同样，侍王李世贤部也在攻打祁门后路里无功而退，败回浙江，后配合李秀成在浙江作战。　　　　再说李秀成军，进江西后占领了东北的边境的德兴县，其主力来到浙江的西部常山县，会合石达开旧部汪海洋。汪海洋本为石达开所部，隶武卫军宰辅蔡次贤节度，官至武卫军左旗总领，蔡次贤欲脱离石达开，事情败露后被元宰张遂谋所杀，但汪海洋等还是突破重重阻挠，脱离返归，在路上会合后期脱离的扩天燕彭大顺、观天燕童容海、精忠大柱国孝天豫朱衣点等人，一路经历千辛万苦，从咸丰十年十月底攻入浙江西部。李秀成带兵入浙后，其军全部并入李军，称为“扶朝大军”，自此隶属了李秀成。　　　　由于军队扩充，太平军在此休整了近一个月时间，并度过了春节。　　　　咸丰十一年正月，李军结束休整，自浙入赣，继续西征。在建昌，太平军兵分二路，一攻建昌，一攻抚州。建昌、抚州是江西省城南昌的南边重要门户，又是清军依托的“产粮之区”，一旦有失，不仅南昌震动，且清军就粮困难，后果不堪设想。刚刚从祁门转营到东流的曾国藩飞调鲍超一军由九江一带驰赴南昌，先顾根本，然后进援建昌、抚州。　　　　不知李秀成军的战斗力太差，还是一心想上湖北继续招兵，心不在焉，建昌、抚州久攻不下，太平军在此逗留一月有余，毫无所得，只得转攻瑞州。　　　　克瑞州后，李秀成又兵分两路直进湖北，自己亲自率领大军克上高、新昌，过铜鼓，占义宁，入湖北后，一路更是势不可挡，连陷奉新，安义、靖安、武宁，并于五月攻占领武昌县，与对岸黄州的太平军赖文光部隔江相望。一路上，各地义军纷纷加入，李秀成的军队扩大到三十余万人，声势大震。　　　　这时，李部的另一支也占领了通城、崇阳、咸宁、嘉鱼等广大县城，截断了武昌的南路。而清军救援不及，胡林翼虽亲率三千人马由太湖起程，总兵成大吉也带湘军十营从皖被星夜来援，但总兵力也不足万人，与李军三十万比较，无疑杯水车薪。　　　　在此关键时刻，英国汉口领事金执尔赶到兴国会见李秀成，又重演了数月前巴夏礼劝说陈玉成的故技。适逢李世贤在乐平，刘官芳在黟县失败的消息传来。李秀成素重江浙，上年东征苏常时未得杭州，常有“犹鸟无翼”之叹，一闻李世贤、刘官芳惨败，有使回江浙归路断绝的危险。于是，也不待与隔江相望却音讯不通的赖文光联系，马上传令全军原路东返。　　　　至此，两路西征大军都功亏一篑，湖北局势转危为安。　　5、安庆失陷　　　　安庆为天京西面门户与屏障，安全得失关乎天京安危，对于太平天国来说，是志在必守。对清军来说，是志在必得，两者围绕安庆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陈玉成第一次救援安庆失败后，开始西征，其军队向湖北推进。但天京的太平军总部还没有忘记安庆。　　　　咸丰十一年三月，干王洪仁玕亲自带兵，与章王林绍璋、前军主将吴如孝等率军二万余人，自桐城、庐江南下，进抵新安渡至横山铺到练潭一带，准备解围安庆；定南主将黄文金受命率部七千余人自池州渡江西援，扎营于桐城之南。　　　　同时，英王陈玉成留陈时永等二万余人守湖北德安、随州，赖文光所部万余人守黄州，自率大军二万余人回援安庆，逼近集贤关，与清军对垒于安庆城外。另有平西主将吴定彩等部自天长、六合来援助。　　　　对于太平军来援，曾国藩、胡林翼早有准备。胡林翼坐镇太湖，总兵成大吉也带湘军十营五千人回防集贤关，与驻扎挂车河的多隆阿、李续宜配合，从后路包围陈玉成部。鲍超在击败景德镇的太平军后于四月初抵达集贤关投入战斗，湘军水师杨载福部游弋江面，相机出击，并阻扼太平军后援部队。一时，安徽集中了几乎所有的湘军名将与大部湘军，总计投入兵力五万余人。为便就近指挥，刚刚死里逃生的曾国藩从祁门移营北上，进驻独流镇。　　　　曾国荃围安庆的战术是采用李续宾围九江的战术，即“以守为攻”，深沟高垒。在城外筑垒自固，并掘绕城长壕两道，内用以围城，外用以拒援，待城内守军粮尽弹绝，才实施突击，从容取城。　　　　太平军针锋相对。陈玉城带兵会同城内守将叶芸来连夜在城东菱湖南北岸筑垒十八座，两岸之间以小艇往来。黄文金带所部七千余人，并集合新来捻军两万，进至桐城南天林庄，在此筑垒二十余座。　　　　三月底，陈玉成及守将叶芸来与湘军曾国荃部、水师杨载福部首战于菱湖，双方对峙。　　太平军的意图是由洪仁玕、林绍璋、黄文金击破挂车河之多隆阿部，与陈玉成会军于安庆城外，然后合击曾国荃部。却不想，多隆阿死死阻击，还派兵分路袭击洪仁玕、林绍璋诸部，太平军但都为清军所败。黄文金部也被阻于挂车河，前进不得，无法与陈玉成会合，退回桐城。　　　　陈玉成见洪仁玕、林绍璋、黄文金等援军被阻，而湘军援师鲍超、成大吉部将至，孤军奋战将有被围歼的危险。便于四月中旬移兵集贤关外，令刘仓林在关外赤冈岭扎垒四座以守，自带五六千人绕道赴桐城，与洪仁玕、林绍璋、黄文金等会商进兵解围之策。　　次日，太平军兵分三路进攻挂车河，陈玉成率四五千人出挂车河之左，洪仁玕率军由中路进攻，林绍璋、捻军首领孙葵意等率领万余人出挂车河之右；黄文金率四千余人隐伏山内接应。　　　　多隆阿根据俘虏提供的消息，得知这项计划，便派出马队，多处设伏。太平军马队少，被对方一冲，阵脚大乱。林绍璋的右军先退，引发其它各部太平军纷纷后退，多隆阿的军队乘势出击，太平军新筑营垒尽失，死亡千余，陈玉成等退回桐城。　　　　此战，与太平军朝内战将军乏人大有关系，洪仁玕虽然救危心急，毕竟文弱书生，没有带兵经验，而章王林绍璋，遇急先退，不仅不顾大局，且怯懦无能。　　　　说起这个林绍璋，还有一番介绍。他本为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时的老将，在太平军一次西征时，在湘潭兵败，影响整个西征大局，被革职调回天京问罪，后来再也没有带过兵。现在被重新起复带兵救援安庆，又被封为章王，一是凭借老资格，二是天国乏将，天王有所借重的意思。但林绍璋到前线后，自以为金田老将，看不起陈玉成、洪仁玕等新进之将，凡事自作主张，根本无意配合作战，前次陈玉成与湘军曾国荃部、水师杨载福部首战于菱湖时，曾行文林绍璋，请其出兵攻挂车河。林绍璋置之不理，借口“军事无定、粮草罄尽、官兵惶恐”稳居不出。当得知多隆阿分路袭击练潭一带时，又未战先逃，致使洪仁玕所部为多隆阿所败，无法达到与陈玉成会军于安庆城下的计划。如此一误再误，如果在杨秀清时代，林绍璋即使有十个脑袋，怕也不够。　　陈玉成等进攻挂车河多隆阿部的失败，使留在安庆集贤关外赤冈岭的四垒与菱湖南北岸的十八垒陷于孤立的境地。凡孤立无援，必无守法，曾国藩、胡林翼看到太平军的这个缺点，当即命令曾国荃挖掘长壕把菱湖十八垒紧紧包围起来，又令刚到的鲍超、成大吉率领万余人进攻赤冈岭的四垒。四垒守将为靖东主将刘仓琳、傅天安李四福、垂天义朱孔堂、屈天豫贾仁福，兵力共约四千人。　　　　此四千人皆为陈玉成部下百战精兵，即清军眼里的“长发老贼”。太平军从头发即可看出军龄的长短，头发越长表示从军越早。在与清军的战争中，太平军武器低劣，一贯以多胜少，即使如此，伤亡也是极大，有时候，不等一批新兵补充完毕，即伤亡殆尽，幸好，清末的会党起义军、流民及战争中被掳掠的平民为太平军提供了无尽的兵源。但由于战争的残酷，长发老兵为数极少，是太平军中之宝，非关键时刻，绝不轻易使用。　　　　却说湘军鲍超、成大吉进攻四垒，反而被刘仓琳等击败，太平军老兵战斗力极强，又据垒出击，势不可挡。清军当即改变战法，改为厚集兵力，四面合围，围而不攻。鲍超在垒外修筑炮台几十座，昼夜轮番轰击。这样十来天，太平军弹尽粮绝，水源亦被湘军截断，处境极其困难。四月底，太平军三垒首先失守，守将李四福、朱孔堂、贾仁福出垒投降，被湘军缴械后，全部杀死。四垒只余一垒，刘仓琳坚持死战，可实在兵力太少，无法持久。五月初二日子夜，已经经过二十多个昼夜奋战的刘仓琳率余部冒死向北突围，不幸到马踏石时，溪河汛涨，不能过，为鲍超的马军追上，刘仓琳力战而死，，第一垒将士全部分牺牲。　　　　刘仓琳为陈玉成部第一员悍将，四垒士兵又系精锐里的精锐，全部被湘军消灭，损失可谓巨大。对此胡林翼曾经有个评价，称“功抵塔忠武岳州，李忠武九江矣”。一场小小之战争功劳可以与塔齐布攻岳州、李续宾克九江相比，可见太平军损失之惨重。　　　　菱湖十八垒的太平军被围困后，湘军水师杨载福部调炮船入湖，与曾国荃军水陆合击，战至六月一日，粮弹俱尽，营垒被攻破，守将平西主将吴定彩率残部退入城内，与叶芸来共守安庆。　　　　至此，安庆外援皆断，安庆成为孤城，形势更为危急。　　　　最主要的是粮食已尽，太平军不堪忍受，只得以人肉相食，如有战死的同伴瞬间便被瓜分，城内还公然张贴着购买人肉的告示：求买人肉，每斤八十文。其惨况如此，如稍待时日，安庆必失。　　　　六月，干王、英王再次谋划解救安庆，只是自感兵力不足，于是决定调辅王杨辅清从皖南率部渡江支援。杨辅清从宁国起兵，渡江后经无为西进，会合陈玉成军。这次，太平军改变战略，不是向桐城方向进攻，而是绕道出桐城西北的六安、霍山，越岭而下英山、宿松，在攻克太湖县城后插到多隆阿部驻地挂车河的南面。其它各军如林绍璋、吴如孝等部出桐城西面进至挂车河，以配合陈、杨大军。　　　　经过十数天的浴血苦战，多隆阿与曾国荃的接应线被隔断，陈、杨大军重占集贤关，并在关口毛岭、十里铺筑营垒四十多座，直抵曾国荃军外壕。城内守将叶芸来、吴定彩亦率军列队四门接应。形势似乎朝有利于太平军方面的发展。　　　　由于援军势众，湘军只得采取坚守不战、内攻外拒的方法，准备以逸待劳，待城内守军饿的无力还手时，从容取城。　　　　太平军也深知时间的重要性。七月十七日，陈玉成、杨辅清亲自督军，兵分十余路从西北两面同时向曾国荃的后壕发动冲锋。数万太平军人手一捆干草，以草填壕，奋勇冲击。湘军以新式枪炮轰击，杀伤甚重，但太平军官兵已抱必死之决心，不稍后退，人人舍生忘死，前赴后继，以致在沟壕边尸体堆积了一层又一层，阻塞了后面冲锋的道路，后面的士兵不得不把这些尸体扔在沟壕里，刚好充当填壕的稻草，不到一个时辰，后壕已被填满，后继的太平军踏着同伴的尸体一波又一波的冲锋，首先突破了西北方向的后壕。　　　　陈玉成亲自带队，过濠肉搏争夺。曾国荃也是勇敢，见太平军过壕，他一面督促士兵增修新垒，自己赤搏上阵，手提战刀，驱使士兵死命抵抗。双方在两濠之间肉搏战，一时，血肉横飞，呼喊、厮杀声惊天动地，战斗异常惨烈。湘军一面抗拒，一面增筑新垒，旧垒失，又转据新垒死抗不退。　　　　太平军苦战一日一夜，一连冲锋十多次，伤亡上万人，终是无法突破曾国荃的防线。七月十九日到二十六日，太平军又轮翻派队夜击曾国荃后壕各营，进抵菱湖北岸，陆续筑垒十余座，与安庆东门水路相通，同时以小船运米入城，但被湘军水军炮船劫持。　　　　时城内粮尽已久，守军尽皆饿倒，弹药亦尽，战斗力极差。曾国荃采用太平军最惯用的“穴地攻城”法，派军在城下偷挖地道埋地雷。八月初一日，地雷轰炸，城墙倒塌，湘军乘机攻入城内，安庆失陷，城内守军两万余人与全城百姓万余人全部被杀。吴定彩、叶芸来带兵死守城墙缺口，英勇战死。　　　　安庆既失，救援再无意义，陈玉成、杨辅清与其它各路太平军退出集贤关，经石牌、宿松退守庐州。　　第二十二章 风云变荡　　　　1、辛酉政变　　　　咸丰十一年，风雨飘摇的大清朝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历史上称为“辛酉政变”。　　　　就在前一年，英法联军从大沽口登陆，蒙古亲王的精锐骑兵在战争中大败亏输，咸丰皇帝逃奔热河，派他六弟恭亲王奕为钦差大臣，留守北京，主持和议。　　　　随后在英法联军的强大压力下，清政府与英法两国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　　　　和议方罢，本来以为可以喘一口气的咸丰皇帝却又一病不起，一命归天。这位苦命天子，自登基起无日不生活在农民、会党起义的阴影里，简直没有过一天太平的日子，现在又逃难在外，客死他乡，撇下一座诺大的江山与六岁的儿子载淳。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病逝，终年三十岁。年方六岁的儿子载淳继承皇位。载淳继位后，尊先帝皇后钮祜禄氏为慈安太后，尊自己的生母懿贵妃为慈禧太后。并根据咸丰帝的口授遗诏，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瑞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额驸景泰、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弼幼主，掌管朝政。　　　　在八大“赞襄政务王大臣”中肃顺虽非地位最高，但精明干练，魄力宏大，敢于重用汉人，实为八大臣的核心。　　　　肃顺虽然能力不错，具有远见，但也有一个致命缺点，那就是为人骄横跋扈，独断专行，他凭借皇帝的宠幸，办事雷厉风行，丝毫不留情面，因此得罪了不少不少满清贵族与朝内重臣。就连皇帝亲弟恭王也不放在眼里。　　　　载淳的生母慈禧西太后，是个权力欲极强的女人。两人在咸丰帝“北狩”又结下了成见。他们一个心机深重，一个权倾朝野，一个凭借是小皇帝的生母，一个自恃是小皇帝的辅臣，都想抓住这个机会，谋取大清国的最高统治权。于是，一场以慈禧为代表的后妃与以肃顺为代表的权力之争，已经不可避免。　　　　咸丰死后，慈禧先让人建议，因为皇帝年幼，无法处理朝政，所以要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这当然遭到辅政八大臣的坚决抵制，当时的热河行宫又全是辅政八大臣的势力，慈禧费尽心思也未能得逞，只好寻求外援。这个理想的人选就是恭亲王奕。正好慈安太后对肃顺等人的所做所为也是极不赞成，慈禧于是串通慈安，用两宫太后的名义联络恭亲王奕。正在失势的奕自然一拍即合。　　　　奕是咸丰的亲弟弟，为人机智、练达，很有才干。　　　　当年道光皇帝在位时，要选择皇太子，两者比较之下，后来成为皇帝的咸丰显得平庸无能，加之身体一直不好，且有足疾，道光有心选择奕来担任接班人。结果在一次狩猎中，咸丰听从了师傅杜受田的建议，空手而归。当道光奇怪的问起时，咸丰以杜受田的教导来回答：“时方春和鸟兽孕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且不想以弓马一技之长与诸兄弟争高低。”道光一听大悦，认为四阿哥老成持重，心怀仁慈，可为守成之君，方才改变注意，让咸丰做了皇帝。咸丰继位后，这样的一个强势对手在旁边怎能无所猜忌。因此，咸丰在政治上疏远奕，重用肃顺等人。奕虽贵为亲王，但却没有什么实权，处处受到肃顺等人的排挤。咸丰逃亡热河，命令奕留在北京与英法联军议和，一同留下的还有军机大臣文祥，文祥因为与奕关系较好，也受到肃顺等人的排挤，不准他随同前往热河。后来的八个辅政大臣中，有四个是军机大臣，只有文祥除外，八人中，也没有奕的名字。所以，奕和文祥对肃顺等人恨之入骨，不除不快。　　　　正是基于这些，在接到两宫太后的求援信号后，奕和文祥决定要帮助两宫太后除掉辅政八大臣。　　　　先是奕以奔丧为名赶到热河，在拜谒了咸丰梓宫后，奕寻机晋见两宫太后，双方密谋于密室，决定在北京发动政变。第三日，奕马不停蹄回京，联络了兵部侍郎胜保，作为后援。胜保原为蒙古都统、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因英法联军侵华而受命回师抵抗，时驻扎在京、津一带，掌握兵权。　　其实，政变在护送咸丰梓宫进京的路上就开始了。在从承德回北京时，慈禧以皇帝年幼，不能全程护送先帝梓宫为由，随灵柩走了一天，就决定和载垣、端华等七大臣由小路提前回北京，让肃顺护送咸丰的梓宫走大路。　　　　这是肃顺等人掉以轻心，不懂先下手为强的道理，其实以肃顺的刚愎自用，根本不是慈禧的对手。　　　　慈禧一到北京，马上接见了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文祥等。　　　　第二天一早，奕手捧盖有玉玺和先帝两枚印章的圣旨，宣布解除了肃顺等人的职务，当场逮捕了载垣、端华；又命令将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撤职查办，严加看管。并派醇郡王奕譞在京郊密云逮捕了护送梓宫回京的肃顺。　　　　不久，慈禧发布上谕，否认咸丰遗诏，下令将肃顺斩首；让载垣、端华自尽；另外五大臣则被革职或充军。接着宣布废除八大臣原拟的祺祥年号，改明年（1862年）为同治元年，东、西二太后垂帘听政。加封恭亲王奕为议政王大臣，军机大臣领班。奕譞、文祥、胜保等人也得以加官晋爵。　　　　这一年是农历辛酉年，故又称“辛酉政变”。而发生此事的地点又在北京，故又称“北京政变”。　　　　朝局的变动，最关注的当然是那些大清朝的重臣。曾国藩、胡林翼等也不例外。　　　　在此之前，咸丰皇帝逃难热河时，曾下诏让湘军鲍超部带兵北上“勤王”。鲍超部为湘军主力，起救援机动作用，时曾国藩与陈玉成争夺安徽，兵力处处捉襟制掣，祁门之战如无鲍超部快速赶到，曾国藩早已身首异处，所以曾、胡不舍鲍超北上。两人密商后，认定北上“勤王”于事无补、劳而无功，因为皇帝已经“北狩”，早无战心，剩下的只是和议一途。同样，英法联军驻兵北京郊外，不是为了土地而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而这只需一纸“和议”就可成功，非一部湘军可解决。带兵北上只能分散兵力，给太平军以可乘之机。但不带兵“勤王”毕竟罪名太大，不是一个臣子可以担当的。曾、胡当即想了一个两全之计，由曾国藩、胡林翼联衔上疏，认为“勤王”事大，非鲍超一部可以承担，请朝廷从曾、胡两人中选择一人亲自带兵北上扫夷勤王、以“雪敷天之愤”。 曾、胡的算盘是，在公文一来一往间，京师的局势已经大起变化，一旦和议一开，便不需北上。果然奏章一到热河，咸丰批复“和议已开，毋须北上”。这样的结果两全其美，既不因兵力分散损兵失地，又可免不带兵勤王的罪名。不过，曾国藩一直心中惶恐，毕竟这是在肃顺主政时期做的事情，其中难免有肃顺的翰旋。现在幼主继位，两宫“垂帘听政”，东南战局未定，前程祸福难卜。　　　　何况，曾国藩本人和湘军可说与肃顺渊源甚深。　　　　据说，曾国藩在京城任侍郎时，一日咸丰皇帝命人传曾国藩入宫，却将他撂在紫禁城（一说圆明园）中某阁内一天也未召见。晚间，曾国藩满腹疑惑地归家，发现肃顺早已在他家中等他。问及召见情况，曾国藩如实回答，肃顺听后，道：“此阁中乃刻有大清历代皇帝之诗作，万岁必定要第二天还要召见你，问你诗作之事。”曾国藩才如梦初醒，肃顺立即从身上拿出花重金请人从该阁中抄出的全部御制诗交给曾国藩，果然不出所料，由于有肃顺的暗中帮助，曾国藩也对答如流，得到了咸丰皇帝的好感。此事虽只见于野史，曾国藩得到重用是跟肃顺的竭力推荐是分不开的。肃顺一贯主张重用汗人，对曾国藩的才华更是非常欣赏，在曾国藩办团练后，肃顺屡次向咸丰进言，希望给予重用，无奈朝中反对势力太大，咸丰对汉人也不放心，致使曾国藩陷于尴尬的境地，咸丰九年前，其部下已有不少将领官封巡抚、提督，曾国藩本人还只是一个侍郎之身。直到咸丰十年，太平军大破江南大营，两江总督何桂清被革职，咸丰皇帝以东南大局不可收拾，才任命曾国藩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不久，委实授两江总督，并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这里面，委实有肃顺一力推荐的功劳。　　　　当然，肃顺也是想拉拢曾国藩，所以当“曾国藩授两江总督，并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的上谕还未下发时，肃顺早已派人快马加鞭把消息送达，此举的目的，当然是希望曾国藩承情，从而成为自己一派。不过，曾国藩此人极为聪明，他熟读史书，精通谋略，做事情一向谨慎，他深知肃顺只是历史上的权臣，仗着皇上的宠幸得罪不少满蒙亲贵，一旦皇帝归天，恭王以及在他身后的满蒙亲贵，在朝廷中势力很大，与他们相比，肃顺势孤力单，必然身败。所以他没有不给肃顺写感谢信，真的上谕来了，也只是按规矩办事，给皇帝上谢恩折，没有与肃顺私下联系。幸好，也就是这一点明智，使曾国藩置身事外，且更为两宫太后所倚重。　　　　肃顺与左宗棠也有间接的关系。　　　　左宗棠出任湖南幕府，恃才傲物，连许多带兵大将也不放在眼中。由此得罪了永州总兵樊燮和湖广总督官文，官文、樊燮同湖南布政使文格联合弹劾左宗棠为“劣幕”，咸丰皇帝令官文“一经查实，就地正法”。肃顺早听说左宗棠有大才，闻之此事，便联合曾国藩、胡林翼等官员上书力保左宗棠，并邀请深受皇帝信任的吴地才子潘祖荫写下了“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此后又在咸丰帝面前力荐左宗棠，给予重用。此后左宗棠也官运享通，历任兵部主事兼四品军务帮办，太常寺少卿兼提督江西学政，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等职。不仅为击败太平天国保下了一名干将，还为帝国抗击沙俄而将新疆列为帝国行省，抗击法国三战三捷提拔一名不可多得的统帅。　　2、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